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30日星期日

《民间藏事》出炉了!



《民间藏事》出炉了!

各位朋友,在我闭关写书的同时,推出《民间藏事》(http://tibet.woeser.com)给大家分享。

《民间藏事》是一份每日更新的“日报”。内容采自中国境内的博客——藏人的中文博客,或是其他博客记录的藏事。《民间藏事》对采集的内容不进行价值判断,兼收并蓄,同时都视为不可避免具有局限。

虽然写博客的每个人都有局限,但是来自不同局部的局限放到一处,便可以看到一些西藏的全貌和动态——这正是我们要做这样一个博客的思路。

目前,对于了解西藏现实,如果不信任官方宣传,就得靠自己去走,耳闻目睹,但是那顶多走一条线路,看一段时间,远远无法达到全面。如果能把很多不同的人在藏亲身经历与观察集中在一起,就会不一样了。因为信息来源达到足够随机性和覆盖面时,便可以具有某种“统计意义上的准确性”,比较全面地反映藏区状况,了解藏人所思所想,展示藏汉民间关系,以及看到权力政策的下延与效果。

目前,还没有发现类似的平台,这个以涉藏博客为信息源的《民间藏事》作为第一步尝试,希望将来还有其他尝试。

《民间藏事》由王力雄策划。

《民间藏事》的编辑是唯色和王力雄,编务是丹增。

希望朋友们提供建议和意见!

在此祝福 Tashi Delek!

(说明:一般情况下,《民间藏事》上发布的文章,会在文章下面列出原博客名称和网址,但是为了防止某些文章的作者和博客沾惹麻烦,会将那种文章的来源省略不表。)

2008年11月30日

告各位……



各位亲爱的朋友:

从今日起,我将闭关写书。
大约两月之久,我将全力以赴,对付新书(头疼)。

因时间紧,诸如博客,将暂缓日日新的进度,改成三或四日更新一次。
诸如其他联系,也将大大地、大大地减少。
若不是急事,不要理我。即使美食佳肴,不要馋我。
总而言之见谅!

见谅!亲爱的,对了,还有不亲爱的朋友们……

唯色拜谢

2008-11-30

2008年11月29日星期六

扎仁博:达赖喇嘛错了吗?




印第安纳大学的艾略特•史柏林(Elliot Sperling)教授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他错了》,认为达赖喇嘛多年前放弃图博的独立错了。他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坚持中间道路的达赖喇嘛和中共的谈判面临破裂之时。来自图博的扎仁博是一位年轻博巴,他寄来他的文章,对此表达了他的不同观点……

扎仁博:达赖喇嘛错了吗?

史伯林教授的逻辑误区

在讨论达赖喇嘛是否对错之前,要指出史柏林教授在两点上存有逻辑误区和对达赖喇嘛的误解。

史伯林教授犯的第一个逻辑错误是关于他所说的中国觉得的而他自己也同意的“西藏议题就是达赖喇嘛问题”。首先中国政府根本就不承认有“西藏议题”,同时说“可以对达赖喇嘛的个人前途问题进行讨论”。中国政府正在企图把“西藏议题”和“达赖喇嘛个人问题”划上等号,让人觉得一切问题都在达赖喇嘛身上,让人觉得西藏出现那么多事件的背后其实就是达赖喇嘛包藏私心,为了自己的“个人前途”问题而不惜牺牲和利用藏民族。这个显然是错误和荒谬的!说这样话的人,如果不是被红旗蒙住了双眼,那就应该去翻翻这位老人为西藏奔走呼号、奋斗不息的一生,或者去看看在枪口下生活着的西藏人民的境遇。

关于“不管达赖喇嘛说什么尊重民主的话,他还是没有将权力真正下放给博弥,让他们舒服到可以跟他采取不同的立场”。我们可以看到达赖喇嘛在特别会议开始前和会议举行的过程中,始终都没有参与进来。事实上,他在会前释放出承认中间路线失败的态度无形中是在为支持独立的意见解压开路,他也公开欢迎和鼓励提出其它的方法,包括独立路线在内。而在会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支持独立的声音并没有被掩没和压制,而且,在会议结束后的声明决议中,独立派的意见被相应的得到体现。

西藏流亡政府是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公认的全世界流亡团体里面贯彻民主思想最好的机构之一。要知道,是达赖喇嘛亲自主动倡导并坚定不移地在流亡藏人社区中推行、普及民主的理念。很多非藏人,包括史伯林教授也可能不是完全清楚达赖喇嘛在藏人心中无法代替的地位。按照在藏人心中的地位,他完全可以做说一不二的领导者。所以,如果达赖喇嘛“不愿意下放权力”,那么他为什么要推行民主的机制?他为什么要召开特别代表大会?

达赖喇嘛钟爱中间道路和特别代表大会决定继续走中间道路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绝对的因果关系。这样的决议只能说明大部分藏人认为在目前的这个阶段,中间道路是他们经过理性思考、群策群力后选择的一条路。这个民主讨论后的决议和达赖喇嘛的想法重合,不能用来证明达赖喇嘛“不愿意下放权力”,同样,如果有一天,藏人决定不走中间道路,也并不能用来证明达赖喇嘛“真正下放权力”。 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不是只有用百姓不认同领导者的策略才能证明这个社会才是民主社会。同样,也不能认为百姓认同领导者的策略是完全因为接受这个领导人的影响,虽然这个领导人确实具有非凡的影响力。这是史伯林教授犯的另外一个逻辑误区。

达赖喇嘛真的错了吗?

在讨论对与错之前,首先应该定义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有人会认为,如果一个方法成功了,那就是对的,不管他的目的是否正确;有人会认为,如果一个人在斗争中取胜了,那他就是对的,不管他采取的是什么方法;有人认为,如果一个事情当时被认为是对的,而到了现在又被认为是错的,那么这个事情就是错的;也有人认为,一个人现在看起来是对的,那他就是对的,至于未来走向则不能去思考。

目的、手段、历史背景和未来走向应该是比较全面评价一个决策是否正确的标准。

让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去分析一下达赖喇嘛是不是真的错了?

就像达赖喇嘛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的致辞,他说他首先是一个人,人类中的一员;其次,他是一个佛教徒,一个普通的比丘;最后,他是一个藏人,一个安多藏人农民的孩子。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他,是因为“达赖喇嘛因为尊敬所有的人类而发展出一套他自己的和平哲学,立足于这个担负世界责任的哲学概念上,达赖喇嘛拥抱所有的人类,以及自然”。中国作家摩罗说“领袖不只是代表人民,而且的的确确是由人民培养出来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领袖,从而也就有什么样的民族和社会”。达赖喇嘛是西藏人民的儿子,也是西藏人民当之无愧的领袖,他追求的目的和藏人追求的自由、民主的方向无疑是没有裂隙的,都是在为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佛教徒和作为一个藏人的权利而奋斗。

马丁•路德•金有句名言:“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和中共相比,达赖喇嘛确实显得“天真”和充满“幻想”。中共总使用一些伎俩来欺骗国际社会和流亡政府,而达赖喇嘛却一直用真诚、自省和慈悲的态度去对待他的敌人。这也是目前在藏人内部争议很大的一个问题,当中共继续用冷漠的、法西斯式的蛮横来羞辱藏人时,藏人是不是还有必要做出圣人状来继续温和的、非暴力的、中间的道路?因此,一方面是中共的肆无忌惮、飞扬跋扈,另一方面是达赖喇嘛数十年坚持甚至显得妥协的却似乎毫无见效的温和道路,一些藏人、学者和支持西藏者开始觉得达赖喇嘛支持的中间道路其实就是基于佛教的、理论的、脱离实际的理念。很多年轻藏人,包括我自己,曾经对达赖喇嘛的这个理念不能认同。史柏林教授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如今坚持中间道路的达赖喇嘛和中共的谈判面临破裂之时,这种不认同是可以理解的也应该去理解的。藏青会主席前不久也表示,藏人需要回到1959年流亡时怀抱的目标——独立。

在敌人扰乱我们心智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冷静思考。“自治”、“独立”并非目标,而只是手段、载体。藏人最终追求和所期望的是作为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能够真正享受作为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能够真正做自己土地上的主人以及能够真正践行和传承自己民族的文明。既然这样,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是采取“自治”还是“独立”就不是最重要的了。反过来,如果认为追求“独立”就是藏人获得上述权利的更好途径,那么也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

举起独立的大旗会不会更好呢?还有,达赖喇嘛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提倡自治而不是独立是不是就错了呢?这就要加入“历史环境”和“未来走向”来评判了。

国际形势不断地在变化,但总体上的趋势是全球化愈来愈明显,自由和平等等普世价值观的认同感和需求在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中越来越强。西藏的问题,不能只着眼于西藏本身,而应该放在中国的大环境和世界的更大环境去考虑。在这三角关系中,藏人追求的自由、平等、人权等核心利益在“中间道路”中已经被包含,也被国际社会所认可和支持;按照现在达赖喇嘛只要求自治的中间道路理念,很多国家可以表示支持并从中敦促双方进行对话,当然,效果怎么样则是另外一回事。反之,如果藏人要求独立,中国近年来的实力增长(至少这些年尤其目前是这样),以及由此导致的中共要求摊牌式的在藏人和中共之间的非此即彼的取舍,会让很多对西藏抱有好感的国家更为尴尬。而且,问题的最终实质,不是说藏人有没有权力去争取独立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够、是否适宜的问题。西方历史学家强调:“历史就是现代史,每个时代当时的人对于古代发生的事都要重新加以解释”。所以,除非中共在达赖喇嘛圆寂前和他签署一个达赖喇嘛完全同意的确定归属问题的协议——现在看来,愚蠢而自负的中共不可能这样做——不然不要担心西藏因为现在追求自治,而在未来一个适宜的时机到来时失去要求独立的合法性。目前,在这三角关系中,最关键的,或者说最有变数的就是中国,不管现在藏人是决意独立还是呼喊自治,不管现在国际社会多么谴责中共或者不闻不问,除非中国哪天拥抱民主或陷入混乱,不然西藏问题很难有实质解决的一天。

有一些穿越时间和空间的智能往往在当时被人们不解、抛弃甚至嘲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以达赖喇嘛为代表的藏民族在面对凶暴敌人时采取的慈悲的态度已经为全世界展示了藏文化的伟大精髓,并为人类追求自由的历史树立了一个楷模。把时间拉长了看,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还不仅仅是一位伟大比丘实践佛教精神的选择,更可能是一个长远现实考虑基础上的大智慧。

综合西藏自身、中国和全球的环境,我们可以看到以前达赖喇嘛追求中间道路并不显得突兀,中共目前不可一世的样子其实在为未来掘墓,而现在就下结论说中间道路已经失败也为时过早。

2008-11-28于图博

附:

他错了

Times of India, 27 November, 2008
TOP ARTICLE | He Has Got It Wrong
by Elliot Sperling

文/艾略特•史柏林
译/台湾悬钩子
http://lovetibet.ti-da.net/e2441999.html

到了最後,中國說對了。西藏議題就是達賴喇嘛問題。在一個星期的「特別大會」討論圖博運動的未來之後,從全世界各地來的流亡代表們還多數地同意,要繼續達賴喇嘛三十年的政策,亦即接受圖博就是中國的一部份,並且想辦法在中國體制內尋求更大的自治。我說「多數地」,因為從大會傳出來的報導顯示,此次會議的重心還是不利於那些對於此政策感到不滿的團體。

並不是政策本身多具有說服力,而是因為主導政策的人很有影響力。中國一直將達賴喇嘛的地位問題放在會談的焦點:假如他回歸的話,願意提供給他什麼樣名義上的職位。而就在達賴喇嘛多年來重覆地聲明圖博議題不是關於他本人,而是關於博彌(藏人),這次特別大會的結果,還是證明了中國的立場是對的:不管達賴喇嘛說什麼尊重民主的話,他還是沒有將權力真正下放給博彌,讓他們舒服到可以跟他採取不同的立場。在達蘭薩拉,指控別人對達賴喇嘛不忠,還是政治鬥爭與私人糾紛裏可以拿來使用的武器。

然而就在大會召開的幾個星期之前,達賴喇嘛說他對中國失去信心了,而許多流亡的博彌充滿活力地回應了他的呼聲,尋求的不是暴力,而是讓圖博獨立的議題再度成為官方的立場。他們覺得有很好的理由可以下結論,跟中國的接觸商談已經走入死巷子,而博彌應該重新找回一點點這麼多年、(在中國的推動之下)達賴喇嘛堅持圖博不應該獨立、圖博的利益就在作為中國的一部份,而使他們的主張失去的合法性。對於主張圖博獨立的人來說,那些所謂的利益已經充份地在三月與四月的圖博境內顯示了。

2002年,在雙方沒有接觸的十年後,達蘭薩拉再一度派代表到北京去討論圖博議題。週期性的,特使們發表謹慎的評估,提出兩方所採取更佳瞭解對方立場的各種步驟。然而,對許多觀察家而言,似乎很明顯,這些會談就是沒有打算有任何結果的。它們只是中國等待達賴喇嘛圓寂的一種數日子的方法。而這些會談還可以作為中國表面上已經與西藏代表進行交涉,方便地消解國際憂心中國政策、與中國在圖博違反人權的任何抗議。

即使在會談開始之前,中國明顯對於與達賴喇嘛達成協議即一點興趣也無。但在本月的最後一輪會談結束後,這些會談的完全枉然已經十分明顯。一成不變的圖博特使,洛迪嘉日與格桑堅贊回到印度,誓言在特殊大會之前不會作出聲明。但他們不需要開口了。就在就在會談結束過沒幾天之後,他們的會談對象,朱維群與斯塔,舉行了新聞發布會,無禮地說會談一無所成。他們拒絕在達賴喇嘛所提出來的自治方案上達成任何妥協,還說,雖然大門是打開的,歡迎他回來,但他必須反省他的錯誤,「回到正確與愛國的立場」。如此一來,就在三十年的接觸商談後,中國方面顯示了他們三十年後還是一步不讓。所有的接觸商談,還只是有關於達賴喇嘛本人的;除了他以外,沒有任何西藏議題。而中方如此動作,毫不掩飾他們佔了上風的自知之明:他們已經成功地舉辦了2008年的奧運,現在又扮演處理全球金融危機的重大角色,可以放心地對「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表達不屑,而後者沉默地、尷尬地回到印度,同時中國的官員向國際媒體透露會談失敗的細節。

達賴喇嘛與中國的交涉,委實太過天真。在中國的堅持之下,他很早以前就抛棄了圖博的獨立,讓此觀念失去合法性,其有效性是沒有任何一位中國領袖可以達成的。然而他尚未瞭解到,他自願地被引導到死巷子裏去了。在今日的情況底下,過去假如要求圖博獨立不太可能讓此運動更接近議題的解決方案,但也不會讓博彌處於比他們現在更差的位置上;確實,國際對於中國擁有圖博的非議,本來應該是有利於他們的。

達賴喇嘛過去已經幫忙消解了中國非法佔領圖博的不名譽,而現在,在特殊大會後,他還是繼續當圖博立場的主導人。幾天前,他明顯地變得悲觀了,然而他表示至少還是對中國人民有信心。必須問的是,他是否對於三月事件發生後,普通中國老百姓對於博彌的敵意大增是否有所瞭解。在1990年代,他習慣性提起鄧小平為他的老朋友。如果鄧知道他的說法,他一定會對於他的一廂情願感到有趣(或困惑)。整個時有時無的接觸商談過程之中,達賴喇嘛似乎一直都在跟幻想中的友人說話,而大部份的人早在五歲時就已經停止這樣做了。

2008年11月28日星期五

调查报告:安多觉乃宗(甘肃省甘南州卓尼县)“3·18事件”被抓捕僧人概况





图1为贡巴寺。图2为官媒报道卓尼县3·18事件。均为网络下载。

调查报告:安多觉乃宗(甘肃省甘南州卓尼县)“3·18事件”被抓捕僧人概况

今年3月18日,位于甘肃省甘南州卓尼县(安多觉乃宗)车巴沟(其卜西)的贡巴寺(扎西琼科林)发生了僧人抗议事件。这一天正是当地藏人祭拜山神的日子,由于长期以来,当地乡政府与派出所占据寺院场地设址办公,当地僧众与政府方面积怨已深,又因受到拉萨3月事件的影响,僧众与警方终于爆发冲突。在冲突过程中,设在寺院内的乡政府和派出所的办公楼被焚烧,但无人员伤亡。

贡巴寺,总共有450多名僧人,参与3•18抗议的僧人有254人(当时全被抓捕),先释放241人(不包括被释放的麻路地方僧人),判刑2人,外逃2人。

判刑2人:

尕藏丹增:哲学院(参尼扎仓)僧人,28岁左右,卓尼县(觉乃宗)车巴沟(其卜西)石矿村人,判刑为13年,现在甘肃省定西监狱关押。

丹增嘉措:续部学院(居巴扎仓)僧人,40多岁,卓尼县(觉乃宗)车巴沟(其卜西)石矿村人,判刑为15年,现在甘肃省兰州大沙坪监狱关押。

外逃2人:

尕藏香浪:时轮学院(丁科扎仓)僧人,24岁左右,卓尼县(觉乃宗)车巴沟尼巴村人,至今下落不明

尕藏曲扎:哲学院(参尼扎仓)僧人,25岁左右,卓尼县(觉乃宗)车巴沟尼巴村人,至今下落不明

其余当时抓捕的全体僧人,每人由亲朋好友等筹款支付5000元人民币取保候审,至今警方未退还保释金。

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向寺院派驻了“法制教育工作组”,同时还在车巴沟驻扎了大批军警,直到9月初方才撤退。目前,车巴沟派出所已升格为卓尼县车巴沟公安分局

贡巴寺,位于卓尼县城西南63公里的刀告乡境内,藏语称“噶丹扎西桑珠林”、“贡道林”,也称“扎西琼科林”。1888年,卓尼的喇嘛噶绕在布达拉宫恳请十三世达赖喇嘛建寺事宜,达赖喇嘛谕示“先于彼地建丁科扎仓(时轮学院),后再渐次建立其他扎仓,各静修院合并入内。”1890年2月动工,1893年完成三个扎仓的经堂修建。后寺院献于拉卜楞寺,成为拉卜楞寺的108座属寺之一,教权归属拉卜楞寺,由拉卜楞寺任命法台,处理教务,所属教民和教区政务由卓尼杨土司管辖。鼎盛时期,寺有僧人700多人,有380多院僧舍,在1958年被中共军队摧毁,继而“文革”中再毁。1980年以后重建,成为卓尼境内规模仅次于禅定寺的大寺院。

卓尼是安多地区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由于杨土司的影响,当地汉藏交融比较“完美”,农区的大多数藏人已经不会说藏语。像贡巴寺这样坚守藏文化的“堡垒”已经所剩不多了。和其他藏区一样,寺院依然是传承藏文化的核心。3•18事件之后,对僧众的处置如此重,当地很多人包括政府官员,都认为政府处置“失当”。

这些图片为贡巴寺(扎西琼科林)被当地乡政府与派出所(目前已为公安分局)占据的情形。

(注:图片和文字,均为实地调查,致谢……)















附1:有关甘南州卓尼县“3•18事件”的官方报道:稳定压倒一切——卓尼县维稳工作侧记http://lec909.blog.163.com/blog/static/14302824200822971514437/

受拉萨严重打砸抢烧事件影响,3月16日至18日,卓尼县完冒、刀告、尼巴三乡先后发生了少数不法分子打砸抢烧事件。卓尼县委、县政府及早防范,超前安排,及时启动了应急预案,果断采取有效措施,遏制了其他乡镇发生打砸抢烧事件的苗头,也避免了上述乡镇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和升级,将损失降到了最低,有效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及国家财产安全。

卓尼县委多次召开常委会议,专题研究维稳工作,制定了维稳应急预案,及时建立健全了相关工作机构。卓尼县委书记才让当智向记者介绍了他们的做法:一是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二是加强对重点地区的监控防范,抽调15名县级领导、200多名科级干部和公安干警,分成4个工作组,深入全县15个乡镇、15座寺院扎实开展维稳工作。在维稳关键时刻,又发动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和基层干部群众组成了县、乡、村三级联防自卫队,全面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部位的安全保卫和巡逻警戒,确保了县直机关和大多数乡镇以及广大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据了解,卓尼县委成立了由县四大班子、县人武部领导分别担任正副组长的县维护藏区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工作组立足于早发现、早掌握、早防控,制定了相应的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由领导干部带队,组织工作人员分赴各乡镇开展说服教育工作,加强昼夜巡逻和局势监控。

3月16日,在省委、省政府的统一安排部署下,州委、州政府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甘南藏区稳定工作的紧急通知》,卓尼县委紧急召开四大班子联席会议,迅速成立了县维稳前线指挥部,做到了县级干部包乡、包寺,乡级干部包村、包社,加强了县级党政领导干部与各寺院、寺管会主任的沟通联系。卓尼县全体共产党员和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响应党委和政府的号召,组织农牧民群众联防自卫。

卓尼县刀告乡乡长尕旦告诉记者,他们按照县上的部署,立即在乡政府召开了村干部和包括寺管会全体成员、寺院主要僧侣参加的会议,进行传达落实。接着,村党支部和村委会迅速召开有关会议进行落实。村委会的支书、村长分别对村上有僧人的家庭进行说服教育,把上面的政策传达到户,通过家庭去教育僧人。

3月18日是藏族群众传统的插箭节。按照往年的习俗,刀告乡所有藏族群众和贡巴寺全体僧侣要同时举行插箭仪式。在今年这个非常时期,考虑到这个地区插箭人数多、规模大,县维稳工作领导小组主动开展工作,积极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动员说服群众分批进行插箭,将群众和僧侣进行疏散。此项举措得到了当地大多数群众的理解和配合。然而插箭活动结束后,在极少数不法分子的煽动下,贡巴寺300多名僧侣不顾劝阻,冲击了刀告乡党委、政府和车巴公安分局,使国家财产遭受了损失。事件发生后,在警力不足的紧要关头,卓尼县委书记才让当智带领县城联防自卫队,分段拦截;车巴公安分局将赶往县城的摩托车队进行了阻拦,确保了县城的安全。

卓尼县委书记才让当智说:“事件发生前后,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和州县工作组始终身处一线,亲自指挥,积极应对,针对不同形势,果断决策,及时调整工作部署和力量配备,把握政策原则,坚决把中央、省委、州委的决策落实到基层,落实到维稳第一线,始终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统一在党和政府周围。”

卓尼县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州委关于制止平息打砸抢烧事件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在全县范围利用广播、电视、宣传车、宣传栏、宣传册,召开僧俗群众大会、党员大会、干部职工学习会等形式,深入广泛地宣传州委书记陈建华的电视讲话、州政府《通告》、《告全州人民书》以及公、检、法联合《通告》,通报打砸抢烧违法犯罪情况,揭露达赖集团企图制造混乱、破坏奥运、分裂祖国的险恶用心,自觉抵制不法分子的犯罪活动。政法、公安干警和武警官兵迅速出击,连续奋战在维稳第一线,以强大的舆论攻势震慑住了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一些逐步认清形势、看穿境内外分裂势力险恶用心的不法分子相继投案自首。截至3月25日24时,卓尼共有366名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

记者在卓尼县贡巴寺采访了该寺僧人贡巧加措,他说:“两个喇嘛,寺管会、贡巴寺所有年纪30岁以上的人,都在说服教育小喇嘛不能这么干,要听政府的话,要爱国爱教,要民族团结,不要分裂。可是有些个别人……这样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们很痛苦,真是痛苦,这对贡巴寺院不好。真是非常痛心,这不是一般的痛心,政府对我们这么好,群众这么好,不知道为什么就出了这样的事情……”说到激动处,这位壮年喇嘛声音哽咽,泪流满面。
圣洁的高原岂容不法分子玷污,美好的家园岂容不法分子横行。在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下,在省委、州委和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卓尼各族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谱写了一曲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正义之歌。

附2:甘南州政府告全州人民书
http://blog.163.com/lec909/blog/static/14302824200822971824110/

自3月14日以来,少数不法僧人和社会上别有用心的人,在我州合作、夏河、玛曲、碌曲、卓尼、迭部六县市城区和部分乡镇制造了一系列打砸抢烧事件,严重扰乱了全州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给全州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我州发生的这些事件是同拉萨发生的严重打砸抢烧事件遥相呼应、紧密相连的,是有组织、有预谋、有准备的,总根子就是达赖集团。其险恶用心就是要制造动乱,干扰北京奥运会,破坏国家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以达到分裂祖国的罪恶目的。党中央做出了尽快平息事态、确保藏区稳定的决策部署。我们一定要在省委、省政府和州委、州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维护社会稳定,任何违法犯罪分子必将得到应有的惩罚。

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尽快致富是全州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强烈要求。面对严重的打砸抢烧事件,大多数群众表现出较高的政治觉悟,对分裂分子制造的打砸抢烧活动予以谴责。为了保护我州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成果和各族人民的幸福安康生活,广大干部、工人、农民、学生,要认清达赖分裂集团的政治图谋,认清分裂势力的罪恶行径,坚决同一切“藏独”分裂犯罪分子划清界线,坚决听从党和政府的号召,对任何谣言不信、不传,对分裂分子的闹事活动不围观、不参与,对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坚决予以抵制,自觉配合各级党委、政府做好维护社会稳定的各项工作。广大宗教界人士要爱国爱教,大力弘扬藏传佛教“以慈为怀,抑恶扬善,为民祈福”的教旨,自觉维护宗教和谐,自觉维护民族团结。

我们深信,有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有省委和州委的坚强领导,有公安、武警、消防等维稳力量作坚强的后盾,有全州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宗教界人士的齐心协力,达赖集团的分裂破坏活动是注定要失败的,甘南的发展进步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

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二00八年三月十九日

附3:美丽的贡巴寺(图片从网络下载)。









附4:网上下载,据介绍是贡巴寺的一角,在文革时被毁。

2008年11月27日星期四

何以就不能在西宁市建立一所藏文小学呢?



有网友在我的博客里转帖了一篇文章——《关于在西宁市建立藏文小学的提议》。早在今年1月,在博客http://laozangmin.tibetcul.com/41737.html上就看到过这份提议,但数月后又看到一个消息,说的是此提议无果。最近又在博客http://dawaduojie.tibetcul.com/52528.html上,再次看到这份提议,以及这份提议之所以无果的“理由”。当然,这个“理由”是当地政府给予的答复。

网友问:政府在全藏地建派出所的同时,为什么就不能同意藏人建一个民办的藏文小学哪?我不想说这是文化灭绝,但事实让你不得不往这里想。

注:这篇提议已经译成英文,请见http://www.highpeakspureearth.com/2008/12/proposal-to-establish-tibetan-langua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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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西宁市建立藏文小学的提议

[ 2008-11-25 21:13:00 | By: dawaduojie ]

2008年年首,西宁市藏族居民通过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分别提交政协青海省十届一次会议和青海省人大十一届一次会议的《关于在西宁市建立藏文小学的提议》的提案时,至今半年多终于有了回应:在一份“西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在西宁市建立藏族小学的提议的第112、138号提案的复函”中,答复“西宁市现有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大班大校问题仍然不能得到彻底解决。目前西宁市的现有教育资源只能解决义务教育阶段的就学问题,加之西宁市居住的藏族人口又较为分散,在西宁市修建藏族学校从师资、经费上无法解决,修建藏族学校的条件目前不成熟,暂时无法实现。”

在附后的一份“提案情况征询意见表”的“进一步的要求”一栏中,这一提议的发起人直言不讳填写了自己的意见,表达了自己对实现这一愿望的坚定信念:“我们一如既往强烈要求顺应民意,在西宁市建立藏文小学”!(博主评点:为政治稳定、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计,政府理所应当尊重民意,拿出诚心来慎重考虑少数民族的基本文化诉求)

提议原文:

关于在西宁市建立藏文小学的提议

多年来,西宁市的藏人通过各种方式,包括政协提案等渠道,要求政府有关部门积极协调,落实省委关于在西宁市建立藏蒙学校的指示精神,在西宁市设立一所以藏语文为主的义务教育制的藏文小学,但这个愿望一直没有成为现实。最近从媒体获悉;西宁市正在对市区的教育资源进行大规模的整合、调整。而可惜的是,奔走呼喊多年的西宁市藏文小学依然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只好再次通过这样的方式向你们反映,希望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以满足西宁市近二十万之众藏人后代的近四千学龄儿童的受教育权,保证义务教育体现民族公平、语言文字公平的权益。

为此,我们提出如下理由:

1、西宁市的早期藏族教育初始于民国时期,民国二十二年(1933),青海蒙藏上层人士洛桑香趣(田恩雨)、阿福寿倡导设立青海蒙藏文化促进会,并于1934年设立蒙藏小学、蒙藏初级中学,马步芳任会长兼校长,洛桑香趣任促进会理事、副校长,开设藏语言文化课程。桑热嘉措也于1939年来西宁担任其藏语文教员,负责编写教材等,后担任教育厅长等职。这所学校学生最多时达600余人。解放初期的很多藏族和蒙古族干部,包括很多现在在世的老干部,都是这所学校培养的。

2、社会发展为解决藏族教育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青海省委早意识到在西宁市开设藏文小学的必要性。***青海省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语言文字平等原则,保障学习、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充分考虑西宁地区藏语文教育的重要性、紧迫性,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于上世纪就作出了在西宁设立民族语学校的决定,提出“省民委、省教委和西宁市人民政府要积极创造条件,共同筹办一所12年一贯制的蒙藏学校”(青发1997[5]号及青办发[1998]26号文件)。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精神尚没有得以落实。在西宁市各界藏族同胞的强烈要求下,西宁市一些教学机构曾经尝试自办学校,或者通过周末培训满足孩子的母语教学需要,但由于机构不顺、资金不足、管理不善和升学体系等多种原因,个个难免夭折的可悲结局。青海藏族研究会也在广大会员的要求下,曾试图以民办教育的方式在西宁市举办一所九年一贯制藏文学校,但不知什么原因,至今没有得到西宁市教育局的允准。

3、西宁市的藏族人口近几年不断剧增,以藏语为第一语言(母语)和主要交际语言的藏族人口不断增多,藏族人口增长和藏族人口子女的母语教育得不到保障的矛盾尤其显得日益突出。西宁市现有藏族人口近二十万人,按青海每万人有中小学生1536人计算,西宁市藏族中小学生应有30720人以上,按其中约60%以藏语为第一语言计,以藏语为母语的儿童在1万人以上。另有离退休驻宁干部、从商等暂住人口、流动人口和农民工约4万人。仅仅藏族儿童数量在1万人以上是保守的数字。因此具有藏族人口相对集中,学龄儿童多的特点。整个西宁地区,除了大通三门峡和湟中群加各一座藏文小学外,多数城市社区和村落没有藏文学校,而且没有一所初级以上藏文学校。但西宁市藏族人口不断增多,临时居民、流动的农牧民人口家庭人口更是猛增。从人口总量看,西宁市的藏族人口远远超过海北藏族自治州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藏族人口。大量的藏族居民子女接受母语文化教育的权利一直没有得到保障。同时在青海省会西宁,全省各藏族自治州和所属各县均在西宁建有干休所,但社区内外没有藏文教学条件,民族教育特别是藏语基础教育的缺失成为藏族社会日益突出的问题,也影响着各民族团结共进和谐发展的大好局面。只有在省会西宁地区建立一所义务教育制的藏文小学,才能解决城镇藏族人口基础教育期待与藏文教育缺失之间的尖锐矛盾。

4、西宁市目前完全有能力投资兴建一座藏文小学,满足藏族基础教育需求。改革开放以前甚至在前几年,西宁市乃至全省一直处于经济欠发达的相对落后状态,社会公共投入非常有限,也比较缺少资金和能力解决城市藏族教育的全部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全省全市的社会经济不断得到发展,西宁市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也不断提高,2005年度教育事业投入达203132万元。但是至今未修建而且似乎没有意向在西宁市开设一座从小学起步的藏文学校,从未没有提上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不能不看作是一件遗憾的事情!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教育单项投入来看,在西宁市全面解决藏族基础教育问题,保证藏族教育权利条件完全成熟,能力完全足够,措施理应到位。

5、藏族基础教育,是提高藏族儿童思维能力、提高整体素质和确保社会和谐的需要。语言是重要的民族标志,体现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同时,语言除了普遍原则,也有明显的民族特点,是反映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语言教育权利是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之一。针对以藏语为母语的藏族儿童开设藏语文教学,从理论上说,与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反映社会的文明程度有密切联系,有利于藏族儿童逻辑思维能力的全面发育健全和认知活动能力的有效提高,也有助于更好地学习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以及外语。在任何一个国家,民族语言教育权利问题关系到民族传统、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延续,任何民族都享有接受本民族语言教育的权利。从我国的整体趋势来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推行“朝鲜语、汉语和外语并重”的民族教育政策,内蒙古提出“母语、汉语和英语一个都不能少”,都为发展民族教育,提高整体素质提供了可贵的经验。然而,除了大通县三门峡镇小学和湟中县群加乡部分村小学开设藏文单课外,西宁市所属各区县至今没有一所符合藏族儿童自身语言和文化习得需要的藏文小学,上万名孩子接受母语教育成为令人人担忧的社会问题。建立面向城市和周遍地区的藏语学校,完善区域内部相对发达地区的母语教育体系,科学地培养和发展孩子的语言思维,全面提高儿童智力水平,通过确保语言和谐,达到增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的目的。

诚恳希望正式答复我们的提议!

http://dawaduojie.tibetcul.com/52528.html

图为远去的历史——旧西宁城北城门门洞里的藏汉两文告示。

2008年11月26日星期三

我的相册——我家三代



这些照片的跨度是从1947年-1991年;照片中的人,有我的父亲的父亲、母亲和弟妹,也有我的母亲的父亲和母亲,还有我和我的妹妹、弟弟。这里面有着我家三代西藏人的历史。

这张照片是1970年拍的,我四岁。作为背景的布达拉宫,仔细看,顶上那隐隐绰绰的五个大字,其实是巨大的“毛主席万岁”。当时,布达拉宫差点改名为“东方红宫”。

我的相册——我家三代



1947年,我母亲的父亲作为噶厦噶伦、昌都总管拉鲁的管家,奉命去东部达孜多(康定)做生意、探听消息。当时带去了妻子和二女儿。我母亲就是那个女儿,站在父母中间。据说是在达折多相馆拍的。我母亲的家在卫藏日喀则地区。



1953年,我父亲的母亲跟丈夫第一次去汉地。这是在成都相馆拍的,我奶奶抱着我父亲的小妹妹。她是康地德格人。



1955年,我的父亲,年轻的康巴。1950年,毛泽东派遣军队要“解放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西藏同胞”,从中国的西南方向进军拉萨的先遣部队沿途招纳数百名年轻藏人,其中就有我年仅13岁的父亲。照片上,他已经18岁,是党要培养的新生力量,他在参军前就会藏汉两种文字,所以送到西南民族学院学习。



1956年,我父亲作为西藏军区选派的唯一藏族军官,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见到毛朱周刘。然后,返回康地德格老家,与父亲和弟妹合影,当时,母亲已经去世快两年。我爷爷是汉人,曾是国民党某部中校副官,后到康地德格度过后半生,信仰藏传佛教。



1959年,我的母亲在拉萨的藏干校学习。这是中共为培植藏族干部而设的学校。这张照片是我父亲拍摄的。当时我母亲因为家庭出身已经背上思想包袱。



大概是1963年,我母亲在北京的中央政法干校学习。她的同学后来都是西藏自治区公检法的中高级干部,包括热地。这张照片是我的父亲和他在四川雅安学习的妹妹去北京看望我母亲时拍摄的,据说在这个有名的相馆的橱窗里挂了好长时间。



1965年9月,他俩结婚了。他俩成了我的父亲和母亲。这张照片的背景好像是拉萨祖拉康(大昭寺),但我又觉得像木如贡巴(上密院)。



1966年7月,在文化大革命从北京席卷到拉萨的狂风暴雨中,我快乐地出生了。这是我父亲给我拍的照片,我戴着毛主席像章。从此,我家所有照片都是我父亲拍的,有些是他自己冲洗的。这些我都保存着。



1968年,这是在西藏军区里的我家门口。门上的“忠”是我父亲用剪刀剪出来的,为的是表达对毛泽东的忠诚。我母亲抱着我妹妹。而我,实在是长得像个男孩子。中间的妇女是阿佳益西啦,带我和我妹妹的保姆,我们之间感情很深。



1970年,因为一言难尽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全家离开拉萨,去了藏东康地。这是临行前,在去机场的客车前照的。母亲正怀着我弟弟。有趣的是,我给好友Dechen la看这张照片,她问,你旁边的小哥哥是谁?我忍住笑,告诉她,那个小哥哥正是我本人,差点没把Dechen la惊讶得扑倒在电脑跟前。



1971年,在康地道孚(今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我弟弟已经出生了,不知为何,我和我妹妹都被剪短了头发。当时,我父亲是人武部副部长。我母亲因为出身问题,不能再做公安工作。她去了新华书店卖书,这成了我的幸运。我在那里看到各种革命书籍,大量的革命连环画。无论如何,让我喜欢上看书,让我变成了近视眼。



1973年,母亲太想念拉萨了,她一定要回拉萨看看,但我们不能跟着去,不是机票的原因,而是要强的父亲不愿回去,他是由于文革时军队内的纠葛不得不离开拉萨的。但我们都一起到了成都,我和妹妹又被剪断了头发,因为母亲要去好几个月,父亲不会给我俩梳辫子。成都的天气很热,我不太开心。这是在成都的一个相馆拍的。



可能是1974年,我上小学二年级。我那时候是学校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小演员。所以母亲给我做了这件小藏装。这也是在道孚拍的。



可能是1975年吧,道孚的冬天还是很冷的,下大雪。当雪停了,我们会跑出去做雪人,打雪仗。我手里捏着的正是一坨雪,我妹妹妩媚极了,是个乖女孩。我一直忘不了身后的那座山,它是我的童年。



这是1991年在拉萨军分区拍的,是在我家门口,夏天花朵盛开。时隔20年,全家终于又回到拉萨。但这是全家最后一张合影,三个月后,我父亲突然病故,这时候,他是拉萨军分区副司令员。三年后,我母亲带着我们离开拉萨军分区,搬到布达拉宫后面的雪新村去住了。

“我什么都不怕,就怕他们来‘援藏’!”



图为大而无当、与人无关、与西藏无关的“援藏”业绩——泰州广场,在拉萨市曲水县。

“我什么都不怕,就怕他们来‘援藏’!”

文/唯色

去年在网上的“多维电视”看过一个“时事交谈节目”,在美国的华人学者何频和孟玄谈“西藏问题的出路”。当时我曾写了一些有感而发的文字,现在依据今年时事再做一些补充。

对孟玄先生的这个说法——保护西藏文化的是西藏的地理环境,汉人难以在海拔高的西藏居住下去,达赖喇嘛不用为此担心,西藏文化不会因为中共的统治而削弱——当时我即有异议,现在更是如此。

没错。在过去甚至在十多年前,孟玄先生所说的汉人不适应西藏是存在的。但是,随着现代化(确切地说,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或者说汉化)的飞速进程,使得西藏在交通和资讯上有了很大变化,尤其是青藏铁路的修建和通车,完全、彻底地打破了青藏高原的所有屏障,由此涌入的是源源不断的外来移民。这是眼可见的,耳可闻的,人在西藏的话甚至可以感觉到空间的不断缩小。固然以汉人为主的外来移民仍然不适应海拔高拔的青藏高原,然而以汉人为主的外来移民巨多无比。早些年,以汉人为主的外来移民或只在藏地几年、十几年便吃不消,回乡去也;而走了一个、几个,后来者并不多,所以会有青黄不接的局势(局部的局)。然而,如今已经不同了,虽然以汉人为主的外来移民还是只在藏地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仍然寥寥),高原反应这一似乎跟人种有关的病症还是缠绕着非藏人,可是,以汉人为主的外来移民以从未有过的巨大流量在涌入青藏高原。这个走了,那个就来;甚至这个还没走那个已经来了。

十多年前,深夜走在帕廓街上,会听见狗的叫声划破寂静的夜空;如今,街边弥漫着烧烤火腿肠羊肉串的油烟味,小巷里也有“四川小吃”、“清真拉面”的饭馆还亮着灯开着门。十多年前,白天的帕廓街上,康巴阿西(康地女子)也好,“卡擦热”(藏人和尼泊尔人的混血子女)也好,纯粹的拉萨人也好,开着店摆着摊做着本分生意。如今,帕廓街边上的那个充斥着假冒伪劣商品的冲赛康小商品批发市场,里面80%的生意人都是湖北人,被报道为“湖北人在拉萨‘克隆’汉正街”。

另一篇报道说,帕廓街外围的北京东路“共有50多家小商品店,而其中有25家是湟中人开的,主要经营果冻、饼干、奶粉、方便面、糖果等小食品”,另外的25家,据我观察,至少一半是四川人开的。至于帕廓街里面,至少70%的店面被来自西北的回族人租赁,五六个巨大的商场是汉人开的,出售的基本上是浙江义乌或甘肃临夏制造的名为“西藏工艺品”的假货,把白铜说成藏银,把崭新的佛像、唐卡做旧,把不值钱的石头做成假的天珠、珊瑚和绿松石,还有假的虫草、假的藏药……而且漫天要价,宰一个是一个,所使用的骗术全打的是西藏这张牌,不知蒙骗了多少对西藏文化有兴趣的外来游客,因而也不知给西藏带来了多少坏名声。有的商场甚至禁止藏人入内,穿袈裟的僧人、穿藏装的乡下藏人或者看上去没钱的藏人都会被拒之门外,被说成是“牦牛”,“野人”,不让他们进去,甚至动手打他们,有许多藏人在此遭受被驱逐的侮辱。

如今的帕廓街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小店是不肯出让的藏人坚持做着清淡的买卖,其中一个藏人难过地对我说:“过去游客转帕廓,会看到藏人的习俗,比如节庆期间,藏人会关门去做佛事;可是现在藏历新年会开门,春节和穆斯林的节日反倒有可能不开门,而外人会以为这才是藏人的习俗。也许十年后,帕廓就不会再是藏人的帕廓了;十年后,再提‘帕廓’这个名字会让人羞愧的。”十多年前,拉萨街上看得见的是以汉人为主的外来移民中的青壮年,如今我家所在的雪新村,背着书包的汉人小孩在爬树、打着毛线的汉人老太在散步,这里有一桌四川人在路边打麻将,那里有河南人在喊“加气加气加液化气”。十多年前,“古玛林卡”有树木有沙滩有拉萨河静静流过,小桥的两头挂满了重重经幡;如今官商携手改建成了“中和国际城”,是拉萨最大的、最公开的红灯区,夹杂着各地风味的饭馆、藏獒销售中心、四颗星的大酒店以及拉萨市政府的临时办公室。

表面上看,以汉人为主的外来移民,即便居住的时间再长还是流动的;是的,确实是一种流动的状态,然而如今的流动已远远不同于往日的流动。往日的流动是细微的,时断时续的,而今日的流动如滔滔江水,长江后浪推前浪,构成了以汉人为主的外来移民已然成为青藏高原新的居民的事实。显然,他们已经不是移民而是居民了。中国13亿人口,哪怕有1000万人源源不绝地来来往往,也已然致使不到600万的本土藏人在本土变成少数民族。而移民本身的诸多背景、所携带的诸多基因或元素,必然会强烈地冲击着、改变着已成少数民族的藏人的一切。一句话,即便他们像那“流水的兵”,可也已经构成了“铁打的营盘”。汉人的老话中用来形容军队的那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完全可以用在这里。而作为安置“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青藏高原,几十年来不断地被驯化着,为的是驯化成适合“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居住的地盘,所以今天的拉萨已经是成都的克隆版,充斥着仿若中国内地居民区的住宅、花园、商店和广场,既为的是让正在或已经汉化的西藏人错把故乡当他乡,也为的是让越来越多的外来移民从此且把他乡当故乡。

今年3月以后,在全藏地爆发震惊中外的藏人抗议事件,原以为爆发这么大的事件,至少会令许多外人却步不前,事实却非如此。数月后我回到拉萨,傍晚经过全副武装的武警驻守的雪新村路口,听到一句掷地有声的四川话:“……嗨!这下子,满街都是汉人了哦。”听上去,非常兴奋、非常开心,我注意到说这话的不过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汉人,就跟充斥拉萨的许多来自汉地的农民工一样。他身边的男男女女也都是这样的人。他们悠闲地走着,大声地聊着,其中一个妇女还向武警露出一副送温暖的笑容,而平素对藏人横眉冷对、持枪相向的武警也作颔首微笑状,这可是我这回第一次看见这些凶面的国家机器突然会笑了,突然变得有人性了,哦不,准确地说,分明是有选择性的专门针对汉人的人性流露了。这让我想起3•14之后的第五天,如同央视海外版的香港凤凰电视台,吹嘘拉萨已经恢复正常生活,可是那个站在街头的凤凰记者,她采访的几位所谓“拉萨市民”全是汉人,仿佛拉萨已是一派和谐的汉人城市。她显然也是有选择性的,她的眼中没有生活在拉萨的藏人,似乎被她采访的这些人才是拉萨的原住民。

而就在前些天,11月10日,北京冷面宣布尊者达赖喇嘛“根本无资格和中央政府谈判”。参与藏中谈判的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在中外记者会上,毫无礼节地斥责尊者达赖喇嘛“包藏祸心”,说的是“骗人的鬼话”,甚至当场否认邓小平在三十年前说过的那句被人们用滥的老话“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对此,一位藏人老共产党员怒斥这根本就是“霸权主义”!许多藏人在震惊、厌恶之余,认为这是意料中的结果,尽管这个结果被北京抛给世界时,如同图穷匕首见,裹挟着杀气,但这确实是真实面目的暴露。不过一派陈腐说辞中也透露新的讯息,比如朱维群在说到“大藏区”范围的人口时讲了这样的话:“达赖喇嘛想把居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数以千万计的各族群众赶走……”在看央视现场直播时,我听他这样讲,还以为事后发布正式文稿时会改掉“数以千万计”之说,以为那或许只是他随口而出,并不准确,却会被人发现移民规模之大。然而正式文稿发布时并没有删去,也没有改动,因此应该认为这个数字是官方认可的,也是准确的。请注意,这是中共官员首次承认在全藏地近600万藏人当中,已经有了“数以千万计的各族群众”,而在此之前,在他们公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据中,从不承认在广大藏地有“数以千万计的各族群众”,总是压低这个数字。

最近,朱维群在游走西方各国接受BBC记者的采访时,再次提到藏区非藏人的人口数字,进一步确认为“大约有几千万人”。然而,根据中国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所编《当代中国西藏人口》(中国藏学出版社)一书提供的数字,1990年,所有藏族自治地区(西藏自治区加四省藏区)共有汉族人口152.1万。那么,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990年至2008年的18年间,各藏区的汉族人口总数从152.1万,已增加到“数以千万计”甚至“大约有几千万人”的规模(朱所说的“各族”,其实主要是汉族),也就是说,至少增加了5到6倍,这样的移民速度,不能不说是惊人的。

“数以千万计的各族群众”并不都是土生土长的原住民,基本来自中国内陆,都是了不起的炎黄子孙,跋山涉水来到广大藏区,无论如何要留下来给藏区人民做贡献;而且,这贡献大得很,大到献了他们的青春还不够,还要把他们的子子孙孙献了一代又一代,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超出藏人能力和规模的人口大量增长。何况乎,在已成定制的人口计算中,包括国防军和武警在内的军队是从来不计算在内的,可要知道的是,如拉萨而言,本来就是一座被兵们重重围住的城,今年更是如此;何况乎,在已成定制的人口计算中,包括民工、小姐、商贩、藏漂在内的“包工队”亦从来不计算在内,而这也是一股看似流动实则滞留的移民大军。啊,不能细算,否则太绝望了。

就像新疆,据统计,目前每周有多达二到三千的汉人移居到那里,如此众多,如此快速,无论如何也会实现登堂入室、喧宾夺主、唯我独大的现实。对了,还有“援藏干部”!这十多年来,从中国内地派来的源源不断的“援藏干部”,带来了自己,也带来了自己老家的开矿队伍、包工头队伍、妓女队伍、“高考移民”队伍、旅行社队伍、小贩大商队伍等各路人马……。一个“援藏干部”的后面,往往跟着上百甚至更多的淘金者。“援藏干部”们尝到了甜头, 待“援藏”时间到了,返回内地了,又跑来西藏二度重当“援藏干部”,但不能三番五次这样,因为其后面已排着长队,于是干脆就不再当“援藏干部”直接来当包工头了,这是发生在山南地区某县的真实故事。而昌都地区某县更绝,一个包工头因为跟“援藏干部”是生意上的哥们,这“援藏干部”索性让这个修房子挖公路的包工头当了副县长!难怪一位世代居住在帕廓的拉萨老先生,早在火车刚通车那时,就意味深长地对我说:“我什么都不怕,就怕他们来‘援藏’!”

所以,孟玄先生说:“世界主流思想提倡文化多样化,包括中共在内也说保护西藏文化”,但是我想告诉他,很遗憾,不是这样的,如果他能到西藏走一遭,他会惊讶地看见,事实并不是他所以为的那样。

2007-10-15,第一稿
2008-11-20,第二稿

【民主中国首发:http://www.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f/200811/20081125092652.shtml

附:在西藏的最西边——阿里的广场文化(友人拍摄并图说)


广场现象在中国任何一个角落都会有其生存的土壤。 在北京、在拉萨、在阿里、乃至在阿里革吉县,这么一个小县城也有够气派的文化广场。






这是阿里地区广场,超大所谓的文化广场。除了四周的山,头顶的蓝天白云,很难想象这是在西藏阿里。仙人掌、椰树和火柴盒的房子, 不知是要展示什么样的文化?!








这是扎达县 - 托林广场,古格王朝的所在地。也是象雄文化的中心地带。象雄是历史上一个古国。象雄是苯教的发源地,有着独特的象雄文。“象雄”一词,在象雄语中意为鹏地,即大鹏鸟之地。藏语称鹏鸟为“架琼”,与象雄语文完全不同。而现在的扎达文化广场把“象雄”文化,真当成“象”文化在演绎。援藏干部还特意赠送了一个银色的“象”,来象征此地乃“象雄”文化之源也。是真不懂历史还是重新诠释历史?!






革吉县,一个才千人的县城,也有这么一个空旷的文化广场。走在铺着大理石无人的广场上,阳光变得更加刺眼。天还是透明的蓝,“全民健身器材”在广场和山的对应下,显得极为不协调。也不明白狮子摆这是啥意思。虽然县前后各有一个,但似乎没人知道为什么。

2008年11月25日星期二

中国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北侧建立派出所



中国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北侧建立派出所

2008年11月25日 08:08:31  来源:新华网

【图片说明:11月20日,两名公安边防战士在珠峰边防派出所值勤。坐落在海拔5200米处的西藏公安边防总队下辖珠琒边防派出所近日挂牌成立。在这个全国海拔最高的边防派出所值勤的10余名官兵,将担负珠穆朗玛峰北侧的治安防范、边防勤务、打击违法犯罪、为当地牧民和登山游客服务的职责。 新华社记者 逯寒青 摄】

新华网拉萨11月24日电(记者 逯寒青)西藏公安边防总队下属珠琒派出所近日成立。珠峰派出所的20余名边防官兵,在海拔5200米以上的区域,担负起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北侧的治安防范、边防勤务、打击违法犯罪任务和为游客提供服务等职责。

珠峰派出所所长张守成介绍说,珠峰北侧地区原来仅有一个警务区,办公场所也仅为三间活动板房,随着近年来到珠琒的旅游人数不断增加,原来设施简陋的警务区已不能适应治安要求,以及对游客和当地群众服务的需求。因此,上级部门决定将警务区升格为派出所,并新建起1800多平方米的现代化办公建筑设施,取代了原有简陋活动板房内的办公场所。

珠琒派出所成立以来,派出所官兵每天巡察路程都在160多公里以上,共接受游客求助685起,已帮助两千多名游客解决了困难。他们还利用业余时间清理了珠琒地区的垃圾3.5吨。

http://tibet.news.cn/gdbb/2008-11/25/content_1500605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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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藏人从枪口下流亡……







在2006年9月30日,2006年9月30日,中国边防武警向穿越囊帕拉山口(海拔5700米,在紧挨着珠穆朗玛的另一座山峰卓奥友与尼泊尔交界的山口)逃亡的75名藏人开枪射击,打死两人,制造震惊世界的“囊帕拉枪杀事件”。

嘉央诺布:支持让赞的理由



图为Tibetan作家嘉央诺布。

Rangzen: the Case for Independent Tibet

让赞:独立图博的主张

文/嘉央诺布 译/台湾悬钩子


2008年的前言

在图博拿出古老的雪山狮子旗,就是“分裂活动”,罪行重大,可被当场枪毙。在今年历史性的起义之中,数十面,甚至百面的雪山狮子旗在图博各地高举了,显示了抗议者大声要求独立的心声。

无疑的是图博的人民正在要求让赞。即使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要求达赖喇嘛回来本身,也是一种独立宣言,因为他就是一个自由图博国家的永恒象征。目前,图博各地,人们怀抱着他们独立之梦,以及达赖喇嘛终有一天会回来的梦想--不论中国残暴而且全面的军事镇压。

一位澳大利亚的记者最近刚从拉萨回来,说他“……目睹了一个在中国军事重担之下呻吟的城市。”在(11月8日)的详细报导中,他写道:“在图博首府拉萨的古老后巷里展开了严厉的军事行动,然而此事实被掩盖起来,不让世界看到。天一黑,数百名中国军人就出动,带着防暴盾牌与攻击式步枪,在此叛城各地执行勤务。他们在街道的角落设立岗哨,还派遣六人一组的巡逻队四处走动,其中三人带着盾牌,三人带着步枪。这些巡逻队夜间在拉萨的博巴区里行进,寻找任何异议的征兆。当太阳升起时,士兵们并没有散去,而是被新一轮的军队取代。白天拉萨的军事镇压措施,还有另一个令人害怕的场景,那就是在本城最神圣的地点大昭寺屋顶上还驻有狙击手,随时把他们的枪口指向帕廓广场上数百位朝圣的博弥(藏人)信徒。”

这篇文章的重新发布,是希望流亡的博弥能够重新检视让赞理想的历史、政治、道德合法性,为了这个理想,我们在图博的兄弟姐妹正在忍受毒打、折磨、关押与死刑。我们应该与他们团结在一起,重新追求我们共同的梦想。

前言

人类历史上,看起来永远不变而强大的暴政有时候会罕见地、却决定性地在表面上似乎刚强的结构里,出现小小的裂痕,暗示着即将崩溃的前兆--给了长期受到压迫的人民、被征服的民族一丝丝希望。这样的转变,在东欧与中欧、中亚的部份地区发生,其先声就是柏林围墙的倒塌。

对图博人民来说,这样的时刻也许已经到来。中国的经济荣景,制造了庞大而无法解决的难题与冲突,威胁着要把中国社会撕裂。官僚普遍地贪污,农民绝望地起义,大规模的工人暴动,严苛的宗教压抑,愈亦扩大的经济不平等,生态环境的破坏(已至玉石俱焚的程度),缺乏独立的司法与几乎不存在的公民社会,就是去年中国发生八万三千起示威与暴动的原因(此乃根据中国政府的报告)。今年(2006年)还有四个月就结束了,这些官民的冲突据说已经超过十万件。

在近年,某些共党高层的元老,据说对于2008年所将发生的事情极不乐观,届时,将有数万名外国访客与世界媒体会来到北京参与奥运。根据一个中国观察家的看法,如此一来可以为那些没有声音、没有财产与受到压迫的中国人民(农民、地下的劳工组织、地下的教会、宗教团体与异议份子),在世界的眼前,提供公开表达他们的不满与辛酸的机会。

在此亚洲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很重要的是博弥不再犹豫,不再软弱,将自己奉献给自由奋斗。很重要的,也是图博的友人与支持者,还有世界各国,了解到让赞对博日(藏民族)的生存与其文化的存续之必要性,并且知道我们独立的主张乃是至为合理、温和与正义的。

博弥的国家认同

世界上很少有其他民族,像博弥这样被自己所居住的土地所定义。图博的国家认同,不只是由历史所塑造,也不单由宗教,而是在于图博的土地。博日是一个现在生活在,而且有史以来即一直都生活在,广袤的图博高原上的民族。围绕图博高原的四周低地国家尼泊尔、印度与中国,前往图博的道路,不只是崎岖难行,也明显地向旅人显示他们即将前去的,是一个独特的世界。

博弥的认同深深地植根于他们土地上,以致于过去的博弥认为他们自己居住区的大山,如雅砻区的雅拉香波山,安多的阿尼玛卿山(Amnye Machen),北部草原的念青唐古拉山,康区的卡瓦格博山(Khawa Loring) 与米雅贡嘎山(Minyak Ghangkar),还有其他许多大山,都是他们的神灵,或者古老的神祗。这种信仰比起博弥祖先是只有同情心的猴子更为久远,后者可能是佛教徒的发明。对于这些大山的崇敬,博巴至今日仍然虔诚地,却有点无意识地,以煨桑(sangsol)、撒隆达等仪式进行着,而根据杰出图博学者卡梅桑丹的研究,这些仪式就是最初博日民族认同的表达。

几乎很少有其他民族像博日一样,深深烙印着地理与气候的特征。数得出来的几个,如爱斯基摩人、贝都因人、波里尼西亚岛人以及喀拉哈里沙漠的布什曼人,仅此而已。然而在博巴历史的早期,他们就想办法超越了这种自然环境所局限的生活方式,而透过高原上不同王国的统合,创造了强大的民族任同感。最早居住在统一图博地区的人,对他们的新国家所感到的神奇与骄傲感,在这首古老的歌曲,也是图博第一位皇帝所开示的一首,说得很明白:

天之央,
地之心,
雪山环绕之地,
所有河流的源头,
山高土净,
一个如此美好的国度,
人生而圣贤英雄
依良法行事
千里马之乡……

虽然图博历史的皇朝时期在十世纪左右结束了,它所遗留下来的国家感却是永恒不变的。后来的君王刻意地追溯古王朝的前例,以创造统一与自由的图博。帕木竹巴王朝的松秋坚赞(1302-1364),推翻了图博的蒙古统治(比元朝在中国结束统治早十年),接下来的黄金盛世,乃是所有博弥都称之为“Ga mu Ser Khor”(快乐的黄金时代),因为此地如此安全与和平,据说一位老妇人可以安全无虞地带着一袋黄金从图博的这一头走到另外一头,没有盗匪觊觎。

第五世达赖喇嘛(1617-1682)在图博王朝自九世纪崩溃后,再度一统图博,疆域从西部的阿里、往东南包含达折多(中国人称康定),再东北延伸至青海湖。比较晚近,伟大的十三世达赖喇嘛(1876-1933),孜孜不倦、排除万难地重新获得,并且保护了图博的独立,而他所做的一切,就是承先启后的表征--表达了博弥亘古以来所想维系的民族自由。

图博独立的合法性

非常必要的是,我们博巴必须了解到我们自称为一个国家的恒久性与合法性。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在一种意义上,只是历史所造成的产物。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其国家的根源都不像图博一样,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土地。其他国家如科威特、约旦、新加坡、某些非洲国家,都是西方殖民政策的产物,或殖民统治的遗物。比较晚近的,因为苏联的解体,白俄罗斯、土库曼、乌兹别克、哈萨克,等等--这些政体在过去都不曾以国家的形式存在,而是在九零年代才独立。

因为国际对于该区特别关注,我们还可以说,过去从来没有过一个巴勒斯坦国。历史上,此区只是奥图曼帝国的一个次省(vilayet, 州),后来成为英国的被保护国。伊拉克也是由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三个被击败的奥图博帝国次省所拼凑出来,分别是摩苏尔(Mosul)、巴格达与巴士拉(Basra)。今日该国内部难以解决而又血腥暴力的对立与分裂:教派(什叶v. 逊尼)、族群(库德v. 阿拉伯)、部族与部族之间的冲突,显示了这样的结合本来就是相当难以维系的。

这并不是在说图博比起这些国家或领土更有权利成为一个国家--毕竟,这是全世界的各民族都必须自行决定的事情--而是要强调图博作为单一国家的地位,就跟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合法,假如不是更有资格的话。当然,我们过去没有加入过国际联盟或联合国,也没有任何大国正式承认图博就是国家(因为他们不想破坏与中国的贸易),一点也没有减损这样的合法性。

与中国的贸易,事实上就是英国与美国在过去两世纪以来,拒绝支持,或认可独立图博的事实。中亚史学权威,查尔斯‧贝尔爵士早在1930年代就确认了此一事实:

“英国与美国,以及大部份的欧洲国家,都认为图博就是由中国统治的地方……除此之外,我们总是被别人告知与中国的市场乃具有巨大的潜能。我回想起来,五十年前我们就这样被告知,然而这五十年来这种潜能从来未曾化为现实;潜能只是潜能而已。然而,西方国家希望能在此贸易中分一杯羹,所以为此目的而努力讨好中国。但他们居然出卖图博,以增加自己的商业利润,此举着实是令人义愤填膺。”

图博在历史上曾经被外来的政权所征服,以及过去的图博君王藉由外国军队的帮助,因而得以掌握国家,对于它作为一个自由国家的应得地位,没有任何影响。即使当图博的政治与军事力量在十八与十九世纪衰微,而满州帝国某种程度地控制了本国之时,图博的文化独特性、其种族与民族的特殊性,都是全亚洲各地的人所清楚认知的。满州皇朝还特别指定满州或蒙古贵族,为派驻图博的使节,从来没有派过汉人。事实上,清皇室与图博的关系,都是由理蕃院所处理的,这是一个专门处理清皇室与蒙古王子、图博、东土耳其斯坦(新疆)与俄国的机构。

图博,特别是它的首都,拉萨,被俄罗斯境内的布里亚特人与卡尔梅克人,以及数百万的蒙古人,认为是他们的信仰与文化的中心。俄国的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Prejevalsky)在1878年,给地理学会与战事部送了一份备忘录,在其中:“……他画了一张图,而拉萨就是亚洲的罗马,借着宗教,而拥有影响从锡兰到日本的两百五十万人的力量:是俄国外交政策最重要的目标。”

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一个国家不曾在历史上某个时间点上,受到其他国家的统治。联合国的会员国,如果必须证明历史上一直都是独立国家才得以加入的话,那么没有几国真有与会资格。就如同爱尔兰特使于联合国1960年辩论图博问题时所指出的,联合国大会里的大部份国家,如果必须证明他们在过去从没有被其他国家统治的话,那么大部份国家几乎没有资格留在那里。

英国大约有四百年的时间是罗马帝国的一部份。俄国被蒙古人统治了将近两世纪,美国,当然一开始是英国殖民地。中国本身也曾受到蒙古与满州所统治,并且曾经一度不断被图博军队所击败,在公元763年,首都长安还被图博军队占领。而我们也不该忘记,中国有大一部份在上个世纪曾经受到日本的占领。

今日图博内部

世界上大概没有其他地方(也许除了北朝鲜以外),像图博今日一样,受到斯大林警察国家一样的方式所控制--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是拉萨。拉萨肃杀的气氛,很大程度被西方观光客所忽视,甚至某些天真的流亡博巴也都未能注意到--他们对中国专制政权的变色龙特色太不清楚,反而对中国的资本主义社会留下深刻印象--甚至有时候受到其中商机的引诱。

今日造访图博的游客,包括图博“专家”在内,遇到的是一群每天过寻常生活的百姓,没有表达任何对中国占领的公然反对,于是他们下结论说博弥对于现状很满意,未能考虑到共产中国统治底下的生活现实。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曾经清楚地描述了生活在各种强制规定与压迫政权下的人,往往都采取双重人格心态以自保。坦白地说,在一个因为人民拥有“错误”意见就会加以处罚的国家里,不只观光客不容易了解他们的真实感觉,连极权国家本身对于这些感受都没办法正确评估。

1979年,中国当局见到达赖喇嘛的使节抵达拉萨,而受到人民极度热烈、非常情绪化的欢迎,极感震惊。中国当局当时似乎真的相信,只有“一小撮”博弥才支持让赞,直到问题太过严重,逼使他们不得不采取压迫的手段,而不再只是恢复秩序。

在拉萨廉价而俗丽的水泥大楼、迪斯科舞厅、卡拉ok歌厅、妓院(红灯区)、夜总会、旅馆之后,是中国政府令人害怕、不稍宽贷的“无情镇压”(1988)、“严打”(1996, 2001, 2004)与“誓死斗争”(2006)等等运动在实施。人民解放军、劳改营、精神病疗养院、公安局、人民武警、与居委会,透过工作队、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组、邻里监控,以及永远存在的告密者,公然而且自由地监视着所有的博弥。他们的权力不受到独立法庭、自由媒体、公民组织、独立监督机构、道德或宗教组织、甚至是任何单一可以代表世界媒体的机构,所阻碍。即使在世界上政府统治得最糟糕的地方,至少都有上述的一个或两个组织,可以阻止,假如不是预防的话,暴政的绝对权力,而后者正是中国领导人在图博不受任何反挫的进行之中。

在2006年5月,西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张庆黎,宣布了他争对达赖喇嘛的“誓死斗争”运动。博弥,从最低阶的政府职员到高层,都被严禁,不准参加任何宗教仪式,也不准进入佛殿或寺院。早先,只有党员才被要求要放弃信仰。寺院里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又再一度扩大举行。拉萨与邻近乡村地区的博弥官员,被要求写批判达赖喇嘛的检讨。高层文官必须写出一万字的论文,而那些职位较低的,则必须写出五千字的谴责。连退休的官员都不能幸免。

在图博内部,几历数十年洗脑式的共产教条,以及世界上最残酷、毫不留情的压迫,博弥对于独立、让赞的希望,仍然顽固地拒绝被压碎。虽然大规模的示威现在已经不可能了,一连串勇敢的人,阿尼、僧人与俗人,已经经年累月举起被禁止的雪山狮子旗,举着反中国统治的标语,公开高喊让赞。2003年10月2日,尼玛扎巴,一位来自尼措寺、二十岁的僧人,因为在狱中惨受折磨而死亡。他因“分裂活动”而被判处九年徒刑--因为他贴出了呼吁图博独立的海报。在2006年9月3日,忙碌的拉萨帕廓街上,一位23岁的僧人独自一人短暂地示威,要求图博独立。几分钟之内,他就被警察拖走。在这些例子,以及数百件其他的小例子里,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号召与呼声,没有例外的,总是“让赞”。

为什么让赞是非常重要的

某些领土曾经是其他国家或帝国的一部份,不但想办法存活下来,而且在某些案例中,甚至还外国的统治中得益--最明显的例子当然是英国治下的香港。但即使是中国的热烈支持者,也不得不同意,中国在图博的统治,并非明显成功,跟英国治下的香港比,也并未更人道或更自由。

然而,即使是相对良善的外来统治,在表面上,对于土著民族的文化与士气,都可能是有损的。澳大利亚与加拿大都是已开发国家,经济发达,还有各种不同的民主机构来保障他们人民的权益,包括(至少是近年)原住民族在内。但这些国家内的许多原住民都士气不振,忍受着贫穷与疾病,容易受到酒精诱惑与绝望感的袭击;这种情形似乎也在图博内部开始发生了。

在外来政权统治下,似乎唯一生存之道,就是经常地反对压迫的政府,并怀抱着最终会获得自由的希望。即使是征服你的统治者,只有在你反抗他时,才会尊敬你。数百万死于白人不公义与暴力之下的美国原住民,只有勇猛好战的酋长,如杰洛尼莫(Geronimo)、疯马(Crazy Horse)、与坐牛(Sitting Bull)等人,至今天仍然被美国人民记忆并且尊敬。那些平静地接受白人统治、还到华府去向“伟大的白人之父”乞和的原住民领袖,都已经被忘记。

乔治‧奥韦尔,在他的新闻专栏里,提到古老的文明,如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与罗马,几乎完全依靠奴隶制度来运转,就如同现代社会依靠电力与石化燃料一样,我们却想不起任何一位奴隶的名字,除了史巴达克斯(Spartacus)以外。而我们记得他,“……因为他就是不遵从‘不要抵抗邪恶‘的命令,而是起来暴力反抗。”

希望在中国境内享有任何形式的自治,都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如此一来就必须假设,中国的政治系统是有弹性的,可以容忍接纳不同的政治与社会系统。我们可以想象自治区存在于一个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因为它真正由多元文化与多元种族所构成的,而它的民主机制如宪法、自由的媒体、自由的选举与独立的司法,都能防止政府或一个多数的团体压抑其他团体应享的权利。但这是中国领导班子根本没办法做到的事。

中国领导人,就好像他们所统治的人民一样,都是长期在压迫文化与不良政治之下的受害者——就是澳大利亚杰出的汉学家,詹纳尔(W.J.F. Jenner)所称之为“历史之暴政”的东西--它瘫痪了中国社会与政治面本来可以进行的基本转变。詹纳尔说道:“……可怕的可能性是中国被关在牢笼里,没有地方可以逃,这个牢笼数千年来与时俱进,一座历史的牢笼——一座历史的牢笼,是文学的比喻,也是过去累积的结果。”

让香港实行的“一国两制”是个例外,北京同意这样做,因为此交易有利于他们的政权。如果中国没有作出这样的让步,也许当时就会损及国际对香港经济的信心,并且在中国内部造成重大的金融问题。在共产党接管后的几年之内,新闻记者、广播节目主持人、政治讽刺家、律师、以及香港社会中其他民主的声音,在渐渐“让人感到窒息”的政治气氛中,受到系统性地暴力骚扰、死亡恫吓。许多人都已经离开香港。本来应该保障香港的自由的《基本法》,中国已经有效地加以削弱,香港政府的议会与行政机关,都受到北京的控制。

不像香港的公民,博弥热切地感觉、也知道,他们在文化上、种族上、语言上、甚至在性情方面,都与汉人不同。图博境内博弥经济状况的改善,即使真的实现(事实上并没有)也不会改变他们对此点的看法。我们必须记得拉萨的示威活动就发生在图博的经济状况,比较起前一个时期,明显获得改善的时期。在此方面,博弥的态度可以用八零年代在图博内部流传的一份异议文件来表达:

“如果(在中国统治下)图博建设起来了,博弥的生计受到改善,而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幸福,甚至让三十三重天外的神祗都感到尴尬;如果我们真的被给予了这些东西,到了那时候,我们博弥也不想要这种东西。我们绝对不想要这种东西。”

为什么在现在放弃?

图博境内的情况,无法否认地,相当糟糕,特别是我们考虑到汉人移民到图博的人口,又因新铁路的建成而加速。但支持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支持者,他们的一贯主张是,要防止汉人移民,我们就必须放弃自由斗争,并且生活在中国的统治之下,这是很明显错误的论点。中国的领导阶层或官僚机构里,可曾有人暗示,只要博弥放弃他们的独立诉求,就愿意重新考虑移民政策?如果我们放弃自由斗争,而图博内部的情况变得和平稳定,那么汉人移民一定会继续增加--比起过去五年所发生的更多。而且我们不必太了解国际法,就会知道,如果达赖喇嘛与图博流亡政府接受了中国对图博的主权,那么中国将人口西移至图博的政策,在世界的眼中,将会完全合法。

唯一阻止汉人移民的方法,就是加强自由奋斗,并且让图博的情势不稳到一个程度,使外来投资者、汉人企业家以及民工,都觉得图博的状况不能忍受,更不用说可以从中图利。即使图博的独立不能立即实现,我们必须在世界的眼中建立一个图博高原是一个不安不稳的地区,而图博独立的问题还没有结束的印象。

然而不管汉人移民的问题多严重,我们必须记得的是,这不是一个完全不可逆的状况。斯大林强迫了大批俄罗斯人移民到非俄国家,如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在1939年,这三个地区的总人口大约六百万人,相当于图博的人口。斯大林又处决了数万当地的人民,还将数十万人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当时世界各国都认为,这三国已经完蛋了。在五零、六零与七零年代,这三国似乎已经从人类的记忆中消失,虽然这三国仍然在伦敦与纽约设有办事处。即使是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作家切斯瓦夫•米沃什( Czeslaw Milosz),本人出生成长于立陶宛,在他的书《被禁锢的心灵》最后一章里,也留下了一种徘徊不去又哀伤逾恒的印象,这三个古老的波罗地海国家,如同西班牙征服者消灭阿兹特克文明一样,已经写下了历史的终章。

但在苏联解体后,这三个小国家独立了。虽然国内还是有相当多俄罗斯人,他们并未如原先所假设的,对这些国家的生存与完整造成威胁。我们必须铭记在心的是,这三个小国家,一度咸信已经完全被苏联的极权暴政与俄罗斯移民所消灭了,现在却是三个自由的国家--飞扬着他们古老的旗帜,说着自己的语言,并且自由地生活。

图博从来没有像波罗的海三小国一样完全消失,即使是在中国治下最糟糕的阶段。而现在,即使是各国政府与企业积极想跟中国做生意的同时,图博仍然以各种方式,吸引着全世界人民的注意。当然,有时候他们的注意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然而,全世界对于图博的状况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且常常对其惨况感到忧心。如果过去曾经有一段是我们勉强可以放弃的时期,那就是六零与七零年代,当时似乎全球的共产主义方兴未艾,而中国对于图博的控制似乎永远会继续;而自由世界里大部份的知识分子与名人都崇拜着共产中国与毛泽东思想。

现在,图博仍然广受世界的注意与同情,虽然目前不如九零年代一样顶盛,却还是相当可观的。然而各国人民对图博的同情,并没有转换成政治上对图博的支持,这是不幸的事实。我们博弥,特别是宗教领袖,必须接受我们没办法将我们的政治目标清楚而一致地呈现于世界眼前的错误。事实上,我们的政治目标的不明确,已经在我们自己的同胞与支持者之间,造成了混乱困惑的感觉,并且让各种努力阻滞难进。

让赞的国际面向

自从九零年代以来,图博的领袖与一些西方支持者,努力将“全球关怀”如环保、世界和平与信仰,与图博议题混在一起。结果造成某些博弥与友人有点妄尊自大的观念,认为图博的独立奋斗不够成熟、又太过狭隘褊小。当然,这种看法不但是错误的,也显示了人们倾向于将自己的需求与某种议题混淆在一起,好显示自己政治正确、提高社会的接受度、增进个人前途,甚至是获得物质的利益。

争取自由的真正奋斗,是在小地方发生的,而且往往是孤注一掷的,人们放弃的,不只是社会的尊敬与稳定的工作,甚至是自己的生命。自由奋斗的本质就是唐突激昂的,然而不管如何动荡不安,不管如何造成经济衰落与人的痛苦,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恩、纳尔逊‧曼德拉、昂山素姬桀骜不驯的奋斗,鼓励了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民;比起外交官员、职业运动人士、甚至联合国秘书长充满好意的努力,来维持所谓的“世界和平”,更能感动人心,虽然他们的目标往往只是维系国际的现状而已。

每一次自由战胜暴政,都对于其他还在受苦的人是一大鼓励。我很确定博巴还记得,当孟加拉国赢得独立时,我们多么高兴,而当我们得知某些博弥的军官对于其胜利有重大贡献时,是多么鼓舞骄傲。在印度赢得独立后,一连串的非洲与亚洲国家也脱离欧洲的殖民统治。在九零年代,柏林围墙倒下来时,另一些国家也获得了自由,这一次则是挣脱了苏联的枷锁。图博的独立将会引发,或至少前导一个新的自由时代,不只是邻近的东土耳其斯坦,内蒙古,甚至中国人民本身。

我们必须谨记在心的是,在世界上目前最暴戾最会杀人的政权里,如北朝鲜的金正日、缅甸的军政府、罗伯‧穆加比的津巴布韦、伊斯兰‧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所统治的乌兹别克、在达富尔地区犯下种族灭绝罪的苏丹政府,这些都是靠着中国的经济、外交、军事支持而幸存,甚至欣欣向荣。

民主与让赞

只有一个真正民主的图博社会,有创意而新颖的思考、新的领导人--在自由奋斗中非常需要--才会出现,并且受到尊敬、达到政令风行草偃之效。更进一步,只有民主制度才能提供政府运作的透明度,并且让我们的政府负起责任;也只有如此,图博人民真正对让赞的感觉,才会真正地表达出来。

对图博受到压迫的人民来说,民主代表的,不但是脱离中国暴政的最后自由,也是他们能够自己选择出公正与平等的政府的最佳希望。因此,一个真正的民主图博,将会是对中国文宣的反驳,他们宣称图博的独立就意谓着再度回到政教合一的封建设会。因此民主对于我们的主张来说,是一大利器,而其在我们流亡社会里真正而有效的施行,对我们自由奋斗的信实度乃是绝对必要的。虽然我们已经在流亡小区里开始了民主的措施,然而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除非一个真正以党派为基础的选举制度取代目前的,跟尼泊尔的旧制、装点门面用的潘查耶特(译注)“民主”制度好不了多少的制度,流亡政府与国会将永远无法真正反映民意,也没办法实行政策来促成人民真正想要的独立国家。

然而,单单只有选举系统,也不能保证一个民主与多元化的社会。博弥必须效法我们祖先那种热诚接纳佛教的决心,以同等的热情用来拥抱民主式的思考与文化。藏传佛教持久不变的活力,应该大大归功于伟大的洛札瓦(大译师),他们从七到十三世纪就孜孜不倦地地收集、研究、翻译印度的典籍。这个伟大的成就就是所有的藏传佛教制度、教义、功德的知识基础,一直到今天为止。为了指导我们国家的政治未来,博弥应该研读并且讨论,创造出西方民主与公民社会的思想与哲学,学习法国与英国启蒙运动、美国的开国元勋、以及我们时代里的自由思想家与民主人士的作品。

只有靠着这样知识的学习、政治上的努力、道德的热情,我们才有办法重建独立的图博,而依据法治、个人的自由,建立起一个真正民主系统的政府。

即使是独立的希望都是至为重要的

当然,没有人可以保证,独立将会很快就发生,甚至也没有人知道是否在我们有生之年会发生--虽然我认为它会。然而不消说的是,维持让赞的目标对此一最终的标的,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记得,就是独立的希望,让我们流亡社会在困难的早期仍然保持强大团结。我们社会现在面临许多问题,宗教与政治的争吵、教育水平的降低、我们宗教被可悲又可耻地商业化、行政系统中的犬儒心态、普通百姓之中失去了自尊与道德感,都与过去二十年,图博的领导人物渐渐放弃自由奋斗有关。

独立的希望对于图博境内的人,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流亡的境外让自由奋斗继续存活,给境内博弥希望,虽然他们正在忍受极大的痛苦,也给了他们一些保证,他们的文化与他们的世界,没有完全消失。为了让博弥保有他们的身份、文化与宗教,希冀一个自由的图博的憧憬必须保持下去。如果我们就是要让自己成为中国的一部份,那么我们一定会失去的,不只是国家的认同,还有我们文化的特殊之处。北京也许会恩准我们继续当佛教徒,但只能当乖顺不提问题的那一种。而我们必须记得中国内部还有许多其他的佛教派系与宗派。假如图博两千年灿烂的文明与文化,到头来只变成人民共和国内部,一个位于高山地区隐蔽而不重要的佛教教派,将是最大的讽刺与悲剧。

唯一让单一个人保持博弥身份的方法--在图博境内、在印度流亡、甚至在异乡的孤单之中、或者中国的监牢里--只有紧紧抓住图博独立的希望,并且不断地向别人、向世界表达对共产中国的不挠反抗,并展示其政权本质的不人道与邪恶。

中国最伟大的现代作家鲁迅(1881-1936),我觉得,也许也不会忠告博弥投降算了、默默死在他们现在的惨境之中。他是一位和善的悲观主义者,但他对于希望这件事有以下的忠告:

“希望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译注)潘查耶特Panchayat是一种南亚的政治系统。就字义上来讲,是村子里选出五位年高德劭的长老(panch)的集会(yat)。传统上,集会是要解决个人与村子之间所发生的纷争。尼泊尔的情形是,数世纪来,政府的大权由彼此有亲戚关系的贵族家庭掌握。虽然国王下诏禁止成立政党,然而政党却实际存在,只是暗中运作,许多政党领袖为了避免受到囚禁,只能潜逃到印度。而在潘查耶特系统下,尼泊尔内部有六个政府支持的阶级与职业组织--分别是农民、工人、学生、妇女、退伍军人、大学毕业生。这些组织就是用来取代被禁的政党,并且提供一个阶级或团体可以争取利益的管道--而不是国家的利益。这些组织与团体常受到警告,不得从事政治活动,然而这是许多尼泊尔人唯一的政治管道。

http://lovetibet.ti-da.net/e2438992.html

2008年11月24日星期一

写给被判五年徒刑的龙真旺姆……



图为龙真旺姆。

写给被判五年徒刑的龙真旺姆……

由High Peaks Pure Earth从藏文译成英文(http://www.highpeakspureearth.com/2008/11/letters-to-norzin-wangmo-by-jamyang-kyi.html)。

由台湾悬钩子从英文译成中文。

High Peaks Pure Earth注:在此翻译了两篇加羊吉所写的有关龙真旺姆的文章。第一篇写于2008年6月26日,当时加羊吉尚未得到她的朋友的消息,并且说出这种不知道的痛苦。第二篇则是贴在2008年11月3日(http://www.tibetabc.cn/user1/jamyangkyi/archives/2008/2008113181128.html 这篇贴文已被删除),加羊吉获知她的朋友被判五年徒刑……

最引起兴趣的,是这些故事的人性面,在这里一个女子渴望得知朋友的消息,心里带着紧张与忧伤。加羊吉在博客中与她的朋友谈话的方式,十分动人,而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些故事背后的悲剧:一个年幼而聪明的孩子失去了母亲,而年轻的生命在黑牢里浪费消耗。在图博(西藏)所发生的抗议活动,摧毁了图博许多文化精英的生活。显然,龙真旺姆与加羊吉是好朋友,共享对文学与写作的爱好。似乎龙真旺姆也是个作家,而在关押的期间,她的一篇文章〈政治游戏〉发表在一本杂志《大众艺术》里。

……龙真旺姆被指控的罪名是通过电子邮件与电话,传递有关图博局势的讯息。龙真旺姆是安多(阿坝州黑水县)人,今年三十岁,原在阿坝州红原县司法局工作。


给闪耀的龙真旺姆啦

文/加羊吉
2008年6月26日


亲爱的朋友,

当我从晦暗的监狱走出来时,你一定已被带到另外的类似囚室里了。我向三宝祈祷,并且等着你释放的消息。我的希望一天一天不改,等了两个月了。然而,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我尚未听到你的消息。

想念的心情带给我的只有悲伤。今日下着雨,天空晦暗,我从政府大楼里看向远处的苍翠山丘。去年此时节,我们岂不曾一起带着孩子到山丘上去野餐?那一天,我们一直谈着未来的志向与心中的梦想。你对我说,很高兴认识我。我也一样,甚至可能比你更喜悦。你是我所遇过的少数有尊严又自重的女子。对我来说,那比钻石还要珍贵。我很了解你。从我自己的经验,我假设在过去两个月里,他们已经无止境地在心灵与肉体上折磨了你。

亲爱的朋友,当我想到你所经历的心灵痛苦,我的心裂成了两半。谣言说你被带到了四川省会成都。一直到现在,我们都不敢把你的消息告诉你的儿子。真的,你去了哪里?即使你每天都在我心里,你却未曾入我梦来。

你曾经勤劳地帮我校订的、我所写的关于妇女的书,最后终于出版了。当这本书终于来到西宁时,那一整天我都觉得很悲伤。你和多吉茨仁,就是帮忙我校订这本书的两个人,现在分别关在黑暗的地方。你打了几次电话给我,忧心着这本书出版的延误。这就是你留给我的记忆。你以“政治游戏”为名的文章已经在《大众艺术》(Mang tshogs sgyu rtsal)发表了。

格西啦嘉措(Gosherap Gyatso ),这位你曾经问起的人,几个月前就被逮捕了。他的电话被切断,而我们不知道他的去向。当像你这样的人突然失踪,一个接着另外一个,我什么忙也帮不上,只能无助地活着,并且在心里怀抱着希望。今天我哀痛逾恒,对你的思念更加强烈。


龙真旺姆啦……

文/加羊吉
2008年11月3日


在七个月的囚禁与加诸于你身上的无止境肉体折磨后,我一直希望他们有一天会释放你。而我所怀抱的这个希望,带给我各种形式的痛苦。昨晚我跟你的一个同事见面,而我们谈起是否有任何方法,可以让你获得保释。我当时的寄望很高。

但不幸地,今天(2008年11月3日),大约中午十二点左右,我听说你被判五年徒刑,我也听说,你服刑一段时间后,会被转移到一座内部监狱去关十天,似乎他们不会让你的亲人探望你。你才三十岁,正是人生的黄金岁月,而且对你的儿子的教育来说,在这个阶段,你的忠告与教导是至为重要的。

你,还有许多如同你的英雄,必须与你的父母、亲属分离,独自一人走上这条路,留下你的孩子,他们失去了世界上最重要的亲人。五年是一千八百二十五天,四万三千八百个小时。将你人生的精华岁月消耗于牢狱里的黑墙之内,这是多么悲哀的一件事!即使你可以因你的牺牲与勇气感到自豪,你也知道,在这个名词与勇气之后,就是说不出口的痛苦。这些经验会阻碍你的成长、爱与梦。

唯一安慰我心的事情是,我听说你下定决心面临即将来的考验。最困难的挑战,想必是你必须与你聪明的儿子顿珠多吉分离。如果你们两位同意的话,我真诚地希望将顿珠多吉视为己出,拉扯长大。因为你有勇气为了真理而坐牢,想必你的儿子也不会是寻常的孩子。我一直以来就在心中珍惜像你这样的博弥(藏人)。

来自康区的聪明年轻人,扎瓦丹玉(Tsawa Danyuk),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在博客上发文了。我这些日子一直很注意,也很担心他是否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有人知道任何事的话,我希望他的消息能让其他人知道。

在我心中,我会认为今天是很重要的一天。亲爱而勇敢的人,龙真旺姆,你永远在我心中。我真的一点忙也帮不上,而告别时,也只能流泪。

另外一件事是,我想问你,我是否应该让顿珠多吉知道你被关押的消息。第二,就像我之前谈到的,我希望你儿子能好好地学习博伊(藏文)。而我最终的希望是你无生命之虞,而且能够保持健康。



图为加羊吉的藏文博客上的帖子(http://www.tibetabc.cn/user1/jamyangkyi/archives/2008/2008113181128.html), 已被删除。

布琼索南:来自远方的歌——给唯色



布琼索南①:来自远方的歌——给唯色

傅正明 译

我身陷一间灼热的房间
光芒在天花板闪耀,
一个皮沙发邀我
放松一下脊背,
可我的心在跳动,
奔向村边的小河
扶着皮绳小桥
随风摇荡,
在那布满灰尘的院子里
我被捆在一块石头上,
因为妈妈每天要在地里劳作。

这里的灰色房子盯着我。
列车上的人们
寒颤,躁动,疲倦,孤寂,迷茫,
盼望另一种生活版本。
我的心神奔向
那个蝎子山头旁边的村庄,
那里杨柳沙沙作响,
那里我曾困在一间着火的农家茅房。

此刻我是风中飘浮的
一株蒲公英的绒毛。

你怎么样,我的叛逆?
我看到你也陷在疯狂都市遥远的一角。
在昏黄闪烁的星光下
你的沙发邀你坐下了吗?
抑或是墙上的眼睛
盯着你全身肌肉的每一次抽搐?
我看到你的心流淌开去
奔向你群山之间的家园。
在蓝天下
在敏锐的星星注视之下。

我在远方歌唱
你和我都是格萨尔王的强弓
射发的鸣镝的碎片,
你和我都是雅鲁藏布江
浇灌的麦穗。

每一天打开互联网
我的心都会担忧
你失踪的新闻,
像卓玛加②一样被投进一间牢房
在他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成为书林一景的前夜;
像被带走了不知下落的加羊吉③一样
在她刚刚制作晚间新闻之后;
像那个在黑暗中被捕的说唱艺人④
在他的歌声融入风中之前;
像那个帕廓街的老妇人
跟着消失的是她转动的经轮。

我在远方歌唱
你和我都是密勒日巴煮过荨蔴的
瓦罐的残片;
你和我都是阿尼玛卿神山上
同一株柏树芬芳的落叶。

我在这里流亡,脸上皱纹加深了
树叶纷纷飘落。
你在帝国都市磨砺锋利的笔,
你的每一个词都测量过,
每一次呼吸都检查过,每一步都有人跟着,
可你的笔随着故事起舞,
以另一种语言传到我的耳边。

我在远方歌唱
你我是撒在同一首诗中的词语,
那是更敦群培⑤囚室里写下的绝唱;
你我都是雍日本⑥ 之剑碎裂的残片,
那是穿刺四月之夜的长剑。

有一天
你和我
将在幽暗的拉萨酒馆
吃碗“涂巴”⑦;
你和我将化作
雪狮
漫步在念青唐古拉山头。

译注:

① 布琼索南(Bhuchung D. Sonam):生于西藏,从小随父母流亡印度,曾获印度巴洛达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现在美国波士顿一所大学深造,兼用藏文、英文写作,著有英文诗集《西藏蒲公英》(Dandelions of Tibet)和《二元冲突》(A Conflict of Duality, 2006),编有藏人以英文写作的诗集《流亡的缪斯:西藏流亡诗人选集》(Muses in Exile En Anthology of Exile Tibetan Poets)。

② 卓玛加:原北京大学某研究所研究生,2002年即将获得硕士学位之前,走访西藏各地并撰写《骚动的喜马拉雅山》,次年流亡印度,一年后返回西藏,2005年被捕,以“骚动和颠覆国家罪”判处十年半有期徒刑。《骚动的喜马拉雅山》一书已由国际笔会西藏流亡作家协会出版。

③ 加羊吉:青海电视台藏语编导、西藏歌手、藏语作家,2008年4月1日被青海省安全部门拘押二十多天,后因“证据不足”,以取保候审的名义交付巨额罚金才获释,目前仍就职于青海电视台。2008年夏天,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她的专著《爱与痛的随想》。

④ 可能指青海果洛州著名说唱艺人达贝,在安多民间被称为“果洛达贝”,于2008年4月一度被拘押。

⑤ 更敦群培 (1903-1951) :近代西藏的著名学者、画家、诗人、翻译家,西藏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师。1946年在拉萨以涉嫌“印造伪钞”的罪名被捕,实际原因可能是他在旅行印度期间卷入“西藏革命党”的活动。1950年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后大赦政治犯,更敦群培因此获释。

⑥ 雍日本:五○年代汉藏武装冲突中藏人眼里的康巴勇士,据米克尔·登海姆(Mikel Dunham)的《菩萨勇士》(The Buddha's Warriors)一书,雍日本于1956年4月在理塘寺战死。

⑦ 涂巴:一种西藏传统风味的面条,或称疙瘩面,拌有牦牛肉、白萝卜丝和藏式辣椒。

原文:

A Song from a Distance
(For Woeser)

By Bhuchung D. Sonam

My body is trapped in a heated room.
Light shines from the ceiling.
A leather sofa invites me
To let my spine relax,
But my heart runs
To that river by the village
That bridge made of leather thongs
Rocking with the wind,
That dusty yard where
I was tied to a boulder while mama
Worked in the field everyday.

Here grey houses stare at me.
The people on the train,
Frozen, edgy, tired, lonely, lost,
Wish for other versions of their lives.
My mind runs to
That village by The Scorpion Hill
Where the willow trees whistle,
Where I once set a farmer's hut on fire.

I am now a hair of a dandelion flying with wind.

What about you, my rebel?
I see that you, too, are trapped
In a far corner of a mad city
Under stars shimmering bright yellow –
Does your sofa invite you?
Or is it the eyes on the wall that watch
Every twitch of your muscles?
I see that your heart runs away
To your home in the mountains,
Where under the blue sky
Pointed stars watch.

From a distance I sing:
You and I are the fragments of an arrow
Shot forth from Gesar's bow,
You and I are the ears of barley
Watered by the Yarlung River.

Every day when I open the internet
My heart fears that there will be news
Of your disappearance,
Like Dolma Kyab into a cell
Before his Himalayas on Stir
Could be born to a family of books,
Like Jamyang Kyi taken away unseen
Soon after she produced the evening news,
Like that opera master captured in darkness
Before his songs became one with the wind,
Like that old woman from Barkhor
Who disappeared with her prayer wheel.

From a distance I sing:
You and I are the pieces of a broken pot
In which Milarepa cooked his nettles,
You and I are the leaves of a juniper tree
Fragrant in the hills of Amnye Machen.

Here in exile, my wrinkles deepen.
The leaves fall from the trees.
You will sharpen your pen in that city
Where each of your words is measured,
Each breath checked, each step followed.
But your pen dances with tales
Which come to me in another tongue.

From a distance I sing:
You and I are shattered words in a poem
Gendun Choephel wrote in his cell,
You and I are chipped pieces
Of Yurupon's sword that pierced the April night.

One day
You and I will have
A bowl of thukpa
In that dingy Lhasa hotel
You and I will be
Snow lions roaming
the mountains of Nyenchen Thangla


(原载《自由圣火》11/22/2008)

2008年11月23日星期日

在“法制教育”的背后



图为2008年4月10日,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去拉萨甘丹寺向“法制教育”工作组和驻扎寺院的武警作指示(转自中国西藏信息中心网站)。


在“法制教育”的背后

文/唯色


3月以来,中国当局在藏地各寺院进行多年的“爱国主义教育”换了一个名称,叫“法制教育”。各藏地都编译了五六本藏文教材发放至各寺院,内容是中国的法律法规、3•14事件在当地的反响,等等。由警察和各单位抽调的干部组成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组”进驻寺院。在“法制教育”的名义下,许多僧尼被军警用武力驱逐出寺,剩下的僧尼也须接受严厉整肃。

如从4月10日起,拉萨三大寺都在深夜遭军警突袭,上千名僧人从各自僧舍被抓走,几乎都是来自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等地的学经僧。4月25日,他们被秘密转移至格尔木的某个军队监狱,直至北京奥运结束才遣送各自原籍,从此禁止再回三大寺。一夜之间,上千僧人失去了修行与生活的场所,从世俗的意义上,那是他们的家。

随后,西藏自治区民族宗教委员会党组书记对媒体介绍色拉寺状况:“寺庙的各项宗教活动已经如期举行,佛事活动也已恢复正常,500多僧人的修行及生活也已恢复正常……”事实上,色拉寺僧人并非500多,而是900多,其中一半是从安多、康等地来学经的僧人,这是色拉寺自1419年建寺以来长达五百多年的传统,也是佛教延续两千多年的传统,包括汉传寺院在内的所有僧团组织皆由来自五湖四海的出家人组成。但是,掌管寺院的中共官员称色拉寺僧人500多,显然将安多、康等地的学经僧一概排除,而这些学经僧被武力驱逐的事实,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是罕见的,近代惟有中共统治全藏地之后才频仍发生,尤以文革时代最甚。

从官方的“中国藏学网”上找到一篇文章——《藏传佛教传统的格西学位制度》,说“藏传佛教寺院教育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学经和学位晋升制度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格鲁派各大寺院的僧人来源非常广泛,不分民族以至国籍,凡愿入寺为僧者,按规定程序审查合格后,均按籍贯归入某一固定康村为僧。”这表明,寺院的僧团组织从不囿于某个地域的传统,当局并非不知。而当年的“旧西藏”,在拉萨三大寺学习和修行的僧侣,除了主体是藏人,还接纳的有蒙古人、日本人、印度人、中国人等等。当局不遗余力地批判“旧西藏”,但它领导的“新西藏”却将佛教传统支离破碎。

据原在哲蚌寺和色拉寺学经的僧人透露,实际上,当局驱逐外地学经僧的计划由来已久,但因寺院不从,迟迟未成。而寺院敢于抵制,也是从寺院本身考虑。被当局划在编制之内的僧人都不是外地学经僧,享有寺院发放的布施,在学习和修行上反倒是没有寺院布施也没有亲属就近支持的外地学经僧更为精进,更有成就。如果赶走他们,三大寺就只剩下虚名了。然而当局并无珍视传统的考量,年初伊始,驱逐学经僧的大棒终于落到僧侣们的头上。3月10日起,拉萨三大寺接连爆发成千僧侣请愿游行,实则与此有关。可笑的是,当局却以“法制教育”的借口来掩盖错误。需要补充的是,中国内地的汉传寺院依然允许外地僧人求学,继续保持汉传中“挂单”、“安单”的传统,如此区别对待,是否说明“法制教育”的背后,乃是针对藏传佛教而展开的有步骤、很全面的围剿行动?

2008-9-17,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2008年11月22日星期六

一位色拉寺僧人写给中国主席胡锦涛的一封信



图为4月25日以后,拉萨三大寺(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675名僧人被火车押送到格尔木的某个军队监狱,强制接受“法制教育”达数月。这是监狱给拘押僧人发放的藏汉文对照的“学员行为规范”。


一位色拉寺僧人写给中国主席胡锦涛的一封信

苦难中,呼吁关注西藏的一份请求书——致胡锦涛主席及有关领导



尊敬的胡锦涛主席:

我是西藏传统教育最高学府之一、闻名于世的雪域古刹——色拉寺的一名普通的出家僧人。我想在此陈述我在西藏许多寺院所耳闻目睹的情况以及亲身经历。作为一位公民,我有权向政府诉说自己的看法,有权向关怀民众疾苦的阁下表达我们的心声。

我主要想说的是:“3•14”事件的发生,难道是我们的责任吗?

自今年3月以来,以拉萨为主的大多数藏地掀起接二连三的抗议游行,包括抗议者在内的很多人由此陷入困境,经济损失严重,也有人员伤亡。在藏地发生如此大规模的抗议事件,民心如此不安的原因何在?中央政府简单地把一切责任推到达赖喇嘛头上,断定这次抗议事件“是由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煽动,境内外‘藏独’分裂势力相互勾结制造的”,这实际上是强词夺理,许多汉族知识分子及海外有识之士都谴责了这一行径。即便有极少数“分裂分子”不顾全体藏人的利益闹事,可为什么在祖国大家庭中,享受“翻天覆地”变化的广大藏族人民,会自觉自愿地加入到旨在和平情愿的抗议游行当中呢?如果认为“3•14”事件是在达赖喇嘛的教唆下,由拉萨三大寺(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僧众发起,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所经历的是:政府对藏人恐怖施威,逼迫僧人破除戒律,亵渎我们神圣的宗教。事实上,这次和平抗议游行是我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选择的抗争,是一种向往自由的呐喊!在各寺院长年累月修持佛法的长者,尤其是年轻僧众们,认为跟以往发生的抗议事件大同小异,其主要有如下原因:

(一)、侮辱僧学,强行从寺院驱逐僧人。

身为出家僧人,研读佛理、实践佛教中的利他思想,是其一生刻苦追求的最终目标,也是藏传佛教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所传承下来的宝贵财富。回顾过去的历史,我们一如既往地认为传承西藏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是藏传佛教各寺院,其中包括位于拉萨地区的三大寺。人们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到这些名刹古寺接受古老的智慧,教化求善的人性。可是,政府却罔顾求法者的虔诚信仰与求知欲望,非常武断地把僧侣人数统统限定在他们认为可以容易“管理”的数字之内;并且以种种借口,强行驱逐在寺院多年的僧人,责令他们不得在寺院继续求学,使得这些远道而来的僧人,只能在半途放弃学业,不得不返回各自原籍。类似这样的情况,在拉萨的三大寺,在康地的喇荣五明佛学院,在安多的阿坝格尔登等寺院,一直以来不断地反复上演着。政府派遣派出所警察和其他工作人员,不定期地对寺院所有僧舍进行突击检查,任意搜查僧人的行李,随意踩踏佛像、佛经以及其他佛教圣物,不尊重任何佛事供具以及僧人的袈裟法器等。

(二)、挑拨师徒关系,强迫与上师对峙。

在寺院中开展的诸多运动中, 最突出的是“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本来对于一个国家的公民和宗教信仰者来说,爱自己的祖国和信自己的宗教,是作为公民与信徒的基本准则。而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其主要内容是胁迫僧人批判和侮辱自己的上师——达赖喇嘛。公民的宗教信仰权得不到保障,政府不但毫不理会,而且有意强制僧人批判民众敬仰的宗教人士,玷污神圣的佛教思想,由此招来僧人对政府的不满。多数僧人因拒绝政府的无理要求,誓死捍卫自己的信仰,或被强行驱逐出寺院,或遭到拘押。这种恣意破坏宗教信仰,故意扰乱僧人正常修学的行为,在藏地寺院与信教民众中引起极大反感,造成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政府批判达赖喇嘛,为何会激起藏地信教民众如此强烈的不满呢?这是因为达赖喇嘛在信教藏人心目中的地位是无法取代的。在藏传佛教的传统理念中,达赖喇嘛被认为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之化身,为拯救五浊横流的世人,尤其为保护在黑暗中挣扎的西藏人,他不断地乘愿转世,用佛的智慧和利他慈悲的爱心普度众生,为众生指明解脱痛苦的道路,所以达赖喇嘛在西藏人的心目中,是尊贵无上的如意之宝。在广大藏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当你拥有如意之宝,你所面临的一切困难,将会迎刃而解。达赖喇嘛对我们西藏人来说,就是这样的如意之宝。可是,政府为什么要这么顽固地强迫我们与达赖喇嘛作对并强求我们与他划清界限呢?政府为什么竟如此蛮横地剥夺我们千年流传下来的宗教信仰自由呢?政府为什么竟如此阻碍我们传承祖先留下的伟大文明呢?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三)、三大寺的历史渊源。

作为藏传佛教和西藏传统文化中心的西藏寺院教育,至少经历了14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且曲折的岁月中,西藏的寺院弘扬并保存了人类文明中的奇珍异宝——佛教。公元14世纪,诞生于安多地区、后赴卫藏深造的佛教改革者——伟大的宗喀巴大师,在拉萨建立甘丹寺。在他的影响下,以佛教寺院为中心,理论结合实践即显密双修的修学风气,传遍整个藏地。宗喀巴大师将佛教的价值理念,融合于世人的日常思想行为之中,让人们了解到,如何去敬重为自己传教授业的恩师,推崇智慧与真理的普世价值;更让人们敬仰的是,他以佛陀的语录和古印度先哲所著的经典为根据,并以自己的无碍辩才与智慧,开创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先河。在宗喀巴大师及其弟子的努力下,旨在传播西藏传统宗教文化的三大寺院,在拉萨附近相继建立起来。

这些寺院的建立,对藏传佛教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贡献,其影响力辐射到蒙古、满洲等藏地以外的很多地区。曾在拉萨哲蚌寺求学的安多僧人阿旺尊珠在安多创建名闻遐迩的拉卜楞寺(位于现甘肃省夏河县境内);同样,曾在哲蚌寺求学的格尔登仁波切,在今天的四川省阿坝县境内建立格尔登寺;曾在甘丹寺求学的第一世夏•格丹嘉措,在今天的青海省同仁县境内建立隆务大寺。总之,在藏人聚居的安多、卫藏、康这三大区域中的格鲁派所有名寺,以及所有的德高圣僧和贤明智者,几乎都与拉萨三大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而在三大寺的求法者当中,除了信奉格鲁派的僧众之外,还有萨迦派、噶举派、宁玛派、觉囊派以及古老的雍仲苯波教的信徒。

(四)、要实行名副其实的宗教自由政策。

然而,政府罔顾藏传佛教的悠久传统,忽略广大信徒的精神追求,严格控制寺院僧人,对一心求法学佛的僧人尤加管制,强行驱逐外来的学经僧人,这都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名存实亡的有力证据。

在“3•14”事件期间,全副武装的军队密不透风地包围拉萨三大寺,并且破门进屋,大肆查抄僧人们的私人物件,搜走达赖喇嘛的所有法像,拿走僧人们使用的移动电话和电脑,甚至连现钞也统统被没收。据悉在其他藏地,军警们还把达赖喇嘛法像扔在地上踩踏,或与垃圾一起烧毁。更令人发指的是,无端制造谣言,说有些僧人身藏菜刀作为武器,而制造谣言的目的,是为了诬陷僧人是“恐怖分子”,然后作为严厉打击的借口。

拉萨三大寺的多数僧人都被抓捕、殴打并被拘押长达五、六个月,有些僧人甚至连靴子、袈裟都来不及穿上,就被扣上手铐带走。在被非法拘押期间,许多僧人并没指责政府,也没有为自己鸣冤叫屈,而是通过正当途径,请求相关领导,释放他们返回原先的寺院继续闻思修佛法。可是,一次次的请愿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应验了藏人的谚语:“藏人毁于希望,汉人毁于多疑”。在被拘押五、六个月后,才被押送到各地派出所,由其“认领”,强迫僧人们返回原籍俗家,并被严厉警告从此不准返回原先求学的寺院。许多僧人在历经不幸之后,成为无家无寺的颠沛流离者。目前,这些无依无靠的僧人,在巨大的胁迫和痛苦中,正荒度着人生最艰难的生涯。

(五)、不能非法破坏和毁灭藏传佛教。

当今是知识信息发达的时代,政府本可以为在寺院求学的僧人提供佛学以及现代知识的教育,而不是让他们从时空上受到封闭式的管制,然而,政府制定的政策却限制了寺院的发展,如:

1、计划生育政策给地广物博且资源丰富但人烟稀少的西藏,带来的不但是人口上的危机,更限制了寺院僧团的数量。

2、政府制定的未满18岁不许出家为僧的法规,也限制了僧团的数量,更影响了僧团的质量。

3、对规模宏大且有良好学习环境的大寺院,政府严加控制僧人的入学率,这给有强烈求知欲的僧人无异当头一棒,失去千载难逢的修学良机。

而政府把宗教信仰自由,仅仅理解为信徒可以手持念珠在转经路上磕头,或者善男信女可以在山顶水畔挂经幡、撒“隆达”等,甚至把这些表面现象解释成中国正在执行真正的宗教自由政策(见政府制作的《从历史上看西藏》影片中);把这些表面现象当作宗教信仰自由的证明到处宣传,这其实对国家、民族和宗教事业的发展毫无益处。

僧人在年纪幼小时被拒绝进入寺院接受正统佛学的基础教育,到成年后,即便允许入寺学习,学习的最佳年龄已逝去,所以很多僧人虽在18岁之后被允许入寺,苦学多年,但在佛教学业上的长进并不大,其结果是,佛教事业的未来之路越来越窄,传承佛教慧命已危在旦夕。而政府经常对外宣称,拨款维修了某某寺院的佛殿,举办了“拉让巴格西”学位的考试等等,而可以考取格西的资格,竟然首要是“政治过关”,并不是佛学有成。因此,实际上,这些都是非常表面化的与真正的佛教修学全然无关的“面子工程”。

与“文革”前的三大寺比较,僧人数量实则骤减十倍。如色拉寺在“文革”前有9900名僧人,现在只剩850多人;哲蚌寺以前有10000名僧人,现在只剩1400人;甘丹寺从前有5400名僧人,现在只剩400人。至于目前,三大寺因为许多学经僧遭到驱逐,剩下的僧人更少。按政府的统计,现在西藏自治区僧尼人数为74500名,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有1700余座,可是,真正有机会修习佛法、学习佛教理论的僧人,其实只占所有僧人的百分之十。若不懂得佛法及佛教理论,怎能继承和弘扬藏传佛教呢?而不尊重宗教信仰权益的社会,又如何能够把“和谐社会”的理念普及到雪域高原呢?

(六)、藏传佛教寺院不是文物保护单位或旅游观光胜地。

政府投资大量资金修缮寺院,确是一件鼓舞人心的好事,但是政府更需要加强寺院教育事业的力度,让传统悠久的佛教文化发扬广大,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展示党的宗教自由政策之光芒,得到广大藏族人民的衷心拥戴。然而,如果将藏传佛教寺院,仅仅当成一个文物保护单位,这就过分简化了佛教寺院作为文化中心的功能。若是这样,现存的所有寺院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因为违背了当初创建寺院的目的和需要。

每一座寺院创建的目的,在于传播佛教文化的精髓。西藏佛教寺院的形成,是藏族先哲们融会贯通佛陀智慧的奥义,以及通达古印度哲人们的思辨之后,结合藏地独特的历史环境和人文景观,逐渐在雪域高原形成了传播大乘佛教“智慧与慈悲”理念的寺院体系。传播奥妙深意的佛教原理,通过对佛法的闻思修,为芸芸众生指明离苦得乐的根本。当然,转绕佛塔,磕头礼拜,进香供养,朝礼圣地,挂经幡,瞻仰大德遗容,以及修建寺院、雕凿佛像和绘画唐卡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能够消除我们的业障,积累一些世俗的功德,但是佛教的慧命必须通过经院哲学的系统教育,必须通过切切实实的闻思修,才能最后证悟佛法。因此,如果把佛教寺院当作文物保护单位或旅游观光胜地,那么寺院的作用就消失了,还不如由政府投资修建一些陈列文物的博物馆更合适。

(七)、歪曲真相和分裂民族的罪魁祸首不是我们。

在关于“3•14”事件的宣传中,常常可以看到几个身披袈裟的“僧人”在拉萨街头“打砸抢烧”的镜头。这些精心拍摄的镜头,在国内外的新闻媒体中反复播出,给世人制造西藏僧人在拉萨街头“打砸抢烧”的效果,留下了抹之不去的遗憾和阴影。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3月10日至12日,拉萨三大寺的僧众以和平方式请愿游行,遭到全副武装的军警围攻。这也是我的亲身经历,我们手无寸铁,却被军警发射催泪弹,并用武器野蛮殴打,而这些可怕的镜头,从未在新闻媒体中出现过。反而,我们为消除催泪弹的毒气,往自己身上浇水,被诬陷成僧人向军人身上泼水。媒体还伪造个别僧人手里拿着石头的照片,作为西藏僧人暴乱的证据大肆传播。这种不顾事实的歪曲报道,说明政府部门的有些官员,习惯弄虚作假,这是他们心胸狭窄、推卸责任的表现,实在让人恶心。

我们希望并相信历史能够澄清所有的事实。现在,听说在中国内地很多城市里,看到身穿袈裟或藏服的人,会报以异样的目光,甚至很多宾馆饭店拒绝给投宿藏人登记。那些利用媒体的传播来歪曲事实、肆意破坏民族感情的人,虽然平常总是巧舌如簧地宣传“民族团结、祖国统一”,但在民心不稳的紧要关头,却故意挑拨民族之间的矛盾,他们如此所为,居心何在?

(八)、人民期盼的不是政府的口头承诺,而是实际行动。

目前,中国政府对各个宗教提出新的要求,即宗教必须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这个观点很好,有助于社会的和平发展。但是任何一种理论及观点,一旦脱离了社会实际,不能直接服务民众的时候,其意义便化为乌有。宗教也是从社会发展中产生,从历史进程中演变过来的,所以,宗教事业随着社会同步发展是其本身长盛不衰的保证,归根到底与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然而如果不培育德行崇高的佛教人士,如果不给予名副其实的宗教自由,却空口高喊“宗教要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根本解决不了实际中存在的许多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央政府及相关领导的明智决策。为此,我们在令人寒心的旷野中,急切盼望中央政府实事求是的政策的光辉,普照到我们生活的土地上。

最后,我祈祷:祝愿国泰民安!祝愿各族人民团结友好!祝愿自由的阳光照耀中华大地!

扎西德勒!

色拉寺僧人 更敦巴(化名)

2008年10月7日,于被逐出色拉寺的颠沛流离中写。


(注:信的原件是藏文,见藏文网站Khabdha。信已译成英文,见http://www.highpeakspureearth.com/2008/10/sera-monks-petition-to-hu-jintao.html。中文译者佚名。)


这是格尔木军队监狱给拘押僧人发放的藏文的“学员行为规范”。





这几位僧人是色拉寺的学经僧,3月10日,因在大昭寺广场前和平请愿而被捕,至今仍在拉萨狱中。当天有色拉寺抗议僧人14名,全部被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