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6日星期六

王力雄:薄熙来与“N系列”

薄熙来与“N系列”
王力雄

1.   权力“机器化”
    重庆模式正热时,很多人都认为薄熙来会在中共十八大“入常”(当上政治局常委)。我倾向不会,但不确定。我是把薄能否入常当做一个验证:能入,说明中共尚未完全“机器化”,还有破局的可能;薄入不了,则说明中共已经完成“机器化”,也就不要指望它还能有政治改革。
我非常明白,薄若真像人们传说的那样入常主管政法,我们的处境会更糟。但如果他入常,可能会带来变化,而破局需要变化,破局也需要中共尚未完成“机器化”。
王立军的出现改变了进程。薄的下台似乎成了偶发事件所致。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已无法验证。不过,我仍然倾向在王立军事件前,中共内部已形成隐而未发的倒薄之势。如果不是这样,仅王立军不会使其下台,哪怕其妻真有命案,也可在权力黑箱中摆平。王立军只是一个引爆点,把本可能温水煮青蛙的倒薄,变成了一场喧闹大戏。
我用“机器化”表达这种意思:非“机器化”的权力是由领袖主导,按领袖的意志运转;而“机器化”的权力不再有真正意义的领袖。权力集团的每个成员都是机器零件,按照刚性结构相互配合与制约。最高权力只是一个位置,由谁填充不重要,但同样不能违背机器规则,更不能破坏机器自身。
这是今日中共与毛时代的一个本质不同。毛可以扭转权力方向,改变权力规则,甚至可以将权力机器打碎重建。而倍受文革之害的官僚集团,在毛之后决心不允许文革再现,邓小平推动的“党的建设”、“发扬党内民主”,目的也是防止再出现可以凌驾于党、伤害官僚集团的毛泽东。
而薄熙来,恰好扮演了重庆的毛泽东。
2. 薄的僭越
不管薄是出于理想,还是野心,他在重庆走了一条有其自身特色的路。他要消除以往单纯经济改革的弊病,不惜触动已形成的利益格局。为此他首先要得到合法性。而他要消除的弊病和触动的格局正是经济改革的产物,已经占领经济改革的制高点,这使得他只能从政治领域寻求合法性。
中共的经济改革全盘否定了毛,但是为了维护政权合法性,政治上却一直抽象地尊崇毛,而毛的思想恰是直指当今弊病,这给薄利用毛留下了空间,也给薄为自己的行为找到护身符。薄搞“唱红”是为了展示这种合法性,同时是利用集体记忆对民众的动员,虽然被外界视为闹剧,对薄却是十分必要。
薄的“打黑”则是为了克服权势集团的抗拒。他空降重庆,人地两生,从何下手才能打破掌握地方权势和资源的地头蛇联盟呢?­既然权势集团几乎人人违法,法治就是“合法伤害权”,想打谁打谁,也就成为打破抗拒的最好工具。不过,完全按法律程序也不行,权势集团有权又有钱,可以把法律玩弄于股掌。薄必须甩开法律的束缚,把“打黑”变成“黑打”。李庄案就是一种宣告:老子不跟你们玩法律!
“黑打”靠谁?一个和当地没有利益牵连的酷吏——王立军就是这种角色。还需要暴力机器的效忠。薄通过让重庆数万警察全部重新竞争上岗,以得到这种效忠。
历史上酷吏可以权倾一时,然而树敌太多,太过跋扈,几乎都无好下场,主子也会在达到目的后将其抛弃。聪明的酷吏需要保护自己,王立军在为薄当鹰犬时没有忘记这一点,并在最终关头铤而走险。他太知道黑箱之黑(亲手制造无数),因此进了有阳光的美国领馆。
薄随即被装进黑箱,遭到同样黑打。黑打并非他的发明,也非他首先使用。
薄唱红打黑,为的是排除阻力,在重庆实践自己的路线,为党找到出路,用以换取常委之位,再推广到整个中国。这中间到底是哪一步不被机器化的权力所容,必置他于死地呢?
3. 卡里斯玛与平庸机器
薄在刚被免职时,豪迈地宣称经历了文革的他不怕小人,那时他肯定没想到自己会被扔进搅拌着贪污、谋杀、奸情乃至间谍的龌龊粪坑。对他而言,即使倒台也只有路线斗争才与其高贵身份相配。然而除了温家宝最初暗示过路线分歧,后面的定调一概只有刑事犯罪。
这就是目的:不能让高贵者高贵!就是要让所谓的太子卑污化!机器化的权力最不能容忍卡里斯玛式人物(以个人魅力和威望获得大众追随与效忠的领袖),那是最不稳定的结构,可以被领袖任意改变,官僚安全也最无保障。中共要防范文革重演,首先就要防范卡里斯玛再现。
温家宝曾暗示薄退回文革,其实薄的重庆模式和文革并不沾边,可以让人联想文革的主要是他的卡里斯玛,包括“唱红”的群众运动,尤其是“打黑” 伤害权势集团,踩到了权力机器的底线。今日中共接受的老大是辨不出面目的“Who’s Hu” 、“Who’s Xi”。“不折腾”的平庸是官僚集团最爱。如果重庆的卡里斯玛不铲除,终有一天会变成中国的卡里斯玛。如果靠折腾可以入常,将有层出不穷的小卡里斯玛纷纷效法,党将再无宁日。正是设身处地考虑中共机器的这种逻辑,我才认为即使没有王立军,薄熙来也不能在十八大入常。
对于权力机器,王立军的价值在于把事件刑事化,有利于对薄熙来卡里斯玛的去魅,摧垮其道德形象。路线斗争是不会公开提的。一是中共的路线斗争几乎总是好人挨整,早已不被民众相信;二是今日中共的意识形态挂羊头卖狗肉,进行路线论战只能自取其辱,反而会进一步提升薄熙来的卡里斯玛。
薄熙来事件是对党内僭越者的杀一儆百,会促使中共进一步机器化。对这一点,国内外很多人都没看清——中共并没有因为这个事件产生分裂和混乱,而是从此更加一统、有序和稳定,也就是更为彻底地机器化。
4. 官僚集团的民主性
因为专制权力只有通过官僚体系才能贯彻,只要损害官僚集团的利益,官僚就会利用拖延、扭曲、不了了之等手段,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把上级决策架空,使之无法推动落实,我把专制权力内部这种自下而上抗拒的性质,称为“官僚集团的民主性”——这是权力机器化的基础。
无论是在古代王朝还是近代的专制政体,“官僚集团的民主性”都广泛存在,它不体现于制度和程序,以潜规则方式发挥作用,更多是靠默契,或是类似物竞天择的演化。官僚在具体问题上有竞争,总体却是相互联合的共同体。他们精于谋划,利益一致,利用现成的官僚体系串联、共谋和形成庇护网络。专制权力要得到贯彻,便得顺应“官僚集团的民主性”,满足(或至少是不触犯)官僚利益,才能使其成为得心应手的工具,而非阳奉阴违的对抗者。
即使以毛泽东的权威,要开展触及官僚集团的运动时,甚至无法在北京发出一篇文章。毛最终的方式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越过官僚集团,直接号召底层民众造反,自下而上摧垮官僚集团。但是毛仍然离不开官僚集团,打倒了老的,新官僚照样会演化成利益集团,“官僚集团的民主性”就会继续起作用。毛死后尸骨未寒,老婆被关进监狱,近臣一网打尽,而被他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全面复辟。
饱受文革摧残的邓小平决心在党内建立对领袖的制约,他借助的正是“官僚集团的民主性”——或称“党内民主”。今日中共,高层权斗比任何时期都弱,权力交接也有了程序。领袖不再是凌驾于官僚集团的独裁者,而是为官僚集团争取利益最大化,才能坐稳位置。
可想而知,这样的“党内民主”同中国民主与人民民主没有任何关联。
5. 制度化的派系
把中国民主希望寄托于中共“党内民主”的人,给中共最多的建言是从党内派别制度化开始,期望那会成为多党制的起点。其实,派别制度化在中共党内早已进行,基本成为成熟体制,但是多党制却因此离得更远。
外界把中共分为“团派”和“太子派”,既不准确也易误导,另一种分“江派”、“胡派”则是停留表面,缺乏分析。我认为将其称为“N派”和“N+1派”,最能体现中共分派的本质。
有人群就会有分派。连毛也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如何分派?以什么分派?怎么让派系竞争成为互补而非你死我活的恶斗?对机器化的党,更是要求分派不但不能破坏机器,反而要成为稳定机器的组成部分。
如此高难的题目,被邓小平解决。那并非是邓的有意设计,是他对权力传承的安排,同时解决了这个难题。
权力传承一直是专制政体的难关。古代按血统,简单明了,仍然免不了皇室残杀和宫廷阴谋。近代专制的权力传承往往伴随更大震荡。毛泽东几次安排接班人,却未防住他死后的宫廷政变;邓小平指定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也先后被他废黜,酿成几乎颠覆中共的“六四”。
邓小平痛定思痛,走出前所未有的一招——同时指定两代接班人,江泽民(N)和胡锦涛(N+1)。一代只能在任两届十年,其后就要交给下一代。这种安排的好处,是在两代接班人之间形成一种制约,江到时需要交权,因此不会产生敢于背叛邓小平的自我膨胀,其交权后,自身会落到胡的权力下,为了自身安全就会避免你死我活的斗争。而胡必须仰仗邓小平给予的合法性,才能保证按时轮换到自己,避免像以往接班人那样沦落悲惨下场,因此一定把邓小平奉为圭臬,誓死维护。
邓的权威,保证了这种安排成为权力集团共识,虽然没有明文,但在实质上形成约束。即便在邓死后,江也不敢僭越,只能按时把权力交给胡。中共第一次实现权力平顺交接。对于邓,也许考虑的只是一次交接平顺,但是由他开的这个头,却在中共的政治生态中继续延伸——当江泽民把权力交给胡锦涛时,也仿效邓小平,指定了胡之后的接班人习近平,由此使“隔代指定接班人”成为模式。
而党内的分派,过去总是体现为路线斗争,导致党落入生死存亡的分裂,直到新的独裁者一统全党才会稳定。但是那种凌驾所有山头的独裁者也会凌驾于党,以其个人意志给党带来破坏,同时仍然免不了下一次传承时的震荡。隔代指定接班人,则会在党内自然形成两个山头,以隔代划分——“N派”和“N+1派”。其中的“N”随接班代数变化。两派之间没有路线斗争,区分只是轮替掌权的顺序。这种轮替完全按照规则,不需要竞争,只是等待时间,因此会比民主政治的政党轮替还要稳定。
虽然两个山头总是一强一弱,不会在同一时间势均力敌,但反而有助于避免争斗。未接班者是弱方,一般不会主动挑战,只要保证不出事,自己就会到时按程序接班。在位者是强方,但会避免过分压制弱方,因为强弱会随接班而变化,弱方一旦接班就会变成强方,要避免那时遭受报复,就要在自己强时有所收敛。
强弱关系随接班转换后,从弱到强的一方仍然不敢过于膨胀。除了前任仍有实力,必须顾忌,还因为前任交班前指定的隔代接班人,自然属于前任的派系,也就意味着,对方一派会在自己届满交班后又变成强方,因此在自己变强时就要考虑自己终会变弱的变化。这种规则,使得两派都能自我克制,也都得到保护,构成强弱轮替,相互制约,又把握分寸,避免斗争,依存大于分裂,以联合为主,争斗为辅,可以长期持续平衡的机制。
可以说,专制权力从由个人掌握转为由集团掌握,从独裁者独揽大权变成权力机器化,“隔代指定接班人”是最稳定的模式。1989年“六四”之后,中共保持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稳定,空前团结,是为验证。薄熙来事件没有影响这种稳定,又验证了经得起考验。专制权力毁于传承内斗的历史教训,将使官僚集团把这种模式视为救命药而精心培育,并制约在位者不得加以改变。
中共是否已经将“隔代指定接班人”模式彻底制度化,尚待最后的检验——中共十八大(最晚十九大)是否会有胡锦涛指定的接班人“入常”?让我们对此拭目以待。
6.  N序列
以“N派”和“N+1派”称呼中共的派系,最能反映其本质:都是“N”,差别只是一个“1”——轮班所差的次序,可以统称“N系列”。
N系列”中的分派,没有主义、路线的不同,没有执政理念的不同,甚至没有策略的不同,只有权力遵循规则轮替,按照幕起幕落你唱罢我登场。派别之间的共同性远远大于不同性。派别相互无需竞争,也就不需要寻找区别,因此不会有创新,也不会有因派别不同而给社会提供的选择。这样的分派,不会有变革,只会有对变革的防范。薄熙来之落马,就是因为想在“N系列”之外有所变化。
中共从革命党变为权力集团,不再企图用阶级斗争创建劳苦大众的天堂,而是通过“改革开放”创建自己的天堂,一切目标都在自身权力的巩固和利益的满足。这样的权力集团怎会放弃专制?革命党的残暴手段,今日政权并未丧失,只是因为有了计算得失的务实,多了一些掂量。一旦认为收大于支,便会毫不犹豫。毛时代在主义受挑战时可以杀人,今日政权在权力受挑战时也不会手软。
如果这个权力集团还会在政治上有什么改革(如温家宝宣称),要么只能是空头支票,如开展了近三十年的乡村自治至今徒剩其名;要么只是出于自我谋利的调整,或是在“治理”层面的修补堵漏。
在权力没有机器化之前,权力由领袖主导,还可能存在突破。那当然存在危险,如希特勒的战争、毛的文革,但也可能有进步,如蒋经国的开放党禁,戈尔巴乔夫的政治转型。权力争斗造成权力集团分裂,可能导致法西斯政变,也有可能为寻求民众的支持而开放民主。而在权力机器化之后,领袖不再是主宰,只是权力集团的利益代言人。“中共党内,政改已死”,此说一语中的。
7.  未来的突变
那么,“N系列”是不是就此千秋万世了呢?
历史上国家力量从未像今天这样强,中国民间也从未像中共统治下这样弱。力量对比的悬殊使自下而上的革命基本没有可能,悲观者似乎看不到挑战中共的任何可能。然而问题在于专制权力总是不停地制造矛盾和自身敌人,其镇压能力却一定会到头,那时积累的矛盾,就随时可能以突变形式总爆发。
沙堆理论借助摄像机和计算机,观察和计算沙堆顶部每落一粒沙会连带动多少沙粒移动。初始,落下的沙粒对沙堆整体影响很小。但是当沙堆增高到一定程度,达到“自组织临界”(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时,沙堆就开始一体化,每粒新落下的沙都会产生一种“力波”,尽管微细,却能贯穿沙堆整体。那时沙堆的总体结构将随每粒沙的落下逐渐脆弱,说不定哪粒沙就导致结构突变——坍塌,也就是所说的崩溃。
一个西方谚语说断了马蹄钉,绊倒了马,摔伤了将军,输掉了战争,亡了国家。那国家当然不是因为马蹄钉而亡,用沙堆理论解释,就是其内部危机已经超过临界,马蹄钉只是引起坍塌的最后一粒沙。中国也如这样的沙堆,各种矛盾冲突不断积累,迟早会使沙堆超过临界。而到了连马蹄钉都成了“不稳定因素”时,专制政权控制再严密也无法防止突变发生,因为它不可能给每个马蹄钉都派上看守的兵。
社会不可能不变,当权力内部不再变革时,就免不了这种外部突变。目前,民变四起的局面正在中国形成,一件蝇头小事引发“暴民四起”的全局动荡某天会不期而至。那时,因为现代社会之连锁紧密,丧失了政权整体性整合的社会,在权力真空中滑向同归于尽的速度可能远超出现在的想象。
面对这样的前景,未来中国可谓步步惊心。

2012-4-21

3 条评论:

  1. 透過王立軍自曝貪腐邪惡後台政法委 ,陳光誠先生逃出魔掌印證就是政法委造成百姓種種惡劣的生活环境。如今真相大白, 610辦公室勞教所黑牢惡名昭彰,活摘器官的事全世界都知道了,只要政法委罪魁禍首江魔周鬼被審判,所有維权正義勇士 西藏新疆 上訪冤民 拆遷戶和法輪功就不會再被殘酷打壓迫害。只有不讓惡人當道,司法務必要獨立公開公正,無數善良正義同胞才不會過著一再受折磨的苦難日子,該結束不正不義的黑暗時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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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你是为数不多有见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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