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20日星期二

唯色:我们的圣地,他们的垃圾场(二)——有关中国艺术家张洹在圣山冈仁波齐实施“大地艺术”装置作品

 

张洹及团队赴圣山冈仁波齐等地。(网络视频截图)
张洹及团队赴圣山冈仁波齐等地。(网络视频截图)














5、

连续数日,张洹在冈仁波齐实施“大地艺术”事件在推特、脸书、新浪微博等社群媒体被热议。为免于碎片化的评论随着时间流逝于茫茫网络,有必要将相关评论精选、汇总如下:


曾在西藏十二年的香港作家薯伯伯(Pazu Kong)评论:西藏最神圣的域地神山岗仁波齐,被汉地而来的艺术家当成是艺术炒作、救赎炒作的装置。藏人一生也未必能取得边防证前往一次,汉人却能肆意把圣地变成游乐场,世界荒谬,莫过于此。

我的评论:在各地藏人进拉萨受限,在各地藏人朝拜神山冈仁波齐等圣地被更严格地受限,甚至因得不到“边防通行证”而无法朝拜的同时,这个自称前世是藏人、今生是世上唯一一个汉人天葬师的所谓当代艺术家,不但自由出入,还要在神山实施“高科技环保项目”,来满足他的表演欲,并且赢得商机。这种现实对比是非常残酷的。

艺术家艾未未评论:在上海世博会期间曾献上谄媚大熊猫“和和、谐谐”雕塑作品的张洹,不要碰西藏,即便有强力的政府意图支持,这是对藏人、藏教的不恭和亵渎。


我在社群媒体发帖反对张洹在圣地的“大地艺术”。(网络截图)
我在社群媒体发帖反对张洹在圣地的“大地艺术”。(网络截图)



作家唐丹鸿评论:这是为“高科技前沿技术可降解植物纤维提取物”的企业和其他赞助商做广告,是靠资本与权力的便利,以“大地艺术”做包装的、野蛮无耻的商业项目。殖民者们挪用操弄殖民地文化元素,通过令人作呕的矫情来亵渎,本质是集体作恶。

我的评论:张洹所谓的降解材料,根本就没有。只有能否回收的问题。珠峰上连大便都无法降解。有报道称:“左边尸体,右边是屎,漫山遍野的垃圾正在覆盖这座世界最高巅……”

唯色评论:从张洹的微博上可以了解到,他在西藏做的这些“大地艺术装置”项目,有Dior、路易威登LV等国际商业大牌支持。那么这些国际商业大牌是否了解张洹的作品会对西藏的自然环境、精神场域造成污染和损害?


张洹将寺院废墟布置成Dior秀场。(Public Domain)
张洹将寺院废墟布置成Dior秀场。(Public Domain)


唐丹鸿评论:国际商业大牌需要“艺术”来泡制趣味的包装,唯一目的是贩卖,从恶俗的消费群牟利。张洹与Dior、路易威登LV等品牌互相需要,即便没有张洹,也会有李洹、王洹与这些品牌合谋,以“艺术”之名污染损害自然环境和精神场域。只是在正常国家不易为所欲为,而有专制权力的加持,他们才能制造这么无耻狂妄的垃圾。

薯伯伯(Pazu Kong)评论:在外国人的眼里,一说起法国,除了想到名牌与时装,还有其价值观,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自由、平等、博爱),影响着世界上不同角落的人。法国品牌的品味,不单在于设计,还有其所承载的价值,如今为了打入中国市场,放弃普世原则,甚至变相破坏宗教场地,无疑令人极尽失望。

张洹事件引起推特上印度知名人士关注。(网络截图)
张洹事件引起推特上印度知名人士关注。(网络截图)



我的评论:这些国际商业大牌跪舔权力,助长张洹这样的自带病毒的文化帝国主义者,染污高山净土的西藏高原,应该遭到谴责和制止。

薯伯伯(Pazu Kong)评论:以艺术为名践踏圣地,匪夷所思的思维模式。为何在如此严控的地区,却容许这等荒唐的“艺术装置”?如何定界线?谁能定界线?

藏人网友评论:他们终于盯上了冈仁波齐!

张洹事件引起日本静冈大学教授、蒙古人学者杨海英先生关注。(网络截图)
张洹事件引起日本静冈大学教授、蒙古人学者杨海英先生关注。(网络截图)



藏人网友评论:这位艺术家曾经在拉萨的一次展览上用牦牛鲜血来画天梯,当时也是收获一片骂声与抵制,张狂与极端,拼命想玩个大的,玩个震撼的,但是仍然逃不出对西藏文化的表象认识和精神盲区。想要了解和表达西藏文化,第一个要义是懂得谦卑,放下傲慢。

6、
冈仁波齐本身是四大古老宗教的圣地,理所当然,出现在这个神圣的精神场域的,应该是包括藏人和印度人在内的信徒。但是,如今可以进入这里的,可以围聚在这里的,既少有藏传佛教徒,也几乎没有印度教徒,也即是说,这些宗教信徒在这个圣地是缺席的。而在场的是什么人呢?正是像张洹这样的文化帝国主义者。他们占据了圣地的每一个角落。他们肆虐,他们跋扈,他们任性地修改历史,随心所欲地重述这里的故事。事例之一:大言不惭地讲述“冈仁波齐的童年”,却连冈仁波齐的藏文名称都写错了,没有比这个更搞笑的了。

在这里,原住民、信仰者的缺席与外来者、非信徒的占领所构成的对比是触目惊心的。从张洹在冈仁波齐拍摄的那个“诺亚方舟”视频,作为配角或陪衬出现的羊群和马被他驱使着,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隐喻。当然他有红印护体,财大气粗,羊群和马都不算什么,如果他想要,还可以安排无数身穿节日盛装、手捧洁白哈达的“藏族翻身农奴”,围着他和他的“诺亚方舟”载歌载舞。

从张洹微博发布的讯息及中国多家媒体的报道看到,他的“西游创作之旅”结束,在拉萨“举办了庆功宴”,并放映了拍摄的视频,以展示他“充满人文情怀的藏区创作之旅”。“庆功宴”还邀请了拉萨当地文化艺术界名人,其中至少一半是藏人。我仔细看了现场照片,很想知道这些藏人作家、艺术家目睹“诺亚方舟”沉陷湖水、名牌服装高挂废墟会有什么样的感触:是无动于衷?还是暗自动心、渴望参与?还是认为非常不妥而不满?然而从他们喜怒不形于色的表情什么也看不出,就像是一个个磨练出了宠辱不惊的定力。他们难道没有看出那个“诺亚方舟”会有损冈仁波齐的生态环境吗?他们难道没有觉得在寺院废墟悬挂商业广告太过分吗?还是说,他们也认为只要是以艺术的名义,一切的为所欲为、践踏和亵渎,都可以接受?这些藏人作家、艺术家,他们有谁去朝圣过冈仁波齐?即便去过,那必然是很不容易才办到“边防通行证”而成行,并无可能如张洹那么自由地、炫耀地出入。

藏人艺术家邝老五在新浪微博的帖子虽然激起许多评论,却几乎没有藏人艺术家同行留言,对此他感慨:“拉萨的艺术家,你们(的)沉默使我感到悲哀”。我也感到悲哀。曾几何时,拉萨的艺术家以“发生发声”作为最基本的原则,渴望用艺术来记录和揭示当今西藏种种变迁和面临危机的状态,渴望用艺术来发出有着切肤之痛的当今藏人的声音,如今却呈现出鸦雀无声的死水状态。曾经或尖锐或深刻或悲伤的艺术表达,如今停滞在描摹西藏本土符号的形式上,而内在不是空洞无物就是隔靴搔痒。固然迫于日益严酷的现实压力而不得不犬儒、不得不迎合、不得不沉默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连半声都不吭那就太遗憾了。


阿里地区生态环境局给邝老五的回复。(Public Domain)
阿里地区生态环境局给邝老五的回复。(Public Domain)

7、
事实上,具有无比神圣之价值的冈仁波齐在这些年的遭遇并不只是张洹的“大地艺术”这一桩,而且破坏性远远超出无数倍。如开矿、开辟旅游景区、盗猎等等,各种大大小小的灾难迭出,不胜枚举。事例之一:总部在北京的国风集团下属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承包”了圣山冈仁波齐和圣湖玛旁雍措并当作发行股票的招牌,在2010年的“西藏阿里圣山圣湖旅游区开发项目”中,“包括景区开发、酒店建设、环保车购置、制氧厂等其他设施建设等”,以及“大门、观景台……景区机动车道等”,这是把宗教圣地商业化,制氧厂等企业的排放也必然带来环境污染。

传统上,步行环绕圣山和圣湖是延续了难以计数之岁月的信徒朝圣方式,而并不需要公路、游览车等。相反,公路、游览车只是为着吸引尽可能多的游客和猎奇者,按当代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是一种“旅游帝国主义”行为,造成的是对圣山圣湖的亵渎和毁坏。作为在地的原住民及各地的信仰者,只能是眼睁睁地目睹着,却无力阻止。

当下在西藏发生的这一切,恰如作家王力雄在他综述西藏历史与现实、剖析“西藏问题”的著作《天葬:西藏的命运》的结尾所写:“西藏就像一个失去了行动能力的人体,躺在世界屋脊的雪山之巅,从不同方向飞来的鹰鹫,纷纷按照自己的需要撕扯她,从她身上啄食自己需要的部分──或是抢夺主权,或是争取民意,或是表现意识形态,或是讨好国际社会,还有那些贪心不足的商人、盗猎野生动物的枪手、寻求刺激的旅游者、厌倦了现代文明的西方人……也都涌进西藏各取所需。综观历史,西藏从未被外力摆布到如此程度,如此无奈、身不由己。”

巧合的是,口吐“后疫情时代的自我救赎”等等莲花泡沫,在真正的信仰者的圣地留下一堆堆垃圾的中国艺术家张洹,给自己添加的标签是“天葬师”。他对自己的这一认证恰如其分:西藏躺在世界屋脊之巅,“天葬师”张洹以艺术的名义操刀凌迟,而他所依凭的权力与资本正是他手持的两把刀,一把刀刻着五星红旗的图案,一把刀刻着Dior的标签;狂风凛冽,遮天蔽日的秃鹫贪婪地扑过来撕咬分食着西藏。而这些密密麻麻的秃鹫,其中既有那些国际商业大牌所化,也有张洹及团队及更多的合作伙伴所化——张洹在他的“西游”视频中把自己比作秃鹫,这倒是贴切得很。

西藏有句谚语:神佛所在,妖魔亦云集。象征四大宗教众神居所的圣山冈仁波齐虽然静默屹立却不等于沉默忍耐。张洹在他所谓的“后疫情时代”的“自我救赎”表演,越夸张越似妖孽,更是为这个凌迟西藏的“艺术行为”的时间性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张洹的“诺亚方舟”残骸扔弃在冈仁波齐下的湖水中。(网络视频截图)
张洹的“诺亚方舟”残骸扔弃在冈仁波齐下的湖水中。(网络视频截图)


8、
需要强调的是,冈仁波齐在宗教意义上并不只是西藏苯教和藏传佛教的圣地,还是印度教、耆那教的圣地,这已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和难以估量的影响力。也因此,九年前,著名藏学家Elliot Sperling先生对北京公司商业开发冈仁波齐及圣湖玛旁雍错的行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出于利益来践踏这处宗教名胜,并不只是对藏人的又一次侮辱,对于将神圣的冈仁波齐看作湿婆(Siva)的居所,而来朝拜和绕行的印度朝圣者来说,也是一记耳光。”

当时还有学者指出,圣山冈仁波齐及圣湖玛旁雍错等,是图伯特与印度共享的文化和精神遗产的象征。任何对这两处最神圣的圣地的亵渎,都是对图伯特与印度的侮辱。正如同在耶路撒冷圣殿上的圆顶清真寺上修建酒店或旅游设施,如果穆斯林和犹太人不能接受,那么佛教徒和印度教徒同样无法接受。

为此我在推特上也提醒,张洹在圣山冈仁波齐实施的人为干预与介入,在目前中印关系如此敏感的状况下,还是勿要太夸张。事实上,从推特的反应来看,已经有印度知识分子等人士注意到了圣地令人不安的状况。同时,也有国际知名学者如人类学家、日本静冈大学教授、蒙古人杨海英先生对此予以严厉批评。

就在我的这篇文章尚未写完时传来一个消息:10月12日,即此事件公开后的第四天,阿里地区生态环境局对最先提出询问的藏人艺术家邝老五做出了答复。摘引如下:

“……经核实,普兰县政府及相关部门,未接到张洹团队关于在圣山冈仁波齐实施‘大地艺术’项目任何申请,只是在9月份张洹工作室人员口头向巴嘎乡人民政府咨询,表示有想法在圣山冈仁波齐实施‘大地艺术’项目,巴嘎乡人民政府予以回绝。10月10日,普兰县接到地区生态环境局关于相关情况核查通报后,普兰县政府于10月10日下午,与张洹工作室取得联系,对方称‘百万经幡’的大地艺术仅仅只是一个想法,并表示将放弃这一想法,不会组织实施。……”

如此说来,我们的反对有了效果。当然官方的回应是可以接受的,值得称许的。正如邝老五在致谢后还说了这句话:“公开透明是处理事件的唯一办法。”是的,必须公诸于世,不然极有可能的是,不久张洹就将携带他的新材料制成的“百万经幡”,手举五星红旗与Dior横幅,在圣山冈仁波齐再次大摆他的秀场。

而现在张洹方面辩解“‘百万经幡’仅只是一个想法”的说法并不诚实。如果只是“一个想法”,为何白纸黑字报道这件事的“artnet资讯”会在激起公众抗议之后突然删掉帖子?这个体量庞大的“大地艺术项目”,依照张洹原计划,下个月初就将在冈仁波齐实施,怎么可能只是“一个想法”?还有,张洹8月间遗弃在冈仁波齐湖水中的装置作品残骸,分明已经对冈仁波齐的环境造成了污染,难道他不应该对此做出一个交代吗?更进一步说,我们认为,要求张洹以及支持他的国际商业大牌向冈仁波齐致歉也是毫不为过的。

也因此,我们还需要追问当地的环保部门:针对已经造成的污染环境的事实,依照政府有关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定,是否应该对张洹以及支持他的国际商业大牌作出相应的处理呢?否则,即使张洹下个月不去圣山冈仁波齐搞他的“大地艺术”,难保以后不去;即便他从此再也不去,也难保另一个张洹以后会去。

写于2020/10/11-15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ws-10192020120441.html

2020年10月19日星期一

唯色:我们的圣地,他们的垃圾场(一)——有关中国艺术家张洹在圣山冈仁波齐实施“大地艺术”装置作品

圣山冈仁波齐是四大古老宗教圣地。(Public Domain)
圣山冈仁波齐是四大古老宗教圣地。(Public Domain)














1、

这个事件最先是被藏人艺术家邝老五发现的。是的,我称之为“事件”,而不是什么带有美妙光环的艺术行为。确切地说,这是一个以艺术的名义对西藏的自然环境、精神场域造成损害的恶劣事件。

10月8日,邝老五在他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发帖:“强烈反对张洹在神山冈仁波齐实施‘大地艺术’装置作品”。他引述艺术网媒“artnet资讯”新发布的报道称,张洹“刚结束了在西藏为期两个月的创作,”又将在下月初,在冈仁波齐开启“一个全新的项目”。而这个新项目是,“一百万面经幡将由新研发的可降解植物纤维提取物制成,它们会在展览结束后融入土壤,归于尘埃”。

出于担忧数量庞大的新材料制成的“一百万面经幡”极有可能对冈仁波齐的环境造成污染,邝老五在多日前就联系过“artnet资讯”,提出了质疑却未得到回应。他还以私信留言的方式联系了“西藏生态环境保护厅”和“阿里环境保护局”的微博,询问这么大的项目是否有过环保方面的评估,也未得到回应。

邝老五写道:“在高科技‘前沿技术’的烟幕中,在‘可降解植物纤维提取物’的称谓和所谓‘非常环保’的言辞中,冈仁波齐神山周围环境被污染的可能会在下个月里发生。”“一厢情愿的预设‘非常环保’,但预设不等于实际情况。高原生态环境本来就脆弱(事实上表明,珠峰上留存的衣服布料上百年极难降解)。我强烈反对在圣山实施所谓的大地艺术装置作品,大体量的人为干预与介入自然环境,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的会对自然环境有所损害。”

我被这个消息揪住了心。


藏人艺术家邝老五在新浪微博发帖。但目前这个帖子已经看不到。(Public Domain)
藏人艺术家邝老五在新浪微博发帖。但目前这个帖子已经看不到。(Public Domain)


2、

冈仁波齐,并非一座平常的砾岩层山体,而是超越了普通的地理意义的所在,被佛陀赞誉为“精神之极地”。它位于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县境内,即图伯特(西藏)传统地理所指的“上阿里三围”,是冈底斯山脉的主峰,海拔6656米。藏语གངས་རིན་པོ་ཆེ 即冈仁波齐,意为雪山珍宝。梵语Mount Kailash,意为湿婆天堂,被认为是世界的中心。数千年以来,是西藏雍仲本教、藏传佛教、印度教和耆那教共同信奉的圣地:本教的发源地,藏传佛教胜乐金刚的坛城,印度教湿婆的所在地,耆那教祖师的得道处。总之这众神的居所相当于所有宗教各自推崇的圣地。

2002年七月初,我有过朝圣冈仁波齐的转山之行,用约十八个小时一步步走完五十多公里的转山路。当冈仁波齐那奇妙的山形兀然显现之时,恰如目睹一个具象化的佛教象征——曼陀罗,那难以言表的美,无污无染,令人感悟,今生绝无仅有。传统上,藏人会许下一生至少三次以转山的方式朝拜冈仁波齐的心愿。但我却很难实现许下的心愿,与绝大多数藏人一样,受困于中国当局设置的障碍。

六年前我写过文章《当局限办“边防证”,禁止藏人朝圣转山》,详述了各地藏人因得不到“边防通行证”,无法通过沿途十几个检查站,想去朝拜圣山的梦想只能落空。然而汉藏有别,中国各地的游客并不受制于禁止转山的“潜规则”,可以轻轻松松地办到一纸“边防通行证”,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那年,我的两位来自北京和苏州的朋友很顺利地去往冈仁波齐了,我只好将两串念珠交给他们带去转山了。

3、

张洹是谁?一个55岁的中国男子。一个有国际声名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声称是“虔诚的佛教徒”。自称多么多么热爱西藏,前世是藏人、今生是世上唯一的“汉人天葬师”,“DNA检测结果显示他拥有8%的藏族血统”,“藏地是他的神秘花园”,云云。


中国艺术家张洹在西藏。(Public Domain)
中国艺术家张洹在西藏。(Public Domain)



之前他做过什么就不提了,我也懒得在网上找。从他的新浪微博发布的帖子,包括图片和视频等等可知,今年七月中至八月底,在Dior、路易威登LV等国际商业大牌的赞助下,他和他的团队驾驶着插有五星红旗的豪车,“以拉萨为起点,穿越新藏线,一路西行直抵中印边界,展开创作之旅”。事实上他已经在圣山冈仁波齐那里实施了大型装置作品,自称是“带着某种‘诺亚方舟’的使命”创作的“母系宇宙星体”。

且不说“诺亚方舟”的基督教概念与作为藏传佛教、印度教等宗教圣地的冈仁波齐圣山完全不相干,也不论“母系宇宙星体”的说法容易让人联想到有“宇宙大将军”之称的独裁者金正恩,从外形上看,这个巨大的球体状作品——直径在20米以上的巨大圆形金属架,围裹着像塑料又像织物的白色不明材料,并裁成条缕纷纷扬扬——简直酷似新冠病毒的形状,尤其从半空中俯瞰就更像了。

这个名为《冈仁波齐的童年》的视频中出现了一匹表情哀伤的马,穿法国名牌Dior白色服装的张洹骑在马上,又下马驱赶着大群温顺而慌张的羊,去追逐、簇拥那个状如新冠病毒的球体。背景是圣山冈仁波齐那独特的山形默然矗立。球体在风中滚来滚去,露出下面安装的小轮子。张洹犹如狼奔豕突,喘着气跑来跑去,还突然抓了一只羊羔抱住,小羊竭力挣脱。球体的内部似有部分烧焦了,黑乎乎的,张洹钻进去躺下。难道这是一个热气球吗?但从视频中没见到像气球那样飞起来,而是外表撕扯得乱糟糟的,在草地上滚动着。最后这个破烂的“诺亚方舟”滚入了湖水中,渐渐沉陷。张洹则站在堆在湖边的零散的架子上摆造型。不知道冈仁波齐下方的这个湖是什么湖,也不知道变成了垃圾的“诺亚方舟”是不是一直浸泡在湖水中?当地的生态环境部门真应该去检查一下,如果这样的垃圾还不会产生污染,那么什么叫做污染?

而这个以冈仁波齐的童年为题,用文风浮夸且矫揉造作的文案凸显无神论者自我张狂的虚伪,实则并不珍惜圣地的旷野、水泊与生灵的视频所展现的场景,正如文化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所言:“帝国主义……是一种地理暴力的行为。”


张洹微博有关在冈仁波齐“大地艺术”作品的宣传截图。(Public Domain)
张洹微博有关在冈仁波齐“大地艺术”作品的宣传截图。(Public Domain)


4、

张洹的豪车上插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高原的风中招展,一路飘扬,如同护旗人的表白,更是国家意志、权力符号的沿途宣示、烙印。张洹的这趟“西游”与其说是“创作之旅”,不如说是Dior的广告之旅。那个名为《Dior穿越青藏高原》的视频,展示的是张洹在一片废墟的残墙上悬挂起Dior的时尚服装和广告横幅。但这片废墟之前是什么建筑?又是怎么沦为废墟的?显然都不被他关注,他反而兴奋地喊道:“在老定日,在珠穆朗玛峰脚下的老定日,我们发现了古城池!”

张洹的“诺亚方舟”残骸扔弃在冈仁波齐下的湖水中。(视频截图)
张洹的“诺亚方舟”残骸扔弃在冈仁波齐下的湖水中。(视频截图)



声称热爱西藏宗教文化的张洹对西藏的历史与现实是多么的无知啊!什么叫做“古城池”啊?西藏历史上正式的、有规模的、坚固的建筑物,除了作为政府机构的宗堡高高地位于山顶,如布达拉宫和日喀则宗堡,就是作为宗教场所的寺院和佛殿分布于开阔区域或僻静处。从视频中看到的残垣断壁及相连的、散落多处的残垣断壁,或有可能是往昔的辉煌寺院。那么这座寺院是如何成为废墟的?

实际上,西藏寺院沦为废墟的历史并不久远,并不“古”,基本上都是在1950年以后,即被浑身Dior的张洹高举的五星红旗所代表的权力“解放”之后,在一次次革命中化作废墟的。这方面,做过西藏文革历史的调查与研究的我是有发言权的。我从当局的相关报告中得知:1976年即文革结束后,西藏自治区境内原有的2713座寺院仅剩下8座。这也就是说,整整2705座象征文化宝库的寺院,或被解放军的炮火或被红卫兵的锄头夷为了废墟,至于其中所积累的难以估量的物质财富,如佛像法器佛具画作等等,其实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去了哪里,归了何处,入了谁的私囊。

张洹在寺院废墟悬挂Dior服装和广告横幅。(Public Domain)
张洹在寺院废墟悬挂Dior服装和广告横幅。(Public Domain)



就在张洹表演所谓“后疫情时代下的”时尚大秀的这里,原本是卫藏地区宗教积淀、文化传统非常丰厚的地域,并不只是因为拥有世界最高的珠穆朗玛山峰而闻名。藏语定日的地方在历史上涌现过许多了不起的大成就者,建立了各教派具有影响力的寺院多达几十座。然而这些寺院以及位于城中心之山顶的宗堡,在1959年之后的“平息反革命叛乱”和1966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全被摧毁。虽然在1980年代有四十多座寺院得以重盖,但规模远不如从前,迄今残墙断垣遍布山野。定日最著名的协格尔曲德寺如今仍有一半是废墟。

可笑的是,为了渲染这个秀场是如何地表现了“东西方时尚文化的碰撞融合”,张洹不但将这片废墟说成是“古城池”,还将他用Dior服装和广告横幅占领的残墙断壁胡诌成“一座遗世而独立的百年烽火台”。这是多么地无知却狂妄,混乱且荒唐!事实上,标榜“忠于自由和自我”的张洹根本无视、也毫不关心西藏的历史和现实的苦难,而是消费西藏,仅此而已。视频中,浑身国际名牌兼具强国身份的这位艺术家,轻浮地嬉笑着,手脚并用拼命攀爬废墟的动作,似乎欲将最后残余的历史见证推倒,令人厌恶和心寒。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ws-10192020100953.html

2020年10月3日星期六

唯色:关于我的脸书停用事件:Facebook, what's going on?

                                                             唯色发推报告脸书、专页被停用。(唯色提供)

关于我的脸书停用事件:Facebook, what's going on?

唯色

9月24日发生的一件事,我认为不是一件仅与个人相关的私事,而是一个值得关注与研究的社会事件及案例,在社群网络对社会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力的今天。我指的是我使用了长达十二年的Facebook,使用了七个多月的公共主页,以及相当于脸书私信的Messenger,在这天突然被停用了。


                                   (我的脸书页面。)

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警示的情况下,我被凌空一脚踢出了一个虚拟世界,而这个名为Facebook的虚拟世界,正如维基百科介绍的,“是源于美国的社群网络服务及社会化媒体网站。……致力于向人们提供分享平台,让世界更开放,联络更紧密。”顺便问一句,“让世界更开放”的原则是什么?难道不是言论自由的精神吗?

但当我发现我的脸书、主页、Messenger全都不能使用时,并没有太惊讶。或者说,远不如六年前看到我脸书上的一个帖子被删更惊讶。可见那时候在墙外(所谓的“墙”指的是中国网络防火墙)的言论表达空间有多大,以致于连一个帖子被删都难以接受,并会感慨:“第一次遇到删帖的事!没想到脸书也有小秘书了!”(所谓的“小秘书”是中国网络流行语,对新浪微博审查员的戏称)。


被删的帖子是转发2014年12月23日西藏僧人格绒益西在今四川省甘孜州道孚县派出所前自焚牺牲的报道,包括视频和文字。藏人以自焚的方式表达决绝的政治抗议在这些年燃烧于图伯特许多地方,以及流亡藏人栖息的印度、尼泊尔等国,迄今已达165人,惨烈至极。而相关消息不但严禁出现于中国所有媒体,披露、转发与流传也被严禁,否则会遭严惩。也因此,正如我在《我被脸书公司删除的帖子是什么?》一文中写:“我的脸书遭删帖迅速成为事件。……这一事件已不只是关涉西藏问题、商业行为、政治立场、网络技术,尤其是言论自由与审查等等话题,显然更为重要。”


然而六年后的今天,却不是删个帖子这么简单了。当时删帖还会发个通知,注明具体的删除理由。如今却是突然停用你的脸书(或者说,你以为是属于你自己的脸书),如同将你一把推出门外。这么一想,我不禁难过起来。毕竟我用脸书十二年了,发布的帖子不计其数,基本都是有关西藏的内容,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就这样化为乌有?


或许我应把两个多月前,我的脸书一度被暂停看作是警告。是在尊者达赖喇嘛85岁寿诞日(7月6日)被停用的。脸书的通知给出了暂停时间,并称“你发布的内容多次违反我们的社群守则”,却没有说明具体是哪些内容违规。我有各种猜测,也尝试联系Facebook了解原因,但没有收到回复。好吧,我这样想,只是暂停三天,那就忍忍吧。


而这次我同样按照程序向Facebook的“帮助中心”询问停用的原因,显示的官方说明是:“我们收到第三方举报,声称你发布的内容侵犯或以其他方式侵害了他们的某些权利”,“在收到Facebook发出的一次或多次警告后,依旧反复出现侵害权利或违反规定的行为”。


可是我清楚地记得,在被停用前我最后发布的帖子是分享了他人脸书上发布的著名音乐人Pati Smith与众人合作的音乐视频,以及尊者达赖喇嘛最近的网络直播视频。难道这样的分享意味着“侵犯……侵害他们的某些权利”吗?举报我的“第三方”是谁呢?而且,我并没有收到过Facebook发出的警告,除非是把尊者寿诞日的暂停算作警告。


在几次尝试联系Facebook,并用表单提交了申诉,发送了我的身份证照片都无果之后,我只好将我的脸书被停用的消息发在了推特上。我还专门致推Facebook,希望“给出明确的、真实的理由。而不是借关闭虚假账号来对言论进行封杀。我使用FB账号十二年,可以说我是中国境内关于真实西藏的极其稀少甚至可能是唯一的声音。我发声也是鼓足勇气,冒着风险,却被声称捍卫自由言论的脸书公司封杀,太讽刺。”


我还告知了我的朋友、香港作家薯伯伯,他在Facebook有相当多的关注者,他的声音或可能被Facebook注意到。薯伯伯旋即在他的脸书上发帖声援,其中写:“唯色在脸书经常提及西藏实况,要求大众关注西藏及藏人处境,现在不知是什么人或网军发动举报,脸书公司又居然全面配合,封锁唯色的Facebook封号,是什么道理?把墙内最重要的藏人声音封锁,打压墙内异见者的声音,又是否合乎Facebook的政策?”


推特上的反响也很大。如:“连温和如你都容不下,还围追堵截到海外。”“太不尊重人了,那么多年的心血!”“大量恶意检举,的确会导致被封锁,这类状况此前在台湾、香港也都出現过。”还有一些是技术指导性的回复,不过我既不懂也不会那样的技术操作。


推特上还对Facebook这种社群媒体进行了思考和讨论。正如艾未未对我说:“不封你就不对了,西方资本社会的虚伪是彻头彻尾的。”美国艺术家Ian Boyden对我说:“脸书实际上是独裁者的工具。这是非常危险的。”他发推说:“如果言论自由的平台不是中立的,那么言论自由就会遭到严重的破坏。Facebook的情况说明言论自由已被侵蚀。”之后他发布了删除他的脸书账号的声明。他的朋友评论:“Facebook正在摧毁民主……我们实际上都面临着唯色的危险。”


一些英文推文的讨论是深刻的。关于网络审查,关于独裁者压制政治异见人士的声音对国际商业公司的影响。等等。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CT)、自由西藏学生运动(SFT)等在推特上致推Facebook,:“Facebook, what's going on?”询问关闭我的脸书是怎么回事。自由亚洲藏语媒体、西藏之声、香港立场新闻以及藏人文化网站High Peaks Pure Earth(高峰净土)等,对我的脸书停用事件做了报道、转载和翻译。还有更多的权利与公正的捍卫人士也予以了关注。


应该是在激起了众多的关注与反响之后,Facebook方面终于有了回应。有意思的是,却是在薯伯伯的脸书上以留言的方式来表示的。是Facebook香港、台湾、蒙古公共政策总监。声称“实际上是和知识产权内容有关,……和所谓政治审查无关。”当薯伯伯代我问他能否说明究竟是违反了什么内容的知识产权,他回复:“因为隐私原因,我们不方便披露具体什么内容或者谁检举……她的账户应该会被恢复……但是如果屡次违反社群守则,以后还是可能会被封。”薯伯伯反驳:“Facebook的审查机制没有完全公开,而您所说的情况也跟唯色的遭遇不同,外界很难判断到底是纯粹的‘违反社区规定’,还是其他原因,包括政治审查。”


然而27日,我发现我的instagram也受限,不能点赞和评论。通知显示“我们对特定活动进行限制以保护我们的社群”。可是我搞了什么样的“特定活动”?难道我为自己的脸书突然被停用而发声属于“特定活动”?难道我这样的发声会对“我们的社群”造成破坏?instagram被Facebook公司收购,已是属于Facebook公司的企业。我不禁感慨:这个虚拟世界怎么像一个专制帝国?魔幻现实主义在声称有言论自由的墙外虚拟世界频频发生,太荒诞了!当然,我继续在推特上公布了instagram的状况。


之后,那位Facebook香港、台湾、蒙古公共政策总监再次出现。他让薯伯伯通知我:“唯色的账户和page都恢复了,我們也发了邮件给她,也可以帮我转给她,确保她明白以后如果再有违反,不一定可以恢复。”虚拟世界风云变幻。我除了公开化,即发布于推特这另一个虚拟世界,别无他法。于是就有学者曾金燕发问:“‘再有违反’什么?很想知道FB如何给出说法……”是的,这位管理人员的语气颇有审查者的味道,他的警告就像套了一个紧箍咒,让我想起多年前我在新浪微博上的账号屡屡被关闭最后只好放弃的经历。


而这也就是说,在被禁用4天后,我的脸书账号和公共专页恢复了,messenger也恢复了,对我的Instagram 的限制也取消了。当我重又返回仿佛阔别已久的脸书和专页,就像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我是不是要感谢Facebook公司和那位总监呢?一位朋友向我表示祝贺,说“真好!看来我可能是无期了!前天试着又登录,提示可以下载我的全部资料。就是没有申诉的门道,对它是基本无语了!”我回复:“单凭个人一己之力,FB绝对是会忽略的。”其实我的“死而复生”并不能代表绝大多数。


因自我删除脸书账号而获得某种个人自由的Ian Boyden问我:“你为什么还要继续使用?”这是一个好问题,也是一个类似两难的问题,我多少有点尴尬地回答:“我和在香港的薯伯伯也讨论过。他说:对于我们这样日渐失去自由的人,任何发声的平台或可以是‘草船借箭’的目的。”当然,这样的想法很可能是天真的。几天前观看的Netflix纪录片《智能社会:进退两难》(The Social Dilemma, 2020),正是揭露了包括Facebook等社群媒体日益膨胀的,几乎难以控制的如同巨兽的吞噬魔性。而当这头巨魔与极权密切合作时这个世界会怎样,谁也无法预料,除了灾难本身。


2020/9/30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ws-09292020141929.html)

唯色:有关记录西藏文革的《杀劫》英文版的出版及访谈(五)

 图说:我的父亲泽仁多吉。西藏文革图片摄影者。在文革中抱着出生百日的我。在西藏军区拍摄。

图说:我的父亲泽仁多吉。西藏文革图片摄影者。在文革中抱着出生百日的我。在西藏军区拍摄。



《杀劫》英文版《Forbidden Memory: Tib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的修订者、编辑Robert Barnett先生与译者Susan T.chen女士,对我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令尊于文革期间先在拉萨,后于康区拍摄的照片,显然是《杀劫》成书的关键因素,然而除了提及他当时是人民解放军的中级军官和他对摄影的爱好,您在书中对他着墨不多。趁着英译版的问世,是否可以谈谈透过书中收入的照片和因着这些照片而重见天日的历史,您如何理解当时父亲,以及他那一代其他参与中共革命、见证文革西藏篇的藏族青年的思维?您认为他们有遗憾,有不情愿吗?  

我回答:之所以在《杀劫》一书中对我的父亲着墨不多,实际上是因为我有顾虑。我当时甚至连自己的身份都犹豫是否需要公开,考虑过是不是要用化名来署名。这是因为西藏文革的话题太敏感,出版这样一本集合了记录西藏文革劫难的影像和相关调查文字的书,于我一定会有很大的麻烦。但是,2003年我的散文集《西藏笔记》出版不久即被禁,第二年我被解除了在西藏文联下属的《西藏文学》杂志社编辑的职务,而我也不得不离开拉萨,去往北京(这时我已与王力雄生活在一起)。鉴于此,我才用自己的真名和我父亲的藏名,2006年在台湾出版了中文版《杀劫》。事实上,《杀劫》里面有多位受访者在书中我还是采用了化名,这都是因为恐惧的阴影所致,担心给受访者带来困扰。

2016年中文版《杀劫》修订版出版后,我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谈论我父亲的西藏文革摄影时,首次公布了他穿军装的照片。但自始至终,如何对外界谈论我父亲,这其实是我内心深处的一个心结。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以我父亲在中共军队中的资历来说,无疑很长,占据了他54岁人生中的四十一年时光。他13岁就加入了十八军——这是最早进入拉萨的中共军队。他突然病故之前,是拉萨军分区副司令员,算得上是比较高阶的军官。我从小知道他对军队有感情,他甚至因为不愿意脱下军装,而拒绝去做“地方上”(中国说法)的官员。然而,他又拍摄了中共政权对他由衷认同的民族和由衷热爱的家园造成如此劫难的照片。所以在写作《杀劫》时,我总是忍不住会想:他为什么拍摄这些照片?为什么要很珍视地保存下来?

我也和我母亲讨论过这个问题。我母亲认为,我父亲只是热爱摄影,看到什么事件都会拍。但我认为,可能不全是这样。可是我父亲去世时我才25岁,沉浸在远离现实的诗歌艺术中,并没有同父亲交谈过与这些照片相关的话题,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直到我用父亲的相机在他拍摄过的地点再次拍摄的时候,我特别真切地感觉到父亲就像站在旁边,觉得他拍这些文革照片肯定有他的想法,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他似乎是有心在用相机去记录这些事件和场景,至于他为谁记录,我无法代言。他是解放军军人,共产党员,去世前是拉萨军分区副司令员,我不能替他说他拍这些照片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但我认为,他拍摄下来并且悉心保存是有他的想法的。就像我知道,如果他还在世,对西藏的现状一定会有不满,会有批评,但会不会像我一样成为一个反对者,一个背叛者?他应该不会,或者说肯定不会。

我还经常这样想,我父亲如果不以军人为职业,一定是会选择摄影的,但命运却让他作了一辈子的军人和一辈子的摄影爱好者。然而,命运更进一步地,却让他的摄影与我有关,结果是:那些他珍藏多年的照片,似乎是专为等待我有一天以按图索骥的方式,去调查、去了解西藏历史上最悲惨的一页,并如实地记录在《杀劫》这本书中。2019年10月有一个摄影展在耶鲁大学所在的City gallery展出,正是我父亲拍摄的这些照片。两个月后,在他的忌日那天,我在我的博客上写道:这些照片都是我父亲在至关重要的历史时刻拍摄的,他用相机和他的真心做了无法被遮蔽和修改的叙事,在他离开今世的忌日,我以生为他的女儿而自豪。(连载结束)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ws-09172020170305.html)

唯色:有关记录西藏文革的《杀劫》英文版的出版及访谈(四)

《杀劫》英文版其中一页。(唯色翻拍)
《杀劫》英文版其中一页。(唯色翻拍)
接上期。《杀劫》英文版《Forbidden Memory: Tib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的修订者、编辑Robert Barnett先生与译者Susan T.chen女士,对我提出的第四个问题是:从《杀劫》记录的许多访谈以及您对那些访谈进行的分析,不难看出您试图理解文革期间诸多政治理想主义者和“激进分子”所思所感的努力。对此,我们好奇他们如何影响到您对毛时代的看法?又,是否也能谈谈与他们的接触如何影响到您对常见的政治热情与随之而至的算计及悔恨的认识?

我回答:虽然这是一个很复杂也很挑战的问题,但实际上对我来说并不难。这是因为我非常熟悉这些人,或者说这些长辈。我个人的长辈包括父母及父母双方的兄弟姐妹和配偶,我周围的长辈包括我在学校时的老师、在“单位”(当今中国说法)时的年长同事和领导,等等,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也因此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我很明白,甚至达到了心领神会的程度。与其说他们是政治理想主义者和“激进分子”,不如说他们是“双面人”更准确。当然还是有政治理想主义者,但并不多,我的父亲是其中一个。无论是大多数的“双面人”还是少数的政治理想主义者,他们的一生都充满了悲剧性,随着我对他们的深入理解,当然,这也使我认识到毁灭了或者消耗了、浪费了他们生命的那个政权的本性有多么地反人道。

我曾经写过,差不多有这么整整一代人,可能还要多一些,属于独一无二的历史产物。差不多有这么多人的生命中的大段岁月,是与天翻地覆的这几十年来紧紧相连的,且随着一年年的推移,而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寄生物的群体。他们的精神世界布满了某种烙印,之难以消除,犹如依附于业力。当然,这烙印主要体现在语言上,只要开口,属于某个时代或者某段历史的特殊语言就会源源不绝地涌现,仿佛从来都具有如此单调而强大的生命力。又因为,那些语言实际上是外来的,并不属于他们原本从属的民族,反而显得别扭、生硬。似乎是,当他们使用本族的语言时,母语会自然地剔除那些烙印,但他们用汉语来鹦鹉学舌时,原本丰富之极的汉语竟会一下子变得枯竭、乏味,反而将那些烙印显露无遗。

并且,在历经无数次触及皮肉、触及灵魂深处的政治运动之后,又历经时而复兴、时而被压制的宗教信仰之后,再历经改革开放带来市场经济的竞争和变化之后,以及穿插其间的类似2008年遍及藏地的所谓“暴乱”之后,他们渐渐老去;在渐渐老去的时候,毕生已被一张大网牢牢罩住以致动弹不得,除了少数人属于壮志未酬、犹自不甘,大部分人随波逐流。望着那一张张衰老的、执迷的、异化的熟悉面孔,分明有着藏人的轮廓,让我心生悲悯的同时,更对掌控甚至操控他们灵魂的魔鬼无比痛恨。

 【附:我写过他们的故事,在《西藏:2008》这本书中记录了这些片段:

 2008年的“3·14”之后,拉萨掀起了深入揭批“达赖分裂集团”的高潮(此为文革句式,套用之),退休干部们也不例外,必须参加,有些人成了最积极的主力军。于是乎,他们就像是重又回到了当年的政治运动之中,把那种怒不可遏地揭发与批判、痛哭流涕地“忆苦”和“思甜”发挥得淋漓尽致,尽管基本上无人出于真心,只是为求保住也被纳入体制内的儿女,每个月少则数千多则上万的退休金更是弃之不得的紧箍咒。

据说一个文革时从西藏民族学院毕业的退休干部,在电视上用发音古怪的汉语,进行了一番痛心疾首地斥责达赖喇嘛的自问自答:“他,给我们建了医院吗?米(没)有!他,给我们建了学校吗?米(没)有!他,给我们修了公路吗?米(没)有!他,只给我们留下了,几、座、破、庙!”这场演讲反响很大,一时间,街头巷尾都骂开了:什么?破庙?每年那么多外国人、中国人跑到拉萨来,是来“加巴索”(藏语,吃屎)吗?不就因为这几座“破庙”吗?难道人家千里迢迢,是为了来看这个纪念碑去玩那个KTV吗?啊呸!听说此人闻知民间的沸腾之后,吓得闭门不出。

据说一个住在拉鲁小区的退休老汉,在电视上批判达赖喇嘛到了丧失心智的地步,结果第二天,他家门口堆满了散发恶臭的大便。一个住在政协大院的旧贵族老妇,在电视上用无比温柔的敬语恳请当局,对那些“暴乱分子”务必“囊若囊,囊-仁达曲夏”(藏语,大意是,到了该出手的时候就请出手吧),结果第二天,她家的大门上被挂了一个习俗上给死者准备糌粑的瓦罐,以表示诅咒她去死的意思,她那句话还成了拉萨具有讽刺意味的流行语风靡一时。

据说一个以前当过某县妇联主任的退休干部,平日里转经念佛好似比谁都虔诚,且因女儿嫁到国外,曾在一次探望时遇上出访西方的达赖喇嘛接见藏人的机会,听说她当时哭得几乎昏厥,不能自已。而这时候,她操着文革语言捶胸顿足的样子出现在当晚的西藏电视新闻联播里,于是不久,她在街头被几个年轻藏人拦住,警告勿再胡说八道,否则即使老了,头上也是会挨石头的。

据说……就这样,真真假假的故事满天飞。当然啦,我更相信的是这类富有传奇色彩的事例,其警世意义远远大于现实意义。】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weise-08272020121258.html


2020年9月25日星期五

立場新聞:西藏詩人茨仁唯色 Facebook 突遭停用/ Pazu 薯伯伯

西藏著名詩人及作家茨仁唯色的 Facebook 專頁及個人檔案,忽然被停用,聲稱是「第三方舉報」。 

唯色在臉書經常提及西藏實況,要求大眾關注西藏及藏人處境,現在不知是甚麼人或網軍發動舉報,臉書公司又居然全面配合,封鎖唯色的 Facebook 封號,是甚麼道理? 

把牆內最重要的藏人聲音封鎖,打壓牆內異見者的聲音,又是否合乎Facebook 的政策? 

其實 Facebook 封禁唯色已不是首次,多年前唯色提到藏人自焚的消息,臉書就刪除過她的帖子。在 2020年尊者達賴喇嘛壽辰之時,亦忽然封閉她的帖子。 

 在此代問,如何可以直接跟 Facebook 聯絡,先要求解凍戶口? 

唯色的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tsering.woeser 
https://www.facebook.com/woeser1959

 (轉自:立场新闻2020/9/24)

2020年8月30日星期日

唯色:这世上互为镜像的地方和人…… ——《北韩迷宫》增订版推荐序

《北韩迷宫》,2016年在香港出版,前不久再版增订版。作者是网名Pazu薯伯伯的香港人,一位喜欢单枪匹马走天下的旅行者,2007年在拉萨开风转咖啡馆,但去年之后不得不关。他还是著名旅行作家,所写游记散见于香港媒体,出版了《风转西藏》、《北韩迷宫》、《西藏西人西事》及《不正常旅行研究所》等著作。他更是我的好友,并邀我为《北韩迷宫》增订版撰写推荐序,最近译成藏文在自由亚洲藏语节目分三期广播。薯伯伯在他的脸书上写道:

武漢疫情肆虐之時,我在香港出版了《北韓迷宮》增訂版,並邀得身處北京的好友、西藏詩人茨仁唯色寫序言。序言不止是書本的介紹,更像記錄了唯色與我一起的經歷。

從北京的玉流館,回到拉薩的轉經道。唯色寫道:「回到拉薩,不但面臨嚴密的監控,朋友也越來越少,當然我滿懷歉意地理解。事實上,只有幾個朋友敢與我來往,其中就有在拉薩開風轉咖啡館的薯伯伯,儘管他也因為我被『喝茶』過,且不止一次。」
難忘的是一起在藏曆佛月磕長頭的日子,共同走進廢墟的歲月。在拉薩其中一個最美好的記憶,留存在唯色家中的露台,靠著色拉寺的靠山,望著夜空,無視那高聳的鏡頭,自顧自地燙著麻辣,我們仨舉著紅酒杯,無所不談。然後,翌日收到你的電話,驚呼體重暴漲一斤。
唯色這篇序言,為我拉薩十二年的生活做總結。讀著之時,想起那夜空下像佈景一樣被燈火照耀的布達拉宮,忽然明白甚麼叫做,「凝著眼淚才敢細看」。

《ཀོ་རི་ཡ་བྱང་མའི་མགོ་རྨོངས་ཕོ་བྲང་།》(《北韓迷宮》):
文稿:茨仁唯色
《ཀོ་རི་ཡ་བྱང་མའི་མགོ་རྨོངས་ཕོ་བྲང་།》(《北韓迷宮》):
// ཐེངས་འདིའི་འོད་ཟེར་གྱི་གླེང་སྟེགས་ཞུ་བའི་ལེ་ཚན་ནང་འགོ་བརྗོད་དུ་འཇིག་རྟེན་འདིའི་ཐོག་ཕན་ཚུན་སྣང་བརྙན་གྱི་ས་གནས་དང་མི་ཞེས་པའི་རྩོམ་ཡིག་འདིའི་ནང་འོད་ཟེར་ལགས་ཀྱིས་ཀོ་རི་ཡ་བྱང་མའི་གནས་སྟངས་དང་། རྒྱ་ནག་དང་ཀོ་རི་ཡ་བྱང་མའི་ས་མཚམས་སུ་སྐྱོད་པའི་སྐབས་ཀྱི་མྱོང་ཚོར། དེ་བཞིན་རྒྱ་ནག་གཞུང་གིས་བོད་ནང་འཛིན་པའི་སྲིད་ཇུས་དང་ཀོ་རི་ཡ་བྱང་མའི་གནས་སྟངས་དང་ཕན་ཚུན་དཔྱད་བསྡུར་གྱིས་བྲིས་པའི་རྩོམ་ཡིག་གི་དུམ་བུ་ཁག་སྒྲོལ་དཀར་ལགས་ཀྱིས་རིམ་པས་སྙན་སྒྲོན་ཞུས་གནང་གི་རེད། //

这世上互为镜像的地方和人……

——《北韩迷宫》增订版推荐序

 

唯色


在武汉肺炎或新冠病毒的阴影中,重读薯伯伯的《北韩迷宫》有种奇怪的感觉。我的意思是,长达近半年的疫情似乎已将全世界变成了命运共同体。但在这个北韩迷宫,没有人戴口罩,没有居家隔离的紧急措施,也没有香港人在最近一年里熟悉的催泪弹的烟雾,这让人有点不习惯。就像是,北韩迷宫才是真实的人类生活图景,而我们现在所历经的很反常:种种防御,为的是免于受到病毒感染;种种对抗,也为的是免于受到病毒侵害;但如果病毒步步紧逼,所向无敌呢?

 

《北韩迷宫》里有句话:“我们看朝鲜,好像很陌生,其实想深一层,还是似曾相识。”但到了现如今,恐怕已不再是似曾相识。北韩不是迷宫,而是迷宫的反义词,构成此地的每一个点、每一条线、每一块面都变得清晰而熟识,如同我们当中,有些人从来身在其境,有些人正被推往其境。认识到这一点,我不禁在天朝帝都的夏夜陡生寒意,尽管我并没去过北韩半步。

 

《北韩迷宫》是一本基于游记的著作,而且是在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国度的游记,从头至尾在讲述“寻找不同的视角”看北韩的故事。我也想起几个在同样有着特别意义的地方发生的故事,容我长话短说:

 

1、在丹东:

 

鸭绿江上的大桥连接着中国和朝鲜。(唯色摄影)
(鸭绿江上的大桥连接着中国和朝鲜。唯色拍摄)


去年盛夏多雨时,我有过一次东北边境游,到过与北韩接壤的丹东,看到了鸭绿江及一江相隔的朝鲜。正如中国语境称“朝鲜”,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刻入脑海的词汇:“抗美援朝”,是对1950年代初中国军队参与“韩战”的描述。对于中国人弥久深远的影响布满此处:那首“跨过鸭绿江”的战歌震耳欲聋;那个断桥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因为被美帝国主义的炮火炸断。中国游客无论男女老少或挥舞微型五星红旗,或跟着合唱,挤在断桥上以明显贫瘠的对岸为背景留影,满脸优越感十足。一个年轻男子自拍时突然爆出一声“XXXXX万岁”,那夸张的表情实在难看。邻近的中朝友谊大桥上,穿梭着一辆辆满载货物的货车及拉着窗帘的火车,我想到了薯伯伯,仿佛看见他就在去往迷宫的火车上。

 

其实我也很想在那火车上,然而得不到护照的我哪里也去不了,只能困于此地。夜色降临,江这边是灯火辉煌下竭力整齐划一的广场舞,江那边是一片黑暗和沉寂似乎藏着无数秘密,但到十一点半,江这边的超炫灯光秀熄灭了,江那边却有一座貌似圆形堡垒的建筑物放射灯光。我写下这句感受:彼此互为镜像的存在,骨子里的“同志加兄弟”【1】。

 

但我没有见到北韩人,仅是站在另一处(珲春市)并不宽阔的界河这边,隔着铁丝网从收费的望远镜望见界河那边数个人影,出租望远镜的中国小贩说那些是朝鲜军人。铁丝网上悬挂着红色牌子,醒目地写着中国军队的警告。各种警告多,有一个牌子上的警告令人发笑:“切勿隔江喊,否则惹麻烦。”

 

2、在北京

我、薯伯伯与朝鲜画家在北京的万象台美术馆前的合影。翻拍自《北韩迷宫》)

 

不过我在北京见到过北韩人,都与薯伯伯有关。第一次是他在四年前的寒冬来,我们除了分享各自见闻,还一起去了庞大帝都不少地方,其中就有位于798艺术区的万寿台美术馆。这是北韩在全世界其他国家办的唯一一家美术馆,由朝鲜党中央宣传部领导。所展示的全是朝鲜“功勋”或“人民”艺术家的绘画,每幅作品哪怕是风景画都有浓浓的宣传画风格,对此我毫不陌生,更因触发对政治洗脑的回忆,顿生几分反感。这里禁止拍照。想跟工作人员聊几句,对方也戒备。美术馆不大,但因观众只有我们显得空旷。出来给广场上的朝鲜象征物千里马雕塑拍照,见一位中年男子在门口吸烟,是之前在馆内布置画作的朝鲜艺术家,我和薯伯伯就扮粉丝上前攀谈,绽放笑容问可否合影,朝鲜艺术家稍有迟疑还是答应了。又热切地问名字,他一下子紧张了,竟回答:“没有名字。”他的中文流利,而这句回话令我痛楚,又有些尴尬,就像是不小心伤害了他。

 

第二年的寒冬薯伯伯再来。这次我们去了玉流馆,也是朝鲜官方开办的。薯伯伯在《北韩迷宫》里对他在一家红色小餐馆吃过的平壤冷面念念不忘,还摘了一段夸赞平壤冷面的朝鲜歌曲,其中唱到“玉流馆是平壤的骄傲”。所以他特意带上刚出版的《北韩迷宫》,在玉流馆门口举起书拍了照。的确我们在这里吃到了美味的冷面。服务员是肤色白皙、动作很轻的年轻女子,当我问起桌上摆着的那本散发着类似中国党刊味道的杂志《今日朝鲜》,她立刻说送给你,就像是兼具政治宣传员的使命,让我想起在中国耳熟能详的一个词:糖衣炮弹。据说这是毛泽东创造的新话,比喻来自敌对势力的腐蚀。看看吧,我这样的当下反应说明了什么?

 

3、在拉萨

 

                         (布达拉宫被“灯光秀”,时间是2018年10月5日。唯色拍摄)


我除了居住北京,也会时常返回拉萨。拉萨是我的家乡,我一天天老去的母亲住在拉萨,而我来到北京已十六年。每年回拉萨住几个月,不只是作为女儿的本分,更是内心的需要。然而这些年,每次回拉萨越来越多麻烦。许多人只因是我的亲戚或朋友,警察就会找上门。我粗略算过,仅拉萨就有四五十人被“喝茶”【2】,待遇轻重不一,但都足以被震慑,不得不与我疏远或划清界限。

 

最先是20088月,我原本打算在拉萨住半年,结果只住了七天便像逃走似的匆匆离去,是因为第五天,一群警察闯入母亲家搜查我的房间,还将我带往某座没有挂牌的小楼长达八个小时,包括讯问、笔录、拍照等。那次遭遇与那年3月遍及全藏地的抗议有关,因为我记录并发布了当时的诸多事件,引起外界及研究者的关注,令当局不满。也因此,那次遭遇留下相当暗黑的心理阴影,至今挥之不去。然而久居异乡,我还是抑制不住这样的愿望:与母亲在一起,与故乡的一切在一起。

 

但回到拉萨,不但面临严密的监控,朋友也越来越少,当然我满怀歉意地理解。事实上,只有几个朋友敢与我来往,其中就有在拉萨开风转咖啡馆的薯伯伯,尽管他也因为我被“喝茶”过,且不止一次。我和他一起绕着帕廓磕长头,绕着布达拉宫磕长头。我和他还有另一位挚友,我们一起去周边的小寺朝拜,一起在藏历“萨嘎达瓦”佛月绕大半个拉萨转经……想起前年在拉萨的那些日子,我们三人围聚在我家距离色拉寺不远的阳台上,望着夜空下像布景一样被灯火照耀的布达拉宫,也被夜空下那个状如望远镜的公安局信息大厦就像“老大哥在看着你”【3】,在共产极权下的苏联度过战战兢兢的一生却创作出不朽音乐的肖斯塔科维奇的华尔兹乐声中,在红酒与麻辣火锅制造的似乎可以安享正常生活的气氛中,我们举起酒杯,互道“扎西德勒”【4】,就如同彼此鼓励要勇敢地面对一切。

 

* * *

 

(薯伯伯和他在拉萨的风转咖啡馆。转自网络)


写到这里,其实我想说的是,我觉得我是那种一直都生活在北韩的人,这与薯伯伯有所不同。我也曾在文章中写过“今日西藏,明日香港”或“今日香港,昨日西藏”,但内心以为香港要变成西藏这样还是会很久,久到我此生不一定看得到,却没想到这么快就已经快看到了。2014年秋天香港发生“雨伞运动”,我在拉萨的夜里听《撑起雨伞》这首歌听得泪流。就像去年至今听《愿荣光归香港》这首歌听得泪流。我这个从来没去过香港的人,这近一年来,甚至能大概看懂脸书上简单的粤语对话。我写诗:“为被夺走的自由坠亡,无数同城同命的人赶来/献上一枝枝向日葵,仍要怒放的向日葵”“一天天地/愈来愈悲痛//当无辜的青年被害/我的每个细胞都疼”“陷入丧失一切的此地/并陷入莫测的时光//我已经尽力地沉默了/已经尽心地祈祷了//但一见到勇武的身影/仍会热泪盈眶”……

 

正如这篇文章的标题,事实上,当“老大哥在看着你”,越来越逼近地看着你,这个世界上会越来越多互为镜像的地方与人。某个隐喻正在变成现实,或者已经变成现实。北京,拉萨,香港,难道不是平壤的某一面吗?就像那个叫万花筒的光学玩具,令人着迷在于玩的时候,你可以掌控它,让它随着你手的转动而变化出各种图景,幻现万千世界。这种掌控的乐趣,这种绚烂的假象——互为镜像,却趋同一,而非多元——你如果以为是真实,只要使劲一扔,就会一地粉碎。

 

然而,然而,我热爱的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5】里的一段话给予我希望,转载于此,与薯伯伯及薯伯伯的读者分享并互勉:“搜寻尚可依稀见到的幸福欢乐的踪迹,测量它缺失的程度。如果你想知道周围有多么黑暗,你就得留意远处的微弱光线。”我还有一个具体的希望,是如今已经很难像以前那样轻松去往拉萨的薯伯伯,前不久在香港家中透过网络对我说:“愿有一天,我们能够自由地,一起去转神山冈仁波齐!”我回复了一个拥抱的表情,重复了这句话。是的,真心希望这个约定,早日实现。

 

2020/6/8,于北京


注释:

1】“同志加兄弟”:共产党国家之间的相互指称,据说源于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给毛泽东的赠诗“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

2“喝茶”:指被警察传讯,是当今中国的一种隐语。

3】引自(英)乔治·奥威尔《1984》,董乐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4】扎西德勒:藏语,祝福辞,吉祥如意。

5】引自(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张宓译,译林出版社。


(本文为自由亚洲藏语节目:

https://www.rfa.org/tibetan/society/woser-column-08282020120724.html?fbclid=IwAR02weLTMF9M0RIcCoUUzgPdLgC0ynFJgg7pS-IELfpwV92XgfU-rpFiGkE

2020年8月26日星期三

唯色:有关记录西藏文革的《杀劫》英文版的出版及访谈(三)

《杀劫》英文版其中一页。(唯色翻拍)

有关记录西藏文革的《杀劫》英文版的出版及访谈(三)

唯色 

《杀劫》英文版《Forbidden Memory: Tib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出版后,修订者、编辑Robert Barnett先生与译者Susan T.chen女士对我做了一个访谈,应该是出于欲了解在写作这本书多年之后的我,会有怎样的更深入的思考。

 

前面我简单介绍过,Robert Barnett先生是专研现代西藏历史、政治的重量级学者,于2000年至2017年创办并主持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研究学程,著有《拉萨:有记忆的街道》一书,目前是伦敦大学亚非政经研究学院的资深研究员;Susan T.chen女士来自台湾,因从事当代西藏文化研究,获美国艾莫瑞大学博士学位,现为北卡罗来纳州Wingate大学教授世界文化史的客座助理教授。

 

两位学者的第一个问题是:《杀劫》独树一帜地记录了西藏历史半个世纪以前重要的一章,对你来说,那段历史的哪些部分是特别地由于《杀劫》的写作、出版而变得清晰起来?

 

我回答:正如这本书中,我父亲拍摄的约300张照片,最多的、也是最有价值的,是这三个部分:一、象征西藏传统文化的寺院被破坏、佛像被砸、经书被烧,传统地名被更改;二、传统西藏精英人物,如贵族、高僧、官员、商人、医师等,遭到侮辱性的批斗,而这些人物大多数是中共政权进入西藏时的合作者,当时被誉为“爱国上层人士”而给予表彰包括物质上的丰厚待遇;三、中共军队对西藏实行的军事帝国主义的管制。对于我来说,那段渐渐沉寂在并不算久远的过往却普遍沉默中的历史,正是这三个部分如内幕,是隐痛,被遮蔽;但恰恰因为这些照片的存在,使我在了解、寻访、记录和写作的过程中,以及由中文版译为包括英文版在内的几种文字的出版过程中,需要重新审视与修订,而变得清晰起来,无法再被那个霸凌一方的权力者任意改写和重新叙述。是的,在这个权力者的叙述中,面对散布在西藏各地数千座寺院的废墟,至今仍振振有词的说辞是,这一切都是藏人自己砸成这样的。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这样,正如《杀劫》这本书的一些相关照片所展示的场景,然而我正是依据这些照片所访问的众多当事者的讲述,所找到的公开或不公开的文件、书籍等,以一种挖掘被当权者遮蔽、修改事实真相的努力,对具有欺骗性的栽赃予以了否定和明确的指控。

 

两位学者的第二个问题是:除了认识到西藏历史尚未远去的一页,你还希望读者,特别是那些对中国有兴趣却对西藏了解有限的读者, 还可以透过阅读《杀劫》英译版认识到什么、思考些什么?

 

我回答:这本书最初是以中文版出版的。在2006年的第一版出版时,被研究文革的中文学者评价为“提供了前所未见的研究中国统治下西藏文革期间情况的影像和第一手素材”,“迄今为止,这是关于文革在西藏最全面的一批民间图片记录”,“文革研究的西藏部分因此不再空白”。除此,鉴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犹如暴风骤雨席卷了整个中国,自1950年中共军队进入就已经被占领的西藏全境,绝无可能幸免地、非常无辜地遭受了巨大浩劫。比较而言,文化大革命对西藏的方方面面所造成的灭绝性的破坏,远远超过对中国自己的破坏。文化、信仰、经济、社会等等蒙受的打击导致的创伤迄今难以恢复。就像是,在文革中被夷为废墟的甘丹寺,虽然在今天已修复一新,从表面上看不出来曾遭毁灭,但那只是表面上。


《杀劫》英文版其中一页。(唯色翻拍)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在西藏从来没有终结。1976年毛泽东的死亡并不意味著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尤其在西藏,从文革中获取个人利益的那些发迹者一直掌握着权力,继续获取着利益,并成为政治舞台上的榜样,鼓励着比他们年轻的投机者效尤。而这一批批的人,有汉人,也有藏人,这并不奇怪。就像是《杀劫》中的照片上,那些响应毛泽东的指示,去砸寺院、毁佛像、烧经书,侮辱他人的“激进分子”,今天换了个面孔,仍然在做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比如在西藏的许多山头布置醒目的政治标语,将中共领导人的画像挂在寺院及藏人家里,把五星红旗插在布达拉宫顶上等等,不遗余力地,把共产党和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渗入西藏的每一个角落。

 

两位学者的第三个问题是:距离《杀劫》2006年首次在台湾出版,十多年过去了。能说说这期间你的思考、写作,以及拉萨或西藏大环境的变化吗?若让你现在另起炉灶,《杀劫》在哪些方面或何种程度上会不同于它目前的样貌?

 

我回答:《杀劫》的写作是一种基于历史事件的大量图片的非虚构写作。这种方式对于我个人的写作影响很深。而在这之前,我的写作是虚构类的文学写作,包括诗歌和散文。但在今天,我的诗歌的叙述方式也是叙事的,有事件,有具体地点,更有绵延不绝的从过去到现在的时间性。我的意思是,非虚构写作的价值对于一个有使命的写作者而言,更高于一切。

 

也因此,我比过去更关注拉萨及西藏的变化。而最大的感受是,在权力者一以贯之的国家意志之下,文化大革命依然在进行中,而且是具有包装性也因此具有掩饰性的那种革命。比如,近年来,官方声称的对拉萨老城的改造工程,以现代化为名义,实质上是国家权力借这片地域,来实现改写历史、建构国家认同,以及商业化与移民化的目的。拉萨老城原本是自然生成的与藏人的精神生活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场域,如今却变成了吸引游客的异域景观,主题公园,而藏人的文化与历史的任何呈现,都必须附属于“中国价值”,而绝不能真实地展现。

 

如果现在重写《杀劫》,我应该会更深入地去了解围绕照片的每个主题,会更仔细地去检视照片上的每个细节,而不致于有遗漏。尤其是在叙述各种人物的故事时,会更重视每个人的命运,并予以更多的分析和基于更多细节的说明。然而,如果现在重写《杀劫》,我必定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这在于我可能找不到那么多当事人。我当时找到了七十多位经历文革的人,无论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以及随波逐流的参与者,而今天,这些人当中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人离开了人世。当事人的记忆是最重要的,如果他们离开了人世,我又去找谁来对我回忆文革呢?而他们都是《杀劫》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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