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30日星期三

唯色:尧西达孜的蜘蛛

尧西达孜:尊者达赖喇嘛家族在拉萨的府邸,今已废墟化。(唯色拍摄于2013年夏天)


尧西达孜的蜘蛛


唯色

那天下午阳光猛烈
照耀在一张张平凡的脸上
脸是金色的,如被点石成金,变得异常宝贵

走过江苏路。是的,拉萨南面的江苏路
这违和感十足的命名,本不属于这里,你懂的
我比他俩年长,是个头矮小的阿佳[1]
我们说藏语。兼说汉语和英语,但我只会汉语和藏语
身后有人尾随。几个人?
就像甩不掉的尾巴,拐角处的獐头鼠目
被吞噬了小心肝的可怜虫
路边树荫下,散坐着开店的外地人,脸上无光
所谈论的,与生意有关,便添了几分焦躁

走过北京中路,这座圣城早已嵌满类似命名
就像一个个占领,谁都不足为奇,习以为常
阳光啊金色的阳光,将身影长长地投射在地面的花砖上
将挂在高处的、各处的摄像头,投射在我们的身上、
所有人的身上……似乎脊背发凉,但管他呢
我不愿回头张望,或停止不前
大步走着,咧嘴笑着,我们都很帅
珍惜这貌似自由的时刻,争相叹道:“好幸福!”

径直右拐:这是第几回看见尧西达孜[2]
依尊者家族冠名的府邸,六十多年前建成,一半已成废墟
不过我不想复述历史:最初的欢聚,迅速降至的无常
包括被迫弃之,饮泣而走,被外人霸占:穿绿衣的、
穿蓝衣的,各色人等乃饿鬼投胎,寄居蟹的化身
如今,旧时的林苑,成了停车场、川菜馆、大商场
主楼与外院多处坍塌,几乎没有完好的窗户
有一次,我们站在商场顶层,居高临下
惊讶于它像无法愈合的伤疤
惊讶于它原来离颇章布达拉[3],这么近,这么近
含泪自责:无能为力的废物啊

步入空旷的外院:一半杂草、野花
一半停放自行车、摩托车,就像一个用处不大的仓库
一对像是打工者的男女提着塑料袋擦身而过
四五头漆黑而高大的獒犬,锁在楼下的角落
仅能露出锋利的牙齿、绝望的眼神,仅能发出无用的狂吠
它们属于附近开饭馆的四川老板,是他待价而沽的商品
数日后再次潜入,碰到他来喂食
摆出主人架势,但虚张声势的驱逐并未生效
就叫来穿保安制服的男子,是藏人
我便用藏语反问:“谁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令他无措,呐呐不成句

从遍地垃圾的底层上楼
屏息穿过裂缝交错的回廊
几排当年购自印度的铁栏杆虽已生锈却还结实
连串的花纹与阳光下的倒影构成虚实不明的异域迷宫
凭栏环视,原本的白墙斑驳,黑色的窗框开裂
雕绘了神兽、祥云与莲花的檐头,竭力支撑着架构房屋的朽木
而在十几根柱子依次排列的阴暗大厅,乱扔着几件劣质桌椅
应是被最后的搬迁者废弃。几束光线
自一排天窗斜射而入,尘埃飞舞,幻影幢幢
如昔日头戴面具的僧侣缓缓跳起羌姆[4]
我注意到靠近西北面的窗户,由缺口如刀刃的玻璃
恰好望见颇章布达拉,似乎也能望见,忧虑中有担当的尊贵青年
一转身,却被柱子上悬挂的一面残破镜子所惊
那里面,有一个无依无靠的自己,带着渴望隐遁的神情
我不敢靠近,怕瞥见1959年深夜一个个仓惶离去的身影
怕听见已在异国度过许多岁月的尊者低语:
“你的家、你的朋友和你的祖国倏忽全失……”[5]

会不会,我的前世恰在此处生息,经受了所有诀别?
会不会,曾经痛不欲生,却又为苟活费尽心机?
陡然升起逃离的愿望,但仍徘徊于布满某种痕迹的房间:
有的墙上贴着旧日当红的香港明星头像
二十多年前的《西藏日报》有中共十四大的消息
一幅临摹布达拉宫的印刷品破烂不堪
有的门上贴着中文写的“福”和“新年大发”
长髯飘飘的中国门神右手持宝塔左手举铁锤
有的门已重换,用红漆刷了两个很大的中文:“办 公”
有的门上贴着一张惨白封条,上书“二00五年元月七日封”……
某个角落,一具骷髅状的羊头有一对空洞无物的眼眶
一对烧焦的羊角弯曲伸延着,像是曾经拼命呼救
某个角落,原本用阿嘎[6]夯打的地面不复存在
却从泥土的地表长出一株小草,居然生机勃勃
另一处,扔着巴掌大的木块,应从往昔华丽的柱头脱落而坠
彩绘犹存,雕刻亦在,像老屋的缩影,我悄悄地放入背包

以系在胸前的一粒绿松石[7]为隐秘的指引
最终我命定般地遇见了它:特嗡母[8]
高悬在一扇倾颓的窗户外那危险的半空中飘荡着
受困于自己吐丝织成却几乎看不见的网上飘荡着
它已成一具干尸,如临深渊:这一片的塌陷尤其惨烈
它是这里唯一死亡的生命吗?
它是这里唯一存在的守护者吗?
它不自量力的布局,是想捕捉不邀而至的恶魔吗?
它像另一面镜子,垂挂在我的眼前,逆光中骨骸漆黑
以某种挣扎的形状,变成一个隐喻,我不敢触碰,怕它瞬时消失
想当年,在此相伴共生的动物一定不只它一种
一定有猫,也有老鼠
一定有狗,那是拉萨特有的阿布索[9],主人的宠物
在佛堂、客厅和睡房跑来跑去或安然入眠
而大狗,我指的是从牧场带来的獒犬,与看门人呆在一起
在院子里,在大门口,忠心耿耿,不容侵犯……

特嗡母,这是蜘蛛的藏语发音,“母”为轻声,几近于无
特嗡母哒,这是蜘蛛网的藏语发音,“母”仍细微,如被吞咽
虽比其他众生的生命力更顽强,更容易藏身他处而幸存
但也更容易孤独无告地死于非命
毕生编织着“天生就像一座监禁宿敌的城堡”[10]之世间网
却被自缚,难以自拔,恰似我们啊我们莫测的命运……

2017-7-319-19,北京

注释:

[1]阿佳:ཨ་ཅག藏语,姐姐。
[2]尧西达孜:ཡབ་གཞིས་སྟག་འཚེར།藏语,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家族之名。依传统也是房名。尊者家族从安多迁至拉萨之后盖的府邸,也冠此名,位于拉萨城中心,距离布达拉宫很近。
[3]颇章布达拉:ཕོ་བྲང་པོ་ཏཱ་ལ།藏语,布达拉宫。
[4]羌姆:འཆམ།藏语,金刚法舞,由僧侣演示。
[5]这句话引自《雪域境外流亡记》第75页,尊者达赖喇嘛语,约翰.F.艾夫唐著,台湾慧炬出版社出版。
[6]阿嘎:ཨར་དཀར།藏语,白色物质。藏地特有的一种建筑材料,风化的石灰岩或沙粘质岩类被捣成的粉未,一般用于建筑物的房顶及地面。施工时,将其掺水砸实、磨光,建成后平整、光滑、坚实,不渗水,有如水泥。有民歌:“阿嘎不是石头,阿噶不是泥土,阿嘎是深山里的莲花大地的精华。
[7]绿松石:གཡུ།藏语,在藏地民间又称“魂石”,曲杰·南喀诺布先生写道:“根据藏族传统,灵魂可指一个依处或被拟人化为一件东西,如一块宝石、一座山、一个湖泊等。”绿松石即“一块充任具誓神灵‘依处’的魂石。”出处见注释10
[8]特嗡母:སྡོམ།藏语,蜘蛛。蜘蛛网,སྡོམ་གྱི་དྲ་བ།།藏语,特嗡母哒。
[9]阿布索:ལྷ་ས་ཨབ་སོབ།藏语,Lhasa Apso,拉萨狮子犬。

[10]这句话引自《苯教与西藏神话的起源——“仲”、“德乌”和“苯”》,第19页。曲杰·南喀诺布著,向红茄、才让太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

(首发唯色RFA博客

2017年8月28日星期一

转微信公众号文章:西藏拉日铁路曝安全隐患遭包庇 ……


这篇爆料西藏拉日铁路(拉萨-日喀则铁路)存在严重质量问题,项目指挥部疑包庇纵容的帖子,原本在“西藏生活圈”公众号看到,但已被删除。现在另一个公众号里找到,为此转载并请关注。有图有真相。

原标题:西藏拉日铁路曝安全隐患遭包庇 懒政在给印度阿三帮忙 |今日话题

http://mp.weixin.qq.com/s/5q4GLMMdbm4YyrvT0z3XYg


 2017-08-20 齐凛然 凛然资讯

今日话题
八根桩基,居然有五根短了2米多。对!这就是拉萨至日喀则铁路迟雄普曲特大桥的实际情况。
图:桩基短了2米多的迟雄普曲特大桥
如此严重质量问题经媒体多次曝光后,却不见任何部门对此进行调查和处理,更没有任何整改意见,项目建设指挥部、青藏铁路公司、兰州铁路监督管理局大有包庇纵容之嫌。网友调侃称,中印战争在即,相关部门的这种懒政,是间接在给印度阿三帮忙!
关于拉日铁路TJ6标段存在的问题,媒体以《西藏拉日铁路曝严重质量问题 被举报两年未整改》、《副指挥长出卖举报人》、《工程回扣高达15%》、《青藏铁路两任老总曾被处分》、《西藏拉日铁路偷工减料惊人 设计10cm厚的水泥只喷2cm》、《4公里隧道钢筋被偷300吨》、《西藏拉日铁路曝严重质量问题 项目指挥部疑包庇纵容》等为题,连续八次予以曝光。
但遗憾的是,不管是业主单位中国铁路总公司、青藏铁路公司、拉日铁路建设总指挥部(现全体人员转移到拉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还是铁路质量的监督单位兰州铁路管理局,均对被曝光的问题假装视而不见。
举报人林谋枝称,在业主及监督单位均不作为的情况下,挂靠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标的四川商人赵旭强、杨平两人,更是高枕无忧。
观察者网曾报道,由拉萨作战略支点的日喀则—拉萨—林芝铁路皆为客货两用、军民共用。
以地缘政治和地缘军事视野观察思考,拉日铁路的军事战略价值令人惊叹!以拉萨作轴心,以日喀则为西翼,林芝为东翼,由此形成的一张东西跨度长达近700公里的圆弧型扇面,是确保西藏边境安定的主要防卫方向。
西藏旅游主管部门说,拉日铁路的最大功效是释放西藏旅游经济之巨大潜能。西藏经济主管部门说,拉日铁路(年货运能力800万吨)是撬动西藏经济发展和资源开发的一根“黄金撬杠”。
但遗憾的是,这条军事、民用要道,却被施工方埋下安全隐患,业主方、监督方包庇纵容。
一点资讯的网友“Mostino”称:中印战争在即,他们如此偷工检减料,将会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多大损失啊,应该枪毙!
“爵爷先森”回复:说的好听是为国家搞建设,背地里偷偷发国家财!
“东里健”回复:等到用铁路运输军用物资时,铁路出问题,才有人来管。鲁迅说:“四周都是黑洞洞的,像(向)哪里去曝光,也不怕被曝光”。

微信网友“果豆”留言:发现安全隐患不整改不排除,难道非要出现灾难死了人有关部门才督查吗?
“正兴建材”称:又是官商勾结的典型案例,望有关部门彻查!
新浪微博网友称:西藏铁路除民用外,更重要的是军用;如果铁路质量没有保证,将关乎国家战略大事。发现质量问题而不整改,这算间接帮印度阿三的忙么?
“HETAIZHOU”称:现在报道铁路问题,阿三更不想走了。
“绿色的高达”:国内的工程都是这样,反正不塌不垮就行了。出了问题再说,自然有人出来担责任。
“冥冥之中自有神通”问:其中5根短了,桥面不是造成波浪形?
“fengxinzi765”回复:哈哈,桩顶标高总是控制的,短2米说明没有打到持力层,这5根会缓慢下沉,有隐患。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明摆着的质量问题不调查不整改,确实难以让人信服。百年大计质量为本,难道相关部门宁愿选择麻木不仁,也不愿意拿出实际行动进行整改?这种严重不作为的懒政态度,与《人民的名义》当中的孙连城又何异?
针对上述问题,举报人林谋枝再次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国家铁路局进行举报反映,希望承载国家战略任务的拉日铁路所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能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给国家和人民一个安全环境。
同时,也希望相关部门能依法依纪追究拉日(林)铁路建设指挥部、兰州铁路监督管理局、中国葛洲坝集团涉嫌包庇纵容、渎职等法律纪律责任,以及追究挂靠人赵旭强、杨平涉嫌串通投标、侵吞国有资产、偷税漏税、伪造印章、危害公共安全等法律责任,还法治一片清朗天空。
关于拉日铁路的整改、以及相关部门对事件的处理情况,我们将进一步关注。
回顾拉日铁路被曝光的六大问题】
问题一:桥梁桩基短了两米多、钢筋减少20%
在拉日铁路TJ6标段的质量问题上,以迟雄普曲特大桥为例:迟雄普曲特大桥17-1#、18-23、18-5#三根桩的钢筋笼型号与设计图纸不符,图纸为D型桩(主筋为20根),施工员张嵘给劳务施工队的交底为B型桩(主筋为16根),导致以上三根桩基钢筋笼钢筋数量比设计减少了4根,既偷工减料达20%;由于交底的钢筋笼吊筋长度不足,导致18-1#(短桩2.03米)、18-2#(短桩2.06米)、18-4#(短桩2.21米)、18-5#(短桩2.06米)、18-8#(短桩2.03米)五根短桩;一座大桥的八根桩基中,有五根短了2米多,由此埋下了极其危险的安全隐患。
2016年2月19日,兰州铁路监督管理局对上述严重质量问题进了认定;而早在被确认存在质量问题之前的2014年8月16日,拉日铁路就已正式通车运营。关于这些问题,业主方青藏铁路公司在组织质量监督检验站等部门,对拉日铁路进行竣工验收的过程中,究竟有没有发现?
如果没有,那青藏铁路公司就存在严重的渎职问题;否则,就是青藏铁路公司故意对质量问题进行隐瞒和包庇纵容。如果是后者,青藏铁路公司在承担渎职责任的同时,还应当与被挂靠的中国葛洲坝集团、以及挂靠中标人赵旭强、杨平承担连带责任。
问题二:国家重点项目被私人挂靠中标
为什么那么早就知道出现严重质量问题而不整改呢?原来,该项目是由四川商人赵旭强、杨平通过关系,借用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资质中标,中标后该标段所辖的隧道、桥梁、路基等全部工程由赵、杨二人负责分配,葛洲坝集团只是负责监管施工过程和收取2%的挂靠管理费,一切事务均由赵、杨二人说了算,就连葛洲坝集团的项目指挥部几乎成了摆设。
那么赵旭强和杨平又是什么人呢?
公开资料表明,赵旭强为四川成都人,为西藏双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注册号:5400002000964)的法人代表。在拉日铁路施工过程中,葛洲坝集团基础工程公司第六工程处驻拉萨财务处就设在双龙公司内。
该财务处的负责人是赵旭强的同学杨志杰,因此该财务处实际上是由赵旭强控制。
而赵旭强的合作伙伴杨平,是四川眉山人,为眉山岷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注册号:511402000013144)、和四川圣蓝投资有限公司(注册号:511400000017155)的法定代表人。这两个公司在拉日铁路的施工过程中,对“走黑账”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整个建设过程中,负责采购的是杨平的弟弟杨刚。杨刚的公开身份为拉日铁路TJ6标段项目物资部副部长,所有材料的确定、单价均由其说了算;葛洲坝公司派驻的物资部部长是虚职,什么事都管不了。
杨平的另一得力干将,是其妹夫王仕良,负责项目所有的征地拆迁补偿。因此,赵、杨二人才是这个造价达18.6亿的TJ6标段的真正老板。
为了证实赵、杨二人挂靠葛洲坝集团投标并中标,林谋技还说,早在TJ6标段开标的三个月前,杨平就很肯定地告诉他,这个标非赵、杨二人莫属;当时,杨平还让林谋枝作好准备,他准备将隧道工程转包给林谋枝承包施工。
图:赵旭强生活照
问题三:工程回扣15%、工程款落入个人腰包
一份以杨平为甲方、王良武为乙方的《隧道补充合同》表明,甲方杨平将拉日铁路TJ6标段圣殿山隧道转包给乙方王良武施工,而甲方提走工程总造价的15%作为“管理费”;如造成乙方亏损,甲方不承担责任。
也就是说,这15%的回扣甲方是一定要拿走的,但作为实际施工队的乙方,是否存在亏损则与甲方无关。为此,如果乙方要保证自己不亏损,就不得不采取偷工减料的手段来弥补这15%的回扣损失,这样的结果可想而知。
总造价为18.6亿元的拉日铁路TJ6标段,回扣被拿走了15%,仅用85%的中标款来施工100%的工程量,以致出现现在的严重工程质量问题也不足为奇了!
另外,该项目的大量工程款落入个人腰包。拉日铁路业主青藏铁路公司,将工程款支付给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拉日铁路指挥部后,挂靠中标人杨平、赵旭强以工程机械租赁为名义,每月从指挥部将数百万工程款转到江西永新县融胜机械租赁有限公司、永胜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吉水县建筑总公司、余干县鸿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及四川天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然后又从上述五家公司将工程款转入杨平的个人银行户头(农行眉山分行三苏路分理处,账号:6228494090009237012)。林谋枝亲眼所见,转入杨平个人银行账户的工程款就达1.6个亿。

问题四:设计为10cm厚的水泥只做2cm
据了解,拉日铁路TJ6标段纳钟山3#隧道进口处,在塌方处理后的边坡喷射混凝土厚度仍然是2~3厘米,与设计的10cm相差甚远,且每个洞口边坡都这样施工。
隧道洞口设计30米超前大管棚,但实际施工中大管棚的长度只有几米,且大管棚的数量远远少于设计量(每个洞口边坡都这样施工),由此造成纳钟山3#隧道进口在施工中洞口严重塌方。
按规定,设计钢筋的间距应当在15—20厘米;但实际施工中却被偷工减料至30多厘米;隧道内施工用的中空锚杆设计长度应为3米,而实际施工时却被缩减为50厘米。
图:葛洲坝集团负责人聂凯
问题五:4公里隧道钢筋被偷300
据中国葛洲坝集团拉日铁路TJ6标项目部所管辖的隧道劳务施工队施工人员举报称,他们自2010年12月份进场施工,亲眼目睹了葛洲坝拉日铁路TJ6标指挥部勾结监理、指使劳务施工队偷工减料的整个过程,具体被举报的其中一部分为萝桑村隧道(DK208+869~DK210+740)、纳钟山1#隧道(DK211+168~DK211+833)、纳钟山2#隧道(DK212+360~DK212+818)、纳钟山3#隧道(DK213+461~DK213+689)、圣殿山隧道(DK184+270~DK185+391)工程均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
据隧道工程施工队王龙华副队长介绍,隧道洞口往里100米后偷工减料严重,二衬钢筋60%为非标,按设计要用九泉钢铁厂生产的高标准钢材,结果却被换成宁夏小型钢铁厂的产品。
另外,隧道的小导管偷工减料严重,有些直接就被省掉了,锚杆的用量也只有30%左右。
这些因偷工减料被“省”下来的钢材,都被承包者给卖掉了。据称,隧道施工承包人王良武的兄长王良文卖得最多,其中一次就因卖钢筋得了400多万元。
王良武施工的萝桑村、圣殿山、纳钟山(1、2、3号)五条总长度为4公里多的隧道,每公里被偷卖钢筋100吨左右,被卖钢筋的总量至少在300吨以上。
问题六:伪造公司印章骗取工程款
据知情人林谋枝称,由于造价达18.6亿元的拉日铁路TJ6标段,是由赵旭强、杨平挂靠央企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中标,赵、杨二人要把葛洲坝驻拉日铁路工程项目指挥部的资金套出来,就必须以其他公司的名义走账。因此,他们走账选择了江西吉水县建筑总公司等企业。
但在现实中又遇到了难题,每次走账,项目指挥部都必须要吉水县建筑总公司盖章确认,而远在几千公里之外的江西吉水县建筑总公司,又不可能揣着一枚公章三天两头往西藏跑。于是,赵、杨二人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伪造了 “吉水县建筑总公司”的公司印章;在每次需要盖章时,他们便指使经办人杨家健带上伪造的印章到指挥部进行签字确认。
他们除了伪造吉水县建筑总公司的公司印章外,还伪造了江西余干县鸿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印章。平时,这些印章放在由赵、杨二人控制的“私人财务部”保管,要用的时候才拿出来。关于用这些假印章所签署过的文件,在业主方的拉日铁路建设工程指挥部的档案里都能查到。(作者:齐凛然)

2017年8月25日星期五

唯色:为杨海英书作序:是悼亡之书,是悲忏之书(二)——洋刀下,藏人的鲜血“将白雪染成了黑色……”

《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时代悲剧》之一页。


为杨海英书作序:是悼亡之书,是悲忏之书(二)

——洋刀下,藏人的鲜血“将白雪染成了黑色……”

唯色

5

当今中国的一位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是辽宁省作协副主席,他的父亲曾是蒙古骑兵一员,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被清洗出军界”。不过这位作家倒是带着褒奖的口吻在文章中写道:“内蒙古骑兵在结束40年代末的战事后,60年代初期去另一个少数民族区域青海,成功地剿灭了那里的战乱。”【1】请注意,他说的是“成功地剿灭了那里的战乱”,没有半点反思和曾经为虎作伥的罪疚感。

杨海英先生的父亲也曾是骑兵第五师的士兵,“因‘出身剥削阶级’,在1957年末遭到‘扫除’,回到了家乡,因此,并没有参加1958年的西藏远征”。杨海英先生与父亲有这样的交心:

“没能够去西藏打仗您觉得怎么样?”,我曾多次这样问过父亲。……

 “我无法忍受杀害同为少数民族的藏人。然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如果没有被除队,我应该也会去完成任务吧”。父亲每次都是同样的答案。大多数骑兵或许也是这样的心情吧。

“参加青藏‘剿匪平叛’任务”的蒙古骑兵当年就感到不安。

“……我们追剿俘虏了藏人后,才发现藏人和蒙古人一样过着游牧生活,无论气息还是装扮几乎完全一样。说实在的,我感到了困惑,我们到底在和谁作战。后来,我的亲戚在1990年代到青海省参拜寺庙时,受到了指责:‘你们蒙古人做了罪孽深重的事情’。确实,我们犯下了罪行。” 朋斯克忏悔地回忆道。

《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时代悲剧》
之一页。
当战死两百人的蒙古骑兵班师回朝,迎接他们的虽然先有鲜花、锦旗和军功章,但不久就被全体解除武装,卸甲归田,至文革爆发则遭大肃清,与成千上万的族人经受灭顶之灾。以致于,“许多蒙古人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对其实施的大屠杀理解为‘因果报应的天罚’。蒙古人反省,‘蒙古人和藏人本是如一家人般的关系,但蒙古骑兵却在1959年为了中国共产党而屠杀了藏人。所以遭受了天罚’。”也就是说,本是蒙古民族精英人物、天之骄子的蒙古骑兵,最终的角色却是充当害他亦自害的悲剧佣兵。

杨海英先生以真正的勇气和良知,“基于必须对藏人道歉的心理,背着沉重的民族的忏悔而写”的是一部悲忏之书——悲忏三千多蒙古骑兵被当成佣兵来杀戮“与蒙古草原的游牧民过着同样的生活,同样信奉藏传佛教的人们”。201012月的一天,他在西宁探访了一户玉树藏人家庭,希望“听一听被镇压的一方藏人的说法”,这段描述让我动容:

钦彦回忆道,“老人们说,最初只有中国人步兵打进来占领村子,但无法完全制服藏人,所以叫来了蒙古人。蒙古骑兵到达后,首先歼灭了以曲麻莱县的巴干寺为据点的藏人起义军。那座寺院也在战火中被破坏了”。

在此次巴干寺的战斗中,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央玛珍措一家只剩下兄妹俩,其余家人全部遭到杀害。作为蒙古人的我,与蒙古骑兵的受害者这样面对面的接触还是第一次。央玛珍措用西藏风味的奶茶招待了我。她的哥哥达瓦策仁也静静的坐着。我做笔记的手发着抖,没有勇气直视兄妹俩的眼睛。在他们面前,毫无疑问,我属于加害者。

6

同时,我也开始反思。反思为何我对这段历史知道得这么少?如果不是读到这本书,如果不是听到有良心的蒙古人说起,身为藏人的我们,对自己民族的悲惨史又知道多少?

是的,蒙古骑兵被派遣“入藏参与镇压”的历史,似乎被刻意掩盖,因此难以被人所知。其原因,杨海英先生的分析是:“第一,将生活在‘世界屋脊’的藏人,从‘比中世纪的欧洲更为黑暗的封建农奴制’中‘解放’出来,使他们成为‘幸福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是中国的‘正义’之举。他们不愿将‘正义的军功’让给与西藏同样的‘野蛮人北狄’蒙古人。加之虚荣心也在作祟。中国人步兵在面对藏人游牧民时,陷入了相当艰难的战争中。出于无奈出动了蒙古人骑兵。……第二是善意的解释。中国人害怕,如果暴露了‘使少数民族互相残杀’的阴谋,会使持续至今的民族问题变得更加激烈。当局者也很清楚,中国共产党员利用了支那历代王朝使用的‘以夷制夷’的手段,绝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要从网上搜到有关蒙古骑兵进藏“剿匪平叛”的信息,少之又少,基本都是一句带过。有篇博客短文《骑兵第五师参加青藏平叛战斗记实》【2】,相比算是比较详细:“1958年初夏,我军总参谋部命令骑兵第五师派出两个骑兵团赴青海参加平息叛乱。内蒙古军区于6月初向骑兵第十三、第十四两个团下达了临战准备的命令……基于民族地区和骑兵特点因此决定骑五师参战”,“主要是在青海南端与西藏衔接的很大一块地区……藏民都是佛教徒,户长都是活佛,统治力、号召力很强,群众觉悟很低。该地区是守猎游牧业区,和蒙古族一样善于骑马打猎”,“决定八一(即195881日)战斗打响。两个骑兵团第一仗打卡纳滩,骑兵第十三团改叫31部队,骑兵第十四团改叫41部队”,“经过历时近三年的剿匪战斗,骑兵第师参战的骑兵第十三团、骑兵第十四团克服重重困难,英勇善战,圆满完成青藏剿匪任务。于1961年胜利回师,归建内蒙古军区。”

事实上,当时除了动用蒙古骑兵“以夷制夷”,伟大、光荣、正确的“解放者”还成立了藏民团、彝民团、新疆民族团来对付各自所属民族。网上找到的一篇官媒文章:《揭秘我军第一支藏族部队:平叛劲旅“藏民团”》【3】,开头即写道:“19509月,中共中央西南局给西康区党委的复示‘在军事上如果条件具备,创造一个由我党干部及先进分子掌握的藏族武装是必要的,这个武装属于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待遇与解放军相同。它既是军队,又是生产队,培养干部的学校’。”其中还写道:“藏民团在平叛战争中始终是劲旅、骨干部队之一。……1957年为适应平叛需要新建的骑兵营……藏民团的同志生长在那里,自小会骑马,语言通,习性同,气候适,生活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记录的辉煌战役中,如发生在195946日至721日的“石渠色达战役”,“我方投入兵力”包括的就有藏民团、西藏骑兵团、兰州军区骑一师等,而“叛8000余(人),相邻县叛2000余(人)”,战役结束后,“歼敌”都是总人数的一半以上。

看今天的中共官媒,满目皆是幸福藏人,看不出幸存者的苟活卑屈。恰如曾经生活在共产极权下的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所著的《论小丑》【4】中所说:“……前前后后发生的一切都一再提醒我,我生活在一个畸形变态的社会里,一个方方面面都被不同程度污染的世界。”而“我们必须知道,在公开场合表达普通正常的思想是多么困难,我们还应该知道,真正能够这样做的时间少之又少。虽然已经不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危险,人们还是不能简单直接地说出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而与之相对的是,官方的谎言无耻地占尽了人们的视线。”

7

藏学家、美国印地安那大学教授Elliot Sperling先生的一篇文章《死亡统计》(The Body Count)【5】发表于20129月,指出“在大约1950年到1975年期间,图伯特是否存在群体死亡事件是一个无需争论的问题……由于无法自由获得中国方面的纪录,精确的死亡数字也因此不得而知。但是发生大屠杀的事实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2012年5月,在囊谦县发现的乱葬坑。
文章所附的三张照片是大屠杀的证据,记录了在康囊谦(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发现的乱葬坑:白骨成堆,怵目惊心;由当地藏人拍摄于20125月,并被当地藏人揭露是1958年遭屠杀的藏人僧俗遗骸。而这样的乱葬坑不止一处:“在玉树州的另一个地方,巴塘附近的草原上,更多同样的情形出现在一个房屋建设项目的开工现场:三处满是人类遗骸的乱葬坑。据讲,在这些乱葬坑里有些遗物还没有完全腐烂。坑中还有一些遇害者被扔进坑时所穿的衣服的残片:有俗人的衣服也有僧人的袈裟。有些死者的长发还历历在目。一些老者说,这些乱葬坑也是1958年留下的……”

另有1982年中国在人口普查后绘制的“性别比例图”,结果呈现的是,如文章所写:“在整个图伯特高原普遍的存在男女比例失衡,而事实上,唯一能解释这种不平衡的原因只能是暴力斗争。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伯特高原是范围最大的一片突出地呈现为红色的区域,在这个地区女性人口数量一直高于男性。”但是,“发生在图伯特的集体死亡事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极少被提及,至少在官方层面一直如此,而且即使提到也只是为了否认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件。”

跋热·达瓦才仁在《血祭雪域》一书的前言中也写道:“即使是我的家乡,根据《中国人口·青海分册》记载,在战争结束后的1964年,六县总人口比战前的1956年减少23%,相当于损失所有的成年男性。”

我有一个深刻的印象是,在与康和安多地区的族人谈及过往现今时,年长者总会提及“阿居阿皆”(藏语意为1958年)或“阿皆”(藏语58年的简称)。1958年前后,中国军队在整个图伯特尤其是康与安多制造的灾难,深深刻在他们的记忆里,连始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也被说成“阿皆”。“阿皆”是所谓的“解放”之后一切灾难的集合,堆砌在乱葬坑的白骨中或许也有这个名为嘉央益西索南确珠的遗骸——如《死亡统计》的最后一段:“他是拉布寺的第三世阿丁祖古……据我们所知,他生前在安多地区致力于弘扬佛法;和他的前世一样,他在拉布寺的一个属寺驻锡传法,信徒众多。后来,在1958年,在他24岁的年纪上,一切戛然而止。他死了。”

这位年轻的转世喇嘛是怎么死的?是死于解放军空军的驾机轰炸,还是死于解放军步兵的机枪扫射,还是,死于解放军骑兵也即蒙古骑兵的挥刀砍杀?

8

日本军刀在图伯特康区。(日本游客拍)
数月前,北京酷暑炎夏的一天,我收到居住大阪的燕子发来的一封邮件。燕子即刘燕子女士,作家,中、日双语译者,是杨海英先生《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的中译本译者,并将我和王力雄的书译成日文。邮件里附有多张照片,是一位日本学者2015年初在图伯特康区即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北部旅行时,在一座位于偏僻村庄的萨迦派寺院,见墙壁上悬挂着各种刀具和猎枪——此乃千百年来图伯特各地民众将刀枪交给寺院表示不再杀生的传统——其中有一把形状优美的日本军刀,已显脏污的丝带缠绕的刀柄透出十颗五角星,真皮包裹的刀鞘露出一截刀刃似还残留血迹,而问询僧人,皆不明来历。难道这是1958-1962年蒙古骑兵杀戮反抗藏人的武器吗?

关于俗称洋刀的日本军刀,杨海英先生在书中有这样的描述:

“洋刀在制作上有甲乙两类。甲种是骑兵使用的,长90厘米,乙种适用于骑兵以外的兵种,长75厘米。在1930(昭和5)年,做了进一步改良,将刀身缩短,刀柄变长,调整了重心的位置,并增加了刀身的宽度和弯度,提高了砍切的性能。外观上也取消了以前欧洲式的装饰,全部改成了传统的日本刀样式。

“洋刀很完美。特别是一号刀的刀刃很锋利,无论用过多少次都不会卷刃。手如果不小心碰到,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刮破流血。在战场上只要能巧妙地配合使用自己的力量、战马的势头以及洋刀的利刃,就能轻易取敌人首级。不能胡乱舞刀,要用巧劲。这需要与生俱来的才能。

“‘日本洋刀不是任凭蛮力砍杀的武器,要巧妙地配合使用力气,在刺中对方后轻轻划过。’这是蒙古骑兵从日本士兵学到的知识。日后,他们挎着洋刀挺进青藏高原,在马上比日本武士更运用自如地挥动洋刀。”

实际上,杨海英先生的这部书——《洋刀挥舞在图伯特:蒙古骑兵现代史》【6】不只是一部悲忏之书,它更是一部悼亡之书——悼亡为追求民族自决而玉石俱焚的蒙古骑兵。并且不止于此,更深入地,“以‘日本洋刀’和‘骑兵’为历史线索,围绕蒙古和西藏的悲剧,进行多层面的叙述”,因此,“这本书不仅是蒙古人和西藏人的历史,也是日本人的历史”,“是蒙古人和日本人在20世纪所经历的近代化的历史”。

只是与世无争地生存于高海拔的藏人很无辜,如同无依无靠的牦牛一般被强大的国家机器宰杀或凌迟。洋刀固然制作精良,又具备某种美学价值,然而再好、再美也是杀人夺命的武器,甚至一把流落在图伯特民间的洋刀,几十年的岁月流逝都抹不掉令人心寒的血迹。我不禁想起书中的一段描述,多么残酷又悲伤:

“蒙古骑兵疾驰雪地,包围了昂索寺。从四川来的中国人步兵部队也到达了。中国人步兵团一手握着手榴弹,一手握着手枪冲进了寺里,却被僧侣们击退。深夜,寺庙因炮击遭到破坏。骑兵们鞭策战马冲向从寺院跑出来的僧侣们。洋刀在星夜中闪着光芒,藏人僧侣们的鲜血将白雪染成了黑色……”

201611日,于北京

注释:
[1]摘自鲍尔吉·原野散文《掌心化雪·骑兵流韵》:
[2]《骑兵第五师参加青藏平叛战斗记实》,见:
[4]《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诺曼·马内阿著,章艳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
[6]《洋刀挥舞在图伯特:蒙古骑兵现代史》为原书名,20174月台湾大块文化出版时,定名为《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时代悲剧》。


 (本文转自自由亚洲特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