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3日星期二

唯色:“你看不见这个火……”——记三个月里的4位自焚藏人

2017年3-5月自焚抗议的四位藏人:白玛坚参、旺久次旦、恰多嘉、嘉央洛赛。因旺久次旦和恰多嘉没有照片传出,以日本艺术家Tomoyo Ihaya(井早智代)为他们的绘画替代。

“你看不见这个火……”——记三个月里的4位自焚藏人


/唯色

从似乎非常遥远的藏地,又传来一位藏人自焚牺牲的消息。这是目前所知的,发生在今年三个月里的,以这样决绝的方式表达抗议的第4位藏人。他的生前照片与消息同时出现:是一位穿绛红袈裟的年轻僧人,面容纯净而美好,手持笔记本电脑并写着什么。

推特上,美国艺术家Ian Boyden用中文写道:“几年前,我正在研究森林火灾。火灭绝以后,很久以后,树根部还在烧在地下。你看不见这个火。这些地下火是最危险的。烧,烧,烧。突然喷火,一棵树就烧燃。我觉得图伯特的根源是这样烧燃的。树林,那可以说有人林。恸。恸林。牺牲林。”

是的,“你看不见这个火”。这在地下烧着的火。表面上,人们都看不见,都以为火灭了。但火还在燃烧着。图伯特的暗火一直燃烧着,并没有熄灭,只是世人装作看不见。我曾在去年岁末的文章《记2016年自焚抗议的4位藏人》中写过:“……这是我们作为人类必须铭记的。”我也在今年三月的一首诗中写过:“火焰若明若暗,这是我受限的视角所致。/若在近处,无法靠近,那景象会令人心碎。”“我低头记录着忽起忽灭的火焰。/一朵,一朵,一百五十二朵还不止!”

容我继续记录吧。

4位自焚者,都是图伯特境内的藏人,包括1位僧人、1位中学生、两位农牧民。都是男性。年龄最大的30岁,最小的16岁。已知两人牺牲,两人生死不明。

也因此,从2009227日至2017519日,在境内藏地有149位藏人自焚,在境外有6位流亡藏人自焚,共155位藏人自焚,包括26位女性。其中,我们所知道的,已有132人牺牲,包括境内藏地128人,境外4人。

时间上,31起,41起,5月两起。

地域上,发生在图伯特境内的康区和安多地区:康区娘绒(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1起,康区甘孜(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起,安多桑曲(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安多尖扎(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1起。

4位自焚藏人的名字是:白玛坚参(Pema Gyaltsen),24岁,农牧民,生死不明;旺久次旦(Wangchuk Tseten),30岁,农牧民,生死不明;恰多嘉(Chagdor kyab),16岁,中学生,牺牲;嘉央洛赛(Jamyang Losal),22岁,僧人,牺牲。

4位自焚藏人,有两人的生前照片传出,有一人的自焚现场照片及很短的视频传出。没有遗言、遗书传出。已知当地多位藏人遭拘捕。当局发出警告,凡通过微信等向境外发送自焚讯息、图片和视频,将至少处以十五年有期徒刑。

以下是依据媒体报道,所整理的4位自焚藏人的讯息:

1、白玛坚参(Pema Gyaltsen):

康区娘绒(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麻日乡下依村农牧民,24岁。

2017318日下午约四时,在甘孜县城的一个三岔路口,白玛坚参点火自焚,呼喊口号。随即被军警灭火,强行带走,清理并封锁现场。现场目睹者被驱赶。白玛坚参的亲友到甘孜县公安局要求交还却遭拘押一夜,并遭毒打,部分人被打成重伤。

白玛坚参又称白坚,是家里五个孩子中的长子,父亲名旺杰,母亲名玉拉。因家境贫穷,他未上过学,以务农放牧为生,性格温和,尊老爱幼,很有慈悲心,戒荤吃素已五年。他的大弟和大妹已成家,他尚未结婚,在家照顾父母和两个妹妹。

白玛坚参自焚后,当局封锁了甘孜县和新龙县的电话、网络等通讯数日,并实施其他严控严防措施。

目前,白玛坚参生死不明,没有他的更多消息传出。他是新龙县第2位自焚抗议者。

2、旺久次旦(Wangchuk Tseten):

康区娘绒(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银多乡阿色村农牧民,30岁。

2017415日早上七点多,在甘孜县城的大街上,旺久次旦点火自焚,呼喊口号。随即被军警灭火,强行带走,清理并封锁现场。因是早上发生的自焚,现场目睹者不多。

旺久次旦的家庭状况不明。

旺久次旦自焚后,当局立即增派军警,虽没有封锁网络,但实施严密监控,封杀有关自焚讯息。并限制当地藏人的行动自由。凡进入甘孜县城的藏人,必须出示村、乡、县批准的三份证明。

目前,旺久次旦生死不明(也有消息说他已牺牲)。他是新龙县第3位自焚抗议者。

3、恰多嘉(Chagdor kyab):

安多桑曲(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博拉乡中学生,16岁。

201752日,在夏河县博拉乡博拉寺,恰多嘉在朝佛转经之后点火自焚,呼喊“祈祷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西藏要自由”、“让尊者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倒下后仍喊着口号。随即被军警灭火,强行带走。恰多嘉于途中牺牲,遗体被军警火化,骨灰未交给家人。

之后,他的父亲索巴和母亲卓玛措及姐姐被警方传讯。隔日,他的父母被拘捕,至今未获释。家中的一辆汽车和一辆摩托车被没收。他的一位同学也遭拘捕。当地寺院被警告不准为恰多嘉举办超度祈福法会。

恰多嘉是夏河县第21位自焚抗议者。

4、嘉央洛赛(Jamyang Losal):

安多尖扎(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昴拉乡格典(音译)寺僧人,22岁。

2017519日凌晨5点左右,在尖扎县人民医院附近,嘉央洛赛点火自焚,当场牺牲。遗体被军警强行抬走。他的家人到县公安局索要遗体,却遭拒绝。据悉遗体已被当局火化,骨灰是否交与家人尚不知。

嘉央洛赛是尖扎县昴拉乡东加村人,出家格典寺这座小寺已多年。他曾因在微信朋友圈转发尊者达赖喇嘛法像,被警方拘押过十天。

嘉央洛赛自焚后,当局立即在当地部署大批军警实施严控严防,所以无法了解更多详情。

嘉央洛赛是尖扎县第2位自焚抗议者。

……

“我低头记录着忽起忽灭的火焰。
一朵,一朵,一百五十二朵还不止!
但万籁俱寂,‘蘸上墨水禁不住哭泣!’
却又似乎望见:灰烬中,重生的灵魂美丽无比。”(唯色《故乡的火焰》)


2017520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转载请注明。)

2017年5月22日星期一

唯色RFA博客:扎原:“我们两个学校的红卫兵师生,……一起去国子监班禅大师的住处抓他”

文革一开始,从中国各地进藏的红卫兵就源源不断。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等院校的汉人红卫兵。还有中央民族学院等院校的藏人红卫兵。他们在“破四旧”和两派武斗中起了很大作用。照片上,首都红卫兵与唱文革红歌出名的才旦卓玛合影。 (摄影:泽仁多吉)

唯色注: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之际,我的两本书《杀劫》和《西藏记忆》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杀劫》是文革在西藏的历史影像及其评述,我已经多有介绍。《西藏记忆》是文革在西藏的口述史,我从写作《杀劫》时接触的七十多位访谈者中,将二十三人的讲述辑成此书。他们当中,有二十位藏人、两位汉人、一位回族。他们当中,有拉萨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创建人,有当年的红卫兵、积极分子和造反派,有文革中被批斗的旧日西藏的贵族、喇嘛、医生,有文革中的记者、解放军军官等等。去年是文革五十周年,从去年8月起,我将《西藏记忆》中的相关重要访谈,在我设于自由亚洲网站的博客上发表。

扎原(本名):男,藏人,日喀则某局副局长,已经退休。2017年补充:已去世)

访谈时间:2001/9/21上午

我是中央政法干校二期学员。59年入校,64年毕业留校当老师。当时学校有两个少数民族班:西藏班和新疆班。藏族学生有260多人。其他班级都是从全国各公安机关来培训的干部。66年“五· 一六”通知(1966516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简称,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开端)发表以后,学校里有了红卫兵。这时我二十四岁。作为老师的我曾被学生贴过大字报,说我缺乏无产阶级感情,因为有一个学生的父亲病故了,她特别悲痛,老是哭,但我这个老师没有给予关怀,事实上是我担心她因此耽误学业所以批评过她。不过只是一张大字报,我也没什么事。

当时在北京的藏族学生主要集中在中央民族学院,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而且跟我们学校的联系比较多。8月份,在中央民院召开了揭批班禅大师的大会,我们学校也参加了。我们两个学校的红卫兵师生,有七八十个人,都是藏族,叫了几辆公共汽车,一起去国子监班禅大师的住处抓他。他就在屋子里,很镇定,没有什么张皇失措的样子。红卫兵们把班禅大师一家子都抓走了。其中还有他的弟媳白央,以前是我在日喀则念书时候的同学。我记得在公共汽车上,白央被勒令跪在车上,天气很热,她穿得也单薄,那车上铺的是木条,车一颠她的膝盖就很重地落在木条上,我看她很疼的样子,就悄悄地把自己的脚伸出去,让她的膝盖压在我的脚上免得疼,结果被中央民院的人发现了,后来告诉我们学校说有个老师同情剥削阶级。当然我否认了,也没什么事。

我们这辆公共汽车上有班禅大师的弟弟、弟媳和他的大胡子厨师。班禅大师在另一辆车上。一下车,我看见等在校园里的红卫兵们蜂拥而上,对班禅大师又推又搡,很快变成拳打脚踢。白央的头发也被剪得乱糟糟的。在批斗大会上,红卫兵们还用皮带抽打他,连皮带上的铁扣都打掉了。班禅大师也不吭声,因为天热,他满头是汗水,就这样整整批斗了一天,然后把他关在了一间屋子里。可能是中央了解到这个情况吧,第二天,突然有人把班禅大师转移到了我们学校。我们这里没有人批斗他,保护得好好的,我们吃什么给大师吃什么,我还去给他送过吃的。但是他吃得很少。接着又是第二天,大师和他的全家都不见了,这次不知道转移到哪里去了。

大概是八月底,我和还有两个老师带着五六十个学生去全国串联。我们去了重庆、武汉、上海、广州、延安等等,特别好玩。那时候到处都有红卫兵接待站,吃饭、睡觉、坐车都不要钱。这么串联了几个月,回了一趟学校,67年的春天就回到拉萨来串联了。人少了一点儿,四十多个。我们坐客车到了柳园,接着坐客车到了拉萨。拉萨乱哄哄的,内地来串联的红卫兵已经不少,不过我们相互之间没什么联系。我住在尺觉林寺院里,那时候早已经改成了公安学校,让学生们白天积肥送肥到农田,晚上回各自的家。他们都是拉萨人。

我还记得我们在柳园车站看见过这样的几幅标语,有一幅是用藏文写的,意思是“保皇有罪,罪该万死”;有一幅是用汉文写的,“看你张国华往哪儿跑”;还有一幅也是用汉文写的,“青松不老,造总不倒。”这些都是“造总”写的标语。最后那幅标语跟“造总”总司令陶长松的名字有关,在当时被翻译成藏语,至今还有不少人记得。


2017年5月21日星期日

唯色RFA博客:米玛:“居然看见仓库的一半全乱堆着佛像”

1966年8月24日,文化大革命在拉萨掀起“破四旧”风暴,全藏最重要的佛寺——大昭寺的庭院内,堆满被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砸烂的佛像。(摄影:泽仁多吉)

唯色注: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之际,我的两本书《杀劫》和《西藏记忆》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杀劫》是文革在西藏的历史影像及其评述,我已经多有介绍。《西藏记忆》是文革在西藏的口述史,我从写作《杀劫》时接触的七十多位访谈者中,将二十三人的讲述辑成此书。他们当中,有二十位藏人、两位汉人、一位回族。他们当中,有拉萨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创建人,有当年的红卫兵、积极分子和造反派,有文革中被批斗的旧日西藏的贵族、喇嘛、医生,有文革中的记者、解放军军官等等。去年是文革五十周年,从去年8月起,我将《西藏记忆》中的相关重要访谈,在我设于自由亚洲网站的博客上发表。

米玛(化名):男,藏人,文革爆发时,是中央民族学院学生,毕业后留校当老师,1970年代返回拉萨,如今在自治区某文化部门任职。(2017年补充:现已退休)。

访谈时间:2002/5/8

“文革”时我在北京,在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学习。因为我的成份不好,当时不让我参加红卫兵,我就和一些成份不好的同学成立了“红艺兵”文艺宣传队,自己做了“红艺兵”的袖章戴上。有三十多人。

我们也搞串联,是1968年回到拉萨的。我们进来时算是很晚了。记得我们刚到柳园的时候,中央就下令停止“大串联”,但我们已经到了柳园,还是想办法到了拉萨。当时正是武斗最厉害的时候,“造总”被“大联指”打败了,我们是属于“造总”的,就赶快回北京了。这是在“六·七大昭寺事件”之前。

当时拉萨有很多内地来的红卫兵,主要以北京为主,有中央民院的、清华大学的、北师大的、北京地质学院的、北京航空学院的,等等。基本上都是“红色造反团”,藏族居多,可以说,在北京学习的藏族学生基本上都打回来了。益希单增最早是“红色造反团”的一个头头,两派出现的时候他是“造总”,后来“造总”不行了,他反戈一击,又成了“大联指”。

拉萨本地的红卫兵主要是拉萨中学、师范学校的学生和居委会的年轻人。整个拉萨戴袖章的人很多,什么什么组织的造反派之类,到处都是。

文革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一是班禅大师被斗,二是被劫往内地的佛像。

班禅大师在北京挨斗的时候,“上头”(指上级部门)有规定是不能把他游街、不能给他戴“高帽”的。当时在北京体育馆批斗他时,我们都参加了。他还是穿着黄色绸缎的藏装,挺威武的样子,那些汉族都说,哟,藏族这么神气啊。他是单独批斗的。后来拉到中央民院,关在一排平房里面,可能有一个星期。他和他的家人一人呆一个房间,开着门,门前拉了一根绳子,不让人进去,但可以参观。参观班禅大师的人特别多。这么大的活佛,平时谁也没有见过,所以很稀奇。


当时有很多从西藏拉到内地去的佛像,很多集中在柳园的一个巨大的露天仓库里。那是一个铁器仓库。后来有一年我从北京回西藏,没有买到机票,坐火车到了柳园后搭货车进去。那时司机都愿意拉建筑上用的钢材铁丝之类,因为这种货大,不容易在路上丢失,所以我就跟司机一起去那个仓库装货,居然看见仓库的一半全乱堆着佛像,多得很,都是从西藏运出来的,就那么在露天里乱堆着,也不管。听说这些佛像是要熔化了做钢材什么的。也许也有留下的,但都不知道最后拉到哪里去了。唉,那么多的佛像,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2017年5月20日星期六

唐丹鸿:西藏美颡王小女儿的身世—美颡·贡宝措口述录(7)

唐丹鸿按:1949年以前,西藏安多下阿坝各部,安斗八寨,上阿坝六寨,果洛麦玛四寨,贾格,麦昆四寨等一大片区域为第十五代美颡王华尔贡·成烈热布丹统治的王国。美颡·贡宝措是美颡王华尔贡·成烈热布丹的小女儿,1989年流亡印度,现居达兰萨拉。她回顾了美颡王夫妇在劫难逃的命运,讲述了自己的悲惨身世。但不仅如此,这也是西藏安多当代浩劫的一页。
采访地点:印度 达兰萨拉 贡宝措女士家
采访时间:2009年8月
采访者、整理者:
七·我有一颗属于藏族的心
我儿时,父母说起达赖喇嘛、班禅大师等高僧大德时,那种虔诚尊敬的态度,从小就影响了我。以前我们也常常去朝拜家乡的格尔底寺,后来格尔德仁波切流亡去了印度。1984年,格尔德仁波切回过故乡,我和爱人带着小孩,和仁波切一起去的。一到阿坝,家乡的人们就来看望我们,献哈达啊,走到哪里都这样,就像尊敬……这一切,我爱人都看在眼里吧。我1987年去拉萨,在成都机场转机,很多阿坝人知道了就来迎接,在机场排着队献哈达,又从成都打电话给拉萨那边的阿坝人,说一定会把我们安全送到拉萨。到了拉萨,阿坝人有三十多辆摩托在机场列队迎接,老人们就排在后面迎,炜桑、升烟什么的,路人看那情景,都以为来了什么活佛,说:“今天肯定要来什么大活佛吧?”我还闹了笑话:这些阿坝人给我献了哈达,我要把哈达取下,他们告诉我:哈达不要取下,要挂在脖子上啊!那三十多辆迎接的摩托,载着我围着布达拉宫转了三圈,街上的人都看着我,我一直低着头很不好意思……后来上达兰萨拉以后,格尔德仁波切还说:“嗨,他们应该让你坐在汽车里,摩托跟在后面就蛮好的啊。”可是他们认为摩托是最高的欢迎,就把我放在摩托上,绕着布达拉宫转圈哈哈哈……所以,家乡的人民对我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吧。
后来我收到流亡印度的格尔德仁波切的一封信,他说你应该来印度朝拜一下。我母亲那边的亲戚都流亡到了印度,所以我决定去印度一趟。中印大概有三十多年没有交往吧,那时中国和印度刚恢复外交关系,有三十多个藏族被特许办了护照,其中就有我和大女儿旺贞,是班禅大师设法给我们申请办的。班禅大师的父亲和我父亲是结拜兄弟,两家关系一直很好。但文化大革命时我们失去了联系,直到文革结束,那时班禅大师的母亲还经常打听我的情况。临去印度之前,我到北京去见了班禅大师。班禅大师看见我很高兴,他说:“你应该去印度看看,你应该去……你看,我们今天见面,说的是汉话,我希望下次见面时,我们再不要讲汉话了。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母语。”
1989年我带着大女儿旺贞娜姆到了印度探亲,签证时间是六个月,也打算了要回去。来到达兰萨拉,刚见到达赖喇嘛的时候,我只是哭,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很多人事先跟我说过:你不会讲拉萨话,那你讲安多话也行。可是我连安多话都讲不完整。因为从小在汉地长大,然后到了新疆,一直没有回家乡。我首次恢复讲藏语,是在八四年和格尔德仁波切一道回家乡那次,我凭着儿时的记忆说了一些藏语,此前可以说忘得一句都不会了。我自己是个藏族,却对藏族的文化、语言等等什么都不懂,难道我女儿要再像我这样吗?格尔德仁波切也提议说:“你把她留下来吧,我们会照顾她的。”来达兰萨拉之前,我跟丈夫也商量过:“如果条件好的话,我把她留下来怎么样?”他说:“你看情况吧,反正我是理解你的。”所以我就把旺贞送到西藏儿童村学习去了【3】。
我不但不会藏文,也不会念经。礼佛、供养的一些规矩,我是到了印度后才学的。比如每天供净水(藏语“确曲”),供七碗。刚开始的时候,格尔德仁波切问我:“你会不会供净水啊?”我说:“我会。星期天供七碗净水,然后星期一一碗、星期二两碗……直到星期六,然后又开始新的一轮。”仁波切说:“以前你妈妈每天供养一千多碗净水,那她怎么算啊?”我茫然地说:“啊,这样啊?我不知道。”就从这些细小的地方,格尔德仁波切开始教我每天怎么礼佛。
在这期间,我不仅得以拜见了我们西藏民族最神圣的领袖和怙主、尊者嘉瓦达赖喇嘛,并且还荣幸地被任命为第十一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当时与我一起被任命的其他两位是桑东仁波切和奎尊仁波切,他俩都是德高望重的高僧大德,而我是一个既平凡又无知的人,能够得到尊者如此这般的重视和信任!我感激万分。在觐见尊者时,尊者关切地鼓励我:“你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像父亲那样为自己的民族服务,为全体西藏民族的事业服务。”我对达赖喇嘛说:“我不会说藏语,不会说自己民族的语言……”,尊者说:“从政治层面,你就像你父亲一样;从宗教方面,你就像你母亲一样。只要你有一颗属于藏族的心就行。”我说:“我有一颗属于藏族的心……”刚得知这个任命时,我的思想斗争还是很激烈。我想过:怎么给我爱人和他父母解释呢?因为,他如果是西藏人的话,会立刻理解。但他是一个汉人,他能不能原谅我、支持我呢?特别是爷爷奶奶,还有小女儿,她才九岁,大女儿旺贞也没想到我们会留下来,她只是要跟我来印度看看……我一个人在那阳台上想来想去:我该怎么办呢?留下,还是走?我想了从小,父亲就教育我要为自己的民族奉献,以我的民族为重……我也想了不告诉达赖喇嘛和格尔德仁波切,我自己回去就是了,回去后再慢慢解释……我也想到阿坝人民对我的期望、班禅大师对我的期望,很难决定下来啊……我要忠于我的民族,要忠诚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就是我最高的领袖啊,他给了我这么大的荣誉,如果我放下不顾,作为一个西藏人,那就太对不起我的阿坝人民了,最后我决定要尽我最大的努力去承担我的使命。五年后,我被安多人民选举为第十二届议会议员,能够有为自己的民族事业做贡献的机会,也是我的福份吧。
我带着旺贞留了下来。刚开始我没敢突然告诉她我们不回去了,她从小和爷爷奶奶长大,我怕她不知会有什么想法?那时她常常问我:“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回去?还要在这里上多长时间学啊?”我总是说:“等你把藏文全学会了,我们就回去。”从1989年我和旺贞留下来,到我爱人第一次来看我们,有十四年我们没有联系,电话都没有打。我对我爱人和他的家庭很了解,爷爷奶奶都是知书达理的人,我相信他们不会怪我,会理解我的。但是,突然间要我跟他们说,我和旺贞不回去了,这对我很困难。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就怕家里来电话,怕来电话问我为什么不回去,我怎么解释啊?后来有一次,有阿坝人到南京去了一趟,去看了旺贞的爸爸和她妹妹。我爱人告诉那个阿坝人:“现在贡宝措她们不回来了,也不来个电话、捎个信什么的。但是我理解、理解……你们藏族人,有自己的信仰啊。你如果有机会去印度,告诉她放心,”他还开玩笑说:“告诉她,你在那边当尼姑,我在这边当和尚。”后来这个阿坝人,法会的时候来了印度,他来告诉了我这些,我说:“谢谢啊!”他说:“你爱人很支持你、很理解。”
旺贞刚到TCV学习的时候不会说藏语。就像我们在中国的时候,说什么日本鬼子,学校里的小孩子们对汉人……他们叫她“加米”(藏语“中国人”),一看见她就朝她扔石头,还把她按在沟里打过,她都没有还手。她也没对我说,而是告诉了我们的一位僧人朋友,还说:“你不要告诉我妈妈,不然我妈妈会难过的。”后来我知道了,我问她:“你为什么不还手呢?”她说:“他们都比我小啊,再说是我自己不会讲藏语嘛。”从那以后,她就下决心以后再也不说汉话了,只讲藏语。她学得很辛苦,开始的时候我让她每天最少得认识150个字。她不敢跟我讲,就跟我们的僧人朋友讲:“你能不能跟我妈妈说说,每天150个字太难了,10个字行不行啊?”
有一天达赖喇嘛问我:“女儿怎么样啊?”我说:“现在好多了,但是TCV那些小孩都叫她‘加米、加米’,让她……啊呀!”十月份达赖喇嘛去TCV的时候,没想到他还把这事放在心上。那天旺贞排在欢迎达赖喇嘛的学生队列后面,达赖喇嘛一看见她,就把她牵到了跟前,手搭在她肩上,从TCV的寺院一路走过去,旺贞双手合十低头恭敬地跟着他。那些小孩看见了都很惊讶:“啊,达赖喇嘛对这个‘加米’这么好啊……”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叫她“加米”了。
旺贞以前特别爱看小说书,自从这件事以后,她说:“我今后再也不看那些中文小说了,也不讲汉话了。”从此后一直到去德里读大学,她都没碰过中文。听还是能听懂,但不会说了。在那几年,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的妹妹都对她很关心,慢慢地她长大了就懂了……她从德里大学毕业以后,达赖喇嘛秘书处又把她送到台湾去学习,在台湾呆了五年。我特别感激达赖喇嘛对她的培养,她现在也很能干,做事很有信心,我自己也认为把她带来达兰萨拉,我没有做错。她经常说:“我的藏语要感谢达赖喇嘛的恩情,感谢TCV的培养,我的汉语要感恩台湾。”
我和旺贞留下不归后,那段时间,我爱人心情也不太好啊。我们从来没有吵过架、红过脸,旺贞现在都还常给朋友们说:“在达兰萨拉,你们说我妈妈做的菜好吃,做的什么都好吃;可要是在南京的话,她做的菜什么都不是!”因为在南京的时候,我爱人根本就不要我做这些事情。可是我们离开了……他心情很不好,有一天在工厂里,他的两根手指被机器切断了,但是他没有告诉我。后来,他第一次来印度看我们的时候,我才看见他两根手指没了。我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说:“告诉你有什么用啊?反而让你分心。如果我说了,你能回来吗,回来了你还能回去吗?”另一次,小女儿被汽车撞了,也是出事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的。我问她爸爸:“你为什么没告诉我?”他也是说:“如果我跟你讲的话,白白增添你的心理负担,我不告诉你,算是对你的支持吧?”我说:“这确确实实是对我的支持,感谢你和你的父母对我的理解……”。他说:“我们是这样想的吧,如果不支持你,就对不起阿坝人民……”
我爱人来过达兰萨拉两次。他来之前问我:“达赖喇嘛最喜欢什么?格尔德仁波切最喜欢什么?有一种丝绵,对老年人来说最好了,但是你要给喇嘛解释啊,丝绵并不是把虫子弄死后做的啊,是里面的虫子飞出去后,从茧上抽出来的丝做的。我就给他买丝绵带去啊,又暖和又轻啊,真的……”他来后,第一次去拜见达赖喇嘛,我和旺贞陪他一起去的。我对他说:“见到达赖喇嘛时你要磕头,”他说:“我不会磕头,作样子干什么?”我说:“反正你得磕头。”他说:“我尊敬就行了,磕头装样子干什么?我心里尊敬就是了。”我说:“不行,你今天一定要磕头!”我们就这样一路争执着进去了。我第一个进到达赖喇嘛跟前,正在磕头,却听见达赖喇嘛说:“No no……不要、不要,”我心想:什么不要不要,四顾看怎么了,只见达赖喇嘛一下就站起来了,绕过我走过去,原来我爱人在磕头!达赖喇嘛在扶他!他恭恭敬敬磕完了三个头,达赖喇嘛把他扶起来坐下,他长长地呼了一口气,都快哭了……他后来和我说:“好激动啊,我都不知道说什么话才好!”我和旺贞都看着他,觉得好好笑……我们在那里大概坐了一个多小时,达赖喇嘛问了各种情况。然后回到家来,旺贞对她爸爸说:“你不是说你不磕头吗?后来怎么想通磕头了?”他说:“不是,刚开始我不是不尊敬达赖喇嘛,只是我不会磕头,觉得磕头好像装模做样似的。可是我一进去,一看见达赖喇嘛,就不由自主地磕起头来了……”后来他跟我说:“达赖喇嘛不是像中共所讲的那样,”因为他以前听到的就是那些乱七八糟的宣传吧,他说:“达赖喇嘛是心口如一的,我跟他谈话时有亲身感受。”
那天他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喝醉了,他对我的朋友们讲:“今天我见到达赖喇嘛了,我们一家人虽然分到了三个国家(那时旺贞在台湾念书),但是达赖喇嘛对我们一家人这么关心,格尔德仁波切对我们这么关心,我绝对不会叫他们娘俩回去。你们西藏人有自己的文化和信仰,她和你们族人在一起很好。我自己回去就是了。”他又指着我开玩笑说:“她在这儿当尼姑,我回去做和尚。”如果没有他对我的理解和支持,没有两位老人对我的理解和支持,我可能也会很难下决心。
他回去后,单位也没有罚他,还可以上班,但他原来在教育局基建办公室负责,这之后就没有权了。他还跟我开玩笑说:“这样也好,我就清闲了。”过了两年,他又来了,也是通过到印度旅游的方式来的。有一天,扎西降措、达瓦才仁他们,把他带到冈吉机关大食堂楼上吃饭,他回来问我:“你们今天大食堂吃了什么?”我告诉他吃了什么什么,他说:“嘿,跟我们一样啊?”我说:“是啊,怎么了?就是桑东仁波切来的话也是吃一样的啊,哪有什么上面一个规格,下面一个规格的。”后来他回去说:“流亡政府,从他们的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到下面的官员,都很平易近人,没有摆官架子的,不像中国当官的大灶小灶什么的……”大概因为讲了这些,单位让他提前退休了,离正式退休时间还有六年。他心里还是有一点不舒服,天天在家里给小女儿做饭。我在这边的表妹说,应该抗议一下,他打来电话说:“算了吧,什么也不用说,越说越不好。退休就退休吧。”那边也没有给他很大的压力吧,就是这样。
小女儿倒是求过我回去。她考高中的时候,考试成绩分数蛮高的,但因为她妈妈在西藏流亡政府工作的原因,学校把她分到了普通职业高中。她打来电话说:“妈妈你回来吧,回来吧……”小女儿现在还拿不到护照。我爱人来时,要办一个什么手续,交一万块钱押金,我也不清楚那是什么手续,什么部门收,反正一万块钱,说是如果不回去,这一万块钱就没有了。我爱人告诉我:“我跟他们说,一万块钱算什么?我有个人质在这边呢!”他指的是我的小女儿,我对他说:“你在那边说话还是注意一点啊,”他说:“我注意什么?我也是实事求是地说啊。”我小女儿来不了。我有个亲戚说,能不能设法在泰国见个面,但是她得不到护照啊。旺贞在台湾学习毕业的时候,我要去台湾参加她的毕业典礼。奶奶打来电话说:“如果出点钱,可以办个手续去台湾旅游,我会想办法让你小女儿到台湾旅游,跟你们见个面。”那时我已大概十七年没有见到小女儿了,她奶奶说:“你把这十七年欠她的母爱,都在这几天里给小女儿啊……”她这样对我说,“让旺贞和她姐妹俩见一次面。”我去了台湾,可是还是没有见到面。说是旅行团规定,全体团员必须一起行动,不得分开,所以她没来成。啊,奶奶还盼我把这十几年亏欠她的母爱给她几天呢……
爷爷奶奶把旺贞抚养大,我带她来印度的时候,他们很舍不得,后来我跟旺贞留下了……爷爷去世之前,一直在念叨她:“旺贞,能不能回来一趟啊?”(受访者哭)奶奶昨天还来电话跟我说:“我现在85岁了,我走前能不能见到你们一次啊?”我说:“能,一定能!一定能!” 爷爷奶奶的心是很开明善良的,他们还考虑说一定要给小女儿找一个藏族丈夫,如果不找藏族的话,她的族人不会答应的……奶奶这个人啊特别……比如,后来我们有电话联系以后,有一天爷爷摔倒了,她马上叫我爱人给我打电话,说你请达赖喇嘛保佑、请格尔德仁波切保佑啊,保佑爷爷平安……后来爷爷伤势过重去世了,我们就跟他们说,我们为爷爷超度了,达赖喇嘛、格尔德仁波切和寺院的喇嘛们,都念了经了。奶奶说:“谢谢你们啊,为爷爷做了法会……”现在,奶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早日看到旺贞。
旺贞她爸爸来这边两次,才嘉、扎西降措、达瓦他们都带着他到处看看,流亡社区都看了看,我也放下心了一些。以前不能通电话,我心里的感受都不知怎么形容,我也回不去,也不知道他理解不理解我,他也不提。他来了这里以后,流亡政府对他很好,桑东仁波切他也见过了,我也知道他理解我了。
以前格尔底寺院外,我们家还有一幢房子。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的时候,父亲那时是中央慰问团成员,随着陈毅他们一起去的拉萨。我跟着父母一起,第一次去拉萨拜见了达赖喇嘛。离开的时候,达赖喇嘛送给我父亲十多尊金佛像,就存在这房子里。文化大革命时,格尔底寺整个被毁掉了,我们那房子也毁坏了,达赖喇嘛送给我父亲的金佛像全都没有了。文革后格尔底寺重建,扩大了很多,我家那幢房子就括到了寺院里面,文革中失落的佛像有几尊被交还给了寺院。格尔德仁波切跟我商量说:“寺院重修扩大了,你家那幢房子也修了,但是一个住家房子处在寺院中央好像不太合适……你看可不可以把这房子作为佛堂献给寺院,纪念你的父母?”格尔德仁波切建议,把这幢房子一间建成观音佛堂,一间是绿度母佛堂,绿度母是我母亲以前主要供奉的,还有一个觉康佛像,跟拉萨大昭寺的觉康佛一样,尺寸小一点,那是达赖喇嘛送的,专门供一个佛堂。这样,一共三个佛堂,其它房间隔成小房间,让生活困难的僧人,和从外地比如甘肃、青海来格尔底寺的僧人,可以住在这些房子里。我对格尔德仁波切说当然行,那是应该的。佛堂修好以后,达赖喇嘛赠送了装藏加持的佛像。正好那时旺贞父亲来了这边,格尔德仁波切就托他照料把佛像带去寺院。我爱人是带着小女儿一起去的,把佛像带去阿坝时,整个阿坝的人都来了寺院献哈达,让他感慨不已。他说:“汉族有句话是人走茶凉,藏族太重情义了,无论你们人在不在,都是一样的……他们还是跟你们在当地时是一样的。寺里的和尚们全都来给我们献哈达,太重情义了……”他们照了一张相,父女俩全身堆满了哈达,他非常感动。
我们家乡的人民,常有人打来电话嘱咐:“你们都在那个地方,格尔德仁波切在那里,他是我们家乡的根本喇嘛,达赖喇嘛在,你们都在那里,想到我们的人都在达赖喇嘛跟前,我们很欣慰,旺贞拉姆要好好学习,旺贞学好了可以为自己的民族服务啊……”去年3月份阿坝发生了那些事情【4】,在那样严酷封锁镇压的情况下,他们也不停地设法联系我们:“你们还在那里,我们就不会没有希望!”所以我就想,对自己家乡的人民,我还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呢?虽然我自己不是很能干,也不善言辞,但是我作为一个西藏人,也肩负着父亲的遗愿,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对我们这么重视……那我就在这里尽力好好干吧。
为流亡政府工作后,我把流亡政府的一些政策和书籍翻译成了中文。为什么我要翻译这些呢,因为我深知,不管是在大陆、台湾还是世界其它地方,许多中文读者关心西藏问题却不了解真相,尤其是那些对西藏从来不了解的人,因为与我们隔膜,他们对西藏流亡政府有陈见。他们对流亡藏人的诉求、流亡中的藏人和社会真实情况都了解甚少。如果他们能够看到这些资料,就可以对流亡西藏社会进一步了解,知道我们西藏人真正的心愿。我希望能为汉藏两个民族之间消弥误解,在宽容和理解的基础上解决西藏问题而略尽微薄之力。

最后的全家福。前排为美颡杰布和夫人,后排左起:贡宝措、美颡杰布的妹妹、美颡杰布的大女儿
注释
【3】西藏儿童村(Tibetan Children’s Village,TCV):1960年建立,前身为“西藏难民儿童托儿所”,总部在印度达兰萨拉,一个注册的非盈利组织,免费为西藏儿童和青少年提供传统及现代教育课程。由达赖喇嘛的姐姐达拉才仁卓玛负责,1964年达拉才仁卓玛逝世后,由达赖喇嘛的妹妹吉尊贝玛接手。2006年后,由次旺益西接棒担任校长。
【4】指2008年从拉萨蔓延全藏的3月和平抗暴。
(全文完)
【转自:中国数字时代

2017年5月18日星期四

唐丹鸿:西藏阿坝美颡王小女儿身世—美颡·贡宝措口述录(6)


唐丹鸿按:1949年以前,西藏安多下阿坝各部,安斗八寨,上阿坝六寨,果洛麦玛四寨,贾格,麦昆四寨等一大片区域为第十五代美颡王华尔贡·成烈热布丹统治的王国。美颡·贡宝措是美颡王华尔贡·成烈热布丹的小女儿,1989年流亡印度,现居达兰萨拉。她回顾了美颡王夫妇在劫难逃的命运,讲述了自己的悲惨身世。但不仅如此,这也是西藏安多当代浩劫的一页。
采访地点:印度 达兰萨拉 贡宝措女士家
采访时间:2009年8月
采访者、整理者:
六·亲人
我爱人是南京人。他是1966年支边的时候到的新疆。他的家庭背景是属于有海外关系的,他大伯、小叔是国民党的军官,1949年去了台湾,他父亲家里就他爸爸一人留在了国内。文革的时候,他爸爸因有海外关系受到了牵连……在那样的情况下,他才十四岁,就被送到新疆去了。他是江苏送到新疆的几百个孩子里年龄最小的。到了新疆后,他也受了不少苦,捡柴禾、牧马等等。他头脑很聪明,喜欢捣鼓电器,后来就进了场部广播站。我去新疆的时候,他已经调到场部工作了。我到这精河牛场后,手臂脱臼、脚被冻伤等等所遭受的这一切,他都看在眼里:没人跟我讲话,很多活不会干,很多工分也拿不到,那就会挨饿。他觉得我很可怜,就偷偷塞给我一些饭票,食堂的饭票……那时我没想很多,他也是出于同情。他塞给我的饭票,真的,帮了我很多,使我不至于挨饿。我在那里举目无亲,他在广播站工作,手下有个广播员,他就安排我跟广播站的这位广播员一起住,他说:“你给她打扫打扫房子就好了。”我在挤奶组工作时,挤完奶还得卖,常常卖不完牛奶,他又帮我到处去卖牛奶……
后来我调到了学校,农场宣传部主任的爱人是学校的老师,和我在一起工作。他在广播站,是属宣传部管的,宣传部主任夫妇就撮合我们。但是,他的压力很大,和他一起去新疆的那些人说他:“你为什么找个藏族人?你为什么找个黑帮子弟?”因为,虽然他家有海外关系,但他父亲是铁路工人,所以他还是属于工人子弟出身,所以周围舆论对他的压力还是很大的。但是这一切他全部都不在乎,他说我就是同情她,他的心非常善良……我们就是这样在一起的,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伸手拉了我一把。
我们的大女儿旺贞出生在新疆。她初生时有五公斤多重,而且好奇怪,头上一根毛都没有,她爸爸说:“哇,这是什么怪东西啊?”宝宝的脸很乖啊,但她的头一根毛都没有,尖尖的像戴了一顶帽子。然后,我们那里的蒙古人捧着哈达来了,说看见我们家上面有彩虹,他们说你们家儿子是……我说不是儿子,是女儿,他们不相信哈哈!后来,我每天给她宝宝揉她的头顶,一两个月以后,尖尖的头顶就下去了。那时我的奶不够旺贞吃,她常饿得直哭,但我们不懂,每天晚上都是她爸爸不停地哄孩子,搂着她摇晃。那天他还跟旺贞讲:“你知道你小时候我怎么哄你吗?我实在太累的时候,就靠在你旁边睡会儿,把奶瓶装了水放在腋窝里,你一哭我就把奶瓶塞到你嘴里。”
旺贞小时候很聪明,一周岁的时候,家里来了好多人,记得当时的报纸上都登了。这些人在地上放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叫她去拣。她就拣了一块小黑板,拣了一根粉笔,在黑板上一二三划了三道,一岁啊,那些人就讲:“啊呀,这小孩不一般,肯定是一个……”什么什么的。不管怎么说,旺贞小时候的确很聪明。她一岁六个月的时候,中苏边界发生了军事冲突,我们那个地区处于特级战备,我们就想尽办法把她送到了南京爷爷奶奶那里。那以后,她的童年就在南京度过。直到她四岁,我们才又去南京。孩子小时候和父亲关系很好,但她最亲的还是爷爷奶奶。她叫我们叔叔阿姨,让她来我们跟前她都不肯来。她爸爸一看说:“不行,我还是要把她带到新疆去。”他告诉孩子说:“新疆有西瓜啊……”,把她带回了新疆。新疆那时买西瓜是论车买,她就每天数家里的西瓜,剩下一个西瓜的时候,她跑到邻居家说:“叔叔,我们只剩一个西瓜了,明天我就可以回南京了!”第二天她爸爸又买了一车西瓜,旺贞说:“哎呀完了,这么多西瓜什么时候才能吃完呢?”但她跟她父亲的关系还是蛮好的。
我的小女儿、旺贞的妹妹出生在南京,但我们把她带回了新疆,从小一直跟着我和她爸爸。她也很聪明。姐姐旺贞性格比较老实,小女儿比较伶俐,敢说敢做。她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班里选班长,她就毛遂自荐:“我当!”我笑她:“哪里有这种人啊,自己选自己当班长?”班主任还真的让她当了班长。班主任说:“她自己提出来当班长,如果我不让她当那不好啊,我不得不让她当。”她当了班长以后,班主任说:“我现在省事多了,她很尽责呢!”……
我对小女儿的全部记忆就到她九岁的时候。我离开她到达兰萨拉来时,她才九岁。她现在在南京,已经二十七岁了,我将近二十年没有见到她了。小女儿啊,今天她结婚,是的,就是今天,她结婚,我只能给她发信息,我说:对不起啊,妈妈对不起你啊(哭泣)……离开她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自从我带着大女儿旺贞来达兰萨拉以后,小女儿就变得孤僻了,不愿意和人讲话。前几年她父亲来印度看我们时说,大女儿和小女儿性格简直完全不一样了,大女儿旺贞跟谁都愿意说话,性格开朗热情,看来毕竟是和母亲在一起啊。小女儿没有妈妈可以说话,她心里有什么话,可能也就能跟奶奶说一点吧……
自从我带着旺贞来印度,与我丈夫和小女儿分别后,大概有十五年时间,我们完全没有联系。我们不能写信打电话,他们也不能来见我们。分别十四年以后,我丈夫通过旅游方式来印度和我们相见了两次,但小女儿不行。小女儿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家待业,她父亲得以来印度见我们那次,她恰有了一个在学校图书馆工作的机会。她父亲想带她一起来印度见我们,但他们说不行,如果去就不给她工作。
左一班禅喇嘛、中达赖喇嘛、后一美颡杰布
【转自:中国数字时代

2017年5月15日星期一

唐丹鸿:西藏美颡王小女儿的身世—美颡·贡宝措口述录(5)


唐丹鸿按:1949年以前,西藏安多下阿坝各部,安斗八寨,上阿坝六寨,果洛麦玛四寨,贾格,麦昆四寨等一大片区域为第十五代美颡王华尔贡·成烈热布丹统治的王国。美颡·贡宝措是美颡王华尔贡·成烈热布丹的小女儿,1989年流亡印度,现居达兰萨拉。她回顾了美颡王夫妇在劫难逃的命运,讲述了自己的悲惨身世。但不仅如此,这也是西藏安多当代浩劫的一页。
采访地点:印度 达兰萨拉 贡宝措女士家
采访时间:2009年8月
采访者、整理者:
五·在新疆“接受再教育”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我也想去。最初几批是去东北、山西,学校没有让我去,因为我的班主任说我年龄不够。去内蒙和云南那批,是兵团性质,我的出身没有资格,又没有去成。那时学校有西藏班、新疆班,我是64西藏班的。64年那批新疆班的学生,全是新疆自治区主席、副主席的小孩,和我地位类似,他们的父母那时都被关起来了。65年那批新疆班的学生,是军人和地方干部的小孩,他们属于红五类,地位高一些。新疆65班要返回新疆去了,我就被学校安排跟了这个班,去新疆。因为出身不同,他们对我的态度自然不怎么样。在去新疆的火车上,他们指着我说:“怎么安排这个狗崽子到我们新疆去?她会把我们新疆搞脏的,还会把我们新疆的粮食给吃了……等车开到柳园河的时候,我们就把她扔下去!”我真害怕被他们扔下去,每时每刻都颤颤兢兢的。从北京到新疆火车要走四天四夜,我为了表现好一些,就不停扫地、帮他们倒开水讨好他们,晚上也不敢睡觉。到了兰州站,我的表姐和一些亲戚、还有原甘肃省副省长黄正清派的人来车站见我,表姐跟送我们下乡的人商量,想让我下车在兰州和亲戚们呆几天,但没获同意,表姐他们只好和我挥手道别了。
到了新疆站时,新疆班那些孩子的家长都来接了,我坐在火车上,看着他们父母子女重逢亲热的样子,我就哭了起来,因为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举目无亲,我不知以后该怎么过啊?车站上有些人注意到我哭,就问:“这是什么人啊?”新疆班那些人说:“她是孤儿,她父母是现行反革命。”听说这样,就有几个维吾尔人上前来,朝我手里塞粮票和钱什么的,说:“小姑娘,没关系啊,不要伤心啊……”我缩在车座里,只是哭不敢下车,害怕,不知会发生什么。
我被分配到精河牛场。离开北京时我曾经想过:到新地方后,可能处境会好一点,不会受压了吧?没想到,在新疆比在北京受的苦更厉害。我想的是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人家认为我是黑帮子弟,反革命的孩子,大多数人连跟我讲话都不敢,而且派我干很重的苦活。我以前从来没有干过这种活,比如挤牛奶,我不会挤,手臂什么的常常被牛踢得青一块紫一块。挤完牛奶后还得去卖牛奶,如果卖不完牛奶,就不给我工分,所以我得到处走,去卖牛奶。

美颡家族部分成员
新疆的土地是盐碱地,冬天的时候要深挖,挖差不多两米深,下雪时可以储雪,到开春雪融进土里把盐碱稀释了,这样的地才可以种。有一次我挖地,挖着挖着手臂就脱臼了,疼得抬不起来,也没人管我。后来我实在太疼,忍不住哭了起来,他们才说:“那你走吧。”从我们干活的工地,到公路有12公里,这段路是一片芦苇塘,里面布满了芦苇,还藏着野兽。冬天天寒地冻,我一个人走在里面,又害怕又难受,穿着一双雨靴,雨靴里浸满了水,我手疼也无法脱掉靴子,就这样走啊走……到了公路上,看见一个赶着牛车的维吾尔老头,他看见我那样走,就叫我:“小姑娘你上来吧”,我就上了他的牛车。后来听人说当时不应该上车,为什么呢?因为新疆冬天零下20多度,从上车的地方到场部医院还有5公里,我坐牛车到场部时,灌满雨水的靴子里都结成了冰,根本脱不下来。医生说,不能马上进屋子,如果太快解冻,这双脚肯定会残废了。他们把我弄到外面坐下,把结成冰的靴子和脚都泡在水里,让它慢慢自然融化。我的手臂很疼,双脚冻在冰里,那种苦涩的滋味……但是没人同情我,因为我是黑帮的子女,是来接受教育的。
我的手臂好了以后,又被派去割草。割草是有定额的,完不成的话就没有工分。我从来没割过草,新疆的那些蒙古人和哈萨克人,看我一个小姑娘可怜,就悄悄帮我割草,但不能被场部的人看见,要是被场部的人看见那就糟了,所以他们帮我割完草后会赶快离开。有一次我被派去送肥料,从堆肥料的地方到田地大概有两三里地,规定每天要拉五十车肥,架板车,到了田边还得把肥料背到田野里,这五十车要是没完成的话,两毛三的工分就会被扣掉。
(未完待续)
【转自:中国数字时代

2017年5月12日星期五

RFA:阿坝格尔登寺自焚僧人洛桑嘉措获释返家


2017-05-11
图片:2017年5月10日从德阳监狱获释的阿坝县格尔登寺自焚僧人洛桑嘉措(幼年时及自焚前)(受访人提供)
图片:2017年5月10日从德阳监狱获释的阿坝县格尔登寺自焚僧人洛桑嘉措(幼年时及自焚前)(受访人提供)

































四川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嘉措于2012年自焚抗议受重伤,被军警毒打后强行带走,自此一直被监禁,他于星期三从四川德阳监狱获释返家。
居住瑞士的流亡藏人索南星期四告诉本台,四川阿坝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嘉措自2012年自焚抗议受重伤,在被监禁长达五年多之后,于星期三(5月10日)从狱中获释。
索南说:“为抗议中国政府在藏地实施的高压政策,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嘉措于2012年2月13号在阿坝县城主街高呼口号点火自焚,随后部署在当地的军警出现在自焚现场,用灭火器扑灭洛桑嘉措身上的火之后,再用脚多次踩他、踢他,还用带刺的警棍对他连续暴打,然后将他强行带走,当时他被烧伤、被打伤,处于生死不明状态。刚刚从境内获得的可靠消息说,洛桑嘉措于2017年5月10号夜里从四川德阳监狱被警方送回家中。”
在被问及该名自焚僧人目前的身体状况时,索南说:“洛桑嘉措被当局监禁在德阳监狱长达五年两个月二十七天期间,遭受了百般折磨。昨天(10日)在他被释放当天,当局为了防止家乡僧俗藏人隆重迎接他,特派公安人员于深夜将他送到家中。因此,他现在的身体健康状况暂时无从了解。”
索南补充说:“洛桑嘉措在2012年自焚抗议被警方带走时,年仅19岁,现在已是24岁。他是阿坝县贾洛乡拿昌玛村人,父亲名叫巴孜、母亲名叫白嘎。他自幼进入格尔登寺为僧,是家里四个孩子中的长子。”
曾于2011年9月26号在阿坝县展开自焚抗议被警方带走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贡确也于今年3月28号从四川德阳监狱获释。
本台此前报道,洛桑贡确自焚后因伤势严重,导致右腿被截肢,之后当局把他关押在德阳监狱长达近六年。他在获释时,当局并未通知他的家人和亲友,而是直接将他送回家,并不准他返回寺院,也不准他进县城,只能在当局的监视下居于阿坝县麦尔玛乡二村的牧区家中。
自2009年至今,境内藏地被证实的共有148位藏人以自焚抗议当局的高压政策,其中仅在阿坝县有38人自焚,成为全藏地自焚最多之地,加上阿坝县频发示威事件,因此一直处于中国当局的严密控制之中。
去年7月28号以来,中国当局在阿坝县以格尔登寺为主的其他各寺院里发放多本“议案说法”藏汉双语学习读本,强迫僧众接受教育,以防自焚、示威等突发抗议事件发生。
该“议案说法”的内容分别是在公共场所悬挂分裂旗帜、散发具有分裂内容的传单,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定罪处罚;在公共场所高举达赖喇嘛画像并高呼分裂口号,应认定为煽动分裂国家犯罪;在公共场所引火自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定罪处罚;煽动、教唆、引诱他人自焚,以故意杀人定罪处罚;通过微信为境外非法提供涉密及煽动分裂国家的图片、视频资料,以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煽动分裂国家罪数罪并罚。
(特约记者:丹珍)


【转自: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aoshuminzu/dz-05112017140605.html

2017年5月11日星期四

唐丹鸿:西藏美颡王小女儿的身世—美颡·贡宝措口述录(4)

唐丹鸿按:1949年以前,西藏安多下阿坝各部,安斗八寨,上阿坝六寨,果洛麦玛四寨,贾格,麦昆四寨等一大片区域为第十五代美颡王华尔贡·成烈热布丹统治的王国。美颡·贡宝措是美颡王华尔贡·成烈热布丹的小女儿,1989年流亡印度,现居达兰萨拉。她回顾了美颡王夫妇在劫难逃的命运,讲述了自己的悲惨身世。但不仅如此,这也是西藏安多当代浩劫的一页。
采访地点:印度 达兰萨拉 贡宝措女士家
采访时间:2009年8月
采访者、整理者:
四·那一天我相信父母死了
1967年元月份,我父母那时已离开人世了,但我还一点也不知道。那时红卫兵大串联,但出身不好的人不许去外面,所以我们被安排留在学校接待从外地来串连的红卫兵,少数民族红卫兵来北京串联都来我们学校。有一天,从阿坝州来了15个红卫兵,我想他们是从家乡来的,我就参加接待安排。第二天一早,一个内蒙女孩子,她是我同学,跟我很要好,她跟我说:“你过来一下。”她把我带到厕所旁边,那里有一个垃圾房,一般人不会去的,她把我带到那里面,她说:“你知道吗,你爸爸妈妈去世了?”我说:“什么?”我就哭了起来,她赶紧说:“不能哭,不能哭!现行反革命,畏罪自杀的,不能哭!”我慌忙擦了眼泪,但我也不太相信,因为自己没有亲眼见到,所以不相信。这个内蒙女孩是红卫兵总部的,我父母离世的消息是阿坝来的红卫兵给他们汇报的。她说:“他们讲你们家房顶上有一个什么电台,是用来跟达赖集团联系的;还说你父亲杀了人,用头盖骨当碗什么的……”然后她说:“你不要跟别人说是我告诉了你这些。”我那时快十四岁,想哭又不敢哭,拼命忍着眼泪……
少女贡宝措
到了上午,学校礼堂里开会。开会的时候他们喊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也跟着念,还没想到会落到自己头上。然后他们让我站到台上,问:“你为什么到现在还瞒着?瞒着你们的家庭是这种情况?”我说:“我没有瞒,我爸爸还要到北京来开会呢。我没有隐瞒。”他们说:“你瞎说!你们家房子上有电台,你爸爸杀人,用头盖骨吃饭!”我说:“我们家房顶上有没有电台,这我不知道,但是说我爸爸杀人,用头盖骨吃饭,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然后他们就开始打我,说我没有划清界限。那一次,我们一共有五个小孩,都是来自新疆、内蒙古、宁夏、四川等地已被揪斗的高干子女,我们成了黑帮子弟。但是我仍然不相信父母死了,因为我没有亲眼见到,就觉得他们还没死。
有一天下午,在我们学校的操场上……这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印象:有一个女人,躺在操场上的一个水泥台子上,这边四个人,那边四个人,围着打她。那个女人头发上、脸上全是黏黏的血,我被命令站在旁边看,我身旁还站了两个黑帮的小孩。那几个人打啊打啊,打到后来那个女人不能动了,他们又学电影里面,用水桶装满冷水浇到她头上,然后她好像苏醒了一点,他们又继续打。随后,有一个西城纠察队的高干子弟过来了,他对我旁边的那两个小孩说:“喂,你妈妈是不是好人?”“不好……”他们说,“你们要跟你妈妈划清界限吗?”两个小孩点头,然后小一点的那个孩子拉着大一点的手说:“哥哥,我怕……”我才明白过来,原来这两个孩子是这个挨打的女人的小孩,那些人让他俩站在旁边,就在我身边,让他俩亲眼看着自己的妈妈被活活地打死……这个时候我突然就……我想:爸爸妈妈死掉了还算幸运啊!谁会愿意自己的父母死呢?但这个时候,我由衷地觉得,我父母他们去死了是对的,不然今天如果在我面前,亲眼见他们被活活打死,我该怎么办?……

那个女人真正被活活打死了,很快一股很臭的味道出来了,那些人叫我们围着尸体,那女人的两个小孩就站在我旁边,也不敢哭。那些人叫了火葬场的车,那时常听人说,这些被打死的人,有的是真的死了,有的其实只是昏过去了,但得要看运气了,到了火葬场以后,有的正要被推进火炉时醒了过来,要是赶上火葬工人心肠好的话,他悄悄把你放在旁边,很多人却被直接送进火炉了。这个女人到底死了没有也不确定,反正当时是完全不动了。火葬场的人还没来之前,他们让我们围着她看,说:“你们要跟你们的父母划清界限!”后来才知道,这个女人的爱人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教授,那时候也是被揪出来的反动权威。听说这个女人平常跟邻居关系不怎么样,文化大革命一来,那些人就说她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什么的罪名,就这样在我们学校被打死了。然后,火葬场的车来了,他们又叫我们围着火葬场的车转,还要唱一首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对人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把我砸烂砸碎……”一边唱这个歌,一边围着车转,我们的几个老师也在围着车转,由于我们是一个高干子弟集中的学校,好些老师都很有名,比如詹天佑的孙子,就是我们的历史老师;还有毛主席的一个翻译,因翻译错了一句话被降到我们学校的,一个数学老师和一个历史老师,这些老师当时全都戴着高帽子,跟我们一起围着火葬场的运尸车转,最后车拉着那个女人开走了。这件事在我心中留下的创伤最深。谁也不愿意自己的父母死,但那一天,我相信父母死了,而且觉得他们自尽是对的。
(未完待续)
【转自:中国数字时代

2017年5月10日星期三

唐丹鸿:西藏美颡王小女儿的身世—美颡·贡宝措口述录(3)


唐丹鸿按:1949年以前,西藏安多下阿坝各部,安斗八寨,上阿坝六寨,果洛麦玛四寨,贾格,麦昆四寨等一大片区域为第十五代美颡王华尔贡·成烈热布丹统治的王国。美颡·贡宝措是美颡王华尔贡·成烈热布丹的小女儿,1989年流亡印度,现居达兰萨拉。她回顾了美颡王夫妇在劫难逃的命运,讲述了自己的悲惨身世。但不仅如此,这也是西藏安多当代浩劫的一页。
采访地点:印度 达兰萨拉 贡宝措女士家
采访时间:2009年8月
采访者、整理者:
三·与父母最后的别离
1964年以后,我小学毕业了。那时我姐姐已经报考了一所部队医院的卫校,我被保送到了北京中央民族学院附中,这样我就到了北京。中央民院附中是少数民族高干子弟集中的学校,学生都是自治区主席、副主席的小孩。到北京以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我这一生中,最艰难最痛苦的时期就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
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学校里贴了很多大字报,口号是要文斗不要武斗什么的,但是“出身不好”的小孩遭到了很大歧视,什么活动也不让参加,我因为“出身不好”感觉压力很大。那时时兴穿军装,军装被认为是最好的服装。有一次,我姐姐托人带给我了一套崭新的军装。毕竟是小孩子,我很高兴,穿着这套军装到了操场,正好迎面来了几个小孩,他们对我说:“你这个狗崽子,没有权利穿军装!”然后他们用油漆,在我穿的军装上,前面画了一个大叉,后面也画了一个大叉,整个衣服都不能穿了,然后他们说,你只能穿黑的,把它染成黑衣服吧……
1966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学生没有份。恰在这个时候学校放暑假,我就回到了成都。回成都我发现父亲变了,以前他对我们姐妹俩严格得不得了,每次给他道早安晚安的时候,他总是要教育我们一大通,我们对他又敬又怕。可是这次回成都,他的态度变得特别和蔼,特别慈祥,再也没有过去让我们害怕的那种严厉。而且,他总是跟我们在一起,有说有笑。我那时不懂事,还对我姐姐说,爸爸可能是通过学习,思想变了,对我们这么好。后来经过很多事情以后,我才理解到,他当时可能已经有了预感。那个假期我过得非常愉快,父亲带着我们全家出去野餐,带我们去青城山、峨眉山游玩,父亲还请他的秘书给我姐姐的部队医院卫校写信,帮她请假,这种事情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学习时间请假玩,这我爸爸以前是绝不允许的。那时全家聚在一起,有一天我爸爸讲:“走,我们去照一张相,全家一起照张全家像。”我们就上街去了,这张照片我现在挂在外面屋子的墙上。当时我姐姐穿着军服,我爸爸说你不要穿军服。然后我们就照了这样一张全家像。后来我才意识到,这张全家像是全家最后一次团聚的纪念。照了这张全家像大概两个月以后,我的父母都没有了……
离正常开学时间还有二十多天的时候,中央民院附中突然来了一封电报,催我“火速返校”,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虽然还不到正式开学时间,但是如果我不回校,不知会有什么后果。我妈妈只好开始为我们准备行李。走的那天,爸爸妈妈送我和姐姐到车站,送的时候跟以往不同,我爸爸特别……一会儿剥一颗糖给我吃,一会儿叮嘱到了学校要好好学习,你们要自己关照好自己,生活要自立,全说的这些,当时我都没有在意。他还说今天送别谁都不许哭,我们要高高兴兴地送你们走。他这样讲。后来,我上了火车,站台上有很多卖包子、点心的,我爸爸和妈妈就像抢着买一样,我妈妈一会儿买包子,我爸爸一会儿又回头买点心,不停买这买那,把我们面前的小桌子堆得满满的,我说不要了不要了,他们还在买,他们俩就这么抢着买。这时火车开了,我透过堆得高高的东西,看见他们还对我摆手,笑着,我也挥手给他们道再见。我自己安慰自己:这只是短暂的分别,我很快就会回来,回到父母身边。没想到,这就是最后的别离,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见到我父母了。
火车刚到北京站,就看见好多红卫兵拿着剪刀,剪路人的头发什么的。我赶快跑回了学校。学校到处都贴着大字报小字报,到处都贴满了。刚开始时,我像别的小孩一样,也投入到了运动中,我还没有意识到灾祸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我母亲是1966年10月15号失踪的,我父亲是1966年10月17号离世的,期间就相差一天。他们出事后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那时候我父母冬天住在成都,夏天回阿坝。文革开始后,我爸爸不得不搬回阿坝了。后来父亲的通讯员告诉我,当时我母亲先动身,跟通讯员一块儿回阿坝。路上有一天,在理县,晚上来了一个人,告诉我母亲不能回阿坝了。因为我父亲还在成都,我母亲就说:“不能上(阿坝)去那就回成都吧。”可是来人说也不能回成都。我母亲说:“不能回成都的话,那你让我写一封信给他,说我安全就行。”那人还是说不行。我母亲说:“写信不行,那我发一封电报,你看着我发,就写我安全,你看着我发。”“也不行。”他讲,他们为此争论了很久。通讯员说那个人的态度还算好,而我觉得那个人的态度一定很坏、很强硬,并有逼迫性。快到夜里1点钟了,我妈妈就说那明天再继续和他们商量。通讯员,他以前是我父亲的随从,那时叫通讯员,这一切都是这位叔叔讲给我们听的。他说他总睡不着,到早上4点多钟的时候,他看见我母亲的房间门开着,进去一看,我母亲不在。他就赶快出去,到厕所门口外去等,见她老不出来,他就喊,没人应,他就进去了,结果我母亲不在里面。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找到我母亲。一直都没有找到。后来的官方结论是“迫害致死”。
母亲失踪第二天通知了我父亲。父亲当时在成都,马上赶到了汶川,因母亲是在理县出事的。我父亲赶到汶川后,他们请了很多人到处找,河边到处都找了,没找到。她就那样失踪了,一直就找不到了。最后父亲回到住处,坐在那里。我父母的感情特别好,这是我们那个地方众人皆知的。过去藏族的头人大多有三妻四妾,但我父母不是这样,就他们俩,感情非常好。那个时候李井泉已经被批斗了,我爸爸最好的朋友郭政委等人,他们全都纷纷遭批斗了。虽然幸亏老百姓不愿意批斗我父亲,但文化大革命气势汹汹,他肯定知道在劫难逃。我父亲对那个通讯员说:“我起不了什么作用了……”那个叔叔说:“您不要胡思乱想,”我父亲就一直讲,最主要是强调:“共产党是不可信的,你看卓克基土司他们都被批斗了,士可杀不可辱,那还不如……”那通讯员叔叔说:“您还有小孩呢!你还有两个女儿呢,小女儿呢!”“我对不起他们了……对不起,我对不起我的人民。”我父亲那样讲了后,就停了说话。我想,父亲一定是对我母亲的突然失踪悲痛欲绝,加之他目睹当时局势,认识到对自己的庶民和深爱的民族,已经做不了什么贡献了,形势所迫,他不仅不能为自己的民族、为故乡的人民效力,而且他预感到灾难将要来临,“士可杀不可辱”的刚硬性格决定了他再也不甘忍受屈辱,不愿再苟且偷安地生活。第二天,在汶川,我父亲投河自尽了。

美颡杰布夫人和她的母亲
(未完待续)
【转自:中国数字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