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2日星期二

唯色:译者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关于记忆、流亡及“藏族文学”(六)


评论 | 唯色:译者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关于记忆、流亡及“藏族文学”(六)
上图为我曾编辑过的《西藏文学》杂志;下图左是我在《西藏文学》发表的诗歌评论;下图右是我的诗集曾获中国第七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2001),十年后藏学家Elliot Sperling很有兴趣地给奖杯拍照。
 唯色提供




























【简述相关介绍:2020年4月间,国际文学杂志《渐近线》(ASYMPTOTE)网站发表了捷克学者、翻译家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她也是我的散文集《西藏笔记》译者,于2015年在捷克出版。而这个实际上我用了一个多月完成的访谈,原本关涉的话题更多也更深入,在译成英文发表时因限于篇幅做了较多删减。为此,我将中文原文(包括提问)以首发的形式连载。】


卡米拉:在你的一些文章中,你质疑中国人“表述西藏的权利”。实际上,除了中国官方的叙述和流亡西藏的声音外,没有多少人听到来自西藏内部的声音。你是否认为有来自内部的代表西藏的声音?是否有“真正的西藏文学”、“真正的藏族文学”之类?

唯色:之所以没有很多来自西藏(图伯特)内部的声音,是因为今日图伯特及图伯特人的状况所致。但这么说的意思并不表示我就是代言人,我只能代表自己说话,或者只能力图代表一些人说话,而不是代表全体。全体这个概念是不符合事实的。就像文化大革命当中,这个民族有被斗的人,有斗争别人的人,也有当时所说的“消极分子”等等。

我想,我并没有在文章中质疑中国人或汉人“表述西藏的权利”。王力雄就是地地道道的汉人,然而他的关于图伯特的著作和文章,却是关于图伯特的历史和现实甚为深刻而清醒的表达。实际上,至为关键的并不是有没有权利表述哪个地方,而是如何表述。我质疑或者说反对的是,以国家主义的立场、以大一统主义的立场来表述图伯特的方式。

事实上,持这种立场来表述的并不只是汉人。在体制内的藏人文人同样应声附和,其谄媚的腰肢可能更加弯曲。我曾在党的报社当过记者,在党的文学杂志社当过编辑,也曾写过“主旋律”的“报告文学”,我太清楚在无法掌握话语权的环境里,权力所允许叙述的规则,以及依附于权力的文人所遵循的规则是什么样的。

所谓的“西藏文学”这个概念的含义是什么呢?是西藏的文学?还是说写西藏的文学?还是说,用藏文写作的文学?我曾在《西藏文学》编辑部做过十多年的编辑,我所知道的,这个“西藏文学”的概念就是党领导下的“西藏文学”,党花钱、花心力在拉萨办一个“西藏文学”杂志社,为的是要让这本杂志发出党需要的声音。党从来都有着对“西藏文学”的策划、安排和审查,如果符合,那就是“西藏文学”;如果不符合,那就不是“西藏文学”。当年我曾想编辑以“安多专号”、“卫藏专号”、“康专号”为名义的三期杂志,为此专门去安多和康地向藏人写作者约稿,但最后未能如愿。因为《西藏文学》还要接受宣传部的审查,我的设想被认为是“大西藏”的想法,而被否定了。

同理,也存在着另一种意识形态对“西藏文学”的想像。如果符合这个想像,那就是“西藏文学”吗?如果不符合这个想像,那就不是“西藏文学”吗?那么,什么又是中国文学呢?什么又是美国文学呢?语言不是一种写作工具吗?如果我用藏文写非西藏题材的作品,那也叫“西藏文学”吗?有过极权主义下生存经验的作家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引述过一位流亡诗人的话:“并非语言即家园,家园是被说出者。”的确,若不说出有关故乡生存的真实细节,滔滔不绝的母语只是粉饰残酷的工具。也因此,我个人是很排斥所谓的“西藏文学”这个说法的。

我并不认为目前没有表述图伯特的声音,当然是有的。并且我认为,不应该仅局限于图伯特境内,也即是说,并不是境内图伯特的声音才是唯一的“西藏之声”。如果世人想听见,应该能听见不少。这是因为从广阔的意义上讲,自1959年尊者达赖喇嘛及成千上万的藏人流亡异国之后,从未有过的,在藏人的历史上出现了用多种文字表述的声音:除了用母语写作的声音,还有用中文和英文等文字写作的声音。说起来,多么地丰富多彩,却是百味杂陈,却并不应该被忽略。

唯色:译者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关于记忆、流亡及“藏族文学”(五)

评论 | 唯色:译者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关于记忆、流亡及“藏族文学”(五)
19世纪被白人军官杀害的印第安酋长坐牛。 (Public Domain)
【简述相关介绍:2020年四月间,国际文学杂志《渐近线》(ASYMPTOTE)网站发表了捷克学者、翻译家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她也是我的散文集《西藏笔记》译者,于2015年在捷克出版。而这个实际上我用了一个多月完成的访谈,原本关涉的话题更多也更深入,在译成英文发表时因限于篇幅做了较多删减,为此我将中文原文(包括提问)以首发的形式连载。】

卡米拉:你的写作经常涉及记忆:被抑制的或者被禁止的记忆,记忆的缺口和创伤。你似乎受到犹太裔作家的启发,如Osip Mandelstam(曼德尔施塔姆)或Elie Wiesel(埃利·维瑟尔),以及对抗极权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的诗人,像阿赫玛托夫,还有捷克的作家哈维尔和米兰·昆德拉。我也注意到你会提到一些原住民,比如北美的印第安人的命运。你觉得这些经验与藏人在20世纪的经验相同吗?

唯色:提到记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米兰·昆德拉在《笑忘录》中说的一句话:“人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不是“人”要遗忘,而是“权力”要让“人”遗忘,以便让它的谎言成为记忆,而“人”的记忆却被它没收、销毁。一个民族的历史是由这个民族的个人历史来组成的。西方哲学家说“我思故我在”,在图伯特的个人历史博物馆的墙上,应该写下“我忆,故我们在”,而这需要许许多多个“我”的记忆,既要有见证人的记忆,还要有见证人的子孙后代的记忆。

对于我来说,在我以今日的方式写作时,我逐渐实现的是对自我的图伯特身份的表达。而这个身份是与图伯特的历史、地理和传统文化,以及无数个博巴(藏人)的身世紧紧相连的。是的,身份认同是与个人的身世、其他人的身世,乃至整个民族的身世密切联系的,否则从何谈起有关身份的问题?又有什么要紧呢?而对于个人的以及其他人的身世的重新叙述,实际上也就是在恢复个人和群体的记忆。记忆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记忆是一个人、一个群体的存在之依据。而在不断地、竭力地记忆之时,曾经的焦虑会淡化。可以说,像这样对身世的重新叙述是一种治疗,至少对我如此。

没错,在我的写作中,有许多你注意到的作家和诗人给予我灵感和力量。不过我倒没有刻意地去寻找他们的犹太身份,虽然在我的“写作觉醒”阶段,对我影响很深的是埃利·维塞尔,至今也有多位犹太身份的作家、诗人和学者的书籍对我的影响很大,但主要不是因为这一身份。

在我的写作进入自觉的阶段,我更看重:一是抵抗极权(主要指的是共产主义)的,二是抵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那些作家、诗人和学者。巴勒斯坦裔的学者萨义德说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我来说不是抽象的观念,而是特殊的生命经验和形式,具有几乎无法忍受的具体感。”事实上,我是因为自己的以及本民族的殖民主义经验,而更关注也更容易受到写作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问题的作家及学者的影响。在这方面,我主要是靠自己的兴趣和觉悟去寻找。而对我影响至深,堪称导师级的是萨义德。我最近又一次重读他的《文化的帝国主义》,再次受到很大启发。这几位作家的名字也必须要提及:法农、加缪、奈保尔、鲁西迪。同时,我也因为我们的极权主义经验,而对极权主义国家或研究极权主义的作家、诗人和学者的著作感兴趣。比如前苏联、捷克、波兰、罗马尼亚等。

提及原住民,与其说关注原住民的命运,不如说更关注原住民被殖民的命运。也因此,我会尽量地阅读一些人类学方面的著作。是的,从中可以发现或感受到藏人在当今的相似经验、境遇。比如19世纪被白人军官杀害的印第安酋长坐牛,我怀着悲伤,热爱他的反抗意志。更何况,他的容貌是那么地酷似图伯特牧人。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ws-02182021142647.html

唯色:译者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关于记忆、流亡及“藏族文学”(四)


评论 | 唯色:译者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关于记忆、流亡及“藏族文学”(四)唯色的5本诗集(3本中文,1本英文,1本捷克文)。
















【简述相关介绍:2020年四月间,国际文学杂志《渐近线》(ASYMPTOTE)网站发表了捷克学者、翻译家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她也是我的散文集《西藏笔记》译者,于2015年在捷克出版。而这个实际上我用了一个多月完成的访谈,原本关涉的话题更多也更深入,在译成英文发表时因限于篇幅做了较多删减,为此我将中文原文(包括提问)以首发的形式连载。】

卡米拉:可以说你的写作几乎完全制定了你的私人生活。你在2003年出版了散文集《西藏笔记》后,成了一个被禁的“异见者”。“异见者”的身份使得你的写作基本上被“政治化”了。但是你的许多作品,不只是诗歌,还有散文等,都是高度个人化的,主观的,并且具有丰富的文学和诗意。你如何处理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文学表达之间的关系?它们是携手并进?还是说,你认为持不同政见会限制你的文学写作?

唯色:是的,我的写作就是我的生活,这也是我的选择。从1999年出版诗集《西藏在上》,迄今我已出版19本书。有15本书全是在2003年《西藏笔记》被禁之后完成的。2018年写的诗集应该会在今年出版。(补充:2018年写的关于转山的诗集《阿尼玛卿,阿尼玛卿》于2020年7月在台湾出版。)

我的写作从形式上分为四种:一是诗;二是非虚构性的文学写作,偏向于散文、游记和故事;三是新闻性质的报道性、记录性写作,包括时评;四是,类似我依据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席卷图伯特的时代所拍摄的照片,而进行的数年调查与访谈,完成并于2006年出版的图文书《杀劫》和口述史《西藏记忆》两本书,其调查与写作的方法对我的其他非虚构类的写作影响深远。

但最重要的还是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一直在写诗。无论我写散文、小说还是时评,我都认为是诗。从中文来说,诗这个字是由言和寺组成的;这也就是说,诗人是言说者,同时也是有美感的、有使命的、有宗教情怀的言说者。所以,当对于美有着不寻常的感受力的诗人,同时成为见证人、记忆者,并经由写作,贯穿于文字中,才会成为真正的言说者吧。

其实写诗在我,如同追寻前世的记忆。我在诗集《雪域的白》的后记中写:“我一直是要做一个诗人的。这是前生往世的愿力,以及,延绵的因缘。所以那年春天,终于回到离别二十年之久的拉萨,我对自己说,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听见那个声音。有一阵,我很迷信,认为有的诗句甚至有的字可能就是密码,就像阿里巴巴的芝麻开门,写着写着,会有一道隐蔽的大门突然打开,另一个真正亲切的世界才是属我们的。”

但是,正如我在散文集《西藏笔记》(2003年在中国出版,却被当局认为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成了禁书)中所写:“……可是我身为藏人中的一分子,西藏庞大而苦难的身影像一块石头压迫着我的脊梁,‘光荣’和‘无为’,我只能选择一样,非此即彼!” 而我所认为的“光荣”,不只是诗人的“光荣”,更是良知者的“光荣”。

良知者是需要正视现实与历史的,现实和历史却是非常冷酷的。身为诗人,在图伯特时时刻刻感受到的是与现实和历史之间的紧张。最终这种紧张粉碎了将我包裹的“象牙塔”,使我的诗开始触及现实与历史。2004年的秋天,我写下长诗《西藏的秘密》,这是献给现实中承受苦难的家园与族人的诗,也是写给现实中“沉默的大多数”包括我自己的诗。其中写到:


我素来噤声,因为我几乎什么都不知道。
我一生下来就在解放军的号声中成长,
适合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红旗下的蛋,却突然被击破。
人到中年,迟来的愤怒几欲冲出喉咙。
纷飞的泪水只为比我年轻却蒙难的同胞难以止住。
……
但我依然缄默,这是我早已习惯的方式。
理由只有一个,因为我很害怕。
凭什么呢?有谁说得清楚?
其实人人都这样,我理解。
有人说:“藏人的恐惧用手就可以感触到。”
但我想说,真正的恐惧早已融入空气之中。
……
那么书写吧,只是为了牢记,这可怜巴巴的道德优越感,
我当然不配,只能转化为一个人偶尔流露的隐私。
远离家乡,身陷永远陌生的外族人当中,
怀着轻微的尴尬,安全地、低声地说:
细细想来,他们与我怎会没有关系?!
而我只能用这首诗,表达我微薄的敬意,疏远的关怀。


《西藏笔记》的被禁,意味着我被逐出体制之外,也就成了“异见者”,这反而让我获得心灵的解放。不然在体制下的苟且生存是会让我抑郁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需要说明,是2008年的藏人抗暴,以及之后的藏人自焚抗议。从此一切变了,如同叶芝的诗句:“但一切变了,彻底变了/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我自觉地成为记录者,是为了尽量地不辜负牺牲者的奉献。

不过我不认为我的写作是一种斗士的写作。我所有的写作,只是为了寻找、辨明、坚持一种身份,并争回个人及族人发声的努力而已。最近我在一首诗中写道:“可是你我的经历都不一样/你怎么能代替我去讲我的故事呢?/可是你我的记忆都不一样/你怎么能代表我去讲我们的故事呢?”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ws-01292021113054.html

2021年2月1日星期一

書評:人類殺刼 - 區家麟

 人類殺刼 - 區家麟

更新時間 (HKT): 2021.01.30 02:00
《殺刼》封面

有些書,你知道一定要讀,只差讀書的時機;《殺刼》這本書,印行十多年,現在要讀。

正如書的封面一句,這本書是「不可碰觸的記憶禁區,鏡頭下的西藏文革,第一次披露」,西藏是民族衝突的斷層,文革是專制醜惡本質的痛點。藏人作家唯色從他父親的遺物中找到底片,數百張西藏文革實錄,重現世間,她拿着舊相片,再踏父親的足跡,訪相片中那些在歷史洪流中不由自主,臉容或激昂亢奮、或茫然不知所措的藏民,重塑雪域佛國被摧毀的故事。

我嚮往西藏的高原雪山,也敬慕藏人的純樸誠摯,曾經幻想要在這無垠天地中遊歷潛修,最近已明白,大概此生無緣再到西藏,況且雪國亦已變樣,無可戀。惟《殺刼》一書,帶領人去一次時空旅行,回到半世紀前藏文化被宰割蹂躪的當下。

天空本來明淨、信仰本來祥和,而破壞的形式總是相似。文革烈火燒到西藏,由黨報鳴鑼開道,相片可見,人們當街宣讀「決心書」,集體宣誓表忠;大昭寺外,鎏金寶瓶遭移除燒毀,換上毛澤東頭像與五星紅旗;口號總是動聽的,橫幅寫上「信教自由的方針」,但口號也總是矛盾的,同時又要「貫徹執行政治統一」,宣示全面管治權。

「破四舊」摧毀目標,正是藏人的核心精神泉源,佛寺的法器、經書、法輪,佛塔遭殃,識時務者則抓緊亂局,偷走佛龕內的金銀珠寶。相片中見一棵大名鼎鼎的樹「唐蕃古柳」,相傳是文成公主帶來西藏,見證自古以來,唐朝和吐蕃平起平坐時兩邦之交往。搗毀大昭寺當日,群眾隨手折下唐柳枝葉生火,焚燒經書法器,隨後不同派系互撒農藥毆鬥,農藥撒到古柳樹上,一千三百年的老樹就死了。

相片中,喇嘛脫下了絳紅大氅,換上半軍服、手執毛語錄;走在經輪的迴廊上,是一臉稚嫩的紅小兵。幾十年過後,唯色重訪參與破壞佛寺的人,有人變得更虔誠,擔心自己死後遺體「去天葬臺連鷹鷲都不會吃」;有僧人懊悔終生,幾十年來不敢再穿袈裟,因為覺得自己沒有資格。

佛器搗毀、佛寺夷平後,新神誕生。一張相片可見,毛澤東畫像豎立到莊稼中,變成驅趕雀鳥的稻草人。信仰摧毀了,換上另一種信仰,然後又瞬即破滅,換上虛無。

這本書為什麼叫《殺刼》?原來,「革命」一詞翻譯成藏語,發音似普通話念出來的「殺刼」,藏語「文化」的發音則同普通話「人類」近似。「文化大革命」翻譯成藏語,就是「人類殺刼」。

慘痛的歷史要不斷訴說,否則它會重複自己。

(轉蘋果新聞網

2021年1月29日星期五

唯色:译者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关于记忆、流亡及“藏族文学”(三)

2018年我在拉萨写作诗集《拉萨烈日下》时拍的一张照片。

【简述相关介绍:去年四月间,国际文学杂志《渐近线》(ASYMPTOTE)网站发表了捷克学者、翻译家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她也是我的散文集《西藏笔记》译者,于2015年在捷克出版。而这个实际上我用了一个多月完成的访谈,原本关涉的话题更多也更深入,在译成英文发表时因限于篇幅做了较多删减,为此我将中文原文(包括提问)以首发的形式连载。】


卡米拉:你的文章里你提到很多作家,我发现其中不少是跟(后)殖民主义或(后)共产主义有关。你的个人生活和写作中,哪些作家对你影响比较大?


唯色:太多了,难以一一举例。你的眼光犀利,看出了我所偏重的作家与什么有关。2018年我回拉萨住了半年,完成了一本诗集:《拉萨烈日下》,在后记中这样写:“我以这本诗集,向这几位伟大的诗人和作家致敬,他们的诗歌与灵魂安慰了我从帝国之都返回故乡拉萨的时间——从始至终,受到警告、监控、跟踪及种种难以想象的可能性。他们是:曼德尔施塔姆,策兰,米沃什,阿赫玛托娃,扎加耶夫斯基,卡佛,萨义德,奥威尔,哈维尔,帕慕克,卡尔维诺,等等。以及流亡西方的同族人秋阳创巴仁波切,这期间我有所感应地经验到他诗中所写:‘无佩剑的战士/骑着彩虹/充耳是超凡喜悦的无尽笑声/毒蛇变为甘露’。还应该向一位音乐大师致敬,从始至终,他的音乐总是在场。他就是拉赫玛尼诺夫。似乎是,命运有某种相似,可以归入同类项。感谢他们的陪伴,不只是这几个月,而是这一世,使我得以‘在另一种美里/找到慰藉……’”

与(后)殖民主义、极权主义相关的著作是我的精神食粮。多年来,我反复阅读这类书籍,获得精神上的提升。其实不单是文学类,还有学术类、思想类、艺术类等。以及有关人类学,以及中国之外的藏学著作。

如今我极少读中国文人的著作,也极少读中国诗人的诗作。我会浏览中文网络的文章,却不会专门花时间阅读他们的书。人生苦短,不必将时光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事物上。

但在我写诗初期,那是1980年代中期,中国诗歌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那时候我阅读了中国大量的反叛诗人的作品。要说明的是,当时对中国当代诗人产生巨大影响的,是欧洲的现代诗人、美国和南美的现代诗人,以及前苏联的现代诗人。所以我其实接受的是诸多中国之外的现代诗人的影响,如爱尔兰的叶芝,英国的艾略特和奥登,奥地利的里尔克,法国的瓦雷里,希腊的埃利蒂斯,美国的金斯伯格及“嚎叫派”诗人,美国的普拉斯及“自白派”诗人,前苏联的曼德尔斯塔姆、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等等,难以历数。

也是在这时候,我读到了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以及米拉日巴的诗。不过都是中文译本,是早年的中文译本,有古雅之美。需要说明的是,我从1997年正式学习佛法,阅读佛经及大成就者的故事,这方面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对佛法的信仰给予我很大的帮助和安慰,比如2008年夏天我在拉萨被警察传唤,在他们的办公室等候处置时,从他们抄我家时拿走的书上我读到尊者达赖喇嘛的这段教导,从而获得内心的平静:“……与你敌对的人是你最好的老师。靠法师的教诲,你可以了解何为忍辱,但得不到修行忍辱的机会;只有在碰到敌人时,你才真能实际修行忍辱。”

但因我只认得中文,读的都是中文译本。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吊诡。更多一份哀伤的是,当我阅读用母语写作的本族作家、学者的著作,也须是译成中文的著作,否则无法读。

实际上真正影响我的中国作家有一个人,就是王力雄。我可能是因为一位作家的著作以及与他的结识而改变写作方向和生活方式的人吧。我仍记得在1998年底的拉萨读到他的著作《天葬:西藏的命运》时的震撼,我当时还写下了现在看来有些幼稚的感受:“这部由一位汉人著述的关于‘西藏问题’的书,实乃一份难能可贵的、值得重视的见证式的分析、评说和总结。也可以说是完成了许多在中国统治下的西藏人想做却没有做或者说是没能做的事情,这中间包括我,我甚至为此汗颜!……我要感谢这部书的作者,王力雄,感谢他在这部书中体现的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的精神!以及,一种真挚的调查方法!”

而他在1999年底给我的一封Email足以颠覆我过去那种为艺术而艺术的写作。他写道:“西藏的现状令人悲哀,但对一个记录者而言,却是生逢其时。你周围存在着那么多传奇、英勇、背叛、堕落、侠骨柔肠、悲欢离合和古老民族的哀伤与希望……诗和小说可以写,但是别忘了把你的眼光多分一些给非虚构类的作品,那对你的民族可能更有意义。”

我当时将这段话抄下来,贴在我的电脑上方,以提醒自己的责任感和勇气。当然这也是因为王力雄写了一本关于西藏的书,触碰了我最敏感的神经。

另外,要补充的是,多年阅读的经验让我倾向台湾、香港翻译出版的中文书籍。由于中国的言论审查和洗脑效果,即便是同一个外国作家的同一本著作,中国版或添油加醋,或故意删减,与海外中文版有不同。也因此,我会尽可能地寻找台湾译本来读。

唯色:译者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关于记忆、流亡及“藏族文学”(二)

图为我上大学时的全班合影。第一排右三戴大眼镜的女生是我。我在散文《蛮子的舌头》中写:“整个西南民族学院有三十多个各具名号的少数民族,让我们似乎生活在多民族的环境里,却并不了解这些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多民族的特点也让我身陷时刻感受到自己是‘藏族’的情境之中,却并未受到过任何本族化的教育。”

【简述相关介绍:今年四月间,国际文学杂志《渐近线》(ASYMPTOTE)网站发表了捷克学者、翻译家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她也是我的散文集《西藏笔记》译者,于2015年在捷克出版。而这个实际上我用了一个多月完成的访谈,原本关涉的话题更多也更深入,在译成英文发表时因限于篇幅做了较多删减,为此我将中文原文(包括提问)以首发的形式连载。】


卡米拉:你记得“过去”的那个瞬间,可能是你小时候或者是上学时,那么你什么时候第一次发觉有什么“不对”?比如我,因为是在社会主义捷克共和国长大,我有这样的记忆:我奶奶不让我唱一些歌曲,因为那个人“跑了”;或者说我爷爷“没能”上大学。而那时谁都没有给我解释过。我看了朱日坤拍摄的关于你的纪录片《档案》,我发现上学的时候你还是一个“优秀学生”和“共青团员”,当然很多捷克人也有这样的过去。


唯色:是的,我从小“品学兼优”,几乎每学期都是“三好学生”(即“思想好,学习好,身体好”)。我小时候很希望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被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教育洗了脑,甚至在十八岁之前可以说是个小粉红。

类似你说的那种“不对”,我也有过。记得小时候,家里墙上挂着几张黑白或彩色照片,都是中共领袖们: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刘少奇等。有一天毛泽东与林彪的合影只剩下了毛,而林被剪掉了。据说林彪成了“坏人”,所以没有资格与毛主席站在一起干革命了。我这才注意到,那些照片上的人物只要是“坏人”,其面孔不是被涂黑,就是被剪了。不过我没有深究,毕竟这超出了当时的我所能够有的理解能力。

我第一次很明确地觉得有什么“不对”,应该是我十五岁去成都上高中。(与其说“不对”,不如说是“不适”)我在几年前给《纽约时报》写过一篇文章叫《蛮子的舌头》,讲述过这种“不适”:“扑面而来的很多都是迥异的。饮食;外表;口音……”,实际上“不适”的细节很多,日积月累足以促生某种转变。

我的大学也是在成都上的。我写过:“上大学的经验更是被置换的经验。整个西南民族学院有三十多个各具名号的少数民族,让我们似乎生活在多民族的环境里,却并不了解这些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只知道在一些民族的节日吃一顿有民族风味的饭菜,或者围着篝火喝酒唱歌跳舞,或者用脸盆互相泼水过一过傣族的‘泼水节’。多民族的特点也让我身陷时刻感受到自己是‘藏族’的情境之中,却并未受到过任何本族化的教育。我滔滔不绝秦始皇修长城却说不出布达拉宫如何筑成;我倒背如流唐诗宋词却读不懂六世达赖喇嘛的诗歌;我熟知红色中国若干个革命烈士,却不了解1959年拉萨起义中藏人自己的英雄……”

我认识一位布里亚特蒙古人叫格桑,是摄影师,他的大学是在莫斯科上的。莫斯科也有类似北京、成都、兰州等地的“民族大学”那样的大学,大致可以翻译为“民族友好大学”。他开玩笑说,他到了莫斯科的“民族友好大学”,结果发现各民族并不友好。

在我保存的早期诗作中,有一首是在1984年写的,当时我是大一生,我的同学中有十多个“少数民族”和汉族。这首诗的名字是《印──致某些人的偏见》。依稀记得当时我与几个汉人同学发生了争论,我当场写下这首诗,并用力抄写在教室里的黑板上,其中有这样的诗句:“那颗散发着/酥油糌粑味儿的印/深深烙在我心上/我不沮丧/更拒绝你冷漠的/一瞥”。现在重看这首稚嫩的诗,我惊讶的是当时十八岁的自己有了民族意识。而且很显然,当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方式是写诗。

最近我重读大学日记,其中有篇写我卧薪尝胆拼命学习,大一结束时考了全年级第一名,还得了150元奖学金,被授予“优秀共青团员”的称号,系书记希望我入党,但我当面拒绝了他。我在日记里写:“像什么‘入党’,无疑是给自己戴一副‘枷锁’,箍住自己的身心,做个活着憋屈的人而已!……我追求个性的充分而自由的发展,追求个性得到最充分的发挥!一切限制我的愿望的东西,我都要极力挣脱!我厌恶这个现实世界所制造的种种清规戒律!”实际上从大二起,我不再好好学习,而是任由自己的文学兴趣,成了一个当时在西南民族学院乃至成都那些大学里小有名气的诗人。

唯色:译者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关于记忆、流亡及“藏族文学”(一)

国际文学杂志《渐近线》(ASYMPTOTE)网页截图。

今年四月间,国际文学杂志《渐近线》(ASYMPTOTE)网站发表了捷克学者、翻译家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Kamila Hladíková是捷克帕拉茨基大学(Palacky University)的中国文学助理教授,主要教授中国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以及华语电影。她201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主要研究的是1980年代中国和西藏文学中的西藏代表性。她还翻译了相关论文及文学作品,包括将我的散文集《西藏笔记》译成捷克文,于2015年在捷克出版。而这个实际上我用了一个多月完成的访谈,原本关涉的话题更多也更深入,在译成英文发表时因限于篇幅做了较多删减,为此我将中文原文(包括提问)以首发的形式连载于此。


卡米拉:我有点尴尬,以这么一个俗套开始,但我觉得问起你的身份是个必然。所以我先要问:你目前作为藏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你对西藏的了解是如何形成的?是什么促使你去挖掘你自己和你的民族“被禁止的记忆”?


唯色:有关身份的提问在我很熟悉,似乎关注我的人都会问到。从血统来讲,我的主要血统是藏人,有四分之三的藏人血统,四分之一的汉人血统。从出生地来讲,我出生于拉萨;迄今为止,人生大概三分之二的时间在拉萨和图伯特东部的康区度过,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国的城市即成都和北京度过。

我的身份是藏人。用中国通行的说法,是“藏族”。依照中国管理人口的制度,我的户口、身份证,以及各种文件上的“民族”一栏,一概注明自己是“藏族”,而不是其他民族。而从内心来讲,我的身份认同从来都是藏人。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指的是接受教育的时间,我并没有觉得“藏族”与“汉族”有什么不同。因为所有人都学的是中文,说的是汉语。而我并没有受到过藏语教育,因为我上学时,整个藏地(按中国的行政区划被划成五省区)的学校并没有开设藏语教育这一项。

我在四岁时离开拉萨,二十四岁时回到拉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发现已被汉化的我在自己的故乡犹如陌生人。我纠结于身份认同。一度自认为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即是说,我认为我的身份是诗人,高于一切或者说超越一切,而民族的属性可以忽略不计。我其实是一个失去自我的人,而我对自我的追寻、抗拒、接纳……最终以今日的立场来叙事,实在是花费了太长、太长的时间。

我对图伯特即西藏的了解一方面来自于阅读,可以说是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图伯特的著作。比如最早是这几本书:塔泽仁波切(合著者柯林•特吕布尔)的《西藏——历史•宗教•人民》,美国记者约翰•F•艾夫唐的《雪域境外流亡记》;以及尊者达赖喇嘛的两部自传《我的土地,我的人民》、《流亡中的自在》。我说的都是中文译本。有意思的是,前两本书都是1980年代初期在拉萨出版,中共官方以“以备批判”的方式翻译出版,未料大受欢迎,很快成了禁书。

一方面来自于我在拉萨生活、在图伯特各地游历的经验,让我一步步走出个人化的诗歌“象牙塔”。我在诗集《雪域的白》中写过:“生活在饱经沧桑的西藏,沐浴西藏那在风云变幻之中依然格外灿烂的阳光,逐渐经验和感悟到西藏佛教的慈悲与智慧,逐渐看见和倾听到西藏历史与现实中的荣耀和苦难……这一切,让我有了使命,要对这世界说出西藏的秘密。

那么,西藏的秘密是什么?在我看来,是包括了被遮蔽的现实和被遮蔽的过去。我正在写作的有关家族故事的提纲里这样写:“在历史的图伯特与我们之间,在地理的图伯特与我们之间,在诸多的细节之间,存在着各种断裂。为此我要通过对一个家族故事的叙述,来呈现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与创伤,试图以个人的方式为自己、为自己所属的土地争回一段被夺走、被改写的历史。”也即是说,我希望做到的是,以自己家族的故事来挖掘出一个被压抑的民族的声音。

你问我目前作为一个藏人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感觉,最主要的是一种丧失的感觉,丧失了一切:历史、地理与现实中的种种权利。而人类历史上这样的民族并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