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达赖喇嘛？
The Last Dalai Lama?
潘卡伊·米什拉 2015年12月7日
PANKAJ MISHRA December 14, 2015
（一）：暮年的偶像
在6月的一个湿漉漉的周日，格拉斯顿伯里当代表演艺术节(Glastonbury Festival)上，上10万人突然齐声高唱《生日快乐》。舞台上，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Tenzin Gyatso)，紧紧握着身旁的派蒂·史密斯(Patti Smith)的一只手，吹灭了一枚大蛋糕上唯一的那根蜡烛。然后，这位世上最著名的僧人用一只粗手指戳了戳史密斯的银色长发。“音乐家，”他说，“白头发。”但“声音和实际行动，”他用雄厚的男中音接着表示，“强大有力。”史密斯咯咯笑起来，他又说：“所以，这鼓舞了我。我本人如今80岁了，但我应该跟你一样——更加活跃！”
下面的人群早已习惯偶像人物生发出巨大的虚荣心——坎耶·韦斯特(Kanye West)在头天晚上宣称自己是“星球上最伟大的在世摇滚明星”——却在此时纷纷露出了犹豫的神色，然后才爆发出欢呼和掌声。达赖喇嘛随后走向在后台徘徊的大批名人，脚步有些蹒跚；他的一只膝盖不好。莱昂纳尔·里奇(Lionel Richie)走上前来鞠了一躬，问候，“您可好？”他戴着浅色眼镜，看来十分开心又诧异。“很好，很好，”他握住里奇的双手，回答道。
当达赖喇嘛回到自己的更衣室时，我和身边的那名藏传佛教僧人都匆匆站了起来。“坐下，坐下，”他说着，注意到了一张黑白照片，拍的是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早期年轻男女裸体跳舞的景象。他调皮地朝我一笑，“请坐，欣赏这张照片。”然后向那名僧人连珠炮似地说起了藏语，开心地笑道：“这些乐趣，”他说，“不适合我们。”
然而，自称“不过是名简单的佛教僧人”的他还是身着藏红色的袍子出现在了这里，与这些奇装异服的英国年轻狂欢者同处于该国泥泞乡间的一片900英亩土地上，融入这喧嚣的聚会，尽管这里与其藏地家乡的山口、高原和延绵起伏的草场相去甚远。在达赖喇嘛80年生命的许多时间里，他都会现身于这种宗教、娱乐与地缘政治交叉的奇怪节点。浏览老照片的话，可以看到他9岁的时候接受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赠送的一块百达翡丽(Patek
Phillipe)表作为礼物。在万花筒的另一面，又是他拉扯拉塞尔·布兰德(Russell Brand)糟乱的胡子；与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在白宫谈笑风生；或者是在苹果(Apple)的广告里鼓励众人“不同凡想”(Think Different)。
尽管达赖喇嘛从没用过电脑，但90年代的那则《不同凡想》的广告提醒大家，他是全球化早期的一个标志性人物。那是柏林墙1989年倒塌到9·11恐怖袭击发生之间的岁月。在那个纯真年代，欧亚大陆上涌现着新生的民族国家、欧盟逐渐成型、南非终结了种族隔离、北爱尔兰宣布和平，自由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全球胜利看来指日可待。西藏也获得解放，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
尽管频繁拿自己的年纪开玩笑（“是时候说‘拜拜’啦！”），达赖喇嘛仍然精神头十足地满世界跑。他的Twitter、Facebook和Instagram账户帮他在飞速运转的当今世界确保了一席之地。然而，曾经被政坛和娱乐圈人物同时热烈追捧的西藏的事业，在后9·11时代却逐渐偃旗息鼓。世界的相互联系变得越来越深，但——以不断升级的战争、频繁的恐怖袭击和中国的快速崛起为特征——比起希望，它激起的更多的是焦虑和困惑。达赖喇嘛本人从他在喜马拉雅山脉脚下的简陋印度小城达兰萨拉的官邸无助地看着这一切。他的国家本已遭到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蹂躏，如今又被迫加入了北京操控的同样危险的飞速现代化进程。
中国的经济实力让达赖喇嘛成了越来越多的世界领导人的政治负担。因为害怕触怒中国，他们现在纷纷回避他。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是数十年来最大胆的教皇。但据称即便是他，也在去年12月拒绝在罗马会见达赖喇嘛。如果达赖喇嘛去世，根本不清楚中国境内的600万藏人会怎样。尽管官方信仰是无神论，但中国共产党会负责找到现任达赖喇嘛的转世化身。共产党将控制下一任藏人领袖并向其灌输自己的思想。后者可能会帮助北京巩固其在西藏的霸权。此外便是规模达15万人的流亡藏人群体。主要靠达赖喇嘛团结在一起的这个群体，在政治上越来越不好管理。不认同达赖喇嘛的策略的藏人诗人、活动人士丹真宗智(Tenzin Tsundue)对我说，达赖喇嘛故去会给藏人留下一个真空。达赖喇嘛的弟弟丹增曲杰(Tenzin Choegyal)说得更加严重：“一旦尊者去世，我们就完了。”
（二）：肉体与精神的流亡
藏人觉得孤立无助是有广泛的历史渊源的。1951年末，当欧洲在亚洲和非洲的很多前殖民地在追求成为民族国家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西藏。不久后，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出现在了达赖喇嘛在拉萨的宅邸布达拉宫门前。达赖喇嘛历来是藏传佛教格鲁派最有权势的头领，也是西藏的精神与世俗领袖。
历代达赖喇嘛掌控着一片辽阔疆域的政治权威。它的面积是法国的两倍，占青藏高原的一半，有一套错综复杂的官僚和税收制度作为支撑。不过，中国共产党宣称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实际上，西藏的达赖喇嘛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之间关系错综复杂、不断变化，而这种情况持续了多个世纪。在50年代初期，现任达赖喇嘛还非常年轻，处于其领导下的藏人未能成功地推进他们的独立诉求。他们也没有得到来自外国的任何重要支持。当时，印度刚从英国的统治中解放出来，正试图与它在亚洲的最大邻国中国建立密切关系。美国则因朝鲜战争而分心，无暇给予西藏的呼吁多少关注。
除了向汉人屈服并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外，达赖喇嘛几乎别无选择。作为交换，他得到了自治的许诺，并得以保留作为藏人领袖的有限地位。1954年，达赖喇嘛前往北京与毛泽东会面，并为共产党宣称的社会正义与平等所触动。
但中国在西藏推翻“封建农奴制”的计划很快激起了愤恨。1956年，西藏东部爆发武装叛乱。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已经注意到，西藏有成为颠覆共产党中国的根据地的潜质。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Gyalo Thondup)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等地协助中情局训练藏人游击队员，然后把他们空降回西藏。这些胸怀自由理想的战士大多被捕获并处决。（如今的嘉乐顿珠指责美国冷战人士利用藏人在中国“挑起纷争”。）中国的镇压越来越残酷，最终导致1959年在拉萨的大规模暴动。达赖喇嘛本人在行动失败后被迫逃亡。
他涉险翻越喜马拉雅山脉抵达印度，随后声明不承认之前与北京达成的协议，并组建了流亡政府。达赖喇嘛很快喜欢上了这个新家——作为佛教的诞生地，印度是藏人向往的地方——并深受圣雄甘地的启发。然而，招待他的印度人却有顾虑。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一心想和中国领导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他说达赖喇嘛的独立计划是异想天开。到了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时代，中情局停止了对流亡藏人的资助，尼克松本人及其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70年代初开始与毛泽东接触。1989年天安门屠杀事件后，西方对达赖喇嘛的外交支持有所增强，但后来又退却了。到了2008年，英国基本已经开始赔不是，表示当初不应该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藏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曾经由达赖喇嘛及其拉萨政府控制的区域，如今叫做“西藏自治区”，不过中国的600万藏人有大约一半生活在毗邻的几个省。中国在西藏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宗教改造工程。1995年，被达赖喇嘛认定为下一任班禅喇嘛的男孩遭中国当局扣押，他是这个地位尊贵的转世喇嘛的第十一世。中国宣称京城的帝王早已设立了一套甄选西藏宗教领袖的制度，执意任命了自身认可的人选。（达赖喇嘛指定的这位班禅喇嘛的下落，如今是中国的国家机密。如若获得自由，他有可能效法藏传佛教另一教派领袖噶玛巴[Karmapa]的做法。这位喇嘛虽然得到了中国当局的官方认可，却还是于1999年逃亡印度。）
中国当局宣称，在政府投资和补贴的助推下，西藏实现了中国最快的GDP增长。北京的确给这个地区带来了公路、桥梁、学校和电力。近年，一条高海拔铁路将青藏高原和中国的海岸线连接了起来。但是，现代化工程也造成了破坏性的后果。对印度河（中国境内称狮泉河）、布拉马普特拉河（中国境内称雅鲁藏布江）、湄公河（中国境内称澜沧江）、萨尔温江（中国境内称怒江）、长江和黄河等河流起到径流调节作用的青藏高原冰川，由于全球变暖原本已在消融，目前融化的速度更是令人担忧，对数亿人口的生计构成威胁。拉萨——传说中的禁城——如今遍布汉人开的KTV、桑拿房和赌博窝点。经济发展的冷酷思维迫使游牧藏人离开草原，汉人移民迁入藏区城市，城乡不平等加剧，导致了一种普遍的颓丧情绪。
近几十年来，西藏僧尼一直在抗议中国的统治。中共还以铁腕手段，包括：戒严令；迫迁牧民；在寺庙内设派出所；以及开展思想改造，强迫异见人士反复念诵“我反对达赖集团”和“我爱共产党”等词句。绝望之下，逾140人采取了极度违背佛教原则的公开自杀方式，其中包括数十名僧尼。
达赖喇嘛踏上了一些不可思议的智识之旅，仿佛是对故土种种危象的回应。2011年，他宣布不再担任藏人的世俗领袖，转而专注于他的精神与文化使命。今天，西藏老照片里的那个人会戴着黄色锥形帽——站在满是面带愠色的妖魔鬼怪和正在交媾的神明的唐卡前——口中念着“超越宗教”、接纳“世俗伦理”：这些都是本着佛教通达义理得出的无我与悲悯之道。
达赖喇嘛开始越来越多地针对非宗派人群讲话，似乎执意要削弱自身道统的权威性。他示意下一任达赖喇嘛可以是女性。他主张摒弃被科学证明不成立的一些佛教经文。他表示达赖喇嘛制度已经名存实亡，在我与他见面的那几个月里，他就经常这么说。在这个自拍的年代，他开始了一场舍弃自我的行动，不回避越来越激进的想法。今年5月，他在达兰萨拉的宅邸对我说，也许有一天，他会去中国，但不是以达赖喇嘛的身份。
（三）：两个身份
达赖喇嘛生活在一座守卫森严的院落里，在达兰萨拉(Dharamsala)郊外上城区(McLeod Ganj)的一个小山顶上。外人很少被允许进入他的私人住所，那座两层小楼是他睡觉和冥想的地方。但是外人不难猜测，从那里可以欣赏南部坎格拉山谷让人惊叹的美景，和北部喜马拉雅山巅的终年积雪。旁边一座寺庙里响着诵经声，周围的雪松林里不时传来乌鸦的鸣叫。在一天里，不论什么时候，都能看到年迈的流亡藏人，手持转经筒和念珠，再现着拉萨最著名的朝圣场景之一，即沿着17世纪修建的布达拉宫(Potala Palace)转经、磕头，那个有上千房间的宫殿是达赖喇嘛以前的住处，自1959年离开之后，他再也没有回去过。
要抵达赖喇嘛会见访客的朴素接待厅，你必须越过一道道森严的警卫线；因为担心国内外恐怖分子进行袭击，印度政府给达赖喇嘛提供了这里级别最高的警卫服务。访客通常要在接待厅等很久，才能听到他拖地而行的脚步声，看他被翻译和助手簇拥着走来。
我第一次看到达赖喇嘛是在1985年，在尘土飞扬的印度小镇菩提伽耶，他赢得诺贝尔和平奖是四年之后的事。当时他在佛陀开悟之地以非凡的精力给一小群人解释晦涩难懂的佛经，他不看任何笔记，滔滔不绝讲了一整天。30年过去，在今年5月，我们的第一场会面里，我发现他依然高度敏锐，是个细心的聆听者，说话的时候会向你探过身来。当我向他问起突然增多的西藏僧人自焚事件，他露出痛心的神色。
“那是绝望，”他回答。但他强调，重要的是这些自焚者对汉人没有恨意，“他们也可以顺带杀死一些人，”他说，“但他们是非暴力的。”
然后他很快提醒我，他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政治责任，结束了一项延续四个世纪的传统，依照该传统，达赖喇嘛会同时担任西藏的政治权威和精神领袖。现在，作为他进行的民主改革的一部分，一位选举出来的流亡西藏政府领导人负责处理世俗事务；他还负责处理外交和地缘政治事务。“我现在关心的，”达赖喇嘛说，“是西藏文化的保护。”
他告诉我，他不反对现代化。比如，从中国东部海岸通到西藏的高海拔铁路，可以给西藏人带来各种各样的好处。它是好是坏，取决于中国政府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然后，他用一根手指指着我说，“或许也是为让印度人感到恐惧！”接着就笑了起来。
我也笑了，不过这种在严肃和谐谑之间的快速转换，让我有些困惑。达赖喇嘛在不可思议地无我的同时，却又的确是一位影响世界历史的人物，通过接下来几个月的近距离接触，我发现这一点让人感觉不安、困惑和怀疑，但也会心生崇敬。在他身上体现着一种古老的精神与哲学传统。这种传统要求人们质疑个体的自我及其欲望，强调道德责任，而非政治与经济权利。与此同时，在一个由民族国家定义的世界里，他代表——也只能由他去代表，尽管有近来的那些声明——一个无国的人群，并去争取那些利益和权利。达赖喇嘛的一生可以看作是一场漫长而英勇的努力，誓要化解他的两个身份之间的矛盾：一个虔诚的僧侣和一个勉强为之的政客。
原名“拉莫顿珠”(Lhamo Dhondup)的达赖喇嘛出生在藏区东北的安多地区一个农民家庭，1937年他两岁的时候，寻访灵童的僧侣认定他为不久前圆寂的第13世达赖喇嘛转世。他离开了泥坯和石块建造的房子，来到布达拉宫，当解放军攻入西藏时，他只算是刚刚开始全面接掌政治权力。
据估计，在50、60年代有数十万藏人被杀，共产党摧毁藏人寺庙和修院的残暴程度，据说堪比如今反对宗教偶像的激进伊斯兰教徒。然而达赖喇嘛似乎全然没有因此自怨自艾——也就是让当下领土、资源和尊严之争愈演愈烈的那种受害者的感觉。
事实上，你本可以把他看成是一个有着圣洁宽仁之心的完人，但他却在强调自己的平凡。“我跟大家一样是个普通人，”在去年的许多公开场合，我多次听到他这么说。他对我说，佛教致力于从实践的角度去探研人心，但藏人在这个目标上覆盖了太多的迷信。他说藏人相信他“有某种魔力”，“胡扯！”他大喝道。“如果我是一个在世的神灵，为什么连自己膝盖的毛病都治不好。”
去年12月在罗马举行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世界峰会上，他也说了类似的话，宣称自己没有超自然的能力。据《新闻周刊》(Newsweek)报道，当时罗马前任市长问他如何倒时差，达赖喇嘛给了一个无关宗教的坦率解释。他说他可以控制自己的意识，睡个好觉（他晚上七点睡觉，凌晨3点起床冥想）。所以“在世界各地旅行，变换时差不成问题，”他接着说，“但肠道的蠕动不由我做主。不过，托您的福，今早刚过7点，就排泄一空。所以我现在感觉很舒服。”
达赖喇嘛会竭力和他的聆听者建立一种亲密感，通常是以激励或打趣他们的方式。去年秋天，他在普林斯顿大学面对4000多名学生和教职员工发表演讲，谈论世俗伦理，头上戴着该校的桔色帽子（他经常戴古怪的帽子，用以显示自己的不拘礼节）。他常常在谈话中途突然大笑起来，但观众往往不适应这种在欢乐和慎思状态之间的迅速转换，大部分都还一脸严肃地望着他。
当一个学生问到达赖喇嘛，幸福的秘诀是什么，全场进入严肃、寂静的气氛之中。达赖喇嘛似乎仔细考虑了一下这个问题。然后用他那一字一顿的男中音朗声道：
“钱！”
“性！”
听众被他有意的停顿误导，又一次没跟上达赖喇嘛的节奏，而他已经仰头，又一次开始长笑。在被问到他对投资银行有什么看法时，他再次道出他最喜欢说的三个字，“我不懂”。他说，要回答这个问题，他必须到投资银行工作一年。然后，做了刚刚好的一个停顿，他接着说，“还要拿着高薪！”
面对各式各样的听众——无神论者、穆斯林、对冲基金经理、印度农民、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和左翼活动人士——达赖喇嘛无意折衷自己的观点。他经常会面对美国的保守派听众讲，“我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确是，至少在他那些指责不平等的言论中如此）。他还曾宣称自己是一名圣战份子，每天都在和“破坏性情绪”作斗争。今年2月，他在华盛顿的一番讲话让一群美国穆斯林听得目瞪口呆，他先是说“乔治·布什(George Bus)是我的朋友”，然后透露，在911事件发生后，他立刻给布什写了信，请求他做出有分寸的回应，之后指责他延长了这个暴力循环的周期。
达赖喇嘛失去了祖国，流亡异乡，这让你觉得他会有一种众人皆知的人类情绪，而不是他无尽的和解言论：西藏依然是中国的一部分；今天的敌人是明天的朋友；所有的存在都有密切的关联；以及其他属于他的“世俗伦理”的训诫。尽管你肯定不会把达赖喇嘛和中国人对他的描述——让人印象深刻的有，一名官僚说他是“披着袈裟的豺狼，人面兽心的恶魔”——等同起来，但就算是同意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的观点，认为达赖喇嘛“是认真的”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政治谈判者，他是失败的。
达赖喇嘛的妥协意愿没有换来中国政府的更多让步。可能由于藏区价值太高——矿藏丰富（铜、锌、铁矿），还有好几处核弹基地，所以中国政府不愿拿它和一名无权无势的和尚做交易。因为无法获得印度公民身份，流亡藏人星流云散，从位于印度的大本营前往欧洲和北美地区。一些成员长期指责达赖喇嘛进行妥协，接受成为中国的一个自治区，而不是争取完全独立，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公开表示放弃了这一要求。之后产生了更多激进教派纷争。如今，达赖喇嘛所到之处，都会有抗议者大声呼喊，“假达赖喇嘛，别再骗人了！”他们属于国际雄登社区(International Shugden Community)，这个藏传佛教教派指责达赖喇嘛排斥多杰雄登(Dorje
Shugden)信仰，更奇怪的是，他们还指控达赖喇嘛是一名穆斯林。
尽管达赖喇嘛表示愿意勉强接受让西藏成为中国一个“真正的自治区”——在制定可以影响其教育、宗教、环境和人口构成的政策方面，给予西藏人更大权利，但这无法让中国人相信他不是“分裂主义分子”。达赖喇嘛和中国政府在2001年重启的正式对话，在2010年无果而终。非正式对话还在继续，主要是关于达赖喇嘛所说的自己要到中国佛教圣地五台山进行的朝圣之旅。各界藏人普遍希望这次访问可以为达赖喇嘛永远返回西藏铺平道路。“噶伦堡的面条商人”嘉乐顿珠(Gyalo Thondup)长期在达赖喇嘛和中国领导层之间扮演密使角色，他在自己回忆录的最后一段详细描述了他和弟弟的一次会面，后者当时要他保重身体。“我们必须一起回家乡，”达赖喇嘛说。不过，看起来中国似乎更有可能会等待达赖喇嘛在流亡中死去，而不是冒着政治风险让他回到西藏。
（四）：独立还是自治
尽管仍在寻求他的指引，但想到即将面对一个没有达赖喇嘛的世界，流亡藏人群体还是陷入了一种新的困惑。10年前，为给《纽约时报》做一篇有关不满达赖喇嘛领导的年轻藏人的报道，我曾前往达兰萨拉(Dharamsala)做调查。这些年轻人属于支持西藏独立的传统倡导组织“藏青会”(Tibetan Youth Congress)，该组织有35000名成员。当时，新一代藏族活动人士中最为人知的是诗人丹增尊珠(Tenzin Tsundue)。他曾在两位中国总理访问印度期间上演抗议行动，之后被印度警方限制出行。不过，丹增尊珠告诉我，最近他的压力不是来自印度政府，而是来自达兰萨拉的藏族权威人士，后者认为要求独立的藏人是“反达赖喇嘛”，因而漠视他们的存在。在丹增尊珠看来，达赖喇嘛是在竭力向中国政府暗示，他是代表所有藏人提出愿意接受西藏自治，“他曾说‘独立是不可能的’，还说‘为什么要浪费精力坚持独立？’”丹增尊珠告诉我，在这种官方反对的重压之下，藏青会已经陷入分裂。
现任藏青会主席丹增晋美(Tenzing Jigme)是一名摇滚音乐人，曾在美国生活15年。我在达兰萨拉的月峰餐厅(Moonpeak Cafe)见到了他。我们的面前是一条蜿蜒曲折的路，两旁挤满了售卖绿松石和珊瑚饰品的推车，这里有每个来访的记者都会热烈称赞的国际多样性：穿着深红色长袍的僧侣、骑着摩托车的长发游客、身着有鲜亮条纹的楚巴服饰的藏族妇女、一日游的锡克教徒、克什米尔地毯商，以及来自英国、德国和以色列的背包客。但全球主义的冒险刺激——这个话题在我和丹增晋美的谈话中突然冒出来——在这里凝滞的程度丝毫不亚于拉萨。从西方来到达兰萨拉寻求东方智慧的人也比10年前少。如今人们普遍认为，正念(mindfulness)有助于提高企业效率。在达赖喇嘛住所周边的山上铺上水泥的印度地产投机商，似乎在采用另一种思维。
过去成千上万涌入的西藏难民潮，已缩小成涓涓细流。很多流亡者已返回西藏，那里的城乡收入都有所增长。而在达兰萨拉，普通藏民的生活依然艰辛。他们仍然无法拥有自己的住宅，越来越多人希望移民到西方。（我在2005年采访过的藏青会活动人士有不少已经散布到世界各地。）美国是个受欢迎的移民地；一些藏人在那里过得很好，但很多最后只能做洗碗工和看门人。还有一些容易沦为签证诈骗的受害者。
在精英阶层，有关腐败和裙带关系的指控进一步搅动了关系密切的西藏流亡群体。在最近的丑闻中，嘉乐顿珠指控他嫂子的父亲私吞了西藏流亡政府的金银。他的嫂子在一篇发布于Facebook、被广泛传播的文章中否认了这些指控。
丹增晋美没有将这些倒退现象归罪于达赖喇嘛。实际上，他认为藏人“社区实现民主转变”，出现民选领导人，正是达赖喇嘛的功劳。“他一直让我们为未来做准备，”他说。但他也表示，藏人如今无疑面临着一个政治僵局。达赖喇嘛去世后很多人轻率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会只增不减。
有一个机构希望可以防止这样一个惨淡的未来变成现实，那就是西藏流亡政府，现在被称为藏人行政中央(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今年春天，我在达赖喇嘛的住所见到了洛桑森格(Lobsang Sangay)，他在2011年当选为藏人行政中央的政治领袖。40多岁的洛桑森格仪表堂堂，是第一个上哈佛大学法学院的藏人，也是第一个登上藏人权力高层的非藏传佛教人士。他曾是藏青会的一员，也曾倡导西藏独立，但现在他做着一项比较棘手的工作，即强调在中国统治下实行自治这一“中间路线”的好处。
他比丹增晋美更加乐观，甚至满怀希望，而且似乎很认同旧式的现实政治。一年前，他曾告诉我，他希望印度新一届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政府能勇敢直面中国。这种期待不断增强，至少有部分原因是由于藏人群体在西方遭遇外交挫折。达赖喇嘛原本会在2014年5月到访奥斯陆，庆祝自己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5周年，但是连曾领导挪威议会西藏友好委员的挪威议会主席都拒绝会见他。洛桑森格觉得难以置信。“这可是挪威，一个石油储量丰富的国家！很显然，中国想让西方世界臣服于它的脚下。”
今年5月下旬，我再次见到洛桑森格，他表示，既然中国难以应对台湾和香港日益增长的反大陆情绪，他希望中国可以从中吸取教训，重新考虑它在西藏的政策。这似乎是各界藏人的共同期待，尽管外界较少响应。达赖喇嘛告诉我，中国“处在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在西藏，“他们尽力抹掉一些东西，比如天安门事件，但没有成功。”
洛桑森格还告诉我，此时此刻，藏人迫切需要保持团结。他表示，西藏人需要时刻记住四个要点：生存、维持、巩固、成功。洛桑森格兴致勃勃地描绘了一个构想，藏人会通过私资企业变得更加富裕、更有力量。他说，“毕竟，圣雄甘地就因他的倡导行动得到不少印度大商人的空白支票。”
藏人行政中央前任领导、高僧洛桑丹增(Lobsang Tenzin)也主张走与中国合作的中间路线。他更为人知的身份是第五世桑东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自称是甘地的信徒。（他是与达赖喇嘛关系最亲密的政治顾问之一。）只有达赖喇嘛的弟弟丹增曲杰(Tenzin Choegyal)不认同这条道路，他是达赖喇嘛的亲属中影响力最大的一位。他对藏人行政中央前后两任领导人都非常不信任。他说，“洛桑森格已经在为下一次当选做准备。”至于桑东仁波切，他说他太死板。
丹增曲杰是僧侣出身——他曾被认定为仁波切，也就是转世喇嘛——后来还俗。他言论大胆，这使他成为流亡藏人群体中那个惹事生非的人。最近，他对一家法国报纸的记者表示，自治将使藏人一只脚踏入自己的家园，然后他们会用另一只脚把中国人踢出去。中国媒体很快把这些言论当作达赖喇嘛背信弃义，进行“分裂主义”活动的证据予以报道。
（五）：名存实亡？
我第一次见丹增曲杰（Tenzin Choegyal，缩写为TC）是在今年2月，当时是在达赖喇嘛的公开演讲现场。他在巴塞尔就世俗伦理做过多场随性的公开演讲，那是其中的一场。当时，成千上万的人挤在圣雅各布尔(St. Jakobshalle)球场。他们中有一部分藏人，但多数是欧洲人。达赖喇嘛和巴塞尔的市长坐在台上。市长身穿西装，但戴了一条代表西藏文化的哈达，看上去有些怪异。达赖喇嘛说的很多内容，都是我听他在其他地方说过的：新世纪，该年轻人去争取和平。如果此事看上去不切实际，那他们就应该“忘却”。“我们这一代，”他说，“属于20世纪。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是时候说‘再见’了。”在问答环节，被问及是否打算转世时，达赖喇嘛朗声说道，“不打算！”突然，他靠近旁边的翻译，用藏语问，“今天演讲的主题是什么？”
丹增曲杰转向我低声说，“尊者年纪越大越健忘了！”
他和哥哥很像，同样是高颧骨，目光敏锐，表情和蔼。因为上过寄宿学校，又在印度军队待过，他说英语时有一种英印口音。达赖喇嘛讲话时，丹增曲杰变得更沮丧了。他确信西藏没有未来。在印度，藏人远非安全，他们任何时候都可能会被印度政府要求离开。流亡的许许多多喇嘛从容易受骗的西方人身上赚钱，但他们本质上仍然会党同伐异。雄登派也一样。然而，他的确看到了一些希望的迹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据说正在重新考虑自己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当年在北京时，达赖喇嘛和习近平的父亲关系友好。此外，习近平的妻子是佛教徒，且去过拉萨。我知道中国一位高级领导人的妻子和那里一家餐馆的老板有过一段情事吗？
我不知道。我说起了在巴塞尔的藏人规模。（60年代，一些藏人开始定居瑞士。）我得知，球场里很多管理人群的志愿者都是对冲基金和银行业从业人士。其中一个就是丹增曲杰的儿子。丹增曲杰表示，总的来说藏人移民群体规模不大，但都在各自定居的国家有着不错的发展。
离开了西藏和达兰萨拉，在西方的藏人可能会特别狂热地忠于他们热爱的领袖。在问答环节，一个雄登派刚说了句“数百万雄登派”，藏人志愿者便抢走了话筒，迅速地推搡着把他带走了。但达赖喇嘛还是再次解释自己的立场。总的来说就是他没有禁止人们信仰雄登，只是表示不认可雄登这个神袛。我对丹增曲杰说，允许那个雄登派发言会更好。他表示认同。他说，雄登派“想让尊者失去冷静。但这一幕不会发生。”
那两天，巴塞尔因为成千上万名佩戴鲜艳的深红色饰带，穿着织锦外套的藏人而充满生气。他们在达赖喇嘛住的酒店外面等他。在刺骨的严寒中，他们用唱歌和跳舞的方式来取暖，热火朝天的鼓声压过了雄登派抗议者“假达赖喇嘛，别再说谎！”的口号。
一天傍晚，还是在圣雅各布尔，达赖喇嘛在演讲一开始便努力想让听众接受他们背井离乡的现实。他坦白称，离开那里之前，他许诺说自己很快就会回到西藏。但瑞士也是“雪域”。他接着说，“感觉就像在西藏一样。我们都来自雪域，不仅是在西藏出生的人，还包括在这里出生的人。”
然后，他又讲了各种鼓舞人心的话。他说，藏人应该自豪。现在，他们和他们的文化得到了全世界的尊重。现代科学正在验证藏传佛教的真知灼见，证实藏医药有关精神和肉体不可割裂的假设。藏传佛教也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但对藏人来说，重要的是不要滋生自满情绪，要保护“慈悲的道德文化”。
达赖喇嘛离场时，大部分人眼眶湿润。穿过聚集起来的一大群藏人时，他和他们聊天握手，和婴儿触碰额头。聚在这里的藏人都是达赖喇嘛忠实的追随者。他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并像摩西一样带领他们走进现代世界。他的演讲清楚地表明，对他来说，西藏已不仅是一个地理和政治实体，它现在是一个崇高的理想，是一种不同的生存方式。实现这个理想不需要政治主权，更别说民族主义激情了。它可能会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实现，可以是任何人的理想，不管是不是藏人。
犬儒主义者也许会说，达赖喇嘛堕入了一种语焉不详的国际主义之中；还有人说他的动机出于实用主义：他必须不断根据情况，表现出和左右着西藏未来的中国和解的姿态。（丹增尊珠告诉我，达赖喇嘛近来寄望于习近平。但习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却愈发强硬。如今达赖喇嘛说“许多中国人是佛教徒，他们会给中国带来改变”。）
然而无论是犬儒主义还是实用主义都无法充分解释他的立场。达赖喇嘛在自己的后西藏生活中成为一名环球流浪者，也许他在试图将这期间的领悟具现出来——他将自己的漂泊转变为一种自由的构想，与佛教强调的变幻无常相契合。过去几个月里，他用多种方式描绘了一种激进的设想：达赖喇嘛制度已经名存实亡，他说。“既然不需要了，那就废除它。”
（六）：自愿的终结
与丹增曲杰的巴塞尔会面过了几个月后，我去参观他在达兰萨拉的家。那是一栋两层的现代建筑，坐落在半山腰上，环境僻静，步行15分钟便可至达赖喇嘛的宅邸。从那栋小楼可以俯瞰英国人修建的一处平房。那里过去是达赖喇嘛的母亲的住所，现在是一家旅馆。坐在其书籍环绕的书房里，丹增曲杰看上去比在巴塞尔时更加沮丧。他反映说，习近平在西藏问题上没采取什么主动举措，并且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府早期表现出的一些迹象令人担忧。“我真的害怕，”他说。达赖喇嘛和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2014年8月的会面仿佛是个间谍行动。达赖喇嘛是在晚上，而且是秘密被人引进德里的总理官邸的。“就像尊者是某种罪犯一样，”丹增曲杰愤愤不平地说。然后，莫迪又问了一些“侮辱人”的问题：比如，达赖喇嘛为什么在德里组织宗教领袖会议？
“作为一个藏人，”丹增曲杰说。“我对这件事情感到很受伤。”几十年来，达赖喇嘛一直是印度的“最佳大使”，宣传着印度哲学和文化的过人之处。丹增曲杰还为他哥哥嘉乐顿珠(Gyalo Thondup)写的一本谴责西藏权势集团的书感到羞愧。“为什么写那种书？”藏人精英本来就已经困难重重了。“看看我们的商界高管和政界高官，他们在精神信仰上没有依托。”
丹增曲杰谈了谈不同于私人信仰的有组织宗教的弊端。这似乎是他最喜欢谈论的话题。达赖喇嘛制度也“相当反动”。他接着表示，“告诉尊者这是我说的。”
第二天上午到达赖喇嘛的宅邸时，等着谒见的人在车道上排起了长队：蒙古僧侣、瑞典背包客和刚来不久的藏人难民。达赖喇嘛耐心，甚至是精神饱满地和他们握手拍照。现在，我已经能认出他身旁的随从人员：两名贴身助手、一名翻译、一两名高僧以及保镖。
当我告诉他，他弟弟认为达赖喇嘛这个制度已经过时，他轻轻地笑了。很快，他又变得严肃起来，并接着表示所有的宗教制度，包括达赖喇嘛在内，都是在封建环境中形成的。被等级制度腐化后，它们开始对男女区别对待，开始受到伊斯兰教法和种姓制度这类文化衍生品的侵蚀。但他说，“时代在变，它们也得变。因而，我自愿终结了达赖喇嘛制度，并为此感到自豪。”
“所以，”他最后说，“它的确是落后的。”
我们在他的会客室落座。他的两旁是助手和翻译。每当飞快地说起藏语时，达赖喇嘛总会转向翻译。在我问他是否期盼前往中国时，他频频寻求翻译的服务。他说，这是所有藏人的“主要请求”。他说如果受到邀请的话，自己已经准备好了。“我感觉至少在未来10年，我还是有用的。”他说，中国现在有4亿佛教徒，是全世界佛教徒人数最多的国家。因此他说自己“非常非常渴望回去”，并接着表示“不是以达赖喇嘛的身份”，而是以“佛教徒的身份”。
我对他提起我收到过一次有关“灵性意识”的会议的邀请。会议在北京举行，得到了共产党的许可。没想到他对此颇为好奇。他说我本该去的，并称如果再次获邀，我应该去并坦率地和中国说：“你们应该批评达赖喇嘛制度，就像我弟弟那样。”
我笑了，但他又提出了一点。“我们是自愿改变的。为什么？要是有好处，那就不需要改了。正是因为它过时了。”他接着表示，“作为一名佛教徒，我们必须实事求是。”
在他看来，“世界局势”黯淡。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以各自宗教的名义展开杀戮。就连缅甸的佛教徒都在折磨罗辛亚穆斯林。这正是他放弃有组织的宗教，转而求诸量子物理，并开始强调慈悲的世俗价值的原因。他说，在多元文化社会里，以传统宗教为基础构建伦理存在不再可行。
踏上走廊时，他看到了站在那里的一位老妇人并欢呼了起来。她是法国人，每年都要去达兰萨拉看望尊者。达赖喇嘛拥抱了她，并介绍说那是他1973年第一次去欧洲时结识的朋友。“有时候，”他说，“我会说她是我女朋友。”
那位已96岁高龄但却精神矍铄的法国老太太敏锐地回应说，“你可以找个更年轻的！”达赖喇嘛一边哈哈大笑一边沿着走廊往前走，并紧紧搂着她。
在几周后的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上，达赖喇嘛下了直升飞机，走进夏日的毛毛细雨中，身后跟着丹增曲杰。在招待宴上认出一名僧侣后，他双手合十，轻轻和对方触碰额头，并查看他那套奇怪的新餐具，毫不掩饰自己的好奇。
俯瞰着这片每年夏天都会出现的帐篷海洋，达赖喇嘛问了组织者一系列含糊不清的问题：“多大了？”“什么时候”以及不可避免的“厕所？”因为他很关心规律排便这件事。在占地60英亩的这片“和平、慈悲和理解”的绿色田地(Green Fields)上，他头上盖着一件T恤走在虔诚的人群中，并以“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开始了自己的演讲。
我和丹增曲杰坐在一辆路虎里躲雨。丹增曲杰说莫迪派了一位高官给达赖喇嘛祝寿。但他还是担心。“谁知道莫迪会对在印度的藏人做什么？”他说。此外，他还是对他哥哥的书感到气恼。嘉乐顿珠去达兰萨拉给达赖喇嘛过生日了。兄弟几人聚在了一起，但却没说书的事。“为什么写那本书？”丹增曲杰又说了一遍。
在车外的雨里，达赖喇嘛对着昏昏欲睡的英国花童们说了一些轻松但却尖锐的话。英国人，或者用他那率直同时又能让人消除戒心的英语说——“You Britishers”（你们英国的人），曾经靠帝国主义和利己主义获益。现在，他们是时候承认自己生活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里了。
午饭是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安排的纯素食自助餐。吃午饭时，达赖喇嘛看到了我，并示意我去他前面的那条凳子。坐下后，我深切意识到了很多想和达赖喇嘛一起吃午饭的人嫉妒和气愤的眼神。他看了看我的托盘。“你没喝汤啊？我先喝汤，再吃其他东西！”
绿色和平组织的一名主持人滔滔不绝地抱怨莫迪领导的政府，后者当时正在打击西方非政府组织。达赖喇嘛关切地听着，然后说，“印度国内对莫迪的批评也越来越多。”
在《卫报》(The Guardian)主办的以气候变化为主题的专题讨论会上，他指责普京决定强化俄罗斯的核武库，并支持天主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采取道德行动的呼吁。他强调了个人责任的重要性。但当主持讨论会的那名英语主持人转向他，并用诚挚甚至恳求的声音问“我们应该怎么办？”时，达赖喇嘛回答道，“我不知道。”早前在绿色田地，他被问到了音乐。他对音乐不以为然，“如果音乐真的能带来内心的平静，那么现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互相残杀，能通过一些强大的音乐减少他们的愤怒吗？我不这么认为。”
等着切生日蛋糕时，他观看了派蒂·史密斯(Patti Smith)和其他音乐人的表演。我第二天看到报道说，表演结束时史密斯先是高举着吉他喊道“看，我这一代人最有力的武器！”，然后把它砸烂。考虑到达赖喇嘛对“强大的音乐”的看法，我好奇他对这种呐喊会有何看法。不过那时，他已经在去伦敦的路上了。三天后，在达拉斯的布什总统中心，他将和同一天生日的朋友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一起再切一次蛋糕，并对非富即贵的共和党人宣布：“我喜欢乔治·布什，尽管对他的政策我持保留意见。”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原文：纽约时报杂志
链接：（一）：暮年的偶像
（二）：肉体与精神的流亡
（三）：两个身份
（四）：独立还是自治
（五）：名存实亡？
（完）：自愿的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