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30日星期三

拉萨自焚图片显示两名藏人在大昭寺与八廓街派出所之间自焚


5月27日,重要的佛教节日“萨嘎达瓦”第六天,拉萨发生了两名藏人同时自焚的事件。

已有现场图片出现在Facebook和新浪微博。而在新浪微博上发布的图片虽被网管删除,但已流传到Twitter上。


我对这组传到Twitter上的图片做了仔细分析。这四张图片实际上为两组。图片上的地点是在拉萨大昭寺广场偏西南处,这里有拉萨著名的地标,即第1、2张图片上显示的寺院建筑——大昭寺,以及第3、4张图片上显示的经幡柱“曲亚塔钦”。

不知道这四张图片是何人拍摄,何人发到网上。或有可能是想透过图片显示自焚者被便衣和警察施救的场面,那么,这是不是与CCTV制作的关于藏人自焚的外宣片如出一辙?但这四张图片值得转载和研究,因为其中透露了很重要的信息,即自焚藏人的地点。


截图
在这两张图片上,身上燃着烈火的男子正走在大昭寺广场偏西南处,身后是全藏地最神圣的佛殿——大昭寺。而在右边,注意看,在他左边的藏式建筑悬挂的两个摄像头下面,有浓烟升起,这个位置实际上距离大昭寺斜对面的八廓街派出所很近,近在咫尺。

在这两张图片上,右边穿格子衣服的男子和手拿防火毯的男子正向自焚者扑过去。这两人的装束对于拉萨人很熟悉,尤其那防火毯是消防警察的标准配置,说明这两人是军警伪装的便衣。但奇怪的是,平时这里熙熙攘攘,此时怎么却没什么人了呢?那一排卖哈达的四川人等商贩呢?只是在第二张照片,在自焚者的火焰后面,看见有穿藏装的妇女等人在张望。据知,当时,军警立即驱散了周围的人。

另外,从此时便衣手中的防火毯、以及平时巡逻武警背的灭火器来看,正如网友所说:“看来他们准备工作还是很充分的,早知道有这一天”。事实上,早在今年2月,尽管当局对自焚藏人极尽污名化之能事,但很清楚这样的污名化对于藏人不会有效,为此拉萨各单位开会传达“上面”的指示:自焚已从四川藏区蔓延到了我区的昌都地区,蔓延到了青海藏区,离藏区的中心拉萨是越来越近了,必须动员所有力量,严防在拉萨发生类似自焚事件。

依据RFA等外媒的报道并对照这两组图片,这应该是5月27日在拉萨发生的两名藏人的自焚。中国官方新华社在5月28日的英文报道说“两名藏族男子星期日下午在拉萨市中心著名的商业街自焚Two Tibetan men set themselves on fire on a well-known market street in downtown Lhasa Sunday afternoon)”,并透露他们的名字是tobgye Tseten(托杰才旦)和Dargye(达吉)。然而,由图可见,两名藏人自焚的位置不但是在拉萨著名的商业街——帕廓街,而且是在最神圣的大昭寺与斜对面的八廓街派出所之间。新华社的报道企图遮蔽具有重要意义的自焚位置。


在这两张图片上,地点是大昭寺广场偏西南著名的经幡柱“曲亚塔钦”一侧,有警察或协警或保安在对着大片冒烟处喷射灭火器。左下角出现了一位西方旅游者模样的男子似在拍照、在围观。据知,当时,一如往常,在这里——拉萨的中心——有很多游客,从中国各地来的游客很多,都是旅游团队,也有一些西方游客,都目瞪口呆地看着。

在这两张图片上,被烟雾遮住的自焚者应该是前两张图片上的自焚者,这表明他并未被拿防火毯的军警便衣抓住,而是又往北跑了几步。

与大昭寺相对的八廓街派出所。此图下载于网络。
新华社的英文报道称两名藏人是在“拉萨市中心著名的商业街自焚”。但从曝露的这组图片来看,两名藏人应该是在大昭寺与其斜对面的八廓街派出所之间自焚的,一人似在原地,另一人身上裹着火焰一直跑到 “曲亚塔钦” 处,而这之间的距离并不长。


这是另一张最先曝露的有关5月27日两名藏人在拉萨自焚的照片。与上述四张图片对照来看,浓烟升起处,正是在“曲雅塔钦”的一侧。新华社说,Dargye烧伤住在医院,tobgye Tseten已身亡。

自焚牺牲的托杰才旦
据外媒及流亡西藏的报道,两名藏人自焚前在拉萨一家叫“尼玛林”的藏餐馆打工。达吉原籍为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人,25岁。托杰才旦原籍为安多拉卜让(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博拉乡)人,19岁。5月27日,两人在大昭寺南面的达夏家庭旅馆登记房间,并做了自焚准备,下午2点多钟在大昭寺前(注:事实上是在大昭寺与其斜对面的八廓街派出所之间)点火自焚。托杰才旦走了几十步后倒地,达吉身上燃着火焰奔走时被迅速扑来的军警包围,两人都被军警带走。托杰才旦牺牲,达吉受伤在医院。他们打工的尼玛林藏餐馆的老板和其他工作人员已被当局拘押。

以下关于拉萨现状的信息来自新浪微博,但在新浪微博上搜索“大昭寺”,出现的提示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大昭寺’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拉萨昨天发生了点事,城里到处都是巡警,武警,骑警和协查员。几乎每个路口都有扛着灭火器的大兵和警察,这治安说不出是好还是不好 
一路哨卡检查得很严,拉萨是出啥大事了? 
抵达拉萨…火车站安检很严…并且还不让拍照… 
这条铁道部的信息是针对近日拉萨自焚……?http://pic.twitter.com/Z007br5X 
藏族人士即日起入住拉萨各酒店均需通知就近派出所,警察需当面登记询问。五星级酒店也不例外,我正在等警察。又:警察对我进行了严格审问后,对酒店说:凡西藏昌都、那曲的藏族一律不得入住,直接报派出所。

2012年5月29日星期二

5月27日,两名藏人在拉萨大昭寺前自焚


图片来自Facebook。图为大昭寺广场及大昭寺,被认为是对5月27日拉萨自焚的记录。图中出现的多个帐篷顶实际上是安置军警的帐篷。
时间:5月27日,一年一度的佛教节日“萨嘎达瓦”的第六天。 
地点:拉萨的中心、全藏地最神圣的大昭寺前。也是藏传佛教信徒礼佛转经之路“帕廓”。但也是军警密布之地。 
人物:达吉: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人,25岁。托杰才旦:安多拉卜让(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9岁。两人在拉萨一家藏餐馆打工。

5月27日下午,在拉萨大昭寺西南侧的门前,两位年轻藏人突然自焚,一人当场倒下,一人身上燃着火焰往北奔跑时被迅速扑来的军警包围。最先倒下的自焚藏人也被军警重重围住。

据知现场有许多人目睹到这一情景,包括很多游客(来自中国各地的旅游者和一些西方旅游者)。有人哭泣,有人因恐惧而逃。但在场者很快都被军警驱散。

这两起自焚发生在全藏地的中心——拉萨,发生在全藏地最重要的佛教节日“萨嘎达瓦”(佛祖释迦牟尼诞辰、成道、圆寂的藏历四月)期间,令人震撼!

而三天前,《西藏日报》发表西藏当局发布关于“萨嘎达瓦”的禁令,要求“广大退休党员干部……不参加‘萨嘎达瓦’等宗教活动”、“共产党员、国家公职人员、学生一律不得参加“萨嘎达瓦”等宗教活动。”并称“‘萨嘎达瓦’宗教活动规模大、时间长、人数多,又与旅游高峰叠加,因此维稳工作任务较重…确保‘萨嘎达瓦’宗教活动期间全区大事不出、中事不出、力争小事也不出” ,然而,三天后,就发生了两位藏人在拉萨自焚的大事。

之前,西藏自治区当局对外多次声称“西藏没有自焚事件,总体上是非常平稳的……”,而事实上,目前西藏自治区已有三起藏人自焚事件,除5月27日在拉萨同时自焚的两位藏人,还有在去年12月1日自焚且牺牲的昌都藏人丁增朋措。

当晚,这个消息出现在新浪微博和推特上。有一条新浪微博欲言又止地写到“今天大昭寺广场……”并附上表示双泪纵横的图案,但很快被删。还有几条新浪微博写的是:
绝对出大事了,布达拉广场到处搜包,气氛紧张 
今天回到拉萨,上网真心难,中国移动信号也被封了,大昭寺出大事。。不敢细说,室友因此事发微博结果被警察带走了三个多四个小时。。 
今天手机不间断被信号屏蔽,拉萨人民很是淡定。我无语。。。拉萨完全不是我们心中所想!听风行大师讲故事,说到眼前的拉萨,我们都有点无奈却只能耸耸肩而已。还有啊~这几天打火机不知道被没收过n次了!我c!我的签证啊!我等不及要上路了! 
不要担心 不要惊讶 我在拉萨 瞻仰圣光 过激事件 一件一件 信号封锁 特警巡查 公安出动 消防急救 生之脆弱 近在眼前 天光褪去 云阴密布 众生忐忑 八角转寺 大道昭然 不若和谐
当晚很晚,自由亚洲首先做了简短的报道:Two Tibetans Burn Themselves in Lhasa

中国官方新华社 在5月28日承认有两名藏人男子星期日在拉萨自焚,“两名自焚者分别是来自四川阿坝的达吉和来自甘肃夏河的托杰才旦……托杰才旦被宣布死亡,达吉则幸存。”新华社引述西藏自治区官员的解释是“拉萨发生的自焚事件是川青甘藏区类似事件的延续,其目的是要分裂中国。”

而这种解释,在一个个藏人以身浴火的烈焰跟前,不堪一击。

Dorjee Tseten(托杰才旦),图片转自Phayul。
事实上,从2009年2月27日,在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发生第一起自焚,至2012年5月27日,在拉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最新发生的两起自焚,已经有40位境内外藏人连续自焚(包括境内37位、境外3位),而目前得知的是已有29人牺牲(包括境内28人,境外1人)。

据5月28日的Phayul网站报道,两位在拉萨自焚的藏人,一位是19岁的Dorjee Tseten(托杰才旦),老家在安多拉卜让(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当场牺牲(如图);一位是25岁的Dargye(达吉),老家在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他们在拉萨一家餐馆打工。

而在两位藏人自焚之后的第二天,拉萨大昭寺广场南北两侧已设立了两个安检门。凡是进入大昭寺广场的,不管是藏人,还是汉人,还是西方游客,都要经由安检门的检查,还要查包、查头戴的帽子。原本是宗教节日“萨嘎达瓦”期间,应该有熙熙攘攘的藏人转经礼,但现在,帕廓街转经道上全是军警,而藏人寥寥。

与此同时,拉萨各居委会奉令开始对辖区内所有藏人进行排查。

2012年5月26日星期六

王力雄:薄熙来与“N系列”

薄熙来与“N系列”
王力雄

1.   权力“机器化”
    重庆模式正热时,很多人都认为薄熙来会在中共十八大“入常”(当上政治局常委)。我倾向不会,但不确定。我是把薄能否入常当做一个验证:能入,说明中共尚未完全“机器化”,还有破局的可能;薄入不了,则说明中共已经完成“机器化”,也就不要指望它还能有政治改革。
我非常明白,薄若真像人们传说的那样入常主管政法,我们的处境会更糟。但如果他入常,可能会带来变化,而破局需要变化,破局也需要中共尚未完成“机器化”。
王立军的出现改变了进程。薄的下台似乎成了偶发事件所致。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已无法验证。不过,我仍然倾向在王立军事件前,中共内部已形成隐而未发的倒薄之势。如果不是这样,仅王立军不会使其下台,哪怕其妻真有命案,也可在权力黑箱中摆平。王立军只是一个引爆点,把本可能温水煮青蛙的倒薄,变成了一场喧闹大戏。
我用“机器化”表达这种意思:非“机器化”的权力是由领袖主导,按领袖的意志运转;而“机器化”的权力不再有真正意义的领袖。权力集团的每个成员都是机器零件,按照刚性结构相互配合与制约。最高权力只是一个位置,由谁填充不重要,但同样不能违背机器规则,更不能破坏机器自身。
这是今日中共与毛时代的一个本质不同。毛可以扭转权力方向,改变权力规则,甚至可以将权力机器打碎重建。而倍受文革之害的官僚集团,在毛之后决心不允许文革再现,邓小平推动的“党的建设”、“发扬党内民主”,目的也是防止再出现可以凌驾于党、伤害官僚集团的毛泽东。
而薄熙来,恰好扮演了重庆的毛泽东。
2. 薄的僭越
不管薄是出于理想,还是野心,他在重庆走了一条有其自身特色的路。他要消除以往单纯经济改革的弊病,不惜触动已形成的利益格局。为此他首先要得到合法性。而他要消除的弊病和触动的格局正是经济改革的产物,已经占领经济改革的制高点,这使得他只能从政治领域寻求合法性。
中共的经济改革全盘否定了毛,但是为了维护政权合法性,政治上却一直抽象地尊崇毛,而毛的思想恰是直指当今弊病,这给薄利用毛留下了空间,也给薄为自己的行为找到护身符。薄搞“唱红”是为了展示这种合法性,同时是利用集体记忆对民众的动员,虽然被外界视为闹剧,对薄却是十分必要。
薄的“打黑”则是为了克服权势集团的抗拒。他空降重庆,人地两生,从何下手才能打破掌握地方权势和资源的地头蛇联盟呢?­既然权势集团几乎人人违法,法治就是“合法伤害权”,想打谁打谁,也就成为打破抗拒的最好工具。不过,完全按法律程序也不行,权势集团有权又有钱,可以把法律玩弄于股掌。薄必须甩开法律的束缚,把“打黑”变成“黑打”。李庄案就是一种宣告:老子不跟你们玩法律!
“黑打”靠谁?一个和当地没有利益牵连的酷吏——王立军就是这种角色。还需要暴力机器的效忠。薄通过让重庆数万警察全部重新竞争上岗,以得到这种效忠。
历史上酷吏可以权倾一时,然而树敌太多,太过跋扈,几乎都无好下场,主子也会在达到目的后将其抛弃。聪明的酷吏需要保护自己,王立军在为薄当鹰犬时没有忘记这一点,并在最终关头铤而走险。他太知道黑箱之黑(亲手制造无数),因此进了有阳光的美国领馆。
薄随即被装进黑箱,遭到同样黑打。黑打并非他的发明,也非他首先使用。
薄唱红打黑,为的是排除阻力,在重庆实践自己的路线,为党找到出路,用以换取常委之位,再推广到整个中国。这中间到底是哪一步不被机器化的权力所容,必置他于死地呢?
3. 卡里斯玛与平庸机器
薄在刚被免职时,豪迈地宣称经历了文革的他不怕小人,那时他肯定没想到自己会被扔进搅拌着贪污、谋杀、奸情乃至间谍的龌龊粪坑。对他而言,即使倒台也只有路线斗争才与其高贵身份相配。然而除了温家宝最初暗示过路线分歧,后面的定调一概只有刑事犯罪。
这就是目的:不能让高贵者高贵!就是要让所谓的太子卑污化!机器化的权力最不能容忍卡里斯玛式人物(以个人魅力和威望获得大众追随与效忠的领袖),那是最不稳定的结构,可以被领袖任意改变,官僚安全也最无保障。中共要防范文革重演,首先就要防范卡里斯玛再现。
温家宝曾暗示薄退回文革,其实薄的重庆模式和文革并不沾边,可以让人联想文革的主要是他的卡里斯玛,包括“唱红”的群众运动,尤其是“打黑” 伤害权势集团,踩到了权力机器的底线。今日中共接受的老大是辨不出面目的“Who’s Hu” 、“Who’s Xi”。“不折腾”的平庸是官僚集团最爱。如果重庆的卡里斯玛不铲除,终有一天会变成中国的卡里斯玛。如果靠折腾可以入常,将有层出不穷的小卡里斯玛纷纷效法,党将再无宁日。正是设身处地考虑中共机器的这种逻辑,我才认为即使没有王立军,薄熙来也不能在十八大入常。
对于权力机器,王立军的价值在于把事件刑事化,有利于对薄熙来卡里斯玛的去魅,摧垮其道德形象。路线斗争是不会公开提的。一是中共的路线斗争几乎总是好人挨整,早已不被民众相信;二是今日中共的意识形态挂羊头卖狗肉,进行路线论战只能自取其辱,反而会进一步提升薄熙来的卡里斯玛。
薄熙来事件是对党内僭越者的杀一儆百,会促使中共进一步机器化。对这一点,国内外很多人都没看清——中共并没有因为这个事件产生分裂和混乱,而是从此更加一统、有序和稳定,也就是更为彻底地机器化。
4. 官僚集团的民主性
因为专制权力只有通过官僚体系才能贯彻,只要损害官僚集团的利益,官僚就会利用拖延、扭曲、不了了之等手段,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把上级决策架空,使之无法推动落实,我把专制权力内部这种自下而上抗拒的性质,称为“官僚集团的民主性”——这是权力机器化的基础。
无论是在古代王朝还是近代的专制政体,“官僚集团的民主性”都广泛存在,它不体现于制度和程序,以潜规则方式发挥作用,更多是靠默契,或是类似物竞天择的演化。官僚在具体问题上有竞争,总体却是相互联合的共同体。他们精于谋划,利益一致,利用现成的官僚体系串联、共谋和形成庇护网络。专制权力要得到贯彻,便得顺应“官僚集团的民主性”,满足(或至少是不触犯)官僚利益,才能使其成为得心应手的工具,而非阳奉阴违的对抗者。
即使以毛泽东的权威,要开展触及官僚集团的运动时,甚至无法在北京发出一篇文章。毛最终的方式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越过官僚集团,直接号召底层民众造反,自下而上摧垮官僚集团。但是毛仍然离不开官僚集团,打倒了老的,新官僚照样会演化成利益集团,“官僚集团的民主性”就会继续起作用。毛死后尸骨未寒,老婆被关进监狱,近臣一网打尽,而被他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全面复辟。
饱受文革摧残的邓小平决心在党内建立对领袖的制约,他借助的正是“官僚集团的民主性”——或称“党内民主”。今日中共,高层权斗比任何时期都弱,权力交接也有了程序。领袖不再是凌驾于官僚集团的独裁者,而是为官僚集团争取利益最大化,才能坐稳位置。
可想而知,这样的“党内民主”同中国民主与人民民主没有任何关联。
5. 制度化的派系
把中国民主希望寄托于中共“党内民主”的人,给中共最多的建言是从党内派别制度化开始,期望那会成为多党制的起点。其实,派别制度化在中共党内早已进行,基本成为成熟体制,但是多党制却因此离得更远。
外界把中共分为“团派”和“太子派”,既不准确也易误导,另一种分“江派”、“胡派”则是停留表面,缺乏分析。我认为将其称为“N派”和“N+1派”,最能体现中共分派的本质。
有人群就会有分派。连毛也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如何分派?以什么分派?怎么让派系竞争成为互补而非你死我活的恶斗?对机器化的党,更是要求分派不但不能破坏机器,反而要成为稳定机器的组成部分。
如此高难的题目,被邓小平解决。那并非是邓的有意设计,是他对权力传承的安排,同时解决了这个难题。
权力传承一直是专制政体的难关。古代按血统,简单明了,仍然免不了皇室残杀和宫廷阴谋。近代专制的权力传承往往伴随更大震荡。毛泽东几次安排接班人,却未防住他死后的宫廷政变;邓小平指定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也先后被他废黜,酿成几乎颠覆中共的“六四”。
邓小平痛定思痛,走出前所未有的一招——同时指定两代接班人,江泽民(N)和胡锦涛(N+1)。一代只能在任两届十年,其后就要交给下一代。这种安排的好处,是在两代接班人之间形成一种制约,江到时需要交权,因此不会产生敢于背叛邓小平的自我膨胀,其交权后,自身会落到胡的权力下,为了自身安全就会避免你死我活的斗争。而胡必须仰仗邓小平给予的合法性,才能保证按时轮换到自己,避免像以往接班人那样沦落悲惨下场,因此一定把邓小平奉为圭臬,誓死维护。
邓的权威,保证了这种安排成为权力集团共识,虽然没有明文,但在实质上形成约束。即便在邓死后,江也不敢僭越,只能按时把权力交给胡。中共第一次实现权力平顺交接。对于邓,也许考虑的只是一次交接平顺,但是由他开的这个头,却在中共的政治生态中继续延伸——当江泽民把权力交给胡锦涛时,也仿效邓小平,指定了胡之后的接班人习近平,由此使“隔代指定接班人”成为模式。
而党内的分派,过去总是体现为路线斗争,导致党落入生死存亡的分裂,直到新的独裁者一统全党才会稳定。但是那种凌驾所有山头的独裁者也会凌驾于党,以其个人意志给党带来破坏,同时仍然免不了下一次传承时的震荡。隔代指定接班人,则会在党内自然形成两个山头,以隔代划分——“N派”和“N+1派”。其中的“N”随接班代数变化。两派之间没有路线斗争,区分只是轮替掌权的顺序。这种轮替完全按照规则,不需要竞争,只是等待时间,因此会比民主政治的政党轮替还要稳定。
虽然两个山头总是一强一弱,不会在同一时间势均力敌,但反而有助于避免争斗。未接班者是弱方,一般不会主动挑战,只要保证不出事,自己就会到时按程序接班。在位者是强方,但会避免过分压制弱方,因为强弱会随接班而变化,弱方一旦接班就会变成强方,要避免那时遭受报复,就要在自己强时有所收敛。
强弱关系随接班转换后,从弱到强的一方仍然不敢过于膨胀。除了前任仍有实力,必须顾忌,还因为前任交班前指定的隔代接班人,自然属于前任的派系,也就意味着,对方一派会在自己届满交班后又变成强方,因此在自己变强时就要考虑自己终会变弱的变化。这种规则,使得两派都能自我克制,也都得到保护,构成强弱轮替,相互制约,又把握分寸,避免斗争,依存大于分裂,以联合为主,争斗为辅,可以长期持续平衡的机制。
可以说,专制权力从由个人掌握转为由集团掌握,从独裁者独揽大权变成权力机器化,“隔代指定接班人”是最稳定的模式。1989年“六四”之后,中共保持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稳定,空前团结,是为验证。薄熙来事件没有影响这种稳定,又验证了经得起考验。专制权力毁于传承内斗的历史教训,将使官僚集团把这种模式视为救命药而精心培育,并制约在位者不得加以改变。
中共是否已经将“隔代指定接班人”模式彻底制度化,尚待最后的检验——中共十八大(最晚十九大)是否会有胡锦涛指定的接班人“入常”?让我们对此拭目以待。
6.  N序列
以“N派”和“N+1派”称呼中共的派系,最能反映其本质:都是“N”,差别只是一个“1”——轮班所差的次序,可以统称“N系列”。
N系列”中的分派,没有主义、路线的不同,没有执政理念的不同,甚至没有策略的不同,只有权力遵循规则轮替,按照幕起幕落你唱罢我登场。派别之间的共同性远远大于不同性。派别相互无需竞争,也就不需要寻找区别,因此不会有创新,也不会有因派别不同而给社会提供的选择。这样的分派,不会有变革,只会有对变革的防范。薄熙来之落马,就是因为想在“N系列”之外有所变化。
中共从革命党变为权力集团,不再企图用阶级斗争创建劳苦大众的天堂,而是通过“改革开放”创建自己的天堂,一切目标都在自身权力的巩固和利益的满足。这样的权力集团怎会放弃专制?革命党的残暴手段,今日政权并未丧失,只是因为有了计算得失的务实,多了一些掂量。一旦认为收大于支,便会毫不犹豫。毛时代在主义受挑战时可以杀人,今日政权在权力受挑战时也不会手软。
如果这个权力集团还会在政治上有什么改革(如温家宝宣称),要么只能是空头支票,如开展了近三十年的乡村自治至今徒剩其名;要么只是出于自我谋利的调整,或是在“治理”层面的修补堵漏。
在权力没有机器化之前,权力由领袖主导,还可能存在突破。那当然存在危险,如希特勒的战争、毛的文革,但也可能有进步,如蒋经国的开放党禁,戈尔巴乔夫的政治转型。权力争斗造成权力集团分裂,可能导致法西斯政变,也有可能为寻求民众的支持而开放民主。而在权力机器化之后,领袖不再是主宰,只是权力集团的利益代言人。“中共党内,政改已死”,此说一语中的。
7.  未来的突变
那么,“N系列”是不是就此千秋万世了呢?
历史上国家力量从未像今天这样强,中国民间也从未像中共统治下这样弱。力量对比的悬殊使自下而上的革命基本没有可能,悲观者似乎看不到挑战中共的任何可能。然而问题在于专制权力总是不停地制造矛盾和自身敌人,其镇压能力却一定会到头,那时积累的矛盾,就随时可能以突变形式总爆发。
沙堆理论借助摄像机和计算机,观察和计算沙堆顶部每落一粒沙会连带动多少沙粒移动。初始,落下的沙粒对沙堆整体影响很小。但是当沙堆增高到一定程度,达到“自组织临界”(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时,沙堆就开始一体化,每粒新落下的沙都会产生一种“力波”,尽管微细,却能贯穿沙堆整体。那时沙堆的总体结构将随每粒沙的落下逐渐脆弱,说不定哪粒沙就导致结构突变——坍塌,也就是所说的崩溃。
一个西方谚语说断了马蹄钉,绊倒了马,摔伤了将军,输掉了战争,亡了国家。那国家当然不是因为马蹄钉而亡,用沙堆理论解释,就是其内部危机已经超过临界,马蹄钉只是引起坍塌的最后一粒沙。中国也如这样的沙堆,各种矛盾冲突不断积累,迟早会使沙堆超过临界。而到了连马蹄钉都成了“不稳定因素”时,专制政权控制再严密也无法防止突变发生,因为它不可能给每个马蹄钉都派上看守的兵。
社会不可能不变,当权力内部不再变革时,就免不了这种外部突变。目前,民变四起的局面正在中国形成,一件蝇头小事引发“暴民四起”的全局动荡某天会不期而至。那时,因为现代社会之连锁紧密,丧失了政权整体性整合的社会,在权力真空中滑向同归于尽的速度可能远超出现在的想象。
面对这样的前景,未来中国可谓步步惊心。

2012-4-21

2012年5月25日星期五

8位自焚藏人留下的遗言、写下的遗书、录音的遗嘱


从2009年2月27日,阿坝格尔登寺僧人扎白自焚,至2012年4月19日,壤塘县两位青年曲帕嘉和索南自焚,共有38位境内外藏人自焚(境内35位,境外3位),28人牺牲。

至目前,有8位自焚藏人留下的遗言、写下的遗书或录音的遗嘱,已被陆续找到并披露(注:如有遗漏,恳请指出并提供相关资料为谢)。而这都是至为宝贵的证据,故一并呈示于此:


彭措(又写平措或洛桑彭措):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20岁。2011年3月16日自焚,重伤,遭军警殴打,牺牲,后由藏人隆重火葬。
《“他们认为我们害怕武力镇压,他们想错了”——与格尔登寺僧人的访谈,纪念彭措自焚一周年》,彭措在寺院的同学说彭措自焚前“对几位朋友说:‘我无法继续忍受心中的痛苦,2011年3月16日我将向世人表现一点迹象。’” 
并讲述彭措自焚牺牲之后:“在处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他在笔记本上的一段话:‘运气和信心是胜利,失望和疑虑是失败。’”


丁増朋措:康昌都(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嘎玛区农民,原为噶玛寺僧人,后还俗成家,41岁。2011年12月1日自焚,重伤,被军警强行带走,后牺牲。而西藏自治区当局掩盖这起自焚,对外声称“目前西藏没有自焚事件,总体上是非常平稳的……”

丁增朋措在自焚前留下四份遗书——
遗书之一:
信封上写着:请张贴到噶玛寺的大门上
信中内容:
面对继承和弘扬纯正无误的藏传佛教之噶玛寺堪布洛珠绕色、朗色索朗和全体僧侣遭受抓捕、殴打——我宁愿为我们噶玛寺的堪布和僧侣们的痛苦去赴死。
持尊严者丁増朋措 
遗书之二:
同胞们,勿要失望!勿要怯懦!自他交换的道友们,请为持佛法的两位堪布和僧人们想一想,我们怎能相信一个不允许我们信仰宗教的政府?
丁増朋措 
遗书之三:
噶玛寺的同胞兄弟们:
想到堪布和僧人们的处境,我们坐在这里担忧有什么用?起来吧!
利养恭敬八法与荣誉,如野鹿远远躲避猎人。
向世间法无法欺骗之,大彻大悟的佛祖顶礼!
充满痛苦的丁増朋措 
遗书之四:
想到整个西藏和今年噶玛寺的苦难,我无法继续活下去空等。


索巴仁波切(年格.索南竹杰):安多果洛(今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人,42岁。2012年1月8日在果洛州达日县自焚,当场牺牲。后由藏人隆重火葬。

他在自焚前录音遗嘱,他的声音在这里可以听到,经记录后译为中文——
国内外六百万藏人兄弟姐妹们,在此,我向为藏人的自由而牺牲的以图丹欧珠[1]为主的英雄们、为六百万藏人的团聚和藏地的幸福而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儿女们,表示无比地感谢和钦佩。我已经四十多岁,一直没有勇气像你们那样做,以致苟活到今天。所幸的是,我也努力地为藏文化的大五明及小五明的弘扬做了一些贡献。 
在21世纪尤其今年,是雪域的许多英雄儿女献出宝贵生命的一年,我也愿贡献自己的血肉来表示支援和敬意。我的牺牲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有多么伟大,我诚心诚意地忏悔所犯三昧耶戒以及一切罪业,特别是金刚密乘的誓言戒——不允许对自身的虐待和牺牲,我在此虔诚忏悔。 
一切众生未有不曾做过我们的父母,无边的众生由于业际颠倒,做下了不可饶恕的罪业,我诚心诚意地为他们清净业障。并且我发愿,希望遍法界的一切众生,乃至如虱子等一切微小众生,临终时未有恐惧,不受痛苦,往生无量光佛的身边,获得圆满正等正觉的果位。因此我愿供养自己的寿命和身体。也为了人天导师尊者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为主的所有高僧大德长久住世,而把我的寿命、身体化作曼札供奉给他们。 
诸香涂地缤纷雨妙花
严饰须弥四洲并日月
观想变现供养诸佛刹
修习愿达诸佛清净刹
(译者注:以上是曼札偈) 
自他身语意三世善法、珠宝、妙善、曼札、普贤诸云供意幻供养上师三宝尊,慈悲摄受赐予我加持:“俄当,格热,然那曼札拉,康呢尔亚,答亚么”。(译者注:此为曼札偈咒语) 
再次说明,我做出这一行为,绝无贪图名誉、恭敬、爱戴等自私自利的心态,而是清净的,虔诚的,如佛陀当年舍身饲虎一般,其他牺牲的藏人同胞也是如我一般,为了真理和自由而舍生取义。 
事实上临终之际,若有嗔恨心很难得解脱,因此我希望我能做他们的引导者,愿以此供养的功德和力量使一切众生未来获得究竟佛的果位;并为国内外诸多高僧大德长久住世,尤其希望尊者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为了雪域政教永世长存: 
雪山绵延环绕的净土
一切利乐事业之缘源
丹增嘉措慈悲观世音
愿其足莲恒久住百劫
(愿事业如日中天)
(译者注:此为尊者达赖喇嘛长寿祈请文) 
愿恶缘毁坏教法者
业际颠倒有形无形
思想行为入恶劣者
三宝谛实加持永断除
(译者注:此为尊者达赖喇嘛所著的雪域祈祷文) 
(愿此等善法等两偈,略)
殊胜之最发愿王
利益无边诸众生
圆满普贤行愿力
三恶道众尽解脱
达雅塔,班赞哲雅阿瓦波达呢耶所哈。(成就所愿咒,念诵了三遍) 
呀!诸多的金刚道友和各地的信徒们,大家要团结一致,同心协力,为雪域藏人未来的自由,为藏地真正成为我们自己的家园,为这样的曙光,大家要团结一致,为了这个共同目标而奋斗,这也是所有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们的心愿,因此无利益的一切行径必须要放弃,比如那些为了争夺草山而自相争斗等。 
年轻的藏人要努力、勤奋地学习十明等藏人的文化及理论知识,年老的藏人也要把自己的身口意融入到善法之中,大家要共同弘扬和发展我们民族传统的文化、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大家都要力所能及地,为了藏人的幸福和一切众生暂时获得世间圆满以至究竟获得佛的果位而多做善事,这非常重要,祝愿大家吉祥如意! 
我还要告诉我的家人和亲朋好友、×××(译者注:提到一个名字但听不清楚):我身无分文,我的一切财产早已布施在佛法方面,请你们不要说这里有我的财产、那里有我的财产,或者这里那里有我的东西。我什么都没有,我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和施主们请记住这一点。还有,希望我做担保的一些乡亲、喇嘛、祖古的物品,你们要按约定的时间如数交还。 
自他三世一切善法回向给一切众生等,特别是在地狱等三恶趣的众生。
(殊胜之最发愿王等一偈,略。) 
(此生三世一切功德一偈,略) 
最后,国内外的所有法友们,请你们不要难过,请你们为善知识们祈祷,乃至菩提间我们未有离别。依怙我的老人们和百姓们也请如是发愿,无论快乐与痛苦、好与坏、喜与悲,我们都要依靠上师三宝,除了三宝再没有依靠处,请你们不要忘记,扎西德勒!


朗卓:安多壤塘(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中壤塘乡)人,18岁。2012年2月19日自焚,当场牺牲。后由藏人火葬。

他在自焚前写下遗书,其实是一首诗
昂起你坚强的头,为朗卓之尊严。
我那厚恩的父母、亲爱的兄弟及亲属,我即将要离世。
为恩惠无量的藏人,我将点燃躯体。
藏民族的儿女们,我的希望就是,你们要团结一致。
若你是藏人要穿藏装,并要讲藏语,勿忘自己是藏人;
若是藏人要有慈悲之心,要爱戴父母,要民族团结,要怜悯旁生,珍惜动物生命。
祈愿(嘉瓦丹增嘉措)达赖喇嘛尊者永久住世。
祈愿雪域西藏的高僧大德们永久住世。
祈愿藏民族脱离汉魔。在汉人魔掌下藏人非常痛苦,这痛苦难以忍受。
此汉魔强占藏地,此汉魔强抓藏人,无法在其恶法下续留,无法容忍没有伤痕的折磨。
此汉魔无慈悲心,残害藏人生命。
祈愿(嘉瓦丹增嘉措)达赖喇嘛尊者永久住世! 


才让吉:安多玛曲(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藏族中学初三学生,女,19岁。为抗议藏语文教育遭严重削弱的教育政策,2012年3月3日自焚,当场牺牲,被军警抢走遗体。而当局却称她“头脑有病”,“学习差”。
《卫报:一位藏人少女悲惨的自焚之路》中,去当地采访的卫报记者写到:“一月初,才让吉在与她的一个亲戚谈到一连串的自焚事件时表示,她很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人可以像这样继续生活下去。’ 她说。”
                                                                                       

江白益西:康道坞(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人,2006年流亡印度,27岁。2012年3月26日在新德里自焚,抗议中国主席胡锦涛访问印度。被同时集会抗议的藏人送往医院,但因伤势太重,于3月28日即所谓的”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牺牲。

他在自焚前写下遗书
为了抗议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到访印度,点火自焚而被送至印度医院抢救的流亡藏人江白益西之前留下的相关遗嘱被公布,他在遗嘱上鼓励藏人团结奋斗,为六百万藏人争取人权和自由。 
遗嘱5点诉求分别是: 
第一,祝愿世界和平导师达赖喇嘛尊者万岁,希望能够迎请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坚信境内外同胞早日团聚在雪域西藏,并在布达拉宫前齐声高唱西藏国歌; 
第二,同胞们,为未来幸福和前景我们要有尊严和骨气。尊严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寻找正义的勇气,更是未来幸福的向导。同胞们,寻求与全球民众同等的幸福,必须要牢记尊严,大事小事都要付出努力,总而言之,尊严是辨别是非的智慧; 
第三,自由是所有生命物的幸福所在,失去自由、像是在风中的酥 油灯,像是六百万藏人的趋向,如果三区藏人能够团结力量必会取得成果,请不要失去信心;
第四,本人所讲的是六百万西藏人民的问题。在民族斗争中,若有财富现在就是该使用的时候,若有学识就是该付出力量的紧张时刻,更觉得现在正是该牺牲生命的时候。在21世纪中,用火点燃珍贵的人生,主要是向全球民众证实六百万藏人的苦难、无人权及无公平的处境,如果有怜悯和慈心,就请关注弱小藏人的处境; 
第五,我们要使用传统宗教、文化和语言的基本自由,要有基本人权,希 望全世界人民能够支持我们。藏人是西藏的主人,西藏必胜! 
道孚•江白益西。 
(右上方则留下遗嘱的日期为2012年3月16日。)

曲帕嘉:安多壤塘(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中壤塘乡)人,学生,25岁。2012年4月19日在觉囊派壤塘大寺附近与堂兄弟索南同时但不同地点自焚,当场牺牲。后由藏人僧俗将他隆重火葬。


索南:安多壤塘(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中壤塘乡)人,学生,24岁。2012年4月19日在觉囊派壤塘大寺附近与堂兄弟曲帕嘉同时但不同地点自焚,当场牺牲。后由藏人僧俗将他隆重火葬。

曲帕嘉、索南在自焚前录音了遗嘱,在YouTube上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经记录后译为中文——
藏民族是有着与众不同的宗教和文化、慈悲和善良、有利他之心的民族,但是,藏民族受到中国的侵略、镇压和欺骗。我们是为了藏民族没有基本人权的痛苦和实现世界和平而点火自焚的,我们藏民族没有最基本人权的痛苦比我俩自焚的痛苦还要大。  
在这世上最厚恩的父母和家人和深爱的兄弟姐妹们,我俩不是没有考虑你们感受,和你们生死别离是迟早的事,也不是不珍惜自己的生命。而是我俩志同道合地为了藏民族得到自由、佛法昌盛和众生能够获得幸福,以及世界和平而点火自焚的。  
但是你们要按照我俩的遗愿行事,如果我俩落入汉人的手中,你们不要做任何无畏的牺牲,我俩不愿任何人为此而受到伤害,如能这样则是我俩的心愿。如果你们为了我俩而伤心,那就听从学者和上师大德的话,学习文化不要迷途,对本族要情同手足,要努力学习本民族的的文化,并团结一致,如能这样则是我俩的心愿,按照遗愿行事是我俩由衷的愿望。

【注:上述自焚藏人写的遗书、录音的遗嘱,译者分别为桑杰嘉、东宗等。】 

2012年5月23日星期三

嘉央诺布:寻求无权者的权力

这是年轻时的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穿着“曲巴”(藏装)的照片。可能众所不知的是,昂山素季的丈夫Michael Aris是国际知名的藏学家。正如维基百科介绍,在他去世前的最后几年,他在牛津大学建立了研究图伯特/西藏和喜马拉雅的中心。而昂山素季早年曾与他一起研究、编辑、出版藏学著作。
 
寻求无权者的权力


作者: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
译者:John Lee 
@johnlee1021
发表时间:2011年1月4日
原文:http://www.jamyangnorbu.com/blog/2011/01/04/seeking-the-power-of-the-powerless/
译文:http://beyondhighwall.blogspot.com/2012/01/blog-post_2455.html

时近年末,距离昂山素季【1】获释也将近两个月了,但我似乎还没有从这一事件带来的兴奋恍惚中完全平静下来。为了看到她重获自由,我已经等待良久。诚然不如她忠实的缅甸追随者那样的专一和激情洋溢,不过依然心怀焦虑地等待着,同时也带着某种她一定能坚持到底的信念等待着。她绝不会向军政府低头,而那些军头们总有一天不得不还她自由之身。就是这样的。

所以,当我看到她在她的追随者面前首次亮相的视频时,我原本以为心中会涌起一些崇高而深刻的情感。结果我发现自己所做的一切却只是担心她会伤到自己,至少可能被那扇紧闭着的铁门上那些乱七八糟的尖刺割伤手指,铁门背后便是曾经囚禁她的院落。她原本站在铁门后面,但是有人搬来桌子还是别的什么东西让她站在上面,这样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她。她面带微笑而那些可恶的尖刺就挡在她的面前。后来人群中有人献给她一捧鲜花。她在头发上别了一束小花枝,而那儿原本应该是一束她标志性的茉莉花。不管那是什么花了,反正它给我开了个玩笑。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是对的。

最初出现素季可能获释的迹象时,专家们尚不能确定军政府释放她的动机背后的种种可能因素,不少报道(包括《纽约时报》、BBC、《问询报》等等)权宜性的征用了“无权者的权力”这一便利的短语,来对素季最终战胜拘押者的原因提供一个宽泛和部分的解释。这样的解释尽管有些含混模糊但肯定不会是错的。1991年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由她的儿子亚历山大代领),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弗朗西斯•塞哲斯特德(Francis Sejersted)【2】就曾经将素季描述为“无权者权力的杰出典范”。

这个机智的矛盾修辞术语是由捷克剧作家、异见人士和政治领袖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发明的,最初他将其作为一篇文章的标题,原文为捷克文“Moc bezmocných”,面世时间大约在1978年10月。这篇文章很快就成为那些难得一见的能经得起考验并最终被奉为经典的政论文章之一。正如哈维尔后来提到的,这篇文章是个急就篇,并无意成为学术文章或文学作品,而是为了号召东欧和苏联集团各国的所有异见人士采取行动。事实上,当这篇文章被收进一本论述自由和权力的文集发表后,哈维尔和这本文集中的其他一些作者遭到了逮捕。

这篇文章对当时东欧风雨飘摇中的政治反抗运动起到了深刻的和转型性的影响。曾经长期致力于在波兰的工厂里召集和组织工人的团结工会活动家Zbygniew Bujak【3】解释了其中的原因:“有一段时间人们都认为我们是疯子。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为什么我们要冒这样的风险?由于看不到任何直接的和有形的成果,我们开始怀疑我们所作所为的目的……而就在这时我们读到了哈维尔的文章。这篇文章给我们的行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它保持了我们的士气。我们最终没有放弃……”

哈维尔的剧作有让人惊叹的可接受性。我曾经在BBC(或是ITV【4】)上看过一次由观众表演的节目,是一出长达一个小时的荒诞剧,讲述了哈维尔被捷克的剧院封杀后被迫去一家啤酒厂工作的故事。我从来没有在电视上看过这样的节目——让我发自内心地感到沮丧和虚弱可同时又忍不住哈哈大笑。从另一方面讲,我也始终清楚这篇只有短短76页的《无权者的权力》所具备的沉甸甸的分量。我曾试图对哈维尔的观点进行一个简要的归纳,因为产生于那个时代的政治文献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依然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的这些压制性政权和体制的“理论基础”,哈维尔的这篇文章无疑是其中之一。此外,更为至关重要的是他的这篇文章为受压迫者成功地挑战他们的压迫者提供了一条真正具有可操作性的道路,尽管这是一条痛苦的和需要付出巨大牺牲的道路。

哈维尔在文章中首先做的也是关键性的一件事,是对当时东欧政权的性质进行了界定。它不是像斯大林政权和毛泽东政权那样的传统的独裁政体或极权政体。哈维尔称之为“后极权主义”( post-totalitarianism),但同时强调尽管有“后”这样一个前缀,它的本质依然是极权主义的。尽管如此,这样的体制会通过给自己戴上一幅平淡无奇、四平八稳的面具,并且狡猾地去除掉“伟大领袖”或“帝国元首”之类的极权商标,从而让自己呈现出一个看上去中规中矩的表象,但是哈维尔告诉我们:在这样中规中矩的表象背后,这样的体制的本质依然是“官僚机构独裁”( dictatorship of a bureaucracy)。

之后,哈维尔让人们去认清压制他们的政权的本质。哈维尔认为,仅仅着眼于一个政权所依仗的工具——军队、秘密警察、官僚机构、宣传机构、新闻审查机构等等或许会对这个政权的性质产生误判。虽然这样的政权依然实施酷刑,设立劳改营,依然有能力进行惊人的和随意的残酷伤害,但是它的权力的真正源泉存在于它能够用各种不同手段(包括消费主义)强制人们“活在谎言中”( live within the lie),去接受一个由谎言编织成的巨网(或是科幻小说迷们眼中的“Matrix”),它编造这些谎言用来为自己永久掌权提供一件正当性外衣。

由于“后极权主义”如此依存于谎言,哈维尔认为,在最广泛意义上理解的“真相”一词是这个体制最危险的敌人。因此,滋生“后极权主义”反对者的最重要的温床便是“活在真相中”( living within the truth)。虽然这一点最初始的作用只是体现在存在主义层面上,但是最终它可以在街头抗议、公民协会等等公开可见的政治行动中证明自己。哈维尔提到由捷克作家和知识分子制定的《七七宪章》(Charter 77),这些人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承认一些基本人权。这份宪章远远不是一份激进的文献,但是共产党政府依然重拳打压了宪章的作者和签名者。不过,宪章激发了后来的种种努力。

无论哈维尔是否有意为之,他的文章有很强的甘地主义的感觉。他告诉我们“活在真相中”(可以理解为 “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一种方式)“……显然是一种道义行为,不仅仅因为一个人需要为此付出巨大,还因为这种行为基本上不是一种自利的行为。冒这样的风险可能得到但也可能得不到局势总体改善的回报。”哈维尔强调说,“活在真相中”不仅是意指产生某些“思想概念产品”或是重大的政治行动,而是在于它可以是“……任何一个个人或团体采取的任何反对操纵和篡改的手段方法:从知识分子的文字到工人罢工,从摇滚音乐会到学生示威游行。”

我在10月份发表了一篇——也是唯一一篇【5】——文章讨论了如何在图伯特(汉语:西藏)进行学生抗议,我认为这种抗议恰恰符合哈维尔的“活在真相中”,是一种“无权者的权力”的表达。在图伯特高原上还没有像样的摇滚音乐会,不过来自安多【6】的年轻歌手谢旦(Sherten)发布了一段宝莱坞风格的音乐视频《团结的声音》(The Sound of Unity)【7】,号召雪域三区的博巴(汉语:藏人)团结起来(去反对那个众所周知的东西),其中一个小节还引人注目的出现了来自“黑暗的旧社会”的“反革命分子”——身着盛装的拉萨贵族男女——用来强调表达博巴团结的讯息。还有另外两首类似的音乐视频(《来电话了》【8】和《精神回归》【9】)也表达出同样颠覆性的讯息——号召“红脸膛”的博巴团结起来等待“雪狮”的回归。尽管歌曲的词作者们用委婉和双关的手法隐藏他们的政治意图,但这样的作品并非没有风险。一年以前,歌手扎西顿珠(Tashi Dondrup)便由于他热卖的音乐专辑《没有伤口的痛处》(Torture Without Trace)而遭到逮捕,而在2008年,歌手加羊吉也因从事“颠覆活动”遭受逮捕和酷刑。

哈维尔了解这样的歌手和音乐人在社会和政治革命中的重要性,他曾经支持捷克的摇滚乐队“宇宙中的塑料人”( 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这支乐队因不受政府欢迎而被迫转入地下,乐队成员在1976年遭到逮捕和起诉。塑料人乐队和哈维尔还都是纽约“地下天鹅绒”( Velvet Underground)【11】乐队的颠覆性音乐的狂热爱好者。哈维尔曾经对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12】说,最终在1989年推翻共产党政府的非暴力革命正是得名于这个美国乐队。拉什迪以为哈维尔是在开玩笑,不过后来发现哈维尔确实是这样非常严肃地对“地下天鹅绒”乐队的音乐主创卢•里德(Lou Reed)说的。

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博巴学者、作家和学生有效地利用了互联网进行相互沟通并将他们的作品在世界范围传播。他们的写作最主要是利用博伊(汉语:藏文)和中文,而“高原净土”( High Peaks Pure Earth)【13】网站则为他们代表性的作品提供了英文翻译。最著名同时也是最直言不讳的博客作者是诗人唯色,她最近刚刚获得“新闻勇气奖”( Courage in Journalism),而她的电脑在上个月受到了极端民族主义的中国红客联盟(China Honker Union)的攻击,所有的文章都被删除。她住在北京,遭受着几乎持续不断的监视。中国的检查人员经常在中国和图伯特查封很多博伊博客和博客服务器。尽管面临日益增加的困难,但是博巴博客作者依然想方设法坚持写作。很多博巴采用绕过审查和避免查封的办法是在比如“人人网”这样的中文社交网站上发帖子。

所有这些活动都反映了对于中国在图伯特的统治日益扩展的政治和社会反抗,也反映了人们在行使“无权者的权力”的手法上日趋成熟,从而避免了如以前那样绝对冒险的和终极性的表达。早先,所有反抗中国统治的表达都是直接的和对抗性的。如果我们回顾2008年在图伯特的抗暴,以及1987年以来所有类似的抗争都是同中国中央政权的直接对抗——示威者挥舞被禁止的图伯特国旗,呼喊要求图伯特独立和达赖喇嘛回归的口号——这些抗议示威或是起义都无一例外地遭遇压倒性的武力镇压、枪杀、殴打、囚禁、劳改、处决和被失踪。而在图伯特出现的新的斗争手段,由于其(令北京方面感到)棘手的细微差别,或许更有机会在政府找到应对之策前获得进展。

在流亡海外的头三十年,达赖喇嘛和流亡博巴秉持“让赞”或独立的目标,坚定不移地践行了“活在真相中”,尽管遭遇到了1970年代中期令人沮丧的形势变化,当时共产中国因反对苏联而成为了西方盟友,而大多数自由世界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包括造访达兰萨拉的西方人士)都似乎沉迷于“毛泽东思想”。

达赖喇嘛当时在西方不如现在这样受人欢迎。事实上直到1979年,在他已经流亡二十年之后才首度访美。当然,他在印度并没有被软禁,但他的活动是受到限制的。在西方几乎没有支持图伯特的团体,在华盛顿或者布鲁塞尔也没有有影响力的支持者和院外团体。但是达赖喇嘛紧握住了自己的武器——这当然是一种比喻。你走进流亡博巴社区的任何一个家庭、一座寺院、一处办公室、一间教室或是一家餐厅,你都可能看到一张暗绿色的海报,上面用英文和博伊写着尊者的语录,雄辩地表达了他的道德信念。上面没有他的照片,设计也很简单,但却能真切有效地激励人心:“我们的道路或许漫长而艰辛,但是我相信真理和正义终将获胜”。

而在某种程度上讲,博巴确实意外获胜了。随着柏林墙的垮塌,随着中国领导人公开承认他们在经济和社会项目上的失败,随着图伯特对西方游客的开放,全世界突然了解到降临在世界屋脊上的巨大悲剧。世界各地的政治领袖、社会名流、媒体开始关注图伯特问题。那时有“野兽男孩”( Beastie Boys)乐队举办的慈善音乐会,有李察•基尔(Richard Gere)和哈里森•福特(Harrison Ford)与达赖喇嘛拥抱,好莱坞还制作了两部有关图伯特的故事片。这一时期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达赖喇嘛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奖评委会承认达赖喇嘛“在争取图伯特自由的斗争中始终反对使用暴力。”

但是这一时期同样也见证了中国的逐步开放,和“中国贸易”的日趋重要。于是,慢慢地同时也是非常敏锐地,从可以想象的各个方面开始向图伯特领导人施加压力,让他们放弃争取独立的目标。中国很快就会变成一个民主国家,尽管还存在争议,但所有问题到那时便会迎刃而解。美国国会中一度相当成功的坚持以改善图伯特人权状况为条件同中国进行贸易的支持图伯特运动,实际上被克林顿政府赶出圈外。这位总统希望让人权问题和贸易问题脱钩并吸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克林顿政府实际上“说服”了支持图伯特的院外集团【14】(即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即ICT)同北京方面进行所谓“建设性接触”。这一术语现在已经成了图伯特活动圈子里的新咒语。英国有一个支持图伯特的团体,曾经成功地让假日酒店集团(Holiday Inn)离开拉萨,受到ICT主席的公开“指点”并被“苦口婆心”地告知要同中国进行更加“建设性接触”。

“活在这样的谎言中”,对于流亡博巴来说相当便利而且还经常是有利可图的。ICT搬进了漂亮的大办公室。直到那时一直捉襟见肘的流亡政府现在开始得到来自西方很多国家的资助。博巴组织,尤其是达赖喇嘛,开始受到参加各种国际会议的邀请。但是在这些同情的姿态背后,所有这些邀请、奖项、资助和援助背后,常常似乎有一个不言而喻的条件——一旦博巴提出独立问题(即中国威胁性地指称的“核心问题”),这一切都将随风而逝。

随着外界对图伯特独特的传统文化、艺术和精神世界的兴趣不断增加,相比其他像东突厥斯坦(新疆)这样的冲突地区,图伯特在世界舞台上有了更多登台亮相的机会。然而,吊诡之处正在于对图伯特文化的这种兴趣和热情似乎也给一些西方人士提供了一种方便法门——可以无视这个古老的国家正在遭受的破坏,无视那里的人民遭受的真正的苦难和可能遭受的灭顶之灾。已故著名摄影家加伦•罗维(Galen Rowell)【15】在《我的图伯特》(My Tibet)一书的前言中实际上为这种状况提供了正当性理由:“细细想来,他(达赖喇嘛)的存在和他传递给世界的讯息的精髓丧失殆尽才是中国人施加在他的土地上的巨大灾难。”达赖喇嘛似乎认同他的观点,因为他曾经说过保护图伯特的精神文化要比为图伯特的政治自由而斗争更加重要。

必须要强调的是,这样新的关注和援助,尤其那些来自于一些小国家、国际组织甚或是来自像南希•佩洛西和图图主教这样的领导人,大多数都是真诚的、善意的,当然也是受欢迎的。诚然,“中国院外集团”(很广义地讲)的影响和活动范围是广泛而有效的,但并非无所不在。存在这样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如果图伯特领导人坚持自己基本的国家目标,或许会遇到暂时的挫折,或许会在一些西方国家的首都遭到一时冷遇,但只要坚守住支持图伯特的国际基础的关键的(和更加真诚的)一部分,一旦中国丢掉它“软实力”的面具(如同它正在做的这样),图伯特便可以在更加真实而有意义的路径上重建国际支持。

但是达兰萨拉却选择将目前的现实看成是无法逃避和无法改变的,并且用它一部分作为借口,一部分作为一种自我应验的预言告诫流亡公众——如果提出独立问题,博巴便会失去他们在西方得到的支持,而达赖喇嘛从此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受到欢迎,博巴难民甚至会被庇护国驱逐出境。

由于所有的流亡博巴还认为他们身处一场生死攸关的争取自由的斗争之中,那么就必须给他们提供某种“替代活动”(如康拉德・劳伦兹【16】所说的)来让他们应付眼下的现实。于是来自各种各样“冲突解决”、“冲突管理”和“冲突调解”等团体和机构的各种专家们驾临达兰萨拉,组织各种讲座、讲习班和研讨会,流亡政府的官员有时都必须参加。这些会议上最为重要的观点莫过于一切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如何设法顺应中国。因而,任何可能妨碍这一进程的事情(比如谈论独立)必须立即停止。似乎没人明白这些团体来此的目的不在于传达正义,甚至不是为图伯特寻求正义开启某条路径。其实他们的组织机构的名称已经说得很清楚,他们来这里是为了让“冲突”靠边站,哪怕这样的冲突事关存亡续绝,哪怕这样的冲突事关是非善恶。当一方天下无敌、不可撼动而且又是西方世界重要的贸易伙伴,那么解决问题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弱势的一方放弃争辩。

除了图伯特的官员们,甚至有些在自由世界生活和学习的博巴也受惑于这种新思维方式。一位博巴MBA得到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发现——跟中国人做生意是拯救图伯特和让图伯特现代化的唯一方法。还有一位哲学博士用他新近掌握的学术方法重新解读了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认为这个短语的实际意思是奔忙于各种会议、提交各种报告、寻求各种资助和其他一些基本上属于自利性的活动,可以在博巴的流亡世界里部分地取代“行动主义”一词。有不少曾经的独立活动人士现在也在图伯特内部设立“延展”和“搭桥”项目(当然是与中国政府合作),甚至在有些场合里还公开声言反对“西藏独立”和那些依然谋求独立的人士。

印度小说家和社会思想家阿兰达蒂•洛伊【17】(《微物之神》作者)曾经对印度类似的现象做过评论。在她的演讲稿《帝国时代的公共权力》一文中,次大陆的社会运动面临的最阴险的敌人之一是她所谓的“抵抗活动的NGO化”。她指出,在80年代后期,印度公众对全球化趋势以及全球化对自由经济受害者,尤其是农民造成的可怕冲击进行的政治抗争恰巧遭遇了NGO的急速发展。她承认有些NGO确实做出了有价值的工作,但坚持认为NGO现象需要在一个更广阔的政治语境中加以考量。人们有一种印象认为NGO对缓解社会矛盾有所贡献,而这种贡献是客观上的一种无关紧要的意外之得,并非他们实际议事日程的主要部分:

他们(NGO)的真正贡献在于平息了政治怒火,而把根据权利本该属于人们的东西以援助或慈善的形式一点一点释放出来……他们改变了公众心理。他们把人们变成了依附于人的受害者并且钝化了政治抵抗的边缘。NGO成为了帝国和帝国臣民之间的一种缓冲层。他们已经变成了仲裁人、传声筒和分销商。从长远看,NGO最终都是对他们的创立者负责而不是他们所服务的人群。

昂山素季那篇著名演说《远离恐惧的自由》的开头是这样的:“是恐惧而不是权力让人堕落。掌权者因恐惧失去权力而堕落,臣服于权力的人因恐惧权力带来的苦难而堕落。”图伯特流亡政府和生活在自由世界里的那些博巴无需恐惧中国的军队、公安、劳改营、监狱、酷刑或处决,但是他们恐惧失去获得机会的途经和他们目前在自由世界所享受的种种特权,他们已经说服自己把这些作为自己在图伯特自由和主权等最关键的问题上默不作声的交换条件。恐惧腐化了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那些虽然被边缘化但依然忠心耿耿的博巴和朋友们正在图伯特内部甚至海外进行的革命斗争。

获释之后,有些媒体评论员建议昂山素对缅甸当前的政治局势或许应该采取一种观望态度,因为她已经和缅甸公众脱离接触而反对派阵营也已经出现新的领导人。但是对她的获释产生的热烈而普遍的公众反响,甚至来自那些或许从没有见过她本人的缅甸年轻人,都显示出她没有丧失任何感染力。她一如既往地轻声细语、头脑冷静。她从国家体制的角度对军人独裁和军队进行礼貌的,甚至是尊重的评说。她没有号召“政权更迭”,但是在她终身追求民主的根本问题上,“无权者的权力”从来不存在被让渡的问题。

在《纽约时报》一次电话采访中,她清楚地表明,获释之后她将领导一场非暴力革命而不是一个递进的改良。她说她对“革命”一词的运用是正当的,因为“我认为改良是细微末节的变化,非常非常缓慢,而我想革命是重大的变化。我说这些是因为我们正处在需要重大的变化时刻。”

文章来源:http://www.jamyangnorbu.com/blog/2011/01/04/seeking-the-power-of-the-powerless/

译者注:

1、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1945年6月19日生于缅甸仰光,是领导缅甸独立的民族英雄昂山将军的女儿。1990年她带领缅甸全国民主联盟赢得大选的胜利,但选举结果被军政府作废。其后21年间她被军政府断断续续软禁于其寓所中长达15年,199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2010年11月13日终于获释。被誉为全亚洲最美丽的女性。

2、弗朗西斯•塞哲斯特德( Francis Sejersted),1936年2月8日生于挪威奥斯陆,挪威历史学家,曾于1982年至1999年担任诺贝尔和平奖评委,并于1991年至1999年担任评委会主席。

3、Zbygniew Bujak,1954年11月29日生于波兰,曾经是华沙附近乌尔苏斯拖拉机厂的工人,后来成为波兰团结工会主要领袖之一。1989年波兰转型后,在波兰立法会议选举中当选波兰国会议员,曾组织工联党(UP)并担任领导。2002年竞选华沙市长失败后基本退出政坛。

4、英国独立电视台(Independent Television,简称ITV)是英国第二大无线电视经营商,在1955年设立,目的是为BBC提供竞争。

5、指作者2011年10月18日在其博客上发表的《WHAT MUST I DO》一文。

6、安多(Amdo), 图伯特三区之一,主要包括今行政区划的青海(玉树地区除外)、甘肃甘南和四川阿坝等地。

7、“The Sound of Unity”, Youtube网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3P3KlEvTePM

8、“The Telephone Rang”Youtube网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3hp_Bm0OS9M

9、“Mentally Return”,Youtube网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kUEvpmGjv4M

10、图伯特歌手,2009年12月因被指控创作颠覆性歌曲遭到逮捕。
Youtube网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hndK5Y2lxbU

11、地下丝绒(英语:The Velvet Underground)是一个美国摇滚乐团,活跃于1960年代与1970年代。地下丝绒在商业上并不成功,但是却影响了许多后来的摇滚乐团与歌手。也影响了多种不同音乐领域的发展,包括试验摇滚(experimental rock)、后庞克(post-punk)、新浪潮(new wave)、以及歌德摇滚(gothic rock)等。

12、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印度裔英国作家,因1988年出版的小说《撒旦诗篇》引起极大争议。

13、http://www.highpeakspureearth.com/ 是一家专门从事博伊(汉语:藏文)中文涉藏文章英文翻译的非营利性网站。

14、院外集团,西方国家中为了某种特定利益而组成的企图影响议会立法和政府决策的组织。其活动常在议会的走廊(lobby)或接待处进行,故有院外活动集团、罗比分子或走廊议员之称。因在很大程度上可左右议会立法过程和结果,故又被称为议会两院之外的第三院。

15、加伦•罗维(Galen Rowell)是享有崇高国际声望的的户外登山摄影家。他生于1940年8月23日,2002年8月11日和爱妻Barbara Rowell不幸双双死于飞机失事。由于他的政治倾向和行为,国内对他的相关介绍稍微少一些。Galen夫妇曾经多次去过喜马拉雅山和图伯特。他的有关图伯特的作品完全是人类传世的佳作。

16、康拉德・劳伦兹(Konrad Zacharias Lorenz,1903年11月7日-1989年2月27日),生卒于维也纳,奥地利动物学家、鸟类学家、动物心理学家,也是经典比较行为研究的代表人物。受他的老师奥斯卡•海因洛斯的影响,建立了现代动物行为学。

17、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1961年出生,印度作家。十六岁时离家,只身来到新德里,在学校主修建筑;毕业后做过记者、编辑,后从事电影文学剧本写作。三十七岁凭借《微物之神》成为第一个获得全美国图书奖、英国文学大奖“布克奖”的印度作家,震惊世界文坛。

SEEKING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BY Jamyang Norbu

It’s almost the end of the year now, and nearly two months since Aung San Suu Kyi was released, but I haven’t quite gotten over the dopamine rush of that event. I’ve been waiting a long time to see her a free woman. Not as single-mindedly and passionately, to be sure, as her loyal Burmese followers, but waiting, nonetheless, with some anxiety but also with a conviction of sorts, that she would be able to tough it out. That she would never ever give in to the junta, and one day they would have to let her go. Just like that.

So when I saw the video of her first appearance before her followers, I expected to feel lofty and profound emotions. But all I found myself doing was worrying that she might injure herself, or at least cut her fingers on the wicked looking spikes on top of the closed gate of the compound where she had been confined. She was behind the gate but someone had put a table or something for her to stand on, so you could see her quite clearly. She was smiling but those damned spikes were getting in her way. At one point she even rested her forearms on them. Then someone from the crowd handed up a bouquet of flowers. She tied a spray to her hair, it might have been her trademark jasmine. Whatever it was, it did the trick for me. All was right with the world.

When the first signs appeared that Suu Kyi would be released, but before the experts could hold forth on the possible reasons behind the junta’s motives for freeing her, quite a few reports (The New York Times, the BBC, The Inquirer.com, etc) pressed into service the convenient phrase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to provide at least a broad, partial explanation of why Suu Kyi had prevailed over her captors. Ambiguous as the explanation was it was certainly not incorrect. When she was awarded the Nobel Peace Prize in 1991 (accepted by her son, Alexander) the Chairman of the Nobel Peace Prize Committee, Francis Sejersted, had described Suu Kyi as “an outstanding example of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This clever oxymoron had been thought up by the Czech playwright, dissident and political leader, Vaclav Havel, as the title for an essay, “Moc bezmocných“, in its original Czech, which appeared sometime in October 1978. It soon became one of those rare pieces of political reflection that outlive their time of birth and come to be regarded as a classic. The piece was written in a hurry, as Havel later mentioned, and was intended not as an academic or literary exercise, but as a call to action for all dissidents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bloc. In fact after its publication in a volume of essays on freedom and power, Havel and some of the other contributors to the volume were arrested.

The essay’s impact on the frail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was profoundly transformational. A Solidarity activist, Zbygniew Bujak who had for years had been trying to rally and organize workers in Polish factories explains why: “There came a moment when people thought we were crazy. Why were we doing this? Why were we taking such risks? Not seeing any immediate and tangible results we began to doubt the purpose of what we were doing… Then came the essay by Havel. Reading it gave us the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for our activity. It maintained our spirits; we did not give up…”

Havel’s plays are marvelously accessible. I saw a BBC (or ITV?) performance of Audience, an absurdist drama of an hour of Havel’s life after he was banned from the Czech theatre and forced to take a job in a brewery. It is the only thing on TV that’s ever made me deeply depressed and weak with laughter at the same time. On the other hand I have always found the dense 76 odd pages of “Power of the Powerless” heavy going. I have tried to cobble together a simple précis of Havel’s thesis, as I consider it one of the few political documents from that period that is still relevant to understanding the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of repressive regimes and systems in our day and age. Moreover, and more crucially, the essay provides a genuinely doable, though painful and high-sacrifice way, for the oppressed to successfully challenge their oppressors.

The first and crucial thing that Havel does in his essay is define the nature of the regime in the Eastern Europe. It was not a traditional dictatorship or a classic totalitarian regime like Stalin’s or Mao’s. Havel called this post-totalitarianism, but emphasizes that it was still totalitarian in spite of the prefix “post”. Nonetheless, this system was able to present a superficial appearance of normalcy by putting on a bland faceless facade, and very cunningly doing away with the trademark “great leader” or “Führer figure”. But Havel tells us that in spite of its ordinariness this system was in was in fact the “dictatorship of a bureaucracy.”

Havel then opens people’s eyes as to the nature of the power that held them in subjugation. He maintained that this power should not be mistaken for the instruments of that power: the military, the secret-police, the bureaucracy, the propaganda, the censors, et al. Though the regime still had its torturers and labor camps and was still capable of tremendous and arbitrary cruelty, the true source of its power lay in its ability to coerce people in a variety of ways (even with consumerism) to “live within the lie”; i.e. to accept the complex web (or for sci-fi fans, the “matrix”) of lies it had created to provide a cover of justification for its perpetual hold on power.

Because post-totalitarianism was so fundamentally based on lies, Havel maintained that truth “in the widest sense of the word” was the most dangerous enemy of the system. The primary breeding ground for what might be understood as an opposition in the post-totalitarian system was “living within the truth”. This operated initially and primarily at the existential level, but it could manifest itself in publicly visible political actions as street demonstrations, citizens associations and so on. Havel mentions the creation of Charter 77 by Czech writers and intellectuals, who demanded that the government of Czechoslovakia recognize some basic human rights. It was a far from radical document but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cracked down hard on the authors and signatories. But it inspired subsequent efforts.

Whether Havel intended it or not his essay has a very Gandhian feel to it. Havel tells us that “living within the truth” (which one might accept as a form of satyagraha) “… is clearly a moral act, not only because one must pay so dearly for it, but principally because it is not self-serving. The risk may bring rewards in the form of a general amelioration in the situation, or it may not”.  Havel emphasized that by “living within the truth” he did not just mean “products of conceptual thought,” or major political action, but that it could be “… any means by which a person or a group revolts against manipulation: anything from a letter by intellectuals, to a workers strike, from a rock concert to a student demonstration.”

My last post but one, was about the student demonstrations in Tibet in October, which I think fits in nicely with Havel’s “living with the truth” and as an expression of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The Tibetan plateau hasn’t had a major rock concert yet but a young singer from Amdo, Sherten, has released a Bollywood style music video extravaganza “The Sound of Unity” calling on all Tibetans from the three provinces of the “Land of Snows” to unite (against you know who). Even such counterrevolutionary characters from “the bad old days” as an aristocrat lord and lady from Lhasa (in full regalia) are conspicuously depicted in one segment to press home the message of Tibetan unity. Two other similar music videos (“The Telephone Rang“, and “Mentally Return“) have appeared, with similarly subversive messages calling on “ruddy face” Tibetans to unite and await the return of “The Snow Lion”. In spite of the effort by the lyricists to hide their political meaning behind euphemisms and double entendre,  such compositions are not without risk. A year ago, the singer Tashi Dondrup, was arrested for his bestselling album, Torture Without Trace, and in 2008 the singer, Jamyang Kyi was incarcerated and tortured for “subversive activities”.

Havel saw the significance of such singers and musicians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revolutions, and he supported the Czech rock group, 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 which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had harassed and forced underground, and whose members were arrested and prosecuted in 1976. The Plastic People and Havel were in turn great admirers of the subversive music of the New York based Velvet Underground. Havel once told Salman Rushdie that the final non-violent revolution of 1989 that overthrew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was called the “Velvet Revolution” after the American band. Rushdie thought that Havel was joking but later found out that Havel had said exactly that, and quite seriously, to Lou Reed, the principal songwriter for the Velvet Underground.

Tibetan scholars, writers and students have, since the late nineties, effectively used the internet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and spread their writings around the world. They write near exclusively in Tibetan and Chinese, but the website High Peaks Pure Earth provides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a representative sampling of their works. One of the most well known and outspoken bloggers has been the poet, Woeser, who recently received the “Courage in Journalism” award, but whose computer was hacked last month by the ultra-nationalist China Honker Union, and all her writing deleted. She lives in Beijing, under near constant surveillance. Chinese censors have regularly shut down many Tibetan language blogs and blog hosting services, both in Tibet and China, but Tibetan bloggers have somehow managed to keep on writing, though with ever increasing difficulty. One way many Tibetans have managed to circumvent censorship and shutdowns has been by posting on Chinese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such as the popular renren.com.

All these activities reflect a broadening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opposition to Chinese rule in Tibet, and a growing sophistication in the way people have begun to exercise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without it become an absolutely perilous or terminal exercise, as it had been before. Earlier, all public manifestations of opposition to Chinese rule was direct and confrontational. If we look at the Tibetan Uprising of 2008, and also those from 1987 onwards, nearly all of them have been direct clashes with Chinese central authority, with demonstrators waving the forbidden national flag of Tibet and shouting slogans calling for Tibetan independence and the return of the Dalai Lama. These demonstrations, or rather uprisings, have, on every occasion, been met with overwhelming force, shootings, beatings, imprisonment, labor camps, executions and disappearances. But this new phase of the struggle emerging in Tibet just might, because of its awkward (for Beijing) nuances, have a better chance of getting off the ground, before the authorities come up with a way to crush it.

For the first thirty years of exile the Dalai Lama and the Tibetan community practiced “living in the truth” with unwavering resolution, holding on to the goal of Rangzen or “independence”, in spite of the disheartening turn of events from the mid-seventies when Communist China became an ally of the West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and when most intellectuals and celebrities in the free world (even western visitors to Dharmshala) then, appeared to be besotted with the thoughts of Chairman Mao.

The Dalai Lama was not welcome in the West as he is now. In fact he only managed to visit the USA in 1979, although he had been in exile for twenty years before that. He wasn’t, of course, under house arrest in India, but his movements were restricted. There were practically no Tibet support groups in the West and no influential supporters or lobbies in Washington DC or Brussels. But the Dalai Lama stuck to his guns, metaphorically speaking. If you walked into a home, monastery, office, classroom or restaurant in exile Tibetan society then, you would probably have noticed a dull green poster with a quotation (in English and Tibetan) by His Holiness, that eloquently expressed his moral resolve. It had no photograph of him and design-wise was minimal, but it was effective and genuinely inspirational. “Our way may be a long and hard one but I believe that truth and justice will ultimately prevail”.

And quite unexpectedly Tibetans did prevail – up to a point. With the fall of Berlin Wall and with China’s leaders openly confessing the failure of their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ams, and with the opening up of Tibet to Western tourism, the world suddenly became aware of the enormous tragedy that had befallen the roof of the world. Everywhere around the world, political leaders, celebrities and the media,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issue of Tibet. There were Beastie Boys benefit concerts, Richard Gere and Harrison Ford embraced the Dalai Lama and Hollywood stepped in with two feature films on Tibet. The high-water mark of this period was the awarding of the Nobel Peace Prize to His Holiness. The Nobel committee recognized that the Dalai Lama “in his struggle for the liberation of Tibet has consistently opposed the use of violence.”

But this period also saw the opening up of China and, more significantly “the China trade”. Slowly and very subtly, from every quarter imaginable, pressure began to be put on the Tibetan leadership to give up its goal of independence. China was going to become a democracy soon, anyway – the argument ran – and everything could be worked out then. Even the fairly successful Tibetan campaign in the US Congress to hold trade with China conditional to improvement of human rights conditions in Tibet, was effectively derailed by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The president wanted to de-link human-rights and trade and induct China in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His administration essentially “persuaded” the Tibetan lobby (The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or ICT) to go in for “constructive engagement” with Beijing. This term now became the new mantra in Tibetan activism circles. One support group in Britain that had campaigned successfully to get Holiday Inn to leave Lhasa had its knuckles rapped publicly by the director of ICT and told, in so many words, to engage China more constructively.

It was made attractively convenient and often profitable for exile Tibetans to “live within this lie”. ICT moved into a posh office suite. The exile government which had till then operated virtually on a shoestring now began to receive funding from a number of Western nations. Tibetan organizations, especially the Dalai Lama, began to receive invitations to attend all sorts of international confabs. But behind the gestures of sympathy, the invitations, the awards, the grants, and the aid, there often appeared to be a kind of unspoken condition that this might all go away if Tibetans raised the issue (or the “core issue” as the PRC menacingly calls it) of Tibetan independence.

The growing interest in Tibet’s unique traditional culture, art and spirituality also gave Tibet a more substantial presence on the international scene than other comparable conflict areas as East Turkestan (Xinjiang). But in a bizarre way this interest and enthusiasm for Tibetan culture also seemed to provide some in the West a kind of convenient rationalization to ignore the on-going destruction of that ancient nation and the real suffering and even potential extermination of its people. The late celebrity photographer, Galen Rowell, actually justified this approach in the introduction to his book, My Tibet : “To dwell on the agony the Chinese have imposed upon his (the Dalai Lama’s) land is to lose most of the essence of his being and his message to the world.” The Dalai Lama seemed to endorse this attitude by his statement that the preservation of Tibetan spiritual culture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struggling for Tibetan political freedom.

It should be emphasized that much of this new attention and assistance, especially from small nations, some organizations and even leaders as Nancy Pelosi and Archbishop Desmond Tutu, was genuine, well-meant and unquestionably welcome. No doubt, the influence and reach of the “China lobby” (very broadly speaking) was widespread and effective, but it was not ubiquitous. There was a real possibility that the Tibetan leadership could have stuck to its fundamental national goal, and though encountering temporary setbacks and some cold-shoulders in Western capitals for a time, have hung on to a significant (and more genuine) segment of its support base, and eventually, as China dropped its “soft power” mask (as it is beginning to do right now) rebuilt its international support in a more real and meaningful way.

But Dharamshala chose to see the new reality as inescapable and unalterable, and used it as a part excuse, part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to warn the exile public that if the issue of independence were raised Tibetans would loose their support in the West, that the Dalai Lama would not be welcome anywhere anymore, and that Tibetan refugees might even be deported from the countries where they had found refuge.

As all exile Tibetans had till then considered themselves to be engaged in a life-and-death freedom struggle, some kind of “displacement activity” (as Konrad Lorenz would have put it) had to provided for them to deal with the new reality. Experts from various “conflict resolution”,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conflict mediation” groups and institutions descended on Dharamshala to organize lectures, workshops and symposiums, which even members of the Tibetan cabinet were sometimes obliged to attended. The overriding thinking pushed at these gatherings was that that everything depended on finding a way to accommodate China. Hence anything that might impede the process (i.e. talk of independence) had to be summarily dropped. No one seemed to have caught on that these groups were not there to deliver justice, or even begin a process to seek justice for Tibet, but, as their organizational names made abundantly clear, were there to make “conflict” go away, even if that conflict was a necessary one between survival and extermination – even between good and evil. The simplest way of doing that, especially when one side was invincible, immovable, and a valued trading partner of the West, was to make the other and weaker side give up its dispute.

Besides Tibetan officialdom, even some individual Tibetans living and studying in the free world were seduced into this new way of thinking. A Tibetan MBA made the far-reaching discovery that doing business with China was the only way to save and modernize Tibet. One PhD deployed his newly acquired academic skills to re-interpreting Havel’s actual phrase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to mean the conference hopping, resume bolstering, grant seeking and other essentially self-serving activities, that passes for “activism” in a section of the Tibetan exile world. A few previous independence activists now set up “outreach” and “bridge building” projects inside Tibet (in collaboration with Chinese authorities, of course) and on a few occasions even spoke out publicly against Tibetan independence and those still contending for it.

The Indian novelist (The God of Small Things) and social thinker, Arundhati Roy, has commented on a similar phenomenon in India. In her talk/essay “Public Power in the Age of Empire” Roy mentions that one of the most insidious threats facing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sub-continent was, what she called, the “NGO-ization of resistance”. She points out that the political resistance of the Indian public to globalization and its terrible impact on the victims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especially farmers, coincided with the NGO boom in the late 1980s. She does concede that some NGO’s did valuable work, but insists that the NGO phenomenon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a broader political context. That the impression that NGO’s gave of contributing to social alleviation, that contribution was materially inconsequential and not the main part of their actual agenda:

Their (the NGOs) real contribution is that they defuse political anger and dole out as aid or benevolence what people ought to have by right …They alter the public psyche. They turn people into dependent victims and blunt the edges of political resistance. NGOs form a sort of buffer between … Empire and its subjects. They have become the arbitrators, the interpreters, the facilitators. In the long run, NGOs are accountable to their funders not to the people they work among.

Aung San Suu Kyi’s celebrated “Freedom From Fear” speech begins: “It is not power that corrupts but fear. Fear of losing power corrupts those who wield it and fear of the scourge of power corrupts those who are subject to it.” The Tibetan exile government and certain Tibetan individuals in the free world do not have to fear the Chinese military, the PSB, slave labor camps, prisons, torture or execution, but they fear loosing access to opportunities and privileges they enjoy at present in the free world, which they have convinced themselves is conditional to their silence on the most crucial issue of Tibetan freedom and sovereignty. And that fear corrupts them and undermines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that is being carried on inside Tibet, and even outside still, in a small way, by a marginalized but committed number of Tibetans and friends.

After her release some media commentators suggested that Aung San Suu Kyi, might be sidelined in the present Burmese political scene, since she had been out of touch with the Burmese public and new leaders had emerged from within the opposition groups. But the ecstatic and universal public response to her release, even from young Burmese who had probably never actually seen her in person, demonstrated that she had lost none of her appeal. She was soft-spoken and levelheaded as always. She spoke politely of the military dictatorship and even respectfully of the army as a national institution. She made no calls for “regime change”, but on the fundamental issue of her life-long struggle for democracy there was no question that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would ever be relinquished.

In a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The New York Times she made it clear that now she was free she intended to lead what she called a nonviolent revolution, rather than an incremental evolution. She said her use of the term “revolution” was justified because, “I think of evolution as imperceptible change, very, very slowly, and I think revolution as significant change. I say this because we are in need of significant change.”

2012年5月21日星期一

维基让赞:有关“国外藏胞”的政策


图中,左为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右为“意大利籍藏胞刚坚活佛”,正如官方网站——西藏文化网2010年8月19日的报道中,“朱维群说,在国外特殊环境里,刚坚活佛高举爱国旗帜,敢于坚持真理,同一切企图分裂中国的势力作斗争,表现出了很高的勇气。”这位被盛赞的“刚坚活佛”,是“国外藏胞”中极其稀少的中共统战人士之代表,至于他是如何“高举爱国旗帜”、如何“同一切企图分裂中国的势力作斗争”的,历史都在记录着。

下面这篇帖子转自朱瑞博客。帖子中提及的“维基让赞”,是一位在境内的藏人网友,也曾在我的博客上多次留言,披露当局诸多不为人知的“治藏政策”。我曾在博客上发过维基让赞:藏事解密2011(一)维基让赞:统战部与藏历新年


来自维基让赞的信息

以下信息来自维基让赞在我的博客上的留言,感谢维基让赞。——朱瑞

(一)

每年夏季是国外藏胞回国的高峰期,一般藏胞回国获得中国签证每年都是个难题,但是很多人仍不知道在你把签证申请表交上去后,目前有三道审查过程:



1. 所在国中国大使馆或领事馆的初步审查,有些人可能立刻遭到拒签,说明你可能在使领馆的黑名单上或者你经常出现在他们的像集里.(每个使领馆都有各种抗议活动时的照片收集,有些是他们自己拍照的,有些是通过媒体和网络获得.).


2. 使馆接受了你的申请,将会把你的资料以表格形式电传给国内你要去的目的地的省或自治区统战部,国内统战部门的审查是很重要的,他们掌握很多藏胞的情况,在一些很少的怀疑情况下,可以无理由拒绝你的申请.

3. 当地的统战部然后把你的资料再交给公安或派出所,最后确定你要探视亲友的身份和政治情况.这也是第三道审查.
通过以上三道审查后,当地统战部会通知你所在的使领馆,所以现在藏胞回国签证需要三周左右的时间.


今年从4月1日开始允许藏胞回国探亲,但是有些地方不允许,甘孜地区是因为自焚事件,不准发签证,玉树地区是因为地震后仍未重建好,不准发签证。

(二)

国务院已批准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成立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编制10人,目前有自治区外办负责组建,已安排人去北京学习。其目的是近两年侨办在涉藏工作的进一步跟进。在过去的一次中央西藏工作会议上,中央领导人(刘延东)提出今后藏胞工作要靠近华侨工作的路线,也就是说藏胞的提法有质疑,今后要以华侨代替。国侨办每年定期组织出国访问团,出访多国,慰问藏胞,每年也邀请藏胞回国参观。藏胞年轻人可通过各地的使领馆申请奖学金,侨办有专门基金,帮助藏胞回国学汉语。

(三)

藏胞回国探亲一般有三种不同的证件﹕


一种是持不同国家的外籍护照,每年有近500人持外国护照回各藏区探亲,只有极少数人回去工作和定居,每年约有6到8人回国学习。对外籍藏胞基本不办理禄卡(永久居留证),除少数有突出表现的爱国藏胞外。如果想长期回去居住,现在唯一一条可行的路子是,个别已退休藏胞在成都买一套住房,有住房可在成都申请到一年的签证,每年要去延期,手续不是很复杂。持国外护照申请探亲签证,普通情况下可申请3个月,回国后允许延期一次,最长再延长3个月。但是从政策上,藏胞允许申请6个月的签证,但因为怕负责任,一般使馆最多给3个月的签证。请注意,如果要经过拉萨,签证上必须有备注,备注上写有﹕持证人可自拉萨或樟木口岸入出境,如有此备注,不需要进藏许可证,不然必须有进藏许可证原件方能进拉萨。


第二种藏胞持有的证件是国外中国使领馆颁发的旅行证。每年有约200人持此证件回国。由于中国政府不承认世界各国给西藏难民颁发的旅行证件,所以,没有入籍的藏胞如果必须回国,就不得不在中国使馆领取旅行证,麻烦是持旅行证的藏胞不能直接从所在国回国,因为你是难民身份,回国等于失去难民身份,因此这些藏胞要进过第三国,再回中国。请注意,旅行证的第一页第二项说明是︰本旅行证的持有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唯一的优势是旅行证有效两年,可以在国内居住两年。其实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优点,如果回家乡,想永久居住,他们没办法赶你出国,赖着不走,拿你没办法,只能让你长期居住,在拉萨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第三种藏胞持有的证件是中国护照,有部分藏胞保留中国国籍,因为这样回国最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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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补充:

1、关于“国外藏胞”,据西藏统一战线网站的文章介绍:“国外藏胞主要分为三种:一是归国定居藏胞,二是加入外国籍的藏胞,三是散居在国外但没有加入外国国籍的藏胞。”这应该是中国政府对“国外藏胞”的定义。

2、另据互动百科“归国藏胞”词条介绍:“居住在境外的藏胞约有12~13万,其中原籍西藏自治区的约9万余人,主要旅居印度、尼泊尔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藏胞出国的原因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前就已在国外定居的……二是1959年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失败后,西藏和国内其他藏区的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跟随达赖集团或被裹胁逃往国外,这一部分占国外藏胞的绝大多数;三是通过正当渠道去国外定居的。”(此词条中有关境外藏人的数字等信息,是否准确或过时,本人尚不知。)

2012年5月20日星期日

【译者访谈】:罗伯特·巴内特教授回答读者汇问(关于藏人自焚等)




核心提示:最近四川及其周边的藏区很不平静,从去年3月到现在,共有三十多名藏人自焚。我们前段时间译介了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藏学研究所所长罗伯特·巴内特(Robert Barnett )教授的两篇文章,讲述他对自焚藏人和藏区整体情况的看法。



我们有幸从读者中收集到五个问题,向巴内特提问。谢谢各位关注我们这次汇问的读者,也感谢罗比。下面是读者的问题和巴内特教授的答复:

1. a) 请问教授您是否认为如果达赖想要返回中国,则他对十一世班禅的­立场就构成了双方谈判的一大障碍,您认为应如何解决这一难题? 

如果你指的是目前在北京的中国官方班禅大师,他的地位和称号对中国政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面子"问题,因为他们选择并认定了他。这尤其复杂,可能会令人尴尬,因为他们使用了强权。阿嘉仁波切在他逃离中国之前曾经深深地卷入这些事件,根据阿嘉仁波切自传中的描述,他们可能还用了点欺骗。 [英文中文介绍] 达赖喇嘛选定的灵童被大多数藏人接受,1995年被迫"失踪",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是双方一次严重的事件,如你所言,我们认为一般来说,中国会试图强迫藏人接受目前的安排。

这个问题是否困难取决于中方,因为对于藏人来说,这一问题不难解决。在西藏文化中,某个喇嘛常常可以有多个转世。在这些情形中,藏族传统上有些解决方法,例如,给两位灵童不同的称号。在一些例子中,他们可以说,一位活佛可以转世为"心"和"意"两个化身。或者,他们可以允许另一位转世灵童继续传法给他自己的信徒,而无需政府干预。这和十世班禅大师的情况类似 —— 在20世纪30年代,拉萨有另外一名灵童,中国希望认定他们自己的灵童。在1951年和北京的谈判中,西藏政府被迫接受北京的灵童,但是拉萨的灵童被认为是"候补班禅(Panchen Outrul)",直到今日,他还有很多学生,也受到尊重(他现在居住在爱尔兰。http://www.jampaling.org/rinpoche.html

按照藏族习俗,解决转世问题的困难部分在于哪位灵童被认定拥有"拉让",前一代喇嘛的个人资产。在班禅大师的例子中,他的主寺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因此,这可能需要两方来讨论和解决。但是这更可能是个实践的问题。类似的,双方将讨论中国的班禅大师是否会在新的西藏政府拥有官方职位。如果中方坚持他们的班禅喇嘛必须在政协继续其职位,藏人应该不会反对;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职位是个花瓶,没什么实际权力。但是在西藏历史上,没什么规则或习俗说班禅大师必须在西藏政府中担任显赫政治职位。事实上,我没听说过班禅大师在西藏有什么政府或国家职位,直到1951年,毛泽东创造性地重建了西藏政府制度,坚持班禅大师担任政治职位。国民党曾经试图辩称,班禅大师在西藏承担着重要的政治角色,1950年之后,西北军政委员会也持类似的观点,但是这只是中国对西藏政治的干涉,与西藏实际情况无关。

在这一事件中,藏人一方肯定会坚持失踪的班禅大师,由达赖喇嘛认定并得到多数人认可的那位,被认定为高级喇嘛,只要他自己不反对,也许拥有一个稍微不同的称号。如果双方想解决班禅大师的争议,他们可以为两位转世找到合适的宗教称呼。这样双方都有面子,相应的,藏人可能会同意中国一方给他们的班禅大师稍高的官方地位,也许有个修改的名号。

所以,这和其他的中国-西藏问题一样:如果双方真的有政治意愿,他们能够找到方法,轻松解决。但是这儿存在一些问题,法律的角度和习俗的角度不同。中国政府倾向于按照严格的法律框架讨论藏族宗教、风俗和政治。这一角度不被大多数历史学家支持,因为实际上,这些系统高度灵活、可谈判且可变。因此,中国说,活佛转世必须按照法律规定来决定,而藏人用一些佛教仪式和模糊的传统风俗,这样在幕后更容易适应不同情况。这是双方冲突的重要缘由之一。如果你要为这些争端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你需要检视历史、宗教和习惯,用风俗来治理而不是严格的法律,这样你相对容易找到妥协方案。

我认为我们应该记住,我们需要提醒中国政府,这些事情并不总是决定于政府或政客们。在有关喇嘛转世的争端中,公众观点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法律法规在这些争端中没什么用。过去,直到现在,西藏政府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这些事情,它无法强迫人民相信他们不同意的事情。它也不得不考虑舆论。西藏有关转世的纠纷大多如此。在班禅转世这件事上,如你所知,大多数藏人看起来只接受达赖喇嘛认定的班禅转世。但是大多数也认为,中国的班禅转世也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喇嘛的转世。因此,他们仍然自动地尊重他,可能接受一个妥协方案,例如调整他的名号。

b) 附带请教,您认为达赖转世选出的最好方式是什么?(我的意思是指­,如果新达赖完全没有中国政府的认可,可能连现在的谈判都无法进­行了,毕竟中国一直说谈的是达赖的私人问题)

下一世达赖喇嘛转世一定会给中藏双方带来复杂的斗争,除非在现世达赖喇嘛过世之前就有某种协议,中国政府和境内藏人之间也不得安宁。中国说,只有它才能选择并认定达赖喇嘛转世(2007年,中国通过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中国日报的英文报道。);但是达赖喇嘛说,决定如何寻访他的转世,这是他个人的职责(达赖喇嘛的正式声明:英文版中文版),他的论点是基于风俗和传统。如果中国坚持法律的方式,它将不得不使用武力,他无法得到藏人的普遍支持:在宗教事务上,人们遵从习俗,听取他们的佛教上师的建议,而不是法律或者政府的命令。大多数文化都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奥巴马总统无法劝说美国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为其雇佣的非基督教女性支付医疗保险。因此,除非达成协议,达赖喇嘛的转世会造成严重的纠纷—— 会出现两位15世达赖喇嘛,就像现在有两位班禅大师一样。

谈判的问题则有些不同。中国官员在公开场合总是很强硬,但是他们私底下不一定相信。如果他们认为这对他们或者对中国有帮助,他们会改变。因此,他们说他们仅讨论达赖喇嘛的个人前途问题,但是有时他们也和藏人代表讨论西藏自治的事情;他们只是说,他们不会这样做。类似的,未来,他们也许说他们只讨论下一世达赖喇嘛的个人地位问题,但是我想,实践中,他们也会想讨论噶玛巴的个人前途问题。如果他们真的想继续谈判,他们会找到办法。例如,甚至在下一世达赖喇嘛长大之前,他们会与他的代表洽谈。所以,达赖喇嘛过世后,如果谈判继续,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但是,这也不是很可能。实际情况下,一旦达赖喇嘛过世,和流亡藏人的谈判可能就没了,或者没什么用,除非噶玛巴成为主要角色。

但是我们得记住,流亡藏人可能不会总是和中国谈判或争端的主要参与方;他们现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达赖喇嘛和噶玛巴。人们总是忘记,流亡藏人政治只是整体藏人政治的一小部分。对于中国而言,重要的政治挑战来自于西藏境内,如果有没有流亡藏人,他们都存在。实际上,如果达赖喇嘛过世,他们可能会更强硬;可能是因为达赖喇嘛对西藏境内的政治有些缓和作用,但是我们在一段时间内无法知道。现在没人有达赖喇嘛那样的魅力和支持度,但是,一旦他过世,西藏境内可能出现新的领导者。比起流亡藏人,他们对中国知之甚多,他们可能会给中国带来大不一样的挑战。一旦如此,政府将会碰到和内地不一样的挑战,情况大不相同,因为内地的人们并不团结。

2. 我很关心中国民主转型与西藏(其实也包括新疆)未来的关系,在中­国,很多人相信,中国民主之日,也就是藏疆独立之时,不知您怎么­看民主化与民族国家之维持统一的关系?

对于这个问题,学者和活动分子有着不同的观点。首先,我们应考虑有意义的自治,而不是独立。一些评价家认为,中国的民主改革会创建一个制度,藏族、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会在中国内部得到某种自治,允许他们心安理得地表达他们的需要和观点。其他一些人赞同严加其在1993年提出的联邦制度(中文报道英文),08宪章提出的也较类似。但是其他一些人辩称即使在民主制度中,强烈的民族主义 —— 特别是对于国家领土和民族优越性的强烈感情 —— 仍然存在。他们认为,即使在民主转型之后,汉族人也不愿接受藏族、维吾尔族和蒙古族的有意义的自治。因此,我们也不能想当然。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有赖于政治领袖、民间社会和其他人一起教育民众,推广有关自治、民族历史、平权等思想。

如果民主中国无法为这些族群提供有效的自治,他们也许仍然会寻求独立。谈到独立,对于民主国家来说,接受其领土内的族群的独立也很不寻常。因此,这在民主中国也不大会发生,除非中国非常进步,思想开放。国际上,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 —— 英国允许苏格兰独立公决,加拿大1980年和1985年允许魁北克居民两次公决。当然,在20世纪中期,欧洲强权允许其大多数"蓝水"殖民地独立。但是美国没有对夏威夷、波多黎各或阿拉斯加如此行事。对于民主大国,除非发生武力冲突,允许他们控制的邻近地区独立,这相当不寻常。

3. 对于自焚频繁发生,汉人的普遍性冷漠和强权的残酷镇压;个人与­社会应该如何面对这样的局面。

大概地讲,我们可以把对政治动乱的反应分为两类:"外部"论和"内部"论。"外部"论认为,动乱是由外部挑起的,某种针对国家的阴谋或者反对某个主要族群。其反应是镇压间谍、敌人、叛徒,封锁从外部势力送进来的信息,如果它找不到,国家可能会自己发明一些。"内部"论认为动乱是内部,局部对社会文化条件的不满造成,它的反应是对这些关切进行研究,找到其源头,如果必要,修正这些政策。某些动乱可能同时有内部和外部因素,外部因素只会在内部因素已经存在的情况下才能起作用——换而言之,如果人民相信政府聆听他们的关切,反政府运动不会有什么效果。因此我认为,只有"内部"论值得追随。这意味着,我们都应该关注那些自焚的人们,他们的关切为何,解决他们试图提出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我似乎认为,自焚是一些藏人给政府和社会送出的紧急信息,他们的社区对现状有着及其严重的关切。我认为,这些藏人采取这种方法,因为他们的社区正面临着来自国家的极端压力,因为在中国社会,至少对于藏人而言,他们几乎无法送出批评政府的信息。我认为,自焚者有意识地试图避免大规模示威,因为这往往导致暴力和伤害。因此,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应该抓住这一机会鼓励中国学者、非政府组织、记者和知识分子,紧急对每个受到影响的社区展开研究,研究他们为什么不满,在这些事件背后有什么缘由,就像2008年西藏骚乱之后公盟所做的研究报告那样。

要进行这样的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需要得到每个地区的藏人的帮助。他们需要显示自己的真诚和尊重,随着时间赢得藏人的信任;你不能仅仅进到藏区,期望人们告诉你他们真正在想什么,如果不知道一些背景,一个人也不会完全理解人们说的东西。一个人必须要先做好准备,广泛阅读,认真听取很多人的意见,和藏族社会看重的汉族和藏族专家交谈——不仅仅是那些在官方媒体上出现的专家。他/她必须保证保护地方信息来源,尊重他们的安全,不透露他们的名字和身份。但是,在目前中国新的、动态的社会媒体环境中,中国知识分子和公民社会应该扮演极其建设性的角色,帮助政府、媒体等理解,在发生自焚事件的藏族社区,他们担忧什么。

4. 西藏独立运动,结果会怎么样,成功或是失败?会不会点燃中国内­地民主之火?

过去20年左右,藏族民族主义在中国急剧增长。一些人说,这是因为流亡藏人、西方支持者和藏语广播电台的活动,但是我们认为他们的角色相对而言较小:即使没有他们的帮助,民族主义仍然会传播,因为在藏人中间,民族情绪的主要制造者是中国的政策。这一政策异常具有挑衅性,特别是在1994年的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之后,政府开始攻击一些文化和宗教价值 —— 此前,中国政府很少批评达赖喇嘛宗教领袖的角色,也不强迫藏人公开谴责他。所以这告诉我们,寻求独立是中国政策的反映。如果政策负责、有效,造福当地人民,这些人不会想着要独立。

如果中国的西藏政策改善,对独立的要求就会消失。如果政策持续恶化,达赖喇嘛未达成任何解决方案就过世,未来二三十年可能会在西藏形成大的危机,甚至某种程度的内战。也有可能因为水资源和边界冲突与印度开战,这并非不可能。这种发展很可怕,会有很多人丧生。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西藏可能独立,但是甚至这样也非常不可能。如果这的确发生——尽管不太可能——共产党会完全失去可信度和权力。但是这可能不会带来一个民主中国。自布什时代以来,在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帮助下,美国干了很多蠢事,伤害了民主制度的可信度,我们不确信,未来民主制度是否仍然是政府管制的首选模型。因此,这儿有很多复杂的和不确定的因素。如果有人想等着西藏独立,然后开始中国民主运动,他/她可能要等很长时间,会对结局感到失望。没有人希望战争。

考虑这个问题有个更有建设性、更微妙的方式。让我们此刻忘记这些后果,不管是独立还是有意义的自治——乌托邦的结局常常导致梦想、纠纷和冲突。在本例中,更有用的事情是,让中国人民讨论目前的局势,他们与境内藏人的历史关系。主要讨论的问题包括:如何描述当前汉族和藏族,或者其他民族的关系?他们是社会主义吗?他们平等吗?他们是否包括文化共存?如果进行发展,谁受益?是否有多种现代化模式?目前的关系是一种内部殖民吗?对这些问题的严肃讨论可以转化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此时此刻,像汪晖这样的重要的左派知识分子仍然在讨论西藏被西方文化代表,但是如果一位严肃的英国学者,不要说左派,按照美国文化的幻想和兴奋讨论爱尔兰或者苏格兰局势,这不可思议。人们只会嘲笑他。一个人应该对历史和当前关系进行严肃的研究。这是后殖民主义试图做的事,尤其有助于我们目前的情况,因为这主要是文化分析。因此,对于希望看到中国民主化的人们,他们应该鼓励在中国进行严肃讨论,讨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这类自我反省可以鼓励民主变化,比争取独立要有效得多。

5. 您相信藏人的独立完全是个人行为吗?有什么被操纵或被煽动的迹象吗?

到目前为止,没有这种迹象。我认为,如果有什么外界操纵的迹象,中国政府早就告诉我们了。到目前为止,他们提供的唯一严肃的证据是,在某次自焚三天前,四川阿坝有人把僧人的照片传送到印度(他因此被判刑)。但是这并未表明存在外部煽动。这仅仅表示,自焚者希望外部世界,最少他在印度的同伴,知道他的行为。这并不奇怪。自焚的人们希望他人知道他们的行动;这是他们自焚的目的。

如果某位流亡藏人发送指令到西藏境内的人,告诉他们何时抗议,或者进行自焚,我看这不大可能,除非境内藏人对中国政府有强烈不满,这种指令不会生效。几个人说过,如果达赖喇嘛教导人们自焚(他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不同意这种抗议形式),会有成百上千的自焚抗议。

外部因素可能会有些影响,但是这仅仅是因为他们制造了一种气氛,这些气氛让境内藏人感觉,这些抗议是有效的。流亡藏人认为自焚者是英雄,为他们举行祈祷,仅此而已。但是这并不令人惊奇,如果他们不这么做,他们会被视为冷酷无情。用藏语广播的外国电台,像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也发挥了重要角色,因为他们报道了藏人和全球人士抗议的新闻,给予他们的自焚文化价值和重要性。这构成了对自焚的一般影响,但是这与煽动或操纵很不一样。

本文版权属于译者和Robert Barnett共同所有。

【本帖转自译者网站。图片则从其他网站下载。】

2012年5月18日星期五

“西新工程”:“把敌人的声音压下去”


图为2009年5月20日,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著名古刹——禅定寺,当局为防止藏人僧俗收听、收看境外广播电视节目,而销毁查收的地面卫星接收器。

图片来自“西藏和平解放60年成就展”。图说写道:“大力实施‘西新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 广播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分别达90.28%和91.41%。图为达孜县农牧民在调试卫星电视接收系统。”

“西新工程”:“把敌人的声音压下去”

文/唯色

早在2000年,当时的中国首脑江泽民指示“把敌人的声音压下去,把党和国家的声音传进千家万户”,当局于是特别针对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等自治区以及其他所有藏区和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了规模巨大的广播电视覆盖工程——“西新工程”,到2010年,中国政府已向“西新工程”累计投入194.8亿元,并且还在逐年增加巨额投入。

“西新工程”被当局宣传为“民生工程”、“惠民工程”,事实上,即便是从网络上搜索相关信息,也可以看到在这些地区的各种会议上,都反复强调“西新工程”是“最重要、最紧迫、最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任务”,有的官员说得更直截了当,称“西新工程”就是“政治工程”。

作为这个“政治工程”最重要的项目,是全面布署大功率发射机对国际传媒进行干扰。比如在整个藏地,为妨碍藏人收听、收看RFA和VOA等国际涉藏媒体的广播和电视节目,而专门建立的干扰站多达上千个,企图在空中构筑难以逾越的钢墙铁壁。

2008年遍及全藏地的抗议爆发之后,当局在方方面面进行封锁和钳制,包括在寺院和民间没收、销毁地面卫星接收器。这是因为地面卫星接收器会送来“敌人的声音”。如2009年四、五月间,夏河县当局就通知拉卜楞寺寺管会,要求寺院责令所有安装卫星天线的僧人拆除地面卫星接收器,否则在检查时一旦发现,或将罚以重款或将采取其他严厉措施,同时由夏河县广播电视局派人到僧舍、到民居安装有线电视。

2009年3月,当局专门为藏地量身定做特殊的地面卫星接收器,当作“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礼物,发放给从城镇到农村、牧区的藏人家庭,让藏人只能接收“党和国家的声音”。

2011年,西藏自治区当局宣布要让西藏所有寺院实现“九有”,即不但要有中共四代领导人的画像和中国国旗,还要有广播电视和报纸,当然那都是官方的广播节目和电视节目,以及《人民日报》、《西藏日报》等党报。这意味着党要用强迫藏人僧尼接受的蛮横方式,来传播“党和国家的声音”。

最近,据《西藏日报》等官媒报道,西藏许多寺院已经实现了“九有”。而在官媒记者拍摄的照片上,寺院僧侣不是摆出正在读党报的姿势,就是捧着“领袖像”露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而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在今年2月的会议上着重提到了“西新工程”,指示要“发挥西藏实施网络、手机真实身份登记的优势,完善互联网信息监管,构筑空中、地面和网络反渗透防控体系,切实做到在全区12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上,党中央的声音形象听得到、看得到,敌对势力和达赖集团的声音形象听不到、看不到,确保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绝对安全。”而这个意思,即是要给藏人布下天罗地网。

尊者达赖喇嘛多次强调真相的重要,而这有赖于新闻的自由。但是,正如尊者所说,“不幸的是,在世界的某些地方,新闻普遍受到审查和扭曲”,而“严厉的新闻审查是不道德的。”企图垄断真相的专制政权总是想方设法地控制信息、遮蔽真相。在争夺信息自由的战争中,象征“民主利器”的国际传媒的声音才是传达信息与真相的重要渠道。即便“西新工程”的干扰这么强大,即便“九有”已被“送”进了藏地的寺院与家庭,也难以摧毁人们渴望了解事实、传播真相的愿望和努力。

2012/4/23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并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这两张图片上的地面卫星接收器属于“西新工程”的项目之一,2008年3月遍及全藏地的抗议事件爆发之后,专门为藏地量身定做,只能接收“党和国家的声音”,并当作“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之礼物,发放给从城镇到农村、牧区的藏人家庭。图1拍摄于拉萨老城区的房顶上,图2拍摄于日喀则农村农民家的房顶上。(唯色拍摄)

2012年5月16日星期三

雷伊·桑斯特(Leigh Sangster):自焚时期的图伯特当代艺术


作者:雷伊•桑斯特(Leigh Sangster),梅杰巴达学院(Maitripa College)
译者:John Lee @johnlee1021
文章来源:《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学刊特刊
标题: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Self-Immolation
时间:2012年3月25日
原文网址:http://culanth.org/?q=node/543


在图伯特(西藏)境内外,当代艺术在过去十年里已经成为强调表达图伯特文化特性和现代性的文化势力。世界各地的图伯特艺术家们正开始对发生在图伯特的自焚事件作出批判性的反应,但是目前还只能看到流亡艺术家们的作品。在图伯特境内,即使有这类的艺术作品,也无法安全地传播和出版。在当今这个图伯特现代历史上的紧要关头,定居海外的年轻流亡艺术家们用他们的画作开创性地描绘了博巴(藏人)的情感、思索和政治态度。


噶玛平措(Karma Phuntsok),《图伯特的自我牺牲》(Self Sacrifice in Tibet. 2011)。经作者允许使用。
噶玛平措的《图伯特的自我牺牲》(Self Sacrifice in Tibet. 2011),翻制恶搞了一幅八十年代的画作《1936年,朱德将军会见格达活佛》【1】。在噶玛平措的版本中,那位中国将军(原文如此,其实国人一眼便知画中的“将军”是毛泽东的形象——译者)趾高气扬地望着画面空白处一个悬浮的汽油桶,附近有一个打火机和一根火柴。画面顶部中央的火焰中,是第一位自焚的博巴图丹欧珠(Thupten Ngodup,1998年4月27日在印度自焚)的笑脸,在噶玛平措曾学习过的佛教绘画传统中,这个等级尊贵的区域通常留给各种根本佛。他的两侧是最近自焚的13位自焚者的面孔,两角各有一个站立着的正在焚烧的人像。在画面底部,借鉴“文革”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宣传画的风格,绘制了一大群士兵和工人,手持枪支和毛泽东的“红宝书”。自焚事件证明几十年宣传、许诺的社会主义美好未来并没有兑现。噶玛平措断言,“对于博巴而言,图伯特依然停留在1960年代,”【2】他形象化地将几代人遭受的苦难联系到一起。噶玛平措(1952年出生于拉萨)目前居住在澳大利亚。


平措茨仁(Phuntsok Tsering), 《为了公理》(For Righteousness),作于 2011年。 材质:水墨纸本。经作者允许使用。
旅居德国的图伯特书法家平措茨仁(Phuntsok Tsering,1976年出生于图伯特)绘制了一幅《为了公理》(Righteousness)。翻滚升腾的火焰和烟雾形成了几个博伊(藏文)字母写的是:“权利的终结”(thob thang chad)。平措用一种特殊的传统字母做成一枚红色印章,上面写着“自治(rang dbang)[1]。平措茨仁在为这幅画作题写的诗中写道:“《为了公理》:献给我的图伯特同胞,他们为了一个民族的公理、文化和宗教信仰,而以身浴火。2011年10月28日”


丹增热珠(Tenzing Rigdol),《格尔底——来自剧痛的灰烬》(Kirti – From the Ashes of Agony),作于2011年。材质:布面丙烯。尺寸:79 x 208 ¼ 英寸。
2011年发生的与格尔底寺(Kirti,即格尔登寺)有关的“令人绝望的”12起自焚事件,让丹增热珠(Tenzing Rigdol,1982年生于加德满都)忧心如焚,就此他构思了一幅壁画尺寸的黑白画作《格尔底——来自剧痛的灰烬》(Kirti – From the Ashes of Agony)。【3】画面左侧是一位合掌祷告的佛陀(或僧人)正在燃烧,他的头部有一个金刚杵(dorje)尾部形状的光环,这个形状在佛教仪轨中象征着坚不可摧。画作的象征意义,包括画面中甘地的拐杖,赋予了自焚行为非暴力和坚定不移的精神与政治价值。丹增热珠目前住在纽约。


扎西诺布(Tashi Norbu),《自焚》(Self-Immolation)。尺寸:167x159 cm。材质:布面丙烯以及佛经和印度水墨。经作者同意使用。
扎西诺布(Tashi Norbu,1974年生于不丹)说,佛教传统上用火焰象征“人的内心所具备的能够驱除无名和恶业的智慧”。作品中描绘的种种成佛之路表达了作者的双重愿望,其一,希望自焚者的牺牲能引领他们达到并实现“终极真实”(即佛教中的“胜义谛”或“胜义有”——译者);其二,希望能够将尘世间的压迫付之一炬。扎西诺布现居荷兰。

阿旺觉登(Ngawang Jorden),《关于无私的冥想》(Contemplation of Selflessness),作于2012年。材质:布面丙烯和水墨。尺寸:30x40cm。经作者同意使用。
在阿旺觉登(Ngawang Jorden)的自画像中,观众能看出他的流亡地(波士顿)、他感同身受的“彻骨悲伤”,以及他对无私牺牲的自焚者的“勇气与决心”表示深深的崇敬。他身后的墙上有一幅自焚者的照片。他已经矢志站在捍卫图伯特的立场上,不过画面上的蝴蝶则传达了更为微妙的信息。【4】


丹增晋美(Tenzin Jigme),《红与血》(Red and Blood)。作于2011年。材质:丙烯颜料。尺寸:25cm x 30cm。经作者同意使用。
“对于最近发生在图伯特的可怕事件”【5】的个人和感性的艺术回应还包括一些抽象作品,其中包括丹增晋美(Tenzin Jigme,1988年生于拉萨)的《红与雪》(Red and Blood)。这幅作品使用油彩纹理层叠的方式绘制而成,借以向“在正义缺失的世界里的压迫与被压迫者”【6】表述自己的观点。

索朗卓玛(Sonam Dolma,1953年生于图伯特)的《微墙》(The Small Wall)【7】是一件装置作品,这件作品用旧僧袍和白色的石膏“擦擦”组成。
“擦擦”是用她父亲留下的模型铸制的,而这些模型是她的家人在1959年翻越喜马拉雅山逃离图伯特时携带的唯一的传家之宝。【8】索朗卓玛现在瑞士生活、工作。

“疯蟹”,《紧急状况》。www.cartoonmovement.com
或许,我们可以把当前图伯特的局势——二三十起有报道的自焚事件和导致这些事件的原因——看做是对艺术创作的一种持续的影响,包括那些非图伯特艺术家。例如,一位笔名为“疯蟹”的中国艺术家创作的政治漫画,就批评了中共处理图伯特局势的政策,【9】他创作的“蟹农场”系列漫画在中国遭到查禁。

活跃在世界各地的图伯特艺术家们用视觉、音乐、【10】街头演出、电影和诗歌等方式唤起人们的文化自豪感并呼吁大家团结一致。【11】 或许我们今天目睹的一切,是一个将艺术作为批判手段的正在蓬勃兴起的泛图伯特运动(pan-Tibetan movement)。因为,作为批判和评论手段的艺术创作在图伯特境内正变得越来越危险,尤其当这些艺术创作涉及最近的自焚风潮时更是如此。最近,中国当局关闭了一个艺术展【12】并且抓捕了一些诗人和文化倡导者。【13】自焚时代的(图伯特)艺术创作在世界范围会有什么样的前景?这还是一个未完的故事。

2012年3月25日

【注释】
[1] 这幅作品由图伯特画家Rigzin Namgyal和图伯特名字为Mis Ting Kha’e的汉族画家合作绘制。(原文如此,但是经查阅国内有关资料,这幅作品的作者是尼玛次仁——译者)

[2] Karma Phuntsok. Personal Communication, February 21, 2012.

[3]图片与作者陈述由伦敦Rossi + Rossi画廊(这是一个著名的以收藏和经营东方,尤其是喜马拉雅地区艺术品为主的英国画廊,由罗西母子创办——译者)慷慨提供。

[4] Ngawang Jorden. 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Freedom of Art by Ngawang Jorden” Facebook page, February 22, 2012.

[5] Sonam Dolma. Personal communication, February 23, 2012.

[6] Tenzin Jigme. Personal Communication, March 3, 2013.

[7] 作品由作者于2012年2月安装在瑞士伯尔尼城市艺术馆。

[8] 见科琳娜厄尼,《关于索朗多玛》(About Sonam Dolma,2010)。http://www.sonam.net/docs/aboutSonamDolma.pdf

[9] “蟹农场”其他有关政治漫画可浏览网站:http://www.cartoonmovement.com/p/6049

[10] 在图伯特境内外,Hip hop都是一种宣泄博巴强烈的文化自豪感的手段,比如旅居欧洲的博巴Shapaley创作的那首平静而真诚的《图伯特制造》(Made in Tibet)(http://www.youtube.com/watch?v=bDwahj8_hhg&feature=related),以及来自图伯特境内的Yudrug的《新一代》(New Generation),http://highpeakspureearth.com/2010/new-generation-hip-hop-music-video-from-amdo/

图伯特RAP歌手Shapaley用博盖(藏语)演唱并配有英文字幕的视频录像在YouTube网站上,四个月的点击量已经将近60000次。歌中唱到,“兄弟们,姐妹们;我们不知道你能否听到我们的声音;但是,我们希望你能收到这些讯息……虽然我们相隔万里,但是我们的思绪一直伴你左右……我们不曾把你忘怀,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不曾将你遗弃,我们在你身边……不要担心忧伤,好好保重自己……”

[11] 为了纪念自焚者,在美国、印度和墨西哥,博巴用戏剧性的街边表演进行抗议。自焚事件也提升了流亡博巴为了他们的祖国与和平而采取行动的决心,正在制作的一些电影显然是受到了这些事件的推动与激发。图伯特诗人茨仁唯色(Tsering Woeser)的诗歌也被翻译成英文发表在“高原净土”网站。(http://highpeakspureearth.com/category/woeser/)

[12] 2011年10月16日,Kalnor在拉萨的Melong画廊举办《Jangshing》个人画展,刚刚开展几个小时便被警方关闭。见“自由亚洲电台”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tibet/closed-11042011135334.html?searchterm=None

[13] 2012年初,广受欢迎的作家岗吉•珠巴加(Gangkye Drubpa Kyab)和传统文化倡导者达瓦多吉(Dawa Dorje)遭到拘捕。见“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rfa.org/english/news/tibet/writer-02182012161437.html
而异见作家茨仁唯色也遭到软禁。

唯色注:【1】rang dbang即藏文意为“自由”,而不应是“自治”。去信咨询了艺术家平措茨仁,回复说:“my red stamp says 'freedom' or 'free' (Rang wang)。”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Self-Immolation 

Leigh Sangster, Maitripa College

Contemporary Tibetan arts have emerged in the past decade as a new cultural force asserting Tibetan identity and modernity both inside Tibet and in Tibetan communities internationally. Tibetan artists worldwide are beginning to critically respond to the self-immolations in Tibet but only works made in exile are visible at present; if such art is being created inside Tibet, it cannot safely be circulated or published.  Paintings by established and younger exile artists are pioneering depictions of personal and collective emotional, contemplative, and political states of mind at this intense moment in Tibet’s modern history.


Karma Phuntsok. Self Sacrifice in Tibet. 2011. Us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rtist.

Karma Phuntsok’s Self Sacrifice in Tibet (2011) is a scathing critique, through mimicry, of the 1980s painting The Meeting of the General and the Monk in Kandze in 1936.[1]  In Karma Phuntsok’s version, the Chinese military general pontificates towards a vacated space in which a gasoline container hovers, a match and a lighter nearby. Centered in the top register’s flames, a hierarchical space reserved for primordial Buddhas in the Buddhist painting tradition in which Karma was trained, is the smiling face of Thupten Ngodup, the first Tibetan to self immolate (in India on 27 April 1998). He is flanked by the faces of thirteen recent self-immolators and in each corner is a burning standing figure. At the bottom register of the painting is a host of soldiers and workers hoisting guns and Mao’s Little Red Book, borrowed from Cultural Revolution-era Socialist Realism propaganda. The self-immolations evidence that the glorified Socialist future promised in decades of propaganda has failed to deliver. Karma Phuntsok claims, “Tibet is still the 1960s for Tibetans,”[2]  and he visually links successive generations’ sufferings. Karma Phuntsok (b. 1952, Lhasa) lives in Australia.


Phuntsok Tsering. For Righteousness. 2011. Ink on paper. Us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rtist.

Phuntsok Tsering (b.1976, Tibet), a Tibetan calligrapher living in Germany, penned Righteousness. The Tibetan letters, formed from billowing flame and smoke, read “the cessation of rights” (thob thang chad). Phuntsok used a special traditional script for a red stamp that says “autonomy” (rang dbang). Phuntsok Tsering’s dedication poem reads, “Righteousness;/ Dedicated to my fellow Tibetans,/ who have been self immolated,/ for the righteousness of a nation, /its culture, / its religious faith, / 28th October 2011.”


Tenzing Rigdol. Kirti-From the Ashes of Agony. 2011. Acrylic on canvas. 79 x 208 ¼ in. Rossi + Rossi.

Tenzing Rigdol (b.1982, Kathmandu) was “deeply disturbed” by the “desperate events” of the twelve self-immolations in 2011 connected to Kirti monastery, when he conceived the mural-size black and white painting Kirti – From the Ashes of Agony.[3]  The burning Buddha/monk in prayer on the left has a halo in the shape of the end of a dorje, or vajra, the ritual implement symbolic of indestructibility. The painting’s symbolism, including Gandhi’s staff, assigns spiritual and political values of non-violence and determined perseverance to the acts of self-immolation. Tenzin Rigdol currently lives in New York City.

Tashi Norbu. Self-Immolation. 167x159 cm.  Acrylic, Scriptures, Indian ink on canvas. Us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rtist.

Buddhism is also visible in the traditional use of flames to symbolize “the wisdom contained within [that] can burn away ignorance and error,” according to Tashi Norbu (b. 1974, Bhutan). The works’ several references to the Buddhist path seems to express the dual hope that the self-immolators’ sacrifice will lead to their religious realization of ultimate reality, and also ‘burn away’ the conventional reality of oppression. Tashi Norbu lives in Netherlands.


Ngawang Jorden. Contemplation of Selflessness. 2012. Acrylic and ink on canvas. 30x40cm. Us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rtist

Ngawang Jorden’s self-portrait conveys his exile location (Boston) and the simultaneous feelings of being “saddened to the core,” and deeply respecting the “courage and determination” of the “selfless sacrifice” made by self-immolators like the one in the picture behind him. He has renewed resolve to “take a stand” for Tibet, but the butterflies convey a delicate state.[4]


Tenzin Jigme, Red & Blood. 2011. Acrylic. 25cm x 30cm. Us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rtist.


Sonam Dolma, the Small Wall. 2012. Monastic robes, plaster. Installation view at The City Gallery, Bern, Switzerland. Us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rtist.

Personal and emotional artistic “response to the terrible recent events in Tibet”[5]  includes abstract works as well. Tenzin Jigme’s (b. 1988, Lhasa) textured layering of paint in Red and Blood speaks to “the oppressed and the oppressor in a world devoid of justice.”[6]  Sonam Dolma’s (b.1953, Tibet) The Small Wall [7]  is an installation of secondhand monastic robes from Lhasa and white plaster tsha tsha she cast from her father’s mold, one of the only heirlooms the family carried with them over the Himalayas into exile in 1959.[8]  Sonam Dolma lives and works in Switzerland.


Crazy Crab, Emergency Only. www.cartoonmovement.com

We may expect to see the impact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ibet – of the more than two dozen reported cases of self-immolation and the conditions in which they arise – as a continuing influence in the arts, including amongst non-Tibetans. For example, political cartoons by a Chinese artist under the pen name Crazy Crab, whose Hexie Farms series is banned in China, criticize the CCP over the situation in Tibet.[9]  Tibetan artists working internationally in visual forms, music,[10]  street theater, film, and poetry emphasize cultural pride and unity.[11]  Perhaps what we are witnessing today is a vitalizing pan-Tibetan movement through art as a form of critique.  And yet, despite, or perhaps because of the circulation of these artistic works on the Internet, this is hardly a moment for the celebration of a global Tibetan art movement.  For art as critique and commentary, especially when it addresses the recent wave of self-immolations, is increasingly dangerous inside Tibet, where in recent months authorities have closed an art exhibition,[12]  and detained poets and culture advocates.[13]  The global future of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self-immolation is a story that can not yet be fully told.

25 March 2012

NOTES

[1] A collaboration in 1980 between Tibetan painter Rigzin Namgyal and Han painter whose name is Tibetanized as Mis Ting Kha’e in Kvaerne, P. “The Ideological Impact on Tibetan Art,” Resistance and Reform in Tibet, ed. R. Barnett and S. Akiner. London: C.Hurst & co., 1994. Also discussed in Harris, C. In the Image of Tibet: Tibetan Painting after 1959. London: Reaktion Books, 1999.

[2] Karma Phuntsok. Personal Communication, February 21, 2012.

[3] Image and artist statement courtesy of Rossi + Rossi, London.

[4] Ngawang Jorden. 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Freedom of Art by Ngawang Jorden” Facebook page, February 22, 2012.

[5] Sonam Dolma. Personal communication, February 23, 2012. 

[6] Tenzin Jigme. Personal Communication, March 3, 2013.

[7]  “The small wall” was installed by the artist in The City Gallery, Berne, Switzerland, February, 2012.

[8] Corinne Erni. “About Sonam Dolma,” 2010. http://www.sonam.net/docs/aboutSonamDolma.pdf

[9] See also Hexie Farms’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on Fire, Propaganda, Buddha’s Tear, Free Tibet, Untitled (Harmonious Tibet) at http://www.cartoonmovement.com/p/6049

[10] Hip hop is an outlet for a defiant cultural pride both inside Tibet and in the diaspora, as in the cool and heartfelt European-Tibetan Shapaley’s “Made in Tibet,”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Dwahj8_hhg&feature=related, and from inside Tibet, “New Generation” by Yudrug.  http://highpeakspureearth.com/2010/new-generation-hip-hop-music-video-from-amdo/ The music video by the Tibetan rapper Shapaley, sung in Tibetan and subtitled in English on YouTube has had close to 60,000 views in four months and includes the lyrics,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don’t know if you can hear us but we hope you’ll receive this message…Although we’re far away from you, our thoughts are with you. …We haven’t forgotten you, you can trust us. We haven’t forsaken you, we’re at your side…so don’t worry, take care of yourselves…”

[11] Protests have included dramatic street theater performance by Tibetans in the USA, India, and Mexico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self-immolators. Films in production appear to be gaining traction, apparently spurred by the self-immolations’ heightening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exiles to act on behalf of their homeland and for peace. Poems by Tsering Woeser, the de facto national poet of Tibet, are published in translation at http://highpeakspureearth.com/category/woeser/

[12] “Jangshing,” a solo exhibition by Kalnor at Melong gallery in Lhasa was closed by police within hours of opening, October 16, 2011.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tibet/closed-11042011135334.html?searchterm=None

[13] The popular writer Gangkye Drubpa Kyab,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promoter Dawa Dorje were detained in early 2012,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tibet/writer-02182012161437.html and dissident author Tsering Woeser has been placed under house arr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