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18日星期四

唯色RFA博客:对拉萨红卫兵主要组建人、“造总”总司令陶长松的采访(二)

图为1970年被当作“叛匪”枪毙的藏人,名义是被“人民处决”的。(图片来自《杀劫》,摄影者不详)。


对拉萨红卫兵主要组建人、“造总”总司令陶长松的采访(二)


/唯色


唯色注: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之际,我的两本书《杀劫》和《西藏记忆》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杀劫》是文革在西藏的历史影像及其评述,我已经多有介绍。《西藏记忆》是文革在西藏的口述史,我从写作《杀劫》时接触的七十多位访谈者中,将二十三人的讲述辑成此书。他们当中,有二十位藏人、两位汉人、一位回族。他们当中,有拉萨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创建人,有当年的红卫兵、积极分子和造反派,有文革中被批斗的旧日西藏的贵族、喇嘛、医生,有文革中的记者、解放军军官等等。今年是文革五十周年,为此将《西藏记忆》中的相关重要访谈,在我设于自由亚洲网站的博客上发表。

唯:那么,你怎么看军管会的工作?

陶:军管会是675月份成立的。是一个军事管制委员会。它成立的初衷当然是贯彻中央的指示,把西藏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但军队不是真空啊,我们一直讲这个问题,它受到地方上的影响,所以一段时间里面它是有偏向的。表面上,军队一开始是支持“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的,后来为什么变化呢?就因为“造总”响应中央的号召,把矛头首先指向主要领导,所以像张国华、周仁山(时任西藏自治区副主席)、王其梅(时任西藏军区副政委兼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这些人首当其冲。因为主要是要搞张国华,整他的材料,这下军队就不答应了,说我们司令员你们都要怀疑,都想打倒,那不行。从“造总”来讲,我们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在策略上我们也不行,所以军队就对我们反感了,表面上还是说支持“造总”,实际上是支持“大联指”的,因此后来一系列事情上,军队都跟“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直接冲突,也就随之发生了更多的事情,基本上每一件事情军队都有参与,而且作用很大。
比如说武斗。这个武斗虽然说是江青在煽风点火,实际上跟军队也有关系,因为武斗起先用石头、用“乌多”(用牛羊毛编织的一种甩石器,是西藏的一种放牧用具)、用钢钎、用刀矛,后来发展到用武器。而这个武器是谁给的?我们当时有一个词,叫做“明抢暗送”。当然这“明抢”不是指我们,我们去明抢是不行的,指的是“大联指”去“抢”,实际上是送给他们。所以首先用枪的是他们。是68年元月份,就正式开始用枪了。我们没有办法。怎么办呢?我们控制的有几个工厂,多的是工人,就用钢管自己造枪,没有来复线,打不准,但可以打小口径子弹,用这种自制的枪来自卫。而且我们里面复员军人比较多,就用三联式的爆破法,也就是小炸药包爆炸以后推动大炸药包,大炸药包到达目标以后再爆炸,威力很大,当时他们还很害怕我们这个东西。总之就是用这些土办法。从中也可以看出来,本来制止武斗应该是军管会很重大的责任,但他却制服不了,反而武斗不断升级,其实这跟他们管理不力有很大关系。本来你发现有枪应该赶快收缴,可他收缴不了,所以武斗不断升级,规模越来越大,在短短的时间里,拉萨就死了大概一百二十多人,我们是七十多人,“大联指”五十多人,当然这是一种公开的说法,事实上肯定不止这个数。受伤的人就更多了。所以军管会他们是有偏向的。
有个叫朱秀山的,原来是警卫营的营长,后来是53师的副师长,那个人就派性十足得很,做过“明抢暗送”的事情。所以68810,我们在北京向中央文革小组检查我们的错误时,我就说其中一条错误是我们也抢了枪,当时中央领导人问抢了多少,我说抢了一百多支,中央领导,就是江青和陈伯达,就说抢得太少了。当时周总理也在场。我说我们也抢了,没办法,也抢了。不过现在这个情况也很难讲。曾经军管会对我说过,说我们下面的人在扎木(藏东波密县驻地,在行政区划上曾隶属昌都地区,1983年划归林芝地区)抢了很多枪,我说不知道啊,军管会又说,你要赶快给他们下命令,这些枪决不能流落到农牧区去。我说那行,马上我们就可以发电报,枪要严格控制,决不能弄到农牧区去。当时我们确实不知道这件事,是军管会说了我们才知道发生了这个情况。扎木那里有个军械库,可能是被我们的人给抢了。枪当然不能流落到农牧区,流落到农牧区就不好控制了,因为西藏地广人稀,那真的是很难办。所以我们一方面发电报给扎木分部,首先必须把枪严格控制起来,随后派人去扎木贯彻这一意图,枪决不能流落到农牧区,另外我们也顺便从那里带了一部分枪支回来,来加强拉萨的保卫力量。但是比较起来,我们的武器还是很原始,远远不如“大联指”,但我们的武器尽管原始,打起来的话,我们的战斗力很强,所以后来他们吃亏,所以就发生了“六·七事件”,军队直接向我们进攻。

唯:是“六·七大昭寺事件”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陶:它(军队)就说是要接管嘛。大昭寺不是有我们的广播站嘛。可你要接管怎么能够接管一个群众组织的广播站?那不是开玩笑嘛。它(军队)是故意挑衅的。

唯:但这本书(找出《雪域境外流亡记》给他看)上说,当时先是“大联指”和“造总”在“尧西公馆”内(陶插话:就是第二招待所,就是我们总部,过去是达赖亲属的住处)发生武斗,然后“造总”跑到大昭寺躲避,“大联指”就追过去,结果就发生了“六·七事件”。

陶:这是瞎说的,不是这个情况。他们是直接去攻大昭寺的。当然他们说是要接管,后来却说枪走火了,是这么给我们解释的。可是,枪走火怎么可能打死那么多人?那不是开玩笑嘛。所以原来军区写了一个检查,但我们通不过,你这是编造。后来才搞了一个像样子的,当然是曾雍雅他们起了作用,做了调查,结论是军队“支一派压一派”导致的必然恶果。这个检查我们勉勉强强地通过了,但有一点遗憾,因为它(军队)把这个事件的代表人物说成是阴法唐,结果把阴法唐给抛出来了。阴法唐当时是军区政治部主任,他有那么大的权力吗?但这个问题商谈的结果,我们也做了让步。实际上谁都知道当时的这个代表人物只有任荣(文革中后期任西藏军区政委、西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才有资格。

唯:也是他下令开枪的?

陶:那只能是这样。所以阴法唐就变成牺牲品了,不久就下台了,把他弄走了,到军马场劳动改造了一段时间。当时我在北京学习,当天从拉萨的电话中得知这个(军队进攻大昭寺的)情况,赶紧再三叮嘱我们的人不得向解放军还击,我说只要一向解放军开枪性质就会变的,所以无论如何不得还击。

唯:《雪域境外流亡记》里面还说,大昭寺里的造反派喊的口号和唱的歌都是跟“西藏独立”有关的,是这样吗?

陶:这根本不可能。当时达赖搞得很臭的,那批判、控诉多得很,晓得吧?他一点儿影响也没有,谁也不敢提要跟达赖的。所以那书里写的是不符合事实的。而且那些都是年轻人(指“六·七大昭寺事件”的死者),最小的才17岁,20多岁的占多数,你说他们对达赖能有什么印象?所以这一段是乱编的。毕竟给作者提供情况的好多都不是当事人,他们跑到国外去了,把道听途说的介绍一下,那作者也就信以为真,并且感情色彩非常浓厚,这就不好,写书应该尽量客观嘛。但这个东西你要客观其实也很困难。比如“极左”思潮在西藏的表现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应该认真地加以反思。尤其是领导层的“极左”思潮,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文化大革命如何探讨呢?大家必须用毛主席的那个指示,多做自我批评,自己做错了就做错了,自己承认,好好总结经验教训。但现在不行,现在看不到,看不到这种精神。

唯:这是因为现在西藏的当权者都与当年有关,很多事情都涉及到他们的利益吗?

陶:就是!所以像69年的事情,任荣最近写了一本书《戎马征程》,其中强调的什么所谓的“叛乱分子”、“反革命分子”杀害军宣队、基层干部、群众,我给他算了一下,大概有一百八十多个人,这是他说的。我就想问他,而你后来这个“平叛”(1959年在拉萨等地发生的藏人反抗运动,因被镇压,故称“平息反革命叛乱”,简称“平叛”;1969年又在西藏发生暴力事件,被认为是“再叛”,同样被解放军镇压,认为是“平叛”)又打死了多少人?经过法院判决,被枪毙的人为二百九十五人,这不包括解放军在“剿匪”时追杀往山上逃亡的藏人,不管是老人、妇女还是儿童,当时只要往山上跑,就被当作“叛匪”追杀,有时候还用机枪成片扫射。后来,给这二百九十五人两百元,后来又给了八百元,算是平反了。藏族人太老实了,枪毙他们的时候说“突几切”(谢谢),给他们两百元“安慰费”的时候也说“突几切”,给他们八百元“安慰费”的时候还是说“突几切”,这些藏族人实在是可怜啊。
其实这里面有大量很生动的材料。当时军队要来了,有的书记也好,县长也好,都是汉族,其中县委书记居多,下台了,没有权了,但是看到解放军来,群众要跑,县委书记就大声疾呼地说,你们不能跑啊,你们要跑的话,解放军真的会把你们统统都当成“叛匪”的,可老百姓也不懂啊,怎么可能相信你一个靠边站的领导干部?根本不会听他的话,所以就跑,结果打死多少人,现在这个数字都很难说,很难统计。根据其中一个集训的数字,比如南木林县、谢通门县这两个县被集训的群众就有四千多人。

唯:集训是什么意思?

陶:集训就是把有“叛乱”嫌疑的人先抓起来再说,集中培训。实际上这是一个词,实际上就是审查你跟“叛乱”有什么关系。

唯:涉及了那么多人?

陶:光是南木林县和谢通门县就4693人,另外安多县是八百多人。后来也没审查出什么问题,基本上大都释放了。当然我们自治区的有关统计资料说全区有一万多人,我想这数字还是缩小的,统计不全。但如果把这么多的人说成有“叛乱”嫌疑,共产党不是自己给自己脸上抹黑吗?从十几个县“再叛”,一直扩大到五十二个县,这么说,共产党在西藏那么多年的成绩不是都没有了吗?毛主席的威信又到哪里去了?这不符合事实嘛。还说这些事件是达赖集团在背后操纵,那更是笑话。达赖集团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势力?他所谓最强的武装力量,也就是在木斯塘的那几百个人(指的是1959年逃往尼泊尔的康巴游击队),老弱病残,内部又有矛盾,虽然有美国支持也极有限。七十年代初期,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到中国来访问,毛主席对他一讲,两边合作,一下就把他们剿灭了,所以说达赖集团与69年的事件根本无关。至于说当时在事件中发现的那些宣传纲领,什么“驱走红汉人”等等,到底有没有,谁也没有看见。后来在审查我的时候,其中有一条罪名是说我是69年“再叛”的总指挥,结果我在监狱里还受到59年被关押的“叛乱分子”的优待,居然跟他们还成了朋友。
实际上西藏很多问题都跟“极左”思潮有关,现在也一样。这需要认真地认识。把什么事情都往达赖集团身上推也是不对的。像一有什么爆炸就说成是达赖集团指使的,有的一调查就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比如前两年纪念碑被炸实际上是一个汉人干的,据说是一个老兵。所以说,那种动辄扩大敌情的做法是要不得的。而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值得研究。

唯:你认为69年的“尼木事件”实质是什么呢?

陶:那就是派性嘛,派性武斗。但是先说是“再叛”,胡耀邦(1980年代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来西藏时改为“反革命暴乱”。最近,阿沛开始对此说话,据说在他的传记中有所反映。如今的区党委有可能重新再提此事,将此定为“反革命骚乱”。当然也可能就不提了。

唯:那么,之所以定为“再叛”,就是因为当时打死的有解放军,是不是?

陶:对,“尼木事件”杀死的有十几个解放军。

唯:《西藏党史大事记》上说是杀死了二十多个解放军。

陶:这里面可能包括的有基层干部和基层群众。实际上当时派性很严重,所以军宣队究竟当时给这些老百姓宣传了些什么内容值得分析。他们肯定说“造总”和“造反公社”是反动组织,群众就不服气,就围攻。因此为了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我曾经把前面的事件,也就是把“六·七事件”拿来对照,看看你军队到底有没有派性。你在大昭寺随随便便打死十个人,另外在财经大院和原来的“造总”总部之间还打死两个人,总共十二个人,也就是今天“烈士陵园”那个“园中园”里面的人。你占大昭寺的一个广播站干什么?你占领就占领嘛,管制就管制嘛,为什么开枪呢?所以从这个事件就可以看出你军队的派性有多严重。我是在北京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情况时这么说的。当然我们现在说军队多了不太好,会影响我长城(指解放军,源于毛泽东的比喻)的形象,甚至于弄得不好还毁我长城。其实后来毛泽东讲的很清楚,他是681114作的批示:“军队领导不袒护部队所做坏事,替受害人民伸冤,这是国家兴旺的表现。”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话,这不是很清楚吗?

唯:这个批示是专门针对“六·七大昭寺事件”?

陶:就是专门为这个事件作的批示。林彪也在四天以后,1118作了批示:“主席批示极为重要,这对我们军队是极大的关怀,极大的爱护。”这不就说明军队干了坏事嘛。所以我这么联系起来,69年的“尼木事件”,军队可能也许有很多错误的作法,不恰当的作法,引起群众愤怒,也不排除被坏分子利用,就把他们干掉了,当然死的很惨,用石头砸死的。所以像这些事件,我们要根据历史全面地分析,都不是孤立的事件。但现在讨论这些问题比较复杂,每次的会上辩论倒是不多,因为原来的材料就是这么写的,但只要叫我去参加,我就根据当时情况这么说。

唯:那么,这些开枪,是不是经过了中央的同意?

陶:不全是。有的也是自作主张,像“六·七事件”中央肯定不会同意的,所以后来编造谎言,说是枪走火。这怎么可能嘛?!打死那么多人。所以这些问题很复杂,你要弄清真相也很困难,各说各的。像69年“平叛”的问题是中央的指示,但是我们也要具体分析啊,究竟是“四人帮”的指示?还是林彪反革命的指示?还是毛主席的指示?这些都说不清楚。又比如后来讲文革当中“四人帮”给西藏的指示,区党委上报说有八件,实际上是九件,我就说这个数字统计错了,而且我说这九件都能说是“四人帮”的指示吗?那简直胡闹了,都是经过毛主席圈阅,都有周总理的签字,怎么都能说成是“四人帮”干的呢?这都是很不客观的。所以像这些问题都很复杂。所以像这些问题你真的要研究,必须要把那些档案、文件以及我们上报的报告全部拿出来研究,这么做,恐怕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

唯:但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呀。

陶:现在不可能,晓得吧?

唯:听说因“叛乱”扩大化被冤枉整死的人,其中有拉萨中学的学生,是一对恋人,死得特别惨。

陶:像这个情况,这男的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反正原来是高661966年高中毕业)的,他的女朋友是他的同班同学,叫华小青。我得知这个情况是我当时正好在日喀则,是69年为促进日喀则地区成立革委会,任荣、我、刘绍民(“大联指”总指挥)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的。当时日喀则军分区政委赵斌对我讲,拉中学生想外逃被抓住了。这还不是说“叛乱分子”,而是“叛国分子”。当时这个“叛国”是很大的罪名。他们怎么被抓住的?是被道班工人给发现的,通知边防军就被抓起来了。后来他们被枪毙的日子我记不清楚,大概是70年的什么时候。为什么要枪毙这个男的呢?死不交代,一言不发,可能等了两三个小时一言不发。当时给他讲了,你不发言的话,后果你自负啊,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可他就是不说话。其实他讲一讲,这个地方我呆不住了,老是挨斗,日子很不好过,我的亲戚在国外,我想出去。这么讲一讲,不一定判死刑的。这个女的呢,她舅舅给她送过一个纸条,就问为什么你舅舅给你一个纸条你不交代?可能她舅舅交代了,她不知道,所以她当时很紧张。为此晚上还说过要看守严一点,说这个女孩思想压力很大,结果还是当晚自杀了。这些情况是因为当时的审判员我比较熟悉,顺便问过,他把那女孩是怎么自杀的都告诉我了。用床单撕成布条子,套在脖子上,还不是上吊,上吊的那东西不一定拉得住人,一头拴在铁栏杆上,用劲一拉,就断气了。这男的被枪毙那天我参加了公审大会,当时军区的一个副参谋长好像是总指挥,对我说,陶副主任,跟我一起到刑场上去看一看吧。我说行啊,一块去就一块去。但那男的实际上在汽车上恐怕就被勒死了。可能他不服气,在汽车上要喊叫,结果就被勒死了,从车上拖下来的时候他走路都不行了,实际上已经死了,但还是在东郊那个地方的刑场上给枪毙了。像这些事情,唉……

唯:看来军管会有很多错误。

陶:主要是因为军管会有偏向,但说句老实话,军管会也是在不断地调整。如果是曾雍雅掌权了,就会调整一下,尽量做得公正一点儿。但是任荣负责的时候那就不行,那种偏向很明显。因为这些情况,后来在成立革委会的时候,我们一直主张曾雍雅当革委会的主任。而曾雍雅跟我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也说不上,原来围攻报社的时候他还是总指挥。

唯:你前面说起过?

陶:是的。当时曾雍雅是“大联指”观点。因为整个军区都是这个观点,实际上这也是军区党委的决定。但后来我们看到他还比较公正,所以在成立革委会的时候一直主张让曾雍雅当革委会主任。早在68810,中央领导接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这个意见。但是现在任荣在他的书里说,当时推荐的是张国华,还推荐了陈明义,这些我看都是没有根据的。好像没有他,实际上他是最想当的。张国华怎么可能呢?张国华在675月份就决定调到成都,实际上是成都军区的第一把手,也是四川省的第一把手,而陈明义当时排的名次是副司令员,可能也不合适担任这个职务的。任荣他是这么说的,当时究竟内幕怎么样我们也不清楚,不过在北京开会的时候,很明显,任荣他是想当一把手的。

唯:当时开会时他也在场?

陶:他在场。都在场。反正几方面的主要人物都在北京。当时要向中央汇报西藏的文革情况,“造总”这边是我汇报,其实系统汇报的就我一个,军队也说不出啥,他们也插不上嘴,因为是他们制造的“六·七事件”嘛。而“大联指”也没什么系统汇报的,因为他们说不清楚。我汇报了大概四十五分钟,够长的啦。这之前我都打听过,汇报的时间大概可以多长,说不能超过二十分钟,实际上我前前后后汇报了四十五分钟,当然中央领导要问,要插话。周总理也在,他也问了,还有其他中央领导都说话了,江青和陈伯达问的最多。许多问题当时都是在当面交锋。所以任荣的那种说法也许是私下的,在会上他并没有表明他的态度。

唯:对你的意见他们没有反驳吗?

陶:他们怎么反驳?中央领导在场,他们敢反驳吗?当然中央对西藏的情况也掌握得比较清楚,通过新华社记者、工作组、解放军军报记者等等,中央的渠道也多得很。军区以及军管会可能也大量地向中央汇报过。反正各方面情况中央都要研究和综合,是不是也就觉察到陶长松的汇报大体属实,所以我们提的意见中央也就采纳了。任荣肯定感到莫名其妙,曾雍雅怎么当上了革委会主任?其实在会上我们就说了,我们认为曾雍雅还是比较客观的,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能够正确对待干部,能够正确对待群众,有这么三条就不错了。但是任荣后来在他书里写了,他“临危受难”,实际上都是他自己制造的,我很清楚,他千方百计要把曾雍雅搞掉,给曾雍雅制造障碍。他表面上做得很好,表态表得不错,一定要当好曾司令的助手,实际上在拆台。革委会成立以后也是到处攻击曾雍雅,以致革委会的好多会议都是议而不决,没有用,很难形成决议,这里面跟任荣在后面支使有关系。其实他们都是林彪的部下,都是四野(国共内战时期的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他们调到西藏的时间差不多,曾雍雅是63年调来的,任荣是64年调来的,曾雍雅是副司令,任荣是副政委,因为军队是司令、政委、副司令、副政委的系统,所以曾雍雅的位置在任荣之前。也许他们过去关系还可以,可是就因为在文革当中各自观点的分歧变得势不两立,所以任荣千方百计地要把曾雍雅排挤走。

唯:任荣最后还是成功了?

陶:成功了。曾雍雅最后是不辞而别。

唯:就因为69年的那些事情吗?

陶:这个可能有很大关系。主要是任荣跟他过不去。所以后来曾雍雅对我说,我不走不行啊。因为就在他走的第二天,军队要召开团以上的干部会议,那肯定会给他出很多难题,最关键的一个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名肯定要落到他的头上,所以他非常害怕,就突然跑了。那是19701217

唯:你的记忆力真好。

陶:不。因为这是一个特殊日子,后来一直点啊,经常说曾司令跟我们不告而辞,突然就跑了。后来85年曾雍雅回西藏,我就问了他这个情况,他说如果我不跑,说不定我老命都要送在西藏。这主要是任荣这一伙整他太凶了,再加上上面还有人支持,所以曾雍雅说,我没有办法,只好悄悄地跟中央要专机。中央也同意了。任荣估计可能也知道,但很难阻拦。一方面中央派专机,一方面52师是支持曾雍雅的,还派了部队警卫。

唯:曾雍雅在西藏被斗过吗?

陶:斗嘛,那是经常的。围攻是免不了的。而这些领导干部可能也正是通过群众围攻,他也就有了分辨力。原来他们对“造总”有误解,认为这些人不讲道理,但这一切结束以后,发现“造总”还是很讲道理的,还是按照中央指示办的,所以他们后来也就变了。

唯:70年时候,你是不是又被关过?

陶:70年还整不到我们。70年不是正在搞“平叛”扩大化那个事情吗?也就是“一打三反”。

唯:但69年的事件对你们没有影响吗?

陶:影响不大。因为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但在“一打三反”中,无论军宣队也好,工宣队也好,实际上都戴着有色眼镜,好像都在注意“造总”这边有没有坏人,所以我说过他们是有偏向的,但那时候还没有弄到我们。

唯:是不是,从文革一开始直到结束,“造总”都处于……

陶(有点激动地打断我的话):每次运动来都跑不掉。是不是?

唯:“大联指”怎么样呢?

陶:“大联指”就关系不大,一直没什么问题。所以他就通过这些运动,不断地把你“造总”的成员打下去,他“大联指”的就提起来,一直到最后。他们都会见风使舵,中央来一次运动,他都可以借口革命口号来搞你。所以每次运动我们都跑不了。像“一打三反”,他也是想搞我们。像清查“五·一六”这也是一个重点。还有批判“极左”思潮等等,都是整我们。大概从69年年底开始,一直到71年不断办学习班,实际上都是整我们这些人。林芝学习班、松宗步校学习班、易贡学习班等等多得很。有好多领导干部被打残废了,也正是那一段时间。在易贡学习班,我还算去的比较晚,也呆了十个月。

唯:你也去了学习班?

陶:我当然去了。那时候重点就是针对我嘛。所以军区原来的副政委孙玉山,后来当了政委,他就在那里总负责,在大会上也是公开点,但他不敢点名,只是暗示说我在那个地方跳得很高,到处搞串联什么的。后来林彪不是突然就摔死了吗?他那个学习班也办不下去了,草草要收场,我就说不行,得有个说法,还找他辩论过几次,我说你不能草草收场,你原来计划不是一大批吗?现在得看看你这个计划怎么样?你起码应该有个认识吧。不过时间长了也不行了,大家也感到疲了,都急于想回拉萨,所以也就算了,等回到拉萨再继续搞这些事情。

唯:我记得你上次说过有一个跟你们一块的人,后来被判死刑,这是怎么回事?

陶:那人叫张学尧。他是十八军(1950年中共进军西藏的第一支部队,张国华时任军长)进藏的,是64年“四清”(中共开展的“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运动,被认为是文革的序曲)下台干部。其实他仅仅是一个区级干部。紧接着文化大革命来了,他想把自己的问题弄清楚,到处申诉,结果就说他搞翻案。当时他千方百计想要靠拢我们这些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说句老实话,群众组织对这些犯过错误的干部很警惕,你下台干部你少跟我靠,别影响我们的声誉,所以就我们来讲,对这些人都是警惕的,这些人不可信任。74年,他有一天找我说要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说任荣在红军长征期间出卖过革命同志,手上沾有烈士的鲜血。当时我就问他,这是谁给你提供的?他说是一个私商。我说私商讲的能相信吗?万一他不承认怎么办?你这不是编造嘛。我还问过那私商提供了任荣的什么特征,他说任荣的脸上有大麻子,我说这就不确切了,任荣我们经常在一块,我没有发现有大麻子。他还说那是一个叫任勇的人,是勇敢的勇,说那个任勇就是现在的任荣。我说这更不能相信了,你这个情况最多只能写成材料给中央组织部,让中央组织部去调查,你不能随便乱来的,这么重大的事件你永远不能写成大字报,写出来你后果自负。但他不听。4月份他想写大字报,7月份他想写大字报,结果在811号他把大字报贴出去了,别人告诉我,我一听这他妈的严重了,还骑上自行车专门去看了一下。后来中央组织部对此有过结论,说任勇和任荣是两个人,这么讲是不对的。实际上这事情也就轻描淡写地过去了,可任荣现在说他当时压力很大,那都是瞎编的。就为这件事,75年把张学尧跟邓小平挂上钩,说他搞“右倾翻案风”,想要翻案,52号把他抓起来,关了一年多。到了77年“清查帮派体系”,也就是把我抓起来以后,又把他跟“四人帮”挂在一起,好像他也是一个重要人物,其实算啥东西嘛。还说他是我的“黑爪牙”。这说明任荣对他特别生气。任荣他本来心胸就很狭窄的。结果后来居然把他给枪毙了。实际上当时枪毙他的罪证也说不清楚,首要的就是他是“四清”下台干部,想翻案。另外就是给我提供资料,实际上没提供什么资料。实际上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与任荣有关。

唯:那你第二次被抓是怎么回事?

陶:76年粉碎“四人帮”,紧接着有一个运动叫做“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也就是清查“四人帮”在各地的代理人、“黑爪牙”。在西藏最早清查的是封克达,他也是革委会的副主任,实际上他原来是任荣的左右臂膀。所以任荣这个人很有政治手腕,原来“支一派压一派”的应该是他,结果变成了阴法唐;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任荣应该也是一个清查对象,但他把他的左右臂膀给抛了出来。他政治手腕很厉害的。所以7753号中央给封克达下了批示:文化大革命犯有严重错误,隔离审查。825号,中共中央又为我下了批示: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有的甚至是罪行,撤消革委会副主任,拘留审查。这表明我的这个结论比封还高,还严厉。这就是中共中央直接下的“八·二五批示”。
我是84号从内地回到拉萨,一回来就把我弄到看守所去了。因为当时中央还没有批示,所以就先把我关在看守所外面的一排平房隔离起来。不久,中共中央表态了,94号在拉萨市召开了一个几万人的大会,正式宣布中共中央的批示,然后正儿八经的把我弄到看守所里面去了。审查的时间很长,差不多一年半。

唯:那像“大联指”的刘绍民怎么样呢?

陶(有点激动地):他根本是毫无问题,他妈的。他反正是飞黄腾达,到桑日县当县委书记,后来最高的时候当到了山南地委副书记。正是我们受审查的时候,他还升得快。实际上好多人就是因为审查我们上去了。其实就是“大联指”的。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像拉中的赖段明(音),原来的一般教师,后来变成校长了,就是因为清查我们很积极,毫不手软,反正这样一批人上去了。完全是以派清派,就这么一回事情。
把我们弄进去以后,审查我们跟“四人帮”有什么关系,我说任何关系都没有。另外就是清查我们有没有血债,但也查不出来。我们也没有对那些当权派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更没有血债。所以关了一年半也就放出来了,又让我回到拉中工作去了。后来我就调到社科院(社会科学院)了,一直到今天。


(连载完)

【转自唯色RFA博客

延伸阅读:

唯色RFA博客:对拉萨红卫兵主要组建人、“造总”总司令陶长松的采访(一)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6/08/rfa.html

唯色RFA博客:对拉萨红卫兵主要组建人、“造总”总司令陶长松的采访(一)

1966年8月28日,在文革“破四旧”的浪潮中,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被红卫兵及“革命群众”挂牌“人民公园”。照片上,站在第二幅毛泽东画像下面的那位戴眼镜、左臂戴红卫兵袖章的男子,正是拉萨中学的语文老师、拉萨红卫兵的组建者、拉萨造反派“造总”司令陶长松。(图片来自《杀劫》,摄影者泽仁多吉)。


对拉萨红卫兵主要组建人、“造总”总司令陶长松的采访(一)


/唯色


唯色注: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之际,我的两本书《杀劫》和《西藏记忆》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杀劫》是文革在西藏的历史影像及其评述,我已经多有介绍。《西藏记忆》是文革在西藏的口述史,我从写作《杀劫》时接触的七十多位访谈者中,将二十三人的讲述辑成此书。他们当中,有二十位藏人、两位汉人、一位回族。他们当中,有拉萨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创建人,有当年的红卫兵、积极分子和造反派,有文革中被批斗的旧日西藏的贵族、喇嘛、医生,有文革中的记者、解放军军官等等。今年是文革五十周年,为此将《西藏记忆》中的相关重要访谈,在我设于自由亚洲网站的博客上发表。

陶长松,男,汉人,江苏扬州人。1960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志愿申请进藏,被分在拉萨中学教授汉语文。而那时候他对西藏的认识,只是来自一本以西藏为背景、具有浪漫主义风格的“革命小说”——《我们播种爱情》,对藏人的印象是横跨在西藏男人腰间的长刀。 
文革时期,他是拉萨红卫兵的组织者和领导人,是“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简称“造总”)的总司令,19689月-197610月,是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自治区副主席);从1980年代中期以后,在西藏社会科学院工作,曾为《西藏研究》副主编、当代西藏研究所副所长,现已退休,仍在拉萨居住。(补充:据悉现住成都) 
他曾入狱两次,19673月因为率领“造总”夺西藏日报社的权被关押七十一天,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被指控为“三种人”(指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关押审查一年多。 
他精瘦,矮小,给人印象尤深的是宛如当年的那副装束:鸭舌帽、眼镜和中山服。从他文质彬彬的举止上,实在无从想象在很多人那里听说的他当年是如何的威风凛凛。在我们刚开始交谈时,他是经常可以见到的那种汉人知识分子:内敛,沉静,儒雅;但慢慢地就有了些许变化,曾经贯穿他青年和中年时代的某种气质开始流露出来,充溢在他越来越激越的语调和越来越狂热的眼神里。这显然因为我们的话题是西藏文革的缘故。尽管他有时会突然醒觉似的停住滔滔不绝的讲述,歉意地笑笑,但很快又会回到他曾经叱咤一时、辉煌一时且充满变故的从前。 
他记忆力惊人。口头禅是“晓得吧”和“无所谓”。

访谈时间:第一次,2001/7/19 中午。第二次,2001/10/24 上午。


陶长松(以下简称“陶”):关于文革的研究,我们官方也出过一些书籍,像文化大革命简史等等,但都是内地的,西藏现在还没有人搞。但是西藏当时的传单、小报等,国外搜集得反倒很全,有人到美国访问,感到很惊讶,说西藏文化大革命的东西,人家搜集得很齐,什么《风雷激战报》、《红色造反报》,整套都有,这很奇怪。我们现在恰恰没有。现在不是有很多人想到档案馆去找吗?可就是找不着,它就没有。至于私人手里有的,像我家,在所谓清查“四人帮”的底细时,就被反复地抄,可能抄过五六次,所以我的文化大革命的资料全部都被弄走了,结果我恰恰一张都没有了。而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历史,其实我们不研究,达赖集团也研究。

唯色(以下简称“唯”):是吗?有吗?

陶:他们有啊,具体的我不清楚,好像他们也搞过文化大革命简史之类的,反正上面也点到我,拉萨革命造反派负责人什么的。有的书上也不是引用过吗?《拉萨革命造反总部成立宣言》。

唯:是不是《雪域境外流亡记》这本书(《雪域境外流亡记》,(美)约翰·F·艾夫唐著,尹建新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

陶:对,那上面就有,还有《拉萨革命造反总部成立宣言》呢。

唯:宣言是你写的吧?

陶:当时参与的人很多。

唯:主笔是你?(陶笑而不答,似是默认。)

唯:你觉得《雪域境外流亡记》写得怎么样呢?

陶:它毕竟是道听途说,晓得吧,而且感情色彩很浓厚,那作者是一个美国人。

唯:那么,拉萨的红卫兵组织是怎么成立的呢?

陶:西藏地区要成立红卫兵,这是新生事物,当时这些学生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搞,我当时在拉中(拉萨中学的简称),是个年轻教师,也有些影响,我实际上也就负责了这个事情。反正很快就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但具体日子真的说不清楚。可能是“八·一八”(指的是毛泽东于1966818,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百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以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以后就成立了。
最早的红卫兵都是学生,因为内地都是中学生嘛。拉中领头的可以说是我,师校(西藏师范学校的简称)领头的是个外号叫“米米”的藏族男教师。不过因为我曾经在师校上过课,彼此都很熟悉,他们也比较听从我。但后来范围就很宽了,因为红卫兵很时髦,所以到处都是红卫兵,居民最多,单位里也很多。这也是因为毛主席一下令,全国都要动起来。

唯:红卫兵主要干了些什么事情呢?

陶:其实有很多事情是居民红卫兵干的,像斗阿沛(阿沛·阿旺晋美,曾任西藏噶厦政府噶伦,后为中共统战对象,长期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时任西藏自治区主席)和阿沛夫人,我们都不知道,都是居委会组织居民干的。拉中的红卫兵并没有参与这些事情,就“破四旧”弄了一点儿,但还是遵照中央指示的。中央怎么指示,就控制在这个范围内。所以我们并不是冲着砸寺院去的,我本人尤其不同意这么干,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是文物,需要保护。而寺院被砸,主要还是跟普通群众有关系,他们也混在红卫兵的里面进去了。红卫兵更多是在那些磕长头的人身上贴标语,说他们的行为是封建迷信,很快磕长头的就见不到了。有时去寺院骚扰一下也是有的,当成“四旧”嘛。但对于红卫兵来说,即使砸寺院也并非乱砸一气,像色拉寺附近的一座小寺院,我们去砸的时候都一一做了登记。
去大昭寺那次其实在里面的时间并不长,宣传部派人对我们说,总理有指示要保护,我们马上就撤出来了,后来很有可能是居委会的红卫兵又进去过。其实我们去大昭寺就没怎么动,很快我们就出来了,因为周总理有电报。周总理的威望还是很高的,既然周总理发话了,我们就相信嘛。给大家一讲,大家都很理解,立即就服从了。说句老实话,红卫兵还是很听话的,给大家讲清楚也就没什么了。当时大昭寺是被砸了一点,但没有全部砸得只剩下释迦牟尼一尊像。

唯:拉萨红卫兵的成立跟内地红卫兵的到来,有没有关系呢?

陶:没有关系。没有多大关系。内地红卫兵当中,从北京来的那些人只是影响比较大,但当地红卫兵的成立跟他们关系不大。北京是老早就成立了,62号《人民日报》就公布了。而拉萨红卫兵,我说过,可能是“八·一八”以后成立的。到大昭寺去也可能是8月下旬。大概就这个时间,具体日子记不清楚了。实际上红卫兵里面官办的也有。

唯:官办是什么意思?

陶:9月份我们组织拉中和师校的红卫兵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人不多,三四十人吧。我们是第一次去。我们参加的是661018毛主席接见第五批红卫兵,这也就说明西藏红卫兵成立比较晚。但是我们自己去还不行,区党委宣传部专门派了一个人,叫扎西平措,当时是宣传部的一般干部,后来是民政厅的厅长。实际上他是总领队,所以有官办的性质。后来在路上发生分歧,因为他老是向区党委汇报,这有什么意思?所以在毛主席接见以后就各走各的,分开活动了。

唯:红卫兵是什么时候分化的?

陶:这还是比较晚了。因为文化大革命当中看法不一致,比如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有的怀疑张国华(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兼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表示应该好好清查他,有的说张国华是毛主席革命司令部的人,不能清查,不能揭发,不能整他的材料,而类似的分歧很快就引起辩论,辩论得最凶的时间是6611月,这样对垒就很清楚了,在这种背景下,拉萨有几个单位在1222成立了“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很快,6725成立了“无产阶级大联合革命总指挥部,也就是“大联指,成立要晚一个多月。

唯:“造总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个“专打土皇帝联络委员会”?

陶:这也是2月份才成立的,时间大概也是25,专门针对当权派,其中当然也点到了张国华。也就为此被一再指责,“造总一小撮坏人把矛头指向革命领导干部张国华,因此这就是反动组织。所以它(指“专打土皇帝联络委员会”)成立了没多久就被取缔了,时间可能是226,发了布告要取缔“专打土皇帝联络委员会”。实际上没存在几天,没活动几天,只是号召领导干部要坚决揭发张国华和区党委的其他领导人。当然这个口气很大,还要求这些人必须前来报到,不报到就后果自负,这些都是策略上的问题,结果“造总”一下子就和军队尖锐地对立了。

唯:怎么对立的呢?

陶:67年不是有“一月革命风暴”,“一月夺权”,全国都在夺权吗?我们也夺了《西藏日报》的权。从元月11日一直到224224日军队他们要接管。理由是报纸不能让一小撮坏人给掌握了,必须接管。所以曾雍雅(文革期间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兼西藏革命委员会主任)后来就对我说,你们围攻报社夺权时,我是来接管的总指挥。他说当时你们胆子真大,如果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同意我们开枪的话,你们全都完了。

唯:他指的是67年元月?那时候就可以开枪?

陶:对,67年元月围攻报社。如果中央军委同意,那当然可以开枪。这之前青海不是已经开过枪了吗?还打死了不少人的。后来中央对此进行平反,结果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被批斗得很凶,说他是“赵屠夫”、“刽子手”(指的是223,赵命令解放军镇压夺《青海日报》权的造反派,打死打伤三百多人,被认为是文革首次血案),也可能这类事情已经引起中央的警觉,不能随便向群众开枪。西藏虽然没有开枪,但是抓了人的。其中就有我。

唯:你是怎么被抓的?

陶:其实这是我主动出去的。因为当时军队围攻报社好几天了,从224开始被围攻,到32都七八天了,那简直没办法,光吃饭都很成问题。那么多人哪,几千人被围在报社里面。你要出去也可以,但必须得经过搜身什么的,给你人身侮辱。我直接跟他们谈判过。我对他们讲,你们能不能拿出中央军委关于接管报社的指示,让我们看一看。当时上海夺权(19671月,上海的造反派占领上海党政机关,夺取权力,自此全国造反派纷纷“夺权”)中央是肯定的,所以我们当然也不会轻易相信军队的话。但他们不讲道理,说你没有资格看。我看这架势不对,这军队看起来是有意整我们,就说,算了,相信你们了,不看了。我们就准备出去,但不行了,解放军已经把你包围起来了,出不去了。32号这天,我说,不行啊,这样下去对大家都没有好处,怎么样?我们这几个军区点名的坏头头出去自首吧。当然有的人跟我走,有的人就悄悄地跑了。这样子报社的包围就解除了。

唯:你被关了多久?

陶:七十一天。实际上“四·一指示”(196741,中央文革小组下达指示,表示要为造反派平反,同时命令军队停止镇压造反派)以后,一般的红卫兵都放了,也就是我们这些人物可能比较重要一点吧,还得再看看我们的态度能不能反戈一击,能不能认识自己的问题,所以就放得比较晚。当时我先被关在拉萨市监狱,也就是现在的古扎拘留所,关了十天,后来说那里条件太差了,给你们改善一下,又把我们弄到北郊的监狱去了。那时候我还年轻,三十岁还不到。

唯:把你们放了以后,你们又做什么呢?

陶:我们继续加入嘛,又回到总部,还是核心组织的人物。既然没说我们是反革命,那就说明我们是对的,中央都平反了,那就继续干吧。当然我们也免不了总结经验教训,调整一下组织。我们放出来以后,很快就发生武斗了。

附录:《拉萨革命造反总部成立宣言》摘选

“我们要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我们要造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派的反!我们要造牛鬼蛇神的反!我们要造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反!我们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造反派,我们要拿起铁扫帚,挥舞千钧棒,将旧世界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我们要大乱天下,我们不怕狂风暴雨,不怕飞沙走石……造反,造反,一造到底,一定要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无产阶级新世界!”

(未完待续)


【转自唯色RFA博客】 

2016年8月3日星期三

唯色:《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四)

2016年香港书展(20日-26日)上的《杀劫》新版。(曾金燕拍摄)

《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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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父亲的老照片为我打开拉萨的门,让我进入历史中的拉萨,去认识曾有过却已消失的风景、曾历尽沧桑却已轮回的人们,去倾听曾发生的故事以及故事中的悲欢离合……“如果没有革命,没有文化大革命,我想我的一生会是一个很好的僧人,会一辈子穿袈裟的。寺院也会好好地存在,我会一心一意地在寺院里面读经书。可是革命来了,袈裟就不能再穿了,虽然我从来没有找过女人,没有还俗,但还是没有资格再穿袈裟了,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曾在文革中砸过佛塔、烧过经书的强巴仁青老人的诉说,可谓对当代西藏的悲痛证言。
其实父亲的老照片至今还在为我打开拉萨那些紧闭的门。前年夏天,一位幼年为僧、后来当过工人和干部的老先生,指着《杀劫》中几个“牛鬼蛇神”被学生红卫兵及居民红卫兵沿街游斗的照片说:“在他们身后的这幢呈方形的房子是西藏军区的碉堡,刚盖的时候,拉萨人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用。没过多久,也就是59年的3月间,所谓的‘叛乱’发生了,解放军把玻璃窗砸开,露出了机关枪,这石头房子就成了军用碉堡,打死过很多藏人。”老先生又补充了一句:“这些遍布拉萨的碉堡,实际上就跟今天遍布拉萨的便民警务站是一样的。只不过,那时候叫碉堡,今天叫便民警务站,也打死过藏人。”
我从父亲拍摄的文革照片去寻找属于拉萨、属于拉萨人的场景。也深知在这之后,一切已是发生了剧变甚至覆水难收的场景。迄今为止,藏语发音“帝洛”、汉语意为“世时翻转”的场景仍是属于拉萨的吗?仍是属于拉萨人的吗?而十年前,不对,应是十六年前,为完成《杀劫》这本书,我带着这些照片,骑着自行车,穿过拉萨的大街小巷,从这户人家出来又去那户人家,被遮蔽的文革旧事就这样一幕幕展现眼前,虽然当时震惊且痛苦,但现在回想起来,却是多么难得的时光,仿佛一段幸福的日子。
如今,用我父亲用过几十年的这架老相机拍照,对于我其实是百感交集的过程。当年父亲希望我成为一个摄影师可能比希望我成为一个诗人或作家更多。我还在上中学时,他就让我试着用他心爱的相机,教我如何对焦、取景、定光圈,还带我去他自己布置的暗室,让我注意观察他怎么冲洗照片,强调这个盘子里的水是显影的,那个盘子里的水是定影的。我喜欢看一张张白纸上逐渐显现出黑白色的画面,全家人在一瞬间被定格的形象似乎可以永存,但这么复杂的程序让我兴趣渐失,或者说,我的兴趣可能更多在于文字而非摄影,久而久之,父亲也只好任由我,所以我到底也没学会怎么用这架相机拍照。这么多年过去,我指的是这几年,当我端起这架仿佛布满父亲手印和目光的相机,在他当年拍下数百张杀劫照片的地点拍照时,总有一种感觉,就像是每一次按动快门,父亲都站在旁边无言注视着,于是时光倒流,我与离开人世多年的父亲如此亲近,这是多么难得的时光,仿佛一段幸福的日子。
我也因此领会了电影大师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所说的:“每张照片都重新证明时间的绵延连续,不可停留。每张照片都是对我们生命必会消逝的提醒。每张照片都关乎生和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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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说明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出版的这本书,是《杀劫》修订版。
主要修订处,一是修正原书中个别出错的细节,比如原书37页的图说中的一句,“拉萨中学的红卫兵从学校出发去大昭寺破‘四旧’的情景”,实际上应该是,拉萨中学的红卫兵去大昭寺破“四旧”之后,经布达拉宫正面(今北京中路)返回学校的情景。向我指出这一错误的,正是当年拉萨中学的一位红卫兵。还有,原书出版时,我采访的七十多人中,“其中已有两人病故”,但十年之后,人生无常迅猛,所以在修订版中改成:“其中已有两人病故(注:至20159月,据我所知,已有十六人去世)”。
另外,原书中有多处出现“内地”这类词汇,而当时,我在写作时并未意识恰是遭致洗脑,已成习惯书写。正如茨仁夏加先生所言,在1950年之后:藏语对中国的称呼是加那rgya na),现在此用法于日常生活里完全被消灭了。一个新造的名词:祖国(每盖mes rgyal),现在成为媒体与官方出版品的经常用语,而这个名词暗示的是一个包含西藏在内的中国。与此同时,那些到中国去进修的学生干部,被说成是旅行到内地rgyal nang,‘盖囊)。还有,现在藏人中国人也不存在了;相反的,现在只有藏族汉族,两族都是中国人。”“藏语对中国的称呼是加那rgya na),现在此用法于日常生活里完全被消灭了。一个新造的名词:祖国(每盖mes rgyal),现在成为媒体与官方出版品的经常用语,而这个名词暗示的是一个包含西藏在内的中国。与此同时,那些到中国去进修的学生干部,被说成是旅行到内地rgyal nang,‘盖囊)。还有,现在藏人中国人也不存在了;相反的,现在只有藏族汉族,两族都是中国人。“藏语对中国的称呼是‘加那’(rgya na),现在此用法于日常生活里完全被消灭了。一个新造的名词:祖国(‘每盖’,mes rgyal),现在成为媒体与官方出版品的经常用语,而这个名词暗示的是一个包含西藏在内的中国。与此同时,那些到中国去进修的学生干部,被说成是旅行到‘内地’(rgyal nang,‘盖囊’)。还有,现在‘藏人’与‘中国人’也不存在了;相反的,现在只有‘藏族’与‘汉族’,两族都是中国人。”[2]也因此,在《杀劫》出版十年后的修订版中,所有的“内地”一词,我都做了更正,如改为“中国”、“中国各地”之类。其他相似问题,概莫如是。
至此,似乎再无余言。对大块文化持续十年的鼎力支持,铭感五内。
另要补充的是,除藏文版,《杀劫》还被译为日文[3],已出版;被译为英文,将于2016年出版。口述西藏文革的《西藏记忆》[4],被译为法文,也已出版。

2015101日,写于北京
20151225日,定稿于北京
(又及:我父亲在二十四年前的这天病故于拉萨)
2016328日,修改于成都

注释:
[1]《一次:图片和故事》(Einmal:Bilder und Geschichten),维姆•文德斯(德)著,崔峤、吕晋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2]《龙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后的西藏》(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茨仁夏加著,谢惟敏译,台湾左岸文化,2011年。
[3]《杀劫》日文版,藤野彰、刘燕子译,日本集广舍出版,2009年。
[4]法文版《西藏记忆》法文版,张莉、Bernard译,Gallimard出版,2010年。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相关节目由自由亚洲藏语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延伸阅读:

唯色:《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一)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6/06/blog-post_28.html
唯色:《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二)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6/06/blog-post_74.html

唯色:《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三)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6/07/blog-post_16.html

2016年7月25日星期一

在充满幽默感的菩萨面前,你们太龌龊!


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对治众生八万四千种病。
新浪网截图

众生八万四千生命,不止人,不止地球,无远弗届。

大成就者,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生死自在,寻声救苦,要转世成藏人也好,要转世成汉人也好,要转世成金发女郎也好,要转世成蜜蜂、仙鹤、孔雀也好,要转世成外星人也好,这容纳众生的容器存在于多维空间,只有狭隘且自私的唯物主义者不肯承认,也根本看不见,鼠目寸光。

在唯物主义者的眼中,只有人才是生命,只有他的生命才是生命。

在唯物主义者眼中,他只信生命只有今生一世,只信人定胜天、弱肉强食、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等等森林法则。

尤其是强权唯物主义者,为了他只有一世的生命好过,各种掠夺,各种血腥,穷尽世间资源,以占为己有,历历罪恶罄竹难书,却好扮圣人,道貌岸然,在充满幽默感的菩萨面前,总是现出卑鄙、龌龊原形,实在是太欢乐了!

2016年7月22日星期五

唯色:2007年有关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僧舍被拆、修行者被逐的采访

这张照片拍摄于2007年8月间,在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

注:20078月间,我与王力雄旅行康区,也去了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这张照片拍于当时。同时对一位高僧做了这个采访,一直未有公开。201419日夜,五明佛学院发生火灾,听说当局的消防部门将以此为由关闭佛学院或制造障碍,我在我的博客上贴出采访,并撰文《喇荣不是香巴拉》,最后一段是:喇荣并非现实中的香巴拉或一块世外桃源,可以获得静心修佛的豁免权。我想没有人会比喇荣的堪布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不断迫近的危险,所以会忧心忡忡地要求删除有关喇荣失火的讯息。然而对此我有不同看法。既然喇荣并非香巴拉,刻意营造出一块与世无争的净土就显得十足虚幻与脆弱;既然喇荣是在饱经磨难的图伯特土地上,被图伯特的阳光、风霜、白雪时刻眷顾,当整个图伯特都在蒙受一劫接一劫的灾难时,如何可能只一个喇荣独善其身?

昨日(720日),传来喇荣五明佛学院僧舍开始被拆的消息和图片(图片见下方),惊闻将有多达五千余间的僧舍将化作灰飞烟灭,并有相当数量的修行者被逐。据说当地政府对此解释是修建消防管道,“改造”佛学院。然而上个月有流亡西藏媒体及外媒报道说,中国政府近日发布《色达县喇荣五明佛学院整顿清理工作》告示,宣称根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及第二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内容,直至20179月,学院僧尼众人数须被控制在5000人内,并只保留相对数量的僧舍,并要求学院于今年11月前,开除2200名学员,其中包含1200名僧尼众、1000名居士。

无论怎样,在喇荣五明佛学院所盖的僧舍,都是修行者自己出资出力盖成,住在其中的修行者大多来自藏区各地,也有汉地各地。有不少是举家来此修行,而将原先家庭财富包括牛羊、田地等变卖或捐出,如今遭此打击,身无分文的他们是否能获得补偿?甚至,又能去往哪里栖身,继续与世无争的修行?念及此,深感不平。为此将这篇采访再做整理,并贴出。


有关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的采访

时间:2007年8月间
地点:色达喇荣
受访者:匿名
记录者:唯色

1、喇荣之劫

还在1999年6月,政府就有一个“24号文件”,表示要对寺院-喇荣寺和学院-喇荣五明佛学院“治理整顿”。工作组多次进驻学院。

2001年的8月中开始拆学院的僧舍,连续拆了一周多,两千多间僧舍被拆。

色达县的所有工程暂停,所有民工被军用卡车带到喇荣来拆僧舍,拆一间房子政府给180元的工钱。

解放军进驻学院周围的乡村。武警在学院门口搞军事演习,打打杀杀,威慑僧尼。

拆僧舍时,工作组和干部们的车上放着欢快的流行歌曲,而另一边“觉姆”(尼姑)们跪倒在尘土飞扬的废墟前哭声震天,非常鲜明的对比。至少有一个尼姑当场自杀。

这之前,法王堪布晋美彭措在召集所有僧尼学员的大会上,悲痛劝告所有弟子为保全佛学院忍耐,就有一位僧人在下面当场坐化。

参与“治理整顿”喇荣的规模非常浩大,中国22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来学院强行带走汉地学佛人员,甚至动员他们的父母。北京一位硕士被父母和官员强行带走,一路绝食,后来又返回了学院。

甘孜州18个县的第一把手、宗教局长、统战部长来学院强行带走藏人尼姑,结果这些觉姆漫山遍野地躲藏。

但即便是这样,在漫天拆僧舍的尘土中,佛学院的学习也没有停止,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四川省统战部副部长王勇策领导的这次行动,法王为了制止,曾与他据理力争,王勇策就拍桌大骂,使法王病情加重。

所谓的“治理整顿”对喇荣打击之大,给每一位修行者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和伤害,至今不能平复,永远不能平复。

之后多年,在佛学院门口派驻警察,登记来人身份证,被警告不准拍摄,说是寺院“没有开发”,进行严格控制。在僧尼中、在藏汉学员中,安排“耳朵”,制造恐惧气氛。

不给高僧们护照,监听他们的电话。

2、佛学院的存亡

法王堪布晋美彭措
法王堪布晋美彭措是2004年1月7日的上午九点四十五分圆寂的,在成都的空军总医院。

学院高僧要求将法王法体直接从成都送回色达,按照藏传佛教的仪轨来举行葬礼。

一路上,道路都是被管制、被封闭的,政府怕聚众出事,不允许甘孜州各地藏人进入色达。

学院内发生了信众与警察的冲突。

第三天工作组来,提到学院的存亡,学院高僧们表态不会关闭学院。

2001年大规模拆僧舍时,工作组反复问过每一个高僧:“如果法王不在了,学院会不会存在?”

而这次,法王刚圆寂,工作组再一次这么问,所有高僧的回答是,学院会存在。

工作组不久表示要有人负责学院。学院于是推举门措上师为佛学院院长、寺管会主任,索达吉堪布、慈诚罗珠堪布、丹增加措活佛、龙多活佛、曲杰尼玛等高僧为副院长。政府起先不同意,后来才同意。

同一年,门措上师的母亲、哥哥相继去世。这接踵而来的无常让门措上师长期闭关不出。

学院于是由诸位堪布、活佛等十位高僧轮番负责管理,每一年由两人负责管理。

结果,法王圆寂之后,学院修行者人数反而增长。法王不在,他的精神在。法王圆寂多年,今天看不到任何佛学院存在不下去的迹象。

在中国没有一个佛学院,对汉人信徒这么系统地进行佛学教授。汉语教学有七八十套法本,包括:显密宝库(《大藏经》、《五部大论》等藏传经典的翻译)、妙法宝库,等等。汉地没有的传承,藏传佛教里有。传承从未中断,即便是在文革灭佛时期。所以,在这里,至少有数百汉人弟子常住学习,流动方式来学习的则非常多。


附:相关背景介绍1,摘自王力雄《末法时代——藏传佛教的社会功能及毁坏》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5/08/blog-post_13.html

……

距离色达县城(位于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二十多公里的喇荣山谷,有一座藏传佛教宁玛派高僧晋美彭措建立的五明佛学院。1980年创办时只有三十多人,到了九十年代末,在那里学习的僧众已近上万人,其中有出家人,有在家人,有喇嘛,有尼姑,还有上千名汉人信徒,从各地前去学习的僧众不断增加。

中国当局对任何不被其完全控制的组织都怀有猜疑和畏惧。1999年8月我在康区旅行时原打算去色达,当时就听到当局要对五明佛学院进行整肃,传说警方已对那里进行控制。……当局整肃五明佛学院的主要目标,是减少那里的人数,使之不能拥有太大影响。按照当局的规定:佛学院原有的四千多名藏族女僧众只允许留下四百人;原有的四千多名藏族男僧众只允许留下一千人;而所有一千多名来学佛的汉人则必须全部离开。

当局原指望主持佛学院的晋美彭措和其他活佛、堪布能够协助完成驱赶僧众的任务,但遭到他们的一致拒绝,因为对出家人来说,劝他人还俗属于最严重的破戒行为。于是当局使用强硬手段,由工作组指挥雇来的汉人民工摧毁僧众的房屋,以让僧众无处存身的方式逼迫他们离开。2001年7月10日拆房达到高峰,一天之内拆掉了一千七百多座房屋。我听在场的人描述当时场面,一边是摧毁房屋的声音此起彼伏,尘烟四起,一边是上千尼姑抱头痛哭,震天动地。那一段五明佛学院周围山上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流浪女尼,风餐露宿,躲避政府的追捕。

……

相关背景介绍2,《2004在那遥远的地方(色达之劫难,10/10-12/10) (2006-11-16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asjS0SYYk2AJ:blog.sina.com.cn/s/blog_4184b6ce0100071b.html+&cd=2&hl=zh-CN&ct=clnk&gl=cn


……色达佛学院的全称是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1987年,十世班禅大师批准了学院正式成立。除了为佛学院题写院名,班禅大师还亲自前往学院视察。海内外都承认色达佛学院是不具任何政治色彩的学术机构.

……1980年,法王选择莲花生大师的生日,在海拔4000米的世界屋脊上建立了藏传佛教的高等学府,20年后,弟子逾万。形势喜人的同时,也逼人,因为政府向来都害怕群众集会。本来人迹罕至的喇荣山谷常年聚集上万人,每逢大灌顶或大法会,信徒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最多时有数十万之众。遇到这种情况,沿途各级政府全员出动,在公路边设卡,劝阻信徒放弃前往,掉头回家。到了2001年的夏天,如坐针毡的政府终于下令,佛学院的藏汉弟子必须离开色达,回到各自出家的寺庙。理由之一居然是人多破坏环境,缩小佛学院的规模是为了环保。但是更靠谱的说法是法王晋美彭措惹恼了政府。法王不承认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并且还去了印度为达赖喇嘛灌顶。中央政府派出了高级别的工作组来督办此事,成员是各省的书记或省长。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动员本省学员回家。他们把佛门弟子当作了俘虏,表示愿意回家的当场发给路费。有些干部天良尚存,他们近乎绝望地哀求学员:先跟我们回去吧,哪怕过段日子你们再来呢。

……在一个清凉的早晨,有几十辆军用卡车轰鸣地冲进山谷,武警荷枪实弹,纵身跃下,强行拆毁了3000多所房屋。……整个山谷只剩下了1400名学员,法王晋美彭措在失去行动自由一年后终于得以回到了他创建的学院。但是,政府丝毫没有放松对色达佛学院的监控,常年派工作组驻守。山口的哨卡严密控制进山人员,甚至有工作组成员装扮成游客模样,东闻西嗅。遇到有真游客拍照,则如临大敌,相机和人一起扣留。

……法王晋美彭措在2003年的冬天,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就告诉他的弟子们说:“假如我圆寂了,暂时不会有转世或化身。”难道,参透一切的法王也厌倦了这肮脏污浊的世道,不想回来了吗?


以下图片为2016年720日,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僧舍被拆实录,来自网络:






2016年7月16日星期六

唯色:《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三)

毁于文革及之后的喜德林寺废墟,与旁边的大型商场构成某种意味深长的对比。


《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三)


/唯色


6
我在继续用父亲留下的相机拍照的同时,好似患了“文革后遗症”,着迷于对拉萨废墟的记录与怀旧。
实际上我每次回到拉萨,兴趣尤为浓厚的是这三座毁于文革的废墟:喜德林废墟、尧西达孜废墟、甘丹贡巴(甘丹寺)废墟。第一座废墟的前生是寺院或者说经学院,第二座废墟的前生是尊者达赖喇嘛的父母及亲人在拉萨的家园,第三座废墟是今已修复大半显得辉煌的甘丹寺。
我去得最多或者说最方便去的是位于老城中的喜德林废墟,多年来,用各种相机拍下几乎雷同的照片。这里的每一处我都熟悉,就像被共产苏联迫害致死的诗人曼德尔斯塔姆(Mandelstam) 所写:“我回到我的城市,我的泪水,/我的纤维、我童年膨胀的腺曾多么熟悉它。”[1]有时候我会跟遇上的居民或孩子聊天,有时候会逗逗经过的小猫小狗,但在内心深处,感觉来这里“已经变成我非官方的礼仪”[2]
我亦逐渐认识到,对于拉萨这座沧桑古城里的废墟,无论掩饰还是避而不谈,甚至禁止涉足,都是一种“没收记忆”的动作。所以我在记录这些废墟时总是提醒自己,既要展示宏观,也要提供细节。而细节恰恰充斥在累年来的纪实拍摄中。比如,张贴在喜德林废墟入口处的,有“中国英雄”雷锋的肖像,还有时下流行全中国的“中国梦”宣传画上写着“中国何以强,缘有共产党”这样的标语,具有意识形态的映射和殖民主义的高傲,旁边新盖的象征经济成功的大型商场则表明消费主义的泛滥。有一次,我站在这个商场顶层,第一次俯瞰到喜德林废墟的全貌,在大片与中国城市建筑相似的楼房丛中宛如一块伤疤十分醒目。就像我站在另一座商场的通道阶梯上,第一次俯瞰到尧西达孜废墟的全貌,以及插着五星红旗的布达拉宫近貌——这是令人深思的对比:纪念与消费,历史与殖民化,政治化与商业化,等等。
从另一个角度,也即站在喜德林废墟跟前望向左边,大片玻璃构成的商场外墙反射着拉萨傍晚金色的霞光,令废墟更加废墟,若有一天完全倒塌,在阳光下格外刺目的“神力·时代广场”会显得愈加具有神力,其实它是现代乌托邦的废墟,凸显人类的欲望。也即:在拉萨老城,至少在这一片,有两座废墟揭示了惊人的无常之变——一座是神力废墟状如巨大堡垒,成为被装葺得犹如舞台背景的“八廓古城”的一部分,展示着成功与繁华的幻象;一座是喜德林废墟,掩蔽在小巷深处,外人知道的不多,却成了本地人的生存隐喻,其周围过去是数百僧侣的住处,如今有八十多户人家居住,包括本土藏人、边地藏人,还有汉人民工和回族商贩,以至于“公共因素和私人因素之间界线消失”。
最令人心碎的是曾经显著且尊贵的那片白色大屋,即尧西达孜,尊者达赖喇嘛家族的宅邸,日益破败。即使从布达拉宫顶上望去,也难找到。一来,它周围毫无风格的房子太多了,太丑了,太高了,完全填满当年郁郁葱葱的林苑;二来,只要仔细辨认,还是能找到,但还不如寻它不见。因为当发现之时,突然袭来的悲哀无以言表。尧西达孜已不是白色大屋,不但外观脏污不堪,内里也倒塌不少。本依西藏传统,每年秋季吉日会为建筑物刷墙,那些具有神圣意义的建筑物的白灰涂料中还添有牛奶、蜂蜜、藏红花等,以示供奉、祈福与助力。但尧西达孜在1959317日尊者达赖喇嘛及家人流亡之后,便被“解放者”——如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形容的,“穿绿色衣服的暴发户”[3]——取消了所有权,而且以革命的名义,在不同时期有了这样的称谓:“二所”、“造总”总部、西藏大厦的职工宿舍。所谓“二所”,即第二政府招待所;所谓“造总”总部,即拉萨两大造反派之一的据点,文革期间专门接待从中国各地到拉萨串联的红卫兵,极尽各种破坏之能事;在被当作旅馆并由旅馆工作人员使用时,则成了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大杂院。
2013年有三次,我与友人很幸运,得以悄悄进入外墙悬挂川菜馆、淋浴水洗理发店和招待所的尧西达孜废墟,而这之前及之后,外院铁门都被上锁,且有人看守,无法进得去。徜徉于尊者家族的往日家园,庞大的院内长满杂草,通往正屋的甬道两边稀稀落落停放着自行车、摩托车,就像一个用处不大的仓库。左右房舍为两层楼,右边房舍楼下拴着四五头巨大藏獒正在咆哮,有次遇上在附近开饭馆的汉人老板来喂食,显然这几头藏獒是他待价而沽的商品;好笑的是,这个说四川话的男子叫来了藏人保安驱逐我们,我就用藏语反问“谁才是这里的主人?”,令藏人保安十分尴尬。


尧西达孜废墟里的蜘蛛干尸。

从散发腐烂味道、垃圾成堆的正屋上楼,穿过或长或短、已有多处下陷的走廊,几排当年安装的从印度进口的铁栏杆虽已生锈却还结实,连串异域花纹在夕阳下的倒影分外别致。挨个走入尘埃弥漫、阴暗不明的房间,有的墙上贴着八十年代的中国明星画像、九十年代的《西藏日报》,有的门上贴着大红中文的“福”和扛大刀的中国门神画像,也有门上贴着一张惨白封条,上书“二00五年元月七日封”。而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不是从残缺的窗户逆光望见尊者从童年住到青年的颇章布达拉,不是三楼左右两侧的过道和房间已塌陷得触目惊心,而是一面挂在空空荡荡的大厅柱子上的残破镜子。如果走近,会不会瞥见1959年深夜匆匆逃走的那些生命留下的痕迹?会不会听见流亡异国他乡的尊者悲痛低语:“你的家、你的朋友和你的祖国倏忽全失……”[4]?会不会看见四面墙上的美妙壁画被杀气腾腾的文革标语及凶神恶煞的马恩列斯毛[5]的血腥头像覆盖?或者就像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的一句诗:“……在道路的尽头,/这儿有一面镜子,可以进去一游。”[6]而进去的结果,既能看见“世代在匆匆忙忙中消逝”,也能看见镜中的自己其实是那么的无依无靠,却又从未有过的美丽,如此令人着迷,仿佛可以隐身其中,不必再被国家机器盯梢、威胁和侮辱。
至于甘丹寺废墟,原本是在文革结束后,由无数藏人信众自发修复,但中国官媒却反复宣称是“国家进行大规模的修复”,还罗列了当局分批投入多少款项的数字。看上去,破坏成了无法抗拒的因素,所谓的“国家”从来都是无比慷慨的大恩人。然而在“旧西藏”毫不客气地被“解放”之前,全藏所拥有的六千多座寺院,却在一场场革命之后,仅剩十多座。虽然现如今大多数寺院已修复,但规模远不如昔日。需要明示的是,“国家”为修复付出的,根本无法与藏人自己的付出相比。每一座劫后重生的寺院,都倾注着藏人们虔诚的汗珠和忏悔的热泪,铭刻着这片土地上的众生与苦难的六道轮回和凶险的权力抗衡的信念。
我一直认为其他寺院应该修复,甘丹寺则不必修复,因为被夷为废墟的甘丹寺是活生生的文革纪念馆。就像许多蒙难的寺院都涂满了文革口号、毛语录及头像等,往事不堪回首,重温一次都是耻辱,尽管我理解藏人们将之铲除或涂抹的行为,但还是应该保留下来。废墟是任何一种修复或复原都无法替代的。如果认为非得重新修盖仿若从前的神圣建筑才算是甘丹寺永远存在的证据,这其实是一种对于实相的执着。从佛法的角度来说,废墟与死亡一样,乃是无常在人世间最为真切的教训。从美学的角度来说,疮痍满目的废墟远比崭新的雕梁画栋更为美丽。就西藏自己而言,西藏实际上需要这样一座纪念馆。
有人说我是“西藏的凭吊者”,仔细想想,我并不认为这不符合事实。因为我对这些废墟的记录,正是一种“深层哀悼”。在渐渐深切的哀悼中,正在消失的废墟似乎可以复活,或者说日益倾覆的废墟也许会获得再生的力量。这么说吧,这些废墟都是拉萨的创伤,布满历史缠绕在暴力中的烙印,是诸多变迁的见证,显示了物质的脆弱性,或佛教所说的无常,因此“可能变成反思型环境的空间”。布罗茨基早就评论过极权制造的废墟:“你不能用一页《真理报》遮盖废墟。空洞的窗子向我们张开大口,如同骷髅的眼窝,而我们虽然很小,却能感知到悲剧。确实,我们无法把自己与废墟联系起来,但这不见得是必要的:废墟散发的味道足以中止微笑。”[7]
那么,我像什么呢?是不是,我像一个隐秘的、并不专业的考古爱好者,也像一个着了魔的废墟收藏者,更像是这个被占领的老城里的流亡者之一,心怀许多个前世的记忆流亡着?当我在喜德林废墟、尧西达孜废墟、甘丹贡巴废墟反复徘徊时,其实是从废墟本身返回往昔的喜德林、返回往昔的尧西达孜、返回往昔的甘丹贡巴。这是一种类似于在中阴道路上的旅行,闪烁着奇异的光芒和诱惑,在贡觉松(佛法僧三宝)的护佑下,得以重新成为这些废墟的真正居民,虽不能安住,却多少知足。

7
逐渐地,在重新拍摄与记录中,我像是从对西藏文革的倦怠里恢复过来,重又继续研究父亲生前拍摄的照片,包括记录了儿女成长的家庭照片。并将从拉萨家里带往北京的底片扫描,于是电脑变成了让昨日再现的场域。反复地看,反复地看,又发现惊人的细节。我指的是那几张背景为布达拉宫的照片。
布达拉宫顶上的文革标语牌。

也许惊讶的只是我自己。有一次,一位外媒记者来访,我指着镶在书柜木框内的大幅黑白照片,——是的,就是那张,那个胸前戴着毛像章的四岁女孩(正是我)伏在父亲的永久牌自行车手把上,背景是影影绰绰的布达拉宫。虽然影影绰绰,却也显示出有五个数层楼高的汉字矗立其顶。“那是‘毛主席万岁’”,我告诉长相美丽的女记者,期待她惊呼一声,但无论是年轻的中国翻译还是西方人的她,似乎对此兴趣缺缺,就像是历史已翻过那一页,不必再提。
似乎从来无人提起过布达拉宫在文革时的遭遇。事实上,布达拉宫被革命者痛斥为“三大领主的总头子残酷压迫劳动人民的封建堡垒之一”险遭灭顶之灾。甚至差点被改名为“东方红宫”。而我的发现似乎只有我注意到,但当年的目睹者应该多得很,却无人说起,就像是已经集体失忆。我曾问过母亲,文革期间,是不是布达拉宫的顶上竖立起“毛主席万岁”的巨大牌子?母亲凝神回忆,才恍然记起般说道:“哦惹(对啊),当年是有五个大牌子,怎么给忘了?”但母亲的记忆是残缺的,因为除了将这五个字刻成巨大牌子,置于布达拉宫顶上俯瞰众生,外来的“解放者”还仿照北京天安门城楼,在布达拉宫的左侧竖立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标语牌,右侧竖立写有“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的标语牌。有一度,还将五星红旗插上布达拉宫,把毛泽东的巨幅画像高悬其间。实际上更早,在1959323日,尊者达赖喇嘛被迫逃离拉萨的第六天,在枪声与硝烟中,在血泊与泪水中,“中共在布达拉宫升起了五星红旗。这是中共第一次有办法在这个最神圣、最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上升五星旗。‘象征光辉与喜悦的中国国旗在拉萨的微风中飘扬,迎接这个古老城市的新生,’扩音器大声广播解放军已经占领了布达拉宫与罗布林卡,也象征叛乱的结束。”[8]
很遗憾,我父亲似乎没有专门拍摄过文革时的布达拉宫及其局部,而全都是以布达拉宫为背景的家庭合影或其他人物合影。我只好将照片做了裁剪,以至于这些标语牌上的字不甚清晰,但仍然是历史现场的宝贵记录。
还有一个故事需要讲述。20129月在柏林国际文学节上,我从《杀劫》中选了二十四张照片参展。一并参加题为《无形监狱-有形监狱》展览的,还有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和孟煌、作家廖亦武、诗人及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作品。我父亲是其中唯一一位已不在世者,也是唯一的一位“少数民族”、中共军官,而在这个展览上,他的身份是摄影家。德国之声报道说:“泽仁多吉的摄影作品是西藏文革的珍贵历史记录,独一无二的西藏文革记录。”


被斗的合作者。

这批照片原样由我提供,主办者洗印、放大并会适当修片。展览结束后,朋友从柏林带回照片送给我,相纸上好,制作专业,远胜过我父亲当年在西藏军区冲洗的照片。只是其中一张让我惊讶,哑然失笑,久而久之才慢慢觉出某种意义。
那张拍摄于19668月某日的照片,记录了拉萨大贵族、中共合作者桑颇·才旺仁增(Sampo Tswang Rinzin)在文革中被批斗的场景。他的生平、经历以及与家人的不幸遭遇,《杀劫》中都有图文介绍。从照片上可见,批斗他的红卫兵和“积极分子”强迫他穿戴西藏政府四品以上官员的服饰,看上去华丽,实则倍受羞辱,以致他尊严全无,竟当众流下长长的鼻涕。我从小就见过这张照片,印象极为深刻,因为我无法理解一个长者怎么可以当众流下鼻涕,如此狼狈不堪?
可是,桑颇·才旺仁增被批斗的照片在柏林国际文学节上展出时,那道长长的鼻涕居然消失不见了。带回照片的朋友笑说,那道鼻涕被德国修片师当作老照片底片上的划痕给修掉了。
鼻涕呢?
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的帮助下,修片是如此彻底,以致到了丝毫不见痕迹的地步。具有羞耻感的鼻涕完全被抹掉了,原因可能在于德国那位心地单纯的修片师,完全想象不到革命的风暴会使一个人有如此失去尊严的可能。而他按照“正常判断”所做的修片结果,却使我父亲拍摄的这张经典照片大大失去了原有的冲击力。而这,算不算是另一种(可以理解的)破坏呢?
原本那道长长的鼻涕像一道裂纹,将人的生命分裂为所谓的“新”与“旧”,于是我们会看见历史的剧变,在剧变中,曾经高贵无比的人上人会被打入地狱。但这并不意味着,曾经低下的人就有可能翻身做主人,譬如正在批斗桑颇·才旺仁增的两个藏人红卫兵,并未获得荣华富贵,而且早已亡故。事实上,连家园都已沦丧,每个人都是奴隶;每个人,都会在失去尊严之时,难以自控地当众长流鼻涕。
恰因那道鼻涕而意义深远的照片,却被修片师自以为合理的清除而削弱了记录的力量,也就削弱了历史的真实性。我曾以为这样的举动可能出自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但我现在认为,这应该是与对待记忆的态度有关。简单化的修复虽然让照片变得没有瑕疵,却可能意义大失,令记忆中的关键被磨灭,令生命中的悲剧感被冲淡。这一修片会始终提醒我,必须敏锐地捕捉并理解每一个历史发生的细节,才可能真正地复原记忆,留下每一道耻感的鼻涕,呈现真实的画面。

注释:
[1]诗名《列宁格勒》,选自《曼德尔斯塔姆诗选》,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俄)著,黄灿然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
[2]引文见《怀旧的未来》,斯维特兰娜•博伊姆(美)著,译林出版社,2010年。219页:“每逢到柏林来,我都要这样做,已经变成我非官方的礼仪。”
[3]引文见《怀旧的未来》(The Future of Nostalgia),斯维特兰娜•博伊姆(美)著,译林出版社,2010年。293页,“那些穿绿色衣服的暴发户现在遮蔽了二层东面角落房间的窗户”。
[4]引文出自《雪域境外流亡,约翰.F.艾夫唐(美)著,记》,台湾慧炬出版社,第75页达赖喇嘛语。
[5]马恩列斯毛: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
[6]引文见《怀旧的未来》,斯维特兰娜•博伊姆(美)著,译林出版社,2010年。334页,作者注明这首诗是布罗茨基的诗《胴体》。
[7]引文见《小于一》,约瑟夫·布罗茨基(俄)著,黄灿然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其中的随笔《小于一》。
[8]《龙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后的西藏》(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茨仁夏加著,谢惟敏译,台湾左岸文化,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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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唯色:《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一)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6/06/blog-post_28.html
唯色:《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二)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6/06/blog-post_7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