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3日星期四

转:西藏火鳳凰~~兼論「袋住先」

西藏火鳳凰~~兼論「袋住先」

by Greg
昨日北京公布了《西藏發展道路的歷史選擇》白皮書,仿似是幫唯色的新書打廣告。
唯色這本新著作《西藏火鳳凰》,可能會被誤會是一本宗教書籍,但看完副題「獻給所有自焚藏人」,相信大家不會不明白書中主題。
藏人自焚,姑勿論外國傳媒怎樣處理,香港傳媒肯定是冷淡﹙甚至有點冷漠了﹚,為甚麼?可能覺得是遙遠他鄉的事,與我無關;可能覺得是沒法求證真偽,不能出街;可能,有太多可能,唯一無可能的是,香港傳媒相信官方喉舌所說的那一套。
官方喉舌的論點,可看書中「CCTV對藏人自焚的解釋」及「CCTV外宣片中的自焚藏人」這兩節﹙頁195至204﹚,諉過某一特定目標必是其例行手段。唯色指自焚的火焰,「燒穿了戴着盛世面具的北京向世界不停宣說的謊言」。唯色更如此辛辣的評論:
在這個世界上,有這樣一個暴政,只相信槍,只相信錢,卻不相信信仰,更不相信這世上會有人為了信仰燃燒自己。有這樣一個暴政,以為誰都會服從他們,有槍有錢就可以擺平一切。為了洗白染上鮮血的手,他們也在編故事──這被他們描述為「爭奪話語權」──結果被壓迫者窒息的聲音沒有人聽得見,世人聽見都是高音喇叭傳出的被竄改的故事。﹙頁60﹚
那麼藏人為甚麼會用如此殘忍﹙是的,我真的覺得這是對自己極殘忍﹚的方法去發聲?首先,這是延續314的抗議,只是表現的方式更為謙卑。絕望的人才會趨於極端,極端的方式不外乎他殺與自殺,在中國境內前者的代表是新疆人,後者便是西藏人。疆人玉石俱焚的手段,只會落人口實;藏人自焚,「就是秉持非暴力原則的個體抗議者所能做的最激烈方式──點燃自己但不攻擊他人,自己慘死卻不與兇手同歸於盡」。﹙頁31﹚
書中「自焚是一種抗議」、「藏人為何抗議」及「抗議為何走向自焚」這三節是解釋了自焚的前因,而「從兩個高峰看自焚訴求」及「自焚者的遺言」則是分析藏人(無論是在世還是往生)的心底話。至於「自焚如何被記錄」及「抗議需要得到支援」則是事件的後續,希冀他們用生命換來的聲音不被湮沒。當中又以「『逆向種族隔離』的拉薩」最有感觸,一個西藏人,要去他祖宗以來的聖地,竟然要申請諸多繁瑣的證件,還要被再三盤問,反襯其他(漢)人卻是自由進出,「今天,代替了磕着長頭去拉薩朝拜的藏人信徒的,是成千上萬的中國自行車愛好者,他們自由自在,鮮艷奪目,騎車奔向已被變成一個中國旅遊村的拉薩」(頁75)。大陸仍有甚麼地方吸引我呢?相信只剩下踩車入西藏這條路了,但看完唯色的描述後,忽然覺得若然這樣做,好似與那些喧囂的人沒有分別。
至於那個「西藏白皮書」,若然無興趣看完五大頁的原文,可以看文匯報的精華版中有關藏人自焚的論述,這當然是老生常談。至於「西藏白皮書」可信嗎?這等如問香港人「香港白皮書」是否可信一樣,又或是「人權白皮書」等文件,只有一句可說:「講呢啲!」
題外話
「西藏白皮書」出爐,不期然想起「十七條協議」,細看協議內容,經過逾一甲子的歲月考驗,總結的說,原來所有條約、聲明、協議等等,經過某些國家機器,會發生質的改變,變得面目全非。將焦點放回香港政改方案,從「香港白皮書」到831人大落閘,有商有量變成有根有據,一場諮詢爛騷,完全不介意觀眾倒胃。「十七條協議」的承諾,看諸現今的西藏,黃成智之流又怎能相信「袋住先」不會是「袋一世」。中英聯合聲明都會欠效,建制之輩所說的承諾又怎能有效。以史為鑑呀!
另,唯色書中引述了一段話:小異和之,中異警之,大異伐之,異吾以危,斷然滅之!﹙頁187﹚殺氣騰騰,上網找其出處,只見引述的網站仿似與孔子七十三代孫同一鼻子出氣,這些狹隘的民族觀,是典型飲狼奶大的傻人癡語。然而這種唯我獨尊思想,卻在很多範疇出現,如政改,容不下異議的國家機器,怎能成為一個可溝通的對象?
【转自:彳山亍水

2015年4月22日星期三

唯色:略述涉藏译著及个人写作被审查

拍摄于拉萨帕廓街,被“化妆”的藏式摄像头。

略述涉藏译著及个人写作被审查

文/唯色

有位朋友来信问我外国书籍在中国译成中文出版时有无受到审查,我便列举了涉藏译著被审查甚至被篡改才能出版的几个例子。

比如美国藏学家Melvyn Goldstein著述的《现代西藏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崩逝》(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中译本名为《喇嘛王国的覆灭》,中国藏学官员杜永彬译,1993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之后再版。据通晓英文的读者将中译本与原著比较后发现,该中译本充斥篡改性质的翻译,而这种有意识的错误实质上“是政治对学术翻译的入侵t”,是中国官方译者利用国际藏学家的学术声誉误导、欺骗中文读者,并非严肃的、真正的学术翻译。

据悉,藏学家Melvyn Goldstein 知道他的藏学著作在译成中文时遭严格审查,也知道中国官方译者对他的藏学著作进行了篡改性质的翻译,但并未反对,而是默许了这一违背学术理念的行为,或有可能是希望获得更多读者。

又比如,1944年-1951年在西藏生活过的奥地利登山家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因著《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闻名世界。这本书被译为三十多种文字,仅汉文译本就有两种:一是1986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藏奇遇》,译者袁士朴,曾任济南大学外办主任;一是1997年台湾大块文化出版的《西藏七年与少年达赖》,译者刁筱华,台湾人,曾在美国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英美文学研究所做研究。


我曾将中国译本与台湾译本其中内容相符的两页做过对照,发现出入很大,中国译本有添油加醋的,也有故意删减的,甚至到了妄为的地步。之所以如此有意识、大幅度地篡改,显然是为了借Heinrich Harrer之口,来妖魔化西藏文化与西藏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并给中文读者制造出连这样一位与西藏密切的西方人都对西藏抱有鄙夷的印象。而据通晓德文或英文的朋友阅读台湾译本,认为翻译如实。

另外还发现,近年来的中译本,由于中国译者所受西方教育,使得翻译中这类有意识的修改变得巧妙,若非中英文水平都不错,难以察觉。比如,有关长期旅行东部藏区的美国人类学家约瑟夫·洛克(Joseph F.Rock)的传记《In China's border provinces : the turbulent career of Joseph Rock, botanist-explorer》,中译本名为《苦行孤旅》,201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译者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李若虹博士。我读这本中译本多处读得生疑,我的意思是,译者似乎在翻译中有修改和增删,从中可以察觉到某种主流立场,或者说,使用的是我们所熟悉的、在今日中国被审查之后的那种语言规则。后来我与一位通晓英文的网友同时阅读,这位网友的确在中译本中多处发现问题,我们当时在推特上有过讨论。

事实上,不仅是涉藏的外国书籍在中国翻译、出版时有这样的遭遇,其他与政治、哲学、历史等相关书籍皆如此,这已是公开的事实。在极权制度下,所有的精神生活都会遭到奥威尔式的严格审查,“老大哥”的眼睛无处不在。

说起言论审查,同样是写作者却可能从未遭遇过如此审查的身在民主社会的朋友让我谈谈自己的经验,于是我做了简单的回顾。

作为生活在极权制度下的作家,在写作上所遭遇的审查,事实上从一开始即存在。不过我之前以写诗为主,诗歌的隐晦与含蓄,往往成了诗歌得以问世的护身符。但当我开始转向非虚构类的写作,即使写的是文学性散文,却因以历史和现实为题材,很快遭到惩罚。


2003年,我的散文集《西藏笔记》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一方面受到读者欢迎,很快再版,一方面引起了当局注意。首先是中共统战部认为该书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西藏的意识形态负责人随即要求就《西藏笔记》一书进行审查,同时禁止在西藏销售《西藏笔记》一书,随后又要求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全面查禁《西藏笔记》。

2004年,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副署长石峰在出版工作会议上对《西藏笔记》进行了重点指责,称该书“存在赞美十四世达赖喇嘛、十七世噶玛巴,崇信和宣扬宗教等严重的政治立场、观点错误。有些篇什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进入某种政治误区。例如,《尼玛次仁》、《丹增和他的儿子》等篇什,前者描写著名的宗教人士尼玛次仁在国际会议上与达赖支持者相遇的那种困惑,反映出作者对达赖分裂祖国、鼓吹西藏独立的本质认识模糊的观念;后者则流露出对当年平叛斗争有某种误解。”

我当时所在的单位——西藏自治区文联,则对《西藏笔记》做了这样的结论:“夸大和美化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在个别文章中流露出对达赖的崇信和敬仰,甚至有的内容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不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观点和言论;有的内容对西藏改革开放几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视而不见,过多沉湎于对道听途说的旧西藏的怀恋,出现了错误的价值判断,背离了正确的政治原则,丧失了一名当代作家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建设先进文化所应承担的政治责任。”

由于我拒绝承认这些“错误”,在这本书出版、被禁一年后,被开除职务,被没收住房,被中止保险,并禁止我办理出国护照,从此走上了艰难的独立写作的生涯。其状况或者说最起码的状况,就像中国作家许知远在《审查的艺术》一文中所描写的:

“如果你触碰了这些地带,他不一定立刻用某种残暴的方式惩罚你,他甚至仍然允许你继续写作、绘画、拍电影,甚至允许你把它们在国外出版、展出和放映,但是不要抱有希望它们能被本国的观众看到。他让你成为自己家中的流放者,很多时候,你生活在这里,描述这里的一切,你周围的人却对此一无所知……”

2015年4月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相关内容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2015年4月21日星期二

纽约时报:中国富人不再眷顾,藏獒身价一落千丈

杰安迪 2015年04月19日

在被一群动物权利活动人士救下之后,藏獒“泥巴”正在接受兽医的检查。被解救的藏獒中有的腿部有骨折。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被一群动物权利活动人士救下之后,藏獒“泥巴”正在接受兽医的检查。被解救的藏獒中有的腿部有骨折。
北京——曾几何时,在中国的藏獒狂热达到顶峰时,像泥巴(Nibble)这样一只耷拉着眼皮、流着口水的庞然大物,能够卖到20万美元(约合123万元人民币),最终来到某个煤老板的郊区别墅的庭院里晃荡。
不过,藏獒现在已经过时了。
中国奢侈品行业从兴盛到萧条的变化中,出现了许多遭到贬值的商品,比如黑色奥迪、欧米茄手表、高档高粱酒和三线城市的高端公寓。它们有的是因为受到了经济放缓的影响,还有一些是政府厉行节约运动的受害者。这场运动已经让铺张消费极易引起反腐调查者的警觉。在今年早些时候,泥巴和另外20只不幸的藏獒被关进金属的鸡笼里,与另外150只其他品种的狗装上了卡车。要不是北京的动物权利活动人士冲到车前阻拦,泥巴和其他狗狗可能就会被送到中国东北的屠宰场,以每只5美元的价格卖掉,做成火锅食材、仿皮和御寒手套的里子。
现在又轮到了藏獒,这种步伐沉缓的牧羊犬来自喜马拉雅高原,曾经是想要突显身份的中国人的必备之物。有报道称,四年前,一只名为“轰动”的红棕色纯种藏獒卖出了160万美元的价格,不过有些持怀疑态度的人说,这个价格可能出于营销目的被夸大。自称专家的人当时说,没有哪个理性的人会花25万美元以上来买一个高级标本。
如今,这些藏獒饲养者面临着产量过剩的问题。买家基本上已经消失,价格下降到顶峰时期的一小部分。拥有狮子一样的毛发和粗壮四肢的优质藏獒,平均要价在2000美元左右,不过,许多绝望的饲养者愿意以更低的价格出手。
“如果我有其他机会,我会退出这一行,”中国西北部青海省的一名资深藏獒饲养者贡巴(Gombo,音译)说。就像许多藏人一样,他没有姓氏。他说,喂养一头160磅重(约合70公斤)的食肉动物,每天需要50到60美元的成本。
“我们的压力很大,”他说。
根据藏獒协会的数据,2013年以来,西藏的95个养殖场有大约一半已经倒闭。在中国西南部的四川省,曾经生意红火的成都纯种藏獒集市,已经变成了一个宠物和水族展览会。
从某些方面来看,藏獒热的降温反映了消费阶级的喜好无常。北京的营销研究公司《精日传媒》(Jing Daily)主编利兹·福罗拉(Liz Flora)说,藏獒以凶猛闻名,传统上常和崇尚自由的游牧藏人联系起来,为拥有藏獒的汉族人提供了一种靠近喜马拉雅山的浪漫风情。“狂热是中国奢侈品市场的巨大推动力,”她说,“汉族消费者总是愿意出高价购买与西藏的浪漫有关的任何东西。”
长期以来,游牧家庭一直把藏獒当做对付家畜偷盗者和袭击村庄的狼群的夜间哨兵。藏獒是一种原始品种,叫声浑厚。它们能适应严寒的冬季,以及高海拔地区氧气稀薄的草原;与狼一样,母藏獒每年只生育一次。贡巴说,“它们能在面对任何威胁时,勇猛无畏地保护财产、人类和牲畜,人们为它们感到自豪。”他说话时,院子里拴在柱子上的三只狗正发狂地要扑向一群陌生人。
在藏獒热的高峰时期,一些饲养者还用硅胶对他们的狗进行填充,让它们看起来更加威猛。2013年初,一只很有希望让主人大挣一笔的狗在接受拉皮手术时,死在了手术台上。为此,这名主人对北京的这家动物诊所提起了诉讼。这位主人向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解释为什么要让整形医生去改变狗的松垮面部,“如果我的狗更好看,母狗的主人就愿意出更高的价钱,让他们的狗与我的交配。”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藏獒专家李群说,原本健康的市场遭到扰乱,投机是一部分原因。但同时,随着藏獒的价格不断攀升,不讲道德的饲养者开始用纯种藏獒与其他种类的狗交配,从而降低了藏獒的固有价值,让潜在买家望而却步。李群说,“2013年,市场已经充斥杂交品种。”
关于藏獒袭击人类的报道——其中包括一些致死案例——也减弱了人们对这种狗的热忱。专家称,藏獒并非天生邪恶,但由于过分忠诚,增加了袭击陌生人的可能性。
近年来,中国许多城市都已禁止饲养藏獒,从而进一步抑制了需求,可能还会造成了遗弃行为的激增。
把泥巴和其他藏獒从不幸命运中拯救出来的救援人员称,运输条件十分恶劣。几只獒犬都出现了骨折,三天没吃没喝。当这些藏獒最终被人从笼子里放出来时——志愿者最后付钱给司机换取了它们的自由——有超过三分之一已经死亡。
组织志愿者到中国公路上拦截运狗的卡车的安娜·李(Anna Li)是一名对冲基金经理,她说,“你会感到非常绝望,因为就连警察都不会伸出援手,尽管这些人的行为是非法的。”
动物权利活动人士表示,许多狗都是在街头抓人宠物的团伙偷来的,还有些是急于抛售不完美狗只的养殖场卖出来的。北京新天地国际动物医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彭蔚芬(Mary Peng)称,从几只获救的母藏獒肿胀的乳头判断,它们被抛弃时正处于哺乳期。这家位于北京的动物医院一直在为这些藏獒提供治疗。
在中国的25年间,彭蔚芬接连看到过多次养狗热潮,这些热潮总是从投机养殖开始,然后再以大规模的抛弃结束。“10年前是德国牧羊犬,然后是金毛猎犬,然后是斑点狗和哈士奇,”她说。“但是从几年前的疯狂价格来看,我从没想过藏獒也会被装上运输肉类的卡车。”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翻译:王湛、陈柳

2015年4月20日星期一

阿坝牧民堂嘎自焚牺牲,为09年以来第143位自焚藏人


2015年4月16日凌晨,在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求吉玛乡索日玛村,45岁牧民堂嘎(Dhamkar)在自家院落设供台,供奉尊者达赖喇嘛、十世班禅喇嘛法像,并摆放亡妻与子女照片,供水鲜花,之后点火自焚,当场牺牲。随后,遗体被当地警察抢走。他的亲戚乃岗和女婿次仁桑珠被警察传唤带走。

据消息称,牧民堂嘎是阿坝县安斗乡乃莫仓家族的儿子,在五个儿子中排行为三,现年45岁,年幼出家安斗乡雅果寺(音译)为僧,还俗后成为阿坝县求吉玛乡索日玛村塔瓦家族的女婿。他的妻子于去年去世,两人有七位儿女,最大的21岁,最小的7岁。据称,2012年5月27日在拉萨与夏河县藏人托杰才旦同时自焚的阿坝县藏人达吉,是堂嘎亡妻的亲戚。

牧民堂嘎一年前参与公开立誓活动,表示要团结、决不内斗的愿望,以表达对自焚同胞的缅怀与敬重,获颁阿坝多座寺院联合授予的“和平肩章”。他的网名是卡瓦顿珠,经常呼吁藏人内部的团结。”

牧民堂嘎是2015年第3位自焚藏人,也是境内第138位自焚藏人,自焚藏人最多的阿坝本地第39位自焚者。

用绘画记录藏人自焚的日本画家Tomoyo Ihaya(井早智代),为自焚牺牲的堂嘎绘画。

以下,是2009年以来自焚抗议的143位藏人简况——

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5年4月16日,在境内藏地有138位藏人自焚,在境外有5位流亡藏人自焚,共143位藏人自焚,包括23位女性。其中,我们所知道的,已有122人牺牲,包括境内藏地119人,境外3人。

目前找到并已经披露的有52位自焚藏人(境内49人,境外3人;包括两位伤者、46位牺牲者、4位生死不明者)专门留下的遗言、写下的遗书或录音的遗嘱,这都是至为宝贵的证据。许多藏人在自焚之时所呼喊的,包括:“让尊者达赖喇嘛回到西藏”、“祈愿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西藏要自由”、“西藏独立”、“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等等。

1、自焚时间以及自焚地点:

2009年1起自焚:

2月27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发生第1起。

2011年14起自焚(境内藏地12起,境外2起):

3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8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9月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2起。
10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起。
11月3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在印度新德里1起、在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12月1起——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1起。

2012年1-12月,86起自焚(境内藏地85起,境外1起):

1月4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1起。
2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1起,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3月1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2起。并且,3月在印度新德里1起。
4月4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2起。
5月3起——拉萨大昭寺前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6月4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2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1起。
7月2起——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1起。
8月7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6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府合作市1起。
9月2起——北京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即住建部)门口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1起。
10月10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那曲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5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2起。
11月28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9起、泽库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若尔盖县2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1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夏河县3起、碌曲县3起。
12月5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碌曲县1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

2013年1-12月,28起自焚(境内藏地26起,境外2起):

1月3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1起。
2月9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起。
3月5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起。
4月3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2起。
5月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1起。
6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7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
8月1起——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9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11月1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1起。
12月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

2014年2-12月,11起自焚(境内藏地11起):

2月2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3月3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1起。
4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9月2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1起。
12月3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2015年3-4月,3起自焚(境内藏地3起):

3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4月2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2、自焚者籍贯(包括5位流亡藏人的籍贯,其中4位原籍在境内康地和安多,在以下记录之内;另一位出生在印度流亡藏人社区的,不在以下记录之内):

按照图伯特传统地理即142人:安多111人,康25人,嘉戎3人,羌塘2人,卫藏1人。而安多藏区中,安多阿坝(今阿坝县)自焚藏人最多,为39人;其次是安多拉卜让或桑曲(今夏河县)18人和安多热贡(今同仁县)11人,以及安多左格(今若尔盖县)9人。

其籍贯按照今中国行政区划即142人——
四川省藏区72人:阿坝州阿坝县39人、壤塘县6人、马尔康县3人、若尔盖县9人、红原县1人;甘孜州甘孜县2人、道孚县6人、康定县2人、色达县2人、巴塘县1人、炉霍县1人;
甘肃省藏区31人:甘南州玛曲县2人、夏河县18人、合作市5人、碌曲县6人;
青海省藏区30人:果洛州甘德县2人、班玛县2人;玉树州称多县2人、玉树县2人、曲麻莱县1人;海西州天峻县1人;黄南州同仁县11人、尖扎县1人、泽库县6人;海东地区循化县1人、海东地区化隆县1人;
西藏自治区9人:昌都地区昌都县2人;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1人;拉萨市当雄县2人;那曲地区比如县4人。

3、自焚者性别、年龄及身份:

男性120人,女性23人。其中有27位父亲,11位母亲,遗下未成年的孩子。

最年长的64岁,最年轻的16岁。大多数是青壮年,平均年龄约27岁。

僧尼:3位高阶僧侣(Rinpoche,朱古),38位普通僧侣,8位尼师,共计49位僧尼,涉及藏传佛教格鲁派、宁玛派、萨迦派、觉囊派,以格鲁派僧尼居多;

农牧民:72位牧民和农民,大多数是牧民;其中10位牧民曾是僧人,遭当局工作组驱逐出寺;4人曾是僧人,属自己还俗离寺。其中1位自焚牺牲的农民,原为藏传佛教噶举派寺院僧人;7位自焚牺牲的牧民,属藏传佛教觉囊派所在地区。1位自焚牺牲的牧民,是著名的贡唐仓仁波切的外祖父。

其他:2位女中学生;4位男学生;3位在拉萨、康区或青海某地的打工者;4位商贩;1位木匠;1位网络作家;1位唐卡画师;1位出租车司机;1位党员及退休干部;1位护林员;1位洗车店店主。可以说,涉及藏人社会的多个阶层,其中这三个群体值得关注:僧侣;牧民;学生。

还有两位是流亡藏人,是社会活动人士。

4、自焚者状况:

143位自焚的境内、境外藏人中,已知122人牺牲(境内119人,境外3人),其中89人当场牺牲(1人在尼泊尔自焚当场牺牲),31人被军警强行带走之后身亡(1人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医院重伤不治而亡),1人被送往印度新德里医院重伤不治而亡,1人即隆务寺僧人加央华旦在寺院治疗六个多月后绝食牺牲,1人被亲属同乡送往医院救治。

另有15人被军警强行带走之后有13人情况不明。其中6人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于2012年5月、12月和2013年2月和5月播的官方宣传片中有在医院治疗的镜头,但并未回到寺院或家中,如同人间蒸发,更多情况不明,他们是:

2009年2月27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扎白;
2011年9月26日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格桑(尕尔让)和洛桑贡确(贡确旦巴);
2011年10月3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格桑旺久(尕尔让旺修);
2012年11月7日自焚的阿坝俄休寺僧人桑珠和多吉嘉;

其中被军警强行带走的7人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们是:

2012年2月13日自焚的阿坝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嘉措;
2012年5月27日自焚的在拉萨打工的阿坝人达吉;
2012年6月27日自焚的玉树妇女德吉曲宗;
2012年9月29日自焚的昌都嘎玛区农民永仲;
2012年10月25日自焚的那曲比如小生意人丹增;
2012年11月26日自焚的色达学生旺嘉;
2013年2月25日自焚的阿坝德普寺僧人桑达。

其中被军警强行带走的1人,即2012年2月8日自焚的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拉布寺僧人索南热央,据报道他于数月后被军警送回称多县拉布乡的家中,双腿被截肢,遭警方严密监控,目前状况不明。

其中被军警强行带走的1人,即2012年12月2日自焚的夏河县博拉乡牧民松底嘉,据报道他于2014年11月23日被军警送回家中,双腿被截肢,遭警方严密监控,目前状况不明。

2014年3月29日自焚的四川省甘孜州巴塘县尼师卓玛的情况不明。

两位境外的流亡藏人在自焚后获得救治,已伤愈。

境内藏人甘孜寺僧人达瓦次仁自焚后,先是被僧俗藏人送到医院,出于担心自焚者被军警从医院强行带走,一去不归,后又从医院接回寺院,由藏人们自己照顾、救治。据悉,目前达瓦次仁在艰难恢复中,但落下残疾,生活困难,目前状况不明。

境内藏人玉树退休干部巴桑拉毛自焚后在医院治疗,目前状况不明。

5、自焚者名单:

(1)138位境内藏人:

2009年(1人)——扎白。

2011年(12人)——彭措,次旺诺布,洛桑格桑,洛桑贡确,格桑旺久,卡央,曲培,诺布占堆,丹增旺姆,达瓦次仁,班丹曲措,丁增朋措。

2012年(85人)——达尼,次成,索巴仁波切,洛桑嘉央,索南热央,仁增多杰,丹真曲宗,洛桑嘉措,丹曲桑波,朗卓,才让吉,仁钦,多杰,格贝,加央华旦,洛桑次成,索南达杰,洛桑西绕,其美班旦,丹巴达杰,朱古图登念扎,阿泽,曲帕嘉,索南,托杰才旦,达吉,日玖,旦正塔,丹增克珠,阿旺诺培,德吉曲宗,次旺多杰,洛桑洛增,洛桑次成,卓尕措,角巴,隆多,扎西,洛桑格桑,旦木曲,巴桑拉毛,永仲,古珠,桑吉坚措,丹增多杰,拉莫嘉,顿珠,多杰仁钦,才博,丹增,拉毛才旦,图旺嘉,多吉楞珠,丹珍措,多吉,桑珠,多吉嘉,才加,格桑金巴,贡保才让,宁尕扎西,宁吉本,卡本加,当增卓玛,久毛吉,桑德才让,旺青诺布,才让东周,鲁布嘉,丹知杰,达政,桑杰卓玛,旺嘉,关曲才让,贡保才让,格桑杰,桑杰扎西,万代科,才让南加,贡确杰,松底嘉,洛桑格登,白玛多杰,贡确佩杰,班钦吉。

2013年(26人)——才让扎西,珠确,贡去乎杰布,洛桑朗杰,珠岗卡,南拉才,仁青,索南达杰,彭毛顿珠,桑达,才松杰,贡觉旺姆,洛桑妥美,格吉,拉毛杰,贡确丹增,秋措,洛桑达瓦,贡确维色,丹增西热,旺钦卓玛,贡确索南,西琼,才让杰,贡确才旦,次成嘉措。

2014年(11人)——彭毛三智,洛桑多杰,久美旦真,洛桑华旦,卓玛,赤勒朗加,贡觉,拉莫扎西,桑杰卡,才让卓玛,格绒益西。

2015年(3人)——诺秀,益西堪卓,堂嘎。

(2)5位流亡藏人:

2011年(2人)——西绕次多,博楚。

2012年(1人)——江白益西。

2013年(2人)——竹钦泽仁、嘎玛俄顿嘉措。

(另,在2009年之前自焚的,还有1998年自焚牺牲的流亡藏人图丹欧珠,2006年自焚受伤的流亡藏人拉巴次仁。)

补充:

1、中共当局在全藏地颁布“反自焚专项斗争实施方案”、“关于反自焚工作暂行规定的通告”,强调“哪里发生自焚案件就对哪里进行‘严打’整治”,即对自焚者家人、亲属、所在乡村及寺院等进行连坐。并且,严密封锁自焚消息外泄,严厉打击外传自焚消息者,以及对自焚者亲友或所在地软硬兼施,令其闭口或编造虚假信息等等。在这种高压下,已经出现多起自焚事件在发生后数日、甚至数十日才艰难传出的情况,还出现以下各种情况,包括:自焚者家人因遭威胁而不敢承认自焚实情;西藏自治区高官矢口否认本藏区已有数起自焚发生;流亡西藏政府与民间方面在统计自焚藏人人数上不一致。更为严重的是,极有可能的情况是,全藏地及境外的自焚事件可能不止以上所记录的143起,可能有被当局动用一切力量竭力掩盖的自焚事件已经发生,外界却不得知。并且,仅依据目前所报道的(包括境外涉藏媒体和组织报道的,以及中国官方媒体如CCTV、新华社、新华网报道的)案例,至少有50多起与50多位位自焚者相关的案例,其中至少有两百甚至更多的藏人因此被拘捕、被判刑,最高刑期是死刑(2013年3月13日自焚牺牲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妇女贡觉旺姆的丈夫卓玛甲,被阿坝州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最低也是一或两年,更多的是数年重刑,但一定还有未被报道的连坐案例已经发生。

2、7位试图自焚或自焚未成的藏人:是境内藏地的成列、多吉热丹、卓玛杰、久谢杰;其中多吉热丹在异地蹊跷身亡,久谢杰服毒自焚时毒发身亡;而成列与卓玛杰均被捕,目前情况不明。以及在印度的流亡藏人隆日多杰、次成多杰、达瓦顿珠。

3、2013年3月底,从康结古多(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结古镇),传出一名藏人妇女因抗议当局强拆其房屋而自焚受伤的消息,10月底时方才被证实,名叫贡觉措姆,40岁,是结古镇桑则(音译)村人,后从医院返回家中。但这一事件因不详及很迟传出,未计入2009年以来藏人自焚抗议的记录中。

——唯色记录。

《时代周刊》玉树:一个按北京的形象重建的藏族小镇

(博谈网记者赵亮编译)一场大地震摧毁了玉树县90%的建筑,2000多人丧生之后,修复的代价是牺牲身份。

这位喇嘛身体前倾,翻阅着照片。那是2009年秋季拍摄的,是在地震发生之前——10月份一个普通的日子,当时我在寺院里见到了他。以前的学生,旧的教室。他的目光徘徊在他的一个脸部特写,仿佛回到了那一天,那个阳光明媚、微笑的日子。他难以置信般地摇了摇头:“我看起来这么不一样了吗?”

一切都不一样了。自7.1级地震袭击了位于青藏高原上的玉树县以来,已过了5年。那时,玉树是一个藏族小县城,一个有着尘土飞扬的市场、寺院以及低矮的乡村住家的地方。地震几乎推翻了所有的结构,数千人被困在废墟中。当山谷停止晃动时,这名喇嘛和他的学生们从他们依然矗立着的学校里出来,徒手挖掘幸存者。

由于距离、坏路和海拔高度,救援人员花了几天才抵达玉树县城。但他们抵达时,是大批的到来。一队队绿色的军用卡车载着帐篷、毯子、水泥和士兵,从省会西宁南下。中央政府在当地媒体和外国媒体面前,承诺会重建玉树——他们做了,虽然有时很难辨认这座他们建出来的城市。

北京已投入了超过70亿美元来改造这个县城。游客们不再需要经历17小时连夜汽车令人筋疲力竭的旅程。现在有了一座飞机场和新铺设的公路。主街上有一座崭新的学校,带有非常洁净宽阔的操场。每个家庭都被给予足够的资金来修建一个80平方米的新家。

而且,在每一个转弯处都有标示牌,提醒:感谢人民解放军、国企和共产党的官员。一面旗帜上写道:“知恩图报。自强。创新。和谐”。另一面写着:“开展活动,促进民族团结”。在进城的路上,大幅的红色广告牌上画着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驾驶员们挥手:“​​团结全体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

执政的共产党对该地区的梦想一直与当地许多藏人想要的不一样。这是中国人统治的边疆,这里的任何事物都有着两个名字、两个历史。藏人称之为殖民地化,执政的共产党称之为“农奴解放”。虽然藏族僧人用自焚来抗议北京的统治,但国有媒体在为改善藏人生计(修路和水处理)的运动“吹喇叭”。

在这个意义上说,玉树的故事感觉就像在快速地讲述当代西藏的故事。这次地震的破坏加速了非藏人涌入到这个曾经与世隔绝的小镇。受到中共支持的士兵、官员和想发财者带来了金钱和物资——首先是铲子和水,然后是脚手架和起重机。但这种帮助并非无条件的,已提升了国家对该地区的控制。

拿住房来说。几乎城里的房子都被摧毁了,中共誓言会帮助每个家庭建立一个新家。很慷慨。但他们是根据他们自己的逻辑和自己的计划在做。在过去五年里,当地居民纷纷走上街头抗议,称他们被广泛地没收了土地。他们说,他们在地震中失去家园后被赶了出来,为新的宏伟城市规划让路。

这种建设热潮是否有利于藏人也存在疑问。当地人几乎鲜少使用过机场设施、所铺设的公路及快速建设的政府办公楼。在过去,旅游者们住在家庭旅馆。如今,据香港万年青酒店集团的宣传手册,那里有了 “精品五星级酒店” 格萨尔宫(Gesar Palace)。它拥有“18个中国餐包间”,13台卡拉OK机,并极少有客人。

至于所有关于团结之说、崭新的建筑物和平整的道路,在中国那个公然无神论的政府和普通藏人之间差距之大似乎一如既往。你可以从那名喇嘛的脸上看到这一点。地震的创伤,外地人大量涌入,他居住了26年的小镇被批发般地改头换面,这些已令他衰老。他深知这一点。虽然他才刚刚步入中年,走起路来比从前慢了许多,讲话更为谨慎。

他让我不要使用他的名字,我也不会张贴他的照片。对于他的学校来说,这是一个敏感时期。寒假的时候他给当地学生提供免费的宗教教育时,麻烦开始了。来了五百人,吓坏了地方当局,他们把藏人聚集在一起视为威胁。他被监禁了七天,但他计划继续他的教学。

他继续穿着僧侣的长袍,过着省吃俭用的生活。当被问及未来、这座城市和他的学校,他似乎不太关心政治,更担心的是信仰问题。他所挚爱的达赖喇嘛近期承认他可能结束转世,在玉树仍有许多人在努力去理解。这位喇嘛俯瞰着重建后的玉树,冷静地思索着,“我唯一的愿望是他能在某个自由的地方重生。”

(本文译自Emily Rauhala 于4月14日发表在《时代周刊》上的文章,题为:Yushu: A Tibetan Town Rebuilt in Beijing’s Image

【转自博谈网

2015年4月17日星期五

唯色RFA博客:藏历土鼠年的痕迹(诗)

图为2008年3月藏地抗议。

藏历土鼠年的痕迹

茨仁唯色(Tsering Woeser)


接下来的纪念日,似乎都能做到若无其事
而那年,看似变局乍现,他冲出去,她尖啸着
更有那么多平日藏在阴影中的无名人氏
抛弃了比谁都逼真的幸福面具
瞬间即永恒:被消灭的,成为国家机密

……清晨,我悄然推开家门
这天,将有多少偶遇,属于藏历土鼠年[1]的痕迹?
我相信,我会看见秘密

一路上:修鞋的,配钥匙的,上山开矿的,下河筑坝的……
多么勤劳的移民啊,早早地
开始了日常生活的烟火,就像满大街的杭州小笼包子[2]
在等候一群群饥饿的淘金者

每个路口,又添了几名穿黑衣的特警
背抵背,绑着硬邦邦的护膝,握着盾牌和枪
至于不计其数的据点、摄像头和告密者,犹如天罗地网
一旁吸烟、斜视的几个男子,将尾随拒绝合作的人

我被两个靠在小店门口的塑料模特吸引住了
各穿一套玫红翠绿的劣质内衣,曲线毕露
脖子上套根细绳,像凄惨的吊死鬼拴在卷帘门上
难道会被谁一把抢走,逃之夭夭?

关于宗角鲁康[3],依然用母语口耳相传轶事趣闻
我素来沉醉。但今日的此处却让我紧闭双目
一线光明,径直射向作为背景的颇章布达拉[4]
却使插在顶上的五星红旗,泄露凶器的本质
这一线犹如照耀中阴之路的光明啊
希冀的并非来世,反而是无数个前世

于是,早被砍光的一棵棵左旋柳[5]在复活
往昔垂挂湖面的大片连绵的经幡重又飘动
而那湖,当然,必须是葱茏环绕的过去之湖
仅仅容纳几条狭窄的牛皮船[6]划来划去
身穿绫罗、挂满珠宝的男女佳人,就像从地狱归来
湖心中的小寺,犹如金瓶似的小山
袒呈着一幅幅如梦幻泡影的壁画却徒留刀痕

是否所有的伤口都被授意愈合?
是否所有的印迹都可以被仔细抹平?
是否在不安中度日的你我仍如从前,一无所求?

黑夜却是倏忽而至,来不及做好心理准备
分明听见一辆辆装甲车碾压地面如闷雷滚动
夹杂着时断时续的警笛和各地口音的汉语令人慌乱
他们似乎是永远的胜利者,明天摇身一变
年长的是不要脸的恩人,年少的是被宠坏的游客
以及旷野上,活割藏野驴生殖器的矿老板得意洋洋[7]

狗也在凑热闹,一个比一个更能狂吠
我不用抬头,也能看见近在咫尺的颇章布达拉
在丧失中保持沉默,在沉默中抗拒丧失
我不必细数,也能铭记从阿坝[8]燃起的第一朵火焰
它不是火焰,而是一百三十五位[9]连续诞生的松玛[10]

我将掉落在地的泪珠拾起,轻轻地,放在佛龛上

写于2010年3月14日,拉萨
完成于2014年6月12日,北京
修订于2014年8月15日,拉萨

注释:
[1] 藏历土鼠年,即公历2008年。这年3月,在拉萨发生之后遍及全藏的和平抗暴运动。
[2] 杭州小笼包子:来自中国南方今已遍布拉萨的小吃店。
[3] 宗角鲁康:藏语,意为布达拉背后供奉鲁神的地方。汉语称为龙王潭,藏语又简称鲁康。
[4] 颇章布达拉:颇章,藏语,宫殿。颇章布达拉,即建于公元七世纪,属于图伯特君主松赞干布及以后属于历代达赖喇嘛的布达拉宫。
[5] 左旋柳:拉萨特有的一种左向盘旋生长的柳树。
[6] 牛皮船:用牦牛皮缝制成的、呈梯型的一种皮船。藏语发音为“廓”。
[7] 2014年8月某日,一汉人男子在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的旷野虐杀一级保护动物藏野驴,活割其生殖器的照片披露网络后引发关注和报道。之后,中国官媒新华社称该男子及同伴已被公安部门拘捕,但身份与早前网友搜索及一些媒体报道不符,当地相关部门负责人对外说辞也不一样,从之前所说的开矿包铁路的浙江老板变成了陕西某电力公司的电工,引发对虐杀者真实身份的质疑。
[8]阿坝:位于安多藏区,即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
[9] 指的是始于2009年2月27日,在阿坝县,年轻的格尔登寺僧人扎白以自焚表达抗议。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4年4月15日,在境内全藏地有130位藏人自焚,在境外有5位流亡藏人自焚,共135位藏人以身浴火。
[10] 松玛:藏语,意为护法神,包括出世间护法神、世间护法神等,具有宗教的意义。

【转自唯色RFA博客: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weiseblog/weise-04132015102119.html。转载请注明。】

2015年4月12日星期日

康尼师益西堪卓自焚牺牲,为09年以来第142位自焚藏人


2015年4月8日星期三,即“拉嘎”之日,上午九点左右,在康甘孜(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原籍为康章戈(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的尼师益西堪卓,在甘孜县公安局附近呼喊“让尊者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西藏需要自由”、“祈祷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点火自焚,当场牺牲。她的遗体被军警抢走。

据消息称,尼师益西堪卓47岁,是炉霍县朱吾区充古乡扎日村人,甘孜县昂岗(音译)尼姑寺的尼师,长期闭关修行,并且关注西藏问题。她的父亲名叫西绕,母亲斯嘎已去世。

尼师益西堪卓是2015年第二位自焚藏人,也是境内第137位自焚藏人。

用绘画记录藏人自焚的日本画家Tomoyo Ihaya(井早智代),为自焚牺牲的益西堪卓绘画。
以下,是2009年以来自焚抗议的142位藏人简况——

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5年4月8日,在境内藏地有137位藏人自焚,在境外有5位流亡藏人自焚,共142位藏人自焚,包括23位女性。其中,我们所知道的,已有121人牺牲,包括境内藏地118人,境外3人。

目前找到并已经披露的有52位自焚藏人(境内49人,境外3人;包括两位伤者、46位牺牲者、4位生死不明者)专门留下的遗言、写下的遗书或录音的遗嘱,这都是至为宝贵的证据。许多藏人在自焚之时所呼喊的,包括:“让尊者达赖喇嘛回到西藏”、“祈愿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西藏要自由”、“西藏独立”、“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等等。

1、自焚时间以及自焚地点:

2009年1起自焚:

2月27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发生第1起。

2011年14起自焚(境内藏地12起,境外2起):

3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8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9月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2起。
10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起。
11月3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在印度新德里1起、在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12月1起——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1起。

2012年1-12月,86起自焚(境内藏地85起,境外1起):

1月4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1起。
2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1起,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3月1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2起。并且,3月在印度新德里1起。
4月4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2起。
5月3起——拉萨大昭寺前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6月4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2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1起。
7月2起——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1起。
8月7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6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府合作市1起。
9月2起——北京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即住建部)门口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1起。
10月10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那曲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5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2起。
11月28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9起、泽库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若尔盖县2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1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夏河县3起、碌曲县3起。
12月5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碌曲县1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

2013年1-12月,28起自焚(境内藏地26起,境外2起):

1月3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1起。
2月9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起。
3月5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起。
4月3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2起。
5月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1起。
6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7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
8月1起——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9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11月1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1起。
12月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

2014年2-12月,11起自焚(境内藏地11起):

2月2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3月3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1起。
4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9月2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1起。
12月3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2015年3-4月,2起自焚(境内藏地2起):

3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4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起。

2、自焚者籍贯(包括5位流亡藏人的籍贯,其中4位原籍在境内康地和安多,在以下记录之内;另一位出生在印度流亡藏人社区的,不在以下记录之内):

按照图伯特传统地理即141人:安多110人,康25人,嘉戎3人,羌塘2人,卫藏1人。而安多藏区中,安多阿坝(今阿坝县)自焚藏人最多,为38人;其次是安多拉卜让或桑曲(今夏河县)18人和安多热贡(今同仁县)11人,以及安多左格(今若尔盖县)9人。

其籍贯按照今中国行政区划即141人——
四川省藏区71人:阿坝州阿坝县38人、壤塘县6人、马尔康县3人、若尔盖县9人、红原县1人;甘孜州甘孜县2人、道孚县6人、康定县2人、色达县2人、巴塘县1人、炉霍县1人;
甘肃省藏区31人:甘南州玛曲县2人、夏河县18人、合作市5人、碌曲县6人;
青海省藏区30人:果洛州甘德县2人、班玛县2人;玉树州称多县2人、玉树县2人、曲麻莱县1人;海西州天峻县1人;黄南州同仁县11人、尖扎县1人、泽库县6人;海东地区循化县1人、海东地区化隆县1人;
西藏自治区9人:昌都地区昌都县2人;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1人;拉萨市当雄县2人;那曲地区比如县4人。

3、自焚者性别、年龄及身份:

男性119人,女性23人。其中有26位父亲,11位母亲,遗下未成年的孩子。

最年长的64岁,最年轻的16岁。大多数是青壮年,平均年龄约27岁。

僧尼:3位高阶僧侣(Rinpoche,朱古),38位普通僧侣,8位尼师,共计49位僧尼,涉及藏传佛教格鲁派、宁玛派、萨迦派、觉囊派,以格鲁派僧尼居多;

农牧民:71位牧民和农民,大多数是牧民;其中10位牧民曾是僧人,遭当局工作组驱逐出寺;4人曾是僧人,属自己还俗离寺。其中1位自焚牺牲的农民,原为藏传佛教噶举派寺院僧人;7位自焚牺牲的牧民,属藏传佛教觉囊派所在地区。1位自焚牺牲的牧民,是著名的贡唐仓仁波切的外祖父。

其他:2位女中学生;4位男学生;3位在拉萨、康区或青海某地的打工者;4位商贩;1位木匠;1位网络作家;1位唐卡画师;1位出租车司机;1位党员及退休干部;1位护林员;1位洗车店店主。可以说,涉及藏人社会的多个阶层,其中这三个群体值得关注:僧侣;牧民;学生。

还有两位是流亡藏人,是社会活动人士。

4、自焚者状况:

142位自焚的境内、境外藏人中,已知121人牺牲(境内118人,境外3人),其中88人当场牺牲(1人在尼泊尔自焚当场牺牲),31人被军警强行带走之后身亡(1人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医院重伤不治而亡),1人被送往印度新德里医院重伤不治而亡,1人即隆务寺僧人加央华旦在寺院治疗六个多月后绝食牺牲,1人被亲属同乡送往医院救治。

另有15人被军警强行带走之后有13人情况不明。其中6人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于2012年5月、12月和2013年2月和5月播的官方宣传片中有在医院治疗的镜头,但并未回到寺院或家中,如同人间蒸发,更多情况不明,他们是:

2009年2月27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扎白;
2011年9月26日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格桑(尕尔让)和洛桑贡确(贡确旦巴);
2011年10月3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格桑旺久(尕尔让旺修);
2012年11月7日自焚的阿坝俄休寺僧人桑珠和多吉嘉;

其中被军警强行带走的7人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们是:

2012年2月13日自焚的阿坝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嘉措;
2012年5月27日自焚的在拉萨打工的阿坝人达吉;
2012年6月27日自焚的玉树妇女德吉曲宗;
2012年9月29日自焚的昌都嘎玛区农民永仲;
2012年10月25日自焚的那曲比如小生意人丹增;
2012年11月26日自焚的色达学生旺嘉;
2013年2月25日自焚的阿坝德普寺僧人桑达。

其中被军警强行带走的1人,即2012年2月8日自焚的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拉布寺僧人索南热央,据报道他于数月后被军警送回称多县拉布乡的家中,双腿被截肢,遭警方严密监控,目前状况不明。

其中被军警强行带走的1人,即2012年12月2日自焚的夏河县博拉乡牧民松底嘉,据报道他于2014年11月23日被军警送回家中,双腿被截肢,遭警方严密监控,目前状况不明。

2014年3月29日自焚的四川省甘孜州巴塘县尼师卓玛的情况不明。

两位境外的流亡藏人在自焚后获得救治,已伤愈。

境内藏人甘孜寺僧人达瓦次仁自焚后,先是被僧俗藏人送到医院,出于担心自焚者被军警从医院强行带走,一去不归,后又从医院接回寺院,由藏人们自己照顾、救治。据悉,目前达瓦次仁在艰难恢复中,但落下残疾,生活困难,目前状况不明。

境内藏人玉树退休干部巴桑拉毛自焚后在医院治疗,目前状况不明。

5、自焚者名单:

(1)137位境内藏人:

2009年(1人)——扎白。

2011年(12人)——彭措,次旺诺布,洛桑格桑,洛桑贡确,格桑旺久,卡央,曲培,诺布占堆,丹增旺姆,达瓦次仁,班丹曲措,丁增朋措。

2012年(85人)——达尼,次成,索巴仁波切,洛桑嘉央,索南热央,仁增多杰,丹真曲宗,洛桑嘉措,丹曲桑波,朗卓,才让吉,仁钦,多杰,格贝,加央华旦,洛桑次成,索南达杰,洛桑西绕,其美班旦,丹巴达杰,朱古图登念扎,阿泽,曲帕嘉,索南,托杰才旦,达吉,日玖,旦正塔,丹增克珠,阿旺诺培,德吉曲宗,次旺多杰,洛桑洛增,洛桑次成,卓尕措,角巴,隆多,扎西,洛桑格桑,旦木曲,巴桑拉毛,永仲,古珠,桑吉坚措,丹增多杰,拉莫嘉,顿珠,多杰仁钦,才博,丹增,拉毛才旦,图旺嘉,多吉楞珠,丹珍措,多吉,桑珠,多吉嘉,才加,格桑金巴,贡保才让,宁尕扎西,宁吉本,卡本加,当增卓玛,久毛吉,桑德才让,旺青诺布,才让东周,鲁布嘉,丹知杰,达政,桑杰卓玛,旺嘉,关曲才让,贡保才让,格桑杰,桑杰扎西,万代科,才让南加,贡确杰,松底嘉,洛桑格登,白玛多杰,贡确佩杰,班钦吉。

2013年(26人)——才让扎西,珠确,贡去乎杰布,洛桑朗杰,珠岗卡,南拉才,仁青,索南达杰,彭毛顿珠,桑达,才松杰,贡觉旺姆,洛桑妥美,格吉,拉毛杰,贡确丹增,秋措,洛桑达瓦,贡确维色,丹增西热,旺钦卓玛,贡确索南,西琼,才让杰,贡确才旦,次成嘉措。

2014年(11人)——彭毛三智,洛桑多杰,久美旦真,洛桑华旦,卓玛,赤勒朗加,贡觉,拉莫扎西,桑杰卡,才让卓玛,格绒益西。

2015年(2人)——诺秀,益西堪卓。

(2)5位流亡藏人:

2011年(2人)——西绕次多,博楚。

2012年(1人)——江白益西。

2013年(2人)——竹钦泽仁、嘎玛俄顿嘉措。

(另,在2009年之前自焚的,还有1998年自焚牺牲的流亡藏人图丹欧珠,2006年自焚受伤的流亡藏人拉巴次仁。)

补充:

1、中共当局在全藏地颁布“反自焚专项斗争实施方案”、“关于反自焚工作暂行规定的通告”,强调“哪里发生自焚案件就对哪里进行‘严打’整治”,即对自焚者家人、亲属、所在乡村及寺院等进行连坐。并且,严密封锁自焚消息外泄,严厉打击外传自焚消息者,以及对自焚者亲友或所在地软硬兼施,令其闭口或编造虚假信息等等。在这种高压下,已经出现多起自焚事件在发生后数日、甚至数十日才艰难传出的情况,还出现以下各种情况,包括:自焚者家人因遭威胁而不敢承认自焚实情;西藏自治区高官矢口否认本藏区已有数起自焚发生;流亡西藏政府与民间方面在统计自焚藏人人数上不一致。更为严重的是,极有可能的情况是,全藏地及境外的自焚事件可能不止以上所记录的142起,可能有被当局动用一切力量竭力掩盖的自焚事件已经发生,外界却不得知。并且,仅依据目前所报道的(包括境外涉藏媒体和组织报道的,以及中国官方媒体如CCTV、新华社、新华网报道的)案例,至少有50多起与50多位位自焚者相关的案例,其中至少有两百甚至更多的藏人因此被拘捕、被判刑,最高刑期是死刑(2013年3月13日自焚牺牲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妇女贡觉旺姆的丈夫卓玛甲,被阿坝州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最低也是一或两年,更多的是数年重刑,但一定还有未被报道的连坐案例已经发生。

2、7位试图自焚或自焚未成的藏人:是境内藏地的成列、多吉热丹、卓玛杰、久谢杰;其中多吉热丹在异地蹊跷身亡,久谢杰服毒自焚时毒发身亡;而成列与卓玛杰均被捕,目前情况不明。以及在印度的流亡藏人隆日多杰、次成多杰、达瓦顿珠。

3、2013年3月底,从康结古多(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结古镇),传出一名藏人妇女因抗议当局强拆其房屋而自焚受伤的消息,10月底时方才被证实,名叫贡觉措姆,40岁,是结古镇桑则(音译)村人,后从医院返回家中。但这一事件因不详及很迟传出,未计入2009年以来藏人自焚抗议的记录中。

——唯色记录。


2015年4月7日星期二

唯色:“农奴解放纪念日”与“凌迟”


“农奴解放纪念日”与“凌迟”

文/唯色

受2008年3月由拉萨蔓延全藏地许多地方抗议的刺激,中国政府于2009年特别设立所谓“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定于3月28日(而1959年的此日,中共宣布解散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政府),每次隆重庆贺,高分贝宣传“旧西藏”如何“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而“新西藏”多么幸福。在这种“新旧对比”的噪音中,我翻开了这本学术译著——《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原著哈佛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凌迟是中国具有悠久传统的酷刑,虽然该词来自古籍里悠闲爬山、山势渐缓的描述。在史记与汉书中都记载的有“五刑”,为秦朝时有名的法家与丞相李斯所发明,即在公开示众的受刑者脸上刺字,再割其鼻子,砍其双足,施以宫刑,最后腰斩并斩首、或断舌及剁成肉酱。李斯本人在公元前208年极具讽刺地受此刑而死。《杀千刀》评论:“倘若说凌迟是中华帝国法律上最严酷的刑罚,那么它也是大众印象中最严酷的刑罚。”不过它认为“凌迟最早出现在10世纪和11世纪的辽代和宋朝……登峰造极的凌迟出现在明朝”,“清律两百余年凌迟了上千人”。似乎著述此书的学者们遗漏了凌迟这一酷刑上溯至秦朝的事实。

《杀千刀》的三位作者(卜正民、巩涛、格力高利·布鲁)都是国际知名汉学家、历史学者,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注意到西藏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凌迟,是1727年满清雍正皇帝趁藏乱派往拉萨的第一任驻藏大臣(满语“安班”即“大人”,专指派驻蒙古、青海、西藏、新疆等地的满洲皇帝代表,又称驻扎大臣)带去的,同时带去了实施凌迟酷刑所需的刀具与刽子手。彼时,驻藏大臣与西藏摄政王颇罗鼐合作,在布达拉宫前的修赤林卡(法座园林)以凌迟之刑缓慢处死两位谋杀同僚的重臣,令拉萨民众从上至下备受精神折磨,在西藏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


在西藏著名传记《颇罗鼐传》中,记录了第一次目睹凌迟酷刑的颇罗鼐如何遭受心理创伤,余生为之忏悔,并在大昭寺供金灯为死者祷。不清楚西藏历史上曾有过多少次凌迟,据藏人作家嘉央诺布(Jamyang Norb)在《从黑暗到黎明:从清朝到独立的图伯特刑罚》一文中所写:“哈佛大学最近出版的一本对凌迟的研究里(即《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一书原著),作者们提到凌迟之刑在图伯特东部,一直到1910年都还在执行,由赵尔丰所下令。康藏人说到中国兵‘会让人慢慢死亡,把身体一次一小片割下,直到心脏,而生命终了为止。’作者们认为‘此刑可能被当成军事紧急措施,而受到批准。’”另外,据记载,1918年中华民国时,也对反抗的康藏人用过凌迟、剥皮、烹刑、车裂等酷刑。


有意思的是,由历史上138位驻藏大臣从中国带去的若干外来刑具——除了凌迟用的刀具,还有木枷,藏语称gya-go,意为“中国门”;还有拶指即夹手指的刑具;有些刑具甚至没有藏语称呼——虽然在西藏本土极少使用,日后却成了中共夸张揭批“旧西藏”如何残酷的“证据”。甚至时不时就会陈设在北京的“民族文化宫”,展示给中国民众看“旧西藏”的残酷、野蛮与原始,如网上有中国人说:“六七十年代,北京民族文化宫常年展览控诉西藏奴隶主的罪恶行径,人皮、头骨、各种刑具全是实物。”事实上至今还常有这样的洗脑展览。

凌迟既是满清法律律例中最为残酷的律例,也是满清从中国文化继承下来的传统。从某种意义来说,是帝制中国威权之象征,有如今日拉萨街头的装甲车、藏人屋顶上的狙击手,也具有这样的象征意义。而“农奴解放纪念日”对“旧西藏”的各种妖魔化宣传,就差把凌迟酷刑说成是“旧西藏”原创了。

记得几年前在北京宋庄美术馆看到台湾艺术家陈界仁的作品,是用电脑合成影像的方式来处理历史影像,其中的《本生土》再现的正是1905年北京菜市口的某次凌迟场景,被法国人拍摄到并被制成明信片引发西方对“中国酷刑”的兴趣及研究。特别之处在于,不但遭凌迟者的头颅被复制,艺术家还把自己的影像放进旁观者之中。

我当时有感于陈界仁的这幅作品而写下:“凌迟这种酷刑,是谁的发明?//在闹市街头,光天化日之下/行刑者把受刑者切成碎片/却又不准他过快死掉/给他喂食鸦片/让他恍恍惚惚 /再一刀一刀剜割他的肉体/甚至要割千刀以上//受刑之人,什么样的罪过/既不准他活,也求死不得?/因为吞食了鸦片/莫大的痛苦也变得麻木/可能还有点飘飘然//闻讯奔来的人们拥挤着/争相观看这奇观/击掌叫好,陶醉其中/或者吓得睁只眼闭只眼//惟有执刀的行刑者一丝不苟/沉浸在刽子手的快感中……//这也是被凌迟的西藏/被凌迟的中国/被凌迟的这个世上的你、我、他”。

2015年4月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相关内容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至今天,丹增德勒仁波切被构陷、被逮捕、被下狱整整十三年!



今天,2015年4月7日,是西藏东部藏区康地著名的丹增德勒仁波切,在康雅曲卡(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被构陷、被逮捕、被下狱整整十三年的日子。

遭指控“制造爆炸案”、“煽动分裂国家”,丹增德勒仁波切被先判死缓后改无期徒刑,被关押在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的川东监狱。这是当时从四川省委书记升任公安部部长的周永康裁决的第一个大案,也是惊天冤案!而蒙冤深重的丹增德勒仁波切是21世纪之后,国际上最知名并受关注的西藏政治犯。

对于藏东康区成千上万的藏人而言,66岁的丹增德勒仁波切是今生今世的精神支柱。正在牢狱遭受苦难的他,是笼罩在这广大地区的人民心中难以承受的痛。整整十三年来,当地没有过欢乐的节庆,多少老人在见不到他的遗憾中哀哭离世。成千上万的藏人所铭记的是,丹增德勒仁波切从狱中带话:“有些人说如果再提起我的案子,会让我的处境更糟糕。就此而言,我已经坠入谷底,事情也不可能更糟了。所以,你们可以为我上诉和发起声援活动。”

这十三年来,三万多藏人在一封封请愿书上联署签名、按手印,并派代表到人生地不熟甚至语言不通的成都、北京上访,表示“我们无法承认对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判决,需要重新审理所谓的‘爆炸案’”,许多藏人因此被抓、被打、被判刑,但至今仍不放弃,誓与受苦的上师共患难。然而,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两个妹妹于2013年11月6日探监之后,迄今一年半再未见到仁波切,而了解到的情况是,这么多年的含冤牢狱生活,使仁波切的身心遭受严重摧残,而有关当局所持的强硬态度却没有任何改观和转变,虽然制造丹增德勒仁波切冤案的祸首——周永康已被中共最高权力定罪,成为正式遭腐败罪名起诉的最高级别的共产党官员。

这十三年来,在境外,每逢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诞辰日或受难日,无论在印度南部的哲蚌寺、甘丹寺以及其他诸寺,无论在纽约、伦敦还是全球各地的流亡社区,包括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众多弟子在内的许多藏人,总是会聚集在一起,举行祈福法会和抗议游行。

祈祷身陷囹圄十三载的丹增德勒仁波切在与弟子及信众们心心相印之时,逆缘终究转顺缘。


这张丹增德勒仁波切的照片,是我于1999年夏天在雅江县第一次见到仁波切时拍摄。2004年我写下长诗《西藏的秘密》,献给丹增德勒仁波切以及在狱中的良心藏人,其中有关丹增德勒仁波切的片段如下:
……几年前的雅砻江边,他凝望着在洪水中翻滚的苹果:
“看,报应来了。”他的痛楚让慕名而来的我不知所措。
他当然著名。在这个纷纷变节和沉默的年代,
走遍乡村传扬佛法的他,直面政府批评时弊的他,
是那么多农民、牧人和他抚养的孤儿心中的“大喇嘛”,
更是官员们的眼中钉和肉中刺,不拔除不足为快。

一次次精心设计的圈套,终于在“911”之后把他套牢。
堂而皇之的罪行,要借“反恐怖”的名义杀一儆百。
据说私藏炸药和淫秽录像的他,策划了五起甚至七起爆炸案,
但我记得,身陷囹圄的半年前,他难过地说:
“我的妈妈病死了,我要为她闭关,修法一年。”
一个立下重誓的佛教徒,怎会与杀生夺命的爆炸案有牵连? 
写于2015年4月7日

延伸阅读:

记蒙冤入狱12年的丹增德勒仁波切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04/12_22.html

为入狱12年的丹增德勒仁波切呼吁、祈祷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04/12_8.html

今天,丹增德勒仁波切被捕、被下狱整整12年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04/12.html

多年来,数万藏人为被构陷入狱的丹增德勒仁波切请愿、上访的伤心史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7/blog-post_31.html

张思之:受理阿安扎西活佛“爆炸”案被阻始末(日记)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8/blog-post.html

为狱中十年的丹增德勒仁波切祈祷!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11/blog-post_6.html

担忧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近况,康地藏人要求给予保外就医的呼吁书(2010年6月17日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0/06/blog-post_17.html

外媒报道:连日来,藏人为被关押七年的丹增德勒仁波切进行抗议(2009年12月9日)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12/blog-post_09.html

康地雅江县藏人呼吁重新审理丹增德勒仁波切一案的申冤书(2009年12月9日)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12/blog-post_9787.html

2007年,康地藏人为丹增德勒仁波切呼吁的请愿书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12/2007.html

记2007年,康地藏人为丹增德勒仁波切请愿,被当局阻扰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12/2007_10.html

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学校,现在成了养鸡场和杀猪场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12/blog-post_17.html

长诗:西藏的秘密——献给狱中的丹增德勒仁波切、邦日仁波切和洛桑丹增http://map.woeser.com/?action=show&id=111

首次发布关于丹增德勒仁波切的相关图文http://map.woeser.com/?action=show&id=113

大喇嘛被抓了,他們怎麼辦?http://woesermiddleway.ti-da.net/e2286804.html

王力雄:丹增德勒的照片http://woesermiddleway.ti-da.net/e2286802.html

王力雄:丹增德勒与当地政府的纠葛(2011年)http://wlx.sowiki.net/?action=show&id=390

王力雄:百姓对丹增德勒案的质疑(2011年)http://wlx.sowiki.net/?action=show&id=391

王力雄:回顾丹增德勒案件(2011年)http://wlx.sowiki.net/?action=show&id=389

王力雄:末法时代——藏传佛教的社会功能及毁坏(2003年)http://wlx.sowiki.net/?action=show&id=22

王力雄:就阿安扎西案的三项疑点呼吁最高院提审(2002年)http://blog.boxun.com/hero/wanglx/9_1.shtml

关於阿安扎西、洛让邓珠死刑案上诉审理的建议书 (2002年)http://www.hrichina.org/cn/content/2644

2015年4月5日星期日

长平观察:新闻封锁也是一种民族压迫

一对维吾尔族夫妇是否因蓄须及穿罩袍被判刑入狱,竟然成为悬案。时评人长平认为,新闻封锁是严重的人权侵害和民族压迫。

China Xinjiang Uiguren Bärte Kopftücher Verbot
(德国之声中文网) 仅仅因为留大胡子,一名维吾尔族男子就被判处六年徒刑?而他的妻子,也因为 戴面纱、穿罩袍,但"有悔过行为",被判处两年徒刑。几天前,来源为《新疆经济报》的这一消息出现在网络,让一些汉人也感到不安,在社交媒体进行讨论。
随后这篇报道被删除。紧接着出现一则致歉声明,自称是撰写这篇报道的《喀什特区报》记者的人说,"相关新闻事实未经深入采访核实,造成报道严重失实,违背了新闻真实性原则", "在此,向广大读者深表歉意"。然后,这则致歉信也消失了。《新疆经济报》的一名编辑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无论是他所供职的报纸还是《喀什特区报》,从未刊发过那篇文章。
一对夫妻是否被判刑入狱,两家公开出版的报纸是否刊发过一则消息,这是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事情,竟然也成了神秘的悬案,全世界的媒体都无法查证,简直匪夷所思。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当局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异常严厉的新闻封锁。
中国政府对中国境内所有媒体都予以严格管制,但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被定为更高的敏感级别。在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发生的新闻越是重大,汉族地区的媒体人除了按要求对官方"通稿"鹦鹉学舌之外,越是避之唯恐不及。同样是自焚抗争惨剧,无论是2009年成都的唐福珍自焚事件,还是2010年江西宜黄的钟家自焚事件,中国媒体人不仅努力突破禁令进行报道,而且采取介入行动,帮助抗争者逃离官方的迫害。自2008年以来,已有超过130名藏人自焚抗议,在整个中国的媒体和网络中,却好像根本不曾发生一样。
在这种状况下,少数民族发出自己的声音尤其重要。但是,谈及此事时,前学运领袖、内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对德国之声说,少数民族记者面临比汉人更大的压力。他们的报道受到更多的政治审查,稍有越界就可能失去工作,甚至被戴上分裂主义者的帽子。
Chinesischer Journalist Chang Ping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中国政府对互联网严防死守,但是汉族网民和媒体人仍然利用各种办法,在网络上传播真相,表达意见。少数民族地区的网络和电话受到更多的监控,新疆地区在2009年至2010年甚至被彻底断网长达半年时间。
人们时常讨论中共的少数民族政策,如干部派遣、经济建设、文化保存、宗教自由和就业状况等等。高考加分、招工指标等“民族优惠政策”引发部分汉人的不满,他们据此否认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压迫。还有一些人总是以 "你不了解真相"为由,反驳外界舆论对民族政策的批评。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新闻封锁本身就是一种民族压迫,而且是最严重的人权事件之一。
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是一种天赋人权或者自然人权,洛克、孟德斯鸠等人权理论先驱都进行过有力的论证。《世界人权宣言》也明确指出,"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剥夺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就抽掉了一个民族发展的根基。在这种前提下,那些所谓"优惠政策"可以说不值一提。只有在基本人权得到保障的情况下,这些补偿性的政策--类似于美国的肯定行动(Affirmative action)--才有讨论的意义。
中国政府为自己的少数民族政策辩解的最好办法,也是必需的前提,就是解除新闻管制,促进信息透明。只要政府操控媒体、禁止采访、打压新闻工作者,无论真相是什么,这种严重的人权侵害和民族压迫都不证自明。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转自:德国之声中文网

2015年4月1日星期三

唯色:将“民族”改为“族群”的用意

遍及全藏地的官方宣传画。标语写的是:“藏族和汉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我们的妈妈叫中国。”
将“民族”改为“族群”的用意

文/唯色

前不久读了蒙古人学者、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的日文著作《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中译本,译者是分别居住在中国和日本的刘英伯、刘燕子父女。这本书正如王力雄在推荐序中所言:是“所有汉人都该读的书”,中共几十年来在民族地区实施的包括过去的文革、今天的“西部大开发”和“维稳”等一系列措施、政策,将导致“……多年积累的蒙古人烈火,终有一天会使内蒙古问题和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一样全面爆发。”

而近些年,正如杨海英先生在后记中概述的,“中国的民族学者为国策有效地推进而不遗余力”,其中一方面,即创建新的理论以应付新的时期爆发的民族矛盾。他所列举的重要事实之一,我认为极有意思,有必要转载并介绍。

1990年左右,中国民族学者以及民族理论的制定者,悄悄地做了一件事,将英文中的“民族”(Nation)这一关键字更改成为毫无政治权力的“族群”(Ethnic Group),认为“民族”若不改成“族群”,将导致更深的国家分裂危机。尤其是在2008年西藏抗暴、2009年新疆动乱之后,包括自由派在内的中国诸多学者纷纷附议体制内民族学者马戎有关取消民族划分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建议,而马戎本人早在2004年就撰文推广他的“关于民族关系的新思路”,事实上这都是一系列的步骤。

2009年5月25日,马戎在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生院
讲座《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出路》。
在那篇文章中,马戎向中共建言献策说,“中华民族”的“民族”与“五十六个民族”的“民族”,其性质、意义都不同,而国际上通用的“民族”(Nation)是有很明确很鲜明的政治含义的,包括与民族自决权和独立建国的权利联系在一起。而“族群”是指一定文化与历史的团体,没有将固有领土联系的“民族”危险,没有明确的政治含义。因此将五十六个民族改称“族群”,目的就是淡化政治色彩,避免潜在的国家分裂的危险,从而实现统一的“中华民族”的族群认同,而非各个民族的政治认同。

杨海英先生批评说,蒙古民族、西藏民族被代之以“蒙古族群”、“西藏族群”,这意味着,如中国境内的蒙古人原本与“独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蒙古人血脉同根,共有价值观、文化传统、历史记忆、畜牧业社会的经济生活……本来拥有民族自决的‘民族,国家’政治构建根基,由此业却已沦为汉人统治下的国家的二等公民,奴隶式的族群圈。”而“这些学者的‘理论’对今天中共的独裁政权起着‘帮忙’或‘帮闲’的作用。”

2014年12月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藏语广播节目,转载请注明。)

2015年3月28日星期六

唯色:与高峰净土网站谈与流亡歌手的合作

著名的流亡藏人歌手札穹啦(Techung)及其乐队。

与高峰净土网站谈与流亡歌手的合作

文/唯色

我去年在拉萨住了三个多月。应该是秋天的时候,创办“高峰净土(High Peaks Pure Earth)”网站的Dechen Pemba啦——与我有着深厚情谊已分别六年多的友人,如往常给我发来邮件。这次是要我谈谈与著名的流亡歌手札穹啦(Techung)在音乐上的合作。以下是Dechen啦与我的对话:

D:你为什么要跟札穹啦合作?

我:我最早是从一些电影中听到札穹啦的歌声,如故事片《Dreaming Lhasa》和纪录片《Tibet: Cry of the Snow Lion》等等,札穹啦的吟唱有着图伯特的传统歌乐如卡鲁、朗玛、堆协的韵味,却因现实中整个民族的丧失之痛而充满苍凉。2008年12月10日,札穹啦在台湾参加了“自由之音~西藏之声”音乐会的演出,我是在网上看到这场音乐会的,当即有了一个想法。我写过一些歌词,其中的一首《在路上》是多年前在拉萨写的,表达的是对尊者达赖喇嘛的思念。我思忖,如果由流亡藏人歌手谱曲并演唱,那将有着深刻的意义。

D:你是怎么联系札穹啦的?

我:我是在Facebook上与札穹啦联系的。我很直率地将我的想法告诉了他,并表示这是境内藏人与流亡藏人之间合作的一次展示。札穹啦立即回应,欣然应承。那是2008年的年底。随后,我请了一位在大学任教职的安多友人将《在路上》的歌词译成了藏文。

D:你与流亡藏人合作过吗?
Losang Gyatso画展2008年12月11日在华盛顿举办,
我撰文《这是什么?让那一刻成为永远》

我:音乐方面,在跟札穹合作之前,我没有跟其他流亡藏人合作过。写作方面,与学者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RFA藏语部、作家更特东珠、高峰净土网站(High Peaks Pure Earth)合作过,都是涉及文章与书的翻译;茨仁夏加先生为我的记录之书《鼠年雪狮吼》写了序言;高峰净土网站几年来一直在将我的文章翻译为英文,影响甚广。艺术方面,曾为艺术家Losang Gyatso的作品《Signs from Tibet》写过评论文章,画展时,Losang Gyatso朗读了我的文章。

D:你为什么认为跟札穹啦合作是重要的?你们交流时碰到了什么问题?

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札穹啦是流亡藏人的象征。札穹啦的故乡在境内藏地,但出生于印度。与成千上万有着相同命运的藏人一样,当家园被占领、寺院被摧毁、喇嘛被流亡,他的父母双亲不得不别离故土,而札穹啦本人从未能回到故土。

我写过,正如绵延的喜马拉雅横亘于被殖民者划定的边界上,遭到阻隔的藏人有了“境内”与“境外”之分。然而音乐是有翅膀的,可以飞越任何人为的障碍。所以我希望与札穹啦的合作,打破某种历史的、现实的障碍。

但是我与札穹啦的联系是有困难的,而这是由于语言造成的。札穹啦会藏文、英文,而我只会中文,我给他留言总是要通过Google翻译,这肯定是有语病的。所以我们之间联系并不算多。

D:你为什么选了《在路上》?你觉得札穹啦唱的《在路上》好听吗?

这里,可以听到Techung啦谱曲、演唱的《在路上》Lam La Che (On the Road)。

我:前面我说过,《在路上》是献给尊者达赖喇嘛的歌。这首歌最初是一首诗,写于1995年5月从卫藏一个风景优美却遭到破坏的地方返回拉萨的路上。后来,我将这首诗改成了歌词,很希望有一位天赐的歌者能为之谱曲、将之传唱。而札穹啦正是天赐的歌者。他曾在一首歌中颂赞尊者达赖喇嘛是“希德岗森”,即和平雪狮。

大约是在2011年,札穹啦将完成的歌寄给了我,而这正是我由衷希望的歌——在以扎念、笛子等图伯特乐器的旋律中,札穹啦唱得深情而婉转,当我反复聆听这首歌,悟觉到这首歌正如同歌词中写到的“人世间最美的花朵”,可以奉献给尊者达赖喇嘛。2012年7月6日即尊者达赖喇嘛77岁华诞之前,《在路上》正式演唱,并录制成唱片。这首歌终于以歌唱的方式替我实现了完美的、永久的奉献。

D:你有没有打算以后跟流亡藏人合作?

我:有这样的想法。我本是诗人,虽然诗与歌词是不一样的,但我还是写过一些歌词。不过目前只有两首歌词被翻译、被谱曲并演唱。《在路上》是由札穹啦谱曲并演唱的。另一首歌词《誓言》是由境内歌手才让东珠演唱的,谱曲者是谁还不知道。我希望我写的歌词,将来还有其他流亡藏人音乐人谱曲并演唱。

当然不只是在音乐方面。作为一位写作者,我更希望在写作方面能与流亡藏人合作。

D:你喜欢听什么流亡藏人音乐?你最喜欢的歌手是谁?

我:现代的。如Karma Norbu Emchi的歌:《Shapaley》、《Made in Tibet》等。

传统的。如葛萨雀吉(Kelsang Chuki)的歌。

最喜欢的歌手是札穹、普布朗杰(Phurbu T.Namgyal)、葛萨雀吉、丹增确杰(Tenzin Choegyal)。其实我也非常喜欢普布朗杰和丹增确杰的歌曲,并与他们在facebook上有过联系。

D:你有信息要给流亡歌手的?

我:境内藏人歌手很多,不少歌手具有非凡的勇气,正如你在一篇文章中所写:“面对高度危险和中国的严厉审查,藏人歌手唱出对图伯特的爱”。我非常喜欢他们的歌曲,也为此写过文章。希望有一天,境内外藏人音乐人能够携手合作,共同表达对图伯特未来的关切。

2015年3月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相关内容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2015年3月26日星期四

唯色:国际母语日谈“维稳”与藏语

图为2010年10月19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一千多名藏族学生示威游行,喊出:民族平等、语言自由。据悉,学生们举行抗议的理由是反对同仁县政府关于《学校需要进行汉语教学和将藏文科目翻译成中文,并在五年内将所有藏文课目都翻成中文进行教学的改革提纲》的有关文件,当时学生们都统一高呼:“我们不同意这项决定!”


国际母语日谈“维稳”与藏语


文/唯色

221日是国际母语日。中文维基百科介绍:国际母语日(又译世界母语日)定为每年的221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9年提出倡议,从2000年起,每年的221日为“世界母语日”。目标是向全球宣传保护语言的重要,促进母语传播的运动,避免地球上大部分的语言消失。

每年的国际母语日都有其历史主题,如2012年是“母语教学和全纳教育”;2013年是“书籍,母语教育的媒介”;2014年是“当地语言促进世界公民意识:聚焦科学”;而今年,即2015年的历史主题是“以语言为手段和内容的全纳教育-语言至关重要”。显而易见,强调的是母语的教育。因为没有教育,母语便会消失。

我注意到在微信上,年轻的藏人们在转发分别用藏文和中文写的一篇短文:《写在国际母语日:维稳与母语》。作者是年轻的藏人知识分子、安多热贡人索南旺杰。他首先介绍了中国官媒发表题为《国际母语日:进一步推广语言保护意识》的专题文章,其中提到“保护民族语言,有利于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也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安定”,接着,他直言不讳地写道:

“反照目前藏区基层的母语保护实践,特别是青海黄南等藏族自治州,在民间层面发起的保护活动均被认为是‘借母语保护之名义而行藏独活动之实’,是否果真在借名义搞活动,或者组建母语保护协会是否纯粹出自民众的文化自觉与对语言命运的忧虑,这已然不是相关单位关心的事宜。截至目前,所有民间发起的母语保护活动均被视为非法,相关组织人员先后被拘留、处罚、问询,‘母语’结结实实地成为当地的敏感词,大街小巷都贴有《带有藏独性质的16种违法行为》的告示,这其中就将‘母语保护、语言平等’的民间吁告列入违法行为,但告示中并未写明判定这16种行为违法行为的法理依据。”

作为体制内人士,索南旺杰向中国政府苦口婆心地强调:“毋庸置疑,维稳维的是民心,抗击‘藏独’或‘分裂势力’,归根结底是一个争取民心的斗争。就语言而言,它是一个民族存在的家,党委政府如若重视语言权利,必然是为防止‘分裂势力’的渗透铸造了一道坚壁的墙。……维稳既要稳民心,就必得因势利导,才能疏川导滞,以维护民心来维护社会稳定,因此,落实和尊重民族语言的宪法赐予的庄严法权,去‘母语’问题的政治化,不仅与少数民族一道保护她们的母语,更加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创造条件,不但是一个现代国家法定的责任,也是最有效保障民心的策略。”

不过,对于一个极权专制政权,它会认为:只有去少数民族的“母语”,才是真正的“维稳”。


20152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藏语广播节目,转载请注明。)

2015年3月24日星期二

3月22日,《西藏火凤凰》新书发表会在台北


【鳳凰涅槃,浴火重生】——唯色《西藏火鳳凰》新書發表會

三月(22日),唯色新書《西藏火鳳凰》,由大塊文化出版,在台北水牛書店舉辦新書發表會,由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達瓦才仁,以及廢死聯盟執行長林欣怡主持。

唯色持續六年紀錄藏人自焚事件,連同自焚藏人名單、抗議概況和遺言收錄書中。書名取意鳳凰涅槃,浴火重生,封面由艾未未設計,潔淨如西藏潔白的哈達,中間一朵火焰,燙上所有自焚藏人的名字。

唯色記述,藏人自焚是延續二零零八年的抗議:抗議中共壓制藏傳佛教的信仰,強推「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在寺院佛殿乃至僧舍掛中國國旗和中共領導人肖像;大肆開採西藏高原,強迫成千上萬的牧民遷移到城鎮邊緣;消㓕藏族語言,如青海省制訂「漢語為主,藏語為輔」的教育改革政策;加速漢人移民藏區,給予移民特殊的扶持;在全藏發展無孔不入的監控體系。三月爆發遍及全藏地的本土抗議遊行,中共派軍警血腥鎮壓,無數藏人被殺、被捕、被判刑、被失踪。(1)

自此抗爭無法形成群體模式,絕望的個體便自焚抗命。唯色解釋,藏人的佛教信仰,以及尊者達賴喇嘛一直開示非暴力原則,對整個民族形成強大的約束力,「點燃自己但不攻擊他人,自己慘死卻不與兇手同歸於盡。」(2)

從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己知有一百四十名藏人自焚,當中大多數是青壯年,平均年齡約二十七歲。(3)

自焚換來更嚴厲迫害。二零一二年中共啓動由上而下「反自焚專項鬥爭」(4),推行連坐式的「嚴打」整治。五月開始,藏人進入朝聖終點拉薩,需要辦「進藏許可證明」,而中國旅客僅憑著一張身份證就可以走遍處處設防的藏地。(5)

台灣特派記者:Daniel Cheung

(1)唯色,《西藏火鳳凰》,<藏人為何抗議>,頁22-27。
(2)唯色,《西藏火鳳凰》,<抗議為何走向自焚>,頁31。
(3)唯色,《西藏火鳳凰》,<藏人自焚概況>,頁13。
(4)唯色,《西藏火鳳凰》,<中國當局的「反自焚運動」>,頁81。
(5)唯色,《西藏火鳳凰》,<進藏路上的檢查站>,頁207。

(转自:樂文書店-1100[唯色《西藏火鳳凰》新書發表會]台北市水牛書店瑞安店)                                                            感谢从现场发来以下图片的朋友:

   
                           
                         
                                                                                                                                                                                                                                                                                                                                                                                                                                                                                                                                                                                                                                                                                                                                                                                                                                                                                                                                                                                                                                                                                                                                                                                                                                                                                                                                                                                                         

2015年3月20日星期五

唯色RFA博客:被置于护照困境的藏人

转自网络:白玛娜珍博客截图。

被置于护照困境的藏人

文/唯色

前些日子,南华早报的记者从香港打电话问我:藏族作家白玛娜珍在微博上说藏族的私人护照被全民没收上交三年了,有这回事吗?

其实这是一个对我、对所有藏人来说,不成问题的问题。因为,事实即如此,现实即如此。可是,不单单外媒记者不了解,新浪微博上那些经常进藏旅游的大V们,也扮吃惊状问:有这事?对于许多中国人,藏人得不到护照或者护照被没收、扣押,都是闻所未闻的事情。

作为西藏作家协会副主席的白玛娜珍,这次算是捅破了一层窗户纸。她的在体制内有一定地位的身份,显然佐证了她的发言。2月24日,她在新浪微博上写道:

“我们藏族为什么不能出国旅游?我们的私人护照为什么被全民没收上交已有三年了,为什么还不发还我们?西藏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是违反国家宪法的,执法机关为什么不管?全中国人民都可以出国旅游,藏族人民为什么不可以?!请大家帮助我们呼吁!并祝新年快乐!扎西德勒!”

我告诉南华早报记者,首先,按中国行政区划,藏区分布于五省区(即青海省、四川省、甘肃省、云南省和西藏自治区),各藏区政策虽有所不同,但在申请办理护照方面,藏人基本上都得不到。当然也有得到护照的藏人,却是极少数的,用了很多办法的。而这些办法,对于申请护照就像网购一样轻松的许多中国人而言,称得上是匪夷所思的潜规则。

早在九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藏人为何舍命逃印度?》。那年9月30日,在紧挨珠穆朗玛峰的囊帕拉山口,发生了中国边防军枪杀越境藏人的血腥事件。一片抗议声中也有人不解,质问藏人何以非得冒险“偷渡”,而不是通过办理护照的正常渠道平安过境?

我理解这些人对于西藏真相的无知,耐心解释说:普通藏人要办护照比登天还难。层层部门的关卡,繁琐的手续,没完没了的盘查,甚至还要请客送礼。一年半载才给护照已经很走运,更有可能是不给护照。不管是在单位上班的藏人还是没有单位的居民都不好办,至于穿袈裟的僧尼更难办。既然这么困难,藏人们若想去朝圣、探亲或学习,就只有冒着生命危险翻越喜马拉雅雪山,不但要忍受一路的饥寒交迫,还要忍受各色人等的敲诈勒索,光是金钱就要损失数千上万。更可怕的是不但半途可能被抓住,关进监狱,甚至还会付出流血舍命的代价。相信谁都明白,如果能够像中国的其他国民那么容易地办护照,藏人又何必如此自讨苦吃?说到底,在这个国家,藏人得不到大多数中国国民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

早在七年前,我还写过一篇文章:《护照制造的悲剧》。当时,安多果洛东日寺的夏里活佛因持假护照出境,在香港事发,被捕入狱,遭羁押两月。海外媒体称,他由于政治原因无法在青海取得护照,为了筹款给当地贫苦孩子兴建学校以及维修寺院,只好采用伪造的护照。而所谓的政治原因,只是与他曾去印度拜见尊者达赖喇嘛有关。另有两位拉萨居民,身患绝症的丈夫费尽辛苦才得到护照,为的是在临终前去看望在印度为僧的儿子,妻子却无论如何得不到护照。丈夫只有做出痛苦的选择,要么临死见不到儿子,要么从此与妻子永别。最终,他独自去了印度。而留在拉萨的妻子天天去护照部门乞求,仍然毫无希望,数月后等来了丈夫病故的消息。

与护照相关的伤心故事很多,这些年更是数不胜数。白玛娜珍在微博中提及的私人护照于三年前被没收上交,实际上与2012年1月,尊者达赖喇嘛在印度举办时轮金刚灌顶法会有关,当时约有上万境内藏人前去参加法会,虽然绝大多数是老人,却也令中国当局非常恼怒。2012年4月,西藏自治区当局出台新的护照审批办法,审批程序之复杂、之严苛,几乎无人能过关。

从RFA(自由亚洲电台)2013年1月20日披露的西藏自治区相关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区护照受理审批签发管理工作的意见》)可知,申请护照的藏人要将申请递交给居住地的地方政府官员,经过村、乡(区)、县的各级审核,最终送到西藏自治区公安局。即便通过了漫长的审核过程,申请人还被要求签署一份文件,保证在出国之后不会从事任何“非法活动”和“危害国家”的活动。即使最终拿到护照并出国旅行,但必须在返回之后的七天内将护照送交有关当局,同时必须接受警方的询问,等等。而原本拥有护照的藏人,则要将护照上交,哪怕没有到期,并且要接受调查和甄别。虽然当局保证会换发新的护照,但三年来并没有这么做,也因此,西藏作协副主席白玛娜珍会问:为什么还不发还我们?

2012年去印度听闻尊者法会的藏人,返回藏地后都被关进了名为“学习班”的集中营,上至八十多岁,下至年轻人,受尽精神折磨不说,护照都被没收。没有去印度听闻法会的藏人也不能幸免。有的藏人不肯交出护照,以为拖延一段时间可以蒙混过去,但我所知道的就有藏人,或者在北京的国际机场,或者在昆明机场,打算过境去旅行或进货,却被当场没收护照。有藏人获得去美国读书的奖学金,有藏人想出国读博士,若有护照,这些好机会都能把握住,可是没有护照,只得痛苦放弃,遗憾终生。

我在拉萨的一个画家朋友,不愿交出护照,他的单位天天打电话催促,他急了,说再让我交护照,我就自焚。单位不再打电话,但是警察上门了。他跟我说,他想做个作品,去医院开刀从身上取块骨头,在骨头上刻下他的护照号码,再放回身体,这样到死都没人能拿走。不过他后来还是交出了护照,而且也没有开刀取骨头。一位只想做点生意的藏人跟我说,中国天天讲“中国梦”,我的“中国梦”就是护照。

白玛娜珍的那条微博已经消失了。据说是被举报,被扣帽子说“造谣”、“挑拨民族仇恨”,而且“遭中国人民众志成城严正怒斥”了。而她本人,会不会因为揭露了关于藏人无缘护照这一公开的秘密,就被“喝茶”或者警告呢?听说她只是出于想让儿子出国留学才发声的,且前提是怀着对中国的国家认同才要求公民权利的,应该没有任何受到不合理对待的理由。

而我想补充的是,在中国,实际上被陷入护照困境的,除了藏人,还有维吾尔人。

2015年3月

【转自唯色RFA博客: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weiseblog/ws-03192015100530.html相关内容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2015年3月18日星期三

NYTimes - A Rare Look Into One’s Life on File in China


A Rare Look Into One’s Life on File in China

Whether it is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cards embedded with biometric chips or “birth permits” for expectant mothers, the Chinese are accustomed to authoritarian intrusions into their private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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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ibetan writer Tsering Woeser is among the few Chinese citizens who has peered inside her dang'an, or personal file.Credit Andrew Jacobs/The New York Times
But there is another, largely invisible mechanism of social control that governs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urban residents: the dang’an, or personal file, that documents matters mundane and profane. The dossiers start with a citizen’s middle-school grades, whether they play well with others and, as they become adults, list their religious affiliations,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nd perceived political liabilities.
Sealed inside tawny envelopes stamped with the word dang’an in red, the Mao-era system for recording the most intimate details of life is updated by teachers,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s and employers. Copies are kept by local archive bureaus, the police or a person’s employer.
China’s embrace of market economics — and th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created by foreign firms and private employers — has diminished the dang’an’s power to derail careers. But for those seeking government work, including positions with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banks, an unfavorable dang’an entry can mar one’s job prospects.
In recent years, corrupt school officials have been caught selling off the files of top students. The buyers: parents of middling students, who assume their identities to apply to college.
Those whose dang’ans disappear can be thrown into a bureaucratic limbo, disrupting their educational plans and sometimes depriving them of pensions.
Peering into one’s dang’an, needless to say, is not allowed.
Four years ago, the Tibetan writer Tsering Woeser, 48, got a chance to look at her file. After she was fired from her job at the state-run Tibetan Literature Association in Lhasa — punishment for writing favorably about the Dalai Lama — Ms. Woeser asked a former colleague to help her get the file released so she could apply for medical insurance and other welfare benefits.
In a bureaucratic stroke of luck, an official at the association gave the file to Ms. Woeser’s mother.
“The file was only in my mother’s hands a few days before my work unit began calling in a panic, demanding it back,” she said in an interview in Beijing, where she lives. “My mother was so scared — people of her age usually are afraid of such things — she was almost in tears. I told her to hold on to it.”
A friend of Ms. Woeser’s, the filmmaker Zhu Rikun, was so intrigued that he hopped on a train for the 45-hour trip to Lhasa. File in hand, he returned to Beijing a few days later and proposed filming Ms. Woeser as she read her file alou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result, a documentary called “The Dossier,” was shown last year at several film festivals outside China.
Following are excerpts from a conversation with Ms. Woeser:
Q: It’s hard for foreigners to imagine what it’s like to have a personal file that you can never see. What’s it like for ordinary Chinese?
A.: Many of us have no idea what’s inside our dang’an, but our lives can be changed by it. It’s a terrible thing, like an invisible monster stalking you. It’s a special feature of a totalitarian regime. My file was born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at 15, but at the time, I don’t think any of us thought of it as scary.
What was it like for you to see yours?
I was excited since I had no idea what would be in there. It wasn’t that thick. But as I read it, I felt a sense of absurdity. I discovered myself as a 15-year-old writing things like “I love the Communist Party, I love the Communist motherland and I love our Great Leader Chairman Mao” in self-assessments.
The file also included my family’s class status, which was a good one, because my parents were both party members and my father was a soldier. My grades were all good, as were the teachers’ comments, though some said I was not always obedient.
When I started to work, there were comments like “Nice job this year, 10 renminbi (about $1.60) pay raise.” It was like they were talking about a machine, not about me. The words were terribly fake. Even at work, we had to write personal assessments, and one year, I wrote that I was a Buddhist, which was a very dangerous thing to say, but I said it anyway. Later, I declared that I had left the job voluntarily, although the truth is I was fired. That was the end of the file.
Anything else notable?
The biggest embarrassment was in my self-assessment at work when I wrote, “I love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whenever the party comes to mind, it always reminds me of its kindness to ethnic minorities. [Laughs] I will dedicate my knowledge to the Great Party.”
Clearly my personal sentiments have changed greatly. Seeing my dang’an helped me revisit my past and see how pathetic we were, these 15- and 16-year-olds, saying formulaic things about our love for the motherland, and not permitted to express ourselves. It was a process of turning us into machines, devoid of free spirit or individuality. That’s why I was fired from my job, because the Communist Party does not tolerate the truth. I didn’t want to be a machine, so I spoke the truth. Now that I’ve left the system, my soul is free, and I’m happy.
But you are not totally free, right? You can’t leave China, you are frequently placed under house arrest or questioned by the police.
True, I’m in perilous situation. I’ve been trying to get a passport since 2005, but they won’t give it to me. They said it’s because I’m on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s list, and that I’m a danger to national security.
Is it safe to assume there is another dossier that picks up where your old one left off?
Yes, and that file must be very thick, because every time I’m “summoned to tea” with the police, they dutifully take notes, endlessly scribbling. And when we’re done, they even ask for my signature, though I refuse.
I’d like to read that file, but I might have to wait until the collapse of the Communist regime. I don’t know what I would find but maybe I’d be saddened. I think, just like in East Germany before the fall of Berlin Wall, there would be many informers, including relatives and friends. When I returned to Lhasa last year, I counted 50 friends and relatives, just locally, who said they had been summoned to have tea with the police. One friend said he had even been beaten. Others have been roughed up, simply because they are my friends. It makes me feel very guilty.
Patrick Zuo contributed research.
http://sinosphere.blogs.nytimes.com/2015/03/15/a-rare-look-into-ones-life-on-file-in-china/?smid=tw-nytimesworld&_r=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