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伪西藏文学”与帝国叙事

拍于2001年的夏天，是我曾经工作过的西藏自治区文联一角。树上钉的木板上写的警告杀气腾腾，又夹杂错别字，当时给我许多笑意。

要补充的是，当时在文联养鸡养鸭甚至养羊的都是行政上的汉族同志们，而搞业务的同志们喜欢养狗。呵呵，所谓“行政”与“业务”都是单位上的流行说法，一直以来，我比较怵那些“行政”上的同志们，其权力大得很呢。

读到茉莉的这篇文章，让我想起文联，作为西藏文学杂志社多年的编辑，奉命做的那些粉饰之事委实乏善可陈……


茉莉:“伪西藏文学”与帝国叙事

为了解西藏文学，我向曾在西藏工作过的几位藏汉族女作家请教。她们不约而同地告诉我，现在国内的西藏当代文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西藏文学。那么，真正的西藏当代文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我想起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这位杰出的瑞典人在上个世纪初考察了西藏，其探险成果以《横越喜马拉雅山》出版，抹去了欧洲人绘制的西藏地图上"尚未探勘"的几个字。他的作品属于欧洲人的探险文学。像我这样的作者居住在瑞典，却用中文给中文读者写瑞典故事，这种作品不会被人视为瑞典文学，而应该叫做“中国海外文学”。

由此可见，真正的西藏当代文学，应该是继承了传统西藏文学的源流，富有藏民族艺术特色，真实反映当代西藏人的命运、心灵和现实社会关系的作品。它应该主要是用藏语写作的（虽然不排除汉语），应该是广大藏族读者能够阅读的作品。如果按照这个要求，当今中国的西藏文学史中的当代文学，其移花接木的性质就很可疑了。

◎ 汉族军人作品冒名“西藏文学”

西藏是一片弥满神佛文化的土地，其文化充满了东方人文精神。除了文史哲合璧的藏文古典作品之外，还有无比丰富的民间文学。在这个神奇的文化里，产生过巨型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还产生过米拉日巴和仓央嘉措等极富浪漫传奇色彩的伟大诗人。

自1950年起，随着隆隆炮声来到雪域神地来的，是一批激越昂扬的汉族军旅作家，如刘克、徐怀中等人。刘克的短篇小说《央金》描绘藏族底层妇女的苦难命运。徐怀中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据说是“着意展示的是新西藏的建设者们对这片虽然贫脊却前途远大的土地的爱情，对虽然落后却善良勤劳的藏胞的爱情。”

这些高蹈的中国战士作家用生花之笔，给被殖民的异文化“他者”，做了有益于殖民者的“身份确认”。他们笔下的藏文化是一种边缘文化、愚昧文化，他们笔下贫穷落后的藏民，是需要他们用大炮加“爱情”来拯救的。在对被殖民者的文化传统进行扭曲和贬低的时候，他们实施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欺压。

在拉萨的传统政治制度被推翻的同时，几千年源远流长、博大厚重的传统西藏文学，在异族占领时期迹近消失，代之以中共军旅作家的汉语写作。这种外来民族的写作，居然被认为是“开垦了西藏新文学的处女地”。实际上，这是一场文学上的冒名顶替。无论在语言、艺术形式和思想感情上，根据殖民文化的意识形态确立起来的“新西藏文学”，都与西藏本土的传统文学泾渭分明、格格不入。

第一批汉族军旅作家完成了这种“伪西藏文学”的开拓任务，以后半个多世纪，就如唯色所说：“从官方话语或权威体系关于西藏的几乎所有的‘叙事’上来看，莫不皆是介绍西藏、控制西藏，进而企图永远地保有西藏。”早期西方的殖民主义文学，曾是宗主国监视处于边缘的臣属国的一种方式，其形式包括游记、报道、小说等。大量汉族作家的西藏考察作品，也可视为一种文学监视。

◎ “西藏的马丽华”讥讽藏人的信仰

当年我们曾被这样的诗句所吸引：“听说在小小的地球之上/ 有一片大大的高原 / 是谁招呼了一声?/ 人往高处走呵！/ 这一群就这么来了/ 哦兄弟，我们一群/ 是中国最后一代浪漫主义诗人。”

写作此诗的马丽华，被认为是八十年代西藏文学的代表作家。在这首《总是这草原》的诗里，马丽华不诚实地美化了那一代大学生的进藏动机。她说“没有谁在召唤是我自己奔向草原”，仿佛他们真的是一群自由自在的鸟儿，完全是因为“对草原的那份爱”才飞上高原。

真实的情况却是，马丽华于1976年在内地大专毕业，一进藏，便到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任干事。七十年代是汉人进藏的高峰期，大约30万汉人在党的号召下，怀着一腔热血奔赴高原。以致后来胡耀邦很生气，说要撤回进藏干部的百分之八十五。

作为吃皇粮的汉族统治集团的一员，马丽华有充分的闲情逸致，在这片给她灵感的高原上放歌，因而获得一定的文学成就。除了早期的诗歌之外，还有一系列散文集如《藏北游历》、《西行阿里》、《灵魂像风》等，其作品颇受欢迎并风行海内外。她被称为“西藏的马丽华”，但她的写作，主要是以外来者的身份解说西藏，帮助汉人了解认知雪域文化神秘诡异的色彩。

猎奇是人类天性之一，马丽华不否认这一点。但马丽华等“新时期西藏文学”作家，并不是如瑞典探险家那样纯粹是猎奇，他们还站在无神论与大汉族立场上，对西藏人的历史与精神世界评头品足。例如，马丽华曾赞颂当年解放军“势如破竹”地追歼西藏“叛匪”，并一改她优雅的风格，莫明其妙地指责西藏佛教徒中“企图做精神领袖的人，从来就没有什么虔诚超脱可言”。她还表示不赞同西藏传统宗教方式，并如此讥讽西藏人的来世信仰：“你们世世代代拼命抓住的绳子的那一端空无一物……。”

◎ 帝国叙事的疏离与麻醉作用

因此，和马丽华同过事并曾是朋友的西藏女作家唯色，如此评价马丽华说：“马丽华在藏二十多年的经历，并不能成为她在表述西藏时的一种客观而公正的立场。在她的笔下，‘我’与‘你们’是如此截然的分野，其界线又是如此清楚，以致于她终究是一个来自帝国并有着帝国背景的作家。”

在唯色看来，西藏人自己的叙事会更接近事实，但他们丧失了话语权，而那些来自大汉帝国的作家却在大量地、不懈地书写西藏。就如萨义德指出的那样，外来的旅行者、小说家和学者，会忽视帝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冲突，他们会写作一些很有趣的书，配上迷人的照片和异域绘画。这是一种疏离人的、麻醉人的文化活动。

对叙述西藏的汉族作家（也包括共产党培养的一些藏族作家）来说，“疏离”是很容易的事情，只要他们对一些敏感题材装聋作哑就行了。这样，在西藏发生的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如1958年的西藏反右，1959年的藏民起义（中共称之为“叛乱”）、1966年的文革浩劫、1987年和1989年的所谓“西藏骚乱”，这些历史大事件在汉族的“西藏文学”中少见踪影。

具有"麻醉"作用的“西藏文学”就太多了。怀着光荣与梦想而来的汉族作家，迷恋西藏永恒的山川大地之美，借助文学艺术的美感，他们在作品中重建了一个异文化的“他者”，使在现代压力下生活的汉族读者，将异域风光和异族文化视为怀旧、渴望甚至迷恋的对象。这种“重建”，曾经是西方殖民主义文学的特征之一。

这种异域的观察和叙事，也是一种蛮横的权力。因为，他们可以叙述什么，不可以叙述什么，是由大汉帝国决定的。就如唯色批评马丽华的：“她写西藏，却不写西藏的‘事实’，不写西藏人的内心，这是她不可能了解，还是她不愿意了解？还是她想当然地，用自己的种种臆想和判断来取而代之？西藏的‘事实’与西藏人的内心被她这位作家排除在外，那么，即使她再写西藏，也不过是经她重新塑造和整理的西藏，而她没有写的、他人也看不见的西藏，才是真正的西藏。”

◎ 西藏的“星期五们”仍在咿咿呀呀

不懂藏文的马丽华，成了中国藏学出版社的总编辑。这种冒牌的汉语的“西藏文学”，在大汉帝国的淫威下，长期喧宾夺主，以致人们无从了解正牌西藏文学的存在。

那么，西藏人还有自己的当代文学吗？肯定还有，它们主要在与达赖喇嘛一起出逃五十年的流亡者那里。旅居瑞典的中国学者傅正明，就一直以极大的学术热忱，研究流亡西藏的李白与杜甫。与此同时，一些真正的西藏文学也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境内，以地下文学的方式悄悄流传。

在中共官方作为点缀的藏文刊物里，在某些政治上相对宽松的时期，也曾出现过一些优秀作品，例如，“西藏现代诗歌的创立者”端智嘉在80年代创作的藏文新体诗，伦珠朗杰在1995年出版的诗集《蜜蜂乐园》。但比较起占绝对优势的汉语文学，这一类藏文作品被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少有声息。

境内的藏语作家，他们的才华是被禁锢的，他们往往带着恐惧感在写作，这导致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得不以死抗争。在马丽华们叙述的西藏故事里，绝不会提及杰出藏族诗人端智嘉自杀前的遗言：“为了西藏人民我不得不以我的生命作最后一次呼唤。”

真正的西藏文学，不是殖民主义者鲁宾逊们书写的文学，而是土著星期五们书写的文学。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作家库切根据笛福名著重新创作的小说中，土著星期五是被割掉舌头的，但他仍然以他带血的半截舌头在咿咿呀呀，并借助他的素描，真实地表述他的命运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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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08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