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22日星期五

唯色:2007年有关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僧舍被拆、修行者被逐的采访

这张照片拍摄于2007年8月间,在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

注:20078月间,我与王力雄旅行康区,也去了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这张照片拍于当时。同时对一位高僧做了这个采访,一直未有公开。201419日夜,五明佛学院发生火灾,听说当局的消防部门将以此为由关闭佛学院或制造障碍,我在我的博客上贴出采访,并撰文《喇荣不是香巴拉》,最后一段是:喇荣并非现实中的香巴拉或一块世外桃源,可以获得静心修佛的豁免权。我想没有人会比喇荣的堪布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不断迫近的危险,所以会忧心忡忡地要求删除有关喇荣失火的讯息。然而对此我有不同看法。既然喇荣并非香巴拉,刻意营造出一块与世无争的净土就显得十足虚幻与脆弱;既然喇荣是在饱经磨难的图伯特土地上,被图伯特的阳光、风霜、白雪时刻眷顾,当整个图伯特都在蒙受一劫接一劫的灾难时,如何可能只一个喇荣独善其身?

昨日(720日),传来喇荣五明佛学院僧舍开始被拆的消息和图片(图片见下方),惊闻将有多达五千余间的僧舍将化作灰飞烟灭,并有相当数量的修行者被逐。据说当地政府对此解释是修建消防管道,“改造”佛学院。然而上个月有流亡西藏媒体及外媒报道说,中国政府近日发布《色达县喇荣五明佛学院整顿清理工作》告示,宣称根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及第二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内容,直至20179月,学院僧尼众人数须被控制在5000人内,并只保留相对数量的僧舍,并要求学院于今年11月前,开除2200名学员,其中包含1200名僧尼众、1000名居士。

无论怎样,在喇荣五明佛学院所盖的僧舍,都是修行者自己出资出力盖成,住在其中的修行者大多来自藏区各地,也有汉地各地。有不少是举家来此修行,而将原先家庭财富包括牛羊、田地等变卖或捐出,如今遭此打击,身无分文的他们是否能获得补偿?甚至,又能去往哪里栖身,继续与世无争的修行?念及此,深感不平。为此将这篇采访再做整理,并贴出。


有关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的采访

时间:2007年8月间
地点:色达喇荣
受访者:匿名
记录者:唯色

1、喇荣之劫

还在1999年6月,政府就有一个“24号文件”,表示要对寺院-喇荣寺和学院-喇荣五明佛学院“治理整顿”。工作组多次进驻学院。

2001年的8月中开始拆学院的僧舍,连续拆了一周多,两千多间僧舍被拆。

色达县的所有工程暂停,所有民工被军用卡车带到喇荣来拆僧舍,拆一间房子政府给180元的工钱。

解放军进驻学院周围的乡村。武警在学院门口搞军事演习,打打杀杀,威慑僧尼。

拆僧舍时,工作组和干部们的车上放着欢快的流行歌曲,而另一边“觉姆”(尼姑)们跪倒在尘土飞扬的废墟前哭声震天,非常鲜明的对比。至少有一个尼姑当场自杀。

这之前,法王堪布晋美彭措在召集所有僧尼学员的大会上,悲痛劝告所有弟子为保全佛学院忍耐,就有一位僧人在下面当场坐化。

参与“治理整顿”喇荣的规模非常浩大,中国22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来学院强行带走汉地学佛人员,甚至动员他们的父母。北京一位硕士被父母和官员强行带走,一路绝食,后来又返回了学院。

甘孜州18个县的第一把手、宗教局长、统战部长来学院强行带走藏人尼姑,结果这些觉姆漫山遍野地躲藏。

但即便是这样,在漫天拆僧舍的尘土中,佛学院的学习也没有停止,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四川省统战部副部长王勇策领导的这次行动,法王为了制止,曾与他据理力争,王勇策就拍桌大骂,使法王病情加重。

所谓的“治理整顿”对喇荣打击之大,给每一位修行者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和伤害,至今不能平复,永远不能平复。

之后多年,在佛学院门口派驻警察,登记来人身份证,被警告不准拍摄,说是寺院“没有开发”,进行严格控制。在僧尼中、在藏汉学员中,安排“耳朵”,制造恐惧气氛。

不给高僧们护照,监听他们的电话。

2、佛学院的存亡

法王堪布晋美彭措
法王堪布晋美彭措是2004年1月7日的上午九点四十五分圆寂的,在成都的空军总医院。

学院高僧要求将法王法体直接从成都送回色达,按照藏传佛教的仪轨来举行葬礼。

一路上,道路都是被管制、被封闭的,政府怕聚众出事,不允许甘孜州各地藏人进入色达。

学院内发生了信众与警察的冲突。

第三天工作组来,提到学院的存亡,学院高僧们表态不会关闭学院。

2001年大规模拆僧舍时,工作组反复问过每一个高僧:“如果法王不在了,学院会不会存在?”

而这次,法王刚圆寂,工作组再一次这么问,所有高僧的回答是,学院会存在。

工作组不久表示要有人负责学院。学院于是推举门措上师为佛学院院长、寺管会主任,索达吉堪布、慈诚罗珠堪布、丹增加措活佛、龙多活佛、曲杰尼玛等高僧为副院长。政府起先不同意,后来才同意。

同一年,门措上师的母亲、哥哥相继去世。这接踵而来的无常让门措上师长期闭关不出。

学院于是由诸位堪布、活佛等十位高僧轮番负责管理,每一年由两人负责管理。

结果,法王圆寂之后,学院修行者人数反而增长。法王不在,他的精神在。法王圆寂多年,今天看不到任何佛学院存在不下去的迹象。

在中国没有一个佛学院,对汉人信徒这么系统地进行佛学教授。汉语教学有七八十套法本,包括:显密宝库(《大藏经》、《五部大论》等藏传经典的翻译)、妙法宝库,等等。汉地没有的传承,藏传佛教里有。传承从未中断,即便是在文革灭佛时期。所以,在这里,至少有数百汉人弟子常住学习,流动方式来学习的则非常多。


附:相关背景介绍1,摘自王力雄《末法时代——藏传佛教的社会功能及毁坏》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5/08/blog-post_13.html

……

距离色达县城(位于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二十多公里的喇荣山谷,有一座藏传佛教宁玛派高僧晋美彭措建立的五明佛学院。1980年创办时只有三十多人,到了九十年代末,在那里学习的僧众已近上万人,其中有出家人,有在家人,有喇嘛,有尼姑,还有上千名汉人信徒,从各地前去学习的僧众不断增加。

中国当局对任何不被其完全控制的组织都怀有猜疑和畏惧。1999年8月我在康区旅行时原打算去色达,当时就听到当局要对五明佛学院进行整肃,传说警方已对那里进行控制。……当局整肃五明佛学院的主要目标,是减少那里的人数,使之不能拥有太大影响。按照当局的规定:佛学院原有的四千多名藏族女僧众只允许留下四百人;原有的四千多名藏族男僧众只允许留下一千人;而所有一千多名来学佛的汉人则必须全部离开。

当局原指望主持佛学院的晋美彭措和其他活佛、堪布能够协助完成驱赶僧众的任务,但遭到他们的一致拒绝,因为对出家人来说,劝他人还俗属于最严重的破戒行为。于是当局使用强硬手段,由工作组指挥雇来的汉人民工摧毁僧众的房屋,以让僧众无处存身的方式逼迫他们离开。2001年7月10日拆房达到高峰,一天之内拆掉了一千七百多座房屋。我听在场的人描述当时场面,一边是摧毁房屋的声音此起彼伏,尘烟四起,一边是上千尼姑抱头痛哭,震天动地。那一段五明佛学院周围山上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流浪女尼,风餐露宿,躲避政府的追捕。

……

相关背景介绍2,《2004在那遥远的地方(色达之劫难,10/10-12/10) (2006-11-16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asjS0SYYk2AJ:blog.sina.com.cn/s/blog_4184b6ce0100071b.html+&cd=2&hl=zh-CN&ct=clnk&gl=cn


……色达佛学院的全称是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1987年,十世班禅大师批准了学院正式成立。除了为佛学院题写院名,班禅大师还亲自前往学院视察。海内外都承认色达佛学院是不具任何政治色彩的学术机构.

……1980年,法王选择莲花生大师的生日,在海拔4000米的世界屋脊上建立了藏传佛教的高等学府,20年后,弟子逾万。形势喜人的同时,也逼人,因为政府向来都害怕群众集会。本来人迹罕至的喇荣山谷常年聚集上万人,每逢大灌顶或大法会,信徒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最多时有数十万之众。遇到这种情况,沿途各级政府全员出动,在公路边设卡,劝阻信徒放弃前往,掉头回家。到了2001年的夏天,如坐针毡的政府终于下令,佛学院的藏汉弟子必须离开色达,回到各自出家的寺庙。理由之一居然是人多破坏环境,缩小佛学院的规模是为了环保。但是更靠谱的说法是法王晋美彭措惹恼了政府。法王不承认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并且还去了印度为达赖喇嘛灌顶。中央政府派出了高级别的工作组来督办此事,成员是各省的书记或省长。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动员本省学员回家。他们把佛门弟子当作了俘虏,表示愿意回家的当场发给路费。有些干部天良尚存,他们近乎绝望地哀求学员:先跟我们回去吧,哪怕过段日子你们再来呢。

……在一个清凉的早晨,有几十辆军用卡车轰鸣地冲进山谷,武警荷枪实弹,纵身跃下,强行拆毁了3000多所房屋。……整个山谷只剩下了1400名学员,法王晋美彭措在失去行动自由一年后终于得以回到了他创建的学院。但是,政府丝毫没有放松对色达佛学院的监控,常年派工作组驻守。山口的哨卡严密控制进山人员,甚至有工作组成员装扮成游客模样,东闻西嗅。遇到有真游客拍照,则如临大敌,相机和人一起扣留。

……法王晋美彭措在2003年的冬天,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就告诉他的弟子们说:“假如我圆寂了,暂时不会有转世或化身。”难道,参透一切的法王也厌倦了这肮脏污浊的世道,不想回来了吗?


以下图片为2016年720日,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僧舍被拆实录,来自网络:






2016年7月16日星期六

唯色:《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三)

毁于文革及之后的喜德林寺废墟,与旁边的大型商场构成某种意味深长的对比。


《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三)


/唯色


6
我在继续用父亲留下的相机拍照的同时,好似患了“文革后遗症”,着迷于对拉萨废墟的记录与怀旧。
实际上我每次回到拉萨,兴趣尤为浓厚的是这三座毁于文革的废墟:喜德林废墟、尧西达孜废墟、甘丹贡巴(甘丹寺)废墟。第一座废墟的前生是寺院或者说经学院,第二座废墟的前生是尊者达赖喇嘛的父母及亲人在拉萨的家园,第三座废墟是今已修复大半显得辉煌的甘丹寺。
我去得最多或者说最方便去的是位于老城中的喜德林废墟,多年来,用各种相机拍下几乎雷同的照片。这里的每一处我都熟悉,就像被共产苏联迫害致死的诗人曼德尔斯塔姆(Mandelstam) 所写:“我回到我的城市,我的泪水,/我的纤维、我童年膨胀的腺曾多么熟悉它。”[1]有时候我会跟遇上的居民或孩子聊天,有时候会逗逗经过的小猫小狗,但在内心深处,感觉来这里“已经变成我非官方的礼仪”[2]
我亦逐渐认识到,对于拉萨这座沧桑古城里的废墟,无论掩饰还是避而不谈,甚至禁止涉足,都是一种“没收记忆”的动作。所以我在记录这些废墟时总是提醒自己,既要展示宏观,也要提供细节。而细节恰恰充斥在累年来的纪实拍摄中。比如,张贴在喜德林废墟入口处的,有“中国英雄”雷锋的肖像,还有时下流行全中国的“中国梦”宣传画上写着“中国何以强,缘有共产党”这样的标语,具有意识形态的映射和殖民主义的高傲,旁边新盖的象征经济成功的大型商场则表明消费主义的泛滥。有一次,我站在这个商场顶层,第一次俯瞰到喜德林废墟的全貌,在大片与中国城市建筑相似的楼房丛中宛如一块伤疤十分醒目。就像我站在另一座商场的通道阶梯上,第一次俯瞰到尧西达孜废墟的全貌,以及插着五星红旗的布达拉宫近貌——这是令人深思的对比:纪念与消费,历史与殖民化,政治化与商业化,等等。
从另一个角度,也即站在喜德林废墟跟前望向左边,大片玻璃构成的商场外墙反射着拉萨傍晚金色的霞光,令废墟更加废墟,若有一天完全倒塌,在阳光下格外刺目的“神力·时代广场”会显得愈加具有神力,其实它是现代乌托邦的废墟,凸显人类的欲望。也即:在拉萨老城,至少在这一片,有两座废墟揭示了惊人的无常之变——一座是神力废墟状如巨大堡垒,成为被装葺得犹如舞台背景的“八廓古城”的一部分,展示着成功与繁华的幻象;一座是喜德林废墟,掩蔽在小巷深处,外人知道的不多,却成了本地人的生存隐喻,其周围过去是数百僧侣的住处,如今有八十多户人家居住,包括本土藏人、边地藏人,还有汉人民工和回族商贩,以至于“公共因素和私人因素之间界线消失”。
最令人心碎的是曾经显著且尊贵的那片白色大屋,即尧西达孜,尊者达赖喇嘛家族的宅邸,日益破败。即使从布达拉宫顶上望去,也难找到。一来,它周围毫无风格的房子太多了,太丑了,太高了,完全填满当年郁郁葱葱的林苑;二来,只要仔细辨认,还是能找到,但还不如寻它不见。因为当发现之时,突然袭来的悲哀无以言表。尧西达孜已不是白色大屋,不但外观脏污不堪,内里也倒塌不少。本依西藏传统,每年秋季吉日会为建筑物刷墙,那些具有神圣意义的建筑物的白灰涂料中还添有牛奶、蜂蜜、藏红花等,以示供奉、祈福与助力。但尧西达孜在1959317日尊者达赖喇嘛及家人流亡之后,便被“解放者”——如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形容的,“穿绿色衣服的暴发户”[3]——取消了所有权,而且以革命的名义,在不同时期有了这样的称谓:“二所”、“造总”总部、西藏大厦的职工宿舍。所谓“二所”,即第二政府招待所;所谓“造总”总部,即拉萨两大造反派之一的据点,文革期间专门接待从中国各地到拉萨串联的红卫兵,极尽各种破坏之能事;在被当作旅馆并由旅馆工作人员使用时,则成了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大杂院。
2013年有三次,我与友人很幸运,得以悄悄进入外墙悬挂川菜馆、淋浴水洗理发店和招待所的尧西达孜废墟,而这之前及之后,外院铁门都被上锁,且有人看守,无法进得去。徜徉于尊者家族的往日家园,庞大的院内长满杂草,通往正屋的甬道两边稀稀落落停放着自行车、摩托车,就像一个用处不大的仓库。左右房舍为两层楼,右边房舍楼下拴着四五头巨大藏獒正在咆哮,有次遇上在附近开饭馆的汉人老板来喂食,显然这几头藏獒是他待价而沽的商品;好笑的是,这个说四川话的男子叫来了藏人保安驱逐我们,我就用藏语反问“谁才是这里的主人?”,令藏人保安十分尴尬。


尧西达孜废墟里的蜘蛛干尸。

从散发腐烂味道、垃圾成堆的正屋上楼,穿过或长或短、已有多处下陷的走廊,几排当年安装的从印度进口的铁栏杆虽已生锈却还结实,连串异域花纹在夕阳下的倒影分外别致。挨个走入尘埃弥漫、阴暗不明的房间,有的墙上贴着八十年代的中国明星画像、九十年代的《西藏日报》,有的门上贴着大红中文的“福”和扛大刀的中国门神画像,也有门上贴着一张惨白封条,上书“二00五年元月七日封”。而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不是从残缺的窗户逆光望见尊者从童年住到青年的颇章布达拉,不是三楼左右两侧的过道和房间已塌陷得触目惊心,而是一面挂在空空荡荡的大厅柱子上的残破镜子。如果走近,会不会瞥见1959年深夜匆匆逃走的那些生命留下的痕迹?会不会听见流亡异国他乡的尊者悲痛低语:“你的家、你的朋友和你的祖国倏忽全失……”[4]?会不会看见四面墙上的美妙壁画被杀气腾腾的文革标语及凶神恶煞的马恩列斯毛[5]的血腥头像覆盖?或者就像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的一句诗:“……在道路的尽头,/这儿有一面镜子,可以进去一游。”[6]而进去的结果,既能看见“世代在匆匆忙忙中消逝”,也能看见镜中的自己其实是那么的无依无靠,却又从未有过的美丽,如此令人着迷,仿佛可以隐身其中,不必再被国家机器盯梢、威胁和侮辱。
至于甘丹寺废墟,原本是在文革结束后,由无数藏人信众自发修复,但中国官媒却反复宣称是“国家进行大规模的修复”,还罗列了当局分批投入多少款项的数字。看上去,破坏成了无法抗拒的因素,所谓的“国家”从来都是无比慷慨的大恩人。然而在“旧西藏”毫不客气地被“解放”之前,全藏所拥有的六千多座寺院,却在一场场革命之后,仅剩十多座。虽然现如今大多数寺院已修复,但规模远不如昔日。需要明示的是,“国家”为修复付出的,根本无法与藏人自己的付出相比。每一座劫后重生的寺院,都倾注着藏人们虔诚的汗珠和忏悔的热泪,铭刻着这片土地上的众生与苦难的六道轮回和凶险的权力抗衡的信念。
我一直认为其他寺院应该修复,甘丹寺则不必修复,因为被夷为废墟的甘丹寺是活生生的文革纪念馆。就像许多蒙难的寺院都涂满了文革口号、毛语录及头像等,往事不堪回首,重温一次都是耻辱,尽管我理解藏人们将之铲除或涂抹的行为,但还是应该保留下来。废墟是任何一种修复或复原都无法替代的。如果认为非得重新修盖仿若从前的神圣建筑才算是甘丹寺永远存在的证据,这其实是一种对于实相的执着。从佛法的角度来说,废墟与死亡一样,乃是无常在人世间最为真切的教训。从美学的角度来说,疮痍满目的废墟远比崭新的雕梁画栋更为美丽。就西藏自己而言,西藏实际上需要这样一座纪念馆。
有人说我是“西藏的凭吊者”,仔细想想,我并不认为这不符合事实。因为我对这些废墟的记录,正是一种“深层哀悼”。在渐渐深切的哀悼中,正在消失的废墟似乎可以复活,或者说日益倾覆的废墟也许会获得再生的力量。这么说吧,这些废墟都是拉萨的创伤,布满历史缠绕在暴力中的烙印,是诸多变迁的见证,显示了物质的脆弱性,或佛教所说的无常,因此“可能变成反思型环境的空间”。布罗茨基早就评论过极权制造的废墟:“你不能用一页《真理报》遮盖废墟。空洞的窗子向我们张开大口,如同骷髅的眼窝,而我们虽然很小,却能感知到悲剧。确实,我们无法把自己与废墟联系起来,但这不见得是必要的:废墟散发的味道足以中止微笑。”[7]
那么,我像什么呢?是不是,我像一个隐秘的、并不专业的考古爱好者,也像一个着了魔的废墟收藏者,更像是这个被占领的老城里的流亡者之一,心怀许多个前世的记忆流亡着?当我在喜德林废墟、尧西达孜废墟、甘丹贡巴废墟反复徘徊时,其实是从废墟本身返回往昔的喜德林、返回往昔的尧西达孜、返回往昔的甘丹贡巴。这是一种类似于在中阴道路上的旅行,闪烁着奇异的光芒和诱惑,在贡觉松(佛法僧三宝)的护佑下,得以重新成为这些废墟的真正居民,虽不能安住,却多少知足。

7
逐渐地,在重新拍摄与记录中,我像是从对西藏文革的倦怠里恢复过来,重又继续研究父亲生前拍摄的照片,包括记录了儿女成长的家庭照片。并将从拉萨家里带往北京的底片扫描,于是电脑变成了让昨日再现的场域。反复地看,反复地看,又发现惊人的细节。我指的是那几张背景为布达拉宫的照片。
布达拉宫顶上的文革标语牌。

也许惊讶的只是我自己。有一次,一位外媒记者来访,我指着镶在书柜木框内的大幅黑白照片,——是的,就是那张,那个胸前戴着毛像章的四岁女孩(正是我)伏在父亲的永久牌自行车手把上,背景是影影绰绰的布达拉宫。虽然影影绰绰,却也显示出有五个数层楼高的汉字矗立其顶。“那是‘毛主席万岁’”,我告诉长相美丽的女记者,期待她惊呼一声,但无论是年轻的中国翻译还是西方人的她,似乎对此兴趣缺缺,就像是历史已翻过那一页,不必再提。
似乎从来无人提起过布达拉宫在文革时的遭遇。事实上,布达拉宫被革命者痛斥为“三大领主的总头子残酷压迫劳动人民的封建堡垒之一”险遭灭顶之灾。甚至差点被改名为“东方红宫”。而我的发现似乎只有我注意到,但当年的目睹者应该多得很,却无人说起,就像是已经集体失忆。我曾问过母亲,文革期间,是不是布达拉宫的顶上竖立起“毛主席万岁”的巨大牌子?母亲凝神回忆,才恍然记起般说道:“哦惹(对啊),当年是有五个大牌子,怎么给忘了?”但母亲的记忆是残缺的,因为除了将这五个字刻成巨大牌子,置于布达拉宫顶上俯瞰众生,外来的“解放者”还仿照北京天安门城楼,在布达拉宫的左侧竖立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标语牌,右侧竖立写有“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的标语牌。有一度,还将五星红旗插上布达拉宫,把毛泽东的巨幅画像高悬其间。实际上更早,在1959323日,尊者达赖喇嘛被迫逃离拉萨的第六天,在枪声与硝烟中,在血泊与泪水中,“中共在布达拉宫升起了五星红旗。这是中共第一次有办法在这个最神圣、最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上升五星旗。‘象征光辉与喜悦的中国国旗在拉萨的微风中飘扬,迎接这个古老城市的新生,’扩音器大声广播解放军已经占领了布达拉宫与罗布林卡,也象征叛乱的结束。”[8]
很遗憾,我父亲似乎没有专门拍摄过文革时的布达拉宫及其局部,而全都是以布达拉宫为背景的家庭合影或其他人物合影。我只好将照片做了裁剪,以至于这些标语牌上的字不甚清晰,但仍然是历史现场的宝贵记录。
还有一个故事需要讲述。20129月在柏林国际文学节上,我从《杀劫》中选了二十四张照片参展。一并参加题为《无形监狱-有形监狱》展览的,还有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和孟煌、作家廖亦武、诗人及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作品。我父亲是其中唯一一位已不在世者,也是唯一的一位“少数民族”、中共军官,而在这个展览上,他的身份是摄影家。德国之声报道说:“泽仁多吉的摄影作品是西藏文革的珍贵历史记录,独一无二的西藏文革记录。”


被斗的合作者。

这批照片原样由我提供,主办者洗印、放大并会适当修片。展览结束后,朋友从柏林带回照片送给我,相纸上好,制作专业,远胜过我父亲当年在西藏军区冲洗的照片。只是其中一张让我惊讶,哑然失笑,久而久之才慢慢觉出某种意义。
那张拍摄于19668月某日的照片,记录了拉萨大贵族、中共合作者桑颇·才旺仁增(Sampo Tswang Rinzin)在文革中被批斗的场景。他的生平、经历以及与家人的不幸遭遇,《杀劫》中都有图文介绍。从照片上可见,批斗他的红卫兵和“积极分子”强迫他穿戴西藏政府四品以上官员的服饰,看上去华丽,实则倍受羞辱,以致他尊严全无,竟当众流下长长的鼻涕。我从小就见过这张照片,印象极为深刻,因为我无法理解一个长者怎么可以当众流下鼻涕,如此狼狈不堪?
可是,桑颇·才旺仁增被批斗的照片在柏林国际文学节上展出时,那道长长的鼻涕居然消失不见了。带回照片的朋友笑说,那道鼻涕被德国修片师当作老照片底片上的划痕给修掉了。
鼻涕呢?
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的帮助下,修片是如此彻底,以致到了丝毫不见痕迹的地步。具有羞耻感的鼻涕完全被抹掉了,原因可能在于德国那位心地单纯的修片师,完全想象不到革命的风暴会使一个人有如此失去尊严的可能。而他按照“正常判断”所做的修片结果,却使我父亲拍摄的这张经典照片大大失去了原有的冲击力。而这,算不算是另一种(可以理解的)破坏呢?
原本那道长长的鼻涕像一道裂纹,将人的生命分裂为所谓的“新”与“旧”,于是我们会看见历史的剧变,在剧变中,曾经高贵无比的人上人会被打入地狱。但这并不意味着,曾经低下的人就有可能翻身做主人,譬如正在批斗桑颇·才旺仁增的两个藏人红卫兵,并未获得荣华富贵,而且早已亡故。事实上,连家园都已沦丧,每个人都是奴隶;每个人,都会在失去尊严之时,难以自控地当众长流鼻涕。
恰因那道鼻涕而意义深远的照片,却被修片师自以为合理的清除而削弱了记录的力量,也就削弱了历史的真实性。我曾以为这样的举动可能出自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但我现在认为,这应该是与对待记忆的态度有关。简单化的修复虽然让照片变得没有瑕疵,却可能意义大失,令记忆中的关键被磨灭,令生命中的悲剧感被冲淡。这一修片会始终提醒我,必须敏锐地捕捉并理解每一个历史发生的细节,才可能真正地复原记忆,留下每一道耻感的鼻涕,呈现真实的画面。

注释:
[1]诗名《列宁格勒》,选自《曼德尔斯塔姆诗选》,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俄)著,黄灿然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
[2]引文见《怀旧的未来》,斯维特兰娜•博伊姆(美)著,译林出版社,2010年。219页:“每逢到柏林来,我都要这样做,已经变成我非官方的礼仪。”
[3]引文见《怀旧的未来》(The Future of Nostalgia),斯维特兰娜•博伊姆(美)著,译林出版社,2010年。293页,“那些穿绿色衣服的暴发户现在遮蔽了二层东面角落房间的窗户”。
[4]引文出自《雪域境外流亡,约翰.F.艾夫唐(美)著,记》,台湾慧炬出版社,第75页达赖喇嘛语。
[5]马恩列斯毛: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
[6]引文见《怀旧的未来》,斯维特兰娜•博伊姆(美)著,译林出版社,2010年。334页,作者注明这首诗是布罗茨基的诗《胴体》。
[7]引文见《小于一》,约瑟夫·布罗茨基(俄)著,黄灿然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其中的随笔《小于一》。
[8]《龙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后的西藏》(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茨仁夏加著,谢惟敏译,台湾左岸文化,2011年。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相关节目由自由亚洲藏语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延伸阅读:
唯色:《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一)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6/06/blog-post_28.html
唯色:《杀劫》之后的记录呈现后西藏文革(二)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6/06/blog-post_74.html

2016年7月14日星期四

拉萨河畔的“莲花”,及艺术家Ian Boyden的英译

几天前,与友人聊起拉萨河畔的这朵“大莲花”,然后写了这首诗。诗中的一些诗句来自聊天,感谢艺术家Ian Boyden的英译。

拉萨河畔的“莲花”

唯色

我的八瓣莲花围绕的圣地
被人插进了一朵大莲花
顿时就花非花了
有人说这是高仿
做得乱真才叫高仿
而它只有乱,并没有真
你可以理解为某种高潮
我们最幸福的那种高潮
你也可以把它视为某种对境
某种能让物质主义者净化的对象
每天去看一眼
每天也就很幸福了

(写于2016年7月7日,北京)


The “Lotus Flower” On the Bank of the Lhasa River

In my holy land, 
that mountains ring like an eight-petaled lotus,
someone has plugged in a giant lotus flower
suddenly there blooms a flower that is not a flower
some say it’s a great imitation
yet made in such disarray, 
can it genuinely be called a great imitation
in fact, it is only disarray, it really has nothing genuine
you can understand it as some form of climax
our most blessed form of climax
you can also see it as some form of oppositional realm,
some form of object that allows materialists to purify themselves
so, each day, go take a look
then, each day, you’ll be very, very blessed

—Tsering Woeser
(translated by Ian Boyden)

译者Ian Boyden的推特截图,他住在华盛顿州西北部的圣胡安群岛。看见拉萨河畔的“大莲花”,他说:“不只是拉萨,全世界人都在造这样粗俗的东西。创造性、美感,都变成了腐败的玩笑。我估计他们打开这‘大莲花’的那一天,他们会让一群女孩穿着传统藏服,唱‘爱国’歌曲,目中无人的官僚跑来跑去。。。 ”

2016年7月12日星期二

丹增德勒仁波身亡狱中周年祭:丹增德勒仁波切案2002-2003年日志(重发)

今天(7月12日),是蒙冤被囚的丹增德勒仁波切,在狱中突然亡故的周年忌日。为此重发这篇写于2002-2003年的日志。图为《仁波切之殇——祭被囚十三载,身亡中国监狱的丹增德勒仁波切》一书,由雪域出版社于2015年9月26日在西藏国际研讨会发布。尊者达赖喇嘛为丹增德勒仁波切著转世祈愿文并赐序。


丹增德勒仁波切案2002-2003年日志

唯色

20021213

·建议书

建议书寄出前。
上午,王力雄将关于阿安扎西、洛让邓珠死刑案上诉审理的建议书打印了三份,要寄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人民法院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并在每一份末尾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王力雄让我去寄信。我多少有些心安。这么多天,我像一个袖手旁观的人眼看着王放下正在构思的写作,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蒙冤的两个藏人身上。写文章。写信。写建议书。征集签名。打电话。找媒体。约见可以一起想方设法的朋友。等等。从125日起,他的这些努力导致了一桩原本可以成为石沈大海的秘密事件得以暴露,不但汉人、藏人、西方人,不但北京、达兰萨拉、华盛顿,不但网络,不但广播,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让邓珠这两个藏人的生命成为衡量人性、人权、法律、法制的尺度而受到关注。

可以设想王要为此承担的风险,身为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让邓珠同族人的我,应该分担。

20021215

·爆炸案

记得125日晚,在新浪网上看见一条消息:“制造成都天府广场爆炸的两名分裂分子被判死刑”。这一结果,对于既出乎意料又似在意料之中,但内心深处一直期待着转机的我不啻闷棒一击。王也看到了这条消息,早在上个月,我们还在甘孜州旅行时,他已经写了一篇关于爆炸案的调查文章从康定寄往美国之音,期望这一案件“不应该黑箱操作,必须公诸于众”,以免构成冤案。

更早是在今年4月上旬的一天,从海外网站获悉在四川警方的侦破下,发生在43日成都天府广场的爆炸案已破,作案者已被抓获。令我惊讶的是,作案者竟是一个名叫洛让邓珠的藏人。更令我惊讶的是,这个爆炸案以及近两年发生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另外六起长期未破的爆炸案,都被认为是由一人策划并指使,而这个人恰是我认识的一位在藏地康巴一带德高望重的活佛,也就是“两名分裂分子”之一的阿安扎西。

1999年6月一天,我去了丹增德勒仁波切为孤儿和贫穷儿童办的学校。

一位年过半百、身穿绛红色袈裟的僧侣浮现眼前。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面时他说:“什么是佛教?要人做好事不做坏事的宗教就是佛教。什么是菩提心?有一颗热爱众生的心就是菩提心。作为六道轮回中的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修一颗好心。”我还记得最后一次见面时(在他被捕前半年)他说:“我的妈妈死了,我很伤心,我要为我的妈妈闭关一年,为她念经修法,祈祷她有一个好的来世。”

2001年8月,王力雄见到丹增德勒仁波切。

王也见过这位活佛。他在《活佛爆炸案》中写到:“我多次到甘孜州,早就知道阿安扎西其人,并且耳闻目睹他在甘孜州南部一带藏族百姓中的威望。他深入农村牧场讲经传法,从事众多慈善事业,创办孤儿学校,扶助孤寡老人,修路修桥,保护生态,教育百姓戒烟酒禁赌博不杀生。不少戒掉恶习重获新生的信徒甚至把他视为再生父母。我曾去过他的住处,对他的生活清贫印象深刻。当地百姓慷慨供奉他的‘供养’,他很少用在自己身上。”

这样一个出家人,谁会想到有一天他会突然有了另一个名字——恐怖分子?王说:“听到他是爆炸案的指使者,连我在心理上都难相信,更不要说敬仰他的信众。”然而审判已经宣布,没有比死刑更重的惩罚已经降临,虽然丹增德勒仁波切因为死缓或许免于一死,而洛让邓珠若无上诉的机会就将人头落地,难道我们就只能眼看着冤案有可能造成,无辜的生命被如此草菅?

可是又有谁能够帮助身陷囹圄的他们?

20021216

·沉默

到处都是沉默。

藏区一片沉默。北京的藏人,我指的是那些在体制内的藏人,更是若无其事。六天前,跟单位(《西藏文学》)主编去藏学中心,晚上会餐,然后舞会。大多数都是藏人,见到几个位置很高的藏人:斯塔,格勒,等等。会餐时都是各种酒,白酒、红酒。欢声笑语,谄媚作态。我冷眼旁观,但因心中愤懑,终于喝醉。趁酒醉,我「大闹」了舞会,指责这些吃官饭的藏人,不为被陷害的活佛说话。舞会不欢而散,我算是出了一口气。

20021217

·和张老见面

自右至左:张思之、萧瀚、王力雄、张祖桦讨论阿安扎西案(2002年12月)

上午八点多。王力雄、张祖桦、萧瀚、我,去北京某酒店见律师张思之先生。

张老据说是中国人权案的第一律师。但在见他之前,对他是否愿意接受阿安扎西案并无太大把握。王认为这个案子的难办程度几乎不可能,因为所要面对的是新上任的公安部部长、政治局委员周永康,而这个案子是周接手公安的第一个政绩。

因萧瀚记错见面地点,张老和我们各在一处等候,足足迟了近二十分钟才碰上,差一点失之交臂,这是不是预兆这件事情将有波折?

出乎意料的是,张老一说话,其口气已俨然是阿安扎西案的律师,丝毫不必顾虑他是否愿意接受。他的每句话都是职业律师处理案件的程序,井井有条。丹增德勒仁波切是否有救了呢?至少有希望不至于被冤枉。

同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亲属阿珠仁波切联系上了。阿珠仁波切是阿沛·晋美通过美国的洛桑介绍的。他说他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堂弟。他对突然出现的来自远在北京的一些汉人的援助非常意外。我费了好大劲才说清楚这不是假的。

让亲属签名要求律师办理案件的委托书,从张老的律师事务所传真过来,然后给阿珠仁波切发过去了。我的藏话很糟糕,他们的汉话更糟糕,造成一些延误。所幸发去的传真他们还是收到了。阿珠仁波切派去了一个叫塔贝的人。

阿珠希望在委托书上签名的是他的父亲,也就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父亲的弟弟,这当然可以,只要是亲属就能在委托书上签字。他的父亲叫自仁鲁鲁。

我第一次见到张思之律师。
又一个出乎意外的是,居然在酒店碰见康巴商人旦巴达吉。看上去憨厚其实很精明的旦巴达吉表示对这个案子不知道。也不知道丹增德勒仁波切。但他还是答应替我跟阿珠仁波切通电话。他流利的康巴话倒是说得很清楚。

看来还是很顺利。这是不是预兆事情终究有个好的结果?在拍摄合影之前,听见王说一句话:“妙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知道他是在讲在建议书上签名的事情。有这样的知识分子,如口口声声讲中国应该出现哈维尔和曼德拉的秦晖,总是谈论法国大革命的朱学勤等等,当真正在面临的时候却不发一言,不知道是表示沉默还是置之不理。

张老接话:“我们都不是铁肩,其实是豆腐肩”。(免于恐惧的自由)是的,谁不恐惧失去自由?谁在这样的权力之下不是豆腐肩?可是,就有这样的豆腐肩在承担铁肩所要承担的事情!所有的西藏人都应该向他们致敬!我很惭愧没有带来哈达。

身陷囹圄的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让邓珠是否会想到,有这么一群陌生的异族人在为他们的生命奔走呼告?这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前世的因缘吗?张老说:「我相信这一点。我相信缘分。」

·捐款

王给我一个笔记本,让记录在办理这件事情时的有关花费。在“收入”一栏,记下了他和张祖桦的名字。他们两人一人捐款1000元。

·和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亲属通话

下午和晚上,跟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亲属通了几次电话。大多是那个叫塔贝的接的。塔贝的汉话还可以。当然是那种康巴口音的四川话。这种话我没问题。

张老建议给洛让邓珠的亲属也发去委托书。两个人的案子放在一块办理更为有利。是这样的,否则洛让邓珠若被杀,就成了杀人灭口,就有死无对证的可能性,丹增德勒仁波切更是难以解脱。

塔贝告诉了不少情况。

一是说洛让邓珠。他说洛让邓珠是雅江四区的人,有老婆和孩子。他家里很穷,住在牛场上,住的很远。还说他不是活佛的亲戚,因为活佛是理塘人,在雅江没有亲属,塔贝他们都不认识他。但是,LH都说洛让邓珠的确是活佛的亲戚,是活佛已故父亲那边的亲戚。

二是说一审判决的情况。在审判前,当地通知亲属去康定州法院参加旁听。要求去三个人,但只批准了两个人,一同去的还有理塘县的七名干部,塔贝说是工作组的。看来理塘县专门为此成立了工作组,或者项目组。

甘孜州法院审判丹增德勒仁波切、洛让邓珠电视画面截图

塔贝说,在现场旁听的两个亲属回来后讲,活佛和洛让邓珠是一起被带上法庭的。活佛的身体看来很差,大不如从前,用塔贝的话来说,“活佛的身体垮了,垮得很凶”。当法庭宣读了审判书之后,“活佛和洛让邓珠不服,当场都闹起来了。活佛说,这些都是假的,他没有干过爆炸的事情,他是被人害的。他还大声地喊了‘达赖喇嘛万岁’。洛让邓珠很气愤,也大声地喊了‘达赖喇嘛万岁’、‘阿登彭措万岁’。”塔贝说,“有十多分钟的样子,坐在法庭里的十几个干部一句话都不说,你看我,我看你,后来有一个女的,喊把他们两个带走,活佛和洛让邓珠就被四个警察带走了。”塔贝说,去旁听的两个亲属很伤心,但是也不敢说,更不敢闹。据说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让邓珠被关押在康定,州公安局监狱。

塔贝说活佛被抓时他们找过当局,希望按照法律实事求是地调查这件事。如果活佛真的策划了爆炸案,那他们也就没有说的,也就认了。但是如果活佛没有做过这种事,那就是冤枉,应该放人。他们要求请律师。最早当局答复他们说,一定会实事求是地办案的。律师可以请。可是后来又说,这个案子是反革命案件,不能请律师。

我转告塔贝。一是要去找到洛让邓珠的亲属,也要在委托书上签名,不会写字找人代写,然后按手印。二是要去康定,从州法院争取拿到判决书,拿到之后告诉他们已在北京请了律师。还要要求见活佛,如果见不到尽量多了解活佛以及洛让邓珠的情况。

还转告了不必担心律师的费用,但塔贝表示他们亲属可以付费。当转告他这边已经有人捐款,他很吃惊,一直说谢谢。他们无法相信但这却是事实。而他们只能对这些陌生的人说谢谢。几乎每说一句话都要说一声谢谢。

明天上午他们将发两份传真:自仁鲁鲁的身份证复印件,有关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文件。

·打电话

X说,听到判决后,雅江县的人似乎没有像刚听说活佛被抓时那么惊讶,好像很淡漠,不太关心了。另外,听说宣判那天,康定街上有警报响,还听说洛让邓珠已经被立即执行枪决了。X的消息并不准确,而且他说的县里的反应不过是县里那些干部的反应。

·担心

王晚上出门。十二点还不归。开始担心。想到廖亦武失踪一夜,正是与在建议书上签名有关,正是跟王这次去成都有关。

可能是1213日晚上失踪的。王怡说当时他们在喝茶,已被盯上。在场的还有冉云飞和杭州的两个人。分手之后廖亦武骑车回家,却没有到家,晚上宋玉打电话找廖亦武,但廖亦武第二天中午才回家。说是被关了一夜。

王怡还说第二天上午送杭州两朋友去机场,在机场被查得很严,昨天在茶馆遇见的盯梢他们的一个人也在场。看来四川已经在注意建议书引起的反应,开始调查。

十二点半王回来。带来萧瀚和女友的捐款2000元。

20021218

·传真

昨天说好9点半塔贝发传真过来,但等到10点还没有,担心他们已被注意,甚至更严重。打电话过去,还好,是塔贝接的。说理塘太冷,10点邮局才开门。

收到传真。一是有丹增德勒仁波切签名的授权委托书,二是昨天签名的委托人自仁鲁鲁的身份证复印件。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阿安扎西
委托事项:就其委托人涉嫌犯罪一案特委托,理塘县高成镇民乐村居住的,委托人的叔叔自仁弄阿,理塘县高成镇民乐村居住的,委托人的表弟自仁弟弟,理塘县高成镇民乐村居住的,委托人的堂弟阿呷鲁日(鲁)为委托人聘请一名律师,为其辩护。

委托人:(阿安扎西藏文名和手印)
00二年六月六日】

又发去传真六份。是关于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让邓珠的委托书。一式三份。但塔贝收到四份,不过不要紧。

和塔贝两次通话。又得知一些情况。

塔贝是阿珠仁波切的妹夫。做生意的。自仁鲁鲁是他们的父亲,63岁。他说六月份州公安局的一个局长告诉他们可以为丹增德勒仁波切请律师,还交给他们有丹增德勒仁波切签名的授权委托书。他们于是准备请律师。本来想请成都的律师,但很多人都说请律师的费用很贵,有人说高达上百万。这让他们很为难,因为他们出不起这么多的钱。但他们还是在想办法找律师,可是甘孜州法院告诉他们,阿安扎西是反革命,不能请律师,所以他们就没有再找律师了。

授权委托书上的三个人,自仁弄阿已去印度,自仁弟弟不在理塘城里,在乡下;阿呷鲁日(鲁)好像也出了一点事情,又说他不会愿意当委托人,可能出于害怕。自仁鲁鲁是前两人的兄弟,他愿意当委托人。

至于找洛让邓珠的亲属很困难。一是不认识,二是他们去找的话也许不被同意。还说洛让邓珠不是活佛的亲戚,他很有可能是害活佛。我告诉塔贝,不管再难也要尽量找到洛让邓珠的家人,否则洛让邓珠被杀对活佛更加不利。塔贝称是。

另外,要去康定的话,塔贝说必须得经过理塘县公安局的批准,否则不让去,若是私自去就会被抓。塔贝说这是理塘县公安局警告他们的,所以上午他去公安局找人批准他们去康定,但没人上班,他表示下午还要去找。

他说,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们家里的人一天到晚就晓得哭,没有办法。我们不相信活佛会做这种事。他是佛教徒,佛教徒怎么会干这种事?他做的事情都是劝大家不要喝酒,不要抽烟,不要打架,不要干坏事。他没有说过政治上的什么话。现在这样子对待他,我们不相信,很难过,我们要求实事求是。

·理塘县公安局的命令

下午塔贝又去公安局,但是局长和副局长都不在,据说去康定好几天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也许就在这两天。

塔贝说是局长警告他们的。局长说只要你们去康定就要到我这里来报到,我们批准了才能去,不然就要把你们抓起来。局长是藏人。

我把王的话转告塔贝,既然如此,赶紧先去雅江找洛让邓珠的亲属在委托书上签字,王很细心,连用黑色的签字笔签字,如果不会写字就按手印等细节都考虑到了。

塔贝说就是,我们明天就去。其实洛让邓珠跟活佛不是亲戚,我们一点儿不晓得他的情况,不过我们已经在街上找到了一个知道洛让邓珠家里的女人。

·张老张律师

看张思之老先生的书:《我的辩词与梦想》。

·告诉季丹

在王的再三催促下,终于找到季丹。告诉她代她签名的事情,感觉很不好意思,竟然在她不知道整个事情原委的情况下就代她签名,其实这样很不好。但季丹说她会签名的,没关系。还说,还以为是要她去拍片呢。这倒是一个好主意,王说。

·是否上诉?


晚上王收到阿沛·晋美的信,信上说丹增德勒仁波切和洛让邓珠并没有上诉,此案已交四川省高法,转入复核程序。说此消息来自甘孜州法院的一个姓康的女法官。

这是不好的消息。王给张律师打电话。张律师说这就不好办了,如果不提出上诉,律师就没有理由介入案件。

王让我赶紧打电话与甘孜州那边联系。

C的手机是空号。Y的手机虽然通了,但听不太清楚,不过他说他听说提出上诉了。又给D打电话,D说他不清楚,但是他可以去打听,然后再回话。还是要找到C,这次打通了。C像是正在一个聚会的场合,不过还是告诉我了很重要的情况。他说,阿安扎西提出了上诉,但洛让邓珠没有提出上诉,洛让邓珠说判他死刑他「高兴得很」。还说案子已经上交省法院,要复核。至于是否执行判决还得有一段时间。

看来洛让邓珠是想求死了。真可怜。他或者是被屈打成招,或者是被栽赃,但对这样的结果——让仁波切受如此大的罪——他一定觉得无颜再活,生不如死。

王给张律师打电话。张律师一听就说有转机,只要有人提出上诉,整个案件就可以重新审察,继而案件所涉及的人也得重新审察,这样洛让邓珠的案子也可以随之一起审理。

Y打来电话,他在海螺沟,他说他问过了,确实已经提出了上诉。但他说得没有C详细。

又给塔贝打电话,要求他们明天就去雅江找洛让邓珠的亲属,塔贝说明天一早就去,尽早赶回来,最迟后天发来传真。

·散步

深夜的北京很冷。走在河边,河面上已是积雪覆盖着冰层。王说,应该把这件事情,从三年前(对于我来说是四年)开始记叙,一直到现在,以及将来的结果。这将是一部悲壮的书,比写小说有价值。

20021219

·廖亦武再次被传讯

王收到王怡信,说廖亦武今凌晨被抄家,又被带去审讯,回家后被警告不准出去。

给廖亦武打电话,我称他是“气冲冲”,这是他在网上的名字吧?廖亦武告诉王,他的计算机也被抱走了。

廖亦武真够不幸,据说原因似乎是关于16大的签名。很难说不会轮到我们头上。

·到底有没有上诉?

王收到阿沛·晋美信,说没有人上诉。这是怎么回事?得弄清楚。

C打电话继续追问有无上诉这回事。C对我用手机很担心,认为不安全,不过还是告诉我,有人上诉了,他看见过上诉书。问是谁上诉,他没敢说阿安扎西,而是说扎西。还说另一个人没有上诉。C说二审的时间至少是一个半月,复核的时间也比较长,长达一年的也有。

但王说,张律师讲过二审甚至半个月的也有,只要杀人更有利,这时间不会长的。

王接到电话,是《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告诉他确实有人上诉。

·碰见马容

上网,碰见马容。马容问这个案子,还说本来法师也想要签名的,但马容有顾虑,所以劝法师不要签名。我让马容感谢法师。

不过王的说法也很有道理。王说佛教僧侣其实应该签名支持的。不管是藏传,还是汉传,都应该站出来呼吁。一个出家人如果都看不开,瞻前顾后,那还是什么出家人?王说已经有人在问,为什么没有一个僧侣敢于签名?

·D电话

D打我的手机。告诉我,没有人上诉,说这个消息基本上确实。他在成都。

·塔贝没有回来

给理塘打电话。一个满口牛场话的女人告诉我,阿珠和塔贝都不在家,街上去了,今晚不回来,让我明天再打电话。看来他们是去雅江找洛让邓珠的亲属了。这很好。

20021220

·法国广播电台

下午五点半的法国广播电台说,欧洲议会要求中国重新审理丹增德勒仁波切案件,认为证据不足。

·塔贝来电话

·恐惧

六点半,郝阿姨电话,说王有同学找。但王去跑步了,我告诉她。

十分钟后,有人打来电话,听声音很温和,说找王有事情,问住在哪里,我告诉他地址,还告诉他住在308

七点刚过,王回来,刚说几句,那个电话来了。王接电话,说完话后告诉我是安全局的,说那人说他是安全局的小张,要跟王聊一聊。我懵了,半天才反应过来,但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王就告诉我,三个小时不回来就做些什么事情。然后王就下楼了。我傻傻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说我害怕,王说,刘晓波经常被叫去聊天,刘霞都习惯了。王说以后会经常遇到的。我不知道怎么办,傻乎乎的,看着王离我越来越远。

关上门,我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然后坐在计算机前想继续写文革,希望这个动作抵消刚才发生的事情,就像是刚才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王不过出门去见朋友,或者去散步了。

这时候,郝阿姨打来电话,她就在楼下,她问王走了多久。我赶紧下楼,在雪地里的一辆警车旁边见到了郝阿姨。郝阿姨说这警车不会是来找王的吧。看来不像是。可是王现在去了哪里?他们把他带到哪里去了?

郝阿姨说没想到我们是在这种场合见面的。郝阿姨待我很好。我送她回家。郝阿姨要我见一见陈伯伯。陈伯伯也很好。我们说了会儿话,我就回来了。我跑着回到了屋子,屋子里没有王,我想哭可哭不出来。

九点多,我正想给王打手机,或者给祖桦打电话,王回来了。我跑过去抱住他,从未有过的心情只能用这样一个词形容:失而复得。

王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说他和三个安全是在一个茶馆谈话的。他说他把他们教育了一番。他们只是不住地说,是,是。看来他们不敢动王,至少目前不敢。王叫的茶是菊花茶,因为这个茶最便宜。我责备他应该叫最贵的茶。王说那还不是纳税人的钱。

20021221

好不容易找到L。前次打到雅江,说L去了西藏,王笑说L拿不到签证,难道要从西藏把喇嘛们偷运到印度不成?结果这次说他在理塘,并告诉我他新的手机号码。这L也够神秘的。给L打电话。他很高兴,但一听说要请他为活佛这个案子帮忙,并且提供洛让邓珠的亲属,他就有点迟疑了。但他还是答应去找找看。

20021222

L打电话。L找到洛让邓珠的亲属。

20021223

L打电话。L也害怕。转告我不要让别人知道他在帮助做这件事。

给塔贝打电话,让塔贝找洛让邓珠的孃孃。找到。但被拒绝。

20021224

给塔贝打电话。塔贝说洛让邓珠的孃孃表示不肯签字。他劝说了两个小时,还是不答应。

20021225

给塔贝打电话。一找翻译,二找洛让邓珠的母亲或者姐妹。他答应找一个通藏汉语的翻译,但是对找洛让邓珠的亲属表示不可能。他说,你不知道,人跟人不一样。他们害怕得要死。这些人坏得很。我一点办法都没得。

H打电话,说到这件事,正在成都忙碌旅游项目的H很紧张。他说,这个案子深得很,你无法想象。又说这是甘孜州自从1959年“叛乱”之后最重要的一件大事。但是他不肯说详情,说以后再告诉我,我说到那时候这事情已经成了凉拌。但他还是不说。

H说,你要找翻译,只有依靠他们的亲戚,没有一个公职人员会敢做这件事的。

H说,洛让邓珠的家里穷得很。

在网上看见一句话:“一个民族的集体失语是这个民族的悲哀。”确实如此。

我也捐款。1000元。但我化名了,我签名也化名了:茨仁曲珍。我出于怎样的顾虑呢?就像H说过的,我也是一个公职人员。

20021226

一大早,王跟两个律师事务所联系,要去付律师费。两个律师事务所都不说要付多少,但王还是坚持一定要付。他决定给每个律师事务所3500元。电话中,祖桦认为基本是这个数。

王下午回来。说两个律师事务所都对这个案子有兴趣。钱已交。但是钱肯定是不够的。是否可以征集捐款呢?这样就会有国外捐款的。但会不会被认为有问题呢?

后天上午去见张思之大律师,咨询这个问题。

郝冰捐款1000元。柳青捐款2460元。

王给王怡打电话。王怡同意到时候陪同张老张律师去康定。王还让王怡转告在民院当老师的肖雪慧,请她帮助找一个通藏汉语的老师或者学生。

20021227

早上十点,王去见纽约时报的那个会说汉话的记者。回来后告诉我,那个老外要去雅江。这倒是有意思,看来这个案子将是一个令世人瞩目的案子。

王收到一封信。他说,有人在说阿安扎西的案子没有错。我问他,是不是别人骂你了。他说是。

中午D打来电话,只有一句话,说两个人都上诉了。我反问他,是两个人吗?他说是,就放了电话。

王取钱。说明天要交给张大律师一万元,作为他们去成都和康定的费用。这不是办法,仅仅靠他或者几个人,钱哪里足够?必须另外想办法。

王给成都的唐琦打电话。唐琦是廖亦武的朋友,是一个老板,他表示可以给张大律师去康定找车,找不到就租车,租车的费用他出。

20021228

·又见张律师

还是那个时间,那个地点,第二次见张大律师。这次多了一个人,萧瀚的女友。

张律师说下个月5日就去成都,然后去康定。还说四川省高法已经打电话通知他们可以阅案卷。而且还说可以委派翻译。看来对方似乎很合作。如果真的是这么合作的话,即使真相是如他们所说,但只要给一个公开的、透明的结论,让所有人口服心服,那也就没说的,但是不是这样呢?

王交给张律师一万元。王说,如果需要多跑几回,而且如果再加上洛让邓珠的案子,这个钱是不够的,能不能在网上征集捐款?如果这么做,会不会被认为接受境外捐款是违法的?

张律师表示不必考虑律师的费用。他也不说通常请律师需要的费用是多少。他说不必管这些。不过境外捐款并不存在违法的问题。

我给张大律师献哈达。他挺高兴,好像有点激动,说这是他平生第二次接受哈达。

这个季节去成都和康定,无疑很难受。康定更冷,又刮风,却没有暖气,而且还有2600米的海拔,加之要在那么差的道路上颠簸,75岁的张律师能否受得了?我又感动又担心。那么多藏人,有谁在为一个天大的冤枉这么做?西藏人应该感谢张思之张大律师。

王向张律师详细讲述了丹增德勒仁波切的经历,以供参考。张律师听得很认真。

萧瀚的女友发现大厅里有人很密切的关注着我们。难道有人监视我们?

后来当我们准备离开时,张律师说让我们先走,他要留下来观察有谁跟我们一起走。于是我们起身。这时,我们身后的两个人,其中一个也赶紧起身,另一个叫服务员结账。这两人都是男人,看上去就不像好人。

那个斜着眼、叼着烟的高个男人一直跟我们走出饭店。坐上祖桦的车一直到西单,发现还是有车跟着我们。

·电影《英雄》

中午1点,我和王在胜利电影院看《英雄》。

看完之后,对这部在网上挨骂很凶的电影,倒也没有跟着恶心。因为这电影首先还是一部形式化的电影,既然形式化,那么只要有美感即可。但这部电影传达的思想却不敢苟同。为了天下,为了稳定,就有理由镇压不稳定的因素吗?那么,不管丹增德勒仁波切有没有搞爆炸案,总之都是错误,是这个意思吗?

从这点来看,《英雄》太可怕。

·X电话

晚上,X电话。说雅江盛传洛让邓珠已被枪毙。说县里已派工作组去各乡,告诉乡民不要听信国外的报道。

太惨!太惨!

·关于张思之先生

王写关于张大律师为丹增德勒仁波切担任律师的消息。我扫描张律师写的“魏京生案辩护纪实断篇”。很晚才做完这一切。王连夜发往多家网站。

20021229

·网上消息

早上王上网。见“新世纪”已发关于张思之先生作阿案律师的消息,以及张律师的文章和照片。不知网上反应如何,不知国家机器反应如何。

20021230

·突变

丹增德勒仁波切被审判。
早上八点过来电话。王很惊讶的声音。原来是另一个律师李会更打来的。他说四川法院突然通知说,阿安扎西在17日已委托甘孜州的两名律师。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这方的律师就此无权再去过问,更别提办理这个案件?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变化。肯定有鬼。王立即去郝阿姨家打电话给张律师。

王回来后,告诉我这果然说明了这个案子有隐情,用张律师的话来说,百分之百有问题。而且张律师说,他们这么做很拙劣。

困难降临了。赶紧给理塘那边打电话。

·给塔贝打电话

找到塔贝,刚开口说他们通知我们,活佛已经自己找了律师,塔贝就叫道,这是吹牛。他们吹牛,活佛绝对不可能这么做。

当然我们都知道这其中有诈,但得赶紧想办法。我对塔贝说。

塔贝说,三天前,理塘公安局找过他,对他说,你们自己去找了北京的律师,这是不应该的,这样做会给你们带来麻烦,你们小心一点,后果自负。虽然塔贝说他们没有骂他,但这分明是威胁和恫吓。我问塔贝怕不怕,他说不怕不怕,人家汉族都在帮我们,我怕啥子?我告诉他张律师已经是75岁的老人,惊讶得塔贝大声叹道:阿嘎嘎,阿嘎嘎。

塔贝又说,阿佳,我们想的话,你能不能给我们当翻译?我一惊。说我的藏话不好。塔贝说,不要紧,你的话我们懂,就你当翻译,可以不?我说以后再说这件事,现在要赶紧想办法。

告诉塔贝,中午我们发传真给他。

·我也害怕

我当翻译?我想了想,的确,如果我去,无疑会起很大作用,至少丹增德勒仁波切看见我就会有信任感。我对王说,王表示同意。但如果真的去,就得离开王那么多天,还不如我俩都去,王听后没有异议。他说,丹增德勒仁波切看见他就会有信心。

但我说,我还是有点害怕。这是真的,我确实有点害怕。王问我,你只要不想当官没有什么好怕的。这倒是。我并不想当官。

王说,看看,你们藏人给吓成什么样子,没有一个站出来说话。当然他说的不是海外藏人。我说,那我就站出来吧。我还说,我将是一个多少被动的英雄。

是的,我不想当英雄,不想当烈士,我不愿意做刘胡兰。可是,他们逼得我不得不如此,我也无法。

中午出去吃饭。坐在王的自行车后座上,王说,藏人其实依赖性很强。国外藏人也一样。除了几个少数的,像达赖喇嘛,洛地,桑东仁波切,其他的藏人都有依赖性。这一来是好事,没有那么多不同的意见,便于带领,但也不是好事,没有自己的主见。王说我的依赖性其实也很强。

王要我写一本书。关于丹增德勒仁波切这个案子的全部。

·给塔贝发传真

中午两点半给塔贝发传真,是王起草的以丹增德勒仁波切亲属的口气写给四川高法王法官的一封信,让他们在这封信的末尾填写自仁鲁鲁的名字、住址、电话号码和身份证号码,然后传真给王法官。因担心塔贝他们不清楚,王又在另一张纸上写上该做的几件事,以及王法官的电话和传真号码。

塔贝收到,但看不懂汉文,所以又跑去找懂汉文的人,好半天才又给我打电话,说成都那边传真不过去,王让我转告转到这里来,结果幸好传到我们这里,我一看又好气又好笑,塔贝竟然是把那张纸给我传来了。我急得嚷嚷了半天还是没有说清楚,只好重新发了一回传真,这回他明白了。

语言的障碍,想不到在我们同族人之间也存在。

·王和张律师通电话

自右至左:萧瀚、张思之、陈威威、王力雄、张祖桦讨论阿安扎西案(2002年12月)

张律师不抱乐观,甚至已经悲观。认为他们既然出此下下策,那说明他们已经不顾一切。这个案子越来越可以肯定,是一个冤案。

张律师说那天在酒店的咖啡厅,差不多有四五个人盯我们。我们走以后,还有人盯他。

·又和塔贝通电话

塔贝说阿珠仁波切希望学汉语,说他在印度学习了十五年。阿珠活佛是理塘县的一个乡村里的格鲁寺院的活佛。阿珠活佛为什么会想起学习汉语?

·收到廖亦武的信

·王继续写

就丹增德勒仁波切请律师,必须得继续写每一个突变。王一直在写,他要赶在1点前把文章发出去。让舆论施加压力。

20021231

·王几乎没睡

王一直写到凌晨四点多才躺下睡觉。可是六点多就有电话响,是美国之音的记者要采访。我听着他在外屋讲突生的变故,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王几乎没怎么睡。

·菩萨画

晚上,刘毅和他的女友来。做抓饭。刘毅送给王一幅画,是他画的佛画——“多吉羌”金刚总持。在新年来临之际看到佛画真是好兆头。愿佛菩萨护佑我们。

烛光下,王说这个事件对海外藏人的打击。他们原来因为这次到中国访问而满怀希望,不想中共打击依然不减。

罗艺也来了。他和刘毅也是签名人之一。罗艺说有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采访他,说王是“辛德勒”。

·2002年最后一天

第一次和王一起辞旧迎新。在心底里为丹增德勒仁波切祈祷。

我认为这个事件很大原因是当地的从县至州,或者有部门要置丹增德勒仁波切于死敌。而省里,如周永康正好需要政绩,故而将计就计,制造冤案。原以为十分圆满,却不曾想有王揭露他们,岂不恨之入骨?

·王力雄写关于办案经费给建议人的信

各位朋友:

「阿安扎西、洛让邓珠死刑案」的进展情况如所附报道。按照正常状况,此种大案聘请辩护律师的费用昂贵,除了付律师报酬,还要交律师事务所。据说仅此费用,一般在数万至数十万之间。承接此案的张思之律师和李会更律师所属的律师事务所只收取象征性费用——每家3500元,共7000元。

二律师元旦后将前往成都和康定审阅案卷和会见当事人,差旅费预算为1万元。

前期已经支出的费用共960元,包括与阿安扎西亲属联络,寻找洛让邓珠亲属,开会和交通等方面的费用。

目前共收到建议人的捐款:

  王力雄 3000
  张祖桦 1000
  萧瀚、陈威威 2000
  浦志强 1500

另在建议人之外收到捐款 4460元。全部捐款为11960元。

目前尚存缺口6000元。

二位律师这次前往四川,可以大概摸到案情发展的脉络,如果四川省高法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也就不需要再花多少费用。如果高法重新判决或要求重新侦察,律师的后续工作会很多,需要多次前往四川,还要为洛让邓珠聘请律师,费用可能增加很多,当然那也意味着我们的建议起到了作用。

我的想法是,目前尚不清楚可能的发展趋势,经费缺口又不是很大,不如先在联署建议书的朋友之间进行募捐,解决律师第一次去四川办案的费用。这样做比较简单,也可以避免过早地牵扯是非。

待二位律师这次赴川得到比较明确的判断,案件有希望进入重新审理之时,再在更大范围征求捐款。

有些朋友经济条件不好,本来我想有选择地发这封信,但考虑到让建议人随时了解情况进展也是应该。如果你有困难参加捐款,请千万不要为难,你的签字已经是最大的支持。

200311

·凌晨电话

凌晨,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打电话要采访王。睡眠不足的王要求上午10点再说。

·给塔贝打电话

要塔贝打电话找王法官。塔贝打过后告诉我,王法官不在,出差去了。让塔贝过两天天天打。

·王见《纽约时报》记者

《纽约时报》记者说他要去理塘和雅江。

200312

·塔贝电话

塔贝告诉我,已托人送口信找洛让邓珠的母亲,让她来理塘。听他的语气似乎很肯定。说就在这两天到。让我跟他母亲谈。

塔贝说他们从国外电台听说有很多汉人在帮助他们。

王让我问公安找他们的时间,原来是星期五的上午打过电话叫他们去公安局,塔贝和自仁弟弟,自仁鲁阿一起去的。这两人分别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叔叔和堂弟。自仁鲁鲁的年纪最大,他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叔叔,也是塔贝的岳父。王说果然,成都的王法官在跟张律师定下安排之后,又跟康定联系,结果康定惊慌,慌忙在两天之内安排了所谓阿安扎西要的律师。

王让我告诉他们,这是唯一办法。必须要让其母亲签名,否则就毫无办法了。王说,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是命该如此了。

和阿珠仁波切说话。他想学习汉语,也有这个事件的因素。

200313

·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底片

下午去取妹妹托人从拉萨带来的计算机。里面有底片,是我在99年去雅江时候拍的。说起来真奇怪,那时候我怎么会想到今天会跟活佛的命运有这么密切的关系?一切都似乎是注定。

那底片有一整张。可是,奇怪的是,恰恰我为丹增德勒仁波切拍的个人照片的几张底片,被类似刀子似的利器给划破了。王说这是预兆。是吗?什么样的预兆?凶多吉少吗?

·塔贝说,有个叫王力雄的人来电话

晚上,塔贝打来电话,问我两个律师的名字。我一一告诉他。他又问我,王力雄是谁?我笑了。我以为他们是在国外的电台里听说的。我说,王力雄就是帮助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人。塔贝说,刚才王力雄给我们来电话。我一听觉得奇怪,忙问怎么回事,原来有人冒充王的名字,给他们打电话,找阿珠仁波切,因为塔贝懂汉语,就跟塔贝说,他想了解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情况,还说想跟他们在康定见一面。

塔贝很聪明。全说不知道不说,还说你的汉话我不懂,明天给我发传真吧。还要了对方的手机号码。那人肯定不会想到老藏民居然还懂传真。

王在他的记录中查不到这个人的手机号码(?)。王让我不必给这人打电话,以免暴露塔贝。

我又打电话给塔贝,告诉他,以后凡是有人用王力雄的名义打电话,都是假的,除非是通过我转达的。我说,真正的王力雄就是为活佛找律师、写文章、到处奔走的人,他是一个作家。结果塔贝听成了商人,有意思。

塔贝说,明天上午那人会发传真给他,他就把这份传真发给我。

·王写给廖亦武的回信。

其中写道:

“你问我的问题:抗争者会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么?其实不必问我,你早有答案。

“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北京举行五十年‘大庆’。在天安门广场结束阅兵的队伍经木犀地撤回军营,我正好在木犀地。开始市民是站在路两侧观看,继而有人鼓掌,接着鼓掌的人越来越多,随后变成了欢呼,人们拥下人行道,挤在机动车道两侧,奋力地挥手和摇动手中国旗。站在装甲车和军车上的军人,则频频向两侧群众敬礼和挥手致意。

“一九八九年六四那天早晨,我也在木犀地,那时的木犀地如同刚打完大仗的战场,几十辆被烧毁的军车冒着余烟,军人已经不在,簇拥在一起的北京市民,个个面呈悲色,群情激昂,似乎只要手中有枪,就会向军队开战。

“这两个画面现在经常在我眼前重迭在一起。

“有一句话似乎也是昆德拉所说:‘与强权的斗争,就是与遗忘的斗争’。”

200314

给塔贝打电话,得知无人传真,也许对方已知塔贝与我们联系了。

200316

晚上萧瀚和女友来。提出一个想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此案,会怎样?

200318

塔贝打来电话,告明后天审判,丹增德勒仁波切绝食两天(6日开始)。

王给张律师打电话。被告知,李会更律师星期一打电话给成都高法,说王法官出差未归。昨天未打电话。今天打电话,对方说成都高法院长带人已去康定,后天审判。

很难过。

塔贝打来电话,说不通。如果听从我们安排,早早去找洛让邓珠母亲签字,或许不同。

王说,只有看审判结果,但对有无转机不抱太大希望。

2003113

晚上,妹妹打来电话,说小姑姑告诉她,康定的公安找过她,调查我和王去康定的事情,还把姑姑家和表妹家的电话号码要走了。还说毛建光(表妹夫)也被问过话。说毛建光的工作被停了。

妹妹很想说我几句,但被我挡回去。我说,你知道什么?!

我马上给小姑姑打电话。姑姑起先有点不高兴,但听我说这事情跟你和表妹都没有关系,你们什么也不知道,她也就多少放下心来,把经过告诉我了。

姑姑说,上午,州公安处的两个人,一汉一藏来家里找她,问我去康定的事情。先问她是不是有个侄女,从拉萨来。又问跟谁一起来。叫什么名字。姑姑说是我的男友。名字不知道,姓王。问从哪里来。说是关外,稻城,雅江,坐客车来的。问在表妹家住了多久,几个月吗?姑姑说,就住了几天。这之前住在哪里?姑姑说,东关上的接待办。还问我在康定都有些什么熟人?姑姑说,同学,朋友,多得很。姑姑提了几个名字。还问我们离开康定是谁送的,姑姑说,好像是她的同学。等等,然后要走了姑姑家、表妹家和我家的电话。

姑姑说,毛建光是在这之前被调查的。是县公安局的局长带了几个人,把他从新都桥叫来问的。问他家被谁住过?说是有人在他家上网。他们从上网使用的电话号码上查到的。

20038月(具体日子当时未记)

王力雄收到一封从印度发来的电子邮件,发件人自我介绍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弟子,在印度学佛。他说塔贝被捕,被甘孜州当局判了5年刑。

其实这之前,我给塔贝家多次打过电话,那边先是不说,后来再不接电话。塔贝仅仅因为替做几句翻译就被判这么重的刑,令人愤怒!无言!

200212月至20038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