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22日星期六

唯色:《一个藏人那年看见的新疆》补记

读到有关新疆的种种消息,想起2003年秋天走过的那些地方:吐鲁番、于田、和田、墨玉、叶城、莎车、英吉沙、喀什、巴楚、拜城、库车、若羌……翻出那一路拍的照片,最难忘的是在喀什老城里遇到的那些美丽孩子,如今他们已长成青年,是否平安?图为我当时跟孩子们的合影,王力雄拍摄。


《一个藏人那年看见的新疆》补记


唯色

许多回忆,散落在写于十五年前的一个藏人那年看见的新疆》里。许多的却是片断的回忆。我当时一路拍照,一路笔记,虽然只是短短的十三天,但新疆的南部,即俗称南疆的大多数地方是过了的。吐鲁番、于田、和田、墨玉、叶城、莎车、英吉沙、喀什、巴楚、拜城、库车、若羌……那一个个属于维吾尔的名字令人难忘。但记录并不完整,或者说,只记录了一半就戛然而止以为以后会补充的我更以为我还会去的,尤其是想去我没有去过的包括乌鲁木齐在内的北疆但没想到我于2003年秋天第一次去新疆,有可能成了最后一次。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个人缺乏再去的条件,而是与那边的局势有关。就像王力雄在2009年出版了《我的西域,你的东土》一书之后,打算带我再去新疆走走,但每次都被那边的朋友劝阻说局势不好,还是等等看吧。这一等就到现在众所周知,不但看不到局势的转变,反而更加糟糕。那边的朋友早就杳无音讯很久了。

也因此,我在自由亚洲特约评论连载当年的片断时,特意找出并发布了当时在喀什老城给好多维吾尔孩子拍的照片。我仔细地看着照片上一个个美丽的维吾尔孩子,充满了忧虑。十五年了,小男孩小女孩都已长成了青年,然而是否平安无恙呢?是不是也如被拆、被“现代化”之后已不复原样的喀什老城,命运多劫?但对于远在他乡,距那边的人与地已如隔世的我来说,只能是空怀牵挂而已。正如前几天,一个德国媒体想就新疆问题采访王力雄,他很感慨地说自己已经十二年没去新疆了,而新疆又如此被封闭,无法了解到最新的、真实的状况,如果轻易议论,其实是不负责的。

而在这篇补记的文字里,我想说的是,我连载发表的当年的记录何以只是片断,而不完整,其实是有原因的。主要是与我个人有关,确切地说,是与我2003年出版的却被查禁的散文集《西藏笔记》有关。是的,就是那本我在和田的新华书店里看见的《西藏笔记》。我写过:“想不到竟然在和田的书店看见了我的书。这对于一个只出版过两本书的写作者不啻是莫大的鼓舞,令我心里乐开了花。可怎么只有一本?是不是卖得不错?店员告诉我这已是第二批,不过每批只进5本。这就是说在和田我有9个知音?那么,就把承当第十个知音的任务交给狄尼雅尔吧。我当即付了款,让刻着‘新华书店 和田留念’的大红印盖在了《西藏笔记》的末页。狄尼雅尔笑道:哈,一个用汉文写书的藏人。”

实际上我在结束了南疆旅行不久,就进入了《西藏笔记》被官方宣布为禁书之后的某种诡谲、荒唐又不堪其扰的日常生活之中,也因此,比如有关南疆旅行的记录便未能完成。而那种不安定的状况持续了九个多月之久,直到2004年6月才算是尘埃落定,也即是说,因为写作和出版了一本书,我在体制内担任《西藏文学》杂志编辑的职务被终结了。正如王力雄在2004年夏天撰写的长文《西藏面对的两种帝国主义——透视唯色事件》中所描述的:

“……《西藏笔记》是唯色的一本散文集,2003年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一方面受到读者欢迎,很快再版,一方面引起了当局注意。首先是中共统战部认为该书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西藏的意识形态负责人随即要求就《西藏笔记》一书进行审查,同时禁止在西藏销售《西藏笔记》一书,随后又要求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全面查禁《西藏笔记》。

唯色所在单位西藏文联对《西藏笔记》做了这样的结论:‘夸大和美化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在个别文章中流露出对达赖的崇信和敬仰,甚至有的内容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不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观点和言论;有的内容对西藏改革开放几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视而不见,过多沉湎于对道听途说的旧西藏的怀恋,出现了错误的价值判断,背离了正确的政治原则,丧失了一名当代作家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建设先进文化所应承担的政治责任。’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副署长石峰继而在出版工作会议上对《西藏笔记》进行了重点指责,称该书‘存在赞美十四世达赖喇嘛、十七世噶玛巴,崇信和宣扬宗教等严重的政治立场、观点错误。有些篇什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进入某种政治误区。例如,《尼玛次仁》《丹增和他的儿子》等篇什,前者描写著名的宗教人士尼玛次仁在国际会议上与达赖支持者相遇的那种困惑,反映出作者对达赖分裂祖国、鼓吹西藏独立的本质认识模糊的观念;后者则流露出对当年平叛斗争有某种误解’(2004年2月23日,见中国发行英才网《图书出版通讯》总第22期)。”

“……《西藏笔记》被封杀时,唯色正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参加期刊主编高级研讨班,西藏文联此前考虑让她担任《西藏文学》副主编。但事情一出,西藏方面马上中止她的学习,将她召回拉萨,成立专门的‘帮教小组’对她进行‘思想教育’,要求她‘检讨’和‘过关’。……面对当局每天的车轮战——各种角色轮流找她和她的家人‘做思想工作’(实质是一种对人精神的虐待和摧毁),极大的精神压力和整日骚扰使她不堪重负,这时又指派她去青藏铁路工地‘接受教育’,而她一直对修建青藏铁路持反对态度。她知道自己缺乏和那个体系对抗与周旋下去的力量,于是选择了出走,离开西藏。”

“……到目前为止,唯色已经得到了如下惩罚:1、以‘自动离职’的名义剥夺工作职位,使她丧失收入;2、没收住房,她目前只能在母亲家栖身;3、中止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使她失去全部社会保障;4、不批准她办理出国护照。可以说,除了关进监狱,能被剥夺的都剥夺了。

在自由社会生活的人,甚至今天在中国内地生活的人都不会很清晰地理解上述惩罚对西藏人意味什么。中国内地社会目前已分化出多种成分,在官方体制外拓展出相当空间,很多人因此可以不依赖体制生存和发展。西藏社会却因为现代化一元全部靠北京财政供养,无法真正分化,因此僧侣以外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几乎全被网罗在体制内。或者说,只有置身体制内才可能成为文化人,否则连生存都没有保证。

我曾经感到不解,过去的苏联、东欧及今天的中国大陆都存在异议公共知识分子,以藏民族所经受的苦难,在国际上所受的支持和拥有的精神领袖,却除了民间底层和僧侣界一些默默无闻的反抗,始终未出现本地的异议公共知识分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藏知识分子没有离开体制而能生存的空间,体制因此具有生杀予夺的威力。把所有文化人都养起来的体制也就是把所有文化人都管起来的体制。不敢脱离体制也就不能反抗体制。目前对西藏的文化压制主要是通过体制控制来实行的。当局对唯色的惩罚就是一种杀一儆百。

以上对王力雄文章的引述,其中有关我的遭遇的介绍,于今天的我而言已成为过去。事实上是一种解脱,因摆脱官方体制而获得的精神解脱,使我从此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写作者,没有比这更重要也更可贵的转折了。但也因为对真实写作的坚持,导致我的生活和身份都发生了如同世事反转的变化。正如赫塔·米勒在她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中所讲的,“生活在那种制度之下,我说话说得很多,主要是因为我决定不吹军号。通常,我说的话都会带来痛苦不堪的后果。但是写作是在沉默中开始的……”。又正如诺曼·马内阿在《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一书中的自述:“我幷不是人们理解的那种‘持不同政见者’……我只是想以作家的身份,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里‘生活在真理中’。”

最后,我要讲述另一个故事的结尾。还是与《西藏笔记》有关。我说过,在那年的南疆旅行中,我在和田的书店买了最后一本《西藏笔记》送给同行的维吾尔友人,而他后来用不太准确的汉语给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其中这样写道:

“我正在看您的书,尼玛次仁在挪威的时候小姑娘跟他说完话以后我很难受,难以控制自己自然的很很的哭了一囤。反复念了几回。谁知道他回答姑娘的提问哪一段的时候我无法控制自己大声的哭开了,我一个人哭了很长时间。好象有个东西很很的挤我的心,我这个微弱心脏难以承受。我很想大声的喊……可惜我没有哪个勇气,我比尼玛次仁可怜的多。”

2018年8月,拉萨 




唯色:一个藏人那年看见的新疆(片断-5)

想起2003年秋天走过的那些地方,最难忘的是在喀什老城里遇到的那些美丽孩子,如今他们已长成青年,是否平安?图为我当时拍摄的孩子。


一个藏人那年看见的新疆(片断-5)


唯色

7、在和田的书店看见我的书

我会特别记住和田这个城市,虽然它跟我看见的南疆的每个城市一样,在今天已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当然,位于广场中心的那个头戴羊羔皮帽的维族农民的塑像倒是别具特色,他肩扛一种我叫不上名字的农具,以迎着东升的旭日下地干活的姿势屹立在用水泥和瓷砖堆砌的柱体上,那四面各自呈现“田”字图案的建筑柱体可真够难看。不远处,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上,以五星红旗为背景,在用维汉两种文字书写的“高举各民族大团结旗帜,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标语旁边,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面带微笑,拍着巴掌,一群维汉男女青年在他们的怀抱下正幸福地放声歌唱。

但我不会忘记和田,确切地说,是和田的新华书店。原因只有一个,这新华书店给了我意外的惊喜。

一楼是维吾尔文。狄尼雅尔耐心地向我介绍维吾尔文书上的内容。不少书都是人物传记,是维吾尔民族在历史上涌现的著名人物,有哲学家、艺术家、诗人和英雄。最多的是诗人。看来这是一个把诗歌当作无价之宝的民族,于是诗人也就成了宝冠上的明珠。在狄尼雅尔如数家珍的讲述中,我第一次听说了“三区革命”。似乎这是近代史上一个被利用、被修改的运动或者组织,其民族主义的实质由于各种因素的介入,末了却被毛泽东定位成“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中的一部分”。——是也?非也?我是一个外人,只能说我不知道,不过窃以为民族主义者们往往容易被天花乱坠的空话所打动。

二楼是中文。伟大的旅行家斯文•赫定的书摆了一书架。如果他只写了一本或者两本关于西域的著作,我想我肯定会读,可是他写的太多了,反而不知看哪一本,踌躇间,结果哪本都没读。还有斯坦因的《沙埋和阗废墟记》。对于这本似乎成了在和田地区旅行的必读书,说实话,我看了一半就放下了。我更爱读曾经在喀什生活过的瑞典人贡纳尔•雅林写的《重返喀什噶尔》,那里面对往昔充满着美好的、忧伤的感情,而多少年后旧地重游时又含蓄地表达着批评,适宜在整个西域的土地上旅行时反复阅读。在后记中,关于从前的驮队走过的古丝绸之路,如今已由卡车司机们接管的公路,他有这样几句话:

“到过这一片广阔地区的探险家们记下的地名是非常独特的一种地名,在另外一个场合,我曾称它们为‘完整句子的地名’(full Sentence Place-names),有的地名或是叫tiva oldi,意为‘这里骆驼死了’,或是叫at tushti,即‘这里马掉到绝壁下去了’。这是过去商队的人们用来辨认和记住这个荒无人烟地区的地名的唯一方法。我不知道今天的卡车司机们是否还继续用这种方法起地名。他们会把那些无法辨认的地方叫做‘这里卡车抛锚了’吗?”

突然王力雄叫住我,说:过来看,这是什么书?

——嗯?《西藏笔记》?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想不到竟然在和田的书店看见了我的书。这对于一个只出版过两本书的写作者不啻是莫大的鼓舞,令我心里乐开了花。可怎么只有一本?是不是卖得不错?店员告诉我这已是第二批,不过每批只进5本。这就是说在和田我有9个知音?那么,就把承当第十个知音的任务交给狄尼雅尔吧。我当即付了款,让刻着“新华书店 和田留念”的大红印盖在了《西藏笔记》的末页。狄尼雅尔笑道:哈,一个用汉文写书的藏人。

8、不能让我们的女人倒酒

和田往西是墨玉。听上去又像是一个汉名,有关资料介绍说,这里的本名“喀拉喀什”在维语中指的就是“墨色的玉石”。但狄尼雅尔不这样认为,他说“墨玉”的意思是“黑眉毛”或者“伟大的河岸”,美则美矣,可哪一种说法更准确呢?

狄尼雅尔找到了在这里工作的两个同学,长相犹如敦煌壁画上佛陀的弟子阿难的那一个如今是警察,另一个瘦高个儿是乡干部。他俩过去都是狄尼雅尔的好哥儿们,拥戴他当了他们的班长,但从大学毕业后再未见过,已经七年了。

同学相逢当然要吃饭喝酒。可餐桌上还多了几个狄尼雅尔也不认识的人,是同学的同事,都是维吾尔人。吃的是火锅,而且还是鸳鸯火锅,一红一白,恍如四川。果然老板就是四川人,打工的倒全是维吾尔人。狄尼雅尔皱眉。同学忙解释说,虽然老板是汉人,可还是清真。又笑狄尼雅尔还那样,当年在学校旁边有一家烤肉店,同学们都去吃,就他不吃,因为烤肉的是一个汉人,他宁可请朋友吃自己也不吃。

但这次他还是坐下来拿起了筷子,毕竟不再是当年。

又是烈性的“老陈酒”。不过他们喝酒与别处不同,不会硬要灌酒,而是由一人当主人,在两个酒杯里倒满酒,然后想让喝就递给其中两人,让这两人碰杯,这样轮流转圈一般谁也不会拉下。当然主人也会斟酌局势,如果谁不能喝了就让这人接着当主人,再如此转圈碰杯。维吾尔人喝酒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拿到酒杯的人都不会当即一饮而尽,而是站起来先要滔滔不绝一番,虽然听不懂在说什么,可那架势,那神态,简直个个都像演说家。

狄尼雅尔尤其像。他口若悬河,声情并茂,而一桌听众聚精会神,频频颔首,让我好奇他是不是在宣讲什么大道理,正好旁边坐着一位在乡里给汉人书记当过翻译的维吾尔人,赶紧叫他翻译却不免失望,原来说的是些初次见面非常愉快之类的客套话。

维吾尔人或者说这一桌维吾尔人真能喝酒,眼看着“老陈酒”喝了一瓶又一瓶。送酒的是一个年轻的维族女子,穿着统一配发的服务员的服装。她被叫住说了几句什么之后,酒桌上的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狄尼雅尔和同学的一个同事争执起来,而后,那同事很不高兴地告辞离去。我忙问我的那位翻译,他解释说,他(指的是离去的那人)要让她给我们倒酒,但是他(指的是狄尼雅尔)不同意。为什么?我大惑不解。他耸耸肩,指指狄尼雅尔:他说了,不能让我们的女人倒酒。

这倒是闻所未闻。待酒桌上又恢复如常,我问狄尼雅尔是否这么说过,他认真地回答道:是啊,怎么能够这样呢?我们的女人是做妻子的,是做母亲的,不是在酒桌上给人倒酒的,这样下去会堕落的。要知道,这世界上最伟大的是母亲,比母亲伟大的还是母亲,我们要爱护她们。我们不能糟践了我们的女人。

这话叫人感动。没想到狄尼雅尔还是如此深刻的一个护花使者。或者说,在他们的文化中,对待女性自有一种特殊的传统。这种传统中还包括了譬如蒙面。对于从未蒙过面的我以及更多的异族女子,很难理解其中的意义,这里面似乎包含着某种为外人所不知的秘密,但正如张承志所说,“这是一个过于严肃的题目,我当然不能浪言轻论”(《正午的喀什》)。

大概在北京时间2点半新疆时间12点半,这顿漫长的晚餐结束了。

写于2003年10月



唯色:一个藏人那年看见的新疆(片断-4)

读到有关新疆的种种消息,想起2003年秋天走过的那些地方:吐鲁番、于田、和田、墨玉、叶城、莎车、英吉沙、喀什、巴楚、拜城、库车、若羌……翻出那一路拍的照片,最难忘的是在喀什老城里遇到的那些美丽孩子,如今他们已长成青年,是否平安?而我去过的老城又是否安在呢?图为我当时拍摄的孩子、商贩及老城里的巷子。


一个藏人那年看见的新疆(片断-4)


唯色

6、巴扎的风情

在于田,我们正好遇上了“巴扎”。“巴扎”是集市的意思。后来在转了和田大巴扎、巴楚巴扎之后才明白,原来在新疆,转巴扎是最有趣也最值得的经历,因为巴扎里有着维吾尔人的日常生活。不过这须得有本地人相伴才能了解,就像我们有了狄尼雅尔,就等于有了翻译和导游。

新疆的巴扎很像拉萨的帕廓街和冲赛康,衣食住行,什么都有。旅行手册介绍说,每一个巴扎都可以分成无数小巴扎,如水果巴扎、食品巴扎、地毯巴扎、衣帽巴扎、烟草巴扎、土陶器巴扎、印花布巴扎、手工艺品巴扎、铁匠、铜匠和银匠巴扎,等等,等等。但耐人寻味的是,但凡是较大的巴扎,当地人都一概而称是“香港巴扎”,狄尼雅尔说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气象,用“香港”来替代繁华的市场,表达了人们对富裕生活的向往。

只有在巴扎上才能看到无数的维吾尔人,男人的花帽或袷袢,女人的头巾和长裙。我最喜欢看的是一个个年轻女子那浓浓的黛眉,连成一线,有着异样的美。而盖头或蒙面的女人携带着神秘,也携带着不可触及的禁忌。我也喜欢看那些一把白须或飘然或连鬓的老人,长寿得令人惊叹,又天真得令人莞耳。有位满口无牙的老人,趴在水果摊上,捧着一串像是刚从藤上摘下的葡萄,也不洗,只在衣袖上擦一擦,就一颗接一颗地吃。有位一身白衣白帽,却敞着土黄色长衫状如大侠的老人,一手拄着拐棍,一手抱着一个硕大的金灿灿的甜瓜,步履飞快地穿行在人群之中。有位长着鹰钩鼻的老人,光光的头像是刚被路边的剃头匠刮过,在阳光下白得刺眼,他从卖帽子的女孩手里要来一顶皮帽戴上,而后乐滋滋地对着一面小圆镜照个没完。有位貌似卡通片中的鼹鼠模样的老人,正襟危坐在一堆瓶瓶罐罐的后面,庄重地往纸上倒着小瓶里的深色粉末,狄尼雅尔说那是维药,就跟你们的藏药一样,都是民族医药;见我举起相机,老人眉毛一扬,变成倒写的八字,可爱极了。有位戴着厚厚眼镜的老人,突然从一群正在买卖玉石的壮年男人中闪出,拦在我们跟前,双手转动着一块墨绿色的石头和一块如同琥珀的黄石头,难道这就是著名的“和田玉”吗?可他狡黠而顽皮的眼光让人想起历史上那个用赝品蒙混了许多考古学者的杰出书商肉孜•阿洪。

我吃了烤包子、烤南瓜、烤肉、烤鱼;还吃了手起刀落的卖瓜人递给的一块甜瓜,两三个放在一片绿叶上流淌着蜜汁的无花果,一大块用核桃仁、蜂蜜做成的核桃糖;而且吃不了兜着走的是刚出坑的香喷喷的馕,几个庞大的熟透了的红石榴。多么喜欢从书上看到的这样一首古老的波斯诗歌:“要不要我对你谈谈石榴?在这东方集市上,几文钱就出售。光身的孩子就哄抢。深藏的珍宝,蜂巢的隔层,五角形筑造,香味浓浓。果皮开裂,籽粒脱落,血红的籽粒,落进蓝色杯中,还有金色汁液,流入彩釉盘中。”

有必要说一说烤鱼,那是在巴楚巴扎上吃到的。那么大的鱼,睁着圆滚滚的眼睛,在同样有着圆滚滚的眼睛的烤鱼人手里被斩成数段,烤得金黄。王力雄说这就是塔里木河里的鱼。塔里木河,在1980年代闻名的维族歌唱家克里木的歌中被唱作母亲河,竟游动着如此罕见的大鱼,我把它命名为维鱼。我有些心悸地吃着,有些虚伪地声明,我一般是不吃鱼的,不,我的意思是我不吃我们西藏的鱼,但是我吃过不少汉鱼,今天要尝一尝维鱼的味道。狄尼雅尔当即吐出鱼刺,大叫道:什么?你说什么?好,我将来一定要去西藏,吃一回藏鱼!

还让我开心的是,在每个巴扎上,我的手都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其实不是我的手,而是我手上的三个银戒指。两个镶着红珊瑚,一个镶着五粒像花朵一样排列的绿松石。尤其是这椭圆的绿松石戒指,中间的那粒葡萄般大小,交错着几条黑色的纹路,犹如碧绿的湖面上倒映着正在天空中蔓延的乌云。通常是女人们握住因它而变得醒目的手说着什么,男人也围上来看。狄尼雅尔翻译道,他们问你是在哪里买的?我得意地说,在帕廓,拉萨的帕廓,西藏的帕廓。不不,这个是祖传的,我们西藏人很多家里都有这样祖传的宝石。哦,TIBET,TIBET。这些维吾尔人交口赞叹,纷纷说着英语的西藏,而不是汉语的西藏,这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从未有过。我从一进入新疆就注意到这一点,同时还注意到他们的神情一下子变得对我更加友好。

我也想要他们的首饰。可我们去的巴扎太少,只选中了两个用前苏联的钱币做的戒指,钱币上有五角星和红旗、齿轮和麦穗,还有四个字母:CCCP。我还想要他们手工编织的围巾,可几乎全都是汉地工厂里生产的真丝或仿丝围巾,后来在一旅游商店才寻见了用植物和果实的汁液染就的土布长巾。
  
写于2003年10月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ws-06222018104058.html

唯色:一个藏人那年看见的新疆(片断-3)

读到有关新疆的种种消息,想起2003年秋天走过的那些地方:吐鲁番、于田、和田、墨玉、叶城、莎车、英吉沙、喀什、巴楚、拜城、库车、若羌……翻出那一路拍的照片,最难忘的是在喀什老城里遇到的那些美丽孩子,如今他们已长成青年,是否平安?而我去过的老城又是否安在呢?图为我当时拍摄的孩子及老城里的巷子。


一个藏人那年看见的新疆(片断-3)


唯色

5、毛主席说:一唱雄鸡天下白

连夜的小雨使胡杨林这耐旱的植物呈现一派生机,却使狄尼雅尔和阿克的妻子都被寒意侵扰,一上车就不时昏睡,全然不顾窗外阴沉沉的天幕下反倒别有风味的沙漠风光。

应该说这少见的雨水对于广袤的沙漠珍贵如油,虽然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周遭也即塔里木盆地其实蕴藏的就有丰富的石油,被认为是中国最大的石油基地。在穿越沙漠的漫长公路的中途,矗立着一巨型而简陋的大门,上书七个斗大的红色汉字:“我为祖国献石油”,左右两侧分别写着:“寻找大场面以艰苦奋斗为乐”,“建设大油田视无私奉献为荣”。

大场面?王力雄说十年前他曾驱车走这正在修建的沙漠公路,一路上极难寻见人家,可如今不但入口处,连中途和终点站都各成一片热热闹闹的小镇,饭馆、商店、修车铺、加油站不一而足,但却见不着几个维吾尔人,几乎全都是远道而来努力挣钱的汉人。开通于1995年秋且长达522公里的沙漠公路,实际上就是为了开采和运输石油而铺就的,当然它还是南疆地区最重要的旅游线路之一,质量还算优良,不但一马平川,而且两边修筑的有用芦苇杆编织的防沙网,尽管紧挨着远看绵延起伏实则一刻不停地移动着的沙丘,但似乎毋庸多虑,即便狂风漫卷,那遮天蔽地的黄沙也难以吞噬这充分显示了人定胜天的奇迹工程,反正三年一换,虽然耗资数万,可若舍不得花这点儿钱,又如何为祖国献石油呢?

此刻,在雨水的浸淫下,沙漠公路犹如一条闪闪发亮的银河,可是载负着什么呢?我看了看蒙在毛毯里不时咳嗽的狄尼雅尔,不知道这名声在外的沙漠公路跟这些原住民的生活会有怎样的关系,就像不知道正在青藏高原上修建的青藏铁路,跟我们藏人的生活会有怎样的关系,似乎无关,又似乎密切相关,总之一言难尽。

沙漠公路的尽头是民丰县。这一听就是汉名的县城,据说源于1945年设立县制之时,彼时的统治者已是汉人,显然是一个有着自给自主的小农思想的官吏,看似以民为重,实则索然无味,远远不如原来的名字“尼雅”富有诗意。在维吾尔语中,“尼雅”的意思是“遥远”。

真正的“尼雅”的确很遥远,但它并不因为人为的更名而不复存在,虽然它已是废墟,却更为著名,以致世上有许多人偏偏冲着这废墟不辞辛苦地一去再去。其中以1901年闯入的英国人斯坦因的收获最大,所搜罗的文物尽存大英博物馆,他也因此一举成名,虽然有人把他的名字等同于江洋大盗,但我不这样看,既然你自己无力照看好自己的宝贝,与其被埋入万丈黄沙之中湮没无闻,不如让有慧眼的人带往一个广阔的舞台上令其广为人知。当然这样的人应该是学者,而不是携带武器的军人。

遗憾的是,遥远的“尼雅”古城不在我们的旅行计划之中,因为阿克的想法是要以日行千里的速度抵达和田,也就是说,这一天我们至少得赶八百公里的路,为此狄尼雅尔几次感叹,要按这样的速度,没几天我们就可以赶到欧洲。快则快矣,屹立在民丰县城中心的纪念碑却令我们兴致盎然。那是一座如今已属罕见的文革建筑:红色的长方体,基座上浮现着数朵向日葵,顶部是数面红旗簇拥着毛泽东的头像,中间部分用汉文和一种陌生的文字刻着:“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另有一块石头上则明示此碑“始建于一九六八年。”

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确确实实燃遍了大江南北,连如此遥远的小城也难逃此劫。1968年,据我对同样发生在西藏的那场暴力革命的了解,正是两派武斗的高峰期。那时候,藏汉人民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团结,由“亲不亲,阶级分”进一步具体为“亲不亲,派性分”,民族问题变得无足轻重。那么,是不是新疆也同样如此呢?出生于1973年的狄尼雅尔显然不太清楚那一段历史,他只是指着那陌生的文字说,那就是新维文。

何谓新维文?原来1960年以后,政府对历史悠久的维吾尔文实行文字改革,认为老维文缺乏科学性,遂以32个拉丁字母替代了过去的36个阿拉伯字母,创制了一套拉丁化的新维文,废弃了已经使用几个世纪而且带有伊斯兰教背景的老维文,但由于并不为维吾尔人民接受,1982年起只得重又恢复老维文。后来从网上查到,当时发明的除了新维文,还有新哈萨克文,有专家不得不承认,这都是“五十年来我们国家在语言文字政策上犯过很多错误”的例证。

孤陋寡闻的我是头一次听说这新维文,不由得十分惊讶。一个民族原有的文字如同这个民族的生命,凭什么可以如此轻率地越俎代庖,取而代之?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举措!若要让一个民族消失,这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不知道对藏文有没有过这样的打算。不过,虽然没有发明新藏文,但是很多年来,藏地所有的中小学校都取消了藏文课程,以致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六七十年代生人,至今在母语方面还是文盲。

然而,文革遗留在新疆的故迹并不仅仅止于民丰的这座纪念碑。数小时后,我们在于田县又迎面遭遇了。这是一座人像雕塑,两个宛如洁白的玉石一般的巨人站在用红色的瓷砖垒砌的基座上,亲切地握着手。不,说亲切不太恰当,那个明显是维吾尔人模样的老汉伸出的是双手,他近乎卑躬屈膝地紧紧攥住的是全中国不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再也熟悉不过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右手。毛主席的右手巨大而温暖,犹如毛主席穿着中山服的伟岸体态。

哎呀呀,这不是我从小就晓得的那个库尔班大叔吗?他可是当年全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人物。从万恶的旧社会得解放的库尔班大叔日夜思念毛主席,多少年哭着喊着要骑着毛驴去见毛主席,还给毛主席寄过杏干和桃干。同志们给感动得不行,留下了他的毛驴,把他送上了远去北京的火车。那是1958年6月的一天,是库尔班大叔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他不但握住了毛主席的大手,还给毛主席戴上了维吾尔人民的小花帽。而他和毛主席握手的照片比今天的好莱坞大片还传播得更广,深深地印在了我们的心中。

这回狄尼雅尔也不陌生了。毕竟多少年来,新疆最著名的爱国者就是库尔班大叔,他不同于那些怀有二心的上层人士,他绝对是发自肺腑地热爱毛主席。哈哈,库尔班大叔就是新疆的翻身农奴。我们西藏当年也有这样的库尔班大叔,在“毛主席呀派人来,神兵下凡界罗风扫乌云开,千年的大山被推倒,百万农奴站起来”的红歌声中,这些“积极分子”争先恐后地唱着“我们跨上金鞍宝马哟,哈达身上带,到北京献给毛主席,哎……,感谢他给我们带了幸福来。”

看来于田这个地方确实与毛有缘,不但出了一个库尔班大叔,还有幸出现在毛的诗歌中。这不,在这塑像的基座上就用两种文字刻着毛的一首名诗,维文是老维文,汉文是龙飞凤舞的毛体书法:

长夜难明赤县天,
百年魔怪舞蹁跹,
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鸡天下白,
万方乐奏有于阗,
诗人兴会更无前。

请注意诗中出现的“于阗”,据查所指不是此于田,而是西汉时西域三十六国中的大国之一,当然也包括今于田,而毛的寓意,相信象征的是整个新疆,甚至可以说象征的是所有的少数民族地区。比如西藏。比如内蒙古。一唱雄鸡天下白——够厉害,一直白了五十多年。

写于2003年10月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ws-06082018103722.html

2018年9月18日星期二

唯色:一个藏人那年看见的新疆(片断-2)

读到有关新疆的种种消息,想起2003年秋天走过的那些地方:吐鲁番、于田、和田、墨玉、叶城、莎车、英吉沙、喀什、巴楚、拜城、库车、若羌……翻出那一路拍的照片,最难忘的是在喀什老城里遇到的那些美丽孩子,如今他们已长成青年,是否平安?而我去过的老城又是否安在呢?图为我当时拍摄的孩子们。


一个藏人那年看见的新疆(片断-2)


•唯 色•


3、充满大蒜味儿的旅行

我们所搭乘的越野车是阿克的。他是王力雄早在1980年代漂流黄河时就结识的朋友。当时他是黄河上的水手,在黄河水文站工作,在青海果洛一带的藏区呆了不少个年头,如今回到宁夏老家,挣了钱,当了老板。也许是早年的经历养成了喜欢闯荡的习性,他不安于室,喜欢与王力雄一起行走蛮荒之地。

这次我和王力雄是在宁夏与阿克夫妇会合,然后走内蒙的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甘肃的酒泉嘉峪关和敦煌莫高窟,再向西拐进新疆的。我们的路线是不去北疆,只去南疆。因为王力雄认为南疆是新疆的灵魂。对于去过新疆六次的王力雄,南疆更有研究的价值。对于更愿意看一看新疆味儿比较纯正的我,南疆的魅力当然更大。

阿克夫妇是回族。谁都知道回族的宗教是伊斯兰教。我以为这一点或许有助于我了解有着广泛的伊斯兰信仰基础的新疆。无论如何,这两个地方的绝大多数人都有着相同的禁忌,我已经做好了一路上只进清真饭馆只吃清真饮食的准备。应该说这不成问题,藏人中也有不少不爱吃猪肉的。对牛羊肉的偏爱似乎是所有游牧民族的特点。

但不吃猪肉并不表明我们之间心意相通。很快我就发现,阿克有着身份混杂的特点。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彼此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就是产生矛盾或者分歧的原因。问题不在这。每个人都会有多种身份,许多人都会面临身份如何定位的难题。我的一位多年前离开西藏去了印度后来又去了美国的朋友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的身份是可以多元性的。你是一个康巴,同时你是一个西藏人和生活在今天中国社会里的中国公民。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这些表现不同方面的你的不同身份是互不矛盾的,是可以和谐地共存的。”

大概这就是症结所在。很久以来,我不认为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不同的身份是可以和谐共存的,恰恰相反,却是分裂的,无法协调的,折磨人心的,其原因就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正常的环境之中。这是再真实不过也不必赘述的现状。

因为这样的现状,我总是相信或者说期望有着同样境遇的人们彼此理解,彼此同情,彼此声援,但遗憾的是,阿克好像并不能够做到。而他之所以不能做到,并非有意为之。其实阿克是一个好人,尤其对朋友重情义,很大方。这一路上,他又出车,又出油,还经常争着请吃饭、买门票等等,他实在是太好啦。我的意思是说,对于阿克而言,他并不认为他所生活的环境是不正常的,困扰我的现状对他并不存在,因此他的那些不同的身份反而是可以和谐共存的。举例来说,他的口头禅是“俺们国家”,他是由衷地这么认为的,以致王力雄感叹,阿克比我这个汉人还热爱这个国家。

他一口一个“俺们国家”也就罢了,可他偏偏又特好争论,而且特别愿意在很多敏感问题上纠缠不休,比如他说,俺们国家应该给西藏和新疆移民一百万,一千万,这样就不会再有民族问题了。比如他说,我去五台山旅游,看见一个很漂亮的年轻姑娘走一步磕一个头,我就想她怎么这么迷信啊,太可惜了。比如他说,这美国王八蛋,无赖,凭什么侵略伊拉克?还有朝鲜,又没招谁惹谁,干嘛要威胁人家?我很快就被气昏了。我生气的程度甚至不能再接受大蒜味儿了。要知道,阿克和他的妻子每餐必吃大蒜,而我是不能吃的,我一吃就会肚子疼,这是我不可克服的生理现象。但是王力雄要吃的话我一般是不反对的。王力雄多次教导我说大蒜具有杀毒功效,在旅行中需要多吃大蒜,为此我也曾经尝试过,可是没用,不一会儿,肚子就会疼得跟食物中毒差不多。

我起先还能接受大蒜味儿,那是因为我和阿克还没有发生过争执,但不久我就十分敏锐地闻到了飘散在车内的大蒜味儿。当然我不是说大蒜的味道也会让我肚子疼,而是大蒜味儿实在不好闻。在西藏,很多藏人是不吃大蒜的,尤其强调,如果吃了大蒜是不能进寺院拜佛的,不然,满嘴臭烘烘的,对佛委实不恭。

于是王力雄忧虑地说,过两天,狄尼雅尔来了,我们这车上又会多一个民族。鉴于我们多民族、多宗教的格局,有关民族和宗教的问题,最好免谈。阿克的妻子表示赞成,说我们还是谈谈窗外的风景,谈谈下一顿吃什么吧。

4、狄尼雅尔的出现

有着一个大脑壳的狄尼雅尔是在我们进入新疆的第三天出现的,从而使我们的新疆之行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至少使我心情大为好转,再也不为大蒜味儿苦恼了。

那是北京时间已是黑夜而新疆时间将近黄昏的时分。狄尼雅尔一手提一个沉甸甸的塑料袋,站在轮台县的公路边上。那两个塑料袋里面分别装着大块鸡肉和圆圆的葡萄,是我们当晚露宿胡杨林的晚餐。他的脚边还放着一瓶新疆出产的“老陈酒”。

刚过三十的狄尼雅尔很爱笑。一笑,脸上就会露出两个酒窝。也爱说,一见面就说着带有维吾尔口音的普通话。对于像他这样一个在汉地读过大学的维吾尔人,他的汉话说得不错。不过,有些词儿他不会说,当然也可能是临时搞忘了。比如豹子,他想说出这个动物的名字,可就是想不起来,急得他双手比划着说,就是那个嘛,身上有圆圆的圈儿,猫一样的,会爬树的。我们全都放声大笑,边笑边模仿他。从此以后,这圆圆的,猫一样的,会爬树的就成了狄尼雅尔的代号。

从阿克苏到轮台既有火车也有汽车。火车更快一点。我问狄尼雅尔,为什么不坐火车?他很干脆地说,我不坐火车,我永远不坐火车。为什么?我惊讶地问。他叫道:嗨,亏你还问得出为什么,这不明摆着的嘛,火车带来了什么?火车带走了什么?火车对谁有好处?难道对我们维吾尔人有好处吗?你们西藏马上也要通火车了,到时候你就会明白这火车意味着什么。所以为了表示我的态度,我这一辈子都不坐火车。

类似的妙语连珠,以后在狄尼雅尔是脱口而出,比比皆是。比如,阿克提到了张骞,赞叹他是伟大的英雄,不但开启了丝绸之路,而且对于拓展中国的疆土立下了汗马功劳。不料却被狄尼雅尔调侃道,张骞不过就是一个间谍罢了。如果说,只要是间谍到过的地方就是他所在国家的领土,那这个世界岂不是乱了套?又比如,阿克提到了阿拉法特,赞叹他也是伟大的英雄,敢于和得到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支持的敌人战斗到底,却再次被狄尼雅尔反驳说,阿拉法特这个人,其实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我们不应该否认这一点。还有,在说到被中国媒体誉为“西部歌王”的王洛宾时,阿克盛赞是王洛宾把新疆音乐带给了全国人民,狄尼雅尔却不屑道,他不过是一个文化盗贼。

很快,狄尼雅尔就成了阿克的克星。我心中暗喜,想不到他俩虽是同一个宗教的信徒,却也有着如此不同的观点,反而狄尼雅尔倒像是我的同盟者。而王力雄永远扮演的是一个中立者的角色。更难得的是,无论阿克如何胡搅蛮缠,狄尼雅尔都不会像我那样只会生闷气,而是用很幽默的方式,把有可能出现的尴尬给化解了。

记得那晚在距离塔克拉玛干沙漠不远的胡杨林里露营时,漆黑的天一直下着小雨。我们喝酒吃肉吃葡萄,然后各自歇息。狄尼雅尔睡在阿克让出的帐篷里,却没有把帐篷的门封好结果着了凉,第二天一早又是咳嗽又是流鼻涕,从头到脚裹着一张毛毯在胡杨林里走来走去,看上去很像塔里班。我大声地冲他说出这句话,还加了一句,可惜你没有大胡子,不然更像。狄尼雅尔回答说,我留过胡子的,可是他们不让我们留胡子,说是留胡子的人像恐怖分子,如果要留胡子就不给工作,所以我们只好都剪掉了。

我骇然。又以为是笑话,忙追问,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裹着毛毯的狄尼雅尔露出圆圆的脸,反问我,你说会是假的吗?那神情,那语气就像是在讥讽我,未必然连你这个藏人都不相信吗?

写于2003年10月

唯色:一个藏人那年看见的新疆(片断-1)

读到有关新疆的种种消息,想起2003年秋天走过的那些地方:吐鲁番、于田、和田、墨玉、叶城、莎车、英吉沙、喀什、巴楚、拜城、库车、若羌……翻出那一路拍的照片,最难忘的是在喀什老城里遇到的那些美丽孩子,如今他们已长成青年,是否平安?图为我当时跟孩子们的合影,王力雄拍摄。


一个藏人那年看见的新疆(片断-1)


•唯 色•

那天下午,当维吾尔文和中文这两种文字的路牌兀然出现眼前,我意识到,这就是新疆的大门。天空碧蓝,远远地连着长长的浮云,很像西藏的天空。包括远处原生态的群山,也有些像拉萨周围的山。但这只是我的感觉。我之所以这样感觉是为了拉近自己与这个陌生之地的距离。新疆,多年来我心驰神往的地方,在我自己精心描绘的地图上,它和印度、蒙古、不丹、尼泊尔、土耳其、伊朗、爱尔兰以及捷克等几个寥若晨星的名字,构成了我渴望在今生游历的全部梦想。如今,其中一个梦想随着“星星峡”的出现将成为现实,实在令人激动。不过我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在旅行中总是要把自己的故乡带在身边,犹如神灵附体,它附在我脖子上的护身符和手腕上的念珠中,使我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将它们彼此联系起来,其目的是为了强化我在旅行中的各种感受。我希望这些地方都成为我精神上的故乡,或者说,都和我的故乡一样令我难忘,又倍感亲切。为此,我以一串在路边上买到的第一串圆润甜蜜的新疆葡萄,以一句从一本关于新疆的旅行手册上学会的维吾尔语“亚克西姆”(你好),算是举行了一种纯属个人化的仪式。那天是9月23日。十三天后,王力雄和阿克轮番驾驶长城-赛弗越野车翻过了阿尔金山。那是新疆的另一个大门,意犹未尽的我恋恋不舍地告别了新疆。其实短短的十三天,能知道新疆什么呢?新疆并不只是有着辽阔荒漠和珍稀绿洲的地理,并不只是有着丝绸之路和楼兰废墟的历史,并不只是有着甜蜜水果和优美歌舞的“现实”。

1、看上去歌舞升平

9月30日晚。疏勒的麦西热甫餐厅。七八张餐桌环绕着不算大的舞池。但除了我们四个异族人,每张摆满美食和水果的餐桌跟前围坐的都是维吾尔人。当电子琴这种现代乐器被一个维吾尔青年弹奏出属于这个民族的美妙音乐时,一个维吾尔女子用我陌生的却宛如天籁的语言唱道:

“当我看到你花中之王的美姿,
我只是叹息,
我的心已被你带去,
然而你赛尔维树的美姿早已远去。

这是狄尼雅尔为我翻译的。他说这是我们十二木卡姆里的歌,已经几百年了。在依然固守着传统的歌声中,狄尼雅尔的同学艾哈买提微笑着,热情地邀我们品尝维吾尔风味的菜肴。每道菜肴都有着浓烈而奇异的香味,但我们很快就被舞池中翩翩起舞的维吾尔男女吸引住了。过去在舞台上、影视里看见的维吾尔舞蹈远不如此刻如此近距离的目睹更让人惊叹。原来维吾尔人个个都是出色的舞蹈家,而且每一个动作都显得十分地优雅。是的,优雅,就是这个词。即使旋律变得激越,舞姿转而奔放,依然是优雅之极。男人落落大方,女子更为袅娜,在若即若离之间传递着越来越亲密的情意。我相信传统的维吾尔舞蹈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但最基本的姿势肯定就是这些普通人所展现的那样。狄尼雅尔在我们的鼓动下也走入舞池。想不到胖乎乎的他竟然跳得一手好舞,在忽而舒展忽而开合忽而弯曲忽而旋转的时候尽显魅力,立即成为舞池中闪耀的明星。

一曲又起,我们也被邀入舞池,无人笑话这四个异族人笨拙的模仿,闪烁的灯光中看见的都是善意的笑容,可是他们哪里知道这四个异族人并不全是汉人,而是一个汉人,两个回族,一个藏人。啊,这时刻彷佛是各民族大团结的时刻。这时刻彷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形容的“万方乐奏有于阗”的时刻。

但当我举杯对狄尼雅尔感慨,无论谁看见这美食佳肴,这歌舞升平,都会觉得新疆人民过着幸福的生活;骤然间,神情变得凝重的狄尼雅尔却这样回应说,看上去是这样,看上去我们维吾尔人很幸福,可是,我们痛苦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我们哭泣的时候没有人同情……

2、在这之前

在这之前,我们到过哈密,到过吐鲁番。这是两个颇具现代化规模的城市:宽阔的柏油马路,毗邻的高楼大厦,数不清的大小商店、餐馆和饭店,以及来自中国各地的打工者、移民和游客。这其实是当今中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的面貌。旧貌换新颜,换上的却都是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模样。西藏亦如此。有人说,如果把布达拉宫拆了,拉萨就是四川的某个县城。

我在哈密和吐鲁番的街上寻找着我想象中的新疆人,脸上堆满了笑,随时准备把我在旅行手册上学会的几句维语抛出去,这使我想起在拉萨看见的游客,满怀猎奇,四处瞎逛,其实透着几分傻气。我和王力雄终于在吐鲁番的夜市上吃羊肉串的时候等到了一个叫买买提的维吾尔小伙。他用标准的汉语邀请我们明天去葡萄沟,他说他在那儿开食堂。“食堂”这个词是不是1950年代“大跃进”时遗留下来的?后来发现本地人都把“饭馆”叫做“食堂”,就跟藏人把“旅馆”叫做“招待”一样均打上了时代的烙印。问他知不知道热比娅,他带着诧异的神情说,知道嘛,可她是不是那样就不知道啦。接着又说,汉族嘛,维族嘛,一家人嘛,如果那样的话,就不好了嘛。他很年轻,他旁边的朋友们都很年轻,他们是来城里参加婚礼的。

不过我们没去葡萄沟。从1980年代起就走过新疆的王力雄很清楚葡萄沟早已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他的基本原则是,只要是卖门票的景点,能不去就不去,否则我们的旅行就落入俗套了。可是在旅游业越来越红火的今天,走到哪里都难免不是游客,这对于多年前就漂黄河、上珠峰、走四方的王力雄来说,探险或者真正能够体会旅行的乐趣已经越来越少了。即使我们自己开着一辆车,即使我们带着帐篷、睡袋和卫星定位仪,即使我们反对门票、发票以及各种各样的票,又有何用?你爱去不去。也许别人会说我们也很俗,真有本事就去向一千七百多年前的玄奘和尚学习,这位伟大的徒步旅行者才是真正地实践了旅行意义的人。

所以在勿需门票的吐峪沟,无论是当地人眼中的我还是我自己意识中的我,其实只是一个走马观花的游客。旅行手册上介绍吐峪沟是一个保持了古老的维吾尔生活传统的小村庄,但这须得住上几天才能初步认识到这一点。可我们只会说“亚克西姆”(你好)、“热合买提(谢谢)”、“或西(再见)”,怎能凭此看见那蒙着纱巾的村妇的面容,那留着长须的老人的内心?张承志坐在维吾尔人里铁甫的毛驴车上,绕着被炽热的太阳灼烤的火焰山整整转了六天,相互之间却只能翻来覆去地说着四个词,以致他终于感慨,面对这火焰山,“我无法和它交流。我也许和那些吐鲁番学家一样无法和它交流,因为它不告诉我,它只是神秘莫测地向我露出一派跃动灼眼的红色。我只能……我只能围着它转转。”(《凝固火焰》)

一个戴着四楞小花帽的年轻人突然赶来,冲着王力雄伸出双手。王力雄显然措手不及,却被那人紧紧地抓住双手握了握,随即打开掌心往脸上比划了一个抚摩的动作。王力雄有些激动,以为是维吾尔人民在向自己表示问候,也赶紧模仿了一番。两人面对面笑了笑,说出的话却谁也听不懂,王力雄只好继续走自己的路。那人默默地跟着,神情间却有几分奇怪。后来翻看数码相机拍的照片,有一张是在一穹庐似的房顶下入神凝坐着的那个人,我有意刺激王力雄说,他是不是在梦游?

在一本名为《新疆》的旅行手册上,就那片宛如从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民居,看上去是如此地古老、繁复而易损,却又无人阻拦外来的好奇者,特别加上了这样一句注解:“走在吐峪沟里,会感觉到这个村子所拥有的一种品格——既不封闭也不接纳……”。

写于2003年10月

2018年8月5日星期日

唐丹鸿:西藏问题:“民主转型”与新“筹藏策” ——一份旁观者手记

布达拉宫。(唯色摄影)


西藏问题:“民主转型”与新“筹藏策”
——一份旁观者手记

唐丹鸿

心理学研究证明,政治体制环境影响和塑造因应的社会人格。社会人格反过来又延续相应的政治体制。

一.为了版图

在1992年《魏京生就西藏问题给邓小平的信》中,民运先驱魏京生先生明确认为西藏“主权归属不明确”,他也明确表示诸种要点来看,西藏无疑是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十七条协议》城下之盟,按国际法是无效的

但是,魏京生的这封信,并不是谴责中共侵略吞并西藏,也不是要尊重西藏人民自决权。相反,他在信中表示,邓小平和毛泽东等“商定的和平解放的抉择非常正确,虽然和平解放办法颇有城下之盟和缓兵之计之嫌”。他指责邓小平的是,中共没有遵守这城下之盟,没能成功地“弄假成真变为既成事实”。他担心西藏问题导致分裂,“引起多米诺反应还将波及远不止12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沉浸在“振兴中华”爱国情怀中的魏京生先生是坦率的,他毫不掩饰中共吞并西藏“非常正确”,而且为了“使西藏能够保留在中国版图之中,这位当时陷身监狱的中国当代民主运动先驱,向剥夺他自由的专制统治者提了一系列如何继续将西藏人关在中国大监狱的统战计策。

2008年3.14从拉萨漫延全藏大规模抗暴事件后,在流亡西藏,批评政府中间道路,主张恢复西藏独立的声音日益增多。

二.“共藏问题”

2009年自由亚洲电台对民运圈西藏问题研究者李江琳女士做了一个专访,题目就叫《西藏问题是如何产生的》。专访中记者北明这样问:“国际舆论一般认为,西藏的厄运是从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兵西藏、藏人被迫签署《十七条协议》开始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迟至1959年之后,藏人才开始逃离他们的故土?”;李江琳女士在答问中也设问:“为什么达赖喇嘛在1959年出走,而不是51年或者56年?” 当然,重点在自答:“要理解1959年的拉萨事件,必须从1956年的四川藏区开始……”在随后出版的书中,李女士也致力于引导读者关注她所阐释的“藏人为何暴动”、“达赖喇嘛为何出走”。

李江琳女士试图构建的逻辑是:如果西藏问题是1951年(即《十七条协议》签署)产生的,那为什么1951年藏人没有暴动,达赖喇嘛没有出走?而由于中共1956年开始在康区行施民主改革政策,导致了藏人暴动,最终导致达赖喇嘛流亡,因此西藏问题产生的时间点是1956年,由于“民主改革”严酷政策。

以“没有暴动、没有出走”,暗示“没有问题”;以“暴动出走”推导出西藏问题是“官逼民反”——那么此前西藏政府向联合国提起申诉、昌都战役和《十七条》等是什么呢?李江琳女士分别于2010年、2012年出版的《1959拉萨》和《当铁鸟飞过天空》两本书,都“省略”了不可缺失的背景:中国入侵和城下之盟《十七条》,而明确代之以“历史上边疆民族一直高度自治”的非事实的政治框架,将西藏人的国家认同“博”,改成了“高度自治”的“中国”认同。

李江琳强调她的书是“学术的、中立的”,既然如此,那么至少应以藏中双边的历史叙述作为背景,才谈得上“中立”。李女士也的确引用藏方资料,比如从《血祭雪域》、《我故乡的悲惨史》等书中,摘取各种暴动和屠杀案例。然而,奇怪的是,同样是这些藏人当代史书,其中藏人的历史观、主权观、国家认同以及相应的抵抗史等部分,都没能在李的书中成为参照——在领土、主权、国家认同等这些西藏问题的核心问题上,《1959拉萨》和《当铁鸟在天空飞翔》以中式政治地域的“中国西南西北四省藏区”(仅几十年历史),替换藏人政治地理叙事的康和安多(千年历史);以“四省藏区不属西藏政府管辖”,遮改了康和安多在西藏政府管辖下的高度自治;以赵尔丰“改土归流”、“设置州县”、“民国建西康省”这类单边的中式政治权力宣示消隐了藏东康区被晚清政权血腥侵略、以及民国为霸占藏东边疆进行数次战争才得以 “西康建省”等背景。

从清末“筹藏”到1951年城下之盟《十七条》,百年来血腥的吞并史,百年来藏人抵抗异邦扩张、抗拒异族统治的历史,最至关重要的历史背景,被精心切割剔除,将图伯特沦亡前最后的抵抗,写成了:“历史上高度自治的藏族,在中共‘民主改革’政策下,暴动、出走,产生了西藏问题。‘民主改革’是西藏问题的起始点和本质,西藏问题其实是‘共藏问题’”。

李江琳女士自述受过专门史学研究训练。除了以上提到的框架性遮蔽,全书还多处用细节性扭曲,微妙传达“自古以来”,筛选性个案以示藏人有“中国认同”,以及过滤背景从而改变事件性质的写法。1959拉萨》和《当铁鸟在天空飞翔》从藏方史料摘取屠杀案例,用中共资料印证屠杀的真实不虚,加上对藏人苦难充满同情的笔调,彰显着作者的道德信誉。遗憾的是,过滤部分真相来写历史,以得出预先设定的政治化结论,却丧失了对史实的尊重——这两本以中共“政策问题”取代主权问题的书,在中国境内外民运、泛民运和自由派人士中赢得了广泛读者,民运理论家胡平老师撰写了书评郑重推荐。

通过继后的观察,恕我难忍不做这样的批评:中共用“农奴”的假血涂抹“大救星”的胭脂,民主转型知识份子们则用藏人的真血操作西藏问题的起点与本质。这是二十一世纪版的“筹藏策”——将西藏问题“民主转型”到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策略

三.“友谊之桥”

2010年3月,在“中国青年基金会”主席、留学生孔灵犀的组织下,50多名汉人学生和40多名藏人学生,在纽约召开第一届“友谊之桥汉藏学生交流会”据组织者称,“会议得到中国及汉藏两族各界支持。受邀并确认出席的专家有若干位在美国各大学的学者,数位来自中国的著名学者和官员”。《北京之春》的报道说:“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数位领事以及西藏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对本次交流活动给予了鼓励、建议和帮助。”

李江琳女士的发大意1956年以来‘民主改革’、‘宗教改革’对藏民族造成了极大痛苦,‘治愈国家的创伤’首先需要汉人了解历史,她认为藏民族会接受汉人的道歉,并在我国宪法所赋予的自治框架下融入民族大团结中来”。

民主宪政学者王天成,向藏汉青年学生作了题为《以民主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的演讲。在报道的语境中,这一“民主方式”是未来的联邦制的中国王天成先生“赞赏达赖喇嘛寻求自治而绝不谋求独立的中间道路”,他认为汉人必须理解和尊重藏民族自由支配自己生活的愿望”同时指出,“藏人也应该理解汉人必须保持国家统一幅员辽阔的大国情感……中国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西藏独立”。这位宪政学者也称,西藏流亡政府中间道路政策提出的“将西藏三区的所有藏族都置于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中……由一个自治机构管理藏区,即所谓‘大藏区’是行不通的,“会使民主转型复杂化”,“增加汉人对西藏独立的担忧”。

由此看来,“中国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西藏独立”“大藏区行不通”,这两点不但是中共立场,也是“既要民主,又要大国统一”的汉人的立场兼容“民主”和“大一统”的汉人,是民主转型精英们的最大支持者,同时也是“中间道路”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支持“不谋求独立”,反对“西藏三区统一”。既尊重和理解自由愿望,又不惜一切代价反自由——如果自由意味着独立。

但是,如果要理解“既要民主自由、又要大国统一”的汉人,似乎也该回溯一下,一百年前那个变法的时代:设计满清帝国转型的知识精英们,在为“十八省中国”与“多民族中国”争论不休,梁启超在抱怨支那人不爱国、“瓜分危言”在炮制、主权与疆域在想象、“中华民族”在发明、“筹藏策”在纷纭、利益集团入侵康区开发和同化“藏蛮”、“衣带诏”(体制内健康力量?)在集资、话语权在集结、军阀们在成长、民族主义在养成、奴役之路在铺展……

两个月后,“中国青年基金会”在纽约举行了第二届谊之桥”汉藏学生交流会﹐达赖喇嘛应邀出席与中国学生与学者就西藏问题展开对话。据博的报道“与会发言的专家包括国内高校的著名藏学专家,体制内官员……在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就西藏的发展、建设和未来发表演讲”。另据会议组织者孔灵犀“在这次会议的准备过程中,我们与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几位领事有过若干次建设性对话

“中国改革杂志社”前社长、当时的“天下公言文化传媒”研究员李伟东发,“若达赖喇嘛去世﹐其转世的问题将会为藏汉的关系‘带来很大的隐患’”——不,实际上,绝大多数汉人,对达赖喇嘛转世问题根本不懂、也不在意。达赖喇嘛转世第14世了,从来不是“藏汉关系”的隐患,而是中共以及将来中国人统治西藏合法性的重大忧患。因为,对西藏人民来说,达赖喇嘛在政治上宗教上都是至高无上的,人民认受,这是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权力合法性的真正来源,已经三百多年了。换言之,这也是中国统治图伯特不具有合法性的明证。

会上以“民族问题评论家”身份发言的李伟东先生既是学者、也有“体制内官员”身份。李伟东建议达赖喇嘛去政治化﹐“回归纯粹宗教领袖的角色来与中共妥协并重新开展谈判……宣布完全与达萨拉(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事务切断关系﹐然后寻求恢复自己在藏区的宗教领袖的地位﹐然后一心一意的重新专心管理佛教宗教事务﹐可能对解开这个死结有很大的帮助”。

由于宗教领袖对藏人社会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特点,从占领图伯特开始,中共就利用各地高僧大德做政治操作。对中共而言,达赖喇嘛如果放弃政治权力,藏人认受的最高统治者就虚空了,而作为最高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又能稳定和整合藏人民心。在中共中央批准的统战部《取达赖集团和外逃藏人回归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报告意见是:“……根据目前国内外的情况和斗争的需要,争取达赖集团返回祖国,对我们是有利的……对达赖的工作,我们要特别重视。只要他愿意返回祖国,我们可以作为宗教领袖对待……这对于稳定西藏,巩固西南边防,巩固祖国统一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这次“友谊之桥”汉藏学生交流会上,达赖喇嘛说:只有在中国政府真诚的、实际的落实藏人自治尊重藏人文化的前提下﹐才会考虑返回西藏。

让我们回顾一下,两次“友谊之桥”汉藏学生交流会,海外民运学者们耐人寻味的措辞:“在我国宪法所赋予的自治框架下融入民族大团结中来”,“中国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西藏独立”、“‘大藏区’行不通”、“宣布完全与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事务切断关系”、“寻求恢复自己在藏区的宗教领袖的地位”。李江琳是民运圈的西藏问题专家。宪政学者王天成,目前是海“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的所长。「中国改革杂志社」前社长李伟东,目前是海外“聚焦研究中国民主转型”的“中战略分杂志”社长

早在1962年出版的自传《吾土吾民》中,尊者就写到:“我明白,中国人在想办法削弱我的政治责任,而我反对暴力的态度,正帮了中国人来摧毁人民对我的信任。然而,即使人民失去了对我作为政治领袖的信仰,但作为一个精神领袖,人民对我的信心是不会消失的,这是最主要的。世俗权力可以放下,或者说政治领袖可以让别人担任,但是作为宗教领袖无法卸责,这是我个人无法考虑的。因此,为了西藏的最高利益,也许我可以从世俗的权力中引退……”

达赖喇嘛相信,政教应该分开,西藏人民可以完全由他们自己负责,选择自己的领导人。达兰萨拉西藏和平抗暴52周年纪念集会上,达赖喇嘛正式宣布,将以达赖喇嘛名号所承担的所有政治权责交予民众直选产生的领导人。达赖喇嘛签署的最后一项政治法案,是宪法修订案,正式放弃他的政治职位,为了加强西藏运动的民主结构,如此,即使在他身后,该运动仍能继续向前

.“民主转型”

2014年,原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宪政学者张博树先生,由美国民主基金会资助出版了《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主要内容也在民主基金会资助的网刊《民主中国》连载。该书的主要框架是,历史上“西藏臣属中国”,因此以分裂固有领土完整为目的的民族自决,中国不承认。在未来“民主转型”后的新中国,专制已终结,民族自决不必要。中国民主转型的合法性建立在“不能失掉西藏和新疆”的基础上。

作者开篇设定了西藏问题的框架:一,西藏问题是人权问题,是中共的政策以及对宗教自由的压制;二,是制度问题;三,是汉藏对“过去数百年北京-拉萨关系的不同理解”;四,西藏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未来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民族关系的整合和国家结构的重构。”

一、二基于“人权”和“制度”问题,“共藏问题”学者李江琳女士的《1959拉萨》和《当铁鸟在天空飞翔》作为权威依据,强调“1959年藏人叛乱的真实原因在于中共的意识形态、政策和党国制度导向的“结论”是“中国的民主转型在体制内外温和力量的主导下成功……民族自决将不再必要,因为专制已经被终结,少民族的公民(包括个人权和集体权)开始获得新的宪政体制的制性保障”【《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十二.关于民族自决/民族自决与中国转型】

关于第三张博树先生大量引用中共版的“中国西藏地方史”宣传材料,“论述”了:西藏自元朝起就“臣属”于中国(中土政权),辛亥后西藏宣布独立没有得到中华民国承认,1949年中共建政后占领图伯特,不是侵略而是“行使主权”——未来中国民主转型后,根据联大1514决议中有一条限制,即“凡以局部破坏或全部破坏国家统一及领土完整为目的之企图,均与联合国宪章之宗旨及原则不相容”,因此藏人没有民族自决权。

张博树先生认为西藏问题的这一层面,是汉藏对北京-拉萨关系的“不同理解”——但是,张先生不该以“理解”代替事实。“理解”是可以改变的,而中国在1949年以前从未统治过西藏、图伯特人没有中国认同这一事实无法改变。如果我们认同“理解”应基于事实,唯基于事实的理解才最接近本质的话,那么《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所阐释的“西藏臣属中国史”,就是一个在非事实基础上“理解”的伪相,是对事实和本质的蔑视。

关于第四,《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表示,“中国民主转型的战略家”要“重构”的,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新中国。依据是土地和“大一统”的汉人——张先生列举了: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人口稀少,东部人口压力巨大;西部土地下的自然资源;西部是战略后方基地;最主要的“西藏独立不会是单独事件,它会引发新疆独立甚至内蒙独立”,“任何正在台上或准备上台的人,无论他是自由民主派还是共产党内的改革派……管谁上台,担当起国土丢失一半的‘罪名’,也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未来民主体制转型新政权必须考虑汉人,最大选民群体的支持失掉了西藏,或失掉了新疆,民主转型的合法性就丧失了大半”【详见《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十二.关于民族自决】

在此我想比较一下魏京生在监狱中就西问题给邓小平的信。这封信对西藏历史主权的叙述是诚实的魏京生指责中共的治藏政策导致版图崩解将被国人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权力的主体是中共,魏京生向权力者进言怀柔同化策,更像是源自为子孙后代振兴中华的中华帝国意识形态局限。

在张博树书中,历史叙述受政治操作支配。他反对“独立”的理由,是民主转型的战略家”“必须考虑最大选民群体汉人的支持,显示出更多的是“新政权”对权力的需要,“既民主又大一统”的汉人大众,是转型新政权权力的源。正因如此,在充满民主转型的话语中,你看不到对大一统的反思,对“既民主又大一统”的怀疑。相反,用中共的历史宣传,论证西藏臣属中国中共军队入藏是行使主权,更像在为转型新政权储备权力资源——“既民主又大一统”的大众民意

张先生书中所说的“行动者”“民主转型战略家”是谁或谁们?他们似乎在民主自由的世界,掌握言论自由的平台,说着民主宪政的话语,带一些学术、一些谋略、一些仁慈、一些颂圣……以及一点胁迫的味道:只有以“留在中国之内”为基础的谈判,才是“对中国民主转型事业的最好支持”。与辛亥革命后的“五族共和”相似的是,战略家们为未来民主新中国做着完美的设计,他们排开了藏维蒙等其他民族的战略家,假装房间里没有大象。

五.“民主中国”


2016年8月,正在进行“中国民主转型”专题研讨的民运网刊《民主中国》,在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中,删去了关于达赖喇嘛权力来源及合法性的一段“1909年11月初,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时,西藏人民献给他一方新印,上面刻有‘圣地佛陀敕言之统辖一切人神共敬三界怙主遍知一切观世音金刚持达赖喇嘛如意佛王之印’。这方印玺是西藏人民拒绝满洲或中国人干涉的标志,是人民承认达赖喇嘛的明证,达赖喇嘛和甘丹颇章(西藏政府)的合法性就在于此——


不得不说,《民主中国》的这位编辑真专业:由于中国宣称拥有西藏主权,依据是中国皇帝的册封,即达赖喇嘛的权力来源于中国皇权。而西藏人民赠给尊者的这方印玺,却宣示达赖喇嘛的权力来自佛陀出于对被治者同意主权在民人民主权的认同和特别提醒,我文中例举了这一证据,却被《民主中国》精准地剔除了显然有人不想让读者知道这一证据,因为如果让人知道了,就会让他们设定的“西藏问题本质”显出漏洞,正因如此,《民主中国》不但删除了西藏人没有“中国”认同的证据,还给文章加上偏离事实、也偏离作者原意的导读,诱引读者将主权问题理解为“统治者政策”问题。

《民主中国》拒绝恢复这段原文的理由是虑在如此严酷时期,保留这块探讨中国民主转型阵地,实属不易。编辑为长远计,有些对来文的修改删节,应属正常——编辑甚至为此表达了个人苦衷,显示“删除”来自某种更大的压力。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这样的逻辑呢:正在进行“中国民主转型”专题研讨的“民主中国”,以“保留民主转型阵地”之名,删去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来源。

《民主中国》的删改与中共的立场是异曲同工的《朱维群:望达赖能转变立场在有生之年作出正确选择》中说“达赖极力给自己的小集团披上合法性的外衣。坚持称‘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人民利益的代表',‘达赖喇嘛作为西藏人民合法代表的地位,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容置疑的'……对此我们严肃指出,代表西藏人民的只能是中国中央政府及其领导下的西藏自治区政府”。更具讽刺的是,《民主中国》用抹去既往来自证: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在“控制过去”的同期,《民主中国》刊发了几涉及“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的文章,藉着宏大叙事的溢美辞令表达:西藏历史上是中国的一部分,达赖喇嘛和藏人1959年的流亡,是“宗教性大迁徙”和“宗教与文化流亡”,是“中国内部”的“文明出轨”殃及了“藏族地区”;“藏区……将来民主宪政后,‘藏区’、‘新疆区都是中华大家庭的一分子

.“战略家们”

根据互联网信息:

「中国改革杂志社」前社长李伟东、《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作者张博树在美国成立了一个“中国战略分析智库”。李伟东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的社长,张博树是执行主编张博先生透露:“据我所等一些体制内的学者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即北京把达赖喇嘛请回来主持藏区宗教事务,实行宗教自治,党不再干预,但达赖喇嘛也不再过问西藏的政治……而如果习能打开和达赖喇嘛的重新对话之门,西藏问题有缓,对新疆乃至全国的‘维稳’都会有帮助……”。

显然中国官方并没有出任何回答。张博树先生又向尊者提出“分解中间道路”“先找北京方面容易接受的拿出来谈。比如,可以先争取尊者回去,到五台山朝圣亦可,举行一些宗教性的交流、活动亦可。这样,对习中央而言,可表现党国的大度,符合变‘压’为‘柔’的新治理思路;而对藏人方面言,也可以就此争取宗教环境方面的某种改善……尊者听了这个建议后笑道:这是中间道路的中间道路哇!”

2017年初,由王天成、胡平和滕彪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王天成是所长,他在2010友谊之桥汉藏学生交流会上,《以民主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为题演讲。胡平是董事和名誉所长,李伟东、张博树、陈奎德、夏明等出席了成立会议。胡平、李江琳、丁一夫、夏明等人士支持中间道路的文章,多在陈奎德先生主编的《纵览中国》发表。


2018年4月,李江琳、丁一夫、夏明等专家们,在博文社视频节目做《西藏问题与中国民主转型》的系列专题讨论

2018年5月,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发起“华人声援‘中道路’声明签名活动。

2018年6月29日,张博树、夏明、李江琳、丁一夫等,以专家权威身份在明镜直播“中国研究院”做了《习近平与达赖喇嘛会相见?西藏问题的希望在哪里》研讨会。综合这次研讨会的印象:

专家们就“西藏是一个多大程度上的独立国家”、“中国”、“中国人”等作了圆滑的调整。张博树保留了他书中的观点。丁一夫认同张博树“从元代到满清西藏臣属中国”之说,丁先生似乎忘记了他在《达赖喇嘛不是您的敌人》等文中的“技巧性”笔法,转而“强调”不能淡化民国时西藏的事实独立。纪硕鸣则提醒这事实独立没有国际承认。

李江琳强调不能淡化她所研究的西藏当代史“否则汉人不能理解藏人为何要反抗,反抗的立足点和位置在哪里但李女士心里一定知道,如果她的书中不设定历史上边疆民族一直高度自治如果不遮蔽昌都战役和《十七条协议》的性质,那么,“藏人为何反抗、反抗的立足点”会不会与她的版本不同

夏明教授指出“必须承认在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围内,西藏新疆都是中国的一部分,56个民族在中国已经煮成了一锅汤,萝卜、牛肉是不能分开的,民族撕裂可能出现种族屠杀”——看出来了吗?观点似乎是多元的,但最终还是“统一”的。

专家们提出“淡化历史问题,注重现实问题,淡化民族问题,注重制度问题”专家们认为“中间道路”能带动中国民主化,希望习近平与达赖喇嘛见面

西藏流亡政府表示: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中间道路仍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流亡政府阐释中间道路的要点,除了众所周知的不寻求独立,要求三区统一实现中国宪法内名符其实的自治,还有尊重“三个坚持”,不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挑战社会主义制度。


民主转型战略家们,其实清楚中共绝不接受中间道路,正如胡老师所说:“只因为中共已经在西藏建立起一党专制,如果让藏人自治,中共对西藏的一党专制就保不住了……,但战略家们仍然好像是中间道路最坚实的拥趸和最恳切的呼声,因为中间道路承诺了“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民主转型新政权预定的“合法性”。

政治体制环境会影响和塑造相应的社会人格。大一统专制国家制造了相应的教育体制和社会环境,生成了社会的专制人格,反过来又加固政治体制,成为“大一统”续命的力量。这类社会人格的个体或大众,往往公开显示他们反统治者的立场,抨击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声称自己是民主自由派,但他们既向往民主人权,又为了大一统不惜借助极权者的相同手段:既书写历史,又扭曲历史真相;既言论自由,又言论审查;既探讨民主转型,又必须转型为“多民族统一国家”。在民主大一统的新中国,转型新政权合法性来源是汉人其他民族既有“名符其实的自治”,又“必须服从中央政府的指令”;在这统一的美丽新世界,所有公民都有人权,但不包括民族自决权;分裂会导致种族屠杀,因为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反分裂”——“教育转化中心”集中营已经关押了逾百万人。

实际上,我们创造了并还在创造、经历了并要继续经历极黑的时代。

达赖喇嘛签署的最后一个政府法案,是修宪放弃他的政治权力。他在等待一位刚刚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的权力者与他见面。

尊者也曾说过:西藏并不是他个人的问题,最终的解决权在于全体西藏人民。

2018.7 特拉维夫

 (本文首发于【思想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