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28日星期六

一本向埃利亚特·史伯岭表示敬意的书及我的文章

这是一本向藏学家Elliot Sperling表示敬意的书。


2月23日,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阿尼玛卿西藏研究中心,举行新书《Trails of the Tibetan Tradition》的发布仪式,向著名藏学家、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又写艾略特·史柏岭)表示敬意。

阿尼玛卿西藏研究中心负责人扎西次仁在发布仪式上表示,这本书是为了感谢埃利亚特·史伯岭多年来在研究西藏文化方面所付出的努力。

埃利亚特·史伯岭也致辞说从事藏学研究至今,从各界藏学研究同仁处获得的友谊,是对自己最大的鼓励。

这本书591页,藏文、英文、中文三种文字,包括31位藏学家、作家的文章。其中有我的文章《记埃利亚特·史伯岭》,如下:

记埃利亚特·史伯岭

唯色

1

有一次——我不太记得是这几年的哪一次,因为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这几年都来过北京,除了不能去拉萨,北京他还是来过好几次——他拿着一本很厚的英文书,对我说这是曼德尔斯塔姆夫人的回忆录。

那时,这本书还没有中文译本。不过我读过曼德尔斯塔姆的诗歌和散文,埃利亚特因此很满意。我们便一起复习了那首给诗人带来厄运的诗:“我们生活着,感受不到脚下的国家,/十步之外就听不到我们的话语,/而只要哪里有压低嗓音的谈话,就让人联想到克里姆林宫的山民……”

想起来了,那是20113月刚结束。16日那天,20岁的僧人彭措在安多阿坝为抗议三年前的屠杀,以身浴火,惨烈牺牲。数日后,我见到了一位与彭措同属格尔登寺的僧人洛桑次巴,他含泪讲述了彭措的自焚,但他很快就失踪了,直到两年后我才得知他是被警察从北京的一所教授汉语的学校带走了。

我给洛桑次巴写了一首诗。其中转载了曼德尔斯塔姆的两行诗句,并写到:“这诗句,来自死于斯大林之手的一位良心诗人,/却也是盛世华夏之写照。”我还在诗中记录了与埃利亚特在Skype上的对话:

“深夜,我语无伦次地吐露:
‘我不知道有没有用,但我还是说了。
我其实知道,说了也没有用……’

来自‘让旺隆巴的友人,语调铿锵:(让旺隆巴:藏语,自由世界)
‘他们企图让人以为说话没用。
但我们必须不停止地说!’”

2

第一次见到埃利亚特的情景是清晰的。

那是2008年的夏天,埃利亚特顺利地从北京机场抵达受邀参加会议的住处后,放下行李就直接打车来东郊的通州看我。虽然他是少有的通晓中文的藏学家,但他很少、很少对我说中文。我的意思不是说我的博盖(藏语)多么流利,都知道我的博盖水准,而埃利亚特是为了帮助我的博盖更加进步才不说加盖(汉语)的,我这么认为。

当晚,我带埃利亚特去了建国门附近的藏餐馆“玛吉阿米”。这是个有着歧义名字因而对图伯特造成更多误读的藏餐馆,不过说实话,菜肴的味道还不错,虽然不完全是纯正的图伯特风味。而且,还有从拉萨运来的青稞啤酒,多少安慰了埃利亚特经年不见拉萨的感情。年轻的男女博巴(藏人)表演的那种风情歌舞,则让帝都越来越多的“西藏粉丝”虚构起东方主义的想象,我记得埃利亚特与我谈到过这点。

这以后,好像我们的见面常常与吃有关,去了北京不少餐馆:图伯特风味的餐馆、印度风味的餐馆、墨西哥风味的餐馆。当然去的最多的还是中国餐馆——辣得过瘾的火锅店,等等。其实不只是吃喝。我们还去过书店、美术馆,还去过圆明园、国子监、南锣鼓巷、宋庄,有两次差点中暑(似乎他来北京的时间常常是在盛夏)。

我们还看过歌剧。有一次,埃利亚特(鉴于他的长相越来越像列宁,我有时会称他是“列宁同志”)请我在国家大剧院(被人们戏谑为“巨蛋”)观看了歌剧《卡门》,他是那种几乎对所有的古典歌剧都烂熟于心的人,穿一身白色的麻质西装,一边轻声哼着一边微微打着拍子。有一次,是我和好友的生日,但当天在国家大剧院只有来自朝鲜歌剧院的歌剧《卖花姑娘》,这是我小时候饱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洗脑教育的革命文艺经典,王力雄便请埃利亚特与我和好友度过了一个“忆苦思甜”的生日,当晚北京暴雨成灾,似乎比朝鲜的眼泪还多。

3

我爱开玩笑叫埃利亚特“格啦”,你知道,这是拉萨敬语,先生的意思。

有一次,我们去承德参观满清皇帝给他的佛法上师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修建的行宫(俗称“小布达拉宫”和“班禅行宫”),在埃利亚特漫不经意的指点下,我写的有关承德的文章也显得有些水准了。

其实那一路的所见所闻很有趣,我们遇见所谓的“西藏师傅”行骗,给排着队的男女游客每人一盏需付钱的蜡烛灯,埃利亚特就用博盖彬彬有礼地向他问话,让假扮博巴的骗子很是慌乱。除了个人行骗,政府也在行骗,重新叙述被政治篡改的历史。比如,把十八世纪末蒙古土尔扈特部落的东迁渲染成“回到祖国怀抱”,且有专门的展览和崭新的浮雕。埃利亚特拍了照片发给一位蒙古学家,得到幽默的回复:看来在承德发现了很重要的新资料。 

再讲一个可笑的细节,当然也是埃利亚特发现的。“小布达拉宫”有道“五塔门”,城门上矗立着五座色彩各异的佛塔,符合佛教的解释应该是以此代表中央、南方、东方、西方、北方的五方佛,可是立在门前的牌子上写的中英文解说错误百出,不但将五座塔说成是代表藏传佛教的五大教派,如黄塔代表“黄教”即格鲁派,黑塔代表“黑教”即“笨波派”,而且这个“笨”是中文“笨蛋”的“笨”,于是英文解说依照中文翻译为Stupid,于是原本在正确的解释中并不存在的苯教便写成了the stupid wave sends

4

作为中国政府讨厌的异见人士,我和王力雄经常会被限制自由,遭到软禁。我被限制更多,体现在王力雄可以得到护照(但有时候连护照、签证都没用,国家安全警察可以在你临上飞机之前,宣布你的旅行作废),而我从来得不到护照。我们都认为这与我们的民族身份不同有关。

有一段时间,危险似乎已经迫在眉睫,我真的不知道侥幸躲过的成分会有多少,就像曼德尔斯塔姆夫人所写:“另类,话多,对抗……这些特性似乎就足以构成被逮捕和被消灭的理由了。”于是,埃利亚特每天上午都会在Skype上呼我,看我是否又度过了安全的一日,然后,他会开心地、大声地用博盖和汉语各说一遍:“不错!”

就像曼德尔斯塔姆夫人所写:“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些人中间,他们后来消失于另一个世界,被送往流放地、集中营和地狱……”是的,我说的是伊力哈木·土赫提,我们的挚友,维吾尔学者,于2014115日当着两个幼子的面,被几十个警察野蛮地从北京家中带往乌鲁木齐囚禁,至今未获自由。而在他被消失的七天前,我和王力雄还与他在民大附近的维吾尔餐厅见面,还去他家见到了他瘦弱的妻子和多病的母亲。

在他被消失的两年前,同样是在这家维吾尔餐厅,埃利亚特与伊力哈木一见如故,在我们四个人的合影中,这种真诚与信任显露无遗。伊力哈木的女儿菊尔说埃利亚特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不只是因为他安排伊力哈木去印第安纳大学做访问学者,当伊力哈木赴行时却在北京机场被扣留,使得18岁的菊尔心惶惶地独自远去美国,但并未在后来的日子遭遇困厄,原因是她一直被父亲托付的这位友人照顾着。

实际上不只是对朋友才会付出关切,不是这样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一段话:“正如我的藏学家友人 Elliot Sperling ,尽管他的研究在于西藏历史和中藏关系,但他同时对西藏的政治问题、人权问题等现实问题非常关注。他曾这样解释他对西藏问题(他会修正说是“图伯特问题”)的关心,乃基于对公民社会的根本价值予以认可并捍卫的立场,而这与民族与国别无关,却因此支持图伯特救存亡图的斗争事业。”而这种种行动,正如加缪所说,“不会止于个人的义愤,又具有对他者的关怀。”

在此仅举两个事例:去年5月,鉴于中国政府对拉萨老城以改建为名进行破坏的事实,埃利亚特在国际藏学界发起呼吁,130多位各国藏学研究者联署,在“致习近平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开信”上指出:“此种毁坏……不仅仅是西藏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将使得“拉萨变成一座21世纪初的旅游城市而失去了它的独特性和固有的传统文化”,并要求立即停止对拉萨的破坏。尽管呼吁未能起效,但足以表明中国政府的行为多么糟糕。

另一件事是中国独立电影人王我摄制的纪录片《对话》于今年3月完成,这是一部有关西藏问题、新疆问题等民族问题的纪录片,其中有尊者达赖喇嘛与几位中国知识分子通过网络进行对话,以及主持这一对话的王力雄对民族问题的思考。埃利亚特不但帮助修订全片的英文字幕,并在印第安纳大学最先放映。

5

有一次,埃利亚特的女儿蔻琳也来北京了。他的女儿才是真正的美人呢,相信见者都会有惊若天人的感觉。埃利亚特就会面露得意,用博盖说“有其父必有其女”。我就会做出怀疑的表情,小小地打击一下列宁同志。

其实埃利亚特年轻时的嬉皮士风采还是很帅气的,尽管如今从外表上看,嬉皮士显然已经成功转型为学者形象,但我觉得他是嬉皮入骨。不然,他不会在前年的一个酷夏之夜,与我和两个博巴在墨西哥风味的饭馆喝得大醉,抱头痛哭。王力雄听说后笑叹史伯岭可真是个老嬉皮,居然跟年龄跨度不一的你们喝酒还喝醉。

我很喜欢他的女儿,不只是因为她的美貌,还因为1995年春天,埃利亚特携七岁的蔻琳去拉萨(他总共去过八次,最近一次是2004年去的),他教了女儿一句博盖:“博格达波博弥应”(图伯特的主人是藏人)。于是,无论是去拜访主人早已流亡数十年的布达拉宫,还是去凭吊文革被毁成大片废墟的甘丹寺,长得像天使一样的女儿会对遇见的僧人,或者朝圣的老人和妇女,用清脆的声音、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轻喊“博格达波博弥应”,博巴们无不惊讶、感动甚至流泪,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时也差点哭了。

6

原本以为我们在这个夏天又能见面的。我提前从亚马逊网购了两本中文书:《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回忆录》和《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这是送给嗜书若命的埃利亚特的礼物。还打算这次要带他去另一家藏餐馆品尝具有图伯特风味的美食。

6月间,我和王力雄在南蒙古旅行时,听埃利亚特说他顺利拿到了签证,这还真是出乎意外,毕竟有太多的藏学家、汉学家、新疆学家等等国际学者,因为不同于中国政府的观点而遭到排斥,不予签证。也许埃利亚特·史伯岭是统战对象?

但显然不是。而是一个类似于猫玩老鼠的游戏。75日下午,当埃利亚特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不但被拒绝入境,还被中国警察带到小房间拍照、盘问,禁止使用手机,上厕所被跟,被扣留1个半小时,且被修改原机票的返回日期。当我第二天在Skype上见到他时,他已安坐在他纽约家中,似乎就没动弹过,这让我感觉魔幻。

不提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仅机票和签证费共损失近两千美元,这难道是中国政府故意折腾他吗?伊利亚特倒是很幽默,把被打上醒目黑叉的签证照片发给我说:“热烈恭贺史伯岭获得中共授予外国人的人权奖!”

我自是忿忿不平,当即将这一事件在推特和博客上做了曝露,引起了诸多媒体的重视。纽约时报采访了伊利亚特,引述了他的话:“我很清楚自己为什么被拒绝入境。我认为,这明显与伊力哈木有关。中国试图压制那些声援伊力哈木的人,迫使他们保持沉默,或者至少是孤立他们。”而对于是否还能去中国,伊利亚特说“我不会为了获得签证而遵从专制规则。”——看看,埃利亚特·史伯岭绝不是列宁同志啊。

王力雄转过头来对我说:“看来你俩往后只能在Skype上见面了。”

2014713



2015年2月23日星期一

唯色:对获刑五年的喇嘛久美的口述记录(二)

2011年8月20日,喇嘛久美第四次被捕,五十多位军警搜查了他在拉卜楞寺的僧舍,他的电脑、手稿等被没收,三年后传来他被判刑五年的消息。这张照片拍摄于他第三次被捕(2008年11月4日)获释后,他在自己的僧舍写作。


对获刑五年的喇嘛久美的口述记录(二)

文/唯色

49岁的喇嘛久美是著名藏传佛教大寺——拉卜楞寺(位于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僧人。多年前,他是寺管会副主任,“喇嘛乐队”队长、喇嘛职业学校校长。2006年至2011年,五年里他被捕四次。2014年9月传来他被指控“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遭判刑五年的消息。

2007年夏天,我与王力雄游历藏区的康地和安多等地,在拉卜楞寺见到喇嘛久美。他因去印度接受尊者达赖喇嘛传授时轮金刚灌顶并得到尊者接见,返回后被拘捕四十多天,那是他第一次被捕,已被撤销寺管会副主任等职。他急切地有很多话说,以下摘自当时我的记录,属于第一次公开:

——经历了1958年的“宗教改革”和文化大革命,过去非常辉煌的拉卜楞寺只剩下三分之一的建筑和佛像。七十年代末开始修复,但实际上,中国政府在维修方面的投入只是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都是藏人老百姓省吃俭用付出的。奇怪的是,政府官员却对外宣传是政府修复的,把全部功劳都说成是自己的。

1982年,拉卜楞寺成了“国务院重点保护单位”,成立了寺院文物管理会,但政府又做了多少保护寺院文物的事呢?

1985年大经堂失火,藏人、汉人、回族和外地人都来抢救文物,没有一件丢失。之后,甘肃省专门给拉卜楞寺成立了消防队,但这么多年没起过作用。寺院内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从不做检查,也从不教僧人们如何使用,结果前不久一个僧舍着火,消防队说车开不过去,没有水,没办法,眼看着烧成了灰。

1988年拉卜楞寺也发生了火灾,两年后重新修复,但没有得到过政府部门的援助。许多殿宇如贡唐宝塔等,都是仁波切与弟子、老百姓自己修复的。

寺院的文物被窃也不管,可是寺院里供放佛像却必须要得到宗教局、文物局的批准。这是为什么呢?老百姓们做的是宗教的事情,又不是政治的事情。桑耶寺新塑的莲花生佛像居然都被拆了。新的供放不行,旧的却被拿走,偷走,没有下落。没了就没了,再也找不回来,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宝贝没人保护。既然已经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几年前我是寺管会副主任的时候打过一个官司,老的龙袍被管理员偷卖掉二十几件,一件七八十万元。案后,我们掌握的线索是跟那两个管理员有关,是藏族僧人,不打击不行,不然怎么管好僧人?给公安局报案后,先是抓了,那时东西还在,但有人给送钱,几个月就放了。问警察小偷是谁,说是不知道,最后居然就不了了之。我把公安局告了也没用。

警察与小偷相勾结,警察放弃自己的责任,吃被告原告,黑白都吃。小偷与警察是狗与狼的关系,他们之间才是真正地“和谐”了。

天天要求寺院学习政治,但其他方面需要学习的,如保护文物,防盗、防火等等,却不学习,似乎跟国家没有关系。要求僧人们必须“爱国”,那么,寺院的文物算不算是国家财产呢?如果是国家财产,为什么不真正地保护起来?拉卜楞寺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可是政府只管其一,不管其他,为什么?

西藏几千座寺院实际上是两个宝库:民族文化的宝库,无价文物的宝库。但今天,宝库快被掏空了,我们必须要团结起来,自己保护好自己的宝库。

夏安居是藏历六月十五到八月初一。45天之内,任何僧人不许出门,怕踩死外面的虫;女人因为夏天衣服穿得少,进寺院会干扰僧人的修行,所以这期间不许进入寺院——这是传统,是规矩,但现在为了经济利益,寺院不得不打开禁忌的大门。政府让人进来,我们不能说不。为了钱就“开放”了,不让干的干了,就这样把佛陀释迦牟尼定下的戒律消灭了。

旅游者一车一车地开进寺院。僧人们在大殿修法的时候,导游拿着喇叭大声讲解,经常乱讲历史和宗教知识。浓妆艳抹的女人穿着暴露,嘻嘻哈哈地随便得很,甚至问喇嘛吃什么,还过来摸一下。游客吵吵嚷嚷地说寺院里味道难闻、臭得很、脏、黑黢黢、没意思。中国人不像外国人那样慢慢走,轻言细语,照相先问一下可以不。中国人眼睛里都是跟钱有关的,指着我们的灵塔问——“这是珊瑚吗?金子吗?放在这里多可惜”。在藏人的眼中,灵塔外面的珠宝并不宝贵,可以找得到,灵塔里面供奉的大成就者才是真正的珠宝!可是许多中国人什么都敢胡说,你不了解别人的文化应该先去了解,再作评论,不能看了一眼就否定,只认为你们那里的才好。

扩修的公路穿过了寺院,夜里喝酒的人过去过来大喊大叫。过去寺院是最安静的地方,是修行的地方,现在却变成了最热闹的公园,有提着音响唱歌跳舞的,有打架哭闹的,谈恋爱的也来了,举止十分放肆。寺院背后的山上他们也去,早晨啊啊啊地练嗓子、打拳。

不过这倒不怪旅游者,他们心里没有信仰,他们也不懂。可是我们如果去提醒的话,那些当官的又不让,说限制了游客的自由。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大的自由,我们却没有维护自己传统和戒律的自由?一点尊重都没有。现在对宗教、对寺院的很多做法,就是在我们的心脏上用刀割,受到的伤害太大了,寺院的精神已经没有了。

有些在寺院里不成器的人跑到汉地引来了老板,连我们的主持也得另眼相待。以前的施主尊重寺院和僧人,懂得分寸。现在老板出钱修庙就成了寺院的主人,还在寺院里有单独的房子,一到寺院就要僧人迎接,有些僧人甚至给他磕头。老板的老婆来了是这样,老板的狗来了也是这样,这样的情况多么可怕,全部乱套了。

政府的目的是爱国爱教,把寺院管理成旅游景点,卖旅游的票,老百姓有个地方让你烧香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这个,宗教的目的也不是这个。真正的宗教是哲学,是境界。如果寺院培养不出好的佛学人才,怎么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我最后想说说寺院的外部环境。

政府在寺院中间修大路很不好。晚上经常有人酗酒、打架、唱情歌,影响寺院的清净,僧人也受干扰。

大夏河的水被污染了。宾馆的厕所用水冲入大夏河,而大夏河的水被寺院使用,日常供佛、僧人用水都被污染了。这脏水还流到下游成了老百姓的用水。

在寺院的上方,政府在九十年代盖了个火葬场。而火葬场的上面有两个“日追”(闭关洞)和许多胜迹。现在,汉人藏人都在火葬场火葬,燃烟污染圣泉,也干扰修行。过去藏人天葬,但天葬台因为修路放炮,秃鹫都不来了,藏人只好火葬。

夏河县的垃圾场建在乡村信奉的神山山谷里,这个神山就被破坏了,曾经赔偿了村民13万元。还有不少神山变成了矿山,被很多外来的人开采。

以前属于寺院的树林、草场、放马场、神山、青稞地都被政府占据了,至今未归还。过去仁波切住的地方,现在被回民占领着。都是文革时期被夺走的,其中也有被汉人和藏人占着的,现在都要不回来了。安放“朵玛”的地方至今被外人占领,以至于法会上的“朵玛”都只得堆放在寺院中,这对宗教来说很不吉祥。

游客到拉卜楞寺参观,只有门票收入归寺院,每年约100万。而给游客提供吃、住、用的饭馆、宾馆和商店,都属于政府和商人,虽然这些商业场所所占的地段过去都属于拉卜楞寺。

假货假药假食物来了,妓女、艾滋病、毒品也都来了。但我们的金矿、银矿、宝石都被拉走了。我们的原料被廉价地用汽车、用火车拉走,加工之后再运进来就变得很贵。可以说我们的所有资源被剥夺了。

我们不是穷的民族,也不是笨的民族。我们黑,是因为离太阳近,我们的心是非常纯粹的。“阿老”、“老藏”是这里的外族人对藏人的蔑称。汉地来的乞丐,到我们这儿要吃要喝,却看不起我们藏人。几十年了,在藏地的门口,回族、撒拉族和汉族欺骗、欺侮藏人。都是在不同的文化中成长的人,应该都是平等的,可是这种不公平,为什么政府不管?

本来我们藏地,天是蓝蓝的,下雨下雪都是干干净净的,空气新鲜,到处的水都是矿泉水。我们这里的花草都是药,牛羊肉都是最好的,酥油、酸奶对人的健康很有帮助,草地上搭一个帐篷,唱歌跳舞,最新鲜的吃着,香也香,身体也好,我们这里才是天堂呢。可是,所谓的“西部大开发”开始了,就像鸡鸭把小豆吃光,剩下的是石头。

2015年2月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相关内容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延伸阅读:

唯色:对获刑五年的喇嘛久美的口述记录(一)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5/02/blog-post_15.html

唯色:记被判刑5年的喇嘛久美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09/5.html

2015年2月21日星期六

上官乱:聊聊汉族游客们眼中的藏族人

聊聊汉族游客们眼中的藏族人

2015-02-16上官乱
前几天我参加了一个聚会,其间有个环节,就是大家分享自己最特别的旅游经历。其中有一个20来岁的小女孩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让我久久不能平静: 那是前两年,她跟一群朋友去了传说中神圣的色达,在她们眼中,那里就是苍茫山间一座僧舍连一座僧舍的风景,和看不懂的喇嘛生活。于是在五明佛学院里逛了没多久,她们就在周围寻找各种摆弄文艺范儿的风景拍照。她们来到一处挂有很多经幡的小山坡,心旷神怡,开始了各种自拍和摆拍,在地上的经幡上跨来跨去。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高大的喇嘛怒气冲冲地出现了,指着她们厉声斥责,她们从喇嘛不标准的汉语里听了半天,才明白,原来她们刚才跨过经幡的动作是大忌,任何人都必须托起经幡,从下面经过。她们被骂得一愣一愣的,心想,该不会被讹钱吧,要不要报警,她们几个人打得过这么和尚么……结果喇嘛训斥了半天,只是说,她们对经幡大不敬,必须向经幡和菩萨赎罪,要跪在地上给经幡磕一个头。几个女孩乖乖地跪下磕头,除了一位喜欢摄影的姑娘,抱着相机,直直地站着,倔强地仰着头,丝毫不理会喇嘛,把其他几个姑娘惊出一身冷汗。结果喇嘛看她实在不服软,也就气愤地拂袖而去,好像还说了菩萨会惩罚她什么的。 这个好像给了摄影姑娘无限的得意,好像战胜了什么强大的对手,一路上兴致高昂,并且大胆提议大家去天葬台拍照。那天天葬台正好有人在举行天葬,摄影姑娘正想拍照,突然惊愕地发现,自己一直挂胸前的相机不见了。她非常生气,骂骂咧咧。其他几个小女孩心里一阵嘀咕,想起了刚才喇嘛的话。而这个时候,更神奇的事情出现了,几只正在吃逝者遗体的秃鹫,突然飞到那个丢失相机的女孩头顶,一边盘旋一边拉便便。是的,只针对她一个人。然后大家都落荒而逃,而那个被秃鹫一路追赶的姑娘,不仅再也找不到相机,还顶着一头的翔。 讲完后,她带着一脸的心有余悸和不明觉厉,诚恳地告诫大家:出去玩,一定要尊重当地风俗。在这个充满了悬疑、惊悚、神怪与隐隐的因果报应的“亲历”里,我知道她在很努力地验证一句古老的叮嘱: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当时听众们的眼睛睁得老大,空气中交织着各种凌厉的想法:“好神奇”、“吹的吧”、“我就说藏族人的信仰很神秘的”、“肯定添油加醋了”、“应该是巧合吧”…… 人自身在信息处理过程中本来就会有偏向,而且眼见不一定是最可靠的,这在国外研究目击证人的可靠性时就屡屡提出过,至于她讲故事时有多少夸张,也无法考证。但是这些都不是重点,其实在那一刻,我萌生了很多疑问,进入藏区旅游的人们,对当地最重要的主体——藏族人,究竟是怎么看的呢?他们会或者说有兴趣去真正了解这些习俗吗?他们去亲历了之后传达出来的信息,对别人又是怎样影响的呢?总之,你爱死这里的风景,可是这片土地上鲜活存在的人都在想什么,在经历什么,你试图去了解过吗? 我去百度上搜藏区旅游的各种关键词,发现大致是这样的: 一,各种旅游攻略(大约四五百万条),他们会告诉你哪里风景漂亮,哪里食宿划算,甚至还有很多专门逃票的攻略(真对这种穷游无语了),还有人会煞有介事地给你讲各种藏族人的禁忌(但很多看起来更像在提高讨论门槛,实际上藏族也没有那么处处禁忌,正常的藏族人对不了解的人都很宽容)。但是,几乎没有攻略会告诉你这里的藏族有什么习惯,他们喜欢什么,怎么和他们沟通最好; 二,被藏区的风景震撼,被藏族人的纯朴善良感动,或者有一些奇遇经历的帖子(约近100万条)。这些文字的心灵鸡汤味较重,好像在自己的灵魂升华的同时也想为别人升华,藏族人对他们笑一下,或者偷拍两张朝圣者磕头的照片,他们都会觉得这个民族真是纯净无瑕,即使他们根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转佛塔是什么方向,所见到的喇嘛是哪个教派的。当然,也有相当数量比较客观的,大部分的意思是:人都有好有坏,只不过他们好人更多。 三,亲历被坑,愤愤不平型(约20万条),大致有三种:一种是跟团在景区游,这种不用想,这片神奇土地上的任何一个热门景点都可能发生的现象在这里也不例外,比如景点的当地藏地喜欢见缝插针地收钱,“如果拍照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把他的牦牛、小羊、马之类的拍进去了,人家都跑过来找你收钱,删照片也不行,反正就是死活得给钱”;第二种是被小孩子或者乞讨者围追要钱,不仅在景点,在热门的中转地也很多,比如拉孜县,一看见游客就挨个围上来,根本停不下来,不过几乎不会有强迫;第三种暴力一点,这种信息占的比例最小,但却是大家道听途说得最多的惊悚印象,一般发生在自驾游客身上,比如撞到牛羊,然后被要求“高额”赔偿,还有类似碰瓷的东西,暴力抢劫勒索什么的好像几乎没有见到,除了官方年度新闻通报。 看完这些我就在想,那些写《西藏旅游攻略,玩的开心不被“坑”,注意可逃票场所》的,你在想方设法不被坑的同时,难道不也在坑人家吗?便宜只让自己占的心态,真是让人醉。有人吐槽小孩子围堵要钱,同时不也有自驾和骑行驴友深深感动于川藏线上一见车就停在路边行礼目送汽车远去的孩子吗? 而关于途中受到藏族无私帮助的人们,我也很想告诉他们,这里人烟稀少,生存环境恶劣,大家自古就有热情待客和相互帮助的传统。 我的朋友,藏族作者“霍儿登达”(“阿若博巴”栏目前两篇文章的作者)就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他母亲的牦牛走丢了一只,她心急如焚(一只牦牛价值上万,所以有时候我在想,那些撞到牛羊被“勒索”几千,算不算真正的“勒索”?),便出门寻找。谁知道找了一天没找到,自己却越走越远,天已黑,回村子不可能了。而她身上什么都没带,便住进一家途中遇见的陌生牧民家。牧民一家热情地招待了她,第二天不仅给她准备了干粮,还帮她一起寻找,牧民根据丰富的经验观察牛粪便,推测出牛出走的方向,她顺着那个方向去,一天后果然找到了。其实这在地广人稀的藏区非常常见,她在家里也接待路过的遇见困难的陌生藏人。这就是高原上生存艰难,但是他们却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之一吧。所以,对那些遇到困难的外来游人施展的帮助,对他们来说,也不过是践行祖上的传统。 我自己前两年也经常玩户外,混过很多驴友堆,一直有一个问题在我脑子盘旋:那些资深驴友,对他们走过的路,见过的人,到底有几分了解呢?他们旅行那么多次,有没有亲自去验证他们听到的那些传闻和故事呢?结果让我有点失望。 驴友之间经常有分享会,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些资深驴友,有一个老驴友,把整个藏区几乎都走完了,还去过墨脱,穿过可可西里,可他展示的PPT中全是风景照,还说了一句非常让我震惊的话:“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些风景多漂亮,多纯净,”然后自认为幽默地来了一句:“可惜那些人太脏了,脸都不洗。”还有的人会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你一大堆耸人听闻的禁忌,然后一脸的满足感和优越感。 还有人的优越感我觉得更莫名其妙。有一次我们深入一条非常陌生的徒步穿越线路,当地根本还没有开发,旅店都没有,我们便直接找到了村长。村长跑上跑下,把我们分别安插在村民家住。接待我们几个的那一家藏族家庭非常热情,女主人早上五点就起床,一边念经,一边辛辛苦苦地弄了一大锅牦牛肉炖土豆。后来大家陆续起床了,有一个男驴友,尝了一口,紧皱眉头,但是看见主人在,又不好表现。我知道这很可能是因为他吃不惯里面的酥油,酥油这东西对于汉族人就像臭豆腐一样,有人很喜欢,有人很不习惯。等主人出去后,他赶紧拿出自己带的泡菜下馒头,感叹一句:“吃到泡菜,就像来到春天”。后来主人回来了,他还努力表示出礼貌的样子“关怀”人家:“你们怎么不做泡菜呢?你们没有是吧?不会做是吧?很简单的!”巴拉巴拉了一大堆。 不过这还只是开始,吃完饭之后,他还跷二郎腿架在人家桌子上,抽着烟,悠闲地跟主人攀谈起来:“你们现在生活好了吧?有电了吧?以前是不是电都用不起?咱们政策好,对不对?”当时我很想告诉他,这家主人有70多头牦牛,100头羊,每年还能挖很多虫草。不过从头到尾主人都只是憨厚地笑着,不知道是不是没听懂。 可是,这些只是我的亲历,而且我是一个对藏区有那么一点点了解的人。那么,那些不了解的人,他们旅游时,对这片土地上的民族究竟是怎样的态度呢?是不是也像网上搜索结果出来呈现的那样呢?于是我做了一个简单的问卷,随机发给一些朋友和网友(当然必须是去过藏区旅游的),看他们的真实态度怎么样。因为抽样不多,题目设置也不能算非常科学(不然我就去开咨询公司了),所以只能仅仅就这几十个样本得出一个大致的结果,但是结果仍然有点出乎我意料。这里挑部分题目和结果呈现给大家(其他都是比较硬的题目,比如旅行方式什么的): 一个题目是:你去藏区旅行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回答得最多的是看风景,其次是感受风土民情,说明大家对藏族的各种信息符号还是有很大好奇。 一个题目是:你一般对藏区旅游有过哪些期待—— 1、途中交到有意思的志同道合的朋友,2、跟藏族人深切交流,3、发生一些神奇的事情,4艳遇,5、其他。结果是几乎所有人都选了第二项,其次是第一项。就是说,其实大家都有强烈的愿望想跟当地人交流。 一个题目是:你在藏区的时候,对当地藏族人都是怎样的态度:1、敬而远之,2、主动接近并且沟通,3、互为路人,4其他。结果绝大部分人都选择第二项,表示会主动接近,选敬而远之的并没有想象的多,倒是选择互为路人的比较多。就是说这些样本并没有多么迷恋,也没有什么排斥,真实生活貌似并没有那么情绪化。 一个题目是:你对藏族人的印象。绝大部分人认为藏族人大多数亲切和善,其次认为他们虔诚而单纯,然后还有少数人觉得他们和汉族没区别,然后有极少数人觉得各有各的不同,就像不能说因为都是汉族,所以四川人东北人上海人都完全一样。 还有一个题目是:你觉得藏族人对汉族人的态度是什么?这个答案就比较微妙了。1/3认为他们只是跟汉人做生意而已,没有别的印象。1/3觉得应该是很亲切。还有1/3答案各式各样,有的认为因人而异,有的认为他们不敌视汉人,但是觉得汉人小气、不豪爽。 其中有一个朋友的回答很有意思,他是几乎没有对藏族人做过任何了解的,但是由于工作关系,经常往藏区出差。他这样说:对待藏族人的信仰,他不知道怎么评价,因为不懂,但是他知道,在那里,大家更尊重活佛;大多数藏族人不仅很亲切,而且很直爽,但有时候又容易冲动,尤其是酒后往往一句话就很容易打架,但是一般是藏族跟藏族之间;他自己从来没有在藏族文化上做任何功课和查询,但是在自己亲历中,他发现,藏族朋友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野蛮不讲道理,很多现在藏区有条件的家庭都出来读书甚至出国。 他们还都给我分享了一些在藏区旅游中的特别经历: 一个徒步穿越爱好者:一次穿越,从有人烟的地方徒步两天到达穿越翻山的营地,凌晨出发翻山的时候,将物资耗尽,没留后路。但经过6小时跋涉,发现前方阻碍无法通过,只能退回,但此时山下营地已经没粮没帐篷了。 我在下撤途中,4500米左右的乱石岗上,发现飘来一丝电信信号,马上掏出手机给几十公里外日隆镇的向导发了一条短信:遇险退回,需要8匹马。此短信发送成功后,过后途中,再也没有信号。 下午撤退到营地时,已经精疲力尽,也没有对短信抱有希望,毕竟从镇上到此处,我们是走了两天。和小伙伴们惊慌失措时,不想林中跃起8匹骏马,如武侠小说中剑客出山一般,原来向导一路骑马飞奔赶到,救我们于危难之际。而动用8匹马,骑行50公里,仅仅就是一条短信,来自一个根本打不通的电话。 一个北京朋友:在玉龙雪山上有个买羊肉串的藏族姑娘,因为上过杂志,好多同事和她合影,他也以为可以合影,结果被姑娘怒斥:不买肉串不许合影! 一个自驾爱好者:在藏区旅游时,汽车轮胎被扎后,遇到热情的藏族人帮忙换胎。 总之,真实世界比信息世界总是更贴近生活本身。 那么藏族人又怎么看这些进藏旅游的人呢?请关注我们【阿若博巴】(“阿若”即藏语的“hi”的意思,“博巴”即藏族人)下一篇文章,由藏族朋友讲述他们眼中的进藏游客。 最后,如果您在转发之外还觉得意犹未尽,欢迎扫描这张二维码,随便给我点惊喜。 (【阿若博巴】所有文章皆为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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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19日星期四

祈愿藏历木羊新年,图伯特吉祥!


藏历第17绕迥2142木羊年来临,尊者达赖喇嘛签名祝福。


藏历第17绕迥2142木羊年来临,祈愿图伯特吉祥!


照片是正在拉萨朝佛的安多普姆(女子)拍的,愿雪域吉祥,博巴(藏人)吉祥,颇章布达拉吉祥。


藏历木羊新年第一天,拉萨下雪,朋巴日(宝瓶山)变得蕴意深远,犹如奉献之供。

2015年2月15日星期日

唯色:对获刑五年的喇嘛久美的口述记录(一)

图为时任安多拉卜楞寺寺管会副主任的喇嘛久美去印度朝拜尊者达赖喇嘛。

对获刑五年的喇嘛久美的口述记录(一)

文/唯色

49岁的喇嘛久美是著名藏传佛教大寺——拉卜楞寺(位于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僧人。多年前,他是寺管会副主任,“喇嘛乐队”队长、喇嘛职业学校校长。2006年至2011年,五年里他被捕四次。2014年9月传来他被指控“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遭判刑五年的消息。

2007年夏天,我与王力雄游历藏区的康地和安多等地,在拉卜楞寺见到喇嘛久美。他因去印度接受尊者达赖喇嘛传授时轮金刚灌顶并得到尊者接见,返回后被拘捕四十多天,那是他第一次被捕,已被撤销寺管会副主任等职。他急切地有很多话说,以下摘自当时我的记录,属于第一次公开:

——1958年以前的宗教制度培养了很多佛学人才,但这以后被中共的各种政治运动摧毁。1980年十世班禅大师来过之后,在幸存的高僧大德们的努力下,作为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的拉卜楞寺逐渐恢复。直到1995年是好的时期,老的僧人还在,大家努力,有希望,有信心。1995年后又变了,中国政府强行参与,干涉太多。主要表现在:

第一:18岁以下不准入寺

如拉卜楞寺现在只允许每年15至25个满了18岁的学生入寺,最大的学院收10人,其他5个学院各收3人,这在过去是没有的。

中国政府的这个规定是对藏传佛教的打击。要培养真正的藏传佛教人才,必须从小就开始,如果18岁以后才入寺学习,那就很难培养得上。5-18岁是人生中最好的学习机会,结果5、6岁学的知识现在18岁的人在学。而且,18岁之前生活在社会上,沾染各种恶习,恰恰是作为僧人千方百计要避免的。这样的人入寺是对寺院的污染。事实证明这种人的作用特别不好,也很难管理。而这些人里面有不少是文盲。也因此,各扎仓要办一场完整的法会还得请其他寺院的僧人一起来做,这个问题在藏区如今很普遍。

“郭更”在寺院中是对那些既不懂佛学也有恶习的僧人的称呼。中国政府规定18岁以后才能出家,造成了很多“郭更”,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僧人,是披着袈裟的假僧人,会点汉语、英语而已。有些人穿着袈裟去骗人,比一个魔鬼做的事还多,却被人说成宗教不好,政府也有了怪罪宗教和僧人的理由。

政府看见小僧人会说这么小的孩子应该去上学,没把寺院看成学校,但历史上,寺院就是学校。有两种学校,一种是世俗的学校,一种是宗教的学校。应该允许两种学校都存在,可是世俗的学校又不让学习自己的传统文化,虽然学了藏文,但内容是共产党的思想和汉文化,自己民族的历史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文化、习俗都不知道。只有寺院可以保存藏文化,传承藏传佛教,有喇嘛,有格西,是宗教和文化的宝库,但政府根本不把寺院当作学校,不把寺院放在眼里,所以现在无法培养人才,后继无人,最大的危险就在这里。

寺院的心脏已经没有了。寺院金碧辉煌,佛像巨大——这什么也不是,重要的是佛学人才。以前班禅大师说过:寺院要像寺院,僧人要像僧人。可现在呢?寺院里的僧人,跑的跑了,抓的抓了,赶走的赶走了,剩下的我们就守着这个寺院,等着嘉瓦仁波切回来。

第二:几大仁波切的出走说明了什么?

阿嘉仁波切、噶玛巴仁波切以及拉卜楞寺的几位格西喇嘛为何要去印度,就是因为不愿意批判自己的根本上师!

每个藏人都需要我的上师的转世是正品。为何中国政府要破坏这个传统?这伤了很多藏人的心。政府一点点面子都不给藏人。

我就想问这几个问题:
1、为何要这样污蔑、辱骂我们的根本上师达赖喇嘛?
2、为何我们的班禅喇嘛要有两个?这两个小孩子的权利和命运都被剥夺了。
3、为何恰扎仁波切、丹增德勒仁波切都被关进监狱?本来是宗教问题,为何非弄成政治问题?
4、为何监狱中有那么多的僧人?
5、我们的人权在哪里?

为什么像噶玛巴仁波切、阿嘉仁波切那样待遇很好、地位很高的高僧要逃到外面去?就是因为不愿说、不愿做的,逼着去说、去做。阿嘉仁波切曾经说过:我不想说的中共替我说了,我不想做的中共替我做了。

第三:印度回来的僧人不让考格西

如今考格西必须首先看政治上是不是合格。凡是从印度回来的僧人或者有过政治犯经历的僧人都一律不给资格,而根本不看佛学成绩。拉萨寺院如此,北京高级佛学院也如此,安多和康的寺院也如此,包括拉卜楞寺。

寺院最大的问题不是佛学,而是成了政治问题和民族问题。我们一个喇嘛,因为看了达赖喇嘛获诺贝尔奖的光盘和讲佛法的书,借给朋友被发觉遭捕,判了两年,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罪”,获释后不能走出夏河县,得向安全局汇报、获得批准才行。

我现在也被骚扰,公安局局长上我闭关的僧舍找我,说“你不服的话可以上诉”。可是普通的藏人、僧人,怎么可能去上诉呢?我们去哪里上诉?这样的痛苦没法诉说!

安全局还在寺院里安排僧人当探子,给钱汇报其他僧人的情况,不少喇嘛就是这样被抓的。政治犯在狱中没有说话、吃东西的自由。家人不让见,家人送来的东西被抢走。一点小事就被任意打骂,有的喇嘛肾被打坏,有的喇嘛耳朵被打聋、头被打坏,有的喇嘛腿被打坏。政治犯在狱中还被抽血。一次州人大代表视察监狱,他们反映吃不饱,被抽血,人大代表听都不听,还讽刺说“谁要你们的血?”

59年之前,拉卜楞寺有大大小小70多个活佛。历史上更多,有200多个活佛,现在只剩6个活佛。嘉木样的经师那时候被枪毙了,我2006年去印度见到嘉瓦仁波切的时候说起,嘉瓦仁波切很惊讶。

北京高级佛学院已经偏离了当初班禅大师创办时的愿望,成了一个只学政治不学佛学的党校佛学院。

其实,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活佛,不需要那么多的经堂,更不需要让“竟达”(施主)变成上师的上师。我们只需要真正学佛的清净之地,培养一个个很好的佛学人才。政府如果这样控制一个民族这样控制一个寺院是不行的,要出事!

2015年2月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相关内容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2015年2月14日星期六

台湾学者陈宜中访谈王力雄(4):新疆与台湾


BBC中文网编者按:王力雄是中国著名作家,其作品包括《天堂之门》、《漂流》及《黄祸》等。此外,他还长期关注中国的民主发展以及西藏和新疆地区的民族问题,包括推动化解汉藏、汉维之间日益加深的对立,并著有《天葬:西藏的命运》、《递进民主》和《我的西域,你的东土》等书。日前,王力雄在北京接受了台湾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员陈宜中博士的专访,而BBC中文网获得授权连载发表有关专访的内容。

陈宜中(以下简称"陈")您所谓的"稳定集团"或"反分裂集团",在藏人中扎根是否比在维吾尔人更深?

王力雄(以下简称"王"):可以这样看。官员中的比例,藏人比维吾尔人要高。因为入藏的汉人少,藏人在藏区是主体,干部中的藏族比例也高,多年来一直是这样。新疆汉人多,中共又用民族分化对策,除了汉人掌握主要权力,另一些权力交给哈萨克人等,有意地以夷制夷。

陈:您写新疆的书《我的西域,你的东土》直到2007年才出,似乎酝酿了很久?

王:真正写作的时间并不长,只是中间有些周折。有位赵紫阳过去的幕僚,赵下台后转入民间,请我去新疆做一个类似《天葬》的研究。我觉得新疆也是大问题,应该去看看,就同意了。1999年初我到新疆,开始主要是搜集资料。在那过程中,我复印了一本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资料。要了解新疆就得认识兵团,我非常需要那个数据。而警方事先就在暗中监控我,正好可以以此为把柄,就以窃密罪把我扣押了。在关押期间,我认识了同牢房的维族朋友,为我打开了走入维吾尔人内心世界的一扇窗,后来才有了《我的西域,你的东土》。

陈:最近汉维冲突愈演愈烈,您刚才提及了水资源和兵团的问题,是否继续展开一下?

王:我认为民主转型会是中国民族问题的爆发点。民族冲突无疑是因为专制造成的前因,但是专制可以靠镇压压住民族冲突,民主转型却不能再用那种镇压手段,民族冲突也就会在那时爆发,成为让民主首先品尝的苦果。我相信西藏那时会出事,新疆也会出事,乱象百出。如果在民主化前达赖喇嘛去世了,西藏会先出事。当局在新疆用军警严防死守,目前不会出太大的事,顶多小打小闹,劫机、骑摩托车砍人什么的。尽管如此,新疆汉人的恐惧心理还是很普遍。我一个表哥在新疆待了一辈子,七五事件后就去青岛老家买房子,不回新疆了。子女还在新疆,因为年轻人的事业都在那边,但能回来的几乎都回来了。

维族人的不满,我认为主要还是移民带来的。在没有大规模移民前,双方关系还比较好,至少没有大冲突。在1950年代,维吾尔人也好,汉人也好,彼此印象都不错。汉人移民大量涌入后,冲突与日俱增。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从内地去的多是民工,在维吾尔人那儿杀猪,不能吃的猪杂碎扔在河里,可是人家要喝那水呀。同时新疆的小偷、毒贩跑到内地,让汉人不满。随着民间冲突,民族主义动员延伸到底层。如果民族矛盾只停留在精英,还比较好解决。一旦成了种族冲突,只因为种族不同就相互对立,那就很难解了。新疆比西藏更早地完成了这个阶段。

王力雄-1981年新疆交河故城

我在1990年代就看到,新疆连几岁小孩都有种族隔阂。同一个机关大院,既住着汉人干部也住着维族干部,但是小孩不在一块玩,互相只是打架。乌鲁木齐的汉区和维区之间,没有铁丝网,也没有其他有形的障碍,但无形的壁垒那么鲜明——两个区人的模样不一样,语言不一样,文字不一样,招牌的形式不一样,连味道都不一样。

共产党刚进入民族地区时,成功地用阶级分化了民族。历史上民族之间相互对立,尽管民族下层可能受上层压迫,但是在与其他民族对立时,民族上层和下层结为一体,民族的旗帜掌握在上层手里。共产党来了则说,维吾尔的巴依、西藏的领主和汉人的地主都是一样的坏人,天下乌鸦一般黑,而各民族被压迫人民是一家,汉人老大哥来帮助你们一起打倒共同的阶级敌人,得解放。至少在当时,这很动听,很有说服力呀。

文革之后,邓小平放弃了阶级斗争。你总不能自己不搞阶级斗争,还在人家那儿继续搞吧?而不再分阶级,各民族自然又重新融合在一起,宗教和民族的旗帜又回到民族上层手中。当局承认文革是错误,拿钱重修文革被砸的寺庙,但对民族人士那意味什么?民族精英已经被你打得满身是伤,不会买你的好。普通老百姓也一样。当年贫下中农听你的号召扛着镐头去刨庙,把寺庙木头拿回家盖房子,盖猪圈,在宗教中那都是罪孽呀,天大的罪孽!现在你突然告诉他,这一切都是一个错误,是几个藏在我们党里的坏人搞的,你这不是调戏人家嘛。

王力雄-1993年新疆若羌

陈:您前面还提到兵团问题和资源争夺。 

王:我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叫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的汉人自治省"。它是正省级地位,跟新疆自治区平级,新疆自治区政府管不了它。它在新疆有一百多块领地,加在一块好几万平方公里,有自己的政府、银行、军队、武警、法院、公安、婚姻介绍所、学校、电视台、报纸等等。建立兵团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遏制新疆当地民族。邓小平1980年代去新疆视察时说"兵团是稳定新疆的核心!"新疆当地民族对兵团的抵触是最大的,老百姓把它当成是侵略军。兵团看管当地人民的意图非常明显,新疆每一个县都有一个兵团的「团场」,不就是把当地民族当敌人防范吗?

资源呢,新疆主要是缺水。但新疆有其他各种资源,特别是天然气。中国政府老说给了新疆多少财政援助,可新疆人跟你算的,是你从我这儿拿了多少油、多少气、多少矿。这中间到底谁多谁少,一本胡涂账!

陈:兵团的控制力在降低吗?七五事件的镇压,靠的主要是陕甘调去的武警?

王:对于当局在新疆的维稳,兵团屯垦这一套仍然有作用,只不过现在一般用公安、武警就够了。兵团的民工很多是从内地招去的,其实就是普通农民,平时被兵团的连长、指导员压迫、剥削,都有一肚子气。但是一声令下让他们去镇压疆独分子,却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都兴奋得很,要立功。现在兵团用这些人组成民兵,随时可以投入维稳。

陈:不让穆斯林留胡子,是最近的政策吗?

王:逼迫当地民族人剃胡子已经很久了,理由是:留胡子就是宗教极端势力的表现。有时甚至在街上强行剃人的胡子,剃完还让人家交剃胡子钱。我有个留胡子的维吾尔朋友,是学校老师,就是不剃胡子。他说马克思有胡子,恩格斯有胡子,列宁也有胡子,还是你们的领袖,为什么我有胡子就不行?这些政策真是太愚蠢了。

王力雄-2003年新疆库车

陈:维吾尔人民族意识的强化,是从何时开始的?

王:这是长期累积的结果,在1990年代以后逐渐强化。经过了这十几年,现在我觉得已经很难回转。海外维吾尔运动的基本目标已经确立,就是要独立。按照他们的看法:达赖喇嘛说的中间道路,让藏人耽误了几十年时间,事实证明中间道路是彻头彻尾的失败。维吾尔人不能再走中间道路。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海外民运人士也多是大中国主义者,老说维吾尔人不能搞独立。于是他们现在干脆不跟汉人对话,就是自己走独立道路,先以内部反抗和招致的镇压唤起国际社会的注意,不惜为此付出巨大牺牲,主动迎接大规模流血冲突,以得到西方世界"人权高于主权"价值观的背书。他们认为维族比藏族有利的条件是有伊斯兰世界的广大人力和物质支持。等到中国发生内乱,就可以把汉人赶走,建立一个东土耳其斯坦。

中国的民族仇恨是专制播种的恶果,却要由未来的民主吞咽苦果。因为专制可以用残酷手段镇压民族,不会形成大规模冲突,而民主不可能再用残酷镇压的方式,尤其在转型期,国家控制力大幅减弱,那时一直压抑的民族仇恨就像突然打开瓶塞,喷涌而出。从时间点看似乎民族冲突是民主转型造成,专制者们也正是以此恐吓国民,其实那是专制统治强加给民主转型的遗产。要想中国走向民主,我们便没有选择,只能承担。要打破绑架者与人质共生死的困局,我们就得去寻找不让民族冲突与民主转型共生的方法。而能够避免广场效应、进行向量求和、逐层提炼理性的递进民主,正是这样一种方法。除此,我还真没有看到其他更好的方法。

2014年被捕前一周的伊力哈木(王力雄拍摄)

陈:您的朋友伊力哈木还在境内做各种努力,他所承受的压力似乎极大?压力既来自于中共的高压维稳,也来自于海外维独运动?(按:2014年1月15日,伊力哈木被警察从家中带走,2014年9月23日,当局将以「分裂国家罪」对他判处无期徒刑,没收全部财产。)

王:伊力哈木是少有的维族知识分子,我认为他的主张就是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的维吾尔版,虽然他自己不会这么说。海外维吾尔人不一定认同他的路线,但是新疆境内的维吾尔人会认为他的主张更现实。当局为什么一直打压伊力哈木?看似很愚蠢,但也许当局的目的就是不想让温和的维吾尔力量成气候,以便把维吾尔反对力量都打成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

陈:相对于藏人,宗教对维吾尔人的影响稍弱一些吗? 

王:不能这样说!宗教势力在新疆非常大,绝大多数维吾尔人都在伊斯兰教的影响之下。海外维吾尔人的政治组织现在是走世俗政治道路,因为他们希望跟国际社会接轨,也知道伊斯兰宗教势力在西方社会吃不开。然而他们不一定具有对新疆未来的主导权。宗教势力会不会发展起来,现在还不知道。在海外维吾尔人中,目前没有强有力的宗教领袖。热比娅的地位是在乌鲁木齐七五事件之后,因为当局指控她操纵事件而奠定的,其实那是抬高了她。海外维吾尔人目前暂时没人能挑战她,但热比娅的方式也有问题,比如最近她捐钱给日本人买钓鱼岛,还说希望西方和日本把新疆也买走,她一点都不顾忌汉人和中国人的想法。

王力雄-2006年新疆莎车清真寺

陈:您在2008年的一篇评论中,建议台湾各界投入更多的资源和心力,让台湾成为研究大陆政治转型的最重要基地。藉此机会,您是否愿意再说服一下台湾读者? 

王:我认为这不光是为大陆而做。台湾应该有危机意识,因为未来的中国大陆无论怎样,都会对台湾产生重大影响。我为什么提议台湾成为中国转型的研究中心?不是研究中国的古代,不是研究中国的文化,而是研究中国的政治转型?因为中国大陆无论是转型成功、转型动乱或是转型崩溃,都会对台湾带来巨大冲击。台湾离大陆一百海哩而已,不是可以开走的航空母舰,而是一颗动不了窝的蛋,哪天说把你砸了就砸了。台湾即使只出于自保,也应该投入中国政治转型的研究。

中共知道有危机,只是不知道该往哪儿走,该怎么解决。尽管中共有庞大的研究力量和经费,却不会去研究共产党下台或灭亡以后怎么办。对这个最需要研究的题目,大陆民间因为没有空间无力承担,世界各国也只是进行为己所用的中国研究。只有台湾有最好的条件。台湾有资金、有自由、有信息、有人才,两岸语言相通、文化同根,利用互联网,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大陆和世界各国的人才纳入整合,通过研究、论证、沙盘推演,提出最可操作的中国政治转型路径与步骤,作为台湾的利己利人之举。中共愿意采纳最好,或者现在不采纳,遇到严重危机时仍可能采纳。

还要研究中共垮台了怎么办?那时人民还在,还得活下去,那又需要另一套研究,在中共垮台时力挽狂澜,避免出现大混乱。还有,万一中国社会真的崩溃了,最终也得收拾残局。大陆崩溃而不影响台湾安全,在我看是不可能的。如何不让暴政再在大陆轮回,而能开始建设新的社会,也需要进行事先准备,深入研究。台湾如果投入这种研究,也许将来能起决定性作用,成为一种上天注定的两岸缘分。当然我知道此时这想法在台湾没有市场,台湾人不想多管闲事,杞人忧天也不是当代人的活法,所以两岸不一定会有这种缘分。

陈:您正在写《黄祸》的姊妹篇《转世》,前十几万字已经上网,让读者先睹为快了。最后,您是否愿意透露《转世》的基本思路? 

王:《黄祸》是写中国的崩溃,《转世》是想写中国避免崩溃走出危机的过程。《黄祸》把最坏图景摆了出来,本意是让人们、尤其是当权者主动做避免那种前景的努力。但现在看,只能是我自己去做想象中的努力了。当然我万变不离其宗,基础还是"递进民主"。《转世》仍然关注民族问题,解决之道也是递进民主。《转世》描写"递进民主"如何促成中国的政治转型,化解民族冲突,并希望能从小说反馈到当下的困局。

【本访谈首发于台湾联经《思想季刊》第25期。转自BBC中文网: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5/02/150212_iv_wanglixiong_4
原标题:中国作家王力雄访谈录(4):新疆与台湾】

延伸阅读:

台湾学者陈宜中访谈王力雄(1):早期经历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5/02/1.html
台湾学者陈宜中访谈王力雄(2):递进民主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5/02/2.html
台湾学者陈宜中访谈王力雄(3):西藏思考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5/02/3.html

2015年2月12日星期四

台湾学者陈宜中访谈王力雄(3):西藏思考


BBC中文网编者按:王力雄是中国著名作家,其作品包括《天堂之门》、《漂流》及《黄祸》等。此外,他还长期关注中国的民主发展以及西藏和新疆地区的民族问题,包括推动化解汉藏、汉维之间日益加深的对立,并著有《天葬:西藏的命运》、《递进民主》和《我的西域,你的东土》等书。日前,王力雄在北京接受了台湾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员陈宜中博士的专访,而BBC中文网获得授权连载发表有关专访的内容。

王力雄-1984年黄河漂流时在藏区玛多



陈宜中(以下简称「陈」):您从何时开始关切西藏?《天葬》的问题意识是从《黄祸》衍生出来的?

王力雄(以下简称「王」):1991年出版的《黄祸》,对我不是单纯的文学,而是对中国未来的真心思考。《黄祸》写的恐怖场景不是危言耸听,我确实认为那真有发生的可能。因此写完《黄祸》后,我决定好好想一想怎样才能防止那样的未来。此前我已有递进民主的基本想法,《黄祸》也写了逐级递选的内容。随后我用了几年时间把「逐级递选」理论化,《溶解权力:逐层递选制》就是那时写成的。

1990年代世界爆发了多场跟民主转型相伴的民族冲突,让我想到中国民主转型时,首当其冲的挑战也会是民族问题。跟今天相比,二十年前中国的民族冲突还不算严重,可西藏问题、新疆问题都已经存在了。

因为我经常去那些地方旅行,比较早地感受到民族冲突的存在。而力图阻止中国民主化的人也利用民族问题,说民主化会造成国家分裂。大一统意识对中国国民是有说服力的,宁可不要民主也不要中国分裂的说法被不少人接受。因此我觉得应该从中国政治转型的研究开辟一个分支,认真考虑一下民族问题该如何处理?我对西藏比较熟,几乎每年都去藏区,就选了西藏问题。原来没打算为这个分支用太多时间,结果从1995下半年开始,到1998年《天葬》出版,花了三年时间。我当做主体的递进民主至今没多少人认,作为分支搞的民族问题却被当成了我的招牌,现在到哪都被介绍为「民族问题专家」,有点搞笑。

陈:《天葬》主要是从中国政治转型的角度去思考西藏。跟您十年后的《我的西域,你的东土》(2007)相比,《天葬》更像是一个汉族知识分子的独白。我注意到,您的基本想法并没有改变,您认为追求独立的后果是两败俱伤,即使流血也未必能够独立,还将使中国的民主转型胎死腹中。但《我的西域,你的东土》所展现出的同情心和对话愿望,比《天葬》要强烈了许多。

王:您说的没错,在跟唯色走到一起之前,我虽然多次去西藏,但对西藏是不带感情色彩的。那时打交道的多是在藏汉人。有一批1980年代志愿进藏的大学生,被称为中国最后一批理想主义者。这些人的圈子虽然经常议论西藏话题,但多是从国家主义的角度。我写《天葬》之前也有很强的国家主义思维,考虑的是如何「保住」西藏这块领土,只是反对用高压方法。在写《天葬》的过程中,通过对西藏问题的研究和思考,我有了很多转变。我希望用客观的态度,居高临下地分析西藏的不同方面。我对流亡西藏有批评,对中共的批评更多。这是《天葬》的基调,不过仍有国家主义的残余。

后来是唯色让我进入藏人的心灵世界。当然这种转变也可能带来一些问题。和唯色的关系会不会让我在西藏研究上失去客观性?我开玩笑说有了裙带关系,需要回避了。比如我虽然十分尊敬达赖喇嘛,但以前我对他有什么看法,会直言不讳地表达,跟唯色结婚后就不怎么说了,因为担心唯色会不高兴。我的确一度淡出跟西藏有关的活动。直到2008年三一四事件后,汉藏冲突的危险加剧,当局倒行逆施,我才又开始介入。

陈:您是指〈西藏独立路线图〉那篇文章?您认为官方的高压维稳只会适得其反,把藏人推向独立运动?

王:我认为官方的做法十分危险!但是无论如何苦口婆心,事实证明寄希望于官方解决西藏问题彻底无望。我只能想,可否通过促进民间的汉藏沟通,为将来的和平解决民族问题留下一点可能性?从2009年开始,我推动并且主持了中国网民和达赖喇嘛的两次推特对话,后来又组织了中国维权律师与达赖喇嘛的网络视频对话。

王力雄-1985年青海藏区

陈:您怎么看达赖喇嘛和中共的互动?

王:如果像达赖喇嘛所期望的,中共愿意在整个藏区落实中国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以及藏人的权利,西藏问题就会变得很简单,达赖喇嘛将会回西藏,海外藏人的政治运动也会解散。境内藏人只要达赖喇嘛回来,有自治的权利,人权有保证,也就满意了,皆大欢喜。这是达赖喇嘛多年盼望的。他一直表示不想要西藏独立建国,说整个世界都是地球村了,欧洲都合在一块儿,藏人为什么非要独立呢?只要保障我们的权利,不再担心我们的寺庙被砸,不独立有什么不可以?中国的国家强大,藏族也能借光,等等。

理论上,这些全都成立,但从现实来讲只是幻想。中共不会这么做。而不会这么做的原因,我在〈西藏独立路线图〉里面说了,就是吃反分裂饭的官僚集团要用反分裂谋取权力、地位和资源。这样的部门有一堆——十三个省部级以上部门涉藏,算上跟反分裂有关的省部级部门则有二十几个。这些部门都有专门负责民族问题的机构和人员,他们会用各种方法抵制和绑架中央,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利益同盟,从印把子(按:此指官章)到枪杆子到笔杆子什么都有,按照他们自己的逻辑自我运转。2008年三一四事件发生后,所有反应都是按反分裂集团的意志自动运行,其后果是把民族对立愈搞愈厉害。在此之前,西藏境内没有多少西藏独立的内在动力。但在三一四事件之后,情况已经改变,反分裂集团的所作所为让西藏独立的意识在西藏境内觉醒。

陈:内在动力是指什么?

王:就是指普通民众开始有了追求独立的意识。三一四事件是个分水岭,它让民族问题变成了种族问题,变成了种族之间的血债,一直延续到近几年的自焚。你以为中共会担心种族对立?实际上,正是吃反裂饭的官僚集团不断强化仇恨,一步步把藏民族推向追求独立的道路上。当藏民族中的多数人都有了追求独立的愿望和要求时,差的就只是历史机会了。

陈:机会或机运,赌的是中原政权出现危机,甚至外国势力介入?

王:这种机会可遇而不可求,只能等待。不过他们的基本判断没错,中共政权最大的槛——民主转型的槛没过,而世界不会有任何政权永远不过这个槛,总有一天遇到。而那时往往国家控制力会大大衰落,国际介入力却大大增加,在民族独立人士眼中那就是机会。

我也认为民主转型是中国的难关,如果不提前循序渐进地自觉过槛,总有一天会发生突变。突变可能造成社会崩溃,崩溃又可能导致暴政重新上台,进入新的恶性循环。即使突变带来某种转型,也要付出巨大代价,包括国家分裂、人民流血和生产力大幅倒退。

现在中国思想界有个很大问题,就是只说「应该怎样」,不从「能够怎样」谈问题。藏人也是这样。鼓吹西藏独立的人说「应该」独立,我不反对,我认为藏人有追求独立的权利。但是你得面对现实。政治正确是一回事,能不能实现是另一回事。追求独立的代价是多大?付出那么大代价又能否真独立?我跟藏族朋友说,我写〈西藏独立路线图〉向汉人展示了西藏独立的可能性,不过站到藏人的角度,我并不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反而要付的代价非常非常大。

陈:您说中国若无法平顺转型,终将面对突变式的崩溃危机。您希望中国不要爆发这类危机,可有些人寄希望于这类危机,以获得独立的历史机运,不是吗?

王力雄-1991年珠峰登山第二营地

王:我不否认中国崩溃将是西藏独立的机会。但我不认为中国崩溃西藏一定可以实现独立。在中国崩溃中西藏能自保吗?依附中国的西藏经济是不是也会随之崩溃,并造成社会动荡?藏区内的汉人和藏人会不会发生流血冲突?内地求生困难的汉人会不会大批涌入西藏?汉人军阀会不会占领藏区,就像民国初年做过的那样?实现独立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但是渺茫,而且一定伴随人民流血的灾难!

陈:您怎么看所谓的「大藏区」自治?中共说这不是中间道路,是分裂国土。

王:流亡西藏虽然没有提「大藏区」,但确实提出「整个藏区」的概念。整个藏区除了现在的「西藏自治区」,也包括藏文化覆盖的四省藏区。我不认为「整个藏区」的自治会构成多大问题,反而是藏区分割统治会出问题。譬如1950年代那次所谓的「叛乱」,很大程度是因为四省藏区按照内地政策施政,搞社会主义改造那一套,而西藏自治区境内实行一国两制,由达赖喇嘛的政府管理。一边是传统制度和政府,另一边是社会主义改造,斗牧主、分牛羊,藏人怎么能明白?

陈:在中共之外,不少大陆(汉族)自由派也不支持「大藏区」,担心在这么大的区域搞自治,未来可能还是要搞独立。

王:我不认为把藏区合并会对中国构成多大威胁。文革前中国分过好几个大区,西北局、东北局、华东局、华中局、华北局什么的,每个局都跨好几个省。过去曾有建议在西藏自治区之外,再设一个东藏自治区,把四省藏区放在里面。或者也可按照藏人传统,分成安多、康巴、卫藏三个区,上面再设一个大区来管理。这对主权没有任何影响,跟「藏独」有什么关系呢?

很多人是因为不理解,才说高度自治就等于独立,或说高度自治会导致独立。可是你军队在那驻扎,外交是中央政府管,怎么算是独立呢?让整个藏区高度自治,放在相对统一的文化传统中去管理,我觉得没有坏处,只有好处。比如唯色的老家德格,那里有个印经院,收藏了非常古老珍贵的经版,但是因为德格属于四川,四川有很多汉族的文物古迹,德格印经院受不到特殊重视,得到的支持也少。如果属于藏区管理,一定会被列为最高级别,得到更好的保护。

陈:为什么中共一直说达赖喇嘛要求的自治是变相独立?

王:统战部的很多说法根本无法认真对待。达赖喇嘛说他就像念经一样,天天说不独立、不独立!统战官员也像念经一样,天天说你要独立、你要独立!他们指鹿为马,不过也确实达到了效果,国内大部分汉人民众都被洗脑了。

达赖喇嘛的弟弟丹增曲杰曾在一个访问中说:高度自治的下一步就是独立。这事被记者捅出以后,中共抓住把柄,一直说高度自治就是变相独立。这让达赖喇嘛非常生气,此后丹增曲杰对外几乎不说话了。先争取自治然后再去追求独立,这种想法的藏人当然有,但是只要中国把民族关系搞好,不再去迫害人家,实现宪法承诺的自治,人家为什么非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流血牺牲去独立呢?对普通百姓来讲,是独立还是自治有什么区别吗?我真不这么认为。只是他们感到活不下去时,才会去想若是独立就不会这个样。

陈:官方和亲官方学者常以苏联解体为例,说不但不能给高度自治,更应该从严管控,以免少数民族哪天逮到机会跑了。也有人主张「去民族化」,把民族都改成族群。

王:对,他们是在做防范。但苏联宪法是给了加盟共和国自决权的,这跟中国不一样。我认为一个国家防范自己的国土被分裂属于正常思维,但可以用很多措施去解决分裂隐忧,其中最重要的是实现民族平等。

王力雄-2008年与唯色在平措汪杰先生家

「去民族化」的说法我也注意到,虽然得到高层欣赏,但当局要实行却不容易,因为各个民族自治区域都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那些利益集团的基础就是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跟着共产党的精英人物,有赖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他们将是「去民族化」的坚决反对者。各民族普通百姓也不会欢迎,因为尽管民族区域自治是假的,但至少还有个名目,多少有一些优惠。提出「去民族化」的马戎教授说美国就没有这些身分优惠,这说法并不准确。而且,美国有一个前提条件是中国没有的,就是人权保证。有人权就会有民族权,那时不需要特别强调民族权,人们会利用人权自然地形成族群,提出要求。美国的亚文化群是最丰富的,正是因为有自由和人权保证。中国学者不去看这最基本的一点,只主张去掉民族自治的权利,甚至干脆把「民族」去掉(只保留中华民族),这可能会形成更大的偏颇。

陈:在西藏,同化和移民政策的力道有多大?汉人跟藏人的比例正在快速改变吗?照十几年前《天葬》的说法,西藏高原有先天限制,汉人适应不易,当局很难随心所欲地把人搞进去。但现在呢?所谓的「汉藏结合部」似乎不断扩大?

王:《天葬》曾说「无人进藏」,现在看似乎说错了,很多汉人都在进去嘛。尤其在四省藏区,汉人增加很多。但是进藏汉人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交通干线和旅游点,真正的牧场、农村仍然是很纯的藏人区,这还是因为汉民族对高海拔的不适应。跟低海拔的新疆不一样,汉人去低海拔的新疆绿洲搞农业经济,不会有什么不适应,绝对会经营得很好。藏区现在之所以能把汉人引到城市,是因为那里营造出了汉人能适应的生活环境。你到拉萨去看,那是成都郊区的克隆版,水平低一点,但反正就是汉人那一套,卡拉OK、小姐、红灯区、川菜什么都有。汉人在拉萨除了喘气费点劲,其他方面跟成都没多大区别了,而且有钱挣,他为什么不去?在拉萨的干部住宅区,江南园林都放在院里面了。甚至一家配一个制氧机,让房间里的氧气含量跟内地一样。在毛泽东时代这是没有可能的,在驻藏大臣时代更不可能。现在有了这些,汉人就进来了。但这种移民是没有根基的,哪天一发生动荡,很多人会马上撤出西藏。

陈:如果汉人移民多了,单从数量对比的角度,独立就困难了,除非搞大清洗。这是鼓励移民的重要出发点吗?

王:西藏、新疆和内蒙古是中国三大民族地区。对当局来讲,内蒙古是最成功的,就在于汉人移民的淹没效应。内蒙古二千五百万人,蒙古族只是零头,二千万是汉人。所以当局基本认为内蒙古问题不存在了,已经完全解决。虽然也会发生一些抗议什么的,但掀不起大的波澜。当局试图把同样模式用在新疆,从1950年代开始大规模地往新疆送人。新疆受制于自然条件的限制,缺水,只能仰赖绿洲农业。绿洲农业也要靠水,而水是有限的,所以兵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首先干的就是抢水。在上游把河一拦,把水引走,河的下游就干涸了,下游绿洲就萎缩。兵团在河的上游造了新绿洲,然后说我根本没占当地人的地,都是我自己在荒原上开垦的!新疆维吾尔人特别反感这个,矛盾就这样激化起来。但是受制于有限的水资源总量,当局也没法无限制地往新疆送人。目前新疆在人口上是势均力敌,进去的汉人不少,不过也不能更多了,达不到内蒙古那样的淹没。而势均力敌恰恰最危险,双方都有冲突的愿望和可能性,所以新疆的民族矛盾最激烈。

西藏本来是「无人进藏」,它在中国人口最多的四川省旁边,汉人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就是不进西藏。汉人不怕吃苦,只要有希望就能吃苦。但在西藏高原那地方,农耕文化的汉人根本树立不起希望。我在早期进藏的时候就强烈感到不可能在那里久留,只能偶然进来转转。大多数汉人都是这样的。清朝驻藏大臣入藏,带的人走到康定就全跑没了,得在康定重新招人。入藏以后,整个衙门除了驻藏大臣,往往只有几个从内地跟来的汉人。手下只有那么少的人,驻藏大臣也就是起个大使的作用而已。后来有军队进去,常驻的顶多也就千八百人。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汉人移民增加,民间的汉藏矛盾愈来愈多了。从三一四事件可以看出,一些藏族青年和失业者去砸汉人店铺,打汉人,很大程度是因为经济上藏人在本土的边缘化。1980年代末的藏人抗议者主要是喇嘛和部分城市居民,那时主要是出于对文革的不满和发泄。当局如果宽大一点,继续实行胡耀邦的怀柔政策,让藏人把该出的气出了,应该可以把不满慢慢消化,后来也不会愈来愈紧张。不幸的是强硬派占了上风,归咎胡耀邦把汉人撤回内地导致了西藏骚乱,于是进一步强化经济移民和同化政策。今天汉藏冲突的恶化恰恰是这种思维造成的。

陈:这几年接二连三的藏人自焚,您的分析是什么?

王:自焚是从2009年开始的。自焚者喊的口号多为「给西藏自由」和「让达赖喇嘛回家」,后来有自焚者遗嘱流传出来,表达要护佑藏国、为西藏献身等。自焚是因为藏人没有别的路可走,跟中共九次谈判毫无作用,达赖喇嘛说了所有该说的话,该做的都做了,但是达赖喇嘛的谦卑除了换来侮辱,没有其他效果。唯色认为自焚不是出于绝望,是在表达抗议。对此我同意。我只是觉得应该为藏人找到方法,为藏人百姓想到下一步该怎么做。对此应该负起主要责任的本该是西藏流亡政府和藏族知识分子,但是流亡政府并没有很好的作为,只是跟在境内藏人后面,发生自焚就去悼念一下。

陈:他们主要是游说西方政府?

王力雄-2009年在印度达赖喇嘛府邸

王:是,但是这种游说有多少作用呢?达赖喇嘛做了几十年,已经做到极致了,后面的人谁还能比达赖喇嘛做得更好?西方政府没有真正让西藏问题改观,他们能做的有限,不会真为西藏跟中国撕破脸。把西藏未来系于西方的后果就是让流亡政府看不到自己前进的方向。

陈:有人认为,当局就是想拖到达赖喇嘛去世,让流亡政府因内斗而乱,再把其中的激进派打成恐怖主义。

王:对,当局现在就是在等着达赖喇嘛去世。他们认为那时西藏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不过,尽管现在境内藏人愤怒和紧张,但是什么都不会像达赖喇嘛去世那样刺激他们。那一刻很可能一切都被崩断,成为藏人全面暴动的发令枪。

陈:中共没看到这一点吗?

王:他们认为可以解决,就是开枪。六四怎么样?三一四怎么样?新疆七五事件怎么样?不都镇压下去了,有什么了不起?中国每年发生十万起、二十万起群体事件,不照样扑灭?当年周恩来和胡耀邦的死,在中国都造成了不约而同的动员,激起广泛的社会抗议。但都不会如达赖喇嘛去世对藏人造成的冲击。达赖喇嘛对藏人何其重大!那时藏人会感到彻底绝望和痛不欲生!这么多年达赖喇嘛流亡在外,对中国当局百般示好,忍辱负重,却没得到任何结果,最后客死他乡,情何以堪?藏人的终身愿望就是能见到他们的宗教领袖,得到他的加持,却始终无法如愿。中共不让达赖喇嘛回西藏,又不让境内藏人去见他,不给藏人发护照。被愤怒积累的爆发能量,加上达赖喇嘛去世的震撼,到时的情况绝对会超出当局估计。

陈:达赖喇嘛并没有强力制止自焚,这您如何理解?

王:达赖喇嘛没有严厉制止自焚,我觉得也许有甘地主义的成分。甘地的非暴力抗争有个很重要的面向,就是以牺牲作为武器。达赖喇嘛不会这么说,但我认为他深受甘地主义的影响。不过我不看好甘地主义的牺牲在中国会有效果,因为它需要的前提是对方有良知。六四中共用坦克镇压北京市民,他手软了吗?天安门广场上几千孩子绝食,一个一个绝食昏倒,被救护车拉走,他动摇了吗?一点没耽误开枪杀人!对藏人自焚,当地维稳官员说的是「烧光才好!」这是很多当地汉人官员的想法。

陈:唯色曾出面呼吁境内藏人不要继续自焚……

王:我当然支持这个呼吁。她是从珍惜藏人生命出发,我是认为自焚的勇气应该用来做事,不能全消耗于自焚,勇敢的人也不能都死于自焚。这的确是两难。藏人自焚,达赖喇嘛当然不能说这样做不好,西藏流亡政府也一定会把自焚者视为英雄,开法会,请众多高僧为他们超度念经。而境内高僧平时慑于当局淫威,唯唯诺诺,在当局让他们论证自焚不符合佛教教义时,他们却会说:自焚者如果是为了自己自焚,五百年不能超生;如果是为了众生自焚,当场就会成佛。这些态度当然也会对自焚的前仆后继起到鼓励的作用。

陈:中共对西藏宗教的控制有多严?

王:中共对宗教的控制很严,同时极力利用宗教。西藏宗教的「佛、法、僧」,佛在心中,法很难懂,在信徒和佛、法之间充当桥梁的是僧侣、僧团。西藏有几千个活佛,僧团领袖主要是活佛。现在中国政府对西藏宗教的插手之一,体现在对活佛的管理上。活佛认定要由政府批准,要进入当局的培养体系,最终用重利益、善投机的活佛,去取代真正的活佛。

王力雄-2011年与妻子唯色在拉萨河边

陈:能否谈谈您在达兰萨拉的递进民主实验?

王:话说回来,我在十几年前见达赖喇嘛,就跟他谈「递进民主」,希望流亡社会不要采用代议制。2009年我到达兰萨拉时也想推广递进民主,但没有成功。那次是当地激进藏人给我扣上胡锦涛密使和中共间谍的帽子,发动抵制,没能做下去。如果历数这些年我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可以说屡战屡败。

西藏流亡社会现在是走代议民主的路,对此我有很大担忧。西藏流亡政府没有国家的框架,其实是一个NGO组织。NGO组织的特征就是经常分裂,我跟你稍不合意,你没有约束我的能力,我就拂袖而去。本来能够避免这种情况,起到整体框架作用的是达赖喇嘛,没有人敢超越他、违背他,所以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会分裂。但在达赖喇嘛之后,如果流亡西藏走政党竞争式的民主道路,后果就会不一样。最近当选的司政洛桑桑杰,哈佛出身,是第一个把西方式的政治竞争引入流亡社会的人。传统西藏人讲谦卑,总是说我不行,我的能力不够,我有很多缺点。但洛桑桑杰一出来就说我最棒,我什么都行。在任何正常的民主国家,这样的人没有问题,所有政客都这样做。哪怕当选的是个白痴,因为有成熟的专家团队和文官系统,也照样运转。但是西藏处于历史转折关头,面临达赖喇嘛年迈甚至离世的可能,正是需要最大智慧的时刻。而按照代议制方式选的人,如果能力主要在模仿西方政客的表演和做派,是承担不起这种重任的。因为洛桑桑杰模式获得的成功,以后在流亡社会的选举中将被普遍采用,最终会不会发展到互相攻击指责?那时没有国家框架把相互竞争的流亡者约束在一起,结果会怎样?还有待观察。

流亡西藏只有十五万人,却分布在几十个国家,和印度境内几十个难民点,竞选难度并不小。洛桑桑杰竞选时走了很多地方,有人要求他说明经费打哪儿来?他不说。因此有人提出竞选经费要透明。这个先不说,咱们不用怀疑洛桑桑杰,我想强调的是代议民主激化竞争的内在逻辑。这种竞争一出来,谁爱西藏?谁比谁更爱西藏?爱西藏的标准是什么?争取独立是不是比同意自治更爱西藏?这种追逐极端的比赛,一个后果是激进化,另一个后果是造成分裂。历史告诉我们,具有同样目标的人群,也会产生路线斗争,而不同路线的斗争,最终往往会陷入你死我活的境地。鉴于这些因素,我一直认为采用递进民主对流亡西藏要比代议民主好。

【本访谈首发于台湾联经《思想季刊》第25期。
转自BBC中文网: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5/02/150211_iv_wanglixiong_3
原标题:中国作家王力雄访谈录(3):西藏思考】

延伸阅读:

台湾学者陈宜中访谈王力雄(1):早期经历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5/02/1.html
台湾学者陈宜中访谈王力雄(2):递进民主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5/02/2.html

2015年2月10日星期二

台湾学者陈宜中访谈王力雄(2):递进民主




王力雄-1998年香港版《溶解权力》
王力雄-1998年香港版《溶解权力》

BBC中文网编者按:王力雄是中国著名作家,其作品包括《天堂之门》、《漂流》及《黄祸》等。此外,他还长期关注中国的民主发展以及西藏和新疆地区的民族问题,包括推动化解汉藏、汉维之间日益加深的对立,并著有《天葬:西藏的命运》、《递进民主》和《我的西域,你的东土》等书。日前,王力雄在北京接受了台湾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员陈宜中博士的专访,而BBC中文网获得授权连载发表有关专访的内容。

陈宜中(以下简称“陈”):您提出的“递进民主”与主流的代议民主(含多党选举竞争)多所不同。“递进民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逐级递选,它显然从巴黎公社得到了不少灵感。您在《递进民主》(2006)书中,叙述的顺序是先谈中国的专制及其导致的整合危机,再申论西方式的代议民主何以在中国未必可行,然后解说「递进民主」的操作方式。我想就按照这个次序,先请您说明您对代议民主的主要批评。

王力雄(以下简称"王"):首先我当然认为中国若能顺利地实行代议民主,会比专制好很多。但是我觉得更该提醒的是:代议民主制度未必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西方现行的代议民主是在长期的循序渐进过程中形成的,而中国没有这样的过程,推行代议民主可能造成较大震荡,甚至带来难以挽回的结局。长期专制给中国造成的社会整合难题,使得用什么方法去实现自由和民主的理念变得非常关键。我认为至少在今日中国,代议民主很可能不是最好的方法。

我对专制持有绝对的批判,我也被中国警方视为反对人士打压,但是我特别强调方法,看重具体的操作。我这种经历过文革的人对笼而统之的「民众」抱有深刻怀疑。这并不是说我不觉得民众利益是最高的,只是民众一旦变成乌合之众,会做出很多恐怖的事情。我们要打倒暴政,但也要防止暴民,这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现在人们只说打倒暴政,这我当然支持,但我们怎么防止暴民?

我担心代议民主在中国可能导致多数专制的暴民政治,这是其一。第二,我认为西方现行的民主制度无法解决我特别关心的两大问题:一个是消费主义问题;另一个是民族主义问题。

陈:请您先谈暴民或民粹政治

王:代议民主常造成一种广场效应,让政治极端主义有机可乘。我始终担心代议民主的选举竞争,在中国环境下会形成趋于极端的赛跑。对于这种广场效应,我观察八九天安门运动深有感受。你会看到当时广场上每一个理性的声音都被哄下去,极端的声音得到掌声和喝彩。就连六四早上最后决定是否撤离时,也是广场上同意和反对撤离的双方比赛吶喊,以哪边声大哪边声小来决定。这么重大的决策是靠喊的声大声小!

还有一个共生的问题是,由谁判断哪个声大哪个声小呢?只能是一个人或是少数几个人。这是一种“离不开主持人”的民主,中间能玩的花招太多了。中国共产党式的假民主,包括现在村霸操控的村民自治,都是这么玩的。

在广场上欺骗十万个陌生人要比欺骗身边十个熟人容易得多。群众愈激动,聚集愈多,善言辞会煽动的政客就愈是如鱼得水。中国若是实行了代议民主,各种力量的首要目标将是跑马圈地,争抢制高点,什么能赢得最多民意和选票,就把什么炒作到极致,达到赢家通吃。那其中蕴含的危险,可不是把“民主”二字当成政治正确可以解决的。

陈:消费主义和民族主义问题,您怎么看?

王:我承认资本主义加代议民主最能调动创意与活力,是最有利经济发展的制度,但当人类开始面临消费主义和生存环境的冲突时,以鼓励个人自由发展为目的、政府合法性来自民众普选的代议制度,是无法有节制社会的能力的。自利是人的天性,放纵的自利会成为贪婪,而只要缺乏节制,自利一定放纵为贪婪。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代议民主是一种纵容贪婪的制度。选民的要求就是收入不断提高,消费不断增加。经济增长指针成为最高指令,逼迫所有政治家或政客都要服从,想悬崖勒马都勒不住。这种由贪婪个人汇集的民主,只能走上物质主义的不归路。

人类要有自由,我绝不否认,但人类也要有“节制”。没有节制的话,一定会出现人类和生态的最终冲突,只是早晚而已。我与自由主义的距离主要在于这个方面。我主张在自由的平台上建立「节制」,靠什么呢?就是“递进民主”。

消费主义跟民族主义或族群冲突之间是有连带关系的。消费主义带来资源的争夺。这种争夺往往是以族群或国家为单位,比如说,新疆的民族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移民,移民造成了水资源的争夺。当人类的消费欲望愈来愈扩张,资源又愈来愈紧缺,这种冲突也会愈来愈加强。中国很多的民族主义情绪,针对西方的、针对少数民族的、针对汉族的,其实都是在消费主义和经济扩张的背景下产生的。

在中国,消费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大问题都比西方要严重。生态的极限在中国已经不远。至于在中国60%领土的新疆、西藏、内蒙古的民族冲突,中国若是实行代议民主,那不会是达赖喇嘛说的“只要中国民主了,民族问题一个星期就可以解决”,更大可能是各民族的极端主义走上前台,成为主导。

陈:您在《递进民主》中曾以台湾为例。



王力雄-台湾版《递进民主》
王力雄-2004年香港版《递进民主》
王:如果现在的中国政府打台湾,会被认为是专制对民主的进攻,民主国家会为此保护台湾。但若中国实施了代议民主,在极端民族主义的鼓动下,选民以符合程序的多数投票赞成打台湾,包括打西藏、打新疆,不是没有可能的,那时国际社会该如何判断与对待?我把代议民主称做“数量民主”。

数量没有方向,或者说只有正负——赞成或反对,然而人的判断和选择其实是无限丰富和复杂的。变成一正一负是大大的简化,而且是不合常理的简化,往往会把大众局限迭加在一起,让局限被放大。真正的民主应该是「矢量」(向量)的,既能体现每个人的意志,又能把所有「矢量」求和在一起,得到的结果不是局限放大而是真正的全局。

陈:不少人认为,代议民主制具有一种“效率”。在特定议题上,51%赞同的政策实现了,49%的相反意见就不能兑现;不过,大概没有人会在所有议题上都属于少数。我同意您说这种“数量民主”是一种政治简化,但您提出的递进民主(所谓“矢量民主”)又能否克服代议民主的弊病?我们是否转到这个议题?

王:我们可以把究竟哪种民主更好的问题先放下,先从可行性上着眼。我曾经写过一篇〈以“递进民主”实现中国的平顺转型〉,提出通过自下而上的逐层自治与选举,循序渐进地把政治权力从专制手中拿过来。针对藏人自焚我也写了一篇文章——〈除了自焚还能做什么?〉,主张从村庄自治开始做起。达赖喇嘛要的是整个藏区的自治,那只能等着中共发慈悲恩赐,怎么可能呢?如果不可能,为什么不从小做起,从每个村庄的自治开始呢?

由每个村庄的村民自己制定决策,不再听官府的,只服从自己的决策和所选举的领导者,不就实现了村庄的自治吗?如果村庄自治能够实现,再由每个村的当选村长组成本乡镇的管理委员会,制定决策并选举乡镇长,实现乡镇自治……当局当然会镇压,然而人们不是一直都在说非暴力不合作吗?当局顶多是抓几个当选者,不可能把所有老百姓都抓起来吧?那抓了就再选。如果藏人连自焚都不怕,被抓又算得了什么?何况也不能把当选定什么大罪。非暴力不合作的口号之一不就是「填满监狱」吗?就看是否有决心。

这里要提出“层块”的概念。“层块”是由直接选举者和当选者构成的。村民委员会和当选的村委会主任构成一个层块;村委会主任组成的乡镇管理委员会,和当选乡镇长又构成更高一层的层块。这时的村委会主任具有双重身分——他是本村委员会的主任,同时是乡镇委员会的委员;他是下级层块的当选者,同时是上级层块的选举者。他是下级层块的行政者,同时是上级层块的立法者。

递进民主的层块之间正是靠这种双重身分连结起来的。依此类推,乡镇长组成县委员会,选举县长……一直到各省委员会选举的省长组成国家委员会,决定国家大政方针,选举国家元首。从最基层一直搭建到最高层块,构成整个国家的管理体系。

递进民主的结构是就由多个、多层委员会自下而上组成的委员会系统。我称为“递进委员会”系统。整个社会被这系统包容。递进民主的另一特征是“逐层递选”。递进委员会在逐层递选过程产生,逐层递选又由递进委员会完成,二者互为因果。递进民主首先实现每个层块内部的“直接民主”和“参与式民主”,再把各层块用“间接民主”递进地搭建在一起。

藏区如果能利用递进民主,先实现村庄自治,到实现乡镇自治,再实现县自治,继续向上,县长选出州长,州长组成藏区管理委员会,再选举出藏区领导人,最后实现整个藏区的自治。先把递进民主当做手段,自己掌握实现自治的进程,自下而上一个层块一个层块逐步实现自治。既能步步取得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又避免大的冲突和决战,完成平顺转型之后,再进行全民投票,决定是要实行代议制民主,还是继续实行递进民主。

陈:您在1975年就有了“逐层递选”的想法。但我对列宁的巴黎公社论说,以及他的直接民主理论,多少有些质疑。列宁说巴黎公社或苏维埃制是自下而上的,不是一种代表制或代议制,因为被指派到更上一层的“受委任者”只是传达下一层的决定,而且随时可以被下一层召回。历史上,这种架构只有在革命时刻曾经短暂出现,都非常短命。列宁后来以中央苏维埃压制、毁灭了苏维埃制,这也是事实。您主张“随时召回”的制度设计吗?在所谓的现代多元社会中,“随时召回”是否可能?这是我的一个疑问。

代议制或代表制的优点在于其效率,缺点在于其“异化”(代表和被代表者之间的疏离)。但金字塔型自下而上的巴黎公社架构,似乎也有明显弱点,就是它假设了各种「矢量」不但能合,还能取得一定共识。务实地问,您认为这真的可以运作吗?试想:在高度争议的公共议题上,如果第N-1层可以随时召回派去第N层的“受委任者”,这种体制是否可能因争议僵持不下,或来回拉锯而瘫痪?于是演变为比代议民主更异化的政治体制,例如中央苏维埃的集权专政?

王:理论上,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跟苏维埃制度相似,都是自下而上的金字塔,而且也有逐层递选。人民代表大会的乡级代表由乡民直接选举;县级代表由全县选民选举;再往上,地区级或省级代表由县级代表选举;全国代表则由省级代表选举。但是这种选举是虚假的,是被操纵的,愈是上层的代表愈受操纵。

问题首先在于选举的规模。中国的乡镇往往有几万人,县则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在这么大的规模中是不可能进行充分沟通的,如相互协商、串联、熟悉候选人、了解执政情况等,只能依靠主持人,而主持人就会利用主持的权力去操纵和把持选举。「递进民主」主张从社会最小单位开始民主化。这个你千万不要小看,最小单元可以实现充分的沟通,正是解决弊病的关键,是真正民主化的基石。金字塔结构本身不是错,专制权力的金字塔也是因为沟通需要。一个皇帝管不了一千个县官,只能管几十个总督;每个总督管若干个知府,每个知府再去管若干个县官。民主更需要充分的沟通,因此同样可以利用金字塔结构,只是要调转方向——权力的源头不在上而在下,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变成自下而上的金字塔。

第二个不同是,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定期选举,“逐层递选”可以随时选举,以新人取代原有的当选者,这类似你说的「随时召回」。苏维埃的「随时召回」之所以最终变得有名无实,同样是因为规模。当不可能自发地协调串联进行重新选举时,主持人便会想方设法控制选举。苏维埃制度后来的发展的确如此。递进民主的随时选举相当于皇帝可以随时罢免手下的官员。既然不可想象皇帝只能定期罢免官员,为什么民主就只能定期挑选官员呢?代议民主的定期选举更多是因为大规模选举无法随时举行,是出于技术限制的不得已;递进民主却是在技术上找到了方法。

不必担心因此会频繁更换当选者。「随时选举」的规则使得每个当选者在决策前都会先在头脑中「模拟选举」,想方设法迎合多数,反而使选举在很大程度上无需发生,甚至可能比定期选举还少。既然皇帝不会因为有随时罢免的权力就不停地撤换官员,为什么担心民主会这样做呢?如果民主是那样无理性,我们又争民主干什么呢?

还有一个不同,“递进民主”是“议行合一”。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只是“议”,也就是立法(甚至这也是假的)。而具体执行权力的行政系统,全是自上而下任命。“递进民主制”的“议行合一”并非把立法和行政的权力合在一人身上,而是合在一个体系中——每个当选者是下级层块的“行政首长”,同时是上级层块的“立法者”。立法与行政既有联系,又有制约,而且比分立的权力有更多层的制约,却能避免分立权力之间的脱节与对抗。

递进民主的转型不需要重新规划与建立“层块”,不需要从头建一套新体系,不会把原有社会组织推倒重来,因为它需要的层块在社会生活中一直存在,递进民主只是把权力关系反过来,社会就从统治结构变成自治结构。区别仅仅在此,对社会结构的触动和改变最小,变化却最为彻底。

我之所以能够在1975年产生递进民主的基本想法,正是因为那时整个中国都纳入在一个单一的权力金字塔中。农村结构是生产小队、大队、公社,工厂是班组、车间、分厂、总厂,结构非常清楚,只要权力源头一调就行了。如今随着中国社会的多元与复杂化,产生很多民营企业,多种生存状态。适应这种变迁,我把社会组织分成私权、众权(集体)、公权三种性质。私权组织不实行递进民主,众权组织可自行选择,公权组织实行递进民主。

“缩小范围”和“随时选举”是递进民主的两个基本点。民主的范围缩小到社会基本单元,再由随时选举(逐层递选)组合在一起。而只有把民主的范围缩小,每个范围才能实现充分沟通和随时协商,决策和选举都无需依靠主持人,也才能实现随时选举——大家相互表个态,马上就能得到结果。

陈:关于司法,您有何制度设计?



王力雄-2004年香港版《递进民主》
王力雄-2006年台湾版《递进民主》
王:我的想法是,需要设置法官和检察官的递进民主层块,以三分之二多数选举法官和检察官。递进民主结构的每个层块可以在不违背上级层块立法的前提下自行立法(或制定规则)。每个层块的法官、检察官根据本层块立法行使本层块内的司法和检察权。只要不招致本层块三分之二多数的反对,法官和检察官就可以相对独立地行使职权。关于递进民主的司法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需要另做专门的讨论。

陈:到了县级、地级或省级,在您的设计里,会出现一个庞大的官僚队伍吗?

王:递进民主制一样需要公务员系统。较高层块的行政首长需要公务员辅助其行政。但递进民主中的公务员由每个层块自己供养,因此会尽可能地精简。

陈:公务员系统属于公权力,所以也要实行递进民主?

王:不,公务员只是辅助行政首长,必须服从,不能自治。保证这一点的前提是任命制,不服从即可撤换。因为行政首长处于本层块「随时选举」的制约下,所以不必担心滥用这种任命。另外重要任命都要经过层块批准,也是一种牵制。

陈:我注意到,其他论者对递进民主论的批评,您最近少有响应。

王:我原本对批评是积极响应的。我还办过一个“递进民主”网站(2007年被当局关闭),目的就是与批评者进行讨论。后来我的响应逐渐少了,原因既有想用更多时间去做原创研究和写作,也有觉得批评者没有认真读我的文本。比如我从1970年代就论证何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专制工具,根源就在于过大规模造成的无法沟通,通过主持人操纵把人大变成橡皮图章。但遇到只是按照自己想象的批评者,仍然说递进民主和人民代表大会一样,也就疏于继续回答。不管怎么样,我想了几十年,如果对方听了几分钟就自信满满地全盘否定,就很难找到对话的接口了。

陈:您认为,递进民主可以容许多大程度的寡头化?理论上,第N层块必须对第N-1层块负责,但第N层块所掌握的资源(包括财政收入、文官体系、警察等)要比第N-1、N-2、N-10多得多。递进民主制度的稳定性,从我的直觉,似乎意味一定程度的寡头化。您是否考虑过这方面的问题?

王:这是对递进民主最常见的质疑。但是美国总统不能利用三军统帅的身分让自己成为终身总统吧?只要社会已经在宪法意义上接受并实行了递进民主制,军警就不会执行那样的命令。N-1层块也会立刻罢免N。如果N联合N-1一块篡权,N-2则会罢免N-1……即使所有当权者联合起来要废除递进民主制,但权力是以人的同意为前提的,会面对整个社会的不同意和不服从,他们也就不会有实际的权力。即使占领了中南海,也不过是占领了一个大院,社会并不因此服从。

还有人说,递进民主的最高层块因为与老百姓隔着好几个层次,以权谋私不会被发现,也拿他们没奈何。但这不会发生。递进民主结构除了最基层和最高层,其他节点都是双重身分,同时身在下级层块和上级层块,这形成了一种经验延伸的链条,成为普通民众制约上层的手段。当选者在本层块内不敢谋私,否则会被罢免。当他进入上级层块,虽然隔了一个层次,下级层块仍能知道上级层块的主要情况(何况还有制度保证的透明性)。层块规模愈小,经验延伸愈多,如果当选者在上级层块勾结谋私,照样会被发现和更换。

这种“经验的延伸”存在于每一级,中间不会中断,一直到最高层,层层都需要对下级负责,最终结果就是对民众负责。这如同多米诺牌,第一块压住第二块,第二块压住第三块……直到第N块。每块压住下一块的部分相当于延伸过去的经验。民众虽然只压住上一层块,离N隔着好几层,但就像第N块倒下是第一块导致的一样,第N块的任何动作也会通过相互压住的关系传回到第一块,第一块是最终的制约。

举例说,中共政治局决定把国库的钱据为己有,下面老百姓不可能知道,因为相距太远了。可是中央委员会的人一定知道,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千丝万缕的。在递进民主下,N层块分赃N-1层块一定会知道。如果N层块为此贿赂第N-1层块,N-2层块又会知道。这样一直下来,除非把全体老百姓都贿赂到,否则总是过不了关的。



王力雄-1993年毛乌素沙漠
王力雄-1993年毛乌素沙漠
陈:您说民营企业或私权组织不纳入递进民主制,这是一种妥协吗?民营企业一旦大到一定规模,其社会性是很难否认的?

王:私权组织不实行递进民主制,因为那是所有者的个人领地。民营企业工作人员只是受雇者,但是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居住地加入公权组织的递进民主结构,也可以在企业内的工会组织(众权组织)中自愿实行递进民主制,然后纳入到公权组织中去。在公权组织的递进民主中,老板与雇员的权利同等,而雇员人数多于老板,递进民主的最终结果就会是抑制私权组织的恶,同时保留其对社会有利的一面。私权组织和众权组织不管是否纳入公权组织,都要接受和服从所在地的公权组织的法律和管理。

陈:您在《递进民主》书中的说法,并不是只把递进民主当做一种平顺的转型路径,也希望在转型之后继续实行这种制度。

王:我说过可以先把它当做实现平顺转型的方法,然后由民众选择是否继续实行。我的设想是「递进民主」作为基本法,修改需要很高的门坎。基本法中还应该有人权保障的内容,我没有去写,因为我认为一旦实行递进民主,就会进入自我完善的循环,法治与人权一定能够得到保证。

的确我认为递进民主优于代议民主。代议民主中参与管理的只是少数人,递进民主却可以把全体社会成员包容进不同层块的委员会,等于全民参与民主管理,个人权利通过递进结构逐层凝聚为“人民主权”,这是其他政治结构无法做到的。

陈:您如何考虑社会流动性的问题?一个农民工可能今年在广东打工,明年就去别的省分了。张三是北京市某区居民,同时参加了一些NGO或众权组织,那么,在您的设想中,他可以参加几个民主单元?最多可以有几张票?由于人的兴趣、关怀或身分认同具多元性和流动性,递进民主制会让大家自由选择其所属的民主单元吗?想弃权的人,不想参与任何民主生活的人,会是处于何种位置?有没有不参与的权利?所谓可直接沟通的小范围,除了自然村之外,在北上广等大都会如何实行?不喜欢开会的人很多,没有共和主义参与精神的人很多,您如何安置?

王:恰恰是“递进民主”可以让参与成本降到最低。流动性的问题在于人们互相不认识,而且变化太快,然而我说的充分沟通并不需要成为全天候的共同体,不是非得像一个村庄那样祖祖辈辈互相都清楚。对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流动和多元,人们只需要在共同从事的「项目」上合作,互相了解,与「项目」无关的部分不需要了解。

而递进民主的每个层块都是小范围,决定了人们在那种范围相互了解的速度可以很快。我经常想,如果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实行的是递进民主,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天南地北不同学校的学生,以左邻右舍的帐蓬为单位, 一个人说五分钟话,总共用不了多长时间, 基本就能判断出哪个靠谱,哪个不靠谱,然后选出一个人进入上一层。选举也很容易,表现不好马上可以撤换,经过几轮一定会把最合适的人选上去。经过逐层递选形成的领导核心,跟当时的“广场指挥部”会不一样,说不定那场运动的结果也会不同。当然这只能是想象了。
递进民主制的公权组织一般按地域形成,从覆盖面上应该可以囊括所有社会成员。公民按照居住地(如业主委员会)加入。当然不强制。美国不也是有一半以上的人不参加选举吗?但是当参与成本很低时,就不一定非得需要共和精神才参与,而是因为参与会给自己带来的好处。

人除了居住以外还有工作和社会活动。农村人的工作地与居住地往往重合,城市人的工作地和居住地却大部分分开。递进民主制允许公民从不同渠道同时参与多个公权组织,数量不限,使公民的个人意志从不同侧面得到立体表达。而他不管表达多少个侧面,也无非等于“1”的自乘,乘多少次仍然是“1”,仅是他个人意志的分解和细化,不会因此使他的个人意志得到扩大。

陈:您何以认为,这套递进民主制可以缓解中国的转型阵痛和民族问题,甚至对消费主义形成克制?您整体的图像是什么?



王力雄-1993年黄河壶口瀑布
王力雄-1993年黄河壶口瀑布
王:在数量民主中,表决被简化成“是”或“否”,然而完全的“是”或完全的“否”只是两端,个人意志绝大多数都处在两端之间的不同位置。即使同一人对某个问题表示了赞成,也只是他的取向之一。例如问一个少数民族人士是否赞成民族独立,很可能回答“是”,但若问他是否愿意为此家破人亡,回答就可能变成了“否”。因此只对单一问题进行表决是误导,结果也是假像。

人类以往形成的机制已经无法处理今日面临的全球问题。那些机制促进扩张,今天的人类却需要节制。由热衷物质主义的大众直接普选,社会的总体节制如何建立得起来?不能埋怨民众缺少“放眼世界”的眼光,个人对全球问题有局限再正常不过,全球问题从来不是普通社会成员能把握和该把握的。

但是他家水缸被人撒尿,他一定玩命也要制止。而面对宏观范围,个人的破坏或保护,作用似乎都可忽略不计。有人往太平洋撒尿,自己能被污染多少?挺身阻止是否值得?代议民主正是把人放在这种关系疏远且作用渺小的宏大规模中。当民主对个人进行简化时,个人也会对民主进行简化,民众总是重消费轻生态就不奇怪。

递进民主则是要把个人责任放进类似自家水缸的范围。水缸对世界虽小,对靠它喝水的人却是全局,不容污染。再通过逐层的矢量求和实现理性的逐层提炼,把每人对自家水缸的守护汇合成对村庄水井的保护,扩展到对地域河流的保护,再汇集成全人类对大洋大海的保护。这种矢量民主进程便是从保护自己开始,形成对人类行为乃至对每人自身的节制,最终解决消费主义的难题。

【本文首发于台湾联经《思想季刊》第25期。
转自BBC中文网: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5/02/150210_iv_wanglixiong_2.原标题:中国作家王力雄访谈录(2):递进民主】

延伸阅读:
台湾学者陈宜中访谈王力雄(1):早期经历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5/02/1.html

2015年2月9日星期一

台湾学者陈宜中访谈王力雄(1):早期经历



王力雄-文革初期在长春
王力雄-文革初期在长春


BBC中文网编者按:王力雄是中国著名作家,其作品包括《天堂之门》、《漂流》及《黄祸》等。此外,他还长期关注中国的民主发展以及西藏和新疆地区的民族问题,包括推动化解汉藏、汉维之间日益加深的对立,并著有《天葬:西藏的命运》、《递进民主》和《我的西域,你的东土》等书。日前,王力雄在北京接受了台湾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员陈宜中博士的专访,而BBC中文网获得授权连载发表有关专访的内容。

王力雄(以下简称"王"):我1953年出生于长春,父母都是山东人。我父亲出身农民家庭,15岁在中学时投奔了共产党的八路军。我母亲1940年代末期在国民党控制的青岛搞学生运动,加入了共产党。

陈宜中(以下简称“陈”):您父亲在文革期间遭批斗,被关押中过世,这对您产生了哪些影响?

王:我父亲是长春第一汽车厂的负责人之一。那是苏联援助的项目。我当时上的是以干部子女为主的"长春八一学校",文革开始后解散了,我就没有继续上学,等于中学一天没上。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是小学六年级,那时小学生一般不参加文革,但我们学校是小学、初中合一的九年一贯制,小学高年级生也裹进了一些。“大串联”时我也跑出去,最后只剩我一个人,在各地晃了两个多月。以那年代的通讯条件,出门跟家里无法联系。家里对13岁的孩子两个多月没消息也不着急。

我父亲的变故,对我的影响当然很大,但到底是哪些影响,我也说不清楚。他被说成"走资派"和"苏修特务",后一罪名是因为他曾经跟苏联专家有比较密切的工作交往。他是1968年9月去世的,去世前已被拘押了近一年。正式说法是“自杀”,也有人说他是被打死的,但都无从查证了。当时这种"自杀"的家庭悲剧我周围的朋友和同学都有不少;那个时代人的承受能力要比现在大,因为周围的环境早已给你了很多心理积淀。但打击还是不小。

上山下乡


叛逆青春
王力雄-叛逆青春
陈:能否谈谈您的下乡经验?

王:我是跟我母亲去农村的,她被下放到吉林省东丰县。那时很多人即使到了乡下,周围有城里一块下去的同学或其他干部家庭,形成自我的小圈子,不会和农民有深入接触。我比较不一样,因为周围人只有我是从城里来的,每天和当地农民在一起。生产队让我做会计,也就成了生产队领导班子的成员,干了两年。那一段岁月使我真正了解农村,也是了解中国,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段。

下乡之前,我的反叛是比较颓废的,就是那种所谓"垮掉的一代"。因为文革的家庭遭遇,对世界愤世嫉俗,对一切横眉冷对,有一种报复社会的心理。那时父母都被关押,我家里有很多藏书,我读了很多文学作品,总把自己与小说里的没落贵族之流相比。下乡以后,做了一番自我改造,想从颓废中振作起来,去寻求一些更伟大的社会意义,把个人牺牲视为换取社会进步的必要。那时我一度具有知青左派的色彩。

陈:受毛主席的感召?

王:那年代什么都脱不了毛的影响。自我改造中间有一种振奋人心的东西,只是很难描述。比如说,即使一天劳动很累,但当回到房子里读书,油灯下有一把野花插在瓶中,周围物品都很破旧,你心中会产生一种审美,甚至有一种自我欣赏的感觉。

陈:您是以“工农兵学员”的身分去上大学?

王:1973年我去了吉林工业大学。我进这类"工农兵大学"并不容易,因为我父亲还属于“黑帮”嘛。但负责招生的是我父亲所在的“一汽”的工人,他们同情我父亲的命运,也就对我网开一面。当时对父母有问题但本人表现还不错的人有个专称,现在听上去挺可笑——“可教育好子女”,大学招生时给一个很小的比例,我就算那种人。


1979年初西单民主墙
王力雄-1979年初西单民主墙
陈:您写小说和剧本的兴趣,跟您母亲是电影制片编辑有关吗?

王:有一定关系。我们家的藏书很多,虽然在文革期间损失了一些,相对来讲还是不少。文革以后正好不用上学,我就把这些书全看了一遍,绝大部分是西方古典名著。1967-68这两年,是我读书最多的阶段。当然下乡插队以后也读书,但读的主要就是政治性书籍了, 还有当局以批判名义在内部出版的书。

陈:您在工农兵大学,学的是什么?

王:工农兵大学现在被当做中国教育史上耻辱的一段,我却庆幸我上的是工农兵大学。它除了政治上有要求,其他方面都很自由。不考试,不留作业。我的专业是汽车设计,但是要用很多时间学马列主义。那也不算浪费时间。我们这一代人的政治学、社会学或历史观点的启蒙,基本都是从马列主义来的;虽然马列也包含了很多八股,跟文革那套的差别还是挺大的。我的“递进民主”最初的萌芽,就是1975年在工农兵大学时产生的。

怀疑文革

陈:您从何时开始对文革、对毛主义产生怀疑?

王:我在工农兵大学里读马列时,很大程度上已经是“以马批毛”了,是想从马列主义去寻找否定文革和毛的思想资源。我当时主要的思路是:我赞同共产主义理想,但中国只搞了财产公有而没有实现权力的公有。如果权力仍然是私有的,财产公有反而会变成一种最坏的状态,因此我提出“共产必先共权”,消灭私有制必须包括消灭社会权力的私有制。这想法是在1975年形成的。1978年我在北京贴出关于这个想法的小字报。

陈:去“西单民主墙”贴小字报?

王:对,那份小字报的标题就是"共产必先共权"。那时起我就被当局挂号了。1975年我对消灭权力私有制想出了一套方法,起初只是关于选举的"逐级递选"方法,后来逐步发展为更完整的"递进民主"。


王力雄-1989六四
王力雄-1989六四
陈:您毕业后被分发到哪个单位?

王:先被分到长春的第一汽车厂(一汽),也就是我父亲当年的工厂,我自愿要求去当车间工人。做了一年多以后,我自己活动调到湖北的第二汽车厂(二汽),"一汽"和"二汽"都是有数万职工的巨型企业。我在"二汽"搞企业管理的计算器应用。一年多后,我认识到单搞企业管理不能解决体制问题,本来我对工科和企业也没有太大兴趣,便去了一个制片组,跟着去拍电影、写剧本。从1980年我就基本脱离了体制,不再拿单位工资,一边拍电影一边自己写作。《天堂之门》(1983)和《漂流》(1987)就是在那个阶段写的。《漂流》是非虚构小说,写的是我的黄河漂流之旅和后面实际发生的个人故事。

陈:那时,您跟北京的文学圈子有往来吗?

王: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字〈永动机患者〉是1978年在北岛主编的《今天》上发的。但我当时跟他们并没有更多往来。

创作小说

陈:您的第一本小说《天堂之门》在台湾找不到,它的题材是什么?

王:《天堂之门》是我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企业改革题材。《天堂之门》曾获得“茅盾文学奖”提名,据说差一点得奖,《人民日报》也发过赞誉的书评。当时我一度被主流接受,我也在那时由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和作家朋友史铁生做介绍人,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但我没有在那条路上继续走下去,我天生不喜欢主流,更何况是充满党八股的主流。后来我以发表公开信的方式批评中国作协,并宣布退出作协。

陈:在《漂流》之后,您写了警世小说《黄祸》。这本小说在华人世界流传很广,跟您的名字至今还是连在一起的。您何以会写这本小说?跟六四有关吗?

王:《黄祸》1988年动笔,1991年出版。八九天安门运动时停了一段,那时我每天去街上和广场看。我没有参加运动,即使想参加也参加不了,因为我的身分当时属于政府方面打压而学生方面看不起的"社会闲杂人员"(就是没有单位的人)。六四之后,我把那时的一些观察和想法融入到《黄祸》写作中。

陈:如果没有六四,《黄祸》的写法会很不同吗?

王:应该也不会。从1980年代开始,我就觉得中国社会存在很多无解的问题,认为当时“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有误区。《黄祸》中的"绿色思想",对消费主义的质疑,在六四之前就形成了。当时看了如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那类书,但更多的是一种直觉:全民对利益的疯狂追逐和对消费的无限欲望,最终一定会带来严重问题。

陈:1980年代的利益追逐和消费欲望跟今天相比,简直小巫见大巫。

王:当然是。这可能是我的问题所在。我总是把问题看得太提前,太严重,这是我的习性。当然,我至今仍然觉得大方向没有错,我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因为个人的人生很短暂,向前展望时心理上就会不自觉地压缩预期时间。但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即便预期被拖后了几十年,又算得了什么?也只是弹指间啊。我写《黄祸》时的消费主义,跟现在比的确不算什么,但是才二十几年就发展成现在这样子,再过二十年又会如何呢?《黄祸》为什么描写中国人出走世界?就是因为中国这块土地养不了,人们只好向外求生。当然,中国后来的进程跟我写的不一样,邓小平1992年后在经济上彻底拥抱资本主义,使中国社会发生了跟《黄祸》不一样的变化。但那不过是绕了一个弯而已,《黄祸》的大方向至今还在,中国现在还在往那个方向走。

六四为《黄祸》增添了素材,但对书的基本逻辑没有大的影响。我担心的生态问题和社会整合问题,不管有没有六四,有没有邓小平九二南巡,都仍然存在。比起1980年代,现在这些问题更迫切了。

陈:您如何理解社会整合?

王:整体来说,我认为一个社会需要有三种大的整合。其一是生态底座,如果生态好的话,最低限度大家可以各自去耕田、放牧或采集狩猎,有保持基本秩序的物质基础;再一个是道德框架,如果社会成员都有道德底线,即使政权崩溃,没有了警察和法官,人们还是可以和平相处,共同遵行道德基础上的秩序;第三种就是靠政权整合。如果三种整合全有的话,那是一个经得起风浪的社会。但是在中国,生态底座和道德框架已经解体,唯一剩下的就是政权依靠强力的整合。这种整合看似强悍、不可动摇,却随时都可能发生突变。

《黄祸》写的就是这个。一旦政权崩溃,没有了道德框架支撑的社会就会发生人与人的相互争夺。偏偏生态底座也已丧失,政权崩解使得社会压榨生态的能力大大减弱,资源供给必然萎缩,崩溃就会愈演愈烈,无法收拾。

【本文首发于台湾联经《思想季刊》第25期。
转自BBC中文网: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5/02/150209_iv_wanglixiong_1,原标题:“中国作家王力雄访谈录(1):早期经历”】

2015年2月8日星期日

唯色:我被脸书公司删除的帖子是什么?


我被脸书公司删除的帖子是什么?

文/唯色

去年12月26日这天,我在我的脸书上转发了12月23日西藏僧人格绒益西在派出所前自焚牺牲的视频,并摘录相关报道的文字,说明那是藏人进行的抗议。然而几小时后,此帖被删除。当我看到页面上跳出脸书公司的删除通知时,十分震惊。如我随即写于推特:“从2008年在Facebook上注册,迄今六年多,第一次遇到删帖的事!没想到脸书也有小秘书了!”

所谓“小秘书”,是对中国的推特山寨版——微博的审查员之称。他们的任务是删除任何涉及政治敏感内容的微博,是中国当局压制言论自由的马前卒,因此在中国网民中声名狼藉,普遍被视为网络公敌。我之所以不使用中国网站,宁愿费尽周折翻墙使用境外网站(包括脸书),正是受够了“小秘书”的删帖和封杀。目睹脸书也出现“小秘书”之时,可想而知我的震惊,甚至产生一种绝望之感——难道整个世界都要被“小秘书”和“老大哥”统治了吗?!

我的脸书遭删帖迅速成为事件。除了推特中文圈众口热议,美国之音、纽约时报等媒体也做了及时报道。这一事件已不只是关涉西藏问题、商业行为、政治立场、网络技术,尤其是言论自由与审查等等话题,显然更为丰富、重要。而在中国的新浪微博上,有人阴阳怪气地说我在推特上抗议发在脸书上的视频被删除,表示没想到脸书也有像新浪那样的内容审查。而脸书回应内容违法,解读权在脸书,我就大骂脸书总裁扎克伯格虚伪,等等。

那么好吧,我得说说被删除的帖子是什么内容,以免被人认为我强词夺理。实际上,我在给脸书公司的致函中讲得很清楚:我在脸书上转发的自焚视频,是拍摄者冒着极大风险拍摄的。自焚现场就在警察机构门前。拍摄和外传自焚视频与照片的人,一旦被抓住会遭到严惩,这之前已有多达上百的藏人因此被判刑。自焚藏人并非执意寻死,是以燃烧自己的生命引起世界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是要用自身的死换取民族的生。而拍摄者不顾个人和家庭安危拍下视频传到网上,就是为了让世人看到今日西藏的现状。他们不指望这种视频能在中国的网络上流传,能托付的只有自由世界的网络。但如果像脸书这样审查删帖,自焚者的献身和拍摄者的风险就会成为白白牺牲。这难道会是脸书公司的希望吗?

也因此,1月5日,位于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起联署活动,指出中国当局对脸书的封锁,反映出这一社交媒体曾经拒绝配合中共的审查标准。但目前,脸书删除自焚藏人视频等行为却令人担忧,希望脸书公司能够对该事件予以全面解释,并充分尊重言论表达自由。

2014年1月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藏语广播节目,转载请注明。)


2015年2月5日星期四

磕长头向尊者祈祷!


一如每晚,磕了108个等身长头。
今晚磕的长头敬献尊者达赖喇嘛。
今晚(华盛顿时间的早上),尊者与奥巴马总统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每年一次的国家祈祷早餐会。向尊者祈祷:
嘉瓦丹增嘉措古次赤洛丹巴肖!(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
嘉瓦仁波切千诺!(尊者达赖喇嘛护佑)



2015年2月3日星期二

郝明義:他們到底所為何來? ——哭後藤健二與James Foley



他們到底所為何來?
——哭後藤健二與James Foley

文/郝明義

2011年,我在北京和劉香成聊過一次天。

劉香成曾任 Time雜誌、美聯社 攝影記者,也得過普立茲獎。我們談到在網路、iPhone如此普及,人人都可以是記者、攝影記者的今天,專業新聞報導的意義和價值。

劉香成感嘆過去大通訊社可以培養專業並分工的文字記者、攝影記者的時代一去不返。現在通訊社也好,新聞媒體為了節省成本,也為了方便,都愛用自由投稿的作品,要用Free-lance的記者,也要求盡量能既會寫,又能自己拍。

那麼專業的追求到底出自哪裡呢?我筆記了一段劉香成談的重點是:「專業,大家都會想到來自於努力工作所積累的那一部份。但是很容易忽略,專業,尤其是頂尖的專業,卻同時還要有來自休閒的培養。因為休閒才能思考,才能蘊育出遊刃有餘。」

這幾天,看後藤健二被IS斬首的新聞,加上去年底 紐約時報周刊 對去年另一位被IS斬首的美國記者 James Foley的回顧,讓我對新聞記者的專業意義和價值,又有了新的體認。

後藤健二和James Foley一樣,都是獨立記者 Free-lance。他們沒有過去大通訊社記者的無冕王光環可用,他們跑到戰亂的最前線,不惜自己生命,都是自己先掏腰包付所有的費用。而他們得到的回報,不但是被當地的導遊所出賣,最後被IS 斬首,並且這些風險都是自己所預知的。

他們到底所為何來?

紐約時報周刊在回顧 James Foley 為什麼要如此親身涉險的時候,引用了一句他說的話:「The world needs to know the plight of the little people who are walked upon like grass.」(那些卑微地像草一樣被踐踏的人的痛苦,需要被這個世界所知道。」

而 BBC在 後藤健二遇害後做他的報導,也引用了一段他的話:「那些我去採訪報道的地方遭遇著巨大的困難,但即便在那裏,人們也每天生活著……那些人總有些話要說,有信息要傳達。如果我能幫助他們將信息傳遞給世界,那麼就可能促成某種解決方法。」

James Foley 和後藤健二 不約而同地解釋了支持他們一再自己花錢回到危險之地,終至被人綁票斬首也不悔的根本原因。

那也是每一個素人的 FB 文字、FB或Youtube 攝影與錄影都可能傳播全世界的今天,他們告訴我真正的新聞記者,獨立新聞記者,所立足的意義和價值是什麼。

向James Foley與後藤健二及你們所代表的那些獨立記者致敬。

也為你們而哭。

http://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4/12/25/magazine/2014-the-lives-they-lived.html?ref=magazine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5/01/150131_profile_goto

(转自脸书:https://www.facebook.com/rexhow.dna?pnref=story



2015年2月1日星期日

《信報》陳升:聽說西藏,聽說香港


聽說西藏,聽說香港

撰文 : 陳升
2015年1月31日
《信報》


我們對於西藏大概都有一種刻板印象,好像布達拉宮的莊嚴宏偉、藏民都是純樸天真的、四處都是濃厚的宗教氣氛……我們可能偶然會從電視上聽見僧人自焚的消息,但除此以外,西藏就好像是遠離城市的淨土。無可否認西藏曾有過其燦爛絢麗的文化,但這藏族特有的色彩,卻是一點一滴地從漢族文化的進駐後消失。王力雄及唯色所寫的聽說西藏,就是由西藏人的角度,重新去書寫屬於他們的一點一滴。

西藏與中共的關係千絲萬縷,五十年代曾有國家承認西藏主權獨立的地位,但追查更早歷史,又發現不少時期西藏的防衞由當時的「中國」例如清政府負責,要知道「國防」是展示國家主權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表現。兩者之間的關係一直都遇不上釐清的最好時機。自從中共腳踏進西藏後,便彷彿欲將西藏連根拔起般,西藏的人、文化、文字、習慣、居住地、生活模式、自然資源等等都一步步地被漢人摧毀──西藏人的共同宗教領袖自1959年流亡海外後,至今再也沒有機會重返故土;憲法表明擁有宗教自由的他們,藏人僧侶卻不被容許在自己的土地上傳教;民眾信奉佛教不應殺生的教條,卻在官方慶典上被迫穿上獸皮;逐水草而居的牧民被迫驅趕到水泥磚頭裏生活,牧民只在有限的年期內每月領取微薄的補貼,草原文化漸漸消失;合法與非法的礦藏將西藏的山河挖得破碎不堪……

西藏似曾相識

王力雄於書中有言,無論達賴喇嘛如何妥協,最終西藏都不會得到真正的自治。「向專制政權索求『名副其實的自治』,妥協和變通都是沒有用的。」,「你『名副其實的自治』了,它又怎麼專制呢?」這一番說話套用在身為「特別行政區」的香港,又何其貼切。西藏在「天朝大國」的大一統思想之下,幾乎矮化在主流社會的聲音中,差不多喪失話語權。中共對西藏步步進迫,這樣的情形是否有一點似曾相識,甚而身歷其境?

香港每天面對內地「自由行」旅客所帶來的各種衝擊,日常生活無可避免地受到不同程度的困擾;而在西藏,也有成千上萬的遊客幾乎把布達拉宮移平,漢人又只懂利用藏文化來謀利,使旅遊業沒有讓人認識西藏真貌,反而污染了這地方的聖潔,旅遊業讓香港和西藏都變得有口難言。

藏人的下一代在學校學習漢語、漢人文化,西藏的語言在當地的教育中完全被忽略;在香港,粵語是我們的母語,香港學生學習中文由來如此,近年「普教中」的聲音不絕於耳,為了配合教育政策,不少中小學老師縱有識見,也難以抵擋用普通話教中文的趨勢。一個地方的語言是當地人的根,如果失去了便無法挽回。會否有一天西藏和香港的孩子都只會說普通話,而忘了自己的母語呢?這情形若無法力挽狂瀾,恐怕西藏如是,香港也會如是。

為了令一個地方馴服,人口政策上的編排自是少不了。西藏自大量漢人搬遷到當地後,改變了藏人的生活模式,各行各業皆被漢族分一杯羹,西藏內藏族人的就業情形遠遜漢族,使藏族在西藏諷刺地成了少數民族,藏族漸漸被邊緣化;而來港內地的新移民配額是每天一百五十人,我們一方面大叫土地資源不足,另一方面卻大量輸入內地人來香港。2015年的《施政報告》更欲為所有行業──包括醫生、工程師、社工、老師、會計師等──「吸引內地人才」,這些行業從來只有人浮於事,那有缺乏人才?香港的人口政策發展下去,難保不會有一天,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會成為被排斥的一群。

回歸以後,祖先留下給我們的青山綠水都沒有好好保護。政府欲不斷起更多高樓大廈,但大自然全都被石屎森林鋪平以後,我們還能剩下什麼給下一代呢?政府用上不少資源跟內地接軌──高鐵、港珠澳大橋、新界東北土地等。若政府欲以民為本,這些政策有否為過香港人設想呢?值得大家深思。回歸以後,香港市民的生活是好了,還是差了?

書中有述,西藏人向來都是很善良的民族,他們的宗教有所戒命,籲每個人都要愛惜自己的身體,然而這些年來我們總時不時聽說藏人以自焚作出抗爭的手段。他們無疑是被中共迫上梁山才會這樣,香港自從「雨傘革命」之後,會為了對抗中共的專權而作出更激烈的行動嗎?香港人素來都是溫馴得過分,「和平理性非暴力」,然而會否有一天,我們在本土的抗爭理性不再,而將香港人迫得和西藏人一樣,要用更烈的手段去爭取我們應有的東西。

自回歸以來,香港的命運似乎更加不由自主,我們每走一步都彷彿受中央影響。基本法所賦予香港人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在2015年的今天彷彿沒多少剩下來。不論是《基本法》也好,《民族區址自治法》也好,都賦予了民族自治區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權力,而當中共用懷柔或高壓的手段對自治地區威迫利誘地收回在法律上許下的承諾時,最終又會否受影響它的認受性?

謀求真正福祉

真正為人民謀求福祉的是否應從當地人的利益角度出發:西藏人應當回歸他們的信仰,達賴喇嘛可回到藏民的身邊,繼續引領他們的未來。回歸後踏入第十八個年頭,香港人的命運似乎更加難以掌握。香港人也應該在這一個被統一的大中華漩渦中,反思作為「香港人」的定位是什麼。「民主」和「自由」才是香港應有的核心價值。若果這一切都失去以後,香港在將來是何以為繼呢?

唯色在書中說道:「下一次西藏再發生暴動,會比2008年的這一次規模還要大。我甚至可以預言出現下一次西藏暴動的時間︰如果達賴喇嘛去世之前,西藏問題仍然沒有取得進展,達賴喇嘛也沒能回到西藏,他去世那一刻,就會成為境內藏人暴動的總號令。」但願香港在將來不需要走到這一步。

2015年1月27日星期二

王维洛:刘铁男和西藏水电大开发

 
 
这四张图片来自推特网友@zzhust,写道:12月初走昌都到玉树,又见“大坝”——果多水电站。藏区近年来频频掀起的“大坝”疯,不知道将来会有多少个汶川。去年冬天去热振寺,碰上建水电站,满目疮痍,藏族司机痛心不已;今年冬天同样又见,只能悲叹这有权任性、肆意妄为的时代。


王维洛:刘铁男和西藏水电大开发
作者: 王维洛
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是中共领导层中少有的几个真正能力强、水平高的部级干部,长期以来参与国家能源发展规划和五年计划的制定。刘铁男的能力强、水平高表现在他所主导或参与制定的计划中,在他的报告讲话中,充满了科学发展和科学论证的词藻,几乎是无懈可击,但是在计划和措施的背后隐藏的却同样是无约束的贪婪。正是这些贪婪的计划和工程措施,才使他和同伙们有巨额受贿和贪污的可能。2014年12月10日刘铁男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水电大开发、特别是西藏水电大开发是刘铁男能源发展政策的核心。刘铁男受贿犯罪本身是“浮士德式的交易”,水电大开发、西藏水电大开发更是出卖国家灵魂以换取经济增长的“浮士德式的交易”,其核心是无约束的贪婪和无约束的权力。这正是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走向牢狱的原因,也是中国生态环境大崩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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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铁男是中共领导层中少有的几个真正能力强、水平高的部长级干部,长期以来参与国家能源发展规划和五年计划的制定。无约束的贪婪,出卖了做人的灵魂,而去换取金钱和美女,使他走进牢狱。他所参与制定和积极支持的中国水电大开发、西藏水电大开发是“浮士德式的交易”,后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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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约束的贪婪

刘铁男,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长,是中共领导层中少有的几个真正能力强、水平高的部长级干部,长期以来参与国家能源发展规划和五年计划的制定。在其任职期间,中国水电装机世界第一,并成为世界第一能源生产大国。2014年12月10日刘铁男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检察机关在公诉时认为,刘铁男违法犯罪的客观因素是监督制约权力机制不到位。

那么刘铁男违法犯罪的主观因素是什么?笔者以为,刘铁男违法犯罪的主观因素是贪婪,无约束的贪婪。这不但表现在他受贿的巨额数字中,表现在诸多情妇的数目中,更表现在他主导制定的国家能源发展计划和参与制定的国家十二五计划和正在制定的十三五计划中。他和歌德著作中的浮士德没有什么区别,出卖了人的灵魂,去换取金钱和美女。刘铁男的能力强、水平高表现在他所主导或参与制定的计划中,在他的报告讲话中,充满了科学发展和科学论证的词藻,几乎是无懈可击,但是在计划和措施的背后隐藏的却同样是无约束的贪婪和无约束的权力。正是这些贪婪的计划和工程措施,才使他和同伙们有巨额受贿和贪污的可能。

二、西部水电大开发

在刘铁男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以及能源局局长期间,是中国西部水电大开发的时期,而且是超前发展时期,不但水电装机成为世界第一,而且是世界第一能源生产大国。

中国是世界上水力资源丰富的国家。不过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世界各国对水力资源、特别是可开发的水力资源定义不同,缺乏直接的可比性。就是中国的数据,关于水力资源、特别是可开发的水力资源的数据也不同的说法。这里采用技术可开发量约为5.4亿千瓦,经济可开发量约4亿千瓦的数据。

过去中国曾有个大的水力资源开发目标,具体为:

到2005年全国水电装机分别为0.95亿千瓦;
到2010年全国水电装机分别为1.25亿千瓦;
到2015年全国水电装机分别为1.50亿千瓦;
到2020年全国水电装机分别为2.00亿千瓦。

事实上到2009年底,中国水电装机容量已达到1.97亿千瓦,基本达到2020年应该达到的水平。

根据2013年1月刘铁男主持的全国能源工作会议提供的数据,至2012年底,中国水电装机已经达到2.49亿千瓦。从2009年底到2012年底的三年期间,水电装机增加了0.49亿千瓦,完成过去将近十年才能完成的任务。

三、大型和超大型水电开发项目是“浮士德的交换”

许多中国人认为开发水电资源、特别是通过大型和超大型工程开发水电资源是利用可再生能源,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唯一的、也是最重要途径。三峡工程上马时曾有一句宣传用语:“长江滚滚向东流,流的都是煤和油”。似乎不建三峡大坝,每年流入东海的不是长江水和所携带的泥沙,而是白白浪费了的煤和油。

其实,利用河流的水电资源,是一种交换,是人类和自然界的一种交换。既然是交换,就是有代价的。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关键是,这种交换是否值得。

河流的功能之一是河流的自净,流水才能不腐。水流速度越快,河流的自净能力越强。河流失去了自净能力,河流生态系统也就死亡了。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环境组的报告中指出,三峡大坝的建设,将使三峡河段水流变缓,河流的自净能力减弱。流速减小20%,污染物浓度增加11%;流速减小40%,污染物浓度增加28%;流速减小70%,污染物浓度增加82%;流速减小80%,污染物浓度增加158%(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影响,第31页)。河流自净能力的减弱,水质必然下降,需通过新建污水处理厂来弥补。按河流自净能力减弱的代价为每立方米零点一元人民币计算,每年的损失就超过三峡工程的发电收入。

河流的另一个功能是搬运泥沙,把高山上侵蚀下来的泥沙搬到大海去,完成自然界的沧海变良田的过程。这是自然界内在的一个平衡过程。比如,中国的的华北平原是黄河沙淤积的成果;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平原、长江三角洲平原乃至上海都是长江泥沙淤积的成果。如果三峡大坝早建四百年,中国就没有上海这个大都市。现在建造的大坝把泥沙拦截在水库中,最终还是要花钱把泥沙运送到大海去的。现在欠的,将来一定要还的,而且还很昂贵。

河流是水生生物生活的地方。大坝建成之后,环境发生剧烈变化,一些水生动物无法适应这个变化,就会死亡、灭种。三峡大坝建成后,白鳍豚遭受结构性的灭绝,中华鲟已经不能自然繁殖。许多人不以为然,忽视了大坝建设使生物种类灭绝的后果。古人说,春暖鸭先知。就是说许多生物对生态环境的变化比人类更敏感,他们已经感受到环境的变化,特别是负面影响,而人类还没有。不要忘记,人是从鱼类演变而来的。当鱼类不能生存时,人类是否还能存在?

水库大坝的最直观的损失是淹没土地、淹没城镇村庄,迫使居民迁移。三峡大坝工程造成的土地损失六百平方公里。如果在中国的新疆或者西藏的荒漠地区选择六百平方公里的面积,或者在城市的房顶上摆上太阳能发电板,其每年的发电量可以和三峡工程相当。同样,如果换用节能的冰箱和洗衣机,如果不要空气过滤器,每年可以节约三峡工程的发电量。

根据新华社报道,三峡工程2014年发电量达988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4900多万吨原煤消耗,减少近1亿吨二氧化碳排放。这是夸大三峡工程的减碳效果。根据倪维斗院士2014年9月提供的数据,目前中国燃煤电厂平均供电煤耗为320克/千瓦时,三峡工程发电量988亿千瓦时,相当于3162万吨煤耗,减少六千多吨二氧化碳排放,这里尚没有考虑土地淹没所消失的减碳效果和三峡水库所增加的甲烷排放。

纽约城市大学布鲁克林学院教授查尔顿‧路易斯认为,中国大陆大规模地建设水库大坝,是一种“浮士德式的交易”(Faustian Bargain),那些建坝宣导者,就跟浮士德一样,出卖国家灵魂以换取经济增长,他们只看了大坝能储水发电的一项功能,却不顾阻断河流、增加地震可能、破坏宝贵的自然环境以及让数百万人无家可归等等相应危害。

佛教认为,贪婪是基于将物质财富与快乐错误地联系在一起所致。这种错误是由于被某一事物积极方面夸大的印象所迷惑引起的。刘铁男的个人行为如此,刘铁男参与制定和执行的水电大开发也是如此。

四、环保部叫停,国家发改委放行

2010年12月22日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副司长凌江在“中国水污染控制战略与政策创新研讨会”发言,认为“水电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比火电造成的污染更严重。”凌江说,环保部近期在处理一个水域因水电开发而造成的水污染问题,结果发现,由于水流减缓和富营养化,该水域水白菜疯长,水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水电开发还带来了移民后移,地质破坏造成水土流失等问题,其损失都十分巨大。

环保部曾先后叫停了不少水库大坝工程,如金沙江中游的龙开口、鲁地拉和金安桥等水坝工程,但是国家发改委却都给予正式批准。其中的利益交换,在刘铁男的案审中均未涉及。

五、西藏水电大开发和西电东送

中国水电开发的模式是从东向西推进,从汉族居住区向西藏高原边缘地区推进,进而向西藏高原核心地区推进。

有人认为,美国和西方工业国家的水电资源已经得到百分之百的开发。他们现在妖魔化中国大规模的水电开发,是阻止中国的振兴发展,是为了不让中国超越他们。

其实美国等国家的水电资源并没有得到百分之百的开发。以美国为例,可开发的水电资源1.467亿千瓦,至1998年已建水电装机容量0.9442亿千瓦,开发率达64.4%。

建造大型或特大型水库大坝开发水电资源并带动区域的发展,过去的确是美国和西方工业国家中的一种发展模式,可那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发展模式。六十年代环保运动兴起,八十年代出现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美国和西方工业国家基本上已经放弃了这种发展模式。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几本书起了很大的作用,如Goldsmith和Hildyard撰写的《大型水坝的社会与环境效应》,世界水坝委员发表的《水坝与发展》。而这些知识,包括大型水坝的负面经验教训,在中国基本没有得到传播。中国依然抱着陈旧的发展模式不放,还埋怨别人批判这种模式。

前面谈到,中国水电资源技术可开发量约为5.4亿千瓦,经济可开发量约4亿千瓦,到2012年底,中国水电装机达到2.49亿千瓦,已经达到经济可开发量的60%。到2014年底,开发程度应该已经达到或者超过美国。那么中国是否象美国一样停止了开发的步伐呢?留一部分资源给子孙后代去做决定呢?没有。不见棺材不落泪,贪婪的人是不会停止步伐的。中国把眼睛盯在剩余的不到40%的水力资源上。而这个不到40%的水力资源主要分布在西藏高原的核心地区。有资料说,西藏自治区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达2亿千瓦,占全国的29%,居全国首位。仅雅鲁藏布江的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达1.1亿千瓦,占全国1/6,其中干流水力蕴藏量近 0.8亿千瓦,仅次于长江居第二位(其实西藏境内并无这么多的可开发的水电资源)。

西藏水电大开发,是刘铁男的水电大开发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要完成刘铁男主持制定的国家能源发展计划和参与制定的十二五计划,以及正在编制的十三五计划,没有西藏水电大开发是不行的,因为在中国境内、除西藏以外的水电资源基本上已经开发殆尽。

2012年12月17日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白玛赤林与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等进行了座谈,这是有关西藏水电大开发的十分重要的会议。陈全国和白玛赤林首先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300万各族人民向国家发改委和能源局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发展稳定各项事业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们代表全区300万各族人民恳请国家发改委和能源局进一步加大对西藏能源发展的支持力度,加快实施昌都电网与四川电网联网工程,加快推进“西电东送”接续能源基地建设。刘铁男表示,国家能源局将大力支持西藏水电资源开发,积极推进昌都电网与四川电网联网工程。

“西电东送”是西藏水电资源大开发中关键词,说明了西藏水电资源大开发的目标。当西藏电网和昌都电网、四川电网联网时,西藏就可以成为全国最大的电力输出基地了。在刘铁男任能源局局长期间,西藏和青海电网已经联网,这是为西藏电网和昌都电网、四川电网联网创造条件。西藏和青海电网联网后,西藏已经不缺电,所以才有陈全国和白玛赤林对刘铁男的感谢。但是不久前藏木大坝工程开始发电时说,藏木工程解决了西藏冬季缺电的问题,显然西藏夏季不缺电。根据唯色转发的文章,拉萨夏天经常停电,拉萨居民饱受停电的困扰。以上的信息看起来是很矛盾的,西藏不缺电,但是拉萨居民用电经常停;西藏冬季缺电,但是拉萨夏天停电……但是在电力供给垄断的制度下,却是很好理解的。人为的供给短缺是社会主义的一个特征,人为制造的电力短缺,迫使居民对以“西电东送”为目标的水电资源大开发表示支持,否则停电将更频繁出现。所以,西藏水电资源大开发是西藏人恳请的开发,而不是国家发改委和能源局或者刘铁男等外部强加的大开发。

班禅大师在世时曾表示反对西藏水电开发,担忧水电开发会对西藏气候以及高原生态带来的负面变化。不得不佩服大师对事物的深刻理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还没有完全形成,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也只是小范围内讨论的问题,生态环境的问题在中国还很少听说。但是大师就能看到西藏水电开发所带来的严重问题而加以拒绝。可惜现在的班禅并没有继承前世班禅大师的理念。班禅大师去世后,李鹏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把水电开发项目当作西藏自治区的生日礼物送给了西藏。现在西藏自治区政府代表全区300万各族人民恳请西藏水电资源大开发,把西藏建成全国最大的电力输出基地,实现西电东送。

中国水电大开发是“浮士德式的交易”,西藏水电大开发更是“浮士德式的交易”,其核心是无约束的贪婪和无约束的权力。这正是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走向牢狱的原因,也是中国生态环境大崩溃的原因。

(转自 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