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30日星期日

唯色:回拉萨记

我的藏族身份使我们被拦在青藏路上的第一个检查站长达八个小时。照片上,我怅惘地望着乃吉沟检查站。
之后,我们又被拦在进入拉萨之前的羊八井检查站,当晚很晚不得不留宿很贵的羊八井温泉宾馆。一路上,我们有一个以合影的方式“闭眼不看西藏”的行为艺术。照片上,我们(朱日坤、王力雄、我、王我)都闭上了眼睛。。
回拉萨记

文/唯色

我和我先生王力雄是8月12日离开北京的。与我们同行的,是两位拍摄独立电影的艺术家朋友:朱日坤和王我。而这一路的交通工具,是一辆很给力的老车切洛基,几乎没出过什么毛病。

从北京到拉萨,既可以乘飞机、坐火车,也可以自己开车,甚至骑自行车。正如当年毛泽东的军队边徒步打进拉萨,边修筑公路不惜人命,这几十年来的变化依仗的是越来越多样化的交通,以及经由交通带来的源源不断的人流。当然,这源源不断的像潮水一样涌入拉萨的,并非藏人。

本来我并不想透露这次回拉萨的缘由,但因途中遇到的麻烦越来越频,不但被从拉萨派来的警车逼近跟随,还在距离拉萨90公里的羊八井被持枪的军警搜查、盘问、没收、禁行,甚至不得不多停留一夜,以致这些情况被两位艺术家朋友的朋友出于担心,公诸于网络,已经众所皆知。

实际上,我是早在年初就想回拉萨的,但因一个个敏感的时间段或事件接踵而至,只得一次次推迟。直到北京国保通知说,鉴于党的十八大会议将要召开,诸如我这样的人不得留在北京,须等十八大结束之后方可返回。而我,其实乐得此时离开这座坚壁清野的帝都,回到甚为想念的拉萨。

我们向北京国保提出的唯一一个条件是,我们可以离开北京,但希望我们在回拉萨的路上,以及在拉萨期间,勿要遭到当局的骚扰。

可是,事实上呢?或者说,同样被清场的还有一座城市:拉萨。

途中,我曾在推特上含蓄地写过一段话:“回家的路超乎想像地难,各种吊诡,各种诡异,各种看不见的罗网……你比敌人还敌人,他们比高反还高反(即高山反应)。但你心怀喇嘛和记忆,将庇护莫测的日子,念及此,不由得默默微笑。”

同时,我还知道了,我在拉萨的家人包括年届七十的母亲、诸多亲戚及诸多友人,都在我们回来之前被便衣警察叫去谈话,这其中甚至有专程从北京赶到拉萨的国保。我的亲朋好友们被要求交待与我的关系,要求汇报与我见面后我的情况。当然,在我们回到拉萨之后,被二至四辆车跟踪则是事实了。

不过,这并非针对我这个人如此加以防范。记得在青藏线上的第一个检查站,即出格尔木往拉萨去的乃吉沟检查站,警察审视着我们每个人的身份证,大声喝道:“还有一个藏族?藏族下车,有没有进藏许可证明?没有的话,不能进藏。”

什么是“进藏许可证明”?该检查站站长拿出一份证明的复印件给我们看,是一位住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的藏人,去拉萨看望在自治区安全厅工作的妻子,临行前由理塘县公安局出具无犯罪记录的证明,该公安局的一位警察以自己的名字及身份证号码做了担保。显然,这样的“进藏许可证明”,普通藏人如何办得到?

2012-9-1,写于拉萨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相关内容并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2012年9月28日星期五

艾略特•史伯岭:死亡统计

唯色注:这是一篇相当重要的文章。对于历史;对于图伯特(西藏);也对于中国。当然,更对于人性(这话尤其要对某些刻意罔顾事实、被大屠杀凶手改变人性的所谓学者大声强调)。感谢真正的学者Elliot Sperling,感谢译者更桑东智。需要说明的是,我在从译者的网站“说,还是不说”转载这篇译文时,也添加了两个注解,见符号为【】内的注解,为的是便于阅读中的理解。另外,文章中的黑体字部分,为我添加。读到最后一段的最后一行“后来,在1958年,在他24岁的年纪上,一切戛然而止。他死了”,悲愤难当……
艾略特•史伯岭:死亡统计
The Body Count

作者:艾略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
译者:更桑东智(@johnlee1021)
发表时间:2012年09月14日
原文网址:让赞联盟网站(http://www.rangzen.net/2012/09/14/the-body-count-2/

艾略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
人们通常用十个数间隔的整数来组织记忆。但不知何故,对于死亡数字,如果不是整数,如果结尾的数字不是零,反而更容易让人铭记……在特雷布林卡(Treblinka)丧生的人数780,863或许容易让人想起:末尾的数字3或许就是塔玛拉(Tamara)和伊塔•维伦伯格(Itta Willenberg),在被毒气致死后,他们的衣服还紧紧缠绕在一起;或许还有露丝•多芙曼(Ruth Dorfman),在走进毒气室前,她还能和为她剪掉头发的男人一起痛哭……在1940年,被苏联内务部(NKVD)枪杀的21,892名波兰战俘都正值壮年。末尾的数字2或许就是杜别斯瓦•雅库布维茨(Dobiesław Jakubowicz),一位对女儿魂牵梦萦的父亲;或许就是亚当•索罗斯基(Adam Solski),一位在子弹射进头颅的当天还在日记中描写自己婚戒的丈夫。纳粹和苏联政府把活生生的人变成了数字,对于这些数字,有些我们只能通过估计和猜测去追想,而有些则能够相当精确地还原。作为学者,我们有责任追寻这些数字并进行分析思考;作为人道主义者,我们有责任将这些数字还原为人物。如果我们不能这样做,那么希特勒和斯大林改变的就不仅仅是这个世界,还改变了我们的人性。——提摩西•斯奈德《血色大地》(Timothy Snyder, Bloodlands)[译注1]

这一段来自《血色大地》结尾部分的文字值得我们铭记在心——这些文字有助于我们抵御一种玩世不恭的观点的诱惑(这种观点据说是源自斯大林):一个人的死亡或许是一个悲剧,而一百万人的死亡则只是一个统计数字。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在那些关心现代图伯特【西藏】命运的人士中,这样的观点有时似乎要比人们想象的更有市场。这或许是因为,人们一直以来引用的都是图伯特政治领袖们在上世纪80年代采用的数据——在二三十年(这也是一个四舍五入得到的整数,而具体的年数则很少有人提及)的时间里,有120万博巴【藏人】死于非命。这是一个具有麻痹性并且被广泛接受的数据,尽管这个数据是以相当不可靠和道听途说的方法为基础获得的。事实上,除了那些对情况一无所知的图伯特事业的狂热支持者,几乎没有人认为这个数据具有可靠的证据资料。更多客观的研究者(包括很多图伯特事业的坚定不移的同情者)一直拒绝接受这个数据。120万这个数字主要是来自从1979年起从达兰萨拉派往图伯特的访问代表团,尤其是其中第一个代表团所做的估算,以及对流亡博巴的访谈。在访问团成员中没有任何人曾经受到过人口统计学训练;更为重要的是,即便具备所有的条件,在一个国家计算活着的人口都困难重重,更不用说在渠道和手段极为有限的情况下,要准确计算一个国家过去几十年时间里死者的人数——无论是否受过必要的专业训练——很明显是天方夜谭。

我说这些并非是为了低估发生在图伯特的屠杀(我们无需为曾经发生的事情选择委婉的词语)的残酷程度,只是为了说明任何人都不能在没有认真建立证据基础的条件下得到一个可靠数据。如此作为只会将百万人的死亡浓缩成一个简单的统计数据。那么120万这个数字是否应该就此被置之不理?是的。这并非由于在图伯特高原上未曾发生耸人听闻的事件,而是由于这个数据本身缺乏可靠的基础。在大约1950年到1975年期间,图伯特是否存在群体死亡事件是一个无需争论的问题。但是否是120万?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无法回答。在这一点上,我的观点是即便实际死亡数字或许会远远低于这个数字,但依然会相当惊人。由于无法自由获得中国方面的纪录,精确的死亡数字也因此不得而知。但是发生大屠杀的事实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发生在图伯特的集体死亡事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极少被提及,至少在官方层面一直如此,而且即使提到也只是为了否认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件。在许多年里,人们在流亡政府的官方报告中也很少见到相关记载,或许这部分是由于(中国)统战部所下达的一道禁令:博巴不许做任何让中国政府难堪的事情(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现在知道这道禁令是统战部直接对洛地•嘉日[Lodi Gyari][译注2]下达的,最终由达赖喇嘛正式宣布)。这中间所包含的(对中国政府的)奴颜婢膝的程度着实发人深省。然而,历史留下的蛛丝马迹并不总能符合政治领袖们的意愿。 

就在几个月前,今年的五月份,现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囊谦县(该县在历史上曾经是上部康区古老的囊谦王国的一部分),当时正在为一个新的建筑项目做开工准备。玉树州也发生了数起自焚事件。在过去几年里,图伯特各地和流亡社会一再出现这样的自焚抗议行动。当人们为了建一座新的建筑开挖地基时,一些意想不到的让人毛骨悚然的东西突然展现在人们眼前——土层下出现了很多人的遗骸。据说,数量相当大。


过往的一切用这样的乱葬坑发出自己的呐喊,过往的一切不会在乎中国政府是否感觉难堪。 
图片非常清晰,当地人之间流传的说法是:这些是在1958年被屠杀的僧俗人士的遗骨。1958年,图伯特东部地区血腥而恐怖的一年。
在玉树州的另一个地方,巴塘(Dpal-thang,此处巴塘为玉树县南部的巴塘乡,不是四川甘孜州的巴塘县——译者注)附近的草原上,更多同样的情形出现在一个房屋建设项目的开工现场:三处满是人类遗骸的乱葬坑。据讲,在这些乱葬坑里有些遗物还没有完全腐烂。坑中还有一些遇害者被扔进坑时所穿的衣服的残片:有俗人的衣服也有僧人的袈裟。有些死者的长发还历历在目。一些老者说,这些乱葬坑也是1958年留下的,后来在1960年左右死于饥荒的一些尸体也被埋在这里。当地动用了数辆卡车才将这些遗骨运走。 

20世纪的世界从来不缺乏这样的乱葬坑:巴比雅(Babi Yar)、卡廷(Katyn)、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我们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份名单。有差不多七十年的时间,每一个新的乱葬场的发现还总能引发人们对残暴、罪恶、人类的弱点、怨恨以及极权主义等等的更多反思。人们一直在讨论必须忠实地记录20世纪的血腥历史并以此教育后代,寄希望于他们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从而降低悲剧重演的可能性。但即便在这样的讨论中,也明显有范围相当广泛的人存在一种心照不宣的认知——不要拿中国的过去,尤其不要拿中国过去在图伯特的所作所为去惹恼中国。或许正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尤其对于那些似乎对自由主义思想的毒害“严阵以待”的中国人而言揭露历史事实是一件有害无益的事情,而且也不会引起太多关注。而事实上,让中国人以“躲进小楼成一统,不管春夏与秋冬”的方式继续生活在既有的政治文化里,从而让他们继续顶礼膜拜20世纪最大的大屠杀凶手似乎也是一件合乎礼节的事情。

基于这样的观点,出现任何掩盖和否认在图伯特曾经发生的大屠杀的行为便也不足为奇了。于是,对于在几十年里拒绝公开在图伯特所作所为(更不用说那些可能涉及暴行的有关记录)的中国政府不仅没有进行严厉的批评或谴责,甚至还出现了某种或可以称为“中国式赦免”的纵容:中国在图伯特所做的一切类似于某种自然现象,根本无需经受任何道德评判。而需要接受评判的只是其他一些因素,这其中可能包括选择性地使用公开的(甚至是值得质疑的)中国政府统计数据,以及将图伯特地区的人口减少大部分(如果不是绝大部分的话)归因于人口迁移和流亡。还有一种普遍的、不思进取的抵触情绪:来自流亡政府的记录是夸张而不可信的。不是去追寻夸张背后的真相,而是简单地把这样的夸张作为理由用来否认流亡博巴所提供的证据。因而便出现了下面这样的文字(出自沙伯力[译注3]笔下):“(120万)这个数字既非来自目击者的记述也非取自中国的官方统计数字,而流亡者的报告则时常为了取悦于流亡政府而歪曲事实。”好了,这段话至少暗示了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存在中国官方记录。而浮光掠影的读者或许不会完全理解沙伯力文字中所包含的批评并非指向中国对有关资料的封锁而是指责博巴没有利用这些官方记载,而这些资料是图伯特方面和任何严肃的研究者都无法获得的。这是一种精神分裂症式的观点:首先是对流亡社会的任何记述都不予理会,因为这些记述都是“歪曲事实”的;在这样做了之后又说图伯特方面没有任何“目击者”证词……当然,严肃的研究者对于120万这个数字的不可靠性是不存在真正的争议的: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早在1988年就认为这个数字无法核实。但是,这不同于(沙伯力之流)对中国统治图伯特的头几十年发生大屠杀的事实视而不见。

纳仓怒罗(Nag-tshang Nu-blo)于2008年在达兰萨拉出版的回忆录[译注4]似乎也属于上文中所描述的那种遭人轻视的记述。回忆录的一些章节中,作者描写了1958这个毁灭之年在玉树地区(上文中的照片便来自这一地区)所看到的一切,他的父亲在这一年被杀害,而他自己也在这一年沦为阶下之囚。人们可以想象,诸如沙伯力之流(在这个问题上当然还包括谭•戈伦夫[译注5])一定会将这些文字视为典型的流亡者的夸大其辞:
我们骑着马沿河走着,开始闻到一些腐烂的味道……过了不久便看到河两岸散布着死者的尸体。他们赤身裸体,浑身紫黑……我已经不再对死尸感到恐惧。再往前走,有很多孩子的尸体,还有的是母亲和孩子抱在一起。在那一片地方总共大概有二十六七具尸体。从头发上可以看出死者多数是女人和孩子……在山坡上有一高一低两个架子……父亲和洛曲(Lochu)坐在那个高架子上。我们到达那里时,每人都念叨着“哦,护法神作证!”大家都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地面完全被尸体覆盖,有男人、女人、僧人、牦牛和马……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尸体……
他最终还是被俘获并被送往曲麻莱县,那里已经设立了一座监狱:
我们穿过镇子的时候,除了自己的脚步声其他什么都听不到……进了监狱的大门之后,我们看到前面有一堵高墙……军人把犯人一队一队地往前领,但是当他们走到高墙中间的时候便就不见了……我当时在想,“太奇怪了,怎么回事?”……当我们也走到高墙中间时,一个中国士兵打开了地面上的一个活门,下面是一个很深的洞。黑漆漆的洞里发出一股恶臭。当兵的命令犯人一个接一个地跳进洞里。我能听到他们落到下面地上的声音,还能听到人们在洞里发出痛苦的嚎哭……“太可怜了,这是个孩子!”有人在下面说,他伸出胳膊把我接到下面…… 
当我走到露天时,我吃惊地看到满满一院子有几百名犯人……往周围一看,我看到还有其他的洞,洞口附近似乎还停放着死尸…… 
扎巴(Dragpa)说,“有2300个男犯人和1600个女犯人。”厨师总是能准确了解监狱里有多少囚犯……每天早晨,死于中国士兵残酷虐待的死者遗体被运出大门。两名囚犯用一根杠子搬运尸体,他们和杠子拴在一起,尸体挂在杠子下面被运到高墙外面的埋尸点。
这确实看上去是一份很典型的记述。这部回忆录所叙述的死亡与苦难,对于那些曾经读过达兰萨拉出版的有关中国统治下的生活的作品的人来说,应该并不陌生。但这却又是一份非同寻常的文件:它不是一份流亡者的证词,它是一本自传,作者是生活在图伯特境内的一名退休官员,记录了作者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所看到的东西。纳仓怒罗(Nag-tshang Nu-blo)生于1948年,他后来被从上文提到的监狱里挑选出来并送到中共体制内的学校接受教育。他做过警察、法院干部并最终被提拔为曲麻莱县副县长,正是他幼年时被关押的那座监狱所在地。2006年,这本书在青海西宁以安多方言出版,不久之后被转换成现代标准博伊(即“藏文”)在达兰萨拉发行。(我在此冒昧引用的文字来自尚未出版的英文译本,英文译本根据的是此书最初的安多方言版本。希望能有出版商尽快让英文版得以面世。付出艰辛努力的作者和译者们至少应该得到这样的机会。)若想把纳仓怒罗的证词贬低为“歪曲事实,取悦流亡政府”,肯定是一件枉费心机的事情。

被查禁的大屠杀历史还会通过其他一些渠道突破中国当局强行设置的障碍与缄默。下面这张图片是北京出版的藏学刊物《中国藏学》(Krung-go’i Bod-kyi shes-rig)1999年某期的一篇文章中的一页:


这一页文字所出自的那篇文章,描述了过去在玉树地区拉布寺(Lab-dgon monastery)占主流的传统经济结构和经济条件。(下面的这幅地图显示了拉布寺与曲麻莱以及玉树州府所在地结古镇的地理位置关系。)文章提供了这个寺院中不同拉章[译注6]的相关信息,按主次顺序分别讨论描述了各个拉章的情况,并提到了与这些拉章相关的一些高僧的情况。无论是作者还是负责审阅、编辑这篇文章的人都很可能没有意识到文章中这些枯燥的记录所透露出的信息。事实上,绝大部分读者浏览完文章后也不会做太多思考。但是,如果稍作停顿,将目光扫过页面(无需博伊即藏文的阅读知识便可做到),我们便会发现那一段血淋淋的往昔开始浮出纸面:文章提到的当时还在世的寺院领袖都无一例外的死于1958年,就如同在纳仓怒罗走过的地方所看到的那些散布各处的死者一样。


有人一直企图回避和无视有关在图伯特地区发生的大屠杀的各种记载与陈述,但是下面的这张图片让这种企图变得难上加难。早在上世纪80年代,经过整理和分析的中国第一份相当可靠的人口调查数据——这些数据来自1982年进行的人口普查——开始向世人展现一些无法从原始数据中直截了当看出的画面。同样,这是些非常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1982年,在整个图伯特高原普遍的存在男女比例失衡,而事实上,唯一能解释这种不平衡的原因只能是暴力斗争。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伯特高原是范围最大的一片突出地呈现为红色的区域,在这个地区女性人口数量一直高于男性。而玉树正处在这片红色区域中:


此时此刻,如果有人还要否认在图伯特发生的大屠杀的真实性,只能被认为是出于某种恶意的目的。正如很多对其他一些大屠杀的否认,并非简单地是由于某种超然的对统计方法的不同意见。其最终根源还是在于某种政治目的。不错,我们还没有公开渠道获得中国的相关记录;不错,流亡者的记述或许夸大其词;不错,来自达兰萨拉的数据缺少可靠的统计学根据:这一切都是对的。但是,在我们可以得到的记述背后隐藏着一个血淋淋的可怕的真相——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数十年以来,作为一个高度官僚化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定囤积了数量极大的档案资料,这些资料将会让世人彻底了解上世纪50和60年代发生在图伯特的集体死亡的真面目。而中国政府拒绝外部世界获得这些记录,也正好说明了这些资料会让人们从其内容中了解到什么。而有些人只是不成比例地将目光盯住博巴们是如何东拼西凑地收集资料来估量统计悲剧的规模,而不是关注中国政府如何顽固地拒绝公开他们的档案资料以接受外部世界的核查,同时还将图伯特方面的努力看成是弄清死亡数字问题的负面障碍。而这一切也恰好清楚地说明了这些人内心的偏见。

归根到底,中国方面掌握的档案记录必须公诸于众。若想了解发生在图伯特的恐怖和残暴行径,仅仅通过直接的个人记述和其他渠道的间接资料是不足够的。尽一切努力去了解这些暴行导致了多少人被杀害肯定是有必要的。但是让我们回到我在文章开头所引述的评论:同样有必要的是,要尽一切努力将那些被杀害的人看作鲜活的生命,而不仅仅是统计数据。否则不然,我们就是在任由那些大屠杀凶手改变我们的人性。

我们不妨设想,当有朝一日这些档案资料大白于天下的时候,我们应该会在其中找到“嘉央益西索南确珠”(Jam-dbyangs ye-shes bsod-nams mchog-grub)。他是拉布寺的第三世阿丁朱古,他的名字在《中国藏学》的那一页文章上清晰可见。据我们所知,他生前在安多地区致力于弘扬佛法;和他的前世一样,他在拉布寺的一个属寺驻锡传法,信徒众多。后来,在1958年,在他24岁的年纪上,一切戛然而止。他死了。

译注:

[译注1] 提摩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出生于1969年,1997年获得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血色大地》(Bloodlands)是一部研究二战前后德国和苏联两国之间若干小国人民遭受集体屠杀的历史专著。有兴趣的中国读者可以从亚马逊网站购得此书的英文精装版。

[译注2]洛地•嘉日(Lodi Gyaltsen Gyari)曾担任达赖喇嘛特使和西藏流亡政府驻美总代表,多次代表达赖喇嘛与中国方面会晤,曾经担任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董事会执行主席。

[译注3] 沙伯力(Barry Sautman)是一位政治学家、律师,就职于香港科技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种族政治和中非关系。他有关图伯特事件的一些观点可参见他的论文《殖民主义、种族灭绝与图伯特》(“Colonialism, Genocide, and Tibet”,http://blog.hiddenharmonies.org/wp-content/uploads/2011/07/Sautman-2006-Colonialism-Genocide-Tibet.pdf

[译注4]纳仓•怒罗的回忆录,藏文原著《纳仓男孩的童年》 于2007年6月由作者自费在西宁出版,中文版书名为《那年,世时翻转:一个西藏人的童年回忆》,于2011年由台湾雪域出版社出版。更加详细的情况请参见唯色女士博客中的有关介绍(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03/blog-post_16.html)。

[译注5]谭·戈伦夫(Tom Grunfeld)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帝州学院(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Empire State college)历史学教授,毕业于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和纽约大学。他的代表作为《现代西藏的诞生》(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译注6] 拉章,博伊(藏文)的音译,直译的意思为“佛的宫殿”,通常指寺院中朱古(汉语称“活佛”)的宅邸。

2012年9月25日星期二

拉萨:由东向西的地方志(三)

图为依据《由东向西的地方志》而画的拉萨概貌,由卫藏画家普布(Phurpu)手绘。

拉萨:由东向西的地方志(三)

/唯色

亚溪达孜


“亚溪”又写成“尧西”,在藏语里,“亚”是父亲的最高敬语,“溪”为庄园。无论在藏人的传统中,还是在学者的研究中,都认为“亚溪”指的是达赖喇嘛家族。如意大利藏学家毕达克所写:“亚溪(yab-gzhis),即前达赖喇嘛的家族。”【1】在中国官方体制内的藏人学者也说:“人们用‘亚溪’(父亲的庄园)这一既显示权势,也显示财富的名词来尊称达赖喇嘛的家庭,使‘亚溪’约定俗成地成了专有名词。”【2】应该说,“亚谿”的准确含义,即“国父之庄园”。

与许多藏人一样,我也一直以为,图伯特的历史上有多少世达赖喇嘛,就会有多少个“居于塔尖”【3】的“亚溪”家族。但学者说,“现有六个亚溪家族,包括现世达赖喇嘛家族在内。”【4】即:七世达赖喇嘛家族桑颇;八世、十二世达赖喇嘛家族拉鲁;十世达赖喇嘛家族宇妥;十一世达赖喇嘛家族彭康;十三世达赖喇嘛家族朗顿;以及来自安多当采(又写塔泽或达孜)地方【5】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家族。这表明,有“亚溪”名号的家族乃有史可查。而我之所以将其罗列出来,是因为不知从何时起,凭空冒出来好几个“亚溪”家族,哦,他们在自己的名字前冠以的正是“尧西”两个字。

尧西这个,尧西那个,如昌都活佛帕巴拉家族,连他政协官员的哥哥,其名都成了尧西·某某某某。这肯定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新生事物。那之前,谁敢与“亚溪”或“尧西”沾边啊?那属于被革命的大扫帚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四旧”,唯恐避之不及的大麻烦。那时候,连真资格的贵族都恨不得自己是铁匠、屠夫出身,有些干脆下嫁给过去连落在地上的影子都不能挨着的“贱民”。然而风水流转,短短二三十年之后,该属哪儿的又归哪儿了。现如今,又有不少人恨不得自己一夜变成贵族身,而已为贵族身的,则绞尽脑汁把自己虚构成皇亲国戚、公主王子。甚而至于,原本持守严明的戒律代代相传却于非常年代不得不破戒还俗的仁波切,其子女乃是特定历史的伤心产物,说来沉痛,无甚炫耀之处,却也蓦然间自封“尧西”,堂而皇之地改写着历史。天下尧西是一家,八竿子打不着的这些人应该结为亲戚才是。

而真正的、正宗的“亚溪”家族呢?

在老城与布达拉宫之间,在布达拉宫往下俯瞰的左边不远处,如果是在1959年以前的照片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有一座庞大的藏式建筑坐落在树木与花园之中分外美丽,这正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家族的府邸——亚溪达孜府。它并不与其他贵族的府邸相邻;它是林廓路线所囊括的拉萨城里“唯一一座独立式的府邸”【6】,而它之所以建在那里,是因为居住在高高的布达拉宫里的嘉瓦仁波切,当他想家的时候,往左边俯瞰,就能看见兄弟姊妹的身影,说不定还能依稀闻到母亲烘烤着他最爱吃的安多帕勒(藏式面包)。它正式的名称是“坚斯厦”。

“坚斯”的意思是“达赖喇嘛陛下的目光”,“厦”的意思是“布达拉宫的东面”,如此诗意的称谓,透露的是安顿幼小的达赖喇嘛和他的边地家人的拉萨贵族们心思细密,富有人性。但无常的是,坚斯厦属于达赖喇嘛家族只有短短十多年的光阴,19593月的那个夜里,当24岁的衮顿【7】悄然离别已落入占领者手中的拉萨时,随他踏上流亡之路的家人也从此失去了家园。

衮顿的母亲后来回忆道:

这块地原来属于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英国大使曾经有意购买,但遭到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拒绝。他说这块地方将来会有用。……坚斯厦共有三层楼,由西藏政府建造,后院之外还有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房子用石块盖成,里面有许多柱子。……坚斯厦大门的两边各有一个大轮子,大概二十尺之高,八尺宽,要用极粗的绳子才能移动。……坚斯厦一共有四个门可以进入,北南东西,每个门旁都有女侍与家人居住的宿舍。【8

可是,待我见到坚斯厦时,非但没有见到当年的胜景,而且它有了不堪回首的另一页,简言之,它竟然有了这样的称谓:“二所”、“造总”总部、西藏大厦的职工宿舍。所谓“二所”,即自治区第二招待所,文革期间专门接待从中国各地到拉萨串联的红卫兵;所谓“造总”总部,即拉萨两大造反派之一的据点,没少干打砸抢烧的事情,结果坚斯厦与希德扎仓一样,也是破败于文革。

2007年夏天,一位以超凡的智慧经商的康巴带我和W去了坚斯厦,更多的变化我不想说了,比如周围蚁群似的外来者忙碌着各种营生,周围风格全然迥异的楼房几乎抢走了所有的空间,我当时答应不说出去而此刻必须要说的是,那位总是将自己的善行隐匿起来的康巴,他最渴望的是以时不我待的速度,修复已经在逐日坍塌的亚溪达孜的府邸——坚斯厦,但冷酷的事实是,这个愿望注定落空。却在另一处,别人的愿望化为现实。就在紧挨着几曲(拉萨河)的那片被开发成“仙足岛”的旧日林卡(花园),有着雄厚背景的房地产商修建的类似园中园的“庄园宾馆”,由一幢巨大的、封闭式的藏式楼房组成,完全是坚斯厦的翻版,据悉正是以坚斯厦为摹本而邀藏人建筑师设计的,虽然出于经商的目的,倒也算是让后人的我们瞥见了当年坚斯厦的雍容风貌。然而,亚溪达孜,以及希德废墟等等,犹如拉萨的某种印记——且因所遭受的暴力凸显伤痕的形状——即便有一天荡然无存,依然会留存在与其血脉相连的人们心中。

我还要转述一个故事,是我回拉萨时见到的一位退休干部讲的。她笑称自己过去是“达赖喇嘛家的奴隶”,我原以为她要忆苦思甜,孰料她说:“总说藏族人现在多么幸福,过去多么苦,可我们就是在过去生活过的人,知道过去是怎么回事,他们在撒谎。”

她接着说:

我家过去就是达赖喇嘛家族的奴隶,如果非要说我们是奴隶的话。我父亲是亚溪达孜家的看门佣人。

我和衮顿的妹妹吉尊白玛啦在亚溪达孜里长大,还有康珠啦,是衮顿大姐的女儿。我们每天都在一起玩耍。我们在林卡里疯玩的时候,吉尊白玛啦会说,让我们藏在树后吧,因为衮顿会在孜布达拉【9】上面用望远镜看这边,我们玩得这么开心,他却从小就没有这样的欢乐,宁结(表示怜悯、慈悲的语气词)。一次,康珠啦让我跟她穿过水塘,我不愿意,她就打了我,但那都是小孩子之间的打打闹闹。我哭了,也告状了,衮顿的母亲就教训了康珠和几个佣人。后来,康珠啦还来求我的父亲,让我跟她们和好,一起玩。

衮顿的母亲很慈悲,还给我们佣人的孩子水果吃,要知道水果那时候很稀罕。大院里很多房间是给外来人、流浪者、朝圣者住的。他们偶尔也会来干活,就会得到酥油、糌粑和肉。衮顿的母亲常常送他们食物。

衮顿的父亲我没见过,听我父亲说他脾气不太好,但是很耿直,喜欢马,常常在马厩里呆着。

我有一次脸上生疮,流血,就在院子里晒太阳,被衮顿的三哥洛桑桑旦啦骑马回来看见,他就派佣人送给我衮顿喝过的酥油茶上面的油,我抹在脸上,再晒太阳,几天就好了。

坚斯厦没几个朗生【10】,有一个朗生病死了,他的儿子一直得到衮顿家很好的照顾。

她大概六十多岁,犹如满月的脸上有酒窝,笑起来好看。她去过达兰萨拉,觐见过嘉瓦仁波切,心酸地泪流不止,因为全世界最著名的流亡者,他栖身的居所不是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曾经拥有无数珍宝的宫殿。当然她也和无数藏人一样,对加嘎(印度)充满感激。她还见到了儿时的玩伴——拉姜古修(贵族夫人的最高敬语)。她用不容置疑的口气提醒我:“他们过去是我们的主人,现在也是我们的主人,记住是我们自己的。”我注意到,“主人”这个词仿佛被她赋予了亲密的味道,就像是一家之长。

宗角鲁康


有几年,我也用外人的口吻,把布达拉宫背面的那片有水有树有小桥有小寺的地方叫做“龙王潭”,完全出于无意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这需要怎样的一点一点地复苏?旁人不知有多难,足以让我从此怀有一颗警觉的甚至敏感的心。

是随着那些紧贴着地面蜿蜒生长的柳树渐渐消失才转变的吗?称为“左旋柳”的树们虬枝劲结,常有好事者伏于其上或假寐或嬉戏却总会被转经的老人轻声呵斥,毕竟树的年轮可以追溯到我们的祖先生活的从前,须得珍爱。有些树之间还连接着迎风舞动的五色经幡,掩映在将阳光疏离的无数枝条丛中。而在湖水周边,以及拱状石桥两侧,更多的且宽幅的经幡重重迭迭地垂挂下来,甚至落在水面上,仿佛水下的众生也会凝望着吟哦经文。这是我曾经无比喜悦的美景,当时却懵然,以为就是永恒,而如今剩下的只有充作标本或点缀的十多棵老树了。至于印着经咒和风马的经幡,已被一面面彩旗飘飘所替代,三角形,没有一个字,显得空洞无物,如果有字,那可能是广告,往往挂在商场周围烘托艳俗的气氛。

说来好笑,当我改口,学会族人所言的“宗角鲁康”,也懂得其意为宫堡后面的鲁神之殿时,宗角鲁康已经旧貌换新颜了,全然貌似汉地的公园模式:迎门即是刻着九条飞龙的影壁,琉璃瓦,大理石座,充满汉文化的建筑之风;园内布满石头盆景,整齐的花台,新栽的杨树松树,六角亭。以及花花绿绿的健身器材。最显著的标志是大大小小的红灯笼,红绸或红纸做的,成串成串地,或挂在一些建筑上,或挂在树与树之间,甚至一株细弱的树上挂满的红灯笼多达七八十个,而树干也被红绸紧紧地包裹,炫耀的既有中国古代君王以缯帛缠树的奢靡之风,更有以血红色为基色的那个政权的霸道之气。我不喜欢这些红灯笼,正如不喜欢每年定期堆满拉萨的中秋月饼,不喜欢拉萨街上竟然出现了出售花圈和纸钱的“寿衣店”,不喜欢新年期间那一式三份、红底金字的藏文对联,干脆就是模仿汉文对联的怪物,自以为移风易俗,实际上不伦不类。

所有的丧失,首先都体现在细节上;一个个细节,一点点丧失,最终丧失的就是全部了。若不从每一个细节上注意到这些潜移默化的改变,只怕是自己亦变成四不像的怪物则悔之晚矣,这恰是我付出的代价,至今未能补偿。然而,宗角鲁康让人叹息的不只是那些几乎不知不觉地丧失和替代,当我看见那个被特别开辟出来的会场,只能对如此跋扈、如此伸张的破坏欲无话可说。会场不大,正好以布达拉宫为背景,适合举行各种活动的时候,由党的喉舌们将手中镜头推拉摇移,取得一箭双雕的效果,即:不但有在拉萨的现场感,还有新旧对比或征服与被征服的深刻意义。我恰巧在宗角鲁康的甜茶馆喝甜茶吃藏面时,碰上这小会场变成唱红歌的小舞台,显然功能多多。

远远地,就听见一首又一首齐声合唱的红歌:“北京的金山上”、“毛主席的光辉”、“我爱你中国”等等,这些贯穿几十年的红色歌曲对于生活在这个政权之下的人,没有不熟悉的。我朝着这高亢入云霄的歌声走去,未料四周全被军警围住,不允许路人靠近完全是一片“红海洋”的舞台。一位也想看热闹的阿佳啦被阻拦,她大胆地用藏语啐道“真恶心”,周围的人都乐了。当晚,西藏电视台报道为庆祝“3·28”【11】这个“农奴节”,城关区在宗角鲁康举行红歌比赛,有退休干部组成的艺术团,穿红披绿,皱纹密布的脸上涂抹得过于鲜红;有穿校服的小学生,幼嫩的手上各持一面五星红旗,脖子上的红领巾微微刺痛了我的眼睛,因为我也有类似被漂染的幼年;某单位的年轻男女装扮成革命电影里翻雪山过草地的红军,身穿军装,腰扎皮带,表情状如红色电影中的革命先烈。而自治区和拉萨市的官员们在边唱红歌边打拍子,貌似激动不已地大摆政治秀,原来不让人民群众靠近的原因在于此,大人驾临,小人物们须得一律回避,不然若有恐怖分子潜伏其中如何是好?

但有一次,从这个唱红歌的小舞台遥遥地传来了唱卡鲁、朗玛、堆协【12】的歌声,让我惊喜不已,恨不得长双翅膀飞过去。当时我抱着不及半岁的小侄女刚朝拜孜布达拉,眺望宗角鲁康,似乎众人云集,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我急急地往山下走去,可走得再快也不如那昙花一现的歌会结束得快,不但歌者无踪影,连歌声也无绕梁三日的效果,失望之余,我竟疑是幻听,直至数日后,偶然遇见其中唱卡鲁的老者,才知当日,他以恭敬心仰望孜布达拉,缓缓唱起“美妙的供云歌舞,献给圣明遍知慧海福田施主转轮王,圣王敬请欣赏……”【13】,且双手合拢,行礼如仪,台下许多手持转经筒或念珠的拉萨老人已是热泪长流。

想当年,每年的萨噶达瓦【14】,盛装的朗玛艺人聚在万木葱茏、花朵盛开的宗角鲁康,戴墨镜的盲艺人阿觉朗杰拨动扎念,顶巴珠头饰的神仙女子轻歌曼舞,其中一首朗玛唱到:

种下白色的种子,
开出火红的鲜花。
请打开佛堂的大门吧!
我要把这束花儿献给菩萨。

犹如太阳从西边升起,鉴于这些旧日的歌舞最近幸运地被北京批准为“非物质文化”,掌管文化权力的大人们于是允许有了这一场稀罕的汇报演出,且允许民众围观。刹那间,昔日重现;刹那间,昔日幻灭。

我该写写夜里的宗角鲁康了。那是藏历土鼠年的夏日之夜,我与W走过全副武装的军人驻守的巴尔库路口,仰首望,孜布达拉的上空竟有无数只银白色的东西在飞旋。那是什么呢?银白色的鸟儿?还是银白色的飞机?不可能是飞机,因为实在太多,但若是鸟儿,为何单单会在孜布达拉的上空飞啊飞?正揣度着,却被一句掷地有声的四川话拉回到地面:“……嗨!这下子,满街都是汉人了哦。”

听上去,非常地兴奋,我注意到说这话的不过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汉人,就跟充斥拉萨的许多来自汉地的农民工一样。他身边的男男女女也都是这样的人。他们悠闲地走着,大声地聊着,其中一个妇女还向军人露出一副送温暖的笑容,而平素对藏人横眉冷对、持枪相向的军人也作颔首微笑状,这可是我头一次看见这些凶煞面目的国家机器突然变得有人性,哦不,准确地说,分明是有选择性的、专门针对某一族群的人性流露了。这让我想起3•14之后的第五天,如同央视海外版的香港凤凰电视台,吹嘘拉萨已经恢复正常生活,可是那个站在街头的凤凰记者,她采访的几位所谓“拉萨市民”全是汉人,仿佛拉萨已是一派和谐的汉人城市。显然她也是有选择性的,她的眼中并没有生活在拉萨的藏人,而被她采访的这些汉人则被她看成了拉萨的原住民。

孜布达拉的上空本来漆黑一片,但无数只银白色的东西还在不停地飞旋,显得格外地奇异,而且凄厉。我至今也不知道那像飞蛾扑火一般,单单在孜布达拉上空飞旋的是什么【15】。

布达拉宫广场


我已经为颇章布达拉写过许多文字,但都不是欢悦的文字。眼看着失去尊严的颇章布达拉无比瞩目地屹立在拉萨中心,宛如图伯特的伤痕无比醒目,任人指点,徒令身为藏人的人儿暗怀羞辱。在羞辱中只好修行或依赖佛教中的忍辱,只好归结于无能为力的业力。我知道,嗫嚅吐出“只好”二字,实在消极,不似真正的佛教徒,因为我们的五蕴所经历的,原本就是活生生的佛法:无常。

“古色古香的外貌,对全世界来说不再重要”【16】。这是奥罕·帕慕克眼里的伊斯坦堡,昔日辉煌无比的奥特曼帝国之都的结局,似不经心的口吻暗含着深深的难过。不再重要了。就像藏人口中的“孜布达拉”和“罗布林卡”也不再重要了。而凭空出现的新生事物不由分说地逐步占领其空间,于是一个状如天安门广场的拙劣翻版划时代地出现:围绕着飘扬五星红旗的旗杆,炮弹形状的“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咄咄逼人地与颇章布达拉相对;纯属多余的地下通道则是最近耗以重金挖成,内部装修颇为豪华,却日夜安置的有便衣警察看守。音乐喷泉随着眼花缭乱的霓虹灯柱水花乱溅,高音喇叭放着震耳欲聋的“红歌”,恍然间如返群魔乱舞的文革。而在从前的“修赤林卡”(法王宝座花园)的位置上,竖起了巨大的电视液晶屏幕,滚动上映着新西藏美丽的旅游风光或伟大的建设成就。

广场:一个特殊的、新兴的、歧义的公共空间,其功能是会场,是阅兵场,有时候又是商场或大舞台。在这里举行的各种活动,如官方集会、游行和政治宣传表演;如商品集市、广告和商业宣传表演;以及刺刀闪闪发亮、枪支咔咔作响的军人无比威武地列队而过。我见过阅兵式之前,军人在布达拉宫广场反复操练,一个脸膛黑红的藏人军官用刺刀猛烈拍击被强烈的阳光烤得奄奄一息的士兵,命令他拿出豪迈的气魄。但有一年,某一届少数民族运动会在拉萨设立分赛场并举行开幕式的当日凌晨,广场旗杆上的五星红旗竟被雪山狮子旗所替代。据说发现时已迟,又因升降旗帜的机关失灵,以至于雪山狮子旗在拉萨的旭日下高高飘扬了许久,很多围绕颇章布达拉转经的藏人都看在眼里。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政治事故,怒不可遏的官员们一口气抓了十多人,其中有我认识的邦日仁波切【17】,抚养了许多街头孤儿的他被认为是幕后策划者,至今还被囚禁狱中。从此,这里,不但有摄像头密布各处,还有穿制服或不穿制服的人日夜看守着外强中干的旗杆,堪与天安门广场的警戒程度相比。广场上那个炫耀占领者之胜利的纪念碑也是禁区,同样被日夜看守着,遥遥看过去,依稀可见其上雕刻着“翻身农奴”被金珠玛米从万恶的“旧西藏”解放的群像。

这些公共仪式的添加或变化,将五味杂陈的意义植入了拉萨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平日里,拉萨人会从布达拉宫广场经过,却不会停留太久,在他们的心中,它并没有地位,占据他们心灵的依然是高高在上的颇章布达拉,那才是拉萨的象征,所以他们会向着颇章布达拉膜拜,而不是向着广场上那个状如炮弹的纪念碑膜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夹杂在老人中间,正如藏历土鼠年八月某日,我来到这里给插在颇章布达拉顶上的中国国旗拍照,给铺在颇章布达拉脚下的奥运标语拍照,见到如我母亲一般年纪的妇人和穿着入时的男女青年在磕头,不是给红旗和标语磕头,而是给颇章布达拉磕头;不是给颇章布达拉磕头,而是给1959年之前居于其中的嘉瓦仁波切磕头,如今那里依然供奉着嘉瓦仁波切的法座,虽然空落多年,蒙尘多年,但还是他的法座,博巴(藏人)都知道。

某些人自然也知道,所以趁着重新翻修颇章布达拉前面的孜廓(环绕布达拉宫的转经路),数块经由无数信徒累日磕拜而变得平整发亮的粗石板,被当做废物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迅速撬走,再也不见。这是一种企图掠夺记忆的小动作,深厚的信仰因付诸于磕长头而获得时间所带来的光泽,让某些人双目刺痛,坐立不安,非得令其消失才后快。

一位退休多年的老人把他的日记悄悄交给我看,其中有描写颇章布达拉的几句:“监视器比窗户还多,当兵的比喇嘛还多,老鼠比菩萨还多”;“从内地来的大老鼠把西藏的小白老鼠都吃光了,现在开始吃灵塔上的黄金”;“把喇嘛放在寺庙里当个样品,好给外国人说宗教自由,其实是个会走路的佛像。”他还说有一次,他跟着许多藏人去朝觐颇章布达拉,一位年纪较大的规尼啦(管理佛殿香火的僧人)一边手掌向上朝着佛像以示恭敬,一边直言不讳地叮嘱朝拜者,你们要拜的话就好好地拜吧,并且要记住你们亲眼目睹的这些佛像,不然等我死了,你们恐怕就再也见不到这些佛像了;他们今天一个展览明天一个活动,都到孜布达拉来借佛像,有的借条都放了好几年,从不见他们来归还。

如今,拉萨主要的广场有两处,一是布达拉宫广场,一是大昭寺广场。后者之前是大片花园,拉萨人称作“梅朵东日”,许多人家都有以此为背景的合家留影,倒是很温馨。当然,更早以前有贵族的宅院、寺院的留宿之处以及数家小店,已在革命的年代被革命殆尽。姑且不提现状如何,十多年前,好奇的我随北京某杂志的记者去过那被认为是拉萨最丑陋的建筑即市公安局,在某个房间看见满墙的屏幕正监视着这两个广场,其精确性之高,可以迅速地将视线凝聚到广场上或动或静的任何一个人身上,哪怕是这个人的鼻子,鼻子里的毛,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有时候,拉萨人这样安慰自己:这么大的广场,等有一天,我们的嘉瓦仁波切回来了,在颇章布达拉举办时轮金刚灌顶大法会时,确喀颂【18】的博巴都可以围聚在广场上。嗯,差不多可以坐个几十万人呢。

实验幼儿园


位于雪新村附近。是拉萨收费最贵、声称质量最好的幼儿园,多为藏人儿童,也有汉人儿童,家长多为各单位在职干部,要进这个幼儿园不走后门的话,通宵排队也难入。我家早于十几年前就与这个幼儿园成了邻居,不是近邻,之间隔着一条街和许多商铺。只要住在家里,除了周末、节日和假期,每到上午十点,总会把晚睡晚起的我扰醒的是从喇叭里传来男女幼童念诵的普通话:“爸爸的爸爸叫爷爷……妈妈的妈妈叫外婆……”其嗓音之高分贝,响彻周边地区,想必许多人都非常熟悉这经年不换的节目。

有一次,我被这尖锐的童声扰醒,突然意识到,为什么拉萨的幼儿园很少播放图伯特歌曲?为什么拉萨的幼儿园总是雷打不动地播放这个用汉语教授亲属称谓的节目?图伯特原本是有自己的儿歌的,多年前,我曾在拉萨买到过一盘藏语儿歌磁带,有一首就是教三十个藏文字母。我也听母亲唱过她童年时的日喀则歌谣,婉转而深情,与自己的土地和生命息息相关,我最喜欢的是那首“阿妈啦格沃洛,却羌啦惹惹加堆,洛布啦惹惹灿琼……”,意思是,阿妈啦的孩子啊,每一次给你敬酒的时候,就想起了自己的宝贝……

并且在藏人的文化里,对亲属是有自己的称谓的。如卫藏,父亲的父亲叫“波拉”,母亲的母亲叫“嬷啦”;如康,父亲的兄弟叫“阿库”,母亲的姐妹叫“阿索”;如安多,儿子叫“希勒”,女儿叫“希姆”。虽然图伯特的亲属称谓正如西方英语国家的亲属称谓,没那么多琐细的叫法,不像有着几千年家文化传统的中国,七大姑八大姨(爷)人人各占其名。

多年来,我常常路过大门两头顶着巨型红色蘑菇、门柱上画着唐老鸭和米老鼠的幼儿园,但从未进去过,毕竟那里面正玩着汉地幼儿游戏的孩子,与我并无血亲的关系。不过几年后就会有关,因为其中一个小女孩会是我的侄女。而那个刺耳的普通话节目如恶梦缠绕,使我对那幼儿园如骾在喉。后来从网上找到幼儿园的一些照片,有一张是教室楼前挂着一幅标语,写着“建立语言规范意识,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显然解释了何以这么多年来,喇叭里总是在一遍遍地教“爷爷、外婆、姑姑、舅舅”,因为只有从小学会那样的称谓才算是把语言给规范过来了,而其他语言譬如藏语,并不属于规范语言,务必纠正之。

注释:

1】《1728-1959西藏的贵族和政府》,【意】毕达克著,沈卫荣、宋黎明译,页19,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

2】《西藏贵族世家》,次仁央宗著,页5,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

3】《西藏贵族世家》,次仁央宗著,页5,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

4】《1728-1959西藏的贵族和政府》,【意】毕达克著,沈卫荣、宋黎明译,页19,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

5】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故乡位于今青海省平安县石灰窑乡红崖村,藏语称当采,又写为塔泽或达孜。

6】《拉萨历史城市地图集:传统西藏建筑与城市景观》,Knud LarsenAmund Sinding-Larsen著,李鸽(中文)译,页76,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7】衮顿:藏语,对达赖喇嘛的敬称之一,意为虔心呼喊即出现眼前,简译即尊前。

8】《我子达赖:十四世达赖喇嘛母亲口述自传》,阳宗卓玛著,麦慧芬译,页123,双月书屋。

9】孜布达拉:“孜”的藏语意为最高、顶尖、至尊。是对布达拉宫的尊称之一。

10】朗生:藏语,意为家里养的,被译成汉语里的“家奴”。

113•282009年,中共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定于328日,简称“3•28”。声称为的是颂扬“昔日的农奴成为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主人”,其实针对的是2008年燃遍藏地的抗暴运动。而参加抗议的藏人绝大多数都是普普通通的僧人、农民和牧民,以及城镇贫民,正是中共总喜欢挂在嘴边的“农奴”,而不是当年“旧西藏”的“三大领主”及其后人,后者反而是如今的既得利益者,以至于20083月之后,在拉萨流传着一句讽喻现实的顺口溜:“翻身农奴”起义了,“三大领主”在指责,国家干部在旁观……

12】卡鲁:指西藏宫廷音乐。朗玛:指西藏传统民间歌舞形式之一,朗玛是室内歌舞。堆协:指西藏传统民间歌舞形式之一,堆谐是来自上部阿里地区的踢踏歌舞。

13】这是卡鲁中的经典歌曲《吉喜富足》,有数百年的历史。

14】 萨嘎达瓦:藏历四月在西藏天文历算中称“萨嘎达瓦”,意为藏历星象二十八星宿之一氐宿出现的月份即氐宿月。在西藏佛教的传统上,因为此月与佛陀释迦牟尼所实践的佛教事业密切相关,故转变为一种具有宗教意义的象征。藏历四月十五日则被视为化身佛释迦牟尼诞辰、成道和圆寂的日子,是“萨嘎达瓦”中的“萨嘎达瓦”。-信众认为在此月“行一善事,有行万善之功德”,故而无不履行诸多善事以促使个人之净化:持戒、守斋、献供、转经、礼拜、布施,以及放生。

15】友人台湾悬钩子在读到原稿中的这一段时,认为在布达拉宫的上空所飞旋的无数只银白色的光点,不是鸟类而是镭射光。

16】《伊斯坦堡》,(土耳其)奥罕•帕慕克著,何佩桦译,页61,台湾马可孛罗文化出版,2006年。
 
17】邦日仁波切:又名晋美丹增,藏东康地囊谦的一位仁波切。大概在1997年,他和妻子尼玛曲珍在拉萨开设了名为“嘉措儿童之家”的孤儿院,收留了50名在街上当乞丐的孤儿。1999年,他俩被指控从事间谍和危害国家安全活动而遭逮捕,并被分别判处15年和10年徒刑。孤儿院也被迫关闭,相当一部分孩子由于无家可归而重新流落街头。
 
18】确喀颂:藏语,即多卫康,西藏的统称,传统西藏地理的说法,包括安多、卫藏和康,即今甘肃省、青海省、四川省、云南省的藏地和西藏自治区。

(首发于民主中国 http://www.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28013。节选于我的书《西藏:2008》,2011年台湾联经出版。)

延伸阅读:

拉萨:由东向西的地方志(一)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4/blog-post_12.html

拉萨:由东向西的地方志(二)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4/blog-post_27.html

2012年9月23日星期日

爱知行发布《维吾尔人办理护照简报》

中国于今年5月15日起统一启用签发电子普通护照,据介绍,“即将启用的电子护照,增加了可存储数字化个人资料的载体……电子普通护照是在传统本式普通护照中嵌入电子芯片,并在芯片中存储持照人个人基本资料、面像、指纹等生物特征的新型本式证件。”然而,无论是旧护照,还是这新护照,对于藏人和维吾尔人来说,都是很难见到的东西。以下文章及报道均转自维吾尔在线网站,是关于维吾尔人办理护照的调查。有一天,希望也会有关于藏人如何艰难办理护照也不得的调查及报道。(图片转自网络)

《维吾尔人办理护照简报》
时间:2012/09/18 栏目:人权与法新疆观察 编辑:admin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
2012年9月10日发布
鉴于维吾尔族公民办理护照时经常遇到困难与障碍,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特编辑此简报,内容包括办理护照流程图,办理护照的有关规定,维吾尔族公民办理护照遇到的困难及经验等,希望能给网友提供一些办理护照的建议,欢迎大家就此问题继续讨论,将意见反馈给我们,一起来推动公民办理护照的权利!
维吾尔族公民办理护照遇到的困难:
申请办理护照程序复杂、手续繁多,受理机关对申请人百般刁难!
(1)申请办理旅游护照
网友:我户口在伊犁,由于今年公司出国旅游,所以需要提前办理好护照。但是,公安局说需要出示新疆本地旅行社的发票,还说出国后旅行社还要负责把护照收回。但是我人在外地,和公司一起出国,也不可能从新疆的旅行社走,更不能出示新疆旅行社的任何东西。我去问旅行社他们更夸张,办理护照费要800块/人,取护照时还需要交纳5000元护照押金,护照一次使用不能超过三个月,旅游完以后还得把护照交还给公安局,新疆办理护照怎么有这么可笑的规定,我应该怎么办?
(2)申请办理商务护照
网友:申请办理商务护照相当麻烦,我都快疯了,需要准备的材料有:国外邀请函、公司派遣函+公章+法人代表签字,带上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完税证明,工资条3个月的,税务登记证国税地税,机构代码证,无犯罪记录证明,街道证明,派出所证明,BALBALBALA..反正只有你做不到的,没有他们想不到的。.
(3)申请留学护照
网友:听说申请留学护照如果是随项目留学的需要携带留学公司开具的项目说明,留学公司的资格证书,营业执照,但我是外国学校那边直接录取的,派出所有关负责人要求我提交我要留学学校一年的学费单子,说没有学费单子的就不给办理,个人银行账户里还要有一定金额的存款,还要我提供书面录取通知书原件,现在国外很多大学都是email offer letter的,我只好继续联系学校那边了,最后还要求出具对方国家的官方邀请函,但人家那边说了出具邀请函是要填写本人护照号码,或者上传护照复印件的,我当时就乐了,嘿嘿这不是鸡蛋与鸡的关系吗?
(4)申请探亲护照
网友:需要国外的亲戚或者朋友发私人邀请函给你,而且他们需要拥有发函国的居民身份才可以,然后是暂住证,问题是我本人户口在新疆,暂住在上海,由于他们要求提交一大堆材料,准备不了的就不予受理,为了办这个护照我在家乡待得够久的了,暂住证也过期快一个月了,我又得千里迢迢万里奔波回上海办理暂住证。还有出具的那个无犯罪证明记录,上海公安局说户口是新疆的,这个证明就要到新疆开,新疆公安局说人在上海,就得回上海的公安局开,现在可怎么办啊,我被别人当皮球踢来踢去的闹着玩了,有没有办过的朋友给支个招吧!!!
(5)当面拒绝受理,也不向我说明理由
网友:我去办理护照也不知道要什么材料,因为他们直接说办理不了,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也不搭理我,我应该怎么办啊?
(6)受理机关无故拖延,迟迟不给我颁发护照
网友:他们受理了我的申请,也向我出具了申请受理的回执,但之后却以各种理由迟迟不给我颁发护照也没有向我书面说明理由,现在距离我申请护照的时间已经快半年多了,我还是拿不到我的护照,可怜我交了的220块啊!
【转自维吾尔在线:http://www.uighurbiz.net/archives/5563 

*******************************************************************************
中国NGO爱知行发布《维吾尔人办理护照简报》
时间:2012/09/18 栏目:人权与法新疆观察 编辑:admin 
北京的一个非政府组织日前发布简报和声明,以协助中国维吾尔人应对办理出国护照时遇到的困难和障碍。
总部在北京的非政府组织“爱知行研究所”9月10日发布了《维吾尔人办理护照简报》及《维吾尔人法律和人权信息资源手册》。北京爱知行研究 所的有关声明表示,鉴于中国的维吾尔族公民在办理护照时经常遇到重重困难和障碍,特别编辑了该简报,内容包括:办理护照流程图,政府有关办理护照的规定, 中国维吾尔族公民办理护照遇到 的困难及解决经验等。声明呼吁,大家就此进行讨论,一起推动公民办理护照的权利!
爱知行研究所的简报说,中国的维吾尔人申请办理护照程序复杂、手续繁多,受理机关对申请人百般刁难。简报列举了一些维吾尔族网民反映的、他们在申请办理出国旅游护照、商务护照、留学护照、探亲护照等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障碍的例子:
一 位维吾尔网民抱怨,他在申请出国旅游护照时,公安局要他出示当地旅行社的发票、办理护照要每人交800元人民币的护照费、领取护照时还要5000元的护照 押金等;还有网民表示,申请办理商务护照需要准备的材料有:国外邀请函、公司派遣函、公章和法人代表签字,还要呈交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完税证明、3个 月的工资条、税务登记证、国税、地税、机构代码证、无犯罪记录证明、街道证明、派出所证明等等。
在海外的爱知行研究所所长万延海就决定发布上述简报和手册表示:
“我 们这个机构在弱势群体中开展工作,不仅仅做有关健康的工作,我们也做一些维护公民权利的工作。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新疆自治区维吾尔人办护照几乎是不可能 的。很多年轻人想出国读书、进修、或者是出国参加国际会议,都很难。 就是说它不给你办护照。法律上并没有条款说某一个特定的民族的人不能拿到护照。它有一条就是很空泛的有关国家安全的。大部分维吾尔人都是平民百姓,跟政治 都没有什么关系的,你这么一搞反而把人逼上了国家安全的敌人。”
爱知行研究所的简报中还列举了办理出国留学护照或探亲护照的维吾尔人遭受百般刁难、或被当皮球似的踢来踢去、或在不说明理由的情况下拒绝受理申请的事例。还有网民揭露,虽然他的申请最初被受理,但受理机关无故拖延,半年来以各种理由迟迟不给他颁发护照,并且不说明理由。
总部在德国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热夏提,就北京爱知行研究发布协助维吾尔人的简报和手册表示:
“他们发布这么一份手册,的确是有助于更多的人关注维吾尔人的处境。 我们表示欢迎。但即便是一个维吾尔人按照中国公安部门规定和法律程序递交护照申请的话,他也根本办不了护照,因为中国的内部政策是严禁维吾尔人离境。”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的声明还说,自2006年开始,他们就在北京的流动维吾尔人中开展各类健康救助项目。最初,他们的工作重点是走进社群,进行有关艾滋病等传 染病的预防教育、救助晚期艾滋病患者、帮助社群获得暂住证、租房、及治疗等信息。2010年,他们发布了第一份题为《维吾尔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健康、居住及 其他人权报告—以北京市的流动维吾尔族为例》的研究报告。爱知行研究所还编写了维汉双语的防治艾滋病知识手册,并组织有关毒品和艾滋病相关的工作坊、座谈 会,发布各类保护维吾尔人权益的呼吁信等。
来源:RFA
【转自维吾尔在线: http://www.uighurbiz.net/archives/5555 】 

2012年9月19日星期三

唯色:向蒙难的至尊的僧侣们顶礼!

图1:僧舍被贴上封条的哲蚌寺。图2:空空荡荡的色拉寺。

向蒙难的至尊的僧侣们顶礼!

文/唯色

几个月前,一位远在康地、不曾见面的僧人辗转带话,让我为他刚完成的书稿写序。当我得知他是2008年被军警从拉萨三大寺抓走、囚禁、驱逐的上千僧人之一,并在书中主要记录了那段经历,便应允写序。事实上,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为同族僧侣的记录之书写序。

在序中,我转述了一位有着同样遭遇的喇嘛的问话。他先是问我:“有一天,中国政府会不会把全藏地寺院的僧侣杀的杀、关的关,使得每座寺院只剩下少数僧人?”我感到惊讶,就说不会的,因为这么做,全世界都要抗议的,这是很大的罪行。我想说“反人类罪”,但我不会说藏语的这个词。

结识多年的喇嘛并不相信我的话。他语气低沉地说:“我觉得他们会这么做。而且,全世界也不会管的。”他说,“你不记得了吗?2008年那时候,拉萨三大寺的僧人们有些被打死了,许多人至今还在监狱里。而我们,上千僧人被拿着枪的军警从僧舍里抓走,先被关押了一个多月,再被蒙上黑头套,押到火车上,从青藏铁路运到格尔木的军队监狱,一直被关押到奥运会结束,再把我们赶回各自的家乡,从此我们成了没有寺院、无处可去却不得不到处流浪的可疑者。可是这么大的灾难,这个世界知道吗?”

他说:“实际上,如果2008年那时候,把我们这么多僧人在拉萨杀了,或者在格尔木杀了,我想这个世界也不会知道的,也不会发声的。有了这样的经历,我总是这么想,如果他们把藏地每个寺院的许多僧人都杀了,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就像格尔登寺,又有僧人自焚的话,其他僧人和民众都抗议的话,军警就有理由开枪了。其实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以后说不定屠杀的规模会更大,那么格尔登寺就完了。”听他说到这,我不禁落泪。

是的,就在四年前,“3·10”、“3·14”过了一个月后的半夜时分,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每座寺院都突然涌入数千个军人,藏人警察与藏人干部跟随着,充当翻译和帮凶。一夜之间,上千僧人失去了修行与生活的场所,从世俗的意义上,寺院本是他们的家……我至今记得之后被关押在格尔木的僧人重新填词的那首歌曲,悲伤地唱道:

色拉、哲蚌和甘丹
萦绕着黑蛇般的毒气
灾难就像浸入毒汁的海洋
无法再进行我的研修
三宝啊!护持我!三宝啊!快来吧!

温暖大千世界的太阳啊
你再明亮的光芒
也无法照进我牢狱的窗户
我心中笼罩着悲伤的黑暗
我的太阳啊!快来吧!我的太阳啊,不能再等了!

也许是前世随业的命运
使年轻的我不幸落难
已失去了来去的自由
无法再回到向往的卫藏三大寺
命运啊!给予我们福报吧!
请示现理性的声誉,我在等待来去的自由!

也因此,我要向经受了那次灾难的僧人在依然苦难的境遇中写作此书表示感谢,他以亲身经历记录了图伯特这半个世纪以来的黑暗历史之一幕。无论如何,只要有了记录,就有了存在,就有了一点一点的真相,就有了同开枪虐杀的权力者斗争的可能性。

也因此,我们要向我们的三宝之一的所有僧侣表达深深的敬意。在漫长的岁月中,在过去、现在及未来,整个图伯特大地为洁白的雪山所环绕,而图伯特的内在精神则是绛红色的,那是袈裟的颜色,那是僧伽的颜色,那是生命在牺牲的火焰中燃烧的颜色,并无可能被消灭,我为此顶礼再三,追随并颂扬,铭记并感恩。

2012-8,写于北京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相关内容并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2012年9月16日星期日

向齐氏文化基金会推荐顿珠旺青获“推动中国进步奖”

藏人电影人顿珠旺青(当知项欠)在获得澳大利亚齐氏文化基金会“推动中国进步奖”特别奖的同时,又获国际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 2012年度“国际新闻自由奖”(CPJ Press Freedom Awards)。图为“国际新闻自由奖”获得者的图片,顿珠旺青为第一人。

向齐氏文化基金会推荐顿珠旺青获“推动中国进步奖”


文/唯色

齐氏文化基金会在澳大利亚,2008年设立“推动中国进步奖”,颁给有志于此的作家、艺术家、独立制片人等。创办基金会的齐家贞女士曾在中国坐牢十年,就独立制片人的努力说过:“他们在恢复历史本来面目,表现当代生活中太阳照不到的角落,特别是反映弱势群体的真实境遇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不懈的追求。”

6月时,齐家贞大姐来信,希望我推荐一部藏人拍摄的纪录片,而我毫不犹豫推荐的,是顿珠旺青(即当知项欠)拍摄的《不再恐惧》,并在推荐词中这样写道:
纪录片《不再恐惧》(Leaving Fear Behind ,又译“无畏”)拍摄于2008年3月全藏地爆发抗议之前,是第一部由境内藏人拍摄的关涉真实与证言的纪录片。  
编导顿珠旺青(Dhondup Wangchen,又写“当知项欠”)——35岁的安多农民,年迈双亲的儿子,羸弱妻子的丈夫和四个幼稚孩子的父亲——与他的朋友、僧人久美嘉措,带着简单的摄像机,骑着摩托车,遍访辽阔藏地,历时一年有半,记录了上百位男女老少——僧侣、牧民、农民、商人、学生——对北京奥运会、尊者达赖喇嘛以及中国统治西藏的意见。  
之后,顿珠旺青于2008年3月底身陷囹圄,2009年底被秘密审判,获刑6年,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被关押在青海省西宁市某监狱。他因这部长度为25分钟的纪录片获罪,可谓1分钟换来刑期约88天。协助拍摄的久美嘉措也几次被拘押,受尽酷刑。  
这部纪录片记录了什么?以真实的面孔、真实的声音出现在《不再恐惧》中的普通藏人说:  
“我们乐于看到这届奥运会,但是我们的想法很多都被歪曲了。中国(政府)以保证改善中国和西藏的状况为条件才获得这届奥运会的举办权……然而,在他们获得举办权后,人们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自由和民主,相反,压迫却越来越严厉。”   
“我们的语言面临危机……在藏区到处都有汉人。你到处都能看到汉人,到处都能听到汉语……西藏人并非没有文化的民族,我们有继承自我们祖先的丰富的文化。”  
“我们不能自由张贴达赖喇嘛的照片,所以我们只能把照片藏起来。如果被政府发现了,他们会没收这些照片。”  
对于多次从网络上看过这部纪录片的我来说,尤其难忘其中一个片断——一位衰竭、贫穷的老僧坐在黑暗的角落泣不成声地说:“达赖喇嘛的回归是我最大的心愿和梦想,但是这看来是难以实现了……达赖喇嘛,达赖喇嘛,我向您祈祷……我只要听到他的名字,我的内心便充满了信仰、忠诚和深深的悲伤。局面毫无希望。我感到身心交瘁,就好像一个人独自走在漫漫无尽的长路上。”  
事实上,这部纪录片珍贵地记录了藏人们被压制太久的声音,以及他们丧失的痛苦、迫切的愿望、顽强的坚持。而顿珠旺青因此蒙难,证实了他所拍摄的纪录片的真实性,正如他的朋友所写的:“真相就是如此简单,你只要花25分钟看《不再恐惧》,你就会掌握到所有必要的背景知识,领悟到某种形式的起义,在西藏肯定是无可避免的事情。”  
迄今,《不再恐惧》已在全世界超过30个国家放映,译成7种语言,包括中文。与此同时,在华盛顿、纽约、伦敦、温哥华、巴黎、苏黎世、法兰克福、慕尼黑、东京、台北等世界诸多城市,要求中国政府释放顿珠旺青的全球行动也一直在进行中。  
鉴于此,我推荐顿珠旺青的这部纪录片获澳大利亚齐氏文化基金会“推动中国进步奖”特殊奖。
2012/8/10

(本文为RFA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延伸阅读:

藏人电影人顿珠旺青荣获澳大利亞齊氏文化基金會第五屆 “推動中國進步獎”特別獎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9/blog-post_4.html




2012年9月12日星期三

自焚藏人留下的证据

日玖:安多壤塘(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中壤塘乡)牧民,女,有三个孩子,33岁。2012年5月30日,在觉囊派壤塘大寺附近自焚,当场牺牲。遗体送往寺院。后由藏人僧俗将她隆重火葬。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于8月18日公布从境内收到日玖生前留下的遗嘱:“祈愿世界和平幸福。为了使尊者达赖喇嘛能够返回西藏,請不要纵容自己恣意地屠宰或交易牲畜,更不要偷盗;藏人要说藏語,不要打架。我愿为一切苦难的有情众生承担痛苦。如果我落到中共当局的手中,請不要反抗抵制。大家要团结一致,学习文化知识,家人不要为我的自焚感到伤心。”

自焚藏人留下的证据
文/唯色

2009227日至20128月27日,在境内藏地有53位境内藏人自焚,在境外有3位流亡藏人自焚,共56位藏人自焚,包括9位女性,已知其中44人牺牲。

鉴于这么多藏人接踵自焚,很多人认为这是出于对现实的绝望。噶伦赤巴洛桑森格曾在讲话中提示与2011年达兰萨拉选举政治领导人有关,为了表示支持和呼应,境内藏人以身浴火。

然而这么多藏人的自焚决不能被如是简化:无论是绝望,还是对未来的希望;更不能被付诸于想当然的意义,甚至被当成可利用的资源,否则是对所有自焚藏人的不尊重。而要解释这么多藏人为何自焚,最有说服力的应该是自焚藏人自己的心声。到目前为止,所能找到并已经披露的大概有13位自焚藏人(境内12人,境外1人)留下的遗言、写下的遗书或录音的遗嘱,这都是至为宝贵的证据,虽然在全部自焚者中不及四分之一。

2011121日自焚牺牲的丁増朋措,在自焚前留下四份遗书,其中写到“……我们怎能相信一个不允许我们信仰宗教的政府?”“想到整个西藏和今年噶玛寺的苦难,我无法继续活下去空等”。

201218日自焚牺牲的索巴仁波切,在自焚前录音了长达数分钟的遗嘱,清楚而平静地陈述了决心自焚的理由:“……我做出这一行为,绝无贪图名誉、恭敬、爱戴等自私自利的心态,而是清净的,虔诚的,如佛陀当年舍身饲虎一般,其他牺牲的博巴同胞也是如我一般,为了真理和自由而舍生取义。 ”

2012326日在新德里自焚牺牲的江白益西,他的遗书则有五点明确的诉求,如“在21世纪中,用火点燃珍贵的人生,主要是向全球民众证实六百万博巴的苦难、无人权及无公平的处境,如果有怜悯和慈心,就请关注弱小博巴的处境”。

而在更为年轻的自焚者朗卓写下的遗书、自焚者曲帕嘉和索南录音的遗嘱中,都明确地表达了为何自焚的想法,如“无法在其恶法下续留,无法容忍没有伤痕的折磨”、“我们藏民族没有最基本人权的痛苦比我俩自焚的痛苦还要大”,等等。

我一直在做每一位自焚藏人的记录,并对诸如CNN等诸多媒体清楚地说明:自焚藏人的自焚绝不是自杀,而是牺牲!是毫无人性的殖民者、恶政府点燃了修行僧侣与寻常百姓身上的火,使他(她)们以身献祭,表达抗议!而在这熊熊燃烧的人权火炬面前,中国是沉默的,西方是沉默的,世界是沉默的。而在这持续燃烧的人权火炬面前,终于有声音认为:藏人陆续自焚是近代史上最强大的政治性的自焚抗议浪潮。

然而以自焚表达抗议太惨烈!201237日,我与旅居美国的阿嘉仁波切、住在安多甘南的诗人嘎代才让联署呼吁:《吁请藏人再勿自焚: 压迫再大也要留住生命》。不过我们的呼吁无效。其实我很清楚必然如此,这是因为背着灭火器的军警仍然在图伯特到处作恶点火,唯有当其不再作恶点火,藏人才有可能不再自焚,而这才是清楚无误的事实。

尽管呼吁无效,但我还是想说的是,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对于我们而言,抗争的资源应该是与我们自己的宗教、传统和文化相关的一切。比如,在2010年玉树地震中四万救援僧侣的意义,即是灾难临头时,可以与各种灾难抗衡的力量。

2012/8

(本文为RFA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延伸阅读:

56位自焚藏人肖像、简况及部分遗言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_08_01_archive.html

2012年9月9日星期日

无区别的“N序列”

林芝最恶俗的风景:尼洋河中的一块巨石不知被哪位官员题写了“中流砥柱”四个字,引得无数游客追捧合影。


无区别的“N序列”

文/唯色

王力雄把中共派系分成“N派”和“N+1派”,是前所未见的一种分析。相对于其他的分派方式,更能反映中共分派的本质——都是“N”,差别只是一个“1”,也就是轮流坐庄所差的次序。王力雄因此将两派统称为“N系列”。

“N系列”中的分派没有主义、路线的不同,没有执政理念的不同,甚至没有策略的不同,只有权力遵循规则轮替,按照幕起幕落你唱罢我登场。相互无需竞争,也就不需要寻找区别,因此不会有创新,也不会有因派别不同而给社会提供的选择。这样的分派,不会有变革,只会有对变革的防范。薄熙来之落马,就是因为想在“N系列”之外有所变化。

中共是否已经将“隔代指定接班人”模式彻底制度化,王力雄认为尚待最后的检验,要看中共在十八大或者最晚在十九大上,是否会有胡锦涛指定的接班人。

王力雄认为,专制权力从由个人掌握转为由集团掌握,从独裁者独揽大权变成权力机器化,“隔代指定接班人”的“N序列”是最稳定的模式。1989年“六四”之后,中共保持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稳定,空前团结,是为验证。薄熙来事件没有影响这种稳定,又验证了经得起考验。专制权力毁于传承内斗的历史教训,将使官僚集团把这种模式视为救命药而精心培育,并制约在位者不得加以改变。

今天,中共从革命党变为权力集团,不再企图用阶级斗争创建劳苦大众的天堂,而是通过“改革开放”创建自己的天堂,一切目标都在自身权力的巩固和利益的满足。这样的权力集团怎会放弃专制?革命党的残暴手段,今日政权并未丧失,只是因为有了计算得失的务实,多了一些掂量。一旦认为收大于支,便会毫不犹豫。毛时代在主义受挑战时可以杀人,今日政权在权力受挑战时也不会手软。

在权力没有机器化之前,权力由领袖主导,还可能存在突破。那当然存在危险,如希特勒的战争、毛的文革,但也可能有进步,如蒋经国的开放党禁,戈尔巴乔夫的政治转型。权力争斗造成权力集团分裂,可能导致法西斯政变,也有可能为寻求民众的支持而开放民主。而在权力机器化之后,领袖不再是主宰,只是权力集团的利益代言人。“中共党内,政改已死”,此说一语中的。

按照王力雄的这种分析,西藏问题的解决,同样不能指望中共党内。不管是换上了什么领导人,即使小异,也是大同。

2012/4/28


(本文为RFA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延伸阅读:
王力雄:薄熙来与“N系列”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5/n.html 

2012年9月5日星期三

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在柏林国际文学节上展出

唯色按:在9月4日开幕的第十二届柏林国际文学节上,我父亲泽仁多吉于四十多年前用相机记录的西藏文革部分照片展出,下面转发德国之声相关报道,及流亡作家廖亦武有关此展览的文章。

德国之声:柏林文学节挖掘中国的黑暗记忆


在作家廖亦武的倡议下,柏林国际文学节今年推出展览《无形监狱—有形监狱》,提醒世人仍有不少中国作家和艺术家透过书写和创作,挖掘被官方刻意掩埋的历史和记忆。
(德国之声中文网)走进文学节的主场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北京画家孟煌长达17米的巨作《板桥水库》。1975年8月,河南板桥水库因暴雨而决堤,吞噬数万人的生命,公认是人类史上死伤最惨重的溃坝灾难,然而当局至今依然隐瞒灾情。孟煌笔下的这幅大坝全景色调灰暗晦涩,不仅唤起洪水浩劫的黑暗记忆,也对人为疏失背后的体制提出尖锐的质疑。
全球近200位作家参与的柏林文学节,今年在可容纳千名观众的柏林会演中心,史无前例展出中国当代艺术、摄影、以及作家的手稿。文学节主席施赖伯(Ulrich Schreiber)在展览开幕典礼上说,唯有揭示历史,文学才可能接近社会真实,这次展览的主题,正与文学节长久以来的理念不谋而合。
Für die China-Redaktion der Deutschen Welle
©Lin Yuli
Bildbeschreibung: Die Ausstellung "Die sichtbaren und die unsichtbaren Gefängnisse, eine Ausstellung mit chinesischen Künstlern" bei dem Literaturfestival Berlin
Datum: 03.09.2012
Schlagworte: China, Tibet, Literaturfestival Berlin, TSERING DORJEE, Kulturrevolution
泽仁多吉的摄影作品是西藏文革的珍贵历史记录
独一无二的西藏文革记录
藏人泽仁多吉曾以军人的身份,用相机纪录了西藏的文化大革命,他的作家女儿唯色经过多年查访,2006年终于在台湾出版《杀劫》一书,这批西藏文革的珍贵图像史料才得以公诸于世,藉由柏林文学节的机会第一次在欧洲展出,马上就吸引文学节观众的目光。
"文革是中共的一个尴尬,西藏则是另一个尴尬,因而西藏的文革就成了双重禁区,愈加不可触碰",唯色的夫婿、汉族作家王力雄,在书的序言这样描述泽仁多吉照片打破的禁忌。廖亦武指出,共产党"凌辱喇嘛,摧毁寺庙,拔掉这高原种族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根",这些照片是独一无二的西藏文革历史记录。
Für die China-Redaktion der Deutschen Welle
©DW/ Lin Yuli
Bildbeschreibung: Die Ausstellung "Die sichtbaren und die unsichtbaren Gefängnisse, eine Ausstellung mit chinesischen Künstlern" bei dem Literaturfestival Berlin
Datum: 03.09.2012
长年受当局监控,刘霞的《丑娃》系列照片透露被囚禁的无助
被囚禁的凄苦娃娃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曾以娃娃做模特儿拍了一系列的相片,去年年初遭当局软禁前,透过法国友人索尔曼(Guy Sorman)带到国外。这些名为《丑娃》的照片表情凄苦,透露的是被囚禁的孤立和无助,曾在法国、美国、西班牙、香港、和台北等地巡迴展出。
策展人郑烨解读说,这些玩偶照片的丑陋令人疑惑和不安,与刘霞和刘晓波长年被监控的生活有关,可视为是刘霞私密的视觉日记。从巴黎赶来柏林参加典礼的索尔曼指出,虽然被软禁的刘霞对外国的展出毫不知情,这组摄影作品证明她是真正独立的女艺术家,不能光从刘晓波妻子的身份来诠释。
Für die China-Redaktion der Deutschen Welle
©DW/ Lin Yuli
Bildbeschreibung: Die Ausstellung "Die sichtbaren und die unsichtbaren Gefängnisse, eine Ausstellung mit chinesischen Künstlern" bei dem Literaturfestival Berlin
Datum: 03.09.2012
廖亦武的手稿曾多次被警察没收,所以在狱中早已养成蝇头小字的书写习惯,密密麻麻的字塞满纸面
狱中书写的现场
展览的一角摆了台笔记型电脑,一长串排列整齐的人名在银幕浮现,这是被限制出境的艺术家艾未未的装置作品《4851》,以拒绝遗忘死者姓名的方式来悼念川震死难的学生,与《板桥水库》告慰亡灵的创作理念相互呼应。
自从去年经越南辗转逃亡到柏林后,廖亦武就马不停蹄在德国、美国和台湾出版新作,同样拒绝遗忘他纪录的中国底层众生相,柏林文学节展出的是他监狱回忆录《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中文版书名《六四,我的证词》)的完整手稿。
廖亦武曾多次被警察没收手稿,早在狱中就养成一再重写和蝇头小字的书写习惯,策展人郑烨说,"密密麻麻塞满的纸面和潦草的笔画,紧张和不安的气息跃然纸上,我们似乎亲临狱中书写的现场"。
作者:林育立

有形监狱—无形监狱
——柏林国际文学节之当代艺术展

廖亦武
廖亦武坐牢时,跟一位老和尚学习吹箫,有一天,老和尚对他说:你和我在有形监狱,外面的人在无形监狱。廖亦武愣了片刻,轻声说:我想越狱。老和尚却摇头:每个中国人都想越狱。这是不可能的。
共产党对中国最大的贡献,就是把当代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关进铁笼。不仅是肉体,而且是思想。所以,尽管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足迹几乎遍佈全球,但灵魂却还在铁笼里。明显的例子,就是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作为主宾,派出阵容庞大的作家代表团。当然,在德国,赞美歌德是保险的,正如在中国,赞美孔子也是保险的。于是大家就交流歌德和孔子。但是当有记者问,知道刘晓波吗?他是你们的同行,因为起草《零八宪章》关在牢里。
这是在自由的土地,一百多位中国作家,其中一大半,亲历过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却没有一个站起来説,我知道刘晓波。正如廖亦武在美国各地的华人教会,遭遇太多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日日虔心祷告,却没有一个站起来説,该为国内成千上万的政治囚徒吁求“上帝的公义”。
有形监狱里,住着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无形监狱里,住着他的妻子刘霞。于是她的摄影产生了。各种形状的玩偶,来自世界各地,玩偶没有生命,玩偶却是自由的;刘霞有生命,刘霞却没有自由。她曾经与丈夫多年隔绝,也曾经与丈夫一道被软禁在家,于是这些挟带着自由气息的玩偶留在了她的胶片上。没有任何自然风景,这对于摄影家,肯定是遗憾的,但只能如此。
在监狱之间往返,他们的爱情也没结出果子。所以更深的属于女性的遗憾,通过玩偶,也留在了胶片上。
留在更深远的历史胶片上的,还有藏族诗人唯色父亲泽仁多吉的“文革摄影”,这些尘封了四十多年的影像,记录了共产党政权入侵西藏之后,如何试图通过“复制汉地文革”,凌辱喇嘛,摧毁寺庙,拔掉这个高原种族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根。在此之前,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了,国土沦陷,无数的生灵涂炭;在此之后,十七世噶玛巴尊者也流亡了,国土继续沦陷,无数生灵继续涂炭。僧侣们不得不捨身取义,自焚护法——唯色痛心疾首,公开呼吁藏人“再勿自焚,再大的压迫之下也要留住生命”。而她自己,也以同样的悲悯心,在险恶的环境中,保存了父亲的遗产——独一无二的西藏革命历史记录。
孟煌是刘晓波最为欣赏的中国画家之一,在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之后,艺术家群体被吓破了胆,迴避政治,而孟煌是希有的例外。他的主调永远是黑色,他说“风景应该有表情”,对此,刘晓波称之为“顔色的政治”。也就是説,孟煌是用画笔,记录和整理中国生活,每根社会神经的震颤。矿难,水坝崩溃,监狱禁令,白痴脸,街头的围观,烟囱,披头散发的树,夜色中的铁道,惨白的光,所有这些符号,拼贴起来,就是共产独裁下的“艺术真相”。一个被反复强暴过的黑到极点的“人性真相”。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场,孟煌説,也许只有孤魂野鬼是干净的。
艾未未和孟煌的艺术本质相近,但艾未未的影响力在画布之外,并通过广范的参与,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作为艺术家,艾未未已经取代异议分子,和作家刘晓波一起,成为共产党的头号敌人,成为有形监狱和无形监狱的破坏者。
诗人廖亦武在大屠杀之夜朗诵了《大屠杀》,尽管嗓门很大,却无意向刽子手挑衅。可是却坐牢了。接着,从有形监狱到无形监狱,再接着,从无形监狱逃到自由的德国。但是“心不自由,就永远得不到自由”。
于是他出版了《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这本监狱自传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谁会想到呢?他写了十几年?原始手稿曾经两次被警察搜走,这儿展出的,是第三稿,字迹如一窝窝蚂蚁。这是惊恐万状的产物,从中可以嗅出监狱的味道,秘密写作的味道。有人曾质疑,这是文献还在艺术品?廖亦武説,什么都不是。一场恶梦而已。
这个艺术展或许煞了风景,或许在另一交际场,自由和独裁,国与国之间的买卖正做得欢天喜地。但是,记忆虽然痛苦,虽然不如买卖那么诱人,也需要交流啊。
虽然在铁笼里,可我们不是被洗脑的傻瓜。
编著注:作者为该项活动的发起人。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