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7日星期一

当藏人流亡到印度

印度电影导演阿里(Imtiaz Ali)新作,由当红宝莱坞(Bollywood)新生代男星南比尔·卡普(Ranbir Kapoor)担纲主演的“摇滚巨星”(Rock Star),在演唱“我们的权利”(Saada Haq)这首歌时,多个画面明显可见舞台下方挥舞西藏雪山狮子旗,现场并可见到许多西藏僧人。据报道,这首歌的拍摄场景是在印度流亡藏人中心达兰萨拉(Dharamshala)的罗布林卡(Norbulingka)前。印度电影审查部门(CBFC)于2011年11月删除龄该片中的“雪山狮子旗”画面。

本文写于去年11月。


当藏人流亡到印度

文/唯色

在脸书上看见一位有名的印度影星在一部宝莱坞电影里演唱的视频。影星帅酷,在舞台上激情歌舞时,台下欢呼声鼎沸,更为醒目的是,台下出现了雪山狮子旗迎风招展的画面。这自然会引发另外的事件,印度的电影审查官剪去了这个画面,应该是为了避免北京恼怒。

我于是思忖,从1959年以后至今,有十多万藏人背井离乡,流亡到印度生活。印度人怎么看待这个事实?流亡藏人又是如何与印度人相处?记得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奈保尔,在游记中写到有一次在印度某地遇到尊者达赖喇嘛与随行藏人,他是个喜欢挑剔的作家,却对流亡藏人深怀同情。我也认识电影导演丹增索朗(Tenzing Sonam)和他的印度妻子瑞图(Ritu Sarin),两人相亲相爱,志同道合,一起拍了多部好电影。

我在脸书上提出了问题,有几位藏人做了答复。他们是普通人,在流亡的日子中会与印度的普通人打交道,看法或不具有代表性,但也是来自民间的体认。当然必须要说明的是,从古至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印度这样对于西藏有着巨大的恩情。过去是文化上的,信仰上的,而这半个世界以来,则是救命之恩。

在此引述几位藏人的讨论。如Lobsang Wangdue说,最近几年才看到印度有一些支持西藏的民间组织,我在印度住了十年没有一个印度朋友,多数藏人都是这样。我问他,是印度太大、人口太多、宗教多种、文化多样的原因吗?他说这是一种原因,我认为我们自己没有去做太多工作. 一方面也感觉印度人比较难以相处。

扎西坚赞反驳说,印度人不难以相处,只是我们没有用心去认识他们,所以跟他们的距离就变得远了。

Gendun Gyatso则说,从民间的角度讲,多数印度人对藏人没什么感觉,一般和藏人有日常接触的印度人觉得藏人难民的经济状况比他们有国家土地的人要好,所以看不到也不承认藏人给这地区带来的经济效益。整体来讲印度对西藏问题比较冷漠,一般人会认为曾被殖民过的国家对人权和自由的支持、理解应该很多,但令人失望的是像印度、南非这样的国家并非如此,也许是因为自身有太多问题所以无暇旁顾。

Yushu Kgu不同意说,要说印度人对我们藏人的支持,远远超过了美国和其它国家。我们不能只看到现在,应该去问问老一辈。造成现在印度人对我们反感,与我们本身也有关,我想你指的只是在印度的达兰萨拉吧?

怀着对未来的忧虑,Gendun Gyatso 继续说:经过上次的噶玛巴事件,我觉得藏人在这个国家并不是很受欢迎的客人。以前藏人在尼泊尔还算自由,但这几年由于中国实力的侵入,藏人之间甚至连跟政治没有关系的传统节日聚会都成了麻烦。虽然尼泊尔当局并没有驱逐藏人,但是用各种条款予以限制藏人事实。有可能藏人在印度也会逐渐受到限制。藏人在印度的很多事业没有法律上的合法性,比如新德里的藏人社区几度面临拆迁,是因为多数房屋没有合法手续。印度国内也有一些精英认为藏人是中印之间的绊脚石。但尊者达赖喇嘛的国际影响力和印中战争留下的边境问题,目前还可以让藏人在印度的屋檐下生活,未来却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这都要看印度怎样取舍自己的利益,而我们应该争取印度政府从法理角度给西藏自由事业一颗定心丸。

2011/11/29

(本文为RFA藏语节目,转载请注明。)

2012年2月23日星期四

洛萨扎西德勒!——献给朝佛“有罪”的拉萨老人们

网友偷拍的其中一个“学习班”,设在拉萨西郊哲蚌寺下面的城关区教师培训中心。上图为“学习班”门外的军警。下图为家人去“学习班”接老人回家过藏历新年,请注意红标语上用藏汉两种文字写着:“加强学习,提高认识”,“没有中国共产党……”。

洛萨扎西德勒!——献给朝佛“有罪”的拉萨老人们

唯色


今天(2月23日),是藏历绕迥2139水龙年“洛萨”(藏历新年)第二天,我想对上万名因朝佛“有罪”的藏人们,尤其是老人们,说一声“洛萨扎西德勒”(藏历新年吉祥如意)。虽然,正如一位藏人所说:“现在彼此问候不要再说‘扎西德勒’了,我们既不‘扎西’(吉祥)也不‘德勒’(如意),我们互相要关照的是‘瑟瑟其’(多加小心)。”

今年1月1日-10日,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耶成佛圣地金刚座,尊者达赖喇嘛举办第32届时轮金刚灌顶法会,全世界佛教弟子约50万人参加。其中,从境内各藏地去的藏人信众约有上万,从中国各地去的汉人等信众约有上千。

藏地申请护照从来都很困难,2008年因为遍及全藏地的抗议,甚至停办了护照。而这两年,如拉萨,当局对老人开恩,同意给60岁以上申请护照的老人办护照,所以这次去菩提迦耶参加法会的境内藏人以老人众多,都渴望在人生的晚年见到根本上师的圣颜,得到根本上师的加持。而根本上师,正是流亡他国53年的尊者达赖喇嘛。

法会结束后,境内的信众纷纷启程返回自己在境内藏地的家。他们费尽辛苦才拿到护照,一路颠沛,终于在圣地获得了佛法甘露的滋养,度过了幸福而短暂的光阴,却没想到会被“秋后算帐”,由此开始了身心被折磨的经历。

先是从尼泊尔进入藏地时,无论在几个机场,还是在樟木口岸,他们都受到中国军警的盘问和搜查,所带的佛事用品如经书等、所买的礼物如藏药等,一概都被没收。

据了解,许多家在安多和康的藏人信众集体被带往拉萨,统一由火车沿青藏铁路送回各自所在地区。之后,每人须由当地的两名干部做担保,方可回到自己家中。也有最近从印度、尼泊尔返回的安多和康的藏人信众,被统一管理,先送到日喀则去接受七天的“教育”,然后会被统一送回。

而拉萨,凡是去参加法会的藏人则遇到更大的麻烦。绝大多数是老人,有退休干部,也有城镇居民、城郊农民。也有中年人和年轻人。他们先是被所在居委会或所在单位,联合所属派出所一起传唤。每个人都被居委会或单位的工作人员与公安警察共同盘问,主要问题包括:在时轮金刚灌顶法会上见到了哪些人?达赖喇嘛、桑东仁波切、新当选的噶伦赤巴究竟说了什么?在法会上碰到了哪些从这边去的人?给法会和达赖喇嘛等仁波切供养了数额多少的钱?等等。

刚开始只是单独传唤,时间也不算长,据说有的居委会或单位派来谈话的人态度还算好,有的人态度很差,直接训斥:“你们这些人,吃这边的饭,脑袋却放到那边,有什么意思!”

据了解,所有从印度朝佛归来且被“喝茶”的藏人都被没收了护照。

许多人都以为护照被没收,厄运也就可能结束了,但没想到更大的噩梦在后头。大概从2月初开始,在拉萨,绝大多数参加过法会的藏人,都被找上门的警察带走,声称是送去“学习班”接受教育。甚至年过八旬的老人也被带走。而且一直是陆陆续续地有人被带走,据说是因为被“供出来”了。这让人忧心忡忡,不知道“学习班”采取了什么样的方式,又是怎么让人“供出来”的?

家中老人被带走的藏人们在微博上议论此事,但很快被删。所幸有朋友保存了这些被删的微博,比如下面几条:


@木雅公主后人:听亲人说昨拉萨寒风凌厉,天都是灰的,阿妈拉从昨天早上叫走,中午来拿被子到现在还未归,去印度朝拜他们不高兴我们认了,要学那么久吗何况她根本不识汉字。

@旺秀才丹:在拉萨和阿妈啦一起被集中学习的,还有80多岁的老太太,光是吉日派出所那里昨天下午就拉走了三辆中巴。据说是二十天时间。我理解西藏维稳的敏感和压力,只是希望,不要虐待打骂这些信佛的老人家。阿妈啦汉语不太会,汉字不懂,希望只是听课学习国家民族政策法律法规。

@木雅公主后人:阿妈拉是一个家庭主妇,不识汉字,孩子都成家了,平时磕头朝佛,打个小麻将而已,听说被集中在拉萨西郊边防教导队营地,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还未回家,要折腾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呀?别再在心灵和肉体上折腾老人了!

@木雅公主后人:为那些今晚未能住在自己家里,思念家人的同胞们祈祷,佛祖保佑无辜的平民老百姓早日平安回家 特别是年长80多岁的老阿妈 我们都在期盼你们回来

@旺秀才丹:有法可依吗?24小时拘留叫什么?之后叫什么?

@木雅公主后人:第二个夜晚已经无声的来了大风天气阿妈拉们一定很冷吧孩子们无能只能让您继续受苦了!

@云那边:为远在拉萨无故失踪的老人们再转一次那些老人出境时所有手续都是合法的我想出境前有关部门对他们自然也是了如指掌的,但为何要等他们回来再秋后算账一一盘问,维稳策略要永远这么阴毒和不得人心吗?

@格桑小巫:正规合法地去听了法会的老人们被莫名勒令带被子离家集中学习,请问有关部门是认为这些目不识丁手无寸铁的老年人会造反叛变吗?

@没有你的雪域:六十多岁的妈妈被抓去!说两三个月回不来!今天在那个关着几百名老人的院子门口,有很多家属在外面哭喊!里面的老人坚强的摇着手意思在说不要哭,可转身离开的老人偷偷擦着眼泪!看到这个情形整个人动容了,回到家感觉空空的,藏历年也没什么可过的了!决定藏历年期间一个人要去朝圣!


依据以上微博,依据诸多可靠消息,这种“学习班”仅在拉萨就至少设了七八个点。有的设在军营,如拉萨西郊的边防教导队;有的设在单位,如拉萨西郊位于哲蚌寺下面的城关区教师培训中心;有的设在宾馆,如色拉路上和江苏路上的宾馆;有的甚至设在关押政治犯的曲水县和近郊的堆龙德庆县。据悉,可能有上千名去参加法会的藏人被关进了“学习班”, 给所在家庭及邻里亲友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和深深的恐惧。而这只是拉萨市的情况,西藏自治区其他地区的情况还不详,分布在甘肃省、青海省、四川省和云南省藏区的情况还不详。

而“学习”时间说法不一,有说是二十天,有说是直到3月底或4月初,有说是两三个月。之所以需要“学习”这么长时间,难道是与西藏最敏感的时段——3月——有关吗?可是这么做,是要避开敏感的3月,还是有意要让敏感的3月出事呢?正如藏人网友所说:“这样维稳,只能适得其反”。

据悉,这种“学习”完全是封闭式的,起先禁止家人探访,不准送衣物、食物,也不准带手机。前不久可能是因为被外媒曝光、引发关注,开始同意家人送衣物和食物。有的“学习班”允许相互见面,有的“学习班”不准相互见面。各“学习班”的待遇也不同,有的“学习班”是一个房间里住十多个老人,分上下铺。

据悉,“学习班”所要“学习”的内容,包括“爱国主义教育”、“法制教育”、国家的宗教政策等等,
甚至放映1960年代的宣传片《农奴》以及揭露“旧西藏”的黑暗、歌颂“新西藏”的幸福等诸多“忆苦思甜”的影片,同时还要求人人过关,当众汇报“学习”心得,交代思想感受,新旧对比,“忆苦思甜”,“感谢党恩”。最主要的是被反复问话。如此“学习”,让许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的老人们不堪承受,甚至患病。由于患病老人渐多,可能恐发生意外,“学习班”批准患病老人住院治疗,但也只能在西藏军区总医院、公安医院治疗,病房外有便衣看守。不过允许亲友探访、允许家人陪住。听说已经有病重老人因心情不好而去世。

一位患病住院的老人悄悄对探访的家人说:“在‘学习班’被盘问时,我甚至这么哀求,我们都是快要死了的老人,就不必接受‘洗脑’教育了吧。”说着泪如雨下。

就此,我向一位大律师咨询过。我问这种“学习”算不算是拘押?大律师回复说:“都是沒有法律依据的拘押, 是无法无天的行为。”我问怎么办?大律师叹道:“从好的角度看, 拘禁这些没危险性的人是无意义的行为, 盼很快便会释放。”并说:“共产党有大智大勇的话,跟人民‘大和解’吧,忘掉仇恨,但请给人民保证,遵守自己定的宪法。”

最新得到的消息是,鉴于藏历新年“洛萨”来临,拉萨上千名被关进“学习班”的老人终于有了“感谢党恩”的机会,凡是65岁以上的老人放假7天,允许他(他)们暂时离开“学习班”,回家与亲人一起过藏历新年;而这只能是非党员,所有共产党员必须留在学习班里。然而,之所以突发“善心”, 只不过是为了制造藏人“欢度藏历新年”的假象,以应对境内外藏人为纪念23位自焚藏人,而不过藏历新年的呼吁。

然而这样的“善心”是否有用呢?“放假”当天,有藏人网友在推特上说:“这次当局惹怒的不只是普通老百姓,还有平时当局信任的那些也多少受影响,今天看到很多干部模样的人也在接他们的亲戚,除了在场的军警很严肃,工作人员都表现得超级的好。”从偷拍的现场照片上,看到“学习班”的门外有军警看守,院子里挂着红标语,用藏汉两种文字写着:“加强学习,提高认识”,“没有中国共产党……” 由于此“善心”是按年龄来分配的,所以有的双双关进“学习班”的夫妇,丈夫被“放假”回家,妻子还留在“学习班”里,因为妻子是共产党员

藏历新年的第一天,一条新浪微博这样写到:“从菩提迦耶朝佛回来的阿妈啦,能在集中两三个月的学习计划中,获得七天的假期回家过藏历年,确实应该感谢西藏自治区政府的开明。愿这份开明和善意,回向普天下的众生,以此藏历年为契机,希望大家皆能离苦得乐,获得永远的健康和富足,获得永远的快乐和喜悦!”其中“感谢……开明”的话,读来感觉深含讥讽与辛酸。

2012/2/23,写于藏历新年第二天

2012年2月22日星期三

维基让赞:统战部与藏历新年


上图转自Facebook,由境外年轻藏人设计。下图转自新华网。两个图中,都有藏历新年的象征“切玛”。


今天是藏历绕迥2139水龙年第一天。本应该怀着喜庆的心情迎接“洛萨”(新年),欢度“洛萨”,然而,在过去的一年里,有那么多族人自焚,那么多族人蒙难……家园被军管,“藏人的恐惧用手就可以感触到。”【1】

所以,藏人没有“洛萨”,即便有“洛萨”,也没有快乐的“洛萨”,只有悼念的“洛萨”。

但是党不允许藏人没有“洛萨”。党要求藏人必须喜迎“洛萨”。党甚至在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的前面,各做了两个非常夸张的石头“切玛”【2】,并在巨型“切玛”下面,用成千上万朵的绢花摆出两种文字的“欢度藏历新年”。

一位介绍自己是“维基让赞”【3】的博巴(藏人)网友,继藏事解密2011(一)之后,从2012年2月1日起,继续在我博客上留言,披露了一些围绕藏历新年发生的耐人寻味的事情,以表明中共统战部“ 全面开展国外藏胞的统战工作正在进行”:

今年中央统战部安排了青海省的一个藏族歌舞团前往欧洲演出以庆祝藏历新年。演出团一行十六人于2月1日离开北京。有报道称,该演出团在瑞士小城Arosa的演出因藏人反对已取消。

今年中央统战部派往尼泊尔的藏历新年演出团抵达加德满都,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的藏族歌舞团有二十多人。2月1日,中国大使在Hotel Yak Yeti 隆重宴请部分特邀藏胞。2月2日举行了第一场演出,酒店外布满了尼泊尔警察。3日将举行第二场演出。

从春节到藏历年其间,国侨办【4】和中国侨联【5】分别向美国和欧洲多国派出(亲情中华)艺术团,在多个大城市进行免费巡回演出。艺术团内除几个国内二流明星外,还硬插了几个西藏、新疆和内蒙古的三流歌手。除了海外华侨外,没有其他少数民族的观众去观看。

统战部派往印度的工作人员是以工商联的身份在活动,派往美国、欧洲和尼泊尔的工作人员是以中华海外联谊会海外联络处(The Oversears Liaison Division of Overseas Friendship Association)身份在活动。中华海外联谊会这个机构是统战部一个挂羊头的另一门面,为了避免被怀疑,统战部派去海外的工作人员是以这个协会的名义出国开展工作。

已获得2月1日在尼泊尔的去参加中国大使馆欢庆藏历新年的部分Tibetan的名单。比较显眼的是,多杰凶天组织的代表不仅做了自我介绍外,还向中国大使敬献了金色哈达,另外有几个臭名昭著的文物走私商向中国大使献了哈达。名单备案,不在此公开。

周六(2月18)驻美国纽约的孙国祥总领事在中国总领馆特别邀请了二十余名藏胞,举行了晚宴招待会,说是上任不久的总领事想结识藏胞,一起欢度藏历年。邀请是通过在总领馆工作的统战部藏族工作人员普穷达安排的(普穷达是安多藏人,三个月前从尼泊尔中国大使馆调到纽约)。来宾中有一位“喇嘛”曾多次来过总领馆,除他外,其余藏胞都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宴会。另有确切消息称,中国驻瑞士大使馆的大使吴恳在尼泊尔举办了欢度藏历新年的晚宴,邀请了十余名藏胞。全面开展国外藏胞的统战工作正在进行。


(注:以上所转述的“维基让赞”的留言,只代表该网友,仅供参考。)

注释:

【1】 “藏人的恐惧用手就可以感触到”,转自我写于2004年的长诗《西藏的秘密》。
【2】切玛:五谷斗,即在绘有彩色花纹的木盒左右分别盛放炒麦粒和酥油拌成的糌粑,上面插上青棵穗和酥油塑制的彩花。通常是藏历新年专用物品。
【3】维基让赞: “让赞”是藏语,意为“独立”。
【4】国侨办 :即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5】 中国侨联:即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

2012年2月21日星期二

转载:2月18日来自拉萨的报告


唯色按:对于了解拉萨实情的我们来说,这篇关于拉萨近期状况的报告基本属实,但有两处需要说明:
1、“拉萨现在有大约120万中国人和大约20万藏人”,这句话中的藏人人数与事实相近,但“120万中国人”显然太多,如果说这个数字包括了在拉萨的军队人数,但也似乎不应这么多。
2、“其中大约有3000人是中国政府的眼线。另外7000名来自中国的藏人……都被带去参加 ‘学习班’,接受至少三个月的‘再教育’”,这句话中,3000人是眼线的说法委实夸张,而被带去参加“学习班”的藏人事实上是拉萨的藏人,安多和康去参加法会回来的藏人是否也被带去“学习班”,目前尚无这方面的消息,所以被带去“学习班”的藏人不可能是7000人,我听到的人数是上千人。至于被教育的“学习”时间是不是三个月这么长,尚无获知,但据知是直到今年3月底。
另,以上图片来自微博,当地藏人或去拉萨的游客拍摄。

作者:匿名
翻译:John jee “说,还是不说?
来源: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的博客

一位刚从拉萨回来的朋友给我发来这份报告,令人忧心如焚。——嘉央诺布

来自拉萨的报告:2012年2月18日

我刚从拉萨回来。不断有藏人失踪,每个人都对看来不可避免的血腥镇压感到惊恐。

拉萨现在有大约120万中国人和大约20万藏人。这些藏人中的大多数现在都居住在用高达10到16英尺的围墙完全包围起来的区域,周围部署了很多军事岗哨,有些墙上还装有铁蒺藜。这种隔离给人的感觉是到了波兰华沙的犹太人集中区。在这些“隔离区”,全服武装的军人、特警和警察24小时在街上巡逻。整天都能听到军人操练时唱的歌声。每天都能见到特警的卡车和6到15辆一组的装甲车辆经过这个区域。在每辆装甲车顶部敞开的炮塔上都有3到4名军人,配备冲锋枪或机关枪对着藏人。

所有藏人必须随时携带身份证。住在拉萨的藏人必须去派出所登记。在拉萨新增了大约134处警察的检查站,对行人和车辆进行随机检查。除了拉萨市内和周边地区的军队兵营,城里还到处建立了配备1到10名武装士兵的永久性军事哨所。

2011年11月,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的菩提伽耶举办了时轮金刚灌顶法会,有大约10000名来自中国的藏人参加。据报道,其中大约有3000人是中国政府的眼线。另外7000名来自中国的藏人,取道印度、尼泊尔或香港等地回到藏区。所有这些人都被带去参加 “学习班”,接受至少三个月的“再教育”。上了年纪的人因为寒冷请求在晚上回家住,但是这样的请求都得不到批准。很多时候,这些老人的家人给他们送去毯子,家人都被告知这些老人已经不再原处而且也没人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参加“再教育学习班”的7000名藏人,接受中国警方的讯问是家常便饭。藏人们被要求公布自己的工作单位,然后就会被单位开除,失去养老金和类似的福利;还要公布亲属的姓名和他们的联系方法,包括地址和职业。军警还进行随机的身份核查和入屋搜查,家庭成员也被叫来接受“问询”。

有大约50名尼师正乘大巴去一处隐修地,结果遭到拘押和讯问,因为有线人诬告她们有反政府的言论。这些尼师至今下落不明。

一位藏人艺术家画了一幅题为“等待”的画,画中一位藏人抬头仰望自己头顶上一座钟,结果因为画中的寓意而遭到逮捕。

有人告诉我,很多藏人被“国保”带走后便失踪了。

西藏自治区公路边的检查站是为了阻止那些非拉萨藏人进入拉萨。另外,如果有僧人或者尼师是乘车来的,警察或军人会强迫他们步行回到自己的寺院。所有驾乘这些交通工具的藏人必须带好所有的规定证件。布达拉宫是藏人朝圣的地方,尤其在藏历新年期间,但是公路边的检查站阻止藏人前往,并限制拉萨的藏人人数。

过去有大约300到400名僧人住在布达拉宫,现在只有大约36人。军人和其他军事人员现在住在过去僧人们住的地方。尽管布达拉宫早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政府现在把布达拉宫变成了一个军事岗哨。离布达拉宫几个街区的地方还驻扎有一个大型的军事机构。地处布达拉宫广场对面的尼姑寺现在部署修建了军事堡垒。

大昭寺地区里里外外部署了大量军警,当他们在熙熙攘攘的周围市场街道上巡逻的时候,你必须小心不要撞上他们。

哲蚌寺曾经有7000到10000名僧人,而现在只剩下500到700人。据说,有大约100名僧人正在进行绝食抗议。

色拉寺一度有大约6000名僧人,现在只有200到300名。色拉寺周围遍布警察的检查站和军事岗哨。军人和警察不断在寺院里巡逻,甚至包括僧人们辩经的地方。

罗布林卡僧人的人数从以前的大约300人下降到如今的6到10人。尽管罗布林卡整体已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达赖喇嘛的小型私人动物园被卖给了一个中国商人,需要单独买票才能进去看那些动物。

请将此报告送达任何能够提供帮助的人士,尤其是美国政府官员、报纸和人权组织等等。

感谢您提供的帮助!

2012年2月19日星期日

今天又有藏人自焚!23位自焚者中已知15人牺牲!

图为第22位境内自焚藏人丹曲桑波


我在博客上尚未来得及记录的自焚藏人是,两天前,即2月17日早上,在安多天宗(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当地最大的格鲁派寺院阿汗达勒寺,担任寺管会负责人、寺院经师、寺院前任金刚上师(格贵)的僧人丹曲桑布点火自焚牺牲,终年40岁。

丹曲桑波是天峻县生格乡人,父亲名为达拉,母亲已去世。他于1992年入寺,1994年去印度南部色拉寺学习,1997年回到家乡的寺院,是一位闻思修学十分优秀的喇嘛。

据报道,今年1月的中国春节期间,军警进驻丹曲桑波所在寺院。他多次恳求当局撤走军警,却毫无效果,于是以身自焚,表达抗议。

而他的遗体已为寺院僧侣当天火葬。


紧接着是今天,2月19日,从安多(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传来一位18岁的藏人青年自焚牺牲的消息。

Phayul网站英文报道、挪威西藏之声 广播报道,这位自焚的藏人青年名为朗卓( Nya Drul 或Nang Dol),是当地寺院的僧人,于中午时分点火自焚,并呼喊“西藏需要自由”。军警企图抢走他的遗体,但是上千僧俗民众围聚,拒绝交出。当地寺院(Dzomthum monastery)已为他的遗体举行了超度等佛事,并于当晚1点火葬了这位年轻僧人。目前暂无他的照片。

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2年2月19日,在境内藏地,有23位藏人自焚(或26位藏人自焚,但2月3日色达县3位藏人自焚的消息尚未得到确认,故不计),已知其中15人牺牲。

而23位自焚的境内藏人的基本情况为——

2009年1起自焚:2009年2月27日在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发生第1起。

2011年12起自焚:2011年在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发生8起、在四川省甘孜州的道孚县和甘孜县发生3起、在西藏自治区昌都县发生1起。

2012年10起自焚:2012年1月在四川省阿坝县发生3起,在青海省果洛州达日县发生1起。2012年2月在四川省阿坝县发生3起,在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发生1起,在青海省海西州天峻县发生1起,在四川省阿坝州壤塘县发生1起。

按照图伯特传统地理:安多18位,康5位。

按照今中国行政区划: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5位、壤塘县1位;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位、道孚县2位;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1位;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1位;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1位;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1位。

其中男性20位,女性3位。年纪最长者41岁,年纪最轻者17岁。

其中朱古(Rinpoche,活佛)1位,普通僧人10位,尼师3位。另外9位是牧民,其中有些人曾经有过出家为僧的经历,但多人属于被当局的工作组驱除出寺,有的属于还俗离寺;这当中大多为格鲁派僧人,1位原为噶举派僧人。

23位自焚的境内藏人中,已知15人牺牲;7人当场被军警带走,下落不明,生死不明;1人重伤留在寺院,但目前情况不详。

呼吁关注被拘捕的藏人作家岗吉·志巴加



震惊地看到,藏人作家岗吉·志巴加被拘捕的报道

报道说:在本周三(2月15日)深夜,20多名公安闯入岗吉·志巴加在色达县的家中,将他拘捕。岗吉·志巴加的妻子要求出示相关手续,但公安并没有出示,只是说“我们有话要问志巴加”,就将他带走。

这实在是令人悲愤的消息。

33岁的岗吉·志巴加,笔名岗麦达,是西藏知名作家,也是藏东康地色​达县的教师。他以藏文写作,出版了《命运的呼唤》、《世纪悲伤》、《今日伤泪》、《岁月变色》等多部著作,涉小说、​杂文、评述、诗歌等。并编辑有藏文报纸《哈达》。目前已完成的有两-三部书稿。

我曾见过关于他的一份介绍:
1979藏历土羊年夏天出生于多康色达然充更盆村的牧民家庭,父亲名为土灯尼玛,母亲名为汪堂卓玛,生有九个儿女,志巴加排行第五。

毕业于甘孜州师范学校,在色达县霍西乡等地担任教师已有十年。妻子名为汪秀拉姆,生有8岁的女儿和5岁的儿子。

他自述:我能为民族做一点事,那就是我生在高原的意义;我能给雪域献一滴汗水,对自己来说就是一种快乐。

不知道拘捕志巴加的原因是什么。而最近在康地炉霍、色达发生了藏人抗议被严酷镇压的事件,难道与此有关?据知他被公安带走已整整四天,却音讯全无,令人非常担心。

对于藏人知识分子等精英连续被捕的冷酷现实,我曾写过多篇文章。其中,在2010年6月所写的我们所面临的危机一文中强调:
……前不久,国际援助西藏组织发布题为《狂怒风暴:西藏2008年春天抗议后对藏人作家和艺术家的镇压》的报告,列举了50多位包括作家、博客作者、歌手和环保人士在内的藏人精英,以各种方式披露真相、传达心声,讨论藏人的命运和西藏的未来,遭到当局的监禁、拘捕、判刑等诸多惩罚。为此,我接受了美国之音的电话采访,认为当局对藏人的打压范围已由底层民众扩大到精英阶层,人数众多,惩罚严酷,并且难以得到正常的法律援助,无法进入公正的司法程序,且从了解的事实来看,藏人精英遭受打压的实例远远超出公布的情况。

……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当局对藏人精英步步紧逼的打压。我们所面临的危机不只是政治和经济上的,更大的危机在于针对我们的文明而进行的摧毁。遭受灭顶之灾的不仅仅是类似拉萨老城的古老建筑,我们这块土地上的许多具备才智、力量和智识的优秀儿女,正在被有计划、有目的地消灭着。可以预见,强权者为的是给溃败的西藏带来精神的枯竭,这远比其他毁灭更为可怕。

念及此,令人揪心地难过。惟有呼吁各界,请关注藏人作家岗吉·志巴加的危急处境,请关注!

2012年2月19日

2012年2月18日星期六

一个藏族党员的公开信:“他一到阿坝就带来了天灾与人祸”

图为原阿坝州州委书记、刚刚升任四川省省长助理、四川省公安厅厅长的侍俊【注】。最近出现在网上的“一个藏族党员的公开信”点名直指他在“官场上搞权术,经济上掺假水,文化上搞摧毁,信仰上搞强制,这一切都是为他自己上省级领导而服务…。”

这封信原发表在网易论坛,发布时间是2012-02-14 12:46:30,现已被删,此为网络快照。我在转载时,在重要部分加上了黑色。从其内容来分析,写这封公开信的人应为阿坝州的在职或退休干部,并且是藏人干部。公开信中谈到了阿坝藏人自焚越来越多,却被“没有原则和没有感情的非藏干部对州里的敏感事件的反应是‘烧光才好’‘全部枪毙’之类。”


一个藏族党员的公开信


尊敬的领导:

您好!您若能在百忙中看完这封信的话,是阿坝各族人民的幸事。因为我要向您反映的是一个事关阿坝大局的人物侍俊同志的问题。

他一到阿坝就带来了天灾与人祸,天灾与他无关,但人祸对他来讲是脱不了干系的,因为这与他极左的思想和所言所行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民间对他有种种说法,有些并非没有道理。有人说他是“魔主”,为使自己升官,把小事搞大,好捞功劳,把寺庙护法神殿中的烂枪锈刀(千百年来藏区有放下屠刀把刀枪交给寺院表示不再作恶的习俗)论为反共藏独用具,事实上,藏区百姓是最感恩共产党的,而后他就收不了口子,民间比喻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做法好像是伊拉克,工作组人员比和尚还多的做法好像是文革,老百姓在枪口下生活的做法好像利比亚。一年又一年失去自由而没有发展的生活让那些单纯的牧民失去希望,所以,尽管我们在牧区做了很多富民安康的工作,牧区依然还有一小戳人要迎合境外唆使,我们州称之为“烧烤”的事件依然不绝,而且越来越多,由和尚发展为尼姑,由僧侣发展为一般俗人。除境外势力外,内部原因没有人好好研究分析,大量的工作组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究竟原因何在?他为了自己今年五月份的升迁,再次大打人海战术,搞了阿坝州建州以来第一次全州干部大年初一上班的先例。只要他的思想不变,方法不变,感情不变,态度不变,继续粗造行事,阿坝难以安宁,寺庙难以祥和。

他的用人方式让阿坝州的各族各界人士感到匪夷所思、不可理喻。民间有种说法,说阿坝县的维稳工作交给两个“疯子”管,越管越疯。一个是严春风副州长是5.12后我州招考的城市规划人才,他对民族地区一无所知,对宗教政策和问题一片空白,对藏区百姓毫无感情,对藏族语言更是纯属无知,因此,他管维稳纯属瞎指挥,洋相百出,越说越瓜,越干越乱。另一个“疯子”是刘峰,格尔登寺管理处处长,也和春风一样一片空白,只会算计不会安抚。

对他的用人方法民间还有一种说法叫提枪打仗(提羌打藏)。他把对3.14打砸份子的恨转移到藏族干部和百姓身上,整下课了一批干部,凉拌了一批干部,同时扶持和培养了一批羌干充实到各县和各单位,全然忘记了59%藏族、18%羌族的州情,就像是忘记了94%的汉族是我们的国情一样。所以民间说,藏族干部倒在了侍俊手上,羌族干部倒在了重建上。其实,他对羌族干部的偏爱,不仅来自于羌区灾后重建给他添了脸面、树了政绩,更重要的是来自于一个被称为羌王的人——谷运龙,谷掌管的阿坝州的企业被称为谷氏企业,谷也插手灾后重建项目,他们俩利益均分,成为一条船上的人,所以他处处维护谷,听从谷,很多方面连吴州长都板不过谷,在关键人事上侍俊要用谷的人而不用吴州长的人,吴只能满腹牢骚别无他法,因为吴州长清楚他作为藏族惹不起侍俊,一句“有藏族情结、有民族情绪”就会把它和其他人一样打入地狱。他对上,装得很民主很亲民,其实是会上不许有不同声音,会上一套,会下一套,对下是明显歧视,公开场合就说过藏族人张牙舞爪,愚昧无知。

可以说他在政治上搞两面派,官场上搞权术,经济上掺假水,文化上搞摧毁,信仰上搞强制,这一切都是为他自己上省级领导而服务的

——用人上用了谷,就把多年来的两面性暴露无遗,他推荐谷做副书记,就得罪了陈钢,最为最老的州委常委,论资排辈都该他了,但安排去政协,非常不满。杨克林作为多年政法委书记,出生入死,维稳功不可没,但否定了他,他现在也公开唱反调了。金吉昌作为统战部部长、州委秘书长,3.14以来深入虎穴广做安抚,鞍前马后搞服务工作,但也不推荐他,他也大发牢骚,张万平……常委中没人真正服他,满意的人只有谷运龙一人。这样的班长带出的班子还有什么凝聚力和战斗力可言?民间对他的评论是:能力不如黄新初,精力不如李崇喜,魅力不如欧泽高,魄力不如泽巴足。而如今换届下来的州级领导班子是历届最弱的班子,论经验、资历、水平、能力、综合素质除一两个人还受公认外,干部百姓普遍不看好,有多年地方工作经验的本土老将要么到政协要么放在部门不提拔,这些年富力强的本地干部,除了困惑外,意见很大,无心做事。事实上,侍俊根本不信任本地干部,连他的秘书和驾驶员都是从外地带来,州委部门能招考的全是外地干部,空降干部、外地干部、假藏、假羌充实各个部门和地方,我州的州情还没有发展到汉语干部就可以独当一面服务好一方百姓的程度,而且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对干部任用有要求,我们州现在是需要双语干部,维稳中这个问题就明显暴露出来,双语干部在维稳中工作优势和工作效果都明显,但是它不提拔双语干部,不重用双语干部,年前先后提拔的600多名干部中,双语干部不到20人。本地干部除了干活没有什么希望可期,这种情况下,本地干部除了情绪和牢骚外还能往肚子里装什么?

——经济上的各项指标都有水分,GDP、农牧民收入、旅游手收入、灾后重建等,都围绕自己的政绩注了水,就连财政收入、税收收入都加了水。他到阿坝,干部群众最大的提高就是学会了作假。

——要说最大的破坏,就是对藏族文化的破坏。提羌打藏的最大表现也在这上面。首先是把州委、政府分管文化教育的安排为两个羌族,州委陈钢,州政府刘文芝,在他们的精心安排下,撤并转了一批藏区中小学,安排许多学生到茂县羌区学习。侍俊和谷运龙把草地人和马尔康中等民族师范学校列为最不稳定的人群和学校,维稳大会小会指出来说,虽说有事实依据,但他们的负面情绪极大地影响了民族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藏羌矛盾。藏族人变成州里千夫所指的人群,就像一度在内地大城市里出现过的畏藏、歧藏事件一样,阿坝州的干部群众对藏区和藏人的这种畏藏、歧藏事件一样,阿坝州的干部群众对藏区和藏人的这种畏、歧指向也非常明显,没有原则和没有感情的非藏干部对州里的敏感事件的反应是“烧光才好”“全部枪毙”之类。藏羌民族干部利益分割势力突出,民族矛盾深化。第二全州除茂县是纯羌区外,汶川有藏羌各三分之一,他却要把汶川打造成羌城,同时,把映秀、水磨等历史上的藏区改为羌区,用所谓的“唯一性”来篡改历史,老百姓说,瓦斯土司在汶川有史可查的600年统治全部烟消云散焚尸灭迹了。第三,沿路所有的标示标牌都写成是“某某羌寨”,而所有的藏寨都基本不用“藏寨”两个字。给人的感觉是走进了阿坝就走进了羌区,殊不知阿坝州13个县中有10个是纯藏区,汶川、理县两个藏羌县,只有茂县才是羌族县。第四,其他县想改头换面成羌族县,比如九寨沟,应说是99%的藏族,但他却在九寨天堂建所谓的羌城,编一套节目把九寨说成是羌女的后人,这与谷运龙一批所谓羌人弘扬羌文化理念不无关系,滑稽至此,令人啼笑。根据旅行社反映,对“藏谜”这样被文化部评为全国十大精品文化节目的剧团,却想方设法进行打压,主要是为了保护他们认可的羌族文化人才旺斌所经营剧团的利益,就好比是五星级酒店要与鸡毛店强制搞成一个价一样。这样的文化产业怎么搞得好呢?他对文化上假大空的东西却是盛赞有佳,一张白纸好画图,把民族文化建立在空中楼阁,阿坝州被吹捧出来的文化仿佛在演绎穿越剧。第五,经常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说成“羌族藏族”自治州,把“藏乡羌寨”说成“羌乡藏寨”,把哈达放在羌红里面,这种说法和行为绝不是口误和无意而是故意为之。第六,凡穿藏装的人都进不了州委、州政府大门,凡说藏话的人都成怀疑对象,他认为藏装只能出现在舞台和戏剧里,否则就有二心。

这一系列行为,使省委、省政府在藏区搞的牧民定居新生活、综合防治大骨节病等牧区的惠民工程大打折扣,也使欧泽高、李崇喜、黄新初等历届领导打下的良好基础受到影响,更影响到中央、省对藏区工作一件的具体实施,其后果是民族地区稳定、团结、和谐、发展没有得到有效实现。

写信人:罗枫 电话18782249870


**********

注:

侍俊简历:男,汉族,江苏盐城人,1962年1月生,四川师范大学政教系经管专业大学本科毕业,1978年10月参加工作,1980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7年5月—2012年2月,任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委书记。2012年2月至今,任四川省省长助理、公安厅厅长。

2012年2月17日星期五

RFA:喇嘛久美在屡遭拘禁后受到正式起诉

喇嘛久美的被捕、被起诉,与他在2008年以视频方式向全世界公开作证、披露藏地被压迫真相有关。当时他在秘密摄制的视频中,一人面对镜头诉说长达20分钟,用真的面孔真的声音真的名字,对2008年3月以来的西藏事件提供了真实的证言,表达了身为普通藏人僧侣的希望。2008年9月,这个视频在美国之音藏语电视节目Kunleng播出后,在藏地引起很大反响。


RFA:喇嘛久美在屡遭拘禁后受到正式起诉

稿件来源:RFA(自由亚洲电台)
原稿发布时间:2012-02-15
翻译:John Lee

西藏消息人士透露,一位在过去的6年里屡遭拘禁的西藏僧人最终受到正式起诉,罪名是从事“分裂活动”,案件将很快宣判。

久美嘉措(Jigme Gyatso)是中国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拉卜楞寺的僧人。他的哥哥说,他最近一次是在2011年8月20日被中国警方逮捕。

一位和喇嘛久美家庭很熟悉的西藏消息人士匿名透露说,“从那以后,他就被关押起来,关于他的下落没有任何消息。”

这位消息人士讲,“在2月初,他的哥哥索南才让(Sonam Tsering)收到了一份甘南州公安局发来的通知,上面签署的日期是(2012年)1月2日。通知告诉他久美嘉措已经因从事‘分裂活动’的罪名被正式起诉。”

中国政府经常用“分裂国家”的罪名来指控那些坚守自己民族文化或反抗中国统治西藏的藏人。在藏区最近发生了一系列的自焚和抗议事件,中国安全部队进行了血腥镇压并逮捕了大批藏人。

那位消息人士还说,公安部门的通知要求久美嘉措的家人在24小时之内作出答复,但是这份通知在一个月之后才送到。

他还说,久美嘉措的家人收到通知后,与公安部门取得联系并且被告知——已经对久美嘉措的案件作出判决,并且将很快宣判。

久美嘉措的家人还从公安部门获悉,在关押期间,久美嘉措一直在接受“治疗”。

屡遭监禁

中国当局第一次拘禁久美嘉措(他还有一个名字叫“久美果日”, Jigme Goril①)是在2006年,当时他刚从印度参加完西藏流亡领袖达赖喇嘛举办的一个法会返回拉卜楞。

警方对他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关押和讯问,然后释放了他,没有提出任何指控。

2008年,在遍布藏区的反对中国的抗议期间,他再遭逮捕并被关押了一年。在被关押期间,他遭到毒打,但是依然没有受到正式指控。

2010年,他被关押了六个月接受政治“再教育”,然后被释放,还是没有受到指控。

久美嘉措所在的拉卜楞寺,在2008年3月整个藏区举行抗议期间,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中国统治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之后,在2008年的4月份,中国政府组织境外新闻记者对这个寺院进行采访,僧人们使得这次政府控制的采访不欢而散。

这位消息人士说,“政府还禁止他同唯色见面。”唯色是一位住在北京的西藏作家和博客作者。

“最后,他在2011年8月被带走,至今音信皆无。”

“转换阵营”的警察

于此同时,一位流亡藏人援引来自境内的消息说,一位来自甘南州玛曲县的藏人交通警察被判处入狱4年半,罪名是他在2008年藏区抗议期间参与了反对中国政府的“叛乱”。

这位消息人士说,“他名叫喜饶(Sherab),是若尔盖人(Dzoge)②。”

“他曾经当过一段时间的僧人,但是后来当了警察,工作了4年。”

2008年,玛曲的藏人起来反对中国统治的时候,喜饶“站到了藏人一边还袭击了中国警察。”

“他在2008年的5、6月间被关押,从那以后有一段时间得不到他的任何消息。”

消息人士说,甘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对喜饶做出了判决,他现在被关押在甘南州的临夏县③。

他说,宣判日期就在“最近”,但具体时间还不知道。

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丹增旺杰(enzin Wangyal)和罗布(Lobe)报道。由卡玛多杰(Karma Dorjee)和多杰顿珠(Dorjee Damdul)担任藏英翻译。英文稿件由理查德•芬尼(Richard Finney)撰写。


译者注

① 这是其他僧人给久美嘉措起的外号,意思是“圆脑袋”。

② 若尔盖(dzoge)是安多藏区规模很大的一个藏人部落,所处的范围包括现在的四川阿坝的若尔盖县北部和甘肃省甘南州玛曲县南部黄河第一湾周边的大片草原。

③ 此处原稿有误,临夏县属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北部,2008年以后,很多被捕的甘南藏人都被关押在这个县的监狱。

Monk Charged After Repeated Detentions

2012-02-15

Authorities decide on a Tibetan's case even before his family learns of the charges against him.

A Tibetan monk repeatedly detained by Chinese authorities for the last six years has finally been formally charged—with “splittist activities”—and will be sentenced soon, Tibetan sources say.

Jigme Gyatso , a monk at the Labrang monastery in the Kanlho (in Chinese, Gannan) prefecture of China’s Gansu province, was most recently picked up by Chinese police on Aug. 20, 2011, his brother reported at the time.

“Since then, he has been held without any word concerning his fate,” a Tibetan source close to the family told RFA, speaking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

“At the beginning of February, his brother Sonam Tsering received a notice dated Jan. 2 from the Kanlho Public Security Bureau [PSB] informing him that Jigme Gyatso had been formally charged with ‘splittist activities,’” the source said.

“Splittism” is a charge often brought against Tibetans who assert their national culture and identity or who protest China’s rule in Tibetan regions, where a series of self-immolations and protests have recently led to a bloody crackdown by security forces and the arrest of scores of Tibetans.

Jigme Gyatso’s family members were invited to respond to the notice within 24 hours, but the document arrived a month late, the source said.

He added that after receiving the notice, Jigme Gyatso’s family contacted the PSB office and were told that a decision had already been made regarding Jigme Gyatso’s sentence and that he would be sentenced “soon.”

They were also informed that Jigme Gyatso was receiving “medical treatment” while in custody, he said.

Repeated detentions

Chinese authorities first detained Jigme Gyatso, also called Jigme Goril, in 2006 following his return to Labrang after he attended a religious ceremony conducted in India by Tibet’s exiled spiritual leader the Dalai Lama.

He was released without charge after being held and questioned for a month.

In 2008, he was picked up during regionwide protests against Chinese rule and was held for a year. He was severely beaten in detention, but again was not formally charged.

In 2010, he was held for six months in a hotel for political “re-education” before he was once again released, again without charge.

Jigme Gyatso’s Labrang monastery was the scene of major demonstrations against Chinese rule during regionwide Tibetan protests in March 2008. Monks later disrupted a government-controlled tour of the monastery by foreign journalists in April 2008.

“He was also forbidden from meeting Woeser,” a Tibetan writer and blogger living in Beijing, the source said.

“Finally, he was taken away in August 2011 and nothing was heard of him until now.”

Policeman 'switched sides'

Meanwhile, a Tibetan traffic policeman from Machu county, also in Kanlho, was handed a four-and-a-half-year jail term for “rebelling” agains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uring regionwide protests in 2008, a Tibetan living in exile said, citing contacts in the region.

“His name is Sherab, and he is from the [district of] Dzoge,” the source said.

“He had been a monk for a while, but later joined the Chinese police force, where he served for four years.”

When Tibetans in Machu rose against Chinese rule in 2008, Sherab “went to the Tibetan side and attacked the Chinese police,” the source said.

“He was detained sometime in May or June of 2008, and since then nothing was heard about him for a while.”

Sherab was sentenced by the Kanlho People’s Intermediate Court and is now being held in Linxia, in the Kanlho prefecture, the source said.

The date of his sentencing, though “recent,” is not known, he said.

Reported by Tenzin Wangyal and Lobe for RFA’s Tibetan service. Translations by Karma Dorjee and Dorjee Damdul. Written in English by Richard Finney.

延伸阅读:

藏地高僧或被酷刑或被失踪之案例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1/blog-post_25.html

请关注:喇嘛久美第四次被捕!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08/blog-post_24.html

还在抓人:拉卜楞寺喇嘛久美今日被捕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8/11/blog-post_3003.html

2012年2月16日星期四

2月3日色达县3位藏人自焚的消息尚难确认

图为2009年2月27日至2012年2月13日,21位境内藏人自焚。而色达县3位藏人自焚的消息因为尚难确认,故已从图中删除。(转自Facebook)


2月3日色达县3位藏人自焚的消息尚难确认


我在《西藏:2008》的书中,有关2008年发生在多卫康各地诸多抗暴的记录中,写过这句话:“有许多事情,是没有多少人知道的。有许多真相,是没有多少人清楚的。从康地传来的消息称,在一些偏远的地方,如色达县和石渠县的牧区草原,发生过类似于战争中的屠杀。”

而四年后的今天同样如此。

我们知道的是,在今年中国春节的初一和初二,在偏远的藏东康地的炉霍县和色达县,都发生过当局的军警向手无寸铁的抗议藏人开枪的暴力事件。并且,我们也从网络上看到了被枪杀、枪击的藏人照片——他们是:炉霍的云丹在抗议时被枪杀,炉霍的一些藏人在抗议时受伤炉霍的益西热赛和益西桑珠两兄弟在避难牧场时被枪杀;他们是:色达的博波和达瓦扎巴被打倒在地、被拖走

2月4日,包括西藏之声、自由亚洲藏语节目、西藏快报等,报道了前一天在色达县泥朵乡发生3名藏人自焚的消息 :“其中一人牺牲,尚不知名字和年纪;两人重伤,是60多岁的擦才次仁,普吾一带雪桑村人;30多岁的嘉日,普吾一带本旭村人。”据说,伤者被村民留在了村里。

3人同时自焚是非常重大的事件,自焚者的情况需要更多详细的信息是当务之急。但是,正如在藏人自焚抗议最多的阿坝县,电话、手机短信、网络等通讯都被中断,而在康地的炉霍和色达,因为被封锁同样很难取得联系,更遑论了解当地被镇压藏人目前的状况。

也因此,色达县3位藏人自焚事件至今无法得到更进一步的确认。这3位色达藏人,在2月3日那天,究竟是以身自焚了,还是准备以身自焚? 因为有消息指三人中有人张贴过要自焚的传单。 虽然许多人包括我自己想尽办法去了解,却无法得到确认。但又有消息指,近日在康定县(四川省甘孜州州府)也有藏人自焚。可是由于无法得到更进一步的确认,这个又一起自焚的传闻只能搁下。

事实上,这也说明藏地目前的状况是何等严峻!由于被当局的全面封锁,不但没有一个国际媒体或国际组织可以进入藏地调查实情,甚至连中国的媒体也不能报道藏地自焚的情况,除了中国官方喉舌新华社可以发布藏地自焚的消息,却将其归因为“境外势力的煽动”。

正如2008年的藏地,“有许多事情,是没有多少人知道的。有许多真相,是没有多少人清楚的。”而我们,在讲述以身自焚这么大的生命事件面前,只能讲述那些清清楚楚地说得出时间、地点、人物(名字、年龄、身份)的事件。鉴于此,从今日起,讲述从2009年2月27日扎白自焚到2012年2月13日洛桑嘉措自焚这一系列自焚事件,在没有得到确切证实之前,我们只能不再提色达县的3人自焚事件。

也即是说,需要这样叙述: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2年2月13日,在境内藏地,有21位藏人自焚,已知其中13人牺牲。而21位自焚的境内藏人的基本情况为——

2009年1起自焚:2009年2月27日在四川省阿坝县发生第1起。

2011年12起自焚:2011年在四川省阿坝县发生8起、在四川省甘孜州的道孚县和甘孜县发生3起、在西藏自治区昌都县发生1起。

2012年8起自焚:2012年1月在四川省阿坝县发生3起,在青海省果洛州达日县发生1起。2012年2月在四川省阿坝县发生3起,在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发生1起。

按照图伯特传统地理:安多16位,康5位。

按照今中国行政区划: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州阿坝县15位;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位、道孚县2位;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1位;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1位;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1位。

其中男性18位,女性3位。年纪最长者41岁,年纪最轻者17岁。

其中朱古(Rinpoche,活佛)1位,普通僧人9位,尼师3位。另外8位是牧民,其中有些人曾经有过出家为僧的经历,但多人属于被当局的工作组驱除出寺,有的属于还俗离寺;这当中大多为格鲁派僧人,1位原为噶举派僧人。

21位自焚的境内藏人中,已知道13人牺牲;7人当场被军警带走,下落不明,生死不明;1人重伤留在寺院,但目前情况不详。

博壤望 :献给我舍身取义的博巴英雄们

这两张图片转自Facebook上的Rangzen Chowkidar。


这首长诗是一位笔名为博壤望(西藏自由)的藏人,在我博客上的留言。可能是一位在境内的藏人,希望我把这首诗发在我的博客上。


献给我舍身取义的博巴[1]英雄们

作者:博壤望[2]


(一)

人若冷酷到不能想象他人苦痛的地步
那他不仅不配得享人的特权与尊严
恐怕连是否划入禽兽的族类中都值得争辩
人若不试着去理解那在剧痛中惨烈死去的同类
心裂肝碎之苦
那他不但不是具有基本人性的正常人
甚至连那苟延残喘的植物人都不如

(二)

毛泽东打杀他的红色江山历时二十八年[3]
没伤到自己一根毫毛
毛泽东贴一国之本
赔千万条人命死守他的帝王宝座长达二十九年[4]
也没碰破自己的半寸皮
所以不要幻想从毛的水晶棺材里寻觅到——
孔夫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等
中国传统人性的蛛丝马迹

(三)

图伯特[5]的边防首长阿沛• 阿旺久美
从早年镇守东部边境的五年
到他为“藏人权益”固守京城的前后六十年
既没扭断一根筋也没蹲过半天牢
所以请不要懊恼
假如你没有超凡的智慧去解析阿君他过人的“聪颖”
说穿了,这个世界永远不会打造没有原则的伟人
和不具远见的智者

(四)


正因为有人占尽了这个世界上的各种便宜
今天才轮到我们得付出如此高昂的惊人天价!

(五)

一切都是如此的一目了然
那已经发生的灾难并未远去
而这正在加剧的欺凌和蔑视
这由黑色和草绿色的制服缝制而成的
在我雪域图伯特铺天盖地的
恐惧与黑暗的国家暴力
看来也只有像您们这样的——
笃信非暴力
深恶强权的高压与同化
但除了身躯和对自由的信仰
一无所有的“共和国”的第三代博巴
用活生生的血肉之躯当柴薪
把心裂肝碎的剧痛化成为火光
让那些继续用毛泽东的霸王裹尸布做衣裙的人们
还有那些迷信大汉沙文主义暴力淫威的博巴精英们
去发现他们昏死过去的道义人心
去窥视他们那泯没已久的高贵人性吧
除此,着实别无其它任何的选项了

(六)

正如施暴者和他们可怜的盲从者们最不想看到的那样
您们用自己宝贵的血肉之躯点燃的自由神火
正在燃烧着那用恐怖和谎言维持的“自治”天堂
您们的大义凛然已转化成电子与能量
从深空的通讯卫星中以动态的画面
撞进无数仰赖平等、自由价值的人们的眼帘
并已成功地下载到地球上的亿万脑海中
您们的就义使神圣的珠穆朗玛峰
比以往更高耸、更巍峨
您们正义的高呼声
使世界的耳朵比从前更加贴近我们博巴的心房

(七)

请别埋怨我显得如此木然
事实上对您们舍身取义的敬畏
已将我的心彻底掏空、戳穿
我惊愕,在今天的雪域
在这由中共专制极权资本主义者们
一手掘开并牵引着的
狭隘的民族功利加物欲的滚滚洪流中
竟然还有像您们这样的义士
能对那已被刺刀和酷刑逼向坟场一角的自由和尊严
献上如此让人惊心动魄的无上礼赞
有人因担心自我良心发现而不敢提及您们的英名
也有人因害怕中共政治的巴士底狱太黑暗无底
故将您们的无畏抗争解释为殉教
但无论如何
如果有人胆敢怀疑您们的大义凛然
请问俯首、屈从和默认的六十年
给我们博巴到底带来了多少当家作主的荣光?

(八)

不论中共怎么炫耀、辩解
今天,是的,今天 ——
在学校
我们的语言文字已被边缘化成可有可无的选修课
在厂房
我们的制造能力已退化到连一双像样的藏靴都不会做
在金融
我们六百万藏人没有一家藏人用藏语文经营的银行
在通讯
我们用藏文写的书信连同条街道的拐角都绕不过去
而在草原、在山间、在河边乃至在神山圣湖
我们被听不懂我们语言的
不敬畏我们神殿的
不理睬我们习俗的
投机商们和他们所建的高楼大厦逼得流离失所
我们被电站、被矿场,步步挤向肮脏的市郊
和那散发着臭味的水沟朝夕相处
尽管我们的流亡异乡已长达五十三载的
尊贵领袖以放弃历史与独立来换取和解
但他那庄严慈悲的法照
仍被北京调遣的大兵们
从神圣的佛龛中恶意撕下
甚至用枪托击了又捣
我们,是的, 我们
当了一千三百多年佛陀弟子的我们
虽有理由也愿意忘记我们的过去
但是我们无法不面对我们的今天!

(九)

要我们做中国人吗?
可以。但我们至死也想不明白
为何要做一个只会说汉语只认识方块字的中国人?
要我们做中国公民吗?
没什么不好!
不过,坦率地说:
我们永远也不能出卖自己的尊严和自由
在一个党高于神佛 、党指挥枪炮
党处处代表各族人民的中国做中国人
我们绝对不愿在一个把马列加秦皇暴政当做国髓
而视普世价值为西方产物甚至糟粕
并将大汉沙文主义的大一统强加在头上的中国做中国人!!!
(十)

吞噬吧
你不愿再幻想的博巴自由之神火
可以断言
您们焚烧自己宝贵人身的极苦剧痛
即使感化不了胡锦涛们的铁石心肠
至少会让那些麻木而又短视的
靠出卖图伯特民族权益的苟且偷生者们
羞愧地意识到
他们所贪图的一时舒服与平安
正在彻底摧毁我博巴千年的历史与文明

(十一)

但可感到宽慰的是
正如全世界正在见证的那样
您们在肉体上的消失
不仅已使那些在过去六十年内惨死的
博巴亡灵们腾然复活
并将使有些被短视和绝望致残的
悲观颓废者们重新点燃去沐浴自由之光的希望

(十二)

请容许我在此郑重地预言:
您们——
我勇敢的自由卫士们!
因为您们和从您们身上放射的冲天火光
我们苦熬的黑夜将会缩短
我们遭受的耻辱与不公将会尽快完结
在我雪域图伯特的中共暴政定将化为灰烬!!!

(十三)

不愿被继续奴役的岗坚巴[6]们
昂起您们高贵的头
挺起您们敢说不字的胸膛吧!
让我们与这些给图伯特民族锻造伟大义士的亲人们一起
为我们至高无上的尊严和自由的神圣殿堂甘当勇猛的护法!

(十四)

如同佛陀所宣示的真言一样的真理是:
沉默中的我们肯定会被中共大汉沙文主义者们
肆意捂死!
活活淹死!
慢慢掐死!
然而——
呐喊中的我们将有希望:
见到怙主[7]
摆脱奴役!
呐喊中的我们还有希望:
将寄人篱下长达半世纪以上的
十四万流亡兄弟姐妹们
迎回故乡
结束流浪!


注释:

[1] 博巴即藏人。
[2] 博壤望即西藏自由。
[3] 从毛1921七月参加中共在上海召开的一大算起。
[4] 从毛1949建国执政到1976年撒手人寰为止。
[5] 图伯特及英文中的TIBET是藏人传统的疆域。
[6] 岗坚巴即雪域之人,是藏人的自称。
[7] 怙主即至尊达赖喇嘛。

写于2012/1/11

2012年2月14日星期二

24位自焚的境内藏人,已知14人牺牲



2月13日下午约两点半,在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县城的大街上,19岁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嘉措点火自焚。军警扑灭了火,毒打了他,带走了他。也毒打了在现场的两名藏人青年。洛桑嘉措目前的状况和下落不明。

洛桑嘉措的父亲名为巴孜日,母亲名为贝嘎,他是家中长子,有四个兄弟姐妹。在格尔登寺,他是所在佛学班里学习最好、最聪明的学生之一。

而这已经是24位境内藏人自焚了!

2012年2月以来,短短13天,连续有7位境内藏人自焚,其中两人牺牲。他(她)们是:

2月3日,在康色达(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有三位牧民自焚。其中一人牺牲,尚不知名字和年纪;两人重伤,是60多岁的擦才次仁、30多岁的嘉日,当时被当地村民救下,现在情况不详。

2月8日,在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县城,19岁的牧民仁增多吉自焚,他曾是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他自焚后受伤,被军警带走,下落不明。

2月8日,在康称多(今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境内,37岁的僧人索南热央自焚,他是拉布寺僧人。他自焚后受伤,被军警带走,下落不明。

2月11日,在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玛米觉姆贡巴(即四洼尼姑寺)附近,19岁的尼师丹真曲宗自焚,随即被军警带走,但当晚牺牲在马尔康县医院。

2月13日,在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县城,19岁的僧人洛桑嘉措自焚,他是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他自焚后受伤,被军警带走,下落不明。

2012年1月内,连续有4位境内藏人自焚、牺牲。他们是:

1月6日,在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县城,约20岁的牧民次成、约20岁的牧民丹增尼玛(又称丹尼)自焚,两人都曾是阿坝格尔登寺僧人,次成于第二天牺牲,丹增尼玛当场牺牲。

1月8日,在安多果洛达日(今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县城,41岁的索巴仁波切自焚,当场牺牲。他在自焚之前录制了长达9分钟的遗嘱,用自己的声音清清楚楚地陈述了自焚献身的缘由:“为了真理和自由而舍生取义。”

1月14日,在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县城,21岁的牧民洛桑嘉央自焚,他曾是阿坝县阿迪寺僧人。他在自焚时遭到军警毒打,引发周围民众抗议,又遭军警开枪镇压,导致多人受伤和被拘押。而洛桑嘉央于两天后(16日)牺牲。


至2012年2月13日为止,24位自焚的境内藏人基本情况为——

2009年1起自焚:2009年2月27日在四川省阿坝县发生第1起。

2011年12起自焚:2011年在四川省阿坝县发生8起、在四川省甘孜州的道孚县和甘孜县发生3起、在西藏自治区昌都县发生1起。

2012年11起自焚:2012年1月在四川省阿坝县发生3起,在青海省果洛州达日县发生1起。2012年2月在四川省阿坝县发生3起,在四川省甘孜州色达县发生3起,在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发生1起。

按照图伯特传统地理:安多16位,康8位。

按照今中国行政区划: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州阿坝县15位;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位、道孚县2位、色达县3位;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1位;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1位;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1位。

其中男性21位,女性3位。年纪最长者60多岁,年纪最轻者17岁。

其中朱古(Rinpoche,活佛)1位,普通僧人9位,尼师3位。另外11位是牧民,其中有些人曾经有过出家为僧的经历,但多人属于被当局的工作组驱除出寺,有的属于还俗离寺。大多为格鲁派僧人,1位原为噶举派僧人。

24位自焚的境内藏人中,已知道14人牺牲;7人当场被军警带走,下落不明,生死不明;1人重伤留在寺院、2人重伤留在村里,但目前情况不详。

“下派干部”进驻尼姑寺,两位尼姑自焚

这两张图片转自人民论坛网上图左一是“全省优秀共产党员、阿坝州下派干部”泽仁旺姆。


“下派干部”进驻尼姑寺,两位尼姑自焚


今年2月11日,19岁的尼姑丹真曲宗自焚牺牲;去年10月27日,20岁的尼姑丹增旺姆自焚牺牲。她俩都是安多阿坝玛米觉姆贡巴的觉姆,译为汉语即安多阿坝玛米尼姑寺的尼姑。但这个地区及寺院名称,按中国行政区划及官方说法,则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四洼尼姑寺。【1】

中国官方网站 中评网 ,于2月13日报道了新华社消息:“11日18时在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县城外5公里处自焚的尼姑,在送往医院救治途中死亡。据了解,自焚尼姑名叫丹真曲宗,现年19岁,系阿坝县四洼尼姑寺尼姑,阿坝县贾洛乡日阿罗村人。”

短短四个月内,在同一座尼姑寺,两位尼姑点火自焚,许多人在问:这是为什么?

我从新华社消息所披露的自焚尼姑所属寺院的名称上,找到了一些相关信息——我指的是在中文网络上找到的一些相关信息。

搜索“阿坝县四洼尼姑寺”,找到以下相关信息:

1、该寺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在有着42座藏传各教派寺院的阿坝县中,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安多藏区最大的尼姑寺,也是阿坝州尼姑人数最多的寺院。以独特的女尼修行为特色,有尼姑三百多人(官方报道有的称是270人,有的称是310人)。该寺坐落在阿坝县四洼乡玛米山,位于县城以西约8公里处。

2、据介绍:“1983年7月,经阿坝县人民政府批准将四洼尼姑庙开放为宗教活动场所”。

而更重要的是,在网络上找到几篇文章,无论文字还是图片所包含的信息,披露了或者说关涉了,为什么在这座虔心修佛的尼姑寺,会连续发生两位年轻尼姑以身自焚、表达抗议的事件。

1、这是人民论坛网的文章 藏传尼姑庙里的妇代组长——记“千名干部下基层”下派干部泽仁旺姆,发表于2010年09月13日。其中写到:

(1)、“2008年3月16日,阿坝县尼姑庙部分不明真相的尼姑被少数分裂分子裹胁利用,参与了当日的游行和集聚闹事活动……”

(2)、“泽仁旺姆,阿坝日报社办公室副主任,阿坝州第二批“千名干部下基层”下派干部,被派驻到阿坝州重点寺庙之一的阿坝县尼姑庙开展工作。

(3)、“泽仁旺姆有了个大胆的想法,把妇联工作的触角延伸到寺庙中来,成立“尼姑庙妇女联合会”,把同为妇女的尼姑们团结到妇女联合会这个党的群团组织中来,通过妇女联合会,传递党的声音,传递党和政府对寺庙僧人的关心。”

(4)、“2009年12月29日,泽仁旺姆召集尼姑庙的全体尼姑,通过选举,成立了尼姑庙妇女委员会,这是阿坝历史上第一个有基层妇女组织的尼姑庙,泽仁旺姆则通过选举成为了阿坝州历史上第一个尼姑庙妇代小组组长。”

(5)、“泽仁旺姆总是谦虚而温和地说:‘我是党和政府派来的,我所做的工作,都是党和政府安排的。要感谢,就要感谢共产党,感谢人民政府国家。’‘我们现在的日子这么好,少数分裂分子妄图搞破坏、搞分裂,让我们失去现在的好生活,回到过去的农奴时代,我们应该坚决与他们划清界限,坚决抵制分裂破坏。’”

(6)、“2010年元旦,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尼姑庙冉冉升起时,站在泽仁旺姆身旁的尼姑叁木让告诉泽仁旺姆:‘琼达,前年,我们只知道别人让我们参加游行,我们便参加了,哪知道这是犯法的。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听了叁木让的话,身旁的尼姑们纷纷说道:‘是啊!是啊!现在的好日子是共产党给的,分裂分子连一口糌粑也没给过我们啊!从今后,我们再也不要上分裂分子的当,再也不会做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事。我们一定跟党走,永远跟党走!’”

2、这是四川新闻网在2011年5月13日登出的“【简报第99期】藏传尼姑寺里的妇代组长——记阿坝日报社下派阿坝县四洼尼姑寺干部泽仁旺姆。其中两段的标题是:

(1)、“藏传尼姑寺第一个妇女组织在这里诞生”

(2)、“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藏传尼姑寺的上空”

3、中国阿坝州政府门户网站 于2011年7月14日登出文章 “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阿坝州下派干部泽仁旺姆。其中写到:

(1)、“泽仁旺姆是阿坝日报社办公室副主任,2009年11月下派到阿坝县尼姑庙工作。”

(2)、“泽仁旺姆通过这些鲜活事实告诉尼姑们,团结是福、稳定是福、发展是福。”

(3)、“阿坝州委组织部副部长卞思发告诉记者,近年来,阿坝州坚持把选派机关干部到基层工作作为加强基层基础的重要途径,以推动发展、促进稳定,改善民生、解除民困为着力点,把广大农牧民群众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为推进藏区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泽仁旺姆正是这些干部的优秀代表。”

需要说明的是,这位被嘉奖为“优秀共产党员”的“下派干部”泽仁旺姆,目前是否还在阿坝县四洼尼姑寺担任党领导下的“妇代组长”(此乃佛教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生事物”)?这尚不知。但可以确定的是,即便不是她,也会有另外的“下派干部”进驻在寺院,对僧尼们进行各种“思想教育”,实则是步步紧逼的精神压迫、难以承受的心理折磨。


注释:

【1】藏语的地名、人名等,在译为汉语时,常常写成与藏语发音不一样的汉字,如阿坝的格底贡巴(藏语发音),译成汉语时写成了“格尔登寺”。藏地的许多地方,如城市、村庄、寺院等,原本有藏语称谓的名字,却在中国的行政区划及官方说法中,重新被命名了另一个名字,如安多拉布让,被另起名字为“夏河”(甘肃省甘南州州府);如阿坝的玛米觉姆贡巴,本来可以译成汉语的嘛米尼姑寺,但被另起名字为“四洼尼姑寺”。但在现实中,当地藏人仍然保留、沿袭藏语称谓的名字。但在中国官方说法中,采用的往往不是藏语称谓的音译,这需要说明。

以下图片转自http://my.dili360.com/home/space.php?uid=176915&do=album&id=9574http://www.doyouhike.net/forum/backpacking/digest/5/192191,0,0,1.html。摄影者是汉地游客。



图为安多阿坝玛米觉姆贡巴(即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四洼尼姑寺)点火自焚牺牲的两位尼姑:

丹增旺姆:20岁。于2011年10月17日在寺院附近点火自焚,呼喊“让达赖喇嘛回到西藏”、“西藏自由”,当场牺牲。她是境内藏人自焚中的第一位女性。

丹真曲宗:19岁。于2012年2月11日傍晚在寺院下方三岔路桥边点火自焚,呼喊“让达赖喇嘛回到西藏”、“西藏要自由”,随即被军警带走,当晚牺牲在马尔康县医院。她是境内藏人自焚中的第三位女性。

2012年2月13日星期一

记西藏境内第一位自焚的扎白


记西藏境内第一位自焚的扎白

文/唯色

至今,诸多媒体乃至国际社会都以为2011年3月16日,僧人平措自焚是西藏境内的藏人连续自焚以示抗议的开端,事实上,2009年2月27日,与平措同在一座寺院的僧人扎白,可能是西藏境内第一位自焚者。

肇因在于2008年爆发的抗议中,安多阿坝被当局血腥镇压,包括孕妇、5岁的孩子、16岁的女中学生在内的二十多人遭到枪杀。而第二年藏历新年第三天,当悼念亡灵的祈愿法会被取消,僧人扎白离开格尔登寺走上街头,点燃了被汽油浸透的袈裟。火焰中,他高举着有雪山狮子旗和尊者达赖喇嘛的照片,却遭到军警的枪击。

当天就有藏人冒死传递消息,境外媒体迅速报道这一事件。素来垄断真相的新华社,不得不承认,确有一个“穿袈裟的男子”引火自焚。但是他们不说,一个正当年轻的僧人,为何突然要自焚,更没有提到军警向他开过枪。

当另一位僧人平措,在两年后的同一个地方点火自焚,遭军警毒打,以致身亡。我采访过两位格尔登寺的僧人,在了解到平措生平的时候,也了解到扎白的一些情况。实际上扎白的名字是洛桑扎西,这是他出家为僧之后获得的法名,而扎白是俗名,自焚时,年为20岁。家人中,母亲叫梅廓,45岁;还有27岁的哥哥策波,18岁的妹妹才让吉。

扎白先是被带到阿坝县人民医院,后又被带到成都华西医科大学医院。因为腿和右臂中弹,他的腿已残,走路不便,右臂也抬不起来。又因被火焚烧过,脸颊和右臂留下大片疤痕。据说当时医院企图截肢,截掉中弹的腿与右臂,为的是不留下中枪的痕迹,以毁灭证据,但被他的母亲拼死拒绝,才得以留住。2011年初,他在阿坝州州府马尔康的军队医院,与母亲在一起。既不允许出院,也不允许除舅舅之外的亲人和寺院僧人去探望。谁也不知道他何时才能出院,而在藏地连续发生这么多起自焚之后,扎白是不是还在那所军队医院,更是谁也不知道。

可是,包括流亡西藏的领导人在讲述境内藏人的系列自焚时,却总是从2011年说起。而这被解释为出于政治考量或新闻报道的考量,认为这样更具压迫性的力量,突出事态的严重性。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充分的理由。无论在政治讲话还是新闻报道中,如果多说一句话,多写一行字,提及境内藏人的第一起自焚始于2009年,富含的意义会更多。而且,2009年的自焚是开端,是榜样。而且,最先自焚的扎白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不明,如果忽略他,是不人道的。

另外,如果只从2011年的系列自焚说起,可能会有歧义出现。比如已经有评论认为境内藏人自焚是受了引发中东“茉莉花革命”的突尼斯小贩的影响,因为突尼斯小贩是2010年12月17日自焚的。显然并非如此。

在叙述以身自焚这么重大的生命事件面前,少一人或多一人都不应该。独裁者斯大林说过一句冷冰冰的话:“一个人的死亡是悲剧,而一百万人的死亡只是一个数字。”对于我们来说,所有自焚的藏人都不是可以根据时势或减或增的数字,而是一个又一个原本活生生的生命。

总之,我曾在纪念扎白的文章中写过:“这可能是境内藏人第一次以自焚的方式来表明心志。西藏的历史必须铭记扎白,就像铭记1998年,在印度德里举行的绝食抗议中国的活动中,点火自焚的流亡僧人图丹欧珠。不同的是,扎白当场遭到中共军警的枪击。从2008年3月之后就布满县城和寺院的军警,朝着燃烧的扎白射出了子弹。”

2012-02-11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并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广播 。)

2012年2月12日星期日

23位自焚的境内藏人,已知14人牺牲


又传出令人震惊的消息:2月11日,在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玛米尼姑寺附近,18岁的尼姑丹增曲珍自焚,随即被军警带走,但当晚牺牲在马尔康县医院。

而这已经是23位境内藏人自焚了!

2012年2月以来,短短11天,连续有6位境内藏人自焚,其中两人牺牲。他(她)们是:

2月3日,在多康色达(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有三位牧民自焚。其中一人牺牲,尚不知名字和年纪;两人重伤,是60多岁的擦才次仁、30多岁的嘉日,当时被当地村民救下,现在情况不详。

2月8日,在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县城,19岁的牧民仁增多吉自焚,他曾是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他自焚后受伤,被军警带走,下落不明。

2月8日,在多康称多(今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境内,37岁的僧人索南热央自焚,他是拉布寺僧人。他自焚后受伤,被军警带走,下落不明。

2月11日,在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玛米尼姑寺附近,18岁的尼姑丹增曲珍自焚,随即被军警带走,但当晚牺牲在马尔康县医院。

2012年1月内,连续有4位境内藏人自焚、牺牲。他们是:

1月6日,在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县城,约20岁的牧民次真、约20岁的牧民丹增尼玛(又称丹尼)自焚,两人都曾是阿坝格尔登寺僧人,次真于第二天牺牲,丹增尼玛当场牺牲。

1月8日,在安多果洛达日(今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县城,41岁的索巴仁波切自焚,当场牺牲。他在自焚之前录制了长达9分钟的遗嘱,用自己的声音清清楚楚地陈述了自焚献身的缘由:“为了真理和自由而舍生取义。”

1月14日,在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县城,21岁的牧民洛桑嘉央自焚,他曾是阿坝县阿迪寺僧人。他在自焚时遭到军警毒打,引发周围民众抗议,又遭军警开枪镇压,导致多人受伤和被拘押。而洛桑嘉央于两天后(16日)牺牲。


至目前为止,23位自焚的境内藏人基本情况为——

2009年2月27日在四川省阿坝县发生第1起。

2011年在四川省阿坝县发生8起、在四川省甘孜州的道孚县和甘孜县发生3起、在西藏自治区昌都县发生1起。

2012年1月在四川省阿坝县发生3起,在青海省果洛州达日县发生1起。

2012年2月在四川省阿坝县发生2起,在四川省甘孜州色达县发生3起,在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发生1起。

按照图伯特传统地理:安多15位,康8位。

按照今中国行政区划: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州阿坝县14位;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位、道孚县2位、色达县3位;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1位;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1位;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1位。

其中男性20位,女性3位。年纪最长者60多岁,年纪最轻者17岁。

其中朱古(Rinpoche,活佛)1位,普通僧人8位,尼师3位。另外11位是牧民,其中有些人曾经有过出家为僧的经历,但多人属于被当局的工作组驱除出寺,有的属于还俗离寺。大多为格鲁派僧人,1位原为噶举派僧人。

23位自焚的境内藏人中,已知道14人牺牲;6人当场被军警带走,下落不明,生死不明;1人重伤留在寺院、2人重伤留在村里,但目前情况不详。

【注:以上图片来自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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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中评网2月13日报道:中评社北京2月13日电/新华社消息,11日18时在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县城外5公里处自焚的尼姑,在送往医院救治途中死亡。据了解,自焚尼姑名叫丹真曲宗,现年19岁,系阿坝县四洼尼姑寺尼姑,阿坝县贾洛乡日阿罗村人。


2012年2月10日星期五

嘉央诺布:夏格巴和西藏历史的觉醒


作者: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
译者:John Lee
原文发表时间: December 6th, 2011
原文网址:Shadow Tibet

英文版《十万明月:高阶西藏政治史》封面
感人肺腑或激动人心通常不是学院派的写作风格,不过凡事总有例外。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所著的《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恐怕是用英语写作的最伟大的历史著作”(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同时又因其叙事明晰、讽刺尖刻、行文优雅而成为一部文学经典。这部作品唤醒人们用一种全新的视角观察古代,尤其是从与宗教体系发展(特别是基督教会)的关系角度。它也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一部代表性著作。
孜本旺秋德丹夏格巴所著的《高阶西藏政治史》所涉及的事件、地点、人物,对于世界其他地方来说显然没有如此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尤其在中国将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的鼓噪在国际上铺天盖地的时刻,西藏问题已被付之阙如,似乎看上去比古代君士坦丁堡竞技场里的一场战车竞技还要遥远和无足轻重。
但是,在不卑不亢的属于自己的精神领地中,夏格巴的历史应该被看做是一部振聋发聩的力作,它让藏人看清了他们的历史过往,唤醒了被共产党的宣传和思想控制(洗脑)系统近乎行之有效地抹煞的历史记忆。
极权主义治下的西藏历史
在中国的极权统治之下,藏人曾经被迫接受强制灌输,这种灌输运动让他们相信在1950年被解放军解放之前,他们除了关于农奴制【1】和如何野蛮的零星记述之外没有任何自己的历史。除去日复一日接受这样或那样的政治和心理灌输,所有人在差不多20多年(从1959年到1980年代初)的时间里,时不时经受着饥饿、劳改、酷刑、处决和连续不断的群众运动的折磨,这些群众运动愈演愈烈终成那场野蛮化和毁灭性的文化大革命。到毛泽东死去的时候,藏人已经在文化上、知识上和精神上沦落到了近乎“紧张性精神病”的状态。
尽管在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年代里,也有些小道消息和零零碎碎的故事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到西藏之外,但充其量也只是些模糊不清和零星的信息。不过,随着在1970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初少许的开放,流亡首都达兰萨拉终于开始得到关于西藏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的可靠消息。也差不多在这个时候,西藏内部的人们终于被许可与海外的亲戚朋友进行交流。
一位流亡政府官员【2】从他的一位在四川省担任共产党高干的堂兄那里得到了一个消息。这位干部参加了一个高层特别会议,会上讨论了夏格巴伪造的西藏历史。他听说达赖反革命集团(藏语:talé lokchoe shoga)在印度出版了一本非常危险和颠覆性的书。他请在印度的亲戚托付可靠的人秘密地给他寄一本。
这样那样偶然的事件让流亡政府意识到西藏内部的人希望读到夏格巴的历史著作。当时这本书由西藏文化出版社(Tibet Cultural Printing Press)在达兰萨拉印制。价格便宜但印刷和纸张质量都非常不堪。由于是厚厚的两卷本,因此也不便于以比较隐蔽的方式流传。不过还是有很多套被通过各种方式偷偷带进西藏。有人告诉我,为了便于在西藏内部流传,这本书后来合并为单卷本在日本重印。重印时专门使用了一种特殊的轻质纸,字体和开本也都进行了很大幅度的缩小。
后来几年,在与刚刚逃出西藏读过这本书的其他一些人交谈时,我获得一个明确的印象,就是夏格巴的这部书不仅仅是具有信息和知识上的启蒙功能,甚至还可能具备了一种心理治疗功能。一位从拉萨来的人这样描述他读了夏格巴的著作之后的感觉:就如同从睡梦中被唤醒(藏语:nye saypa nang-shing jhe song)。西藏著名学者、转世喇嘛Rakra Thupten Chodhar,在一首赞颂夏格巴历史著作的诗中写道:你吟唱着我们历史的纯洁颂歌,将众人从沉睡中唤醒。
神经病学家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1973年在他的回忆录《睡人》(Awakenings)中讲述了上世纪20年代嗜睡病(昏睡型脑炎)患者的故事,这种传染病导致患者终生处于一种怪诞而高度精神紧张的状态中。萨克斯当时在一家专门针对这种患者的长期护理机构工作,他使用一种新药左旋多巴奇迹般地将他们从数十年的沉睡中唤醒。从这个意义上讲,夏格巴的著作成了藏人文化和精神上的左旋多巴,他们虽然在共产中国的统治下得以幸存,但是精神上却因那样的经历而遭到重创。
随后几年,境内藏人重新开始写作关于他们的历史、文学、文化和其他方面的作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这些作品总体上的高水准,还有这些流出西藏的书籍、杂志和文章是如此丰富多彩。要知道当时的政治高压气氛和政府审查虽然没有以前那么严厉,但依然成了西藏精神景观长时间的特色(只是在程度上或许会有些变化)。或许,把夏格巴的历史著作说成可能像种子般的精神鼓舞是不会太离谱的,至少也是西藏巨大的精神和文化能量得以释放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高阶西藏政治史》
所有学习西藏历史的学生,尤其像我这样很遗憾地觉得读英语要比藏语来的容易的人,一直热情期盼着夏格巴两卷本《高阶西藏政治史》英文版(最初在1976年出版了藏文版)的出版发行。当然,我们手里已经有了耶鲁大学出版社在1967年出版的英文单卷本《西藏政治史》(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毫无疑问,这已经是我们能够读到的最为全面的西藏历史的单卷本著作。
尊者达赖喇嘛为1967年版《西藏政治史》题词
尽管如此,由于《高阶西藏政治史》出版于1967年耶鲁版《西藏政治史》的9年之后,作者有充足的时间不仅可以对原来的作品进行修订、勘误和更新,还可以对内容进行大量的扩充。这两部著作的结构相当接近,但是《高阶西藏政治史》包含了大量更为详尽的细节和资料。《高阶西藏政治史》从容不迫的写作速度使得夏格巴可以对他掌握的各种原始材料进行详尽阐述,甚至可以时不时地“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在一些特定的日期和事实上将这些材料进行对比,这非常有助于读者领会西藏历史写作的宏大和多样性。
长达100多页的第一章是关于“西藏的起源、文化和传统”,这一章本身就是一本关于西藏文明的内容充实的教科书,提供了大量让人震惊的宝贵资料,甚至当今有关这些课题的研究专家依然可以发现其中的价值。在这一章的众多段落中(当然所有的段落都令人着迷),“首都拉萨”是我最喜欢的一节,在这一节中夏格巴详细记述了(拉萨)每一处主要的庙宇、寺院、清真寺,教堂(过去的)、佛塔、公共建筑、法庭、纪念碑、玛尼堆、市场、道路、街巷、桥梁、水坝、运河、泉水,甚至记述那些高大的经幡柱(塔钦,藏语dharchen的历史,它们在昔日的拉萨是广为人知的地标,就如同被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所毁的伦敦著名的孔希尔区(Cornhill)的五朔节花柱。
只有真正的藏人才会如此,夏格巴按照与佛教吉祥八宝(藏语,tashi-ta-gye)奇迹般的相似度来描述拉萨景观中各种各样的显著特征。而这些对于所有的藏人,尤其对于那些虔诚的朝圣者来说,都是他们对圣城的神圣(地理神秘主义的)想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描写“拉萨的居民,无论来自上层、下层还是中层,都非常悠闲”时,他也没有忘记那些无处不在的乞丐,还记述了他们如何在上午乞讨食物,然后在大街上唱歌,而到了晚上便喝的醉醺醺,他认为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花费笔墨引述这些是为了让读者感觉到夏格巴对西藏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涵养,他传统的、非西方的视野,以及他的著作所贯穿的那种幽默和人情味。
关于英文翻译
这部著作英文译本的全名是“One Hundred Thousand Moons: An Advanced Political History of Tibet, by Tsepon Wangchuk Deden Shakabpa and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Derek.F. Maher”(《十万明月:高阶西藏政治史》,作者:孜本旺秋德丹•夏格巴,翻译和注释:德里克•K•马赫)。这部著作由“博睿西藏研究图书馆”( Brill Tibetan Studies Library)于2010年在莱顿(荷兰)出版发行,马赫先生对原著进行了精心转译,他在东卡罗琳娜大学(East Carolina University)任副教授和宗教研究项目主任。
译文当然还存在些瑕不掩瑜的错误,比如:“mepo dhampa甘地”不应该翻译为“祖父甘地”。因为“mepo dhampa”一词在藏语中通常的意思是“创建者”或“国父”。而“锡金总督(The governor of Sikkim查尔斯•贝尔爵士(Sir Charles Bell来到拉萨并代表印度大使(the Indian Ambassador)递交了一封信件”一句应为“锡金政治代表(The Political Officer of Sikkim)查尔斯•贝尔爵士来到拉萨并代表印度总督(the Viceroy of India)递交了一封信件”。在“Annual taxes which Castle and estates had to pay…,”(城堡和庄园每年必须缴纳的税收……)中,应该用“district”或“district headquarters”代替“castle”。藏语中的“dzong”(宗)包含有castle的意思,但不是在这种语境下。“British government owner of India”一词应该是“government of British India”。还有,藏语“Makchi”的意思是“commander-in-chief”(总司令)而不是“minister of defense”(国防部长)。
马赫对夏格巴使用的一些缩略语的理解有些问题,当然即便是地道的说藏语的人,如果不熟悉原词,对这些缩略语也会感到费解。比如,马赫将藏语“dochi”翻译为“Do governor”。而这个词实际上是“do-may chikyap”的缩写,即“the Governor-General of Eastern Tibet(东藏总督)”。同样,马赫应该将“do region”翻译为“Eastern Tibet(东藏)”或“Kham(康)”。而马赫将夏格巴对Chakpori(甲波日,即药王山)的缩写翻译为“Jakri mountain”,将Ramoche tsuglakhang(小昭寺)翻译为“Rache tsuglakhang”,这样的翻译容易在非藏语读者中引起误会。
英语对人名和地名的拼写容易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混乱。马赫或许本可以沿用耶鲁拼写系统,这个系统按照基本的表音系统拼写西藏人名,早期研究西藏的学者如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休•理查森(Hugh Richardson,即黎吉生)等人都在使用这个系统。耶鲁还提供了一种非常有用的西藏人名的索引转写方法(威利Wylie)转写系统),这个转写系统精确转写了藏语字母拼写。而马赫应该是采用了这个在当今通行的转写系统,并在索引中根据藏语的实际拼写进行了转写。
因而,13世达赖喇嘛的首席噶伦Shatra Paljor Dorje(夏札•班觉多杰)便被写成了ShedraShedrawa Peljor Dorje。著名商人Pangdatsang(邦达仓)被分别不同地译成了PomdaPomdabu Bomdawu。达赖喇嘛的侄子Drumpa(珠帕)写成了Bhumpa,抵抗运动的领袖Andrug Gompo Tashi(恩珠•贡布扎西)写成了Amdruk Gompa Tashi,西藏的和硕特蒙古(Quoshot Mongol)统治者Lhasang (Lhazang) Khan(拉藏汗)则写成了Lozang Khan
藏语中“wa”(哇)或“pa”(巴)作为后缀出现在一个名字的后面只是表示“是……的”或“来自……地方”等意思,或许无需出现在翻译的英语文本中。只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加上这种后缀用法是例外情况。我把这种后缀加在括弧中说明这一问题:Shedra(wa) Peljor Dorje Ngapo(pa) Ngawang Jikme Namse’ Ling(pa)Tsarong(pa), Gapzhi(wa)Tretong(pa)和读起来很拗口的Troggawo(wa)。当然,这不是更正,只是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而提供的一个建议。
说到Tretong或者更准确的说是Tethong这样的名字,我认为,当今的西方(和中国)学者有责任遵从藏人自己(从上世纪初开始就)一直在使用的他们的名字具体的英文拼写,尤其是姓氏:TethongTsarong Shatra Surkhang Pangdatsang等等。梅·戈尔斯坦在他的《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中也违背了这一原则,把Norbu写成Norbhu,把Chogten写成Cawtang,把Changlochen写成Canglocen,把Trijiang写成Tricang,把Jamyang写成Jayan,把Tethong 写成Trentong.
马赫对一些具体地名的拼写也有些问题:Phari(帕里)写成了PakriShigatse(日喀则)写成了Zhikatse,把Thuna写成了Du..ne,把Tashilhunpo(扎什伦布)写成了Trashi lhunpo,把Golok(果洛)写成了Gulok。另外,藏语发音的中国和印度地名不应该按照藏语翻译为英语,比如:把Lanzhou(或Lanchow,兰州)翻成Lendru;把Chongqing(或Chungking,重庆)翻成Drungchin;把Chengdu(成都)翻译成“Drintu”。虽然马赫准确地把夏格巴用的缩略语Ka-Bug翻成了Kalimpong(噶伦堡),却又将大吉岭(Darjeeling)地区的Kurseong(格尔西扬)误译为Kharshang。在英国官员的人名翻译上也存在些问题。夏格巴提到的Mr. Pal Mr. War可能是A. W. Paul J. C. White
马赫还没能避免的问题甚至是藏人自己都会遇到的问题,那便是在印刷文字中错误间隔,这个问题有时会让人们把前缀误读为其他词的后缀(或是相反)。马赫译文中的Elha Gyari应该是E’ LhagyariTögar Pön Gapzhi 应该是Tö Garpon Gapzhi, Gartong Tsen 应该是 Gar Tongtsen Lhato Tori Nyentsen则应该是 Lha-totori-Nyentsen
历史学家的诉求
夏格巴在本书的前言中,清楚地表明了写作这部历史的目的。他没有将这部历史仅仅看成是一部“中立”的学术著作,而是当做让世界了解西藏真实的独立地位的一种手段。我的这一说法或许会受到质疑,但是我深信这样明晰地表述自己的爱国主义写作意图,赋予了夏格巴的著作以明确的精神定位和力量。无论你是否同意他这样或那样的叙述或观点,有一点是明确的:夏格巴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企图,他也没有宣称自己的作品具备某种不偏不倚的“客观性”,而这种“客观性”正是不少研究西藏的学者们在进行写作时所一贯标榜的。这种标榜我觉得只是证明了鲁迅的敏锐观察:“谁要是说自己是客观的,他必定已经是喝得半醉了。”
仁钦·夏都仓、夏格巴和嘉乐顿珠在纽约
夏格巴在前言中明确地告诉我们,他写作历史的动机是处于爱国主义。1946年,印度独立的前一年,在争取自由的风口浪尖上,他携家人前往印度和尼泊尔朝圣。夏格巴在孟买时正遇上印度国大党在“印度之门”( Gateway of India[VIII]前组织盛大的政治集会,尼赫鲁(Nehru)、帕特尔(Sardar Vallabhbhai Patel)、沙拉金尼·奈都Sarojini Naidu)等人在那里向无数集会民众发表演讲。这样的经历以及印度民众的激情和献身精神深深地打动了夏格巴。随后,夏格巴第一次形成了创作一部西藏政治史的想法。
1931年,他当时在拉萨还只是一名低级官员。有一次他的叔叔、首席噶伦(总理)赤门(Trimon)召见他并送给他一条古色古香的哈达和一大批有关1914年西姆拉会议(Simla conference)的文件,赤门曾作为当时发首席噶伦夏札的助手参加了会议。经过一番长谈,赤门告诉他年轻的侄子应该研究这些重要文件并考虑写作一部西藏政治史。夏格巴说过他喜欢阅读人物传记、历史和《格萨尔史诗》,但是他当时并没有认真考虑他叔叔的请求。直到他后来在印度的经历,使得他最终集中精神开始考虑创作一部西藏政治史。
现在或许是向读者简要介绍一下夏格巴从政生涯的恰当时机。他于1939年担任孜本或称财政秘书,同时还兼任设在扎基(Drapchi)的国家造币厂厂长。1947年,他带领西藏贸易代表团出访印度、中国、美国和英国,代表团肩负着“发展与西方国家贸易往来和宣传西藏独立的事实的双重任务。”【3】他与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将军、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利(Clement Attlee)以及蒋介石委员长等世界领袖进行了会谈。19509月,夏格巴受西藏政府派遣与中国开启谈判,试图阻止共产党中国对西藏迫在眉睫的入侵。但是他的努力终归徒劳,一个月之后的1950106日,“人民解放军”向势单力孤的昌都藏军发起进攻。中国入侵西藏后,夏格巴滞留印度并开始写作他的西藏政治史。
在噶伦堡,他与嘉乐顿珠(Gyalo Thondup)以及另一位官员合作创建了“西藏福利组织”( Tibetan Welfare Organization),在境外开展自由斗争。这个秘密组织成功地为西藏境内的抵抗力量提供了支持,并且第一次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建立了联系。1959年起义之后,夏格巴和嘉乐顿珠前往纽约,向联合国大会提交有关西藏问题的报告。由爱尔兰和马来亚两国发起,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支持下,联合国最终通过了关于西藏问题的三项决议。1963年,夏格巴辞去所有官方职务,专心完成《西藏政治史》的写作。他于1989223日逝世。
“民族主义”历史学家?
由于我上文提及夏格巴明确的“爱国主义写作意图”,以及他的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对西藏的挚爱,我有一次听到有人带着含而不露的轻蔑语气把夏格巴说成是一位“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我想,这种观点不仅混淆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区别,而且表现出缺乏对生活在前现代社会(pre-modern society)民众的政治心态的理解。奥威尔(George Orwell曾经写道,“……抛弃了如实书写历史的理念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有现象”,奥威尔所指的时代是现代民族主义的时代——是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的时代——甚至包括当今中国的新民族主义时代:从官方的“民族主义”到民间“愤青”现象。
夏格巴所属的时代要远远早于奥威尔文中谈论的世界大战的时代,这当然不是从时间上讲,而是从传统西藏社会和政府的前工业化和中世纪特质上分析。夏格巴是如此一位才华横溢的历史学家,并且他的作品最初是以英文发表的,很多读者想当然地以为他一定受过现代或西方教育。而这也正是阅读夏格巴的著作总让我心醉神迷的地方。
他的爱国主义是老式的,没有现代民族主义者自以为是的尖酸刻薄的腔调。他的写作也没有刻意的弄虚作假、咄咄逼人甚至恶语相加,而这在当今针对西藏历史的汉语写作中比比皆是。夏格巴是这样一位老派人物,哪怕是谈到中国的皇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甚至是遭人痛恨的满清驻藏大臣,他也要在他们的名字前加上适当的头衔,并且避免使用过分的言辞或随意贴上意识形态标签,而这些在“民族主义”史学中是一个普遍现象,甚至在西方关于西藏的历史学术写作中有时都会不经意地流露出这些问题。
和拉萨其他贵族一样,夏格巴似乎也卷入了他那个时代的政治派系争斗。在1940年代,他属于支持达札(Taktra)摄政的团体,反对前任摄政热振(Reting)。不过,在他的著作中,他本着良心公平地对待两个阵营,就如黎吉生所言:“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被人们先入为主地看做一位重要官员而且还是在1940年被前摄政无端解职的Changkyim bKa’-lon bla-ma同族亲戚,孜本夏格巴还是提供了详细而均衡的资料。”【4
后来在噶伦堡的时候,夏格巴与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成为盟友,他们和流亡的首席噶伦鲁康娃(Lukhangwa之间时常出现些分歧甚至争斗。不过,夏格巴不仅用很长的篇幅描写鲁康娃在拉萨如何勇敢地面对共产党的种种事迹,还记述了他后来在噶伦堡如何致力于团结西藏难民和流亡者,并请求印度政府接纳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我提到这点是因为我曾经撰文批评流亡政府(包括夏格巴和嘉乐顿珠)给予鲁康娃的恶劣待遇,尤其是在他去世前的那段时间。【5
勘误和修订是每一位学者的“知识食谱”的一部分,不过,碰到那些必须要强调先前错误的部分恐怕就不那么令人愉悦了。但是夏格巴总是痛苦地坚持对历史的忠实。举个例子,在《高阶西藏政治史》中,夏格巴坦白承认了他在先前著作中的一个错误:“我写过德木摄政(Regent Demo)被怀疑患有间歇性精神错乱。这个说法是错误的。那个被称做‘疯子德木’的人的生卒年代看来是在1825年到1860年。他没有担任过摄政。”【6
我们接触到的20世纪来自非洲、印度、中东甚至是中国的本土历史学家,都具有哪怕不是西方的也至少是现代的教育背景。恐怕夏格巴是我们所知的唯一一位完全在自己传统社会中接受教育,并成长起来的非西方的当代历史学家。在这一点上,他真的是一位应该属于前民族主义时代的罕世奇珍和真正的天才——在那个时代,尽管有林林总总的缺点和不足,但是至少像奥威尔(Orwell)在他的文章《回顾西班牙内战》(Looking Back at the Spanish War)中写到的“忠实地书写历史”的理念还没有完全被抛弃。
西藏的史学传统
夏格巴作为一名传统历史学家得到藏人的珍视有着殊为重要的意义。其历史学家的成就说明他不是来自一个知识真空。相对那些反面的宣传,西藏具有一个悠久而成熟的历史写作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孜本夏格巴正是基于这样的传统构建了自己的史学著作。
已故研究西藏和不丹的学者迈克尔•阿里斯(Michael Aris曾这样评价西藏的史学传统:“……很明显,相比很多其他东方或西方民族,他们(西藏人)拥有一种高度的历史意识,并且对依然鲜活的往事的生命力有着深切的感知。”【7】他还指出了西藏史学传统在知识上的严肃认真态度:“例如,在创作不朽史学巨著——完成于1865年《安多政教史——书志大海》时,作者智观•贡却【8】提供了一份列表,其中包含超过600条参考引用的资料来源。”
想要对如此浩如烟海的本土历史写作有所感受,人们可以浏览一下丹•马丁Dan Martin)所著的《西藏史著》(Tibetan Histories)【9】,作者是已故塔泽仁波切(Taktser Rimpoche)的学生,也是成就斐然的西藏研究学者。这部史学编目为过去七百多年的藏语历史著作提供了宝贵资料。这份目录中还不包括人物传记、有历史性质的古代藏语著作,以及其他一些类似敦煌文献这样经常被引用的文献资料。此书已经脱印,不过可以在Google books网站上找到。作者一直在对他的作品进行修订和更新,并且已经追加了数百个条目。丹•马丁还对体裁各异的西藏历史著作进行了有用的分类,读者会因此而受益匪浅。在这方面还有一部非常珍贵的作品,即范德康(Leonard W.J. Van der Kuijp)编写的《西藏史学》(Tibetan Historiography),它是文集《西藏文献:不同体例的研究》(Tibetan Literature: Studies in Genre)的一部分,这部文集对于所有西藏学者、历史学家、诗人和作家而言,是值得推荐的一本随身参考读物。
吉本被称为“研究古罗马的第一位现代历史学家”的理由之一,在于他空前广泛地运用了大量原始材料。夏格巴作品的无价之处也在于他获得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并在他的巨著中加以充分利用,而在他之前,恐怕没有其他西藏历史学家更不用说西方学者能有机会利用这些材料。其中最为重要的当然是来自拉萨和其他地方中心以及各个寺院的各类官方档案,流亡藏人和国际学者至今对这些档案依然难得一见,只是最近几年才向为数不多的中国和西藏学者部分地和不定期地开放。夏格巴还能够从其他一些渠道获得资料,这些渠道包括来自不丹、加德满都和锡金的皇家档案,巴特那(Patna)的比尔哈研究会图书馆(Bihar Research Society Library),新德里的国家档案馆和其他位于伦敦、纽约、华盛顿和巴黎的图书馆或档案馆。
尽管是一位传统学者,夏格巴还是结识了诸多国际专家并从他们身上吸取知识养分。这些专家学者包括彼得·奥弗施奈特(Peter Aufschnaiter,人类学家、希腊和丹麦王子彼得(Prince Peter of Greece and Denmark),黎吉生(Hugh Richardson),石泰安(R.A Stein),图齐(Guiseppe Tucci),罗侯罗(Rahul Sankrityayan),图瑞尔•威利(Turrell Wylie)以及卢西亚诺·伯戴克(Luciano Petech)。他还与马休•盖普斯坦(Mathew Kapstein)和大卫•杰克逊(David Jackson)——他惊喜地发现这两位学者可以用藏语与他交谈——这样一些当今学者有所往来。
当然,夏格巴能接触到其他人可望而不可及的西藏现代史上的重量级人士。他甚至还能够与众多西藏杰出的学者和历史学家就他的著作进行商讨。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参加过西姆拉会议的噶伦赤门即他的叔叔,还有曾经陪同13世达赖喇嘛前往大吉岭的御医Ngoshi Jampa Thubwang。以及后来的很多著名学者,比如赤江仁波切、库努•丹增坚赞(Khunu Tenzin Gyaltsen)仁波切、(Dhingo Khentse)顶果钦哲仁波切、(Dudjom Rimpoche)敦珠仁波切以及Banyak Athing等等,夏格巴都在书中一一表达了谢意。
除了在开创性地运用原始资料方面与吉本的相似性,夏格巴的这部历史著作同样因其文学价值而得到赞誉。我没有资格在这方面进行评价,但是很多我所尊敬的从不信口开河的西藏知识分子,甚至著作的翻译者都惊叹于“这部著作的文辞相当优美,有大量充满诗意的描述,丰富多彩的语汇以及众多机智诙谐的谚语和比喻。藏文版中使用了大量的引证和流传若干世纪的历史故事,运用了很多藏语中与众不同的叙事风格。”
夏格巴的讲座
当然,就如同我的藏文阅读水平还不足以欣赏到夏格巴作为一名文学家的才华,有很多年轻藏人也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在厚重的《高阶西藏政治史》面前畏缩不前,即便是面对英文译本。对于他们和那些通晓藏文但对阅读大部头的学术作品依然力不从心的年纪较长的藏人而言,我可以提供一个不仅方便、愉快而且非常合乎西藏传统的方法。
1985年,夏格巴在达兰萨拉的西藏图书档案馆(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LTWA)举行了一系列长篇讲座。从322日到518日,有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他每天举办讲座。大概是从上午9点到下午3点或4点,每天5个小时,每周5天。这不是那种西方学术概念上的系列讲座,倒更像是西藏喇嘛给信众们举办的那种佛法开示——拿一本比如像龙树菩萨的《菩提资粮论》(jangchup semdrel)那样的佛教经典,喇嘛先念诵几段经文随后进行长篇阐释。
我不知道有没有任何喇嘛在达兰萨拉像夏格巴这样举办过差不多长达250小时连续的长篇讲座。他从《高阶西藏政治史》中读几段,然后针对有关的事件和人物进行深入的分析阐述,并对采用的原始材料进行解释。他还对那些无法收录于书中但存在争议的事情,有时甚至包括一些“流言蜚语”进行深入讨论。与宗教传法不同,夏格巴每天上午讲座开始的第一件事便是针对前一天讨论的内容接受提问。这真是一件让人心醉神迷的事情。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是LTWA对讲座进行了高质量的录音,现在可以买到这些录音的DVDCD
我在我的IPod上下载了电子文件,这样便可以在去健身房或开车,尤其是长途驾驶的时候听录音了。我强烈建议所有藏人从达兰萨拉买上一套CD。我知道很多在欧洲和美国的藏人,他们的父母生活在西方会感到无聊、迷失或孤独。甚至让我们假设,你们的阿爸或阿妈的文化水平不高,那么听听夏格巴的声音,听听他纯正的藏语和地道的拉萨口音便能给他们带来很多快乐。夏格巴不是个索然无味的老学究,相反他是一位非常风趣的人,装了一肚子关于西藏的让人惊奇的故事和趣闻轶事,很多可能都是人们闻所未闻的。有一次,夏格巴甚至唱起了一些老会计们的歌——他是在财政部门开始他的职业生涯的。他的声音稍微有些颤抖,不过考虑到他当时是78岁的高龄,他已经做得相当出色了。要想听得更有收获,一个笔记本和一只铅笔是必不可少的。他在讲座过程中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信息都会给知识的宝库增加一份财富。你知道西藏种过香蕉并被人们叫做“hangla”吗?
一个重要的意见分歧
要给一位让我获得如此多的知识和乐趣的作者挑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曾经一度,我不赞成夏格巴将龙和雪狮放在他的西藏动物志列表中,不过现在我很高兴地看到他发掘出的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参考文献支持这些看上去不可能的事情,其中之一甚至是由我的祖父出版发行的一部教本(pecha)——关于六世达赖喇嘛的传记,里面提到他的一位随从曾见到过这种异兽。
不过,倘若我一定要找出一件事情与夏格巴争论,那便是他关于“施供关系”(藏语,cho-yon)的观点。他认为,这种“施供关系”是自由和独立的西藏与蒙元王朝和后来的满清王朝之间保持的一种互利联盟。只是到了晚清和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和西藏之间的这种‘施供关系’被歪曲理解”,西藏的独立地位才受到侵犯。
毫无疑问,夏格巴在西藏独立问题上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在这一点上他与那些仅仅要求西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个“自治实体”的“施供关系”的倡导者们截然不同。尽管如此,夏格巴没能把握的是,这是一种存在于一个军事和经济上处于强势的帝国和一个相对弱小处于依附地位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即便后者得到某种形式的精神上的关照甚至是尊敬,但这种关系的本质依然是一种不平等的伙伴关系,一种宗主国与被保护国或是殖民地之间的关系。
当然,正如研究中藏关系的权威学者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曾对我讲过的,在这种关系中可以找出一些例证来说明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控制是不存在的,比如明代朝廷和5世噶玛巴之间的关系。我们还有流亡政府的官方出版物中经常引用的历史例证,即顺治皇帝以平等的君主规格接待5世达赖喇嘛。但是这些例证在整个历史中属于例外情况。如“施供体系”这样一种有害的关系被西藏方面接受的最主要的原因,除了中国拥有的军事优势,还在于它提供给西藏宗教阶层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但是夏格巴作为一位传统学者,本着他的藏传佛教信仰,认为这是一种独特的在西方历史上也没有同例的关系,而且“……西方人处理政治事务的方法无法解释这种情况。”夏格巴有这样的信心或许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像迈克尔•范•瓦尔特(Michael Van Walt)这样的欧洲学者在写西藏历史时也宣称,西藏与蒙元和满清之间的这种“施供关系”( Cho-Yon)是一种独具一格的关系,任何其他体系都没有渊源。范•瓦尔特引述了夏格巴的观点,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或许有必要读一读欧洲历史了。
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在论述罗马帝国的犹太行省时注意到,这个地区“……远在罗马时期以前,在塞琉西帝国(Selucids)统治下就形成了一种所谓的‘马赛克神权政体’,即由大祭司担任神职人员社团的领袖,默许外国的统治并宣布放弃原本护佑其信徒特殊性的国家形态,同时在保护国的支持下实行对信徒的控制。”【10】之后,历史见证了教皇权力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长期冲突,一出翻版的“施供关系”被搬上了欧洲政治舞台。直到墨索里尼时代,1929年《拉特兰条约》的签订才最终确定了教皇的主权范围、权力和地位,结束了“罗马问题”
批评、“斗争”与政治
对夏格巴的著作最为敌对和激烈的批评主要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在流亡藏人中,曾经有一度对夏格巴和他的作品表示赞赏,但几乎没有什么相关的理论探讨。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他被故意地忽视了。当今的藏人世界充满各种奖项和荣誉,但是夏格巴好像没有得到过任何官方的或其他形式的奖励荣誉。因此,这篇评论算是我个人献给这位西藏最伟大的现代历史学家的“纪念文章”(Festschrift。或许我应该用“回忆文章”Gedenkschrift)一词,因为本文的目的更主要是为了缅怀而不是庆祝。
写这样一篇回顾他对西藏史学无与伦比的贡献的回忆文章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前几年在他去世之后,他受到一些人的攻讦,其歹毒和虚妄程度恐怕连他的那些共产中国的批评者都难以企及。一位流亡政府的前议员、学者、来自安多的霍藏久美(Hortsang Jigme)发表文章【11】,指控夏格巴的整个著作是建立在从伟大的安多学者和诗人更登群培(Gendun Chophel)那里偷来的文章和手稿的基础之上。他声称,贵族噶雪巴(Kapshopa)得到了更登群培的历史著作的草稿,并和夏格巴瓜分了这些手稿,而夏格巴将这些资料运用到了自己的政治史中。霍藏久美没有提供任何可靠的证据来佐证自己的说法。他提供的一个“证据”是——更登群培的著作的全名是《白史——有关政治传统的大西藏历史》(The White Annals: A History of Greater Tibet as Concerns its Political Traditions),而不可思议的是夏格巴作品的“……封面上的书名是《西藏政治史》”。似乎从“政治”和“历史”这两个词便可以推定出这两部作品之间无可辩驳的联系。霍藏久美挖苦地说,“……这不正表明了一个人知道如何偷盗却不知如何掩盖?”霍藏久美整个的诽谤之词和他的推断只能够提醒我们——尽管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那种肮脏、虚妄和空虚麻木的“文革”修辞手法依然盘桓在西藏的政治和理论论述中。
一些头脑简单的藏人相信更登群培用皮革和木头制造了一架飞机并驾驶它飞越了羌塘(Jangthang)草原。在所有关于更登群培的神奇故事中,有一个是说他写了一部西藏政治史,能够绝对地和无可辩驳地证明西藏的独立地位并且可以在联合国成立之前就迫使中国人离开西藏。悲剧的是这部历史丢失或被盗了。甚至一些受过教育的藏人也相信这个故事,或至少是部分地相信。将《白史》(White Annals)翻译成英文的桑丹诺布(Samten Norboo)在他写的序中提到“根据位于大吉岭的圣约瑟学院的阿旺晋巴(Ngawang Jinpa)教授提供的证言,这部著作的编撰早就完成,而手稿由作者的助手玛朗阿颇(Ma-nang A-po)先生保管。不幸的是在阿颇先生去世后,手稿下落不明。”【12
关于更登群培在这一段悲惨时期的生平,或许喜饶嘉措(Sherab Gyatso)的一段记述是最权威的。他是更登群培的学生、好友和忠实追随者,尤其在更登群培生前的最后几年。【13】(注意:这位喜饶嘉措不是更登群培在哲蚌寺的经师格西喜饶嘉措)“西方和西藏学者在论述更登群培的生平和著作时都引述了这部传记。”【14】喜饶嘉措提到,更登群培的贵族施主和好友霍康·索朗边巴(Horkhang)根据更登群培的笔记和摘抄,收集整理和誊写了更登群培的著述,其中包括《白史》。在入狱期间,更登群培给霍康捎了口信让他停止对《白史》的整理和誊写,“这部未完成的西藏历史到此便终止了。”【15】喜饶嘉措再没有更多提到这部历史。此外仅有两种关于更登群培的传记是由真正认识他并在这一时期在他身边的人写的。一本是由他的学生和施主霍康·索朗边巴(他后来出版了《白史》)所作,另一本的作者是惹热•土登•措达(Rakra Thupten Chodar),他是一位跟随更登群培做研究的转世喇嘛。这两部传记都没有提到更登群培的手稿被盗的事情,更不用说是被夏格巴所盗。
喜饶嘉措只有一次而且是很正面地提到了夏格巴。“一天我收到一封从监狱寄来的信。更登群培在信中说,‘我听说夏格巴和达札摄政很熟悉。看看你能否通过他打听一下释放我的事情。’我去拜访了夏格巴,他说,‘这个案子已经送交到外交事务办公室的Neushar Thuptan Tharpa手里。应该不会花太长时间了。’如他所言,更登群培在七八天后便获释了。”【16
喜饶嘉措还说起过他的朋友获释以后的一些事情,“当时,西藏政府内阁给了更登群培一张供应券,每个月可以得到三克(khal,西藏传统容积单位,可容纳大约15公斤青稞——译者注)青稞和一小笔购买茶叶和酥油的钱。”【17
曾经写过两本书论述更登群培著作的唐纳德•洛佩兹(Donald Lopez)教授也没有提到有任何官方密谋试图盗取更登群培手稿或阻止他写作历史。洛佩兹说,在更登群培获释之后,“政府最终给他在大昭寺(Jokhang)的后面,农业部的楼上提供了几间住房,同时还给他提供了固定的谷物和现金津贴,并指示他恢复《白史》的写作。他没有这么做。关于他这段时间的轶事绝大多数都是说他如何喝得酩酊大醉……”【18
夏格巴带领商务代表团出访时使用的西藏护照
但是,对“夏格巴剽窃更登群培作品”这一说法最有说服力的反驳在于更登群培所掌握的历史资料以及他撰写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帝国时代早期。而夏格巴对于这一时期只用了一章来论述。在这一章中,他的资料都是来自公认的西藏史料以及西方和中国的史料。在若干引述更登群培《白史》的地方,他都充满敬意地称作者为“khewang”,即“大学者”。夏格巴的著作主要是以档案材料为基础的,他可以以官员的身份获得这些材料,而来自遥远安多地区的“托钵”诗人和学者更登群培则绝对做不到这一点。
那么流亡政府为什么不直言反对这种对它的官方历史和官方历史学家的攻讦?1988年,夏格巴以最为谦恭的态度表达了他对《斯特拉斯堡声明》(Strasburg Statement的不同意见。我听说,当听到达赖喇嘛宣布放弃西藏独立要求的时候,他泪流满面。在同一年,他和另一位学者云丹嘉措(Yonten Gyatso)共同撰写并印刷了一本小册子,而后在全藏区分发、流传,“敦促藏人继续他们争取独立的斗争”。【19】在达兰萨拉那种阿谀奉承、勾心斗角的氛围中,这种特立独行的举动可能故意被歪曲成“反对达赖喇嘛”( 藏语,Gyalwa Rimpoche la ngogoe),而对夏格巴的攻讦则很可能即便不是官方鼓动也至少是官方许可的。另外一个反对《斯特拉斯堡声明》的藏人(也就是我自己)也受到霍藏久美的攻击,这次是在2003年出版了一个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上甚至有噶厦秘书处提供的序言、印章等等。
重新唤醒西藏历史
因此,夏格巴的历史著作不能仅仅被当做过去的记录来阅读,而应该当做是一份强有力的革命性文献。时至今日,作者已经去世二十二年了,这部著作依然让北京头疼不已,也让那些企图将西藏主权拱手奉送给中国的藏人心烦意乱。
为什么如此多的流亡藏人对于放弃争取独立的斗争漠不关心、无动于衷?其中一个原因,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他们对西藏历史令人震惊的无知。这不仅仅在于过去和现在的藏人学校里历史课程的讲授是多么糟糕,同时也因为(当今)几乎没有从知识或文学活动角度进行评价的历史。如果你进入我们最高学术机构“西藏图书档案馆”的网站,你会发现这个机构分成十个部门,包括科学部——但没有历史部
我认为,正是由于对历史的无知甚至是蔑视,才会出现像我们的前任首席噶伦桑东仁波切那些人口中的奇谈怪论,他曾经说,“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甚至达赖喇嘛也说过西藏只能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西藏是一个“内陆国家”。过去,格鲁派的寺院认为历史是个多余的、分散注意力的东西,因而不鼓励僧人和格西(佛学博士)阅读历史著作。尊者曾在1988年或1989年访问巴黎,他在法国顶尖学术机构之一的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受到石泰安、麦克唐纳德夫人和其他一些著名藏学家的接待。他们向他展示了他们对来自敦煌的古代西藏手稿进行的研究,这是法国学者们在西藏研究领域的一个专长项目。我相信,尊者会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研究佛教典籍会更有裨益。
我在这篇长文的开始描述了夏格巴的历史著作曾经如何帮助唤醒西藏境内的民众,他们在共产主义的灌输和压迫之下沦入一种“紧张性精神病”的状态,或者用佛教术语说是一种近乎“yidak”或“饿鬼”的状态。但是,从198719892008年以来,直到今年,很明显西藏境内的民众已经广泛地觉醒了。他们的勇气、决心和牺牲已经向全世界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时至今日,轮到我们那些流亡藏人(尤其是领导层)需要从沿着险恶道路梦游的状态中被唤醒。其实,无需舍近求远地寻找什么醒世良方或一套前无古人的奋斗目标。在作者,前言的最后一行,夏格巴明确地对我们传达了他的著作想要达成的目标:“我最衷心的愿望是这本书能像一个指南针,指明那条让我们重获独立的道路。”
【此文写于我参加爱荷华大学举办的国际作家计划(International Writer’s Program)期间。在此感谢“作家计划”和Shelly & Donald Rubin基金会的支持。史伯岭从百忙中抽出时间通读我的文章并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原文注释:
1 中共缺乏证据地坚持把西藏传统社会描述为“奴隶社会”。马克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将人类社会分为五个阶段,“奴隶社会”是第二阶段。按照中共的官方理论,由于革命前的中国处在更加先进的“封建主义”的第三阶段,那么西藏就被描写成落后中国——甚至是封建的中国——整整一个历史阶段。
2】我是从与流亡政府前首席噶伦Dzachutsang Sonam Topgyal的一次电话交谈中得知此事的。西藏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刚开始对外开放的时候,他当时是流亡政府信息部秘书。
3】噶玛嘉措(Karma Gyatsho)著,《孜本旺秋德丹•夏格巴(1908-1989)传略》,载于《西藏杂志》(Tibet Journal),第16卷,1991年夏季号第二册,西藏图书档案馆出版,达兰萨拉。
4】黎吉生著《1947年的“热振阴谋”》( The Ra-sgreng Conspiracy of 1947),《西藏研究》纪念黎吉生专辑。《1979年牛津大学西藏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由迈克尔•阿里斯和昂山素季编辑,阿里斯菲利普斯公司(Aris & Philips Ltd)出版,英格兰沃明斯特(Warminister England),1980年。
5】嘉央诺布,《褪毛的北京鸭》(Moulting of the Peking Duck),《西藏评论》(Tibet Review),19704月号。
6】夏格巴著《十万明月:高阶西藏政治史》,博睿西藏研究图书馆,莱顿,2010P.565
7】丹•马丁(与Yael Bentor合著),《西藏史著:藏语历史著作编目》(Tibetan Histories: A Bibliography of Tibetan-Language Historical Works)。
8】《安多政教史》,藏文名为《A mdo Chos-‘byung, Yul Mdo-smad-kyi Ljongs-su thub-bstan Rin-po-che Ji-ltar Dar-ba’I tshul Gsal-bar brjod-pa deb-ther Rgya-tsho》,出版时加上了英文书名《The Ocean Annals of Amdo》,分为三卷,1975年在新德里出版。
9 Dan Martin,同注释【7】
10】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著《罗马帝国的行省》(The Provinces of the Roman Empire)。初版1885年,再版1909年,Barnes & Noble公司,美国。P.161
11】霍藏久美著《被真理诱骗的乞丐》(藏文,Drang den gyis lus pae slong mo wa;英文,The Beggar Beguiled by Truth),第16章《略探“谁写了西藏政治史”》( A Brief Inquiry Into the Question of Who Wrote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12】桑丹诺布(Samten Norboo),《白史》(英文版),LTWA,达兰萨拉,1978P.11
13】伊姆加德•门格勒Irmgard Mengele著《更登群培—一位西藏20世纪学者的传记》(dGe-‘dun-chos-‘phel: A Biography of the 20th-Century Tibetan Scholar),LTWA,达拉萨拉,1999年。此书以喜饶嘉措写于1972年的更登群培传记为基础,喜饶嘉措的作品被收入《西藏和藏传佛教人物传记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ibet and Tibetan Buddhism)于1973年出版。
14 Mengele,同上, p. 17
15 Mengele,同上 p. 74
16Mengele,同上, p. 68
17Mengele,同上, p.72
18】唐纳德•洛佩兹(Donald S. Lopez)著《疯子的中间道路》(The Madman’s Middle Way)。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年。P.45
19】孜本•夏格巴与云丹嘉措合著,《不朽神灵的甘露——西藏三区故土生活以及流亡生活回忆录》(The Nectar of the Immortal Gods Inducing Recollection in the Bretheren Living at Home in the the Three Provinces of Tibet and Living in Exile)。由作者自行出版并在西藏秘密流传,1988年。
20】霍藏久美(Hortsang Jigme)著《Jam dbyangs nor bu rjes ‘brang dang bcas pa’i grib ma dgrar lang la brtags pa’i tshoms》,达兰萨拉,2003.

唯色说明:

1、本帖转自译者John Lee的博客 说,还是不说?,但未转载其中的译者注释,原因是太长。读者若需查看译者注释,可参考译者博客。

2、本帖在转载时,对个别文字稍有改动,纯属中文语法上的,不涉及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