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30日星期一

蒙古作家达希东日布——第四个奇迹:保持天赐的颜色



第四个奇迹:保持天赐的颜色


文/达希东日布(蒙古作家)

人类历史上,曾经有一些民族创造过奇迹,令人惊叹不已。所谓奇迹,也许就是指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把例外变为现实。

中华文化是一个奇迹,如果真如他们所说,是几千年的古国一脉相承,这也许可以堪称是一个历史例外。日本在近代创造奇迹,明治维新后成为地球上唯一非欧美白人的列强之国。今天,每年看到世界上最先进的几个国家聚会——七国高峰会议(现在俄罗斯硬挤进去了),只有一个黄面孔,那就是日本,而其余全为白人。要知道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我并不想替日本吹嘘,我只是提到大家公认的现实。希望不要误解,不要小心眼。当然,我深信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挤进去,这只是时间问题。

这里我想说的是——蒙古民族曾经创造的三个奇迹。虽然是历史,也值得引以为豪。

第一个奇迹——空前绝后的大帝国。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所谓空前绝后,是指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在此之后(至少到今天为止)也没出现过如此辽阔的帝国。这第一个奇迹,几乎尽人皆知,我在这里不想多说。

第二个奇迹——没有被汉文化同化掉,虽然人口仅为汉人的几百分之一,这种强大的生命力就是一种奇迹。言过其实吗?纵观历史,你就会看到,所有入主中华的游牧民族都被同化掉了,从融入隋唐的鲜卑到最后的满清。元代蒙古人虽然统治汉人,但是却与以往入主中原的其他游牧民族不同,没有被浓烈的汉文化熏倒。究其原因,是因为帝国的辽阔,他们骑着马周游了世界,而汉人却只呆在东亚的农田或宫殿里。蒙古人看到过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也看到了欧洲文化,他们是见过世面的骑士。如果你去过东京,去过巴黎,去过纽约,就不会被上海的繁华所迷倒,这道理是一样的。大都的儒士们侃侃而谈孔孟的伟大,忽必烈微笑着说,孔孟固然伟大,让我给你讲讲默罕默德和耶稣的故事。古代蒙古人就有对各种不同文化一视同仁的传统,使得元朝绝不独尊儒术。

明代不存在同化的机会,因为蒙古人与汉人隔长城分治,明长城就是最好的证据。到了清代,满清征服了蒙古人和汉人,把他们编入同一个帝国,三百年来面临被同化的危险。然而,蒙古贵族是满清的半同盟者,拥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权,他们要求满清禁止汉人入蒙地。结果,同在一个国家里,满族自己被同化掉了,蒙古人却安然无事,这得归功于蒙古贵族的努力。

康熙雍正乾隆都非常聪明,善于心计和阴谋。不过,事实证明,在蒙古贵族的纯朴自信与大智若愚面前,满清的帝王们显得短视而可怜。这也难怪,他们从东北的森林冲出,直入中原,没见过别的,于是便马上拜倒在汉文化脚下,从而失去自我。人的智商再高,如果没见过世面,没有经历,也会是井底之蛙,最多玩玩雕虫小技,耍耍小聪明。民族再强大,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文化,终会自灭。独尊儒术的满族丧失了文化,而恪守文化平等多元的蒙古文化却延绵至今。

第三个奇迹——民主之蒙古国的存在。除了苏联解体后新近独立的中亚国家外,这是夹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唯一独立国家,是一个明显的例外。

清朝末期,汉人知识分子酝酿建国,蒙古文化面临考验,令当时的蒙古贵族和知识分子大伤脑筋。在热兵器的协助下,汉人已经强大无比,蒙古人再也无法以武力阻止人口众多的汉人进入蒙地了。喀喇沁出了个知识分子叫海山,他走遍内外蒙,游说过七十多个贵族和知识分子。他的主张和蒙古人的纯朴性格同样简单,有时简单的东西却非常明晰,抓住要害。

他认为,蒙古人想要作为蒙古人存在下去,此三项为必不可缺——Mal, Hel, Hil 。Mal——牲畜, 只要拥有家畜,蒙古人就会有最基本的经济生存保障(当然发展现代产业是基本生存之上的目标),可以确保生物意义上的存活。 Hel——语言, 只要还在讲蒙古语,蒙古人就会保持自己的文化,就还是蒙古人。Hil——国境线, 为了保障前两项,蒙古人必须努力获得一条边境线即独立建国,以阻止汉人潮水般的涌入,否则只能重蹈满族被淹没的覆辙。

然而,孙中山主张他有权继承满清的所有疆土,不允许蒙古人建立国家。蒙古人建国几乎毫无可能,面对四亿反对者,仅有一百多万人口的民族根本无法打赢这场独立战争。但是,蒙古的建国之父们并没有轻易放弃,他们艰辛地开创着看起来毫无成功可能的事业,巧妙利用更强大的外部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他们清楚地看到当时的国际形势,在宣布独立之后马上向列强派去使节。所谓列强,是指当时称霸世界的一系列欧美强国,包括亚洲的日本,决定着近代世界的格局。蒙古究竟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种空洞的政治争论,蒙古人说了不算,中国人说了也不算,当时只有列强说了算,这就是蒙古人面对的历史现实。这些游牧者的领袖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现实,开始实施实现奇迹的计划。在维吾尔人和藏人精英们把主要精力投入于宗教的时候,蒙古人中间却出现了许多杰出的铁血政治家。于是,外交游戏随即展开,在失去昔日武力雄风之后,蒙古领袖们只有斗智这一种选择,他们暂时放下宗教理想主义,变成了精明而冷酷的现实主义者。用汉人的贬义词来说,他们义无反顾地“投靠”列强,反用“以夷制夷”之策,以抗衡孙中山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式的汉民族主义者。

遗憾的是,派往列强各国的使节纷纷被拒之门外,德法英美不肯让蒙古使节进入各自的官邸,日本天皇把蒙古使节的告急公文原封退回。谁都不愿意为了不到二百万人口的蒙古人得罪四亿中国人,大家都在考虑国家利益。唯独俄罗斯不同,因为蒙古的独立符合其国家利益,它成了所有列强当中对蒙古的唯一支持者。然而,更令蒙古人遗憾的是,俄军突然在内外蒙交界之处停留不前。这是因为在日俄战争战败之后,俄国不想再与日本产生摩擦。日俄曾经媾和于美国的朴次茅斯,之后日俄之间曾经有过七个秘密条约,详细划定了势力范围,互不挑衅。从客观上说,是日本的崛起帮了中国。因为俄军不怕中国,但是却怕日本。

内蒙古王公看到大势已去,纷纷致电南京,宣布拥立中华民国。1911年蒙古宣布独立时,内蒙古49旗中有35旗马上宣布归附蒙古独立政府。现在,他们改变方向,不想给故乡带来灾难。蒙古人忍痛选择骨肉分离,参与外蒙古独立运动的海山等内蒙古志士也纷纷返回内蒙古,寻求在中国境内的民族自治。

风云突变,俄国发生革命,列宁对蒙古的君主立宪政府毫无兴趣,甚至想要交好孙中山。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蒙古另一批政治家马上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同时派代表去莫斯科艰苦游说。声称要建立亚洲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世界上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急需红军援助。对于刚刚建国的苏联来说,迫切希望推广共产主义,蒙古的革命完全符合其利益。回头看看中国的国民党,他们毅然选择了蒙古的共产党,派红军驱逐了盘踞在蒙古的白军。

其实,社会主义只是一面旗帜,在蒙古根本没有群众基础,因为喇嘛教僧侣“蛊惑”民众反共。为了切实保障获得苏联的持续支持,蒙古的领袖们第二次忍痛割爱,大批屠杀僧侣,保持社会主义本色。与之相比,当时新疆独立运动领袖,却被莫斯科的指令残杀,因为他们并不热衷于共产主义,却更忠实于安拉。看似冷血的蒙古式斯大林乔巴山,他年轻时居然是一个出家僧人。这让人想起海山主张的三项捍卫内容——“牲畜,语言,国家”。这是一个民族存在的底线,海山并没有把宗教、文字、服装、政治制度等项目全都设定为捍卫对象。也许这就是铁血政治家与我们普通人的区别,他们懂得被迫取舍。在你根本无法捍卫全部项目的时候,忍痛割爱便成了一种残酷的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蒙古国领袖们又一次忍痛割爱,把内蒙古独立运动领袖德王遣送给中国政府。中蒙关系一度异常亲密,直到中苏破裂,这个小国义无反顾倒向苏联为止。苏联解体之后,中蒙关系恢复正常,蒙古转向民主制度,世界惊奇地发现,对这个内陆小国来说,社会主义仅仅是个幌子。苏联东欧各国民主化之后,纷纷更换国旗,而蒙古却只需拿掉一个小星星。原来,国旗上这颗星星只是个点缀,象征着社会主义,整个国旗的图案却完全是民族主义的。也许,列宁和斯大林根本没有想到,社会主义只是借助红军的一张邀请信而已。今天的蒙古国,已经成了亚欧大陆上民主主义的典范。在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实行个人独裁的时候,蒙古国却坚决保持着多党制和民选政府。在中国的专制高压愈演愈烈的时候,在俄罗斯的民主倒退萎缩的时候,夹在这两个大国之间的蒙古国却保持着民主本色。

会不会有第四个奇迹?内蒙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是历史的无奈结果。内蒙古和中国之间当然没有Hil(国境线),在没有Hil的环境里,我们是否有可能保住我们的Hel(语言)?按照海山的理论,想保住我们的文化是绝对不可能了,被同化掉只是时间问题。但是,你会怎么想?真的不可能吗?难道不会有奇迹发生?难道我们已经丧失了创造奇迹的能力?

与汉族和睦相处,同时继续保持自己的文化,这是摆在我们这一代蒙古人面前的奇迹,等待我们去创造。也许有些人只是在抱怨,只是在叹息,只是在争吵,却忘记了去努力,用智慧去创造奇迹。

在现代国际国内社会政治环境中,我们该怎么去奋斗,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是苍狼的后代,有责任为这个民族——-在这个星球上电闪雷鸣地带给世界以震惊的民族,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语言是具有社会性的,光靠课堂和家庭是无法保持长久的。我们必须建立蒙古人的社区,必须在蒙古人的自治社区内把蒙古语设定为官方语言。加拿大的魁北克就是我们很好的榜样。当然,有一些极少数汉族极端民族主义愤青,他们企图破坏民族团结,妄自尊大地想把汉文化彻底强加在我们头上,恨不得同化掉我们延绵几千年的文化,这不要紧,只要我们心里还有坚定的信念,就完全可以战胜他们。这种战胜并不是通过暴力,我们不需要剑,哪怕对方手里有剑。我们需要的是不屈的信念。

多年前,在南非一座城市的街道上,走着一个身材瘦小的英国律师。对面来了一个白人种族主义青年,挡住了他的路,要他从便道上下去,走土路。他没有和那个青年吵架,但也决不向他让步,他眼里没有仇恨,但却有坚定的信念。他只是淡淡地对那个青年说——路很宽,我们走得下。后来,他和同胞们焚烧象征种族歧视的身份证,身高马大的南非警察走过来用警棍打他。每次被打倒之后,他总是再一次站起来,继续往火炉里投放身份证,没有武力反抗,眼里也没有仇恨。愤怒与狂妄的警棍在他的头顶挥过之后,聚集起来的身份证从他手里散落在地上,他俯身一个又一个地重新拣起,继续投放到火里,额头在不断地流血。这就是圣雄甘地的故事——剑永远无法砍断水。

我们做了几千年的骑士,现在让我们下马,做水——并保持自己的颜色。

蓝色,是天的颜色,是那匹狼的颜色。在远古,天把自己的颜色赐给了那匹苍狼,它带着这神圣的蓝色,奔跑着穿过远古的滕吉斯湖,来到草原。这就是蒙古秘史告诉给我们的故事。我们是这批苍狼的后代,心里已经种下了这天赐的蓝色。汉人可以自豪地做龙的传人,永世保持他们那耀眼辉煌的黄色。民族是平等的,我们的颜色是那清澈明快的蓝色,天赐的颜色。

在蒙古秘史里,苍狼和腾吉斯的湖水都是蓝色的。朋友们,只要你静静地垂下双眼,你会看到——在你的心底,滕吉斯湖的碧波依然在阳光下荡漾,苍狼的魂魄毅然在旷野上驰骋,因为——你是蒙古人。

现在是新的时代,让我们默默地交换一下信念依然坚定的眼神,然后坦然下马。告别勇武不屈的骑士,做一汪利剑无法斩断的湖水。并坦然地对自己说——为了保持这天赐的蓝色,我宁愿做腾吉斯湖!

祖先们曾经用武力征服了世界,我们却要用非暴力来拯救自己,拯救内蒙古,拯救中国。同胞们,用我们的善良和不屈,驱走黎明前最后一缕黑暗吧。

这,就是我们的第四个奇迹。是属于我们这一代蒙古人的奇迹。

【民主中国首发:http://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howClass.asp?ClassID=1】

2011年5月29日星期日

“艳遇墙”:对拉萨的莫大讽刺

图为这两年的拉萨实况。地点:大昭寺广场所谓“艳遇墙”周围。(图片首发,匿名拍摄)


“艳遇墙”:对拉萨的莫大讽刺

文/唯色

在拉萨,只要来到被媒体鼓噪的“艳遇墙”,会看见有一种对比是明显的。即:游客是自由自在的,可以大摇大摆地闯进朝圣者正在磕头的行列中,有时甚至会踩在朝圣者搁在地上用于记数的念珠或其他物品上,却只是轻描淡写地道歉一声,或者连道歉也不会。但是,朝圣者只能磕头,而不能像游客那样在这里恣意放肆,当然朝圣者根本就不会这么做,他们把这里看成是表达虔诚心愿的神圣之处。总而言之,对比是明显的,结果是令人伤感的,朝圣者的圣地,似乎变成了一个庸俗的舞台。

其实这里早已不是什么圣地了,全副武装的持枪军警也穿行在磕长头的信徒当中,而且更加地趾高气扬。他们手中的枪不是对准信徒高高合十的双手,就是对准信徒伏拜在地的头颅。他们对围聚在所谓“艳遇墙”下的游客视若无睹,却对履行佛事的信徒格外警惕,动不动就要把看不顺眼的信徒叫过来检查身份证,如果身份证忘记随身带上,则会被押到旁边的派出所审问。

“艳遇墙”下的游客有着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觉得自己有着与众不同的气质与情趣,以及寻花问柳的勇气。而来自全藏各地的朝圣者,却被这些人视为增加旅游分量的配角甚至旅游消费品。事实上,从照片上就可看出,这些人根本没把朝圣者当回事儿。有张照片上,一位老者就在他们的脚后跟磕头;另一张照片上,一个穿着暴露的女子硬是坐在两位僧人的中间,似乎自己已经具备了诱惑他们还俗的魔力。显而易见,这样的故事意味着某种不平等的关系,这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

不过我要说的是,可怕的不是游客,而是用聒噪的掌声招蜂引蝶的媒体。媒体可能是想由此增加每年的旅游人数及旅游带来的收入,却鼓励了旅游中的殖民主义。我理解在搞旅游开发时,与历史有关的遗址和建筑也被当作旅游吸引物。可是,诸如“艳遇墙”之类的恶俗被媒体鼓噪,这就不对了。它甚至可能招徕色情交易。在大昭寺跟前发生这样一幕,我想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不可能接受的。有人说,佛是慈悲的,佛没有嗔心和分别心,会将慈悲的阳光照耀在每个人身上。这话没错,佛当然视众生为平等,但是这不能成为众生或者说个别众生来要挟佛的理由。就像一个流氓说我要这么做我要那么做,你佛要不答应你就不是佛,有这样的道理吗?

也许,所谓“艳遇墙”倒也可以留存,懂的人自然会从中看见拉萨所遭遇的戏弄和伤害。比如“艳遇墙”以及那些渴慕艳遇的游客,磕头者以及那些持枪穿行其间的军警,四周货摊和商铺出售来自内地的伪藏式工艺品、从四川运来的哈达以及商贩们用抠过脚丫的手指编织的金刚结,穿制服的本地警察围坐在一起喝甜茶,藏汉便衣怀疑地注视着藏人的言行举止,屋顶上的士兵懒洋洋地举枪瞄准着朝圣者,而这里的中心,大昭寺的厚墙里面,是百多名僧人备受压抑的沉默身影。从这个角度来说,且让媒体继续鼓噪吧,因为它事实上起到的是一个反面的宣传作用。

2011/5/11,北京

(本文为RFA藏语节目,转载请注明。)

2011年5月27日星期五

媒体鼓噪“拉萨艳遇墙”

中国西藏新闻网报道“艳遇墙”的网络截图。(注:该截图的原网页在我的博文贴出并被转发之后,迅速被中国西藏新闻网主动删除,值得表扬~~)



媒体鼓噪“拉萨艳遇墙”

文/唯色

西藏卫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的《西藏旅游》,其广告词是“一向致力于推介西部旅游和神秘西藏文化”,但我看了最近一期,感觉像吞了苍蝇一样恶心。身为藏人的主持人和记者兴奋地介绍拉萨有个“艳遇墙”,还采访了一些坐在“艳遇墙”下的汉地游客,他们表示要尊重周围磕长头的信徒。

“艳遇墙”之说,最先出现于几年前的网络,一些到过西藏的游客和久住拉萨的游客吹嘘他们的发明,张贴围聚在墙下的各种照片,继而被追求眼球效应的媒体传播,令进藏游客趋之若鹜。所谓“艳遇墙”在大昭寺的对面,本是信徒们供养数千酥油灯盏的灯房之墙,过去常有磕长头的信徒们依靠休息,但自从成了“艳遇墙”,经常被一群群寻觅“艳遇”的游客占据,而信徒们只好被挤得相互紧挨着,磕磕碰碰地磕着长头。

我多次见过那些挤靠在墙下的游客,或者依偎着,抽烟,喝啤酒,高声调笑,相互喂食,或者端着长短不一的相机,肆无忌惮地拍摄着正在磕头的信徒。有人胸前挂牌,上书寻求包养、征招伴侣等等;有人装扮乞丐,放个纸盒子或帽子在跟前,冲着朝圣的藏人喊“咕叽咕叽”;有人会突然扑到在地,嘻嘻哈哈地模仿信徒磕几个长头。一个经常来找“艳遇”的游客在网上说:“我们坐在墙角下,抽烟,嬉笑看着他们。不明白他们的信仰,不知道他们追求的什么。来世?”

没有比“艳遇墙”的说法更恶俗的了。西藏从来就没有什么“艳遇墙”,大昭寺对面的灯房也是90年代中期才建,而周围遍布全藏各地的信徒成年累月地磕着长头。许多信徒都是从边远家乡出发,用身躯丈量着漫漫朝圣之路,经过无数日子才来到拉萨,就像穆斯林信徒来到麦加朝圣,天主教信徒来到梵蒂冈祈祷。但如今,他们的朝圣却被干扰了,那些出于猎艳、猎奇的心理将他们挤到一边的游客,使得这里变味了。有藏人网友说:“全世界也就是佛教徒的宽容能容忍这些人在圣地放肆,麦加的克尔白天房的旁边抽烟喝酒试试。”

如此恶俗却得到了媒体的鼓励。在网上搜索“艳遇墙”,会出现“拉萨艳遇墙”、“大昭寺艳遇墙”等词条。中国媒体如新华社、中国西藏新闻网、西藏商报等,以“八廓街的‘艳遇墙’”或“拉萨‘艳遇墙’:最容易发生艳遇的地方”为题竭尽渲染,如今又有西藏卫视在针对汉地游客的旅游节目隆重推出“艳遇墙”。几乎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众多媒体的鼓噪,这个已经诞生的旅游景点将被设计出充满诱惑的故事,而各种旅游小册子、旅游地图将会标注,旅行社、导游和大小旅店亦将以此为招牌,于是作为一块“旅游殖民地”,“艳遇墙”将与太阳岛、布达拉宫广场、龙王潭一样,成为拉萨的显见地标。

2011/5/9,北京

(本文为RFA藏语节目,转载请注明。)

2011年5月26日星期四

十年前,达赖喇嘛谈《十七条协议》



十年前,达赖喇嘛谈《十七条协议》

作者:Claude Arpi (居住印度的法国人,作家、记者)

译者:卜花儿 ( @Buxoro)

这是我以前对达赖喇嘛做的一个采访,于2001年4月26日发表在Rediff.com(http://www.rediff.com/news/2001/apr/26inter.htm)。其中,达赖喇嘛谈及《十七条协议》,十年后的今天,读来意味犹存。

问:尊者,五十年前,也就是1951年5月,你的政府在中国的压力下与其签署了《十七条协议》。这项协议确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你的政府仍能保持高度内部自治。回顾过去,你觉得历史有没有其它可能?

答:从五十年代末起,一直到现在,也就是过去这四十五年之中,有没有《十七条协议》都没有什么区别,这个协议已失去了意义。我应该这么说,《十七条协议》签署后,有几年,西藏得到了一些好处,在某种意义上,签定协议的结果,多少保证了继续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文化、宗教等方面)。

后来,到了五十年代后期,所有这些承诺都被置之度外,协议也变得一文不值。

我还要进一步澄清,当西藏代表团在北京谈判时,他们并不情愿签署这个协议,但中国方面明确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不签,对我们来说很容易,我们只要给军队一个信号,他们就会开进西藏。”

那样的话,对我们会更糟糕。很明显,只存在两种选择:要么接受协议,要么经历他们所说的武装“解放”。

有那么几年,我们从中得到些好处,后来,就变成了不加掩饰的军事占领。

问:在字面上,你们被授予的是广泛的自治权,包括对文化、宗教、教育等方面的控制,但中国没有履行该协议的条款,你们因此失去了自治。

现在,让我们来看今天的形势,你所要求的“真正自治”,与1951年你从字面上所得到的,有什么不同吗?

答:是一样的原则,是一样的精神。我常把我们想要的说成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但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十七条协议》中有一些关于达赖喇嘛制度及地位的条款(根据这些条款,达赖喇嘛可以保留在西藏自治地方的地位和权力)。

今天,我不为达赖喇嘛要求任何东西,我不需要任何特殊地位。

问:假如再有一个协议,你相信中国会遵守吗?

答:目前,我只要求西藏人在他们可以管理自己事务的领域中,有充分的权力。

在这些领域,他们应有全权。在国防或外交事务方面,中国可以管理(我们的事务)。我们不要求分离,当然他们可以处理国防一类事务。

至于保证,在1950年,西藏是非常偏僻的地方,也不为外界了解,今天,人们都知道西藏,任何协议都会有国际社会做证人,这就是保证。如有协议,世人一定会关注到,我还相信国际社会对正义及合法性的关心,把这些加在一起,就会给我们保证。

我认为很难有第三方(做担保人)。

问:印度能做担保人吗? 1914年,在西姆拉的三方会谈后(英属印度、西藏和中国),你们与印度有了条约。这个条约的目的是保证西藏的独立。你能不能再认印度为担保人?

答:从理论上说,可以,也应该,因为西藏与印度有漫长的边界。但这已经是过去。今天的实际情况非常复杂,所以我不知道。

转自:http://claudearpi.blogspot.com/2011/05/dalai-lama-on-17-point-agreemeent.html


Tuesday, May 24, 2011
The Dalai Lama on the 17-Point Agreement

In this old interview with the Dalai Lama for Rediff.com, he speaks of the 17-Point Agreement. Ten years later (it was in April 2001), it makes interesting reading.
The entire interview is available on Rediff.com's website.

On the 17-Point Agreement
Your Holiness, fifty years ago, in May 1951, your government was forced by China to sign an agreement known as the '17 Point Agreement'. In this agreement it was stated that Tibet was part of China, but your government could retain a very large internal autonomy. Looking back, do you think that things could have been different?

From the late 1950s, till now, let us say for the past 45 years, whether there was a 17 Point Agreement or not, it made no difference. The agreement has not been relevant. I should put this way, as a result of signing the 17 Point Agreement, for few years, Tibet enjoyed some benefits in the sense that a certain autonomy in our way of life (for example in the fields of culture, religion) was granted. It was guaranteed by the agreement.
Later, in the late fifties, all these guarantees were disregarded and the agreement became worthless.
I want to further clarify that when the Tibetan delegation was negotiating in Beijing they were reluctant to sign, but the Chinese told them clearly: "If you do not sign, it is very easy for us, we just have to give a signal to the army and the army will march into Tibet."
For us it would have been worse. It is clear, there were only two choices: either to accept the agreement or to go through what they called a military 'liberation'.
For some years, we derived some benefit, but later, it became plain military occupation.

Though on paper you were granted a wide autonomy which gave you control over culture, religion, education etc.. the terms of the agreement were not implemented by the Chinese and you lost your autonomy.
Now, let us come to today's situation. You are asking for 'genuine autonomy', is it different from what you got (on paper)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1951?

It is the same principle, it is the same spirit. Usually I described what we want as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But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In the 17 Point Agreement, there were some clauses about the status of the Dalai Lama's institution. (According to these clauses, the Dalai Lama was able to retain his status and power within an autonomous Tibet).
Today, I am not demanding anything for the Dalai Lama. I do not want any special status.

In the event of an agreement, are you confident that this time the Chinese will keep their word?

Today, I am only asking for the Tibetans -- that they should have full power in the fields where they are capable of managing their own affairs.
In these fields, they should be given full authority. In the case of defence or foreign affairs, the Chinese can manage (our affairs). We are not asking for a separation (from China), therefore logically they could handle matters like defence.
About the guarantees, in 1950 Tibet was very isolated, Tibet was not very well known to the outside world. Today, everybody knows about Tibet. Any agreement will have the world community as a witness, that is a guarantee. There will be an universal awareness about the agreement and I also believ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cern for justice and rightfulness; all this added, can give us a guarantee.
I think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have to have a third party (as a guarantor).

What about India as a guarantor? In 1914, after tripartite talks in Simla (between British India, Tibet and China), you had a treaty with India. The objective of this treaty was to guarantee Tibet's independence. Could you again think of India as a guarantor?

Theoretically speaking, yes, it should be, because Tibet has a long border with India. Traditionally, that has happened in the past. But practically today things are very complicated, so I do not know.

2011年5月24日星期二

平措汪杰先生之传记片断:《十七条协议》


平措汪杰先生的英文传记《A Tibetan Revolutionary: The Political Life and Times of Bapa Phüntso Wangye 》已经出版中文译本:《一位藏族革命家—巴塘人平措汪杰的時代和政治生涯》(梅·戈尔斯坦、道帏喜饶、威廉·司本石初著,黄潇潇译)。以下内容是其中第三部分第十二章。

平措汪杰先生之传记片断:《十七条协议》


我抵达昌都时,昌都已被十八军正式解放十三天了。作为战胜一方的军队进入这座城市,感觉很奇怪。更让我觉得不自在,甚至有些不舒服的是,十八军第四把手王其梅已安排我住进前昌都总督兼噶伦阿沛的宽敞宅第中(王其梅自己也住在那里)。我当即告诉王其梅,我不要那么大的地方,而我当然也不希望把阿沛赶出自己的家。但他不理会我的暗示,说他在大房间里的睡眠并不好,又说搬进去对我这个藏族干部来说会很方便,因为邻近有宽敞的会议室。我觉得他不过是出于客气而找了这借口,但我还是同意了,因为我不想在这事上和他争论。

尽管解放军刚用武力拿下昌都,但此刻的首要任务依然是和平解放全西藏。因此,我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设法将刚俘虏的西藏高级官员争取到我们这边来,尤其是阿沛。具体来说,我的任务是使他们相信,此刻对西藏和西藏人民来说最好的事,就是让拉萨派正式代表至北京,开始商谈和平解放事宜。我同意了这个方案,但这计划实施起来并不容易。我也得知,此次战役胜利之后,吴忠将军马上犯了一些错误,加大了我的工作难度。

吴忠是位一流的军事将领,但他缺乏政治上的敏锐,对待那些被俘藏人太像是对待战败的囚徒了。比如说,在军队的庆功大会上,他和王其梅坐在台上正中;所有缴获的武器像战利品一样堆在一边,阿沛和其他被俘官员被卫兵押着站在另一边,场下的中国官兵欢欣鼓舞,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这显然是个错误的决定,因为我们要争取他们,不是要侮辱他们。

第二天,我带上一条哈达、一台新收音机和一些精美的织锦去看阿沛。他住在总督府大院一座朴素的一层楼房里。我在他房间里找到他再回巴塘时,他穿着普通的藏族服装,坐在非常薄的垫子上,这与他从前所习惯的华丽官服和礼仪上的奢侈截然不同。他的贵族助手兼秘书崔科也在场,两人看上去都无精打采、垂头丧气,让我感觉莫名的不忍。

但我也有我的工作要完成,于是我拿出准备好的礼物,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开始了讨论。阿沛很不自在,又有些疏远,谈话进行了两天都没有实质进展。我意识到,如果我们希望取得任何进展,就不得不尊重他。于是我去见王其梅,向他解释,昌都总督一职是西藏政府中声望很高的职位,在因公出行时,他的身前身后各有五、六位骑手护驾。在他的办公室和住宅里,至少有三十多位仆人为他服务,而他每天起床后和睡觉前都会鸣炮。更何况,阿沛还是一位噶伦。虽然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同了,但我竭力主张我们待他时应表现出更多尊重。他并不算是我们的阶下囚,而是我们希望与之谈判的西藏政府中的重要官员。我提出一些具体建议,比如让他搬回自己从前居住的地方。(我说我很乐意住在他旁边的小房间里。)王其梅同意了,我又去见阿沛,坚持请他搬回原来的住处。

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做到的是,邀请他跟我们一起在专供解放军高级官员使用的餐厅里一同就餐。在那以前,阿沛一直在自己的房间里吃饭。我们有三个不同的食堂── 普通士兵使用大食堂,低阶官员使用中型食堂,高级官员则在小食堂里用餐。(不用说,那里的伙食也比别处好太多了!)王其梅也同意了,于是阿沛和他的助手崔科就开始和我们一起吃饭。一开始他们有些不安,但很快就习惯了这种变化。

最后,我还说服王其梅将那三十几位被俘的拉萨高级政府官员的衣服还给他们。他们穿着解放军给的廉价衣服显得贫穷落魄,这对他们志气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必须通过各种方式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敌人。把他们习惯了的衣服还给他们,就能还给他们一些尊严。如果我们想让他们拥护并且帮助我们的话,这在我看来就是很重要的。

做了这些改变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教育他们有关新中国政府的事情。我花很多白天和夜晚的时间,向阿沛和崔科介绍苏联、共产主义和中国的现状,最重要的是向他们解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平等和宗教自由方面的政策。

除了与他们一起谈话以外,我还私下和崔科单独谈。他和詹东色是好友,而詹东色是我们西藏共产党在拉萨的成员之一,所以他早就听说过我,从一开始就比阿沛对我的态度更友好。我很快发现崔科在关于西藏改革和前途方面的想法其实很进步,所以我就向他更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我们有时会谈到凌晨两、三点,而崔科也比阿沛更快地站到我们这边来。

除了花大量时间向他们介绍中国政策的好以外,我还竭力强调,西藏要想在军事上反抗中国是徒劳的。我记得当时很坦率,直言不讳地对阿沛引用中国的一句成语:“不管是以石击卵,还是以卵击石,结果都是一样的。”我的意思很明白,就是不管战争以何种方式爆发,输的必然是西藏一方。我知道阿沛很明白这一点,因为解放军夺取昌都时,他已经亲眼见识过他们的力量。但我也知道还有很多其他西藏领袖,他们对中国的情形和解放军的强大一无所知。我记得当时听说一件事让我非常吃惊。据说就在几年前,领导噶伦的僧官曾询问刚从南京返回的西藏代表:“拉萨和南京比起来,哪个城市比较大?”

就在我们与阿沛和其他拉萨官员建立良好关系的努力渐有成果之时,我们讨论出一个办法,觉得或许可以说服拉萨同意商谈。阿沛应该写信给他在噶厦的同事,说明刚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以及这里的现状和机会,并且敦促拉萨派代表前来。

阿沛同意了。我们谨慎地商量了这封信的内容。在崔科草拟出第一稿之后,他、阿沛和我一起讨论并修改了好几次,然后我把信给王其梅看,他和阿沛又仔细讨论过,再修改了几次。最后,阿沛和其他所有西藏官员都在信上署了名,我们派人把信送往拉萨。

这封信的重点是说,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达赖喇嘛派代表去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的事宜,因为如果他决定开战,必然会造成大批人员伤亡,以及宗教文化场所的损毁。我们希望他和身边的高级官员能意识到,谈判会带来很多好处。解放军已经用武力攻下昌都,但他们却很尊重那里的人民和宗教文化场所,并且约束自己的行为。西藏也会受到同等待遇。我们希望这封信能使拉萨的噶厦相信,中国共产党的成员都通情达理,是可以相谈的,他们不是一门心思要摧毁西藏宗教文化的野蛮恶魔。我们派出两位在昌都战役中被俘的西藏官员去送信,因为他们能提供有关中国军队纪律的第一手信息,证实信中所言不虚。

然而,几个月过去了,我们还没收到回复。由于我们和拉萨之间没有通讯,所以不知道那里发生的事,氛围开始变得紧张起来。一个新方案浮出水面:王其梅和阿沛将在一支小分队的护卫下一同去拉萨,直接与噶厦会谈。我们刚准备要实施这个计划,就听说西藏政府已经同意派出五人代表团去北京。

西藏代表团将分两路前往北京。土登列门和桑颇色两位官员从陆路到昌都先与阿沛会合,再从那里一同前往北京;另两位官员是总司令凯墨和僧官土登旦达,他们则从印度经海路去中国首都。西南军政委员会命令我陪同将从昌都离开的西藏代表团,于是我们集合了一支队伍,包括几位翻译,大约三十位解放军战士,以及阿沛和另外十来个藏人,其中包括他的妻子和仆人。我们骑马去了甘孜,这里驻扎着十八军的主力部队,又从这里乘车抵达成都。我们从成都飞往重庆,在那里与邓小平和刘伯承短暂会见后,又飞往了北京。

飞行中,计划突然有变;我们要改道去西安,因为北京正为我们准备盛大的欢迎仪式,他们还需一天时间才能完成。在西安机场,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汪锋来迎接我们。那天晚上,他为我们全部人举办了招待宴会。这本是表达尊重和友好的姿态,但却几乎变成一场灾难。

问题出在格西喜饶嘉措身上。喜饶嘉措是一位著名的西藏僧人学者,他在拉萨居住期间曾教授藏文,学生包括阿沛和许多西藏贵族。汪锋邀请他赴宴,作为向代表们表示友谊的方式,显然他以为代表们看到这位老朋友会很高兴。但他不知道的是,喜饶嘉措极度反感西藏政府,特别是贵族。

喜饶嘉措依然为1944年发生的一件事耿耿于怀,当时他为国民党工作,国民党派他和大约五十个汉人去西藏,他说那些汉人是他学生。他们一行人带着大量金钱和物品,抵达北部边界那曲的时候,西藏边境士兵拦下了他,最终,西藏噶厦政府裁定,他可以孤身入藏,但他的“学生”和那些物品却不能带去。喜饶嘉措怒火中烧,不得不返回中国。接着,在1950年,他再次在那曲被拦下,这次他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前去劝说拉萨谈判的,他从没忘记西藏“贵族”如何对待他,所以当汪锋邀请他参加宴会时,他觉得这是个宣泄情感的机会。

宴会开始时汪锋亲切致欢迎辞,场面很安静。然后,喜饶嘉措站起来说他也想说两句,事前完全没有安排。他先用藏语泛泛地讲了些话,接着,在告诉翻译不要把下面的话翻译成中文之后,他对西藏政府和拉萨贵族展开一大段激烈抨击。阿沛等人大吃一惊,但他们保持沉着,坐姿一丝不乱,试图假装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汪锋听不懂藏语,但他也从他们的表情上觉察出不妙,何况这些话都没有翻译成中文。宴会结束后,汪锋问我当时喜饶嘉措讲了什么,我如实相告。他听完后很不高兴,担心喜饶嘉措那些侮辱人的话会影响到西藏代表们的态度,而他也会因此被上级领导责骂。我们仔细讨论了这个问题,最终决定,与其冒着把这事的影响扩大的危险去面对它,不如干脆当作一切没有发生,希望不会有事。

第二天我们就上了火车,在第三天抵达北京,受到隆重欢迎。周恩来总理亲自到火车站来接我们,同来的还有其他高级官员,以及來自不同民族的三百多人,他们都是来迎接西藏代表团的。然而就算是在这样的场合,也有发生意外的可能。在一些简短的致词和正式欢迎之后,我向周恩来介绍了西藏代表团的成员。但是,就在我们一起走出火车站时,我从眼角瞥见一个迅速的小动作,一位叫曲洛的藏族人悄悄给阿沛塞了一张纸条。曲洛当时在北京民族出版社工作(他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就到了中国)。我当下什么也没说,因为不想让西藏代表觉得我在监视他们,但几年以后我问过阿沛那张纸条上写了什么,阿沛大笑着说,那张纸条警告我们不要相信共产党的花言巧语。曲洛告诉他,共产党不是什么好东西,不值得信任:他们不仅没有宗教信仰,更糟糕的是,还坚定地要摧毁宗教。不过,这张纸条并没有起到直接作用。几天之后,另一路西藏代表也到了,我们开始商讨后来被称为《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的具体内容。

我们全部人都住在北京饭店里,讨论很快就开始了。中方代表团的领导是一位叫李維汉的资深官员,身兼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统战部部长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三职;西藏代表团这边的领导则是阿沛。不过,当西藏代表内部私下讨论问题时,我感觉凯墨才是真正做决定的人。尽管阿沛是噶伦,又是西藏一方的首席代表,但凯墨是索康的叔叔,而且也见过世面,他早在1946年就作为西藏代表到中国参加过国民党组织的会议,还是在青海省发现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团成员之一。最近,他跟随达赖喇嘛和噶厦呆在邻近印度边界的亚东,因此,他对印度和西方的现状了如指掌,也很清楚达赖喇嘛身边西藏高级官员的想法。除此以外,我们确信索康一定叮嘱过他叔叔在谈判中应该怎么做。索康是西藏贵族精英中最见多识广的人。

另一方面,在我看来,阿沛的地位已被削弱。当时流传的谣言说,阿沛收受了金银,已经被中国共产党收买了,或者说他在昌都被俘后已经被迫改变立场。这些都不是真的,但外界却对阿沛心存怀疑,我觉得这些谣言一定削弱了阿沛的影响力。

不用说,讨论从一开始就碰到了难题,因为双方对历史的理解很不一样,这种分歧首先从语言名称上表现了出来。例如说,在如何称呼西藏和中国方面,西藏代表团用的名称是“西藏政府”和“中国政府”,表述的是两个平等的政治实体;我们这一边则用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因为西藏被认为是中国这个大实体下的次级单位。

不过,名称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第一次激烈争论是在解放军进驻西藏的议题上,中央政府坚持认为,派驻解放军进藏很有必要,因为这样才能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并且保卫国家边疆;西藏代表团则强烈反对,坚持说西藏不存在帝国主义势力,没有必要往那里派军。他们又说,假如今后有外国势力威胁西藏,他们一定立即请求中央政府的支援。因此,在西藏驻扎解放军是没有必要的。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但事实上,派军入藏是个早已做出的决定,中央政府下决心要让解放军进驻西藏。西藏代表团竭力争辩了很久,最终,碍于可能造成谈判破裂以及解放军进攻西藏的威胁,他们妥协了。不过,双方同意在协议的秘密附款中加上一条,声明鉴于西藏的特殊情况,派驻其间的解放军应尽可能地少。

在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关系方面,我们又经历了一次大争论。

1924年,九世班禅喇嘛与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间就税务和政治问题发生了争执,在漫长的争论无果之后,他从西藏逃往中国。他和他的高级官员们住在青海省,与中国国民党政府建立起密切关系。他身边的许多高官,比如计晋美(见图十八),都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而且早在中共上台以前几十年就已经接受了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1937年,九世班禅在青海圆寂,他的官员出发寻访(十世)转世灵童,而西藏政府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当九世班禅的人在中国境内的藏族地区找到转世灵童之后,拉萨的西藏政府拒绝承认。他们也找到了几位灵童候选人,提议让九世班禅的追随者将那位灵童也送到拉萨去,作为候选人之一,等待最后的筛选决定。九世班禅的追随者坚持说,他们找到的是真正的班禅喇嘛,拒绝将他送往拉萨与别的候选人竞争。他们单边宣布那位男童为新的十世班禅喇嘛。

尽管拉萨政府不承认那位灵童的地位,但国民党政府却在即将逃往台湾之前,承认了他的合法性。就这样,班禅喇嘛的官员以及蒋介石政府都认可了这位灵童是班禅。不过,因为西藏传统要求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互相让定对方转世灵童的合法性,所以拉萨不承认新班禅喇嘛。

中国的内战改变了这一状况。到1949年秋天,西北的国民党军队已经被解放军打得七零八落。眼看青海省就快被解放了,十世班禅(当时只有十二岁)和他的官员决定从青海首府西宁撤到青海中部的香日德。在香日德有一座寺庙,是著名的清朝皇帝乾隆于1780年赏赐给六世班禅喇嘛的。在那里,他们决定先不要立即飞往台湾,而是与共产党取得联系,于是派出代表去打探共产党的情况。在代表给了共产党肯定评价后,他们决定留在青海与中国共产党合作。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天,班禅喇嘛向北京发出贺电,表达他对解放西藏的支持。毛泽东和朱德回了一封热忱的电报。因此,在十七条协议进入讨论阶段时,班禅喇嘛已经是得到中国中央政府承认的合法转世活佛,而他也完全站在了中国共产党这一边。── 戈尔斯坦、喜饶、司本石初注

中央政府知道两位喇嘛间的矛盾由来已久,而藏人对此事的反应强烈。例如说,当中国政府在1951年5月1日(劳动节)那天邀请班禅喇嘛到天安门城楼上时,虽然北京的西藏代表团也参加了那次庆典,但阿沛等西藏官员拒绝正式会见班禅喇嘛,因为西藏政府仍然没有认可他。那一天,阿沛向毛泽东献上一条哈达,却没有给班禅喇嘛。

这对中央政府来说就是一个需要小心处理的情况,因为虽然他们已经公开承认班禅喇嘛,并且下决心要让他回到其驻锡地扎什伦布寺,但他们也希望获得西藏政府的同意。这事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其中不只是达赖喇嘛认可一个转世灵童的问题,还需要解决一系列有关税务和其他方面职权的问题。争执进行了一段时间,双方都不愿让步。中共中央决定,必须强迫西藏政府认可这个男孩为班禅喇嘛,并允许他回扎什伦布寺。但让他们应允也不是件易事,因为西藏代表斩钉截铁地宣称,他们没有认可喇嘛的权力,更不要说是认可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了,那是达赖喇嘛的特权。中方代表团则坚持,这个问题不解决,谈判就进行不下去。这时,阿沛向身在亚东的达赖喇嘛发了一封电报。达赖喇嘛回电说,他承认这个男孩就是十世班禅喇嘛。此后,其他的问题也通过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而不直接列出两位喇嘛各自的管辖权而解决了。协议中有一则条款只说班禅喇嘛能回西藏,而且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将保持彼此在和好相处时的固有地位及职权。

讨论接近尾声时,另一起争执几乎让谈判破裂,这次是关于中央政府希望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以保证《十七条协议》之执行的计划。

在正式会议中提出这一条件以前,李維汉先邀请我和阿沛去他的住处。李維汉的想法是,如果阿沛有时间考虑这个提议并与其他代表讨论一下,将对会议进展很有帮助。那天晚上,李維汉很有技巧地开启了话头。“会议进行得很顺利,”他说。“我们都在很努力地工作。虽然也遇到一些分歧,但多数问题都已解决,意见也达成一致。但是,最后还有一件必须讨论的事情。”他停顿了一下。“我们需要在西藏设立一个军政委员会,这是中央政府的行政办事处,但达赖喇嘛将担任主任委员,班禅喇嘛和一位汉人代表则出任副主任。”他解释完以后,一直默默听着的阿沛就客气地告辞了。他和我步行回饭店,一路上完全没有讲起李維汉的提议,所以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们都很吃惊。

三天之后,李維汉觉得西藏代表已经有充足时间消化这个信息,于是召集了会议,他开门见山地讲到在西藏设立军事委员会的事。当西藏代表听到这一建议的细节时,他们按捺不住吃惊和愤怒。

在此以前,西藏代表喜欢这个协议的地方在于,在他们的理解中,此协议仍然允许达赖喇嘛的传统政府继续在西藏内部运作。他们听到新条件以后很生气,因为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这个主意,似乎会削弱传统西藏政府至高无上的权力。看起来好像中方一手给他们好处,一手又把它们夺走。在李維汉解释细节时,我听到凯墨轻声低咕着:“真是荒唐。会谈没完没了,真不妙。”

很显然,他和其他代表都是第一次听到这件事,情势迅速恶化。我觉得李維汉当时可能正要说“我相信阿沛已经和你们讨论过了”一类的话,但他被脸色铁青的僧官土登旦达打断了。土登旦达卷起袖子,愤怒地挥舞着拳头说:“你们这些人到底是怎么了?每天中央政府都有新的话要说。几个礼拜以来我们已经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上争论过,可是现在呢?还以为就快结束了,你们又抛出这种提议!”阿沛什么也没说,沉默地坐着,其他西藏人也都因李維汉的建议而感吃惊。西藏代表一方作出更多愤怒反应之后,李維汉也生气了,他说:“如果这就是你们的想法,那就卷起铺盖滚回去吧。”这里的暗示很明显,解放军将用武力解放西藏。

眼看事情就要一发不可收拾,我决定设法让场面冷静下来,于是站起来说:“今天大家都生气了,说了很多话,产生很多误会。李維汉刚刚叫我们回北京饭店,所以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吧,等大家都冷静下来后再来讨论这件事。”我自作主张讲了这些话,以缓和李維汉下的最后通牒,显得他的意思是叫西藏代表回“饭店”,而不是回“西藏”。

中方代表完全没料到这个局面,他们没有觉得这是个难题,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以为阿沛已经跟其他代表讨论过,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全中国到处都设有这样的军政委员会,并非针对西藏而特别提出。

既然李維汉告诉阿沛之后西藏代表一方没有任何反应,我们就以为他们没有异议。回到饭店后,我直接去找西藏代表,试图向他们解释中方的建议究竟是什么意思。凯墨对我说:“平汪啦,这个委员会一点意义都没有,这就好像在一个骑马人的脖子上再安一个骑马人一样。”他非常不高兴,也很气愤。我试着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首先我强调,军事委员会是中国的标准政策,不是专为西藏发明的,我说中央政府已经在新中国的四大区域设立了这样的委员会。在每个地区,军事委员会的作用都只是过渡性的,它们是暂时代表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最终会被更具代表性的、永久性的机构取代。而西藏的军事委员会也是同样的暂时行政机构,其层级不会高于西藏政府。而且,我还提醒他们,达赖喇嘛依然是那个骑马的人,他将担任委员会主任一职,并负责整个委员会,因此他们不必担心什么。

1949年解放的地区都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管理。一开始,军队是新政府中的支配力量。此时,中国分成了六大区域,其中四个地区,即西北、西南、中南和华东地区,由军政委员会管理。这种军管形式只是暂时阶段,将在可行的时候过渡到人民管理的形式。到1954至1955年左右,全部四个军政委员会都被人民政府所取代。──戈尔斯坦、喜饶、司本石初注

我还间接告诉凯墨和土登旦达,这件事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李維汉之前就对西藏代表团提起过。但我没有提到阿沛的名字,因为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说再明显不过了。我们讲了一阵子话以后,凯墨和僧官土登旦达说:“哦,是这样,那我们明白了。”接着我问凯墨,如果明天开会继续讨论这个话题的话可不可以。他说:“可以,如果是这么一回事的话,那就没有问题。”

这边我在努力打消西藏代表的担忧,而中国政府代表那边却正做着最坏的打算。他们真的相信西藏代表团或许会因此而打道回府,那将是非常令人难堪的处境。那就意味着战争。

我立即给李維汉打了电话,说我需要和他见面,他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你们的人准备收拾行李回去了吗?”让我高兴的是,我能告诉他没有。“事情回到正轨上了,”我说,“因为我向他们解释了军政委员会的实质,我还使他们了解,这只是个暂时机构,不会削弱达赖喇嘛政府的权力。”李維汉很惊讶,一开始还有些不敢相信。“真的吗?”他问,“你确定吗?”我告诉他我确定。接着他当即拿起电话打给毛泽东,说:“平汪刚刚告诉我,问题已经解决了。明天我们就能继续与西藏代表会谈。”房间里非常安静,我能清楚地听到毛的声音。他非常满意这个结果,当然,李維汉也是。李維汉热情地和我握手。第二天早上,双方在冷静下来之后,继续开始了会谈。

我不知道阿沛事先为何没将这个建议知会西藏代表,也没有和他谈过这件事,但当李維汉问我为什么西藏代表听到他提出这个建议时那么吃惊,我告诉了他我的想法。我说我觉得阿沛之前没有转达那个消息,是因为他曾被俘虏,现在又有许多关于他已被共产党收买的谣言。他或许觉得,一旦他表明自己曾和中方私下谈过这么重大的议题,人们只会加深对他的怀疑。这次谈判危机之后,会谈很快就结束了。

争论结束后,双方代表签了字,其结果就是著名的《十七条协议》。人们已经写过太多文章讨论这份协议了,哪怕在当时,它也显得具有历史意义。从一开始我就很清楚西藏面对的利害关系,而我也很严肃地对待自己在会谈中扮演的角色。我处在一个特殊的位置,因为我对双方都很了解,而且相信对西藏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接受和平解放。我知道中央政府一旦感觉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就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中国和西藏在经济和军事力量上相差悬殊,如果代表们不接受和平解放,等待西藏的就只有灾难。许多西藏人民会丧生,经济会遭受重创,而和平改造西藏社会的机会也会永远失去。我觉得我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去促成和平的结果。

协议签订后举行了盛大的欢庆酒会,我一时觉得自己好像英雄一般。到场的人超过三百,其中包括解放军总司令朱德。酒会开始后不久,李維汉举杯站起来祝酒:“这第一杯酒,应该敬给平汪同志!他为签订《十七条协议》立下了大功。”


西藏代表团的成员也很满意我的努力,在那天结束以前,所有代表都来单独向我道谢。比如,凯墨对我说:“平汪啦,我们来后听说你也会参加会议时很有顾虑,因为我们知道不久以前西藏政府才把你逐出西藏,我们不知道你会怎么做;但一个月的会谈之后,我们改变了看法。我的中文还算过得去,我知道那天李維汉是叫我们回西藏,但你说他叫我们回饭店,我们很理解你为会谈做出的努力,你为汉藏的友谊作出了重大贡献。”


附:本书出版资料——

《一位藏族革命家 - 巴塘人平措汪杰的時代和政治生涯》 A Tibetan Revolutionary: The Political Life and Times of Bapa Phüntso Wangye (Text in Chinese)

出版社: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日期:2010年12月。

作者:梅‧戈尔斯坦是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约翰·雷诺兹·哈克雷斯人类学教授,及西藏研究中心联合主任。

道帏喜饶是出生于西藏的学者,长期在中国内地居住和工作,撰有大量关于平汪的著作。

威廉‧司本石初是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英语系主任。

译者:黄潇潇,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历史专科研究生。
评述:「任何人如果希望了解西藏,平措汪杰的政治自传是必看的书。」─《纽约书评》
「这本充满活力的自传是现代西藏历史宝贵的一页。」─ Booklist

「它既是一个关于理想和勇气的故事,也是一项关于诚信和历史失误的目录。」─《金融时报》

2011年5月23日星期一

王力雄评十七条协议(旧文两篇)

图为2009年3月,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西藏民主改革50年”展览上,关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十七条协议的雕塑。

以下两篇文章,选自王力雄文库http://wlx.sowiki.net


如何看待十七条协议

王力雄


对半个世纪前签订的《十七条协议》,中国政府和西藏流亡者的看法完全不同。中国政府目前正在举行规模宏大的纪念活动,西藏流亡者则普遍认为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没有合法性。对此应该怎么看?

我认为,虽然十七条协议的确是在军事威胁下签订的,但不能因此断定不合法,因为历史上和国际上很多重要协议同样是战争的结果,都在得到执行。但是十七条协议的合法性还需要从另一个角度考虑──作为一个由双方签订的协议,需要对协议进行完整的实施,而不能只实施部份条款,不实施另外的条款。十七条协议中关于西藏制度不变、达赖地位不变、不强迫西藏改革、维护西藏宗教等条款,从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后就不再实施,而这种改变没有得到签署协议的另一方──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十七条协议应该被认为已经终止。

然而十七条协议对中国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在中国与西藏改变原本以“礼”维系的东方式关系、接受以“法”建构的主权关系之后,西藏方面第一次正式承认西藏属于中国,是唯一的有法律效力的文本。如果十七条协议终止,其中的西藏属于中国的承诺也就随之变为无效。

这一点是“西藏问题”之所以存在的基础,国际社会对流亡西藏的支持,根源也可以追溯到这里。因此,解决西藏问题,最佳途径莫过于中国与西藏重新签订一个确定西藏归属中国的协议。

目前,能够被绝大多数藏人共同听从的唯有达赖喇嘛,除此没有人可以整合已被严重分化的藏民族,国际社会普遍承认达赖喇嘛是藏民族的代表,因此他具有足够的权威性。同时有利的因素在于,达赖喇嘛多次表示西藏可以留在中国。如果能够达成一份达赖喇嘛签署的法律文件,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那么无论藏人还是国际社会,从此对西藏属于中国的事实就无从质疑,西藏独立的诉求也就失去根据,占中国四分之一面积的领土从此也将不再有合法性方面的争执。

中国政府应该抓紧十四世达赖喇嘛健在的时候签下这样一个协议,达赖喇嘛一旦去世,机会就可能失不再来。因为在西藏是否归属中国的问题上,除了达赖喇嘛,没有任何人能够说服整个藏民族。

目前中国政府之所以拒绝与达赖喇嘛谈判,原因在于达赖喇嘛不是无条件地同意西藏留在中国。作为交换,他要求中国方面给整个藏区以高度自治。其实,只要西藏主权能够保证,藏区怎样划分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西藏高度自治则可以减轻中央政府的负担。邓小平对解决西藏问题的说法是“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达赖喇嘛则明确表示了不寻求独立,因此,双方在根本立场上已经是一致的,那么现在该做的就是开始谈判。因为只有谈,分歧才能开始接近,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这是符合中国人民和西藏人民的共同利益的。

2001年5月26日

(本文为RFA藏语节目,转载请注明。)

http://wlx.sowiki.net/?action=show&id=26


十七条协议是否还有效

王力雄


有人对《我和平汪先生的共同心愿》一文提出质疑,认为1951年的“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已经解决了西藏归属问题,因此中国政府不需要和达赖喇嘛再达成协议。

的确,当年的“十七条协议”有西藏谈判代表签字,也有达赖喇嘛正式批准协议的电报,虽然是在中国军事威胁下签订,但国际上很多重要协议同样是战争结果,都在得到执行。“十七条协议”是否有效,并非从这个角度论。

从法理而言,一个由双方签订的协议,只有在协议得到完整实施时,才能被认为协议成立并且合法。如果实施不完整,只实施协议的部份条款,不实施协议的另外条款,协议便等于是无效的。

把“十七条协议”的每一条用一句话概括,分别如下:
一、西藏属于中国;
二、西藏同意解放军进藏;
三、西藏自治;
四、西藏现行制度、达赖和各级官员的地位不变;
五和六、恢复班禅地位;
七、维护西藏宗教;
八、藏军改编为解放军;
九、发展西藏教育;
十、改善西藏人民生活;
十一、中国不强迫西藏改革;
十二、对西藏官员不究既往;
十三、进藏解放军遵守军纪;
十四、中国掌管西藏外交;
十五、中国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
十六、中国担负其在西藏所需的经费;
十七、协议于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从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之后,以上协议中有关西藏自治、西藏制度不变、维护西藏宗教、不强迫西藏改革、对西藏官员不究既往等条款就停止实施,甚至反其道而行,那种改变却没有得到签署协议的另一方──达赖喇嘛及西藏地方政府的同意,因此从法理角度,“十七条协议”相当于被废止。

“十七条协议”是历史上西藏方面正式承认西藏属于中国的唯一文本。随着“十七条协议”废止,其中西藏属于中国的条款也同时废止,那么在西藏归属中国的问题上,就面临了合法性方面的空白。

“西藏问题”之所以存在,这一点是根源,国际社会对流亡西藏的支持,基础也在这里。因此我才提出,解决西藏问题,最佳途径莫过于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重新签订协议,确定西藏归属中国的法律根据。

那种认为西藏已在中国之手,是否有法律根据并不重要的看法是短视的,因为西藏问题的考验不在平时,而是在历史关头。身为世界两霸之一的前苏联比今天中国更强,却能在一夜间四分五裂。至今没有进行政治改革的中国,未来难以避免转型的震荡,如果那时西藏归属仍然没有法律根据,当年蒙古独立的历史就并非没有可能重演。

2005-5-19

(本文为RFA藏语节目,转载请注明。)

http://wlx.sowiki.net/?action=show&id=53


How Should We View Seventeen-Point Agreement

Written by Wang Lixiong

Translated by Ogy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ibetan exiles hold different views on the “Seventeen-Point Agreement” signed half a century ag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currently holding large-scale celebrations while the Tibetan exiles repudiate the agreement for its being illegitimate. Then how should we view the agreement?

According to me, though the agreement was signed under threat and force, illegitimacy cannot be established just because of this as many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signed and implemented in the history were also consequences of wars. However, legitimacy of the Seventeen-Point Agreement also needs to be looked at from another angle --- being an agreement signed by both the sides, there had to be complet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ntire agreement but not just parts of it. Terms like no change to the earlier Tibetan systems, Dalai Lama retaining his position, no forced reforms in Tibet, protection of Tibet's religion etc, in the agreement were no more implemented since the Lhasa Uprising in March 1959, and these violations did not get consent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agreement --- the Dalai Lama and local Tibetan government. Therefore, the Seventeen-Point Agreement should, just because of this, be considered terminated ever sinc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greement to China is that the agreement, for the first time, after accepting China’s sovereign relation with Tibet bound by "law" from the earlier eastern type of relation based on “courtesy”, Tibet officially agreed to be a part of China, which became the only document with legal effect. With the termination of the agreement, terms of Tibet belonging to China in the agreement also cease to be valid.

This is the basis of the existing “Tibet Issue” and where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the exile Tibet can be traced to. So the best way to resolve the Tibet issue is to sign a new agreement with Tibet that confirms Tibet belonging to China.

So far, Dalai Lama is the only person majority of Tibetans can comply with and nobody can integrate the seriously divided Tibetan people apart from him.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generally recognizes the Dalai Lama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Tibetan people and so he has sufficient authority. Meanwhile, the beneficial factor is that the Dalai Lama expressed many times his willingness to be a part of China. If a legal document accepting China’s sovereignty over Tibet can be signed with the Dalai Lama, since then there would be no doubt over Tibet belonging to China by the Tibeta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us there would be no ground for the pursuit of Tibetan independence that would finally end the legal dispute over one-fourth of China’s territor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embrace this golden opportunity to sign such an agreement while the Dalai Lama is still alive, such opportunities will be lost forever after the Dalai Lama since only he can convince the entire Tibetan people over the issue of whether Tibet belonging to China or not.

China’s rejecting negotiations with the Dalai Lama is because the Dalai Lama does not agree Tibet to stay under China without conditions but demands genuine autonomy for the entire Tibetan regions in exchange. Actually when China's sovereignty over Tibet is guaranteed, how to divide Tibet would just be a technical issue and this genuine autonomy would reduce administrative burden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eng Xiaoping said of the Tibetan issue, "Anything can be discussed except independence", and the Dalai Lama clearly said that he would not pursue independence, thus the fundamental positions of both the sides are already consistent and so what should be done now is to start sincere negotiations. Because only through dialogues, differences can be minimized and problems can be resolved.

On May 23, 2011

2011年5月22日星期日

图片纪实:玉树藏獒哪去了?

一、以下图片——时间:2010年4月17日。地点:玉树(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

当时是玉树地震第三天。我曾在我的博客上发过帖子《救援队偷小藏獒》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0/04/blog-post_9700.html、救援队偷藏獒(二)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0/04/blog-post_21.html

我在推特上说过:“玉树藏獒被视为纯种藏獒的故乡,卖得出天价,故垂涎者趋之若鹜。只是在灾区如此行事,实在恶劣。”

去玉树参加救援的“公民志愿”wentommy(文涛)发推说:“偷獒是肯定的,利益驱动。”

有藏人志愿者也在相关记录中说:“其中还有借志愿偷藏獒、借志愿组织挖掘富家人财物的团体……”



二、以下图片——时间:2011年5月17日。地点:北京。

当天我在推特上留言:去首都国际机场,路过附近通州农村,见路边挂牌“出售藏獒幼犬”,八只大小獒犬被热得或狂叫或恹恹。佯装想买,与卖主搭话,称全都是玉树藏獒,最大的18个月,50万;最小卖5千,是大獒的崽。那大獒,玉树地震时才5个月,问是否地震后带来,卖主支支吾吾,又说可以讲价,且有更多藏獒可选,在另一个地方,若想买可以领去看。

玉树藏獒哪去了?其实图中所见到的,只是九獒一毛。去藏地旅行,各地布满藏獒销售基地,不少是消防、边防、武警部队所设。去网络上搜索“藏獒”,成千上万条销售信息扑面而来。

补充一句,我曾写过一篇与藏獒相关的文章:《原来是宠物与人的关系》,是在2008年西藏抗暴事件之后写的,见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8/06/blog-post_24.html



【注:点击显示大图。】

2011年5月20日星期五

旧文重贴:在西藏发生的摄影暴力



唯色:在西藏发生的摄影暴力

1、对一次摄影行为的记忆

火车还没有开往拉萨之前,火车还没有把打算拍下“到此一游”的游客源源不断地送往布达拉宫之前,专业的不专业的“西藏照片”已经多如牛毛了。专业的不专业的摄影者们怀抱各式各样的摄影器材,满怀各式各样的热情奔走在有着另一种美丽的雪域大地上,捕捉着劈面相逢的瞬间渴望占为己有的异域镜像。早在几年前,在拉萨香火最旺的大昭寺,我对一次外来摄影行为引起争吵的记忆尤深。

一方是两个浑身摄影行头的内地男子,另一方是本来正跟裹着绛红色袈裟的僧人说话的两个汉地女居士和两个藏人女子。前者想猎奇,后者不让拍,于是吵起来了。有意思的是那两人竟然比遭到他们打扰的人更愤怒,非常炽盛的气焰把他们的脸都烧红了。为什么不能拍?你们有什么权利不许我们拍照?口气咄咄,挥舞着相机就像挥舞着武器。而他们的理由是,寺院是公共场所,所以想拍什么就拍什么,这是我们的权利;而对方的理由是,寺院是朝圣之地,我们既不是公共人物,更不是展品。

权利的说法并不那么简单,言下之意分明传达着权力者的自我感觉。而这种感觉或许来自他们的摄影身份,或许来自他们的自身品格,或许更是来自他们内心的帝国情结。我是这么一眼看穿的。

2、说得好听是占有,说得难听是掠夺

听说过一位摄影师的故事,当年他自掏腰包走遍西藏的时候是个画家。十多年前的西藏远比今天的西藏原汁原味原生态,足以令众多的艺术工作者为之抓狂。不但吃苦耐劳的精神可嘉,尤其是,把节衣缩食的银子付诸于并不便宜的胶卷、洗印更是令人感佩。但他还有一个爱好,走哪都要顺手牵点什么,比如大大小小的嘛呢石,比如羚羊角野牦牛头骨,甚至从一个偏僻的小寺院里将一尊小佛像揣入兜中。他声称这些都是他的素材。

其实不止他如此,有一位艺术工作者可谓较早到达如今已是旅游景点的藏北「骷髅墙」,他凭着下乡采风的名义,用不着买门票也用不着给看守人一点零钱,就从整体到局部尽情地拍了个够。拍则拍矣,但他期望的是把这些骷髅照片买个好价钱,却被同行中的另一位高手借口认识老外,于是连底片全都拿走,从此那人就变成第一个“发现”“骷髅墙”的人了。而我在一位1960年代进藏的作家家中,见过数百个看上去年代久远的泥塑小佛像“擦擦”,这些从阿里古格废墟中找到的“擦擦”,背面还深深印着制作者拇指的纹路,如今都成了这位作家自称的藏品……而这样的行为艺术不胜枚举。

至于摄影也是这样——“穿脏兮兮的皮袍子的藏胞,转经的或辩经的人们,活佛与喇嘛,朝圣途中仆地前行的信徒,圣湖畔的玛尼堆,天葬台与秃鹫,雪山与冰川,藏戏与云朵……”,似乎不拍这些就不足以证明拍的是西藏。而拍这些时,广大摄影者们又是怎么去拍摄的呢?或者说,在摄影者与被摄影者之间,呈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3、当对方变成猎物

摄影者与被摄影者之间,应该建立的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猎人与猎物的关系,但遗憾的是,常常会有很多人把手中的相机视为武器,把别人视为猎物,产生予取予求的冲动和动作。

双方的态度十分耐人寻味。一些摄影者变得做作甚至古怪——说话怪里怪气,姿态怪模怪样,以为如此就会让对方就范,任其摆布。而被摄影者,且不说其传统中对摄影这种现代技术的抵触,即使古老的忌讳早已消散,但在偏僻的乡野依然古风犹存,为何对此就没有一点点尊重呢?即使古风早已荡然无存,如今许许多多土生土长的人们乐意把自己定格在相纸上,成为今后生活的纪念,但前提必然是愿意而不是不愿意,为何对此就没有一点点尊重呢?

有人这样回顾在进藏探险游中一群男女摄影者的拍摄经历:“1997年的藏北原野,那些纯朴的牧民对着几十架长枪短炮,脸上露出困惑的微笑。而特别活跃的这个女人,嘴里不断爆发出『哦~呀』的声音,这种声音与其说是赞赏和鼓励,不如说是赤裸裸的挑逗,她用那种强烈的猎奇欲来挑逗镜头,难道这些进入镜头的牧民只是作为镜头前罕见的珍稀物种存在吗?”

事实上,摄影中的暴力就这么发生了。

事实上,在西藏发生的摄影暴力比比皆是。

4、与高原反应相似的变态行为

何以一位在此处摄影时知道收敛或者自律的摄影师,但在别处摄影时却变得肆无忌惮?何以在此处遵从的职责在别处却毫无约束力?何以在此处为对方所接受的权利在别处却不给予另一个对方?为什么会是这样?

当然那些内心里从来既无公德也无私德以至在哪里都留下坏名声的人,在此不必赘言。

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词:文化帝国主义。而文化帝国主义就像外来者在海拔高拔之地容易出现的症候——高原反应,许多人只要到了边疆,其心态的转变就像高原反应立即发生,那是一种自我优越甚至傲慢的心态,哪怕被掩饰得很好,却会在诸多行为中表露无疑。文化帝国主义,我自忖这是对在西藏发生的摄影暴力并不过分的注脚,非但不过分,甚至多少美言了。

类似的摄影暴力也同样出现在其它媒介当中。或许人们认为重在结果的呈现,而不是过程中的反常,于是不仅原谅、忽略而且纵容。然而即便是在技术上十分完美的作品,看上去再现的是西藏,却是借那种与高山反应相似的变态力量极其肤浅地再现了他们以为的西藏。而那些被摄影者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除了躲避或者表露拒绝乃至愤怒的表情往往是没有声音的,即使当场发出不满的声音,也因为语言不通而被当作另一种物种的私语。

但愿我的坦率不会被误解为一个民族主义者的表达。其实我知道当我这么评说时存在一种风险,对此我只能辩解:如果前提不是基于对方的无助、被动和沉默,如果从一开始就尊重既特殊、差异又互相重迭与关联的历史经验、生命体验,难道就拍不出关于西藏的好照片吗?

5、妖魔化或神圣化的西藏在被拍摄之后

历来对于西藏抱有两种最典型的态度:妖魔化或神圣化;尤其经由各类媒介的再现各有广泛的影响,专业的和不专业的区别无非在于一个巧妙一个拙劣而已,但结果都一样:使西藏失真,使西藏人失真。这就像当代卓越的批评大师爱德华.萨义德评述西方媒体眼中的穆斯林世界:当伊斯兰被报导了,伊斯兰也就被遮蔽了。

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日益方便给西藏带来的犹如过江之鲫的游客,在专业和不专业的西藏摄影中出现的摄影暴力也愈发突出,换句话说,这是现代化的暴力加剧了摄影暴力。理所当然地,当地人曾经的沉默会逐渐地转化成各种明显反对的方式。有意思的是,这反倒招来了被反对的一方同样激烈的反应:或勃然大怒,或痛心疾首,或失望透顶等等,却少有冷静的反思和自责。

是快速发展的商业化戕害了西藏人的心,使之变成动辄收费、斤斤计较的狡诈之徒?还是所有的包括文化帝国主义的强制行为早已损害了西藏人的尊严?事实上,西藏既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净土,也不是人们想象中的秽土;西藏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一样,是人所生活的土地。只不过,西藏因为有信仰,是一个有着绛红色(僧侣袈裟的颜色)光芒的地方。

当然也有很多好照片在传播西藏的精神,西藏人的精神;其中有着我们完整的生活、情感和文化。我相信这首先是基于一种人道的立场上实现的。

所以,我在我的朋友、摄影师陈小波的博客上关于西藏摄影到底怎样拍的讨论后面,看到这段跟贴倒是颇以为然:“为了拍照而去西藏,为了拍照而拍照,所谓摄影家或者摄影人也很可怜。最好的场面是西藏百姓自己有数字照相机,随时记录自己的生活,自己看自己,自己乐自己,有自己的发表影像权。等到西藏人人都是摄影人,一切就无所谓了。你拍我,我还拍你呢,谁稀罕谁?”

2006年9月17日,北京

【选自图文集《看不见的西藏》,2008年,台湾大块文化出版。】

2011年5月18日星期三

她在山坡上哭了——拿相机的人,请你自重!【转】

这篇帖子,在诸如猫眼看人、豆瓣等网站上见过。与这样的堪称恐怖摄影的场面相似,我在拉萨也多次见过,并且也如这位帖子的作者,将镜头对准过那些暴力摄影者,以示立此存照。我曾写过《在西藏发生的摄影暴力》一文,将在下一篇博文中贴出。

感谢这位帖子的作者,虽然不知其名。

她在山坡上哭了——拿相机的人,请你自重!【转】


“十二月”是我同去青海的朋友,也曾一起去过西藏,甘南等地,是非常爱摄影的朋友。

这几天她独自在甘南旅行,顺便看看晒佛,有个年度最大的法会,熟悉甘南的朋友一定都知道。

刚才接到她的电话,她说她一个人在山坡上,不想和沿途结识的摄友一起了,我听出来,她哭了。

之前有接到过她的短消息,起初还都是见到好风景的兴奋,后来就全是沮丧了, 她说:你不知道那些背长枪大炮的人,拍藏民像是拍 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

今天也是同样的原因,她说感到很难过,甚至连拿出相机的兴致也没有,之前我们说拉卜楞的喇嘛一年比一年不友好,这几天感觉是摄友越来越多的侵犯了当地 人的生活,毫无人性的侵犯,毫不内疚的侵犯。

请想象正常走路,前面一米就好几个人蹲在面前拿大广角镜头对着你无所顾忌的拍摄;想像一些年老的人,走路颤巍巍的人,掩住脸孔,眉头紧锁;想象你的儿 子女儿,莫名其妙被人在手里塞上一块钱两块钱;想象外来的团体,衣着光鲜,讲的话都听不大懂,占领了整个小镇,扰乱了宗教活动中,虔诚的信徒。。。

我说十二月你带些照片回来,我在这里,能做的也只是发一个帖子,看一下大家是否意识到手中的器材对人可能产生的侵扰,或者,大声告诉所有人, 摄 影者并没有权利因艺术之名,施不道之行。

住手!


地点:甘肃郎木寺左手边的山坡
描述:这是下午去山坡上的第一景,两个藏族女人被六个“影友”围住


地点:四川郎木寺左手边山坡上的庙前
描述:沿着右手走不了几步,映入眼帘的场景
背着孩子的藏族女人,被三个“影友”直面拍,请特别注意栏杆边站着的藏族姑娘


再继续,请注意藏族女人的表情和脸的朝向


总有人坚持不了,藏族大娘弯身离开


这并不代表“影友”会放弃,转着去拍旁边抱着孩子的藏族人,“影友”离藏族人的距离,是一步还是两步?算偷拍?


美丽的姑娘,有谁可为你挺身上来?即使你围住了面孔,也不放过你。


有哪个方向可以让你躲藏呢?左边还是右边?


换人不同批次的“影友”


你用手挡住了整个脸,表示抗议
可没有人在乎


我不知,经历过怎样的心情或怎样的无奈,你将蒙住脸的手放下来,我感到深深的悲哀


还有你的藏族姐妹被包围在如枪口般的镜头下


保守点算,5个“影友”, 请一定记住藏族人的表情


我被这样的场景惊呆!镜头还能再近一点吗!!!


藏族女人和她们孩子的站姿,孩子被保护在里面


“影友”这样“尊重”着当地人,认为在记录她们最美丽的时刻。


“红冲锋”和“黑冲锋”,正在拍摄的相机,让我想起被端起来的枪。


最离谱的,是这一出,六个人继续站在原地,两个藏族女人,外加一个藏族小女孩,大人开始磕长头,“影友”拍,似乎觉得不过瘾或不生动,希望藏族小女孩 磕,大人用手势和简单的汉语表示小孩不会磕。当时,我站在5米外,看见藏族大人已经开始磕头示范,藏族小女孩跟着学,“影友”一阵狂拍,完了后,似乎还不 行,又见其中一个藏族女人把小孩背在背上,开始磕长头,“影友”的相机始终在拍,连拍。

【本帖及图片转自http://www.douban.com/note/147765317

2011年5月17日星期二

江白!江白!——悼念亡友的画展


5月15日,为悼念在3月29日因车祸遇难的年轻画家曲尼江白,由画家所在的美隆艺术空间发起,在拉萨更堆群培艺术空间举办了“江白悼念展”,展出了画家生前几个时期的绘画作品,以及同道友人为悼念他创作的作品。

展览仪式上,在点燃酥油灯的同时,专门请来的喇嘛为江白修持了超度之法。江白的亲人和友人们得以慰藉。

摇滚乐队“天杵”在现场演唱了献给江白的深情歌曲。

深深地怀念这位天才的藏人画家!


江白的部分作品:



悼念仪式:



悲伤的江白姐姐



来吊唁的朋友们



“天杵”乐队演唱献给江白的歌:



我在博客上写的纪念文字:



几位画家(依画排名:扎西、扎平、老邹、扎诺)为悼念江白创作的作品:



延伸阅读:

江白,祈愿你的来世,继续未竟的绘画……(包括他在北京两次画展上的画作)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03/blog-post_29.html

江白:轮回的路上,佛光照耀你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04/blog-post_0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