2009年4月7日星期二

艾略特‧史伯岭:中国对西藏问题固执到底,拒绝变通





艾略特‧史伯岭是印第安纳大学中亚研究系西藏研究计划的主任,也是《西藏-中国冲突:历史与争论》(The Tibet-China Conflict: History and Polemics)的作者。我曾经在我的博客上贴过他的文章,可以毫不掩饰地说,这篇关于那个荒谬的“农奴解放日”的文章,非常精彩!还要补充的是,史伯岭先生通晓藏语、藏文和汉语、汉文,他是真正的学贯藏、中、西。另,再次感谢悬钩子的翻译。

China Digs in Its Heels in Tibet
by Elliot Sperling

艾略特‧史伯岭:中国对西藏问题固执到底,拒绝变通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Print Edition, April 2009
原文发表于《远东经济评论》2009年4月号印刷版

译者:台湾悬钩子

今年一月,中国有一个动作,除了西藏观察圈外,几乎没有人注意,为了显示了它已经在对付达赖喇嘛与西藏流亡政府问题上取得优势,北京宣布成立一个官方的节日来纪念“西藏农奴解放”、与1959年中国军队在拉萨镇压藏人起义的事件,如此一来,也否定了中共过去曾作出的承诺:要把那年的事件束诸于已经遗忘的历史中。

一样重要的,中国也升高了拥有西藏历史记忆的要求。藏人认为三月十日,即1959年藏人群起在拉萨爆发抗议的那一天,就是国家日。当年博弥(藏人)的起义开始于图博(西藏)东部,逐渐向西扩散,而人民解放军开始扫荡武器不良、人数完全不成比例的藏人。当反抗波及拉萨,而受到镇压时,达赖喇嘛与大约十万名藏人逃到印度去。西藏传统政府被解散,中国开始歼灭反抗的藏人,并且在西藏全国各地实施全盘的中国统治。

今年,中国当局被迫采取激烈的作法,试图阻止任何纪念当年那个失败的反抗的暗示。在此同时,北京推出了一个新的节日,强逼庆祝它当对同一场起义事件的镇压:三月二十八日,也是达赖喇嘛的政府在1959年被命令必须解散的同一天,从今以后,即将变成“农奴解放纪念日”。这整件事情没有什么委婉细致之处——中国已经决心要宰制西藏的历史观,不管是靠强迫,或者靠武力,都得达成。

在一个层面上,这个新节日象征着1959年、与藏人的反抗又重新回到记忆之中。达赖喇嘛与中国政府在1970年代末期开始接触的时候,1959年的反抗受到的军事镇压,与其后导致的大量死亡与监禁,没有人忘记。1959年后,西藏境内发生的破坏,都由达赖喇嘛的使者团(在中国政府的邀请下)在1979年拍摄了照片与影片,也传遍整个流亡小区。然而中国的版本里,1959年一直都是代表西藏上层农奴主、武装反动集团的叛乱,最后靠着广大藏人的支持与协助,而受到了平定。

所以当1981年,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对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说:“不要再为过去的历史事件争吵,包括1959年的事件。让我们不管它,忘掉它”,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接下来在中国与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接触时,中国都是以不再回顾过往为大前提的。

但这种情形并不存在于西藏流亡社会,对于境内藏人来说,事情也非如此。起义的日子,即3月10日,一直都意味着危险,因为西藏内部的藏人并不认同中国政府对于当年“叛乱”的诠释。在最近的几十年里,每一年的3月10日都会发生意义毫不含糊的行动:这一天就是国家骄傲的一天。在某些年份里,就如同2008年所发生的事情一样,3月10日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事件,人们展示自己制作、被当局严禁的独立旗帜。

将1959年3月28日指定为“农奴解放日”,无疑是把1959年再度放回中国的台面上。中国决定要在现在这么做,显然打算警告那些可能要在3月10日上街头抗议的藏人,却也更重要地送出了另外一个讯息,亦即两方的协商过程,即使不在形式上,也在实质内涵上,已经死亡了。鉴于此,这个节日作为了解中国立场的指标,比起他们现在正在宣传里恶毒攻击达赖喇嘛,还要重要。

这个决定,还与其他动作紧密交织。上一轮,去年十月举行的藏中协商,结局几乎是灾难性的。而藏人的代表努力地对会议内容结果三缄其口,打算等到十一月达兰萨拉的各方代表聚会时才公布;但他们的中国对手让他们不会忘记他们的失败:统战部的谈判官员召开了记者会,说会谈结果一无所成,全然拒绝了藏方所提出来的要求,还说达赖喇嘛最好认清自己的错误。

双方的接触过程,如此又再回到三十年前刚开始时的原地。中国认为西藏问题已经解决了,除了达赖喇嘛万一回归的个人地位问题外,其他一切没有。中国已经成功地举办了奥运,而且未来又会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扮演重大角色,没必要再装出温顺的样子了。

又因为达赖喇嘛很久以前就同意了中国的要求,亦即他接受西藏乃中国的一部份,并且于公开与私底下都对世界领袖这样重复表达(也是在中国的要求下),中国吞并西藏以来,在各国心目中名不正言不顺的质疑感,也已经大致被他消除了。失掉了这张王牌,达赖喇嘛只能给流亡小区一些安慰的话语罢了。

达赖喇嘛所提倡的对话过程,结果变成从一开始就是单向的一厢情愿了。他曾经含糊地说起一个更好的未来,告诉人民西藏问题永远不会消失。而他也认为“中国的所有人民”都支持西藏的主张,忽略了中国民间对于西藏根本毫无同情(也对藏人毫无同情理解),而且是从去年春天抗议以来即普遍如此。这些都让中国大大得益。现在北京只是在挨日子,等着七十三岁的达赖喇嘛从世上消失为止。

而在“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变成月历上的国家节日之时,一些观察是有必要提出来的。西藏的传统社会无疑是阶级分明的,而且也是落后的,充斥了贵族的土地产业,还有依附于土地的农民。毫无疑问的也是,不管是在流亡或境内的藏人,都不想再恢复原来的社会。许多藏人会很乐意承认旧的社会结构的确是十分不平等。但它也绝对不是中国文宣里描绘的,那种卡通化、残酷的“人间地狱”。

在理论上,所有的西藏人都是依附于土地的,即使是贵族也是如此。中国又再一度推出来大讲特讲,所谓1959年前令人震惊的旧西藏,是在1970年代的展览、以及《农奴愤》一书出版后就已经通俗化了,尤其是《农奴愤》的描写极尽夸张之能事,几乎到了好笑的程度。事实上,差役赋税义务的范围多所不同。在底层的一些农民所负担的差役赋税义务也许是沉重的,西藏的系统却允许农民能够拥有土地,甚至他们可以让其他人来为自己工作。在一些案例中,有赋税义务的人可以离开贵族的土地,到别处去,只要给领主缴交年租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寺院的生活也让相当重要比例的人口不必受到正常贵族土地差役的束缚。

在这个层级分明的社会中,达赖喇嘛本人也有依附于他的产业的农民以及更高阶的人。中国的宣传里面常常在讲的是达赖喇嘛所图谋的,就是打算回到西藏恢复农奴制,其假设是达赖喇嘛将自己会变成一个大农奴主。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在西藏境内或在流亡的藏人们,都没有想到要重建一个五十年前消失的社会系统,也是达赖喇嘛本人称之为落后的制度。在二十一世纪的现在,没有人会从恢复旧制得益,因此也没有这样的动力。达赖喇嘛过去五十载以来,没有依附为他耕作田产的人,照样过得很好。而他也一直重复地说了,即使西藏问题解决之后,他也没有想要统治西藏的愿望。

所以说他想要恢复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完全是不实指控,意图转移焦点而已;我们也应该注意,威胁他会回到西藏恢复大权,不是中国应该拿来威胁藏人的武器。许多藏人,更可能是大部份的藏人,如果不是大大地欢迎的话,都会接受他回来重新掌权——至少一开始会如此。然而不论如何,中国根本没有意愿,甚至是接受他回到西藏的可能性。中国政府不只一次强调,他将会被安排一个仪典性质的职位,并且长住在北京。但即使是那个可能性,现在都已经消失了,中国在等他去世,认为他的圆寂就是西藏问题的终极解决之道。

在这些讨论中遗失的,是对西藏人口环境的了解(一个少数的人口生活在相对广大的地区),而这种状况中和了剥削与利用的程度。这个情形,对比中国的二十世纪早期,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当时的中国因为人太多而土地有限,使地主可以对贫民进行相当严重的剥削。中国将西藏社会归类为封建,忽略了这个社会关系落后的社会,因为缺少别的地方都面临的人口压力,所以没有顺理成章崩溃,反而是继续平稳地运作至二十世纪中期。不平等?没错。有时候很严厉?没错。但对绝大多数的藏人来说是“人间地狱”?不对。传统的西藏社会不是没有残酷的地方(一些政治受害者所遭受的惩罚真的相当残忍),但若以比较的观点来看,西藏社会的残酷比起当时的中国社会,根本是小巫见大巫。而且,进入现代后,大量的人口从西藏出逃,只有在西藏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吞之后。

如果把西藏跟其他传统社会与农地拥有制度相比,那么西藏的制度看起来也并不是孤立的例子——并且绝对不是像中国的论述与宣传里面所描写的那么可怕。例如印度独立前的柴明达尔(zamindar)制(此制在独立后的巴基斯坦许多地方依然存在)也类似于西藏,人们事实上依附于贵族的农地。然而在某一个意义上,相比而言,西藏的制度还更加人道,因为西藏至少存在着允许流动的机制。事实上,谈到农奴问题,一度倍受赞扬的人民公社制度,其成员所过的事事受管制的生活,很难说不是跟所谓的农奴制相仿--除了,许多农奴还至少拥有自己的土地,还有权利保留土地上所生产的作物。说到最后,中国只是试图创造出一个过度简单、坏人与受害者的扁平卡通而已。

很能显露中国真正意图的也是,中国常常利用英国帝国时期,对西藏的纪录文献之中的照片与轶事,来说明其“人间地狱”的主题。然而历史学家也可以利用同样的材料,描绘一个十分野蛮的传统中国,实在是非常讽刺;而这样的记录也真的可以在当时西方帝国主义的文献里面找到。更讽刺的是,对于今日的藏人而言,大概历史记忆里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其残酷与野蛮可以跟1950年代“民主改革”开始后,并且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的那些年月相比了。

1979年,当达赖喇嘛派出一个代表团回到西藏参观,拉萨的党员干部真的相信了自己的宣传,还对该城的居民晓以大义,希望他们不要对来访的封建政权代表发泄愤怒。然而真正发生的事情,都被达赖喇嘛的代表团拍摄在影片上了,今天看起来仍然相当惊人:拉萨市中心,成千上万的藏人包围了达兰萨拉来的使者,含泪诉说他们过去二十年悲惨的生活。那个画面让中国领导人相当震惊,而且对某些人来说,也起码地说明了自从“封建农奴制”被“解放”以后,西藏的社会沉沦到怎样的深渊。1959年前的西藏确定有虐待事例。但不管多么可怕,传统的西藏社会都没有产生过中国接管后所发生的大量死亡事例,无论是由于藏人因武装反抗而被杀死,还是在监牢里被虐待而死,以及“民主改革”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死亡。

对大多数藏人来说,在这么多年以后,还会相信政府强行喂食的历史描述,是不太可能的事:这种笨拙的宣传,更有可能让许多人认为过去的一切比真实情况更加美好。而这种宣传也不太可能赢得大量的外国听众,除了那些本来就相信中国宣传的人,或者那些乐意相信的人以外。最有可能的,这种动作只会加强中国在西藏的文明教化任务感而已。然而这种文明教化任务,过去欧洲列强鼓吹的时候,就饱含殖民思维与傲慢自大,到今天仍然一样明显。而就是这种自大傲慢的态度,更有可能让西藏内部的族群摩擦升高,并且——情有可原地——让藏人把出现在他们土地上的中国人,看成是一种统治他国的殖民主义。

* * *

附:柴明达尔制(Zamindar system)【中国:百度百科】

印度政府通过中间人柴明达尔向农民征收田赋的一种土地制度。莫卧儿王朝、英国殖民者曾在孟加拉国、贝拿勒斯等地区实行过这种制度。20世纪50年代末,被印度政府废除。柴明达尔(Zamindar)一词原是波斯文的复合字,Zamin指土地,dar指持有者,合起来意为土地持有者。

14世纪印度史籍里开始使用柴明达尔这个词时,主要指边远地区的土著部落酋长或印度教王公;从莫卧儿时期的阿克巴开始,越来越多地指国家的田赋征收人;17世纪主要指田赋征收人。他们分布全国各地,作为政府和农民之间的中间人向村社或农民征收田赋。从总体上讲,柴明达尔对其领地没有所有权只有一定数量的占有权和使用权。政府为了使柴明达尔交足田赋,允许他们在领地内享有行政、司法和军事权力。他们为国家征税,国家付给一定的报酬。这种与土地有关的权利可以继承、转让和出卖。1786年英国殖民当局为了稳定田赋收入,决定在孟加拉国、比哈尔和奥里萨实行以确定土地所有者及其应交田赋数额为主要内容的永久性土地整理。1793年3月22日,印度总督C.康沃利斯发表文告,宣布在孟加拉国、奥里萨、比哈尔实行固定柴明达尔制。承认柴明达尔为世袭的土地占有者,规定柴明达尔缴纳的田赋数额固定不变。

1795年,固定柴明达尔制扩大到贝拿勒。1802~1805年,进一步扩大到马德拉斯省的北部(今安得拉邦北部)。当时没有实行永久性土地整理的其它柴明达尔制地区,后来实行定期(25~30年)修订田赋额的临时性柴明达尔制。

柴明达尔地主是腐朽的、寄生的封建统治阶级。1947年8月,印度国民大会党接管全国政权后,决定废除柴明达尔制度。到20世纪50年代末,基本上废除柴明达尔制度。


【图说:1959年3月10日,藏人在拉萨抗议被中共占领。】


【图说:文化大革命时,全藏最神圣的寺院——大昭寺被砸。】


【图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在西藏大开杀戒。】


【图说:2008年3月10日之后,藏人的抗议在全藏地爆发。】


【图说:2008年3月,藏人大学生游行静坐,要求与抗议藏人“休戚与共”。】


【图说:藏人以卡通的形式调侃所谓的“农奴解放日”】

9 条评论:

  1. 我们有这么做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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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980000/newsid_7985400/7985440.stm

    李大同

    西藏问题有解吗?

    时隔50年后,西藏人民又多了一个"节日"--百万农奴解放日。与此同时,关于西藏今昔的大规模宣传甚嚣尘上,这标示经过北京奥运期间的短暂妥协后,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的"谈判"到此为止了。

    在"两会"结束时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说,"如果大家查一查1987年在美国达赖喇嘛发表的'西藏五点和平计划 '和在1988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发表的'七点补充建议',那里都明确讲到,需要中国军队和军事设施撤离西藏,要立即制止汉人,他所说的中国人迁入藏区,已经进入的要撤离。白纸黑字,达赖喇嘛要纠正是可以的,但是要赖是赖不掉的。"

    问题在于,西方国家与国内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这早已不是达赖喇嘛现在的立场。达赖喇嘛现在的立场,最近几年里由他本人及他的主要发言人已经表达得很清楚,那就是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承认外交和国防属于中央政府权限(这当然就包括了在西藏驻军),愿意在中国宪法范围内实现西藏自治。从西方国家的角度看,这明显已经具备了谈判的共同基础,为什么就谈不下去了呢?

    公开出来的所谓"分歧",其实毫无实质意义,譬如达赖喇嘛要不要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似乎"古"一点就增加了合法性。

    有多古呢?据说是在元代,可是蒙元是不是中国的一个朝代历史学家们还没掰扯清楚呢,蒙元统治的地界比那时中国和西藏加起来还要大得多吧。

    晚清以来中国丧失的领土至少有150万平方公里;蒙古"自古以来"属于中国也毫无疑义,现在能要回来吗?藏区到底应该有多大也不是个要害问题,因为再大也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是可以谈的。

    自设陷阱

    问题在于"自治权"上。

    中国在宪法中规定实行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建立了五个自治区和33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还有上千个"民族乡"。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过,是中共建政后的一个"创造"。不过这个创造还是跟苏联学的。发源于近代欧洲的"民族自决"理论,被列宁主义发扬到了极致:即任何一个群体,只要拥有相互认同的共同的文化特征而自认为是一个民族,它就有权利在其长期居住的一块领地上实行自治,同时,还有权利决定是否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苏联宪法确实规定了加盟共和国随时有"退出"苏联的权利。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激进和国家制度安排,与多民族大国的政治统一格格不入,结果只能是说一套做一套。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从来就没有"自治"过,更别提"退出"了。

    不幸的是中共领袖根本无暇考虑民族问题,只能跟在苏联后面亦步亦趋。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宣言中称:"我们只有承认民族的独立权和民族的分离权,也就是承认中国境内所有的民族都能够从中国分离出去,都能够独立并自成一国,那么我们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1931年11月7日,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第十四条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的地域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

    中共建政后,向苏联学习,"识别"甚至制造少数民族,中华民国时代汉满蒙回藏五族被扩大为56个少数民族,这项工作直到 1986年才算完成。少数民族自治区的设置同样是向苏联学习,只不过大一统的历史传统没有让"区"变成"国"罢了。这种突出、强化民族差异的做法,可说是今天所有民族问题的根源。如今没有一个自治区的党委书记是由这个民族的人来担任,也就是说,所谓自治,是汉族党委书记的领导、监督下的"自治"。既然如此不放心,何苦当初给自己挖这么个大陷阱?

    "少数民族自治"有两个核心问题,一是这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如果承认民族自决,就逻辑上包含了"民族独立";二是政治体制,民族自决的路径,只能服从于这个民族多数的意志,也就是说,"自治"只能建立在民主体制上,以该民族公民投票来决定这个民族的领导人和政策。很明显,前者与中共继承的大一统帝国观念不相容;后者与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不相容。

    正因为如此,无论达赖喇嘛如何声明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声明不寻求独立,声明愿意在中国宪法范围内实现藏民自治,中国政府还是不能答应,王顾左右而言他。在目前的国家制度和政治体制下,西藏问题基本无解。

    也许,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根本就是错的,至少已经被证明是没有出路的。值得认真研究的是美国的做法。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或许没有哪个国家的居民的种族、文化背景比美国更复杂。然而美国却实实在在成为了民族的大熔炉。美国没有一个黑人自治州、自治市,黑人已经当了总统。中国实行少数民族自治制度已经半个多世纪,然而现在有谁认为,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或者回族,已经可以担任中共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呢?

    注:本文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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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尊者在达兰萨拉开启第十八届心灵与生命研讨会议(图)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4月07日 转载)

    尊者在达兰萨拉开启第十八届心灵与生命研讨会议
    『国际西藏邮报2009年4月06日达兰萨拉报导』今日上午,科学家、宗教家,以及学者们齐聚于达赖喇嘛尊者的私人接待室,进行为期5天以”第十八届心灵与生命:专心、记忆与心灵—同理心、神经科学与思惟角度”为讨论主题,第一天的“亲密对话”。这是尊者和心灵与生命协会于1987年共同创立的,本次为一系列研讨会中的第十八届。

    自1987年以来,这些国际科学家们的对话,为现代科学与古老传统宗教之间,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11次的心灵与生命的对话,是在达兰萨拉举行,7次在欧洲和美国等国家举办。与会者跨文化的进行深入讨论,首先进行60-90分钟科学家的简报,随即进行 90分钟的对话。下午,科学家和佛教学者进行30-45分钟的简报,随后即进行两个小时的对话。

    此会议的目标是,推动知识的增进,培养科学与宗教领域领袖之间的沟通,以缓和磨擦。也致力于促进建立具有思惟性、富有同情心,与对于心灵的宗教体验与科学实验,以引导医学、神经科学、心理学,教育和人类的发展。

    尊者在今日上午向记者表示,坚信这些正在进行的讨论,将改变国际社会的心灵层面。 “我认为我们将为平常不太关注内心世界的人们,带来一些启发。”尊者说,“简单地说,我们是有心灵、有意识、有体悟、有情感,活生生的人。我们不能限制这些东西,而我们要幸福快乐-内心的幸福与快乐。“尊者的发言,似乎为这个结果带来了光明,即对话的成果,不应局限于与会者-他们应该把认知与理解带给任何人,每个愿意聆听的人们。

    “我认为,过去20年中,我们的小团体,超越了认真的讨论,至少我认为我们作出了一些贡献...我们的生活起起伏伏-我想的主要因素,是我们制约了我们的生活,造成情绪的起起伏伏。因此,在逻辑上非常重要的是,去了解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为幸福的每一件事;因此,这不仅是一个宗教问题,而是一种让世界更好、让世界更为幸福快乐的方法。”

    未来5天的议题,包括多重的任务:实修止观,佛教对于认知科学的贡献,视觉感知与认知控制的心理过程,儿童与青少年注意力与认知控制的心理过程,以心灵层面的训练提高注意力和记忆的效能,关注情绪的连结-奢摩他计划-在佛教与科技教育与应用上具体化和相互体证。

    第十八届心灵与生命研讨会议与会者分别如下:

    *丹增嘉措,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
    *戴维迈耶博士,美国密西根大学心理学教授
    *亚蓝华勒士博士,圣塔巴巴拉心灵研究协会主席
    *安妮特雷斯曼博士,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
    *鲁珀特葛欣博士,英国布里斯托大学佛学中心主任
    *亚迪勒戴蒙博士,加拿大温哥华BC省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发展认知神经科学教授

    *亚米许杰哈博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助理教授
    *克利福沙朗博士,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脑与心灵中心助理研究员
    *伊莉萨白菲尔普斯博士,纽约大学 心理学教授,
    *肖恩加拉格尔博士,佛罗里达州中央大学哲学与认知科学教授

    口译者:
    *格西图登金巴博士,蒙特利尔藏学学院院长
    *亚蓝华勒士博士,圣塔巴巴拉心灵研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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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非常感谢翻译这些很珍贵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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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有时,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无关乎道德和正义。一如CIA50年代年暗里支持藏独、70年代却干净利落的抛弃藏独。现在也一样,在这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这些老外难道还天真的相信多数中国人不了解真相?但是,了解同情藏人是一回事、反对藏独又是一回事,利益使然。奉劝达赖喇嘛别把那些民运人士的话当真,他们将来一旦掌权,反独一样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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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楼上,有很多事情你就是不知道真相。比方说,你只知道50年代藏人暴动,但是你肯定不知道为什么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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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问题是,这种民族(主义)认同的范畴有多大?我们到底该不该依赖所谓的“历史”去定义民族:因为历史也是人写的。我做个假设:独立到最后,随着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意识的无限制延伸,到时候每个小群体都有“权力”创造“民族历史”,然后要求独立。到时候西藏内部也会多出来无数的新”民族“。现代社会的基础是社会约定,而所有民族矛盾也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约定双方的辩证关系下:没有了中国,照样会有类似的矛盾的。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历史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经济/政治体制的问题。我认识Sperling博士,我也会和他探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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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英国藏人做 smurf emancipation video!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WOgaGNcdDc&eurl=http%3A%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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