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27日星期二

大昭寺老僧:“可怜啊,那么多的藏人,已经有那么多年没朝拜过大昭寺了”

        文革结束后的觉康主殿及释迦牟尼佛12岁等身像。翻拍于1985年出版的《大昭寺》一书。

大昭寺老僧:“可怜啊,那么多的藏人,已经有那么多年没朝拜过大昭寺了”

唯色

【本月17日发生在拉萨大昭寺的火灾,应该是始建于公元七世纪、并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古老建筑,所遭遇的历史上第一次火灾。但至今不知火因,当局也未明确交待调查经过和损失情况。新华社22日的报道中所说的起火部位等,与中国公安部相关文件里的说明并不一致。
如尊者达赖喇嘛所说,大昭寺是全藏最崇高的寺庙。事实上,对于信奉佛教的藏人来说,大昭寺是圣地中的圣地,所主要供奉的佛祖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具有无可替代的神圣地位,却也蒙受了千百年来大千世界所发生的各种劫难。
这是一位曾入狱七年、劳动改造十三年,直至1981年才回到大昭寺的老僧人的口述。200339日下午,我在他的僧舍,记录了他所讲述的大昭寺及他个人所遭遇的劫难,并收录于2006年在台湾出版的《西藏记忆》一书中。他现已去世多年,此时找出当时给他拍摄的照片,仍然记得面对无常命运他发出的豁达笑声,令人十分感念。】

文革中,大昭寺的第一层,只有“觉衮顿拉康”(释迦牟尼佛殿)还幸存了佛像,“土莫拉康”(松赞干布法王殿)也幸存了塑像,其余的殿都没了塑像,空空荡荡的。
“觉衮顿拉康”,又叫觉康,那里面的觉沃佛(佛祖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和几个佛像都是过去的。但觉沃佛的身上和脸上的金粉都被刮掉了。身上的所有装饰也都没了。所幸的是,觉沃佛头上的华盖是纯金做的,但因为被香火熏得很黑,没人认得出是纯金,所以就没被革命的人拿走。后来被拉萨市政协放在了办公室里,直到大昭寺正式对外开放时才送回,刷洗后露出了它本来的颜色,这才知道这华盖是纯金做的。
觉沃佛,觉仁波切,盘坐的左腿上有个洞,至今可以看见。有两个说法,一个据说是朗达玛(吐蕃王朝末代君王,以灭佛留名于史)时候砍下的。传说朗达玛想看看觉仁波切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就在觉仁波切的腿上砍了一个洞,觉仁波切疼得发出了“啊嚓嚓”的声音。民间有这样一个传说,但有关的历史书上是没有的。另一个说法与文革有关。文革时候红卫兵也在觉仁波切的腿上砍了一个洞,说是后来修补了,但用手指敲那儿的话还可以听见“空空”的声响。那些砸大昭寺的红卫兵,有些是学生,有些是老百姓,听说都是帕廓一带的老百姓,不过这都是听说的,那时候我不在这里,我在工布(指今林芝地区八一镇周围)劳动改造。
大昭寺一楼大厅里的强巴佛(未来佛)像也被砸了。古汝仁波切(莲花生大士)像是文革之后信众供奉的。大昭寺转经道囊廓的“卓玛拉康”(度母殿)也被砸了。
大昭寺二楼上,据说只有松赞干布法王殿里的松赞干布塑像是过去的,其他几尊像都是文革之后塑的,包括文成公主像。另外,这个殿里的青稞酒壶有上千年的历史,不知怎么弄到了罗布林卡文管会那里,后来听说班钦仁波切(十世班禅喇嘛)在文革后第一次回到拉萨,打听到这个酒壶的下落就要了回来。
大概在19721973年的时候,大昭寺才又重新修复了。但也不是把过去的所有佛像都修复了,只是修复了一部分。当时说是要修复大昭寺的佛像,拉萨城里有一个“让勒公司”,是做家具、工具和农具的工厂,现在靠近市公安局,在文革时候里面有一个仓库,堆放着从很多寺院没收的佛像,都是旧佛像,很珍贵,就从这个公司的仓库里拿回很多佛像,送到大昭寺,重新装藏、修补。
文革中被砸的寺院很多。色拉寺、哲蚌寺都被砸过。只是没被砸光,不像甘丹寺,砸得一干二净,什么都没有了。大昭寺原本只是由佛殿组成,所以被砸的时候很快就砸得差不多了。似乎只有聂塘的卓玛拉康(度母殿)没被砸,这是因为创办卓玛拉康的阿底峡大师是孟加拉人,要注意国际上的形象。曾经孟加拉还派人,把阿底峡大师留下来的“古栋”(法体)请回去了。
我在工布的时候是工人。更早以前,我在解放军的监狱里被关了七年,是因为1959年“叛乱”的缘故,那时我三十岁的样子,被说成是“叛乱分子”。我很小出家当了僧人,在色拉寺。1966年我从监狱里放出来,就在工布的劳改农场当了工人,我做的是木工活。农场属于公安系统,不允许我们参加文革。
我当了十三年的工人。1981年时候,好多人都走了,我也说我不想当工人了,我想穿袈裟,这样我就回到拉萨,来到大昭寺。实际上大昭寺在文革时候一个出家人也没有,我听说那些佛殿都变成猪圈了,像“土几拉康”(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佛殿)这些佛殿都成了猪圈。楼上住着军人。楼下我们现在举办法会的地方,供放莲花生塑像的地方,是他们的厨房。然后大昭寺成了招待所,叫做“三所”,房间都设在佛殿里,听说是拉萨市的招待所,这个招待所后来搬到市政府旁边去了,人们都叫它“招待玛波”,意思是红色招待所,在如今的日光宾馆前面。我们刚回到大昭寺时,一楼和二楼那些佛殿的门框上都写着号码,是招待所房间的号码。墙上的壁画还在,但有破损。
文革两派争斗时,先是“大联指”住在寺院里,后来又是“造总”住在寺院里,还发生过武斗,在大昭寺里面开枪打死过不少人。是解放军开枪打死的造反派,都是年轻藏人。
文革时候,在觉康上面的金顶那里,曾经盖过一个厕所。在护法神班丹拉姆那里用木板隔了男女两个厕所。那是招待所的厕所。班丹拉姆的塑像早就被搬出去给砸了。
我们现在住的这些僧舍曾经还是拉萨市政协的办公室和宿舍。这是文革刚结束那会儿。过去噶厦政府的办公室也设在大昭寺里面,但没有住在这些地方。
如今大昭寺里的老喇嘛都不是大昭寺过去的人,是从色拉寺、甘丹寺和哲蚌寺来的。
文革结束后,重新修复的寺院再次开放。经过了那么多年不准信仰宗教的岁月,人们已经很多年没进过大昭寺了,所以来朝佛的人特别多。当时还向信徒售票,就在今天信徒磕长头的大门口还架着栏杆,每天只卖两千张票,每张票一毛钱,所以很多人从夜里就开始排队,常常排队一晚上,睡觉就睡在地上。那时候大昭寺整天开放,天黑了,如果不赶紧关门的话,还会有很多人进去朝佛。可怜啊,那么多的藏人,已经有那么多年没朝拜过大昭寺,没朝见过觉仁波切了。很多人都哭。边哭边说,想不到这一生还能有机会见到佛,没想到啊,还会有这么一天。后来班钦仁波切回到拉萨,在大昭寺举办法会给信徒摩顶时,排队的人都排到了邮电大楼那里,有几公里长。有一个人还被挤死了。信徒是那么多,突然间,一下子冒出来那么多,不光是老人,还有很多年轻人,这是文化大革命时候不敢想象的,就像是被堤坝拦住的大水一下子冲出来了……
直到胡耀邦来拉萨,说不能给信徒卖票,从那以后,各个寺院都不向信徒售票了。
有很多人,过去是积极分子,现在变成了很虔诚的信徒,这样的人很多。他们也到大昭寺来朝佛。从佛教角度来讲,这是忏悔,这很好。只要是出于真诚,这么做,也许是可以抵消他们当年所犯下的过错的。很多人当年都是无知,无明啊。
大昭寺的“默朗钦莫”(祈愿大法会)在八十年代恢复了,但也只是办过三次,878889年,然后就取消了,再也没有举办了。19893月份那次抗议事件,正是祈愿大法会期间,我在自己的座位上念经,就被那些军人带去派出所。他们用电棒打我,还打了很多僧人……
我已经七十六岁了。在我一生中经历过三种人生。我的家在农村里,过着中等富足的生活。起先,我从小出家当了僧人,那是很幸福的一段经历;三十岁时被关进了监狱,在监狱里呆了七年,是犯人;然后在农场当了十多年的工人;最后又回到寺院,继续当僧人。这不,我当过三种人,干过三种人的事情,想起来倒也有意思。
在过去,西藏人活得很轻松,虽然物质上没什么,但精神上,因为对佛教有信仰,想着因果轮回,所以没有太多的欲望。但现在的话,虽然物质上有了很多东西,但人们的心都变得很复杂,每个人都有很多欲望,都是为自己考虑,反而活得很辛苦。人们的心里没有宗教的约束,这不会是一个很满意的人生。再说现在能够向人们传法的喇嘛越来越少,真正信仰宗教的人也越来越少,虽然很多人特别虔诚,但佛教真正的涵义却不知道,只能是迷信。这样下去的话会很困难的。就像我们看到的,好多人什么也不知道,如果一个人用额头去碰石头,都要跟着去用额头碰这块石头。这就是迷信。
从我个人来讲,没有什么太多的愿望,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宗教信仰自由。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ws-02262018121339.html) 

2018年2月24日星期六

唯色RFA博客:一首写到大昭寺的诗:回到拉萨

这是2003年3月2日在拉萨大昭寺主殿觉康(Jokhang)拍摄的佛陀12岁等身像。在经历了五天前(2月17日)的大火之后,原本有着十余尊佛像及诸多珍宝的主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只知主殿内的等身像这一尊无损。(唯色摄影)


一首写到大昭寺的诗:回到拉萨

  
唯色


一年了  所以回家的心情有点激动
从机场到拉萨的路程缩短了一半  全靠
两座大桥和一个隧道  而过去的曲水大桥
有全副武装的士兵在保卫
车辆减速  不许拍照  似乎藏着军事机密
而今新建的桥上没有军人  难道不再需要提高警惕?
呵呵  公路两边出现了一模一样的新房子
藏式的  没有贴瓷砖  全都飘扬着五星红旗
耳边响起一个汉地游客的话  藏族人民多么爱国
是啊  不爱国的话是要罚款的  你的明白?
  那设在路边的商店还在卖假椰子树  假仙人球
假斑马  说明在拉萨很有市场  这不  又增添了
新的品种  一朵粉色的假莲花  正在阳光下盛开
看见著名的青藏铁路了  铺在凌驾头顶的水泥桥上
据说右边不远处  就是拉萨火车站  过几天得去瞧一瞧
先去转一圈布达拉宫吧  果然广场扩大  越发地像
汉地任何一个广场的翻版  还多了几重状如酒壶的
彩门  太庞大了  太华丽了  太突兀了

省略不提与亲人重逢的亲切细节
直至下午四点  想出门逛逛  看看拉萨新气象
刚走到雪新村路口  突然觉得周遭气氛诡异
不是久违的烈日过于眩目  而是他们  三五成群
小平头  黑色西装或深色卡克  个个精瘦  年轻
却神情紧张  又带凶相  低声嘀咕着四川话
我粗粗一算  竟有四十多人  难道是黑社会要火拼?
早就风闻拉萨有“遂宁帮”[1]和“甘孜帮”[2]之类
老大  保镖  马仔  马子  就像港台的枪战武打片
呵呵  拉萨给了我一个当头棒喝
使我一时愣住  隐隐后悔忘了带上相机
突然  一辆出租车与一辆三轮车撞了
呼啦啦围拢一群人  我赶紧挤进去  听见
司机与三轮车夫破口大骂  都说四川话
有人劝架  说的还是四川话  又有人低声呵斥
普通话  很威严  脸膛发紫  像是便衣警察
不然那两人为何鸟兽散?  而在红艳超市跟前
一辆警车刹住  又来了一辆    那些打手呢?

傍晚六点  骑车向东  提心吊胆啊
满大街都是横冲乱闯的各种交通工具
有些喷吐着黑色的废气  有些喇叭尖叫
穿过北京东路  抵达大昭寺广场  这是藏人的世界吗?
许多人手转大小不一的转经筒  慢条斯理地
转着帕廓  那是右绕的方向  符合佛教徒的常态仪轨
一位老妇坐在自制的轮椅上  双手摇把  口中诵经
一位妙龄女子  三步一个长头  给她一元钱却露出羞涩
一位头系黑色线穗的小伙子  用一小截兽皮拦路兜售
是啊  把水獭的豹子的毛皮  缝在
冬天的藏袍上  已成为拉萨人的时尚
挨肩接踵的商店琳琅满目  号称“西藏特色”的
各种纪念品  其实很多来自甘肃临夏的家庭作坊
吸引着面色苍白的汉地游客  把白铜当作藏银
把石头当作天珠  珊瑚和绿松石
我知道三分之二的老板已是西北腔的回族
不信你去数数  一些四川人正在低头编织金刚结
手艺不错  堪比僧侣  听说连僧侣也来定购

但晚霞美丽  辉映着绛红色的祖拉康[3]
如同时光倒流  那个胖阿佳[4]还坐在门口  笑眯眯地
卖给我一包尼泊尔出产的酥油  价格没变
如同时光倒流  认识的喇嘛们向我点头  微笑
就像是我每天都在此时进庙朝佛
如同时光倒流  数不清的藏人排着长队
藏巴[5]  康巴和安多  捧着哈达  握着纸币 
举着酥油灯或者盛满酥油的水瓶
如同时光倒流  我又没排队  厚颜着
像个游客  径直走向觉康[6]
人头攒动  人影摇晃  人声訇响  金色的光芒中
我又见到了觉仁波切[7]  伏地膜拜时不禁泪水滑落
如同时光倒流  心满意足的乡下藏人们围聚着
挨个侧身  伏在紧贴墙面的空心石柱之上 
传说寺院下面有个湖泊  幸运的人听得见隐约的水拍
于是他们惊叹着  左耳听了右耳听
就像是深深的虔诚也从左耳传到了右耳
呵呵  我也效仿  只觉得空穴来风

2005-11-10,拉萨

注释:
[1]遂宁帮,指的是来自四川省遂宁地区的“黑社会”。在西藏,来自遂宁的汉人数以万计。
[2]甘孜帮,指的是来自康地甘孜一带的“黑社会”,都是藏东康地藏人。
[3]祖拉康:藏语,指大昭寺,如尊者达赖喇嘛所言,是全藏最神圣的寺庙。
[4]阿佳:藏语,对年长或已婚的中年妇女的称呼。
[5]藏巴:藏语,指日喀则地区藏人。康巴,指康地人,分布在今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四川省和云南省;安多,指分布在今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等地的藏人。
[6]觉康:藏语,指大昭寺主殿,供奉佛祖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
[7]觉仁波切:藏语,释迦牟尼佛。

(发表于自由亚洲唯色博客: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weiseblog/woeser-02222018103001.html

2018年2月20日星期二

唯色:西藏的文化大革命没有清理过:由一次访谈继续思考文革在西藏(6)

达赖喇嘛夏宫罗布林卡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改名“人民公园”。正中毛像下方戴眼镜和鸭舌帽的男子是拉萨红卫兵主要组建人陶长松。(泽仁多吉摄影)


西藏的文化大革命没有清理过:由一次访谈继续思考文革在西藏(6


/唯色

就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及我的调查文字和新拍照片结集出版的《杀劫》新版一书,纽约时报中文网在前年8月末对我所做的连载访谈中,访谈者问起了拉萨红卫兵主要组建人、拉萨两大造反派之一“造总”(全称是“拉萨革命造反总部”)总司令陶长松,让我说说他的故事。

我曾于2011年访谈过他两次,当时他年过六旬。精瘦,矮小,给人印象尤深的是宛如当年的那副装束:鸭舌帽、眼镜和中山服。从他文质彬彬的举止,实在无从想象在很多人那里听说的他当年是如何的威风凛凛。在我们刚开始交谈时,他是经常可以见到的那种汉人知识分子:内敛,沉静,儒雅;但慢慢地就有了些许变化,曾经贯穿他青年和中年时代的某种气质开始流露出来,充溢在他越来越激越的语调和越来越狂热的眼神里。这显然因为我们的话题是西藏文革的缘故。尽管他有时会突然醒觉似的停住滔滔不绝的讲述,歉意地笑笑,但很快又会回到他曾经叱咤一时、辉煌一时且充满变故的从前。他记忆力惊人。口头禅是“晓得吧”和“无所谓”。

我于是对访谈者说起陶长松的故事。陶是江苏扬州人,1960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同年自愿申请入藏,在拉萨中学当语文老师。而那时候他对西藏的认识,只是来自一本以西藏为背景、具有浪漫主义风格的“革命小说”——《我们播种爱情》,对藏人的印象是横跨在西藏男人腰间的长刀。文革中他很活跃,是拉萨红卫兵的主要创始人,还是“造总”总司令。1968年西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他当上了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自治区副主席,副省级。他还数次去北京,和周恩来、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人见面。

文革中,拉萨有两大造反派,一派是“造总”,另一派叫无产阶级大联合革命总指挥部,简称“大联指”。这两派为了争夺权力,打得不可开交。到文革后期,“造总”这一派彻底失势,另一派则一统天下,文革结束也未被撼动,但“造总”遭到清洗,陶长松被指控“三种人”(指文革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遭关押审查一年多。1980年代中期以后,他在西藏社会科学院工作,曾任《西藏研究》副主编、当代西藏研究所副所长,退休后在成都和拉萨居住,和官方的关系不错。

在西藏有过一个特例:中国其他地方在文革结束后都清理过“三种人”,但在西藏基本没有,或者说只针对一派。我了解到,1980年胡耀邦到拉萨,就把清理“三种人”的事情给停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三种人”里面有不少藏人,如果把他们清理了,胡耀邦认为在藏人中就找不到可以信任的人,所以不能清理。不但不清理,还予以提拔。所以,西藏的文化大革命是没有清理过的,无论是藏人也好,汉人也好,在文革中发迹的那些人一直掌握着西藏的权力,而他们在文革中形成的思想和做法一直在西藏延续,这也正是“西藏问题”难以解决的症结之一。

访谈者问我陶长松是否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实际上他很愿意的。当时我还是西藏文联《西藏文学》的编辑。我听人说起他,就找到他的电话联系了他。很意外,他对我很热情,第一次见面就侃侃而谈几个小时,还请我吃饭。但我知道他的背景,就没有给他看我父亲拍的西藏文革照片,担心他看了照片不会对我讲。有一张照片上其实有他。他正带着红卫兵,在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前往大门挂牌,牌子上写着“人民公园”。当时他问我为什么采访他。我说我想写关于西藏文革的小说。他说写小说没意思,建议我写纪实的。我后来明白他为什么愿意接受我的采访,是因为他想通过我为“造总”说话。

在西藏盛行一种奇怪的现象,你若是问当年在文革中两派的往事,若是“大联指”的就会很骄傲,好像挺光荣,若是“造总”的就很羞愧。陶长松觉得这不公平,他认为“造总”也没做什么坏事,是“大联指”得势之后污蔑了“造总”。他讲得很生动,记忆力也非常好。但他很聪明,比如,就红卫兵如何在大昭寺破“四旧”,他只是泛泛而谈。《西藏记忆》收录了他的口述,比较长,近1.5万字。其中,他讲过的这句话给我的印象最深,是关于解放军镇压文革中所谓的“再判分子”。他说:“藏族人太老实了,枪毙他们的时候说‘突几切’(谢谢),给他们两百元‘安慰费’的时候也说‘突几切’……”

访谈者又问“造总”和“大联指”这两派在文革时有什么不同。据我的调查与了解,西藏的这两个造反派的情况跟中国各地文革时造反派的情况相似,先是“破四旧”、斗“牛鬼蛇神”、换新名等等,从一开始就干了太多坏事。毛泽东号召的“破四旧”是一场把所有非共产主义的文化都当作“旧文化”而加以清除的运动,西藏的传统、宗教、文化及精英都难逃此劫,遭到毁灭性的摧残。虽然藏地人口不多,但藏地全境6000余座寺院以及寺院中不计其数的宝藏却相当可观,世世代代的藏人把主要的财富都集中在寺院中,但经过了1950年代及之后的“宗教改革”、“民主改革”和“文革”,剩下的寺院寥寥无几、空空荡荡,全藏到处是废墟。接着两派从文斗到武斗,由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大串联,发展到动刀动枪,陷入流血丧命的内战,其破坏之大,遗患之重,疑案之多,不是几句话就能概括和总结的。

武斗最严重是1968年、1969年。双方打死过很多人。如西藏的昌都地区,被打死的人据我的受访者告知有两百多。昌都的“大联指”和“造总”各有自己的“烈士陵园”,死者既有藏人也有汉人。另外,西藏的文革有军队参与,军队几乎无所不在,充任重要角色。而军队的推波助澜,致使西藏的文革更加复杂化。虽说军队有令不准参加地方上的两派组织,但在观点上都各有明显倾向,分“造总”观点和“大联指”观点。我采访过当年在西藏军区任职的军官,他们承认军队内部的派性很严重。甚至军区后勤部一位副部长在批斗会上被另一派观点的军人活活打死。

而且,军队还在暗中向两派提供枪支弹药,或者任由两派去抢军械库,这叫“明抢暗送”。军械库被抢是导致武斗恶化的主要因素。我采访过亲历1968年初昌都军械库被抢的“大联指”成员,亲历1968年夏天扎木军械库被抢的“造总”成员。他们都详细讲述了守卫军械库的军人是如何向造反派拱手相送武器。而军队的直接参与,造成的血腥就更大了。

我曾写过论文《西藏文革疑案之一: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在2006年纽约举办的“文化大革命4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宣读过,并选入《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一书。今年我续写的上万字论文《西藏文革疑案: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与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由日本《思想》(岩波书店)新刊2016年元月号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的专辑收入。这两大血案都是军队制造,一个是1968年在大昭寺,军队开枪,打死12个藏人红卫兵,他们的墓地至今还在拉萨的“烈士陵园”,这其实可以说是红卫兵墓地,中国最著名的红卫兵墓地在重庆,而拉萨也有。第二个血案,简单地说,是19693月起,在西藏多个县先是两派武斗,演变成藏人举事,暴力抗击,被定性为“再叛”即再次“叛乱”(第一次“叛乱”指1956~1959年在全藏区发生的反抗中共政权的起义),然后被军队以“平叛”的名义军事镇压。而且“平叛”扩大化到令人发指的程度。虽然我写了两本书,也写了相关论文,但深感西藏的文革很复杂,我写的只是冰山一角。


2018年2月14日星期三

唯色:与文革相关的摄影惊悚桥段:由一次访谈继续思考文革在西藏(5)

我的十九个120富士反转片胶卷,在拉萨机场被警察掉包,变成了十个135的柯达负片胶卷和五个富士负片胶卷,而且都是废胶卷。


与文革相关的摄影惊悚桥段:由一次访谈继续思考文革在西藏(5


文/唯色

就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及我的调查文字和新拍照片结集出版的《杀劫》新版一书,纽约时报中文网在前年8月末对我所做的连载访谈中,访谈者问我:依据《杀劫》去采访与拍摄的过程中,你有没有受到官方的阻扰?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虽然事实上对于我而言并不有趣,反而充满了危险。我是从1999年底至2006年做西藏文革的调查、采访和写作的。开头几年,我因还在体制内当编辑,加上行事比较谨慎,知情者不多,所以没有受到过阻扰。2003年,我因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西藏笔记》被认为“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而被供职的西藏文联开除,这本书也被禁,而这与我不肯认错有关。之后我来到北京,全力以赴《杀劫》及集合了部分访谈者有关西藏文革历史的口述即《西藏记忆》两本书,并于2006年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际,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整个过程也还算顺利。

紧接着,因20083月全藏发生抗议,我转向非虚构的写作,撰有大量基于西藏现实的文章和多本著作,而成了当局讨厌的人。这之后,我回西藏也越来越多麻烦,被监控、被传唤、被搜查、被威胁、被跟踪、被软禁等等。但我还是在2012年至2014年的三个夏天和秋天,依据《杀劫》图文书中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从事了一项类似于行为艺术的摄影活动。也即是说,我用我父亲拍摄了西藏文革场景的老相机在过去的地点再度拍照。而这是基于这样的想法:仅出版图文书还不够,《杀劫》中的西藏文革照片虽然只有近三百张,却是关于西藏文革最全面的民间照片,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来充分见证那段被强权遮蔽的历史。

2012年夏天,我带着在北京买的上百个120富士反转片胶卷回到拉萨。我父亲的相机,多年放置于抽屉深处的蔡司伊康(ZEISS IKON)的确质量不错,仍然可以使用。我花了两个月,在烈日下东奔西跑,用这架相机拍了十九个胶卷。考虑到暂时还不离开拉萨,而一位来旅游的汉人朋友正巧来我家做客,我就把拍好的胶卷托她带走,以便尽早冲洗。然而朋友第二天在拉萨贡嘎机场过安检时,却被指控有一把水果刀藏在装胶卷的背包里,而那水果刀其实朋友从未见过。警察不由分说把包拿走,要做“进一步检查”,直到飞机将起飞才把包交还。朋友登机之后惊讶发现十九个胶卷都被掉包,而被换成了什么影像都没有的废胶卷。我是这样猜测的,他们之所以掉包胶卷,可能是认为我拍摄了满街军警之类。其实我不过是站在父亲过去拍照的公共场所拍照,并没有什么敏感内容。我估计他们冲洗了那十九个胶卷也并没找到有什么不能见人的秘密,所以后来我继续用我父亲的相机去拍照,他们倒也没有阻扰,也只是继续跟踪。

实际上,用老相机拍摄的每张照片都是有意义的。因为事件:文化大革命;因为时间跨度已近半个世纪;因为空间还是这里:拉萨。所以每张照片都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当年,我父亲的照片类似于“报道体”或摄影报道,更因他拍摄的或者说记录的是文化大革命在西藏的诸多事件,而成为历史性的见证。我用同一架相机在四十多年后的拍摄,虽然不是连续拍摄,但更像是一种影像叙事,看似没有一个个具体事件,却是许许多多看不见的故事布满其中,正如我曾写过,事实上文革并没有结束,今天我们在拉萨看到的是一种后西藏文革的场景。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2006年《杀劫》最初版本,还是2016年增添了新内容的《杀劫》纪念新版,都是禁书,都很难从台湾带到中国。初版时承蒙大块文化慷慨地在合同之外额外赠送了五十本《杀劫》,那是我希望几十位受访者能够得到,也是他们应该得到的。但在从香港进入深圳的关卡,全部被没收。这使我对受访者的歉疚难以抚平。就我所知,如今至少有十六位受访者接踵去世,他们生前没有看到自己的证言印在书上,非常遗憾。



2018年2月9日星期五

唯色RFA博客:帝国之眼


帝国之眼


唯色


那是什么样的眼睛?
但一定是最多欲望的眼睛:
贪嗔痴慢疑,如密密的血丝充满之眼
六道中不能自救亦不得救的众生之眼
这才符合强悍的帝国形象
那天,他不邀而至,是一位白面书生
含着过于谦卑的微笑
但动作并不谦让,径直占了上座而坐
露出了牙如獠牙的寒光闪闪
露出了爪如鹰爪的锋利无比
我再也不敢多看他一眼
那里面五毒炽盛
轻易就能摄魂夺魄……


2018-1-19,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