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22日星期二

嘉央诺布 从黑暗到黎明:从清朝到独立的图伯特刑罚



这篇文章,是图伯特重要作家嘉央诺布先生所写,发表在他的博客上在此。数月前,由台湾悬钩子译就,我做了校订。迟迟未转发在我的博客上,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时间,大概现在比较合适了。此时转发,我也选贴了三张我拍摄于拉萨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雪监狱,以及北京的民族文化宫“西藏今昔”展览上的照片。


从黑暗到黎明:从清朝到独立的图伯特刑罚

From Darkness to Dawn: Legal Punishment in Tibet from Imperial Chinese Rule to Independence

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 著

台湾悬钩子 译


1728年11月1日,布达拉宫西南边不远处,帕玛日(Bamari)山前小河边的草地上,十七名博巴(藏人)被清兵的刽子手处死。十三位被砍头,两位大喇嘛被缓缓绞死。而其中主要两位犯人,噶厦的两位噶伦,阿沛与伦巴,则以一种独特的中国式处死方法,称之为“凌迟”的刑罚,求刑而死。凌迟有时候翻译为 "lingering death" (拖延死) 或者 "death of a thousand cuts" (千刀万剐之死),以一把刀子将受刑人身躯的小部份,在一段长时间里,有时甚至长达一整天(译注1),有技巧地一点一点割下来,直到他最后断气为止。凌迟这个名词,来自古籍里悠闲爬山、山势渐缓的描述。

根据历史学家白佐良的研究【注1】,被强迫观看如此恐怖场面的拉萨居民,都因此而心理深受创伤——而这也是此酷刑的目的。为了让此教训深入人心,造成人民对刑法的恐怖感,犯人的所有亲戚,包括孩子在内,也都连坐株杀,满门抄斩。一位博巴见证者,一位官员也是学者,多卡夏仲•策仁旺杰(Dokar Tsering Wangyal),在五年后写道,即使经过了这一段时间,回想起该次事件,他仍然觉得难过不安。图伯特(西藏)的摄政颇罗鼐,也因该场景而感到极度挹郁,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在拉萨的各大寺院佛殿供养、点酥油灯,以超度死者的亡灵。而事实上,这两位被处死的噶伦,都是他在内战中的对手,而这次的内战也是清廷派军队进入图伯特的理由,并因此强化了清朝在图伯特建立的藩属系统。

这种死刑方式,在中国本土大概从公元九百年开始出现,一直到1905年被正式废除为止。但哈佛大学最近出版的一本对凌迟的研究里,作者们提到凌迟之刑在图伯特东部,一直到1910年都还在执行,由赵尔丰(译注2)所下令。康巴说到中国兵“会让人慢慢死亡,把身体一次一小片割下,直到心脏,而生命终了为止。”作者们认为“此刑可能被当成军事紧急措施,而受到批准。”【注2】

博巴诗人与了不起的博客作家,唯色(Woeser),在最近的一次访问中,驳斥了中国官方有关“野蛮封建农奴制”的宣传(一成不变地由理论上曾经在图伯特使用的刑具,比如站笼、脚铐、脖子枷、用于挖眼睛的石头帽和尖刀等展览所“证明”),她说:“西藏一些最残忍的刑具,都是当时的驻藏大臣从内地带过去的。”【注3】



(唯色拍摄于拉萨雪监狱2007/6/2)

在这方面,中国对图伯特刑具最突出的贡献,是“木枷”,此物在欧洲人描写中国的纪录里,称之为 cangue。它有点像西方的 pillory (颈手枷),只是木枷并不是固定在地上,而必须由囚犯四处扛着走。在图伯特,它被恰如其分地称为 gya-go,意为“中国门”,并且广为驻藏的清廷官员所使用。木枷除了限制人行动很有效果外,也因为很重,所以成为相当痛苦的惩罚方式(译注3)。传统图伯特限制犯人行动的器具,是脚镣(kang-chak)。美国学者柔克义(William Rockhill)注意到“中国式的木枷处罚方式,图伯特现在广泛地采用了,戴着它的犯人也都绑着很沉重的铁链。木枷在博盖(藏语)里称之为 tse-go【注4】。而 tse-go之名大概是康巴的称法。

另外一种由中国人引进至图伯特的刑法折磨与处罚,就是夹手指的刑具(译按:“拶指”)。这种刑具,跟其他刑具一起,也在今年北京的“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年大型展览”里出现,展厅还可以看到黑白照片,“证明”旧西藏的野蛮。然而这个所谓的西藏刑具,连博盖的名字都没有,但我们在明朝关于此类物品的一本图解要略里可以看到同样的拶指工具【注5】。





但以砍掉人头的处死刑罚“杀头”,大概是驻图伯特的中国大官最寻常用来处罚违抗他们的人了。当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到印度时,各种反抗中国清廷统治的抗暴行动与反叛行为,开始纷纷发生,这种形式的惩罚在1910年代变得特别盛行。根据当年一位老僧的说法,他自称曾经目睹在日喀则的中国教场(译注4)执行死刑的场面,他说那位被判刑的博巴,被迫跪在地上,由一个清兵拉扯他的头发,使他的脖子伸长,好让刽子手的大刀容易下手【注6】。

1728年的事件,导致了安班,或称驻藏大臣,其衙门在拉萨成立。首任的两位安班,博伊(藏文)的史料称之为Seng Ta-zing(僧大人)与Me Ta-zing(迈大人)(译注5),在图伯特首先彻底地整顿了军事与行政制度,似乎也是由他们引进中国式的刑法处分——并与图伯特传统的处罚方式并行。然而中国的处罚方式显然可以更有效率地让博巴屈服。白佐良所写的十八世纪图伯特史里,所下的结论是清廷在图伯特立威的基础虽然很多,但“1728年的血淋淋镇压,在图伯特贵族心目中所引起的恐惧”肯定为其中之一【注7】。

但中国的独裁专制以及刑法恐怖,大概在图伯特东部感受特别深刻,不只是清朝时期,在民国时期,及稍后的军阀割据时也一样。安排1918年在康省进行图伯特与中国军队和谈的英国外交官台克曼(Eric Tichman),引用一位欧洲传教士的说法写道:“所有已知的折磨方法,都用在这里的博巴身上了,凌迟、剥皮、烹刑、车裂等等。”【注8】



我不久前翻阅《国家地理杂志》(1921年9月号)有关于图伯特东部民风人情的报导,看到了一张照片,拍的是寺院里用来给僧人煮茶的大铁锅。照片下面的文字是这样解说的:“曾经被中国人用来活煮博巴的大铁锅。”【注9】文章的作者史德文医生(Dr. Albert Shelton),并没有提供更进一步的讯息,但是我在史医师所著的《图伯特历险记》(Pioneering in Tibet)里找到了一段详细的纪录。他是在察雅地区看到这个阴森恐怖的大铁锅。当地驻军的指挥官,一个中国上校,捉到了45名或50名左右的博巴,为了使博巴对他感到害怕恐惧,他把其中三人捆绑起来,把他们放在这个大锅里,装满冷水,然后慢慢地将水煮滚。而这三人煮熟后,尸体就拿去喂动物。史德文本人还亲眼见到“毫无遮盖、躺在附近石块上的三具骨骸,骨头上的肉被狗啃光。有人则被泼洒油活活烧死。有人的手被砍断,被遣返回家,以警告其他的亲友。还有人被带出去,双手双脚分别捆绑于犁牛之上,受撕裂而身首异处。”【注10】

这里应该说明,古代的图伯特律法,一般都说是天子松赞干布所作,第一任帕木竹巴的君王所修改,而稍后由五世达赖喇嘛与第司•桑杰嘉措再订正之,确实明列着极刑的严厉形式,例如对罪大恶极者的溺刑(淹死)、或者用乱箭射死。但我们这里所说的,是古代,是“叛国者”在伦敦被“绑在木板上,以马拖行至刑场,吊脖子、活活剖腹、将内脏挖出、切下生殖器,切下来的器官在他面前焚烧,砍头、身体再切成四大块”(hanged, drawn and quartered);是异端在意大利与西班牙的宗教大裁判后,被绑在木柱上烧死;在日内瓦,被卡尔文教派的人杀死;而“女巫”在美国麻州,还受各种折磨并且吊死。当然了,在二十世纪初期,清末的北京还有人被凌迟至死。

图伯特最后一次以溺刑执行死刑的纪录,是在1884年,当时的图伯特政府令(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生钦喇嘛接受淹死之刑,因为他协助了英国的间谍与学者,萨拉特•钱德拉•达斯(Sarat Chandra Das)在图伯特旅行。律法里面还规定其他比较轻的处罚,例如一再犯行,其处罚是砍断右手,或者斩断脚筋,但稍后这些刑罚在整个图伯特境内都被废止了。

砍手砍脚这回事,是中国当局与他们的西方文宣打手,拿来指控达赖喇嘛与他的政府的标准罪名之一。当然,他们从来不曾提起的是,这类的刑罚,还包括死刑在内,早在1913年的图伯特已经被废止了——这是一个特别重要但一直受到(北京与达兰萨拉)忽略的历史事实,而我们在下文会详细讨论。中国的宣传刊物、影片以及展览,永远不忘突出被砍断的四肢、头盖骨、骨制器具、人的大腿骨制成的号角等等照片,以证明他们的论点。读者们也许会记得,在1970年代与 1980年代,他们还曾指控达赖喇嘛处死了108名处女,把她们的大腿骨来拿做法器的事情。

往往让人感到困惑的是,这样残酷的惩罚发生在图伯特受清廷管辖之时,到底是依照古老的图伯特律法,还是中国统治下所引进的中国式刑罚?把人的肢体切下来,的确很符合中国的古老刑罚,称之为“五痛苦”(译注6),此刑为秦朝时有名的法家与丞相李斯所发明,把受害者的鼻子切下,再切下一手与一脚,接者再施宫刑,最后再腰斩。李斯本人在公元前208年,也极具讽刺地受此刑而死。

但也许比起找出这样的刑罚起源地更重要的,应该是在谁的政治统治之下——是图伯特?还是中国?——这样的刑罚才加诸在博巴身上?这个问题之重要,在于它就是中国所称“西藏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主要“明证”:从1700年至1912年期间,图伯特是由清朝管辖的。

如此一来,很能显露北京与其西方宣传家的真正用意,他们只要一提起旧图伯特政府与社会的“残酷与野蛮”,屡屡引用的材料往往局限于那些于1912年图伯特独立之前,前来高原旅行的欧洲人。他们喜欢引用的作家,包括华达尔(L.A. Waddell)、兰登(Percival Landon)、埃德蒙•坎德勒(Edmund Candler)及欧康纳上校(Captain WFT O’Conner),这些人在1912年前的各式活动里,唯一共同都做过的,就是伴随1904年英国入侵的军队,并且为了使帝国主义暴力入侵图伯特的行径有合理的藉口,于是在他们的写作里妖魔化图伯特的社会与制度。

北京当局于2009年3月2日所发布的纪念“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年”的公开声明里,其中一段名为“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一开头就大量引述英国记者埃德蒙•坎德勒的描述,文章中把他写实地形容为“关于旧西藏的社会形态,1904年到过拉萨的随军记者……有详细的记载”【注11】。他实际上是《每日邮报》(Daily Mail)的战事特派员,并且被“打入”英军里面。还有,他在古鲁的第一役里,就被拿刀的图伯特民兵给严重砍伤了。所以,他不但不是个中立客观的见证者,他甚至在图伯特待的时间也不长。



(唯色拍摄于北京民族文化宫2009/3/6)

那个时期,博巴开始挑战清廷的统治,但不管他们在政治上变得多有自信,若中国人不被驱逐出去,他们当然无法在图伯特的行政与法律系统上作出改变。中国的刑求与砍头系统,一直要到1912年拉萨的中国驻兵最后投降,并被遣送到印度方告终结。

有很多证据显示,年轻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他的官员,不只想要免于中国的政治统治,还想要使图伯特不必再行使中国的法律与处罚。1893年12月,英国人与中国人在大吉岭举行了图伯特贸易规范谈判(译注7)。博巴被故意排除在谈判之外,但噶厦派了噶伦夏札到大吉岭去监督会议的过程。英国人认为夏札的出现唐突无礼,故意让他在众目睽睽下受到羞辱,此事我曾经在另外的文章里写过。华达尔当时人在大吉岭,他采访了夏札好几次。夏札反过来要求华达尔提供英国的“刑事、警察、民事等法规”,他想要带回拉萨,以“……改善政府”。华达尔遵从了这个请求,并且给了他一份英国/印度司法系统大致内容的翻译。根据华达尔的记载,夏札对于其中不强迫被告做出对自己不利的证词,印象特别深刻,并且惊呼:“唉呀!我们跟中国人学,于是做的事刚好相反,我们折磨被告,直到他认罪为止!”【注12】

达赖喇嘛对他的国家的未来充满了文明开化的宏图设计,第一个清楚的指标紧接着在他1895年亲政之后发生。刚刚下野的摄政第穆仁波切,开始与两位侄子,罗布次仁与洛桑顿丹密谋要谋杀达赖喇嘛。事机败露,第穆及他的两个侄子被逮捕。非常愤怒的国民大会(tsongdu),希望处死他,但达赖喇嘛拒绝了他们的决议,并且宣布他基于佛教的原则,反对死刑作为惩罚。梅•戈尔斯坦教授重述了他听到的一个谣言,说第穆在监狱里秘密地被杀死。可能有一个太过冲动的官员做了这样的事情,但除了谣言以外,此事没有其他的证据可以为凭。查尔斯•贝尔爵士所写的伟大的十三世传记里,写到达赖喇嘛告诉他:“……直到他逃到印度为止,不管罪行如何,他都不准被施行死刑。”【注13】

而他结束流亡回到拉萨后,藏历水牛年(1913年)4月8日,在他宣布独立的诏喻里,他也宣告终止任何我们现在称之为“残酷和非常的刑罚”(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s)——这是除了之前废除死刑外,又另外加诸的。他的诏告讲得非常清楚:“还有,过去砍断民众的肢体是一种惩罚的形式。从今而后,这种严厉的惩罚一律禁止。”【注14】这份诏喻的副本被送到图伯特各处,而每一地区的官府里都留有一份副本。

查尔斯•贝尔在他的《图伯特今昔》一书的索引页里,提供了三个提到“图伯特罢黜死刑”的地方【注15】。著名的英国旅行作家、艺评家与历史学家罗勃•拜伦(Robert Byron),在1930年代旅行到图伯特,实事求是地写道:“死刑现在已经被废除了。”【注16】即使是在图伯特境内偏远的地方如察隅,植物收藏家弗兰克•金敦-沃德(Frank Kingdon-Ward),描述发生在1937年的一件政府信差被谋杀的案子,特别说起地方的裁判官没有权力判决死罪。金敦-沃德因此下了一个结论:“……现在的图伯特政府,取消了二十五年前流行的将罪犯砍断手的野蛮作法,现在摆荡到另一个极端,不愿意把人宣判死刑了。”【注17】

美国的人类学家威廉•蒙哥马利•麦高文(William Montgomery McGovern,他可能就是激发印第安那•琼斯角色创作之原型(译注8),1922 年伪装成苦力旅行到拉萨,不只提到了死刑的废除,还说明达赖喇嘛认为这样的处罚与佛教不相容。他也写道,“法律上,现在就任何罪行,裁判官只能判鞭笞、或者流放,包括谋杀在内。拉萨的裁判官说这些判决不够重,无法吓阻其他的犯行者,并且对旧制取消表示惋惜。”【注18】

查尔斯•贝尔也提到尼泊尔反对图伯特废除死刑,因为有几件案子是博巴谋杀了尼泊尔人,结果刑罚被判得比较轻。一位“高阶的图伯特官员”告诉贝尔:“尼泊尔当局要求我们必须把那些博巴处死。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同意。”【注19】

阿蓝•温宁顿(Alan Winnington),是图伯特在被中共“解放”后,被允许进入的第一位左翼欧洲记者,当时图伯特司法系统尚未“改革”,“拉萨市长也是主要的裁判官”米本廓卡(Gorkar Mepon)对他说:“图伯特已于好些年没有实施过死刑了。”温宁顿讨论着“比较轻的处罚”如砍手,但却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但这样的事情,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做过。”米本坚持道【注20】。

虽然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之中,不免有缺失与偶然的退步,我们却一定得阐扬其实践乃真正的重大与不朽,并肯定它傲人的成就。图伯特是世界上最早废除死刑的国家之一。当然,现在死刑在美国与英国仍然存在,也在佛教国家如斯里兰卡与泰国存在。在后两个国家里,据说佛教徒的感情,可以用透过帘幕射杀罪犯而获得舒缓。日本仍然还有死刑,而不丹一直到2004年才废除它。

即使违背或违反达赖喇嘛革命性的法律决定的例子里,也能明确地告诉我们,博巴对伟大十三世的理想是如何戮力以赴,深信不疑。1924年,有一位军人因为受惩罚而死,图伯特军队的指挥官擦绒(Tsarong),虽曾救过达赖喇嘛性命,不但遭降职,还被永久解除了他的军事职务。

1913年以后,不只再也没有死刑的执行纪录,而唯一“残酷与非常”的处罚纪录,也能说明该项法律在图伯特已经如何深植人心。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几年,官员龙夏试图发动暴力政变。他举事失败后,许多政府官员都希望把龙夏处死,但法律却阻碍了他们。所以龙夏被判以较轻的处罚,那就是双眼被摘除。然而其过程却错误百出,因为这样的处罚早就被束之高阁,多年不用,即使那位相对反图伯特的学者梅•戈尔斯坦也说,就连过去专事处决犯人、也施行过各种刑罚的人,都觉得要再这么做实在是太难了,所以他们“……告诉政府,他们之所以能够这么做,只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亲曾经告诉他们,过去是怎么处理的”。

除了这个例子以外,事实上,图伯特没有任何其他以“挖眼”或截肢来惩罚罪犯的纪录。阿蓝•温尼顿在他的书里没有提到任何这样的例子。中国最主要的美国共产党文宣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经在图伯特旅行并且写了两本书,虽然大量重覆了许多暴行的例子,她的两本书里,唯一瞎眼男人的照片却是同一张【注 21】。斯特朗没有提供这个人的名字,却说他“被叛乱分子弄瞎了双眼,因为他帮助解放军修路”。一本1981年出版的中国宣传图册里,也有一张“被叛乱分子挖眼的牧人”照片【注22】。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在中国的文宣材料里看到任何一张照片,是有人受图伯特政府的处罚而被弄瞎的。即使那些“被叛乱分子弄瞎”的说法,也必须谨慎小心地看待,因为除了这一行文字之外,似乎没有任何受害者或罪行的其他细节存在于别的地方可供考证。

中国的这种宣传里面,永远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对于所谓图伯特旧社会暴行的说法,完全缺乏任何明确的细节。不只所谓的受害者没有名字,更令人奇怪的是,连犯下如此恶行者的名字——封建领主或是地方裁判官——也都丝毫未提。中国人拥有图伯特法庭的整套完整旧纪录。然而我所知道,没有任何一位图伯特贵族、官员或裁判官曾经被明确地控以挖别人的眼睛、切断别人的手或脚的罪名。成千上万的博巴被控以“反革命分子”与“分裂分子”罪名而被处死,但我从来没有听说任何一位图伯特贵族或裁判官,是因为执行了这些中国文宣里所讲的“残酷而野蛮”的折磨或罪行,而被处死。即使是那些折磨人的刑具,如此珍惜地被展示于博物馆,却都没有注明任何起源与出处。解说文字里,从来没有提起,是从哪个人、哪座监狱或哪座法庭取来的这些刑具,或者是在哪个时期,这些刑具曾经被使用。

而能说的说完,该做的做尽以后,中国那些有关于“吃人的农奴制度”的宣传几乎等同于没有:一再重覆的刑具老照片(很多都是来自中国),还有人的大腿骨与头盖骨,都可以轻易在加德满都、纽约、新德里,近日甚至在北京、香港、上海的古董店里买到。

虽然并不是直接有关,但我几乎在每一个中文宣传出版品里一定会看见,有一个实在是太假的虚伪的指控,我必须在这里提起(并且以后不会再重述)。那就是一张博巴男子背着另一位博巴的照片。其下的说明文字描述:“背着官员在背上——农奴被强迫进行的许多差役之一。”【注23】首先,那个被背的人,从服装看起来,明显不是什么官员。第二,捏造出这种谎言的北京真理部干部,大概不了解博巴都擅长骑马,而图伯特是一个产马的地方。所有的博巴都会骑马,包括女人、小孩、老人与喇嘛。只有乞丐与朝圣者步行,而后者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的朝圣之旅会因为这样更有功德。即使是达赖喇嘛,在旅行时也是骑马的,有时候是骑没有角的犁牛(nalo)。他拥有一乘官轿(是中国皇帝赠送的礼物),但只有在拉萨的某些正式典礼时才会使用。遍及整个图伯特,再也找不到另外的轿子。 1912年以前,安班的交通工具是官轿,而其他的中国官员,不论在图伯特或在康省,也都是坐轿子。

事实上,有些学者认为赵尔丰在图伯特东部之所以战功彪炳,就是因为他不像其他中国官吏,黏在轿子上、手不离鸦片烟管的缘故:他是一个会跟手下同甘共苦的强硬领袖。台克曼写说赵尔丰“不像有点娘娘腔又爱享乐的四川人,他讨厌坐轿子,并且骑着马在图伯特东部四处跑。”【注24】

骑马的赵尔丰也许是值得钦佩的,但这里也许应该再度指出,在博巴这方面,每个人——最高阶的喇嘛、贵族、嬷啦(老太太)、仕女甚至图伯特东省的省长本人,不是骑马就是走路。

以人类来抬其他人类的风俗习惯,显然是中国的,不是图伯特的。中国传统的交通工具,大体上是由抬椅、轿子与黄包车所组成的,全都是靠中国的苦力来扛或拉的。老舍著名的小说《骆驼祥子》,就是令人心酸地描述其中一位罹患肺结核、吸鸦片、以拉车为业的人的悲惨生活。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我在拉萨的一个表亲(因阶级成份不好)被指定拉木板车(therka)的工作。超过二十载的日子里,他在圣城各处,拉过建筑材料、农产品、客人,现在手上还有厚茧可以证明。

如果你翻阅1913年以后,共产党入侵之前所写成的图伯特游记,不论是欧洲人或中国人所写的,先前纪录中所见到的残酷的惩罚,似乎都消失了。海恩里希•哈勒读了大部分早期英国旅游者的负面描述,写道:“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残忍的处罚。随着时间的过去,博巴似乎变得更慈悲为怀。我记得看过一次公开鞭笞,那时候心里还想实在打得不重。”

查尔斯•贝尔也说了类似博巴愈来愈绅士、文明的话,并且在这里或那里暗示着这都是因为与英属印度接触,才得到的文明影响。史德文说得更直白,他说就是因为达赖喇嘛与图伯特官员流亡大吉岭,因此吸收了英国的风俗与法律,才有如此的转变。我们也许在某个程度上可以同意贝尔与史德文,然而我们也必须记得英国人当时在印度与其他殖民地,还把许多土著用绞架绞死。所以十三世达赖喇嘛决定要废除死刑,不可能真的是受到英国模式的影响。

图伯特的法律制度,即使经过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改革,显然仍然不完美,也有腐化,而许多惩罚仍然非常暴虐。例如图伯特的标准处罚,以皮鞭鞭笞犯罪者。这个比不上英国皇家海军用的“九尾鞭”( the cat-o’ nine tails,用在英国海军与监狱,直至1957年),有时候英国人在鞭尾加上钢球或铁刺,以增加鞭挞的伤势。

而图伯特的死亡人数也大幅降低,因为受刑人被鞭打的部位改为臀部而不是背部。然而以今天的标准而言,它还是无可否认的残酷刑罚,而我也不认为这样的行为可以辩解,即使它是在1950年前的图伯特实施的,即使今日许多非洲与亚洲的国家仍然还有这样的惩罚:包括巴基斯坦、阿富汗、马来西亚、沙乌地阿拉伯……,当然还有中国——中国的已经现代化,现在用的是电棍。

图伯特的监狱肯定也不是什么愉快的地方。但除非在受审时间里,关押犯人在图伯特大部份地方都是不实施的,因为所费不赀,还会衍生很多问题。根据唯色的说法,拉萨只有两个小监狱,“它们各自只容得下大约二十人左右。”另外一个谈到图伯特司法系统的消息来源,也提到拉萨的雪(Shol)监狱,空间很小,只能够容纳“三十到五十个人”,而主要的城市如朗孜厦监狱,只有两间囚室,还有一间地下室,大概能容纳的人不超过三十个【注25】。罪犯通常是用脚镣来限制行动,并受允许在城里面四处游走,没有人看管,以乞讨为生。而重要的政治犯则被放逐到图伯特西部或南部,就像贡培啦、江乐金、代本琼让(译注9)以及其他人。只有少数几个个案里,政治犯才会真正被关在拉萨的监狱里。像龙夏被关了四年,而更顿群培被关了三年。

根据唐纳德•洛佩兹的研究,更顿群培被关在拉萨城监狱里时,他“……得到楼上的一个另外房间,并且可以从朋友那里得到食物、床具。”后来他被移转到雪监狱。虽然那里的物质条件比较差,但他受允许得到书写的工具。他继续写作《白史》,还写信,也写诗。在他获释后,政府“给他提供了祖拉康旁边的房间,就在农业部的上面,给他提供金钱与青稞的生活津贴,指示他继续写作《白史》。他却没有继续下去。”【注26】我提这件事,不是为了美化图伯特政府对此位大学者的对待,而是要跟中国监狱的状况比较。在中国的监狱,有人曾在劳改营里写诗或写历史的吗?

而大赦在图伯特也并非不常见,当所有的囚犯被释放,法庭与监狱空无一人后,就打扫清洁并且饰以吉祥的白粉图案。而此事发生的时机,是在认证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举行他的坐床大典、或者适逢他的本命年(kag, “噶”)之时。也会在摄政上任时、国家有难时、或者举国庆祝佳节时发生。

中共宣传的“布达拉宫充满毒蝎的恐怖地牢”也是天方夜谭。拉萨的监狱可能有几只蝎子与蜘蛛,就好像任何潮湿的地方都有一样。龙夏曾跟他的儿子抱怨这些小生物。一位拉萨市民,图登昆桑,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一支中国文宣队如何在拉萨的一座监狱拍照与摄影,他们事先在监狱里放置骨骸与蝎子。“雪居委会要孩子们收集蝎子,好拍摄宣传电影。但当他们要拍的时候,蝎子不肯乖乖待在它们被放在尸体的原来位置上,一直逃到墙壁的洞里去,所以只好在拍摄时用看不出来的线绑住它们的脚,才能固定在同一个地方。”【注27】



(唯色拍摄于拉萨雪监狱2007/6/2)

而图登昆桑的书也让我们可以比较和对照,图伯特传统的刑法系统在其规模与所犯的错误与不公上,比起中国当局在图伯特(以及中国本土)创造并且维持的庞大监狱与劳改制度,实在是微不足道到可以完全忽略的程度。1959年以后,单单在拉萨,就有好几座大型监狱与关押之地,如西藏军区司令部、策仁庄园、罗布林卡、扎基、古扎(也许还有一两个我没提到的),成千上万的人被关押起来,而其中至少有三个,图登都曾经待过。图登也在纳金(Nanchen)与波札木(Powo-Tramo)的劳改营里待过,他在那里,与其他数十万博巴囚犯一起被奴役,有数万人死去。我们也必须要提及,在安多与康,另有柴达木、木雅(Minya)的惹拉塘(Ragnakhag)、以及达折多(康定)北边的雅惹普(Yakraphuk)等巨型劳改营(译注10)。自不待言,我们现在所说的,都是现在进行式。

中共统治下的现在进行式,也是过去博巴在清朝统治期间,同样必须忍受的野蛮残忍、不公不义以及恐怖惊悚——直到我们在1912年独立为止。

May 17th, 2009

译注:

1:有凌迟三日,剜割三千刀之说。

2:赵尔丰,1908年清廷驻藏大臣,兼任川滇边务大臣。

3:清朝时,康熙皇帝规定了枷的上限重量为七十斤,次级的为六十斤重,长度为三尺,宽度是二尺九寸,并规定各地衙门都要案照刑部的样本进行立枷之刑。参见维基百科中“枷项”一条:枷项是将犯人绑在衙门前或市中心示众的一种刑罚,若枷的重量过高,很容易令受刑者死亡,所以枷项不但是酷刑,还是一种死刑。

4:嘉央诺布原文中是用英文拼成jaochang,教场,为军队平日操练及处决犯人的场所。本意为古时操练检阅军队之场地。唐•杨巨源《赠邻家老将诗》:“拂雪陈师祭,冲风立教场。”《西游记》第九回:“丞相领旨出朝,即往教场内点了兵,径往江州进发。”

5:应指僧格与迈禄。

6:嘉央诺布原文,应为“五刑”。《史记?李斯列传》:“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二世二年,西元前208年,具斯五刑,李斯备受五种刑法。《汉书•刑法志》:“汉兴之初……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引自李伟泰等著《史记选读》(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67页注释139。

7:并签定了《中英续定印藏条约》。

8:印第安那•琼斯,即美国冒险动作片的男主角,由哈理逊•福特主演。

9:根据梅•戈尔斯坦,贡培啦即图登贡培,于1939年被流放到工布泽拉岗地区,贵族江乐金(Changlochen)被流放到则拉宗。代本琼让(Khyungram)则是被控以密谋推翻政府,在1940年被流放到图伯特西部。

10:西藏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是最早关押所谓“叛乱分子”之处。贵族策仁的庄园,在拉萨附近,也是最早关押所谓的“叛乱分子”之处。罗布林卡,1959年 3月之后,在罗布林卡设立俘虏营,关押所谓的“叛乱分子”。纳金电站(Nanchen),位于拉萨东郊,修建于1958年。波札木(Powo- Tramo),现建成波札木公路,属于川藏公路,位于今林芝地区波密县,当年由被补的博巴所修建。木雅(Minya),今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县境内。惹拉塘(Ragnakhag),折多山以西,距康定约七十公里,1939年曾由国民党政府修建机场处,又名营官寨飞机坝。雅惹普(Yakraphuk),可能指新都桥劳改营,专门关押所谓的“叛乱分子”及四川省的重刑犯。

原文注释:

1. 白佐良《十八世纪早期的中国与图伯特》莱顿,1972年,页149。Petech, Luciano. 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XVIIIth Century, E.G. Brill, Leiden, 1972, pg 149

2. 卜正民等《千刀万剐之死》哈佛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1页。Brook,Timothy. Bourgon, Jerome. Blue, Gregory. Death By a Thousand Cu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g 251

3. 美国之音,张楠,“西藏作家质疑北京版的西藏历史”。Zhang Nan, Voice of America, Mar 29, 2009, “Tibetan Writer Questions Beijing’s Version of Tibetan History”Source: VOA,29 March, 2009.

4. 柔克义编,《萨拉特•钱德拉•达斯到拉萨与图伯特中部之旅的脚注》,1902年,第187页。Rockhill, William. ed. Footnote in Sarat Chandra Das’s Jourtney to Lhasa and Central Tibet, 1902, pg 187

5. 王圻纂辑,《三才图会》:明朝绘图类书,描绘天地人三界中的一切。南京:万历刊本,1609年。Wang Qi, ed. Sancai tuhui Illustrated compendium of the three powers [heaven, earth, humanity]. Nanking: wuyun xuan, 1609.

6. 与Lotan la的谈话,达兰萨拉,1973年11月。

7. 白佐良前引书,196页。Petech, pg196.

8. 台克曼《一位领事官员在图伯特东部的旅行》,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22年,第228页。Teichman, Eric, Travels of a Consular Officer in Eastern Tibe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22, pg 228

9. 史德文,“与图伯特东部的人们一起生活”《国家地理杂志》1921年9月号,第325页。Shelton, Albert. “Life Among the People of Eastern Tibet”,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September 1921, pg 325

10. 史德文,《图伯特历险记》,纽约。1921年。第93-94页。Shelton, Albert. Pioneering In Tibet, Fleming H.Revell, New York, 1921, pg 93-94

11. 中文的原文,应为《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年白皮书》全文。“Full Text: Fifty Years of Democratic Reform in Tibet”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9-03/02/content_10928003_4.htm

12. 华达尔《拉萨及其秘密》,伦敦,1906年,第48页。Waddell, L.A., Lhasa And Its Mysteries, Methuen & Co., London, 1906, pg 48

13. 查尔斯•贝尔《一位达赖喇嘛的画像》伦敦,1946年。Bell, Charles Portrait of a Dalai Lama, Wm.Collins, London, 1946, pg

14. 夏格巴《图伯特政治史》,耶鲁,1967年,第248页。Shakabpa, W.D.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Yale, 1967, pg 248

15. 查尔斯•贝尔《图伯特今昔》,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24年。见索引条:“图伯特废除死刑”:页142, 143, 236。中译本《西藏的过去与现在》。Bell, Charles. Tibet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4. See index: “Capital punishment abolished in Tibet, 142, 143, 236.”

16. 罗勃•拜伦《先至俄罗斯,再到图伯特》。伦敦:麦克米伦。1933年。第204页。Byron, Robert. First Russia then Tibet. London: Macmillan & Co., 1933. pg 204

17. 弗兰克•金敦•沃德《蓝婴粟之乡》,纽约:现代图书馆,2003年,页222。Kingdon-Ward, Frank. In the Land of The Blue Poppie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3. pg 222.

18. 威廉•麦卡文《伪装到拉萨》,纽约:世纪公司,1924年。第388-389页。McGovern, William. To Lhasa in Disguise. New York: Century Co., 1924. pp. 388-389.

19. 贝尔《图伯特今昔》,第236页。Bell. Tibet Past and Present., pg. 236.

20. 阿蓝•温尼顿《图伯特:旅记》,伦敦:劳伦斯&温夏有限公司,1957年。第99页。Winnington, Alan. Tibet: The Record of a Journey.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Ltd., 1957. pg99.

21.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西藏见闻》,北京:外文出版社,页110-111。 Strong, Anna Louise, Tibetan Interviews, New World Press, Peking 1959 between pg 110-111.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西藏农奴站起来》北京:外文出版社,页74-75。Strong, Anna Louise, When Serfs Stood Up in Tibet, New World Press, Peking 1965, between pg 74-75

22. 译注:目前网路上找到的相关说明:“农奴主外出时,强迫农奴像牛马一样背着他们走。”而嘉央诺布是依据1981年英文版的中国宣传作品所写:新周(编),朱力(文),《变革中的西藏》北京外文出版社,第56页。Jin Zhou, ed. Tibet No Longer Mediaeval, Foreign Language Press Beijing, pg 56.

23. 前引书,第56页。Ibid. pg 56

24. 台克曼前引书,第36-37页。Teichman, pg 36-37

25. 蕾贝卡•法兰奇《金轭--佛教西藏的法律宇宙学》(绮色佳:康乃尔大学,1995年。)第325页。French, Rebecca. The Golden Yoke: The Legal Cosmology of Buddhist Tibet, Cornell University, Ithica, 1995, pg 325

26. 唐纳德•洛佩兹《狂人的中间道路:反思图伯特僧人更顿群培的真实故事》,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3页。Lopez Jr., Donald S. The Madman’s Middle Way: Reflections on Reality of the Tibetan Monk Gendun Chope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2006, pg 43

27. 图登昆桑《中国统治下的拉萨生活回忆录》纽约:哥伦比亚大学,2007年,页51-52。Khetsun, Tubten.(translated by Matthew Akester) Memories of Life in Lhasa Under Chinese Rul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7, pg 51-52

18 条评论:

  1. 博主,既然如此苦心作文,為何不讓RSS訂閱全文輸出呢?難道博主不了解大陸的網絡政策?給讀者方便,才會讓文字被更廣泛閱讀,不是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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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以前读过这个文章的英语正本,也想过把它翻译成汉文该多好。只通过中共宣传学到西藏历史的中国人一定要读这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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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你來,做唯色的守護人

    文/懸鉤子

    我是去年五月時才認識唯色的。所以不是什麼少年的詩友,真摯的童侶。然而,真的曾經與她談起童年的事,她問我:「小時候都看什麼卡通?」我回答,日本卡通,如小甜甜無敵鐵金鋼小叮噹等等。我說:「那妳呢?大概是看《農奴》長大的吧?」她笑了,真的是看《農奴》長大的呢!

    我們是那麼不相同,卻又那麼相同。不相同,可不是她曾經是「祖國的鮮花」、「社會主義的接班人」,在海峽的彼岸?可不是我曾經唱反共歌曲,寫「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作文,穿著軍服在操場上踢正步,在海峽的此岸?相同的是我倆不約而同,都對於從小到大被填鴨的這一套深為反感,亟於改變,而願意深刻思索,辨明價值與真理,留下丁點雪泥鴻爪?

    不同的是,唯色是博巴,背負著圖伯特的哀愁與憤懣,族人的真誠心願,家鄉的慇切期盼。就我而言,台灣島嶼上的血與火,早已有前輩為我一肩擔起,有學長姐早一步奔走呼嚎,成仁取義,所以我得以享受他們爭取而來的成果。

    如果台灣島嶼近幾年已是眾聲喧嘩,相比之下,唯色的聲音一直是孤單的聲音。專制的鐵蹄下,人們沉默,多所顧忌,有時不為自己,也為家人而屈服於沉重的壓力。不願屈服者,被權勢者逮捕下獄,消失在無際的黑暗裏。在那樣的沉默靜寂黑暗裏,唯色是明亮而純潔的光,是堅定執著的警世之聲,揭穿謊言,刺痛良心,如果還有良心的話。

    我不能讚美唯色更多。不能想像她夙夜匪懈,孜孜不倦地在燈光下,在書桌前寫出一篇又一篇的佳作,是怎麼樣的動力在驅策她?是怎麼樣的憂心、憐憫、勇氣,使她寫出一篇篇情理俱在,有追求有挑戰,又不狂不狷的文章?

    然而即使如唯色的溫和與理性,在此倉皇的政治時局裏,並不是沒有危險的擔保品。在專制者的眼中,不跟別人唱同調,就是罪大惡極,就是觸犯國法。

    於是,我時時刻刻擔心著唯色。竟然,我的擔心也並非想像或偏執,唯色在中國的網站上被點名攻擊惡罵,七月二十二日,被約談,九月十一日再被警察威嚇。

    怎麼辦?怎麼辦?我憂心如焚。我曾就教於圖伯特與中國觀察的兩位資深前輩,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的史伯嶺教授、傑出的博巴作家嘉央諾布,他們認為,最要緊的是,不能讓唯色消失了,不能讓中國的警察以為唯色是不重要的,沒有人關心的,所以他們可以為所欲為。

    因此,我在這裏鄭重的請求,台灣的友人們、友站部落格,曾經讀過唯色的書、看過唯色的文章,關心圖伯特、對民主與正義還有所秉持的大家,「你來,做唯色的守護人」。我的提議很簡單:幫助唯色博客的人氣,把唯色博客的點擊率衝上一天萬點的新高,並且持續一個月。我想,對很多人來說,這可以只是舉手之勞,但對唯色,對唯色的友人,對博巴,對維吾爾,可是意義重大。你可曾想像一隻蝴蝶的翅膀,竟然可以掀起遙遠處的濤天巨浪?你可曾想像,你小小的動作,竟可以讓別人有所顧忌,不敢為惡的警告?

    認識唯色一年多,我知道千載而後,那些利欲薰心的當權者很快就會成為糟粕,然而唯色所照亮的,是不能忘記的,不會被忘記的,「因為愛與同情是永恆的」,「因為自由與民主是不可修正刪改的,在任何艱苦的年代」,因為「你來,做唯色的守護人」。


    台灣懸鉤子寫於2009年英國的初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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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楼朋友,我设置了RSS订阅全文输出,难道没有奏效吗?可否教我如何正确地设置RSS订阅全文输出?我当然希望更多的读者读到我的博客,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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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凌迟---Stripps of clothing to hang to death.

    not what you imag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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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阿佳唯色啦,不要怕,我们时刻都在保守着您。全世界都在看着您。若对您发生什么事,我们会为您牺牲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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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守護唯色,沒有你不行! 台灣圖博之友會

    知名西藏作家唯色,因為在部落格上寫作有關於西藏與新疆的文章,近來二度被北京國保約談,為了表達對於唯色的支持,對於專制政權的厭惡,在此呼籲台灣的友人、關心西藏、對自由與民主有所秉持的大家,一起參與:
    1) 推動「唯色博客」點閱率上萬;
    2)「守護唯色」網路串連活動。

    我們的目標──
    1) 增加唯色的能見度,不讓異議之聲消失在無邊的黑暗裏,表達我們對言論自由的支持。
    2) 讓台灣的朋友更加解新疆、西藏狀況。
    3) 瞭解中國「民族統一戰線」與「民族區域自治」實施六十年後,在西藏與新疆的實際狀況,以作為未來的參考。

    你可以做──
    1) 網路串連:請友站的部落格格主們,轉貼(你所喜愛的)唯色博客的文章,在文章的前面、後面、中間都行,加上唯色博客的連結,文章的標題可寫「守護唯色」,請大家多去看看唯色。從這裡取得貼紙
    2) 把唯色博客設為首頁。設為首頁,表示你一開瀏覽器就一定會看到,這對於沒有寫部落格習慣的朋友,應該是特別實際。
    3) 把唯色博客加進書籤。不想變成首頁,那麼還是請每天都去讀唯色博客的文章,甚至轉寄給別人看。
    4)在撲浪及推特上廣告。彼此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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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中国政府给西藏传输了所有的监狱、刑法、暴力、残酷等等。而且,还输出了他们的专横跋扈、欺上瞒下、视财如命等等。他们可以将喇嘛变成流氓。将头人变为强盗。乃至,今天丧失道德标准。与他们没有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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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守护正义,守护唯色,守护自由,守护民主。
    我们都应该可以做──
    1) 網路串連:請友站的部落格格主們,轉貼(你所喜愛的)唯色博客的文章,在文章的前面、後面、中間都行,加上唯色博客的連結,文章的標題可寫「守護唯色」,請大家多去看看唯色。從這裡取得貼紙
    2) 把唯色博客設為首頁。設為首頁,表示你一開瀏覽器就一定會看到,這對於沒有寫部落格習慣的朋友,應該是特別實際。
    3) 把唯色博客加進書籤。不想變成首頁,那麼還是請每天都去讀唯色博客的文章,甚至轉寄給別人看。
    4)在撲浪及推特上廣告。彼此提醒。

    桑杰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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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ma ygod bliss you aja woe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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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中国人的祖国只有60岁吗?

    美国之音

    十一临近,中共当局大讲“辉煌60年”。一些中共媒体开办了“辉煌60年”栏目,并高唱庆祝祖国60年岁生日。此类党媒的提法遭到了国人的质疑。

    美国之音在9月21日的一篇文章中,报导了中国民众对中共党媒提出的“庆祝祖国60年岁生日”提法的质疑。

    文章列举,一位中国网友对京华时报的“捏寿桃祝福祖国60岁生日”的报导提出疑问说:难道我们中国人的祖国只有60岁吗?他说,60年前的中国人,我爷爷,我的太爷爷,他们在60年前就去世了,难道他们是没有祖国的人吗?难道1949年真的是中国人的开天辟地的日子吗? 这位网友认为,说中国只有60岁是“数典忘祖”。

    对于“辉煌60年”之说法,同样遭到国人的质疑,美国之音9月22日报导说,他们问道,难道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那些年也辉煌吗?大跃进时期和随之而来的三年大饥荒时期也辉煌吗?

    报导说,文化大革命曾经被中国朝野称作“十年浩劫”,也曾被中国人称为“大革文化的命”。如果说“辉煌60年”,那就意味着不是“十年浩劫”而是“十年辉煌”了。

    1980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文革定性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但是中国有学者为“辉煌60年”的说法辩护说,文革时期,也是共产党领导,也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也是辉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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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中共自认是腐败集团

    陈破空

    9月中旬,中共召开“十七届四中全会”。会前传,全会的主题是民主与反腐;并盛传,千呼万唤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终于要建立起来。但,会议结果显示,这一制度并未出炉。

    取而代之的,是轻轻带过的一句话:领导干部的住房、投资、配偶子女就业情况要对上申报。即,不须全部申报,不须对民众公开,最多关起门来,内部了解一下。仅说“党要管党”,不提“人民管党”。而众所周知,任何官员、任何政党,如无外部制衡,所有体制内监督,形同虚设。

    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便是中南海的反腐剧情。反腐,不仅没有决心,简直是无心。一年前,国内报刊就披露网络民意调查:要求立法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民众,达90%;反对建立这一制度的官员,却高达97%。有官员甚至讥讽这是“馊主意”;有官员甚至反问:“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雷倒众生!

    通常而言,某团体回避某个问题,意味着,该团体中的多数、乃至全体成员,都顾忌这一问题,做贼心虚,顾左右而言他。试想,当多数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乃至政治局常委,都有问题财产,配偶子女都经不起盘查;当如贾庆林、王乐泉这样的腐败大员,就高坐台上,沐猴而冠;如此“全会”,岂能真心反腐?拒绝“阳光法案”,是因为见不得阳光。仅仅因为是一个执政党,才不得不硬着头皮,空喊几句反腐口号,做做样子,冠冕堂皇。

    犹记八九学潮期间,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曾表示:公布官员财产,我愿意带头。此言,是回应民众呼声,也是回应对赵儿子“官倒”的指控。然而,赵的这个表态,却触动了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利益集团,必欲除之而后快。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过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早已有之,而号称“大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至今付之阙如。自称“无产阶级先锋队”、自夸“先进性”的中共,当政已经60年,“六四”之后,又拖延了20年,仍然拒绝公布官员财产,等于自我承认:当今中共,就是腐败集团。

    该次“全会”,提到“民主”,仍提“党内民主”,老生常谈,人言“换汤不换药”,中南海连汤都懒得换。即便提到“党内民主”,中南海不失强调,其目的,是“巩固中共的执政地位”,并再度发誓“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换言之,“中共执政地位”,“压倒一切”,一旦触及中共既得利益、危及中共执政地位,什么民主,什么反腐,都要让路。

    该“全会”闭幕后,中共驻港党报引用毛泽东于1945年与党外人士黄炎培的对话,黄感叹,中国难以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王朝周期兴亡定律,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毛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显然,毛泽东和共产党,不是不明白“只有民主才能监督政府”这个原理;正因为明白,才反其道而用之:只要不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就可为所欲为。

    毛泽东后来公开承认:“我们就是要独裁”、“超过秦始皇一百倍”;到了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类似“豪言壮语”,只差没有说出口:“我们就是要腐败”、“超过国民党一百倍”。

    论“党内民主”,唱尽高调的胡温政权,不要说远逊胡耀邦、赵紫阳时代,就连华国锋时代都比不上。今日中南海,早已背叛华胡赵时代“党政分家”、“政企分离”的改革路线,大行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官黑一体,警匪一家。

    该次“全会”公报中,还有所谓“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党的坚强团结保证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之说法,解读其真实含义,不过是:只要有形式上的“党内民主”,就能封杀人民民主;只要分赃不出问题,全党不分裂,就能依靠专政工具,将各民族强制捆绑。中南海心下明白,腐败,也是“全党团结”的粘合剂,正所谓“变坏事为好事”,故要要假装反腐,不动真格。

    针对当前新疆乱局,以及去年的西藏事件,公报声称:“要全面贯彻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岂不是与达赖喇嘛立场一致?如何又拒绝与后者谈判?公报随后强调“坚决打击民族分裂活动”,表明,面对治疆、治藏的失败业绩,中南海不检讨,不反省,仍自以为是。实际上,这恰恰是一个丧失了反省能力的政党,虽是庞然大物,却正如黄炎培所言:最终跳不出兴亡周期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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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中国的残忍与谎言在世界上早已臭名昭著!!!!
    西班牙语里有两句非常常用的的与中国有关的形容词, 一个是,托图热,其那- Tortura China, 意思是中国式的折磨,用来形容一切惨无人道的,伤害他人的暴行, 另外一句是, 昆托,其诺-Cuento Chino, 意识是中国式的童话, 用来形容一切撒弥天大谎。
    中国的残酷与谎言早在无数世纪前就一再欧洲,世界的另一方臭名昭著, 如今中国政府还装成天使,指指点点别的国家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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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woeser la

    耶鲁大学校长:红色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
    有着十三亿人众的孔孟之乡没有一个教育家
    耶鲁大学校长 小贝诺.施密德特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9月24日 转载)


    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日前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大学,引起了美国教育界人士对中国大学的激烈争论。

    对中国大学近年来久盛不衰的“做大做强”之风,施密德特说:“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他们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而校长的退休,与官员的退休完全一样,他们必须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 ”“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对于通过中国政府或下属机构“排名”、让中国知名大学跻身“世界百强”的做法,施密德特引用基尔克加德的话说,它们在做“自己屋子里的君主”。“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他们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

    中国大学近来连续发生师生“血拼”事件,施密德特认为这是大学教育的失败,因为“大学教育解放了人的个性,培养了人的独立精神,它也同时增强了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使人更乐意与他人合作,更易于与他人心息相通”,“这种精神应该贯穿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他们计划学术,更是把教研者当鞋匠。难怪他们喜欢自诩为园丁。我们尊重名副其实的园丁,却鄙视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教师。”

    中国大学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体制,施密德特也深感担忧,他痛心地说:“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

    “文科的计划学术,更是权力对于思考的祸害,这已经将中国学者全部利诱成犬儒,他们只能内部恶斗。缺乏批评世道的道德勇气。孔孟之乡竟然充斥着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学者。令人失望。”施密德特为此嘲笑中国大学“失去了重点,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一贯保持的传统”,“课程价值流失,效率低,浪费大”。

    他嘲笑说“很多人还以为自己真的在搞教育,他们参加一些我们会议,我们基本是出于礼貌,他们不获礼遇。”

    由于当前经融危机引发的一系列困难,导致大学生就业难。施密德特对此说,“作为教育要为社会服务的最早倡议者,我要说,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大学的学院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

    他说大学应该“坚持青年必须用文明人的好奇心去接受知识,根本无需回答它是否对公共事业有用,是否切合实际,是否具备社会价值等”,反之大学教育就会偏离“对知识的忠诚”。


    对中国大学的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科研造假等学术腐败,施密德特提出了另一种观察问题的眼光,他说“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政权是腐败的,那么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同样会骇人听闻的腐败”。

    他还说“中国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

    施密德特认为中国大学不存在真正的学术自由,他说中国大学“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

    他提出“大学似乎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终自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因此,大学“必须充满历史感”,“必须尊重进化的思想 ”,“同时,它倾向于把智慧,甚至特别的真理当作一种过程及一种倾向,而不当作供奉于密室、与现实正在发生的难题完全隔绝的一种实体”。他甚至说“红色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他说“一些民办教育,基本是靠人头计算利润的企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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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每天都在检查很多次您的博客,等着您的新帖子,更新比较迟了就开始焦虑,怀疑是否又被‘喝茶’了,这次能不能回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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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缩微矮(Soviet),中国人写成苏维埃,在google里选择俄语,把“Soviet”一词直接翻译成汉语的结果是“苏联”。选择英语翻译的结果也是苏联。选择法语翻译出来也是苏联。选择德语翻译的结果也是苏联。选择西班牙语翻译的结果也是苏联。选择意大利语翻译的结果也是苏联。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前身就是中华苏维埃,是苏联共产党的在中国建立的扼杀孙中山先生建立的五族共和的反动组织。并且也一直受苏联的领导。是一个卖国求荣的团体,他们的活动经费来自苏联。所以他们只承认以这个组织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的60周年做为中国的60周年,从他们的角度来讲没有错。苏联的奶喂大,建立在杀戳孙中山先生的共和国基础上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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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增加“国庆口号”的建议

    孙文广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60周年口号》,一共50条,这些口号没有经过公开的讨论,一经公布,当然也不能修改,现在只能建议再增加几条:

    (一)建议增加“人权万岁”中国宪法在不久前加入了“人权”内容,我提议把“人权万岁”加到国庆口号之中。“人权”是普世价值观,是绝大数国家都公认的原则。中国人吃透了不尊重人权的苦头,时至今日,很多人不知道“人权”为何物,少数人利用垄断的权力,极尽打压、践踏人权之能事,他们把维权人士任意关押、劳教判刑,有的公民身体遭暴力殴打,财产被任意剥夺、住房被暴力拆迁、土地被暴力掠夺、金钱被官商勾结诈骗,等等现象罄竹难书,为此建议把“人权万岁”加入国庆口号,以引起世人重视。

    (二)建议增加“民主万岁”中共在建国前大声呼号,要建立民主国家,要实行普选。建国后的一些文件中也经常提到民主,特别是最近的四中全会更提出“党内民主”的号召。中国至今“民主”不足“专政”有余,在包括印度的很多国家,早已实行国家元首直选,但是中国直到今天,连个乡镇长都必须上级指定,不能实行直选。有些“选举”徒有其名,官员都是上边指定,“选举”只是严控下的走过程。

    应该弘扬民主,建议在国庆口号中增加“民主万岁”。

    (三)增加“法治万岁”建国50多年之后“依法治国”进入了宪法。现在国内很多官员崇尚人治不知法治为何物,在中国至今没有“政党法”、“新闻法”……。即使在某方面有了“法律”,但很多官员,仍不依法办事。不少地方出现了公安与黑势力勾结,甚至公安本身黑社会化,公民权利受到侵犯,告到法院,很多法院不受理,有的受理后不认真判决,拖延时日,有的判决了也不认真执行。

    有人说现在中国是“法院门朝南,无权无势莫进来”,至今全国冤案遍地,冤民苦诉无门。在帝制时期冤民还可以告御状,现在的冤民,按照国家的规定,到北京去上访结果受到各省的驻京办的阻挡,甚至抓捕殴打,哪有王法?哪有法治?哪有天理?北京法学博士许志永到北京的上访村住了近20天,了解上访人员的生态、苦衷,当他到医院调查被打伤的访民时,看到了驻京办的官员正在医院抓人,打人,他怒不可遏,在医院的走廊上高呼:“丧尽天良”。结果没过几天许志永博士就被逮捕,后来北京一些著名人士包括江平(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茅于轼(著名经济学家)张思之(著名法学家)等六人联名呼吁,才把许志永从黑牢中救了出来。

    严酷的事实说明在中国没有法治的重要。为此我建议把“法治万岁”加到国庆口号之中。

    (四)增加“民主党派万岁”50条口号中有一条“伟大的共产党万岁”,这条口号与原来广泛使用的 “伟大光荣正确中国共产党万岁”相比,去掉了“光荣、正确”也算是改进。

    现在中国除了共产党之外还有八个民主党派,共产党提出要与他们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荣辱与共、肝胆相照”既然如此,民主党派也应该“万岁”才对,本人是“民主建国会”(八个民主党派之一)成员,尽管前几天山东民建领导到我家来,暗示我有被劝退的危险,但是我还是希望“民主建国会万岁”,能进入国庆口号以示“长期共存”。


    2009年9月23日 于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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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由衷感谢台湾悬钩子、台湾图博之友会,感谢大家,就像这篇文章的题目:从黑暗到黎明,而这黎明是你们送来的,于是心安,理得。继续博客,继续折腾^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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