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19日星期五

唯色:他说“西藏是我家”

 
拍摄于2010年。
他说“西藏是我家”

­­唯色

住在拉萨的扎西次仁先生去世了,我因此想起他的许多事。有些事有趣,有些事就不是趣事了,容我先说趣事吧。比如他说话。他说话总是一串藏语里夹一两句英语或汉语。他这是习惯,不是显摆。因为他英语、汉语说完后,会很自然地又用藏语说一遍,整个过程是完整的,善解人意的。想想看,出生于卫藏乡村却有着无比“坚强的求知欲”的他,小时候就把去拉萨当作人生转变的契机,后来去印度学习英文,又去美国的大学“像疯子一样地用功读书”,并受到“天真和愚蠢的乐观主义”驱动,于1964年一意孤行地返回,渴望把学到的知识报效巨变后的西藏,“设法协助我的那些在共产主义环境中的同胞”,结果却被声称“解放西藏”的中国共产党放在连千年前的杜甫都写过“尘埃不见咸阳桥”的咸阳,幸亏他好不容易学会的汉语没有陕西口音,没有把“我”说成“呃”,不然他最爱说的汉语口头禅“我扎西次仁”,岂不是成了“呃扎西次仁”?那听上去多么有损形象。

在他口述的自传中,他深情告白“西藏对我来说不只是一种观念或一种抽象的词语;那是一个地方——我的家”,人生最好年华即35岁时从大洋彼岸急不可耐地、踌躇满志地归来,一厢情愿地以为可以把“社会主义、民主,和幸福,建立在西藏”,然而“无法预测”的中国共产党既没有依他要求送他先去北京大学学习,也没有遂他意愿让他备受欢迎地返回拉萨效力,而是根本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让他在之前从未听闻过的咸阳及周边要多土有多土的中原黄土呆了漫长的十四年有余,期间包括被监视、被告密、挨批斗、关牛棚、下牢狱、服劳役、务劳工等等,这太让人绝望了。前些年我曾去过设在咸阳的西藏民院几天,除了吃面就是吃泡馍,除了吃泡馍就是吃面,而且差不多得用小脸盆来装,水土不服的西藏孩子们男的变瘦女的浮肿。不记得扎西次仁先生有没有说过对咸阳面食的感受,反正他在自传中无奈感叹“我们吃的东西真是粗糙无味”。但他更惨的不是尽吃这样的东西,而是在被关在长武监狱时,竟然猛喝尿缸里囚犯们肮脏的尿以为这样能自杀。

这期间他两次回过拉萨。第一次是他作为咸阳西藏民族学院的红卫兵——是的,那时候他真的被洗脑成了热爱毛主席的红卫兵,还坐火车去北京哭着喊着地见到了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的“革命的原动力”——与几千个学生红卫兵,于1966年底斗志昂扬地回到拉萨“分享对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住在被当成“四旧”砸烂后改作招待所的小昭寺达四个多月,奇怪的是,他似乎不太关心包括小昭寺在内的无数西藏寺院几近毁灭的悲惨下场,也没有交代他与其他红卫兵的革命行为。而第二次才时隔四年,他居然是被戴着手铐、脸上蒙着白布给直接关进了拉萨的监狱,之前他已经在咸阳、长武等监狱被虐待了三年半,罪名是“美国间谍”、“藏独分子”。他在拉萨狱中被单独囚禁两年半,打发时间的方式之一是跳“噶足巴”的舞蹈。作为年幼时因为形象好、家庭干净被挑选到布达拉宫,成为达赖喇嘛与甘丹颇章政府仪典乐舞队无上荣光的一员——“噶足巴”,虽然他并不甘心当艺人,对“噶足巴”的特殊地位也兴趣缺缺,而是以有现代学问的学者为榜样,渴望做一个“现代化”的藏人,但在狱中他每天都有一段时间沉浸在仪式感和美感十足的传统舞步之中,自嘲说似乎是自己的肌肉记得每个动作。极具讽刺且令人抓狂的是,获释后党并没有让他留在拉萨,用一份难得的爱情恢复生活,而是立刻将他带回咸阳继续与勾心斗角、擅长告密的土包子们呆在一起饱受失去尊严的折磨,还要受到窘迫困顿与孤苦伶仃的折磨,实际上他在咸阳度过的岁月综合了集中营的洗脑与磨难,以至于朝思暮想早日离开这个“鬼地方”的他曾经难以自控地叫喊:“我痛恨咸阳的学校。”而他终于回到拉萨且定居下来,已是1981年他52岁快老的时候了。

拍摄于2001年。
我是在连夜读完了他的自传后,让我的一位认识他的亲戚带去拜访这样认识他的,说起来已有十三个年头。那以后,虽然不是经常,但也还算是常常登门。格啦(藏语“先生”的意思)他住在大昭寺广场西头紧挨“德克士”快餐店的二楼上。他那总是双唇蠕动、默默念经的夫人被他亲切地唤作“阿妈啦”,做得一手特别好喝的“羌”(青稞酒的意思),他家就分出三分之二的地盘拿来做酒馆:露台,厨房,储物间。来访者要与他见面的话,得穿过沉醉在青稞酒中的藏人们,穿过散发着浓郁的青稞酒香的过道,才能进入铺满藏式地毯的小屋,坐在窄窄的床上或简陋的椅子上,与有时候系着领带、有时候赤着双脚的格啦聊天。我头几次去的时候,总是会被满屋美丽的藏式地毯吸引住,他就会说他办学校全靠雇请民间的手艺人编织这些地毯,再卖给各国的或来旅游的“其结米”(老外的意思),当然还有他们的无私捐助。“光靠我的那点工资,光靠阿妈啦卖‘羌’,我扎西次仁怎么可能办得起百所学校啊。”他得意洋洋地说。他有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动作:与访客交谈时,桌上总是放着一摞纸和几只笔,当他要强调某句话或某个词时,会一把抓起笔来在纸上有力、飞快地写下,而且常常是用藏文、英文和中文各写一遍。同样,他认为对方的哪句话或哪个词需要强调,也会如此一番。对于没听明白的中文或英文,他则让对方写下来,然后会反复端详、念诵,就像是很用功的学生。我几次犹豫过,是不是该问他要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纸呢?可惜终究未能说出口。

格啦口述过两本书,一本口述他在“旧西藏”和“新西藏”的大半生,包括在国外求学的经历;一本口述他从1986年起,以他的家乡为起点,在卫藏许多乡村兴办小学和职业学校。都是美国藏学家替他记录的,也就是说,原著都是英文版。前一本是写中译本名为《喇嘛王国的覆灭》的梅·戈尔斯坦主要记录的。他俩是华盛顿大学的校友,当年就认识,还一起打过麻将,结下深厚友谊。我得知这个世界上有格啦这样的传奇藏人,就来自那本中译本叫做《西藏是我家》的自传。需要说明的是,同名中译本有两种,香港出版的据说一句也没漏掉,完全忠实原著,而数年后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那本,呵呵,就有意识地删节了不少,属于残缺不全的“洁本”。幸好我读的是香港版,不屑于读北京版。还要说明的是,原著英文版的书名是《The Struggle for Modern Tibet》,应该译作“为西藏的现代化而奋斗”吧,虽然太像一句有着时代烙印和意识形态的中国口号,却更符合他的生平而不似中译本的书名多少有些煽情。我曾问过他是否知道自传的简体版被动过手术,他好像并不在意,还做出深谙中国国情的样子,圆滑地说:不动手术的话,能在中国出吗?

他用藏文写过一本书,是他在美国求学期间抽空写的,书名为“我对美国生活方式的看法”,1963年在印度大吉岭出版。这本书貌似并不为人所知,但对格啦本人应该属于意义重大。用他的话来说,“我觉得像那些真正的财富和物质上的东西,美国真是人间的天堂……而且在美国的文化里比较没有阶级的意思……让我最惊叹的是教育的普及,不分阶层和年岁,大家都有受教育的机会。”也正是这个时期,他“真的开始认为自己是一个新式的、‘现代化的’西藏人。”

他的主要成就当然是众所周知的在民间兴学,此乃嘉惠众生的无量功德,我母亲的日喀则老家就有许多穷苦孩子因此改变人生。除此,他还编撰了藏、汉、英三种文字对照词典,多年来不停增补,厚厚一本变成了厚厚三本。通常他是不会赠书的。他可以在他的书上签名,但前提是你得买书。他理直气壮地说,他要这些钱是为了办学校。那么,你不但要买可读性强的传记,最好连厚厚的词典也一块儿买了。不过呢,一套三册的三语词典,我记得是600元,这么贵,我的一位心肠很软的朋友就掏钱买下了,我的一位坚持个人原则的朋友给他写了一封英文信,称自己是个简约主义者(minimalist),不想拥有太多东西。信是当面交给格啦的,他还拿出笔逐个字点着读,读到那个词时停笔用英文问什么意思,朋友解释了,他还像个学生似的做了笔记,全然忘记了卖书。不过格啦倒是没让我买,而是用怜悯的口气说,你没有单位,也没有工资。于是我获得了他慷慨资助的三语词典。不过我的感觉是,他更希望我成为像他那样三语皆通的有用人才,唉,格啦,你若这么想,那我让你失望了。

格啦生活简单,除了爱吃牛排,如果这算是奢侈的话。他喜欢去丹杰林路上离他家不远的“雪域餐厅”吃牛排。我倒是不敢去“雪域餐厅”了后来。因为拉萨人私下都传这家餐厅的老板供奉那个被称为“堆杰”(魔王的意思)的恶神,最好不要去。可是格啦他从不在乎这些说法。他有无神论者的那种气概,天上地下都无所畏惧的样子。既然他觉得“雪域餐厅”的牛排做得好,要去吃,而且邀请我一起去吃,如果我说因为有那样的说法我就不去其实是压根说不出口的,毕竟我是晚辈啊,而且依照藏人传统必须得是毕恭毕敬、一口一个“乐丝”(是的意思)的晚辈,所以我就跟着他去吃过好几次“雪域餐厅”的牛排。说实话还真的好吃,可就是每次去我都得缩头缩脑的,生怕被认识的人撞见了说我不抵制“魔王”。有一次,不对,有两次,他还请王力雄吃了牛排。
 
王力雄与扎西次仁,2005年。
王力雄第一次见到格啦也有十三年了,那时候还保持着出门旅行记日记的好习惯,我让他从电脑上找当年的日记,居然找到了写于2001年和2004年的片断,很是浓缩性地概括了格啦的思想和状况。遗憾的是,王力雄后来还跟他见过也聊过,可是没有再写日记,我也就只好把现有的片断搬到这里:

200174日 星期三 晴
下午见扎西次仁。
扎西次仁说所有的外国人都说没有想到拉萨达到如此现代化的程度。他也感慨拉萨现代化的速度实在太快了。但西藏只有城市是这样,农牧区的变化还是不大。
他已经建了54所小学。最近又投资100万在南木林县建一职业学校(当地出40万),教缝纫、驾驶和种菜。9月开学,60名学生。他还要在拉萨办一个HOSTEL,给南木林在拉萨的学生提供食宿。他的一生就是要办学校。他自己住的地方挺简陋。挣的钱都放在办学上了。
算起来,他在美国呆了4年,在咸阳呆了14年,可是他的汉语似乎远不如英语好。很多词汇必须用英语说。他学英语有动力,下功夫学,对汉语是抵触,不得不被动地学,两种效果是不一样的。

200178日 星期日 晴
扎西次仁在雪域餐厅请吃西餐,喝他家自酿的青稞酒。他对西藏问题这样说,西藏是没有选择的,有选择的只是我扎西次仁,我当时可以留在美国,可以到印度去,也可以回西藏,我在外面可以过得很好。西藏却只能在中国和共产党的统治下,没有别的可能。所以我要回来。我在西藏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对无法改变的那些事,我想没有用,也不愿意想。我无法从头开始,按照我的想法安排,那首先需要有军队。噶厦政府有军队,都被解放军打光了,我什么都没有,能做什么?
他在85年时写过关于西藏高等学校藏汉学生比例失衡(当时汉族学生占60%),希望在民族自治地区对学生比例有所规定的报告,汉藏英文,在胡启立率中央代表团来西藏参加自治区成立20年纪念的时候,托雪康(旧西藏大贵族)交给胡启立,并同时给各方面官员和机构。所有的汉人干部和机构都没有回话,只有两个藏族官员,一个是阿沛阿旺晋美批了字,表示要送到人大法制委员会研究,另一个是热地批了字,也是笼统的话。但毕竟看得出,本民族的官员对本民族的事情是关心的。
他还说,汉藏的接触,过去是大喇嘛与皇帝,驻藏大臣与噶厦,后来是共产党的干部对老百姓,只有改革开放以后,才是老百姓对老百姓。这个变化带来前所未有的问题。
关于西藏问题的解决,他说达赖喇嘛的权威在西藏老百姓中是最高的,还是得通过他解决。他94年见达赖喇嘛的时候说应该和中央谈判,达赖喇嘛说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他们不理睬。扎西说如果他有机会跟决策者说上话,要提这一点。

2004822日 星期日
扎西次仁家见面,谈话,喝青稞酒。他是少有的藏人中不信宗教的人,换句话说,他说他是“无神论者”。但他回答我是否信仰宗教的问题时,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进行解释,简单地回答不信对他是困难的。他力图解释为他以行为达到和宗教同样的境界,不搞仪式,而且他的实际所为同时超过僧侣和共产党。我能理解他这种“实修”,我也有类似的想法。但为了搞清他的精神世界,我进一步问他是否信神?他说释迦牟尼也是人,达赖喇嘛是人,他对伟人是尊敬的。他把他们与马克思、甘地、曼德拉等都归入伟人。佛教本质上可以认为是无神的,他这种看法不能说明他和宗教的分野。最后我问是否相信来世?对此他不能回避,回答不信。这可以说明他和西藏宗教在世界观上的不同。
他过去见识了宗教界的腐败。出国后开始转变,接受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现在共产主义已经不信了,并且笑言自己也成了资本家。但又说自己挣的钱全部返还给社会。(我问总共拿出多少钱,他说没有算过,大概上千万元)。他的主张是现代化,西藏要发展,关键是教育,所以他要办学,已经办了61所学校。他自称和太太是两个世界,房间里的唐卡法器等是太太的世界,电脑、传真机、宇航员的照片等是他的世界。

没错,格啦说过他是无神论者。他还说过,虽然自己不会像阿妈啦那样,每天早晨在佛像前供奉清水和梵香,傍晚牵着卷毛狗绕帕廓转经,还经常去寺院朝佛点灯供养布施,但他做的事情却是利益众生的菩萨行为,称得上是真正的菩萨。有一次他放低声音坏笑说,阿妈啦这么虔诚的佛教徒,可有时候对家里的保姆不够慈悲啊。不过,对于格啦而言,他的信仰或者个人身份正如他在传记中所强调的:“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西藏的民族主义者,也是爱国者……我坚决地反对回返到古远的那种像旧式的西藏神权封建社会,但我也不认为改变和现代化的代价必须是失去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或者说,他是这样一个人,就像1960年初他去达兰萨拉觐见尊者达赖喇嘛,已不是曾在尊者仪典队服务过的“噶足巴”,而是将赴美国读大学的有志青年,为此尊者对他的要求是:“做一个好的西藏人。努力学习。而且要用你所学到的知识去为你的同胞和国家服务。”当时,他的“内心里有了一种微笑”,我想是因为尊者说中了他的心思。也因此,1994年他去美国协助戈尔斯坦修订藏英字典,恰逢尊者在密西根大学演讲,他去拜见尊者还获得单独再见的机会,他虽然向尊者建言如何与中国人打交道,内心却在翻腾:“现在他会觉得我曾尽力照他的话去作吗?我对自己的评价又是如何?那么多的岁月都已经过去了;那么多的河水也曾在桥下流过。”

拍摄于2003年。
有着藏人社会少见的固执坚持个人主见的格啦也是比较注意个人形象的,出门总是会打扮一下:在脖子上系条小方巾,把越来越少的头发梳得纹丝不乱,戴上很酷的遮阳镜等等。一位朋友笑说,格啦是拉萨城里最醒目的老人,他总是爱穿雪白的裤子或者色彩鲜艳的上衣。是的,他身上有种气质,与拉萨同代老人不一样,不是过去时代的那种优雅万状的贵族气质,也没有在单位里度过了半生的退休干部的味道,也没有像他夫人那样终日虔诚礼佛的普通藏人的味道。总而言之,你一看见他吧,就会觉得他很另类,有着卓尔不群、标新立异的风度。有一次,他请我和好友去吃饭,貌似那时“雪域餐厅”已搬走,他就带我们去策墨林那边一家藏人开的餐馆,他和我依然点的牛排,好友吃素但忘记吃什么素了,我们还喝了咖啡或者甜茶记不得了。吃完后,我和好友挽着他的胳膊送他回家,我吭哧吭哧了半天,还是没敢问他少年时因为长相俊秀被某个僧官包养过、被个别僧侣骚扰过的轶事。其实他的传记里写过不少的惊世骇俗,成长为青年后他又是多么风流倜傥啊。但我不能这么直截了当地问啊,那多么有违藏人的礼节习俗,是要被耻笑的。所以我和好友一唱一和地说,格啦啊,你这么帅,这一生一定有很多女人爱上你吧。“当然啦”,格啦又开始得意起来。说我们西藏女子就不提了,这个国家的女子、那个国家的女子多的是,还有“加姆”追求过他。“加姆”是汉人女子的意思,不知道是不是他在咸阳那些年碰上的,自传里可没写过。补充一句,格啦有一个儿子,不过不是和阿妈啦生的,而是与他自传里写的,年轻时很相爱的一位漂亮小姐生的,但由于美人那富有家庭的阻扰,他这一生用情最深也比较疯狂的恋爱不得不结束。另外他这一生有过三次婚姻,前两次都是别人安排的,很快无疾而终,第三次婚姻即是与他总是赞其善良、虔诚、独立的阿妈啦在他落难时缔结的姻缘,所以同甘共苦到生命的尽头,度过了他通过自传向全世界宣布的幸福生活。

我与格啦合影,2004年。 
大概是2007年的年初,我从北京回拉萨过藏历新年,在他家附近碰见了他,被他握着手像个记者那样问道:“没回拉萨有多久了?”我说:“十个月了。”“觉得拉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说:“人多了,主要是汉人和回族人太多了,藏人在拉萨快成了少数民族。”“哈哈,”格啦朗声笑道:“你的话没错,但我对形势还是比较乐观的。无论如何,至今为止,北京的党中央还没有给西藏下达这样一个政策,明确地指示中国各地的大批汉人到西藏去打工、去生活,这就很不错了,谢天谢地。”我就反驳说:“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白纸黑字的政策,那岂不是太愚蠢了呀?”格啦就狡黠地眨眨眼睛说:“谁说不是呢?所以英明的党中央怎么可能会下达如此愚蠢的政策?!只要没有这样的政策,我扎西次仁对现实就会比较满意的,对未来也就会比较乐观的。”哈哈,格啦,他这可是典型的拉萨式的幽默啊。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前年夏天,不对,是2011年夏天,结束了在康区旅行的我和王力雄回到拉萨,有天转了一圈帕廓后就径直去了附近的格啦家,他刚接待了几个客人,身穿天蓝色的冲锋衣,看上去精神、气色都不错。他翻出一页纸给我们看,上面用藏、汉、英三种文字写着“西藏扎西次仁教育发展有限公司”,他很开心地挥舞着手说,“我扎西次仁的理想就是希望西藏的孩子们都能上学、念书,我扎西次仁一直在奋斗,也取得了成功,拍我的纪录片最近在CCTV 4播出了。”可是,在我们与他告别时,他突然拥抱着我泣不成声,全然没有先前的骄傲和满足,颤抖着的衰老身体传达出无法言表的痛苦,令我手足无措,内心震惊。我喃喃着“格啦叙啊,格啦叙啊(藏语的告别语,先生你在的意思)”慌乱离去,直到走在阳光灿烂、中国游客与军警密布的大街上才潸然泪下。


格啦他为何哭泣呢?这个受尽苦难却超级坚强的人,支撑毕生的信念是希望自己的故乡与人民能够变得现代化,且又“必须拼命确保我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传统”,那么,他是因为理想被冷酷的现实摧毁而痛哭吗?当我含泪回头,在可以了望整个大昭寺广场的他家屋顶上,两名手持钢枪的狙击手从20083月的抗议之后就站在那里,等于就是日日夜夜踩踏着他的头颅。其实进门之前,我已经看到格啦贴在墙上的中文告示,是他写给屋顶上的狙击手看的,也是写给更多的人看的吧。我当时匆匆拍下,此刻转录于此,不禁为这样的话语深深悲伤:

“尊敬的人民子弟兵,你们好!

根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在我家房顶上执行任务时尽量给我提供写书的安静环境。(1988年第一次出版社的《英藏汉对照词典》基础上正在编写词解和例句,要做白天黑夜的思索和修改等工作。)
回国四四年以来,我做了大量的办学和慈善工作,最近获得了‘中华慈善总会西藏慈善先进个人奖’。
我愿你们执行时继续提供便利!
此致

扎西次仁
20081020日”

说到20083月的抗议,指的是3月间发生的从拉萨蔓延至整个藏区的愤怒之火震惊中外。中国官方的说法是“3·14打砸抢烧”,但实际上是始于310日的哲蚌寺、色拉寺僧侣和平请愿抗议,以及之后的几座寺院的僧侣和平请愿抗议,因为被镇压而引发314日的民众街头抗议,但也从当日下午起,被当局更凶猛地镇压了。我的一位朋友因为护送激动而酒醉的同事,被隆隆开来的装甲车及橡皮子弹堵在布达拉宫西侧,无法返回位于东边的家中,那里藏人聚居,是“重灾区”,已被戒严。第二天上午,她回家心切却被持枪军警堵在林廓东路的一个路口,很多藏人都堵在那里,其中就有格啦,他也归家不得。朋友心急而失声痛哭,格啦倒是从容而平静,拍着她的肩膀说了很多安慰的话,除了藏语和英语,还用汉语说了一句高瞻远瞩的话:“这只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点。”可这是什么样的“点”呢?转折点吗?平衡点吗?或者是一个小小的休止符号?

最后,我要解释的是何以长达三年没再与他见面。前年、去年和今年,我在拉萨住的时间合计近一年,实际上我多次走到他家楼下,有两三次上了楼梯,到了门口,但还是仓皇离去,——我被身后的几双比摄像头还巨细无遗、紧盯不放的眼睛牵制着,恐因自己的拜访令格啦受连累被“喝茶”,也被屋顶上走来走去的狙击手影响了心情(他们甚至影响了阿妈啦的青稞酒馆的生意,似乎没有藏人敢来喝酒了)。此时此刻,我是多么地自责与后悔啊,在我的以记录翻天覆地的西藏——包括安多、卫藏和康的图伯特——为己任的生涯中,由于我的迟疑、疏懒、拖延,我错过的又何止是格啦一人啊,而且我的这种错过总是发生在他们已经踏上生命的轮回长途之后,根本没有机会弥补。

拍摄于2011年。
从拉萨传来的消息说,格啦在去世后的第三天,被亲友送往拉萨西边的堆龙德庆县邱桑乡曲桑寺天葬台,以藏人传统的天葬仪式,消失于执行天葬的僧侣刀下,消失于从山顶飞来的众多鹰鹫口中,圆满完成了他今生最后一次布施。曲桑寺是座小寺,但伟大的藏医学大师宇妥·云丹贡布,即诞生在紧挨这座小寺的村庄。听说格啦因肝癌而病故,会不会是当年坐牢时落下的病患呢?他在自传中说过,在“地狱一般”的长武监狱里“得了消化不良的毛病,身体机能出了问题”。这位生于曾经自主自足的西藏农户人家,却长在西藏被无法抗拒的强力撕裂状态中的藏人扎西次仁,是在“白拉日珠”(与藏传佛教至尊护法神班丹拉姆相关的传统节日,汉译吉祥天女游幻节)的前一天,即2014125日去世的,享年84岁,依藏历85岁,属相为马。

20141210-19日写于北京


附说明:

1、文中主要参考资料为《西藏是我家》(口述:扎西次仁;英文执笔:梅尔文·戈尔斯坦、威廉木·司本石初;中文译者:杨和晋。香港明镜出版社。200010月第一版),《西藏兴学记——扎西次仁与三千学子》(英文作者:威廉木·司本石初、扎西次仁;中文译者:杨和晋。美国轻舟出版社。2004年)。

2、在我这篇文章完成时,《经济学人》最新一期(20141220日)发表了关于扎西次仁先生的讣告《Obituary: Tashi Tsering Between two worldshttp://www.economist.com/comment/2600058#comment-2600058,所附图片是《经济学人》问我要的、王力雄于20048月在扎西次仁先生家中给他拍的照片。我读了朋友翻译的这篇报道很惊讶。作为认识扎西次仁先生长达十三年的一个藏人(或可以说是现代藏人吧),我认为这篇文章比较糟糕,它就像是出自中国官媒,对扎西次仁先生的一生作了曲解。它对扎西次仁先生的自传断章取义,只是渲染他最初对中国共产党的迷思,而不提及他后来的思想变化。并且误读自传中引述的某位贵族(其实是尊者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先生)所说的藏人分为“吃糌粑的人和吃屎的人”两种,实际上这句话的本意是,一种藏人有自己的民族认同,所以被比喻为“吃糌粑的人”,而一种藏人是出卖民族的畜生,所以被比喻为“吃屎的人”。扎西次仁先生35岁从美国回来,想的是“设法协助我的那些在共产主义环境中的同胞”,可是他直到52岁才终于被允许返回拉萨,长达整整十七年的宝贵光阴,他是在不得不浪费自己生命的苦难中度过。另外,《经济学人》也不认真做好功课就称扎西次仁先生坐牢十一年,他的自传写得很清楚,他于19671013日坐牢,1973517日获释,其中在拉萨坐牢两年半,总计坐牢五年零七个月。

2014年12月16日星期二

2006~2014年,拉萨“甘丹安曲”之夜



今天是藏历十月二十五日,图伯特重要的传统宗教节日“甘丹安曲”(汉译“燃灯节”),以纪念藏传佛教格鲁派宗师宗喀巴1419年在拉萨甘丹寺的圆寂。

多年前,我写过拉萨的“甘丹安曲”:“当夜,整个帕廓街上家家酥油灯,人人颂三宝,用来供祀的香草已经添满香炉,冲天的火光宛如更大的灯盏……”

但这些年的“甘丹安曲”之夜已经变成了军警的“维稳”之夜。图为从2006年至2014年的“甘丹安曲”,在拉萨大昭寺广场愈来愈隆重的“维稳”场景。感谢在现场记录“盛况”的摄影者们(注:第一张照片是我拍摄的2006年“甘丹安曲”)。

2006年的“甘丹安曲”

2007年的“甘丹安曲”

2008年的“甘丹安曲”

2009年的“甘丹安曲”

2010年的“甘丹安曲”

2011年的“甘丹安曲”

2012年的“甘丹安曲”
2013年的“甘丹安曲”

2014年的“甘丹安曲”

2014年12月15日星期一

唯色:为林辉新书写序——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

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

文/唯色

前年初冬在拉萨见到朝气蓬勃的林辉,得知开始两年环球旅行的他,是香港知名的社会运动人士。之后关注了他在脸书上的专页“和我一起游世界”,随着他的图文记录分享他的所见所闻所感。两个月前,林辉说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社将集结出版他的“环球责任旅行专栏”,书名是《移动的人们》(近日出版时定名《旅行在希望与苦难之间》),邀我撰写推荐序。同时,还邀请了梁文道、張翠容等作家写序或书评。

正在拉萨热切关注香港事态的我,读完他的书稿之后写了这篇文章《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

林辉书中记录的游历之地,新疆我去过,西藏是我家,其余诸地都是我从未去过并且今生料也难去的遥远之地,不只是地理的遥远,实已类同隔世的遥远,不如称其为隔世之地。
  
原因很简单──我得不到一本像林辉那样可以行走四方的护照。

也许,听说过我的人会以为这是我“异议者”(如林辉书中所写)的身分所致,实不尽然。前些天,听到做小生意的藏人自嘲:“去年,我的‘中国梦’是护照;今年,我的‘中国梦’是边防证……”这后一句话,缘于依西藏传统,今年即马年,为西藏神山之尊──冈仁波齐的朝圣之年,对于虔信佛教的藏人属必修功课。然而去转山朝圣必须办“边境通行证”,但当局偏偏不给藏人办此证,却给中国各地旅游者开方便门。

也因此,藏人所言的“中国梦”意味着白日梦。

正如林辉在游历了许多地方之后发现,“世界的苦难太多”。好在,“仍然见到希望”。履行“责任旅游”理念、并对公民社会的建设倾注心力、希望人人生活有所改变乃至世界得以改变的林辉,书中篇篇故事并非纯粹的旅游札记,除了披露异域风光及别样人生,更有不一般的深刻意义。就像是,熙熙攘攘的旅游者当中,有一个身负背包与相机的年轻人,他的眼里看进去了太多的不公正,他的心中装进去了太多的问题,所以会思考:“旅行是为了娱乐,但也不应只为娱乐,更不应为了娱乐就把更重要的东西牺牲掉。我相信旅行包括了美好的内涵,如了解、珍惜、反省以至和平,问题是,怎样才能将这些美好的东西放大,取代浪费、自私和毁灭?”

身为藏人的我,敏感于林辉对西藏的境遇、对在地和流亡的藏人所怀有的深厚同情。我相信其中必然含有许多由此及彼、感同身受的体会,而这并非一句简单的“今日西藏,明日香港”或“今日香港,昨日西藏”就能概括。想起前年拉萨开始进入寒冷的一个夜晚,刚离开新疆的林辉讲述着他的见闻、感受与愿望,对香港所存有的自由等价值的珍视溢于言表。

实际上我读这些故事之时,恰处在非常特殊的时间。我想说的是,这时间的林辉原本按照他两年环球旅行的计划,已经走到阿根廷,但在他的老家香港发生了举世瞩目的“雨伞革命”。林辉在脸书上写道:“有外国媒体叫这场运动做‘雨伞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说实在,还算不上是革命,但‘雨伞运动’(Umbrella Movement)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名字。我们手拿的‘武器’,顶多是平常遮风挡雨的伞;香港人不过只求安稳,但就算看不见晴天,也不见得愿意被暴雨沾湿。‘雨伞运动’代表着一场温柔但坚定的运动,面对狂风暴雨,我们绝不逆来顺受!”

他中断了旅行,折返回面临生死攸关的香港,从原来的“不在场”而“在场”,去付诸他在书中多次提及的“努力”。

是否“在场”其实相当重要,正如前苏联诗人阿赫玛托娃所写:“我当时是和我的人民一起,处在我的人民不幸而在的地方。”我在有关20083月全藏爆发抗议的文字中也写过:“当我重又回到拉萨,却锥心刺骨地发觉,这期间,最重要的时刻,我并不在场。因为不在场,我变成了一个‘他者’;因为不在场,我只能依赖在场者的记忆和诉说。虽然这些在场者都是我信赖的人,虽然他(她)们的言辞可以披露被遮掩和伪饰的真相,但我还是深感缺憾,并且甚觉羞愧。”

目前仍在香港进行的种种“抗命”意义深远,即便如我远在被高度“维稳”的拉萨也日夜关注。更有许多在中国境内的正义者同声相求。也因此,被视为帝国大脑和心脏的北京已有五十多人被捕。我则被拉萨国保(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部门,中国秘密警察组织之一)威胁噤声,甚至被嘲讽:“你去过香港吗?香港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很想回应:“我当然想去香港,可是得不到政权掌控的证件,不是寸步难行吗?”

而香港的事,说到底,表达的是林辉引述的里尔克诗句:“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本质上与你我都有关系。如同林辉在这本书中所看见的、世界各地的事,也与你我都有关系。


201410月于拉萨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转载请注明。)

注:林辉新书《旅行在希望与苦难之间》,于2014年11月由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博客来等有售。

2014年12月10日星期三

唯色:与“天女节”相关的大昭寺“杀劫”史


供奉在拉萨大昭寺的女神白拉白东玛塑像于文革后修复。

与“天女节”相关的大昭寺“杀劫”史

唯色


今年的公历126日,是藏历1015日,在拉萨传统上是“白拉日珠”节,汉语译为“吉祥天女游幻节”,简称“天女节”。

供奉在拉萨大昭寺的女神白拉姆塑像于文革后修复。
这个节日与大昭寺二楼拐角供奉的女神白拉白东玛有关。因为她长着一张蛙脸,平时总是用布蒙着,每年只有这一天可以掀开来并由僧侣抬出以供信徒们瞻仰。她的左边是三目圆睁、露齿而笑的女神白拉姆塑像。虽然在藏传佛教的观念中,她俩都是万神殿中居首位的女护法、也是大昭寺乃至拉萨的大护法——“吉祥天女”班丹拉姆示现的不同法相,但在民间的传说里,她俩却是班丹拉姆的女儿。

围绕“白拉日珠”节,民间流传着一个与爱情、亲情相关的世俗故事,以及围绕这个故事而生的习俗仪式,形成拉萨妇女的节日。在这天,拉萨的女人们都要盛装以饰,手持燃香,口唱颂歌,向女神敬上青稞酒,并跟在背着女神的僧人后面绕帕廓一圈,再回寺院又行磕头之礼。如今背负女神绕行帕廓的习俗已被取消,但女神的面纱还是要掀开,拉萨的女人们还是会打扮一番,前来拜谒。

不过,在这里,我想讲述的不是民俗,而是与文革相关的历史,但还是先得对民俗介绍一二,不然人们不会知道白拉白东玛与白拉姆的重要意义。

1966824日,被尊者达赖喇嘛称之为“全藏最神圣的佛殿”——拉萨祖拉康即大昭寺被砸。这是拉萨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运动中发生的第一次“革命行动”。据《杀劫》——有关文革在西藏的历史影像(我已故父亲摄影)及其文字(我的调查与采访),2004年在台湾出版——记载,参与砸大昭寺的,有拉萨中学的藏汉红卫兵,由陶长松、谢方艺等老师率领;有帕廓街居委会(当时写成“八角街居委会”)及城关区其他居委会的“革命群众”;另外,还有一群身份特殊的人——“三教工作团”,其中有解放军军人和干部。砸大昭寺时,“三教工作团”不但就在现场,而且在学生和居民进入大昭寺之前已驻寺,并开始用军车将珍贵的法器、供具和古老的经书、唐卡等运出寺外,至于运往何处无从知道。“三教工作团”的团长名刘方(音),后任城关区书记,将供奉在“觉康”释迦牟尼佛像前的一盏用黄金打制的供灯(藏语“龙东司恭”)占为己有。

如果想了解大昭寺被砸、文化大革命对于西藏的毁灭性破坏,可以翻阅有近三百张历史图片、十万余字的调查与采访文字构成的《杀劫》(我在书中开篇即介绍“杀劫”是藏语“革命”的发音,而“文化大革命”在藏语里的发音近似“人类杀劫”)。这里,我想说的是,白拉白东玛与白拉姆这两尊塑像及大昭寺在文革中的遭遇。

大昭寺被砸是拉萨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运动中发生的第一次“革命行动”(图片为我父亲拍摄)

那天,即1966824日,大昭寺被砸的惨状可以从我父亲当时拍摄的这张照片中看到,大昭寺的前院“金戈”(坛城之意)遍地狼藉,堆积着残破不堪的佛像、法器、供具以及其他佛教象征物,据说很多都是从楼上的佛殿里、长廊上抬过来再扔下去的,勉强可以辨认的有:护法神白拉白东玛与白拉姆的法衣,“囊廓”(大昭寺的转经回廊)道上的嘛尼轮,用木材制作的坛城,点酥油供灯的架子,“祥麟法轮”塑像,等等。大昭寺就这样惨遭横劫,面目全非。

而在“破四旧”之后,遭受重创的大昭寺又是怎样的命运呢?从时间上来看,根据采访和有关资料获悉,大昭寺曾被这些机构所占据——

19668月被砸至1967年以前,被设为“红卫兵破四旧成果展览办公室”,全拉萨在“破四旧”时收缴的部分“四旧”集中于此,由拉萨市公安局局长带领工作组在此驻扎数月,寺院里的经版、经书、唐卡等成为做饭烧茶的燃料。

大昭寺供奉的至为神圣的释迦牟尼等身佛像,是大昭寺经历文革劫难后仅存的两三尊佛像之一。照片为去年夏天拍摄,朝圣信众以上金方式表达对佛陀的崇敬和信仰。但在取下法衣后袒呈的佛像身体上,盘坐的左膝有明显的一个窟窿,被认为是文革伊始大昭寺被砸时,红卫兵用斧头砍击留下的创伤。

文革后修复的“擦擦康”。
19676月,西藏军区派一个连的兵力进驻大昭寺,原西藏军区司令员陈明义在多年后的回忆文章中称“对该寺重要佛像实施了严密的保护”,事实上,除了被剥得精光、且被斧头砍过的释迦牟尼等身佛像,凡是金属佛像、金属法器、金属供具、唐卡器皿等等皆被军队运走,凡是泥塑佛像皆被倒入滔滔的拉萨河中。而两尊塑像——白拉白东玛与白拉姆或已被砸,或已被运走,总之消失无痕。而在帕廓街东南交接处,与昔日大贵族索康宅院相连接的“擦擦康”(模制的小泥像龛,属于护法神班丹拉姆),则被糊满泥巴,跟前的香炉被砸毁。

不知军队驻扎的时间有多长,但在1969年以前,大昭寺先是成为两大造反派之一“大联指”的据点之一,后又成为另一个造反派“造总”的主要据点,其广播站就设在三楼日光殿一侧临街的屋子里,数十名“造总”成员(多为居委会和工厂中属于“造总”一派的居民红卫兵、工人红卫兵和积极分子,也有拉萨中学的红卫兵)住在寺内。这期间,所剩无几的大昭寺继续遭到破坏。由于该广播站的宣传攻势很猛,196867日,遭到支持“大联指”的解放军冲进大昭寺开枪射杀,12位年轻红卫兵被打死,伤者更多。在大昭寺发生的血案令拉萨哗然,震动了北京,毛泽东和林彪均对此作出批示,批评军队“支一派压一派”。

这是拉萨“红卫兵墓地”,位于拉萨“烈士陵园”内。12位死者都是年轻藏人,丧生于1968年6月7日冲进大昭寺的解放军枪下。

1969年至1970年代初,大昭寺被拉萨警备区司令部所占据。一楼楼下数十间佛殿都成了猪圈,连如今喇嘛们举行诵经法会的坛城殿也被改成猪圈,臭气熏天的猪到处乱拱乱叫。只有释迦牟尼佛殿没有变成猪圈,毫无任何装饰且遭受创击的释迦牟尼佛像,盘坐在漆黑的佛殿深处默然无言。楼上的数十间佛殿则成了军人们的宿舍。一位当时送过猪饲料的老僧说:“他们把大昭寺的一角辟成茅厕,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把尿撒在地上;大昭寺的另外一部分,则被改造成牲畜屠宰场。”一位当年的红卫兵、“造总”成员也说:“大昭寺除了被当作猪圈,还作过屠宰场,在里面杀猪拔毛。”

1970年代初期,大昭寺被改成拉萨市委第二招待所。拉萨人称其为“招待玛波”,意思是红色招待所。许多殿堂都改成了招待所的房间,一楼和二楼那些佛殿的门框上都写着号码。墙上的壁画被烧茶、烧水的火苗和水汽给熏得破损不堪。一位老僧说:“在释迦牟尼佛殿上面的金顶,曾经盖过一个厕所。在护法神班丹拉姆(即白拉白东玛与白拉姆)塑像那里,用木板隔了男女两个厕所,是招待所的厕所。”

当时,拉萨市委还在大昭寺的大殿内召开会议。前院“金戈”一度是放映革命影片的露天电影院。一些僧舍被设成拉萨市政协的办公室。

1972年,曾在文革初指示“打庙宇,破喇嘛制度,这都很好……考虑保留几所大庙”的周恩来,在接见西藏军政官员时说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中日建交,全国将采取有领导的开放,西藏也不例外。随后批示修复大昭寺。

1974年,修复大昭寺的初期工程告一段落。逐渐地,被当作“四旧”砸过的大昭寺又允许香火缭绕,祈祷回响。法国记者董尼德在1985年获准访问拉萨时,面对大昭寺里“崭新的菩萨塑像及刚完成的壁画”,“感到震惊与不安”,认为自己“就像是置身在歌剧院的舞台布景里似的。仓卒地整建、翻新、维修的结果,只是把几乎毁灭一种文化的政治风暴所造成的破坏情景,加上愈描愈黑的注解而已。”但无论如何,堪称幸事的是,广大佛教信徒重又见到了劫后余生的释迦牟尼佛那悲悯众生的微笑。一位曾被囚禁7年、劳动改造13年,直至1981年才回到大昭寺的老喇嘛,含着热泪对我说:

“文革结束后,重新修复的寺院再次开放。经过了那么多年不准信仰宗教的岁月,人们已经很多年没进过大昭寺了,所以来朝佛的人特别多。……信徒是那么多,突然间,一下子冒出来那么多,不光是老人,还有很多年轻人,这是文化大革命时候不敢想象的,就像是被堤坝拦住的大水一下子冲出来了。……那时候大昭寺整天开放,天黑了,如果不赶紧关门的话,还会有很多人进去朝佛。‘宁杰’(可怜)啊,那么多的藏人,已经有那么多年没进过大昭寺,没见过‘觉仁波切’(释迦牟尼佛像)了。很多人都哭。边哭边说,想不到这一生还能有机会见到佛,没想到啊,还会有这么一天……”

这是文革前尚未被砸的大昭寺白拉姆塑像,为我父亲拍摄。在左下角燃着的酥油灯后面露出一只小“吱吱”(老鼠),眼瞳发亮,很是乖巧。

最后,补充一个与民间传说相关的小故事。在居于闹市之中的大昭寺,在护法女神白拉白东玛与白拉姆的塑像跟前,曾经围聚着或跑来跑去的是许多只小“吱吱”,即老鼠。它们灰白的身子不过拇指之长,亮晶晶的眼睛忽闪忽闪,倏然间,倒是很像神话里的小精灵。传说这些“吱吱”是白拉姆喂养的小虱子的化身,因而也就多少沾了些白拉姆的神气。所以喇嘛们都不肯驱之逐之,任其穿行于一盏盏火苗摇曳的酥油供灯之间,啄食着朝佛者抛洒的青稞。我父亲在文革前拍过一张黑白照片,三目圆睁的白拉姆笑逐颜开,正在奔跑的几只“吱吱”眼瞳发亮。一位汉族文人说他亲眼看到“有的小耗子甚至蹲在女神的五佛金冠上”,从容地打量着“五体投地的膜拜者”。据说它们的尸骸还可交换牦牛,虔诚的边地藏人将其皮制成护身符,颇为自豪。

当然啦,这已是很早以前的往事了,而今要寻觅一只这样的“吱吱”已无可能。寺院的僧人说,“吱吱”都被咬死了,那些坐飞机乘火车搭汽车来的“援藏”老鼠太厉害了。于是我在2004年夏天的大昭寺目睹惊人的一幕:一群群硕鼠挥舞着罕见的长尾巴,公然地在各个佛殿来回驰骋着,足以让挨肩接踵的朝佛者心惊肉跳,却毫不畏惧人们的呵斥和驱逐。而在因文革被砸烂又重新修复的白拉姆像前,我正伏下头要默祷几句,却看见一只牢牢地抓住盛满了青稞和大米的铜盆边沿的硕鼠,正发出尖锐而短促的叫声。

但今年夏天我去大昭寺朝佛没有见到这些硕鼠了。一位僧人说,都被防疫部门发的药给毒死了,不过不是僧人干的,是当电工的俗人去执行的。诡异的是,有一天,这位电工在干活时摔下来了,不久就死了,死之前尽做被无数老鼠噬咬的噩梦,令他非常痛苦。“勒迥则啊,”僧人和我异口同声地感叹道。“勒迥则”是藏语,意思是因果报应。

2014年12月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转载请注明。)

2014年12月9日星期二

西藏是我家——怀念扎西次仁先生!


惊闻令人尊敬的扎西次仁先生于藏历十月十四日(公历12月5日)在拉萨去世,享年85岁。往事历历在目,燃烛为供灯,祈祷诸佛菩萨护佑这位功德无量的藏人往生净土。

他是西藏当代剧变历史的见证人。由他口述、国际藏学家记录的《The Struggle for Modern Tibet》(为现代西藏而斗争)一书广为人知。(中译本《西藏是我家》两种。香港中译本完整、如实,中国藏学出版社的中译本多有删节)

他精通藏文、英文,通晓中文,历尽多年心血编撰藏、英、中三语辞典,惠及渴求知识的人。

他最为了不起的善行是倾尽个人钱财,数十年来在卫藏多地创办百所小学及职业学校,不计其数的贫穷的农牧民子女受惠获得教育的机会,人生因此改变。


今日找出与他认识十三年来拍摄的多张照片,重读了十三年前读罢他的自传后写的文字(我写得有点自以为是)。而我更难忘的是,前年夏天,我和王力雄在他简陋的居室与自述获得诸多成就的他告别时,他突然拥抱着我泣不成声,全然没有先前的骄傲和满足,令我手足无措,内心震惊,直到走在大街上才潸然泪下,而在可以了望大昭寺广场的他家房顶上,手持钢枪的狙击手从2008年起就驻守于此。其实进门前,我们已经看到扎西次仁先生贴在墙上的告示,是他写给房顶上的狙击手看,也是写给更多的人看的吧。我当时匆匆拍下,此刻再睹更觉悲伤,无奈。

敬爱的格啦,图吉且!请在中阴路上走好,为您念诵嗡嘛呢叭咪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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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是我家

唯色


昨晚看一本书到天亮。

书名是《西藏是我家——一个西藏人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西藏》,作者是已经72岁的扎西次仁。老人的身世之传奇、苦难,简直是浓缩了西藏当代那复杂难言的整整五十年。他出生于后藏的普通农家,曾经是达赖喇嘛乐队的一位乐手,1957年求学印度,后来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学习,1964年决意放弃在美国的新生活,回到西藏被分在咸阳西藏民院学习,“文革”时候作为红卫兵接受毛泽东的万人接见,接着被当做“间谍”下了大牢,直至1978年才获得自由。以后回到西藏,编撰《英藏汉对照词典》一书,并开始自筹资金办学校,以自己的力量在日喀则一带办了65所学校(包括一所职业学校),资助贫困儿童求学数万人。他对旧西藏的反感和对新西藏的希望一样强烈,一样无奈,都毫无保留地倾注在他对西藏的深深的热爱之中。正如他总结的:“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西藏的民族主义者,也是爱国者,但是,现在我明白了这些名词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定义。我自己的观念也因受历史的无情压力而柔和下来了。我坚决地反对回返到古远的那种像旧式的西藏神权封建社会,但我也不认为改变和现代化的代价必须是失去自己的语言和文化。”

显然,扎西次仁用毕生讲述的西藏是我从未见过的西藏,也是我想象不到的西藏,这里面有着身世的不同,阅历的不同,更多的是,在岁月的替换当中,个人的命运浮沉早已注定,无法与更大的力量抗衡。但经历了这么多,即使仍有许多疑虑,老人还是说了这么一句话:“西藏对我来说不只是一种观念或一种抽象的词语;那是一个地方——我的家。”这句话让我泪流满面。真的,我很难过,很心酸,因为我体味到了一种同样的感情。我也希望能够写出这样一本有意义的书,可如果要让我以我的一生或半生去做代价,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勇气。

在经历了与今天西藏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岁月之后,扎西次仁的深情表白,即“西藏是我家”,说明无论如何,关于“西藏”的真实话语应该由西藏人自己来表达。必须要由西藏人自己来表述西藏。问题在于坚持什么样的立场,而这至关重要。并不因为你是西藏人,你就拥有真实和准确地表述西藏的权利。你是一个西藏人,这个身份固然在你表述西藏时有了一种可靠,但你若不是一个具有独立品格和怀疑精神的思想者,你所表述的西藏同样是依附于某种观念甚至意识形态的。那么,你表述还不如不表述!

比如所谓的藏学中心之类机构的表述,奇怪的是在这些机构中的研究人员身上,尽管他们大多来自于所研究的这个民族本身,然而在他们那里,民族或者民族中的某个群体(比如某个村庄)似乎只是为其所用的工具。有一位宗教学者,已经著述过数本关于宗教研究的著作,但他本人极少去他笔下出现过多次的寺院,更不用说接触僧侣了。

如何才能如实地表述西藏呢?或者说,如何才能表述自己?

就像扎西次仁迄今依然挥之不去的疑惑:“……为谁?为什么?现在,我有时会自问:我所想要帮助的是西藏吗?谁代表西藏?达赖喇嘛?那些过着流亡生涯的旧日权贵?当他们讨论重要大事时就让像我这种人等在门后!在西藏的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或是那些流亡到印度、美国,和欧洲去的?西藏是我在德洲奥斯汀遇见的那个藏籍图书馆员吗?他甚至于怕和我交谈,因为他认为我是共产党!西藏是在长武监狱审问我的那个军人吗?他要显得比中国人更中国化!或者是那些在古确的村民?当我要为他们建立学校的时候,他们立刻就怀疑我的意图。要不然,就是那个当我已被判为政治犯时还信任我的那个勇敢的妇人?她就在我急需一个工作的时候,给了我一个职务。我年岁愈大,愈难找到简明的答案。”

不过,我要补充的是,若有一天能见到这位老人,我想问他一个问题,虽然旧西藏的“旧日权贵”把他这位“西藏的民族主义者”关在门外,可是新西藏却将满腔热忱的他关在监狱里,他又如何辨别这二者的无常哪个更悲哀呢?

2001年5月19日于拉萨


以下照片是我和王力雄,于2001年至2011年间拍摄的扎西次仁先生。

这张照片上,挨着“德克士”的藏房二楼即是扎西次仁先生的家,而房顶上的遮阳伞下,则是从2008年起就驻守于此的狙击手。

2014年12月6日星期六

在“天女节”凭吊毁于文革的白拉姆塑像




今年的公历12月6日,是藏历10月15日,在拉萨传统上,是“白拉日珠”节,汉语译为“吉祥天女游幻节”,简称“天女节”,与大昭寺二楼拐角供奉的两位女神——长着蛙脸的白拉白东玛与三目圆睁、露齿而笑的白拉姆有关。其实她俩都是万神殿中居首位的女护法、也是大昭寺乃至拉萨的大护法——“吉祥天女”班丹拉姆示现的不同法相,但在民间传说里,却是班丹拉姆的女儿。

而这两尊神圣的塑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砸烂。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文革期间,大昭寺历经被红卫兵和造反派改成广播站、被西藏军区占据过、被拉萨警备区司令部的军人占据并改成猪圈和屠宰场、被拉萨市委改成第二招待所(拉萨人称“招待玛波”,意思是红色招待所)及拉萨市政协委员们的办公室和宿舍,而在两位女神——白拉白东玛与白拉姆——塑像的位置上,竟用木板间隔了男女两个厕所,是第二招待所的厕所。

上面这张黑白照片是我已故父亲于文革前拍摄,他拍摄的更多的西藏文革照片,汇集于2004年在台湾出版的《杀劫》一书。

而下面这组照片,为网友于昨日拍摄。头两张照片,是文革结束后重新修复的两位女神塑像,重又供奉于大昭寺内。左边是白拉白东玛,右边是白拉姆。对比过去照片,白拉姆塑像的面貌有气质上的不同,旧的秀丽,新的丰满而威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