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30日星期二

藏地与汉地的法治环境孰险恶?



图为在不公开审判结束之后,甘南州电视台播放拉卜楞寺两位僧人次成加措和迪克坦开被判情形,这是当地藏人对电视报道的截图,不甚清楚。


藏地与汉地的法治环境孰险恶?

文/唯色


上个月,藏地又有两名僧人,因为在去年三月的抗议中走上街头,遭到当局的惩罚。这个惩罚是如此严厉,竟需要他们付出巨大的代价:次成加措被判无期徒刑,迪克坦开被判有期徒刑15年。事实上,类似沉重的惩罚不只是发生在拉卜楞寺的这两位僧人身上,从多卫康各地传来的消息证实,迄今为止,仍有许多藏人被抓捕,仍有许多藏人被秘密审判,如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江达县,最近就有六名僧人被判有期徒刑12-15年。

在面临如此频繁的人道灾难的时刻,这些藏人的命运似乎只有逆来顺受这一条路。如次成加措和迪克坦开,从被捕、判刑至今一年多,其亲属从来不被允许探监,也被拒绝到法庭旁听审判,而且在关押期间遭到刑讯逼供,在一审时被迫接受当局指定的律师。与此同时,五名成功逃到达兰萨拉的拉卜楞寺僧人,虽然逃亡路上历尽艰辛,却是十分幸运的,否则若被当局抓住,同样会遭到沉重的判决。

刚被当局取消律师执业资格的江天勇律师,尽管主要肇因是代理了两起被捕藏人的案件,仍然对外媒直言道:西藏僧侣作为中国公民,应当享有法律赋予的得到公开、公正司法审理的正当合法权利。中国当局哪怕是为了证实中国是一个他们自己所称的法制国家,也应该对该案的被告人进行公开、公正、公平的审判,以展示中国是如何保障被告人合法权力的,而不应该仅仅宣布一个判决结果。

近年来,在中国,有一批勇敢的维权律师,以坚守法治、捍卫人权、维护公民合法权利、维护公平正义为己任,活跃在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种族平等、人权工作者权益维护、少数民族权益维护,以及平等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公民权利维护和公益法律服务领域,却被中国政法系统和特殊利益集团视为挑战,接连遭致打压。最近,当局干脆磨刀霍霍向律师,一次就给上千名律师以考核不合格为由停牌,制造了轰动全球的大新闻。

即便冒着丧失律师生涯的风险,如江天勇律师和李方平律师,仍在为遭到不公正对待的的藏人争取法定权利,替沉默的藏人发声,这是相当可贵的。令人感动的是,当我把前不久写的文章<同为律师,西藏律师何以不挺身而出?>发给江天勇律师时,本身处境艰难的他却宽容地说:“对西藏律师同行我可以理解,他们没有任何空间和反抗余地,一碰就完了,就做不成律师了。”实则闻此言分外心酸,由此可见藏地的法治环境与汉地的法治环境相比,更为险恶数倍。

必须要说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许多人,并不了解自己身为公民,可以拥有、应该拥有哪些权利?多少权利?而那通常被形容为神圣、庄严的法律,之于公民,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写过,广大藏人向来缺乏权利意识以及维护权益的意识,尤其在政治高压下,出于莫大恐惧更是不敢争取自身应有的权利。然而,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生而为人的权利,哪怕在这个国家的这个体制之下,人的权利已被大大缩水。我们不但要了解,还要争取,更要捍卫。这是因为人的权利与人的尊严、人的良知息息相关,人的权利是值得为之奋斗的。

2009-6-24,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2009年6月29日星期一

王力雄:移民能否解决民族问题



近日获悉,在拉萨墨竹工卡县甲玛乡,藏人抗议长期开矿的矿厂不顾旱灾,将当地河水调到采矿场地用于开矿,导致河水严重污染。藏人与采矿汉人间发生冲突,导致三名藏人受伤严重,其中一人有生命危险。当局调大批军警抵达甲玛乡,试图调和。藏人强烈要求当局停止开矿,立即让采矿汉人离开。目前结果如何,尚不清楚。

这个消息让我想起曾去过数次的甲玛乡。这里本是藏王松赞干布的诞生地,而今仅这一个乡就有六个矿区。由于在开采过程中,有的矿区没有处理好污水系统,有的矿区甚至就没有设置污水处理,导致含有化学药物的污水横流,使得附近几个村庄不但人和牲畜不能饮用水,连田地里的青稞也收成锐减,牧场上的牧草也含有毒素……如图所示,拍摄的正是在甲玛乡的一个造成土地和水质污染的矿厂,而照片拍于2006年夏天,迄今已过三年,规模有增无减。

这里转帖王力雄的一篇文章,类似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问题,其实还会不绝……


王力雄:移民能否解决民族问题

对民族地区进行移民,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主要思路之一。在决策者眼中,汉族人口越多,民族问题就会越小。我们不妨也站在中国决策者的立场帮他们想一下。

如果真能用汉人移民“淹没”当地民族,固然缺乏道义,也算一条保证主权的可行之道。但是汉人要达到怎样的规模,才能算把当地民族“淹没”呢?内蒙古被认为达到了“淹没”的程度。二○○○年内蒙古有四百零三万蒙古族人口,汉族人口是一千八百八十二万,后者是前者的4.67倍。如果以此标准推算,新疆汉人要想“淹没”九百多万维吾尔人,需要达到四千五百万,如果要“淹没”一千一百五十万穆斯林,要达到五千四百万,而目前新疆的汉人将近八百万,还差四千六百万。

新疆地盘看上去很大,但多数是沙漠戈壁,适于人类生存之地只有少数绿洲。按照新疆政府公布的数字,目前新疆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集中在占新疆面积百分之三点五的绿洲上,绿洲区域的人口密度已经高达每平方公里二百零七人以上,与中国内地很多地区的人口密度接近。因此新疆可供移民的空间已经接近饱和,指望汉人移民数量再增加几千万是没有可能的。

在这方面,西藏的情况与新疆是类似的,同样不可能容纳足够淹没本地民族的移民数量。

这是中国无法靠移民解决西藏和新疆民族问题的要害所在。不正视这样一种现实,盲目推行移民政策,一方面最终能实现的移民数量不足以“淹没”当地民族,另一方面所增加的移民却会加剧当地民族对汉族的敌意,从长远看是最不利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西藏和新疆有很多可开发但尚未开发之地,有丰富的水源,汉人大量移民固然会引起当地民族精英的批评,但因为不需要和当地民众直接争夺利益和资源,民族冲突也就不会向下延伸。然而今日西藏和新疆本身已经存在着人口压力,草原和绿洲大量荒漠化,生态破坏严重,这时再有汉人移民大量进入,只能与当地民族的人民争抢资源,发生直接冲突。这种接触和互动会产生大量的日常摩擦,文化偏见和种族歧视,那时民族之间的对立就不再限于意识形态,也不再只受到精英的关注,而会成为原住民的族群上下一致的感同身受——这将是移民政策最糟的恶果。

2008年1月

(本文为RFA藏语节目,转载请注明。)

2009年6月28日星期日

安然:升起在韶关之上的种族迷雾




这篇有关近日发生在广东韶关维汉血案的思考,转自于我博客链接的“真回安然”博客。致谢作者!

升起在韶关之上的种族迷雾

安然/文

http://ismaelan.blogspot.com

“从来不知道楼有这么高,从来没有见过火车……如今,却要坐火车到千里之外的“大城市”当工人,这对于数百名疏附县农民来说有点像做梦,但如今梦就要变成现实了”……

《新疆都市报》在一篇官样文章里极力渲染着一个为南疆贫穷女孩敞开的都市梦,可血色的韶关事件不仅染红了这个梦,甚至成为某些生而卑贱的廉价劳动力的生命终点!那些客死异乡的孤魂是否有过一个共同的花一样的名字——“古丽”?维族女孩中重名的现象严重,如果仅凭名字,你无法区分她们。但那些世世代代生长在大漠深处、寂寂无闻的“古丽”,只要见上一面,你就无法忘怀,那惊艳的记忆多少年也无法在脑海里变得模糊、平淡……也因此,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格外牵动我的心。

官方和民间几乎同时在网络上推出了两种不同版本的故事介绍,官方新闻简报的语言一如既往的平静得令人发冷——为了可以碾压一切的“大局与稳定”——它拒绝透露死者的性别、民族信息,死者此时只是一两个微不足道的统计数字,无论他或她生前曾有过多么鲜活的生命形象,在政治考量中都可以忽略不计!而那些“民间见证者”的爆料则是新闻的升级版,在情节上更是具有新闻所无的出神入化的艺术魅力!经过一番苦大仇深的控诉,事件中的汉族工人都成为了“反抗异族压迫的斗士”,他们是“忍无可忍”的,打死人即使不能算作“正当防卫”也是“情有可原”!只是文章作者的文字表现力太强,反而显得不太真实了——即便这些杀人者,人人都算是根正苗红的“大汉苗裔”,但民工的平均写作水平有多高,人们还是有常识的。仓促之间就能拿出这么一篇各种元素齐备的“惊悚小说”?这实在有点侮辱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中国网民的智商!但有些人的智商和视力确实在此时有了明显的退化,只因冲突双方的民族身份不同,只因主流话语对于那些在这场悲剧中不幸罹难者的母族长期的政治抹黑、人格诋毁,有些人开始任由人性之恶肆意施展自己的语言暴力——“恶行、小偷、妓女、抢劫犯、强奸犯、新疆佬、二代日本鬼子(问题的性质越来越严重)”——什么话不堪入耳,他们就选择什么作为攻击的武器,“大汉民族”在毫无还手之力的弱者面前,完成了难得一见的空前团结……可喜可贺!

网络上人们对民主、自由问题已无太多的争议,但一起韶关事件却像试金石一样测试着人们对于自由、平等、博爱——这些耳熟能详的民主社会的价值观——的真诚态度。假如那些爱自由的人们不能做到不分贫富、地域、种族的平等,那么,他们将永远无法摆脱威权分而治之的思想桎梏,他们将永远成为稳定策略下的一颗颗无辜也无知的棋子。请不要选择性失明,请不要隐藏那为异族人争取道义的高贵良知。不要与你的部族的见识保持一致,与那个精神上更大但数目上仍少的世界保持一致吧,这曾是美国的良心苏珊·桑塔格对人们的吁求,当美军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制造虐囚事件时,作为美国人的她不仅在媒体上进行了公开地抨击,而且对战争背后的美国暴力文化做了严厉的批判与反思。



那些被运到珠三角填补“民工荒”的维族女人不是入侵者,更不是利益的争夺者,他们的族人曾经反对过将这些本应在当地结婚生子、繁衍种族的适婚女子运走,可他们的反对被深深压制在底层,微弱得近乎于无声。2008年奥运前夕,在和田一座巴扎里还曾为此爆发过一场以女性为主的抗议集会,但迅即遭到无情的镇压。我那时保持了耻辱的沉默,我知道那些难以启齿的事情,但恐惧像魔鬼一样一次次劝说我放弃……

但当流言再次袭来的时候,我知道这些玩具厂里的维族女工怕是又一次成为了挑动民族矛盾的“政治玩具”,中国不高兴就会挑动种族的神经,这已成为惯例。还要沉默多久,还要面对多少血迹,为什么只能旁观牺牲,而不能接受被惩罚、被孤立、被打伤、被杀死直至被轻蔑的风险?

我决定向那种被大多数人的恐惧合理化了的残暴和压制提出自己的异议!

2009年6月27日星期六

维吾尔在线国际中文站开通!并转帖韶关维汉冲突事件



维吾尔在线国际中文站开通!

“维吾尔在线”站长伊力哈木在“维吾尔在线使者”上通知:

维吾尔在线国际中文站已经开通,网址:www.uighurbiz.net
维吾尔在线国际站论坛也开通:http://www.uighurbiz.net/bbs/(汉文版);http://www.uighurbiz.net/forum/bbs.php(维吾尔文版)。

维吾尔在线国内站正在修复(www.uighurbiz.cn)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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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怎么回事?韶关维汉冲突事件,是维吾尔男工人强奸汉族女工人?还是维吾尔女工人成了被杀的“强奸犯”?

从维吾尔在线国际站论坛上看见的帖子,与星岛日报所报道的该事件,完全不一样,太奇特了,如此人命关天的血腥事件,死的是男还是女?事实真相究竟如何?何以媒体不给透明、完整报道?

韶关维汉冲突事件和“维吾尔女强奸犯”
本帖最后由 gulzar 于 2009-6-27 14:22 编辑

http://www.uighurbiz.net/bbs/viewthread.php?tid=224919&extra=page%3D1

据悉,6月26日凌晨2时许,广东韶关市旭日玩具厂发生一起新疆籍员工与本地员工群体斗殴事件,共造成120人受伤住院治疗(其中新疆疏附县籍维吾尔人81人,本地39人),2名新疆籍维吾尔族员工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死亡(也有报道说已经有三名维吾尔女工死亡),多名维吾尔人被打成重伤。各论坛上一些不负责任的“不明真相的”群众纷纷谴责维吾尔民族,甚至一些人发表种族歧视,种族灭绝的言论.有些人在事件真相还没有公布,甚至自己根本不了解任何细节的情况下造谣,撒谎,污蔑维吾尔人。不排斥这些谣言的制造这就是伤害维吾尔女工,杀死两名维吾尔女工的罪犯!!最近几年来新疆地方当局组织大批维吾尔女工到汉族地区打工,据新疆政府媒体报道说,今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计划劳务输出120万人次。喀什地区疏附县属南疆维吾尔族高度集中的国家级贫困县,该县也是参与政府输出维吾尔农村女工计划的积极参与者,也是劳务输出最多的县之一。今年5月中旬疏附县300多名维吾尔女工奔赴广东,5月处也有一批束缚县维吾尔女工在政府的组织下到广东打工,这次事件中被伤害的维吾尔女就是这一批人。今年疏附县已转移输出富余劳动力3.62万人。今年疏附县计划转移输出富余劳动力7.2万人。据早前的报道,韶关某外方投资的玩具厂接受了来自疏附的这批维吾尔女工。维吾尔族农村女工到内地打工是被政府组织的政府行为,这次事件中组织者和企业应该承担组织和管理责任,对女工们的安全要负责到底,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快速查明事实真相,尽快查清挑动、牵头和致人死伤的责任人,依法严肃处理。有关部门尽快公布真相,依法公正处理这次事件。要追查利用这次事件造谣,污蔑维吾尔民族,煽动民族歧视,民族灭绝言论的法西斯主义者

试问那些散布谣言说维吾尔人强奸汉族女孩的造谣者,这些五月份刚从新疆疏附县被政府组织到广东打工的女孩子怎么成了强奸犯?



韶关旭日港资玩具厂汉族新疆工人械斗
DWNEWS.COM-- 2009年6月27日6:49:20(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9_6_26_18_49_20_392.html

星岛日报/大型港资企业韶关旭日玩具厂前晚发生汉族工人和新疆维族工人械斗案。由于厂内接连传出女工被维族工人强奸事件,逾百名汉族工人前晚手持铁棍冲入新疆人宿舍报复,数百人刀光剑影,血溅当场。暴乱持续至昨日凌晨,大批武警到场制止。冲突造成一百二十人受伤,两名维族工人死亡。

  该厂是香港玩具大王蔡志明旗下企业,有万名员工。事件引起中央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公安部长孟建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专门作出指示,要求全力抢救伤者,妥善做好家属的安抚工作,尽快查明真相,依法严肃处理有关责任人。

  对于冲突起因,网上消息称,今年五月该厂招揽了数百名新疆工人,以纾缓“民工荒”,但厂区的治安日渐恶化,发生多次抢劫案。

  本月十四日,更发生一宗强奸案。受害女工向厂汇报之后,维族的疑犯只是受到开除处分。

  刚过几天又发生另一宗强奸案,一名女工在宿舍被多名新疆工人轮奸。报警之后,几名维族疑犯只被关了几天就释放。此事还未平息,又再发生第三宗强奸案,引起汉族工人强烈不满。

  前晚十点多,过百名工人手持铁棍冲入宿舍殴打维族籍工人,暴乱一触即发,维族人也拿起刀具抵抗。“每个汉人都奋不顾身地对新疆人疯狂报复,许多新疆人拔开铁网向后山逃跑,暴乱一直持续到凌晨三点多,直到防暴队赶到鸣枪才停止。”一名知情网民称。

  另有目击者在网上称,“现场一片狼藉,半人型大的血泊有数十处。宿舍区一百多间宿舍爆窗,四栋宿舍的消防栓被拆去打架,每栋宿舍一共七层。洒落一地的钢筋铁棒约二百多支,灭火筒一百多个全被打得弯曲凹凸。”

  韶关当局事后出动四百多名特警、武警到场控制局面,疏散、隔离有关人员,并调动大巴将未受伤的六百多名新疆籍工人送往安全地方。昨日凌晨四时多,参与斗殴的人员全部散去,事态得以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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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相关消息还见(以及留言):http://www.uighurbiz.net/bbs/viewthread.php?tid=224912&extra=page%3D1

http://www.uighurbiz.net/bbs/viewthread.php?tid=224903&extra=page%3D1

其中有留言如下:

IlhamTohti :
假设“新疆人在韶关旭日厂进行抢劫多次,6月14日发生第一宗强奸案。受害人向厂汇报事件之后,新疆强奸犯只是受到开除处理。刚过几天又再次发生一起强奸,一名女工在宿舍区被新疆人强行拖入宿舍多人强暴。此事报警之后新疆人只被关了几天就释放,似乎他们能够免受法律管制。此事还未平息,又再度发生了第三次的强奸。在向保安部门上报案情的时候,保安部居然拒绝受理。”这些说法都是真的,下面的反应或暴徒行为简直是对无辜的维吾尔犯下了罪行!

“终于,所有的汉人都站不住了。在6月25日晚上22点左右,数十人手提铁棍冲向新疆人宿舍殴打新疆人,**一触即发,新疆人也提起管制刀具进行对抗。汉人们是一呼百应从开始的数十人增加至三百多人。每个汉人都奋不顾身的对新疆人疯狂报复,许多新疆人拔开铁网向后山逃跑,**一直持续到零晨三点多,直到防暴队赶到鸣枪才停止。防暴队军卡约20台,警车30多部。两族双方都有数十人受重伤。据转有数名新疆人不治!现场一片狼棘,半人型大的血泊有数十处。宿舍区一百多间宿舍暴窗,四栋宿舍的消防栓被拆去打架,每栋宿舍一共7层。洒落一地的钢筋铁棒约二百多支,灭火筒一百多个全被打的弯曲凹凸。这一夜没有一人睡得着,许多刚进厂的和做暑期工的人都纷纷捡包袱走人。到6点时,我们在厂门口附近发现一名偷跑出来的新疆人,这时似乎除了厂工连附近的居民也了解了新疆人的恶行。所有在场的男人都一起围殴他,篮球般打的水泥路砖毫不留情的猛砸!还没打到20秒防暴队又再次赶赴现场,我们闻警立散。被殴的新疆佬已经倒在了血泊了。旭日厂宿舍区一百多名搞卫生工人整整用了两个小时才把遍地的血迹冲洗净lanjz 发表于 2009-6-26 17:03 ”

这些汉人怎么了?一个人的罪行(假设搂住转贴的情况属实)难道该厂全体维吾尔民工承担或全体维吾尔人承担?难道“每个汉人都奋不顾身的对新疆人疯狂报复”连“跑出来的新疆人”也不放过“所有在场的男人都一起围殴他,篮球般打的水泥路砖毫不留情的猛砸!”使“新疆佬已经倒在了血泊了。旭日厂宿舍区一百多名搞卫生工人整整用了两个小时才把遍地的血迹冲洗净”

这是什么逻辑?种族仇杀?




2009年6月26日星期五

海内外签名声援刘晓波:呼吁无罪释放刘晓波博士!






如图所示,这是今年3月10日,一些年轻藏人在英国伦敦的中国城举行抗议:在细雨中,他们躺在地上,每人举着一幅“失踪者”的海报。有6位失踪者,都是北京高压政策的受害者,除了4位被判刑、囚禁的藏人,还有两位汉人:刘晓波和胡佳,他们在维护人权的言行中,多次为西藏问题发声。当时,参加抗议的藏人Tenzin Jigdal说:“这六起案例让我对藏汉人民不能自由表达的苦境备感痛心,中国政府应当尊重藏人和藏人的愿望,同时也应该尊重他们自己的人民并倾听他们的声音而不是拘禁他们。”

作为《零八宪章》的首批签署人之一,此刻,我在我的博客上,转帖一份呼吁中国政府无罪释放刘晓波先生的公开签名信。我想要说的只有一句话:惟有共同的担当,才有自由的权利!


海内外签名声援刘晓波:呼吁无罪释放刘晓波博士!


据悉,刘晓波博士于2009年6月23日,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遭正式逮捕。

刘晓波博士是当代中国重要的思想家和作家。他追求真相和坚持正义,在包括网络在内的媒体上公开发表文章,针对社会弊端和不公提出公开的批评,体现了公民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他的态度是理性的和建设性的。

他同时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众所周知,刘晓波博士始终生活在严密监视之中,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关注。人们读到的刘晓波的大量文章,实际上也是经过了某种放行,是被允许和得到容纳的。因此完全可以说,他的言行不可能违反现有法律的框架,必定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否则他的写作早就中断了。

目前刘晓波的处境,提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环境——刘晓波博士因言获罪,他不能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也不能自由地公开自己的看法;他因为发表批评意见而身陷囹圄,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锁住喉咙的。

回望历史,六十年前,正是在一种政治协商的气氛中,并实际上拥有一种政治协商的机制,才使得不同社会力量之间,能够展开对话和求同存异,从而打开了新的局面及前景。纵观当今中国,问题重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我们建议重新回到政治协商的思路上去,以政治协商和社会协商的方式,通过对话和沟通,来面对和解决社会冲突,释放社会压力,以此来建立一个良序社会。

我们呼吁立即释放刘晓波博士,真正落实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兑现《国家人权计划》,以体现对于宪法的尊重和走向法治国家的决心,并由此作为新的政治协商以及社会和解的起点。

本呼吁书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2009年6月24日


徐友渔(北京,学者)

茅于轼(北京,学者)

张思之(北京,律师)

秦晖(北京,学者)

杜光(北京,学者)

贺卫方(石河子,法学家)

张鸣(北京,学者)

崔卫平(北京,学者)

艾晓明(广州,学者)

长平(广州,专栏作家)

李大同(北京,学者)

贺延光(北京,摄影师)

丁东(北京,学者)

查建英(北京,学者)

朱正琳(北京,学者)

郑也夫(北京,学者)

何光沪(北京,学者)

傅国涌(杭州,学者)

王康(重庆,学者)

萧瀚(北京,学者)

王东成(北京,学者)

张博树(北京,学者)

周枫(北京,学者)

许医农(北京,编辑)

郝建(北京,学者)

金雁(北京,学者)

梁晓燕(北京,NGO工作者)

吕频(北京,自由撰稿人)

刘柠(自由撰稿人)

姚博(自由撰稿人)

贾葭(专栏作者)

苏雨桐(NGO工作者)

王家敏(媒体人)

北风(独立媒体人)

王仲夏(自由撰稿人)

丰鸿平(IT从业者)

令狐补充(专栏作者)

马瑞彬(自由职业者)

刘荻(自由撰稿人)

蒋亶文(作家)

巫昂(作家)

石扉客(媒体人)

姜泓舟(学生)

郄岳(媒体人)

王占涛(IT从业者)

王晓鲁(自由撰稿人)

刘芳(媒体人)

刘放(媒体人)

彭远文(媒体人)

韩浩月(评论人)

彭晓芸(编辑)

朴抱一(媒体人)

注:我于6月26日凌晨签名,并代我先生王力雄签名如下:

唯色(西藏,作家)

王力雄(北京,作家)


开放签名地址:https://spreadsheets.google.com/viewform?formkey=cnNDeTJCZmhtb085TWczQTF3b0pacVE6MA

关注: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新动向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最近出现两种重要的声音。
是的,的确是重要的声音,应该引起专家、学者的重视,也应该引起普普通通的“少数民族同胞”的重视,因为已经关涉到每一位“少数民族同胞”了。
中国主流学者马戎先生的谏言若被恩准,那有名无实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将是无名亦无实了。耐人寻味的是,类似中国比较异议的知识分子李大同先生也在民族自治的问题上,与马戎先生很类似了。
也好也好,索性无名亦无实,也胜过挂羊头卖狗肉了。

这里转帖三篇文章,一篇是胡平先生的<谈谈民族自治问题>,一篇是马戎先生的长篇大论<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出路>,一篇是李大同先生的<西藏问题有解么?>。

抛玉引玉,也许各位可以热烈讨论。图为从中国官方网上下载的相关图片。


胡平:谈谈民族自治问题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西藏问题的关键是民族自治。达赖喇嘛并不要求西藏独立,只要求西藏实行真正的自治。中共当局指责达赖喇嘛搞西藏独立或变相独立是没有根据的。今日西藏实行的是中共党治,并没有实行藏人自治。在达赖喇嘛与中共当局的争端中,显然是中共当局不占理。

不过,最近我们又听到另一种意见。按照这种意见,民族自治制度本身就是问题。若真正实行起来,很容易助长分裂主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前两年就提出这种观点。在今年2月号的《领导者》双月刊中,马戎又发表了文章《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出路》,进一步阐明他的见解。马戎认为,目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是,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采用了苏联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政策,先后识别出56个民族,政府为每个国民都确定了“ 民族成分”,使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人口边界清晰化,并且实行了以民族整体为对象的各项优惠政策,强化了各民族民众的“民族意识”,这就催生和助长了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和独立思潮。马戎建议中国应该学美国学印度。美国和印度也是多民族国家,但是人家不搞什么“民族自治”那一套,他们强调的是国家宪法和国民的公民权,而把种族、族群之间的差异主要视为文化差异,不认为也不允许各族群有自己特殊的政治权利。

马戎的观点看来在知识界已经产生影响,或者说,在知识界也有其他人持类似的观点。例如,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就发表文章《西藏问题有解吗?》,在民族自治的问题上的观点就和马戎很类似(其他观点上有区别)。李大同也认为,中国搞的民族自治这一套是跟苏联学的,“只不过大一统的历史传统没有让‘区’变成‘国’罢了。这种突出、强化民族差异的做法,可说是今天所有民族问题的根源”。在李大同看来,搞民族自治等于自挖陷阱,因为它逻辑上就包含着民族独立。这是和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格格不入的。李大同的结论是,“也许,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根本就是错的,至少已经被证明是没有出路的。值得认真研究的是美国的做法”。

上述观点在学理上不是没有它的部份道理,但失之片面,失之笼统,实际上不能成立。

首先,尽管中共学习苏联,人为制造出若干少数民族。但是这些人为制造出的少数民族,由于缺少深厚的历史根基,倒并没有什么闹分裂闹独立的。

其次,那些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意愿的少数民族,如藏族,都是自古以来就以其鲜明的不同于汉民族的民族性而著称于世的,而导致他们要求独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往往并不是出于他们的自治,而是出于他们的不自治,或者是出于他们的自治被干涉。

再者,我们应该看到,所谓民族自治,并非中共的发明创造,也不是中共照搬苏联斯大林那一套的产物。类似的制度在中国是古已有之。例如唐宋时的羁糜制度,中央王朝在各少数民族首领辖地设置羁糜州,册封原少数民族首领任都督或刺史,并世袭罔替。中央王朝祇要求他们向朝廷称臣进贡,并不干预他们的内部事务,也不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谈到西藏,远的不说,就说清朝吧。按照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万古江河》(这本书在大陆也很流行)一书里的解说:清帝国是二元体制,汉地体系与满蒙藏体系。“这种二元体制是有清一朝独自发展的特质,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历史上也罕见相似的个例”。在这种体制下,西藏即便不是相对独立甚至事实独立的,起码也是高度自治的。至于到了民国时期,1946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第120条明文规定:“西藏自治制度,应予以保障。”

说到学美国学印度,那么,美国和印度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不错,美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但是并没有实行民族自治制度,然而美国和中国不同。美国是移民国家。所谓不实行民族自治,那是对作为移民的各族裔美国人。在美国,作为原住民族的印地安人有自己的保留区。印地安人保留区是相对独立,高度自治的。在西藏的藏人当然是原住民族。即便套用美国的例子,他们也应该享有自治权。事实上,对原住民族实行自治制度的国家很多,例如加拿大、新西兰、丹麦、瑞典,等等。

再说印度。印度也是多民族国家,但印度没有主体民族,第一大族的印度斯坦人也祇占总人口的20%而已。印度实行联邦制,各邦主要按语言和民族划分。每个邦有自己的主体民族,邦有相当的自主性。这样,各个民族就可以在自己占主体地位的邦里保护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坚持以我为主。所以他们不大担心被某一强势民族给同化掉,以至于在自己的家乡反而成了少数民族成了边缘人。在中国,汉人占90%以上,汉文化占绝对优势。因此在中国,少数民族面临着极其巨大的被汉化的可能性。

民族与民族不一样。有的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差异小,有的差异大;有的少数民族比较容易和汉人同化,有的很不容易。另外,和汉人同化也有两种情况,有主动同化,有被动同化。满族人当年入主中原,统治汉人近三百年,满人是主动汉化的。藏人则不然,藏人主要是被动汉化的问题。由于藏人和汉人差异比较大,在坚持自己的民族特性上又特别顽强(这和藏人的宗教传统以及西藏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因此他们对被动汉化就更较为抵触排拒,要求自治乃至独立的呼声就特别高。如果同意藏人自治,藏人多半会愿意留在中国,如果不同意他们自治,那就等于把他们往独立的方向推。

我们知道,2007年,联合国以压倒多数通过《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该宣言第3条、第4条、第5条都肯定了原住民族的自决权,说“原住民族行使其自决权时,在涉及其内部和地方事务的事项上,以及在如何筹集经费以行使自治职能的问题上,享有自主权或自治权”:“原住民族有权维护和加强其特有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和文化机构,同时保留根据自己意愿全面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权利”。关于民族自决权,民族自决权分对外自决权和对内自决权。对外自决,意味着可以独立建国;对内自决,意味着可以建立自治制度。我们这里讲的是对内自决权。

不消说,原住民族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就是对《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也有很多争议或解释上的分歧。我这里无非是说,不能把中国现有的民族问题都归结于前苏联那以套民族理论和民族自治制度。我们的结论是,在中国,民族自治制度不应该一概取消。相反,至少在很多地方,民族自治制度应该真正落实。在中共一党专制没有改变之前,真正的民族自治固然是难以实现的,那么在未来民主宪政的中国总是应该也可以实现的。


马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出路



(图为5月25日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马戎教授在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生做题为《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出路》的学术讲座,据称在参加此次讲座的师生间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

改革开放已经30年,我们在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都进行了革新并取得进展。遗憾的是,在非常重要的民族问题一节,却基本上因循旧路。

如果不理清我国民族问题的症结,可以预见,不仅会影响到国内社会的稳定,也会对我国的外部崛起带来极大隐患。

出路在于,正如马戎先生所言,必须重新审视当时合理现在却严重滞后的“民族”理论,重新建立“中华民族”和56个“族群”的关系。并且,需要警惕近年来个别“民族理论”的权威学者甚至提出应废弃“中华民族”这一提法。关于这些学者要求进一步强化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甚至要求设立民族区域制度的全国性常设机构等提议,中央必须非常慎重……

此问题并非仅为统战问题,而关系整体社会和谐,关乎国家安危,值得深度关切。

如果说许多中国人在2008年以前对我国目前存在的“民族问题”还不很了解和不太理会,那么在拉萨“3•14事件”、奥运火炬境外传递遇到的干扰和新疆一系列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人们现在都开始意识到中国确确实实存在着“民族问题”,而且这一问题与“西藏独立”“新疆独立”等民族分裂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不但使西藏、新疆等地的城镇成为社会骚乱的常发地,使北京等大城市成为恐怖袭击的可能目标,而且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外交关系。可以说,中国的民族问题发展到了今天,已经成为中央政府和全体国民都必须正视和密切关注的重大问题,关联到了中华民族最最核心的利益。

那么,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我们如何能够从当前复杂纷乱的民族矛盾现象中梳理出一个头绪?只有当我们找出了问题的根源,才可能进一步思索解决问题的出路。本文将从一些最基本的概念谈起,结合中国“民族”现象产生的历史与现今最突出的问题,分析在新世纪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今后可能的出路。

1.关于“民族”概念的起源与内涵

既然我们思考的是“民族问题”,那么就应当从“民族”这一关键词的由来和内涵说起。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对汉语“民族”一词的解释:“在中国古籍里,经常使用‘族’这个字,也常使用民、人、种、部、类,以及民人、民种、民群、种人、部人、族类等字。但是,‘民’和‘族’组合为一个名词则是后来的事。1903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学者梁启超把瑞—德国的政治理论家、法学家J•K•布伦奇利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来以后,民族一词便在中国普遍使用起来,其含义常与种族或国家概念相混淆,这与西欧的民族概念的影响有密切关系。”(1986:302)。现在学者们大多承认,汉文“民族”一词应当与英文的“nation”相对应,具有特定的含义,而且这种具有现代政治含义的使用在中国只是近代才出现的。

2.什么是现代意义的“民族”?

具有现代政治意义的“民族”(nation)概念产生于欧洲,要想理解什么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nation),要从西方国家的“nation”这个概念的起源讲起。

中世纪后期在欧洲出现了三个运动,影响了欧洲此后的发展。一是文艺复兴,二是宗教改革,三是启蒙运动。发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强调了人性,借用“人”的形象来表现“神”,通过各种艺术创造把“人”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兴起于德国的宗教改革使民众摆脱了教会的各种控制和精神束缚,而法国思想家推动的启蒙运动则宣扬民主、自由、平等这些具有现代政治意义的新观念,明确反对封建王权,呼吁建立共和政体。这三个运动都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共和政治体制的出现提供了条件,做了必要的思想和舆论准备。

当时随着资本主义在西欧一些国家的发展,“第三等级”和市民阶级希望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体制,为了使资金、原材料、劳动力、产品能够根据市场需求比较自由地流动,新兴工商业者需要摆脱当时的王权专制和封建统治体系对其发展的种种束缚和限制,他们为此强烈希望推翻贵族帝王政权。为了建立一个王权和封建统治的替代物,从自由工商业者中成长起来的第三等级代表人物和思想家们提出了“民族”(nation)的概念,推动社会运动,参照原有国家的疆域范围,以语言和宗教等等为民众的认同基础,努力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即建立在地理和人口范围方面以“民族”为单元的体现共和精神的新政治实体(国家),这就是18世纪首先兴起于西欧的“民族主义”运动(nationalism)[1]。

3.西欧“民族”概念的内涵是什么?具有哪些要素能够构成一个“民族”?

欧洲的思想家们和政治领袖们在设想“民族”(nation)定义和它的地理和人口范围时,考虑到许多因素。英国研究民族主义的著名学者安东尼•史密斯对“民族主义”有系统论述。他认为在西欧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一个“市民的‘民族’模式”(acivicmodelofthenation),它包括了四个要素:首先是空间或领土的概念,即一个“nation”(民族)必须具有明确的地理边界;第二个因素即“民族”是“具有单一的政治意愿的法律与制度的共同体”(acommunityoflawsandofinstitutionswithasinglepoliticalwill);第三个因素是共同体成员具有完全平等的“公民权”,在公共事务和法律权利、政治权利与义务、社会经济权利等方面具有同样的“公民权”(citizenship);第四个因素是“民族”必须具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和传统)和公民的意识形态(civilideology)。因此,(1)历史形成的领土;(2)法律和政治共同体;(3)成员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权利;(4)共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这四条就是确定西方模式“民族”(nation)标准的组成部分(Smith,1991:11)

4.构建“民族”的目的:建立民族国家(nation-state)

欧洲一些思想家和他们的追随者提出“民族”这一概念,并对“民族”的地理范围和人口边界进行构想,宣扬“民族”意识和推动社会上的“民族主义”运动。他们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利用这类新政治实体的创建,努力摆脱原有的传统封建统治制度,打破旧的社会体系,在新的政治原则和政治理念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的“民族国家”和新型的社会体系。

两位学者曾精辟地总结了“民族主义”运动的最终政治目的。“民族主义认为人类自然地分成不同的民族,这些不同的民族是而且必须是政治组织的严格单位。……除非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国家,享有独立存在的地位,否则人类不会获得任何美好的处境。”“各民族是由上帝所安排的相互分离的自然实体,因此最佳的政治安排的获得是当每一个民族形成了独立的国家的时候。”(凯杜里,2002:7—8,52)“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元应当是一致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在要求族裔的(ethnic)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2](盖尔纳,2002:1—2)

“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运动首先出现在西欧,提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理念,并借助新兴的资产阶级、受启蒙主义思想熏陶的青年知识分子和传统部族领袖等社会力量,在各种政治势力角逐过程中根据各自对“民族”的认识与构建,建立了一批以“民族”为单元的“民族国家”。当时各“民族国家”内部包含的群体中也必然存在各种差异(血缘、语言/方言、历史归属),但在“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过程中各群体都接受了新的“民族”概念、建立了对新“民族”的共同认同意识。

在如何确定“民族”边界的划定方法、理解边界内外群体差异的性质、认识边界与历史沿革之间的矛盾时,人们也会出现歧义:为什么一个部落、一个地域应当属于这个“民族”而不是另一个“民族”?一个“民族”的边界怎样划分才最合理、最有合法性?毫无疑问,最后被多数人接受的新的“民族”概念及内涵必然带有“想象”和“构建”的因素,这与安德森描述的殖民地统治过程中产生的“想象的共同体”具有类似的特征(安德森,1999)。

5.西欧的“民族国家”

在这一历史时期通过民族主义运动推翻封建王权而形成的主权政治单元,就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而“民族国家”一旦成为现实的政治实体,它就会迅速巩固自己的政治基础和合法性,并在与其他国家的共同约定中被公认接受为新《国际法》的主权单元。政治学家一般将1864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视为“民族国家”的开始。

新兴“民族国家”这一政权模式在几个重要的西欧国家获得成功后,迅速地刺激了本国制造业、商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这几个首先建立新型政治体制的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军队迅速强大起来,成为欧洲国际舞台上的主宰,恃强凌弱,以拿破仑为首的法国就是一个典型。在这种态势下,邻近各国虽然国内资本主义生产要素尚未发达起来,启蒙运动对这些国家的精英与民众的影响也有限,但是这些国家为了与西欧各国相抗衡,不得不对本国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在此之后,随着西欧各国经济势力和殖民主义侵略向其他地区的扩展,其他地区的王国、土邦和部族也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国家形式。

6.“民族”的第二种模式:其他地区的被动效仿

一旦出现了以新兴“民族国家”为主导的现代国际秩序和政治格局,此后在其他地区重新塑建的政治实体,在其影响下其国家形式大多是仿照西欧理念的“民族国家”,即在原有政治实体疆域范围内,把各种不同的群体整合成一个现代的“民族”,在各群体中建立共同的政治认同和文化历史认同,并使各群体的所有成员都认同和忠诚于这个新的“民族”(nation)。受西欧国家冲击的东欧各国是这样做的,由欧洲白人移民建立的新国家(如美国)是这样做的,殖民地独立后新建的国家(如印度)也是这样做的。

史密斯认为在亚洲和东欧地区还存在另一个“族群的‘民族’模式”(anethnicmodelofthenation)。这个模式的特点为:(1)对血统和谱系的重视超过基于领土的认同;(2)在情感上有强大感召力和动员效果(popularmobilization);(3)对本土文化传统(语言、价值观、习俗和传统)的重视超过法律(Smith,1991:11)。

这第二个“民族”(nation)模式,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启蒙思想尚未发展起来的东欧和亚洲各国面对西欧已经发展和建立的国家形式的政治反应。它们在与西欧各新建的“民族国家”交往时,意识到这是一种新兴的、在国际竞争中强大有力并必须遵从的国家形式,因此在本国思想家和新兴政治集团的影响下,东欧和部分亚洲国家也开始了相应的“民族构建”过程。但由于这些国家缺乏现代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它们的“民族”模式只是对西欧政治形式的模仿。在时间序列上,第二个模式是后发和被动出现的,是对第一个模式的反弹和回应。

7.沙皇俄国的“民族构建”

沙皇帝国是一个带有封建传统、既有专制皇权又有贵族势力的大帝国。如果从罗曼诺夫王朝建立的1613年算起,这个皇朝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它在这两百多年里通过侵略战争使领土扩大了几十倍,俄国很多地区是由被征服的各部族组成的,各部族的首脑仍然掌握着一定的权力。沙皇俄国统治下的各群体大多仍应属于传统封建部族(tribes)的范畴,还没有接受现代“民族”(nation)的政治意识和组织形式。

自彼得大帝开始,沙皇俄国积极学习西欧,为了应付西欧向东方的势力扩展,也为了使自己加快现代化的步伐从而加入瓜分世界的游戏,沙皇俄国也在努力把自己的辖区转变成一个现代的行政管理体系,在俄国管辖各地组建行省,把各族人口传统聚居地划归由不同的行省来分别管理,努力削弱下辖各部落的独立政治意识,努力建立“俄罗斯民族—国家”,即开始了俄国的“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进程。换言之,也就是试图把传统封建帝国转变为西欧式“民族国家”,努力把原来传统的部落辖区转变为帝国行省,力图构建一个“Russiannation”。

当我们比较1840年、1900年沙皇俄国的行政区划图和苏联时期的行政区划图时,可以看到在今天乌克兰的这块土地上,沙皇俄国时期设有9个行省,今天白俄罗斯这块土地上,沙皇俄国时期设有5个行省,尽管行省的边界线不完全重合,但大致的地理范围是清楚的。现在俄罗斯联邦的欧洲部分有13个自治共和国,占俄罗斯联邦欧洲部分领土的大约三分之一。这些自治共和国在当时沙皇俄国的治下都是行省,并不存在民族自治的问题。当年的行政区划图可以说明,沙皇俄国曾经努力使这些少数族群融合进俄国的统一行政体制中,使俄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而这个过程被十月革命中断了。

8.斯大林把苏联建成了一个“民族联合体”

在十月革命前,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了早日推翻沙皇俄国反动统治,从发动革命和夺取政权的需要出发,采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就是把沙皇俄国统治下的各部族都称为“民族”并鼓励和支持他们独立建国,积极鼓动沙皇统治下的这些文化、语言、历史各不相同的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哈萨克人部族起来造反。因为镇压这些部族的叛乱,必然会造成沙皇俄国的兵力分散、财政空虚,这样工人起义的成功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为了鼓动各部族起义,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宣布说这些群体都是“民族”(nation),天然拥有自决和独立的权利,俄国工人阶级将支持他们从反动沙皇俄国统治下独立出去。列宁和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包括“民族”定义,“民族平等”“民族自决权”等都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中产生的。

苏联正式成立以后,在斯大林领导下进行了“民族识别”工作和随后的制度建设,这是一种把沙俄原来的传统部族“政治化”并引导成现代“民族”的做法。1922年正式组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的组成部分中包括了俄罗斯联邦等15个加盟共和国、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州、10个自治区和128个边疆区或州,每个单元都以“民族”来命名。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如西德、瑞士、美国等也是联邦制,但是这些国家下属单元的地域划分是根据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形成的,既不根据“民族”进行划分,也不以“民族”来命名。对本国行政区划完全根据民族来划分同时又以民族来命名的只有苏联、中国、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

由于苏联共产党承认这些群体都是“民族”,都建立了自己的行政单元(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拥有自决权和独立建国的权利,所以苏联成了一个由许多“民族”联合组成的“多民族联合体”,而不是一个“民族国家”。根据1923年和1936年的苏联宪法,每个“民族”都有独立的权利,每个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都有自己独立的议会和宪法,在体制上都有各自的总统及内阁部长们。所以苏联是一个多重政治结构,第一层是苏联,第二层是各加盟共和国,第三层是自治共和国,第四层还有自治区和边疆区。苏联宪法明确规定,联盟是“各拥有平等权利民族的自愿联合”,“每一个共和国均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

在苏联的新体制下,各族接受了现代“民族”理念及其政治含义,“民族意识”不断加强。同时,苏联宪法也为这些“民族”脱离苏联并成立独立国家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戈尔巴乔夫不负责任的改革过程中,苏联原有的意识形态纽带、经济秩序、政治凝聚力都遭到破坏,于是那些已建立“加盟共和国”的“民族”因势转变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直到今天,一些已建立“自治共和国”的“民族”(如俄罗斯联邦的车臣自治共和国、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等)仍在为独立而战。苏联在民族理论工作和民族制度实践中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应当仔细研究和借鉴。

俄罗斯现任领导人当前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如何在“民族理论”上进行转向,在新的方向上着手启动“俄罗斯联邦”这块土地上的“民族构建”进程。

9.清朝末年和随后的中华民国如何进行“民族构建”

当清朝在“船坚炮利”的欧洲舰队和洋枪队攻击下一败涂地后,朝廷在列强逼迫下不得不开展“洋务”、对外派遣留学生并允许西方思想与出版物进入中国,西方的“民族主义”和“民族”理念也必然进入中国并影响中国各族知识界和民众。

在救国救亡的严峻形势下,中国的思想家和精英人物必然会考虑按照西方“民族国家”的模式来重新构建自己的国家与民族,20世纪初关于“中华民族”“国族”概念的讨论、30年代先后出版的几部《中国民族史》反映出西方“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在中国知识界的传播和当时一些人希望从构建“民族历史”的角度来增强中国凝聚力的一片苦心(王桐龄,1934)。“中华民族”“中国人”这一称呼,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取代了“清朝臣民”。日本人绝对不使用“支那人”来称呼蒙古人、满人、藏人等,刻意地把“中国”的范围仅限于汉人地区,甚至提出了一个“中国本部”的概念,为其分裂中国埋下伏笔。这是我们今天在思考中国的“民族问题”时绝对不可忽视的历史大背景。

1911年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提倡“五族共和”。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第一讲中说“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并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孙中山,1981:2),明确提出以“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单元来建立“民族国家”。清末和民国时期企图分裂中国的英、日、俄等帝国主义者,别有用心地用“民族”(nation)来称呼中国境内的蒙古、新疆、西藏各部落,混淆视听,并直接煽动各部落追求“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为此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1939年曾专门撰文《中华民族是一个》予以批驳(顾颉刚,1996:773—785)。

10.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理论”和国家构建

中国共产党建党时,即接受了苏联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为了革命和夺取政权斗争的需要,曾一度表示支持蒙、藏、回等“民族”自决,建立中国的联邦制政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的民族政策调整为主张“民族区域自治”,放弃了联邦制。但是斯大林的民族理论的核心概念和苏联制定的民族政策在20世纪50年代基本上被新中国政府接受下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许多方面(城乡经济的所有制体制、政府结构、高等教育体制、军队建设等)效仿苏联的成功经验,也包括了民族理论和相应的政策。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新中国只能“一边倒”,只能效仿苏联,这是那时合情合理的抉择。在中央政府组织下,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先后“识别”出56个“民族”,这样就在“民族”概念上出现了一个双层结构(上层是“中华民族”,下层是56个“民族”)。

由于改革开放前我国民众很少有机会在国际事务中直接体会到“中国公民”的现实意义,而在国内日常生活中由于各种民族制度与优惠政策使少数民族身份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结果在客观上把“中华民族”虚化和架空了。我们几十年来一直在报刊和讲堂上宣讲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介绍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介绍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这样宣讲和教育的结果就使包括汉族在内的国民把对“民族”的认识定位于56个民族,而不是包含所有中国人的“中华民族”,并把现代政治观念的“民族”意识介绍给各“民族”的知识分子与民众。
在“民族识别”工作完成后,政府为每个国民都确定了“民族成分”,这使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人口边界清晰化,而为各“民族”设立的“自治区域”则催生或加强了各族的“领土”意识,以“民族”整体为对象的各项优惠政策(计划生育、高考加分、自治地方的双语教育和干部名额等)的实施也使各族民众的“民族意识”不断强化。

一些人的“民族意识”具体体现在:(1)不欢迎其他“民族”成员来到自己的“自治地方”;(2)极力保护本民族语言在学校的使用,对部分成员不会讲母语特别关注;(3)希望培育和发展“本民族经济”;(4)极力通过宗教、风俗习惯、历史教育等增强本族成员的“民族意识”和凝聚力。这与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四条内容完全相符。换言之,他们认为,如果这四个方面淡化了,他们的“民族”就会削弱甚至消亡。

这种催生出来的“民族意识”主要体现在接受了政府“民族理论”教育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干部当中,而那些接受“民族理论”教育较少的普通农牧民对国家和政府的忠诚情感仍是十分纯朴的。许多来自农村牧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原来并不具有现代政治意义的“民族意识”,但是当他们在民族院校比较系统地接受了“民族理论”、民族政策课程之后,民族意识开始萌现并不断强化。这就使保持了几千年统一历史的中华民族凝聚力逐步淡化。

承袭自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和类似苏联的民族制度和民族政策,使得新中国没有完成20世纪初开启的“民族国家”的构建进程,而是逐步转向了类似苏联的“多民族联合体”。这就是近年来在中国一些地区出现的民族关系问题和民族分裂思潮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基础。

11.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

综上所述,目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就在于1949年建国后,我们参照苏联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民族”定义)、民族制度和民族政策,在中国进行了“民族识别”,客观上把中国建成了一个“多民族联合体”,这一结构使有些原来并不具有现代“民族意识”的“民族”精英开始接受这样的意识并萌发潜在的独立愿望。

建国近60年来,中国的民族关系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和谐的。这与中国的基本国情(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大一统国家、广泛的民族混居和族际融合、汉族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汉族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占有明显优势、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扶助与优惠政策)及具体政策的实施效果相关。特别是1950年代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土改”和“民主改革”运动,使那一代少数民族民众从心里感激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当时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的政治素质、政策水平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成为凝聚各族团结的有力纽带。自1980年代批判“文革”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开始淡化,无论是少数民族民众还是汉族干部都出现了“代际更新”的现象,1950年代建立起来的传统感情纽带也开始出现变化。

从理论上讲,只要一个群体被本国政府、外国政权以及本群体精英集团认定是一个“民族”,那么,无论是根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传统的“民族自决权”理论还是根据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自决权”原则(“无条件地、坚决地维护每个民族的政治自决的权利,即分离的权利”。[列宁,1958:217]),这个“民族”都会非常自然地萌生出通过自决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愿望。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派遣出国的留学生和来到西部旅游和交流的境外人员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催生民族主义思潮的媒介。

在中国的56个“民族”中,有些人口较少、居住分散的群体从来没有独立的政治要求也不认为这样的分离运动具有可行性,但是一些人口规模大、高度聚居、历史上曾经建立相对独立政权的“民族”,它们的精英集团在内外“民族理论”的指引和外部反华势力的鼓励下就会出现民族主义思潮和独立的诉求。当前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与打击下,这些诉求表现得相对隐蔽。在解体后的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类似的分离主义态势。我国存在的真正的民族分离主义危险,并不在于那些实施恐怖袭击和制造街头骚动的极少数极端主义分子,而在于少数民族干部与知识分子内心中的现代“民族”意识。近年来个别“民族理论”的权威学者甚至提出应废弃“中华民族”这一提法,这一动向值得警惕。关于这些学者要求进一步强化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甚至要求设立民族区域制度的全国性常设机构等提议,中央必须非常慎重。

12.中国民族关系中出现的新形势

近年来,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中央政府和沿海各省在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投入巨额资金,启动了许多大项目,这些项目吸引了许多东部和中部的汉族劳动力来到西部,也在改变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这使得汉族与西部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

由于近些年来各级政府在汉族民众中开展的民族知识与民族政策教育工作十分薄弱,这些来到西部地区的汉族企业家、管理人员和农民工们对西部少数民族的历史、宗教、文化习俗缺乏了解,其中一些人因为当地少数民族汉语交流能力差和文化差异对他们怀有偏见和歧视,我们在西部一些城市(如拉萨)的调查发现,外来汉族流动人口的收入明显高于当地进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收入,这些现象必然会导致部分少数民族成员感到不满,再加上外部敌对政治势力和宗教势力的鼓动与支持,一些朴素和普通的文化差异问题、利益分配问题就会转变为民族情绪,并使极少数激进分子铤而走险。这些极端主义的活动有时以恐怖袭击的形式出现,有时以街头骚乱的形式出现,由于这些活动的对象针对固定的“民族”,很容易激发民族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和感情隔阂。而这些出现在双方普通民众中的民族情绪很容易被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所利用。

2008年的拉萨“3•14”事件和西藏、新疆等地发生的其他事件,虽然带有一定程度的“民族”背景,基本上是群体治安事件和个别极端分子实施的恐怖袭击事件。但是随后在北京等大城市和汉族地区发生的针对藏族、维吾尔族人员的整体性歧视行为(出租车拒载、旅店拒住、机场歧视性安检等)却反映出汉族整体性的大汉族主义态度,这是非常令人担心的,这样的态度使许多反对“3•14”事件和其他暴力行为的藏族和维吾尔族民众非常伤心,也使汉族中的有识之士感到震惊。这充分暴露了自“文革”后政府在汉族地区缺乏民族知识、民族政策普及教育所造成的恶果。

我们感到,这些年来以汉族民众为对象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情、民族知识教育和民族平等的政策宣传非常薄弱,汉族地区普通中小学教育中关于介绍我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宗教习俗和我国民族政策的内容很少,甚至许多方面可以说是空白。这使得汉族民众和青少年普遍缺乏关于我国少数民族的基本知识,在他们思考问题时有意无意地把“汉族”等同于“中华民族”,有些政府所属文化部门关于“中国人”是“华夏子孙”、“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的片面宣传在客观上也加强了这一倾向。黄帝崇拜是清末革命党狭隘“排满”的民族主义的产物(孙隆基,2004:18—21),许多少数民族对黄帝和龙图腾并不认同,这些片面狭隘的宣传有损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加强,需要政府及时关注和纠正。

13.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出路

众所周知,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如美国和印度,国民中也存在许多不同的种族和族群,存在不同的宗教和语言群体,但是它们的“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目标就是把所有的群体建成一个共同的“民族”(nation),把这些群体称为“族群”(ethnicgroups),并在“文化多元主义”的旗帜下保存和发展各少数族群的文化特征和风俗习惯。全体国民共同的核心认同(identity)是“民族”而不是“族群”,强调的是国家宪法和国民的公民权,而把种族、族群之间的差异主要视为文化差异,不认为也不允许各族群有自己特殊的政治权利。这可以看作是把族群“文化化”的思路。虽然美国的种族关系在历史上一度非常糟糕,但是在强调种族平等、强调公民权的积极引导下,种族偏见和歧视逐步减弱,有黑人血统的奥巴马以绝对优势当选美国总统即是一个明证,他的选举口号是为全体美国国民谋利益,绝不带任何种族色彩。尼赫鲁总理在印度获得独立后最关注的事业就是如何淡化各群体之间因体质、语言、宗教、种姓差异而带来的认同冲突,全力构建“印度民族”(Indiannation)。这一把种族、族群差异“文化化”并以此淡化种族矛盾和政治冲突的思路,在美国、印度等国的实践大致是成功的,也值得“多民族”的中国借鉴。

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下,我曾在2004年提出把中国的民族分界、民族身份“文化化”也就是“去政治化”的思路,建议保留“中华民族”的概念,并在这一思路下重新开始“中华民族”的“民族构建”,以“中华民族”为核心认同,建立一个全体中国人的“民族国家”,同时把56个“民族”改称“族群”(简称××族),在这样的概念框架下强化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逐步淡化目前各“民族”的“民族”意识(马戎,2004)。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加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共同凝聚起来,以一个民族即中华民族为单元来面对和参与世界各国间的激烈竞争。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依然保留了“部族国家”中传统意识的群体,将会过渡转变为现代“公民国家”的国民,那些长期以来接受了本族是“民族”的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也需要一个理解和适应的过程。这将是一个漫长和需要足够耐心的历史发展过程。

14.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指引下反思“民族”理论、调整民族政策

我国建国后宣传的民族理论、设立的各项民族制度和政策已被人们熟知而且习惯,如果有人提出异议,肯定很难被接受。可是我们的时代和社会在不断变化,列宁和斯大林创建的苏联已经解体,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变化。应当通过我们对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变化的调查研究,通过对各民族认同意识演变的分析,并与其他国家的族群关系的理论探讨和政策实践进行比较,以实践为尺度来检验和反思我国建国以来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实效。在这一讨论过程中,所有的人都可以发表不同意见,彼此都不要扣政治帽子。这样就可以在充分的学术讨论过程中逐步达成共识,并根据新的思路来逐步调整我们的相关理论和民族政策。

至于今后我国的民族基本制度和政策应如何调整、调整的次序与进度,那些都不是眼前最急迫的问题,可以在达成共识时通过具体研究和实验来循序渐进地加以推进。但是在目前,如果我们不把“民族”这个现代国际政治、现代国家理念中最核心的概念讨论清楚,随着族际交往的发展、随着境外势力的介入、随着熟悉我国民国时代传统民族关系人物的辞世,我国的民族关系在今后只会更加复杂与恶化。如果一旦中国出现民族分裂,所有的群体都是“输家”,前南斯拉夫就是一个最触目惊心的典型例子。我们必须让大家都清楚地认识到:每个“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与中华民族整体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只有在“民族”的基础理论上想清楚,重新思考中国“民族构建”的新框架,逐步调整我国的相关制度和政策,努力使13亿国民把“中华民族”当作自己最核心、最根本的认同群体,这才是中国民族问题在未来的出路。

另外,近日中央政府决定全国中小学设立“民族团结”课,这非常必要和及时,但是如果课程内容讲授的仍然是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和民族理论,那么开设这些课程的实际效果也许会事与愿违,很可能反而会强化各族学生的“民族意识”,催生离心力。我想,我国中小学“民族团结”课程的内容需要遵循这样几条原则: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即所有民族一律平等;二是56个“民族”从历史到今天都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结构上是共生共存的“多元一体”;三是中华民族是当今国际政治格局中的“民族国家”单元,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差别主要是文化、血缘、历史记忆等方面的差别,各族成员都应强化中华民族整体的“民族意识”和国民意识;四是在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国际竞争的“单元”是“民族国家”。因此,中华各族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各族需要紧密团结、合作奋斗,共创共同的美好未来。

那些把中国当作潜在敌手或竞争对手的国家或政治势力,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利用中国国内的“民族关系”大做文章,打“藏独”牌、“疆独”牌、“台独”牌来牵制中国在新世纪的崛起。一旦中国强大起来,它们为了自身的实际利益,也会毫不犹豫地背弃这些民族分裂组织,在“牌桌”上把它们抛出去,它们过去也曾这样做过。对于这一点,中国各族民众和知识分子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注释:
[1]“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一词在欧洲出现的最早年代大约是1789年,使用者是一个流亡英国的法国教士奥古斯丁•巴洛,用来表示推翻贵族君主制政体的社会运动(余建华,1999:21)。
[2]盖尔纳在讨论“民族”(nation)的时候,在这句话里把它与“族群”(ethnicgroups)混在一起了。

参考书目: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1986,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安德森,1999,《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台北:时报出版公司。
邸永君,2004,《“民族”一词非舶来》,《中国民族报》2004年2月20日第6版。
盖尔纳,2002,《民族与民族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顾颉刚,1996,《顾颉刚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凯杜里,2002,《民族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列宁,1914,《关于民族政策问题》,《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1-219页。
马戎,2004,《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122-133页。
孙隆基,2004,《历史学家的经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孙中山,1981,《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
王桐龄,1934,《中国民族史》,上海:文化学社。
余建华,1999,《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北京:学林出版社。
Glazer.NandD.P.Moynihan,eds.1975,Ethnicity:TheoryandExperience,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
Smith,AnthonyD.1991,NationalIdentity,London:PenguinBooks.
(Endnotes)

来源:《领导者》(双月刊)2009/2月号,总第26期。


李大同:西藏问题有解么?

时隔50年后,西藏人民又多了一个"节日"——百万农奴解放日。与此同时,关于西藏今昔的大规模宣传甚嚣尘上,这标示经过北京奥运期间的短暂妥协后,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的"谈判"到此为止了。

在"两会"结束时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说,"如果大家查一查1987年在美国达赖喇嘛发表的'西藏五点和平计划'和在1988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发表的'七点补充建议',那里都明确讲到,需要中国军队和军事设施撤离西藏,要立即制止汉人,他所说的中国人迁入藏区,已经进入的要撤离。白纸黑字,达赖喇嘛要纠正是可以的,但是要赖是赖不掉的。"

问题在于,西方国家与国内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这早已不是达赖喇嘛现在的立场。达赖喇嘛现在的立场,最近几年里由他本人及他的主要发言人已经表达得很清楚,那就是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承认外交和国防属于中央政府权限(这当然就包括了在西藏驻军),愿意在中国宪法范围内实现西藏自治。从西方国家的角度看,这明显已经具备了谈判的共同基础,为什么就谈不下去了呢?

公开出来的所谓"分歧",其实毫无实质意义,譬如达赖喇嘛要不要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似乎"古"一点就增加了合法性。

有多古呢?据说是在元代,可是蒙元是不是中国的一个朝代历史学家们还没掰扯清楚呢,蒙元统治的地界比那时中国和西藏加起来还要大得多吧。

晚清以来中国丧失的领土至少有150万平方公里;蒙古"自古以来"属于中国也毫无疑义,现在能要回来吗?藏区到底应该有多大也不是个要害问题,因为再大也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是可以谈的。

自设陷阱

问题在于"自治权"上。

中国在宪法中规定实行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建立了五个自治区和33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还有上千个"民族乡"。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过,是中共建政后的一个"创造"。不过这个创造还是跟苏联学的。发源于近代欧洲的"民族自决"理论,被列宁主义发扬到了极致:即任何一个群体,只要拥有相互认同的共同的文化特征而自认为是一个民族,它就有权利在其长期居住的一块领地上实行自治,同时,还有权利决定是否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苏联宪法确实规定了加盟共和国随时有"退出"苏联的权利。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激进和国家制度安排,与多民族大国的政治统一格格不入,结果只能是说一套做一套。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从来就没有"自治"过,更别提"退出"了。

不幸的是中共领袖根本无暇考虑民族问题,只能跟在苏联后面亦步亦趋。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宣言中称:"我们只有承认民族的独立权和民族的分离权,也就是承认中国境内所有的民族都能够从中国分离出去,都能够独立并自成一国,那么我们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1931年11月7日,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第十四条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的地域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

中共建政后,向苏联学习,"识别"甚至制造少数民族,中华民国时代汉满蒙回藏五族被扩大为56个少数民族,这项工作直到1986年才算完成。少数民族自治区的设置同样是向苏联学习,只不过大一统的历史传统没有让"区"变成"国"罢了。这种突出、强化民族差异的做法,可说是今天所有民族问题的根源。如今没有一个自治区的党委书记是由这个民族的人来担任,也就是说,所谓自治,是汉族党委书记的领导、监督下的"自治"。既然如此不放心,何苦当初给自己挖这么个大陷阱?

"少数民族自治"有两个核心问题,一是这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如果承认民族自决,就逻辑上包含了"民族独立";二是政治体制,民族自决的路径,只能服从于这个民族多数的意志,也就是说,"自治"只能建立在民主体制上,以该民族公民投票来决定这个民族的领导人和政策。很明显,前者与中共继承的大一统帝国观念不相容;后者与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不相容。

正因为如此,无论达赖喇嘛如何声明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声明不寻求独立,声明愿意在中国宪法范围内实现藏民自治,中国政府还是不能答应,王顾左右而言他。在目前的国家制度和政治体制下,西藏问题基本无解。

也许,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根本就是错的,至少已经被证明是没有出路的。值得认真研究的是美国的做法。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或许没有哪个国家的居民的种族、文化背景比美国更复杂。然而美国却实实在在成为了民族的大熔炉。美国没有一个黑人自治州、自治市,黑人已经当了总统。中国实行少数民族自治制度已经半个多世纪,然而现在有谁认为,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或者回族,已经可以担任中共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呢?

2009年6月23日星期二

吁请关注:拉卜楞寺被判重刑僧人的亲属聘请律师,争取上诉权利!





图为在不公开审判结束之后,甘南州电视台播放拉卜楞寺两位僧人被判消息,这是当地藏人对电视报道的截图,不甚清楚。图1为被判无期徒刑的僧人次成加措;图2为被判15年有期徒刑的僧人迪克坦开。


吁请关注:拉卜楞寺被判重刑僧人的亲属聘请律师,争取上诉权利!

文/唯色

2009年5月21日,甘肃省甘南州夏河县拉卜楞寺的两位僧人,被甘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审判,判以重刑。当日,甘南州州府合作市全城戒严。

一位僧人是次成加措(此名为身份证名,有关报道写成“次诚嘉措”),37岁,夏河县九甲乡人,被以“分裂国家”为名,被判无期徒刑。另一位僧人是迪克坦开(此名为身份证名,有关报道写成“塔凯嘉措”),34岁,夏河县桑科乡人,被以“煽动分裂国家”为名,被判15年有期徒刑。

两位僧人被判刑,与去年3月15日在夏河县发生的大规模僧俗民众的抗议游行有关。次成加措被认为是带头抗议者,在当局对抗议藏人展开大逮捕后出逃,去年5月22日于舟曲县遭捕。迪克坦开也于去年遭捕。

从被捕、判刑至今,长达一年多以来,两位僧人的亲属从来没有被允许探监,也被拒绝到法庭旁听审判。迪克坦开因病手术,当局仍不允许其家人探望。据悉,两位僧人在关押期间遭到刑讯逼供。

两位僧人被判刑之后,在夏河县城、拉卜楞寺周围以及寺院内,出现许多抗议传单,认为被判僧人只是通过和平方式表达内心诉求,却在不允许请律师、不公开审判的情况下,遭到如此沉重的判刑,显然司法不公。

两位僧人的家人非常痛苦,母亲分别是七十多岁和六十多岁的老人,遭此打击,卧病不起。

中国司法工作者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强调,西藏僧侣作为中国公民,应当享有法律赋予的得到公开、公正司法审理的正当合法权利。中国当局哪怕是为了证实中国是一个他们自己所称的法制国家,也应该对该案的被告人进行公开、公正、公平的审判,以展示中国是如何保障被告人合法权力的,而不应该仅仅宣布一个判决结果。

两位僧人无非是上街和平抗议,却被判刑太重,实则是当局出于震慑人心的目的,故而罔顾法律,对抗议藏人严加惩罚。类似行为不仅仅发生在拉卜楞寺的这两位僧人身上,从去年3月至今,遍及所有藏地,未有任何减缓。从各地传来的消息证实,仍有许多藏人在被抓捕,仍有许多藏人在被不公开判刑,如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江达县,最近有六位僧人被判12-15年有期徒刑。

两位僧人在一审遭判重刑之后,提出上诉。目前,被关押在位于兰州市的甘肃省安全厅看守所。

鉴于一审是由当局指定律师,因此,两位僧人的家人已于最近从外地聘请律师,为二审做辩护。据悉,律师已于6月19日,与两位僧人的家人即委托人见面,并且向有关部门上交相关手续,正在为二审的辩护做准备。

然而,尽管家人已与律师取得联系,律师按照法律程序在进行工作,但最大的担心是,当局野蛮剥夺两位被告人委托辩护律师的法定权利,并以最快速度宣判最终结果。

因此,在此强烈呼吁媒体以及人权组织予以关注!

2009-6-23

2009年6月22日星期一

今年“萨嘎达瓦”的真相




图1为新华网报道“一批驻华外国记者走进西藏采访”,这批外媒记者于6月18日下午抵达拉萨,21日下午离开拉萨,采访时间为三日。

而这期间,恰值西藏一年一度的宗教节日“萨嘎达瓦”的尾声,见图2……


今年“萨嘎达瓦”的真相

文/唯色

如果只看新华社的报道,会以为今年的“萨嘎达瓦”一派祥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了完全、彻底的落实。因为它这么说:“从凌晨到午后,拉萨古城内外至少有超过十万人的信众在转经、施舍、放生、过林卡,传统宗教节日凸现浓郁的现代人文情怀和生态文明。”

长达一个月的“萨嘎达瓦”,今年始于5月25日,将于6月22日结束。从拉萨传来的消息说,之前各单位开会传达上级指示,禁令公务员、职工及党员去寺院朝佛或转经,如果发现一律革职;离、退休人员则停发养老退休金。各大中小学对学生也有类似传达,惩罚是予以退学处理。又称普通百姓可以进行佛事,但强调不准聚众等等。禁令囊括各阶层,虽是老调重弹,然而其中包含的恫吓和恐惧,惟有藏人自己明了。

这期间,拉萨的一位年轻人联络自由亚洲热线节目,勇敢地冒险陈述实情,尽管声音做了处理,仍让人为其担心。他如是介绍:“林廓路上布满带着武器的军警和便衣,让人惊讶又害怕。有的转经路已被封闭,只能绕道而行。转经藏人常常遭到盘问,以至于不敢白天转经,只敢在夜里或者凌晨去转经……游客只知孜廓路上熙熙攘攘,以为藏人信仰自由,却不知在林廓路上,藏人会遭遇多少持枪的军警便衣,并被凶神恶煞地喝斥……”

这期间,恰逢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端午节与“萨嘎达瓦”都是不同民族的民俗节日,一个属于汉民族,一个属于藏民族,然而所获致的待遇却大相径庭。有藏人在网络上讽刺道:“前天的前几天,单位开大会,要求国家干部不得过萨嘎达瓦节,还要教育家人不要参与,昨天的前两天,单位开小会,要求过好我们的端午节,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能过上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真幸福啊……吃饺子、吃汤圆、吃月饼、吃粽子……吃祖辈们一生也没吃过的粽子,怀念祖辈们从没听说过的的爱国伟人……”。

这期间,以康巴为主的藏人约两百名,在最神圣的藏历四月十五日这天,沿袭传统,一如往常,去祖拉康朝拜释迦牟尼佛像,在布达拉宫广场向布达拉宫磕长头,发出“佛法昌盛”、“众神胜利”的呼声,这必定会引来军警便衣的关注。随后又去朝觐从前的国家神谕院——乃琼寺,但在路上就被全副武装的军警阻挡、驱逐,不久就有13名藏人被抓捕,至今不知结果。

而就在这期间,拉萨也迎来了中国外交部组织的记者团,包括十多名驻京外媒记者。采访三日,走马观花,可想而知可以看到什么。一位外媒记者清醒地嘲笑说:“他们会给我们看一切都非常好,一切都在尊重当地民俗。”而记者们想要看见的,是不会给他们看的,因为他们想要看到的是真相,这还得了?当然,真正有新闻操守的记者,也可以洞察被竭力掩盖的黑幕下的一角,比如乔装成汉地游客的便衣们布满拉萨全城,就像是“六四”布满天安门广场穿各种衣服的杂牌便衣,他们撑开雨伞企图遮挡全球最著名媒体的报道,却在全球众目睽睽下丢尽了中国的脸。

一切都是欲盖弥彰。一切都是矫枉过正。一切都是弄巧成拙。西藏有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布满各个角落的摄像头,那黑洞洞的紧盯着藏人的摄像头可以作证。

2009-6,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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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批驻华外国记者走进西藏采访
发布时间:2009-06-22 来源:新华网 作者:文涛

http://www.tibet.cn/news/index/tpxw/200906/t20090622_484314.htm

21日,包括美联社在内的10家驻华外国媒体的记者在拉萨顺利完成为期4天的采访活动。这一活动是由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组织的。

由17名记者组成的记者团18日走进西藏,他们深入到拉萨的寺庙、学校、火车站等地对僧侣、学生以及游客和当地农牧民进行了实地采访。

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公保扎西20日专门举行记者招待会,并邀请拉萨市市长多吉次珠以及自治区发改委、旅游局等单位主要负责人,共同向参加招待会的外国记者和国内部分媒体介绍了西藏的宗教、旅游、经济、环保等情况,并对外国记者的提问逐一进行了翔实回答。

德国电视二台记者在招待会上感慨:“在采访中我看到了一个美丽、和平、安宁的拉萨,这是一个美丽的城市。”

公保扎西说:“希望外国记者通过实地采访,把看到的、感受到的,用他们手中的笔和镜头,告诉告诉全世界一个真实的、开放的西藏。”

2009年6月19日星期五

一封信,来自在中国内地学习的藏人大学生






这是一位在中国内地学习的藏人大学生,于去年11月全球藏人特别大会期间,致大会的一封信,表达了境内年轻藏人的所思所想。半年之后,这封信辗转至此,故而发在我的博客上……

图1为拉萨城关区拉鲁小学,在2007年9月1日开学时,学校门口的标语。

图2为2009年3月28日,在中国官方制定的“农奴解放纪念日”的座谈会上,北京的藏人学生被安排在会上充当花瓶。

一封信,来自在中国内地学习的藏人大学生

博加洛(西藏必胜)!

Tibet(博),对于我们来说是记忆中的故乡,不光是政治意义上的西藏自治区,包括所有的藏族自治州、县在内。但由于1951年“西藏解放”,到1956年西藏自治区成立,致使Tibet在中国已被“西藏自治区”取代了,以至于现在的许多藏人青年,连Tibet的真正含义都不懂。

今年(指的是2008年)以来,在全藏地发生了1989年以来范围最大、参加人数众多的抗议,但是都被武力镇压了。仅在拉萨被抓的藏人达数千,被打死的也有很多。有些人虽然被释放了,但因在监狱里被虐待,导致身体残疾或出现一些不明症状,有的人甚至死于监狱中的酷刑。

然而在中国,所有媒体都受到严格控制和审查,藏人被凌辱、被毒打的消息一概不见报道,有的报道甚至说藏人是恐怖分子,导致藏人的形象完全被破坏。在中国内陆,很多汉族人对藏人充满敌意,认为藏人都在“分裂祖国”,都是罪魁祸首,大街上看到藏人会避开。由于汉族学生对西藏的无知,学校里藏汉学生之间经常发生矛盾等等。我个人觉得,问题的关键不在我们也不在一般的汉族民众,而在于国家的宣传,每天都充满了欺骗百姓的新闻和报道;许多学术文章的目的也是为中共的执政服务,一直愚弄百姓,致使很多汉族百姓、大学生对西藏根本就不了解,即便稍有所知,其依据也都是来自教科书或国内的报道,而没有来自国外媒体或国际组织的声音。最让藏人大学生气愤的是,众多汉族大学生到现在还在相信尊者达赖喇嘛是要恢复过去的“农奴制”,甚至在各大网络上恶搞尊者达赖喇嘛的法像,书写污蔑、诋毁尊者达赖喇嘛的文章,导致众多藏人学生的不满,然后引起网络上的纷争,甚至相互有暴力倾向。有时候,我们这些在内地读书的藏人大学生真的忍无可忍,很想教训那些无知的汉族学生,但是这样做只会显示我们的野蛮和暴力,所以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情绪,继续跟他们在一起生活、学习……

在中国,对尊者的误解太大了,甚至什么政治都不懂的百姓都会对尊者无端地有仇恨,那些人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仇恨,只知道中共所宣传的达赖喇嘛要“分裂祖国”、要恢复“农奴制”,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恶魔”。因为百姓的新闻来源太单一,而且知道的也都是假的,而他们也不会去探究是不是真实的,导致误解太深!

11月10日,中央统战部的朱维群、斯塔和拉萨的白玛赤林做的新闻发布会,我们都看了。看了很伤心,很愤怒。我们都知道中央是在耍我们,奥运结束了,他们想来硬的,还说什么西藏问题不存在,只存在达赖喇嘛和他身边部分人的前途问题,无视600万藏人的未来。事实上,在中国内地各个大学里的藏人大学生,都很关注近来的谈判,结果都是骗局,大家都很失望和愤怒。在网络上,每天都有很多藏人大学生在讨论这些事,只是我们作为一个个的个体也无能为力。但是我们坚决反对一切所谓的代表藏族人民的那些官员和他们的言语,还有他们的政治立场!我们坚决反对毫无根据地诋毁、污蔑尊者的人和他们的言论、行为!

接下来,我想要说的是,首先,本人作为一个藏人大学生,非常关心我们民族的教育。

目前,在整个西藏自治区内,从小学阶段开始,完全用汉语教学,除了藏文课。甚至拉萨地区的幼儿园,也给小孩子接受汉文化的教育。这样的现状,对于我们一个民族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当一个孩子的思维能力尚未发展,语言处在学习的关键时期,就开始用汉语来教学,是在无形中对一个民族的消灭。目前,对小学生主要以汉语教学,导致孩子从小就对藏文失去兴趣,就开始不学习藏文。而在社会上,也有不少人提出藏文无用论,导致父母让孩子学习汉语而放弃学习藏语。尤其是就业,藏文到了有无都无所谓的地步,而不会汉语就找不到好的工作。在政府机关里,主要是以汉语为主,虽然会有藏文的文件,但翻译都不正规,只是一种形式和摆设。很少有汉族干部学习藏语,或政府鼓励汉族干部学习藏语,导致上层与基层很难取得真正的联系。有的干部不是为了人民和国家而工作,而是纯粹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图谋,从来就不把西藏地区的事情当一回事。种种原因导致藏文在社会各界的地位很低,甚至成了有无都无所谓的境地。

这一切,我们都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的。而国家每年说什么取得了骄人的成绩,都是糊弄人的,有些“成绩”根本就是西藏自治区政府造假。

目前在大学里的藏人学生,都觉得自己失去得太多,尤其是母语;都在呼吁政府能够重视我们的母语,然而没有什么改变。

西藏问题不光是政治上的问题,最重要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教育。现在,很多藏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西藏自治区的教育是变态教育,抛弃母语的教育。这足以反映问题已经到了何等危急的地步。

正如尊者所说,我们的文化在灭绝,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在中国的藏人都看得很清楚,所谓官方对西藏文化保护得很好,无非都是形式,表面文章,都是给外人看的,而真实情况是什么我们都很清楚,只是,我们这些学生不能多说,说多了就会遭到很多困难,甚至有开除的危险。所以我们很多学生都很悲观,有可能再过一个世纪,我们这个民族就会从地球上消失。

其次,在政治上我一直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个人觉得,独立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真正的自治应该是我们可以争取的。西藏自治区于1965年成立,到现在已经有半个世纪左右了,在中国已经是一个省级的行政单位,而且各个藏族自治州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系统。尊者所倡导的“中间道路”,想把所有藏人生活的地区设为一个自治区,类似一国两制中的香港、澳门那样的行政单位,而我个人觉得,中国政府是永远也不会答应的,而且中国的百姓也不会答应的。虽然我们民族自决的话,我们都会选择这个方案,但是现实里我们没有这个自决权。所以我认为,西藏自治区和各个藏族自治州的行政单位不变,但是我们需要完全的自治,从最高一层到最低一级都由藏人掌控,实现真正的自治。这一点比较现实,不然跟中共硬碰硬,我们肯定会受伤的。

目前,在中国的许多藏人大学生都认为独立不可能,而我所说的那样的真正的自治,大家都比较认同。若我们确实有独立的实力,有真正的外力来帮助我们,我想我们都会选择独立;但是事实上,我们没有这个实力或帮助我们的外力也几乎没有。我们只能是依靠我们自己,而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都清楚,尊者也绝不会同意暴力。

对于我们这样的很多在中国的年轻藏人来说,若一旦真的发生冲突,一旦真的被暴力威胁,我想我们不会怯懦的,哪怕死也会为民族而死的。可是现实里,我们不能选择暴力,我们真的太弱小了。

目前在中国,由于消息封锁得太严密,很多藏人很难得到外面的信息,尤其是我们,在中国几乎没有说话的权利,代表我们藏人的就是那几个不为藏人信任的官员,而我们的喉咙是被锁住的。

我们内外藏人都有一颗藏人心,为民族的心,虽然我们远隔千里,但是总有一天我们是会相聚的。新生一代的在中国的藏人年轻人,虽然曾经被他们洗过脑,但是我们骨子里的藏人情怀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在大学里的藏人学生基本上都能接触到网络,得到了空前的信息,看到了我们自己真正的历史,唤醒了一代人的记忆,也唤醒了被洗去的思想。

请流亡在外的同胞们放心,虽然我们有所汉化,我们的藏语里夹杂着汉语,但是我们正在努力改变自己,寻回失落的记忆。我们绝不会忘记自己是藏人,更不会抛弃自己的民族!

请你们放心,请你们能奋斗加油,我们的心永远会在一起!

太阳在西藏升起时,我们一起返回西藏!

又及,从网上看到,有关尊者之后,认证15世达赖喇嘛的讨论。我代表我周围上千个藏族大学生要说的是:我们需要尊者,永远!

博加洛(西藏必胜)!


正在中国学习的一名西藏大学生

2008年11月12日

2009年6月18日星期四

许志永:关于藏区314事件调研报告的一些反思



似乎外媒们误读了,把公盟报告说成了另一种样子,听说许志永开始拒绝采访了。也是,堂堂VOA,把许志永写成许永志,听上去就跟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工人似的,多郁闷啊。公盟报告更主要是弥合,修补,干的是那修路架桥的活儿,一下子这么放在聚光灯下烤啊烤,会有麻烦滴。。。

找到许志永的博客,看到他的《关于藏区314事件调研报告的一些反思》,其中已经有了“我们知道有藏独等外部因素”、“有些问题,比如腐败等问题,中央政府只要下定决心健全民主法治制度是有可能解决的”、“外国媒体……只是关注报告中列举的政府失误”、 “我发现西藏问题上我们的立场和一些外国人不一样,他们有不少人主张西藏独立,而我们坚定地主张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的目的是想让中央政府和普通中国人知道,有时外媒报道可能有助于中央政府知道,但报告的传播也会被一些人当成主张西藏独立的材料……”

图为今年3月的拉萨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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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藏区314事件调研报告的一些反思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8956f0100dmsg.html

《藏区314事件经济社会成因》调研报告去年下半年写完今年2月份最后定稿,先是寄给了一些领导和一些相关政府部门,4月份在公盟网上公布。这是由方堃他们几位完成的调研报告,杨子云和我也参与了其中。报告的主要思路是发现引发314事件的内部成因,我们知道有藏独等外部因素,但外因已经谈得太多了,缺少藏区普通人的声音。

当我们了解到藏区的经济社会存在大量问题,比如现代化化带给藏区的冲击、教育问题、腐败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我们就给本报告定了主题,那就是理解,加强汉藏人民之间的理解。尤其是我们希望汉族人更多理解藏族同胞面临的社会问题,至少不是受到“敌对势力”煽动就闹事那么简单。只有理解了,才能化解敌意,消除歧视,和谐相处。

所以,这份报告是给政府看的,希望更多倾听普通藏族人的心声,调整西藏政策,建立真正让藏族人内心高度认同的统一的国家,同时也是普通中国人看的,藏族人是我们的同胞,是我们的公民。有些问题,比如现代化带给藏区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有些问题,比如腐败等问题,中央政府只要下定决心健全民主法治制度是有可能解决的。

当有外国媒体采访我的时候,我表达的是这个立场,但是报道中他们不怎么提现代化,也不怎么提理解的主题,他们只是关注报告中列举的政府失误。我们倒不是回避谈政府的失误,我们从不避讳批评政府,但问题是我们的主题不见了。还好,第一个报道影响不太大。

接下来是《时代周刊》采访,电话里说是采访公盟的事情,没想太多就答应了。来了之后谈314报告,我一再重复自己的立场,包括我们推动法治进程的努力。但是报道出来以后标题是“政府失误导致314事件”,还是偏离了我们设想的主题。所以以后再有外媒采访我一概拒绝了。当然有的媒体没有采访也刊登了报道。

我发现西藏问题上我们的立场和一些外国人不一样,他们有不少人主张西藏独立,而我们坚定地主张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希望中央政府采取更为妥善的政策更好地维护统一,在维护统一的同时最大限度维护藏族同胞的利益。我们的立场和一些国内同胞也有差异,我们认为藏族同胞也是中国的公民,哪怕他们犯了罪,他们也应当有获得辩护的权利,如果他们获得辩护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怎么彰显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一个国家如果连基本的法治都不讲怎么指望人家有向心力?

接受媒体报道是一个教训,但确实也有些为难。我们的目的是想让中央政府和普通中国人知道,有时外媒报道可能有助于中央政府知道,但报告的传播也会被一些人当成主张西藏独立的材料。不过整体上看,我们还是主张公开,让政府和普通中国人看到的意义,应该远远大于负面作用。

许志永2009-06-12

附:报告结论和建议部分:

六、结论与建议


为了国家长久的和谐统一,西藏314事件值得我们深入反思。如果只是强调外部因素而忽略了内部社会治理结构的反思,那是对我们国家的不负责任。在现代化大背景下,藏区的经济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与其他省份、其他国家乃至藏区其他民族的人相比,显得相对落后,尤其是看到那些外来人员在藏区挣的财富,无形中会产生一种相对被剥夺感。与此同时,传统的宗教文化也受到现代化的冲击,很多年轻的藏人是困惑迷茫的一代。所有这些问题背后有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国家治理结构存在的悖论。自上而下的权力关系造就了一批地方藏族干部,他们利用来自上层的权力资源在民族地方构建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国家的经济援助大都变成了少数的政绩工程和少数私人的财富,他们不善于面对公众,不善于面对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多元思想的社会,常常激化社会矛盾,然后寄希望于中央政府买单。普通藏人感受国家的帮助不如感受到的被剥夺感更明显,他们像很多内地省份居民一样对地方吏治多有不满。日积月累的困惑和愤怒加上宗教等外部力量的导火索,导致了314事件。

我们认为,目前并不存在一些人所言的“灭绝西藏”的事实依据。汉藏关系的主流是善意。但通过藏区3•14骚乱,我们发现,藏区社会凸显出了各种矛盾和困境。我们试图通过调研和文献的梳理来理解这种困局,理解藏区民众的生存境况。本报告反映出来的只能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这些视角肯定不能涵盖藏区问题的各个面向。但一切尝试是基于一个基本的初衷:理解,在藏区的变迁中去理解;同时希望引发更多、更深入的探讨。

我们呼吁“团结、平等、互助、和谐、以人为本”的民族关系、“多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建设、共同繁荣、共享成果”。前提是政府充分认识到藏区百姓的公民地位,保障藏族百姓的权益,观念思路要适应快速现代化时期藏族地区的社会现实,期待能够不羁于当前理论,扩展视野,突破政策。

调研小组针对“3.14事件”的社会因素调研,提出以下的对策建议:

1、认真倾听普通藏人的声音,在尊重和保护藏人各项权益的基础上,调整藏区政策思路,制定适合藏区特点、符合藏人意愿的发展政策。

2、引导藏区经济结构的合理发展,特别注意引导全体藏人分享、获得充足的机会和发展利益。注重培养本土性的经济实体;扶持中注意改变力度的严重不均,缩短藏区内部城乡贫富差距;将援助范围扩展到西藏以外的藏族自治地方。继续以资金援助与技术帮助、人才支持相结合的经济发展模式,采取吸引外资,同时适度保护当地产业。在劳动力市场方面注意保护藏人充分就业的权利。针对藏区农牧业区域,推进惠及个体的扶助和保障。

3、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加大对地方权力结构的有效监控,加速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进程。对藏区政权出现的腐败、执政水平、渎职等行为,不再姑息,尤其是打击那些假借“反分裂”之名压制地方社会问题的官员。确定更合理和民主的藏族干部选拔政策,优化现有的干部结构。

4、关注年轻藏人的生存状态,用最大的诚意解决当前藏区教育,尤其是乡村教育、农牧民教育问题,通过补贴、引导等方式吸引适龄儿童完成普九教育。继续发展和鼓励藏区高级人才的培养机制,优化大中专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加快完善藏区基层的职业技术教育,采用和东部省份学校联合办学的方式,让藏族学员走出去,增大较高科技含量技术和实用藏区生产技术的培训力度,培养熟练技术工,消弭各种壁垒,鼓励藏族青年多元就业和创业。在学校教育中,特别关注加大和发展适合的藏民族历史文化的教育内容,加大公民意识培养的内容。必须将教育和培训看成是长远解决藏区问题的重中之重。

5、充分尊重和保护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恢复和支持正常的宗教生活和活动。充分认识到宗教性和宗教生活对藏区和藏人的重要意义。在文化宗教方面,要因势利导,注意宗教权威作用。尊重和恢复正常的法会、游学、求法和僧阶考试等宗教活动。注意保护藏传佛教的传承。在宣传活动中,充分保护和尊重藏民的宗教感情。

6、在解决藏区问题时,需要转变思路,采用更积极和智慧的应对方法和思路。以疏导、理解和融合为主导思路,减少民族间的偏见、隔阂和伤害。在处理突发事件时,改变从上至下的过分强势态度,智慧地调动藏区本地的积极力量(比如宗教力量)解决。

7、推进藏区治理的法治化进程。敦促出台以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自治地方自治条例为代表的法律法规,改变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法建国至今缺少下位法的现状。规制关键性的资源的所有权、处置权等问题。鼓励藏区各方面专家积极参与藏区政策的讨论和谏言中。

8、在维护和宣传民族团结局面的建设,以藏区改革开放成就的宣传代替以往对过去农奴制度的渲染。在体现发展的活力的同时,坦陈藏区面临的社会问题。警惕分裂和民族仇恨的民族主义暗涌。在解决问题是区分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宗教问题,不同问题不同处理方式。

上个月的拉萨街头




这是上个月的拉萨街头。
一位西方游客拍摄到的。
背对军人的藏人女孩,竖起中指……


2009年6月16日星期二

台北~主题讲座:你从未见过或听过的西藏



6月3日-6月24日,在台北,举行关于西藏的讲座。讲座人有纪录片导演、台湾图博之友会会长、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以及……

台北~主题讲座:你从未见过或听过的西藏

来自台北的介绍:

西藏,又称图博,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
最为人所知的是传说中的香格里拉……
但这似乎与我们在电视上认识的地方有着宏大的落差。
大块文化传递来自西藏现场的声音,让我们重新认识图博的一切。

~即将举行的讲座~

主题:达赖喇嘛与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道路

时间:6月17日(周三)晚上8:00-9:00
讲师:索朗多吉(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
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被迫离开西藏,流亡政府未被任何主权国家索承认,但由于达赖喇嘛的努力与奔走,该流亡政府已经获得大量西方国家及印度的同情,而二○○一年,印度的西藏流亡小区以直接选举的方式选出首席部长,也开启民主的道路……

主题:听说西藏──发自西藏现场的独立声音

时间:6月24日(周三)晚上8:00-9:00
讲师:神秘嘉宾
他们是处于现场的人。身在西藏现场,又敢于把真知说出来,还具有分析和传播能力,这样的人在今日中国不说绝无仅有,也当是凤毛麟角。在西藏信息被中国官方垄断和遮蔽、外界难以进入西藏现场的今天,他们的作用难能可贵。
地点:诚品信义店3楼广场mini forum(台北市信义区松高路11号3楼)
参考书目:《听说西藏》、《西藏记忆》、《杀劫》、《看不见的西藏》、《天葬》、《名为西藏的诗》(整个六月,继续七九折。)

~已经举行的讲座~

主题:我在达兰色拉,遇见达赖喇嘛

时间:6月3日(周三)晚上8:00-9:00
讲师:廖文瑜(纪录片导演)
人生中的苦难看似不幸,但亦是磨练心志最好的时机,看达赖喇嘛如何在流亡中粹炼出身而为人快乐的本质,看藏人如何因佛法信仰而能处处安住。在红尘浊世中仍能保有一份乐观潇洒的心境是现代人共同的议题。

主题:青藏铁路对西藏(图博)的冲击

时间:6月10日(周三)晚上8:00-9:00
讲师:周美里(台湾图博之友会会长)
青藏铁路,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连结西宁与拉萨,全长一千九百五十六公里,有人认为铁路的修建将带给西藏农牧民更多的就业机会;但也有人认为西藏的文化将受到汉化侵蚀……

2009年6月15日星期一

实录:“把敌人声音压下去!”



早在2000年,为了落实江泽民的“把敌人声音压下去”的指示,当局针对西藏与新疆实施了投资巨大的“西新工程”,全面布署了大功率发射机进行干扰。在整个藏地,为阻碍藏人收听境外广播而专门设立的干扰站多达数百个(这是前几年的大概数字)。

2004年,中国官方的“西藏问题”学者向当局报告:“尽管近年国家花大力气极力改进民族地区广电事业,但目前在西藏不少偏远农牧区仍然只能收听到国外广播节目,如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的藏语节目,出现‘空中是资本主义,地上是社会主义’的现象。”(见<美国涉藏传媒及其对汉藏关系的影响>,李涛撰文)。

为了禁止藏人收听、收看RFA和VOA等境外电台电视节目,一直以来,中国当局在藏地的寺院和民间没收地面卫星接收器。今年5月间,在安多甘南各地,这一规定执行得非常严厉。此同时,在收缴了地面卫星接收器之后,当地的广播电视局会上门来强行安装有线电视。

夏河县当局通知拉卜楞寺寺管会,要求寺院责令所有安装卫星天线的僧人拆除地面卫星接收器,否则在检查时,一旦发现,或者罚以重款或者采取其他严厉措施,然后由夏河县广播电视局来给僧舍安装有线电视。

这几张照片拍摄于5月20日,地点是甘南州卓尼县著名古刹——禅定寺。




2009年6月13日星期六

“六四”之后,于无声处听惊雷



图为我在《纽约时报》上参与的讨论。

“六四”之后,于无声处听惊雷

文/唯色

《纽约时报》记者来信,邀请我在天安门事件20周年之际,参与一场讨论。话题为:1、当前在中国的不同政见者,正在以何种方式存在和表达他们自己呢?2、我们现在是否可以说中国已经变得比那时更开放了呢?或者说,这样的可能有没有呢?如果有,困难度又有多大呢?3、在对中国的当权者提出自己的见解后,以你个人的经验,你认为事情会像你所希望的那样变化吗?

其实这些话题也是我平素的思考,所以回信答复:与1989年相比,今天的中国并不如那时开放。那时候,即1980年代,弥漫全社会的气氛是“文化热”,人们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新的思想和知识,言论自由的程度较高。而现在,当权者在经济上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在政治上依然一党专政,对言论和信仰的钳制甚至倒退至文革。各级官员构成利益集团,知识分子犬儒化,其他族群权益受损,社会道德江河日下,人权状况触目惊心,等等。

在中国的异见者的空间是非常狭小的,因为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历来不能是批评者,更不能是反对者,而须得是政府的仆役或喉舌,否则日子会很不好过。比如一位作家,如果叙述的是属于“自己”的真实故事,那么当权者的大棒就有可能落在头上,得到的惩罚包括令其噤声,或者使其消声,如著作被查禁,文章不能发表,更严重的甚至失去人身自由。但这并不是说这个国家没有开放的可能性。这些年,在中国,关于人权和宪政的诉求渐渐增多,公民意识上升,各种维权活动方兴未艾,这尤其体现在互联网上。知识分子的命运得以有所改变,或者说,被边缘化的知识分子的声音得以传播到外界,正是因为互联网的出现。

我个人的经验让我深刻地认识到互联网的重要性。互联网为异见者的声音提供了另一个空间,那是一个看似虚拟却真实地影响着人们生活的空间;互联网的力量,使得权力者再也不可能一手遮天。我是一个西藏人,我的声音为西藏而表达。对于我来说,我写书,我开博客,并通过媒体发声,是我作为异见作家的存在方式。而我从2005年起开设博客,在中国的三个博客被关闭,在海外的博客被中国黑客入侵,如今继续的是第五个博客,实际上网络的空间很大。当然,互联网也是一把双刃剑;专制力量可以利用它来实现其目的,甚至变成可以追捕自由声音的监狱。

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中国官方话语或权威体系关于西藏的几乎所有的“叙事”上来看,莫不皆是“介绍”西藏、控制西藏,进而企图永远地保有西藏,而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删除与修改中,真相被掩盖了,恐怖被隐藏了,他们于是以为这样做就会掌握主动权,然而西藏这几十年的情况证明不是这样的。因为世界很大,空间也在逐渐扩大,当残酷的历史被掩盖,当黑暗的现实被掩盖,却有许许多多的普通人在以自己的勇气和智慧揭露被掩盖的真相。从这方面来讲,坚持是最重要的。只要坚持,总会有变化。

西藏不是无声的。尽管在普遍的沉默中,许多人被逮捕或被迫害,然而,互联网将为失去声音的人们重新争取存在的空间。总的来说,互联网是当今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活动场域。互联网将改变中国,也将改变西藏,这对我们大家来说,是最重要的转折点,于无声处听惊雷。

2009-6-3,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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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纽约时报 09年6月2日

http://roomfordebate.blogs.nytimes.com/2009/06/02/chinas-new-rebels/

中国,新的不同政见者

China’s New Rebels

在1989年春,数千名来自中国的名牌大学的学生占领北京天安门广场数周,以抗议政府腐败,要求民主。100多万人走上街头。然后于6月4日,在全世界的目光中,军队和坦克开进广场向人群射击,杀害数百人。

20年以来,中国变得更加开放,经济崛起,互联网把普通公民与世界各地连接到一起。然而,仍然缺乏民主自由,监控维持不变,学生似乎不愿意考虑上街表达他们的不满。

我们问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有些在中国,有些流亡国外——以及中国政治学者,在当今中国,不同政见者以何种形式而存在?政府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的要求?

Xiao Qiang, China Digital Times
(萧强,中国数字时代)

Woeser, Tibetan poet
(唯色,藏人诗人)

Bei Ling, Tendency, an exile literary journal
(贝岭,流亡文学刊物《趋势》)

Jeffrey N. Wasserstrom, history professor, The China Beat blog
(杰弗里,历史教授,中国禁毒博客)

Persian Xiaozhao, blogger in Shanghai
(波斯小昭,上海的博客作者)

Yang Jianli, Initiatives for China
(杨建利,倡议为中国)

Donald Clarke, law professor, Chinese Law Prof Blog
(唐纳德·克拉克,法学教授,中国法学教授博客)

Jerome A. Cohen, N.Y.U. Law School’s U.S.-Asia Law Institute
(杰尔姆·A·科恩,纽约大学法学院在美国亚洲法律学会)

John Kamm, The Dui Hua Foundation
(约翰·卡姆,对话基金会)

Kerry Brown, senior fellow, Chatham House
(克里·布朗,高级研究员,查塔姆大厦)

2009年6月12日星期五

茉莉:柴玲起诉卡玛,是不是“恶意诉讼”?



图为纪录片《天安门》的夫妻导演卡玛(Carma Hintan)和高富贵(Richard Gardon)。

茉莉:柴玲起诉卡玛,是不是“恶意诉讼”?

六四20周年纪念日那天,我把美国人卡玛的记录片《天安门》又细细地重看了一遍。在欧洲生活了15年,我已经有了多元的观念和视角,因此更能够认识卡玛:一个有理想、有正义感和历史感的制片人。虽然卡玛难免有自己的局限,但在制作这个记录片时,她力求客观、公正和全面,不为任何人护短。这样的态度,使《天安门》成为记录片中一个不可多得的优秀经典。

此时正是网上讨论柴玲起诉卡玛的官司很热火的时候。2007年,原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尖子班(注:美国一商业软件公司 Jenzabar)现任总裁柴玲,与她的丈夫 Robert Maginn, 在美国麻州波士顿以损害名誉和商标侵权两项罪名,对卡玛的长弓制作组——一个非盈利性的纪录片制作公司提出了控告。

美国法院已经决定不予受理有关“损害名誉”的起诉。但是,对“商标侵权”的指控,法院认为:虽然由于两家公司业务不同,尖子班胜诉的可能性极小,但仍决定给予尖子班一次为其指控提供证据的机会。官司一打两年,长弓作为一个独立制片和历史档案机构的基本生存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2009年4月15日,长弓纪录片制作组发出了题为《纪念六四 兼论言论自由及其倡导者》的呼吁 书,获得了几百名西方教授、学者和中国作家学者的签名支持。

我和网友讨论此案,谈到柴玲起诉的那个商标侵权官司,我认为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曾是柴玲支持者的网友大脚说:“以商标侵权告卡玛,完全驴唇不对马嘴,我看属于恶意诉讼,报私仇。”这句话启发了我,于是我便去查有关“恶意诉讼”的有关资料。本人对美国法律一窍不通,愿以此文与各位对此案有兴趣的网友探讨。

◎ 柴玲有诉讼目的之外的其他目的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在《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中,恶意诉讼是一种侵权行为,被称之为“无正当理由的诉讼”,规定为三种形式,其中有民事诉讼程序的非法利用民事诉讼程序,以及滥用诉讼程序。

柴玲诉卡玛一案,比较接近恶意诉讼的第三种情况:行为人有诉权,但是故意利用这种诉权提起刑事或民事诉讼程序控诉他人,目的是为了达成该诉讼程序的目的以外的其他非法目的,给被诉人造成损害的行为。

就中文网上的议论来看,几乎所有批评柴玲的人,都认定柴玲有诉讼目的之外的其他目的。人们普遍认为,柴玲诉卡玛的真正目的不是商标而是报复,原因是,卡玛的长弓公司于1995年发行的纪录片“天安门”中引用了美国记者康宁汉对柴玲的一段采访。

柴玲在采访中说:“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至极的时候它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们真正才能团结起来。但是这种话怎么能跟同学们说?”,“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这样想。”柴玲这些话被人解读为“让他人流血,自己逃生”,起很多批评和非议。

人心有杆秤,很多人都看得很清楚,卡玛的记录片只是如实地纪录当时的情况,包括柴玲后来又改变主意留在了广场这一事实。但柴玲却怀恨在心,欲借助诉讼的合法形式掩盖报复的目的,企图让制片人卡玛遭受巨大的精神(时间和精力)和经济(律师代理费及其诉讼费等)的损失。

著名作家王力雄在《神化天安门运动是我们的心魔》一文中说:“今日有了钱的柴玲,开始着手打击破坏了她神化形象的长弓,这才显示出真正问题。……但是当损害名誉告不成,还要用商标侵权的诉讼耗尽长弓的有限资财使之垮掉,就透露出整人和报复的用意。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能用金钱扼杀言论自由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会不会用权力去做同样的事?”

海外著名网络作家芦笛说:“我认为电影《天安门》并无严重失实之处,是一部相当难得的好电影。柴玲因为该片没有美化她,反而为世人如实留下了她的历史性证言,向读者揭示了她阴暗的内心世界,就此恼羞成怒,动用自己公司的雄厚财力,对非盈利组织长弓纪录片摄制组恶意兴讼缠讼,搞到人家快破产的地步。”

旅居丹麦的女作家贝苏尼说:“卡玛的片子不好,你柴玲有的是钱再拍一部嘛,写文章批卡玛嘛。反正我不能认同这种试图搞垮对方的做法。”

不但是网友公论认定柴玲另有恶意的企图,就是柴玲的前夫封从德以及六四学运的哥儿们,也一个个出面帮柴玲倒忙,指出柴玲有诉讼程序目的之外的其他目的。由封从德执笔、郑义等十几个人签名的“致记录片《天安门》制片人卡玛・韩丁和理查德・戈登的公开信”,再次敦促卡玛纠正电影《天安门》中的史实错误(网上已有评论说明该“史实错误”子虚乌有,完全不能成立)。

封从德和柴玲之间曾有过婚姻关系,现在柴玲捐给民主运动的一百万美金,据说也由封从德参与具体管理。由于这样的关系,我们可以认为,封从德的态度就是柴玲的态度。由封从德执笔的对《天安门》影片发难的公开信,清楚地表明了,柴玲诉讼之外的真正目的不是商标,而是这个影片。

封从德还曾经向记者透露,早在10年前,他就建议柴玲把纪录片《天安门》中歪曲的内容放到法律的平台上来解决。所以在封从德看来,柴玲以商标侵权提起诉讼,以报复卡玛的记录片,这种侵权行为没有什么不对。由此可见,这些所谓的“学生领袖”既不懂法律,也不懂言论自由。

◎ 该官司具备“骚扰诉讼”的各项特征
  
骚扰诉讼是恶意诉讼中的一种。这种诉讼是指原告在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的基础上向被告提起诉讼,以求给被告造成诉讼烦累,或带来名誉上的损伤的诉讼。这种诉讼更多的是以获得某种心理上的满足为目的。

根据网上一篇题为《以民事诉讼为视角浅析当事人不良诉讼心理》的民法论文,骚扰诉讼有四个特点。我们可以看到,柴玲诉卡玛的诉讼基本上具备这些特征。

一,原告不以胜诉为目的。其主要目的在于给被告带来诉讼中的麻烦,使被告被无谓地卷入诉讼之中空耗时间、精力与金钱,或者使被告在充当被告的过程中受到名誉上或商誉上的损害。

而柴玲的官司正是如此。美国法院已经告知原告柴玲:由于两家公司业务不同,她的尖子班胜诉的可能性极小。但柴玲仍然一意孤行要打下去。这就表明了她真正的兴趣所在,是要依仗财势,用大笔金钱来玩卡玛,要把卡玛的公司玩到倾家荡产。

早在2007年2月,柴玲就发出一封律师信威胁卡玛,说卡玛诽谤,其大致内容是:2003年《波士顿邮报》报道柴玲公司的一个被解雇的职员告状,指控柴玲有不法行为,但该名告柴玲的职员现在撤诉了,卡玛的网站就应该撤下这条消息。于是,卡玛把有关更正的消息贴上自己的网站。她做了柴玲所要求做的事情,但柴玲仍然在2007年五月(三个月后)提起诉讼。

二,不积极追求诉讼的效率。在这类诉讼中原告胜诉的可能性很小,一般来说骚扰诉讼的进行过程就是诉讼目的的实现过程,因此当事人并不将诉讼的重点放在结果上,而将中心放在如何拖延诉讼,延长双方的诉争过程。

2008年8月,法庭做出裁决,卡玛方不存在诽谤,只给柴玲的商标诉讼一个“提供证据的机会”。但是,从08年8月到09年3月底,七、八个月时间里,柴玲方面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拖延时间的意图非常明显。

直到09年3月柴玲方才又开始动作。他们提出要取证,卡玛方按照对方的要求提供了资料。但卡玛方也要柴玲方提供证据,其中包括:柴玲指控卡玛“为中共效劳”的依据在哪里?她和她的公司遭到了怎样的损失?这些证据,柴玲方一直拒不交出。

到09年5月29日,此时卡玛方已经公开发表了呼吁信,柴玲方却突然给法庭提出一个“紧急提案”,说他们只能在保密的情况下才提供证据,而且要求法庭将提供证据的时间延长三个月。可见,柴玲的重点还是放在延长诉讼时间上。

6月2日法庭再次开庭,听取双方律师的辩论。6月4日法官作出裁决,柴玲方的提案被法官驳回。法官同意卡玛方的意见,只有商业机密和不公开的客户才可以保密,其他的内容不需要保密。法官要求柴玲方在两个星期之内把证据拿出来,即6月23日,柴玲方必须提出有关卡玛“为中共效劳”的证据。

三,原告并不实施伪造证据的行为。这是骚扰诉讼和欺诈诉讼最大的区别。

至今为止,尚未发现柴玲伪造证据,所以此案只能视为骚扰诉讼,而不是欺诈诉讼。

四,被告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比较困难。在骚扰诉讼中,原告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被告很难证明原告是恶意诉讼。另外,如果被告提起诉讼,要求追究侵权责任,那恰恰符合了原告的目的,得不偿失。

这就是卡玛的困境。她被柴玲拖下官司的陷阱,却很难维护自己的权益。柴玲作为原告,可以随时在情形不妙时主动撤诉,那么,卡玛耗费的大笔金钱就无法获得赔偿。如果卡玛就柴玲的恶意诉讼提出新的诉讼,这将会陷入一场新的官司,面对财大气粗的柴玲,卡玛的新官司又要花费大量金钱和精神,这是一般人奉陪不起的。

◎ 机关算尽,往往会砸了自己的脚

综上所述,柴玲诉卡玛,具备“恶意骚扰诉讼”的所有特征。尽管卡玛已经没有精力和财力去起诉柴玲的侵权行为,但我们可以从法理和道义上认识这种做法的恶劣性质。西方的法律多如牛毛,当有钱人图谋报复,任意兴讼,致使他人倾家荡产时,自由社会就必须运用公众舆论施压,制约有钱人的任意妄为。最近,柴玲整人的恶意诉讼引起广泛的指责。

苏晓康先生在《六四解套说》一文中谈到:“直到今天,谁看到那群‘广场领袖’们,有意愿为这场悲剧承担他们自身的责任?他们被营救到西方之后,大多在长春藤名校受过最好的教育,可是教育是教不出伦理和信仰来的,所以他们二十年后还躺在指责对方的摇篮里晃悠,甚至,他们至今仍不肯说出真相来。”

在那么多人血染长安街头之后,逃出来的“广场领袖”柴玲被捧为英雄,靠着美国人的资助念了名牌大学,却在发了大财之后,以金钱去报复一个不为谋利、只为真实纪录天安门事件的美国制片人,从而威胁了我们视为珍贵的言论自由。

机关算尽的人,往往会砸了自己的脚,即使卡玛的公司被柴玲搞得破产了,她的《天安门》仍然是著名的历史经典,她给中国民主运动所做的贡献仍然会被人铭记。而柴玲,她在记录片中的那些令人恶心的言论,会因为她这个恶意的官司更加为人不耻。

为了声援卡玛,笔者在长弓公司网站的呼吁书上签了名(http://www.tsquare.tv/chinese/film/Appeal-Chinese.html),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关注这一案件。(卡玛公司的联络邮箱:info@longbow.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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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中所引用的一些诉讼事实,来自长弓公司的网站,有原始法律文件为证。
2009年6月10日于瑞典

【转载于茉莉博客http://blog.dwnews.com/?p=54306

图为柴玲在1989和2009。

2009年6月11日星期四

请解救我们的同学洛桑丹增!【转】


图为洛桑丹增。他与我同龄。我在2004年写的长诗《西藏的秘密》,即“献给狱中的丹增德勒仁波切、邦日仁波切和洛桑丹增”。

请解救我们的同学洛桑丹增!

雪莲


自西元一九八七年开始,为了反抗中共政府的强权和暴政,许多藏人将生死置之度外,西藏人民当时在首府拉萨发起多次示威活动,并立志要与中共暴力机器抗争到底。由于人们长期受到中共强权的肆意暴虐和压制,愤而起身争取人生自由的藏人之中,许多人被打死、更多的被关进监牢、造成家庭妻离子散,並经历外界无法想像的悲慘遭遇。当时就读西藏大学二年级的洛桑丹增等藏大近上千名藏汉师生,都目睹了当时政府在拉萨实施的残暴手段及同胞们为了自由奋不顾身的精神。洛桑丹增也在那浑浊的现实中被捕入狱,慘遭中共漫无止境的身心凌辱。

洛桑丹增,男,一九六六年出生于西藏拉萨。八岁入小学,毕业后進入拉萨市第一中学,学习成绩优异,于高中毕业后考入西藏大学藏文系文学班。我和洛桑丹增是西藏大学九一届藏文文学班的同班同学,他是本班的第一位班长。从他被捕的那一刻起,我们的心就被一股无形的悲痛压迫着。即使到了如今,我們当中有人流亡他乡,在异国他乡享受人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却从不曾遺忘身陷囹圄的校友。

据当时和洛桑丹增同囚室的人透露,一九八八年三月五日,洛桑丹增被捕入狱,与其他四人同时被冠以“杀死武警元世绅”【唯色注:是袁石生】的罪名;另外,于一九八九年元月十九日,由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洛桑丹增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在拉萨扎细监狱服刑。在监狱期间,洛桑丹增等人为了反抗管教人员对犯人的虐待和暴行,在狱中领导同伴进行了四次和平抗议行动,因此遭受四次小间囚室内的禁闭,一年中有八个月一直戴着脚镣。

由于当时得到国内外的大力声援并谴责中共的恶行,一九九一年三月五日,西藏自治区高級人民法院將原判決减刑为无期徒刑,并于同年四月二十八日將洛桑丹增移送至现林芝地区波密当曲县监狱服刑。最后,于一九九四年由无期徒刑改为十八年有期徒刑。若自一九八八年他被捕入狱时算起,扣除审讯期限,洛桑丹增应于今年(二○○九年)获释。据知情者透露,洛桑丹增现在狱中患了严重的肾病、关节炎、风湿性心脏病、经常性剧烈头痛、视力明显减退等患有诸多疾病,即使有幸活着出狱,也将面临終身难以摆脱病魔纠缠的命运。

往事历历在目,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仍未从过去的梦魇中醒來。从去年三月份开始,在西藏三大区域爆发了大规模的抗暴事件,那犹如历史悲剧重现在我們眼前。这些日子以來,许多藏人同我们当年的悲惨处境一样,只为一声自由的呼号或者提出自己的意愿而被关进黑暗的监牢,忍受着非人的折磨和摧残。其中更有上百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我們从未曾愈合的心灵伤口再一次惨遭恶毒和难以忍受的撕裂。

我们不断地在思索着,身在西藏境外并处在自由国度里的我们究竟能為西藏境內的同胞们做些什么呢?几经思量,居住在海外的我、索朗多吉、达瓦扎西及普琼泽仁等藏大校友决定联署为我们的校友洛桑丹增等共同发出我们的呼吁──

首先,我们呼吁中国政府──若你们还有一丝良知,就让洛桑丹增到外国养病,这是你们从身心两方面折磨洛桑丹增整整二十年后,最后唯一能够为他做的人道行为。你们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剥夺洛桑丹增继续生活下去的人权和自由!

此外,我们更要迫切地呼吁所有支持正义的政府和团体、声援西藏组织、人权机构、关怀弱势族群的人士、向往自由和民主的人们──请救救洛桑丹增!

洛桑丹增在狱中经历整整二十年我们常人难以想像的、无法忍受的艰难和折磨,早已身心俱疲,希望中共政府让他到国外就医,让他得以像前政治犯阿旺桑珍和平措尼珍等人一般,在自由的国度里度過余生。

请解救所有受压迫的人民!让所有为自由与和平而奋斗的人早些得到呼吸自由空气的机会,来享受人生因该享受的幸福生活!!!

谨此向世界上所有富有正义的仁人志士们致以我们西藏大学署名校友们最崇高的敬意!


西藏大学校友署名:

索朗多吉(台灣)
达瓦扎西(印度)
普布泽仁(印度)
岗拉嫫(印度)

二○○九年六月八日签发

──《观察》首发


附:

西藏的秘密
——献给狱中的丹增德勒仁波切、邦日仁波切和洛桑丹增。

唯色

1、
细细想一想,他们与我有何关系?
班旦加措【1】,整整被关押了三十三年;
阿旺桑珍【2】,从十二岁开始坐牢;
还有刚刚释放的平措尼珍【3】;
还有仍旧囚禁在某个监狱的洛桑丹增【4】。
我并不认得,真的,我连他们的照片也未见过。

只在网上看到一个老喇嘛的跟前,
手铐,脚镣和匕首,几种性能不同的电棒。
他那凹陷的脸,沟壑似的皱纹,
却还依稀可见年轻时的俊朗。
再美也不属于世俗,因为自幼出家,
外表的美需要向佛陀的精神转化。

十月的北京郊外,秋风萧瑟如换了人间。
我读着在拉萨下载的传记,
看见雪域的众生被外来的铁蹄踩成齑粉。
班旦加措在低语:“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
都在中国人在我的国家里所设的监狱中度过。”【5】
但还有一种声音,从中可以“辨认出宽恕的话语”。【6】

戴面具的魔鬼不定期地原形毕露,
连古老的神祗也敌它不过,
反倒是一个个肉体凡胎凭添许多勇气。
谁若把深夜里的祈求变成阳光下的呼喊,
谁若把高墙下的呻吟变成传向四方的歌声,
那就逮捕!加刑!无期徒刑!死缓!枪毙!

我素来噤声,因为我几乎什么都不知道。
我一生下来就在解放军的号声中成长,
适合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红旗下的蛋,却突然被击破。
人到中年,迟来的愤怒几欲冲出喉咙。
纷飞的泪水只为比我年轻却蒙难的同胞难以止住。

2、
但我认识两个正在狱中的重犯,
都是活佛,都是东部的康巴人。
晋美丹增【7】,阿安扎西【8】;或者邦日,丹增德勒;
这分别是他们的俗名和法名。
就像某个遗忘的密码得以启动,
并不遥远的记忆推开在刻意回避时关紧的大门。

是的。最早在拉萨的邮局。他请求我写一封电报。
他笑吟吟地说:“我不知道中国人的字怎么写。”
他应该是我众多朋友中的第一个活佛,
一次藏历新年,我们走进帕廓街的一家照相馆,
在花里胡哨的布景前亲切地合影。
我还把他带到朱哲琴的MTV【9】中,表演优美的手印。

一个戴眼镜的卫藏女子成为他的伴侣。
他俩办了一所孤儿院,五十个孩子都是流落街头的小乞丐。
我也认领了一个,但有限的怜悯很快因突发的意外而中止。
他俩为何被捕,我一无所知,据说与某个早晨,
在布达拉宫广场升起的雪山狮子旗有关。
但我得承认,我并不想了解太多,也从未有过探监的念头。

是的。几年前的雅砻江边,他凝望着在洪水中翻滚的苹果:
“看,报应来了。”他的痛楚让慕名而来的我不知所措。
他当然著名。在这个纷纷变节和沉默的年代,
走遍乡村传扬佛法的他,直面政府批评时弊的他,
是那么多农民、牧人和他抚养的孤儿心中的“大喇嘛”,
更是官员们的眼中钉和肉中刺,不拔除不足为快。

一次次精心设计的圈套,终于在“911”之后把他套牢。
堂而皇之的罪行,要借“反恐怖”的名义杀一儆百。
据说私藏炸药和淫秽录像的他,策划了五起甚至七起爆炸案,
但我记得,身陷囹圄的半年前,他难过地说:
“我的妈妈病死了,我要为她闭关,修法一年。”
一个立下重誓的佛教徒,怎会与杀生夺命的爆炸案有牵连?

3、
我还认识一位喇嘛,他教给我皈依和观想的经文。
但那天在色拉寺,他的学生对我哭诉,
正在修法的他,突然被警车带往有名的古扎看守所,
理由是他涉嫌这个或者那个企图颠覆政权的案件。
我和几个僧人赶去看望,路上尘土滚滚,不像今天铺上了柏油。
酷日下,见到的只是持枪的士兵冷若冰霜的脸。

如同突然被抓,他又被突然释放,结论是证据不足。
在劫后余生的感慨中,他送给我一串奇异的念珠,
是用牢里的馒头、窗外开得黄灿灿的鲜花和亲人送来的白糖捏成的。
每一颗都有密密的指纹;每一颗都彷佛留着体温,
诵念的佛经,九十多个屈辱中的日子。
一百零八颗念珠啊,坚实得像一粒粒顽强的石头。

我还见过一个阿尼,她的年纪才是我的一半。
当她沿着帕廓,边走边喊,那藏人皆知的口号,
就被冲上来的便衣蒙住嘴巴的夏天,
我正为二十八岁的生日挑选美丽的衣裳。
而我十四岁时,一心想在来年考入成都的高中。
我写的作文,有一篇献给正跟越南人打仗的解放军。

七年后,被逐出寺院的她替一位好心的商人打工。
她个子矮小,强烈的阳光下戴一顶难看的毛线帽。
“换一顶布帽子吧。”我打算送给她。
但她不肯。“我头疼,带毛线帽要好受得多。”
“为什么?”我从未听过这样的说法。
“因为我的头在监狱里被他们打坏了。”

至于点头之交的洛丹,有着令人羡慕的职业和前途,
却在一次通宵狂饮之后,独自搭车去了甘丹寺。
据说他在山顶抛洒“隆达”时,喊了几声那致命的口号,
驻守在寺院中的警察立即将他抓获。
党的书记批示“酒后吐真言”,
一年后,拉萨街头又多了一个被关过的无业游民。

4、
写到这,我不愿把这首诗变成控诉,
但被囚禁的人,为什么,穿袈裟的比不穿袈裟的更多?
这显然有悖常识,谁不知道暴力与非暴力的界线?
果然是罗刹女的骨肉,宁肯把苦难交给自己的喇嘛和阿尼。
让他们挨打,将牢底坐穿,甚至赴死。
担当吧,喇嘛和阿尼,请你们为我们担当!

无从知道,那难捱的分分秒秒,那难忍的日日夜夜,
怎样地折磨着一个人的肉体和精神?
说到肉体,我不禁暗自发抖,
我最怕的就是痛,一个耳光都会把我打垮。
羞愧中,我替他们数着彷佛没有尽头的刑期。
西藏的良心啊,不止一颗,在现实中的地狱持久地跳动。

而在那转经路上的甜茶馆,无关痛痒的小道消息满座飞;
而在那转经路上的茶园,快乐的退休干部把麻将打到天黑;
而在那转经路上的小酒馆,腆着肚皮的公务员每晚喝得大醉;
唉,让我们快乐地消极下去吧,总比当一名“昂觉”要好得多。
所谓“昂觉”,就是“耳朵”,就是那些看不见的告密者。
多么形象的外号!多么幽默的拉萨人!

背叛与出卖,在窥探和窃窃私语中悄悄地进行。
干得越多,越能够得到丰厚的赏赐,足以变成一个大人物。
一次走在街上,奇怪地,我一下子紧紧蒙住自己的耳朵,
担心它稍有疏忽,就落入别人的掌心;
担心它也变成“昂觉”,伸向各个角落,越来越尖,
就像童话中那个小孩的鼻子,一说谎就变长。

究竟有多少可疑的“耳朵”就在身边?
又有多少不是“耳朵”的“耳朵”却被错怪?
如此奇异的人间景象,比糖衣和炮弹更容易摧毁一切。
想到这些,我忧伤地、不情愿地发现:
还有一个西藏,就藏在我们生活的西藏的另一面,
这让我再也不能写下一首抒情的诗!

5、
但我依然缄默,这是我早已习惯的方式。
理由只有一个,因为我很害怕。
凭什么呢?有谁说得清楚?
其实人人都这样,我理解。
有人说:“藏人的恐惧用手就可以感触到。”【10】
但我想说,真正的恐惧早已融入空气之中。

就像提起过去和今天,他突然的啜泣令我惊骇。
绛红色的袈裟蒙住他的脸,我却忍不住大笑,
为的是掩饰猛然被揪疼的心。
周围的人们向我投来责备的眼光,
只有从袈裟中抬头的他,当我们双目交织,
微微的颤栗,让彼此觉察到恐惧的份量。

一个新华社的记者,一个藏北牧人的后代,
在中秋之夜喷着满口的酒气,用党的喉舌啊斥我:
“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的揭露就会改变这一切吗?
你知不知道我们才在改变一切?你捣什么乱?”
我的确犯规了吗?我想反驳,却从他的嘴脸看出走狗的凶相。
而更多的人,更为严重的捣乱,是不是足以被清除出局?

我彷佛听见她们用诵经的嗓子轻柔地唱道:
“芬芳的荷花,在太阳的照射下枯萎了;
西藏的雪山,在太阳的高温下烧焦了;
但是永恒希望之石,保护我们这群誓死追求独立的青年。”【11】
不,不,我并不是非要将政治的阴影带进诗中,
我仅仅在想,那囚牢里,才十多岁的阿尼为何不畏惧?

那么书写吧,只是为了牢记,这可怜巴巴的道德优越感,
我当然不配,只能转化为一个人偶尔流露的隐私。
远离家乡,身陷永远陌生的外族人当中,
怀着轻微的尴尬,安全地、低声地说:
细细想来,他们与我怎会没有关系?!
而我只能用这首诗,表达我微薄的敬意,疏远的关怀。

2004-10-21 初稿,北京
2004-11-10 修改,北京

注释:
【1】班旦加措:西藏的一位普通僧人。1959年3月在拉萨抗暴事件发生之后,28岁的他因拒绝出卖上师被捕入狱,随后不断加刑,受尽煎熬,直至1992年他已60岁时才被释放。之后他偷渡印度,在达赖喇嘛居住的达兰萨拉,向世人讲述了记载他苦难一生的传记《雪山下的火焰》。
【2】阿旺桑珍:西藏的一位普通尼姑。1990年因参加拉萨街头的抗议游行,年仅12岁的她被捕入狱,成为西藏年龄最小的女政治犯,9个月后才获释。又因参加1992年的示威游行再次被捕,坐牢长达11年。在狱中,她和另外13名尼姑把狱中生活编成歌曲,用偷运进来的录音机录下后再偷送出去,在社会上引起极大震动,她们被称为“札西歌尼”(唱歌的阿尼)。2003年在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下,身体状况极差的她提前10 年获释。
【3】平措尼珍:西藏的一位普通尼姑。1989年,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处9年徒刑。1993年,因和囚禁在查奇监狱(即西藏第一监狱)的其它13名尼姑一起录制向往自由和歌颂达赖喇嘛的歌曲而被加刑8年。2004年2月24日,在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下,身体状况极差的她提前13个月获释。她也是最后一个获释的“札西歌尼”。
【4】洛桑丹增:拉萨人,生于1966年,被捕之前是西藏大学藏文系二年级学生。1989年3月5日在所谓的“拉萨骚乱”中,他被指控谋杀了一位中国武警,尽管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跟这宗案件有关联,但他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国际社会的抗议下,改为无期,后又改为18年。从2004年起,他还将服刑10年,目前被关押在林芝地区波密县监狱。这是一所专门关押重大政治犯的监狱,有25人,一人已疯,洛桑丹增本人因遭毒打,心脏和肾脏都严重受损,直不起腰来,双目出现阵发性失明,头部经常剧烈疼痛。很多人都担心,按照他的身体状况,他恐怕很难捱到2014年。
【5】摘自电子版《雪山下的火焰》(第十一章 在废墟中),班旦加措口述,次仁夏加记录,廖天琪译为汉语。
【6】摘自米沃什(波兰)的诗《吹弹集》,杜国清(台湾)译。
【7】晋美丹增:西藏康区以北的一位活佛,法名邦日。大概在1997年,他和妻子尼玛曲珍在拉萨开设了一所名为“嘉措儿童之家”的孤儿院,收留了50名在街上当乞丐的孤儿。1999年,他俩被指控从事间谍和危害国家安全活动而遭逮捕,并被分别判处15年和10年徒刑。孤儿院也被迫关闭,相当一部分孩子由于无家可归而重新流落街头。
【8】阿安扎西:西藏康区以南的一位活佛,法名丹增德勒,雅江和理塘一带的康巴百姓习惯称他“大喇嘛”。他深入农村牧场讲经传法,从事众多慈善事业,创办孤儿学校,扶助孤寡老人,修路修桥,保护生态,教育百姓戒烟酒禁赌博不杀生,是一位深受当地百姓爱戴的活佛。但2002年12月,他被当局以“煽动分裂国家”和“制造系列爆炸”的罪名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而这一黑箱操作的大案存有很多疑点。两年来,国际社会、流亡藏人社区和中国内地的一些知识分子强烈呼吁,要求中国政府遵守法律,重新公开审理此案,却至今不被理睬。此案同时牵连当地许多藏人,其中一位名叫洛让邓珠的藏人已被枪决,还有达提等藏人被判刑入狱。
【9】1996年,因歌曲《阿姐鼓》成名的歌手朱哲琴,到拉萨拍摄歌曲《央金玛》的MTV,其中有几个镜头是一个僧人的手印,那僧人就是邦日仁波切。
【10】2002年6月11日的“德国之声”报道:“瑞士新苏黎世报对西藏做了详细报道。……第一篇文章显然是以西藏实地采访为基础,先报道了在西藏街头的景象以及藏人的自我意识,然后,文章退一步写道:‘但是,当我们试图接近藏人时,这些自豪的山民就变成了胆小怕事的策略家。人们不禁怀疑,他们是否在否定自己。……许多人都害怕,一旦提起自己的民族,会带来麻烦。……西藏到处飘扬的是中国国旗,藏人的恐惧用手就可以感触到。”
【11】1993年,在拉萨著名的查奇监狱,阿旺桑珍、平措尼珍和12名尼姑用她们不屈服的歌声,向世人揭露了黑暗和残暴的真相,表达了深藏在藏人心中的期望。这是其中的一首歌,后来曾在国外电台中向听众播放过。

2009年6月10日星期三

《听说西藏》戳破雪域梦幻想象




图为我和王力雄出版的书籍,以及《听说西藏》。书已经摆不下了,只好摞着放。

《听说西藏》戳破雪域梦幻想象

2009/06/04 02:58 中国时报 林欣谊/台北报导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90604/4/1kmb2.html

今年是达赖喇嘛出走流亡五十周年,台湾陆续推出多部西藏相关书籍,其中作家唯色与王力雄合作推出新书《听说西藏》,是目前台湾西藏相关出版中,少数直接从西藏现况切入、谈论当前西藏社会议题的文集。

《听说西藏》收录二○○五年至今,唯色与王力雄为自由亚洲电台藏语节目撰写的广播稿。文字简单易懂,篇幅短小,来自现场的描述,戳破一般人对西藏梦幻式的想象。

例如他们提到西藏传统逐渐被扭曲,出现了许多披着宗教外衣的“时尚活佛”。西藏寺院大兴土木,却一一变成商业化景点,僧人忙着接待游客、卖票、售货,少有时间学习佛法。

唯色描绘西藏开矿的景况:“矿区附近牧民不但要给矿区提供牦牛和马运送物资,还让自己的女儿跟来自内地的矿工睡觉,原因就是生活贫困。”

王力雄则提到西藏观光发达后,衍生妓女、酒店和娱乐城等特种行业,藏区曾破获黑社会主持的地下赌场,他自己曾在拉萨街头撞见黑帮斗殴。

他描写内地游客抱着猎奇心态,甚至相信“和藏人女人睡觉可以治疗风湿病”。网站上有汉人写:“这里一斤土豆要二元,一斤茄子四元,西藏什么都贵,就小姐便宜……二十岁的小姐,三十元搞定。”

唯色于文革时期生于西藏拉萨,出版过部西藏主题的诗集、散文,近年陆续推出西藏文革影像与口述历史《杀劫》、《西藏记忆》,今年出版记录二○○八年西藏“三一四”武力镇压的《鼠年雪狮吼》。她的作品都被查禁,被限制出境,住家遭监视。然而她的著作被翻译成多国语言,经营的部落格“看不见的西藏”,成为海内外获得西藏信息的重要管道。

王力雄籍贯山东,曾以政治预言小说《黄祸》扬名。他以十多年走遍藏区,一九九八年写成《天葬》,成了研究西藏问题的“品牌”。去年三月西藏事件爆发,《天葬》在大陆【唯色注:是在海外】卖光所有库存,今年他决定以加注的方式,修订再版这部作品。

除了报导书籍,今年台湾也引进几部西藏题材的小说,包括出身内蒙古的流亡作家袁红冰《金色的圣山》,及出身甘肃的年轻小说家柴春芽《西藏红羊皮书》。

《金色的圣山》描写一批藏族青年男女的苦难,呈现藏族在专制统治下逐渐汉化、失落信仰的悲歌。袁红冰一九九四年以“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罪被秘密逮捕,半年后流放贵州’,二○○四年他带着书稿流亡澳洲。

柴春芽曾任记者,现为作家与摄影师,短篇小说集《西藏红羊皮书》以西藏为题材,融合神话传统、佛法与巫术,深具魔幻写实风格。他表示,他童年的山村具有魔幻氛围,近年又因西藏经历,受拉美作家马奎斯等人影响,型塑出结合信仰与魔幻的文学观。

2009年6月8日星期一

同为律师,西藏律师何以不挺身而出?





上图为2008年3月26日,贴在拉萨街头柱子上的通缉令。下图为2008年5月,贴在藏东康北玛尼干戈小镇上的通缉令。目前尚未看到安多地区的通缉令。

同为律师,西藏律师何以不挺身而出?

文/唯色

5月31日,有20多位中国律师面临被暂停或停止执业的危险。其中有8名律师在去年“西藏事件”中与其他13名律师联署签名,公开声明将依法为被捕藏人提供代理、辩护等法律服务,他们是:江天勇、程海、黎雄兵、李敦勇、李静林、刘巍、彭剑、温海波。而当时,联署签名的21名律师被当局严厉警告,不准介入西藏案件;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被司法局/厅要求禁止接受藏人委托并接到警告将被暂缓年检注册;律师如滕彪被注销律师执照、江天勇被暂缓年检注册;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声称“要发挥智慧砸签名律师的饭碗”。

并且,当局禁止签名律师接受藏人案子的理由之一,是“西藏当地的律师已足够,不需要外地增援。”是的,在藏地,仅西藏自治区,据2008年12月30日西藏卫视报道,有执业律师94人、律师事务所17家。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在去年“西藏事件”中,这些西藏律师既没有参与联署签名,也没有为被捕藏人提供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

普通藏人向来缺乏权利意识及维护权益意识,尤其在政治高压下,出于莫大恐惧更是不敢争取自身应有的权利。当局则擅长由法庭指定辩护律师,也即是说,当局称被捕藏人拥有辩护律师,其实律师形同虚设。如去年5月2日,中国官媒发表文章,就涉及拉萨“3•14”事件的藏人被审判的程序作官方说明,称有“31名律师为30名被告人辩护”。事实上,全都是由法庭指定的辩护律师,除了指定西藏当地律师,还指定了两名没有参与联署签名的北京律师,而这样的辩护结果是不会让人信服的。如西藏律师米玛卓嘎描述会见被告人洛桑桑旦的情景:“我走进看守所的时候,两名医生正在给羁押在那里的犯罪嫌疑人看病,当时院子里有十几个犯罪嫌疑人在候诊,还有两个正在输液。”听上去被捕藏人获得了不错的医疗照顾。然而依据所了解到的对一些获释者的调查,所有被抓捕者都遭到程度不同的殴打和虐待,有僧人和平民被打残、被打死或被打得精神失常;一些被毒打得生命垂危的藏人转送医院治疗,却被当地警方威胁不准对外透露有过刑讯逼供。

为被捕藏人联署签名的北京等地的21名律师不但要承受当局的压力,还要承受网络暴民的压力。中国个别极端民族主义者发邮件给援助律师公用信箱,辱骂并威胁援助律师:“……等我找到你们这些畜生看我不收拾你们,你们跳吧,出风头吧,哪个跳出来为西藏恐怖分子辩护的,我就要你的命或者你们的家人……”真遗憾,即便是出风头,也应该由西藏当地律师来出这个“风头”,可是他们在哪里呢?同为律师,何以西藏律师做不到北京等地律师所做的事情?是北京等地律师的胆子够大,还是当局对西藏律师另眼相看,一碗水不端平?同为律师,当西藏律师获悉北京等地律师依法维权的行动时,是心安理得还是羞愧难当?

事实上,广大藏人非常需要与律师合作,得到律师的法律援助。最近藏地的康与安多的两起案件,即普布次仁仁波切和喇嘛久美的案件,获得有效的结果,就与北京的两位维权律师——李方平与江天勇——的勇敢介入有关,为此向他们致敬!向其他愿意帮助藏人的维权律师致敬!并期待在饱受不公正对待的藏地,也涌现出类似的真正的维权律师!

2009-5-26,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2009年6月7日星期日

(黑色幽默)小市民奇遇记




呵呵,广场散步作品中,数这篇最好玩……

小市民奇遇记

作者:十七只猫和鱼
http://www.douban.com/note/35475329/

昨天是几号啊,昨天是几号啊?已经忘记了,最近记忆力真差,但无论昨天是几号,昨天从下午5点到晚上8点发生在我身上这三个小时的奇遇我大概是忘不掉的了。

北京六月的天气就像一个唐氏综合症儿童的脸,说变就变,4点过半,黯然间,不详的黑云化作狂风和尘土笼罩了北京的街道。这雨却一点也不清爽,反而闷热,压抑,好像一个悲愤的醉鬼,而且有点血腥的臭味。

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市民,走在非机动车道上,脑子里正在琢磨要不要去宣武门外吃碗卤煮还是去新街口吃延吉冷面啊,吃面的对过儿有卖打折的袜子,不过吃卤煮还可以顺便参观参观被拆迁的南城啊……等等,反正都是一些俗人想的俗事。

但,一辆靠站的46路公交车改变了我庸俗的思想,因为上面传出了世界上最优美华丽的旋律————————

“什么什么红旗,(忘了)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

这歌声赶走了卤煮和打折的袜子,也击溃了我庸俗的心。啊,原来这世界上有一个名字比吃喝玩乐更重要,甚至比一个人的生命更重要!这一块普普通通的天意批发十块一米的红布,画了几个几何符号,居然有此等神奇的魔力!竟然能让一个人开开心心去送死,不,错了,是牺牲。这种魔力不得不另人扼腕,哦不,是幸福!是感动!

那我也去吧!我也去吧!我也要拜倒在这血一般的图腾下,为它欢呼,为它祝福!告诉它说,您的名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可是去哪儿找它呢?哦,对了,似乎在大一路公共汽车中间儿有那么一站,叫什么站来着?反正里面住着这么一帮子人,整天干的就是这码子事,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跑到马路对面升旗降旗。旗杆下面还有个专门供人们膜拜这种仪式的地方。叫什么什么广场来着?忘了,最近记性太差了。好,那我就去那儿看吧!让卤煮和延吉冷面见鬼去吧!我要做一个和彭丽媛姐姐一样自豪的人!

于是我趁46路关门的一瞬间跳了上去,可是发现这车不到什么什么广场,就到西单,算了先坐着吧,再换。反正是空调车。到了西单那堵墙的旁边,我换了地铁,一个卖花的姑娘清秀但脏的脸蛋引起了我的注意,出于同情和无耻,我买了一只白色的菊花,没想到,这支菊花十分钟后给我带来了一连串滑稽的麻烦。

“这位先生,请等一下,您衣服上写的是什么字?”一位和蔼的police拦住了我。

“啊?我不知道啊,你看看”我答道。

“哦,没事,走吧”police转身。

那只不过是一件学校发的衬衫,上面的字写的扭曲了一点罢了。不知道他在执行公务的时间怎么会有闲工夫对T恤的设计感兴趣?开小差真不应该啊!

算了,不管他,啊!那就是什么什么广场了吗?真是壮观美丽啊,那块越来越大的黑云可真煞风景,我所爱的旗帜就不远了罢,我带着崇敬走进了广场。

在搜查恐怖分子的小棚子里,我把手上拿的东西---,一本书和一朵白菊花放进了x光机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在出口的履带上只有一本书。而菊花竟然消失了!我的乖乖,这竟然是一台魔术机!要么就是里面藏着一个爱吃白菊花的怪兽!

哦,原来只不过是卡在了里面而已,我冒着被辐射的危险伸手进去把白菊花掏了出来,转身就走,却惊然发现,我对面站着四个完全被吓傻了的police和两个什么什么军,一朵花也能杀人吗?还是我长得像本拉登?

“你们有几个人?”一个police走上来问。

“啊?您什么意思?”这回换我纳闷儿了,他如何判断出我不是自己来的,他如何做出这个判断的?这不会就是周星驰电影里经常当作笑料的大陆特异功能者吧。

“你们有几个人?你们有几个人?”特异功能者好像死机了。

“我们?没有我们,我就一个人啊!”

“拿花做什么?”

“为什么不能拿花?”(我更加困惑了)

“身份证!”

“没带。”

“请等一下,我们要核实你的身份。”

“我的身份证号是11……”

我话还没说完,特异功能者竟转身走了,他根本不需要我的身份证号就去核实我的身份了!果然是名不虚传的大陆特异功能人士!在他离去的当儿,一个穿着和我一样普通但在和什么军聊天的人凑了过来。

“你拿的什么书?”

“陀思妥耶夫斯基。”

“哪国的,能给我看看吗?”普通人很有礼貌的问。

“当然,请。”

“哦,(粗粗翻了几页)没事,来广场做什么?”

“看降旗。”

“您带白菊花做什么?”

“法律禁止人带白菊花进入广场吗”

普通人陷入了沉默,旁边的什么军在努力咬着嘴唇,似乎想笑。

“您做什么工作的?”

“无业,您呢,您来旅游的?”

“不是,我在北京工作。”

“哦,您在哪儿工作?”

普通人指了指x光扫描机

“那儿。”

“您在x光机里工作?”

什么什么军没忍住,扑哧笑了出来。普通人瞪了他一眼。

“您哪儿人?”

“我北京人,您哪?”

“我辽宁人。”

“葫芦岛?”

“马鞍山。”

“哦,我去过,那个地方……”

正在我结识一个新朋友的对话关键时刻,特异功能者回来打断了我并对我说,他的特异功能暂时失效了,希望我能去一下一个叫“局里”的地方,在电脑上核实一下我的身份。于是我匆匆拿起我的书和菊花,和他走进广场,上了一辆停在那儿依维柯警车。

警车里冷气很足,很舒服,但有股子劣质烟草味。一个面色阴郁的带着一只卷线耳机的阿姨坐在车里,我冲她点了个头,心想,她不会也是没带身份证吧,这下是两个倒霉蛋了。谁曾想,我一坐下,她竟然凑了过来。笑着问:

“你多大了?”

“二十五。”

“上学吗?”

“毕业了。”

“带花来广场做什么?”

“看降旗,您也对花感兴趣?”

“我能看看吗?”

“当然。”

“这白菊花在哪儿买的?”

“西单,五块钱。”

阿姨拿起了对讲机“注意注意,西单有人卖白菊花”,这个举动把我从对特异功能人的思考中彻底拉了出来,陷入了更大的困惑……

为什么一个穿着花裙子的和我母亲年龄相仿的女人要坐着警车里消磨时间?为什么她对白菊花如此感兴趣?为什么她要通过对讲机告诉别人她很感兴趣?卖花的小姑娘城管都懒得管,又关她什么事?还有,一个普通人要对讲机和耳机做什么?……

“这菊花有什么含义吗?”她回头问。

“含义……没想过。”

“一定有一些含义的,每一种花都有含义,比如,玫瑰象征着爱情,菊花……”

“哦,那就是美好,纯洁,幸福?”

“可是这是白菊花啊!”

“菊花本来就有白色,黄色,紫色……”

“白菊花是祭奠用的。”她突然抛出了一个理论。

“哦?是吗,这可是您说的,祭奠?祭奠什么?”

阿姨无语了,正好特异功能和他的几个练健身的兄弟上车了,阿姨对他们说她吃饭去了,下车的时候看了我一眼,如同祥林嫂般喃喃的说道:“这孩子,跟我儿子一样大。”

特异功能人走了,留下了健身者,晒得很黑的南戴河爱好者,和一个叔叔。

南戴河爱好者要走了我的基本信息后下了车,似乎在这群人里地位最高的叔叔凑了上来。

“带花来广场做什么?”

“看降旗。”

“你有两种选择,把花留下,去看降旗,要么带着花离开。”

“也就是说法律禁止人民带着花去看降旗咯?”

“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执行命令。”

“您的意思是您的领导命令您拦住带着花来看降旗的人?”

“不是,根据你的情况,领导是这么批示的。”

“理由是什么,一朵白菊花能伤害谁?似乎不在你们的违禁品名单上啊?”

“没有理由,戒严需要理由吗!”叔叔的耐心和礼貌突然消失了。

“广场戒严了吗?没看到通知啊!”

叔叔刚想说话,突然沉默了………………

“你尊不尊重我,你到底尊不尊重我?”叔叔突然问了一个关于感情的问题

“我很尊重您啊,您有没有发现,我一只在对您使用敬语‘您’,而您一直在说‘你’……”

“你要是尊重我,就赶快照我说的做。”

“我尊重法律,当然,也尊重您,但我不能按您说的做,除非您给我一个法律条文的理由,哪一条禁止人带菊花上街。”

我们还是略去中间与这位警号051911名叫王坤的police叔叔关于纳税人纳税多少才有发言权的谈话和各种上车来好事者问的消磨时间的各种车轱辘话和一个人究竟要不要带身份证出门的重复问题不表,反正我带着对于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效率低下(一个小时竟然查不出一个身份证号码)和无法按时看降旗的不满拿着白菊花和书随着依维柯(一路逆行)来到了“局里”。

这个叫“局里”的地方并没有门牌号,而且进进出出有面有菜色的乡下人,一些挺着肚子尾随他们的police,带着耳机在门口晃来晃去的不明身份者,和第四种人,他们不属于上面任何一类,但都靠在墙上斜眼看人,而且都晒得很很黑,我心想还是离他们远点吧,万一是攻击型神经病怎么办。正想着,后面有两个人叫我的名字。

“进去核实身份”南戴河爱好者指着一个昏暗的楼道说。

“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吗?”

“我知道什么了我?”

“你的POS机几秒钟就能查出我的身份。”

“pos机坏了,网络不通”南戴河爱好者眨了眨眼睛。

“不要撒谎,一个大老爷们儿不要撒谎。”

“真坏了,不信您……”南戴河爱好者快哭了。

“好好好,行吧。”

我怕他一个大男人真哭了我反而下不来台,就走进了那个卫生搞得十分糟糕的楼道,由健身爱好者尾随,绕过几个带着哭腔的乡下人,进入了一个有趣的房间,这个房间没有任何看上去能核查身份的设备,只有几把椅子,几个摄像头,一张桌子上放着一摞白纸和红色的印泥盒。一扇窗户上有铁栅栏和防盗门。

“坐吧”健身爱好者指了指一个凳子。

“怎么了?”出现了一个新人物,他年纪不大,三十上下,穿着警服,对健身爱好者说。(就叫他警服小子吧)

“带白花的”健身爱好者抬头看了一眼我。

“为什么来广场?”警服小子微笑着拉了把椅子坐着我旁边。

“我希望你们抓紧时间,去核实身份,我只是来看降旗,没带身份证。”

“带白菊花做什么?”警服小子还是笑。

“喜欢菊花。”

“喜欢菊花?”

“喜欢,家里也养了不少。”

“家哪儿的?”警服小子渐入佳境,此时走进来一个穿军装的干部模样的人,没有说话,只是坐在了健身爱好者的旁边。

“海淀。”我答道。

“为什么今天来看降旗?”

“因为昨天没时间,明天也不想来。”

“带着花今天来看降旗是不是要纪念什么?”警服小子有点急躁了。

“啊?您什么意思,我完全不明白,请您说明白点。”我大惊。

“今天是六月罒日。”警服小子目光如炬。

“六月罒日是什么日子?有什么特别啊?”我直视着他反问。

警服小子一下子不说话了,

“诸位,今天是什么日子,有什么特别?”我站起来大声的问,但房间里没有一个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健身爱好者还装作看手机。这时,门开了。

“你现在是否住在海淀区xxxxxxx”闯进来一个秃头,没打招呼就问。

“不是,我住在xx。”

“详细地址?”秃头掏兜找笔

“我需要先看您的警证。”

“没带在身上,你就说吧。”秃头不耐烦的说。

“我需要先看您的警证。”我重复。

秃头自知违反了操作流程,气喘吁吁的跑回去拿来了警证05114?? 王xx,因为后面俩字我不认识,是生僻字。我就告诉了他我的住址。

“单位?”

“没单位,自由职业”

“父母单位?”

“我早成年了,又不是监护人,他们过他们的,我过我的。”

秃头嘟嘟囔囔的走了。

漫长的等待中,看完了半本书。这中间来过两个人,一个是轻微精神病的妇女,自称梦到了某领导人,让她来什么门前面找他。另一个是一个拎着写有“22界教师节留念”的中年男人,很紧张,police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最后这两个人都被自称是什么什么办的人带走了。

“人真是奇怪啊!”我放下手中的书大声说。

“人有什么奇怪的?”健身爱好者和军装干部都看着我。

“随随便便,心甘情愿的就跟一个陌生人走了。”

俩人又没说话

出于无聊,我想起了很多劫机电影里面的经典对话,反正看降旗的时间还早,我就说:

“查我身份的人怎么还没回来?”我说。

“该回来就会回来的。”

“早就查完了吧,在做什么?”

“那不是,赶上了,系统就是这么慢。”

“你有孩子吗?”我对对面的人说。

“没有。”军装干部笑了。

“你会有的,你有孩子的时候,你将怎么对他们描述自己呢?”

军装干部沉默了。

“骗子,你的父亲是一个骗子。”我慢慢的说。

不知为何,所有的人都不出声的笑了。

“你还能看书,我只能干呆着陪着你”健身爱好者说。

“你想看吗,我给你看。”我把书递给他,他摆摆手拒绝了。

“你能把花留下吗,留下你就能走。”警服小子插话。

“不能,但如果你喜欢,我可以送给你。”

“你能送给我吗?”警服小子一脸纯真。

“不能,因为我不喜欢你。”我嘲讽的看着他。

这时都八点多了,我在这个叫“局里”的鬼地方呆了两个钟头了,陪我逗闷子的只有警服小子,健身爱好者,军装干部三人,查我信息的秃头一去不复返,我对看降旗,实现为它自豪,为它欢呼祝福的念头已经不抱希望了,多么神奇,只因为我没带身份证和一朵花!秃头说来就来,不是一个人来,又带了俩人,活脱从茶馆里第三幕里蹦出来的一样。a,b哥俩一进门儿就横着肩膀。

“走吧!”a说。

“去哪?”我问。

“去xxx啊,你不是住那吗,我们就是xxx派出所的。”b说。

“我自己可以回去。”

“别啊,我们都开车来了,怎么能白跑一趟。”a又说。

“谁让你们来的,你们自己愿意来!再说,你们是谁,给我看你们的证件。”我说。

“没证件,没证件!”b突然失控了,口水都出来了。

“喊什么喊,没证件你们跑这儿干嘛来了。”我看了眼秃头,秃头没说话。

“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让你走就走。”a说。

“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你们敢假冒警察,我马上打110。”我反问。

“穿着一样的制服,区别真大啊。”我对秃头说。

秃头转身把两个人拉出了房间

“你可以走了,你打车走是吧?”过了半晌,秃头回来对我说。

“这就是本大爷的证件!”a冲了回来,揪着衬衫上自己的警号对我说。

“不要激动,041128。”我平静的说。

秃头又把他拉了出去,对他说“没事了你们走吧”。

“你可以走了,记住,以后如果想献花先去管理处备案。”

“谁说我来献花了,我来看降旗。”

“我说如果!”秃头大声说。

“我一辈子都不会来献花。”

“那最好。”秃头随口说。

“你说什么?为什么不献花最好?好在哪?”我没有准备放过他的反动言论。

“当我没说吧,你可以走了。”

我向健身爱好者打了个招呼,感谢他陪我发了一下午呆,他坐在那儿都快哭了,什么都干不了,只能看我,而我一直在看书,也没有要逃跑。练那么多肌肉也没派上用场。几个人起身送我走出了“局里”这个神秘又滑稽的地方。秃头还好心的为我指了能打到出租车的方向。

“再见”

“再见”

太奇怪了……派出所的人开车穿越半个北京来送我回家是一种什么程序呢?我的身份到底被核实了没有?为什么我没有在任何文件上签字他们就让我走了?到底今天是什么日子呢?警服小子有什么秘密呢?为何不肯告诉我?难道他们知道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那他既然知道还问什么呢?今天对于他竟然是这么特别,但原因又是什么呢?看来得回去找回中学历史书看看,到底什么日子会令一群大老爷们对一朵鲜花如此恐惧呢?这些问题是永恒的迷!

唉,受诅咒的46路汽车,你何必经过一个普通人身旁,唉,彭丽媛,您何必唱那首歌。你们毁了一个小市民的下午。他本来应该去吃碗卤煮或面条,买点便宜货再逛逛胡同!可是他带着崇敬走向广场去向那面旗帜致敬,在他的人生终于要做出改变的时候,却被一群业余喜剧爱好者围着强迫排练了一下午达里奥佛,等他们过完戏瘾天都黑了,黑得另人害怕,他出来了,他站在长安街上,他该走哪条路回家呢?

2009年6月5日星期五

昨日,在天安门广场的一小时





下午3点半那会的北京,突然这样了。后来,看到中新社还报道了,说是“6月4日下午,一场小雨突然降临北京市,使得前门步行街乌云密布天色昏暗”。。。。




下午5点40多分到天安门。在牛博国际上见一帖子说,昨日在天安门的便衣们“穿了五颜六色的衣服,打着阳伞,大致有花衣帮(女)、杂衣帮(男)、格子伞帮、紫衣帮、橙衣帮、蓝衣帮、绿衣红伞帮……”




不用介绍了。




不用介绍了。




这就是蓝衣帮的了。为何胸前都要戴徽章?可能此乃跟平民区别开来的标志,免得出事了,自家人打自家人。。。徽章也跟衣服颜色似的不一样,有人在网上说,那徽章有的是大个儿的,有的是小个儿的团徽,还有一种是从字徽,不知道代表什么。。。




又是蓝衣帮。。。拍照的也是。跟第一个蓝衣搭话,问那徽章是什么,蓝衣说不是什么,在地摊买的。。。




杂衣帮列队而过。




牛博国际上还有一帖,说“以我几年可怜的行伍经验看来,我观察了一下周围,我突发奇想,要是我冷不丁高喊一句‘三排长!’估计得有几百人立正,高声答‘到!’不回答的,准是被组织起来的街道老头老太体们啦。。。。”




那小伙是格子伞帮。。。




警察在盘查几个妇女和几个和尚。。。没敢围观。




白衣者?他俩像是。呵呵,那我们一样。




二十年前。。。已如隔世。




白衣?红旗!但他只是卖旗的穷孩子。




只是局部,不准入内的局部,所以看上去冷清。




也有游客,外地来的,在天安门广场留个影。。。




他不似游客,似记者。




金发女子引人注目。给她拍罢,旁边一北京爷们说,她假老外,通县的,嫁了前门的谁谁。。。




等着看降旗的外地游客。他拿的《环球时报》标题是<风暴眼中的朝鲜让人……>,最后一个字看不清。风暴眼?天安门才是。




在人们的头上,是那百闻不如一见的摄像头。




合影的时髦孩子们,今年多大?有没有满20岁?




给时髦孩子拍照的白衣者,是我。




不用介绍了。




又见杂衣帮。。。




若不是胸前的徽章,差点没认出他们也是杂衣帮。。。




来回走,来回走。。。




他们占的比例有多少?90%?95%?假如90%;剩下10%中,5%是老外,基本是记者,2.5%是从中国外地来北京的游客,2.5%恐怕就是白衣者了。。。




有个帖子的标题是<警民齐聚天安门,共度六四青年节>。。。


又,推荐看:CNN记者天安门报道遭遇伞男围堵http://www.bullogger.com/blogs/judethefox/archives/298451.aspx
怀旧金曲MV之《天安门伞男 The Umbrella Man》http://www.bullogger.com/blogs/judethefox/archives/298690.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