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8日星期二

唯色:译者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关于记忆、流亡及“藏族文学”(七)

2018年我回到拉萨时拍摄的深夜布达拉宫。

译者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关于记忆、流亡及“藏族文学”(七)

唯色



【简述相关介绍:2020年四月间,国际文学杂志《渐近线》(ASYMPTOTE)网站发表了捷克学者、翻译家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她将我的散文集《西藏笔记》译成捷克文并于2015年出版。而这个我用了一个多月完成的访谈,原本关涉的话题更多也更深入,译成英文发表时因限于篇幅做了较多删减,为此我将中文原文在此连载。】


卡米拉:你个人的“流亡经验”(我指的是你住在北京而不能长期住在西藏),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吗? 


唯色:有影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以为“流亡”的含义,指的是远去异国不得归乡。而我的族人中有成千上万流散于诸多异国他乡的人,即流亡者。每次听到尊者达赖喇嘛在印度或在其他国家对藏人讲话,总是反复提到“詹却”(流亡)和“詹却巴”(流亡者),总是很难过。此刻复述,眼前是尊者渐渐衰老的形象,耳边也回响起尊者说这两个词的沉重语调。


但现在我清楚地认识到,这实际上也是我的人生的关键词。我以及境内的族人与境外的族人实际上同生共命,“詹却巴”就是我们的共同身份。就我而言,无法得到护照去往异国的我住过的城市并不多,主要是三个:拉萨,成都,北京。在拉萨的时间更长一些,也更不一样。因为拉萨是我的出生地,我的本族的首府和圣地,我的故乡。而另外两个地方,都是异乡,也因此,我所接触到的主要是两个民族:异族和本族,即汉人和藏人。 


我在2004年因为一本散文集而被逐出体制,从此成为一个独立写作者,但我还是时常可以从流寓的替代之地即北京回到拉萨,或去往图伯特其他地区,基本上是自由的。但这样的时光在2008年就结束了。这是因为那年3月,拉萨及全藏地爆发了举世瞩目的抗议,很快就被镇压了。而那年我在拉萨只住了七天,因为遭遇危险就近乎逃亡地离开了。在那之后,一切恶化起来,每次回到拉萨,都被严密地监控等等。而这几年,又因我记录自焚藏人事件等,我在拉萨的日子更加艰难,不停地“被喝茶”,直接面对警察,他们有时红脸,有时白脸,一次比一次令我难以忍受。这样的回忆很屈辱,我不想再提。更悲哀的是,我却又不能不怀着屈辱一次次地返回自己深深挚爱的故乡。


一个人返回故乡的权利,这应该是必须有的,最基本的,不是吗?但很遗憾,作为一个流亡者,却无法获得返乡权。不过,我如今住在何处可能不再会令我太困扰,肉体的移动应该不再会让我无所适从,因为心有所属,魂有所系,所谓的“生活在别处”这个难题已得到解决。表面上,我似乎有着多重身份:比如血统是四分之三的藏人和四分之一的汉人;比如母语是藏语却不会用藏文写作而是用中文写作;等等,但我也不再为此困扰。一个人的外在身份说明不了什么。一个人的发自内心的身份认同才是至关重要。就我而言,我只有这四个并列而存的身份:藏人;佛教徒;写作者;流亡者。


但与流亡境外的族人比较,我们流亡的意义各有不同。比如与在达兰萨拉的诗人丹真宗智(Tenzin Tsundue)相比:他是外部的流亡,我是内部的流亡。他是在收留之国的流亡,拥有真实的人身自由,而我恰恰相反。并且我有的只是相当有限的人身自由。还有,很重要的是,他的流亡里有尊者达赖喇嘛实实在在的音容笑貌,尊者有时候还会拿他头上的红布条开玩笑。而我的流亡,只能在虚拟的网络世界见到自己的根本上师,尊者慈悲地笑道:“你一直哭,你有话要说吗?”


不过我的内部流亡可以看见空空的颇章布达拉,深夜我望着寥廓的颇章从戏剧似的灯火转入黑暗泣不成声。我的内部流亡可以在尊者寿诞日,去往游客纷至沓来的罗布林卡,向空空的黄金法座奉献洁白的哈达,而这天,也有一些男女老少穿本族的盛装,抱着鲜花来祝福。诸如此类,这些都是我的流亡经验,也赐予我的写作丰富而强大的营养。


前不久我在Facebook见到丹真宗智的近照,发觉依旧头戴红布条的他比以前沧桑了,也就悟觉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都比以前沧桑了,正如同族的另一位流亡作家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对我说:光阴不等人。是的,光阴不等流亡者。然而心却一直如磐石,坚定不移。而肉身也不会偷懒歇息,须不知疲倦。


当年,我在离开了诗歌的“象牙塔”之后,坚持这样的写作理念:写作即游历;写作即祈祷;写作即见证。但现在我认识到,写作即游历的说法太轻松,太愉悦,太浪漫化。而现实中有太多的苦难、问题与恐惧,写作根本不可能是游历的状态,相反更类似一种流亡的状态。为此我已修正为:写作即流亡,写作即祈祷,写作即见证。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ws-03162021105518.html

唯色RFA博客: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九)

楚布寺展佛。(1998年夏天,唯色拍摄)

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九)

唯色



12、由冈仁波齐延伸的故事:逃亡、隐匿与重逢


我又想起一个故事,与直贡噶举的一位仁波切有关,也与圣山冈仁波齐有关。不过我认识那位仁波切的时候,他是楚布寺的年轻僧人,出类拔萃,直率勇敢。我还认识他的父亲,看上去很像拉萨的退休干部,但与他长谈后才了解到如同悲剧史诗的故事,确切地说与圣山有关的是他。我记录了这个故事,以《丹增和他的儿子》为题,收入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的散文集《西藏笔记》之中。于2003年在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很快成了禁书,我也于来年被解除了在《西藏文学》的编辑职务。被认为有“严重的政治错误”的文章,包括这个故事所记录的事实,比如描写父子俩在尼泊尔和印度的朝圣照片这段:


“千层佛塔。万尊佛像。菩提树。金灿灿的转经筒。丹增又让我看了两张照片。很郑重。也很小心翼翼。一间不算宽敞、也不华丽但洒满金色光线的屋子里,他和江央班登神态谦恭地候于两侧,而被拥于中间的,正是所有虔诚的藏人最熟悉、最亲切、最渴望的人——达赖喇嘛。这照片是1999年3月拍的。”


丹增其实也是一位仁波切,为青海省玉树州杂多县更那寺(噶玛噶举)寺主,六岁升任法座。他的家族雄踞一方,父为千户长,母为囊谦王室公主。他有三个兄弟,兄长是直贡噶举的加布仁波切。按说再过几年,他的完整的寺院教育就结束了,他就该在金刚法座上履行他的弘法利生的责任了,但轮到他这个十三世的时候,他的绛红色的人生之旅被来自外界的一股强大的可怕的力量给斩断了,正如我依据他的讲述写的发生在1958年春天的故事: 


“……他的哥哥突然把他从寺院里带出来,告诉他不逃不行了,再不逃就会没命了,然后塞给他一支长枪和一匹马,带着上千名男男女女匆匆地踏上了逃亡之路,也可以说是不归的‘叛乱’之路,因为这个队伍是边打边逃的,执行‘平叛’任务的解放军一路围追堵截,紧紧跟着,一直跟到了今天的阿里地区革吉县境内。这时候,上千人只剩下了几十人,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散的散。丹增记得他的身边常常是一个活人突然就变成了一个死人。起先他害怕得很,慢慢地也就习惯了。其实谈不上习惯不习惯的,因为时刻都在逃命。丹增是后来才知道他和三个兄弟最终失散的地方叫做革吉县的。


“这片寒冷、荒芜而且没边没际的大草原,是在一个枪声大作的黑夜让他们余剩不多的人像鸟兽一样散落开来,并吞没或者掩护他们消失于其中的。当狂奔的丹增再也走不动的时候,他发现他的身边没有兄弟,也没有经师,谁都没有,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狠狠地大哭了一场。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也是最厉害的一次大哭。然后,他擦去泪水,朝着有帐篷的地方走去,在一个比较富裕的牧人家里作了佣人。从此,十四岁的丹增开始了他的漫长的隐姓埋名的生涯。渐渐地,人们知道的是这个男孩在随家人朝圣神山冈仁波齐的路上,失去父母又与兄弟走散,变成了一个孤儿。”


当所谓的“解放”成为现实,“长达整整二十多年,丹增完全隐瞒和圆满编造了个人的身世”。他当过通讯员、驾驶员、技术员,都是普通一员。他谨小慎微地,经历了共产党发动的一个个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中,出于自我保护,他哪个派都不参加,也不得罪。后来,他结婚了,有孩子了,在拉萨定居下来了,“随着岁月的推移,他开始难以遏制地思念起当初一起出逃的兄弟们。他们是死了,还是活着?如果活着,又会流落在哪里?他悄悄地打听着,查寻着,每一次单位组织下乡总是最积极的一个。尤其是去阿里、那曲一带。那一带果然有些同乡人。他清楚他们一定是当年失散的同伴们,但他从不去找他们。他的寻找依然是暗地里进行着的,一切都是悄悄的,不动声色的,他早已经习惯了这样。就这样到了1980年,又有了一次去阿里的机会,距离神山冈仁波齐很近,有同事的一个亲戚也要搭车去朝圣,可一直走到了神山脚下,那人才告诉他,他是打算翻过神山逃往印度的。丹增这次不害怕了。他直觉地认为这是他寻找兄弟们的一个机会。或许,他的兄弟们就在那边呢。于是他委托这人帮他打听他的失散二十多年的兄弟们。这人也答应了。然后他们一起转山。计划是转着转着就各走各的。可不曾料想,一个极其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


“丹增反复对我说这是真的,真正的,我真的就在转山的时候,碰到了我过去寺院里的僧人。虽然我们二十多年没见面了,而且当年我还是个孩子,可是我们互相都认出来了。我像被电打了一样。这是我二十多年来第一次看见我的家乡人,还是我的寺院的僧人。我愣愣地站着,他也愣愣地站着,谁也不敢相信啊。他扑通一下跪到在地放声哭了起来。他边哭边说:‘祖古【1】,你只是胖了一点,还是和以前一样。’”


“这个在转山路上遇到的僧人正是从边界的那边过来朝圣的。丹增说,那时候对边境的管制不像现在这么严,只要有过往尼泊尔的通行证,是允许那边的人来这边朝圣神山的。丹增说,这个僧人也是当年一起出逃的人,一直跟着他的兄弟们。他的兄弟们果然是逃到了印度。……就这样,丹增终于找到了他的兄弟们。”在这个故事的最后,我写到:“我佛慈悲。我佛终究会在适当的时候,因缘具足的时候,让善报或恶报示现给芸芸众生看的。”


现在我意识到是圣山冈仁波齐给予了这一因缘具足的时刻,使得离散的亲人获得重聚的机会。就在我打算复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意外得知丹增的兄长,直贡噶举著名的加布仁波切,已于三年前在印度圆寂;他那离开故乡的儿子,已在异国成为直贡噶举新一代仁波切;丹增与妻子依然在拉萨生活,也时常返回寺院,我真心希望有一天能与他再见。


从网上检索更那寺不多的讯息,我找到有关寺院概况的简介,其中除了提及丹增为第十三世寺主,还提到寺院三位仁波切中的一位叫贤林祖古,“卒于1958年”。这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时间,让我想起藏学家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的文章《死亡统计》【2】,就2012年5月在囊谦挖出的一个乱葬坑里所暴露的累累白骨写道:“图片非常清晰,当地人流传这些是在1958年被屠杀的僧俗人士的遗骨。”他还翻拍了1999年北京出版的《中国藏学》杂志有一期当中的一页,记录了玉树地区的一座寺院多位仁波切,无论年长或年轻,无一例外的,全都死于1958年。丹增与他的兄长也正是1958年逃出被镇压的寺院。


注释:


【1】祖古:སྤྲུལ་སྐུ།,化身,转世者。指藏传佛教的转世高僧,汉译活佛是错误的。

【2】《The Body Count》,http://www.rangzen.net/2012/09/14/the-body-count-2/。中文譯文《死亡統計》,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9/blog-post_28.html。


(原文发表于唯色RFA博客: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blog/ws-05052021161724.html,这里有修改和补充)


我的散文集《西藏笔记》2003年出版后被禁。(唯色拍摄)


丹增和他的儿子见到了尊者达赖喇嘛。(唯色翻拍)


2012年5月,在青海省玉树州囊谦县挖出的乱葬坑里的骨骸,当地人认为是1958年被杀的藏人僧俗的遗骨。(图片来自Elliot Sperling)


敬安仁波切、加布仁波切与法王噶玛巴合影。(图片来自网络)


北京出版的《中国藏学》杂志1999年某期截图,记录了玉树地区拉布寺的寺院领袖全都死于1958年。(图片来自Elliot Sperling)


玉树州杂多县更那寺及三位仁波切。(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