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关于我的脸书停用事件：Facebook, what's going on?

                                                             唯色发推报告脸书、专页被停用。（唯色提供）

关于我的脸书停用事件：Facebook, what's going on?

唯色

9月24日发生的一件事，我认为不是一件仅与个人相关的私事，而是一个值得关注与研究的社会事件及案例，在社群网络对社会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力的今天。我指的是我使用了长达十二年的Facebook，使用了七个多月的公共主页，以及相当于脸书私信的Messenger，在这天突然被停用了。

                                   （我的脸书页面。）

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警示的情况下，我被凌空一脚踢出了一个虚拟世界，而这个名为Facebook的虚拟世界，正如维基百科介绍的，“是源于美国的社群网络服务及社会化媒体网站。……致力于向人们提供分享平台，让世界更开放，联络更紧密。”顺便问一句，“让世界更开放”的原则是什么？难道不是言论自由的精神吗？

但当我发现我的脸书、主页、Messenger全都不能使用时，并没有太惊讶。或者说，远不如六年前看到我脸书上的一个帖子被删更惊讶。可见那时候在墙外（所谓的“墙”指的是中国网络防火墙）的言论表达空间有多大，以致于连一个帖子被删都难以接受，并会感慨：“第一次遇到删帖的事！没想到脸书也有小秘书了！”（所谓的“小秘书”是中国网络流行语，对新浪微博审查员的戏称）。

被删的帖子是转发2014年12月23日西藏僧人格绒益西在今四川省甘孜州道孚县派出所前自焚牺牲的报道，包括视频和文字。藏人以自焚的方式表达决绝的政治抗议在这些年燃烧于图伯特许多地方，以及流亡藏人栖息的印度、尼泊尔等国，迄今已达165人，惨烈至极。而相关消息不但严禁出现于中国所有媒体，披露、转发与流传也被严禁，否则会遭严惩。也因此，正如我在《我被脸书公司删除的帖子是什么？》一文中写：“我的脸书遭删帖迅速成为事件。……这一事件已不只是关涉西藏问题、商业行为、政治立场、网络技术，尤其是言论自由与审查等等话题，显然更为重要。”

然而六年后的今天，却不是删个帖子这么简单了。当时删帖还会发个通知，注明具体的删除理由。如今却是突然停用你的脸书（或者说，你以为是属于你自己的脸书），如同将你一把推出门外。这么一想，我不禁难过起来。毕竟我用脸书十二年了，发布的帖子不计其数，基本都是有关西藏的内容，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就这样化为乌有？

或许我应把两个多月前，我的脸书一度被暂停看作是警告。是在尊者达赖喇嘛85岁寿诞日（7月6日）被停用的。脸书的通知给出了暂停时间，并称“你发布的内容多次违反我们的社群守则”，却没有说明具体是哪些内容违规。我有各种猜测，也尝试联系Facebook了解原因，但没有收到回复。好吧，我这样想，只是暂停三天，那就忍忍吧。

而这次我同样按照程序向Facebook的“帮助中心”询问停用的原因，显示的官方说明是：“我们收到第三方举报，声称你发布的内容侵犯或以其他方式侵害了他们的某些权利”，“在收到Facebook发出的一次或多次警告后，依旧反复出现侵害权利或违反规定的行为”。

可是我清楚地记得，在被停用前我最后发布的帖子是分享了他人脸书上发布的著名音乐人Pati Smith与众人合作的音乐视频，以及尊者达赖喇嘛最近的网络直播视频。难道这样的分享意味着“侵犯……侵害他们的某些权利”吗？举报我的“第三方”是谁呢？而且，我并没有收到过Facebook发出的警告，除非是把尊者寿诞日的暂停算作警告。

在几次尝试联系Facebook，并用表单提交了申诉，发送了我的身份证照片都无果之后，我只好将我的脸书被停用的消息发在了推特上。我还专门致推Facebook，希望“给出明确的、真实的理由。而不是借关闭虚假账号来对言论进行封杀。我使用FB账号十二年，可以说我是中国境内关于真实西藏的极其稀少甚至可能是唯一的声音。我发声也是鼓足勇气，冒着风险，却被声称捍卫自由言论的脸书公司封杀，太讽刺。”

我还告知了我的朋友、香港作家薯伯伯，他在Facebook有相当多的关注者，他的声音或可能被Facebook注意到。薯伯伯旋即在他的脸书上发帖声援，其中写：“唯色在脸书经常提及西藏实况，要求大众关注西藏及藏人处境，现在不知是什么人或网军发动举报，脸书公司又居然全面配合，封锁唯色的Facebook封号，是什么道理？把墙内最重要的藏人声音封锁，打压墙内异见者的声音，又是否合乎Facebook的政策？”

推特上的反响也很大。如：“连温和如你都容不下，还围追堵截到海外。”“太不尊重人了，那么多年的心血！”“大量恶意检举，的确会导致被封锁，这类状况此前在台湾、香港也都出現过。”还有一些是技术指导性的回复，不过我既不懂也不会那样的技术操作。

推特上还对Facebook这种社群媒体进行了思考和讨论。正如艾未未对我说：“不封你就不对了，西方资本社会的虚伪是彻头彻尾的。”美国艺术家Ian Boyden对我说：“脸书实际上是独裁者的工具。这是非常危险的。”他发推说：“如果言论自由的平台不是中立的，那么言论自由就会遭到严重的破坏。Facebook的情况说明言论自由已被侵蚀。”之后他发布了删除他的脸书账号的声明。他的朋友评论：“Facebook正在摧毁民主……我们实际上都面临着唯色的危险。”

一些英文推文的讨论是深刻的。关于网络审查，关于独裁者压制政治异见人士的声音对国际商业公司的影响。等等。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CT)、自由西藏学生运动（SFT）等在推特上致推Facebook，：“Facebook, what's going on?”询问关闭我的脸书是怎么回事。自由亚洲藏语媒体、西藏之声、香港立场新闻以及藏人文化网站High Peaks Pure Earth（高峰净土）等，对我的脸书停用事件做了报道、转载和翻译。还有更多的权利与公正的捍卫人士也予以了关注。

应该是在激起了众多的关注与反响之后，Facebook方面终于有了回应。有意思的是，却是在薯伯伯的脸书上以留言的方式来表示的。是Facebook香港、台湾、蒙古公共政策总监。声称“实际上是和知识产权内容有关，……和所谓政治审查无关。”当薯伯伯代我问他能否说明究竟是违反了什么内容的知识产权，他回复：“因为隐私原因，我们不方便披露具体什么内容或者谁检举……她的账户应该会被恢复……但是如果屡次违反社群守则，以后还是可能会被封。”薯伯伯反驳：“Facebook的审查机制没有完全公开，而您所说的情况也跟唯色的遭遇不同，外界很难判断到底是纯粹的‘违反社区规定’，还是其他原因，包括政治审查。”

然而27日，我发现我的instagram也受限，不能点赞和评论。通知显示“我们对特定活动进行限制以保护我们的社群”。可是我搞了什么样的“特定活动”？难道我为自己的脸书突然被停用而发声属于“特定活动”？难道我这样的发声会对“我们的社群”造成破坏？instagram被Facebook公司收购，已是属于Facebook公司的企业。我不禁感慨：这个虚拟世界怎么像一个专制帝国？魔幻现实主义在声称有言论自由的墙外虚拟世界频频发生，太荒诞了！当然，我继续在推特上公布了instagram的状况。

之后，那位Facebook香港、台湾、蒙古公共政策总监再次出现。他让薯伯伯通知我：“唯色的账户和page都恢复了，我們也发了邮件给她，也可以帮我转给她，确保她明白以后如果再有违反，不一定可以恢复。”虚拟世界风云变幻。我除了公开化，即发布于推特这另一个虚拟世界，别无他法。于是就有学者曾金燕发问：“‘再有违反’什么？很想知道FB如何给出说法……”是的，这位管理人员的语气颇有审查者的味道，他的警告就像套了一个紧箍咒，让我想起多年前我在新浪微博上的账号屡屡被关闭最后只好放弃的经历。

而这也就是说，在被禁用4天后，我的脸书账号和公共专页恢复了，messenger也恢复了，对我的Instagram 的限制也取消了。当我重又返回仿佛阔别已久的脸书和专页，就像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我是不是要感谢Facebook公司和那位总监呢？一位朋友向我表示祝贺，说“真好！看来我可能是无期了！前天试着又登录，提示可以下载我的全部资料。就是没有申诉的门道，对它是基本无语了！”我回复：“单凭个人一己之力，FB绝对是会忽略的。”其实我的“死而复生”并不能代表绝大多数。

因自我删除脸书账号而获得某种个人自由的Ian Boyden问我：“你为什么还要继续使用？”这是一个好问题，也是一个类似两难的问题，我多少有点尴尬地回答：“我和在香港的薯伯伯也讨论过。他说：对于我们这样日渐失去自由的人，任何发声的平台或可以是‘草船借箭’的目的。”当然，这样的想法很可能是天真的。几天前观看的Netflix纪录片《智能社会：进退两难》（The Social Dilemma, 2020），正是揭露了包括Facebook等社群媒体日益膨胀的，几乎难以控制的如同巨兽的吞噬魔性。而当这头巨魔与极权密切合作时这个世界会怎样，谁也无法预料，除了灾难本身。

2020/9/30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ws-09292020141929.html）

立場新聞：西藏詩人茨仁唯色 Facebook 突遭停用/ Pazu 薯伯伯

西藏著名詩人及作家茨仁唯色的 Facebook 專頁及個人檔案，忽然被停用，聲稱是「第三方舉報」。 

唯色在臉書經常提及西藏實況，要求大眾關注西藏及藏人處境，現在不知是甚麼人或網軍發動舉報，臉書公司又居然全面配合，封鎖唯色的 Facebook 封號，是甚麼道理？ 

把牆內最重要的藏人聲音封鎖，打壓牆內異見者的聲音，又是否合乎Facebook 的政策？ 

其實 Facebook 封禁唯色已不是首次，多年前唯色提到藏人自焚的消息，臉書就刪除過她的帖子。在 2020年尊者達賴喇嘛壽辰之時，亦忽然封閉她的帖子。 

 在此代問，如何可以直接跟 Facebook 聯絡，先要求解凍戶口？ 

唯色的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tsering.woeser 

https://www.facebook.com/woeser1959

 (轉自：立场新闻2020/9/24)

刘晓波：“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

他已向死而生！（刘霞拍摄）

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 

刘晓波（2009年12月23日） 

在我已过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转折时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七七级），从学士到硕士再到博士，我的读书生涯是一帆风顺，毕业后留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在讲台上，我是一名颇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同时，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过引起轰动的文章与著作，经常受邀去各地演讲，还应欧美国家之邀出国做访问学者。我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无论做人还是为文，都要活得诚实、负责、有尊严。那之后，因从美国回来参加八九运动，我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投入监狱，也失去了我酷爱的讲台，再也不能在国内发表文章和演讲。仅仅因为发表不同政见和参加和平民主运动，一名教师就失去了讲台，一个作家就失去了发表的权利，一位公共知识人就失去公开演讲的机会，这，无论之于我个人还是之于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的中国，都是一种悲哀。

想起来，六•四后我最富有戏剧性的经历，居然都与法庭相关；我两次面对公众讲话的机会都是北京市中级法院的开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现在。虽然两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实质基本相同，皆是因言获罪。

二十年过去了，六•四冤魂还未瞑目，被六•四情结引向持不同政见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监狱之后，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国公开发言的权利，而只能通过境外媒体发言，并因此而被长年监控，被监视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劳动教养（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现在又再次被政权的敌人意识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对这个剥夺我自由的政权说，我坚守着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绝食宣言》中所表达的信念——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警察，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虽然我无法接受你们的监控、逮捕、起诉和判决，但我尊重你的职业与人格，包括现在代表控方起诉我的张荣革和潘雪晴两位检察官。在12月3日两位对我的询问中，我能感到你们的尊重和诚意。

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众所周知，是改革开放带来了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在我看来，改革开放始于放弃毛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执政方针。转而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放弃“斗争哲学”的过程也是逐步淡化敌人意识、消除仇恨心理的过程，是一个挤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过程。正是这一进程，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国内外环境，为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为不同利益不同价值的和平共处提供了柔软的人性土壤，从而为国人的创造力之迸发和爱心之恢复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励。可以说，对外放弃“反帝反修”，对内放弃“阶级斗争”，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持续至今的基本前提。经济走向市场，文化趋于多元，秩序逐渐法治，皆受益于“敌人意识”的淡化。即使在进步最为缓慢的政治领域，敌人意识的淡化也让政权对社会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扩大的包容性，对不同政见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对八九运动的定性也由“动暴乱”改为“政治风波”。敌人意识的淡化让政权逐步接受了人权的普世性，1998年，中国政府向世界做出签署联合国的两大国际人权公约的承诺，标志着中国对普世人权标准的承认；2004年，全国人大修宪首次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标志着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与此同时，现政权又提出“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标志着中共执政理念的进步。

这些宏观方面的进步，也能从我被捕以来的亲身经历中感受到。

尽管我坚持认为自己无罪，对我的指控是违宪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经历了两个关押地点、四位预审警官、三位检察官、二位法官，他们的办案，没有不尊重，没有超时，没有逼供。他们的态度平和、理性，且时时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从监视居住处转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简称“北看”。在北看的半年时间里，我看到了监管上的进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桥）呆过，与十几年前半步桥时的北看相比，现在的北看，在硬件设施和软件管理上都有了极大的改善。特别是北看首创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员的权利和人格的基础上，将柔性化的管理落实到管教们的一言一行中，体现在“温馨广播”、“悔悟”杂志、饭前音乐、起床睡觉的音乐中，这种管理，让在押人员感到了尊严与温暖，激发了他们维持监室秩序和反对牢头狱霸的自觉性，不但为在押人员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环境，也极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员的诉讼环境和心态，我与主管我所在监室的刘峥管教有着近距离的接触，他对在押人员的尊重和关心，体现在管理的每个细节中，渗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让人感到温暖。结识这位真诚、正直、负责、善心的刘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运吧。

政治基于这样的信念和亲历，我坚信中国的政治进步不会停止，我对未来自由中国的降临充满乐观的期待，因为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拦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国终将变成人权至上的法治国。我也期待这样的进步能体现在此案的审理中，期待合议庭的公正裁决——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裁决。

如果让我说出这二十年来最幸运的经历，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刘霞的无私的爱。今天，我妻子无法到庭旁听，但我还是要对你说，亲爱的，我坚信你对我的爱将一如既往。这么多年来，在我的无自由的生活中，我们的爱饱含着外在环境所强加的苦涩，但回味起来依然无穷。我在有形的监狱中服刑，你在无形的心狱中等待，你的爱，就是超越高墙、穿透铁窗的阳光，扶摸我的每寸皮肤，温暖我的每个细胞，让我始终保有内心的平和、坦荡与明亮，让狱中的每分钟都充满意义。而我对你的爱，充满了负疚和歉意，有时沉重得让我脚步蹒跚。我是荒野中的顽石，任由狂风暴雨的抽打，冷得让人不敢触碰。但我的爱是坚硬的、锋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碍。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会用灰烬拥抱你。

亲爱的，有你的爱，我就会坦然面对即将到来的审判，无悔于自己的选择，乐观地期待着明天。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决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

表达自由，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

为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之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

谢谢各位！

刘晓波（2009年12月23日）

（刘晓波一审时不被允许在庭上读出的最后陈述，刘晓波妻子刘霞授权自由亚洲电台首发：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lxb-01202010124642.html/ampRFA）

唯色：略述涉藏译著及个人写作被审查

拍摄于拉萨帕廓街，被“化妆”的藏式摄像头。

略述涉藏译著及个人写作被审查

文/唯色

有位朋友来信问我外国书籍在中国译成中文出版时有无受到审查，我便列举了涉藏译著被审查甚至被篡改才能出版的几个例子。

比如美国藏学家Melvyn Goldstein著述的《现代西藏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崩逝》(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中译本名为《喇嘛王国的覆灭》，中国藏学官员杜永彬译，1993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之后再版。据通晓英文的读者将中译本与原著比较后发现，该中译本充斥篡改性质的翻译，而这种有意识的错误实质上“是政治对学术翻译的入侵t”，是中国官方译者利用国际藏学家的学术声誉误导、欺骗中文读者，并非严肃的、真正的学术翻译。

据悉，藏学家Melvyn Goldstein 知道他的藏学著作在译成中文时遭严格审查，也知道中国官方译者对他的藏学著作进行了篡改性质的翻译，但并未反对，而是默许了这一违背学术理念的行为，或有可能是希望获得更多读者。

又比如，1944年-1951年在西藏生活过的奥地利登山家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因著《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闻名世界。这本书被译为三十多种文字，仅汉文译本就有两种：一是1986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藏奇遇》，译者袁士朴，曾任济南大学外办主任；一是1997年台湾大块文化出版的《西藏七年与少年达赖》，译者刁筱华，台湾人，曾在美国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英美文学研究所做研究。

我曾将中国译本与台湾译本其中内容相符的两页做过对照，发现出入很大，中国译本有添油加醋的，也有故意删减的，甚至到了妄为的地步。之所以如此有意识、大幅度地篡改，显然是为了借Heinrich Harrer之口，来妖魔化西藏文化与西藏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并给中文读者制造出连这样一位与西藏密切的西方人都对西藏抱有鄙夷的印象。而据通晓德文或英文的朋友阅读台湾译本，认为翻译如实。

另外还发现，近年来的中译本，由于中国译者所受西方教育，使得翻译中这类有意识的修改变得巧妙，若非中英文水平都不错，难以察觉。比如，有关长期旅行东部藏区的美国人类学家约瑟夫·洛克（Joseph F.Rock）的传记《In China's border provinces : the turbulent career of Joseph Rock, botanist-explorer》，中译本名为《苦行孤旅》，201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译者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李若虹博士。我读这本中译本多处读得生疑，我的意思是，译者似乎在翻译中有修改和增删，从中可以察觉到某种主流立场，或者说，使用的是我们所熟悉的、在今日中国被审查之后的那种语言规则。后来我与一位通晓英文的网友同时阅读，这位网友的确在中译本中多处发现问题，我们当时在推特上有过讨论。

事实上，不仅是涉藏的外国书籍在中国翻译、出版时有这样的遭遇，其他与政治、哲学、历史等相关书籍皆如此，这已是公开的事实。在极权制度下，所有的精神生活都会遭到奥威尔式的严格审查，“老大哥”的眼睛无处不在。

说起言论审查，同样是写作者却可能从未遭遇过如此审查的身在民主社会的朋友让我谈谈自己的经验，于是我做了简单的回顾。

作为生活在极权制度下的作家，在写作上所遭遇的审查，事实上从一开始即存在。不过我之前以写诗为主，诗歌的隐晦与含蓄，往往成了诗歌得以问世的护身符。但当我开始转向非虚构类的写作，即使写的是文学性散文，却因以历史和现实为题材，很快遭到惩罚。

2003年，我的散文集《西藏笔记》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一方面受到读者欢迎，很快再版，一方面引起了当局注意。首先是中共统战部认为该书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西藏的意识形态负责人随即要求就《西藏笔记》一书进行审查，同时禁止在西藏销售《西藏笔记》一书，随后又要求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全面查禁《西藏笔记》。

2004年，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副署长石峰在出版工作会议上对《西藏笔记》进行了重点指责，称该书“存在赞美十四世达赖喇嘛、十七世噶玛巴，崇信和宣扬宗教等严重的政治立场、观点错误。有些篇什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进入某种政治误区。例如，《尼玛次仁》、《丹增和他的儿子》等篇什，前者描写著名的宗教人士尼玛次仁在国际会议上与达赖支持者相遇的那种困惑，反映出作者对达赖分裂祖国、鼓吹西藏独立的本质认识模糊的观念；后者则流露出对当年平叛斗争有某种误解。”

我当时所在的单位——西藏自治区文联，则对《西藏笔记》做了这样的结论：“夸大和美化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在个别文章中流露出对达赖的崇信和敬仰，甚至有的内容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不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观点和言论；有的内容对西藏改革开放几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视而不见，过多沉湎于对道听途说的旧西藏的怀恋，出现了错误的价值判断，背离了正确的政治原则，丧失了一名当代作家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建设先进文化所应承担的政治责任。”

由于我拒绝承认这些“错误”，在这本书出版、被禁一年后，被开除职务，被没收住房，被中止保险，并禁止我办理出国护照，从此走上了艰难的独立写作的生涯。其状况或者说最起码的状况，就像中国作家许知远在《审查的艺术》一文中所描写的：

“如果你触碰了这些地带，他不一定立刻用某种残暴的方式惩罚你，他甚至仍然允许你继续写作、绘画、拍电影，甚至允许你把它们在国外出版、展出和放映，但是不要抱有希望它们能被本国的观众看到。他让你成为自己家中的流放者，很多时候，你生活在这里，描述这里的一切，你周围的人却对此一无所知……”

2015年4月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相关内容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唯色：国际母语日谈“维稳”与藏语

图为2010年10月19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一千多名藏族学生示威游行，喊出：民族平等、语言自由。据悉，学生们举行抗议的理由是反对同仁县政府关于《学校需要进行汉语教学和将藏文科目翻译成中文，并在五年内将所有藏文课目都翻成中文进行教学的改革提纲》的有关文件，当时学生们都统一高呼：“我们不同意这项决定！”

国际母语日谈“维稳”与藏语

文/唯色

2月21日是国际母语日。中文维基百科介绍：国际母语日（又译世界母语日）定为每年的2月21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9年提出倡议，从2000年起，每年的2月21日为“世界母语日”。目标是向全球宣传保护语言的重要，促进母语传播的运动，避免地球上大部分的语言消失。

每年的国际母语日都有其历史主题，如2012年是“母语教学和全纳教育”；2013年是“书籍，母语教育的媒介”；2014年是“当地语言促进世界公民意识：聚焦科学”；而今年，即2015年的历史主题是“以语言为手段和内容的全纳教育-语言至关重要”。显而易见，强调的是母语的教育。因为没有教育，母语便会消失。

我注意到在微信上，年轻的藏人们在转发分别用藏文和中文写的一篇短文：《写在国际母语日：维稳与母语》。作者是年轻的藏人知识分子、安多热贡人索南旺杰。他首先介绍了中国官媒发表题为《国际母语日：进一步推广语言保护意识》的专题文章，其中提到“保护民族语言，有利于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也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安定”，接着，他直言不讳地写道：

“反照目前藏区基层的母语保护实践，特别是青海黄南等藏族自治州，在民间层面发起的保护活动均被认为是‘借母语保护之名义而行藏独活动之实’，是否果真在借名义搞活动，或者组建母语保护协会是否纯粹出自民众的文化自觉与对语言命运的忧虑，这已然不是相关单位关心的事宜。截至目前，所有民间发起的母语保护活动均被视为非法，相关组织人员先后被拘留、处罚、问询，‘母语’结结实实地成为当地的敏感词，大街小巷都贴有《带有藏独性质的16种违法行为》的告示，这其中就将‘母语保护、语言平等’的民间吁告列入违法行为，但告示中并未写明判定这16种行为违法行为的法理依据。”

作为体制内人士，索南旺杰向中国政府苦口婆心地强调：“毋庸置疑，维稳维的是民心，抗击‘藏独’或‘分裂势力’，归根结底是一个争取民心的斗争。就语言而言，它是一个民族存在的家，党委政府如若重视语言权利，必然是为防止‘分裂势力’的渗透铸造了一道坚壁的墙。……维稳既要稳民心，就必得因势利导，才能疏川导滞，以维护民心来维护社会稳定，因此，落实和尊重民族语言的宪法赐予的庄严法权，去‘母语’问题的政治化，不仅与少数民族一道保护她们的母语，更加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创造条件，不但是一个现代国家法定的责任，也是最有效保障民心的策略。”

不过，对于一个极权专制政权，它会认为：只有去少数民族的“母语”，才是真正的“维稳”。

2015年2月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藏语广播节目，转载请注明。）

唯色：我被脸书公司删除的帖子是什么？

我被脸书公司删除的帖子是什么？

文/唯色

去年12月26日这天，我在我的脸书上转发了12月23日西藏僧人格绒益西在派出所前自焚牺牲的视频，并摘录相关报道的文字，说明那是藏人进行的抗议。然而几小时后，此帖被删除。当我看到页面上跳出脸书公司的删除通知时，十分震惊。如我随即写于推特：“从2008年在Facebook上注册，迄今六年多，第一次遇到删帖的事！没想到脸书也有小秘书了！”

所谓“小秘书”，是对中国的推特山寨版——微博的审查员之称。他们的任务是删除任何涉及政治敏感内容的微博，是中国当局压制言论自由的马前卒，因此在中国网民中声名狼藉，普遍被视为网络公敌。我之所以不使用中国网站，宁愿费尽周折翻墙使用境外网站（包括脸书），正是受够了“小秘书”的删帖和封杀。目睹脸书也出现“小秘书”之时，可想而知我的震惊，甚至产生一种绝望之感——难道整个世界都要被“小秘书”和“老大哥”统治了吗？！

我的脸书遭删帖迅速成为事件。除了推特中文圈众口热议，美国之音、纽约时报等媒体也做了及时报道。这一事件已不只是关涉西藏问题、商业行为、政治立场、网络技术，尤其是言论自由与审查等等话题，显然更为丰富、重要。而在中国的新浪微博上，有人阴阳怪气地说我在推特上抗议发在脸书上的视频被删除，表示没想到脸书也有像新浪那样的内容审查。而脸书回应内容违法，解读权在脸书，我就大骂脸书总裁扎克伯格虚伪，等等。

那么好吧，我得说说被删除的帖子是什么内容，以免被人认为我强词夺理。实际上，我在给脸书公司的致函中讲得很清楚：我在脸书上转发的自焚视频，是拍摄者冒着极大风险拍摄的。自焚现场就在警察机构门前。拍摄和外传自焚视频与照片的人,一旦被抓住会遭到严惩，这之前已有多达上百的藏人因此被判刑。自焚藏人并非执意寻死，是以燃烧自己的生命引起世界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是要用自身的死换取民族的生。而拍摄者不顾个人和家庭安危拍下视频传到网上，就是为了让世人看到今日西藏的现状。他们不指望这种视频能在中国的网络上流传，能托付的只有自由世界的网络。但如果像脸书这样审查删帖，自焚者的献身和拍摄者的风险就会成为白白牺牲。这难道会是脸书公司的希望吗？

也因此，1月5日，位于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起联署活动，指出中国当局对脸书的封锁，反映出这一社交媒体曾经拒绝配合中共的审查标准。但目前，脸书删除自焚藏人视频等行为却令人担忧，希望脸书公司能够对该事件予以全面解释，并充分尊重言论表达自由。

2015年1月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藏语广播节目，转载请注明。）
 

转华盛顿邮报报道并附我的文章：No Mark Zuckerberg, you are NOT Charlie, argues Tibetan writer

No Mark Zuckerberg, you are NOT Charlie, argues Tibetan writer

By Simon Denyer January 15 at 4:48 AM  

Facebook co-founder Mark Zuckerberg spoke with students in China in October as a newly-appointed member to the advisory board for Tsinghua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n Beijing.  (AP Photo/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 "Je suis Charlie," Facebook’s founder Mark Zuckerberg wrote as he made a passionate defense of free speech this month, arguing that extremists would never be able to silence other voices and opinions on his social media platform.

But Tibetan writer and dissident Tsering Woeser says her experience with Facebook tells a different story, after the video of a Tibetan self-immolation was deleted and a fellow dissident’s account temporarily suspended last month. Zuckerberg, Woeser wrote, is “not exactly being honest about defendi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as he tries to make more money by getting a block on his service lifted in China.

Zuckerberg won fans when he showed off his Mandarin skills on a visit to Beijing last October, but subsequently came in for criticism when China’s Internet czar, Lu Wei, visited Facebook’s Silicon Valley offices. The two men were photographed laughing together, with a copy of a new book b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displayed on Zuckerberg’s desk. Facebook’s CEO was reported to have told a Chinese news site that he had read the book and bought copies for colleagues because he “wanted them to understan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question of how far Zuckerberg was ready to go to curry favor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 resurfaced late last month, when Woeser posted a disturbing video of a Tibetan monk setting himself alight outside a police station in protest at Chinese rule, only to have it deleted by a Facebook administrator, “because it didn’t meet community standards.”

Then, writer Liao Yiwu was reported to have complained that his Facebook account had been suspended after he published two photographs of an artist’s nude protest in Stockholm, Sweden, against the continued imprisonment of Nobel Peace Prize Laureate Liu Xiaobo.

Facebook responded to Woeser’s original complaint by saying that some users object to graphic videos, and that it was working hard “to balance expression and safety.” It said it was also working to give people additional controls over what content they see, adding: "We do not currently have these tools available and as a result we have removed this content."

After her complaint, Woeser was able to re-post the video a few days later, and continues to write freely on her Facebook page about Tibet and other issues. The suspension of Liao’s account has also been lifted, and some commentators have backed Facebook's explanation that it was merely applying its own rules on graphic content and nudity.

But when Zuckerberg posted a defense of free speech in the wake of the attack on the office of Charlie Hebdo in Paris, the debate resurfaced.

“A few years ago, an extremist in Pakistan fought to have me sentenced to death because Facebook refused to ban content about Mohammed that offended him,” Zuckerberg wrote in a post that has attracted 435,00 likes and more than 45,000 shares. "We stood up for this because different voices — even if they're sometimes offensive — can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and more interesting place.”

And, in what sounded like a response to Woeser’s criticism, Zuckerberg said Faecbook had always been a place where people across the world share their views and ideals. “We follow the laws in each country, but we never let one country or group of people dictate what people can share across the world.”

Woeser said she gave Facebook credit for lifting its ban on the video and Liao’s account. “Still, I find Zuckerberg’s statement disingenuous and somewhat opportunist," she wrote." Some of my friends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Zuckerberg wanted to score points in light of the terrorist attack against French cartoonists, but we must remind him: If you are not afraid of death for the sake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you shouldn’t be afraid of the CCP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or the sake of making money in China.”

Other companies including LinkedIn and Microsoft have been criticized by free speech advocates for caving into Chinese pressure to censor material in order to retain a position in the Chinese market. But whatever Zuckerberg does, many observers believe it is unlikely Chinese authorities will lift their ban on Facebook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especially as they engage in ever tighter controls over freedom of expression on the Internet. Nor would Zuckerberg be able to bend far enough to satisfy Chinese authorities without losing credibility elsewhere in the world, even if he wanted to.

Lu Wei, who has presided over that tightening of controls in China, was adamant last month that domestic policy here was not about to change. “I didn’t say Facebook could not enter China, but nor did I say that it could,” he said, according to People’s Daily. “Foreign companies can come to China if they abide by China's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re are two bottom lines concerning law and regulations, one is that China's state interest cannot be damaged. The other is China's consumers' interest cannot be damaged. What we don't allow is that, some companies occupy China's market, make money from China and then also hurt China.”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worldviews/wp/2015/01/15/no-mark-zuckerberg-you-are-not-charlie-argues-tibetan-wr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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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ckerburg Is Not Exactly Being Honest about Defendi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Tsering Woeser

Following the massacre of the Charlie Hebdo cartoonists, millions of people, including national leaders from over 40 countries, went on street in Paris on January 11^th to condemn terrorism and reiterate their determination to defe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Two days earlier, Mark Zuckerburg, founder and CEO of Facebook, posted a statement on Facebook saying he was not afraid of death threat and Facebook “refused to ban content about Mohammed” that offended a Pakistani extremist.  

“We stood up for this because different voices -- even if they're sometimes offensive -- can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and more interesting place,” he wrote. “[W]e never let one country or group of people dictate what people can share across the world. …This is what we all need to reject -- a group of extremists trying to silence the voices and opinions of everyone else around the world. I won't let that happen on Facebook. I'm committed to building a service where you can speak freely without fear of violence.”

Zuckerburg’s brief post has been liked by more than 435,000 people and shared by more than 45,000. The applause is loud and clear.     

But did Zuckerburg forget something? About two weeks ago, Facebook censored a video I posted about a self-immolating Tibetan in China, and around the same time the Facebook account of exiled Chinese writer Liao Yiwu’s was suspended for posting photos of a Chinese artist streaking in Stockholm to protest China’s imprisonment of the Nobel Peace Prize winner Liu Xiaobo. Thanks to media reports of these two incidents of Facebook censorship, Zuckerburg can’t really paint himself as a hero who would die to defe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The two unfortunate censorship events occurred shortly after Zuckerburg’s recent visit to China, where he showed off his Mandarin skills to an adoring audience, and after the Chinese internet czar Lu Wei’s visit to the Facebook headquarters where Zuckerburg displayed writings of Xi Jinping,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ven though Facebook provided technical and neutral explanations for the two censorship incidents, expressly stating they were not motivated by political or commercial considerations, I for one cannot help making connections between these incidents and Zuckerburg’s apparent attempt to ingratiate himself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 wrote a letter to Facebook, Inc. titled “Faith in Addition to Face” to voice my concern. I believe that Facebook should understand the meaning and importance of images of self-immolating Tibetans before deleting them based on “graphicness.”     

The Tibetan self-immolation video was reposted successfully, and the ban on Liao Yiwu’s account was lifted too. I have given credit to Facebook for this outcome, and I have not been censored since. Still, I find Zackerburg’s statement disingenuous and somewhat opportunist. Some of my friends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Zuckerburg wanted to score points in light of the terrorist attack against French cartoonists, but we must remind him: If you are not afraid of death for the sake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you shouldn’t be afraid of CCP for the sake of making money in China.    

January 12, 2015, Beijing

(http://chinachange.org/2015/01/14/zuckerberg-is-not-exactly-being-honest-about-defending-freedom-of-expression/)

【转】林书友：都在说查理，谁知查理中国情

2015-01-13 09:39

来源:葡新报2015-01-10作者:林书友

　“68一代”虽然崇拜毛泽东，但实际走的却是学院和文化路线，并无基层组织和实践能力。当“五月风暴”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偃旗息鼓，中产阶级的孩子们改变的实际上只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而已。

 　　《查理周刊》 编辑们想不到，这本杂志会因为一场夺去他们生命的恐袭而名声大噪。他们数不清的讽刺漫画作品相信大家这几天都已经在网上看到过。还没看过的读者不妨点这里“补补功课”。严格说来，《查理周刊》有些漫画的格调并不高，比如在一副作品里，伊斯兰先知被描绘为全身赤裸俯卧在地并向读者撅起屁股。这幅画的出品背景是2012年美国电影《穆斯林的无知》引发伊斯兰国家抗议。“查理”漫画的“大尺度”|“放肆”更多时候体现了一种快意恩仇。

　　回顾《查理周刊》的历史，你就会发现这是一部持续长达45年的“挑衅史”。奥朗德、萨科齐、默克尔、罗姆尼、罗马教皇，甚至远在平壤的金正恩——从各国最高领导人到耶稣，似乎都没有逃过他们的嘲笑。在恐怖袭击中丧生的主编沙伯尼尔说过，“《查理周刊》拒绝逃避责任。即便条件并没有70年代那样宽松了，我们仍然会继续嘲笑基督教牧师、犹太教拉比以及伊斯兰教的伊玛目……”他们如此口无遮拦，讽刺辛辣，您会不会以为他们也像BBC一类媒体帝国那样喜欢颐指气使?他们这么爱讽刺金正恩，讽刺伊斯兰，猜猜，在中国问题上他们会像谁开炮?会像CNN、BBC一样批评“专制”的中国政府吗?

　　错了。

　　哪怕是在2008年中法关系最僵的时候，这个杂志却是极少数理解并支持中国的媒体，支持中国反藏独，支持中国办奥运，嘲讽达赖喇嘛……在推特上，《查理周刊》曾贴出讽刺达赖喇嘛的一幅漫画。图中的达赖喇嘛好似一个“骗子”，口中念念有词：“转世?只有中国人才相信。”随后他们又搬出了主编沙伯尼尔的观点：“哪有达赖喇嘛转世?”《查理周刊》还与法国左翼政治明星梅朗雄的关系分外融洽。梅朗雄是法国激进左翼联盟领袖，受到法国共产党的支持。他不止一次为《查理周刊》站台。2011年《查理周刊》遭遇纵火事件时，梅朗雄随即声援道：“如果人们要给言论自由设置阻碍了，那就等于把手指头放到一堆齿轮之间让它不知道怎么拔出来。”他还辩护道：“查理周刊为自己编辑的抉择负责，这是法律赋予的言论自由。我们可是在法兰西共和国，在这里要适用这里的法律。”而在本次惨案发生以后，法国激进左翼联盟领袖在1月7日又到达现场，献上红花表达哀悼。他在警戒线外短暂停留并接受采访，说“袭击者是众所周知的懦夫，他们破坏了我们引以为傲的新闻自由”。

　　梅朗雄在2008年曾为了中国，在法国媒体上“舌战群儒”。在2008年中国奥运火炬事件时，西方媒体一致以“人权问题”攻击中国政府，为达赖和藏独势力辩护。值此之际，梅朗雄却冒着赔上政治生命的危险，前往各大媒体和各大王牌节目上与众多法国名人斗嘴辩论，高调支持并理解中国人民的愤怒。他公开仗义执言反对抵制北京奥运、称达赖喇嘛为“政治和尚”。这种举动在法国政坛中是相当罕见的。

　　梅朗雄曾在一档节目中慷慨激昂地表示：“对达赖喇嘛及其所代表的集团，我根本没有那种怡然自得的热情。我认为，抵制奥运会是对中国人民的无理侵害和侮辱。这个锅里散发出一种令人恶心的种族主义臭味!荒唐的是，我们一边看到法国人自己争吵着不要政教合一，一边又同意用宗教来统治西藏。‘西藏事件’只是为影响公众制造出来的借口，那些反复传播的图像是要造成更明显的事实而非思考。实际上，某些人对西藏人的所谓‘深情厚意’只是一种变相的反华种族主义，而无知所带来的各种幻想助长了这种变相反华种族主义。” 

　　《查理周刊》：五月风暴中的“68一代”

　　其实，《查理周刊》爱吐槽的举动并非从天而降，而是深深植根于孕育他们的土壤：法国新闻的讽刺传统。这一渊源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时期。BBC在巴黎的记者说，《查理周刊》正是继承了法国新闻的传统。这一传统包括左翼的激进主义与挑衅性的谩骂相结合，有时往往接近伤风败俗的地步。早在18世纪，这种讽刺的对象往往是王室，比如王室的风流韵事等。而今天讽刺的对象可以是政客、警察、银行家等等。而《查理周刊》正是这种精神的倡导者。该杂志决定刊登讽刺穆罕穆德的漫画与法国新闻界的这一传统相辅相成。

　　事实上，《查理周刊》不仅是法国新闻讽刺传统的继承者，他们还自称是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的“子嗣”。在周三袭击事件中丧生的主编沙伯尼尔曾于两年前公开为《查理周刊》辩护。针对外界指责《查理》有种族主义倾向，沙伯尼尔作出了明确的回应：“《查理周刊》是1968年五月风暴的子嗣，怀着自由和高傲的精神。《查理周刊》诞生于70年代，塑造整整一代人的批判精神。通过戏弄权威和有权势的人、通过嘲笑世界的丑陋之处，通过永远捍卫人类独立及其普遍价值。”

　　“五月风暴”曾席卷法国，时任法国总统的戴高乐在此期间曾莫名“失踪”。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安德鲁·胡西7日发表的文章，更是进一步指出了《查理》与“五月风暴”乃至法国人深厚革命传统之间的紧密联系：“《查理周刊》对挑衅的无尽追求，属于一种巴黎所特有的传统。这一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之前，当时它被称作‘投石索式的机敏’(在发生暴动的时候，有时百姓会使用投石索向国王投掷石块)。……1968年的五月风暴同时也是一场青年人反抗老年一代的抗争，反宗教的讽刺也是这场抗争中的关键部分。但五月风暴早已成为过往，尽管当年的年轻抗争者仍然固守着左翼自由主义。《查理周刊》，以其狂妄的无政府主义而闻名，长期以来同样也是五月风暴留下遗产中的一名成员。”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正当中国的红卫兵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欧美的学生运动也是风起云涌。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奋勇争当文化造反派，连摇滚歌声约翰·列侬也积极加入革命行列，引吭高歌：“肩上扛着毛主席像，你才知道什么是革命。”1968年5月，法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学运。大学生们高举毛泽东的巨幅画像，齐声朗诵毛主席语录。法国大学生还以中国的红卫兵为榜样，在“打倒旧世界”的口号声中，“与人斗其乐无穷”，同警察展开街垒战。危机四伏之下，戴高乐总统一度出走巴黎玩“失踪”，以避锋芒。此即震惊西方世界的“五月风暴”。

     《查理周刊》与戴高乐的暧昧

　　《查理周刊》与戴高乐的暧昧由来已久。《查理周刊》的前身是意大利杂志Linus。该刊主要刊登一些美国漫画和现代漫画，有法语版、意大利语版。而法语版叫Charlie Mensuel，是一本漫画月刊。Linus杂志创始人Cavanna之后招兵买马，组建团队，并于1970年1月创办了Hara-Kiri Hebdo(前者意为切腹自杀，后者意为周刊)。同年11月9日，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去世。

　　可他们却没有放过这位“68一代”的老对手。纵使五月风暴的危机曾一度迫使法国总统戴高乐玩起“失踪”，可在11月16日，Hara-Kiri Hebdo周刊出版了一期名为《柯伦贝悲剧性舞會：死者一名》的报道却还是把这位法国总统“摆了一道”。柯伦贝是戴高乐的故乡，也是他的安葬地，“死者一名”指戴高乐去世。次日，法国当时的内务部部长Raymond Marcellin便下令禁刊。在此情况下，周刊决定改名躲避禁令，便选择了Charlie Mensuel月刊中的Charlie，因是周刊，所以称为Charlie Hebdo。首先，在法语和英语中，Charlie均是Charles的昵称，而Charles又是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名字的组成部分。这样一来，暗指戴高乐的意图实现了。

　　如果仅仅以为是暗指戴高乐，那就太低估这个周刊的编辑团队了。Charles含有男子气概、有能力的意思，本为褒义。但是，Charlie Mensuel上当时刊登的漫画角色叫Charlie Brown(查理·布朗)。说起这个角色，大家并不陌生，因为他的一条狗叫史努比。再回到查理·布朗身上。查理·布朗诞生于1947年，1960年代进入黄金期，并全球闻名，世界多家报纸开始转载系列漫画。他本是美国的卡通形象，由查尔斯·舒兹(Charles M. Schulz)创作。查理·布朗是一个思想奇特的小学生，听的懂其宠物狗史努比在说什么。他胸怀远大抱负，却常常碰壁，个性善良、单纯又正直，典型的老好人，常被别人嘲笑为笨蛋，也是个受气包。

　　戴高乐在“查理”们的眼里原来是受气包?

　　综上所述，改名为Charlie Hebdo的另一层意味是：小夏尔(Charles，暗指戴高乐)，其实就是小查理(Charlie Brown)，也就是……受气包。

　　这种执着吐槽的态度也反映在了他们的经营状况上：如今周刊濒临破产。它一周平均售出3万份周刊，一直亏损，只能依靠呼吁人们捐款的方式，来避免消失的命运。这一切仿佛回到当年杂志遭禁时候的场景。

　　一腔热血 终成悲剧

　　“68一代”虽然崇拜毛泽东，但实际走的却是学院和文化路线，并无基层组织和实践能力。当“五月风暴”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偃旗息鼓，中产阶级的孩子们改变的实际上只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而已。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程巍在他的《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一书中，从历史、政治、文化、教育、经济、法律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对欧美左派学生运动作了深入的研究和细致的分析，提出了一种新颖而又极具挑战性的见解：欧美中产阶级大学生的“反文化运动”，“不是一场同时改变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文化构成的总体革命，而是文化和生活方式领域的一次革命”，旨在夺回旁落于贵族和左派之手的文化领导权。它是资产阶级革命史的一个环节，是以反叛资产阶级的名义来完成资产阶级本身的一场革命：“马克思当初预言的资产阶级的历史掘墓人，已变成资产阶级的合伙人，掘墓用的铲子却落在了资产阶级的孩子们手里——可最终被埋葬的，并非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的非资产阶级意识”。

　　“肩上扛着毛主席像，你才知道什么是革命

　　观察《查理周刊》平日的所作所为，也颇有“68一代”的遗风。他们时而吐槽奥朗德是接受默克尔喂食的大胖子，时而把萨科齐和奥朗德炖在一锅粥里，时而又把“最后的晚餐”改写成“骗子的晚餐”，还把教皇当做为了与女人鬼混不惜辞职的风流人物。甚至连远在平壤的金正恩都不幸中枪，查理曾嘲讽“索尼在亲吻胖子的屁股”……言辞如此辛辣，画笔如此天马行空，《查理周刊》确实有“68一代”的质地。

　　《查理周刊》的主编曾经想到过，无数的嘲讽终究会有被报复的一天。在遭遇袭击多年以后，沙伯尼尔早就做好了准备：“我不害怕报复。我没有孩子，没有妻子，没有车子，没有贷款。这听起来有点自大，但我宁愿站着死，也不愿意跪着生。”

　　如此态度堪称无畏，他们在使用一种极端主义的言论自由来攻击他们心目中的极端主义。天真而执著。《查理周刊》反对极端主义，反对蒙昧崇拜，对中国心怀善意。如同杂志编辑洛朗莱热所言，“查理想要嘲笑极端者——每一个极端者。”但是他们书生气十足，时常不分青红皂白。比如不久前索尼哭喊影片《刺杀金正恩》遭到朝鲜黑客的攻击而被迫取消公映，但在事后证明其实是索尼自己的前员工变身黑客所为之际，他们却嘲讽索尼屈服于金正恩的压力。

　　《查理周刊》主编的勇气或许令人钦佩，这位“五月风暴”子嗣的死亡也是“五月风暴”的一曲挽歌。在“要做爱，不作战”等口号的感召下，尽管发生在1968年五月的法国学生运动声势浩大，但革命行动自始至终徒具形式，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程巍即对此评价道：“五月风暴并不像他们自己以及批评者所说的那样，损害了西方社会的秩序”;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即便使用暴力，也根本没有推翻自己阶级的意图，经此一役，西方社会的政治体制非但毫发无损，反而得以巩固。造反大学生只不过是以反叛的形式，“把革命变成了一种行为艺术。静坐、游行等形式本身就是在展现身体，成群结队的身体”。还记得导演贝托鲁奇向五月风暴致敬的影片《戏梦巴黎》吗?在这部以五月风暴为背景的电影中，三个青年大学生参加了五月革命的游行和街垒战，在革命之余，他们回到家里也不忘玩集体性爱游戏。身体作为享乐的工具，也被当成了革命的工具、反抗的工具。而程巍在书中悲哀地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说，五月风暴是形式化的革命。奇怪的一代人以左派的名义进行了一场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然后充分享受着革命的成果(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

 

　　《戏梦巴黎》剧照：反抗即享乐，享乐即反抗。

　　在被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郑若麟描述为奉行双重标准言论自由的法国，《查理周刊》算是比较纯粹地践行言论和批评自由。他们不像CNN、BBC等西方主流媒体往往拿普世价值做幌子，而是非常非常当真。可是在他们死去之后，法国人无论原先什么立场，现在一起拿他们作为反对伊斯兰教的旗帜。政见与他们相左的极右翼国民阵线也借此发挥。因为枪击事件，极右主义重新在法国抬头。对伊斯兰主义者的批评在法国越发自由，许多法国市民如今也愿意表达对国民阵线的支持。“该党的民粹主义观点在法国社会简单而庸俗地扩散着。”法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人卡特琳娜·维托尔·德文登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这些针对穆斯林的公开批评在过去是会受到传媒记者为代表的中间力量强烈抨击的。另有最新调查显示，反对移民的国民阵线女党首勒厐很可能将赢得2017年第一轮总统选举，胜过社会主义和中右阵营的挑战者。还记得洛朗莱热说的那句话吗?“我们的目标是嘲笑每一个极端分子。”阴差阳错，种瓜得豆，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剧。查理周刊的幸存者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最新一幅漫画中，他们这样表述被害者从另一个世界发来的声音：“弥撒?马赛曲?都是为了我们?” ;“被SB们爱上，太难受了!”死了都要骂，一个也不宽恕，查理的孩子们真是具有令人感慨的赤子之心。

【转自：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zlwj/20150113118879.html】

“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艾未未在“恶魔岛”展示13位藏人肖像及伊力哈木肖像等176人肖像

展览名称：@Large: Ai Weiwei on Alcatraz“在逃犯：艾未未在恶魔岛”。

时间：2014年9月27日至2015年4月26日。

地点：位于旧金山的阿尔卡特拉斯（Alcatraz）是美国有史以来最臭名昭著的监狱之一，又称“恶魔岛”。

主题：“人权、言论自由以及在全球创造一个公平社会”。艾未未说：“极权主义的错误观念认为自由可以被监禁。但是情况并非这样。当你束缚自由，自由便会逃走并落在窗台。”

内容：包括雕塑、声音和多媒体艺术等7个部分——With Wind、“痕迹”（Trace）、“折射”(Refraction) 、“继续收听” （Stay Tuned）、Illumination、Blossom、Yours Truly。

相关网站：http://www.for-site.org/project/ai-weiwei-alcatraz/

下方正中为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肖像，2014年9月23日，他被指控“分裂国家罪”而遭判无期徒刑。

在“痕迹”（Trace）这个部分，艺术家使用了大约120万块乐高积木、彩纸和声音装置营造出惊人的视觉效果。正如媒体报道：大型作品“痕迹”（Trace）占据了巨大了空间，用乐高积木组成了176个受到政治迫害、流亡人士或者是在狱中服刑人权人士的头像。艾未未称他们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其中包括曼德拉、昂山素季、刘晓波、陈光诚等人。还包括11世班禅喇嘛、丹增德勒仁波切等13位藏人和伊力哈木·土赫提等6位维吾尔人。

这是13位藏人肖像：

1、Dolma Kyab（卓玛加）
Convicted of stealing and/or passing on state secrets. Dolma Kyab is a Tibetan writer and history teacher who has written extensively about democracy, Tibetan sovereignty, Tibet under communism and colonialism,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Tibet. In 2005 he was sentenced to 10 years in prison. His current location is unknown.

2、Gangkye Drubpa Kyab（岗吉•志巴加）
Convicted of alleged political activities. Gangkye Drubpa Kyab is a Tibetan teacher and writer whose works focused on the environment, Tibetan culture, and current events. He was arrested without a warrant at a time of high tension in Tibetan-populated areas of China, with many self-immolations and protests against Chinese rule. In 2013 he was sentenced to five and a half years in prison.

3、Gartse Jigme（尕才吉美）
Charged with separatism. Gartse Jigme is a well-known and influential Tibetan writer. His work includes essays on self-immolations in Tibet, the Dalai Lama, the Tibetan government in exile, and China’s policies in the region. Since 2008 he has been under surveillance by Chinese authorities and has been detained several times. In 2013 he was sentenced to five years in prison.

4、Gedhun Choekyi Nyima（11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
On May 14, 1995, six-year-old Tibetan Gedhun Choekyi Nyima was named the 11th Panchen Lama by the 14th Dalai Lama. After his selection, he was detained by Chinese authorities; he has not been seen in public since May 17, 1995. China later named another child, Gyancain Norbu, as Panchen Lama, a choice that exiles claim is rejected by most Tibetan Buddhists.

5、Jigme Gyatso（久美嘉措，即喇嘛久美）
Convicted of splittist activities. Jigme Gyatso (also known as Jigme Guri) is a Tibetan Buddhist monk. He was detained and beaten by Chinese police in 2008 and posted a YouTube video about his detention and the wider Chinese crackdown in Tibet. He was later detained again and held for six months without charge. He was re-arrested in 2011; his current whereabouts are unknown.

6、Karma Samdup（如凯•嘎玛桑珠）
Convicted of excavating and robbing ancient tombs. Karma Samdup is a leading collector of Tibetan antiques and founder of the award-winning Three River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rganization. He pushed for conservation of the source region for the Yangtze, Yellow, and Lancang (Mekong) rivers. In 2010 he was sentenced to 15 years in prison. He has been tortured.

7、Khenpo Kartse（堪布尕玛才旺）
Charged with endangering state security. Khenpo Kartse is a popular Tibetan religious leader known for promoting Tibetan unity, language rights, and culture. He was also involved in leading teams of monks to rescue victims and provide relief to survivors during recent disasters in Tibetan areas. In 2013 he was arrested and detained. He has been tortured.

8、Kunchok Tsephel Gopey Tsang（贡却才培）
Convicted of disclosing state secrets. Kunchok Tsephel Gopey Tsang is a writer and editor of the Tibetan-language website Chomei, which promotes Tibetan culture and literature. He has published articles that revealed the suppression of Tibetan protesters and the arrest of Buddhist monks. In 2009 he was sentenced to 15 years in prison.

9、Lolo（洛洛）
Convicted of unspecified charges. Lolo is a well-known Tibetan singer. He was arrested shortly after the release of his 2012 album of songs calling for Tibetan independence. It is likely that he was charged with splittism, a catch-all offense that allows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punish ethnic minorities defending their rights. In 2013 he was sentenced to six years in prison.

10、Runggye Adak（荣杰阿扎）
Indicted on four counts including disruption of law and order and state subversion. Runggye Adak is a Tibetan nomadic herdsman. He publicly appealed for the release of Tenzin Delek Rinpoche and the 11th Panchan Lama and called for the return of the Dalai Lama. In 2007 he was sentenced to eight years in prison and the deprivation of political rights for four years.

11、Shawo Tashi（夏吾扎西）
Charged with antistate activities including distributing photographs of self-immolation protesters; writing last notes left by self-immolation protesters on these photographs; participating in protest against Chinese government; and singing patriotic Tibetan songs. Shawo Tashi is a well-known Tibetan singer and musician. In 2013 he was sentenced to five years in prison.

12、Tashi Rabten（扎西热丹，即铁让）
Charged with inciting activities to split the nation. Tashi Rabten, also known as Therang, is a writer and editor known for his progressive and secularist views. He published works that condemn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brutal suppression of the 2008 Tibetan protests and destruction of Tibetan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In 2011 he was sentenced to four years in prison. He was released in April 2014.

13、Tenzin Delek Rinpoche（丹增德勒仁波切）
Convicted of causing explosions and inciting separatism. Tenzin Delek is a Tibetan Buddhist leader known for working to develop social, medical, educational, and religious institutions for nomads in eastern Tibet. He was arrested following a bombing incident; leaflets calling for Tibetan independence were found at the scene. In 2002 he was sentenced to death. In 2005 his sentence was commuted to life in prison.

Faith in Addition to Face – To Facebook, Inc.

By Tsering Woeser, published: December 30, 2014

On December 26, 2014, I reposted on my Facebook page a video of Tibetan Buddhist monk Kalsang Yeshe’s self-immolation that occurred on December 23 [in Tawu county, Kardze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Sichuan province, China], accompanied by an excerpted report explaining that self-immolation is a tragic, ultimate protest against repression. A few hours later, my post was deleted by the Facebook administrator. I was rather shocked when a Facebook notice of deletion leapt out on screen, which I tweeted right away with the thought, “It’s been more than six years since I joined Facebook in 2008,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my post was deleted! Does FB also have ‘little secretaries?’”

Facebook’s deletion notice. Click to enlarge.

“Little Secretaries” refer to censors hired by Weibo, the Twitter-like microblog in China, and their job is to delete posts that are deemed “politically sensitive.” In China, that means content not welcomed by the ruling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 the government’s foot soldiers to suppress expression, the Little Secretaries are roundly loathed by Chinese Internet users and regarded as enemies of freedom. In China, my posts had been constantly subjected to censorship on domestic social media platforms that took orders from the Party’s propaganda department, to the point that my accounts were repeatedly removed altogether. To avoid censorship, I took the trouble, like many Chinese netizens, to scale the Great Fire Wall to visit websites outside of China, including Facebook. You can very well imagine then my moment of disbelief when I realized that Facebook had censored my post: Have Big Brother and his Little Secretaries taken over the world?

The incident attracted a lot of attention. It made rounds in Twitter’s Chinese community; media outlets such as the Voice of America and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ed on it. Today, VOA’s Chinese website published Facebook’s response:

Facebook has long been a place where people share things and experiences. Sometimes, those experiences involve violence and graphic videos. We work hard to balance expression and safety. However, since some people object to graphic videos, we are working to give people additional control over the content they see. This may include warning them in advance that the image they are about to see contains graphic content. We do not currently have these tools available and as a result we have removed this content.

Kalsang Yeshe (Credit: RFA)

The VOA report also said that, “a Facebook employee familiar with operational details at Facebook who prefers to remain anonymous told VOA on December 27 that Woeser’s post was reported by users but the number of users who reported the post cannot be revealed to the media out of consideration for protecting sources. He said that Facebook evaluates a post even if it is reported by only one user. He iterated that the post was deleted because of graphic content, not out of political motivation.” The VOA report further reported that, “In response to what Woeser pointed out, that Facebook allowed video of ISIS executions of hostages, the anonymous Facebook employee said the ISIS video didn’t show the moment of beheading. He said that he believes Woeser could re-post the video on Facebook if she excises it.”

While I appreciate Facebook’s response, as censors in China never bothered to answer my inquiries, it has not expelled all my questions.

This particular self-immolation occurred outside a police post. Whoever videotaped it took great risk to do so. Anyone involved in taping, photographing or disseminating videos or photos of self-immolation, once caught, would face severe punishment. Over a hundred Tibetans have been imprisoned for these acts. Tibetans who burn themselves to death are not seeking death for their own sake but to call attention to the plight of the Tibetan people. They die so that the Tibetans as a people may live in dignity. Those who took tremendous risk to videotape the self-immolation and to upload it online know perfectly that such videos will not be able to spread on Chinese websites, and they must be posted on websites in free societies such as Facebook for the world to see. When Facebook decides to delete the video to get rid of “graphic content,” it renders the sacrifice of the self-immolator and the risk taken by the videographer as nothing. Is that what Facebook wants to accomplish?

Vietnamese monk Thich Quang Duc burning himself to death in Saigon in 1963. (Credit: Internet)

It seems that Facebook defends its deletion of my post from a professional, technical and neutral point of view. My question is, if the self-immolation video I posted is deemed “graphic,” what about the photo of Vietnamese monk Thich Quang Duc burning himself to death in 1963 in protest of government persecution that was widely published in papers worldwide? Similarly, photos of exiled Tibetan Jamphel Yeshi running down a New Delhi street on March 26, 2012, during Chinese president Hu Jintao’s visit to India, were also widely published and viewed. Should these photos be censored too for being “graphic”? What could be more graphic than terrorists crashing airplanes into the World Trade Towers and victims jumping out of windows of the skyscrapers? In all the cases here, the very “graphicness” bespeaks the evil and the terror, and it calls for a moral response.

Western democracies have recently resolved to strike ISIS, and the public support for this is largely the result of the Jihadist videos of beheading hostages that have been disseminated online. Facebook defended its inclusion of these beheading videos which it claims do not show the graphic moment of beheading. But I, for one, saw videos of the beheading moment on Facebook. I even saw footage of the executioners putting the severed head on the torso of the dead. Even with a video without the moment of beheading, does it not “involve violence” and is it therefore not “graphic?” Terrorists want to terrify people, but instead, they have rallied the world to eradicate them.

If Facebook, out of professionalism, deletes content about dark realities and makes them go away from in front of our eyes, is it making “each Facebook user safely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the world” as it claims?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such self-imposed blindness will only numb the mind and feelings, emboldening, even encouraging the evil.

Tibetan Jamphel Yeshi running down a New Delhi street on March 26, 2012. (Credit: Internet)

It is not enough for Facebook to have Face; it must also have Faith. When evaluating content, it should not be content to skim over the mere surface. It must see and understand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an image. When professing neutrality, I hope Facebook remembers the words of Jewish writer and Nobelist Elie Wiesel: “Neutrality helps the oppressor, never the victim. Silence encourages the tormentor, never the tormented.”

When I discussed the matter with friends, they thought, by limiting my questioning of Facebook to whether technical neutrality helps or hinders justice, I am in essence accepting Facebook’s claim that the deletion of my post was not politically motivated. They think that the incident is not as simple as that, and that I need to question whether Facebook was trying to curry favor with Beijing. On Facebook, videos of Tibetan self-immolations have not been censored before, and my friends argued that we have reason to worry that Facebook founder and CEO Mark Zuckerberg is compromising on defending users’ freedom of expression as he seeks China’s permission to allow Facebook in China, given that he visited Beijing two months ago and met with high-ranking Chinese officials, and that a couple of weeks ago, Mr. Zuckerberg received Lu Wei, China’s Internet czar in Facebook’s headquarters where he ingratiated himself to his guest by showing that he and his employees were reading Xi Jinping’s writings to learn about China.

This chain of logic, should it really exist, shows how dictatorial power can directly limit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the free world through indirect manipulation. This is what’s most sinister and what the liberal democracies need to be vigilant about.

December 28, 2014,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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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ering Woeser

Tsering Woeser is a Tibetan writer and poet born in 1966 in Lhasa,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and lives in Beijing. “She writes to both a Han (Chinese) and a Tibetan audience, and her writings are said to give public expression for the first time to the emotions and experiences of a people and a culture previously hidden from the mainstream.” Read more about Woeser here.

Related:
Facebook Deletes Post on Tibetan Monk’s Self-Immolation, The New York Times sinosphere blog, December 27, 2014.
Nudity, Graphic Imagery Pose China Questions for Facebook, WSJ, December 30, 2014

(Translated by China Change)
Chinese original

 【http://chinachange.org/2014/12/30/faith-in-addition-to-face-to-facebook-i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