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23日星期五

呵呵,焦先生似是把西藏当成河南省了






在“纵览中国”上看见焦国标先生的文章《西藏语言、文化和汉人移民问题之我见》。感谢焦先生关注我的文字,视我的文字为“了解西藏的重要窗口”。我也理解焦先生所说的与我的分歧,这完全扯不上“也许涉嫌‘政治不正确’,甚至与联合国的一些精神不符”,焦先生幽默了。没错,焦先生的文字犀利且幽默,去年西藏事件期间,焦先生写的《让我来给中南海上堂西藏课》和《再给中南海上堂西藏课》精彩绝伦,当时我都转帖在我的博客上了。

虽然我很想就《西藏语言、文化和汉人移民问题之我见》也写一篇“之我见”,但因正在写作的文字压身,无暇再写其他,只能贴一篇我在2005年3月10日写的文章,以及王力雄的一篇旧文,以示回复。另外,再说一句笼而统之的读后感吧,即焦先生似是把西藏当成河南省了,因为焦先生很幽默地说:“北京有了韩国村,那是进步开放的象征。拉萨有了河南人,也未必就值得褒贬。假如真有一天600万藏族像满族一样消失了,也无须悲伤。为什么?藏血稀释了,并不是被绝灭了。作为民族没有了,可作为血脉仍然存在。就像藏獒与内地土狗杂交,二百代之后,纯种藏獒没了,可血脉并没断绝呀,又不是把藏獒全宰杀吃肉了。”

如果西藏本来就是中国的某某省,什么语言啊文化啊移民啊还真都不是什么问题了,是吧?也就不需要在自治不自治、假自治与高度自治的话题上纠缠不休了,是吧?索性就跟河南省一样,划成西藏省得了,一了百了。

在此转帖焦先生的文章。以及我的旧文(并附英文)。以及王力雄的一篇文章。以上三张图片分别摄于甘孜、拉萨和塔尔寺。


焦国标:西藏语言、文化和汉人移民问题之我见

我没有去过西藏,对西藏问没有任何感性认识,唯色女士的西藏文字是我了解西藏的重要窗口,因而首先向她表示感谢。同时我也感到,唯色在西藏语言、文化和移民问题上表达的思想,与我在这些方面固有的基本观念有不少分歧。因而特借拜读唯色新作“我什么都不怕,就怕他们来‘援藏’!”一文之机,谈谈我的一些相关看法。

首先谈语言问题。我对语言的基本观念很简单,就是普通语言学的观点。普通语言学是什么观点?普通语言学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我再更具象一些说,语言相当于斧头。语言是用于沟通的,斧头用于劈柴的。人在斧头上的伦理是,哪把斧头劈柴最好使我就用哪把斧头。那么,我的在语言上的伦理因而就是,哪种语言最有利于沟通就应该使用哪种语言。对当下藏人而言,藏语和汉语哪个最有利于沟通?自然是汉语。那么在我看来,汉语在藏地越来越普及就不算是负面现象。

这个关系也适用于汉语内部。我“最母的母语”是汉语里的河南话。河南话里保存有很多古词,有的古得跟《诗经》和《尚书》一样。河南话里有很多非常传神的象声词和摹状词,普通话里根本没有。可是随着普通话的普及,河南话里那些特色词、 特有词马上要绝迹了。可以说,当下河南话像藏语一样在趋于式微,甚至可能比藏语式微的速度还快。对此我虽然感到可惜,但我并忍心称之为普通话“入侵”河南话。为什么?因为对于河南后生来说,普通话是比家乡话更好使的一把斧头。为更好地“打柴”,为更好的谋生,我赞成他们放弃家乡话,选择普通话。

对英语和汉语的关系,我也持同样观点。前几年在中央电视台董倩主持的一档节目中谈英语在中国本土对汉语的冲击,我的态度是欢迎。我甚至主张,县镇一级公共场合的指示标志也要中英文双语。为什么?为学童提供一个力所能及的环境。形势比人强,英语的国际普通话化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现实,我们应该适应它,而不是排斥它。母语依恋和所谓民族感情固然是人之常情,但普通语言学的语言定义是更本质的常情,即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而不说语言是最重要的乡恋工具或最重要的民族感情寄托物。因而对任何一种语言抱遗老心态,我都是不以为然的。

中国需要一个共同语,世界也需要一个共同语。德国人和法国人对英语的霸权地位态度截然不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有一次在柏林,我碰到一位看上去很有文化的中年绅士。我以英语向他问路,我不懂德语,他说他是法国人,不懂英语。以他的身份判断,要么是会说英文而故意不说,要么是压根儿不会说英文。他为什么故意不说?或者,他为什么不学英文?我只是瞎猜,是不是缘于法国人对英语的“弱势傲慢”呢?德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则很开放。有一次我在海德堡大学作学术交流,著名汉学家瓦格纳教授现场宣布:“今天使用的第一语言是中文,第二语言是英文,德语属于非法语言。”大家一阵笑。另有一次,是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一位德国学者对我感叹道:“多亏这个世界有英语,帮助我们沟通,否则就太不方便了。”我对此深表赞同。

我再举两个不会英语导致不便的例子。在柏林一个饭局上,我遇到一位车臣的女记者。她的母语是车臣语,外语是俄语。我的母语不用说了,外语是英语。我们俩在语言上没有交集。结果怎样?虽然我们是两个大活人,实际上则等同于两只葫芦。在苏格兰城市格拉斯哥一次国际笔会会议上,有一位古巴诗人,母语是西班牙语,另外还会三、四其他小语种,可就是不会英语。结果,在那次会议上,他是最惨的,跟傻子一样,或者根本就是个哑巴。因而事实证明,英语的霸权地位是我们感恩的对象,不是我们责备的对象。汉语在有关地区的霸权地位,我也持同样态度。至于目前官方在藏地具体推行何种语言政策,我因没有感性认识,暂不多谈。如果在这方面存在问题,那也只是政策偏颇的问题,不等于汉语的强势地位在道义上有问题。

再来谈谈文化问题。我对文化也持工具论的态度。文化像语言一样,也是斧头,哪个好使用哪个,不存在亲疏问题。我不会由于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石斧头而拒绝使用铁斧头。同样,我不会因某种文化是所谓民族的传统文化而排斥明显更“好使”的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是相对的,今天的传统文化五百年前可能是外来文化。藏传佛教今天似乎是最地道的藏文化, 可在唐朝文成公主和尼泊尔樨樽公主时代,佛教却是西藏的外来文化。佛教是这两位公主带到西藏的,此前西藏无佛教。文化也不是亘古不变的,而是不断消失的,无数的民族文化消失在本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基于此,我对任何以保护民族文化之名拒绝外来文化的提法都保持距离,无论其名是保护藏族文化还是保护中华文化。

这里我想引述唯色女士的一个具体提法加以分析。“在十多年前,深夜走在帕廓街上,会听见狗的叫声划破寂静的夜空。如今,街边弥漫着烧烤火腿肠羊肉串的油烟味,小巷里也有‘四川小吃’、‘清真拉面’的饭馆还亮着灯开着门。”唯色是把它当作负面现象写的,我却不认为这些现象负面。如果“寂静的夜空”是最高境界,那最好去高原旷野放牦牛,因为那里的帐篷之夜比帕廓街更寂静。我很感谢北京能吃上新疆的孜然羊肉和杭州的小笼包子,如果在北京也能喝上家乡的胡辣汤就更好了。由此我想,拉萨人有四川小吃、清真拉面可供选择,是值得感谢的,而不应忧虑和厌烦。一座城市,饮食多样化,口福更丰富,有什么不好呢?

最后谈谈移民问题。移民像刮风,高压区自然向低压区流动。一个民族,如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很正常。一个民族,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也很正常。更重要的是,无论王小二过年还是芝麻开花,也都是暂时的、此刻的。风水轮流转。这个二百年你是王小二,他是芝麻,下个二百年就可能他是王小二,你是芝麻。因而近年汉人移民藏地太多,“挤占”了藏人的空间,不值得大惊小怪。三百年前和六百年前,蒙古人和满人不也挤占了汉人的地盘吗?民族没有天然边界,所有的边界都是暂时的。大家共时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能说他要挤死了,你这里松死了,你也不让他来几个人到你这里松活松活。千万别说为你的子孙后代保留生存空间,五十年后子孙后代在哪里还不知道呢,五百年后谁是你的子孙后代更说不准。蒙古人当年为他们子孙抢占的地盘最大,可那地盘如今在哪里?当年驻扎全国的蒙古军队的子孙又在哪里?不要把今天藏地来了汉人移民看成是汉人占藏人的便宜。二百年后这些汉人移民的子孙也是藏人的子孙,为什么?混血了。请看今日的拉丁美洲,哪个是白人的子孙?哪个是黄人的子孙?哪个是黑人的子孙?哪个是印第安人的子孙?全是,全不是,互相是,分不出来了。通过几百年的生殖器大混插,全他奶奶的混在一起了。

北京有了韩国村,那是进步开放的象征。拉萨有了河南人,也未必就值得褒贬。假如真有一天600万藏族像满族一样消失了,也无须悲伤。为什么?藏血稀释了,并不是被绝灭了。作为民族没有了,可作为血脉仍然存在。就像藏獒与内地土狗杂交,二百代之后,纯种藏獒没了,可血脉并没断绝呀,又不是把藏獒全宰杀吃肉了。

上述语言、文化、移民各点,我谈的只是这方面的一般道理,不涉及具体的现实政策。至于具体政策,我无比反感北京对达赖喇嘛的嘴脸和措词。大语言、大文化、大民族的沙文主义,我反对;小语言、小文化、小民族的固步自封主义,我也反对。德国、俄国右翼敌视外国移民我反对,穆斯林原教旨主义看西方人的目光也无比糟糕。如今的拉萨街头,“背着书包的汉人小孩在爬树,打着毛线的汉人老太在散步,这里有一桌四川人在路边打麻将,那里有河南人在喊‘加气加气加液化气’。”在唯色的语境中,这些市井现象是恼人的。我觉得这不够稳妥。以藏族利益的看守人自处,值得敬佩。但是如果遗老气息太浓,甚至带有原教旨主义的味道,可能并不利于藏族同胞。但是无论如何,我仍然再次感谢唯色文章带给我的那些有关藏族的知识和对西藏问题的关切。另外,我的上述看法也许涉嫌“政治不正确”,甚至与联合国的一些精神不符。果如此,我期待着各位的讨论商榷和批评指正。

附:

焦国标:(1963年-)生于河南省杞县,是中国新闻学研究者、作家和异见学者。他获河南大学中国文学学士、古代汉语硕士,又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博士。后任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2003年4月发表诗《致美国兵》,支持美国发动美伊战争。2004年3月发表《讨伐中宣部》一文,指责中宣部实行愚民政策,主张新闻自由。该文最初发表在《开放》杂志上,后来被互联网上广泛转载。2005年3月应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邀到华盛顿做访问学者,计划6个月。同时被北京大学当作“自动离职”单方面除名。校方认为他未经批准擅自出国访问,焦认为是对他写作《讨伐中宣部》的报复。(维基百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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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纪念3月10日:让我们坚守我们的文化!

如今的西藏,正变得越来越不像西藏,以致让远道来的游客大失所望,甚至有这样的说法:“拉萨,成都的克隆”。有一次我数了一下,从布达拉宫背面的雪新村我家走到街口,百米多的距离,见到37个汉人,只有5个藏人。西藏的改变,越来越多的移民显然是重要的原因。


藏人能够阻挡如此汹猛的移民潮吗?答案无疑令人悲哀。我们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却不是这块土地的主人。半个多世纪以来,西藏在强权的控制之下,一种悬殊的力量对比不仅仅体现在军事与经济方面,单就人口数量而论,六百万的藏人如何胜得过超出自己二百倍的汉人呢?因此,以暴力进行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徒添悲壮,却不可能扭转局势。

然而,强权并非不能抵抗。这抵抗的力量其实存在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之中。我在安多一座寺院的壁画上,看见铠甲裹身的正义之军正与敌人奋战,但从武器中发射的却不是燃烧火药的子弹,而是一朵朵美丽的鲜花。这盛开于寺院的鲜花象征着什么呢?——是蕴含着慈悲与智慧的西藏传统文化。
是的,我们的传统文化才是我们唯一的武器。


正如历史上蒙古军的铁蹄踏遍了大半个世界,偌大中国被打得落花流水,重换纪元,但为什么藏民族不但没有被征服、被灭亡,反而成了强悍蒙古人的上师,使蒙古人直到今天都如同我们的兄弟?

我们西藏的传统文化,既然可以调伏当年的蒙古人,又为何不可以调伏今朝的汉人?

汉人历来有着佛教信仰的基础,虽然远不如藏人普及,迷信和功利的因素也多,但毕竟在很多时代佛法盛行,对后世有着巨大和长远的影响。

基于此,我们西藏文化中系统完整的宗教传承、丰富多彩的仪轨形式、底蕴深厚的哲学基础、魅力无穷的艺术境界,会使很多汉人为之折服。事实上,在拉萨经常可以看见进藏打工的汉人去寺院烧香磕头。而汉人的精英层如今也开始有了对这种信仰的需要。

西藏在国际社会已长久地成为热点。被迫离开故乡的藏人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在流亡各国的同时,也把西藏文明带向了世界。“西藏热”或者说“西藏文化热”蔚为风气,甚至成为时尚,乃是流亡藏人的贡献。而这种时尚,又由西方反馈到中国的精英阶层,使他们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也和西藏开始“接轨”。于是在源源不绝的进藏大军中,有这样一些人值得关注,他们对西藏的兴趣是对西藏文化的兴趣,他们对西藏的期望是对西藏文化的期望。

我在西藏结识了很多这样的汉人朋友。其中一位朋友在文章中这样描述初遇西藏文明的心情,那是一种“雷鸣般的震惊和沉默,……是初初遭遇异质文明,既有的知识结构被无情颠覆的自然反应”。另一位朋友在风雪呼啸的珠穆朗玛山上,听见从藏人帐篷里传来的欢笑,不禁感叹:“只要人类还剩下最后一个种族和文明,那就一定是藏人和他们‘天人合一’的古老文明。”

当一个民族的文化,具有一种属于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属于延续的而不是中断的、属于土地的而不是虚空的基本特征时,也就有了一种力量。而这样的力量,能不能足以令外人敬畏并且尊重?能不能足以保护自己甚至与强权抗衡?这实际上与这个民族中的每个人有关。


让我们坚守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不是去接受极权制度下各种专制的高压,而不是去追随现代世界中物质主义的潮流。因为这二者的结合,杀伤力之强,将直捣西藏民族的灵魂。

让我们坚守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不是愚昧,也不是保守,而是一种文化的选择。尤其是藏人的精英,所有的知识分子、专业人才、僧侣乃至官员,都应该担当起表率的职责,并且告诉我们的百姓,不是接受强权的“恩赐”就是好事,不是跟着物质主义奔跑就会幸福,而是要走自己的路。

让我们坚守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这包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穿上在游牧文化中形成的藏人服装,即使对办公室而言不那么方便,但我们还是要穿。我们说起保存了历史记忆的藏人语言,即使面对十二亿汉人不容易沟通,但我们还是要说。我们住藏人的房屋,我们过藏人的节日,我们在我们的家中高悬唐卡,点亮酥油灯,迎请诸佛菩萨和绛红色的喇嘛。虽然我们无力阻挡汉人政府在西藏修铁路、开矿藏、搞他们的各种建设,但至少,我们自己可以不去修盖汉人那种式样的旅馆、饭馆和商店,用赌场、卡拉OK、汉藏妓女去吸引他们的消费者和旅游者。

我们不能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去一味地谄媚迎合。如果汉人要来,对不起,请按照藏人的方式,我们敬畏的他们也应该敬畏,我们尊重的他们也应该尊重,我们遵循的他们也应该遵循。只有这样,他们对西藏才会有敬畏和尊重,而不敢肆无忌惮,不致轻举妄动。所以我们即使制造,也要制造出一个浓浓的西藏文化的氛围。


这确实是一种文化的选择。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我们在实力的对比上是弱势,这是现实。

我们本来可以很大度地去引进外来的模式,接纳新生的事物,在原来的土壤上培植出多样化的生活。但是,既然我们处于弱势,既然我们已经被摧残得所剩无几,所以我们就必须坚守自己文化和传统中的每一样事物,无论多么微小,都要努力使其不致在排山倒海的冲击之下被席卷而去。

其实我们应该充满信心,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历经风雨吹打仍然散发着永恒的光芒。正如我的一位汉人朋友所言:“要医治这个世界的疾病,药方还藏在西藏”,而这个药方恰恰就是我们的文化和传统。倘若我们自己都不珍惜,又怎能医治同样患病的西藏?倘若我们自己都已抛弃,反而亦步亦趋,随机应变,追逐功利,那么整个西藏将处处布满中国内地的克隆模式,而我们最终将成为自己家园的陌生人。

对于我们每个藏人来说,我们不应该变得跟汉人或者其他人一样,虽然今天这个世界正在变成“全球化”的地球村,但要想在这地球村里拥有一席之地,并以独特的个性加入到多元化的群落之中,争取自己的权益,表达自己的声音,展示自己的风采,只有这一个选择:坚守。

若要西藏存在,就必须坚守西藏的文化传统。而这一点,即使在不能摆脱中国统治的情况下,每一个藏人也完全可以做到。不要抱怨环境,不要推脱责任,让我们每个人从自己开始做起——坚守,这就是我们留给未来的希望!

2005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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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雄:以文化的多样化来保持人类文明的平衡

我听到一个藏族人这样说:“我们藏族五百万人,北京的一半不到,中央拨个款,建几个大企业,把全部藏人集中起来都上班,就在一个大城市里生活,不就完了嘛。为什么要在这里放牛放羊,拣牛粪烧牛粪,为什么要这么过呢?”简单地论证,这种设想并不是没有可能实现。深圳不也是从无到有,一个小渔村变成现在几百万人的大城市吗?可以按照建深圳的方式把整个藏族装进一个大城市。然而那意味的是什么呢?人类原来是在这地球上寻找各种可能的生存空间,延伸到各种可能的极限,去找适合自己生存的家园,也发展出适合当地的文明。然而如果大家都下到谷地和平原去建城市,就具体个人的生活而言,不是不可以。但那时整个西藏高原将成为一片无人区,成为人类弃绝之地。这种生产方式的改变,将使生活方式随之改变。如果藏人真地聚到一起,变成一个大城市、大企业,可想而知,超级市场,夜总会,高楼大厦都会起来。美国化的生活方式就会进入每一个藏人的家庭。而一旦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宗教也就可以随之改变,基督教文明就将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传统的藏传佛教则会衰落让位。

对于中国今天的国力来讲,彻底改变五百万藏人的生活应该是能做到的,重建一个深圳就是了。但是应不应该那样做呢?它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将使人类丧失一种非常宝贵和独特的文化。

我对全球化的最大担忧,是在于它可能给文化多样化带来的破坏。如同形成生态平衡的基本要素是生物多样化一样,生物的物种越多,生物链越复杂,生态平衡就越稳定。即使物种中的哪一个出了问题,或生物链发生一定的起伏,都不会对整体的生态平衡起到根本破坏。但是随着生物多样性降低,物种越来越少,生态也就越来越容易失衡。一百条腿的凳子非常稳定,断掉二十条腿都没关系,三条腿的凳子再断一条腿就会倒。而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消失,被美国化一统天下,实际就等于让人类坐上一个只有一条腿的凳子。如果我们明白必须以生物多样化保持生态平衡,我们也应该懂得必须以文化的多样化来保持人类文明的平衡。生物毕竟还不是人类创造的,是大自然的产物,而人类消灭人类文明的多样化,等于是在自己消灭自己。

目前世界的美国化进程还没有暴露出太大问题,只是显得比较单调。在美国旅行,走到哪看的都是同样的快餐店、旅店、连锁店、加油站,一模一样的牌子和标志,车开到每一个小镇都差不多,甚至连阿拉斯加都不例外。真是让人烦。但我反对文化的一元化,并不仅仅是从审美角度希望看到丰富多彩的世界。这当然非常重要,不过还有一点至少同样重要,那就是人类驶向未来的航船总会遇到风浪,一旦有一天发生重大危机,我们一定需要从先人的古老智慧中寻找启迪。不同的文化资源面对不同的问题,可以从自己的角度提供独特的帮助。假如人类那时只剩下美国化,就会失去那些独特的启迪与帮助,就可能让人类在危机中走上不归之路。

2002年12月(全文见http://wlx.sowiki.net/?action=show&id=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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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Memory of this Day in History:Let’s Stick to Our Culture

By Woeser


Tibet today is gradually becoming less like Tibet, which disappoints tourists from afar; there’s even a saying, “Lhasa - Clone of Chengdu.” Once I counted thirty-five Han Chinese and only five Tibetans within a distance of a hundred or so metres between my family home in New Shol Village, behind the Potala, and the nearest street corner.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migrants is obviously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ibet’s changes.

Can Tibetans resist such a heavy wave of migration? The answer, undoubtedly, is pessimistic. We live in our own land but are no longer the masters of this land. During half a century under the rule of the dominating power, Tibet has seen a great disparity in strength that embodies not only the spheres of the economy and military, but also, solely in terms of the population, how can 6,000,000 Tibetans compete with Han Chinese population that’s more than 200 times ours? Therefore, to resist through violence would be no different from throwing eggs at rocks, adding tragedy and heroism in vain, and not changing the situation.

However, there is no dominating power which cannot be resisted. This power of resistance actually exists in our traditional culture. On a mural in a monastery in Amdo, I saw soldiers of justice in armour fighting with enemies, but what they shoot from their weapons is not bullets, it’s bunches of beautiful flowers. What do the blooming flowers symbolize? This i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ibet, suffused with compassion and wisdom.

Since in history the iron hoofs of the Mongolian army trampled a large part of the world, so China – such a big country – was defeated, changing the whole era then, how come Tibetans, instead of being defeated and eliminated, became the religious masters of the Mongolians and have remained their brothers to this day?

If our traditional culture could tame the Mongolians, then why can’t the Chinese of today be tamed?

There has long been a foundation of Buddhist belief among the Han Chinese, though it has not been as popular as in Tibet, besides there are certain factors of superstition, fame and fortune involved. Buddhism, after all, had been prevalent for centuries,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and prolonged influence on their descendants.

Therefore, the systematic and complete Buddhist inheritance, the rich and colourful rituals, the detailed and profound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and its incredibly attractive artistic expression, all this that exists in our traditional culture can inspire many Han Chinese to be filled with admiration and faith. In fact, the migrant Han Chinese in Lhasa are often seen worshipping and making their offerings in monasteries, while the elite among the Han Chinese are beginning to feel a need for this kind of religious belief.

Tibet has long become a hotspot in international circle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Dalai Lama, the Tibetans who were forced to leave their country have brought the Tibetan civilization to the world. “Tibet Fever”, or so to say “Fever for Tibetan Culture” has been widespread, and has even become a vogue, owing to the contribution of exiled Tibetans. This vogue has then fed back to the elite Chinese, connecting them to Tibet while they’ve been adjusting themselves to the outside world. Among the non-stop immigration to Tibet, some migrants deserve to be noticed since their interest in Tibet is because of their interest in Tibetan culture; their expectations of Tibet are because of their expectations of Tibetan culture.

In Tibet, I became friends with many Chinese of this kind. One of my friends wrote of his feelings after encountering Tibetan civiliz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It was like the shock of a thunderstorm, and then silence… It was the natural reaction to everything I knew being abruptly overturned by meeting a different civilization.”

Another friend, during a violent storm on Mount Everest, overhearing the laughter of Tibetans coming from a tent, sighed with emotion and said: “When there is only one stock and one civilization left of humans, that must be the Tibetans and their ancient civilization, oneness of nature and mankind.”

When a culture of a race has a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 a characteristic that belongs to the self but not to others, belongs to its continuation but not its decline, belongs to reality but not to illusion, then there will be strength. Can this strength be sufficiently respected by others? Can this strength be powerful enough to protect us and even to challenge the dominating power? That is actually a concern for every ethnic individual.

Let’s stick to the traditions of our culture rather than accepting the high-handed policies of the totalitarian regime, rather than following the materialistic trends of the modern world. Because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two is so powerful that it can destroy the soul of ethnic Tibet.

Let’s stick to traditional culture neither out of ignorance nor conservatism but as a choice of culture. Especially the elite Tibetans and Tibetan intellectuals, professionals, monks, and officials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and tell our people that accepting “benevolent gifts” from the dominating power isn’t necessarily good, that running after materialism won’t necessarily bring happiness, we should instead go our own way.

Let’s stick to traditions of our culture that include the details of our day-to-day lives as well as aspects of our spiritual lives. We wear traditional Tibetan dress which has been derived from nomad culture. Even if it’s not convenient to work in such clothes, we insist on wearing them to the office. We speak the Tibetan language which preserves the memory of Tibetan history, even if it’s not easy to communicate with 200 million Chinese, but we insist on speaking it. We stay in Tibetan-style houses, we celebrate Tibetan holidays, we hang thangkas, light butterlamps, and invite buddhas, bodhisattvas, and lamas in burgundy robes to our homes. Even if we are powerless to resist railway construction, mining and all kinds of development carried out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t least we can restrain ourselves from building Chinese -style hotels, restaurants, and shops, or attracting customers and tourists to the businesses of gambling, karaoke, and Han and Tibetan prostitutes.

We shouldn’t be lured into making quick profits. If the Han Chinese want to come, sorry, in accordance with Tibetan manners, respect what we respect, honour what we honour, abide by what we abide by. In this way, they would respect and appreciate what is Tibet, instead of being unscrupulous and acting recklessly. So, if we have to create something, we should create a strong atmosphere of Tibetan culture.

This is indeed a cultural choice. We don’t have other options besides it, because we are on the more vulnerable side when compared to actual strength, that is the reality.

We could have been otherwise if we’d been more open-minded in importing foreign modes, accepting new things, and nurturing more diverse ways of life in our indigenous land. However, since we are on the more vulnerable side, and nothing too much has survived after the damage done to us, we have to stick to everything in our culture and tradition. No matter how small these things are, we have to make efforts to ensure that they are not going to be washed away by the overwhelming waves.

In fact, we should be full of confidence, because our cultural tradition remains illuminating after so many hardships and stormy struggles. As one of my Chinese friends has said, “The remedy that can cure the world’s illnesses remains hidden in Tibet.” And that remedy is precisely our culture and tradition. If we ourselves don’t value it, how will it be able to treat sick Tibet? If we ourselves have abandoned it, and act according to the demands of the changing circumstances, chasing fame, wealth and power, then all of Tibet will be full of “clones” of inland China. In this way, we will become strangers to our own land.

As far as all the Tibetans are concerned, we should not become just like Han Chinese or any other people. Although the world today is becoming a global village due to globalization, if we want to have a place in that village, and join the diverse community with our unique characteristics, to strive for our own interests and rights, to express our own opinions and show the charisma of our culture, we have only one choice; stick to our traditions.

If Tibet is to exist, we have to stick to the culture and traditions of Tibet. It is absolutely possible for every Tibetan to do this in the circumstances, even if we cannot get rid of Chinese rule. Don’t complain about the environment, don’t evade responsibilities, let each of us start by ourselves – to insist. That is the hope we can have for the future.

10 March 2005

38 条评论:

  1. 茉莉 : 北欧萨米与西藏自治

    一年复一年,肩负藏民族使命的达赖喇嘛特使洛地嘉日前去中国谈判,原本年富力强的他已经两鬓灰白,皱纹满面。至今为止中藏八次谈判,每一次的结果都是零。在最近一轮会谈中,特使向北京方面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北京给予藏人社区真正的自治。而北京方面照样是老调重弹,说西藏早已自治了,并谴责达赖喇嘛要求自治是“搞分裂”,搞“变相独立”。双方仍然是各说各话。

    好在少数民族自治和人权保护问题,已经超越国家内政,进入国际关注范围,西藏问题尤其如此。当今各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只要应用比较的方法,就能看出其差异之处。西藏到底是否已经自治?我们可以用一杆普世的尺子去衡量。

    ◎ 北极小鹿与雪山巨狮之比较

    拿北欧萨米族和西藏民族相比,就好像拿一只北极小鹿去和雪山狮子进行比较。作为欧洲最后的土著民族,萨米族大约有七万多人,生活在挪威、瑞典、芬兰和俄罗斯等国北部,其中居住瑞典境内的只有一、两万人。而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西藏人,却有六百万左右。

    萨米族和西藏比较相差太远。这个游牧民族以狩猎野鹿、荒原捕鱼和采集野果为生,直到近代才开始有一些农业和手工艺,开始定居下来,他们从来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或政权,甚至没有氏族和部落之类的组织。萨米族的社会基层单位叫“西达”(Siida),只是一种共同狩猎、合作放牧的组织。

    而西藏却早在一千多年前就统一了各部落,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尽管中共为给他们统治西藏制造合法性,称西藏在1950年之前的社会制度是“农奴制”,但研究过西藏历史的人都知道,当时大部份西藏人都是农民,与奴隶制不能相提并论。在社会形态方面,西藏曾经比萨米族要先进得多。

    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与北欧萨米族最相似的,大概就是鄂温克族了。中国东北的鄂温克族也只有几万人,曾和北欧萨米族一样饲养驯鹿、住在帐幕里,逐水草而居,甚至也曾和北欧萨米族人一样信奉萨满教。但在中共的同化政策下,鄂温克族人和满族等民族的命运一样,已经只会说汉语,和汉族没有区别了。

    在中国鄂温克等民族被彻底汉化之际,原本已被北欧国家“挪威化”或“瑞典化”了的萨米族,却获得了民族文化的复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战后的欧洲兴起了族群运动,各国开始重视并保护少数民族权利。1997年,挪威哈拉尔五世国王就过去的“挪威化”政策给萨米人民造成的不公,向萨米人表示道歉。

    ◎ “萨米议会”体现自治权利

    如前所述,西藏人千年来有自己的王室与政府,而萨米人却是无组织的散居者,他们在分属于北欧各国的土地上游牧,濒临被同化。近几十年来,北欧主权国家根据联合国有关精神,通过立法,保护和发展萨米人的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促进了萨米族群的复兴运动。

    自七十年代起,芬兰、挪威和瑞典等国先后成立了“萨米议会”。各议会由每四年一次的选举产生,候选人来自萨米族各党派,具有代表性和法定地位。议会的职责是给政府制定萨米民族政策提供信息来源和对话渠道,并负责一些领域行政管理和政策措施的实施。在涉及萨米语言、文化的事务上,议会拥有相当的决策权。萨米议会是相当于公共行政机关的角色,体现了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

    尽管萨米族人口在北欧国家所占的比例很小,而且这个小小族群居住在人迹稀少的偏僻北方,但北欧政府特别认真地保护他们的选举权利,总是及时把每一张选票送到选民手里,甚至发生租用专机送选票的故事。萨米人不但有权参加本民族的议会普选,而且有权作为公民参加国家大选。

    而自古以来就自成一体、自行管理的西藏,在被荷枪实弹的中共大军“解放”了之后,也曾有一个允诺其“自治”的《十七条协议》。然而后来,这种“自治”并没有让藏人自己管理自己,而是把藏民族原有的各大宗教领袖一一逼走,改由全副武装的汉人去管理。和幸运的北欧萨米族比较,西藏人的悲哀实在太深。

    ◎ 挪威水坝抗争事件政府让步

    当国际社会谈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时,不仅意味着要保护传统文化本身,而且包括保护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形态和自然环境。七十年代发生在挪威的一个水坝抗争事件,就反应了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北欧国家解决冲突的方式,是值得中国借鉴的。

    和祖祖辈辈定居高原的西藏人不同,因游牧而居无定所的萨米人并未拥有自己的土地。早在几百年前,瑞典、挪威的垦荒者就进入萨米区域,而后又发展了伐木、开矿和水力发电等产业。萨米人只享有依季节的需要放牧驯鹿的权利。

    在挪威北部萨米人聚居区有一条阿尔塔河(Alta-Kautokeino)。1973年,当地政府决定在河上修建一个大坝,用于水力发电。阿尔塔河是萨米族人心目中神圣的母亲河,这项工程一旦按原计划修建,除了会淹没一个萨米族村庄之外,更会破坏萨米族人心中的神圣。于是,当地萨米人联合环保人士,采取包括示威、绝食、占据政府办公室等各种手段,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发起一系列抗争活动。

    “阿尔塔河之争”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是萨米人争取对自己山川与土地的自主权的抗争。这场冲突引起国际社会关切挪威如何对待其少数原住民,导致挪威政府做出让步。最后,挪威政府缩减了水坝的规模,并且让绵延十几公里的水道隐藏在山体之中,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了当地的自然风貌,那个萨米村庄也因此幸存下来。

    这个事例体现了北欧的民主精神,这就是说,真正的民主应该包括认同少数民族的个人及集体权利。尽管少数民族地区水土资源的使用权和拥有权,仍然是具有争议性的议题,牵扯到多方面的利益纠纷,但民主制度下的抗争与协商,能够获得一个双方妥协的结果。水坝抗争事件产生了很大的后续效应,促成挪威政府重视萨米族人的权利,并于1987年通过了《萨米法》。

    ◎ 民主的中国可解决西藏问题

    中国也有不少传统的名山圣地,如佛教圣地五台山,历代帝王封禅祭天的神山泰山。除了文革期间遭受破坏之外,当今中国政府还是对这些名山圣地实行了保护,不容许任意挖山开矿。

    然而,去西藏挖山开矿却是一股新兴的潮流,汉族开矿者似乎不认为藏人的神山也需要保护。唯色在《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雅拉神山?》一文里,谈到藏区八大神山之一——美丽的雅拉神山的命运。由于雅拉神山发现铅锌矿,吸引了一批铜臭味极重的非朝圣者前来。“开采雅拉神山,在老板心中是赚大钱的机会;在某些官员的心目中,是他们‘致富的门路’;而在老百姓心中,这是无言的痛。”

    当地藏民曾勇敢地维护他们心中的神圣。据唯色说:“老乡们手牵手把神山围了起来,还派出8个长老去成都告状,可是随后这次事件被警力平息下去了。”没有一个民主的制度,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了几千年的藏人,无法像挪威萨米族人一样保护自己的神圣所在地。政府任意动用警力,堵绝了与原住民平等协商的可能,令藏人心怀更大的怨愤,导致更多的汉藏冲突。

    最近达赖喇嘛在欧洲访问,参加了纪念波兰前总统瓦文萨获颁诺贝尔和平奖25周年的纪念仪式。达赖喇嘛在演讲中说:“当中国变得更加的民主,有了言论与法治的自由,特别是新闻的自由……那么一旦中国成为一个开放的现代社会,在西藏问题上,我想在几天之内,便可得到解决。”

    也许达赖喇嘛的看法乐观了一点。即使中国民主了,民族问题仍然会是令人头疼的问题。但是,达赖喇嘛终于看到了问题的实质:没有民主制度做保障,弱肉强食的现象就无法制止。从当今挪威国王向萨米族人道歉一事可以看出:民主和专制的区别,是文明和野蛮的区别。

    被挖得遍体鳞伤的神山似乎是一个隐喻,象征着西藏是一个巨大的伤口。医治这个伤口的良药,唯有民主制度。

    原载《争鸣》杂志2009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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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雅拉神山?》是唯色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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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雅拉神山?》不是我写的。茉莉姐记错了。我在藏人文化博客上见到这篇文章(http://gxp1201.tibetcul.com/50921.html),转帖在我的博客上,作者是岭卡·洛绒泽仁。我在我的博客上也署了岭卡·洛绒泽仁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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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道歉:

    刚才经唯色指出我才发现,《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雅拉神山?》一文的作者是岭卡·洛绒泽仁。因为是唯色贴在她的博客上,我误以为作者是唯色了。

    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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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中国留学生又在美国杀人,请大家也来关注一下,什么是才是暴徒:

    http://www.mitbbs.com/news_wenzhang/Headline/312082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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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唯色,你是愿接受100万汉族移民到西藏,还是接受20万回民。西藏能否像新疆那样移民,人口结构改变将彻底解决藏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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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唯色,你好!
    提个小建议,能否将首页的每篇文章都设置成“全文”模式,这样俺用的软件就能无需翻墙便一览无遗,目前只能看到概述,要看全文,只有翻墙,或者像俺现在在国外这样。
    新年快到了,请给王力雄老师带好。
    加油,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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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焦先生说:“我再更具象一些说,语言相当于斧头。语言是用于沟通的,斧头用于劈柴的。人在斧头上的伦理是,哪把斧头劈柴最好使我就用哪把斧头。那么,我的在语言上的伦理因而就是,哪种语言最有利于沟通就应该使用哪种语言。对当下藏人而言,藏语和汉语哪个最有利于沟通?自然是汉语。那么在我看来,汉语在藏地越来越普及就不算是负面现象。”
    还说:“前几年在中央电视台董倩主持的一档节目中谈英语在中国本土对汉语的冲击,我的态度是欢迎。我甚至主张,县镇一级公共场合的指示标志也要中英文双语。”
    还说:“请看今日的拉丁美洲,哪个是白人的子孙?哪个是黄人的子孙?哪个是黑人的子孙?哪个是印第安人的子孙?全是,全不是,互相是,分不出来了。通过几百年的生殖器大混插,全他奶奶的混在一起了。”
    焦先生:想用汉人的斧头消灭藏人的斧头。但实际上这不是汉人的斧头,是共产党的斧头。焦先生说到汉语和英语时宽容的说使用汉语和英语双语。可是说到藏语时说:“藏语和汉语哪个最有利于沟通?自然是汉语。那么在我看来,汉语在藏地越来越普及就不算是负面现象。”我要对焦先生说的是,在藏区什么语言最广泛的使用呢?还是藏语。什么人最希望在藏区说汉语呢?那是共产党干部,大家都知道,中共著名“援藏”计划。在西藏大约有88个县,这88个县现任(2006-2008)县委书记的藏人有三位。他们是:措勤县县委书记格桑朗杰(2006),洛扎县县委书记嘎玛旦巴(2008),班戈县县委书记索朗扎巴(2008)。 那么有85个县委书记随着轮流“转世”的“援藏”干部已经是第五代了。这85个县委书记他们不仅仅是县委书记,也和他们的胡锦涛主席一样,兼任着人武部第一政委。他们甚至带着好几个副县长来的。他们对西藏做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就这样在西藏自治区有85个县没有“自治”,这个简单的数据可以证明西藏自治区的自治是假的。我估计“生殖器大混插”的强奸是这样开始的吧?我知道西藏穷,但也不是不可以自己管理。就目前的藏区状况,消灭民族还为时尚早。“哪个是白人的子孙?哪个是黄人的子孙?哪个是黑人的子孙?哪个是印第安人的子孙?”愿意不愿意说汉语,愿意不愿意说英语,这要看当地民族的绝大多数的认可,要有当地民族自己的觉醒来衡量的。而不是某一个伟人或某一个政党的强加。就像藏民中有人磕头上拉萨,那是他们的选择一样。首先尊重他们的感情是很重要的,就像中国外交部的人老指责西方人,说他们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我想西藏民族也有自己的感情。请你们别伤害他们的感情。
    我很尊重或敬仰焦国标先生。但是,共产党文化栽培烙印,是有意无意之间,看来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恐怕是擦不干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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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刚刚看完《班禅大师的仪仗兵》,实在是太精彩了,作者这个家伙咬人不露齿,牛人啊。把那些愚弄老百姓的伎俩揭露的体无完肤,知识性,趣味性都很强,强烈建议收入民间藏事!
    在这里: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05b41101000bo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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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偶然看到焦国标的文章,谈西藏的语言和文化。真是令人生气。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他不会不知道都德德《最后的一课》吧。
    将语言简化为工具,将西藏的语言比作他家乡的河南话,实际上他将西藏看作中国的一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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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6楼问我,“是愿接受100万汉族移民到西藏,还是接受20万回民”,呵呵,我的回答是:都不愿意!!!新疆恰因移民不断,才解决不了“疆独”问题!

    7楼你好,将首页的每篇文章设置成“全文”模式,从效果上来说并不好看啊,而且有些文章都很长的。其实我在北京,天天都要翻墙,不翻墙就根本没有这个博客了。你也翻墙吧。谢谢问候!也祝福你!

    西藏2008,说得好!最后那段也是我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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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生活在恐怖意识牢笼中的焦国标,看这个:
    “中共不等于中国”-------一个逃避历史责任的托词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月25日 转载)

    最近在“看中国”网站上看到一篇文章的留言跟贴,引起我的联想。在谈我的感想之前先将该文章引用如下:
    (博讯 boxun.com)

    “我在加拿大的小镇上开干洗店时,镇上的东方人除了两家中国人之外,还有三户韩国人。一家开餐馆,一家开杂货店,还有一家男的是科学家,在镇外的农科所工作。
    科学家的太太长了典型的韩国人的平脸,细长眼睛,年纪在五、六十岁上下。她经常到店里来干洗衣服,同是东方人,见面了会有很亲切的感觉,我看到她,总会和她聊一会儿,有时候她还把自家种的蔬菜送给我。她早已不工作了,儿女也已成家立业,闲来无事,总是到教会帮忙,做义工。
    她经常劝我到她们教堂去参加礼拜,认识主。和我在一起时,虽然一直是和蔼可亲的样子,可我发现她的眼睛里时时会闪过一些我琢磨不透的情绪。
    慢慢熟了一些以后,她问我家里父母是做什么的,兄弟姐妹是做什么的,后来又问有没有亲朋好友是当兵的等等,我感到她不是无缘无故问这些,却也没往心里去。
    后来我无意中问起她的家世,她的脸色就变了,抑郁中夹着悲伤,还有一丝丝恨意。
    原来她家在南韩乡下是大户人家,大概就是我们说的大地主。父亲这一代有兄弟五人,结婚了三个,都住在一个大宅院里,全家人规规矩矩地过日子。朝鲜战争期间,他们那个地方被北朝鲜和中国军队占领了。
    一天深夜,她家里突然冲进来一些军人,把她爷爷和她爸爸还有两个伯伯一个叔叔强行带走了,妈妈搂着她和弟弟被荷枪实弹的军人逼在屋角,眼睁睁看着爸爸被带走,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她说至今都记得爸爸临出门时回头望她们娘三个的那一眼。
    从此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留下满门孤儿寡母。
    全家的成年男丁中只有小叔叔当时在汉城读大学,逃过一劫。
    她当时七、八岁的样子,已经记事,失去亲人的伤痛刻骨铭心。
    我问了一句:‘那你说的士兵是北朝鲜的?’她死死地盯着我:‘是你们中国人!是中国军人!’
    然后她又说:‘当时美国的飞机天天来轰炸,中国士兵把我们这些妇女儿童都赶到大街上,一排士兵一排老百姓地站着,然后向前移动。美国飞机盘旋再盘旋,无法扔炸弹,最后就只好飞走了。’
    我震惊于她讲的东西,半天说不上话。后来我说:‘战争对于平民百姓而言都是残酷和恐怖的,你们当时的领导人为什么要侵略北朝鲜,发动那场战争呢?’
    她听了很吃惊,问我:‘谁告诉你是我们发动的战争?是金日成的北朝鲜突然越过三八线攻入南朝鲜,占领了南朝鲜大部分的领土,联合国才派出部队在仁川登陆。再后来你们中国人就过来帮北朝鲜打联合国的部队!’
    我目瞪口呆。我学的历史不是这样的。
    也从来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别的民族的人象我们仇视日本人一样地仇视着我们。”
    (蔡真妮 凯迪网络2009年01月17日网址: 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278537.html)

    读了这篇文章后给我的印象是,这篇文章作者的头脑是被共产党教育灌输所支配,即便是到了国外大概因忙于生计,无暇运用国外自由丰富的信息重新清理自己的头脑,对于韩战这一历史事件的起因也是受共产党歪曲的历史观所左右,因此才被韩裔科学家太太的一番话感到“目瞪口呆”,用作者的话来说:“我学的历史不是这样的”。我想类似作者这样的例子在那些海外华人中大概不在少数。六四事件已经过去20年了,现在的20多岁的年轻人对那个历史事件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据说有的年轻人看到了王维林奋不顾身勇敢地阻拦坦克的那张具有历史象征意义照片,竟以为是一张艺术照。可笑的是中国当局还一再指责日本人篡改历史。
    然而在这篇文章之后的一条留言更引起我的深思,该留言是这样写到:

    “你可以反驳说不是我们中国人,而是共产党。请勿将共产党和中国人画等号。每次我都是这样和外国人说的。”评论者-有话说2009年01月17日。

    这个留言者的辩解着实有些荒谬。首先,那些被中国政府派遣到朝鲜作战的军队不是从其他国家招募的雇佣军,而是由货真价实的中国人组成的正规军;其次,这些中国军人脑门上并没有刻上“我是共产党,不是中国人”的字样,在韩国人眼里他们不是中国人的军队难道是外星人的军队?
    现在反抗中共暴政的民间反对势力不论是在海外还是在国内,都有这样一个口号,那就是:“中国不等于中共,中共不等于中国”。乍一看,这两句话似乎是前后一致,然而细细分析的话,就觉得这两句话在逻辑上的自相矛盾之处。如果我们用“树上生长出苹果,苹果生长在树上”这句话来比喻,那么前一句的“中国不等于中共”在逻辑上是成立的。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各个王朝走马灯般地“你方唱罢我登场”。同样,历史老人也安排了共产政权在中国历史舞台的登台表演,然而共产政权毕竟是整个舞台历史剧中的其中一个“角”而已,说中国就是中共等于无视其他历代王朝的历史存在,因此我们可以用否定“树上生长出苹果”这个错误逻辑,来说“中国不等于中共”;而后一句的“中共不等于中国”在逻辑上却难以成立,这无异于否认“苹果生长在树上”一个道理。
    上述的那位评论者所说的:“请勿将共产党和中国人画等号。每次我都是这样和外国人说的。”此君说的似乎理直气壮,可外国人未必这么看。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所签署的条约也罢联合声明也罢,能说是中共不代表中国吗?至于中国的主政者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在外国人眼里那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但是出面与外国签字画押那就是代表了中国。不可否认,共产政权干了许多强奸民意的事情,说它代表中国老百姓大众的确有些牵强。可是在共产政权之前的历代王朝又有哪个王朝真正代表了人民呢?每个王朝都和共产政权一样,都是以“成者王侯败者寇”的暴力法则来获得执政地位的,任何王朝都是专制独裁的政体,强奸民意的事情我想历代王朝也不会比共产政权少到哪里去,但能说这些王朝都不等于中国吗?因此说中共不等于中国,无异于把中共形同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现在有许多人认定中共政权是外来产物,不是中国的产物。诚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在20世纪初在共产国际风潮尤其是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中国成立的一个以外国人的哲学理论为意识形态的政党组织。而且中共从成立起直到20世纪40年代初一直受到共产国际的控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是一个外来产物。但是我们也知道进入到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任何外来的文化宗教、意识形态、哲学理念,都不可能长驱直入地直接改变中国所固有的传统文化,总是经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磨合反刍,转换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后才得以融入到中国文化当中。佛教传播的中国来,也是经过了一番本土化的改造才得以成为中国的一个组成文化。我们过去上学时候,常听到这么一句话:“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换言之,就是对这个来自异邦的哲学理念要使其“汉化”。而熟知中国历史文化的毛泽东之所以选择共产主义,是因为他看到利用共产国际的支援,是实现他那“主苍茫大地之沉浮”鸿鹄大志的一条捷径。因此一开始就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洋教条放在眼里,他并不是带着《资本论》,而是带着《三国演义》去到井冈山当“山大王”。用他的话说:“马克思主义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使毛泽东成了在中共党内说一不二的霸主,延安整风运动是标志着中共摆脱了共产国际控制的一个分水岭。而中共摆脱共产国际的控制后,毛泽东和中共当局依然将斯大林和苏共视为神明,无非是继续借用苏联的支持,来抗衡国民党以最后夺取政权。当中共成了执政者大权在握,翅膀变硬了,特别是斯大林死后,毛泽东就与共产阵营的苏联老大哥分庭抗礼了。尽管中共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源于国外,然而经过毛泽东和他同伴们的整合,中共俨然已经成为一个表面上洋理论装潢,内涵却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帮会。这个矛盾现象,我们可以在文革中常常唱的《国际歌》和《东方红》的歌词当中体会到的,一个高唱:“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争取人类的自由全靠我们自己”;另一个却高歌:“他(毛)是人民大救星”。
    有流亡海外的知名学者呼吁:“驱逐马列,还我中华”。此口号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这不禁让人联想起当年孙中山成立同盟会时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可现在的中共马列非同当年的满洲鞑虏,如果说满洲人是用“留头不留法、留法不留头”的野蛮手段将自己的文化强加给汉人的话,而中共统治中国后所实行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倒行逆施的蠢举并不是外国人强加给中国人的,而是中国人自己荒唐地搞出来的;另外,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真髓从来就没有渗透到中共体内当中。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倒是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这位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因不服中国的文化水土而早早地被驱逐了,取而代之的是令秦皇汉武都自叹不如的现代君主-毛泽东。经过经济变革30年后的今天,不要说普通的老百姓,即便是那些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共产党当政者也都不把马列主义理论、共产主义价值观当作自己的理念,很难再说现在的中国还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至上的国家。
    在香港闹市中心铜锣湾的街道经常看到法轮功打出的“天灭中共、天佑中华”的标语,这和“中共不等于中国”口号一样,在我看来,这多少体现出投鼠忌器的心理。提出这样的口号无非是竭力想将中共与中国文化分割开来。中共之所以能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历史的偶然。金观涛在他的《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著作中谈到:共产党之所以打败国民党成为中国的执政者,而是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好地完成了一体化的修复整合(不是原话,大意如此)。中共与中国的关系不像老鼠附在器皿上那样可以简单分开,而是癌细胞中生长处来的恶性肿瘤那样,彼此间是细胞基因转化为癌细胞,癌细胞转化为恶性肿瘤的因果关系。开刀虽然可以切除肿瘤,然而却不能根治癌细胞的基因。现代医学对癌症肿瘤的治疗已经愈来愈倾向药物治疗为主,手术治疗为辅的治疗方法,这是通过药物的作用切断对癌细胞的营养供应,将癌细胞消灭在萌芽当中的体内细胞治疗的新的治疗方法。同样,把中共政权比作是个恶性肿瘤的话,那么仅仅开刀动手术都不足以根绝再次出现恶性肿瘤,而是应该更深一层地治疗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否则,即便是“天灭”了中共,“驱逐”了马列,取而代之的中国执政者依旧是个换汤不换药的专制政权。
    作家张宏杰在其著作的自序中写道:“为什么‘专制主义’为害中国最烈?为什么我们如此难以摆脱千年相因的精神内核?……我发现,‘专制制度’的根源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根深蒂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家长制、祖先崇拜、集体主义取向的形成和巩固,都远在‘皇帝’二字出现前。‘皇帝制度’的出现,不是秦始皇个人的天才发明,而是中华文明演进的必然结果,秦始皇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受制于‘皇帝制度’两千年,是这个民族不能逃避的命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比如‘德先生’与‘赛先生’迟迟不能落脚,比如公民意识、规则意识、宽容意识的缺乏,比如‘熟人社会’,比如‘守旧症’、‘非我症’、‘不合作症’、‘麻痹症’,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的夏商周时代或者更远的尧舜禹。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化转型的艰难。” (《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
    《风雨苍黄五十年》的作者李慎之在接受多维新闻社采访时谈到:“杜威曾经说过,‘美国的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我是近年来才渐渐懂得这句话所包涵的内容。我现在可以说‘专制主义在中国是一种生活方式’,要改变一种生活方式真是太难了。用现在你们这一大年青人的流行话,这就叫‘换一种活法’。要一个十几亿人口的社会整个‘换一种活法’,这可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事,……”
    用“驱逐马列,还我中华”或者“天灭中共、天佑中华”的口号来改变现实的中国,仅仅是触及了表面的皮毛而没有触及深层的中华传统文化原因,这个观点如同当年辛亥革命时以为中国老百姓剪掉了辫子,中国就可以“共和”那样的肤浅。中共掌权后所发生的种种灾难与悲剧,表面上看是的确是共产政权作的孽,然而,在各种悲剧背后,我们不是都可以从“焚书坑儒”、“文字狱”、“义和团”等这些历史背景中找到传统文化的脉络吗?共产王朝只不过是将中国文化中的专制主义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已。作为同样的共产国家,为什么在独裁者齐奥塞斯库血腥镇压老百姓的时候,罗马尼亚的军队能够调转枪口一举推翻其独裁统治,而在中国六四惨案过去快20周年了,中国军队却依然为腐败独裁的共产王朝保驾护航?为什么苏联在8•19政变之际,叶列钦能站在坦克上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挫败苏共集团发起的军事政变,而中国的八九民运时,赵紫阳却只能声泪俱下地劝绝食的学生们离开天安门广场?这个现象应该值得大家好好反思。中国的问题只能从中国人自己的身上,特别是从影响了中国人2000多年的传统文化中剖析反省,把21世纪中国的现实问题还归咎于19世纪的德国犹太人和已经把共产主义抛弃了的俄国人身上,这只能说明了中国人身上那种缺乏自我反省、自我忏悔的文化意识。
    “中共不等于中国”这句话的危害还在于很容易使人逃避应该承担的一个民族历史责任。我们记得在文革结束后,那时候,把农业歉收、商品短缺、列车误点、产品质量等一切问题矛盾都推到“四人帮”头上,而不反省整个国家和民族所做的错事,自己不扛自己所应该承担肩负的十字架,而把这个十字架让“四人帮”去扛。同样,将来即便是中共垮台了,对中共执政期间的这段历史责任也会轻描淡写地归咎于中共,而不是审视中华民族的责任。
    记得一个朋友对我说:他有个日本学者朋友。有一次这个日本学者与中国某学者谈到民族历史责任时。这位日本学者说,作为日本人不应该回避过去给中国人造成的战争创伤的历史责任,但是同时也希望中国人不要回避自己的历史责任,他举了个元朝侵略日本的例子。而这个中国学者一开始矢口否认是侵略,而认为这是“传播文明”。于是乎双方就激烈地辩论起来,大概是这位中国学者无法让这位日本学者接受这个历史事件是“传播文明”,于是又说这件事应该找蒙古人算账,不应该算到中国头上。的确,蒙古人是这场战争的策划者、组织者,蒙古人应该承担其历史责任。但是蒙古人毕竟是游牧民族,在陆地上蒙古铁骑可横扫欧亚大陆,面对大海却是无能为力。而组成进攻日本的元军大都为汉人,如果汉人不为蒙古人摇橹扬帆,蒙古人也跨越不了大海。也许这些汉人都是被蒙古人胁迫加入到进攻日本的征讨行列里,但是也不能否认汉人在这里所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如果蒙古人为此承担95%的历史责任的话,那么为蒙古人当帮凶的汉人也应该承担5% 的责任吧。这就如同1959年中共出兵镇压西藏人民的抗暴斗争,其中动用了一些内蒙古的蒙古骑兵参加了“平叛”,这些蒙古人既然为汉人作了帮凶,那么内蒙古的蒙古人也要为此承担部分的历史责任一样。
    我们都知道前西德总理勃兰特在访问波兰时,在犹太人遇害纪念碑下跪的动人故事,而且也知道勃兰特曾经是被纳粹德国通缉而被迫流亡国外的反抗纳粹暴政的斗士。如果按照上述那个留言者的思维逻辑,勃兰特不仅不应该下跪,还应该在波兰人面起炫耀他的反抗纳粹的光荣历史,而且还要和波兰人争辩:“迫害屠杀犹太人不是德国人干的,是纳粹。不要把纳粹和德国人画等号。”但是勃兰特作为当时的西德总理,来到犹太人受害者纪念碑前,他看到的是德意志民族在过去对犹太人所犯下的历史罪行,他没有因为自己也是反对纳粹的缘故,把这个历史责任归咎于希特勒、希姆莱,而一甩了之。而是代表德意志民族将整个沉重的历史十字架扛在了自己的身上。这样的举动才真正地体现了对自己、对他人、对历史负责的情操。勃兰特的下跪,其形象非但没有在人们心目中变得渺小,反而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更加高大。如果有朝一日,中国领导人也能在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屠杀纪念馆前双膝下跪,那么也会赢得世人的尊重。
    在这里,我要说的是,每个中国人都要承担起自己承担的历史责任,不要推卸逃避作为民族的历史责任,这与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并不矛盾。只有这样做,才称得上是对自己民族、对整个世界负责。


    秋风秋水
    2009年1月24日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桑杰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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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说起河南,不妨做一回文抄公:

    “鉴于温度公社是所谓的'全叛区’,有地处甘、青交通要到,为了防止叛乱再次发生,确保甘、青之间的交通畅通,一九五九年三月,整个温都公社的三十多个村庄、七百余户人家、三千余名藏族社员,全部被迁往噶楞赫道帏两公社。同时从河南省移民在温都公社建立青年农场,并在青年中打扮基干民兵,实际上是准备建立一支汉族青年的防叛武装。办场两年,生产年年下降。五千多名河南青年,也因水土不服,口粮不足,加上患地方病,死亡大半。最后只得在一九六一年将农场撤销,剩下的青年全部返回故乡。“

    ---降边嘉措:《十世班禅喇嘛传记》,102页。

    短短两年内,焦先生的数千河南同乡就这样客死异乡。不知道焦先生对此事有何感想?对藏区的移民,从50年代就开始了,一石双鸟的”汉化政策“,把”共藏矛盾“转化为”汉藏“矛盾,导致不知多少汉藏民众成为牺牲品,说到底,骨子里就是奉行”要土地,不要人民“的政策。焦先生自己受迫害,有幸逃出生天,转过身来却对弱势民族横起来了。

    如今,藏民族的历史由汉人书写,藏民族的文学由汉人编造,焦先生更狠,索性连藏民族的人种都要由汉人来改造!在多元文化的美国生活数年之后,焦先生依然是”丑陋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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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焦國標的評論令人搖頭。

    不幸我就住在英語的發源地,聯合王國(UK)。假如照他這種說法,在UK裏就講英文就好了,其他語言都不必學。

    可是英國政府明文規定,外國人想要歸化為英國公民的程序裏,假如是住在威爾斯的,必須懂威爾斯語,假如是住在蘇格蘭的,必須懂蓋爾語。而這些都是要考試的。

    威爾斯語也才在去年剛成為歐盟的另一官方語言。

    全世界在為了保存語言不遺餘力之時,居然有這種英文至上謬論。會講英文當然是很好,可是自己的文化怎麼可以忘懷?沒有了文化,生活的憑恃與生命的意義又如何展現?甚至更進一步,文化的創造力也會喪失。

    不要忘記電影《魔戒》假如沒有威爾斯語,就無法創作。

    中國為了賺錢,犧牲了那麼多,為了邁向社會主義的天堂,毀掉了那麼多,是否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還在固守過去那種目前在西方已經不合時宜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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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焦先生说:“我再更具象一些说,语言相当于斧头。语言是用于沟通的,斧头用于劈柴的。人在斧头上的伦理是,哪把斧头劈柴最好使我就用哪把斧头。那么,我的在语言上的伦理因而就是,哪种语言最有利于沟通就应该使用哪种语言。对当下藏人而言,藏语和汉语哪个最有利于沟通?自然是汉语。那么在我看来,汉语在藏地越来越普及就不算是负面现象。”
    首先,真的感谢焦先生对藏区的关心,今天是你们汉人的新春,节日快乐。但先生的有些观点是在不能苟同。
    第一,过去、现在、今后(至少20年内),在藏区,对于藏人来说,藏语,绝对(100%)是最利于沟通的语言。绝大多数的藏人并不需要汉语这把“斧头”来在本土维持生计。藏区,并不是只有政府费尽心机利用各汉地人民的血汗钱“援助”建设起来的他们自以为很现代、很繁华、很幸福的西藏拉萨。更广大的藏区就是你们所说的穷乡僻壤被政府狠心地忽略着,甚至连形象工程也懒得顾及,被汉人忽略着,因为他们眼里藏区=拉萨。藏人,并不是所有的藏人都住在拉萨(汉人的新发现的发财地)那样的“现代化”城市里,或者和我一样去内地求过学,不得不使用汉语这把“斧头”。更多的藏人,绝大多数的藏人,他们在汉人和他人“不敢去”的穷乡僻壤物质极度匮乏,却精神高度富裕的坚强的生活着。请正视藏区的实际情况,不知焦先生是否也把少数的藏人和绝大多数的藏人随便的等同了呢?
    第二,不管承认也好,否认也好,汉人和藏人真的是不同的,而这些不同就源于我们不同的文化。我们苦口婆心,费尽心机想要让政府,汉人正视的尊重的“藏族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本,是我们的血脉,这种深融于代代藏人血脉中的文化是不可能说变就变的。“得民心则得天下”想要在藏区的天下,真正了解藏人“帮助发展”西藏,请自以为是“百万藏族翻身农奴的大救星”先学会使用“藏语”这把“劈”藏区天下的“斧头”。说实话,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很反胃看到汉人和政府一付救了狼的“东郭先生”、救了蛇的“农夫”“劈”判藏人得恩不知图报的讨债的样子,我们也不愿意用你们的热脸贴我们的冷屁股。怪只怪,你们是真的不了解藏区不了解藏人,不尊重我们的文化。政府所谓的“帮助”对我们来说有时是一把伤人的“斧头”。

    总之,感谢关心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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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88个县有误,是88届次县委书记。应该有73个县级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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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以前我也是很敬仰焦先生的,可是这篇文章却让我失望了。原来焦先生也只是个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者,根本不懂语言、文化对于人的精神层面的意义,不愧是一个在大陆成长的教授。我只想说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一样, 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上只剩一种语言、一种文化, 那末也是人类灭亡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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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焦某的立场秉承了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与工具理性主义的精髓,英语就是靠此“普世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世界“普通话”的,千万别错怪了他。近代真正将民族平等、民族自决的是从马克思到列宁这条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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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焦國標這篇文章莫名其妙。

    小語種的消亡是一個普遍的現象。但是每一種語言不僅是一個溝通的工具﹐它更是一個民族幾千年來的文化發展的象徵和結果。這就是當今世界上有共識要保存小語種的原因。如果一種語言不及另一種語言更容易溝通﹐就活該被消滅﹐被遺忘的話﹐那麼今天世界上最多人用來溝通的語言是英文。按這個邏輯是否我們應該把中文也消滅掉﹐大家只准用英文呢?實際上﹐單一語言是大國文化霸權和民族沙文主義的特徵。歐洲的國家﹐很多人輕易能說三四種語言。採用一種在特定範圍內的溝通語言和保持本民族的語言和方言並不矛盾。像今天的廣東和福建這兩個省﹐在這一點上做得很好。他們推廣"普通話"的同時也注意保留廣東話和福建話。廣東的機場裏﹐報告航班一律用三種語言﹐"普通話"﹐廣東話和英語。順便說一下﹐我一直覺得"普通話"這個名詞很怪。過去秦始皇統一了中國﹐做到書同文﹐但是沒有做到語言同音。過去中國的老百姓﹐就是"黔首"﹐被戶口制度綁在土地上﹐不能自由移居。中國又是長期重農耕﹐輕工商。老百姓流動的空間並不大。中央集權的政府在官場用的溝通語言最早的時候叫雅語﹐後來改叫官話。辛亥革命後民稱"國語"。國語﹐像國旗﹐國歌﹐國徽一樣﹐顧名思義﹐乃一國之語。沒有什麼不好﹐但是1949年以後就不准再用這個名詞而要叫"普通話"。這個名詞看起來就像"人民政府"﹐"人民幣"﹐"人民民主專政"等等一樣怪異。語言當中保存了很多在文字發明出來之前的歷史。如果把一種語言消滅了﹐那麼這一部份的歷史也永遠被遺忘。最後就只剩講"普通話"的漢人﹐世界會多麼單調乏味。藏語是一種很特別的語言﹐雖然在語言學上被歸在漢藏語系﹐但是它帶有強烈的阿爾泰語的特點。是一種非常有特色的語言。

    至於民族融合﹐過去在生殖器亂插之前﹐先是刀槍亂插。兩個民族打仗﹐輸的一方﹐男人被殺﹐女人被搶。"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今天不可能再用這種野蠻方式。

    比方像你們河南的老家﹐一個村子的人過著與世無爭的日子。後來外面來了一幫人﹐仗著人多勢眾﹐武器先進﹐把當地的人打敗了﹐占了他們的地方﹐又呼朋引類﹐叫進來多他們的自己人。把好的地方全佔去﹐拆了人家的祠堂﹐扒掉人家的祖墳(藏人天葬﹐沒有墳)﹐不准你們按自己的方式過日子﹐然後還天天來教訓你們說你們落後﹐笨﹐髒﹐迷信不算﹐還要叫你們自己承認這些。到時候﹐你會怎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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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語言當然是交集的工具,但不僅僅是交流的工具。如果人類語言的功能僅僅是傳達某些吃飯,睡覺工作等訊息,則焦先生的觀點似乎有幾份道理,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因為人類之間需要交流的並不僅僅是吃飯睡覺等內容,還有很多其他的內容,而且很多特殊的內容並不是每一個語言都能表達的,比如說,西藏人的格薩爾王傳,是世界上最長的史詩,當你用藏語吟唱時,其優美的旋律,所表達的內容,中文或英文是永遠都沒有辦法表現的。不說翻譯成中文或英文就沒有辦法吟唱,其內容即使勉強翻譯過來也是枯燥無味,因為很多內容的深層意思和雙關涵義等等等等都是沒有辦法透過翻譯表現的。何況,語言的功能並不僅僅是交流,每一個民族的語言還承載著這個民族的記憶,一個民族語言的喪失,代表著一個民族的消亡或被同化,也表示這個民族的共同記憶的喪失。這些東西都不是交流的問題。如此等等,還有很多,我是不相信焦先生是真的不懂或不理解。
    還有,河南話和其他的華語除了發音不同而外,沒有任何區別,用這樣的語言和西藏民族的語言比較,猶如拿石頭和寶石比較,不倫不類,最多不過形似而已。
    實際上,在這方面我也和焦先生一樣,贊同放棄(我甚至是主張主動地拋棄)我的家鄉的方言,而使用西藏通用的藏語。同時就像焦先生主張漢英雙語一樣,我也主張使用雙語,當然不是藏漢語,而是藏英語。因為,藏語是我們民族的母語,紀錄的是我們民族的歷史,我們應該像生命一樣地珍惜,那是家裡用的語言,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得到祖先,以及他們留給我們的人生經驗,獨特的價值觀,生存之道等一切的精神財富,當然還有焦先生所謂遺老情結的、我們已經習慣了的那種濃濃的親切感。同時我們也應該學習英文,因為英文包含著很豐富的內容,為了學習這些內容,我們應該學習英文,我們也知道,中文所紀錄的很多內容,除了漢民族所獨有的一些民族記憶而外,絕大部分也不過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以其透過二道販子,不如直接學英文。當然,如果從民族和諧相處的角度,我們也應該學會漢語,印地語,蒙古語,尼泊爾語等。但不必為此而拋棄自己的母語。
    焦先生以上這些似是而非的論點,我覺得也沒有什麼對錯,不過是有點虛無主義,不承認民族、語言等情結,可以說是超級的理性。如果是這樣,無所謂,他說說,我聽聽,就是啦。但問題是,焦先生似乎並沒有真的超脫,如果真的超脫,就應該主張藏人漢人都去學英文,消滅藏文中文,不僅僅是鼓吹,而是身體力行,但事實並不是這樣,他和我一樣,主張學英文和自己的母語,只是他還主張藏人要放棄學母語,堅持藏語為母語是遺老的情節,只有學習中文才是理性的。至於中共在西藏推行的民族和文化滅絕政策,他『沒有感性認識,就不多談』,但是,『如果在這方面存在問題,那也只是政策偏頗的問題,不等于漢語的強勢地位在道義上有問題』。話說到這個份上,就不是理性與否的問題,而是誠實與否的問題。
    在我看來,焦先生在這裡仍然是在裝糊塗,眾所周知,中文在西藏的強勢,根本不是因為中文有多么了不起,從而吸引了西藏人去學習。不是的,那是中國政府以強勢推行的結果,是充滿血淚和屈辱的結果。在這個世界上,所有的殖民者都會在殖民地推行同樣的民族同化的語言政策,英文所以是國際通用的語言,不是由於英文有多么了不起,而是殖民統治所造成的既成事實。這種強行推行中文,遏止藏文的殖民手法,其道德問題或罪惡是無可否認的,是被無數殖民地血淚和無數民族滅亡的事實所證明了的。焦先生真的不清楚?或者如幾乎所有的殖民者所標榜的那樣,認為是文明對野蠻的解放?
    或者如中國所言,是解放軍解放了最野蠻、最殘酷、最黑暗、最落後的西藏?或者是認為西藏的文化和語言是石斧頭,應該被中國的鐵斧頭文化所取代的話,(實際上,不僅僅是中共,滿清,國民黨在侵佔西藏後最熱衷的都是辦中文學校)焦先生完全可以直接指出,沒有必要偷换概念,偷梁換柱,說什麼「不等于漢語的強勢地位在道義上有問題」。漢語是文字,當然不具有承載道德的功能。这種中文強勢地位是中國政府暴力造成的結果,道德的被告是中共政府。
    焦先生繼續玩偷換概念的把戲,他說『我對文化也持工具論的態度。文化像語言一樣,也是斧頭,哪個好使用哪個,不存在親疏問題。我不會由於這是我祖上傳下來的石斧頭而拒絕使用鐵斧頭。』
    這個應該似乎沒有錯,但問題是,那一把斧頭才是鐵斧頭?如果對方不是砍柴的,不需要斧頭,而是需要船?你是不是因為自己覺得鐵斧頭很好用,就一定強迫放牧的打漁的都只能用斧頭?西方人認為回教不好,是爛斧頭,認為基督教是金斧頭,是不是就一定要信基督教?如果回教徒認為他的才是黃金斧頭,正如很多西藏人認為,西藏文化是人類文化中最高階段的表現一樣,如果都認為自己的是鐵斧頭黃金斧頭的話,你怎么確定那個好使?那個不好使?
    歸根結低,焦要說明(其實不是說明,他非常清楚自己說的似是而非)的僅僅是西藏的語言應該拋棄,西藏的文化是石斧頭,中國的是鐵斧頭,僅此而已,問題是,西藏文化並不能欣賞中國文化,就像三十六計,孫子兵法等被中國文化所推崇的內容,西藏人就學不會。因為幾乎從頭到尾都是怎樣欺騙人的伎倆,還有怎樣騙取對方的信任,然後再利用這種信任殺死對方等。在西藏的價值觀中,欺騙是很不道德的。不論什麼目的,背信棄義就是背信棄義,欺騙就是欺騙,不論現實或來世都會有惡報應,因此,即使現實中有很多欺騙和背信棄義的事情發生,在西藏的文化和價值觀中,仍然是被譴責的,更不要說被視為是智慧而得到推崇。而且,西藏人認為自己的文化才是黃金的斧頭,焦先生為什麼認定西藏人的文化是石斧頭,中國的是鐵斧頭?
    還有移民等等,都是在非常無恥地進行狡辯和偷換概念,中國漢民族的文化和民族意志透過政權已經得到極端的發揮,在這樣的絕對優勢的情況下,焦先生所謂藏人應該慶幸漢族移民等等的論點是非常不道德的。如果在日本人侵佔中國,如果是滿清人要漢人剃髮易服時,焦先生還這樣說,不知道會不會被認定成漢奸,但至少是''獨特''的見解。現下在自身毫無危險,不用擔心這種存亡問題時,夸夸其談,明明是為了自己的民族利益而侵害和消滅其他弱小民族,卻用似是而非的「道理」讓西藏民族接受這種結果,而且還要感恩戴德。這實在是非常無恥的行為。所以說無恥,是因為他是一學人的架式,以通達的樣子,在為中國政府的民族壓迫和民族滅絕政策進行辯護。我們知道,共產黨和國民黨是你死我活,我們也知道滿清和國民黨是你死我活,同時也知道焦先生對中共不滿,但對待西藏問題,不論滿清,國民黨,共產黨,或者是焦先生,西藏人看不到任何的區別,為什麼???

    西藏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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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感谢强波啦精彩留言。
    我想做成一篇单独的文章,交给“纵横中国”网站以示对焦的回复。
    问得好!
    ——“我們知道,共產黨和國民黨是你死我活,我們也知道滿清和國民黨是你死我活,同時也知道焦先生對中共不滿,但對待西藏問題,不論滿清,國民黨,共產黨,或者是焦先生,西藏人看不到任何的區別,為什麼???”
    而答案,中国的祖宗早就给了,无非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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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关于语言问题,我支持焦先生的看法,尽管在这个论坛上我们显然是“政治不正确”的少数者。

    如果中国政府在藏区强行要求只能使用汉语,不准说藏语,那是中国政府的错误,应该被谴责;如果是藏人考虑到与非藏人沟通的方便而学习汉文、使用汉文,说“普通话”,那无可厚非,没有人应该被谴责。精英们经常批评中国政府对藏语推广、保护不够,但事实是西藏的非城市居民大多数仍然只会说藏语,而且一种语言的发达或消亡也不是靠人为推广来完成的。

    至于说,语言不仅是载体,没有独特的语言就会导致文化的消亡,这更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结论,其实没有任何依据。一个反面的例子是我们的邻居韩国,高丽人1000多年来一直使用汉文,但从来没有说因此就灭绝了高丽文化,不仅如此,高丽民族的民族凝聚力之强,在全球也是排名前列的。当有一天他们创造出自己的文字、并决定使用自己的文字时,汉文被轻而易举地丢在了一边,没有产生任何问题,难道您认为他们是使用自己文字的时候才产生自己的文化吗?

    这个例子从一定程度上论证了焦先生的观点,语言不等于文化,语言只是工具或者载体,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危言耸听到文化灭绝的地步。

    在藏区继续使用汉藏双语,藏人根据自己需要打交道的对象选择自己应该在那种语言上下更多的功夫,是藏人个体化的自我选择,而不应该取决于他属于哪个种族。中国政府用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对抗西方、藏族精英鼓动藏民族的民族主义来对抗中国,我认为都是走在错误的方向上,不正确的手段必将带来负面的结果,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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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語言不等於文化?語言只是工具或載體,沒必要危言聳聽?

    樓上這位,您真是說笑了。不曉得這個說法是您個人偉大的創見,還是您已經出版了專門的著作來證明此「放諸四海皆準」的道理。如果真有,能否請您指點網站,讓我們拜讀。

    語言就是文化,這一點千古以來乃昭然之真理,居然還有人在這裏強詞奪理。北京的外國語大學也乾脆不用設立了,廢掉算了,反正莎士比亞、巴爾扎克、歌德、托爾斯泰的大作,不論英文、法文、德文、俄文,都不必了,我們全部用中文來學就可以了嘛,語言只是載體,我們幹嘛自找苦吃,還要學西歐不同的語言,設立專門的學系呢?中國以後全國只開中文系,俱足矣!

    另外,藏族精英的指控,也十分可笑,讓藏民產生民族主義的,顯然不是哪個博巴精英,就是你們這些主張語言與文化無關,藏族人應該學講漢文,學雙語的漢族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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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如果Rosaceae 您不是在“強詞奪理”的话,那么请您解释一下高丽文化是否等于高丽文字?长期使用汉文载体的高丽民族是否早就已经文化灭绝?或他们的文化就没有存在过?

    我们需要学习不同的语言和文字,是因为需要同这个世界上不同的人打交道,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因为历史的原因、因为个体化的选择在使用不同的语言,因为您所说的这些作品本来就是承载在不同的载体上,并不断地在这些不同的载体上继续产生出来,因为我们与他人有交流的需要。

    我坚持我的观点,选择何种语言,是个体的权利,取决于他(她)想要交流的对象,而不是取决于他(她)属于哪个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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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选择何种语言,是个体的权利,取决于他(她)想要交流的对象,而不是取决于他(她)属于哪个种族。”

    先生,恐怕没那么简单! 在藏你不懂汉语汉文等于你就没有饭碗,除非你当农民牧民,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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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楼上的朋友,平心静气地看,是否使用汉语其实还是取决于您的需要,做农牧民、做只服务于藏人的生意人/手工艺者、甚至于只与藏人交往的其它职业,您都不是一定要使用汉语汉文。

    当然您如果要进入这个被您鄙视的政府机构(何必分享这一份铜臭?),您想进入汉人老板的公司,您需要从事服务于非藏人的行业,您想成为拥有非藏人读者的作家,甚至于,您需要到中国其它地方学习、工作、出差、生活,那您是得学习汉语。不是因为有人强迫您这样做,而是因为您自己、或您的雇主有这种需要;这对少数族裔来说是一个麻烦,是一种无奈,但谈不上不公平,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这样。中国人需要学习英语、而英美国家的人不需要学习中文,道理都是一样的:我们需要使用英语,因为英语在世界上被更广泛地使用着。

    如果有一天藏族企业家越来越多,只懂藏语的朋友就业也许会更容易?其实也不一定,在商言商,这位藏族的雇主或许也不希望他的员工只能服务于藏族的客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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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25樓的網路使用者:
    >>长期使用汉文载体的高丽民族是否早就已经文化灭绝?或他们的文化就没有存在过?

    高麗民族?這裏是指大韓民族,現在的南韓北韓兼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一些人吧?

    我真的不知道您要表達什麼,大韓民族使用漢字(Hanja),在十五世紀就已經發明了諺文(Hangul),到了二十世紀,已經完全棄用漢字的書寫系統,改用諺文。

    這種情形就像日文裏面也有許多Hanji(漢字)一樣。可是這些所謂的「漢字」都是借用來表達韓文與日文的讀音,所以這三個國家裏,即使是使用漢字來表達,這些漢字多有逸出原來中文的意義。日文裏的漢字系統甚至必須隨著前後文的發音,改變讀法,甚至造成同一個字體有九種發音的情況。

    您的意思是,韓語與日語借用了漢字來表達,其文化照舊沒有滅?其實,這樣的情形與目前藏地的文字使用有異曲同工之妙,日文與韓文借用漢字來表達日文與韓文的思想與概念;而今日的藏地,學校裏用藏文來表達中國的思想與概念。

    前者因為國家的主體沒有喪失,所以載體只是載體,後者受到強者欺凌,主體喪失,同化壓力甚大,即使是自已的文字也感覺起來像異國文化。

    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載體?這種說法,就是完全不瞭解語言與文化的深厚關連。載體是載體,文化是日積月累,是豐厚深遠的沃土。就以中文來作比喻好了,外國人可以學習中文,可是就算是可以講得流利,可是許多文化的指涉,成語的典故卻不是那麼容易學習的,而真正中文很好的人,是否不得不學習這些古典,才稱得上中文好?

    我舉的莎士比亞與巴爾扎克等人也是一樣,莎劇裏的文學語言,劇情,有許多都是來自英格蘭本土的歷史與習慣風俗,這些假如學習的人不瞭解,又如何去體悟莎劇之美?

    藏文也是一樣,您是否先去學會了藏文與藏字,學學嶺‧格薩爾史詩再來考慮西藏的語言文字是否與文化無關,再考慮是否為載體,比較不會有貽笑大方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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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Rosaceae不知道对韩国历史有多少了解?您将日语借用部分汉字与韩国使用汉字作为书面语(发明朝鲜文之前)混为一谈,不知是想体现您的无知呢还是想在这里混淆是非?

    关于语言这个载体和这个载体上承载的内容孰轻孰重,我看您辩着辩着好像有点明白过来了,和我的观点靠近了一点,是否觉得自己前面的“强词夺理”也颇为偏颇?

    您认为“後者受到強者欺凌,主體喪失,同化壓力甚大,即使是自已的文字也感覺起來像異國文化。”,那意思是说,即便使用藏文,也保不住藏文化,是这个意思么?那您前面语言就等于文化,这等斩钉截铁的言辞还能不能站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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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樓上的先生:
    混為一談?您認識一位韓國人嗎?我認識。他跟我訴過苦,認為中文很難學。(他還是從南韓高等學府畢業的、志在學習中文的高材生)我不知道漢字作為書面語在韓國的情形是怎樣,不過,漢字作為書寫系統至少是在「北朝鮮」被認為是日本人想要滅朝鮮文化的明證。

    我在此引用他人的話:

    「如果我們稍微通一兩種語言,就很清楚,語言之間常有微妙而不可翻譯之處。在這個時候最能讓我們看到語言或文化對我們思辯能力甚至感情形式的制約(和架構),語言為我們預設了一套觀看世界的方式、一套思維架構,甚至一個價值體系。當然,語言的使用或實踐也反饋了這套架構或系統。因此,語言賦予我們作為一個文化群體成員的文化生命,而我們作為一個文化群體成員也與其他成員共同豐富和發展了我們的語言文化。」

    「文化的交流如果是和平進行的,文化交流的過程如果是相互學習欣賞的,文化交流的結果如果是相互增益、共存共榮的,那當然會得到歌頌與祝福。」

    「弱肉強食、以大欺小則必定令人遺憾,更何況以政治軍事為後盾的文化侵略。」

    言盡於此,若您真不明白,「夏蟲不能語冰」,我不會再糾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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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對了,因為受到
    >>您将日语借用部分汉字与韩国使用汉字作为书面语混为一谈,不知是想体现您的无知呢还是想在这里混淆是非?

    指控,我特別去查了,日文借用漢字的比例是49.1%,韓國語借用漢字的比例是50%,這兩個我看起來實在是不分軒輊。

    另外,「韓國使用漢字作為書面語」,據說是只有過去韓國的貴族與統治階級在用的,貴國在西藏地區打擊「三大領主」與「貴族農奴主」五十年,不曉得什麼時候開始推崇起朝鮮半島的「貴族」與「剥削階級」所使用的語言?就是因為漢語「德澤」化外之明、「廣被」異國,所以就特別獲得優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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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我想起一句西方著名的格言"当你是要买东西时候,你可以用任何语言;当你要推销东西时,你一定要用客户的语言".
    不客气的说,西藏的贫穷落后决定了藏语相对汉语的弱势地位.
    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觉得现在英语为第一外语很正常.而对藏人普及汉语这么看不惯.
    如果西藏象香港一样发达,你信不信,周边的人都要打破头去学藏语.政府根本管不了.
    有时候对藏人的思维方式真的无法理解,也许这个就是西藏一直这么贫穷落后的缘故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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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我对Rosaceae的逻辑思维能力实在是只能报以苦笑,如果您认识一位15世纪之前的韩国人,这一事实对您的论点还多多少少可能有一点帮助;至于今天的韩国人,今天的韩文借用汉字多少,和我们讨论的事情有什么关联吗?本来不想嘲笑您的,觉得不太礼貌,但不得不说,您真不愧是一位“作家”,呵呵。

    记住,我的论据是,韩国将其书面语从汉文切换到韩文之后,对韩国文化的延续性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以此来说明语言作为载体的特性,请在辩论的时候不要跑题到十万八千里以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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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楼上的朋友,您的观点很对,但是香港是一个不合适的例子,即使是香港人,他们也都普及英语和国语,因为他们的客户和交流对象都在香港以外,而不仅仅是说粤语的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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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此外,申明一点,我对于“推崇剥削阶级使用的语言”没有兴趣,对我来说,“×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和狗屁没有什么区别。语言就是语言,没有最美的语言,或者说每一种语言都是最美的语言。

    非汉族的人们,你若是觉得汉语对你没有价值,你不要花时间学就是了,你当汉语是狗屁我也没有意见;但你也不应该在成年之后抱怨丢失了多少机会,这是个人的选择,选择自然是有得有失。

    坚决反对藏人学习汉语的Rosaceae,您有没有想过用台语和唯色、和这里的众多朋友们交流?您为什么不发奋学好藏语,用藏语作为媒介与这里的朋友交流?口口声声反驳语言的“交流工具”说,您这个“非汉人”,何尝不是将汉语作为一种有效的交流工具在使用着?您尚且如此,又何必对藏人学习汉语这一交流工具而咬牙切齿?

    言尽于此,希望您能够想清楚一些,下次发言的时候逻辑思路也能够更清晰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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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不仅仅中文很难学,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不好学的,除非二种语言是属于同一个语言族群,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可是這些所謂的「漢字」都是借用來表達韓文與日文的讀音”其实不正确的。准确的讲是借汉字来表达原来他们语言系统里面没有的概念,我学过日语,凡是日本原来和中国接触之前的概念,大多保持它原来的读音,例如,数字等等,但是会使用汉字来表达,这些汉字的读法被叫做训读。而有些从中国引入的新概念,就把汉字和读音给一起引入了,由于他们引入的是中国的古音,而且本身可能也变化了,所以和汉字的读音类似但是不完全一样。而且,因为日本在不同的时间可能引入同一个词,因为这个词在中国的发音可能变化了,于是在日本就出现了一个字有多个读音的现象。而这种读法被叫做音读,音读好像有唐音,宋音之分。

    汉语在韩国可能类似于当年的法语在英国,诺曼征服以后,法国征服者普遍讲法语,以讲法语为高贵,后来慢慢地,统治者开始讲英语,并把许多法语的词融合到英语中去了。朝鲜或者韩国的情况是上层文化语言彻底地被中国的汉语,儒家文化给征服了,但是底层的语言文化依然保持着,于是他们自己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但是汉语和儒家文化依然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最后说一说藏语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小语种的衰落差不多是必然的事情,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并非中国独有。普通人学一门语言,谈不上爱国啊,爱民族啊之类,只是为了实用,想以最小的精力会获取最大的利益。学了藏语,适用范围不过藏区,而学了汉语,面对的市场将是全中国,其好处不言而喻。而学了英语好处更大,只是中国没有那么好的师资资源去做这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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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純粹就功利的角度 哪個國家強 別國會想學這國的語言 但不表示自己國家的語言就該消失或無存在價值

    歷史上或世界上自然或非自然的種族.文化消失屢見不鮮
    但不表示這些種族與文化無其存在的價值

    藏文與藏族有其在世上特殊存在的價值:

    藏文是為佛法而造的文字 自松贊干布時代開始 藏文對佛法的經論的譯典 舉凡字義.佛法內涵.見解 是經過優秀的有修證的西藏班智達與那爛陀印度論師的謹慎規範詮釋 當初對梵文多重意義語句的翻譯 是由譯師與印度智者配合著翻譯 所以藏文在佛典的翻譯上是非常的究竟與無謬 現今其他語言對佛法經論的譯文 無論見解或內涵 都未若藏文完善

    而藏族的藝術.文化.思想觀念深受佛法的影響 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民族是會想到來世?生生世世? 會視一切眾生為如母有情 會為一切有情(即使鎮壓自己的中國 在四川地震 64天安門紀念日也為之祈願)祈願?

    藏人過去雖因未重視現代化與政治.在法上迷信等等原因而失去國家.土地 但現在外流亡的西藏政府與人們 記取經驗 在制度上改變 認真學習現代知識 討論國家失去的原因 以客觀觀察佛法學習佛法見解內涵 藏人的文化與對佛法的學習更較以前理性與進步

    現在的世界物質而功利 人心因自私與負面情緒而充滿痛苦 佛法在解決人內心的痛苦產生與解決提出深刻.有效具次第的見解與方法 所以佛法在世界上備受注意 嘉瓦仁波切本身就是清淨佛法的實修者 並在世界上說佛法慈悲智慧的內涵 世界因此愛戴喜愛嘉瓦仁波切 藏族也因具有深入的佛法知見而受尊重 ~藏文與藏族是非常有其在世上存在的價值!!!~

    寫的有點亂 但我要說的是 藏文與藏族有其存在的特別價值
    若消失等於清淨的佛法的消失 而這是對人類離苦得樂的重大損失 ~ 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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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语言怎么可能消失???除非使用这个语言的人口密度太稀少.
    藏人现在几百万,都集中在西藏生活.根本不用担心藏语消失.
    满人是当年已经被稀释到全国,根本没有多少满人聚居区.
    看看人数更少的朝鲜聚居区一样还在说朝鲜语和汉语通用.
    我家乡湖北方言和国语差异不亚于汉语和藏语.全国只有2个县能听懂我们家乡方言.
    结果呢?几百年了我们县的方言仍然没有被普通话取代,并行不悖.
    当然了,到了教书医疗等专业领域,肯定以普通话为准,否则不伦不类.但是生活方面,语言我是不觉的藏语会消亡.顶多处于弱势而已.
    只要藏人能保留自己的区域居住,就根本不用担心语言消失.
    除非学满人一样,分散到全国各地散居了.那就保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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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对,我赞同。只要一直保存口语不断,几十年以后,中国文明开化了,上位语言又可以像北欧人一样光明正大地用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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