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21日星期一

唯色:为杨海英书作序:是悼亡之书,是悲忏之书(一) ——洋刀下,藏人的鲜血“将白雪染成了黑色……”



为杨海英书作序:是悼亡之书,是悲忏之书(一)

——洋刀下,藏人的鲜血“将白雪染成了黑色……”

/唯色

1

2014年夏天,我们驱车南蒙古全境万余公里,几十个旗与盟都有停驻。对于我来说,蒙古这个集合了非同一般的名词与形容词的伟大存在,更加具象。之前去过几个地方,如额济纳旗、阿拉善旗、鄂尔多斯,都是匆匆而过。王力雄早在二十多年前去过南蒙古不少地方,就生态恶化状况写过【1】:“那些地方当年也都是大草原,是牧区,都是那种一个脚印里就有上百种生物的生态。然而现在,放眼望去,只有光秃秃的山坡,露着大大小小的石头,到处是沙丘,几脚踩下去不一定踩得着一根草。再往内地走,到了人类活动比较频繁的地区。原来也一样是游牧蒙古人的地盘,现在全被农耕者占据,牧人早就挤得一个不剩,都迁移到边境地区去了。”

杨海英(蒙古名:俄尼斯·朝格图)先生。
我们动身前,收到日本静冈大学教授、蒙古人学者杨海英(蒙古名:俄尼斯·朝格图)先生的著作《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中译电子版【2】,旅途中用朗读软件在车上播放。经过今被命名为“兴安盟”一带,目睹车窗外被移民开垦多年的大片玉米地,那是已然被改变的蒙古草原,听着电子男声机械地朗读着蒙古民族几十年的悲惨史,尤以文革时代遭致惨绝人寰的民族清洗,可以真切地了解到中共声称的以“主张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为主的“民族政策”在南蒙古取得的经验,一是移民;二是镇压原住民。与所有殖民者干的没有两样。

我还带了一本纸质书,是德国历史学家约西莫·布克汉森的《苍狼帝国: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格局的形成》【3】。有关成吉思汗的一段描述如同对某个缘起的揭示:“截至波斯战争结束之日,成吉思汗的人生在我们眼中都是极其清晰的。即使亚细亚人常喜欢故意将神话与象征性的故事加诸于那些英雄人物的身上,但成吉思汗伟大而质朴的本来面目都丝毫不会被更动。然而,人生的最后一段却盖上了一层模糊不清的暗幕。奇怪的是,当他的生活越迫近亚细亚的核心,即神秘的青藏高原,这个黑幕也愈形愈厚了。佛教与喇嘛教【4】以其传说的晕影,掩盖了他最后几年的生活。西藏的宗教还终将有一天成了他的帝国——最实质的和最具体的帝国——的真正战胜者。”

记得在呼和浩特的蒙古餐馆,喝着添加了奶皮、奶油、炒米和几块干肉的奶茶很合我这个藏人的胃口。望着高挂墙上的成吉思汗画像,我说起数百年来图伯特各教派喇嘛及诸部族领袖攀附外族、借力壮势却又遗下后患的漫长历史,如萨迦派五祖之一八思巴押宝蒙古皇帝忽必烈;噶举派二世噶玛巴押宝蒙古可汗蒙哥;噶举派五世噶玛巴押宝中国明永乐皇帝;格鲁派四世达赖喇嘛则是成吉思汗的后人转世。以及五世达赖喇嘛去北京见满清顺治皇帝,六世班禅喇嘛去北京见满清乾隆皇帝,等等。

拉萨的大昭寺这个夹杂了汉语与蒙语的称呼也是得名于呼和浩特的大召寺。当然有藏语称呼,即觉康或祖拉康,意为释迦牟尼佛殿。藏语的默朗钦莫,即藏历新年的祈愿大法会又称“传昭法会”,而“昭”或“召”,据呼和浩特大召寺门口的碑文介绍,是大庙的意思。大召寺内的中国游客比磕头的信众多,女导游身穿类似舞台表演装束的那种蒙古服装,用普通话介绍说有四百多年历史的寺院在文革中成了仓库和军营,所以就保护住了。其实留下的应该只是空空荡荡的外壳,彼时连蒙古人视为神圣至尊的成吉思汗庙都被夷为平地。我与一位五十多岁的僧人交谈,他说全寺今有僧侣七十多人,五十多人会说蒙语,近二十人已不会蒙语。而在满都拉这个人烟稀少的边境小镇,一座寺院的遗址上有新的白塔和经幡,问当地蒙古人,说当年寺院大得多,僧人七八十,文革时被砸,现在开始重建,去年请了拉萨的喇嘛来赐福。

2

旅行中经过阿拉善左旗,我特意去朝拜了城外山谷里富丽堂皇的广宗寺,又称南寺,藏语名为“噶旦丹吉林”,与两百多前流亡至此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有殊胜因缘,不但依循他的愿望而建,并筑塔供奉他的法体。六世秘传中也有同样叙述,我相信是真的。

在空寂的寺院见到两位高龄僧人,告知六世尊者灵塔于文革初,被以汉人为主的红卫兵、积极分子所砸,尊者法体自塔中扔出,戴上高帽批斗,强迫僧侣焚烧。但骨灰被一位僧人偷偷藏入装面粉的柜子,上世纪八十年代重建寺院时才敢拿出,供奉于新修的塔中。老僧还说文革前有四五百僧人,文革时都被驱赶,返回草原当牧民,成家,生儿女。现在只有二十多个僧人,也都成家,平时忙碌世俗营生,有佛事时集聚寺院。但寺院已成旅游景点,门票80元,寺院分1.5元,其余都归公司和政府,“我们没办法,”老僧叹道。

得知我是藏人,老僧立刻说你们藏族不喜欢我们蒙族;我否认,说我们两个民族因缘深厚,信仰相同,生活方式相似,老僧打断我的话说我们蒙古骑兵去你们藏地“平叛”,杀了很多藏人,你不知道吗?还说去年同寺僧人去拉萨朝佛,一听是蒙古族,藏族的态度就不好了。蒙古骑兵进藏“平叛”的往事我大概有听说,但不清楚细节,也就未上心。老僧的话让我惊讶。之后留意到杨海英先生在《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中提到文革时遭大肃清的内蒙古骑兵师,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曾“入藏参与镇压”。

杨海英先生介绍内蒙古骑兵师是由“日治时代接受现代教育,被称为‘挎洋刀’的蒙古人将校为中心组建的蒙古人自己的军队”,五个师,骁勇善战,文武双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被收编为中共军队,参加过东北内战、朝鲜战争等,尤其在辽沈战役中,“内蒙古铁骑发挥了很大的威力”。1958年,内蒙古骑兵第五师第十三、十四团共3200名骑兵,接到中共下达的参加青藏“剿匪平叛”的任务,尽管蒙古人任职中共最高官员的乌兰夫在中共内部讨论时表示“对少数民族打仗是下策”,不同意对少数民族用兵,“但终究未能拂逆一言九鼎的毛泽东……身不由主地陷入中国历史上对少数民族统治策略的‘以夷制夷’之陷阱”。“听从兰州军区的指挥”的两个骑兵团于1962年从藏区撤回,中共官方称【5】:“两个团分别被授予‘战功伟绩’锦旗,受到朱德委员长的接见。”文革爆发后,骑五师被解除武装,取消番制,286人被打成“内人党”,惨遭迫害,内蒙古骑兵师团的历史就此谢幕,“蒙古人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民族军队”。

那么,蒙古骑兵是如何“入藏参与镇压”藏人起义的?在《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中未有更多着墨的杨海英先生,就此另外写了一部日文专著——《洋刀挥舞在图伯特:蒙古骑兵现代史》【6】。他在给我的邮件中说:“一段重重的历史,总得有个记录。”而这部专著是他特别看重并下了很大功夫的。他说:“我作为蒙古人,基于必须对藏人道歉的心理,背着沉重的民族的忏悔而写。我只不过替一代老兵而写。他们本来要民族自决,却成了雇佣兵。”

3

最早由蒙古人辟为帝国之都的北京,如今另有一别称,叫霾都。即雾霾之帝都。我正是在毒气般的昏暗日子里,读完了杨海英先生发来的《洋刀挥舞在图伯特:蒙古骑兵现代史》中译电子版。期间有几次因事出门,我将书稿存入手机,一路上透过耳机倾听朗读软件毫无感情地读着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屠戮,又因雾霾遮蔽了周遭世界反而仿佛再现几十年前家园被毁的悲惨景象,我只觉心痛难忍。

而且,男女老少,老弱妇孺,与一座座寺院和帐篷,与一群群牛羊等家畜,被声称要将西藏人民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救出来的“解放者”驾机轰炸、开枪射杀、挥刀砍杀,正如书中所写:“中国在当时以‘解放’为名,摆出一副宽容的占领军的姿态,但从1956年开始,当藏人为了反击中国的侵略开始在各地进行武装起义时,中国却毫不留情的对西藏人民进行了大虐杀和镇压。”而其中,“将西藏人民的抵抗逼至绝境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中,有一支蒙古骑兵部队。”

书中有多处这样的记录:

中国空军首先实施空袭。投下大量的炸弹,造成藏人的混乱,步兵趁此时机用机关枪向混乱的人群扫射。九死一生果断突破步兵包围圈的人们,迎接他们的则是握着洋刀的蒙古骑兵。


蒙古人骑兵犹如狼一般,挥舞着洋刀冲进了陷入混乱四散而逃的畜牧民中。
“解放西藏同胞!”
 他们吶喊着。日落时,“叛匪集团”的一半以上被杀害。


他们在名叫达木沁滩的地方,发现了藏人“叛匪”大集团。对西藏畜牧民来说,最为不幸的是带着家畜群一起行动和追捕者是蒙古人。这是双重的不幸。蒙古人在看到家畜群的足迹的瞬间就能判断其规模。因为对方是和自己过着同样生活的人。清晨,他们看准西藏畜牧民还未从沉睡中醒来的时间进行袭击。一旦进入敌营,洋刀会使对方立刻鲜血流淌,唐古拉草原瞬间被畜牧民的尸体淹没。

尼玛仁钦(蒙古骑兵)证言道,“我们俘虏了200人左右的女人和孩子,交给了后来的支那人(中国人)步兵部队。但是,几天后听说他们把那200多人全部屠杀了。支那兵虽然非常不擅长战斗,却极其喜好没有必要的杀戮。”

我在给杨海英先生的邮件中写道:“读你的这本书,读得我很难过……我想说的是,读到藏人被像杀老鼠一样杀死的时候,太难过了。就像今天的IS斩人首级那样可怕……”杨海英先生回复:“悲惨,但这是事实。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世人。世人会说‘我们不知道’。其实,你们知道。”

4

但藏人自己知道吗?或者说,有多少藏人知道呢?我接着重又阅读了两本书,是两位藏人关于同一时期求生与反抗的记录。由藏文译为中文的《那年,世时翻转:一个西藏人的童年回忆》【7】,作者是如今居住西宁的纳仓·怒罗先生,回忆了在1958毁灭之年,目睹父亲及无数族人丧生于“毛主席的军队”手中,寺院尽遭破坏,村落尽遭塗炭,十岁的他也被关进地牢,险些饿死。而他的叙述中,带来世时翻转的,如书中所写:举凡汉军所到之处,所有村落寺院被毁的情形是一样的。……不管是因为反抗汉军还是汉军进攻灭杀,这种马死人亡的灾难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如今是横尸荒野无人收,任乌鸦鸟雀啄食,提到骑兵,也是以汉军汉兵代之,大概并不知道他们很有可能是被派来“剿匪平叛”的蒙古骑兵。

另一本以中文写作的《血祭雪域》【8】是集诸多幸存者的口述与史料的鸿篇巨著。作者跋热·达瓦才仁生长在已经插满红旗的藏地,青年时翻越雪山投奔尊者达赖喇嘛,成为新一代流亡者,现在台湾为流亡西藏工作。此书是他在1990年代,深入流亡西藏各难民定居点所做的翔实记录。他的家乡结古多(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正是当年蒙古骑兵“剿匪平叛”战功赫赫之地。但在五百多页书中,我只找到这样一段相关记述:

有一支兰州军区的军队,即所谓的西宁骑兵,约六百余人,配着长马刀——就像电影中的日本军官指挥刀,皮马鞍上的皮袋子里装着子弹,还配备有转盘机枪和枪支卡壳时替换的枪管等,都驮在马上。总之,装备精良。这些骑兵从囊谦二十五族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一般情况下中军都是这些骑兵打前锋,三千余步兵和驮着大炮的骡子等在后面跟进,并兵分成几路尾追藏军。

所谓“中军”,即中国军队。但是作者并没有清楚地指明,那些打前锋的应该就是蒙古骑兵,虽然他们也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

有一位幸存者谈到过蒙古骑兵,是在前不久于台湾出版的《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9】中。此书由旅居以色列的汉人作家唐丹鸿与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嘉合作,在流亡西藏的难民定居点访谈十一位流亡老人而辑成。原籍为安多果洛的老妇人卓洛回忆1958年跟随部落逃亡,遭遇中共军队追杀:“有一次……我们被十多个解放军发现了。这些解放军是蒙古人,蒙古军人穿的是蒙古服。蒙古解放军比汉人解放军凶猛很多,他们追了上来。我丈夫和另外两个人一块儿前去阻挡,一直打到下午。那两个同伴,有一个的大拇指被打掉了,另一个被打死了。”但老人的记忆可能有误,蒙古骑兵应该不会穿蒙古服“剿匪平叛”,如杨海英先生在书中写道:“蒙古人是与生俱来的优秀战士,又经历了日本式一流近代化的训练。在这样的骑兵面前,没有任何军事经验的西藏人犹如待宰的羔羊一般。”这是对其中一次战斗的描述:

“遭到机关枪的扫射,藏人马队停止了前进,阵型被打乱了。此时,纹丝不乱的骑兵分队组成方阵冲入敌阵。拔刀出鞘的尖声和马镫踢踏马腹的钝声交织在一起,白刃在阳光下闪烁。”

注释:
[1]文章《野兽为何往外蒙跑》,选入王力雄文集《自由人心路》,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
[2]《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杨海英著,刘英伯、刘燕子译,台湾八旗文化,2014年。
[3]《苍狼帝国: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格局的形成》》,()约西莫·布克汉森著,陈松林译,新世界出版,2012年。
[4]“喇嘛教”之说不妥,或是译者所为。应为藏传佛教。
[5]中华网:
[6]《洋刀挥舞在图伯特:蒙古骑兵现代史》为原书名,20174月台湾大块文化出版时,定名为《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时代悲剧》。
[7]《那年,世时翻转:一个西藏人的童年回忆》,纳仓·怒罗著,台湾雪域出版社,2011年。
[8]《血祭雪域》,跋热·达瓦才仁著,台湾雪域出版社,2012年。
[9]《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唐丹鸿、桑杰嘉著,台湾雪域出版社,2015年。

(本文转自自由亚洲特约评论:



2017年8月13日星期日

我的诗《再生:致刘晓波》译成藏文


今天,8月13日,刘晓波去世一个月。感谢藏人作家、译者桑杰嘉将我的诗《再生:致刘晓波》译成藏文。之前这首诗已译成英文、德文和日文。

སླར་སྐྱེས་པ།ལུའུ་ཤོ་པོ་ལ་ཕུལ།
འོད་ཟེར།

གཙང་པོ་ཞིག
མུན་ནག་ཁྲོད་མགོ་མེད་ལ་མཇུག་ཀྱང་མེད་པའི་གཙང་པོ།

གཏིང་རྒྱུགས་ལང་ལོང་དུ་འཕྱུར་ཡང་ཕྱི་ཚུལ་ཁུ་སིམ་གྱི་གཙང་པོ་ངོས
ལོ་མང་མ་མཇལ་པའི་ཁྱེད་ཀྱི་གཟུགས་བརྙན་རིམ་བཞིན་གསལ།རུས་པ་ལས་གཞན་ཅི་ཡང་ལྷག་མེད།
ཤ་སྐམ་པགས་སྐམ་གྱི་རུས་པས་ཀྱང་སྒྲ་འབྱིན་ཐུབ
འོན་པའམ་འོན་པ་རྫུ་མཁན་གྱི་སེམས་མེད།བཟང་རྫུ་པ།ལག་དམར་གྱིས
ཐོས་ཀྱང་མི་གོ

གུག་པ་ལས་འཆག་པར་དགའ་པའི་རུས་པས།སྔར་ལྟར་ཟུམ་ཙམ་གདང་ཙམ་བྱེད་པའི་མཆུ་ཟུང་ལས།
སྔར་ལས་ལྷག་པའི་སྒྲ་འབྱིན་ལ།
སྔར་ལས་ལྷག་པའི་འགྱུར་མེད་ཡུན་གཏན་ཡང་ཡིན།

ཡིན་ཡང་ང་རང་ཡུན་རིང་ཁེར་རྐྱང་དུ་ལངས་ཏེ་ལག་ཟུང་ཐལ་མོ་སྦྱར།
ངས་རྒྱང་རིང་ནས་ཁུ་སིམ་ཆེ་དྲག་པའི་གཙང་པོ་ངོས་སུ་
ཁྱེད་རང་ཕ་རོལ་དུ་བྱིན་པ་མཐོང་།
འཆི་བ་ལ་ཕྱོགས་ནས་གསོན་ཡོད།
༢༠༡༧ལོའི་ཟླ་བ་༧པའི་ཚེས་༡༣ཀྱི་མཚན་གུང་པེ་ཅིན་ནས།
སངས་རྒྱས་སྐྱབས་ཀྱིས་བསྒྱུར།

再生:致刘晓波

唯色

一条河
在黑暗中的一条无始无终的河……

如在暗流汹涌但表面静默的河流上
你经年不见的形象渐渐明晰:似乎只剩下骨头
似乎这嶙峋的骨头也会发声
除了聋的或佯装聋的——空心人、伪善者、刽子手
——充耳不闻
你宁折不弯的骨头,却比依然翕动的双唇
更响亮地发声
更永恒

而我伫立着,双手合十
如遥望见在这过于静默的河流上
你漂向彼岸
向死而生

2017713日的北京深夜

2017年8月4日星期五

今晚,及Ian Boyden的英译

 
上个月14日,在印度瓦拉纳西西藏研究中央大学,19岁的大学生丹增曲英(Tenzin Choeying)高呼“西藏胜利”而自焚,22日在医院不治身亡。当晚我写了《今晚》这首诗。七天后,即7月29日,在流亡藏人中心即印度达兰萨拉的转经路上,49岁的工人巴桑顿珠呼喊“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而自焚,当场牺牲。迄今,在境内藏地有149位藏人自焚,在境外有10位流亡藏人自焚,共159位藏人自焚,包括26位女性。其中,我们所知道的,已有135人牺牲,包括境内藏地128人,境外7人。

今晚,及Ian Boyden英译

唯色

今晚

今晚的眼前浮着两个画面:

一个是波纹荡漾的海面,
一座长的岛屿如佛安眠,
灰蒙蒙的云遮天蔽日,
、蜜蜂和青蛙相伴的友人刚上船;

一个是在流亡之地的病床上,
被一层白紧包裹的躯体,
火焰的气味似乎未散尽,
超度的诵经之声在回旋……

再也不愿旁族人的痛苦,
再也不忍目睹十九青年的母那悲戚的面孔。

2017年7月22日


Tonight

Tonight, two scenes float before my eyes.

One contains the wave-written undulating surface of the sea,
a long island resting like a peacefully sleeping Buddha,
an ash-gray drizzle of cloud concealing sun and sky,
and a friend—a companion to donkeys, honeybees, and frogs—
who just moments ago boarded a boat.

The other rests on a hospital bed in the land of exile,
a body wrapped tightly in layer after layer of white gauze,
the smell of fire not yet dispersed,
voices circling, chanting sutras, guiding the soul
of a nineteen-year-old child to peace….

I no longer wish to observe my people’s pain and suffering,
I can no longer bear to witness his mother’s sorrowful face.

Woeser, July 22, 2017
(translated by Ian Boyden)


2017年8月2日星期三

我的诗《再生:致刘晓波》译成日文

8月2日是刘晓波去世“三七”之日。感谢居住日本的作家刘燕子将我的诗《再生:致刘晓波》译成日文。

甦る-劉暁波へ-

一筋の河
暗やみの中、始まりもなく終わりもない河……

底流は逆巻くが、河面では静かなる沈黙の流れに
長年逢えぬ君の面影が徐々にはっきり現れてきた
骨が浮き出た
だが、気骨ある音を立てている
聞こえない、あるいは聞こえないそぶりの--情けない人、偽善者、殺し屋
--耳をふさいで聞こうとしない
毅然として屈しない硬骨はもぐもぐ何か言おうとする唇より
声を響き渡らせる
より永遠に

だが、私は佇む
合掌する
静かすぎる沈黙の河面を眺める
廻遐(はるか)遠くを眺める
君は彼岸を漂う
死に向かい甦る

再生:致刘晓波

唯色

一条河
在黑暗中的一条无始无终的河……

如在暗流汹涌但表面静默的河流上
你经年不见的形象渐渐明晰:似乎只剩下骨头
似乎这嶙峋的骨头也会发声
除了聋的或佯装聋的——空心人、伪善者、刽子手
——充耳不闻
你宁折不弯的骨头,却比依然翕动的双唇
更响亮地发声
更永恒

而我伫立着,双手合十
如遥望见在这过于静默的河流上
你漂向彼岸
向死而生

2017713日的北京深夜

延伸阅读:

我的诗《再生:致刘晓波》译成英文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7/07/rebirth-dedicated-to-liu-xiaobo.html

我的诗《再生:致刘晓波》译成德文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7/07/blog-post_27.html

2017年7月31日星期一

唐丹鸿专访艾未未:文明的定义,取决于在黑暗中失去声音的人

艾未未在以色列博物馆布展工作照。
艾未未和在加沙上学的大学生们。


【2017-07-26 端传媒首发。】

唐丹鸿按:我在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外的空地上等艾未未从机场过来。对面是以色列国防部,大厦圆形顶部是直升机停机坪,旁边一座装置了各种雷达天线的尖塔高耸。艾未未从一辆有点古怪的黑色大巴下来,和他正在拍摄的难民纪录片的一名导演一起。他们形色略显疲惫,皮肤黝黑,应是钻那些难民营时晒的。两年前加沙战争时,他在推特转推了不少我关于战争的推文,我就指给他看国防部,说每次战争时,以军的总指挥就在这里。他举起相机边按边说那要拍张照……选择在这里与他会面,因为艺术博物馆花园旁的露天餐厅优雅安静适宜谈话。 
艾未未说,以色列军方拒绝发给他去加沙的通行证,他问我有没有办法。我噗嗤笑出来:“你觉得我,一个在大学教中文的外国教书匠,有这种神通吗?”我问他是不是在搞怪,他严肃地否认了,说一定要去加沙,为此会尝试任何可能性。
散漫交谈中,我习惯性给初来乍到的人略充“导游”,说我们正在吃饭的花园旁边,是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艾未未说,就是这个美术馆,取消了他与一位以色列艺术家的联展。这位以色列艺术家的摄影作品以巴勒斯坦难民为题材……然后艾未未上了一辆出租车去了耶路撒冷。他走后一个月,对面的以色列国防部附近,两名巴勒斯坦枪手向露天餐座扫射,四人死亡。这两名枪手来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希伯伦,他们装束成侵占了希伯伦的犹太教定居者的模样。这一年,暗合着艺术馆取消展览的理由,“时间表不合适”:耶路撒冷、希伯伦以及这片“局部民主自由”的多处,“恐怖枪手”、“恐怖刀袭”此伏彼起,“恐怖”之说洗刷着“无审判死刑”、“定居点”和“占领”。 
一年后,耶路撒冷市中心吉瓦特拉姆山丘上的以色列国家博物馆,举行了艾未未的个展《或是或非》(201762-1028日)。 
在博物馆的第三层,我和家人走过上亿的《葵花子》,走过艾未未打破汉代陶罐的乐高拼图,走过齐整贴满借据的展墙,走过枯枝汇聚的《树》,枯枝像移民来自不同的远方,我们踩在了《软地》上。这块依照第三帝国艺术圣殿大厅地面复制的地毯,覆盖了以色列博物馆展厅的地面,簇集的犹太人和稀少的巴勒斯坦族站在上面,壁纸《Odyssey》上奴役、炮火、杀戮、难民和流散,像镜子映照着他们,旁侧影像中的加沙老虎奄奄一息,成都警察和被警察打致脑血肿的反对者,犹如穿越时空将镜头朝向这里,两个孩子在意义多重交织的《软地》上嬉戏,他们身上有死在达豪集中营的人以及死在土地改革中的人的基因,也是三次中东战争的战士和中共党员的晚辈。孩子欢笑,还不知身处怎样的世界中…… 
以下是20177月我与艾未未的访谈纪要

艾未未与唐丹鸿在特拉维夫艺术馆花园餐厅。
唐丹鸿(以下简称):近两年柏林定居后,在推特上你似乎更多转推外媒信息。对大多数翻墙上推的中文关注者来说,看不懂,很多也不是他们关注的议题。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变呢?

艾未未(以下简称):我生长在一个人权理念受压制的社会环境中。1976年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我是参与中国民主运动的成员之一,直到2005年当我开始尝试使用互联网。之后我一直保持着全方位的政治参与,在任何可能的情形下,我都会不自觉的卷入维护人权和言论自由的事件。可以说,强权之下的经验和反抗构成了我生活的主体。我认为,维护权利,维护言论自由是一个艺术家无法推卸的责任。如果放弃自我表达,弱化自我的声音,那样就是把一切交由强权来操控,那会是很讽刺的事。我时时有必要平衡和抉择如何介入,并排除空泛的姿态。

2015年出国在柏林定居后,我的关注面主要是国外,但我并不只是转国外的报道,对国内发生的比较重要的议题,我都会发表一些看法,只是和从前相比要少很多。这有两方面原因,首先,以前我在中国,我几乎只关心中国的事儿,不在那儿了,关注的可信性和真实性就差了。身在海外而只关心中国问题,缺少真实和诚实性,是因为不在那个境遇中,不受那个境遇的条件约束,很多谈法都不真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可疑的。不在危险的境地中的反抗,其真实度会有问题。反抗的正当性来自直接或是间接地承受痛苦,以及承担因反抗带来的伤害,承担其责。

其次来到国外生活后,我从前没有遇到的问题凸显出来,比如西方政治环境中的民主与自由,诸如此类是我在中国并不需要考虑的。来到欧洲直接面临的就是难民的问题,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去了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访问了几十个难民营,采访了几百人,相关的官员、联合国救援组织、非政府组织还有志愿者。从希腊开始,土耳其、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加沙和西岸地区,黎巴嫩和约旦,然后有摄制组去了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孟加拉和非洲的肯尼亚,加上墨西哥,走了不少地方,见了一些人,拍摄了近一千个小时,我们制作完成了一部纪录片 “Human Flow”《人流》。这个纪录片将会在全球公映。整个过程中,我使用较多的是社交媒体,把我每天的工作情况直接放在推特和Instagram上,一天百条的情形常有。

我认为,人权是一个通行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地域性或阶段性的概念。这属于今天的理解,可是这个理解是极为重要的。在中国,你经常会看到哪个地方拆迁了,一些人关心自己村里的房屋拆迁,对临村的道路改变、房屋拆迁是不管的。这种局域性的反抗,无论是从理念还是效果上都不太好。这也是为什么很少有人关心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和其他宗教的侵权的问题,少数民族或是同性恋问题。常常是权益的受害者自己出来呐喊,然而,这些受害者通常并不关心其他方面的权益受损,这说明了中国人对人权、对人的价值的理解是狭隘甚至无知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他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关心的人权是一个整体,我不在意他们关不关心我,或说他们是否看得懂,这根本不是我的问题。

我不存在转变,我是遇到河流的时候才会想到架桥梁,要我背着一座美丽的桥在旱地上行走,这是不可能的。

唐:你拍的中国题材的纪录片,多数中国观众心领神会并产生了强烈共鸣;而当你转向拍摄难民后,Twitter中国粉丝的共鸣不再,甚至负面联想很多。可以说说你拍难民纪录片的缘起想法吗?你对相应转向了的中国粉丝怎么看?

艾:我基本没有什么计划,也没有什么策略,我说了我只是面对我需要面对的问题,这也分不同的时期和阶段,在中国的网络上和在国外的互联网上,我面对的观众显然不同,在国内的比较具体,而国外相对宽泛。拍难民的纪录片和我拍中国纪录片出于相同的目的。当我遇到了问题,我觉得需要通过记录才能够形成认识,形成一个可以供讨论的平台。

至于中国粉丝,我从不在乎,他们的联想跟我无关,有联想那还不错,转向了就让它去死吧。

唐:2016年你来了一趟以色列,然后去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在以色列你主要做了什么?以色列军方开始为什么不愿给你去加沙的通行证,后来怎么又给了?你在巴勒斯坦做了什么呢?

艾:我去加沙,是为了拍摄一部关于全球难民问题的纪录片。以色列对要去加沙的人都加以限制,他们最初没有给我许可证。我回答说,那很简单,我会等在以色列,直到他们给我许可证。这是我通常的做法,我也只会这一种做法。后来因为他们不愿意我等在那里,他们了解到这个事情可能演变为不仅仅是不给我许可证那么简单,所以当天改了主意,突然就给了。

在加沙,我看到了很多我没法想象的事情,这一段在我的电影里表述较多,总体说,你很难想象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社会里,怎么可能允许一个地区成为一座现代监狱,将近两百万人群强制性地禁锢和隔离在一个困境中。我看到了国际社会的无力,以色列的强硬态度是很难让人理解的。

我有意采访巴以双边的政要,我们付出的努力收效甚微,以色列方的政要们说不想见。简单地说,以方没有一人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还好我们与巴勒斯坦方面实现了沟通。当傲慢与敌视视沟通为恶时,人性的可能也就会所剩无几。

唐:2016年,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Tel Aviv Museum of Art取消了你与以色列摄影家Miki Kratsman的联展。取消的理由是什么?你本计划在此联展中展出哪些作品?那位以色列摄影家计划展出的是什么?你怎么看待展览被取消这事?

艾:据我的朋友Miki说,取消我们的联展是对他的审查的结果,算是以色列存在的审查制度的明证吧,我相信他的话是有根据的。我当时还没有交出我的方案,也就不可能是因为我的存在。Miki Kratsman是一个好艺术家,一个优秀摄影师,他投入到了揭露以色列军方对巴勒斯坦的迫害的活动中。他是一位令我尊敬的朋友。

唐:20176月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馆举办了你的个展《或是或非》,为什么起这个名字?这个展览的策划和实现,与之前特拉维夫当代艺术博物馆取消展览,是否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你有很多作品,那么以色列博物馆和你,怎样议定哪些作品入展呢?是否存在对敏感性的审查或自我审查

艾:关于这个展览,《或是或非》实际上是我对以色列地区政治的一个想象,展览的名字取自我和博物馆馆长在纽约的一次谈话,在他的谈话中经常出现类似的用语,一种不确定性,我告诉他,他的说法和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很相像。人们都想知道以色列的政治现状,它的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可能,它的十分不清晰和充满矛盾,也促成了整个地区的不安定和焦虑。

《或是或非》是一个速成的展览,准备时间不足半年,没有更多时间为这个展览创作新作品。展品部分来自从未在这块土地上展出过的现成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有维护言论自由和社会正义,在不同的程度上,呈现出挑战专制统治的特质及那一段历史,所谈价值是普世的,对它所展示之地的现实显得尤其合适。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尽力为这个展览做了几件新的作品,它们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特征。在作品的入展过程中,并没有遇到明显的审查迹象。

唐:在许多人眼中,以色列是中东民主、文明之窗。以色列也身处中东硝烟地带,犹太人背井离乡、难民、流散、在海上漂泊被拒绝靠岸、大屠杀的历史背景,以巴冲突、与两河古文明地区当今的悲惨景象两相映照……这一切你在耶路撒冷的展览中也有回响:从慕尼黑艺术之家美术馆的地砖复制的地毯《软地》《Soft Ground》,以古埃及古希腊绘画图式展现的当代奴役、杀戮和大流散的墙纸,加沙皮包骨头的老虎影像——想请你比较一下,在慕尼黑艺术之家Haus der Kunst的地面铺展《软地》,与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馆的地面铺展《软地》。另外,除了墙纸,关于难民你还有甚至更具震撼力和令人心碎的作品,比如《自助洗衣店》、《法道》等。可这次在耶路撒冷的展览,为什么没有展出这些作品?你为什么展示加沙的老虎影像呢?

艾:我09年在慕尼黑的《So Sorry 》展览中的作品《Soft Ground》,一张地毯,它是对德国纳粹时期为希特勒建造的艺术馆Haus der Kunst主厅地板的复制,在慕尼黑的Haus der Kunst展出过,第三帝国时期,希特勒称这座艺术馆要展出“最纯正的德意志意志的精髓”。这件作品能够在以色列展出,是我在制作这件作品时不曾想象的,从德国纳粹时期元首的艺术圣殿到现今耶路撒冷艺术馆展览场馆的语境变迁,时间和地点的挪位,历史与现实的覆盖和重置,赋予了这件作品新的关联性解读,使它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再生含义。

除了壁纸《The Animal That Looks Like a Llama but is Really an Alpaca》,我们还展出了另外一件新的壁纸,它是一件与当下难民问题相关的作品《Odyssey》,这是它第一次在博物馆展出。这件作品的参照是自古希腊时期至今的叙利亚的难民现实,它描绘了逃离战区,城市残骸,跨越海洋与边境,生存于炼狱般的难民营,面对欧洲多重暴力的文明图示,这不过是中东和欧洲陷入的愈演愈烈的悲剧的轻描淡写。难民跟以色列的现实有很大关系,巴勒斯坦人失去土地和家园以后,属于最大的难民群。

还有一件作品,是我去年在加沙拍摄的一只频临死亡的老虎的视频。由于以色列对加沙地区的强制封锁,阻断了对该地区的物资供应,隔绝同时造成了加沙Khan Younis动物园中的很多动物死亡。在仅存的几只动物中有一只老虎,它叫“Laziz”。我们拍摄了关于它的20分钟视频,讲诉了生命在牢狱的封闭状态下的绝境。它成为加沙地带政治现实的象征,一个在整个世界的注视下,苦苦挣扎、濒临死亡的边缘的对人性的酷刑。

这只老虎,后来在一个国际组织的救助下回到了非洲。

唐:在耶路撒冷举办这个展览,你受到了一些人权组织的批评。主要批评你什么?你对这类批评怎么看?

艾:Instagram评论上有一些批评,人权组织的批评没有看到,如果有最好能发给我。在Instagram收到的一些相关批评令我有点吃惊,它们显得短暂、单薄、且不容讨论的情绪化。我乐意更深地公开探讨这些严重的问题,但似乎不太可能,争论的双方都已形成了僵化的观点,人们在维护一种观点和态度时,忘却了观点和态度是属于生命的,是应由无数的生命来决定的。

作为一个艺术家,我没有太多的可选性,如果我决定不在以色列做展览的理由是因为以色列的种族主义和对巴勒斯坦的入侵,那么采用同样姿态,以我的政治态度,我同样不应该在中国做展览,也不应该在美国或是其它地区展览。无论历史还是现实,这样那样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我认为,一个艺术家首先是主动参与的一个单元,相对的说,这胜过简单的寻找一个道德优势的出口,如果坚持某种道德优势”,实际上什么都不用做了。艺术家不仅仅是在抵抗,他首先在抵抗不失去抵抗的权利,这个权利应是超脱世俗标准的,同样才是我所看重的属于艺术的那一部分,艺术家要通过自己的行动和语言来表达观点,表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才是艺术的生存之道,也是它的力量所在。

任何一个展示行为,或者说任何类型的美学表达,都是政治的。就我而言,这个展览之地和它的现实是一件现成品,它正适于我的思考和提出问题,并检验当代艺术的功能以及可产生影响的诸多可能性。

拍摄纪录片《人流》拓宽了我对巴以冲突的认识。我的以色列的朋友们,大多并不苟同他们的政府的立场,我看到在今天是他们困难地捍卫人的基本尊严。讨论人权问题时,不能把政府和它的人民混为一谈,因为他们的立场截然不同。带着同样的想法,我坦诚地接受了去以色列做展览的邀请,尽管我对去年的特拉维夫的展览不能成型而心有余悸。我相信展览能激活对话,引发矛盾和争议,主动地参与思辨和汲取现实的教诲,帮助我实现对这片陌生土地的认知。

我也愿意在任何一个巴勒斯坦的文化机构做展览,但还没有收到邀请。我邀请了一些加沙和西岸的艺术家和活动家朋友来看展览,不幸的是,没有一个人可能通过封锁进入耶路撒冷的博物馆……

唐:2016年初,你模仿3岁的叙利亚难民儿童艾兰倒伏地中海岸边的尸体姿态,倒卧在希腊莱斯弗斯岛海滩上。20175月底,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馆,你的个展《或是或非》开展的前两天,你再次以同样姿势倒伏在《葵花籽》上。这一行为是即兴的还是预谋的?你是怎么考虑的呢?

艾:海滩的姿势是即兴而为,当一个印度摄影师提议我这样做,我说可以。这次也是一样,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以预谋的内容。就这件事自身来说,它简单到跟做任何其他事没有什么差别。这是一个关于存在于现代生活中的悲剧的模仿,艺术家提出警示,而不是一个虚假的道德的倡导者,那是牧师的职守吧。同样的悲剧每天都在发生,发生在每一个人面前,大家都详作不知,这也好意思,这才是真正的现实。我总是会不小心地触碰到一些文明人的极其脆弱的神经。

唐:你感觉,以色列媒体和公众对你哪方面的作品更感兴趣,或者更理解,亦或更冲突?在以色列的短促经历,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艾:我根本看不懂任何以色列与我相关展览的希伯来文报道,所以展览与我几乎跟没做是一样的。

我和以色列朋友Miki Kratsman,和我的儿子一起,我们去了介于耶路撒冷和西岸之间的Qalandiya检查站,在车上,Miki忿忿地告诉我,因为他对当前的以色列政治局面发声,而被认为是一个叛徒。我听了有些吃惊,并不能不为他担忧。我有太多这样的友人,无论在世界的任何一处,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因为坚持说出真相,继而受到威胁,有些至今还在狱中,或是消失”的状态。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担忧,听着Miki断断续续的诉说,车窗外是连绵的可恶的隔离带,在水泥墙的另一边,越过那些铁丝网,是一个几百万人的、比世界很多民族都小的族群,他们生来就是被隔离的,包括他们的下一代,而且不知将被隔离多少代,他们没有可能知道墙这边的事,更不要谈去看一个展览了,我已没有心情与任何其他的来自双边的艺术家有任何接触。我对耶路撒冷和周边地区印象深刻,导游在介绍时不断提到了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提到48年和67年的战争,之后的版图,提到三个或是更多的宗教,还提到定居点。那一天和每一天,阳光强烈,我几乎全身裸露,步履实在地走向死海,据说我走了不近的一段路程。我们探视了死海,以及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地区,以及以色列现行边境沿线……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耶路撒冷这样的地理位置,它的强烈的宗教文化氛围,以及无尽的政治冲突是独一无二的。我头一次意识到历史和现实的,物质的,可触的,甚至无法逃脱的困厄,像可恶的梦境,这种不安存在于空气里,在阳光和影子里,在人们的表情里,在他们最放松的欢愉和最深的痛苦中。

我遇到了许多的普通人,有教师、学生、旅游者,或是知名作家,他们的言谈聪明、着装有品味,流露出良好教养,优越的处境和丰厚的文化,在很多方面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我发现了一个我不能忽视的特质,这种特质在其它之处很难遇到,我不得不怀疑也许是因为我的某种心理在作怪,那就是,即使是在最欢乐的时刻,也能感到一丝的沮丧,一丝的无常,不确定,不妥或是不安。这是荒诞的,没有人会享受这样的特质,更不要说生活在其中,像是生活在极度的不正当之中,扮演生活而不是生活,这不可能,但是它很微妙的存在着,你知道你的存在与不公正有关连,你不想正视它,是因为你不能没有了它而依然存在,这其实是一种恐惧。我说的这种特质,可以感受存在于每一次握手时,存在于微笑和问候的时候。这样的不真诚之感,使我处在深深地不适应之中,即便我时时提醒自己只是路过了历史上最长久冲突的一个局外人。

地中海优美的海滩,戈壁沙漠中的宗教文化遗迹令人陶醉忘我,可是另一方面,焦虑和不安又无处不在,随处感受得到缺失和压抑。加沙呈现的失落并不相同,那是一片空白,犹如氧气的缺失,所有一切都会频临稀薄。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享有相同的地理位置,一边享有强势优渥的生存,另一边却是彻底的没落和无望,如此不对等关系,集中表现在巴勒斯坦和其人民的无关紧要,这种趋势是明显的。
文明,以及我们对人性的定义,并不来自那些个体的繁荣或进步,却是取决于那些遭受不幸,承受不公正待遇,被遗忘在黑暗中的没有声音的人,这些命运无关紧要的人,同样说出我们的人性是如何的无关紧要。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人们或许意识到,片段的局部的自由,它只可能是禁锢的另一种形式。无论是,最终的评价还是对或是错。

唐:举行开幕式的博物馆雕塑园区有你的装置作品《铁树》,听说这两棵铁树一模一样,在你的意图中,隐喻的正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请你说说你心目中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说得比这两棵树更具象一些。

艾:我再说些什么也不可能比这两棵树更具象了。两棵树的原型,是由在中国南方的山脉上的不同种类的枯枝干的组合,它们是两棵,但同时也是一棵。

唐:前面你提到在中国,很少人关心西藏问题、新疆问题等。你也谈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几百万人被强制性的禁锢和隔离在一座现代监狱。那么,能否简单谈谈你对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的观点?如果把中国对西藏和新疆的做法,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做法并置,你看见了什么?

艾:西藏和新疆,是两个被称为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地区,占中国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人口分别为650万和1000万。在专制政权统治下,我们看到两个地区都失去了基本的自治权利,宗教,文化,语言和历史断裂和消亡,这些民族的政治权利和文化特征的消亡,是专制之下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拒绝平等的政治权利,平等的对话和文化尊重,种族隔离的政策从来是构成种族仇恨和暴力之源。

在耶路撒冷地区和加沙地区,随处可见以色列政府的傲慢和蛮横之处,与中国不同之处,是巴勒斯坦仍具有一定的政治和历史的生存空间,仍有地缘政治的同情和国际社会的关注,虽然举步维艰,以色利的社会形态允许存在不同的舆论。中国的情形不然,它是铁板一块,涉及民族问题的讨论是绝对禁忌,少数民族在寂静中丧失了基本政治和文化权利。

前面你的回答西藏和新疆是两个被称为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地区占中国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人口分别为650万和1000”, 这使我想到了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的、也许是最敏感的神经:藏人、新疆各族原民比如维吾尔人,他们有与中国人截然不同的历史观、历史叙述和国家认同,比如认为在1949年以前,西藏并非中国的一部分,新疆各族在满清和民国军阀的殖民控制下,持续抵抗和独立运动中。我的问题是,对藏人以及维吾尔人的历史观和国家认同,你是否有所了解?

对于西藏和新疆的历史我知道的很少,尽管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是在新疆的一个兵团中度过的。这恰恰说明了为什么统治者永远在努力的切断和抹去历史,因为他们可以占领和统治的只是土地,而不是人们心中的记忆,他们想要抹去人对自己的过去的思恋,这个思恋强大到足以让江河倒流。没有历史和记忆的民族是没有自尊的,而没有自尊的民族则没有了认同的可能,没有了存在感。如果少数民族,西藏或是新疆有自己的历史观和不同的国家认同,有如巴勒斯坦一样,那就没有任何人,任何力量可以同化他们,因为他们具有历史性的合法性地位。

唐:这几天在中国监狱里的政治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肝癌、离世引致的反响中,你的中文Twitter发出了与主流极不和谐的声音。你为什么这么做?

艾:我不关心主流。我不希望看到刘晓波的价值,他的政治遗产被他的友人们曲解,无论以怎样的面貌,有意或是无意,这样做对刚刚失去生命特征的一个理想主义者都是残忍的。闭口不谈刘晓波失去自由的政治初衷,而是以亲情和西方势力的介入来替代他的个人理想和政治理念,消解个体意志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掩饰存在于全球政治中的政治虚伪性和实用性。它暴露出中国社会进程中的瓶颈,在一个垃圾堆上剩下的是一群毫无理想的乌合之众。

2017-6-7

附:除特别注明外,图片皆由艾未未提供。

艾未未入境以色列签证。
以色列国防部。
巴勒斯坦被占城市希伯伦:原来闹市,如今“鬼城”1。
巴勒斯坦被占城市希伯伦:原来闹市,如今“鬼城”2。
以色列博物馆布展《或是或非》,艾未未作品《葵花子》。
《或是或非》布展期间,川普参观以色列博物馆,旁边是艾未未的作品《树》。
以色列博物馆艾未未个展《或是或非》开幕式(唐丹鸿供)。

关闭85天后重开的加沙拉法口岸。
加沙的市场因为战争变得荒废。
加沙的一座清真寺。
加沙的海产市场里捡小鱼的小孩子。
加沙动物园饿死的动物。
加沙濒死的老虎Laziz。
艾未未作品《软地》1。
艾未未作品《软地》2(唐丹鸿供)。
以色列博物馆展出的艾未未新作品,壁纸《奥德赛》1(唐丹鸿供)。
以色列博物馆展出的艾未未新作品,壁纸《奥德赛》2(唐丹鸿供)。
隔离墙1。
隔离墙2。
隔离墙3。
艾未未与摄制组在隔离墙。
利用废物做小模型的巴勒斯坦艺术家EidHathaleen。
艾作品《铁树》以色列博物馆1。
艾作品《铁树》以色列博物馆2(唐丹鸿供)。

(唐丹鸿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