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30日星期三

“囊帕拉枪杀”三周年——《囊帕拉:雪红雪白》



今天是“囊帕拉枪杀事件”三周年。重又贴出旧文《囊帕拉:雪红雪白》,献给被中国边防军警枪杀的17岁尼姑格桑南措、20岁农民昆桑南嘉,祈愿他们的来世重返故乡图伯特。

图为当时外国登山者所拍摄的军警枪杀格桑南措的现场。


囊帕拉:
雪红雪白


唯色

1、

2006年“十一”之前,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布达拉宫和珠穆朗玛的模型,我与一个同族朋友特意去看。黄昏将至,游人不少,纷纷高举手机或数字相机,留下彷佛去过西藏的合影。微型化的布达拉宫和珠穆朗玛其实很难看,与同样微型化的三峡大坝以及五个肥硕的奥运福娃,被鲜花和绿树簇拥着,摆放在天安门广场的两边,构成迎“国庆”的盛世气象。这气象中暗含着国家权力的颐指气使,就像站在模型前背着手、拉着脸的警察,我一眼看穿,却又无奈,只好也合影一张,以示纪念。对了,还有一列满载花朵的假火车俯冲而来,这是这个国家最近取得的又一个辉煌成就,怎能不以如此咄咄的气势向世人炫耀?小贩及时地兜售着小面五星红旗,年轻人一手挥舞着它一手比划着“V”。

但是,9月30日上午,在西藏,在真实的而不是模型景观的珠穆朗玛(确切地说,是在紧挨着珠穆朗玛的另一座山峰卓奥友与尼泊尔交界的山口——囊帕拉,又译为“朗喀巴”),中国边防军警的枪声击碎了冰雪世界的宁静。

在枪声中,75个正在翻越囊帕拉山口逃往尼泊尔的西藏平民,一人当场身亡;一人倒下,最终丧生。在枪声后,一些人被抓捕,一些人不知去向,一些人后来逃到了目的地——流亡藏人的中心:印度西北部的达兰萨拉。这就是献给业已主权在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日礼物吗?而囊帕拉,只是在茫茫喜马拉雅群山中延绵起伏的无数山口之一,从此使珠穆朗玛如雷贯耳的名声失去了地理学的意义,当然,这只是对于这个世界上相当少数的人而言,太多太多的人包括举枪射击的军人,又怎会记得囊帕拉的雪红雪白?甚至根本就无所谓囊帕拉的雪红雪白!

2、

五天后才从网上获悉这次枪杀事件,是BBC的报导。几乎同时,网友山子从美国发来的E-mail也转告了此事。非常难过。一些记忆浮上心头,于是回信:

说到BBC的报导,只不过这次是被公开了而已。事实上边防军人打死的早就不止两个博巴(藏人)了。

几年前跟内地一电视台的摄制组去珠峰,路过定日边防检查站时,一个小军官用四川话得意地说,他这里就是逃跑藏族的鬼门关。

还见过一个年轻的康巴,不爱说话,是个蛇头,带过许多藏人坐车徒步到尼泊尔。当然他会从中收钱,据说一趟最多时收过数万,人越多收得越多。我认识的另一个年轻的康巴就从康到了拉萨,跟着他一起挣这个钱,但在一个夜里神色慌张地跑来找我,说是那个康巴蛇头把一车的博巴给出卖了,他们的车快到定日检查站时,按照计划都要下车绕道而过再上车,却发现中国的边防军已经拦在路中间,电筒光乱晃,一车人赶紧提前跳车逃跑,兵们开着枪冲过来,到底死伤人没有也不知道,反正他逃回了拉萨,然后在帕廓街头和车站一带看见车上一些逃脱的博巴一副找人的着急样子,他分析蛇头康巴骗了博巴们的钱,而博巴们是在寻找蛇头康巴和他,他们以为他俩连手骗了他们的钱,所以要报仇,而他不但一分钱没挣着,还差点丢了命,只能赶紧借钱买机票逃回康地老家……

山子很快回信,他的震惊使得多少见惯不惊的我开始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审视。这是旁观者的角度,却不是袖手旁观的那种人,而是因了一颗良心才会感同身受的那种人。有时候,身在其中的人们反而会被太多的类似的遭遇麻木了心智,或震慑住了,逐渐地习以为常。信中,他这样写到:

我才发现我有严重误解。因为我原本知道每年有数以百计、千计的博巴去印度朝圣、求学,在路上冻伤、截肢甚至死亡的故事——那是由于严酷的天气和稀薄空气。我以为,边防军睁一眼闭一眼,随他们去,让上路的西藏人听天由命,至少不会使用致命武器。想不到原来可以开枪。

我错了。中国又开枪了。中国军队又对着人民射击了。

“六四”的伤口,是一辈子不会痊愈的。我今天才知道,对于藏人,每一天都是“六四”。

的确如此,“对于藏人,每一天都是六四”。更要说明的是,对于许许多多普普通通从不知道“六四”的藏人,每一年都是西藏的“阿居阿古”(1959)。发生在1959年的事情,藏人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3、

在中国长大又在美国学习的山子不是藏人,却一直让我觉得就是真正的藏人。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他将英文报纸和网络上关于中国军警枪杀藏人的报导翻译成中文,用mail发送或贴在网上,还为此专门建立了一个博客,名字就是“雪红雪白”(http://my.opera.com/uponsnow/blog)。

正是这些翻译,让我惊讶地得知披露真相的人不只是逃亡藏人,更重要的证人是当时聚集在卓奥友先头大本营的各国登山者,他们耳闻目睹了这一切并拍摄了这一切。正如登山者在惊讶之中眼睁睁地看着中国的边防军警“像杀老鼠、杀兔子、杀狗”那样射杀藏人,我更惊讶的是射击者肆无忌惮的态度,难道就不在乎这些登山者将会在不久爆料,向全世界揭露他们的血腥暴行吗?

一位美国登山者从卓奥友发给国际登山人网站的电子邮件中写到:“目睹队伍在雪地上蜿蜒逃命,枪声四起,我们注意到两个人形仆倒。望远镜下就清楚了:两人倒下,没有再起来。”

一位英国登山队向导说,在先头大本营有多达60名登山者目睹了这一事件,“看到中国士兵非常靠近大本营,跪姿,瞄准藏人射击,一遍又一遍,而那些藏人完全是手无寸铁。”

罗马尼亚登山者 Alex Gavan 说:“他们是男人、女人和孩子,甚至没有象样的冬装。……他们看来被人告发后,遭中国军人冷血谋杀。这些就发生在许多登山队员面前。死去的人就被埋在冰川上,没有留下任何纪念标志。”

英国登山者 Steve Lawes说,“我们在开枪的中国士兵300码开外。……士兵们平端步枪,瞄准,向人群开火。……我们有一架望远镜,但是被士兵拿走了,后来他们用望远镜来观察尸体。”大约开火后半个小时,一队儿童10到12个,看上去6岁到10岁的样子,被三个手持冲锋步枪的士兵押到大本营。Lawes 说:“孩子们排成单行,离我大概6英尺。他们没有看到我们——他们不像一般这个年龄的孩子那样左顾右盼,他们吓坏了。那个时候,先头大本营已经布满士兵,基本上被他们接管了,空气令人恐怖。我们尽力不做任何事以免引发更多暴力。”

挪威登山者 Geir Lysfjord 说,当时他正在大本营吃早饭,亲眼目睹大约1000米开外,中国军人瞄准藏人后开枪,打倒了一人。之后,25名中国军人带着自动武器进入了大本营,气氛恐怖压抑。他们到处搜捕藏人,带走了11名孩子。

山子的翻译很快出现在海外的中文网站上,由此可以想象在中文网络激起的反应。这期间,我离开北京,开始了去西藏东部的旅行,在西藏传统地理上,那里称作“康”,是我的成长之地。一路上,我和山子尽量保持着网络联系,我希望更多地知道被我称为“囊帕拉事件”的情况。

4、

从北京到康,成都是中转站,于是在成都的一个喧哗的网吧,在埋头狂打游戏的半大少年、欢快地语音聊天或沉醉在枪战片、色情图像的年轻人的包围中,我打开“雪红雪白”上的视频,正是登山者在现场对中国军警枪杀藏人的影像记录。雪山。雪白。枪声刺耳。被枪杀的藏人的血,红得发黑。举枪射击的中国军警,果然那么肆无忌惮。我默默地流着泪,默默地感谢冒着风险记录这场屠杀的登山者。几天后,在康地的达折多(藏人对康定的称呼),在一个同样喧哗的网吧且几乎玩着同样的网络节目的藏汉年轻人中,我再次打开那个视频,再次看见了囊帕拉山口的雪红雪白。

除了将近3分钟的录像,还有数张很清晰的图片,年轻的边防军人无动于衷的脸与一群穿着单薄的孩子冻得青紫的脸形成强烈的对比。影像显然比文字更具震撼的力量。虽然这些拍摄者并不是专业的摄影师,他们的专业或者说专业之一本是登山,然而正是这些非专业的拍摄者在专业的登山运动中记录下了突如其来的人间悲剧,很难想象专业的摄影师会有如此难得的巧遇。天怜藏人啊,让藏人的惨死发生在一群来自各国的登山者的眼皮底下,于是举世皆知。这也实在是这个冷漠的世界应该正视藏人的苦难了,否则天理何在?尽管不知究竟是几个人所拍,也不知他们的名字、国籍和长相,但是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看见了,我们看见了,许多人都看见了。

在网吧里我反复地点击视频,看了一遍又一遍,泪水干了,每个镜头都留在了记忆之中。我甚至有了一种亦在现场的感觉,与这些登山者一起,目击在洁白的雪地上像两条细细的黑线似的生命随着刺耳的枪声倒下,变成两粒黑点,而其它移动着的细细的黑线突然飞快地移动起来,这是枪口余生的藏人在舍命逃亡,我亦在现场,我亦在逃亡,我亦是那粒黑点被士兵像拖条死狗一样拖着,在雪地上变成一条弯弯的黑线,我亦是那个躲藏在登山者的厕所帐篷里,向着救助自己的登山者双手合十的藏人惊惧万分。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目睹了这一幕。

反复回放的经验使我多少感觉慰藉。这一次,发生在囊帕拉山口的屠杀,确实被公众看见了。很偶然地,很意外地,很巧合地,先是被众多的国际登山者(这是多么重要的证人)看见了,然后被这个网络时代的我们看见了。如果没有网络,至少在旅行途中的我是不可能看见的。而且也因了网络,即使我在旅行的途中,在充满了烟味烟雾以及其它乱糟糟的气味和被网络刺激得尖声喊叫的少男少女的网吧中,也可以看到其它散布在各地的朋友把枪击视频的链接地址,通过E-mail发给我以及更多的人。这就是现代科技的力量,当现代科技如此服务于人的良心时,我对其感恩。

5、

可是山子写到:“令我吃惊的是,在我得到的反馈中,汉人网友的震惊超过藏人朋友。这种对暴力的习惯,比暴力本身还可怕。”

是的。年轻的藏人学子们仍然风花雪月着,已不年轻的藏人精英们仍然无病呻吟着,时髦的话题如原生态、裸露、婚外恋、藏獒被热烈地议论著。转贴在藏人网站上关于囊帕拉的消息不断被删,不见反响,而一个上海女子去西藏旅游了一趟之后写的贴文却掀起轩然大波,许多藏人被她的评语“野蛮!肮脏!造物主对西藏有仇?”气得暴跳如雷。

同样,在康地旅行的路上,我见到了不少藏人,城镇的,乡村的,以及寺院的;男男女女,各行各业,受过多元教育的,不识一种文字的。可当我讲述发生在囊帕拉山口如狩猎般的枪杀,听到的叹息看到的悲愤并不太多。我可以对此解释这不是藏人反应不足,更多的是对暴力的恐惧;恐惧加上习惯,使得暴力成了家常便饭。但我也有犹豫,是不是这样的事件超出了很多人的生活范围,所以哪怕惨无人道,也很难放到心上?可是,比如山子,他不是藏人,他远在美国,按理说这事件更是远远地超出了他的生活范围,为什么他却痛彻肺腑,并且追问:

太多人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西藏、来看杀人事件。我在想,为什么不能从个人——人的角度来看看呢?一个士兵在雪地上,半跪下来,瞄准,射击。他这样做的时候在想什么?他看到了什么?难道没有看到对面有女人、有孩子,他射过去的金属东西,碰到人的肉体,是会痛的吗?是怎么样的心理活动使军人可以正当化自己的这种行为?

明明在囊帕拉,军人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威胁,人们避之唯恐不及,双方是猎人和猎物的关系。现在大家都知道捕杀藏羚羊不对,但这些士兵却可以说服自己,对根本就无助的人一一扣动扳机。我们完全可以不谈论政治,没有政治的干扰,不管什么政治观点的人,都不应该正当化这样的人,不应该如此彻底地败坏人之间的关系。

不过,类似的震惊和思考相信不会太多。甚而至于,包括藏人在内的沉默或者麻木招致了这样的反应:海外部分华人(不排除有些留言者可能发自国内)在网上不但破口大骂披露真相的各国登山者,诬蔑登山者拍摄的是“虚假的宣传录像”,是“种族主义录像”,“应该删除”,开枪的军人应该当时就没收“SB登山者的摄影器材”,还昧着良心叫喊:格桑南措该杀,中国做得对!

难道这些内心黑暗的人就是西藏人的兄弟姐妹吗?当西藏的艺术家们谄媚地唱着“藏族和汉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我们的名字叫中国”的时候,人家却冷冷地宣判:去你的,你该死!

6、

被认为该杀的格桑南措就是录像中第一个随着枪声倒下的藏人。是一个尼姑,17岁。另一个也被枪击但当时生死未卜的藏人是农民,20岁,名叫昆桑南嘉。

格桑南措的身世很快就因同乡女伴的逃脱为人所知:家在藏北那曲的牧区,是6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儿;说是17岁,但很有可能是按藏人计算年龄多报一岁的习俗;说是尼姑,其实藏地的寺院屈从的是18岁才准入寺的政策,于是出家一年的她只好在家中呆着;逃亡的原因是为了去印度的西藏寺院学习,就像多卫康全藏地有许许多多农民和牧人的儿女渴望远行印度,主要的梦想:朝圣,学习,拜见达赖喇嘛。据报导,每年都有上千藏人不顾一切地翻越喜马拉雅山脉由尼泊尔抵达印度,其中约三分之一是儿童,他们随后被送到流亡藏人学校,如今有的已经获得高等学府的博士学位;还有许多僧尼,他们的目的是寻求比较完整的宗教教育,而在西藏,由于中国政府加诸所有寺院的种种限制无法获得正常学习佛法的可能。

倒在雪地里的格桑南措,是被中国军人一枪击毙,还是在冰冷的雪中流尽了鲜血才挣扎死去?我想象着她的痛苦,如同体验着她的痛苦,但我在这个进入冬季而变得寒冷的康地旅店蜷缩成一团,内心的挫败和不甘远远超过想象中的肉体之痛。那么多的逃亡者当中,被夺去生命的竟然是她:如果不出家就是含苞欲放的青春少女,如果出家就是有大段岁月要在修行中度过的清苦阿尼,于是这些身份:未成年,女性,宗教职业者,使得格桑南措成为一个命定的符号,成为西藏的象征;使得格桑南措以她的牺牲,在那些同样也成为象征——西方世界的象征——的各国登山者的目击下,向全世界展示了西藏的牺牲。

一次次观看枪击视频,有一种特别的经验愈来愈深化:我像是看见了我认识的许多同族友人,许多同族友人的亲人就在这被追捕、被枪杀的75个逃亡者当中。甚至可以说,被枪杀的格桑南措,其实就是我认识的许多同族友人,许多同族友人的亲人。甚至可以说,如果有一天,我也这样跟着许多藏人,走在只有登山者才敢于攀登的茫茫雪峰,我也很有可能会是死于非命的格桑南措。对于西藏人来说,格桑南措就是我们,我们都是格桑南措!当然,说出这样的话是容易的甚至多少有点矫情的。

7、

为什么,西藏人非得以这种“偷渡”的方式,置生死于不顾,翻越连绵起伏的喜马拉雅雪山,逃往远离故土的印度?

如果只是因为朝圣、探亲或学习,为什么不能通过办理护照的正常渠道,一路平安地走出边界?西藏人,难道不可以像中国的其它国民那样,带上身份证、照片和200元人民币,去驻地公安局办理护照的部门,理直气壮地申请护照吗?难道给国民发放出国旅行护照,不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吗?

可是,问题恰恰就是在藏地——四川、云南、青海和甘肃的藏地,尤其是在那个被叫做“西藏自治区”的地方,藏人办护照比登天还难。既然比登天还难,藏人就只好爬山涉水、风餐露宿地逃亡了,而逃亡中的饥寒交迫甚至流血舍命,也就成了经常发生的事情。相信谁都明白,如果并无登天之难,如果能够像中国的其它国民那样容易地办护照,藏人又何必如此自讨苦吃?

而逃亡者当中,最终保全性命抵达目的地的幸运者并不算多,比较多的藏人的命运正如我在康地寺院听一个僧人讲述的亲身经历:

“一直想去印度,见达赖喇嘛,听时轮法会,留在那边的寺院学习佛法,可是根本办不了护照。去年夏天,坐卡车到了拉萨,住在帕廓,到处打听去印度的门路。一个月后,别人介绍了一个可以带路的人,但要付带路费3000元。出发时才发现是跟57个人挤在一辆卡车上,藏巴康巴安多娃,有男有女还有好些小孩子,就这样朝着阿里的方向,坐了5天的车,走了7天的路,一路躲躲藏藏,晚上睡在山谷里。有一晚睡在阿里的那种连棵树都没有的山谷里,天亮了,却看见四周站满了端着枪的‘加玛米’(汉军人),连个藏身的洞都找不到。57个人就这么全都被抓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那个‘波’(老头)出卖了我们。他的羊皮袄破破烂烂的,他的腿一瘸一拐的,他从那个下午就不远不近地跟着我们了,我们还以为他是放牧的,结果‘玛米’(军人)抓我们的时候,竟发现他就藏在玛米的身后。”

更黑的黑幕还有。围绕着这些不得已“偷渡”的逃亡藏人,从他们启程的那一刻起,无论他们最终是否抵达目的地,无论他们是否半途被抓住,而后投入监狱,而后释放回家,所有的过程、所有的环节都布满了一张张贪婪的血盆大口,朝着每一个踏上逃亡之路的藏人张开着。除了蛇头的嘴巴、司机的嘴巴、把逃亡者出卖给边防军人的农民或牧人的嘴巴,还有边防军人的嘴巴、家乡公安的嘴巴、牢中狱卒的嘴巴,还有另一个国家的蛇头、警察和告密者的嘴巴……太多太多了,逃亡藏人们即使逃过了狠命的追踪和夺命的子弹,也躲不过包括抵达尼泊尔之后的层层盘剥和敲诈,至少光是金钱就要损失好几千甚至更多。

康地的这位僧人就这样失去了自己的4000元:3000元原本是付给带路的蛇头的(翻越囊帕拉的逃亡者需付的带路费高达5000元),结果被抓捕他们的武警阿里边防支队从拉萨的蛇头家中没收;1000元是付给老家的公安人员的,当他们被遣送回各自老家时,老家的公安负责领送,其中的开销竟要他们买单。对于一个贫穷的僧人来说,4000元是一个天文数字,他积攒了多年却在逃往梦想的路上被一抢而光。他当然非常心疼,但他更念念不忘的不是这4000元,而是那个出卖他们的阿里老牧人:“‘贡觉松’(向三宝发誓),原来是他把我们出卖给了玛米。后来在监狱里听说逃亡的沿途有些老百姓跟玛米做生意,只要出卖一个就可以从玛米那里领钱,出卖得越多给得越多。这个波,不知道他吃了多少钱,他就这样把跟自己一样的博巴给出卖了。”

被抓捕的藏人都会关押在位于日喀则市的扎西监狱。这个监狱的名字实在太荒诞了,因为“扎西”是藏语“吉祥”的意思。这到底对于哪些人意味着“吉祥”呢?是那些因为无法办得了护照而只好逃亡却不幸被捕、被囚的一批批藏人吗?据说这个“吉祥”监狱可容纳500名囚犯,全是逃亡藏人。由于被关押的藏人太多了,一年中有四次要释放一批人数,为的是给新被抓获的藏人腾出地方。在这个“吉祥”监狱,没有律师,没有审判,只有一旦被捕就只能默默地、沉重地服刑,通常是体力劳动,就在监狱周边的地里劳动,非常差的伙食,非常多的虐待,于是有的人自杀了,有的人疯了。在“吉祥”监狱里被关押了4个月的康地僧人说,“那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时光,我现在还会在噩梦中常常经历。”

8、

西藏的真实境况,毫不夸张地符合苏姗.桑塔格的这句话:“战争是常态,和平才是例外”。这世上,有的战争是那种枪声大作、流血丧命的战争,正如囊帕拉山口的枪击事件;有的战争,是那种在拉萨的帕廓街头刚刚举起手臂,放开喉咙,还来不及完整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就被扑上来的秘密警察死死抓住,丢入牢狱遭受酷刑的战争。就在旅行途中,我接到朋友的短讯,告诉我就在这几天,在拉萨的帕廓街头,一位僧人因为呼喊反对奥运、要求自由的口号而被逮捕。

这些战争都是单方面的战争,是赤裸裸的强权镇压弱势的战争,双方的力量根本不成模拟。尤其是发生在囊帕拉山口的战争,对方是毫无反抗能力的逃亡者,结果在逃亡中背部中弹。没有一个人是迎面中弹的,无论死者还是伤者。那么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呢?没有反击的,没有响应的,惟有在逃跑中除了祈祷只能任其屠杀的战争,这是世上最不公平的战争。

而在中国边防军的眼中,根本就没有把逃亡藏人当作人来看。在他们的眼中,这些逃亡藏人其实就跟老鼠、兔子、狗或者你能想到的任何一种低人一等的动物一样,那么向他们开枪,“就像杀老鼠、杀兔子、杀狗”一样,有着狩猎者在狩猎场上狩猎各种猎物的乐趣,当猎物们在连续发射的枪声中夺命而逃,开枪的士兵叫嚷着“他妈的”,如同在争先恐后地狩猎。甚而至于,西藏人恐怕连这些动物都不如,我曾经见过的那个武警小军官,就把逃离自己家乡的藏人看成是送死的鬼。

可是中国政府在面对世界谴责时,竟在最初撒谎说这些逃亡藏人是走私者——这世上难道有这样的“走私者”吗?在路上躲躲藏藏地走了17天,连充饥的糌粑都余剩无几,究竟会有什么东西可以“走私”?而真正的走私者,那些出没于边境在线,运输和贩卖野生动物毛皮的走私者,边防军人又抓捕了几个?——后来又撒谎说逃亡藏人们攻击了边防军,而边防军是出于自卫才开枪……这就是中国政府对“囊帕拉事件”的处理方式,不是把枪杀逃亡藏人当作犯罪来掩盖,而是理直气壮地宣称枪杀逃亡藏人不是罪。无耻啊!其无耻不但在于这一谎言本身,更在于这是一个扮演着法律化身的政府所为。

西藏当局的最高当权者还在最近的党员大会上宣称西藏的“军警民联防体系日益巩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和边防建设收效明显,反恐工作机制得到完善”,这等于是将中国边防军枪杀藏人的血腥事件狡猾地列入反恐大业之中,等于是在向世界宣布,中国政府还要继续严厉地打击在西藏边境出现的“恐怖分子”活动。而这也就是说,中国的边防军人如武警西藏总队派驻日喀则、阿里、山南、林芝等地的武警军人,还可以肆无忌惮地屠杀逃亡藏人,还可以在哪怕全世界人都排队前来观看的现场,肆无忌惮地屠杀逃亡藏人,其堂而皇之的理由就是:逃亡藏人都是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这个词确实已被这个国家的权力者使用得炉火纯青、得心应手了。只要谁敢针对这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发出批评的声音,权力者就会把矛头完全不顾事实地转移到“恐怖分子”的话题上来,而且说谁是“恐怖分子”谁就是“恐怖分子”。西藏人真的是该死了。如果世人非得说西藏人也是人,不该“像杀老鼠、杀兔子、杀狗”一样被枪杀,那好,我们就说17岁的女尼格桑南措是恐怖分子,20岁的农民昆桑南嘉是恐怖分子,75个包括了一群幼年孩童的逃亡藏人全都是恐怖分子!这就是强权中国的逻辑,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谁又能奈他几何?

至于在现场的那些登山者以及通过视频观看现场的世界各地的观众,目睹中国军人毫不在乎地向逃亡藏人开枪、毫不在乎地抓捕幼年孩童、毫不在乎地把格桑南措的尸身抛入冰川,颇为困惑地发问:他们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自信和勇气,来鼓动他们毫无顾忌地进行如此可怕的兽行?他们哪里来的自信和勇气,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合理的、合法的而没有任何不安?但这样的思忖,实在是把他们给美化了,给正常化了,给非法西斯化了。身为镇压机器的他们何尝需要考虑合理或合法?他们的自信和勇气又何尝与合理、合法有关?何况如今的中国自以为已经强盛到了不需要向世界掩饰诸如此类的残暴行径,你爱看不看!

9、

所以“他们不在乎我们在看”,目瞪口呆的登山者说。所以“这个世界假装看不见”,山子愤怒地批评。

看来这个世界是欺软怕恶的。——“他们决定袖手旁观。他们不是告诉中国领导人必须停止屠杀无辜的人民,而是决定和这些领导人觥筹交错、握手言欢,还送上奥运圣火,换取中国的订单、货物、贸易利益,然后一转身,他们向达赖喇嘛奉上祝福、敬意和金牌,一个还不够,一次次送,并称赞西藏人对和平与慈悲的坚守不渝。”

山子的话很残酷。我从看到这些话起,就不愿再看见。可是从9月30日到今天,整整两个月了,这期间,北京大张旗鼓地宴请非洲各国的首脑,其中一个成绩就是让吃了嘴软的那些首脑们无视中国人权的黑暗;这期间,中国的最高首脑声势浩大地去了印度,为的是巩固中国和印度的经济体关系。而这几年,为了寻求“西藏问题”的出路而努力营造藏汉对话的良好环境,西藏流亡政府一直要求印度以及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取消任何反对中国的抗议和示威活动,期望以善意、温和的方式得到比较乐观的响应,但事与愿违,形势却越来越恶化,中共在西藏的当权者号召要与达赖喇嘛进行“殊死斗争”,境内藏人的生存空间愈发遭到钳制,当9月30日响彻囊帕拉山口的枪声传到世界,流亡藏人的悲愤席卷了达兰萨拉和其它藏人小区,但也只是席卷了这几个地方,连新德里和孟买都只能在外围波及,因为印度政府不允许让胡不爽。一位年轻藏人绝望得甚至点火自焚,但也没有感化这个世界的硬心肠。

连印度的知识分子也看不下去了。一位历史学者叹道:“说起来令人难过,但是事实是,藏人人少、无足轻重,他们的事业注定失败。印度人民仍然认为藏人的抗争是正义的,但是现在印中关系紧密了,西藏的事业必将受损”。一位印度作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意味着“为了贸易,人权只得让路”。

没有几个人关心西藏的。没有几个人。这个世界,本质上就是这么残酷,永远都是赢家通吃。

西藏人自己的谚语说得好:汉人毁于多疑,藏人毁于希望。许许多多藏人都爱把这个谚语挂在嘴边,自嘲着说,无奈着说,绝望地说,没心没肺地说。但也只是说说而已,怀着各种各样的情绪说完了,还是那样,依然满怀希望,或者说满怀的是梦想。有个安多藏人说,我的梦想是,如果我有一个儿子,我就给他取名“让旺”(自由)。我奉承道,哦,让旺,听上去多么好听;心里却想,这个梦想很容易实现的,一个男子,正当壮年,有的是澎湃如潮的精子。许许多多藏人都会念叨这个谚语,可是只有那个叫梅·戈尔斯坦的美国人,把这句话印在了他给一代藏人平措汪杰写的传记上。平措汪杰,平汪先生,藏人中最早的共产主义信徒,藏人中率先与中国军队一起进入西藏的合作者,藏人中的格瓦拉。这倒不是说他拥有格瓦拉那样的生平事迹,而是他们有着同样的理想和激情。如果格瓦拉不那么早牺牲的话,如果他也活到了平汪先生如今80多岁的高龄,他是否还要做共产主义的信徒?他会不会同卡斯特罗(卡斯特罗)搞路线斗争?我不知道格瓦拉会变成什么样,但我读到过平汪先生在2004年至2006年连续三次上书胡锦涛,呼吁中共当局与1959年因为中共入藏而不得不逃离西藏的达赖喇嘛对话,呼吁让达赖喇嘛重回故土。而这个出于解决“事关整个藏区的长期安宁与持续发展以及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共存共荣的重大问题”的恳求,却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难道又是藏人千万个梦想中的又一个梦想吗?

10、

不过这个世界假装看不见并不足为奇,可怕的是藏人自己也假装看不见。半个世纪来,连续不断的由暴风骤雨的革命带来的一个个杀劫,我们的画家们,有谁描绘了?我们的音乐家们,有谁悲歌了?我们的作家们,有谁记录了?我们的诗人们,有谁哀唱了?竟然啊,就这样,竟然就像是从来也没有发生过,发生的都是“翻身农奴把歌唱”,“共产党来了苦变甜”。

有着流亡身份的友人从美国打来电话说,看拉萨亲戚结婚的摄像,那么多拉萨人,打麻将,“斗地主”(一种扑克赌博),唱歌,跳舞,喝的是啤酒红酒和青稞酒,吃的是藏餐中餐和西餐,就不禁伤感:是不是,拉萨人的心里早已经淡忘了,麻醉了,快乐才是人生大事?

快乐当然很重要。可是一路上,在康地旅行时常常因自然的美景、人文的亲切而感到快乐的一路上,总有什么让我如鲠在喉,如箭穿心,就像一位在中国内地工作的安多藏人为此写下的诗句:“看这些血淋淋的兄弟姐妹/我们应该怎样?/又能够怎样?/我们难道只有无动于衷吗?/随着时光的流水/我们是否也已流尽了最后的一丁点良知?”在途中的另一个网吧,我看到中国一位名叫高渝的自由记者获得国际上的“新闻勇气奖”,虽然并不了解坚持揭露强权政府的她有哪些所作所为,但她的答谢辞中引用的一句话刻在了我的心上:“你有枪,我有笔。”

你有枪,我有笔。而我的笔就如登山者手中的摄影器材。是的,在遭遇发生在囊帕拉山上的枪杀时,仅仅有各国登山者而没有数字相机、照相机和录像机这些摄影器材,全世界又如何相信囊帕拉山上真的枪杀了平民的事实?中国政府又如何面对囊帕拉山上真的枪杀了平民的事实?“口说无凭”,他们肯定会这么说的。事实上,即使有了真正的凭据——照片和录像,他们还是敢于无耻地说这是假的,是编造的,是拼凑的,属于西方反华势力的动作。幸而这世界不会乖乖地听从他们的指令,幸而这世界不是今天的西藏,已经丧失了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你有枪,我有笔。愿我的笔书写被枪杀的格桑南措的名字,愿我的笔复活被枪杀的格桑南措的生命,而这仅仅是为了格桑南措以及像格桑南措一样的罹难者吗?不,这对已经死去的人不存在这个问题,而对依然活着的我们才是值得扪心自问的问题。

一位叫诺布赞波的藏人在流亡他乡的岁月中这样问自己:

我们的犁已经折断
我们应当把它变成什么东西?——
一枝笔?
一杆枪?
或者,我们仅仅烧毁它
忘记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东西?

11、

山子继续来信:

“囊帕拉事件”的后果,与我原先想象不同,昏睡者依旧昏睡,冷漠者冷漠依旧,什么也没改变。也许只改变了几个西方登山者,真是于事无补。当权者的傲慢不令人意外,但是我几乎找不到一个同情者,让我大吃一惊。在一个留言栏里,有人要我多为小战士想一想,他们如果不开枪可能会大祸临头,要我不要对小战士那么“冷漠无情”,我简直要昏倒——到底谁“冷漠无情”?怎么会有人这样思考问题?

另外有一位“冷静”的观察者,从这次流亡政府对事件的低调反应,看出他们“态度比较好”。不知道态度要怎么好,才能让他们满意?这种居高临下真让人受不了。

后来我反思,我到处乞求汉人的“同情”,是不是仍然有汉族中心主义在心里作祟?如果汉人多一些同情心,我会感到舒服一些,似乎减轻些罪责?这种下意识想法其实也是不对的。当然,汉人如果多一些同情,对解决问题有帮助,不过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幸好汉人中还有山子。幸好汉人中还有胡佳,这个被软禁在北京家中已经4个多月的社会活动者,在电子邮件中表达了他勇敢的同情和建议:

在这个藏族女僧人被枪杀的地方树立纪念碑;建立藏族的玛尼堆和经幡纪念死者和这次死亡历程;组织汉族和世界登山志愿者声援、陪伴甚至护航每年藏人迁徙的队伍。我第一个愿意做这样的志愿者。

我依然是在旅行途中的网吧里看到这段话的。说真的,我很感动,虽然我知其不可能太不可能了,但我依然铭感于怀。原因无他,正如达赖喇嘛期望的:

多少世纪以来,西藏人和中国人相邻而居,多数时间和平友好相处,偶尔也有战争和冲突的时候。今后,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毗邻而居。 ……如果我们选择与中国待在一起,我们应像兄弟姐妹一样一起生活。如果我们选择分手,我们应该做一个好邻居。无论如何,与中国持长久的友好关系应该是西藏一项根本的原则。

12、

“囊帕拉事件”之后,自由亚洲藏语部于10月17日和10月25日制作了两次专题节目,采访了几个枪口余生、仍有余悸的逃亡藏人,有与格桑南措一起逃自藏北那曲的同乡女尼、16岁的卓玛白吉和赤列旺姆,有录像里躲在登山者的厕所帐篷被登山者掩藏的年轻男子、逃自藏东甘孜的洛桑曲登;还有一位23岁的僧人土登次仁,用带有工布口音的藏语说,不为别的,就想见嘉瓦仁波切(藏人对达赖喇嘛的尊称),从小就信仰他,如果见了他,明天后天就死都可以。

那么,哪怕全世界看见了也无所谓,哪怕全世界都看不见也无所谓,哪怕全世界看见了还要假装看不见也无所谓,只要西藏人自己这么说,只要年轻的西藏人自己这么说,即使不是全部,也足以告慰牺牲的西藏本身了。

13、

然而,就在今天,就在“囊帕拉事件”发生两个月的今天,就在我的这篇文章原本已经划上句号的今天,我在一个境内藏人网站看见网站总监的一篇新作,为网站开始出现“八卦”和“恶搞”的文章叫好,且写到:

两年多时间过去了,如今上网的这些藏族人,终于松了一口气,可以轻松地表达自己,慢慢地说出自己的不违法、不乱纪的心里话了,这种变化,说明至少是使用汉文字的这一部分藏族人,更多地了解了国家的法律法规,更清楚地强化了自己的公民身份,自己享有权利和义务的意识开始逐步觉醒,哦,我们也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我们也可以像汉族老大哥一样大着嗓门说话,也可以向别人公开宣泄、倾诉,我们有了快感,也可以在人前面大喊!哦……四项基本原则的围墙原来很宽,里面可以放火箭啊!——这种变化,我觉得非常好,它是积极的,进步的,有利于我族同胞身心的健康发展,同时作为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的一份子,我们也没有被时代抛弃,我们有自己的声音,还有血肉。

是吗?是这样吗?有意思,呵呵,太有意思了,甚至让我琢磨不透。究竟是我们小心翼翼的藏人精英变得犬儒,还是话中有话,含有反讽?虽然有些“”八卦”和“恶搞”或也算是一种曲折的表述,幽默的却也是战战兢兢的讽刺,让人笑中有泪,但我已无语。

是为补记。并向山子的“雪红雪白”致以由衷的敬意。

2006年11月30日,“囊帕拉事件”整整两个月,于北京











延伸参考:维基百科:囊帕拉枪杀事件。

2009年9月29日星期二

3·14之后,西藏共产党创始人平措汪杰致胡锦涛的信


令藏人非常尊敬的平措汪杰先生,是当代西藏历史上最重要的藏人之一,一生传奇。他是西藏共产党创始人,曾担任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翻译,是中国共产党和西藏噶厦政府谈判并签订十七条协议的参与者。1960年,因被指控为“地方民族主义者”而遭中共整肃,单身被囚秦城监狱十八年。1980年代获得平反,后任中国人大常委、人大民委副主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哲学博士生导师。近年来,他连续四次致信胡锦涛,要求中共与达赖喇嘛真诚对话,解决西藏问题,呼吁让达赖喇嘛重回西藏。

以下第四封信,写于去年三月的“西藏事件”之后,平措汪杰先生致信胡锦涛,具体谏言六条意见。近日,此信突然出现在AC四月青年社区 http://bbs.anti-cnn.com/viewthread.php?tid=196409,为此予以转载。

图为平措汪杰先生近照。


3·14之后,西藏共产党创始人平措汪杰致胡锦涛的信


尊敬的胡锦涛总书记:

您好!

为妥善解决西藏的遗留问题,近年来,我不揣冒昧地曾先后给您和中央常委呈送了三封信。分析了国内外的相关局势后,建议中央就西藏问题督促有关部门,不宜再拖,更不可等待达赖喇嘛的寿终,否则会引起各种难以预测的问题及后果。今年,震惊中外的拉萨市“3·14事件”波及所有藏区,尤其是遥相呼应的东部各藏区的大规模示威和严重暴力对抗,证实了我所反映的情况和意见。对于一贯报喜不报忧、谈功不谈过,宣扬处在“最好的黄金时期”、“平安西藏”、“请中央放心”等言论,却又执行“左”的错误路线及热衷于“批斗”做法的人,这下应有所醒悟,回到正确的路线。

为了对国家、民族负责,对当前的民族和西藏问题,我再提点粗浅意见,谨供中央参考。

一、八十年代初,中央书记处讨论时认为:苏联和中国都没有解决好民族问题。苏联的解体已经证实了。中国的民族问题,小平同志说过:“要实行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对此,稍有理论思维的人都明白,是指尚待或未能实现而言。这就是,早在五十年代,中央民委调查总结以及1957年青岛民族工作会议上许多同志反映的,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当家、汉人作主”的老问题至今不但没有得到解决,且其趋势还在日益加重。在各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民族既要当家,又能作主的问题,在特殊而又特殊的西藏尤为重要。在我国民族大家庭中,当年,仅以达赖喇嘛为首、统治西藏三百多年的政教合一的西藏噶厦政府与以民族平等为建国基石的中央人民政府之间签订了享有相当自治权限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因此,能否认真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保障自治权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历来民族地区,尤其是拉萨等各地藏区的各种纠纷和动乱,除外国人挑唆外,其重要内因,寻根究底,都与此问题未能妥善解决有关。在认识上理解这点,尤其在实践中扭转并予以落实至关重要。这不仅与解决好西藏问题有关,而且直接影响到汉族与其他各少数民族之间能否真正平等团结的问题。

二、在中国,少数民族虽地广人稀,但以其丰富的资源参加了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在法权上和汉族一样,同是国家的主人。由于汉族人多地少,因此,我曾给耀邦同志也提过,有计划、有组织且适当地分期分批向民族地区移民是必要的,也是合乎情理的,但绝不可“喧宾夺主”,损害当地民族的各项切身利益以及生存和发展权为基本前提,否则,必然会发生各种矛盾、纠纷以至对抗。然而,时至今日,仅新疆而言,汉族人口由解放初期的约4%,已增至约45%,且在富饶地区;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等而今仅占约17%;西藏各地,解放前几乎没有汉人,拉萨市有几户也屈指可数,而今到处都是。而问题的严重性是,基本上已不是藏人的拉萨了。这一严重趋势及其后果,我曾给耀邦同志也提过。被誉为“西藏江南”林芝的八一镇,人们戏称藏人只有八十分之一。据说在西藏,汉族现已约占8%了,还在继续增加。

从全国来看,约85%的各级民族自治地方,汉族现已多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在自己的自治地方反而也成了少数,这一趋势还在增强。最明显、最紧迫的问题是,各民族自治地方首府的居民,多数是外来的汉族等移民和盲流。其中,鱼目混杂、良莠不齐,各种投机倒把、卖淫嫖娼、吸毒贩毒等现象也乘机而来。不仅严重影响当地社会治安,且在各行各业中,由于汉人的适应性和竞争力强,本地人常被排挤和淘汰,失业者增多,就业机会减少。由此引起各种纠纷和矛盾,常常损害民族关系。因此,拉萨等自治区的首府及其各城镇应严格限制、控制、分流汉族等外来人口是当务之急。历来拉萨骚乱的教训,也证明这是妥善处理各种民族矛盾、纠纷甚至动乱的必要措施和途径,是保证并保障民族团结、社会安宁稳定的基础。

三、关于现代化的问题。古老的拉萨当然应该现代化,但任何重要城市的现代化,必须是以传承优良的本民族文化,包括各自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结合地方特点和特色的现代化,并且其市民基本上是本民族居民,才能大体保持和维护她固有的各自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地区特点。这不仅是拉萨,而且应该是任何著名城市现代化的普遍要求和发展方向。保护优良的民族文化遗产,不仅是各民族自己的,而且是人类共同珍贵的文化遗产和财富,也是社会进步程度的指标和体现。但令人痛心的是,今天,藏族灿烂文化的中心、所有雪域藏人无不向往并为之骄傲的圣城拉萨,除了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历代藏王的宫殿,自第五世起、历代达赖喇嘛的冬宫布达拉宫和夏宫罗布林卡,以及大昭寺等少量文物古迹外,基本上已经消失了原有的面目、特点和特色,被汉化得几乎和内地城市一样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乌鲁木齐、内蒙古自治区的呼和浩特等,都有其名而无其实,也被汉化得几乎和汉族的城市一样了。又以各民族语文为例,今天,基本上以汉语文代替了。西藏在解放前,从各级政府机构、学校教育到社会各个行业,可以说清一色地使用藏语文,而今不幸却反过来了,从各级政府行文到各个行业和各种场合,基本上都被汉语文所代替,其他少数民族语文的命运也是如此。这类违背我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严重行为,有关当局不仅熟视无睹,且习以为常,视为理所当然。

藏族和我国各少数民族与汉族老大哥一样,毫无疑义都应该走向现代化,但现代化绝不等于、也不应该是汉化,正像汉族的现代化不等于数典忘祖地全盘西化。这是一个根本性和方向性的重大原则问题,绝对不容轻视和忽视。希望各级领导,尤其是中央有关方面,本着对国家、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亡羊补牢,认真切实地扭转这一反常的严重局面。

以上所谈,特别是名副其实地保证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问题,不仅在政治上,而且是在经济、文化,包括民族语文方面尚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它不仅与西藏问题有关,而且是落实当年中央认为“中国也没解决好民族问题”的重要途径和举措。

四、今天,由于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国家的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尚待解决的还有台湾问题和西藏因当年“极左”国策的影响下遗留的问题。台湾问题,今夏国民党再次执政后,其趋势有所好转。西藏问题,1979年,应小平同志邀请,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先生到北京时,小平同志说:“西藏问题除独立外,什么都可以谈……”在场的有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和国家民委主任杨静仁。耀邦同志根据中央的有关决议进一步说:“五九年的拉萨事件,我们把它忘了,不再提了,大家向前看。”根据这些重要指示,中央与达赖喇嘛的代表一直在商谈。达赖喇嘛也多次明确表示过:“不求独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内,只求名副其实的自治。尤其是为了保护珍贵的佛教文化,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以及特有的生活方式。”可见,在国家统一的首要问题上,双方在原则上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分歧。仅在内政的区划等次要问题上拖延至今。因今年拉萨“3·14事件”和藏独分子在国外对奥运圣火传递的破坏,就恢复谈判问题,中央提出“三不”,即不搞藏独、不搞暴力、不破坏奥运。对此,达赖喇嘛也声明完全赞同和支持,并再三表明是主张自治而非独立。他始终反对暴力,支持奥运,甚至表示过愿意参加奥运会。可见,达赖喇嘛与中央之间还是没有任何实质性分歧。对这一基本事实,不言而喻,应该客观地予以肯定。

多年前,达赖喇嘛的大哥达孜活佛等曾联名公开写信,反对达赖喇嘛只求自治的“中间路线”,认为是对藏族根本利益的背叛。但是,达赖喇嘛深信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始终坚持自治。一再反对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人的藏独活动。

关于藏独,也包括疆独等问题,在原则上,并不是有权无权的问题,而是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不但无益,反而会损害各自民族的根本利益。清醒地认识、正确地理解这点非常重要。

五、综上所述,尊敬的锦涛同志,鉴于中央与达赖喇嘛的基本观点实质上的一致,我谨建议您和达赖喇嘛最好尽快历史性地见一次面。以汉藏兄弟情谊坦诚交谈、沟通一切。我记得当年中央与西藏和谈时,毛主席说:“今天,我们是一家人,家里的事商量着办就能办好。”本着“一家人”的精神,您俩相见也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达赖喇嘛也再次庄严地向国内外、向世人明确声明,尤其是让境内外的全体藏族僧俗群众,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了解和知悉他“主张自治而绝不是独立、主张和平而绝不是暴力、支持奥运而不是反对和破坏奥运。完全赞同并支持今天中央坚持的改革开放、以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外国策”。

与此同时,在达兰萨拉有数以十万计的流亡藏人以及在此集聚的全藏区五大教派首领支持的,以桑东仁布钦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也会明确表示支持和拥护达赖喇嘛的上述重要声明。

六、根据上述精神,建议中央今后对国内外媒体的宣传口径,不应再有“反对达赖集团”,尤其是“反对达赖喇嘛”等类似词句和提法,而要实事求是地正式明确改为“ 反对藏独分子”、“反对民族分裂”。这无疑是个战略方针性的重大转变。毛主席说得好:“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孤立少数,团结多数,是党的一贯方针。俗话说,棍子不能横打。既然不能打死,就不应该打脑袋。既然近五十年未能全盘否定,且在事实上也否定不了有崇高威望、影响深广的达赖喇嘛的情况下,岂能继续把自身置于广大藏族人民和强烈支持他的西方世界的对立面自我孤立、成为众矢之的?由此可见,这一重大转变既合乎众望,又合乎情理。今后,从中央到地方,不再提反对和批判达赖喇嘛和“达赖集团”后,虔诚信佛的占全国总面积1/4的雪域藏区的广大群众,尤其是成百上千个寺庙的喇嘛和僧众,都因为消除了精神上的巨大压力,一定会欢欣鼓舞,安宁平静。

另外,近几十年来,由于非创世学宇宙观的所谓心灵科学的藏传佛教,在物质财富优越、精神资料贫困的西方世界中传播迅速,信徒越来越多,尤其在知识界,影响日增。我在上次呈送给您的信中提过,据说有些人在议论,以达赖喇嘛为核心的藏传佛教各教派首领集聚的达兰萨拉,很可能形成未来东方藏传佛教的梵蒂冈,从而扩大在国内外的传承和影响。从长远的战略观点来思考,正像藏学研究的中心不应在国外一样,这一可能形成的藏传佛教的梵蒂冈也不应该留在印度而应该在中国,并由此影响东亚和世界。

锦涛同志,您曾在西藏工作过,了解西藏情况,尤其是藏人的心情。按佛教的轮回转世之说,历代达赖喇嘛同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是公认的藏传佛教各教派共同传承的上师的上师。因此,对佛教徒来说,达赖喇嘛是凝聚西藏佛教精神的核心,绝对神圣,不容有任何身、口、意上的亵渎。这是家喻户晓的常识。生活在青、康、藏高原的藏族人民,千百年来,根深蒂固地信奉佛教。藏传佛教与民族文化水乳交融,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在精神领域。今天,谁也不得违宪违法地剥夺藏人的信教自由,却又逼迫藏人,尤其是僧众去“揭批”,甚至恶毒攻击达赖喇嘛,这种自相矛盾、令人费解的言行,在广大藏族僧俗群众的民族和宗教感情上,会引起何种反应和各种连锁的后果难道还不一清二楚吗?历来藏区的各种动乱以致暴力,仅从拉萨三大寺,远至东藏的甘南州的拉卜楞寺、川西的阿坝州和康区的各寺庙,连穿着袈裟的僧众也上街游行示威,甚至不怕坐牢、不怕死。凡此种种,说穿了,皆因就连在内地各寺庙中都不能做、也不曾做过的那套,却又任性地在敏感而又多事的藏区,以各种各样的行政干预、轻率地出动军警等极大压力下,没完没了地强迫批评和反对达赖喇嘛而引起的。诸多事故的真相,中央有关领导不一定都知悉。因此,一旦从根本上扭转这一既脱离藏区实际,又违背广大藏人意愿而又不计后果的政策及其严重局面,促使西藏的遗留问题得到较为妥善的解决后,达赖喇嘛若能从西方世界回到雪域藏区的故乡,回到中国各族人民的大家庭,则广大藏区从此就会得到基本安宁和稳定,一边倒的“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西风”也会从此不得不停息。

锦涛同志,我在呈送给您的第一封信里说过,得民心者得天下。在关键时机,应理智而又果断地妥善解决西藏的遗留问题,您和中央领导如能在北京与达赖喇嘛友好相见,必将会轰动世界。在中国,特别是在整个雪域藏区的每个角落,更会引起巨大的震撼。以您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西藏和台湾的事办好了,对历史的不朽功绩将会永放光芒!

锦涛同志,除了您以外,其他中央常委几乎都不了解我。十世班禅大师去世时,温家宝同志代表中央去西藏,也许他会记起我。由于我是四十年代先后与中共、苏共、印共有联系并得到支持的藏共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五十年代中共西藏工委十一位委员中唯一的藏族委员; 1951年中央与西藏和平谈判时的参与者、列席人员和历史见证人,我的工作不仅得到双方代表的赞赏,毛主席还亲笔签上他和我的名字送我一本《实践论》留念;协议签订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拉萨的先遣部队的五位党委领导成员中唯一的藏族委员、十八军民运部部长;国外有些媒体说我是“带汉人进藏的藏人”;五十年代,中央领导毛、刘、周、朱、邓等与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多次重要谈话时的参与者或临时译员;我的党龄和工龄已六十七年。因此,对西藏问题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我非常希望您和达赖喇嘛有历史性的见面,正像与国民党领导人连战友好相见一样,也会取得圆满成功。万一因其他原因近期未能会面,也鉴于双方没有实质性分歧,以某种方式将共识肯定下来,并及时公诸于世。至于涉及自治权限、区划等内政问题,继续对话,以期求得较为妥善的解决。

许多关心西藏的友人,一再劝我写这封希望您和达赖喇嘛见面的信。我再三考虑后,为了尽到自己的责任,便决定写了。我说话直率,难免有不妥之处,请您和中央常委予以指正。

此致

敬礼!

平措汪杰(平汪)

2008年7月1日

2009年9月28日星期一

“国庆”来临,Twitter热议



图为Twitter上推友zhangfacai 创作的图。


“国庆”来临,Twitter热议

文/唯色

人在北京,可以再真切不过地体验到即将来临的“国庆”。其影响力是覆盖一切的,甚至让所有人的衣食住行都有了程度不等的变化。即便闭门不出,也可以被影响,比如电视上时时刻刻在粉饰这六十年是如何地辉煌,脑残者喜滋滋地被洗脑着,忘记了在这辉煌无比的烟幕的背后,尽是腥风血雨,多少生灵涂炭,远的不提,二十年前,天安门广场上的子弹并非对着虚空而发射,长安街上的坦克并非朝着空旷而碾压,许多中国人的泪水,迄今还在倾洒。

不止电视,官方掌控下的所有媒体机器都在如是起劲地鼓噪,北京的空中,不,全中国的空中,夜夜都有人工制造的绚丽烟花在升腾、在闪耀、在遮蔽。是的,其目的恰是为了遮蔽真实的黑暗,遮蔽广大的人心。然而,在整个社会群体的成分中,是脑残者占据绝大多数,还是沉默者实为大多数?其实沉默者的私语戳破了真相,一位八十多岁的离休干部对我说,喋喋不休地讲什么辉煌六十年,简直是掩耳盗铃,还不如平平淡淡才是真。而她当年,是为了实现真正的辉煌,参加学生运动,加入地下组织,然而一生吃够了革命的苦头。

不应该忽略的是,异议者的声音是压不住的,充斥在钳制不住、封杀不尽的网络上,其中一个重要的空间就是Twitter。有人这样评价:“从突发资讯传播的速度、深度、广度上,Twitter屡屡展现出传统媒体不可比拟的优势,当然这种优势在中国这个具有特殊国情的国家,有着更特别的意义。”中文Twitter每条140个字符的容量足以表达许多,如对突发事件的记录与评说,如对个人观点的阐释与争论,可谓精彩纷呈。

我是在“新疆事件”之后使用Twitter的。短短时间,我在Twitter上的followers已经上千。而我的Twitter之友、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冉云飞,他在Twitter上的followers竟至七千多。Twitter的确锐不可挡,在为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遭拘押而发起联署呼吁时,因为Twitter而获得的响应和支持之迅捷,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最近,Twitter上就“国庆”这个话题的热议,如同正在竭力展示盛世景象的舞台下面,越来越多的声音难以淹没,正在揭露表演者的伪装。

这里选发几则,如:“今天一个同事问:‘你知道这次大庆为什么这么史无前例地隆重么?’然后诡秘地自答:‘因为这是最后一次了。’”“国庆仪式的社会心理功效:由于政治合法性的缺失,权力阶层内心的恐惧,他们必须要通过特定的仪式和话语体系,以不断重复的方式来迷惑公众,塑造公众心理,掩盖缺乏合法性带来的恐惧感。”“高喊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禁锢着人民的思想。高挂着法制的大旗,摧残着人民的身心,高唱着东方红的赞歌,编写着成千上万的敏感词,高举着三个代表的大棒,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我注视着你,在万岁的欢呼声里即将消失的帝王。”

前不久,在伊朗大选的抗议活动中,Twittr起到了出乎意料的作用,据称有数十万街头抗议者将Twitter作为动员手段,以至被称为“Twitter革命”。由此可见,在技术不断进步的时代,各种新媒体工具层出不穷,已经使得专制者一手遮天的企图显得虚妄和徒劳。

2009-9-22,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2009年9月26日星期六

茉莉:西方人为什么同情支持西藏?



这三张图片,拍摄的是历史变迁中的桑珠孜宗(位于卫藏日喀则,是当年政府所在处)。第一张黑白图片,是被认为有“香格里拉情结”的西方人闯入“旧西藏”时所拍,那时候,传统的桑珠孜宗是完好无缺的。第二张彩色图片,是“新西藏”时的景象,桑珠孜宗在革命者的手中已成废墟。第三张彩色图片,是最新的“新西藏”的景象,桑珠孜宗被现代化的钢筋水泥修缮一新,涂上白色涂料,看上去犹如豆腐块,不是“香格里拉”胜似“香格里拉”了,可谓山寨版“香格里拉”。


茉莉:西方人为什么同情支持西藏?


初到西方国家的中国人往往会感到惊讶,西方人对西藏及其达赖喇嘛的认知,竟然与国内的官方观点是如此不同。被中国官方涂抹成“分裂祖国、剥削人民的最大农奴主”的达赖喇嘛,在西方人眼里却是具有慈悲和智慧的尊者与和平主义者。中国官方宣传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旧西藏”,而西方人却认为是中国军队“侵略了西藏 ”。

当2008年奥运圣火在各国传递时,西方人声援西藏的声音终于被中国人听到了。一幕幕冲突的场景在国内屏幕上出现,令长期被封锁信息的中国人为之惊讶:为什么西方人会同情和支持西藏?为什么西方人对中国统治西藏的评价多是负面?如何解答这些疑问,便成了中共官方学者的重大任务。

◎ 官方学者指西方人情结作祟

回答国内被封锁新闻的朦昧读者,吃皇粮研究西藏的官方学者实在很轻松。他们可以夸大某一方面的因素,以偏概全曲解事实,回避关键的实质问题,以符合统治者的需要。在这个方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杜永彬做得比较出色。今年三月,杜永彬发表了题为《西方对西藏五大误读及缘由》的文章,对西方人为什么同情支持西藏的问题,做出了令中国当局和中国民族主义者都很满意的回答。

在杜永彬看来,西方人之所以这样糊涂,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一种心理毛病,这种心理病叫做“香格里拉情结”。杜永彬说:“西藏壮美雄奇的自然景观和神秘神奇的人文景观和西藏文明对西方人一直具有魔幻般的魅力,强烈地吸引着西方人。由于地理、文化和语言的阻隔,西方人眼中的西藏和西藏文明如雾中花,水中月,难见本质和真谛。这反而成了西藏对西方人的吸引力和诱惑力,由此而使西方形成了一个解不开的‘西藏情结’和‘香格里拉情结’。”

杜永彬的逻辑由此展开:正因为西方人的情结作祟,导致他们对西藏产生全面的“误读”。杜永彬列举的“误读”的表现方式包括:1、对西藏概念的误读;2、对藏民族的误读;3、对西藏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误读;4、对藏传佛教误读;5、对西藏政治和中国西藏政策的误读。

在一口咬定西方人处处“误读”的前提下,杜永彬继续分析西方人“误读” 西藏的主客观原因。例如,西藏信息源的缺陷,认识和价值观因素,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语言障碍,精神的需要。总而言之,一切都是西方人自身的问题,他们有情结作祟,有种种认知缺陷,所以在解读西藏的问题上犯了大错。

◎ 西方人是真的不懂西藏吗?

尽管中国和西藏世世代代比邻而居,但很遗憾,追溯藏学的历史源头,只能追溯到西方去。国际藏学界一般认为,藏学诞生在19世纪30年代,创始人是匈牙利藏学家乔玛。但对西藏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那时欧洲天主教教士进入西藏传教,他们学习研究藏语,根据自己的体验和调查,介绍藏族历史、宗教、民俗等情况,这是欧洲对藏族研究的开端。到20世纪中期以后,藏学研究进入繁荣期。

去年西藏骚乱时,有350位西方藏学家和学者一齐站出来,发出《致胡锦涛主席的公开信》。这些西方藏学家以自己的学术专业资格来发言:“我们的专业在于了解西藏的过去与现在,文化与社会;对于事态的最近发展,我们不能不发出最强烈的抗议。”“我们呼吁当局即刻停止使用武力对付中国境内的西藏人民,立即停止对西藏不同观点的各种形式的压制;……”

西方藏学之繁荣,不只是有大批研究藏学的学者,有规模很大的藏学机构,关于西藏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栋,还有媒体的采访自由、出版言论自由,使西藏问题引起公众持久的兴趣。西方的学校把藏学和佛教都列为选修科目,包括笔者任教的瑞典学校,孩子们可以从图书馆和网络上查阅一切关于西藏的资料,以多元的视角组织专题讨论。据笔者观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以欧美为主的世界支持西藏运动,其成员大都是富有理想、求知欲强的年轻人。

由此可见,杜永彬先生把西方人对西藏的同情和支持,归咎于西人的无知,显然是很不公道的。但杜先生有一点可取的地方,即他不太用“阴谋论”来谴责西方,不像那些信口雌黄的中国人,硬说西方国家的战略是要利用西藏独立在地缘上从背后包围中国,以控制西藏的自然资源云云。杜先生至少看到,西方国家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民意基础,是民主社会中的民意基础决定了政府与媒体的价值取向。

◎ 关注西藏始于人道救助活动

那么,被中国官方学者回避、掩盖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追溯到西藏人流亡之初期。1959年达赖喇嘛被迫逃亡到印度,和追随他的藏人一起,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时期。印度的贫穷饥荒,以及酷热的气候引发的疾病,夺去不少流亡藏人的生命。那时,除了印度政府给处于困境的藏人提供帮助之外,西方具有利他精神的各志愿组织开始给予人道支持。

在西方各国政府尚未重视流亡藏人的困境之时,西方民间组织已经纷纷展开人道救助。达赖喇嘛在其回忆录中谈到,最先伸出援手的是来自波兰的犹太人莫理士·弗利德曼,这位犹太人提出建立儿童村的计划。其次是瑞士红十字会的鲁提,此人以无比的热情,任劳任怨地为流亡藏人服务,使大部份难民享受到基本的医疗照顾。当时,有二百个藏族孤儿被瑞士人家庭所收养,还有上千的成年难民开始向西方国家移民。

从政治和法律上最先支持西藏的,是非政府组织“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又称自由法学家同盟)。该委员会在达赖喇嘛定居印度后,立即组织了法律调查小组,根据流亡藏人提供的证据,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中共触犯了世界人权宣言的十六项条款,在西藏进行了种族灭绝的罪行。1989年3月,西方第一位以政府官员身份会晤达赖喇嘛的,是法国人道行动国务秘书法国人贝纳-顾西内,此人曾创建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民间组织“无国界医生”。

由此可见,西方人之所以同情支持西藏,源于他们悠久的人道主义传统,维护正义、帮助弱小和捍卫人权的原则。这个活动后来蔚为大观,在全世界产生了几百个支持西藏的民间组织。达赖喇嘛曾经感动地说:“获得工业先进国家的人民免费提供我们支持的经验,更坚定了我对宇宙责任的基本信念。……许多人了解我们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大家应以兄弟姐妹相待的道理,全人类共同的进步才有可能实现。”

◎ 东西方文化互补和宗教交流

除了对他人苦难的同情、人道精神和正义感之外,西方人对西藏的热爱,还与文化、宗教和环境等各方面因素有关。上个世纪的两次大战给西方人留下了创伤,在科技物质发展的同时,他们在对战争进行反思,寻找新的精神资源。

藏传佛教中的和平主义在此时受到西方人的重视。佛陀生于树下和树下成觉的故事,开启了佛家的普世之爱。达赖喇嘛的和平主义理念,基于对有情众生的关爱,以及对一切生命的尊重。西方基督教人文主义和世俗人文主义都寻求与东方文化对话,流亡中的达赖喇嘛和西方宗教界和世俗人士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由于西方人自身的战争经验,他们反对他人对弱势民族的占领,因此很同情为自由而奋斗的西藏人。例如,曾被纳粹占领过的荷兰人说:“我们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和蔓延,我们应对此进行干涉。”很多荷兰人因此为“国际支持西藏活动组织”捐款。达赖喇嘛的法律顾问范普拉赫就是荷兰人,他从12岁起便帮助西藏受难者,成年后著有《西藏的地位》一书。

在共产党统治时期流亡美国的波兰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沃什,于1995 年致信首届藏人作家大会:“请接受我这简洁的同情的话语。我长期生活在流亡中,因而理解你们的问题和希望。你们在全世界许多国家都拥有朋友,请相信:你们在孤独和隔离中所写的作品,有一天终将被人们以感激的心情来认识和记忆。”

美国著名诗人金斯堡是反越战一代的领袖,他后来转向东方文明踏上精神之旅,于1962年印度朝圣拜见了流亡中的达赖喇嘛。金斯堡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西藏人,他大声疾呼说:“联合国,你应当搬到喜马拉雅山来!明年夏天的联合国会议,应当讨论西藏问题!红色中国要派穿裤子的代表来!达赖喇嘛也要派披袈裟的代表来!”

西方的诗人和作家超越民族国家关心西藏,艺术家和演员从藏传佛教中寻找心灵的滋养。西方还有大批犹太知识份子皈依佛教,被称为“犹佛”。今天美国大学宗教系的佛学教授,不少是犹太人,他们支持西藏是因为有同命运之感。

藏传佛教对西方科学的影响也不可估量。例如瑞士著名的心理学家荣格,就吸收了藏传佛教的教义,创造了他的“治疗灵魂”的心理学理论。西方物理学家还从藏传佛教吸取哲学方法,藏传佛教的自然科学部份也被西方人所认识。因此,这个东方宗教能够在科技现代化的西方遍地开花。

不仅是信仰藏传佛教的西方信徒要捍卫佛法,那些从西藏文化中受益的西方人同情西藏,还有西方的环境保护人士也相信,只有西藏人能够自己管理自己,那片高原的自然环境才会得到有效的保护。此外,自由社会对专制主义的反感,也使西方人很自然地站在西藏一边。

◎ 充满正义人道精神的民间运动

由此可见,把西方人支持西藏的原因,仅仅归结于“香格里拉情结”,是何等的浅薄和无知。我们不否认西方社会对西藏存在着某种“误读”,但更要承认,西方人对西藏文明的研究比中国人更严谨、更深入全面。我们也不排除某些西方人由于地缘政治的因素而支持西藏,但就整个国际支持西藏运动而言,这是一个充满正义性和人道精神的民间群众运动。

由于中国文化有阴暗的一面,例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很多中国人不相信西方人会有这么正直高尚,因此,中共官方都把西方民间的个人行为,放在国际政治的大框架里,视为“反华阴谋”,做出歪曲性的解读,很容易蒙蔽一般中国人。多年来笔者参加国际支持西藏运动,因此深知,对西藏人的同情在西方已深入人心。从这一点看,中国共产党政府继续压迫西藏人,就是把自己放在和整个西方民间社会作对的位置上。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9年九月号

延伸阅读:

唯色:谁在“误读”西藏?

李江琳:我们比西方对西藏更了解吗?

唯色:向有良知的藏学专家和学者致敬!

四张与新疆有关的图片



1、Twitter:介绍说这是“新疆的夜景程。灯挂在铁丝网上,铁丝网是之前为保乌洽会(乌鲁木齐商洽会?)安全而搭起的,下面背靠背站着三名武警官兵”。





2、博客“私奔”:摄影者TATA 近日在乌鲁木齐拍到的照片,戏称“年度最与时俱进的广告”,横福上书“支持党和政府依法平暴,本店现推出十多种托克逊拌面”。





3、Twitter:9月25日上午,北京新街口维吾尔餐馆“喀什美食城”突然发生爆炸。香港有线直播报道:爆炸现场不断冒出浓烟,警察严密封锁,有伤者坐在路边,大批围观群众。多名伤者在积水潭医院抢救,多人烧伤,现场消息说九点多饭店石油气罐突然爆炸。临近商铺均受到影响,玻璃炸碎。当局在临近的麦当劳成立新聞辦。





4、维吾尔在线:9月3日,《新疆法制报》前摄影记者、新疆自治区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维吾尔族著名摄影家、书法家卡伊纳木·加帕尔,被数十个汉人追打,头缝7针,右膝骨折。

2009年9月24日星期四

蒙古人Tergel:被扭曲的文化



最近,多个网站转发了这个消息,“国庆”前夕,内蒙古三个蒙语网站被关闭,即蒙古格尔、蒙古人聊天室和蒙古人民网站

去年底,我从需要翻墙才能看见的南蒙古时事评论,下载了一篇蒙古人写的文章<被扭曲的文化>,读来感慨万千,这里转帖如下。

图为这篇文章的原图:毛泽东的雕像在呼和浩特大召寺里,跟佛像、成吉思汗像摆在一起出售。


蒙古人Tergel:被扭曲的文化

Tergel——南蒙古时事评论首发——2008.11.13

1,题外叙说

自1949年开始南蒙古地区被中国政府支配以后,发生了种种不可思议的事情。政府屡次主导的政治运动以及强制性的文化宣传彻底摧残了蒙古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主精神,更摧毁了蒙古民族的传统文化,企图要让蒙古民族忘掉自己的祖先。前些年挨家挨户在墙壁上几乎都挂着毛泽东的画像,由此可见人们对毛泽东的崇拜程度。笔者的社会调查结果表明:今天的哲里木盟库伦旗和科左中旗以及东部区其他边远地区的蒙古族年轻人,举行结婚典礼时还在先给“毛主席感恩戴德”地鞠躬,然后才给自己的父母鞠躬,很多海外蒙古族同胞听到此事后都觉得不可理喻、哭笑不得。

中国政府对于汉族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和政策是他们的事情,有什么样的国民就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和政策。相反,有什么样的政府就产生什么样的国民。对于汉族文化的深层意义上来讲,实行高压、权力高度集中、专制独裁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并不是仅仅在中国大陆泛滥,曾经在世界上不少的国家和地区同样泛滥过,但是今天的世界已经与以往不同,曾经有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已经大开眼界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决裂,走向自由、民主、法制、人权的民主国家道路。这也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选择的道路,最起码今天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们初步理解甚至已经普遍形成了这样的价值理念。因为曾经有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的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他们历来就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以此来抵抗共产政权的反人性行为。可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地方就很难存在社会道德和人性良知。

中国古代有过宗教信仰,可是经过几个朝代皇位更迭,再加上反对宗教信仰的无神论政权---共产政权的统治以及中原人的懒惰、贪财、贪官等等文化特性,造成今天的中国百姓已经失去了社会良知和道德理念,物欲横流、假货漫天,何况说起宗教信仰呢。中国汉族社会一旦失去控制,十几亿人口向海外扩散,全世界会变成难民和乞丐遍布的世界,而且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和道德理念的群体,他们给所到之处就会带来各种经济灾难和社会灾难的。从汉族的文化和历史来看,高度打压和独裁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举个简单例子,世界上很多地方自古以来就有种鸦片、倒卖毒品等极少数人群的活动场所,至今也存在着毒品买卖。可是很多国家的民众本身就有抵制邪恶,提倡善良的文化元素,而中原人—汉族文化就没有抵制邪恶的本能,导致他们的历史上出现了“鸦片战争”。其他国家的历史为什么没有鸦片战争呢?难道没有人去贩卖毒品吗?汉族人研究出来的结论是:“西方列强”来大陆种鸦片贩卖毒品的目的是为了毒害我们,因此广大人民群众为了抵抗而发动了此类战争等等。如果大陆的每个人都不吸毒不需要鸦片、每个人都不和那些毒贩合作的话,哪来的那么多搞毒品贩卖活动的人呢?以今天的中国社会来举个例子吧,今天的中国大陆的那么多的假酒、假药、假化肥等等假冒伪劣产品,不是胡锦涛、温家宝造出来的,而是由大陆人的人性和道德因素以及他们的价值观所造成的。

问题出现的关键在中国大陆的“人心”。很多海外汉族学者把问题的主要原因归结到共产政权上、社会主义制度上,我不否认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对于人心的摧残,那么共产政权以前的汉族人怎么样呢?秦始皇、义和团、鸦片战争等等很多很多事件的背后没有什么主义的因素啊。

另一个问题是,在海外搞汉族民主化人士和很多学者对于大陆民主化以后的周边民族地区的自决或独立问题上观念始终是暧昧的。不管中国大陆出现什么制度或者什么演变,汉族是永远离不开他们的传统文化中的大汉族主义思想的。他们虽然说中国大陆实行民主化以后,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问题都好办、好解决,可是历史证明,汉族兄弟的文化里根本没有与其他民族和平共处的本能性因素。各界周边民族不可能接二连三地上他们的当。尤其是南蒙古人们千万不要相信汉族的一切甜言蜜语和阴谋诡计,也不要中他们的既得利益“糖衣炮弹”的毒。

我对被中国政府强行支配的除汉族以外的其它民族,即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以及被同化掉的其他民族的处境感到很悲哀、很遗憾、很可惜。他们本来有和汉族完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甚至曾经有建立过自己国家的辉煌历史,可是被强行接受跟汉族清一色的残酷政权的统治,这是很不公平、很不寻常、也是很悲惨的。

共产政权和独裁政权继续存在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靠暴力,它主要靠军队、警察和特务组织。现代政治学里讲,一般情况下军队和警察是国有而存在并维护国家领土和维护社会治安的;相反,军队和警察绝不能被某些人或某些社会团体以及某个政党来控制的,军队和警察更不能对着自己的人民和学生开枪、打压的。另一个是靠谎言,就中国政府来说是靠宣传上的误导、欺骗、造假以及控制所有媒体。

我们必须冷静反思过去60年的南蒙古历史,把历史的真相还给民众,让我们的同胞知道刚刚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共产政权是如何给我们民族带来种种灾难、黑暗、欺骗、侮辱、迫害、摧残等等。这是当今南蒙古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和道德良知。尤其是对南蒙古知识分子来讲,一个知识分子假如失去了自己对于民族和社会的责任,就等于失去了他做人的尊严,也等于维护或认可共产政权的邪恶,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于邪恶的妥协或者成了邪恶的帮凶一样。

2,
今天的南蒙古地区不仅成了中国政府公然掠夺资源的殖民地,而且也成了放肆推广共产文化和汉文化的细菌库。本节主要浅谈近期的5—8年以来,中国政府对于南蒙古地区实行的文化隐蔽政策。随着时代的演变中国政府对于民众的谎言和同化政策也不断地演变,还装腔作势,千方百计地使我们慢慢地很难分清黑与白、对与错,一旦我们发现时已经恶化成晚期。我们连想都想不到的事情,他们都会做出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双慧眼才能明白他们正在干什么。

谈论当今南蒙古发生的很多事情时,必须以中国大陆社会以及中国政府为大背景思考,因为支配者毕竟是中国政府,而且一切恶果的起因归根结底也是中国政府。当今南蒙古地区的很多所谓的研究家、作家、学者、艺人,制作研究课题、写作、或者谈起南蒙古的社会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经济问题、文化教育问题、历史问题等种种问题的起因时,论出来的结论总是暧昧的,都回避或一概不谈政府或者执政党所造成的这个原因。关于南蒙古的知识界人士和艺术界人士的心理和职业道德问题以后另谈。

中国政府的在南蒙古地区的代理机构是中共内蒙古党委和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以及这两位黑老大手下的其他机构。中央政府的很多政策和法律法规都是这两个黑老大下达命令,再通过内蒙古党委宣传部来传播的。

2003年11月2日,内蒙古党委、政府发出文件(内党发2003-20号),《内蒙古党委、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文化发展的决定》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民族文化大区建设纲要(试行)的通知》。这两个文件原来是2003年4月17日,自治区常委会议通过的,先后修改并跟中央频繁研究以后下达的。文件通过当局的主流喉舌—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内蒙古日报社、内蒙古电视台和电台,覆盖整个南蒙古大地,引起知识界、艺术界、媒体、以及盟市旗县等文化界的强烈反响。为了节省读者的时间,两份文件的内容不用在这里重复了,主要内容概括为以下几点:主旋律是发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扬共产党主导的中国特色民族文化;大力挖掘各阶层文艺人、创造培育文人;创造民族文化大区等等。

很可惜蒙古族学者、教授、艺人甚至普通职工和大多数人,按照惯例把“发扬民族文化”、“建设民族文化大区”等内容单纯地理解为党和政府主导发扬我们的蒙古族文化传统、建设蒙古民族文化大区等,结果是理解错了。很可惜到目前为止,时隔5年,我们的故乡—南蒙古地区出现了什么文化大区了?

以文化的现代概念来概括的话,文化里包括人的一切。关于理论方面不用多谈,只谈现实。

首先,曾经在南蒙古地区使用的“内蒙古”“蒙古”等戴“蒙”字的名称逐渐消失,既然有了蒙古名字,前面还故意戴上了政府的“顶冠词”。比如说“内蒙古电视台”变成“中国—内蒙古电视台”,与此同样各盟市电视台、电台都戴上了“中国”二字;内大、内师大、社科院等机构进行学术会议时,会议名称不能戴“蒙” 字,被改成“北方民族”或者“北方少数民族”;有关蒙古族历史方面的书籍、文论等要回避戴“蒙古”,以“北方少数民族”来代替;“北方民族”,“北方少数民族”两词,很流行很时髦。这是内蒙古宣传部吐出来的恶语,其目的就是把“内蒙古”等字样从南蒙古大地消除,时间长了让人们忘记,有步骤有预谋地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的脑子里塞满“北方民族”,尽量把“蒙古”二字从人们的脑子里抹掉。很多人忘记了“昭乌达盟”、“伊克昭盟”一样,隔一段历史,人们逐渐忘掉“哲里木盟、乌兰察布盟、巴彦淖尔盟”等等很多原有的东西。

其二,经过“建设了5年的民族文化大区”,南蒙古地区出现了三个文化大区:红山文化、大窑文化、河套文化。东部地区赤峰为中心出现了红山文化,主要制造者、提倡者或传播者是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席永杰先生。席先生的背后由新华社等媒体关于他的“新研究”“新发现”几乎每周发表一次,主旋律是“红山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猫头鹰是红山文化的主要图腾崇拜物,北方民族的起源是红山文化”“北方民族的图腾是从猪演变成龙”等等谬论。当然席永杰先生得到官方的“大力支持”并被政府的巨款诱惑,为了实现他本人的犬儒式知识分子德行,可是做一位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研究是很不人道的。西部地区的大窑文化和河套文化也是同样的渠道---“制造文化”“建设民族文化大区”的“英明领导下”,御用学者和官方学者们,在社科院的巨额“研究”基金的收买下兢兢业业创造出来的呢。以上出现的三个“怪胎”文化的制造工程里参与的“专家”“学者”大部分是“听话的”汉族学者,而蒙古族学者几乎没有参加。不过蒙古族学者专家在其它领域里也是同样做着类似的不道德的、失去民族尊严的、失去人性和理性的事情,请看以后的评论。

其三,很奇怪的事情是,这几年官方从我们的故土里不断挖掘出了很多很多的古代瓷器、墓葬等“古董”,而且都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所用过的东西或者跟汉族历史有关的东西,难道蒙古高原是古代汉族的垃圾场吗?这里需要说明的问题是:政府利用文字游戏那样,媒体上几乎看不到他们所谓发现的、所谓挖出来的文物的“样本”或“躯体”,只能是文字上加工出来的“文物”。即使看到的,我们也必须明白大陆的媒体是政府导演的呢。我们可以想一想,在89年的西藏事件、89年的天安门事件、2008年的西藏事件等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他所控制的媒体把杀人、抢劫的戏剧性事件一一能成功地导演了,蒙蔽了国内民众又欺骗了海外社会,何况导演这么简单的“文物制造”戏剧呢,对他们来说这是小菜一碟。连诡计多端的汉族同胞们也被他们欺骗了几十年,何况还谈我们纯洁善良的蒙古族同胞呢;认定文物的考古学家也是政府派的主角;鉴定出来的结果没人没地方去进行再认定,所以正确了解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很简单,就是警察杀人以后他自己去检查杀人现场并汇报给曾经给他下命令去杀人的上级一样,一切由政府黑老大的命令之下进行,从土里挖出了不伦不类的所谓历史文物的东西。

问题的关键是他们的目的何在呢?大家不要忽略这些事情,再过几年政府就“光明正大地”出版白皮书、黑皮书等,说“南蒙古地区历来是汉人居住的地方,蒙古族是北方来的民族,不是原住民”“我们有铁的证据”等等依据来进一步欺压我们、进一步欺骗国际社会。现在流行的“北方民族”的“北”字,不知道指“北”到何处,因为说话权都在中国政府手里,他说“北”到蒙古国、西伯利亚、北冰洋、北极都可以,他说黑就黑、白就白,“十年邓小平,被变了三次”等荒唐的事情数不胜数。

其四,通过社会调查发现,乌兰浩特的成吉思汗庙、伊盟的成吉思汗陵、呼和浩特的大昭寺、五塔寺、二连浩特的“国门”、内蒙古大小博物馆以及其它寺庙等不少地方,陈列着很多佛像、也陈列着成吉思汗像、还陈列着毛泽东像。这些地方成了政府进行“爱国教育”的场所了;大青山南山坡成了中共内蒙古团委的“生态植物园”,大门上雕刻了“神舟五号英雄—杨利伟”的雕像,20多米高。进入园内就会看到几所大型蒙古包式的建筑物,上面雕刻了似“狗”似“猫”的雕像。蒙古族历来的蒙古包上面从来没有过狗、猫等动物的雕塑。

其五,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把蒙语歌曲翻译成汉语唱”的歪风邪气进一步蔓延,近几年政府又成功地创造了红色歌手--布仁巴雅尔,并奖赏了德德玛的蒙汉双系统同时操作的电脑嗓子,把斯琴格日勒同化以后又生出了齐峰。逐渐夺取了民族歌坛,让蒙语演唱的歌手们慢慢销声匿迹。从蒙古国传来的很多很多美好的歌曲,通过政府艺人的严密加工,演变成汉语流传大地,酸不溜丢的味儿很浓。

前几年我四处打听了两年,渴望知道“吉祥三包”“在乌兰巴托的爸爸”两首歌曲的深层意义,百思不得其解,可是CCTV一夜间仅播放了一次录像,天亮就出来了歌手,而且歌声传遍了南蒙古大地,也进入了手机铃声。在民主国家,成一位歌手很不容易,必有生理基础,再加上自己的刻苦努力和顽强拼搏,通过激烈竞争,还要经过很多很多的攻关以后,演唱出国民所需求的心声,才被慢慢认可,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可是中国这样的极权主义国度里,被政府牢牢把握的媒体变成了“ 会下金蛋的多功能老母鸡”,会生出明星、又会生出歌星、也一样生出假药。2007年7月27日晚,共产内蒙古政府举行了 “60年大型庆典 ”歌舞晚会----《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唱出“毛主席共产党哺育我们长大”,可是很多人见怪不怪了,13世纪到1949年的漫长历史时期,谁哺育了我们?今天蒙古国的同胞们没有共产党了,那么谁哺育了他们呢?接着 “60周年庆典仪式”上,腾格尔先生站在“马头琴”上唱歌的景观有点奇怪的,平时蒙古族是不会站在马头琴上;接着出来的景观更有点不对劲儿,让德德玛女士站在“银碗里”唱歌。哪个时代的蒙古人站在碗里的呢?有吗?接着出来的景观是江泽民先生的大名情人—中外有名的宋祖英女士站在蒙古族的Tulga(Gal golomt gedeg tulga)上,唱出了红色革命歌曲;最后在红色的五星红旗覆盖了整个场面的画面中序幕演唱结束。是很悲哀的!(内蒙古电视台网站里能看到的,请大家看一看)

其六,2003年以后,黑老大哥进一步允许蒙古国的艺人来内蒙古演唱、也可以参加主持节目、参加晚会等活动,这不是坏事,可是这不是黑老大的真正目的。与此同时、内蒙古的电台、电视台、书店、商人,他们以正当渠道进入蒙古国,对南蒙古进行歪曲宣传并且想误导蒙古国百姓,传播“南蒙古的蒙古族跟着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得到幸福安康”等等内容。又向蒙古国孩子提供南蒙古边境地区学校,尽量接受为过来学习汉语的蒙古国孩子,对他们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大型电视连续剧《成吉思汗》的片头上写,“成吉思汗是蒙古族的英雄,也是中华民族的英雄”等等大量宣传“大中华”、“中华圈”,“蒙古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等大汉族主义思想,而且暗地里提倡“内蒙古有成吉思汗陵、成吉思汗庙,内蒙古才能代表世界上整个蒙古族的正宗”等谬论。近年来黑老大推动东联公司,把成吉思汗陵的地皮买下,大建扩建;投资巨额款项在成陵建立了成吉思汗文化研究所;推动商人从蒙古国收买代表传统文化价值的很多文物,摆在呼和浩特博物馆、通辽博物馆,据内部人士消息说,去年通辽博物馆用80万元人民币回收一套马鞍。

当今世界上,蒙古国是全世界蒙古族血统的唯一独立的国家,蒙古国是蒙古族的祖国,我们的文化在那里得到保护和发展。蒙古国也和其他很多国家一样踏入了民主化道路,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国民国家、有了国民、进行公开选举,逐步走向更成熟的民主国家道路。这是天经地义的。可是中国政府篡改历史,把蒙古族的元朝说成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还想把黑爪伸向蒙古国。虽然这几年蒙古国政府面临着腐败、贫富差距、教育经费、医疗保障等等问题,可是这些问题慢慢可以解决的,蒙古国会有更聪明的才子们出来建设和完善自己的家园的。经历过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社会主义国度的国家,温和而和平地进入了民主化社会,这是很不一般的现象。当然进入民主化以后马上开始经济腾飞是不可能的,必须有个成熟、稳定的过程。困难是暂时的。一个民族,自己有了独立政权而且合乎现代国民国家的规则来运行,表明这个国家就有希望,也表明这个国家就有解决各种问题的政治平台。

中国政府这几年对文化上的人力物力的加深、宣传、“制造工程”的主要目的是制造“蒙古族文化的中心在中国”、“世界蒙古族的中心在中国”、“蒙古族是中国的北方民族,中国的一部分”。而且不断派汉族商人和南蒙古的“听话的蒙古族”商人,去蒙古国经商,想在经济上侵略蒙古国;收买蒙古国议员和政客,在政治舞台上进行捣乱;同时进行文化上的侵略等等微妙的政策。

在很多意义上说,中国不是现代的国民国家,它只能是封建王朝的现代版。南蒙古地区也是封建王朝支配下的一个新兴殖民地区。英、法、意、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家曾经在很多地区实施过殖民统治。可是当时这些国家对于殖民地的原住民的文化、宗教以及人心方面没有共产主义政权这样进行过毁灭性的迫害或者摧毁。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很多殖民统治之下的民众得到独立自由的权利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尤其冷战结束为止,世界上基本上消除了殖民统治,唯一残留的带有殖民统治性质的而且比原先的殖民统治更残酷的政权,就是社会主义、共产制度之下的国家和地区以及其他独裁专政,比如前苏联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朝鲜人民共和国、古巴、津巴布韦、苏丹等等。他们有的对于自己的本民族进行殖民、独裁、高压政策,有的对于其他民族进行殖民、独裁、欺骗政策。

汉文化是有很强的同化功能的,历史上很多民族支配过、统治过中原人,可是没有一个民族同化过汉文化,相反被汉文化同化的民族不少。满族曾经统治过中原人长达260多年,可是最后满族还是被同化掉了,蒙古族也曾经统治过中原人,由于蒙古文化也有很强的生命力,所以没被同化掉。近十年,中国政府所主导的文化政策也许是对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同化的最强烈的一次运动,希望南蒙古年轻一代要关注南蒙古地区的民族文化状况。

http://smglnc.blogspot.com/2008/11/terge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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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三张图片,中国当红影星章子怡在蒙古草原上的造型,看似剽悍的蒙古人俨然成了陪衬、道具和背景。



2009年9月22日星期二

嘉央诺布 从黑暗到黎明:从清朝到独立的图伯特刑罚



这篇文章,是图伯特重要作家嘉央诺布先生所写,发表在他的博客上在此。数月前,由台湾悬钩子译就,我做了校订。迟迟未转发在我的博客上,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时间,大概现在比较合适了。此时转发,我也选贴了三张我拍摄于拉萨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雪监狱,以及北京的民族文化宫“西藏今昔”展览上的照片。


从黑暗到黎明:从清朝到独立的图伯特刑罚

From Darkness to Dawn: Legal Punishment in Tibet from Imperial Chinese Rule to Independence

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 著

台湾悬钩子 译


1728年11月1日,布达拉宫西南边不远处,帕玛日(Bamari)山前小河边的草地上,十七名博巴(藏人)被清兵的刽子手处死。十三位被砍头,两位大喇嘛被缓缓绞死。而其中主要两位犯人,噶厦的两位噶伦,阿沛与伦巴,则以一种独特的中国式处死方法,称之为“凌迟”的刑罚,求刑而死。凌迟有时候翻译为 "lingering death" (拖延死) 或者 "death of a thousand cuts" (千刀万剐之死),以一把刀子将受刑人身躯的小部份,在一段长时间里,有时甚至长达一整天(译注1),有技巧地一点一点割下来,直到他最后断气为止。凌迟这个名词,来自古籍里悠闲爬山、山势渐缓的描述。

根据历史学家白佐良的研究【注1】,被强迫观看如此恐怖场面的拉萨居民,都因此而心理深受创伤——而这也是此酷刑的目的。为了让此教训深入人心,造成人民对刑法的恐怖感,犯人的所有亲戚,包括孩子在内,也都连坐株杀,满门抄斩。一位博巴见证者,一位官员也是学者,多卡夏仲•策仁旺杰(Dokar Tsering Wangyal),在五年后写道,即使经过了这一段时间,回想起该次事件,他仍然觉得难过不安。图伯特(西藏)的摄政颇罗鼐,也因该场景而感到极度挹郁,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在拉萨的各大寺院佛殿供养、点酥油灯,以超度死者的亡灵。而事实上,这两位被处死的噶伦,都是他在内战中的对手,而这次的内战也是清廷派军队进入图伯特的理由,并因此强化了清朝在图伯特建立的藩属系统。

这种死刑方式,在中国本土大概从公元九百年开始出现,一直到1905年被正式废除为止。但哈佛大学最近出版的一本对凌迟的研究里,作者们提到凌迟之刑在图伯特东部,一直到1910年都还在执行,由赵尔丰(译注2)所下令。康巴说到中国兵“会让人慢慢死亡,把身体一次一小片割下,直到心脏,而生命终了为止。”作者们认为“此刑可能被当成军事紧急措施,而受到批准。”【注2】

博巴诗人与了不起的博客作家,唯色(Woeser),在最近的一次访问中,驳斥了中国官方有关“野蛮封建农奴制”的宣传(一成不变地由理论上曾经在图伯特使用的刑具,比如站笼、脚铐、脖子枷、用于挖眼睛的石头帽和尖刀等展览所“证明”),她说:“西藏一些最残忍的刑具,都是当时的驻藏大臣从内地带过去的。”【注3】



(唯色拍摄于拉萨雪监狱2007/6/2)

在这方面,中国对图伯特刑具最突出的贡献,是“木枷”,此物在欧洲人描写中国的纪录里,称之为 cangue。它有点像西方的 pillory (颈手枷),只是木枷并不是固定在地上,而必须由囚犯四处扛着走。在图伯特,它被恰如其分地称为 gya-go,意为“中国门”,并且广为驻藏的清廷官员所使用。木枷除了限制人行动很有效果外,也因为很重,所以成为相当痛苦的惩罚方式(译注3)。传统图伯特限制犯人行动的器具,是脚镣(kang-chak)。美国学者柔克义(William Rockhill)注意到“中国式的木枷处罚方式,图伯特现在广泛地采用了,戴着它的犯人也都绑着很沉重的铁链。木枷在博盖(藏语)里称之为 tse-go【注4】。而 tse-go之名大概是康巴的称法。

另外一种由中国人引进至图伯特的刑法折磨与处罚,就是夹手指的刑具(译按:“拶指”)。这种刑具,跟其他刑具一起,也在今年北京的“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年大型展览”里出现,展厅还可以看到黑白照片,“证明”旧西藏的野蛮。然而这个所谓的西藏刑具,连博盖的名字都没有,但我们在明朝关于此类物品的一本图解要略里可以看到同样的拶指工具【注5】。





但以砍掉人头的处死刑罚“杀头”,大概是驻图伯特的中国大官最寻常用来处罚违抗他们的人了。当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到印度时,各种反抗中国清廷统治的抗暴行动与反叛行为,开始纷纷发生,这种形式的惩罚在1910年代变得特别盛行。根据当年一位老僧的说法,他自称曾经目睹在日喀则的中国教场(译注4)执行死刑的场面,他说那位被判刑的博巴,被迫跪在地上,由一个清兵拉扯他的头发,使他的脖子伸长,好让刽子手的大刀容易下手【注6】。

1728年的事件,导致了安班,或称驻藏大臣,其衙门在拉萨成立。首任的两位安班,博伊(藏文)的史料称之为Seng Ta-zing(僧大人)与Me Ta-zing(迈大人)(译注5),在图伯特首先彻底地整顿了军事与行政制度,似乎也是由他们引进中国式的刑法处分——并与图伯特传统的处罚方式并行。然而中国的处罚方式显然可以更有效率地让博巴屈服。白佐良所写的十八世纪图伯特史里,所下的结论是清廷在图伯特立威的基础虽然很多,但“1728年的血淋淋镇压,在图伯特贵族心目中所引起的恐惧”肯定为其中之一【注7】。

但中国的独裁专制以及刑法恐怖,大概在图伯特东部感受特别深刻,不只是清朝时期,在民国时期,及稍后的军阀割据时也一样。安排1918年在康省进行图伯特与中国军队和谈的英国外交官台克曼(Eric Tichman),引用一位欧洲传教士的说法写道:“所有已知的折磨方法,都用在这里的博巴身上了,凌迟、剥皮、烹刑、车裂等等。”【注8】



我不久前翻阅《国家地理杂志》(1921年9月号)有关于图伯特东部民风人情的报导,看到了一张照片,拍的是寺院里用来给僧人煮茶的大铁锅。照片下面的文字是这样解说的:“曾经被中国人用来活煮博巴的大铁锅。”【注9】文章的作者史德文医生(Dr. Albert Shelton),并没有提供更进一步的讯息,但是我在史医师所著的《图伯特历险记》(Pioneering in Tibet)里找到了一段详细的纪录。他是在察雅地区看到这个阴森恐怖的大铁锅。当地驻军的指挥官,一个中国上校,捉到了45名或50名左右的博巴,为了使博巴对他感到害怕恐惧,他把其中三人捆绑起来,把他们放在这个大锅里,装满冷水,然后慢慢地将水煮滚。而这三人煮熟后,尸体就拿去喂动物。史德文本人还亲眼见到“毫无遮盖、躺在附近石块上的三具骨骸,骨头上的肉被狗啃光。有人则被泼洒油活活烧死。有人的手被砍断,被遣返回家,以警告其他的亲友。还有人被带出去,双手双脚分别捆绑于犁牛之上,受撕裂而身首异处。”【注10】

这里应该说明,古代的图伯特律法,一般都说是天子松赞干布所作,第一任帕木竹巴的君王所修改,而稍后由五世达赖喇嘛与第司•桑杰嘉措再订正之,确实明列着极刑的严厉形式,例如对罪大恶极者的溺刑(淹死)、或者用乱箭射死。但我们这里所说的,是古代,是“叛国者”在伦敦被“绑在木板上,以马拖行至刑场,吊脖子、活活剖腹、将内脏挖出、切下生殖器,切下来的器官在他面前焚烧,砍头、身体再切成四大块”(hanged, drawn and quartered);是异端在意大利与西班牙的宗教大裁判后,被绑在木柱上烧死;在日内瓦,被卡尔文教派的人杀死;而“女巫”在美国麻州,还受各种折磨并且吊死。当然了,在二十世纪初期,清末的北京还有人被凌迟至死。

图伯特最后一次以溺刑执行死刑的纪录,是在1884年,当时的图伯特政府令(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生钦喇嘛接受淹死之刑,因为他协助了英国的间谍与学者,萨拉特•钱德拉•达斯(Sarat Chandra Das)在图伯特旅行。律法里面还规定其他比较轻的处罚,例如一再犯行,其处罚是砍断右手,或者斩断脚筋,但稍后这些刑罚在整个图伯特境内都被废止了。

砍手砍脚这回事,是中国当局与他们的西方文宣打手,拿来指控达赖喇嘛与他的政府的标准罪名之一。当然,他们从来不曾提起的是,这类的刑罚,还包括死刑在内,早在1913年的图伯特已经被废止了——这是一个特别重要但一直受到(北京与达兰萨拉)忽略的历史事实,而我们在下文会详细讨论。中国的宣传刊物、影片以及展览,永远不忘突出被砍断的四肢、头盖骨、骨制器具、人的大腿骨制成的号角等等照片,以证明他们的论点。读者们也许会记得,在1970年代与 1980年代,他们还曾指控达赖喇嘛处死了108名处女,把她们的大腿骨来拿做法器的事情。

往往让人感到困惑的是,这样残酷的惩罚发生在图伯特受清廷管辖之时,到底是依照古老的图伯特律法,还是中国统治下所引进的中国式刑罚?把人的肢体切下来,的确很符合中国的古老刑罚,称之为“五痛苦”(译注6),此刑为秦朝时有名的法家与丞相李斯所发明,把受害者的鼻子切下,再切下一手与一脚,接者再施宫刑,最后再腰斩。李斯本人在公元前208年,也极具讽刺地受此刑而死。

但也许比起找出这样的刑罚起源地更重要的,应该是在谁的政治统治之下——是图伯特?还是中国?——这样的刑罚才加诸在博巴身上?这个问题之重要,在于它就是中国所称“西藏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主要“明证”:从1700年至1912年期间,图伯特是由清朝管辖的。

如此一来,很能显露北京与其西方宣传家的真正用意,他们只要一提起旧图伯特政府与社会的“残酷与野蛮”,屡屡引用的材料往往局限于那些于1912年图伯特独立之前,前来高原旅行的欧洲人。他们喜欢引用的作家,包括华达尔(L.A. Waddell)、兰登(Percival Landon)、埃德蒙•坎德勒(Edmund Candler)及欧康纳上校(Captain WFT O’Conner),这些人在1912年前的各式活动里,唯一共同都做过的,就是伴随1904年英国入侵的军队,并且为了使帝国主义暴力入侵图伯特的行径有合理的藉口,于是在他们的写作里妖魔化图伯特的社会与制度。

北京当局于2009年3月2日所发布的纪念“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年”的公开声明里,其中一段名为“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一开头就大量引述英国记者埃德蒙•坎德勒的描述,文章中把他写实地形容为“关于旧西藏的社会形态,1904年到过拉萨的随军记者……有详细的记载”【注11】。他实际上是《每日邮报》(Daily Mail)的战事特派员,并且被“打入”英军里面。还有,他在古鲁的第一役里,就被拿刀的图伯特民兵给严重砍伤了。所以,他不但不是个中立客观的见证者,他甚至在图伯特待的时间也不长。



(唯色拍摄于北京民族文化宫2009/3/6)

那个时期,博巴开始挑战清廷的统治,但不管他们在政治上变得多有自信,若中国人不被驱逐出去,他们当然无法在图伯特的行政与法律系统上作出改变。中国的刑求与砍头系统,一直要到1912年拉萨的中国驻兵最后投降,并被遣送到印度方告终结。

有很多证据显示,年轻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他的官员,不只想要免于中国的政治统治,还想要使图伯特不必再行使中国的法律与处罚。1893年12月,英国人与中国人在大吉岭举行了图伯特贸易规范谈判(译注7)。博巴被故意排除在谈判之外,但噶厦派了噶伦夏札到大吉岭去监督会议的过程。英国人认为夏札的出现唐突无礼,故意让他在众目睽睽下受到羞辱,此事我曾经在另外的文章里写过。华达尔当时人在大吉岭,他采访了夏札好几次。夏札反过来要求华达尔提供英国的“刑事、警察、民事等法规”,他想要带回拉萨,以“……改善政府”。华达尔遵从了这个请求,并且给了他一份英国/印度司法系统大致内容的翻译。根据华达尔的记载,夏札对于其中不强迫被告做出对自己不利的证词,印象特别深刻,并且惊呼:“唉呀!我们跟中国人学,于是做的事刚好相反,我们折磨被告,直到他认罪为止!”【注12】

达赖喇嘛对他的国家的未来充满了文明开化的宏图设计,第一个清楚的指标紧接着在他1895年亲政之后发生。刚刚下野的摄政第穆仁波切,开始与两位侄子,罗布次仁与洛桑顿丹密谋要谋杀达赖喇嘛。事机败露,第穆及他的两个侄子被逮捕。非常愤怒的国民大会(tsongdu),希望处死他,但达赖喇嘛拒绝了他们的决议,并且宣布他基于佛教的原则,反对死刑作为惩罚。梅•戈尔斯坦教授重述了他听到的一个谣言,说第穆在监狱里秘密地被杀死。可能有一个太过冲动的官员做了这样的事情,但除了谣言以外,此事没有其他的证据可以为凭。查尔斯•贝尔爵士所写的伟大的十三世传记里,写到达赖喇嘛告诉他:“……直到他逃到印度为止,不管罪行如何,他都不准被施行死刑。”【注13】

而他结束流亡回到拉萨后,藏历水牛年(1913年)4月8日,在他宣布独立的诏喻里,他也宣告终止任何我们现在称之为“残酷和非常的刑罚”(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s)——这是除了之前废除死刑外,又另外加诸的。他的诏告讲得非常清楚:“还有,过去砍断民众的肢体是一种惩罚的形式。从今而后,这种严厉的惩罚一律禁止。”【注14】这份诏喻的副本被送到图伯特各处,而每一地区的官府里都留有一份副本。

查尔斯•贝尔在他的《图伯特今昔》一书的索引页里,提供了三个提到“图伯特罢黜死刑”的地方【注15】。著名的英国旅行作家、艺评家与历史学家罗勃•拜伦(Robert Byron),在1930年代旅行到图伯特,实事求是地写道:“死刑现在已经被废除了。”【注16】即使是在图伯特境内偏远的地方如察隅,植物收藏家弗兰克•金敦-沃德(Frank Kingdon-Ward),描述发生在1937年的一件政府信差被谋杀的案子,特别说起地方的裁判官没有权力判决死罪。金敦-沃德因此下了一个结论:“……现在的图伯特政府,取消了二十五年前流行的将罪犯砍断手的野蛮作法,现在摆荡到另一个极端,不愿意把人宣判死刑了。”【注17】

美国的人类学家威廉•蒙哥马利•麦高文(William Montgomery McGovern,他可能就是激发印第安那•琼斯角色创作之原型(译注8),1922 年伪装成苦力旅行到拉萨,不只提到了死刑的废除,还说明达赖喇嘛认为这样的处罚与佛教不相容。他也写道,“法律上,现在就任何罪行,裁判官只能判鞭笞、或者流放,包括谋杀在内。拉萨的裁判官说这些判决不够重,无法吓阻其他的犯行者,并且对旧制取消表示惋惜。”【注18】

查尔斯•贝尔也提到尼泊尔反对图伯特废除死刑,因为有几件案子是博巴谋杀了尼泊尔人,结果刑罚被判得比较轻。一位“高阶的图伯特官员”告诉贝尔:“尼泊尔当局要求我们必须把那些博巴处死。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同意。”【注19】

阿蓝•温宁顿(Alan Winnington),是图伯特在被中共“解放”后,被允许进入的第一位左翼欧洲记者,当时图伯特司法系统尚未“改革”,“拉萨市长也是主要的裁判官”米本廓卡(Gorkar Mepon)对他说:“图伯特已于好些年没有实施过死刑了。”温宁顿讨论着“比较轻的处罚”如砍手,但却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但这样的事情,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做过。”米本坚持道【注20】。

虽然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之中,不免有缺失与偶然的退步,我们却一定得阐扬其实践乃真正的重大与不朽,并肯定它傲人的成就。图伯特是世界上最早废除死刑的国家之一。当然,现在死刑在美国与英国仍然存在,也在佛教国家如斯里兰卡与泰国存在。在后两个国家里,据说佛教徒的感情,可以用透过帘幕射杀罪犯而获得舒缓。日本仍然还有死刑,而不丹一直到2004年才废除它。

即使违背或违反达赖喇嘛革命性的法律决定的例子里,也能明确地告诉我们,博巴对伟大十三世的理想是如何戮力以赴,深信不疑。1924年,有一位军人因为受惩罚而死,图伯特军队的指挥官擦绒(Tsarong),虽曾救过达赖喇嘛性命,不但遭降职,还被永久解除了他的军事职务。

1913年以后,不只再也没有死刑的执行纪录,而唯一“残酷与非常”的处罚纪录,也能说明该项法律在图伯特已经如何深植人心。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几年,官员龙夏试图发动暴力政变。他举事失败后,许多政府官员都希望把龙夏处死,但法律却阻碍了他们。所以龙夏被判以较轻的处罚,那就是双眼被摘除。然而其过程却错误百出,因为这样的处罚早就被束之高阁,多年不用,即使那位相对反图伯特的学者梅•戈尔斯坦也说,就连过去专事处决犯人、也施行过各种刑罚的人,都觉得要再这么做实在是太难了,所以他们“……告诉政府,他们之所以能够这么做,只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亲曾经告诉他们,过去是怎么处理的”。

除了这个例子以外,事实上,图伯特没有任何其他以“挖眼”或截肢来惩罚罪犯的纪录。阿蓝•温尼顿在他的书里没有提到任何这样的例子。中国最主要的美国共产党文宣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经在图伯特旅行并且写了两本书,虽然大量重覆了许多暴行的例子,她的两本书里,唯一瞎眼男人的照片却是同一张【注 21】。斯特朗没有提供这个人的名字,却说他“被叛乱分子弄瞎了双眼,因为他帮助解放军修路”。一本1981年出版的中国宣传图册里,也有一张“被叛乱分子挖眼的牧人”照片【注22】。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在中国的文宣材料里看到任何一张照片,是有人受图伯特政府的处罚而被弄瞎的。即使那些“被叛乱分子弄瞎”的说法,也必须谨慎小心地看待,因为除了这一行文字之外,似乎没有任何受害者或罪行的其他细节存在于别的地方可供考证。

中国的这种宣传里面,永远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对于所谓图伯特旧社会暴行的说法,完全缺乏任何明确的细节。不只所谓的受害者没有名字,更令人奇怪的是,连犯下如此恶行者的名字——封建领主或是地方裁判官——也都丝毫未提。中国人拥有图伯特法庭的整套完整旧纪录。然而我所知道,没有任何一位图伯特贵族、官员或裁判官曾经被明确地控以挖别人的眼睛、切断别人的手或脚的罪名。成千上万的博巴被控以“反革命分子”与“分裂分子”罪名而被处死,但我从来没有听说任何一位图伯特贵族或裁判官,是因为执行了这些中国文宣里所讲的“残酷而野蛮”的折磨或罪行,而被处死。即使是那些折磨人的刑具,如此珍惜地被展示于博物馆,却都没有注明任何起源与出处。解说文字里,从来没有提起,是从哪个人、哪座监狱或哪座法庭取来的这些刑具,或者是在哪个时期,这些刑具曾经被使用。

而能说的说完,该做的做尽以后,中国那些有关于“吃人的农奴制度”的宣传几乎等同于没有:一再重覆的刑具老照片(很多都是来自中国),还有人的大腿骨与头盖骨,都可以轻易在加德满都、纽约、新德里,近日甚至在北京、香港、上海的古董店里买到。

虽然并不是直接有关,但我几乎在每一个中文宣传出版品里一定会看见,有一个实在是太假的虚伪的指控,我必须在这里提起(并且以后不会再重述)。那就是一张博巴男子背着另一位博巴的照片。其下的说明文字描述:“背着官员在背上——农奴被强迫进行的许多差役之一。”【注23】首先,那个被背的人,从服装看起来,明显不是什么官员。第二,捏造出这种谎言的北京真理部干部,大概不了解博巴都擅长骑马,而图伯特是一个产马的地方。所有的博巴都会骑马,包括女人、小孩、老人与喇嘛。只有乞丐与朝圣者步行,而后者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的朝圣之旅会因为这样更有功德。即使是达赖喇嘛,在旅行时也是骑马的,有时候是骑没有角的犁牛(nalo)。他拥有一乘官轿(是中国皇帝赠送的礼物),但只有在拉萨的某些正式典礼时才会使用。遍及整个图伯特,再也找不到另外的轿子。 1912年以前,安班的交通工具是官轿,而其他的中国官员,不论在图伯特或在康省,也都是坐轿子。

事实上,有些学者认为赵尔丰在图伯特东部之所以战功彪炳,就是因为他不像其他中国官吏,黏在轿子上、手不离鸦片烟管的缘故:他是一个会跟手下同甘共苦的强硬领袖。台克曼写说赵尔丰“不像有点娘娘腔又爱享乐的四川人,他讨厌坐轿子,并且骑着马在图伯特东部四处跑。”【注24】

骑马的赵尔丰也许是值得钦佩的,但这里也许应该再度指出,在博巴这方面,每个人——最高阶的喇嘛、贵族、嬷啦(老太太)、仕女甚至图伯特东省的省长本人,不是骑马就是走路。

以人类来抬其他人类的风俗习惯,显然是中国的,不是图伯特的。中国传统的交通工具,大体上是由抬椅、轿子与黄包车所组成的,全都是靠中国的苦力来扛或拉的。老舍著名的小说《骆驼祥子》,就是令人心酸地描述其中一位罹患肺结核、吸鸦片、以拉车为业的人的悲惨生活。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我在拉萨的一个表亲(因阶级成份不好)被指定拉木板车(therka)的工作。超过二十载的日子里,他在圣城各处,拉过建筑材料、农产品、客人,现在手上还有厚茧可以证明。

如果你翻阅1913年以后,共产党入侵之前所写成的图伯特游记,不论是欧洲人或中国人所写的,先前纪录中所见到的残酷的惩罚,似乎都消失了。海恩里希•哈勒读了大部分早期英国旅游者的负面描述,写道:“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残忍的处罚。随着时间的过去,博巴似乎变得更慈悲为怀。我记得看过一次公开鞭笞,那时候心里还想实在打得不重。”

查尔斯•贝尔也说了类似博巴愈来愈绅士、文明的话,并且在这里或那里暗示着这都是因为与英属印度接触,才得到的文明影响。史德文说得更直白,他说就是因为达赖喇嘛与图伯特官员流亡大吉岭,因此吸收了英国的风俗与法律,才有如此的转变。我们也许在某个程度上可以同意贝尔与史德文,然而我们也必须记得英国人当时在印度与其他殖民地,还把许多土著用绞架绞死。所以十三世达赖喇嘛决定要废除死刑,不可能真的是受到英国模式的影响。

图伯特的法律制度,即使经过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改革,显然仍然不完美,也有腐化,而许多惩罚仍然非常暴虐。例如图伯特的标准处罚,以皮鞭鞭笞犯罪者。这个比不上英国皇家海军用的“九尾鞭”( the cat-o’ nine tails,用在英国海军与监狱,直至1957年),有时候英国人在鞭尾加上钢球或铁刺,以增加鞭挞的伤势。

而图伯特的死亡人数也大幅降低,因为受刑人被鞭打的部位改为臀部而不是背部。然而以今天的标准而言,它还是无可否认的残酷刑罚,而我也不认为这样的行为可以辩解,即使它是在1950年前的图伯特实施的,即使今日许多非洲与亚洲的国家仍然还有这样的惩罚:包括巴基斯坦、阿富汗、马来西亚、沙乌地阿拉伯……,当然还有中国——中国的已经现代化,现在用的是电棍。

图伯特的监狱肯定也不是什么愉快的地方。但除非在受审时间里,关押犯人在图伯特大部份地方都是不实施的,因为所费不赀,还会衍生很多问题。根据唯色的说法,拉萨只有两个小监狱,“它们各自只容得下大约二十人左右。”另外一个谈到图伯特司法系统的消息来源,也提到拉萨的雪(Shol)监狱,空间很小,只能够容纳“三十到五十个人”,而主要的城市如朗孜厦监狱,只有两间囚室,还有一间地下室,大概能容纳的人不超过三十个【注25】。罪犯通常是用脚镣来限制行动,并受允许在城里面四处游走,没有人看管,以乞讨为生。而重要的政治犯则被放逐到图伯特西部或南部,就像贡培啦、江乐金、代本琼让(译注9)以及其他人。只有少数几个个案里,政治犯才会真正被关在拉萨的监狱里。像龙夏被关了四年,而更顿群培被关了三年。

根据唐纳德•洛佩兹的研究,更顿群培被关在拉萨城监狱里时,他“……得到楼上的一个另外房间,并且可以从朋友那里得到食物、床具。”后来他被移转到雪监狱。虽然那里的物质条件比较差,但他受允许得到书写的工具。他继续写作《白史》,还写信,也写诗。在他获释后,政府“给他提供了祖拉康旁边的房间,就在农业部的上面,给他提供金钱与青稞的生活津贴,指示他继续写作《白史》。他却没有继续下去。”【注26】我提这件事,不是为了美化图伯特政府对此位大学者的对待,而是要跟中国监狱的状况比较。在中国的监狱,有人曾在劳改营里写诗或写历史的吗?

而大赦在图伯特也并非不常见,当所有的囚犯被释放,法庭与监狱空无一人后,就打扫清洁并且饰以吉祥的白粉图案。而此事发生的时机,是在认证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举行他的坐床大典、或者适逢他的本命年(kag, “噶”)之时。也会在摄政上任时、国家有难时、或者举国庆祝佳节时发生。

中共宣传的“布达拉宫充满毒蝎的恐怖地牢”也是天方夜谭。拉萨的监狱可能有几只蝎子与蜘蛛,就好像任何潮湿的地方都有一样。龙夏曾跟他的儿子抱怨这些小生物。一位拉萨市民,图登昆桑,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一支中国文宣队如何在拉萨的一座监狱拍照与摄影,他们事先在监狱里放置骨骸与蝎子。“雪居委会要孩子们收集蝎子,好拍摄宣传电影。但当他们要拍的时候,蝎子不肯乖乖待在它们被放在尸体的原来位置上,一直逃到墙壁的洞里去,所以只好在拍摄时用看不出来的线绑住它们的脚,才能固定在同一个地方。”【注27】



(唯色拍摄于拉萨雪监狱2007/6/2)

而图登昆桑的书也让我们可以比较和对照,图伯特传统的刑法系统在其规模与所犯的错误与不公上,比起中国当局在图伯特(以及中国本土)创造并且维持的庞大监狱与劳改制度,实在是微不足道到可以完全忽略的程度。1959年以后,单单在拉萨,就有好几座大型监狱与关押之地,如西藏军区司令部、策仁庄园、罗布林卡、扎基、古扎(也许还有一两个我没提到的),成千上万的人被关押起来,而其中至少有三个,图登都曾经待过。图登也在纳金(Nanchen)与波札木(Powo-Tramo)的劳改营里待过,他在那里,与其他数十万博巴囚犯一起被奴役,有数万人死去。我们也必须要提及,在安多与康,另有柴达木、木雅(Minya)的惹拉塘(Ragnakhag)、以及达折多(康定)北边的雅惹普(Yakraphuk)等巨型劳改营(译注10)。自不待言,我们现在所说的,都是现在进行式。

中共统治下的现在进行式,也是过去博巴在清朝统治期间,同样必须忍受的野蛮残忍、不公不义以及恐怖惊悚——直到我们在1912年独立为止。

May 17th, 2009

译注:

1:有凌迟三日,剜割三千刀之说。

2:赵尔丰,1908年清廷驻藏大臣,兼任川滇边务大臣。

3:清朝时,康熙皇帝规定了枷的上限重量为七十斤,次级的为六十斤重,长度为三尺,宽度是二尺九寸,并规定各地衙门都要案照刑部的样本进行立枷之刑。参见维基百科中“枷项”一条:枷项是将犯人绑在衙门前或市中心示众的一种刑罚,若枷的重量过高,很容易令受刑者死亡,所以枷项不但是酷刑,还是一种死刑。

4:嘉央诺布原文中是用英文拼成jaochang,教场,为军队平日操练及处决犯人的场所。本意为古时操练检阅军队之场地。唐•杨巨源《赠邻家老将诗》:“拂雪陈师祭,冲风立教场。”《西游记》第九回:“丞相领旨出朝,即往教场内点了兵,径往江州进发。”

5:应指僧格与迈禄。

6:嘉央诺布原文,应为“五刑”。《史记?李斯列传》:“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二世二年,西元前208年,具斯五刑,李斯备受五种刑法。《汉书•刑法志》:“汉兴之初……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引自李伟泰等著《史记选读》(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67页注释139。

7:并签定了《中英续定印藏条约》。

8:印第安那•琼斯,即美国冒险动作片的男主角,由哈理逊•福特主演。

9:根据梅•戈尔斯坦,贡培啦即图登贡培,于1939年被流放到工布泽拉岗地区,贵族江乐金(Changlochen)被流放到则拉宗。代本琼让(Khyungram)则是被控以密谋推翻政府,在1940年被流放到图伯特西部。

10:西藏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是最早关押所谓“叛乱分子”之处。贵族策仁的庄园,在拉萨附近,也是最早关押所谓的“叛乱分子”之处。罗布林卡,1959年 3月之后,在罗布林卡设立俘虏营,关押所谓的“叛乱分子”。纳金电站(Nanchen),位于拉萨东郊,修建于1958年。波札木(Powo- Tramo),现建成波札木公路,属于川藏公路,位于今林芝地区波密县,当年由被补的博巴所修建。木雅(Minya),今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县境内。惹拉塘(Ragnakhag),折多山以西,距康定约七十公里,1939年曾由国民党政府修建机场处,又名营官寨飞机坝。雅惹普(Yakraphuk),可能指新都桥劳改营,专门关押所谓的“叛乱分子”及四川省的重刑犯。

原文注释:

1. 白佐良《十八世纪早期的中国与图伯特》莱顿,1972年,页149。Petech, Luciano. 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XVIIIth Century, E.G. Brill, Leiden, 1972, pg 149

2. 卜正民等《千刀万剐之死》哈佛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1页。Brook,Timothy. Bourgon, Jerome. Blue, Gregory. Death By a Thousand Cu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g 251

3. 美国之音,张楠,“西藏作家质疑北京版的西藏历史”。Zhang Nan, Voice of America, Mar 29, 2009, “Tibetan Writer Questions Beijing’s Version of Tibetan History”Source: VOA,29 March, 2009.

4. 柔克义编,《萨拉特•钱德拉•达斯到拉萨与图伯特中部之旅的脚注》,1902年,第187页。Rockhill, William. ed. Footnote in Sarat Chandra Das’s Jourtney to Lhasa and Central Tibet, 1902, pg 187

5. 王圻纂辑,《三才图会》:明朝绘图类书,描绘天地人三界中的一切。南京:万历刊本,1609年。Wang Qi, ed. Sancai tuhui Illustrated compendium of the three powers [heaven, earth, humanity]. Nanking: wuyun xuan, 1609.

6. 与Lotan la的谈话,达兰萨拉,1973年11月。

7. 白佐良前引书,196页。Petech, pg196.

8. 台克曼《一位领事官员在图伯特东部的旅行》,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22年,第228页。Teichman, Eric, Travels of a Consular Officer in Eastern Tibe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22, pg 228

9. 史德文,“与图伯特东部的人们一起生活”《国家地理杂志》1921年9月号,第325页。Shelton, Albert. “Life Among the People of Eastern Tibet”,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September 1921, pg 325

10. 史德文,《图伯特历险记》,纽约。1921年。第93-94页。Shelton, Albert. Pioneering In Tibet, Fleming H.Revell, New York, 1921, pg 93-94

11. 中文的原文,应为《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年白皮书》全文。“Full Text: Fifty Years of Democratic Reform in Tibet”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9-03/02/content_10928003_4.htm

12. 华达尔《拉萨及其秘密》,伦敦,1906年,第48页。Waddell, L.A., Lhasa And Its Mysteries, Methuen & Co., London, 1906, pg 48

13. 查尔斯•贝尔《一位达赖喇嘛的画像》伦敦,1946年。Bell, Charles Portrait of a Dalai Lama, Wm.Collins, London, 1946, pg

14. 夏格巴《图伯特政治史》,耶鲁,1967年,第248页。Shakabpa, W.D.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Yale, 1967, pg 248

15. 查尔斯•贝尔《图伯特今昔》,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24年。见索引条:“图伯特废除死刑”:页142, 143, 236。中译本《西藏的过去与现在》。Bell, Charles. Tibet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4. See index: “Capital punishment abolished in Tibet, 142, 143, 236.”

16. 罗勃•拜伦《先至俄罗斯,再到图伯特》。伦敦:麦克米伦。1933年。第204页。Byron, Robert. First Russia then Tibet. London: Macmillan & Co., 1933. pg 204

17. 弗兰克•金敦•沃德《蓝婴粟之乡》,纽约:现代图书馆,2003年,页222。Kingdon-Ward, Frank. In the Land of The Blue Poppie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3. pg 222.

18. 威廉•麦卡文《伪装到拉萨》,纽约:世纪公司,1924年。第388-389页。McGovern, William. To Lhasa in Disguise. New York: Century Co., 1924. pp. 388-389.

19. 贝尔《图伯特今昔》,第236页。Bell. Tibet Past and Present., pg. 236.

20. 阿蓝•温尼顿《图伯特:旅记》,伦敦:劳伦斯&温夏有限公司,1957年。第99页。Winnington, Alan. Tibet: The Record of a Journey.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Ltd., 1957. pg99.

21.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西藏见闻》,北京:外文出版社,页110-111。 Strong, Anna Louise, Tibetan Interviews, New World Press, Peking 1959 between pg 110-111.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西藏农奴站起来》北京:外文出版社,页74-75。Strong, Anna Louise, When Serfs Stood Up in Tibet, New World Press, Peking 1965, between pg 74-75

22. 译注:目前网路上找到的相关说明:“农奴主外出时,强迫农奴像牛马一样背着他们走。”而嘉央诺布是依据1981年英文版的中国宣传作品所写:新周(编),朱力(文),《变革中的西藏》北京外文出版社,第56页。Jin Zhou, ed. Tibet No Longer Mediaeval, Foreign Language Press Beijing, pg 56.

23. 前引书,第56页。Ibid. pg 56

24. 台克曼前引书,第36-37页。Teichman, pg 36-37

25. 蕾贝卡•法兰奇《金轭--佛教西藏的法律宇宙学》(绮色佳:康乃尔大学,1995年。)第325页。French, Rebecca. The Golden Yoke: The Legal Cosmology of Buddhist Tibet, Cornell University, Ithica, 1995, pg 325

26. 唐纳德•洛佩兹《狂人的中间道路:反思图伯特僧人更顿群培的真实故事》,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3页。Lopez Jr., Donald S. The Madman’s Middle Way: Reflections on Reality of the Tibetan Monk Gendun Chope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2006, pg 43

27. 图登昆桑《中国统治下的拉萨生活回忆录》纽约:哥伦比亚大学,2007年,页51-52。Khetsun, Tubten.(translated by Matthew Akester) Memories of Life in Lhasa Under Chinese Rul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7, pg 51-52

2009年9月21日星期一

在穆斯林的Roza之日,祝福……



在穆斯林的Roza之日,祝福……



今天,伊斯兰教历10 月1日,穆斯林Roza之日(开斋节)。

想起2003年夏秋间,去哈密、吐鲁番、于田、和田、墨玉、叶城、莎车、英吉沙、喀什、巴楚、拜城、库车、塔里木河、若羌、阿尔金山……那是我后来说不出“新疆”这两个字的美丽土地。

祝福我的维吾尔友人,祝福我在路上遇见的维吾尔人,祝福在这些照片上给予陌生人微笑的维吾尔人……愿苦难如阴霾终将散去,愿和平如阳光照耀众生。

2009-9-21,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