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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18日星期二

十世班禅喇嘛:“代价大于取得的成绩!”


十世班禅喇嘛:“代价大于取得的成绩!”

1989年1月28日,十世班禅喇嘛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突然圆寂。这是1月22日,举行扎西南捷大殿开光典礼时,十世班禅喇嘛发表重要讲话,直言“我们付出的代价和取得的成绩相比较,我认为代价大于取得的成绩”。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了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座谈会,参加这次五世到九世班禅遗体合葬的灵塔班禅东陵扎西南杰开广仪式 的各位来自我们伟大首都北京和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来自西藏各地自治区各级党政军的领导同志,来自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兄弟省区的省级领导同志,这些省的各藏族自治州和自治县的领导同志,以及各个部门的负责同志们,大家承诺我的邀请,都兴高彩烈地不辞路途遥远、气候不宜等情况下,来到西藏的日喀则地区,参加了昨天的开光大典。今天,又参加了这个座谈会。昨天各位都热情洋溢地讲了话,并带来了有纪念意义的礼品等祝贺开光典礼。今天,大家又在这里畅所欲言,因为时间短促,我深感时间要充裕一点,使更多的人有时间发表更精彩、更有意义的讲话。但是我认为同志们讲的非常好,非常热情;提出的有些问题非常重要,非常诚恳。昨天和今天,胡锦涛同志和张史奏(音)同志也发表了很重要的讲话,也代表中央统战部和区党委表了态,这些表态非常正确,即说明了历史的曲折,也肯定了党的现行路线、方针、政策。 

  我即属于西藏,也属于全藏区,因为对我这样具有特殊身份的人来说,心情非常激动和高兴。我跟著共产党已有三十九年了,今年四十周年时, 我将依然和共产党共同庆祝。对我来说,我更加相信和热爱共产党,因此我首先感谢我们的党中央和国务院以及各领导同志们,感谢西藏的领 导同志们;感谢中央统战部的领导同志;还有有关的西藏民委等各部门的领导同志。同时也向兄弟省区的领导机关的领导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天,我在非常有限的时间里说一些在今後工作中对各位领导同志有所帮助或可供参考、借鉴的话。 

  我不想重提过去的一些不愉快的事,也不想对取得成绩说一些赞扬的话。因为无论是好是怀,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应该面对未来,面对今後的事业,这对一个现实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是主要的,但是今後的工作中,我们不该忘记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即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从中央到地方,大多数同志都吸取过去的教训,所以思想觉悟有所提高,也变的聪明一些了。但是有些同志将历史象做梦一样地忘记了。有时候还旧病复发,这是不好的。因为旧病复发後会犯同样的重迭的错误。又,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不犯错误的人过去没有,现在没有, 今後也不会有。我自己也曾犯过许许多多的错误。再三的、同样重迭的错误,对一个政治家来说是很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我的这一看法对与 否,同志们可以参考。 

  第二,我们西藏和全藏区所面临的现实是什麽?第一个现实是:从解放到现在,是否有了发展?发展的究竟有多大?答案是:发展了,发展程度也相当不错 ,这是现实。但是我们付出的代价和取得的成绩相比较,我认为代价大于取得的成绩。所以说,今後我们不能再犯重迭的错误。今後我们不能再犯"左"的错误,同样也不能犯"右"的错误。但是就整个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来说,"左"的错误的危险比"右"的错误的危害大,因为我们的国家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藏区的情况是属于"初级的初级" 阶段,我们是从封建农奴这一社会制度过渡而来,中国其他地方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过渡而来,我们比他们是落後一点,所以他们是初级阶段,而我们属于"初级的初级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事情我们没有能力办到,极"左"的错误强加给我们,这种危害是极大的,对人民的思想接受能力来说,"左"的错误所带来的刺激比"右"的还要大。因此说,过去我们虽也纠正了"左"的错误,但结果,我觉得仍然是以"左’为主。同时也要防止"右"的错误。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右"的错误演变成为一个"反动"的,"分裂"的活动,那麽我们应该坚决地反对,坚决的抵制。今後的工作当中,我们要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象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维护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 

  民族团结方面,首先要加强的是汉族和藏族的团结,以及是藏族跟其他民族之间的团结和藏族内部的团结,今天我们召开的这次会议使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因为这是一次具有象征团结意义的会议,我们藏族内部过去也不很团结,有过互相藐视的现象,卫藏人看不起康巴和安多人,康巴和安多人看不起卫藏人,卫藏人里面,又有前藏和後藏人互相看不起的现象,这是因为我们西藏历史上面有割据的状态,朗达玛以後,西藏分裂割据的状态持续了三百多年,因此,地方性的、割据性的思想对我们民族来说是非常严重的,这种思想阻碍了我们民族的发展、进步和前途。我 对这些现象一直是反对的。今後我们要加强民族内部的团结,为民族内部的团结而奋斗。同时我也认识到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应该搞好同其他兄弟民族友好团结 ,特别是搞好同汉民族的团结。 

  今天我们西藏各藏区的领导坐在一起,为一个具有宗教、民族、特别是具有现实政治意义的、宏伟的建筑庆祝,并且坐在一起畅所欲言,这是 非常好的。因此,近几天我特别高兴,我们藏族地区现实地说为五个地区,西藏是最大的,人口有近两百万,面积有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其 中九万平方公里的地域现被印度人所占有。这点大家都不要忘记。我们说有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但实际上没有,我提醒大家,印度人占领著 我们西藏最好的精华般的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些同志对九万平方公里的地理概念不是很清楚,九万平方公里有三个台湾、一个浙江省那 麽大,很多人轻视九万平方公里,我认为这广大的区域很重要,这是我们西藏历史遗留下来的。我认为解放後对这一区域的处理不是很好,六二年的处理也不是那样太高明,现在成了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办也不行,不办也不行,成为两国领导人头疼的一个事情。但是对一个民族来说,九万平方公里是不能轻易地送给印度.我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也对中央说过,如果九万平方公里划到印度去,互谅互让是可以的,现在已经成为这 麽一个现实,我们的确不可能全部拿回,想给一点还一点,折衷的办法是可以的。但是全部给人,那麽人大通过的时候,我站起来代表藏族人民 我第一个投反对票。 

  我们态度一贯是明确的,我们西藏地方实际地域很大,其他五个地区的地方面积将近一百万平方公里左右,这几年人口发展,其他五个地区加起来约两百万,因此藏族人口将近四百万。地方面积将近两百二十万平方公里左右,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很重要的。人是不多,但是地方是很大 的,从祖国的西南到西北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对于祖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地方经济现状和文化现状是非常落後的,中央近段时间里对我们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从各个方面来帮助我们、支持我们、发展我们,但是也因种种原因,实际效益上有时候有些问题。 

  全藏区行政上分成五个地区,这五个地区我觉得很好,我们不需要把这五个地区合在一起,山那边说合在一起成立一个大藏族自治区,我觉得太大了收拾不了,行政方面五个地区目前的现状继续保持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来说是有益的。同时,我对把凡是说五个地区合在一起就指为反动的、反革命的、背叛祖国的说法持不同意见,分而合,合而分,这是历史上有的是。但是现阶段、以後情况,这个"合"现在看是合不了、分了好 (注:此处录音不太清楚)。五个地区各管各的,这样的,五个啊(似在做手势)......。但是我们还是一个民族、一个族源、一种语言、一种文字、一种宗教,在习惯上 面基本上是一致的,有些时候略有差别。语言也是一样的,但方言是有的,内地也有方言,如广东话对北京人来说是根本听不懂。有方言的区别没有什麽奇怪的,福建话更复杂,因此我们 (各藏区行政区域 )在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里应该互相帮助,互相促进 ,这样我们才有发展。 

   现在有些人对我们互相稍微的往来一点就非常敏感,我劝这些同志,太敏感了不好。在经济、文化、教育....现在我们在教育方面应该互相帮忙,这样十年、二十年以後,我用一种藏语说话大家都听懂了,现在我们说话听不 懂的主要原因就是教育上面各自为政,各自不同。过去藏文是统一的,寺院里讲经的时候,大家都一样的听的懂,甚至连蒙古人也能听懂。现在大家都听不懂了,五个地方是五种藏文,北京也有几种藏文,广播电台的,出版社的,民族学院的,翻译局的,同样在西藏也是用几种不同的藏文 。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我们的藏文会弄的一塌糊涂。因此藏文需要逐步的统一,逐步的规范化,做到大家都能互相沟通,除教育、文化的互相交 流外,经济商业应互相促进和帮助。 

  目前党的方针、政策是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我认为这一方针政策非常好。我们国家不改革就没有希望,必须改革。目前在改革的过程中也出 现了诸多的问题,这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不可避免的,我举个例子:如修整一座房子,所有材料丝毫不受损失办不到的,整修房子的过程中,有 些东西肯定会被损坏的。当前进行的空前的改革,理论上还没有找到系统的方法,也就是说摸著石头过河,是在摸索中前进。还有少数一部分 是因为工作不细致,考虑不周到造成了工作中的失误。总的来说,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同志们不能动摇对改革的信心,不要怀疑改革,我们要 坚信改革的正确性,要坚信改革会成功的。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继续走改革的道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关起门来搞建设和经济是不行 的经济开放的越大越活才会越快。因此,闭关自守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进行改革,但是开放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些中央领导同志也已注意到了,许多仁人志士也有强烈的想法,国家开放了以後,我们学到了许多好的、先进的东西,同时也引进了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我们所 需要的是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进步合理的东西以及对工作的热情等,不要不加分辨,好坏全盘接受。某些地方往往是好的东西没有学到,坏的东西学的令外国人也惊讶,这种现象在我们西藏也很严重,就这样发展下去,西藏也将会染上爱滋病。这点我要警告大家要注意,特别是公安部门应注意某些事态,现在赌博、卖淫、抢劫、强奸等乌七八糟的事情什麽都有了,这些能使我们西藏发展吗?该硬的地方必须硬起来,有人认为采取强硬措施会影响社会安定团结,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一向是一个比较严格的人,同志们今天可以看一看,在这次举行大典期间,我们的招待和组织等情况,我的人数是不多,但大家都听我的话,大会结果还是不错的,如果说某个服务员态度不好,和你们吵架,你们可以点出来,我马上在这里处置他。通常,作为一个领导,该严厉的地方必须严,但是严的比重应该是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百分之九十是"和",这种比例较适合于当领导的人,严的太厉害了大家都会不敢接近,大家都跑成了一个"光杆司令"是不行的。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主要是体贴、同情、帮助人。留一个百分之五,对个别特别调皮捣蛋的人用百分之十,让他们看一看什麽是厉害,这样才能使一个社会、一个机关马上改变面貌,即使不能"立 竿见影 ",但初见成效是很快的,这个药方很灵,今天我传授给各位。 

  目前我们是落後的,我们要沿著党中央指引的改革开放的道路继续前进,但在前进的路上我们遇到了许多困难,沿海地区发展的很快,人家骑的是大洋马,腿很长,所以跑到前面去了。我们骑的是土马或者说是毛驴,怎麽跑也跟不上人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之间的拉距越来越大。当然,我认为这种拉距大的现象是正常的,我们不能压制先进来保护後来者,必须明确的是,我们要将自己的腿练的长一点,练的快一点,然後赶上去 。而不是要求大家说:"你们先等等我们,我们努力几年就会缩小彼此间的差距"。现在我们应该迎头赶上去发展,如不发展,几年以後这种差距会越来越大,经济和文化上的相当大的差距导致政治问题。许多对我们不大友好、甚至敌视我们的人,利用这种差距来挑拨先进地区和後进地区的关系,挑拨先进民族和落後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汉族和我们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这方面中央应该作为重要的特殊的事例来管,政 策不能一刀切,这里面应该有吃偏饭的。例如,我们这里有个畜牧专家张某说一头牛犊生下来体质是有差异的,体质不好的牛就需要多喂食,不然就会因缺乏营养而死亡,同等道理,我们落後的地区应该吃一些"偏饭",也就是说需要政策上的优惠,经济上的支持以及各方面的帮助,我们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但过去几十年来,我们有著相当大的依赖性,没钱了就打著民族的旗号去向中央要钱,说西藏和其他藏区老百性穷呀、闹呀之类的话,但拿到钱回来後也不给老百姓办事,却给自己盖房子,现在叫楼堂馆所呀什麽的,这是应注意的重要的事。我现在的住房很好吧? 这是文革以前盖的,以後只是修整过一次,有人也建议我安装暖气,至今我还没有安装,冬天,大家都感觉很冷时,就在一个大汽油筒上打个洞烧著,我还没有傻到不知道暖气比炉子更实用,只是我觉得现在的西藏还不是谈自我优待的时候,更不是盲目的,应该先办些实事,好事,等大家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个人装备"自然会很快提高和改善。我时常是这样想的。暖气确实比炉子好用的多,但是我们应少说多作,我相信我们藏民 族是勤劳、勇敢的,但现在这勤劳是有点问题了,我也提出来,我们藏族,在吃饱穿好後有很强的满足心理,现在的社会是竞争的社会,我们应该往上冲、冲、冲、冲......一直冲到先进民族的行列。我们藏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我们的脑子很聪明,一点也不比别人笨,但是我们在教育上 面存在著许多问题,因为我们需要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互助。 

  今天在座的有有关民族统战工作的中央有关负责同志,所以我想提出一些问题,西藏有许多的优惠政策,中央的照顾,这在其他藏区是没有的, 有些政策全部一样是不可能的,请同志们谅解,但是,只关心西藏,不关心其他藏区也是不公平的。现在西藏很穷,今年的粮食总产量和产值与四川的两个自治州差不多,人家人少却富裕,问题不大,但是西藏发展起来以後也要关心其他地区。我们需要上面的一些优惠政策,需要支持和帮助。我刚才说过,我们以前懒,可今後不能懒。过去,我们只要求输血,虽然短时期内我们确实需要适量的输血,不输血不行,但我们要努力造血,造血---用我们自己的能力创造社会财富,用自身的能力发展起来。中国有十亿人口,因此每个民族应该有自尊、自信、自强、上进的思想 ,这很重要。我们应该相信自己,其他民族能做到的事,我们同样能做到。有人总是说:我们不行,我们不行......什麽我们不行?我们和别人一样有两只眼睛、两只手、两条腿。我们一定要有自信,要上进,现在有些同志不求上进,从早上喝酒到晚上,上班报到一下就去打麻将或者去甜茶馆喝茶,这怎麽行?我们的工资是人民的血汗,不努力工作行吗?心中有愧啊!我的工资是拿的多一点,但是我的工作也不少于我拿的工资,有 些同志却不是这样的。大家都应该努力工作,如果每个人都拼命地干工作,那麽,我们在三年、五年、十年内就能改变贫穷落後的面貌。因客 观原因,要彻底的改变是不大可能的,这还需要更长久的努力,甚至几百年的努力。 

  我们来看看现在西藏的情况,去年一月份我曾到过西藏,一年後的今天,当我再次来这里时发现西藏的精神状态不如去年.如这样一年不如一年地发展下去,我们西藏将要堕落到什麽地步?我希望在新的书记的带领下,当我下次在来时能看到西藏的精神面貌有很大的改变。物质面貌的 改变需要时间,不可能象过去我们所提的"两年初见成效,三年小变,五年大变"那样容易。但是精神面貌首先应有所改观。最後我讲一下有关 爱国和维护祖国统一的问题,昨天我们的庆典活动是浩大的,热情的,但是有人扬言破坏我们昨天的庆祝活动。我们是信仰宗教的一个民族,此次庆典对大家来说都是好事情,但是有些为什麽要来搞破坏?虽然破坏没有搞成,什麽事也没有发生-----拉萨没有闹事,江孜也没有,日喀则更没有闹,但是有些人扬言说:每次宗教节日、民族节日都要闹一番,还说每年三月十日要大闹一番,而且要在适当的时候搞恐怖活动,武装起来 闹等等。我们应该团结,保卫我们的国家,维护国家的统一。我们西藏以及其他藏区离开了祖国就没有前途,我们的民族也没有前途。因此,我们必须维护祖国的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我以前在各种场合曾提到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的统一。因此有人捎信给我说:你说的太 露骨了,能不能稍微婉转点,少说一点行不行,"我说在原则的问题上不能昏昏沉沉、糊里糊涂的,我必须旗帜鲜明。我希望各地的同志们在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以及建设我们的国家等方面一定要向党中央保持一致,同全国各族人民站在一起。 

  另一方面,有些同志也谈了我们民族自治的问题,确确实实,现在我们的民族自治是不完善的,这是事实。许多方面上是有名无实的,这种局面一定要改变,在这些问题上有些同志的思想不是很统一,习惯过去"一刀切"的做法,统一指令、统一领导、统一安排、统一统一......等等阻挡了我们的民族自治,这样不行.我们为了反对西藏独立,反对分裂,必须要将宪法赋予我们的民族自治得以名副其实地落实,不落实怎麽行?一个民族连自己的语言文字的使用权利都没有。前段时间,拉萨大学的学生为此呼喊要求自由使用藏文,他们的要求方式我们是不赞成的,但是他们所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这种情况其他藏区也有,青海也有,传单发了嘛、甘肃、四川也有嘛。西藏各地存在这许多问题。 

  民族干部的提法我有意见,前年----八七年十月份,拉萨第一次发生骚乱的时候,我在青海,离开青海时,我和省委以及省政府的领导开了一次 小型会议,会上我提出:民族干部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第一;政治上可靠,听党的话;拥护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等等就是我们平常提 的那些。第二,要有热爱本民族的感情,为本民族办好事,作本民族的代理人、代言人,得到本民族的拥戴。这样的民族干部才是党的好干部, 如果不是这样,民族干部就变为"血统主义",这是错误的。他的父亲是藏族,他的父亲是回族或蒙古族,他的母亲又是这个族那个族,是不是变 为"血统 "了吗?我认为血统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本人能不能代表本民族,能不能为本民族办好事。如果能,这样的干部才能起到党和群众、政府和群众之间的桥梁作用。如果不能,一旦发生问题,民族干部不敢出来,不敢为本民族的群众解决问题,那麽我们养这样的干部有什麽用?我提出了上述问题,青海省委作了记录并分发给内部,後来也上报党中央,赵紫阳同志看了後说很好。 我回北京第一次和赵紫阳同志见面时,他说:"你的想法很正确,我很赞同"。我对此表示感谢。但是,迄今为止组织部还没有完全采纳我所提的对民族干部的标准,还是老一套。我们要得是奴才不要人才,行吗?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人才而不是奴才。啦索、啦索(藏语“遵命"或“是"之意)、吐届其、吐届其、喔--吐届其(藏语“非常感激"之意是好干部?这样不行。民族自治必须是名副其实的落实,民族干部必须如此。当然 ,思想不好,拿共产党的钱却办“山那边"的事,搞分裂的事,那可不能客气,不能用。其实,这样的人怎麽可能有呢?我今天说的话,相信大多数人是可以理解的,个别同志可能不是很愿意接受。慢慢地用实践来证明这一点,我说过的话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短时期内我们不要评论。 

  民族区域自治在西藏自治区以及全藏区都应名副其实地、真正地得到落实,我们反对西藏独立,西藏独立指的是全藏区也就是大西藏独立,藏 语中“博"指的是全藏区和全体藏民,这种概念希望同志们有所了解。我们要反对西藏独立就必须真正做到区域自治,要名副其实。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一样,只有落实区域自治,我国各民族间才能互助、平等、团结,才能防止类似苏联发生的民族纠纷。不然这种事很可能会蔓延过来。这是我的想法。 

  第二个问题,历次运动造成的创伤很多,涉及精神与物质等各个领域,这次灵塔的修建,体现了党的政策落实,诸如此类的许多问题,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很大的代价解决相当一部分问题,但是还远没有结束。因此政治方面的落实政策应该是干脆的,彻底地落实;另 一方面国家也有困难,不给钱也不行,历次运动中受过创伤的案子全部反过来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的意见是:同志们也应体谅国家当前的困难等情况,国家也给一点,群众也同样谅解一点,做为互谅互让,这样才能将心的创伤缝好,才能逐步解决问题。这样我们的民族才能团结起来,民族之间的关系才能彻底改变,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喊团结之类的话,我对中央的领导说过,西藏人有三套话,开会的时候说一套,一般人面前说一 套,和知心朋友在一起时又说一套话。三套话都装在兜里面,开会的时候拿出"英明、正确"之类的话,然後一般人面前发一阵牢骚,最後自己和知心朋友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就骂起来了。甚至有些话是很反动的。这样实质上是无法改变民族团结的。现在有人认为有什麽问题就解决什麽问题,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头疼了治头,脚痛了治脚,有些问题是吃一点止痛片,根本无法根治问题的本质。从长远利益来看,我们应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西藏的领导同志们应该知道本地区的人民在想什麽 ,他们的脉搏是怎样跳的 ,昨天我讲的话有些同志们可能注意到了,八二年我第一次来西藏时,有些人不大欢迎我来,西藏人民欢迎了我。我当时对大家说过,西藏的有些领导同志在西藏住了二三十年,西藏人民的脉搏是怎样跳的到现在也闹不清楚,这句话是很有意义的。因此"脉搏"是一定要掌握的,要了解服务的对象。 

  我们口口声声说要为人民服务嘛,那麽西藏在想什麽?我举个例子,佛教对西藏人民来说是至高无上的,比生命还可贵,我们全都毁掉了,这怎麽能叫西藏人民高兴呢?这又怎麽能叫为西藏人民服务呢?有些同志把理论上的一些东西强加给西藏这块土地上,硬将自己的标准衡量西藏,这是行不通的。 
 
  这次参加典礼的少数民族代表大多数是来自全藏各地的藏族,所以,藏族人民是怎样想的,可能有所了解。有些汉族同志不太了解,应去看一看,西藏人民到底想些什麽?西藏的特点究竟是什麽?仅仅是"海拔高,气喘"就这麽简单吗?这不是西藏主要的特点,西藏的主要特点是,西藏人民 的思想、他们的意识形态,他们的想法。因此要有适合他们的"对象"(相应的政策),因此遗留下来的宗教、民族和统战、解决有关农牧民等的一系列问题,真正落实政策,是西藏人从心底里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汉族及其其他少数民族的帮助,他们的感情才会融洽,这样,我们的民族团结才经的起考验,我们才能进步。 

  今天我说的太多,说一些事情时有些激动,有说错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我今天所讲的中心意思是:第一:坚决跟著共产党,相信共产党,刚铁般的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第二,有关我们自己民族的有些利益,有些问题,该争取的要争,该喊的要呼喊,该解决的问题就要解决,不能马马虎虎敷衍了事。 

  当前我们民族面临许多问题,有宗教、民族、人民生活等诸多问题,有待于大家团结一致,在党的领导下逐步解决,建立起青藏高原上以西藏为主的包括全藏区的一个社会主义的团结、和睦、进步、文明的新的民族区域。第三,通过这样为祖国的总的发展贡献我们藏族自己的力量。 今天讲的话主要以西藏为主,也针对全藏区,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如说的对,同志们可采纳或在今後的工作实践中供各位参考。最後 ,我忠诚地、高兴的、也怀著感激的心情向各位表我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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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之页编注:这是1989年1月23日班禅喇嘛在扎西伦布寺的东陵扎西南捷开光大典後一次座谈会上用中文发表的演讲,本文根据录音整理:http://www.xizang-zhiye.org/gb/arch/writings/banchan/banchan5.html

2024年4月6日星期六

特约评论 | 唯色:汪堆寺 — 幸存于文革之劫,如今却面临水电开发之劫

2024.03.04

藏历新年期间,汪堆寺俄派七坛城法会尚未结束,数百僧众被审讯、被要求签字服从当局的任何指示。
藏历新年期间,汪堆寺俄派七坛城法会尚未结束,数百僧众被审讯、被要求签字服从当局的任何指示。 (唯色供图)


因中国政府及其电力集团在金沙江上游开建“一库十三级”水电站,关涉“青海玉树巴塘河口至云南迪庆奔子栏间的河段,流经青、藏、川、滇四省(区),河段长约772公里”,世代生息此地的无数藏人被要求搬迁,多座具有悠久历史和珍贵价值的寺院、沿江多个村庄以及动植物丰富的自然环境将被淹没。被称为梯级水电站的“龙头”工程——岗托水电站,将完全淹没藏东德格(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境内的至少六座寺院(汪堆寺、银南寺、康多寺、燃灯寺、更萨寺)、两个村庄,其中位于德格县汪布顶乡的汪堆寺和银南寺目前面临强制搬迁,而引发当地藏人僧俗的和平请愿。


很多人不知道这些将被梯级水电站淹没的寺院和村庄有着怎样的历史、文化、生态和美丽。为当局出谋划策的中国水利专家却傲慢地说:“长江上游,特别是虎跳峡以上属人少地荒地区…这些不毛之地淤了就淤了”。我从微博、微信视频号等中国网站上,找到关于汪堆寺的多个视频、图片、文章,也尽力做了各方调查和了解,得知汪堆寺拥有罕见的历史文物和宝贵的宗教传承,更惊悉汪堆寺有三百僧众以及依傍寺院生息的两千民众,因哀求当局官员留存寺院和村庄,却遭殴打、抓捕、关押等各种非人道对待。


据去年3月的一份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论文《德格县汪堆寺百柱殿壁画的初步研究》,及前不久在杭州召开的“第八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研究者强调:“汪堆寺位于金沙江东岸的一处高地上,寺内保存有大量精美壁画,因寺院建筑加固,这些完整壁画才得以首次公开。此外,德格县汪布顶乡即将建造水电站,这将对汪堆寺壁画后续的保存与研究造成较大困难,因此对汪堆寺的壁画研究与保护迫在眉睫。”


相关研究介绍:汪堆寺内现保存古老壁画的建筑,一是山上旧经堂即吉祥天母殿;二是有100根柱子、高7米的百柱殿(“噶加拉康”,lHa khang ka brgya ma),壁画面积约为一千多平方米,绘画内容繁复、完整,藏文题记清楚可识别,其“规模之大是其他金沙江沿岸寺院难以企及的”,有部分壁画“在德格乃至整个康区都是独一无二的”。除建筑遗迹和古老壁画,汪堆寺还保存的有古旧唐卡、古旧造像等文物,以及不同时期与康区政教上层的重要历史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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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堆寺内现保存古老壁画的建筑,一是山上旧经堂即吉祥天母殿;二是有100根柱子、高7米的百柱殿。(唯色供图)


相关研究介绍:“汪堆寺百柱殿的壁画体量远大于德格印经院和银南寺的壁画。尽管三处寺院相隔并不远,但金沙江沿江一带仅见此一处如此大规模的寺院遗存。”“是迄今为止当地发现的最为重要的藏传佛教壁画之一,对研究藏族绘画艺术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是目前甘孜地区,乃至金沙江两岸地区藏传佛教寺庙建筑主体空间最大,壁画面积最大的寺庙之一,填补了德格地区艺术史研究资料的空白,对于研究德格以及藏东地区藏传佛教发展史和艺术发展史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需要强调的是,包括安多、卫藏和康等全藏地六千多座寺院在经历了1950年代的军事镇压、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绝大多数遭到了灭顶性的破坏,能够幸免于难的非常少,而古寺汪堆寺为其中之一,这是因为当地村民的虔敬护卫,把最重要的经堂和百柱殿当作存放青稞、牲畜饲料的仓库,寺院的古旧造像、老唐卡等埋藏在山上,壁画基本上没遭毁损,主体建筑没被拆除,如此才幸运地保存下来。直到1983年恢复信仰,中国当局允许寺院开放、信众出家,汪堆寺重又获得生机。但四十年后的今天,因中国水电大开发,寺院、村庄和生态环境均面临被淹没的厄运。也就是说:幸存于文革之劫,如今却面临水电开发之劫!


还在2012年即十二年前,已在全藏各地多处修建水电站的中国华能集团,因计划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和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江达县之间修建水电站,将导致金沙江两岸的多个村庄、多座寺院被淹没,村民和僧众被移民,其中就有德格县汪布顶乡及汪堆寺、银南寺,而当时,德格藏人就呼吁:“修水电站不仅让我们无家可归,而且破坏环境,我们和寺庙喇嘛都坚决反对。政府怕十八大(即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会议)前出事,就答应我们说如果得不到当地绝大部分群众80%以上同意的话,就不会修建水电站,但这些都是骗老百姓的方法,我们不能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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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托水电站,将完全淹没藏东德格(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境内的至少六座寺院。(唯色供图)


我在网上搜了关于水电站的相关信息,从青藏高原奔流而下的金沙江,所蕴含的水力资源被认为“占长江水力资源的40%以上,水电富集程度居世界前列”,已规划开建全球最大的水电工程包括二十七个梯级水电站,仅在上游就有十三个梯级水电站,被认为是中国华能集团等国企的“肥肉”!这“肥肉“之说让我想起几年前见过一个因在甘孜州乡城县修水电站而暴富的四川人,他有果树成荫的巨大庄园、有一排排豪车和豪华游艇、有一各个酒窖堆满红酒白酒等等,他还有从藏地寺院拿走的唐卡佛像、从藏地乡村带出的各种山珍,摆满了餐厅似的房间。其实水电站就是他的赚钱机器就是他们取之不尽的赚钱机器。


多年前就有中国的环保人士警告:“向青藏高原大举进入”的金沙江流域众多的梯级水电站,是“悬在头上的危险”,因为这里是“中国甚至世界上地质灾害最发育和最密集的地区,进入2000年以来全世界规模最大,密度最高的金沙江水电群就建设在这样一条河流上”。实际上,近年来金沙江沿江的水库电站附近已经多次发生了山体滑坡、江水断流、民不聊生的灾害,如2018年10月间,金沙江干流就发生了山体滑坡壅塞河道,寺院和村庄遭遇洪流,民众的生命和财产遭受威胁和损失,但在中国官媒的报道里,却又一次成了赞扬当局抢险救灾的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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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就有中国的环保人士警告:“向青藏高原大举进入”的金沙江流域众多的梯级水电站,是“悬在头上的危险”。(唯色供图)

我很难过,鉴于种种令人压抑的现状,我们可能无法改变将被这些水电站吞噬藏地寺院和村庄的厄运。从网上找到的视频和图片可以看到汪堆寺所在的风景有多么美丽,数百僧众在寺院学习佛法、练习金刚法舞,以及空闲时打篮球的情景有多么美好,而中国的水利专家竟然说这里“属人少地荒地区…这些不毛之地淤了就淤了”,其殖民主义心态昭然若揭!


那么,这些专注佛法修行的僧众和依靠寺院安度精神生活的民众,近日来遭到了怎样的遭遇呢?正值藏历新年期间,汪堆寺原本正在举行萨迦派非常重要的俄派七坛城法会,并将在神变月十五日给无数虔诚的信众摩顶祝福,然而法会尚未结束,寺院就已空空荡荡,数百僧众及附近数百村民被毒打、被抓捕、被审讯、被要求签字服从当局的任何指示,而他们,仅仅是想保住这座古寺而已。如果最终不得不妥协搬迁,有百柱佛殿、大面积古老壁画的古寺将会被毁,而且搬迁后的寺院与村庄被分开,渐渐没有僧源,寺院很快就会名存实亡……


正如关注人士的呼吁:西藏村庄及其寺院丰富的文化遗产受到中国政府开发项目的威胁,这确实是悲惨的局面。当地人流离失所和历史文物的损失令人担忧。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需要提高对西藏境况的认识,并倡导保护文化多样性和藏人原住民的人权。


另外,我们也恳切希望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们,以在世间的广大影响力来保护成千上万信仰者的家园。从网上看到照片,被萨迦派信奉中心的德格民众视为依怙主的萨迦派第43任萨迦法王,被众多汉人弟子包括明星名流拥护的宗萨钦哲仁波切等,曾莅临萨迦派甚为重要的汪堆寺,也因此了解这是怎样的一座具有世界文化遗产价值的精神宝库而值得竭力地延存于世。

202431日写


本文发表于自由亚洲特约评论: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ws-03042024093653.html

2021年6月8日星期二

唯色:译者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关于记忆、流亡及“藏族文学”(七)

2018年我回到拉萨时拍摄的深夜布达拉宫。

译者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关于记忆、流亡及“藏族文学”(七)

唯色



【简述相关介绍:2020年四月间,国际文学杂志《渐近线》(ASYMPTOTE)网站发表了捷克学者、翻译家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她将我的散文集《西藏笔记》译成捷克文并于2015年出版。而这个我用了一个多月完成的访谈,原本关涉的话题更多也更深入,译成英文发表时因限于篇幅做了较多删减,为此我将中文原文在此连载。】


卡米拉:你个人的“流亡经验”(我指的是你住在北京而不能长期住在西藏),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吗? 


唯色:有影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以为“流亡”的含义,指的是远去异国不得归乡。而我的族人中有成千上万流散于诸多异国他乡的人,即流亡者。每次听到尊者达赖喇嘛在印度或在其他国家对藏人讲话,总是反复提到“詹却”(流亡)和“詹却巴”(流亡者),总是很难过。此刻复述,眼前是尊者渐渐衰老的形象,耳边也回响起尊者说这两个词的沉重语调。


但现在我清楚地认识到,这实际上也是我的人生的关键词。我以及境内的族人与境外的族人实际上同生共命,“詹却巴”就是我们的共同身份。就我而言,无法得到护照去往异国的我住过的城市并不多,主要是三个:拉萨,成都,北京。在拉萨的时间更长一些,也更不一样。因为拉萨是我的出生地,我的本族的首府和圣地,我的故乡。而另外两个地方,都是异乡,也因此,我所接触到的主要是两个民族:异族和本族,即汉人和藏人。 


我在2004年因为一本散文集而被逐出体制,从此成为一个独立写作者,但我还是时常可以从流寓的替代之地即北京回到拉萨,或去往图伯特其他地区,基本上是自由的。但这样的时光在2008年就结束了。这是因为那年3月,拉萨及全藏地爆发了举世瞩目的抗议,很快就被镇压了。而那年我在拉萨只住了七天,因为遭遇危险就近乎逃亡地离开了。在那之后,一切恶化起来,每次回到拉萨,都被严密地监控等等。而这几年,又因我记录自焚藏人事件等,我在拉萨的日子更加艰难,不停地“被喝茶”,直接面对警察,他们有时红脸,有时白脸,一次比一次令我难以忍受。这样的回忆很屈辱,我不想再提。更悲哀的是,我却又不能不怀着屈辱一次次地返回自己深深挚爱的故乡。


一个人返回故乡的权利,这应该是必须有的,最基本的,不是吗?但很遗憾,作为一个流亡者,却无法获得返乡权。不过,我如今住在何处可能不再会令我太困扰,肉体的移动应该不再会让我无所适从,因为心有所属,魂有所系,所谓的“生活在别处”这个难题已得到解决。表面上,我似乎有着多重身份:比如血统是四分之三的藏人和四分之一的汉人;比如母语是藏语却不会用藏文写作而是用中文写作;等等,但我也不再为此困扰。一个人的外在身份说明不了什么。一个人的发自内心的身份认同才是至关重要。就我而言,我只有这四个并列而存的身份:藏人;佛教徒;写作者;流亡者。


但与流亡境外的族人比较,我们流亡的意义各有不同。比如与在达兰萨拉的诗人丹真宗智(Tenzin Tsundue)相比:他是外部的流亡,我是内部的流亡。他是在收留之国的流亡,拥有真实的人身自由,而我恰恰相反。并且我有的只是相当有限的人身自由。还有,很重要的是,他的流亡里有尊者达赖喇嘛实实在在的音容笑貌,尊者有时候还会拿他头上的红布条开玩笑。而我的流亡,只能在虚拟的网络世界见到自己的根本上师,尊者慈悲地笑道:“你一直哭,你有话要说吗?”


不过我的内部流亡可以看见空空的颇章布达拉,深夜我望着寥廓的颇章从戏剧似的灯火转入黑暗泣不成声。我的内部流亡可以在尊者寿诞日,去往游客纷至沓来的罗布林卡,向空空的黄金法座奉献洁白的哈达,而这天,也有一些男女老少穿本族的盛装,抱着鲜花来祝福。诸如此类,这些都是我的流亡经验,也赐予我的写作丰富而强大的营养。


前不久我在Facebook见到丹真宗智的近照,发觉依旧头戴红布条的他比以前沧桑了,也就悟觉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都比以前沧桑了,正如同族的另一位流亡作家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对我说:光阴不等人。是的,光阴不等流亡者。然而心却一直如磐石,坚定不移。而肉身也不会偷懒歇息,须不知疲倦。


当年,我在离开了诗歌的“象牙塔”之后,坚持这样的写作理念:写作即游历;写作即祈祷;写作即见证。但现在我认识到,写作即游历的说法太轻松,太愉悦,太浪漫化。而现实中有太多的苦难、问题与恐惧,写作根本不可能是游历的状态,相反更类似一种流亡的状态。为此我已修正为:写作即流亡,写作即祈祷,写作即见证。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ws-03162021105518.html

2021年3月10日星期三

劉燕子:不死的流亡文學/寫作即流亡,寫作即祈禱,寫作即見證----唯色的流亡詩學


自荷馬、奧德賽和但丁以來,流亡就是世界文學的古老主題。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流亡」主要與社會革命及政治迫害緊密聯繫,作家的流亡則處於對威權語言系統的抗議。

1959年起,藏人被劃分為境內藏人與境外流亡藏人兩大群體,無論是肉體被放逐,還是精神的自我流放,唯色曾說,我們一體,同生共命,因為「瞻卻巴」(流亡)是我們共同的身份。

唯色,全名茨仁唯色,意為「永恆的光芒」。父親十三歲隨解放軍先遣部隊進藏,母親則出身於舊貴族家庭,因而唯色有四分之一的漢人血統與四分之三的藏人血統。長久以來,「我是誰」?這個民族與個人的自我認同使得唯色「不倫不類」、無所適從。雖然她生下來吃的第一口食物是與母乳混合在一起的酥油茶,但她只能用外來強加的主體語言-漢語來表述自己的思考。

「我的母語被置換了。我甚至發現自己的一生,原來亦是被置換的一生:習慣被置換,記憶被置換,水土被置換,家鄉被置換,逐漸地,連容貌也被置換,連五蘊(佛門術語)也被置換了」。從接受學校教育開始到民族學院漢語語文專業畢業,「從未接受過任何關於本民族的教育」。

十八歲時,她以詩歌《印-致某些偏見的人》表達了萌芽的屈辱的民族意識:「且莫再讓輕蔑的淚水/湧出你年輕的眼/那顆散發著/酥油糌粑味兒的印/深深烙印在我心上/我不沮喪,更拒絕你冷漠的一瞥」。

至今為止,唯色在臺灣出版了近二十本書。從中共的禁書《西藏筆記》以來,包括民族與文革雙重禁忌的《殺劫-鏡頭下的西藏文革》、記錄2008年3月藏地抗議的《西藏:2008》、《鼠年雪獅吼》,以及保存自焚者證言的《西藏火鳳凰》。

文化散文《名為西藏的詩》、《聽說西藏》、《看不見的西藏》等許多作品,亦不是「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的文人感懷解藥,而是大歷史下的小人物的故事:得不到護照的僧侶、鄉村農婦、藝術青年、導遊、打工者、前特警、環保者、來自中國的性工作者、退休幹部、日夜等待達賴喇嘛回家的普通藏民;為「維穩」取消藏語教學、五星紅旗高高插滿寺院和鄉村,轉山朝聖,藏人被禁足、獎勵「民族通婚」者、流入拉薩河的重金屬……。

她的詩集《雪域的白》,以白色的花蕊,靜謐的蛇形火焰似的詩美學方式緩緩獨白,雪域之白只有比白色更純白的眼睛才能看到,雪山下的地火只有比地火更熾烈的聲音才能聽到。

唯色以作家的身份進入歷史的隧道,記錄藏人被沉默、被篩選、被肢解、被劫持的聲音;以詩人在場的敏銳與細膩檢測、質疑話語霸權把持的「常識」,使得文學成為與時間、與變形規則抗衡的一種力量,成為專制社會氾濫的真假資訊洪水中獨特的發言人。撬動唯色寫作的兩大滾石是苦難與記憶,對世界用傷痕累累的漢語說出西藏的秘密。


在這條崎嶇的文學的小徑上,你還會遇到另外寥寥的幾個人。(照片提供:唯色 )

比如,出生於西班牙治下的菲律賓本土知識人的何塞·黎薩爾,母語是加祿語,但從去宗主國接受「教育」開始,就用那應該被恨、被詛咒的西班牙語寫出抗議殖民主義的文學作品《請別碰我》、《起義者》,用西班牙語向他的祖國和人民道別。

比如,奧斯維辛小說《無命運的人》作者凱爾泰斯·伊姆雷,這部烙印自傳體成長傷痛的無命運小說的主人公少年柯韋什·久裡的經歷,就是凱爾泰斯自身的經歷:不懂希伯來語,不識希伯來傳統風俗,對猶太教知之甚少,他始終強調自己的猶太人身份是被外界「強加」的。在集中營裡,柯韋什·久裡的猶太人與匈牙利人身份仍然糾纏他。像父兄一樣關照著他,並幫助他在集中營裡生存下來的檸檬邦迪卻以匈牙利人的身份作為活下去的精神支柱,但是柯韋什·久裡卻不能從匈牙利人的身份中獲取力量。他對那些同樣來自匈牙利的買賣商,遵奉猶太教教義的所謂「正統猶太人」(集中營裡被戲謔為「芬蘭人」)的身份表述也感到質疑。在小說裡,柯韋什·甚至從未親口說出過自己的名字,他的民族性難以辨認。重返布達佩斯後,他才發現「猶太人」沒有命運其實並非必然。「我也從頭到尾把一個一定的命運經歷了一遍,那不是我的命運,但我從頭到尾把它經歷了一遍」。

《無命運的人》從個人的獨特身份及語言,從與「集體」的疑懼的角度,為大屠殺的歷史記憶構建了一個特別的視角。

這類文學的第一層磁力來自它的血肉-語言,第二層磁力來自它的骨髓—思想。作者承受自己命運與自己的歷史的堅硬品質,與他(她)的民族與個人的苦難相匹配,第三磁力,來自啟發本民族在「解放的教育學」意義上的「自我覺悟」。

正如學者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指出的「唯色的寫作對於共產黨來說,特別不能忍受。因為她不僅敢說出黨不想要人民說出來的話語,她還以統治者的語言寫作。以中文寫作的藏人,在中共統治的早期,具有一個特別重要的目的:即他們的寫作被視為解放的農奴的聲音,而他們的創作就是要對黨感恩戴德,但年輕一代的中文寫作者,不再將自己視為黨的代言人,而將作品視為以統治者的語言反駁統治者的工具」。

2008年之後,唯色在自己的故鄉失去比空氣還寶貴的自由。黨的「無微不至的關懷」以紅臉白臉出現,她「在自己的故鄉被當做傳染病一樣被隔離」,無法返回摯愛的土地。她的身份認同由藏人、佛教徒、寫作者、流亡者四維重構,寫作理念亦由「寫作即遊歷」修訂為「寫作即流亡,寫作即祈禱,寫作即見證」。

十多年前,曾經讀到唯色記錄的「三·一四抗議」事件中觸目驚心的幾行:

「甚至倒在血泊中的女孩,很快有特警的車開過來,把女孩屍體扔上車,車又繼續往前開一點,再退回去,奇怪的是,這麼來回一下,地上的血就沒了,一點血跡都沒有了。不是清潔車,但就跟清潔車一樣,把地上的血清掃的乾乾淨淨」。

唯色,就在「乾乾淨淨」的地面上,尋找著一個又一個被失蹤的自己。

作者:劉燕子  中日雙語寫作者,翻譯者,教師。(本文转自: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60480

2020年11月13日星期五

Red Guards in Tibet:Robert Barnett and Susan Chen talk to Tsering Woeser

Q&A

Red Guards in Tibet12 min read

Robert Barnett and Susan Chen talk to Tsering Woeser

EdIn her new book Forbidden Memory: Tib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ibetan author Tsering Woeser dissects the impacts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on Tibet. In this interview the book’s editor, Robert Barnett, together with its translator Susan Chen, speak with Woeser about the English-language version of her book and the enduring significance of the photos taken by her father, Tsering Dorje. Later this week we will also be publishing a photo essay featuring a selection of Dorje’s photographs.
Tseing Woeser as a child with her father Tsering Dorje in Lhasa, 1966 (photographer unknown)

When Tibet was taken over by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in 1950, the Chinese officials sent to run Tibet initially made few changes to its society, culture or administration. But, as with most revolutions since the 18th century, in tim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roject in Tibet turned to the use of terror. Initially, this took the form of Robespierrean public education – mass imprisonment and executions – but by the mid-1960s the dominant form of political violence had become the ritualized humiliation of teachers, scholars, landlords and others whom the revolutionaries identified as their enemies. These “struggle sessions” and “speaking bitterness” events, along with ultra-leftist policies, factional conflict, and rebellions, were defining featur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both Tibet and China from May 1966 until the death of Mao in September 1976, ten years later.

In the early 1980s, the Party itself condemn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allowed many Chinese writers to record their experiences. However, first-hand accounts of that time by Tibetans who remained within China are almost non-existent. Only a handful of refugee reports attested to what had happened whe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exported by the Chinese to a totally distinct culture in what was, in effect, a colony.

In 1999 this situation was transformed when Tsering Woeser, a Tibetan poetess and dissident essayist living in Beijing, began to study a set of photo negatives that her father, who had served as a PLA officer and photographer in Tibet until his death in 1991, had left with the family. The photographs included hundreds of images of events in Tib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ver the next six years, Woeser interviewed some seventy Tibetans and Chinese who had witnessed those events, showing them her father’s photographs and documenting their responses. None of this work could be published within China, but in 2006 the Taiwanese publishing house Locus produced Shajie (殺劫), Woeser’s book-length essay in Chinese about these interviews, together with 300 photographs, extended captions, and analysi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world saw uncensored images showing how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ad been carried out in Tibet.

Three years after the Chinese edition of her book appeared, Woeser, myself, and the translator Susan Chen began work on an English-language version. We revised and updated the text, added new information to the captions, and included a postscript by Woeser on the changes in Lhasa since her father took his photographs. The result, Forbidden Memory: Tib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relea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earlier this summer. For the China Channel, we asked Woeser to look back at that process and to reflect on the significance of her father’s photographs today. – Robert Barnett

Robert Barnett and Susan Chen: Forbidden Memory is a unique record of an episode in Tibetan history some fifty years ago. How would you describe that episode, and what did you learn about it that was not known before?

Tsering Woeser: The most important insight that I drew from the 300 or more of my father’s photographs that I’ve put in Forbidden Memory was about the amount of damage done to monasteries, Buddhist statues, and texts, as well as the name changes that were imposed on places and buildings. These are all so important to traditional Tibetan culture and history. There was also the abuse and humiliation that the photos showed. This was done to Tibetan high lamas, aristocrats, officials from the former government, wealthier merchants, doctors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others – even though many of them had collaborated publicly with the occupation forces of the PRC. The photos show the form of rule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mposed on Tibet – what I would call military imperialism. To me, these were realities that had been hidden. They were buried pains and sorrows. 

The state narrative is that this was all caused by Tibetans themselves. On the surface, this is true, and you can see some of that in my father’s photos. However, when I interviewed people who actually remembered the violence in those photos, and when I dug into the official publications and internal documents, I realized that many facts have been hidden by the Party. Through writing the original and now working on the English version, I have learned also that, however powerful they are, the authorities cannot arbitrarily rewrite history.

Apart from documenting Tibet’s recent history, what makes the book significant for today’s readers outside Tibet – particularly for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about China, but whose knowledge of Tibet is limited?  What relevance and what insights do you think it might offer to them?

Forbidden Memory makes it impossible to deny tha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catastrophic in its impact on Tibet. It was certainly destructive all over China, but in Tibet, it exacerbated the damage done by the Party during the PLA’s occupation in the 1950s. The devasta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far-reaching and traumatic in terms of how it affected Tibetan culture, beliefs, economy, and society. You can see it even now with, for example, the Jokhang Temple in Lhasa or Ganden Monastery just outside the city. They have been renovated or rebuilt so that, on the surface, their prior destruction is no longer immediately visible. But it’s generally agreed among critical scholars and intellectuals that Mao’s death in 1976 didn’t bring an end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ibet like it did elsewhere. Many Chinese and Tibetan officials in Tibet whose careers were mad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emained in high positions, and their efforts at self-promotion have only continued. They have now become political role models for younger opportunists. They may look very different on the outside from their “revolutionary” predecessors, but many of the things they have done are patterned on what activists did when they followed Mao’s directives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se activities are what we see in the photos in Forbidden Memory.

Could you talk more abou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you noticed between official behavio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official behavior today?

You don’t see today’s officials directly attacking Tibet’s cultural tradition in the way the Maoist activists di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ut there are huge propaganda hoardings on mountain slopes and hillsides all over Tibet. The portraits of CCP leaders from Mao to Xi Jinping are put on the walls of monasteries and private homes,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five-star flag flies from the Potala Palace [the Dalai Lama’s palace in Lhasa]. This is all the logic of “cultural revolution.” It permeates every corner of Tibet today.

You researched and wrote the first version of the book over a decade ago. What has changed since then? If you were starting again now, what would you do differently?

Before I worked on Forbidden Memory, my writing was mainly poetry and imaginative prose. This has deeply influenced my nonfiction writing. I embed poetic aspects of my work in narratives of specific events, identifiable places, and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I have watched carefully the changes in Lhasa and other places in Tibet. Overall, despite repackaging by the state, I se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still ongoing in Tibet, albeit in a much less obvious version. You can see it, for example, in the current official project to “renovate” Lhasa in the name of “modernization.” The city has been drastically remade so as to rewrite history, to encourage Tibetans to take on a Chinese identity, and to promote commercialization and Han immigration. The old city of Lhasa was closely bound up with Tibetans’ spiritual and secular lives; now it has become an exotic theme park for tourists. Any presentation or expression of Tibetan culture or history has to be shown as a subset of “Chinese values” or it won’t be allowed.   

To start the project for Forbidden Memory again now? I think I would want to deepen my understanding of every theme and detail that emerges from my father’s photos. I would want to say more to contextualize what happened to particular individuals. The major obstacle now would be finding people who experienced and remember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late 1990s and the early 2000s, I was able to find more than seventy of them. Some of them were activists involved in the attacks, and others were victims or unwilling participants. More than half of them have died since then. Without them, or strictly speaking without the memories they related to me, it would be very hard to write this book. They are the true authors here.

Their spiritual world is full of scars, trapped inside a gigantic net built by the Chinese state”

In many ways, Forbidden Memory is about your efforts to understand the feelings and thinking of the former political idealists and activists you interviewed. What did you learn about political zeal, and about subsequent rethinking and regrets, from your interviews for the book? How did this affect the way you have come to see the Maoist era in general?

The activists and idealists are my elders – my parents, my parents’ siblings and their spouses, my teachers in school, and my superiors and senior colleagues where I used to be employed. Some of them I have known since I was a child, others I was close to as a young adult. From what I was able to hear and observe, sometimes even without directly talking with them, I could understand the actions and the thinking of their generation. Rather than say that they were political idealists or activists, I think, more precisely, many of them are what I would call “double-thinkers”. Only a minority of them, my father included, might have been genuinely idealistic about the political principles they said they believed in. Yet, whether they were idealists or not, the lives they lived were full of tragedy. The more I tried to understand them, the more I realized how they had been engulfed, destroyed, wasted by the regime in so many inhuman ways.

I once wrote about this – that an entire generation of them (and perhaps more than just their generation) are a unique outcome in history. For decades, their lives were so entangled with political turbulence over which they had no control that they metamorphosed into a kind of extreme dependency, a kind of parasitism. Their spiritual world is full of scars, trapped inside a gigantic net built by the Chinese state. Most of them can do nothing but follow its momentum. They are now fragile and old. Looking at their faces – Tibetan, familiar, but marked with confusion and alienation – makes me feel deeply saddened. I feel an almost inexpressible aversion to the monstrous state that has controlled and manipulated their spirit.

The photos your father took in Lhasa and in the Kham region of Tib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re central to Forbidden Memory. Has his photographic work and the history you discovered helped you understand him and Tibetans of his generation who were par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Yes, I didn’t publish the photo of my father in his army suit until 2016, when the second Chinese edition of Forbidden Memory came out. It has not been easy for me to talk about him publicly. My father had a long career in the Chinese army. At a time when joining the army was somehow seen as an honor, he enlisted when he was 13 in the 18th Army, the part of the PLA which first went into Tibet and ran the occupation in the 1950s. When he suddenly fell ill and died in 1991, he was 54. He had been with the army for 41 years. By then, he was a deputy commander of the PLA forces in Lhasa. I remember that at least once he refused promotion to a civilian position simply because he was unwilling to let go of his military uniform. And yet he took photos of the disasters that the CCP brought to his beloved homeland. I cannot help but wonder: Why did he take these photos? Why did he preserve them so carefully?

It seems to me now that he was very intentional in using his camera to document what was happening. I talked about this with my mother. She thought that my father was simply zealous about photography. “He took photos of everything,” she said. I didn’t completely agree with her. But I was only 25 when my father passed away. I was too young, too immersed in my own far-from-reality universe of poetry and art to have asked him about the photos he’d taken. That’s been an irreversible regret for me. Some twenty years after he died, I began to use his camera to take photographs in many of the same locations where he had taken his photos. Those are in the book as a Postscript. But who was he keeping records for? I am not him and I can’t speak for him, but I know that if he was still alive, he wouldn’t be content with the current order of things in Tibet – though I’m sure that he wouldn’t have become a dissident, a “traitor,” like me. 

I have often imagined that if military service had not been his profession, my father would have chosen to be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But it was his destiny to be a professional soldier instead. It’s the same destiny that has connected me with his photographic work – as if he had kept those photos for me to complete a puzzle about the saddest chapter of Tibetan history as it happened. ∎

Tsering Woeser, Forbidden Memory: Tibet Du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rans. Susan Chen, ed. Robert Barnett (Potomac Books, April 2020)
Header: Women march past leaders at a rally in Lhasa, 1966 (Tsering Dorje, courtesy of Tsering Woes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