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31日星期三

王力雄:纪念嘉日·洛珠坚赞




纪念嘉日·洛珠坚赞
王力雄

我没有想到嘉日·洛珠坚赞先生会这么早去世,他比我大不了几岁,照理说应该还有时间。我们之间的最后联系在2015年,他来信告诉我将要写一本书,邀请我参与其中的一章。我与他做了讨论,本打算去他退休后常住的泰国清迈见面,但我从中国出境受阻,最后彻底禁止出境,合作未能进行。不知道他的书现在是否已经写完?何时可以出版?西藏、中国和世界都需要他的这份遗产。我为此生能结识他感到荣幸。如果说有什么遗憾,就是没能满足他向我提出的最后愿望。
下面文字是2009年我去达兰萨拉后写的《达兰萨拉的故事》中的一节,题目即是人们通常对他所称的“嘉日洛珠”。全书没有写完,这一节也没写完,便因为其他事情放下了。今日听到嘉日洛珠先生去世的消息,重新翻出做为回顾,同时附上我们的最后通信以表纪念。

嘉日洛珠(摘选于未完成著作《达兰萨拉的故事》)


嘉日洛珠在流亡西藏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他的身份是达赖喇嘛特使,所负责的两个方面都是关键:一是和美国的关系,一是和中国的接触。和美国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可被看做流亡西藏的命脉,这种关系几乎完全掌握在嘉日洛珠手中。他在美国住了几十年,长年经营,交结了无数美国上层社会的关系,从白宫到国会到社会名流,都能周旋得游刃有余。这方面,流亡西藏无人可以替代他。他做出的成就有目共睹,大家都承认。
和中国接触是流亡西藏的未来所系,嘉日洛珠在这方面的轨迹却是一个起伏的曲线,从最初流亡藏人的充满希望,到一次次会谈毫无成果,受到批评越来越多。网上甚至有藏人指责他“唯利是图,像个典型的西方政客”;说他“接受中国的招待,四处参观、旅游,然后说中国有善意”;还有藏人对达赖喇嘛表示:“你选错人了,派他们去谈判,没有意义,永远不会有结果。”
唯色对此也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谈啊谈,白了特使头,空悲切”。文章里这样写:“从2002年至2008年,所有人都看见了,每年都在谈,每年都有或长或短的日子,达赖喇嘛的代表们与中共统战部的官员们碰在一起;他们谈了什么,外界不太清楚,但他们谈不成什么,外界很清楚……自始至终没有奇迹,有的只是冷酷的真相日益清晰,在远离藏地、在再也看不见雪域乡亲的会谈中,达赖喇嘛的代表们不得不变成了中方声称的归国旅游的藏胞。而最近刚结束的第七次会谈,被中国官媒说成是‘应达赖方面多次请求’,其报道连中国人自己都看不下去,说这不叫谈判或者会谈,这叫做训话。”唯色在文章最后这样写:“媒体的关注使得我们多次从影像上见到特使先生,相隔六年,他的疲惫和衰老令人惊讶、伤感,他的一头华发是岁月催白,还是会谈催白?那么,还要谈多少次,双方才会结束这一场似乎看不到尽头的猫抓老鼠的游戏?”
这次来美国,我和嘉日洛珠的第一次见面是他派人开车把我接到他家。我以前也曾去过他家,那是华盛顿郊区一栋房屋,外表不起眼,但据说所在的区很好,富人云集。嘉日洛珠身穿绛红色藏式衬衫,老友般和我拥抱。一晃已经七年未见,这中间我们每人都经历了不少事。欲说还休,我寒暄他气色看上去不错。他笑着说,为了见我昨天特地理了发,今天穿上红衣服,为的就是让我看到他有好气色,而非唯色文章里写的那么疲惫和衰老。他希望我把他的好气色告诉唯色。(后来我在网上把嘉日洛珠为好气色做的努力告诉了唯色,唯色说“宁结”——那是藏人的一个感叹词,汉语中找不到对应,有悲悯、心疼等多重意思。)
我对嘉日洛珠说:会谈没结果当然不是他的责任。无论什么人来做这种谈判都不会得到结果。虽然我从开始就这样看(这是我和嘉日洛珠当初的分歧),却不认为没作用:一是历史在发展,目前的政府不会永远统治中国,现在谈不通,不等于未来谈不通。从这个角度,现在的谈可以当做为将来的准备;另一重作用是,正因为没有结果,才能让人认识到没有希望与专制中国达成西藏问题的解决。谈判过程总是要走的,弱势一方不把各种和解之路都尝试遍,总是会后悔错过了和解机会。而长达七年的无果谈判,正让人认识到实际上不存在这种机会,才会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由自己来承担全部努力,不再期盼对方的恩赐。我说,做到这些,正是由于你们的忍辱负重和百折不挠,这是拯救众生的佛菩萨精神——“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这话不是恭维,是我的真心想法,和我写的一篇名为“没有结果的会谈有作用”的文章大意相同。从他的神态反映看,嘉日洛珠对我的话颇感知音。不过我后来知道,我的文章他早看过,他的手下会把跟他有关的中文文章都翻译成藏文给他,据说他看那些文章很认真。
二〇〇〇年我第一次来美国时他约我见面,对我几个月前发表的一篇文章——《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相当赞赏,表示他本可以推荐给美国最重要的《外交》杂志发表,遗憾的是我已经先用中文发了,而《外交》杂志不会用发过的文章。我那篇将近一万七千字的文章中,主要论证了这样的结论:
“从中国的久远利益着想,北京明智的做法不是目前这种拖延,更不是把希望寄托于这一世达赖喇嘛的死亡,那恰恰是一种失策,而是应该抓紧十四世达赖喇嘛在世并且健康的时机,对西藏问题着手解决,尽早争取得到一个一劳永逸的结果。时间的拖延不仅对达赖是不利的,对中国也一样不利,甚至更不利。不应该把达赖喇嘛仅当作解决西藏问题的障碍与敌人,他更是一把使西藏问题彻底解决的钥匙。当然,搞不好,这把可以打开大门的钥匙,也一样可以锁住大门。”
对于“锁住大门”,我这样写:“西藏问题向什么方向发展,他(达赖喇嘛)的态度举足轻重,西藏的人心随他而走,人民遵奉他的意志,僧侣为他赴汤蹈火,流亡政府对他言听计从,国际社也会尊重他的意见,给他最大支持。如果把他推到敌对位置,使他对话无门,合作无路,心怀委屈,一旦社会转型的冲击波不期而至,就无法保证他不在时机诱惑和潮流裹挟下转向西藏独立的立场。那时各种促使西藏独立的因素就会在他的旗下最大程度地实现整合,形成合力,西藏脱离中国的可能性会因此大大增加。在这方面,他一个人的作用超过千百军队,他的老喇嘛之身有可能调动西方世界的无尽财富,任何对他的小觑都将是极大错误,并且将付出重大代价。”
我作为汉人这样的说法,跟藏人自己说效果是不一样的。藏人对我的文章普遍赞赏,包括老资格的中共藏人高官平措汪杰就解决西藏问题写给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信,也把我这个结论放在重要位置。对藏人而言,一方面是出于对达赖喇嘛的崇敬和依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实力相差悬殊,西藏几乎没有跟中国抗衡的资本,把达赖喇嘛视为西藏问题的钥匙,无疑大大加强了西藏的分量,增加了谈判的筹码,也能鼓舞藏人的信心。
后来有人做了这样时间排列,我的文章二〇〇〇年发表,中国政府二〇〇一年开始和达赖喇嘛方面接触,二〇〇二年开始和达赖喇嘛的代表会谈,考虑这中间有没有联系?虽然我写文章的目的是希望促使北京明智,但我对他们采取真正解决问题的做法并无指望。他们即使能汲取一些体制外思想,也是出于眼前得利的小算盘,不会改变根本战略,也没人对国家长远利益负责。我后来在达兰萨拉遇到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的史柏林教授,他认为北京和达赖喇嘛方面的会谈,目的只在于逼迫达赖喇嘛反复对世界宣称西藏属于中国和西藏不追求独立,以此剥夺西藏内部的独立诉求合法性。
北京在很大程度上真达到了目的。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九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英国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称,英国政府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这是英国有史以来首次正式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虽然地球人都知道英国那样做是金融危机下有求于中国的一种交易,但是当我和唯色在北京一个派对上遇到英国驻中国使馆的参赞,向他问起这个问题时,他的回答是连达赖喇嘛都承认了西藏的主权属于中国,我们再坚持不承认就不应该了。
那时,回头看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及早就他(达赖喇嘛)表态接受的‘西藏留在中国’之说形成法律文本,则可以使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彻底合法化,一举解决长期困扰的西藏问题。西藏主权存在争执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缺少这样一个符合国际准则的法律文本。达赖喇嘛是国际公认的藏民族代表,由他签署这样的文本,会被视为藏民族自己的选择,可以成为杜绝西藏独立的最好保证;无论是藏人还是西方社会,从此没有理由再提西藏独立;历史上纠缠不清的争辩也只限学术,政治上一笔勾销。而这样一个法律文本,惟有由十四世达赖喇嘛签署才能被世界认可,也惟有十四世达赖喇嘛才能让多数藏人同意接受”,如果这对北京真有启发的话,我主张的——通过与达赖喇嘛解决西藏问题而得到相应文本——其实是被抛在一边,只把谈判作为诱饵,诱使盼望谈判得到结果的达赖喇嘛反复宣称西藏不独立,达到史柏林所说的效果。这当然不是我的本意,我对此也痛深恶绝,但有些藏人还是因此认为我是给中国政府出主意。
当我和嘉日洛珠在美国再次见面,距离当初见面已过了八、九年。时间是比什么都好的老师,我们应该都看明白了一些问题。我对嘉日洛珠说,当年我写《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心中主要对象还是中共决策者,希望他们看到,能影响他们,明白通过达赖喇嘛解决西藏问题是实现双赢的最佳途径。然而达赖喇嘛的钥匙作用能不能发挥,取决于中共是否把达赖喇嘛当作钥匙用,如果中共就是不用,达赖喇嘛也就失去钥匙的作用。这些年的经历已经看得很清楚,解决西藏问题完全无法指望中共,只有立足自己。这时以什么为钥匙就需要变化,出于这种考虑,我现在要把“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改成“民主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
这种改动除了把“达赖喇嘛”换成“民主”,还多了“解决”二字。当年常有人把我的文章标题说成《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我总是要纠正没有“解决”二字,因为正如文章所说,“搞不好,这把可以打开大门的钥匙,也一样可以锁住大门”。 对于中国而言,我认为突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西藏独立对中国肯定不算西藏问题的解决。但是若把民主看做钥匙,西藏问题的解决转移到藏人自己手中,那就独立也好,留在中国也好,都是一种解决。从中国立场转移到西藏立场,这种变化是自然的。而我的变化不是因为立场发生了变化,是因为决定中国立场的当权者不变,逼着我做出变化。
除此还有一个原因,人年轻时会把时间看得比较长。我在二〇〇〇年时,觉得二〇二〇年很遥远,因此那时在文章里写“达赖喇嘛今年六十五岁,在当今人类寿命标准和保健条件下,再活二十年不是难事。而二十年的时间,中国的政治转型几乎一定要来。考虑这种时间关系,达赖喇嘛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一晃十年过去,达赖喇嘛已经七十五,中共却被认为进入了“最好时期”;而人到这个岁数,便知道下个十年也会一晃而过,那时达赖喇嘛八十五岁,却不敢断定中国的政治转型一定要来。因此需要考虑到达赖喇嘛去世时中共仍然在位、西藏问题仍未解决。当达赖喇嘛不在,还有什么能是钥匙呢——在我看,除了民主,再无其他。
改变西藏问题钥匙的说法,藏人不见得喜欢。“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已成通行说法,很多人都知道我那篇以此为题目的文章,如果我改变,会不会让人误解是对达赖喇嘛失去信心?是否会带来其他反应?嘉日洛珠的助手布琼向我委婉地表示,对外还是不要这样说。
布琼是“国际援助西藏组织”的副主席。那组织有数万成员,是西方最有实力的援助西藏组织之一。除此布琼也是与中国谈判的藏方代表团成员,照理说职位不低,但他给我的印象主要还是嘉日洛珠的助手。嘉日洛珠很多事情都由布琼经办,我和嘉日洛珠在二〇〇〇年的第一次见面也是他安排。跟其他人经常开玩笑的布琼,在嘉日洛珠面前总是保持恭敬的下属姿态,秘书般随时做记录。每次我和嘉日洛珠见面他都在场,但几乎从不表态。建议我不要对外改变钥匙的说法,是他第一次向我表达态度,可见或是他本人对此非常不同意,或是他清楚嘉日洛珠也是同样想法。
不过嘉日洛珠本人倒没有呼应布琼,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不久前他在尼泊尔遇见一个从西藏境内出来的老喇嘛。老喇嘛对西藏与中国的谈判陷入僵局非常忧愁——达赖喇嘛的年龄日益增加,一旦达赖喇嘛不在了,未来西藏该怎么办,还能指靠谁?老喇嘛希望嘉日洛珠能给他解答。嘉日洛珠安慰他不要担心,因为达赖喇嘛已经有了“玛度朱古”。“玛度朱古”是指藏传佛教中的仁波切(即汉人所称的活佛)在世时亲自选定的转世,在圆寂前对其进行指点和培育,在圆寂后使其立刻就能接班,从而避免两代仁波切之间的空当。那位西藏老喇嘛听到嘉日洛珠这样讲,非常惊讶,忙问“玛度朱古”在哪里?嘉日洛珠回答,你该看得到啊,“玛度朱古”每天陪伴在达赖喇嘛身边,受到达赖喇嘛精心培育,已经开始承担起领导西藏人民的重任。老喇嘛更迫切地追问“玛度朱古”到底是谁,嘉日洛珠这时笑着告诉他——那就是民主啊。
这个故事的确很动人,甚至可以成为经典,不过简单的“民主”二字只是模糊的概念,当今世界哪个国家不打“民主”旗号?甚至中共也张口闭口谈“民主”。这使“民主”几乎有了近似荒诞的性质。要想成为达赖喇嘛的“玛度朱古”,首先要看民主的具体内容。那种民主必须能够在达赖喇嘛身后继续凝聚藏人,能够形成智慧和理性。流亡西藏一直为自己的民主成就表示自豪,嘉日洛珠在美国的一个研讨会上发表的言论是有代表性的,他说:“如今我们有完全正常运作的民主政治,所以如果我们最终回到西藏,我告诉我的朋友们,我们并不是空手回去。我们带着宝贵的礼物——这个名为 ‘民主’的礼物——回到我们西藏的家,也许这个礼物可以让中国更为充实。”
但是我对这种说法却是怀疑的。我曾对流亡西藏现行的民主制度做过分析,如果西藏境内将来实行同样制度,很可能使追求西藏独立成为潮流,使达赖喇嘛的“留在中国”的许诺落空。那时汉人的民族主义势力会在同样“民主”中打起保卫国家的旗号,照样煽动起汉人的大规模支持。那种民主的结果将是汉民族与藏民族(包括其他寻求独立的少数民族)的战争,带给双方人民灾难,其中藏族人民的牺牲更大,同时使法西斯主义在中国卷土重来。
我这样看,是因为从专制向代议制民主转型伴随严重的“广场效应”——即在精英、大众和媒体之间产生趋于极端的互动。精英为获得大众选票不断拔高;大众则因为有精英煽动更为激烈;媒体则把整个社会连结在一起,如同挤在一个广场上一样共同激动、欢呼或起哄。尤其是民主转型初期,政党和媒体骤然得到自由空间,制衡格局远未形成,目标都在跑马圈地,很容易出现各方争抢同一制高点,什么能赢得最多民意和选票,就把什么话题——对西藏而言就是独立建国——炒作到极致,从而使社会情绪越来越趋于同一方向。今日媒体和通讯技术可以将这种“广场”无限放大,迅速扩展,受选票制约的执政者和权力集团,只能放弃理智卷入“广场”。之所以近代民主转型和民族冲突总是如影相随,“广场效应”是重要原因。未来西藏如果不想陷入波黑战争那种仇杀,就要寻找能够避免“广场效应”的民主模式,而不是仅仅把民主概念当作一种不假思索的政治正确。
虽然世界有成功的民主社会,并不等于基础和条件不同的社会可以采用同样模式。照搬的民主很少会结出甜美果实。现实中不难看到,实行同样民主模式的国家,有些有真正的民主,有些只有民主形式,有些甚至仍是实质上的专制,足以说明照搬的问题。人们做一个小小工程都会有几个方案进行对比选择,实施社会制度的变革,怎能只有一种模式?
流亡西藏的民主到底怎么样?文字上看到的制度设计,还是照搬了西方通行的代议制框架。如果说有不同,主要在其政教结合的部分,那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流亡社会内部是有争论的。然而一种制度一旦进入实施就会形成“惯性”,也就是生米煮成熟饭的“路径依赖”;在制度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也会利用制度本身的规则阻碍制度的改变。他们是制度内的强者,规则对他们有利(因此才得到利益、成为强者),想利用规则本身去改变规则几乎不可能——这也就是社会变化有时需要革命的原因。所谓革命,其实质就是不再指望利用原有规则实现变化,而是干脆废除原有规则,重建一套新规则实现变化。
革命分两种,自下而上的革命和自上而下的革命。前者先要实现权力转移,打到旧的当权者,由新的当权者实行新规则,往往会在夺权过程中造成社会动荡,付出重大代价;后者则是由原有权力集团的高层利用权力自觉进行,一般被称为改革或变革,其实也是一种废除原有规则和创建新规则的革命。代价小得多,前提是得有不计个人利益、高瞻远瞩,有智慧、善操作,又能克服既得利益集团阻力的高层当权者。恰恰是这种角色百年甚至千年都难遇到。
我正是把达赖喇嘛视为这种角色。我之所以要去流亡西藏做递进民主的实验,正是因为那里有达赖喇嘛。先不说实验能否成功,如果没有达赖喇嘛的权威支持,实验根本不能进行。所以我对嘉日洛珠又说了下面一段话:
“虽然我不再把达赖喇嘛说成西藏问题的钥匙,而是把民主当成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但我认为得到能解决西藏问题的民主模式却要靠达赖喇嘛。这种民主不但会是流亡西藏的民主,也会是未来西藏境内的民主和中国社会的民主,甚至对世界民主也会做出贡献。从这个角度达赖喇嘛便是西藏民主的钥匙。因此可以说,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的钥匙。”
这样说似乎比较圆满,大家也都能满意。我在美国等待去印度的那段时间,和嘉日洛珠接触多次,好几次是在他家里,吃过他妻子做的饭。他以这种规格接待的往往是些重要人物,我记不住他介绍的那些名字,反正不是美国的资深议员、国务院高官,就是印度国防部长之类。我利用每个跟他接触的机会讲与递进民主制有关的话题。虽然不明确他能帮上什么忙,但是他的地位重要,有他支持总会有好处。
遗憾的是我和嘉日洛珠的交流只能靠翻译,障碍颇大。一般交流通过翻译没问题,但是深入的话题,翻译好坏成了关键。我二〇〇二年在美国做了为期四周的国际访问者,陪同我的是一位美国国务院派的专业翻译,照我看水平已经很高,他在访问结束时却告诉我,我的话他只能译出百分之八十五的意思。我当时暗想,天哪,我的精华肯定都在没翻译出来的百分之十五呢!嘉日洛珠跟我谈话同时用两个翻译,两人可以轮换或是互相补充。其中一位是学者,当年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学做过教师。两人的表达能力都不好,至少我听的汉语中问题多多。我给嘉日洛珠讲递进民主,如果翻译自己不能理解,译出内容就更无法被理解。直到我快去印度前,嘉日洛珠对递进民主制仍是一头雾水。不过那天他说的一番话却被翻译得很好,如同诗歌一样。他这样说:
“相信你对递进民主非常清楚,但如同密宗的心术,是否能被弟子学到,要看机缘和福报,我现在还没有这个福报,但一定趁你这次在的机会把它搞明白。或者这么说吧。我们藏人宗教里有伏藏,要取出伏藏首先要有空行母,这个你现在已经有了,但还需要几个护法,我会做护法之一。今天是萨嘎达瓦的第一天,预示着前景的吉祥。”
“萨嘎达瓦”是藏传佛教纪念释迦牟尼诞辰、成道及圆寂的为期一个月的节日。“伏藏”的字意是埋伏的宝藏,是藏传佛教密宗的一种佛法传承方式,甚至被认为藏密的最后希望就寄托于伏藏,因为伏藏永远不可能被彻底毁灭!伏藏品有修法,也有佛像、甘露等,最重要的是佛经,必须在特定时间由专门的伏藏师取出。表面看,伏藏师每次或是在湖泊中,或是在岩石下、神山里取出伏藏,但取出的只是伏藏的一种索引,真正的伏藏是藏在伏藏师心里。嘉日洛珠说这些话,是把我比喻成内心藏着佛法的伏藏师,他说的“空行母”则是指唯色。伏藏师是要结婚的,与其结婚的女人是能帮助他取伏藏的空行母。我把嘉日洛珠这段如诗的话记下来转给唯色,让她非常开心。而我也认为真会就此有了一个强大的护法……
(注:这一节到此为止,尚未写完。如果不是嘉日洛珠先生去世,可能还会放在电脑中。希望有一天我能完成《达兰萨拉的故事》,那是我在达兰萨拉生活三个月对流亡西藏的观察以及对西藏未来的思考,此节写的还是去达兰萨拉前,后面才开始涉及我回复嘉日洛珠合作写书邀请时提出的建议——“拉开距离后的反思”和“书写大历史的智慧”)

通信(20152月)



王力雄友:

如你所知,我作为达赖喇嘛尊者的特使已退休三年了。目前,我也已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退休。当然,我对尊者的信仰一如既往,而且我作为藏人的身份也不变。

过去几年里,许多朋友和熟人一直鼓励我写一本关于我自己人生经历的书,因为他们认为这将对了解西藏问题作出积极的贡献。

我并不急于写我自己的人生故事,我也没有把它看成是那么重要。但是我认为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些经验,尤其是我对一些重要问题的想法:比如,藏汉两个民族的关系、尊者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佛教对建立一个和谐的中国所起的作用等等,可能会有些用处。

因此,我计划用一年的时间来写这本书,其中一章的标题暂定为《前进的道路——实事求是》,内容是探讨西藏问题的未来,其内容概要如下:

达赖喇嘛尊者听到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号召大家讲"实事求是"时,就与之产生了共鸣。当时,达赖喇嘛尊者觉得邓小平所释放的信号表示他有意愿基于现实情况, 解决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而不是通过政治教条主义来解决问题。达赖喇嘛尊者认为,按"实事求是"办事的原则,也为寻求一条解决西藏问题途径提供了一个机会。该章将探讨为什么邓小平和继任几代的中国领导人未能结合西藏的实际情况,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西藏问题。 由于中国领导层没有做到"实事求是",导致了对西藏政策的屡次失败和失误。针对西藏问题,如果西藏和中国双方领导人都以"实事求是"为基点,仍然能找到一个永久的解决之道。

在此,我想征求您的想法,如果有可能,您可否与我一起来撰写这一章的内容?这样,我们可以从藏汉两个角度来表述各自对这一问题所持的观点。此外,我可以根据从国际上了解到的情况,来对这个问题发表更多的看法;同样,你可以通过对境内的情况来对此发表更多的看法。最重要的是,针对藏汉双方在"实事求是"的原则上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该章也将尝试提出一些相关的建议,这些建议将会具有高度的参考价值,因为我们是两个对这一问题很了解的一名汉人和一名藏人。为了共同的利益,对于未来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要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才能达到。我本也想征求唯色啦能否参与我的写作,但想到她的观点也是藏人的观点,所以没问。

由于我们一起就这一问题写出的篇章,可能会引起一些国际和境内的高度关注,并将对中国的未来和解决西藏问题做出一定的贡献,因此请对我的请求给予认真考虑!

谢谢!祝好!

洛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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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珠先生

多年未见,虽未联络,一直关注您的动向。得知您准备写书,认为非常重要,无论是您的传记,还是您对西藏问题的思考,都被世人期待。希望能早日问世,让世人得到启迪。

您邀请我参加其中一章写作,我相信您有深入的考虑。目前对我而言,一是在于我正在进行的写作,使我难以分心进入别的写作。二是我对中国当局及领导人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和作为,缺少关注和认真研究。我一直认为他们个人的态度即使存在差异,根基却是共同。思想模式、制度框架和党机器的约束,注定了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迄今事实证明,不能抱任何幻想。西藏的未来,只能寄托于西藏自己的努力,准备好把握历史的时机,以及与汉人民间力量进行沟通协作。

当然,以西藏与中国力量的悬殊,决定了自己做是十分困难的。正因为如此,思考才需要被放在第一位。西藏需要产生书写大历史的智慧。您若愿意从这个角度进行思考和表达,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大的影响,起到更大作用。可以说,很多人最期待您的,并非是回顾历史,而是展望未来;并非是重复人们耳熟能详的观点,而是拉开距离后的反思。

您若愿意对此尝试,需要我的配合,我愿意和您见面,以对话方式开展思想碰撞和头脑风暴——这种方式方便、灵活、激发灵感,又能深入触底,且时间精力耗费不多,只要有一个好翻译,两三天时间足够。事后将对话录音翻译整理,由对话双方审核编辑,结果或形成一篇长文,或做成一本小书,或作为您的书中一部分,相机处置;三种语言,纸书、刊物、网络同时推广;会议、座谈、演讲,开拓对西藏问题的新思路……总之,您会再给世界一次振聋发聩。

祝成功!

王力雄


2018年10月30日星期二

哀悼嘉日·洛珠坚赞先生……


深夜,从推特和脸书惊闻嘉日·洛珠坚赞(Gyari Lodi Gyaltsen)先生去世的消息,很难过。想起十年前我在《谈啊谈,白了特使头,空悲切》一文中,写到作为尊者达赖喇嘛特使的嘉日先生,自2002年起,多次参与跟北京方面谈而无果的藏中会谈,最后一句是:“向特使先生和其他几位代表致以敬意:纵使失败,也是历史铭记的西藏英雄!”不禁感念不已,唯有祈祷。

几个在我博客上的相关链接:

王力雄:会面并非最重要 http://map.woeser.com/?action=show&id=480

关于藏中第7次会谈,人们这么说(2008年7月3日)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8/07/7.html

谈啊谈,白了特使头,空悲切 (2008年8月3日)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8/08/blog-post_03.html

王力雄:藏中会谈还会继续吗(2008年10月30日)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8/10/blog-post_30.html

在戾气冲天的气氛中谈什么?(2010年1月31日)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0/01/blog-post_31.html

2018年10月29日星期一

由MeToo,想起与一个牧民有关的涉外强奸案




唯色

这是一个月全食的深夜。我一直在浏览微信和推特上有关MeToo的种种讨论、爆料等等。突然想起一桩或三桩强奸案。与一个牧民有关,当然不只是与牧民有关。涉外,涉藏,涉这个涉那个总之很复杂。

是好多年前听说的。讲这事的朋友如今在很远且不自由的地方,没法再听他重讲了。我还记得当时他生气的样子。他说的是真事。因为他见过那个牧民,在拉萨的监狱中。那个牧民被判了很多年的刑。但判了多少年我记不得了。我当时没有记录。而且说实话,我当时基本上是当做有些搞笑的事来听的,虽然觉得怪怪的。

据说那个牧民是以强奸罪定刑的。不是一般的强奸罪,而是以一次强奸了三个女性定罪的。关键是,这三个女性是美国人,游客。三个来西藏旅游的游客。时间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大概是九十年代中期这样。具体地点我也记不得了。方位应该在藏北羌塘草原。那个牧民是真正的牧民,据说长得很西藏牧民的。三个旅行到草原上的美国女性(那时候来西藏旅游的绝大多数都是西方人,而且允许老外散客游),东游西荡碰到了放牧的他。草原辽阔,走不多远天就黑了。当夜她仨就住进了牧民的单身帐篷里。然后牧民与三个美国女人怎么挨个发生了性关系,这就不知道了。但朋友转述牧民的讲述,整个过程的的确确是你情我愿的,都很快乐,第二天还气氛友好地拥抱吻别了。只是没想到,不久就有多辆警车开到草原上,将仍还在辽阔草原放牧的牧民抓走了。独自与牛羊相伴的牧民在日复一日的寂寞中看到警车开向他,哪里知道是来抓他的,还雀跃着挥手不已。

据说是这样的,三位美国女性的西藏旅游结束后,一离开海拔很高的西藏就头脑清醒了,或者说,就陷入了某种幻觉中,把她们跟牧民的一夜情或四P,随着离西藏的距离越远,随着回到了原来正常人的生活状态中,越觉得、越深信各自是遭到了牧民的强奸。当她们到了北京(好像是北京,我记不太清楚了),就把牧民这个强奸犯给告了。据说这涉外的多重强奸案惊动了两国及自治区。结果可想而知。然而据说蒙冤坐牢的牧民也没有多痛苦,反而好像还得意洋洋的,“他简直是个笨蛋。”朋友激动地为他打抱不平。

我也很是同情牧民。却又觉得整个事件有些像福斯特的小说《印度之行》的翻版。但也可能不这么简单。毕竟不是二十世纪初,也不是英国跟印度两国。虽然都与某种东方主义有关。但太复杂了:四个人,而且涉及了当代的美国、中国和西藏。而且这四个人的性关系还真的不像那位英国小姐对印度医生的幻觉,而是确确实实发生了。

总之挺复杂的,我也说不清楚。我当时要是记录下来就好了,不至于现在仅凭回忆,好多细节都想不起来。不过如果因此能有机会从米国人那里获知这案子的详情的话,就太好了,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嘛。而且我也不敢保证我的记忆完全无误。如果有误或些微有误,各位就姑且当传说来听吧。

20180728,凌晨拉萨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ws-08252018135725.html                


2018年9月22日星期六

唯色:《一个藏人那年看见的新疆》补记

读到有关新疆的种种消息,想起2003年秋天走过的那些地方:吐鲁番、于田、和田、墨玉、叶城、莎车、英吉沙、喀什、巴楚、拜城、库车、若羌……翻出那一路拍的照片,最难忘的是在喀什老城里遇到的那些美丽孩子,如今他们已长成青年,是否平安?图为我当时跟孩子们的合影,王力雄拍摄。


《一个藏人那年看见的新疆》补记


唯色

许多回忆,散落在写于十五年前的一个藏人那年看见的新疆》里。许多的却是片断的回忆。我当时一路拍照,一路笔记,虽然只是短短的十三天,但新疆的南部,即俗称南疆的大多数地方是过了的。吐鲁番、于田、和田、墨玉、叶城、莎车、英吉沙、喀什、巴楚、拜城、库车、若羌……那一个个属于维吾尔的名字令人难忘。但记录并不完整,或者说,只记录了一半就戛然而止以为以后会补充的我更以为我还会去的,尤其是想去我没有去过的包括乌鲁木齐在内的北疆但没想到我于2003年秋天第一次去新疆,有可能成了最后一次。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个人缺乏再去的条件,而是与那边的局势有关。就像王力雄在2009年出版了《我的西域,你的东土》一书之后,打算带我再去新疆走走,但每次都被那边的朋友劝阻说局势不好,还是等等看吧。这一等就到现在众所周知,不但看不到局势的转变,反而更加糟糕。那边的朋友早就杳无音讯很久了。

也因此,我在自由亚洲特约评论连载当年的片断时,特意找出并发布了当时在喀什老城给好多维吾尔孩子拍的照片。我仔细地看着照片上一个个美丽的维吾尔孩子,充满了忧虑。十五年了,小男孩小女孩都已长成了青年,然而是否平安无恙呢?是不是也如被拆、被“现代化”之后已不复原样的喀什老城,命运多劫?但对于远在他乡,距那边的人与地已如隔世的我来说,只能是空怀牵挂而已。正如前几天,一个德国媒体想就新疆问题采访王力雄,他很感慨地说自己已经十二年没去新疆了,而新疆又如此被封闭,无法了解到最新的、真实的状况,如果轻易议论,其实是不负责的。

而在这篇补记的文字里,我想说的是,我连载发表的当年的记录何以只是片断,而不完整,其实是有原因的。主要是与我个人有关,确切地说,是与我2003年出版的却被查禁的散文集《西藏笔记》有关。是的,就是那本我在和田的新华书店里看见的《西藏笔记》。我写过:“想不到竟然在和田的书店看见了我的书。这对于一个只出版过两本书的写作者不啻是莫大的鼓舞,令我心里乐开了花。可怎么只有一本?是不是卖得不错?店员告诉我这已是第二批,不过每批只进5本。这就是说在和田我有9个知音?那么,就把承当第十个知音的任务交给狄尼雅尔吧。我当即付了款,让刻着‘新华书店 和田留念’的大红印盖在了《西藏笔记》的末页。狄尼雅尔笑道:哈,一个用汉文写书的藏人。”

实际上我在结束了南疆旅行不久,就进入了《西藏笔记》被官方宣布为禁书之后的某种诡谲、荒唐又不堪其扰的日常生活之中,也因此,比如有关南疆旅行的记录便未能完成。而那种不安定的状况持续了九个多月之久,直到2004年6月才算是尘埃落定,也即是说,因为写作和出版了一本书,我在体制内担任《西藏文学》杂志编辑的职务被终结了。正如王力雄在2004年夏天撰写的长文《西藏面对的两种帝国主义——透视唯色事件》中所描述的:

“……《西藏笔记》是唯色的一本散文集,2003年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一方面受到读者欢迎,很快再版,一方面引起了当局注意。首先是中共统战部认为该书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西藏的意识形态负责人随即要求就《西藏笔记》一书进行审查,同时禁止在西藏销售《西藏笔记》一书,随后又要求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全面查禁《西藏笔记》。

唯色所在单位西藏文联对《西藏笔记》做了这样的结论:‘夸大和美化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在个别文章中流露出对达赖的崇信和敬仰,甚至有的内容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不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观点和言论;有的内容对西藏改革开放几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视而不见,过多沉湎于对道听途说的旧西藏的怀恋,出现了错误的价值判断,背离了正确的政治原则,丧失了一名当代作家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建设先进文化所应承担的政治责任。’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副署长石峰继而在出版工作会议上对《西藏笔记》进行了重点指责,称该书‘存在赞美十四世达赖喇嘛、十七世噶玛巴,崇信和宣扬宗教等严重的政治立场、观点错误。有些篇什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进入某种政治误区。例如,《尼玛次仁》《丹增和他的儿子》等篇什,前者描写著名的宗教人士尼玛次仁在国际会议上与达赖支持者相遇的那种困惑,反映出作者对达赖分裂祖国、鼓吹西藏独立的本质认识模糊的观念;后者则流露出对当年平叛斗争有某种误解’(2004年2月23日,见中国发行英才网《图书出版通讯》总第22期)。”

“……《西藏笔记》被封杀时,唯色正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参加期刊主编高级研讨班,西藏文联此前考虑让她担任《西藏文学》副主编。但事情一出,西藏方面马上中止她的学习,将她召回拉萨,成立专门的‘帮教小组’对她进行‘思想教育’,要求她‘检讨’和‘过关’。……面对当局每天的车轮战——各种角色轮流找她和她的家人‘做思想工作’(实质是一种对人精神的虐待和摧毁),极大的精神压力和整日骚扰使她不堪重负,这时又指派她去青藏铁路工地‘接受教育’,而她一直对修建青藏铁路持反对态度。她知道自己缺乏和那个体系对抗与周旋下去的力量,于是选择了出走,离开西藏。”

“……到目前为止,唯色已经得到了如下惩罚:1、以‘自动离职’的名义剥夺工作职位,使她丧失收入;2、没收住房,她目前只能在母亲家栖身;3、中止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使她失去全部社会保障;4、不批准她办理出国护照。可以说,除了关进监狱,能被剥夺的都剥夺了。

在自由社会生活的人,甚至今天在中国内地生活的人都不会很清晰地理解上述惩罚对西藏人意味什么。中国内地社会目前已分化出多种成分,在官方体制外拓展出相当空间,很多人因此可以不依赖体制生存和发展。西藏社会却因为现代化一元全部靠北京财政供养,无法真正分化,因此僧侣以外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几乎全被网罗在体制内。或者说,只有置身体制内才可能成为文化人,否则连生存都没有保证。

我曾经感到不解,过去的苏联、东欧及今天的中国大陆都存在异议公共知识分子,以藏民族所经受的苦难,在国际上所受的支持和拥有的精神领袖,却除了民间底层和僧侣界一些默默无闻的反抗,始终未出现本地的异议公共知识分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藏知识分子没有离开体制而能生存的空间,体制因此具有生杀予夺的威力。把所有文化人都养起来的体制也就是把所有文化人都管起来的体制。不敢脱离体制也就不能反抗体制。目前对西藏的文化压制主要是通过体制控制来实行的。当局对唯色的惩罚就是一种杀一儆百。

以上对王力雄文章的引述,其中有关我的遭遇的介绍,于今天的我而言已成为过去。事实上是一种解脱,因摆脱官方体制而获得的精神解脱,使我从此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写作者,没有比这更重要也更可贵的转折了。但也因为对真实写作的坚持,导致我的生活和身份都发生了如同世事反转的变化。正如赫塔·米勒在她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中所讲的,“生活在那种制度之下,我说话说得很多,主要是因为我决定不吹军号。通常,我说的话都会带来痛苦不堪的后果。但是写作是在沉默中开始的……”。又正如诺曼·马内阿在《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一书中的自述:“我幷不是人们理解的那种‘持不同政见者’……我只是想以作家的身份,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里‘生活在真理中’。”

最后,我要讲述另一个故事的结尾。还是与《西藏笔记》有关。我说过,在那年的南疆旅行中,我在和田的书店买了最后一本《西藏笔记》送给同行的维吾尔友人,而他后来用不太准确的汉语给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其中这样写道:

“我正在看您的书,尼玛次仁在挪威的时候小姑娘跟他说完话以后我很难受,难以控制自己自然的很很的哭了一囤。反复念了几回。谁知道他回答姑娘的提问哪一段的时候我无法控制自己大声的哭开了,我一个人哭了很长时间。好象有个东西很很的挤我的心,我这个微弱心脏难以承受。我很想大声的喊……可惜我没有哪个勇气,我比尼玛次仁可怜的多。”

2018年8月,拉萨 




唯色:一个藏人那年看见的新疆(片断-5)

想起2003年秋天走过的那些地方,最难忘的是在喀什老城里遇到的那些美丽孩子,如今他们已长成青年,是否平安?图为我当时拍摄的孩子。


一个藏人那年看见的新疆(片断-5)


唯色

7、在和田的书店看见我的书

我会特别记住和田这个城市,虽然它跟我看见的南疆的每个城市一样,在今天已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当然,位于广场中心的那个头戴羊羔皮帽的维族农民的塑像倒是别具特色,他肩扛一种我叫不上名字的农具,以迎着东升的旭日下地干活的姿势屹立在用水泥和瓷砖堆砌的柱体上,那四面各自呈现“田”字图案的建筑柱体可真够难看。不远处,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上,以五星红旗为背景,在用维汉两种文字书写的“高举各民族大团结旗帜,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标语旁边,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面带微笑,拍着巴掌,一群维汉男女青年在他们的怀抱下正幸福地放声歌唱。

但我不会忘记和田,确切地说,是和田的新华书店。原因只有一个,这新华书店给了我意外的惊喜。

一楼是维吾尔文。狄尼雅尔耐心地向我介绍维吾尔文书上的内容。不少书都是人物传记,是维吾尔民族在历史上涌现的著名人物,有哲学家、艺术家、诗人和英雄。最多的是诗人。看来这是一个把诗歌当作无价之宝的民族,于是诗人也就成了宝冠上的明珠。在狄尼雅尔如数家珍的讲述中,我第一次听说了“三区革命”。似乎这是近代史上一个被利用、被修改的运动或者组织,其民族主义的实质由于各种因素的介入,末了却被毛泽东定位成“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中的一部分”。——是也?非也?我是一个外人,只能说我不知道,不过窃以为民族主义者们往往容易被天花乱坠的空话所打动。

二楼是中文。伟大的旅行家斯文•赫定的书摆了一书架。如果他只写了一本或者两本关于西域的著作,我想我肯定会读,可是他写的太多了,反而不知看哪一本,踌躇间,结果哪本都没读。还有斯坦因的《沙埋和阗废墟记》。对于这本似乎成了在和田地区旅行的必读书,说实话,我看了一半就放下了。我更爱读曾经在喀什生活过的瑞典人贡纳尔•雅林写的《重返喀什噶尔》,那里面对往昔充满着美好的、忧伤的感情,而多少年后旧地重游时又含蓄地表达着批评,适宜在整个西域的土地上旅行时反复阅读。在后记中,关于从前的驮队走过的古丝绸之路,如今已由卡车司机们接管的公路,他有这样几句话:

“到过这一片广阔地区的探险家们记下的地名是非常独特的一种地名,在另外一个场合,我曾称它们为‘完整句子的地名’(full Sentence Place-names),有的地名或是叫tiva oldi,意为‘这里骆驼死了’,或是叫at tushti,即‘这里马掉到绝壁下去了’。这是过去商队的人们用来辨认和记住这个荒无人烟地区的地名的唯一方法。我不知道今天的卡车司机们是否还继续用这种方法起地名。他们会把那些无法辨认的地方叫做‘这里卡车抛锚了’吗?”

突然王力雄叫住我,说:过来看,这是什么书?

——嗯?《西藏笔记》?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想不到竟然在和田的书店看见了我的书。这对于一个只出版过两本书的写作者不啻是莫大的鼓舞,令我心里乐开了花。可怎么只有一本?是不是卖得不错?店员告诉我这已是第二批,不过每批只进5本。这就是说在和田我有9个知音?那么,就把承当第十个知音的任务交给狄尼雅尔吧。我当即付了款,让刻着“新华书店 和田留念”的大红印盖在了《西藏笔记》的末页。狄尼雅尔笑道:哈,一个用汉文写书的藏人。

8、不能让我们的女人倒酒

和田往西是墨玉。听上去又像是一个汉名,有关资料介绍说,这里的本名“喀拉喀什”在维语中指的就是“墨色的玉石”。但狄尼雅尔不这样认为,他说“墨玉”的意思是“黑眉毛”或者“伟大的河岸”,美则美矣,可哪一种说法更准确呢?

狄尼雅尔找到了在这里工作的两个同学,长相犹如敦煌壁画上佛陀的弟子阿难的那一个如今是警察,另一个瘦高个儿是乡干部。他俩过去都是狄尼雅尔的好哥儿们,拥戴他当了他们的班长,但从大学毕业后再未见过,已经七年了。

同学相逢当然要吃饭喝酒。可餐桌上还多了几个狄尼雅尔也不认识的人,是同学的同事,都是维吾尔人。吃的是火锅,而且还是鸳鸯火锅,一红一白,恍如四川。果然老板就是四川人,打工的倒全是维吾尔人。狄尼雅尔皱眉。同学忙解释说,虽然老板是汉人,可还是清真。又笑狄尼雅尔还那样,当年在学校旁边有一家烤肉店,同学们都去吃,就他不吃,因为烤肉的是一个汉人,他宁可请朋友吃自己也不吃。

但这次他还是坐下来拿起了筷子,毕竟不再是当年。

又是烈性的“老陈酒”。不过他们喝酒与别处不同,不会硬要灌酒,而是由一人当主人,在两个酒杯里倒满酒,然后想让喝就递给其中两人,让这两人碰杯,这样轮流转圈一般谁也不会拉下。当然主人也会斟酌局势,如果谁不能喝了就让这人接着当主人,再如此转圈碰杯。维吾尔人喝酒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拿到酒杯的人都不会当即一饮而尽,而是站起来先要滔滔不绝一番,虽然听不懂在说什么,可那架势,那神态,简直个个都像演说家。

狄尼雅尔尤其像。他口若悬河,声情并茂,而一桌听众聚精会神,频频颔首,让我好奇他是不是在宣讲什么大道理,正好旁边坐着一位在乡里给汉人书记当过翻译的维吾尔人,赶紧叫他翻译却不免失望,原来说的是些初次见面非常愉快之类的客套话。

维吾尔人或者说这一桌维吾尔人真能喝酒,眼看着“老陈酒”喝了一瓶又一瓶。送酒的是一个年轻的维族女子,穿着统一配发的服务员的服装。她被叫住说了几句什么之后,酒桌上的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狄尼雅尔和同学的一个同事争执起来,而后,那同事很不高兴地告辞离去。我忙问我的那位翻译,他解释说,他(指的是离去的那人)要让她给我们倒酒,但是他(指的是狄尼雅尔)不同意。为什么?我大惑不解。他耸耸肩,指指狄尼雅尔:他说了,不能让我们的女人倒酒。

这倒是闻所未闻。待酒桌上又恢复如常,我问狄尼雅尔是否这么说过,他认真地回答道:是啊,怎么能够这样呢?我们的女人是做妻子的,是做母亲的,不是在酒桌上给人倒酒的,这样下去会堕落的。要知道,这世界上最伟大的是母亲,比母亲伟大的还是母亲,我们要爱护她们。我们不能糟践了我们的女人。

这话叫人感动。没想到狄尼雅尔还是如此深刻的一个护花使者。或者说,在他们的文化中,对待女性自有一种特殊的传统。这种传统中还包括了譬如蒙面。对于从未蒙过面的我以及更多的异族女子,很难理解其中的意义,这里面似乎包含着某种为外人所不知的秘密,但正如张承志所说,“这是一个过于严肃的题目,我当然不能浪言轻论”(《正午的喀什》)。

大概在北京时间2点半新疆时间12点半,这顿漫长的晚餐结束了。

写于2003年10月



唯色:一个藏人那年看见的新疆(片断-4)

读到有关新疆的种种消息,想起2003年秋天走过的那些地方:吐鲁番、于田、和田、墨玉、叶城、莎车、英吉沙、喀什、巴楚、拜城、库车、若羌……翻出那一路拍的照片,最难忘的是在喀什老城里遇到的那些美丽孩子,如今他们已长成青年,是否平安?而我去过的老城又是否安在呢?图为我当时拍摄的孩子、商贩及老城里的巷子。


一个藏人那年看见的新疆(片断-4)


唯色

6、巴扎的风情

在于田,我们正好遇上了“巴扎”。“巴扎”是集市的意思。后来在转了和田大巴扎、巴楚巴扎之后才明白,原来在新疆,转巴扎是最有趣也最值得的经历,因为巴扎里有着维吾尔人的日常生活。不过这须得有本地人相伴才能了解,就像我们有了狄尼雅尔,就等于有了翻译和导游。

新疆的巴扎很像拉萨的帕廓街和冲赛康,衣食住行,什么都有。旅行手册介绍说,每一个巴扎都可以分成无数小巴扎,如水果巴扎、食品巴扎、地毯巴扎、衣帽巴扎、烟草巴扎、土陶器巴扎、印花布巴扎、手工艺品巴扎、铁匠、铜匠和银匠巴扎,等等,等等。但耐人寻味的是,但凡是较大的巴扎,当地人都一概而称是“香港巴扎”,狄尼雅尔说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气象,用“香港”来替代繁华的市场,表达了人们对富裕生活的向往。

只有在巴扎上才能看到无数的维吾尔人,男人的花帽或袷袢,女人的头巾和长裙。我最喜欢看的是一个个年轻女子那浓浓的黛眉,连成一线,有着异样的美。而盖头或蒙面的女人携带着神秘,也携带着不可触及的禁忌。我也喜欢看那些一把白须或飘然或连鬓的老人,长寿得令人惊叹,又天真得令人莞耳。有位满口无牙的老人,趴在水果摊上,捧着一串像是刚从藤上摘下的葡萄,也不洗,只在衣袖上擦一擦,就一颗接一颗地吃。有位一身白衣白帽,却敞着土黄色长衫状如大侠的老人,一手拄着拐棍,一手抱着一个硕大的金灿灿的甜瓜,步履飞快地穿行在人群之中。有位长着鹰钩鼻的老人,光光的头像是刚被路边的剃头匠刮过,在阳光下白得刺眼,他从卖帽子的女孩手里要来一顶皮帽戴上,而后乐滋滋地对着一面小圆镜照个没完。有位貌似卡通片中的鼹鼠模样的老人,正襟危坐在一堆瓶瓶罐罐的后面,庄重地往纸上倒着小瓶里的深色粉末,狄尼雅尔说那是维药,就跟你们的藏药一样,都是民族医药;见我举起相机,老人眉毛一扬,变成倒写的八字,可爱极了。有位戴着厚厚眼镜的老人,突然从一群正在买卖玉石的壮年男人中闪出,拦在我们跟前,双手转动着一块墨绿色的石头和一块如同琥珀的黄石头,难道这就是著名的“和田玉”吗?可他狡黠而顽皮的眼光让人想起历史上那个用赝品蒙混了许多考古学者的杰出书商肉孜•阿洪。

我吃了烤包子、烤南瓜、烤肉、烤鱼;还吃了手起刀落的卖瓜人递给的一块甜瓜,两三个放在一片绿叶上流淌着蜜汁的无花果,一大块用核桃仁、蜂蜜做成的核桃糖;而且吃不了兜着走的是刚出坑的香喷喷的馕,几个庞大的熟透了的红石榴。多么喜欢从书上看到的这样一首古老的波斯诗歌:“要不要我对你谈谈石榴?在这东方集市上,几文钱就出售。光身的孩子就哄抢。深藏的珍宝,蜂巢的隔层,五角形筑造,香味浓浓。果皮开裂,籽粒脱落,血红的籽粒,落进蓝色杯中,还有金色汁液,流入彩釉盘中。”

有必要说一说烤鱼,那是在巴楚巴扎上吃到的。那么大的鱼,睁着圆滚滚的眼睛,在同样有着圆滚滚的眼睛的烤鱼人手里被斩成数段,烤得金黄。王力雄说这就是塔里木河里的鱼。塔里木河,在1980年代闻名的维族歌唱家克里木的歌中被唱作母亲河,竟游动着如此罕见的大鱼,我把它命名为维鱼。我有些心悸地吃着,有些虚伪地声明,我一般是不吃鱼的,不,我的意思是我不吃我们西藏的鱼,但是我吃过不少汉鱼,今天要尝一尝维鱼的味道。狄尼雅尔当即吐出鱼刺,大叫道:什么?你说什么?好,我将来一定要去西藏,吃一回藏鱼!

还让我开心的是,在每个巴扎上,我的手都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其实不是我的手,而是我手上的三个银戒指。两个镶着红珊瑚,一个镶着五粒像花朵一样排列的绿松石。尤其是这椭圆的绿松石戒指,中间的那粒葡萄般大小,交错着几条黑色的纹路,犹如碧绿的湖面上倒映着正在天空中蔓延的乌云。通常是女人们握住因它而变得醒目的手说着什么,男人也围上来看。狄尼雅尔翻译道,他们问你是在哪里买的?我得意地说,在帕廓,拉萨的帕廓,西藏的帕廓。不不,这个是祖传的,我们西藏人很多家里都有这样祖传的宝石。哦,TIBET,TIBET。这些维吾尔人交口赞叹,纷纷说着英语的西藏,而不是汉语的西藏,这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从未有过。我从一进入新疆就注意到这一点,同时还注意到他们的神情一下子变得对我更加友好。

我也想要他们的首饰。可我们去的巴扎太少,只选中了两个用前苏联的钱币做的戒指,钱币上有五角星和红旗、齿轮和麦穗,还有四个字母:CCCP。我还想要他们手工编织的围巾,可几乎全都是汉地工厂里生产的真丝或仿丝围巾,后来在一旅游商店才寻见了用植物和果实的汁液染就的土布长巾。
  
写于200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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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一个藏人那年看见的新疆(片断-3)

读到有关新疆的种种消息,想起2003年秋天走过的那些地方:吐鲁番、于田、和田、墨玉、叶城、莎车、英吉沙、喀什、巴楚、拜城、库车、若羌……翻出那一路拍的照片,最难忘的是在喀什老城里遇到的那些美丽孩子,如今他们已长成青年,是否平安?而我去过的老城又是否安在呢?图为我当时拍摄的孩子及老城里的巷子。


一个藏人那年看见的新疆(片断-3)


唯色

5、毛主席说:一唱雄鸡天下白

连夜的小雨使胡杨林这耐旱的植物呈现一派生机,却使狄尼雅尔和阿克的妻子都被寒意侵扰,一上车就不时昏睡,全然不顾窗外阴沉沉的天幕下反倒别有风味的沙漠风光。

应该说这少见的雨水对于广袤的沙漠珍贵如油,虽然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周遭也即塔里木盆地其实蕴藏的就有丰富的石油,被认为是中国最大的石油基地。在穿越沙漠的漫长公路的中途,矗立着一巨型而简陋的大门,上书七个斗大的红色汉字:“我为祖国献石油”,左右两侧分别写着:“寻找大场面以艰苦奋斗为乐”,“建设大油田视无私奉献为荣”。

大场面?王力雄说十年前他曾驱车走这正在修建的沙漠公路,一路上极难寻见人家,可如今不但入口处,连中途和终点站都各成一片热热闹闹的小镇,饭馆、商店、修车铺、加油站不一而足,但却见不着几个维吾尔人,几乎全都是远道而来努力挣钱的汉人。开通于1995年秋且长达522公里的沙漠公路,实际上就是为了开采和运输石油而铺就的,当然它还是南疆地区最重要的旅游线路之一,质量还算优良,不但一马平川,而且两边修筑的有用芦苇杆编织的防沙网,尽管紧挨着远看绵延起伏实则一刻不停地移动着的沙丘,但似乎毋庸多虑,即便狂风漫卷,那遮天蔽地的黄沙也难以吞噬这充分显示了人定胜天的奇迹工程,反正三年一换,虽然耗资数万,可若舍不得花这点儿钱,又如何为祖国献石油呢?

此刻,在雨水的浸淫下,沙漠公路犹如一条闪闪发亮的银河,可是载负着什么呢?我看了看蒙在毛毯里不时咳嗽的狄尼雅尔,不知道这名声在外的沙漠公路跟这些原住民的生活会有怎样的关系,就像不知道正在青藏高原上修建的青藏铁路,跟我们藏人的生活会有怎样的关系,似乎无关,又似乎密切相关,总之一言难尽。

沙漠公路的尽头是民丰县。这一听就是汉名的县城,据说源于1945年设立县制之时,彼时的统治者已是汉人,显然是一个有着自给自主的小农思想的官吏,看似以民为重,实则索然无味,远远不如原来的名字“尼雅”富有诗意。在维吾尔语中,“尼雅”的意思是“遥远”。

真正的“尼雅”的确很遥远,但它并不因为人为的更名而不复存在,虽然它已是废墟,却更为著名,以致世上有许多人偏偏冲着这废墟不辞辛苦地一去再去。其中以1901年闯入的英国人斯坦因的收获最大,所搜罗的文物尽存大英博物馆,他也因此一举成名,虽然有人把他的名字等同于江洋大盗,但我不这样看,既然你自己无力照看好自己的宝贝,与其被埋入万丈黄沙之中湮没无闻,不如让有慧眼的人带往一个广阔的舞台上令其广为人知。当然这样的人应该是学者,而不是携带武器的军人。

遗憾的是,遥远的“尼雅”古城不在我们的旅行计划之中,因为阿克的想法是要以日行千里的速度抵达和田,也就是说,这一天我们至少得赶八百公里的路,为此狄尼雅尔几次感叹,要按这样的速度,没几天我们就可以赶到欧洲。快则快矣,屹立在民丰县城中心的纪念碑却令我们兴致盎然。那是一座如今已属罕见的文革建筑:红色的长方体,基座上浮现着数朵向日葵,顶部是数面红旗簇拥着毛泽东的头像,中间部分用汉文和一种陌生的文字刻着:“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另有一块石头上则明示此碑“始建于一九六八年。”

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确确实实燃遍了大江南北,连如此遥远的小城也难逃此劫。1968年,据我对同样发生在西藏的那场暴力革命的了解,正是两派武斗的高峰期。那时候,藏汉人民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团结,由“亲不亲,阶级分”进一步具体为“亲不亲,派性分”,民族问题变得无足轻重。那么,是不是新疆也同样如此呢?出生于1973年的狄尼雅尔显然不太清楚那一段历史,他只是指着那陌生的文字说,那就是新维文。

何谓新维文?原来1960年以后,政府对历史悠久的维吾尔文实行文字改革,认为老维文缺乏科学性,遂以32个拉丁字母替代了过去的36个阿拉伯字母,创制了一套拉丁化的新维文,废弃了已经使用几个世纪而且带有伊斯兰教背景的老维文,但由于并不为维吾尔人民接受,1982年起只得重又恢复老维文。后来从网上查到,当时发明的除了新维文,还有新哈萨克文,有专家不得不承认,这都是“五十年来我们国家在语言文字政策上犯过很多错误”的例证。

孤陋寡闻的我是头一次听说这新维文,不由得十分惊讶。一个民族原有的文字如同这个民族的生命,凭什么可以如此轻率地越俎代庖,取而代之?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举措!若要让一个民族消失,这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不知道对藏文有没有过这样的打算。不过,虽然没有发明新藏文,但是很多年来,藏地所有的中小学校都取消了藏文课程,以致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六七十年代生人,至今在母语方面还是文盲。

然而,文革遗留在新疆的故迹并不仅仅止于民丰的这座纪念碑。数小时后,我们在于田县又迎面遭遇了。这是一座人像雕塑,两个宛如洁白的玉石一般的巨人站在用红色的瓷砖垒砌的基座上,亲切地握着手。不,说亲切不太恰当,那个明显是维吾尔人模样的老汉伸出的是双手,他近乎卑躬屈膝地紧紧攥住的是全中国不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再也熟悉不过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右手。毛主席的右手巨大而温暖,犹如毛主席穿着中山服的伟岸体态。

哎呀呀,这不是我从小就晓得的那个库尔班大叔吗?他可是当年全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人物。从万恶的旧社会得解放的库尔班大叔日夜思念毛主席,多少年哭着喊着要骑着毛驴去见毛主席,还给毛主席寄过杏干和桃干。同志们给感动得不行,留下了他的毛驴,把他送上了远去北京的火车。那是1958年6月的一天,是库尔班大叔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他不但握住了毛主席的大手,还给毛主席戴上了维吾尔人民的小花帽。而他和毛主席握手的照片比今天的好莱坞大片还传播得更广,深深地印在了我们的心中。

这回狄尼雅尔也不陌生了。毕竟多少年来,新疆最著名的爱国者就是库尔班大叔,他不同于那些怀有二心的上层人士,他绝对是发自肺腑地热爱毛主席。哈哈,库尔班大叔就是新疆的翻身农奴。我们西藏当年也有这样的库尔班大叔,在“毛主席呀派人来,神兵下凡界罗风扫乌云开,千年的大山被推倒,百万农奴站起来”的红歌声中,这些“积极分子”争先恐后地唱着“我们跨上金鞍宝马哟,哈达身上带,到北京献给毛主席,哎……,感谢他给我们带了幸福来。”

看来于田这个地方确实与毛有缘,不但出了一个库尔班大叔,还有幸出现在毛的诗歌中。这不,在这塑像的基座上就用两种文字刻着毛的一首名诗,维文是老维文,汉文是龙飞凤舞的毛体书法:

长夜难明赤县天,
百年魔怪舞蹁跹,
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鸡天下白,
万方乐奏有于阗,
诗人兴会更无前。

请注意诗中出现的“于阗”,据查所指不是此于田,而是西汉时西域三十六国中的大国之一,当然也包括今于田,而毛的寓意,相信象征的是整个新疆,甚至可以说象征的是所有的少数民族地区。比如西藏。比如内蒙古。一唱雄鸡天下白——够厉害,一直白了五十多年。

写于200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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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18日星期二

唯色:一个藏人那年看见的新疆(片断-2)

读到有关新疆的种种消息,想起2003年秋天走过的那些地方:吐鲁番、于田、和田、墨玉、叶城、莎车、英吉沙、喀什、巴楚、拜城、库车、若羌……翻出那一路拍的照片,最难忘的是在喀什老城里遇到的那些美丽孩子,如今他们已长成青年,是否平安?而我去过的老城又是否安在呢?图为我当时拍摄的孩子们。


一个藏人那年看见的新疆(片断-2)


•唯 色•


3、充满大蒜味儿的旅行

我们所搭乘的越野车是阿克的。他是王力雄早在1980年代漂流黄河时就结识的朋友。当时他是黄河上的水手,在黄河水文站工作,在青海果洛一带的藏区呆了不少个年头,如今回到宁夏老家,挣了钱,当了老板。也许是早年的经历养成了喜欢闯荡的习性,他不安于室,喜欢与王力雄一起行走蛮荒之地。

这次我和王力雄是在宁夏与阿克夫妇会合,然后走内蒙的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甘肃的酒泉嘉峪关和敦煌莫高窟,再向西拐进新疆的。我们的路线是不去北疆,只去南疆。因为王力雄认为南疆是新疆的灵魂。对于去过新疆六次的王力雄,南疆更有研究的价值。对于更愿意看一看新疆味儿比较纯正的我,南疆的魅力当然更大。

阿克夫妇是回族。谁都知道回族的宗教是伊斯兰教。我以为这一点或许有助于我了解有着广泛的伊斯兰信仰基础的新疆。无论如何,这两个地方的绝大多数人都有着相同的禁忌,我已经做好了一路上只进清真饭馆只吃清真饮食的准备。应该说这不成问题,藏人中也有不少不爱吃猪肉的。对牛羊肉的偏爱似乎是所有游牧民族的特点。

但不吃猪肉并不表明我们之间心意相通。很快我就发现,阿克有着身份混杂的特点。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彼此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就是产生矛盾或者分歧的原因。问题不在这。每个人都会有多种身份,许多人都会面临身份如何定位的难题。我的一位多年前离开西藏去了印度后来又去了美国的朋友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的身份是可以多元性的。你是一个康巴,同时你是一个西藏人和生活在今天中国社会里的中国公民。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这些表现不同方面的你的不同身份是互不矛盾的,是可以和谐地共存的。”

大概这就是症结所在。很久以来,我不认为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不同的身份是可以和谐共存的,恰恰相反,却是分裂的,无法协调的,折磨人心的,其原因就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正常的环境之中。这是再真实不过也不必赘述的现状。

因为这样的现状,我总是相信或者说期望有着同样境遇的人们彼此理解,彼此同情,彼此声援,但遗憾的是,阿克好像并不能够做到。而他之所以不能做到,并非有意为之。其实阿克是一个好人,尤其对朋友重情义,很大方。这一路上,他又出车,又出油,还经常争着请吃饭、买门票等等,他实在是太好啦。我的意思是说,对于阿克而言,他并不认为他所生活的环境是不正常的,困扰我的现状对他并不存在,因此他的那些不同的身份反而是可以和谐共存的。举例来说,他的口头禅是“俺们国家”,他是由衷地这么认为的,以致王力雄感叹,阿克比我这个汉人还热爱这个国家。

他一口一个“俺们国家”也就罢了,可他偏偏又特好争论,而且特别愿意在很多敏感问题上纠缠不休,比如他说,俺们国家应该给西藏和新疆移民一百万,一千万,这样就不会再有民族问题了。比如他说,我去五台山旅游,看见一个很漂亮的年轻姑娘走一步磕一个头,我就想她怎么这么迷信啊,太可惜了。比如他说,这美国王八蛋,无赖,凭什么侵略伊拉克?还有朝鲜,又没招谁惹谁,干嘛要威胁人家?我很快就被气昏了。我生气的程度甚至不能再接受大蒜味儿了。要知道,阿克和他的妻子每餐必吃大蒜,而我是不能吃的,我一吃就会肚子疼,这是我不可克服的生理现象。但是王力雄要吃的话我一般是不反对的。王力雄多次教导我说大蒜具有杀毒功效,在旅行中需要多吃大蒜,为此我也曾经尝试过,可是没用,不一会儿,肚子就会疼得跟食物中毒差不多。

我起先还能接受大蒜味儿,那是因为我和阿克还没有发生过争执,但不久我就十分敏锐地闻到了飘散在车内的大蒜味儿。当然我不是说大蒜的味道也会让我肚子疼,而是大蒜味儿实在不好闻。在西藏,很多藏人是不吃大蒜的,尤其强调,如果吃了大蒜是不能进寺院拜佛的,不然,满嘴臭烘烘的,对佛委实不恭。

于是王力雄忧虑地说,过两天,狄尼雅尔来了,我们这车上又会多一个民族。鉴于我们多民族、多宗教的格局,有关民族和宗教的问题,最好免谈。阿克的妻子表示赞成,说我们还是谈谈窗外的风景,谈谈下一顿吃什么吧。

4、狄尼雅尔的出现

有着一个大脑壳的狄尼雅尔是在我们进入新疆的第三天出现的,从而使我们的新疆之行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至少使我心情大为好转,再也不为大蒜味儿苦恼了。

那是北京时间已是黑夜而新疆时间将近黄昏的时分。狄尼雅尔一手提一个沉甸甸的塑料袋,站在轮台县的公路边上。那两个塑料袋里面分别装着大块鸡肉和圆圆的葡萄,是我们当晚露宿胡杨林的晚餐。他的脚边还放着一瓶新疆出产的“老陈酒”。

刚过三十的狄尼雅尔很爱笑。一笑,脸上就会露出两个酒窝。也爱说,一见面就说着带有维吾尔口音的普通话。对于像他这样一个在汉地读过大学的维吾尔人,他的汉话说得不错。不过,有些词儿他不会说,当然也可能是临时搞忘了。比如豹子,他想说出这个动物的名字,可就是想不起来,急得他双手比划着说,就是那个嘛,身上有圆圆的圈儿,猫一样的,会爬树的。我们全都放声大笑,边笑边模仿他。从此以后,这圆圆的,猫一样的,会爬树的就成了狄尼雅尔的代号。

从阿克苏到轮台既有火车也有汽车。火车更快一点。我问狄尼雅尔,为什么不坐火车?他很干脆地说,我不坐火车,我永远不坐火车。为什么?我惊讶地问。他叫道:嗨,亏你还问得出为什么,这不明摆着的嘛,火车带来了什么?火车带走了什么?火车对谁有好处?难道对我们维吾尔人有好处吗?你们西藏马上也要通火车了,到时候你就会明白这火车意味着什么。所以为了表示我的态度,我这一辈子都不坐火车。

类似的妙语连珠,以后在狄尼雅尔是脱口而出,比比皆是。比如,阿克提到了张骞,赞叹他是伟大的英雄,不但开启了丝绸之路,而且对于拓展中国的疆土立下了汗马功劳。不料却被狄尼雅尔调侃道,张骞不过就是一个间谍罢了。如果说,只要是间谍到过的地方就是他所在国家的领土,那这个世界岂不是乱了套?又比如,阿克提到了阿拉法特,赞叹他也是伟大的英雄,敢于和得到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支持的敌人战斗到底,却再次被狄尼雅尔反驳说,阿拉法特这个人,其实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我们不应该否认这一点。还有,在说到被中国媒体誉为“西部歌王”的王洛宾时,阿克盛赞是王洛宾把新疆音乐带给了全国人民,狄尼雅尔却不屑道,他不过是一个文化盗贼。

很快,狄尼雅尔就成了阿克的克星。我心中暗喜,想不到他俩虽是同一个宗教的信徒,却也有着如此不同的观点,反而狄尼雅尔倒像是我的同盟者。而王力雄永远扮演的是一个中立者的角色。更难得的是,无论阿克如何胡搅蛮缠,狄尼雅尔都不会像我那样只会生闷气,而是用很幽默的方式,把有可能出现的尴尬给化解了。

记得那晚在距离塔克拉玛干沙漠不远的胡杨林里露营时,漆黑的天一直下着小雨。我们喝酒吃肉吃葡萄,然后各自歇息。狄尼雅尔睡在阿克让出的帐篷里,却没有把帐篷的门封好结果着了凉,第二天一早又是咳嗽又是流鼻涕,从头到脚裹着一张毛毯在胡杨林里走来走去,看上去很像塔里班。我大声地冲他说出这句话,还加了一句,可惜你没有大胡子,不然更像。狄尼雅尔回答说,我留过胡子的,可是他们不让我们留胡子,说是留胡子的人像恐怖分子,如果要留胡子就不给工作,所以我们只好都剪掉了。

我骇然。又以为是笑话,忙追问,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裹着毛毯的狄尼雅尔露出圆圆的脸,反问我,你说会是假的吗?那神情,那语气就像是在讥讽我,未必然连你这个藏人都不相信吗?

写于200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