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29日星期五

唯色:译者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关于记忆、流亡及“藏族文学”(三)

2018年我在拉萨写作诗集《拉萨烈日下》时拍的一张照片。

【简述相关介绍:去年四月间,国际文学杂志《渐近线》(ASYMPTOTE)网站发表了捷克学者、翻译家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她也是我的散文集《西藏笔记》译者,于2015年在捷克出版。而这个实际上我用了一个多月完成的访谈,原本关涉的话题更多也更深入,在译成英文发表时因限于篇幅做了较多删减,为此我将中文原文(包括提问)以首发的形式连载。】


卡米拉:你的文章里你提到很多作家,我发现其中不少是跟(后)殖民主义或(后)共产主义有关。你的个人生活和写作中,哪些作家对你影响比较大?


唯色:太多了,难以一一举例。你的眼光犀利,看出了我所偏重的作家与什么有关。2018年我回拉萨住了半年,完成了一本诗集:《拉萨烈日下》,在后记中这样写:“我以这本诗集,向这几位伟大的诗人和作家致敬,他们的诗歌与灵魂安慰了我从帝国之都返回故乡拉萨的时间——从始至终,受到警告、监控、跟踪及种种难以想象的可能性。他们是:曼德尔施塔姆,策兰,米沃什,阿赫玛托娃,扎加耶夫斯基,卡佛,萨义德,奥威尔,哈维尔,帕慕克,卡尔维诺,等等。以及流亡西方的同族人秋阳创巴仁波切,这期间我有所感应地经验到他诗中所写:‘无佩剑的战士/骑着彩虹/充耳是超凡喜悦的无尽笑声/毒蛇变为甘露’。还应该向一位音乐大师致敬,从始至终,他的音乐总是在场。他就是拉赫玛尼诺夫。似乎是,命运有某种相似,可以归入同类项。感谢他们的陪伴,不只是这几个月,而是这一世,使我得以‘在另一种美里/找到慰藉……’”

与(后)殖民主义、极权主义相关的著作是我的精神食粮。多年来,我反复阅读这类书籍,获得精神上的提升。其实不单是文学类,还有学术类、思想类、艺术类等。以及有关人类学,以及中国之外的藏学著作。

如今我极少读中国文人的著作,也极少读中国诗人的诗作。我会浏览中文网络的文章,却不会专门花时间阅读他们的书。人生苦短,不必将时光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事物上。

但在我写诗初期,那是1980年代中期,中国诗歌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那时候我阅读了中国大量的反叛诗人的作品。要说明的是,当时对中国当代诗人产生巨大影响的,是欧洲的现代诗人、美国和南美的现代诗人,以及前苏联的现代诗人。所以我其实接受的是诸多中国之外的现代诗人的影响,如爱尔兰的叶芝,英国的艾略特和奥登,奥地利的里尔克,法国的瓦雷里,希腊的埃利蒂斯,美国的金斯伯格及“嚎叫派”诗人,美国的普拉斯及“自白派”诗人,前苏联的曼德尔斯塔姆、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等等,难以历数。

也是在这时候,我读到了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以及米拉日巴的诗。不过都是中文译本,是早年的中文译本,有古雅之美。需要说明的是,我从1997年正式学习佛法,阅读佛经及大成就者的故事,这方面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对佛法的信仰给予我很大的帮助和安慰,比如2008年夏天我在拉萨被警察传唤,在他们的办公室等候处置时,从他们抄我家时拿走的书上我读到尊者达赖喇嘛的这段教导,从而获得内心的平静:“……与你敌对的人是你最好的老师。靠法师的教诲,你可以了解何为忍辱,但得不到修行忍辱的机会;只有在碰到敌人时,你才真能实际修行忍辱。”

但因我只认得中文,读的都是中文译本。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吊诡。更多一份哀伤的是,当我阅读用母语写作的本族作家、学者的著作,也须是译成中文的著作,否则无法读。

实际上真正影响我的中国作家有一个人,就是王力雄。我可能是因为一位作家的著作以及与他的结识而改变写作方向和生活方式的人吧。我仍记得在1998年底的拉萨读到他的著作《天葬:西藏的命运》时的震撼,我当时还写下了现在看来有些幼稚的感受:“这部由一位汉人著述的关于‘西藏问题’的书,实乃一份难能可贵的、值得重视的见证式的分析、评说和总结。也可以说是完成了许多在中国统治下的西藏人想做却没有做或者说是没能做的事情,这中间包括我,我甚至为此汗颜!……我要感谢这部书的作者,王力雄,感谢他在这部书中体现的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的精神!以及,一种真挚的调查方法!”

而他在1999年底给我的一封Email足以颠覆我过去那种为艺术而艺术的写作。他写道:“西藏的现状令人悲哀,但对一个记录者而言,却是生逢其时。你周围存在着那么多传奇、英勇、背叛、堕落、侠骨柔肠、悲欢离合和古老民族的哀伤与希望……诗和小说可以写,但是别忘了把你的眼光多分一些给非虚构类的作品,那对你的民族可能更有意义。”

我当时将这段话抄下来,贴在我的电脑上方,以提醒自己的责任感和勇气。当然这也是因为王力雄写了一本关于西藏的书,触碰了我最敏感的神经。

另外,要补充的是,多年阅读的经验让我倾向台湾、香港翻译出版的中文书籍。由于中国的言论审查和洗脑效果,即便是同一个外国作家的同一本著作,中国版或添油加醋,或故意删减,与海外中文版有不同。也因此,我会尽可能地寻找台湾译本来读。

唯色:译者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关于记忆、流亡及“藏族文学”(二)

图为我上大学时的全班合影。第一排右三戴大眼镜的女生是我。我在散文《蛮子的舌头》中写:“整个西南民族学院有三十多个各具名号的少数民族,让我们似乎生活在多民族的环境里,却并不了解这些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多民族的特点也让我身陷时刻感受到自己是‘藏族’的情境之中,却并未受到过任何本族化的教育。”

【简述相关介绍:今年四月间,国际文学杂志《渐近线》(ASYMPTOTE)网站发表了捷克学者、翻译家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她也是我的散文集《西藏笔记》译者,于2015年在捷克出版。而这个实际上我用了一个多月完成的访谈,原本关涉的话题更多也更深入,在译成英文发表时因限于篇幅做了较多删减,为此我将中文原文(包括提问)以首发的形式连载。】


卡米拉:你记得“过去”的那个瞬间,可能是你小时候或者是上学时,那么你什么时候第一次发觉有什么“不对”?比如我,因为是在社会主义捷克共和国长大,我有这样的记忆:我奶奶不让我唱一些歌曲,因为那个人“跑了”;或者说我爷爷“没能”上大学。而那时谁都没有给我解释过。我看了朱日坤拍摄的关于你的纪录片《档案》,我发现上学的时候你还是一个“优秀学生”和“共青团员”,当然很多捷克人也有这样的过去。


唯色:是的,我从小“品学兼优”,几乎每学期都是“三好学生”(即“思想好,学习好,身体好”)。我小时候很希望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被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教育洗了脑,甚至在十八岁之前可以说是个小粉红。

类似你说的那种“不对”,我也有过。记得小时候,家里墙上挂着几张黑白或彩色照片,都是中共领袖们: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刘少奇等。有一天毛泽东与林彪的合影只剩下了毛,而林被剪掉了。据说林彪成了“坏人”,所以没有资格与毛主席站在一起干革命了。我这才注意到,那些照片上的人物只要是“坏人”,其面孔不是被涂黑,就是被剪了。不过我没有深究,毕竟这超出了当时的我所能够有的理解能力。

我第一次很明确地觉得有什么“不对”,应该是我十五岁去成都上高中。(与其说“不对”,不如说是“不适”)我在几年前给《纽约时报》写过一篇文章叫《蛮子的舌头》,讲述过这种“不适”:“扑面而来的很多都是迥异的。饮食;外表;口音……”,实际上“不适”的细节很多,日积月累足以促生某种转变。

我的大学也是在成都上的。我写过:“上大学的经验更是被置换的经验。整个西南民族学院有三十多个各具名号的少数民族,让我们似乎生活在多民族的环境里,却并不了解这些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只知道在一些民族的节日吃一顿有民族风味的饭菜,或者围着篝火喝酒唱歌跳舞,或者用脸盆互相泼水过一过傣族的‘泼水节’。多民族的特点也让我身陷时刻感受到自己是‘藏族’的情境之中,却并未受到过任何本族化的教育。我滔滔不绝秦始皇修长城却说不出布达拉宫如何筑成;我倒背如流唐诗宋词却读不懂六世达赖喇嘛的诗歌;我熟知红色中国若干个革命烈士,却不了解1959年拉萨起义中藏人自己的英雄……”

我认识一位布里亚特蒙古人叫格桑,是摄影师,他的大学是在莫斯科上的。莫斯科也有类似北京、成都、兰州等地的“民族大学”那样的大学,大致可以翻译为“民族友好大学”。他开玩笑说,他到了莫斯科的“民族友好大学”,结果发现各民族并不友好。

在我保存的早期诗作中,有一首是在1984年写的,当时我是大一生,我的同学中有十多个“少数民族”和汉族。这首诗的名字是《印──致某些人的偏见》。依稀记得当时我与几个汉人同学发生了争论,我当场写下这首诗,并用力抄写在教室里的黑板上,其中有这样的诗句:“那颗散发着/酥油糌粑味儿的印/深深烙在我心上/我不沮丧/更拒绝你冷漠的/一瞥”。现在重看这首稚嫩的诗,我惊讶的是当时十八岁的自己有了民族意识。而且很显然,当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方式是写诗。

最近我重读大学日记,其中有篇写我卧薪尝胆拼命学习,大一结束时考了全年级第一名,还得了150元奖学金,被授予“优秀共青团员”的称号,系书记希望我入党,但我当面拒绝了他。我在日记里写:“像什么‘入党’,无疑是给自己戴一副‘枷锁’,箍住自己的身心,做个活着憋屈的人而已!……我追求个性的充分而自由的发展,追求个性得到最充分的发挥!一切限制我的愿望的东西,我都要极力挣脱!我厌恶这个现实世界所制造的种种清规戒律!”实际上从大二起,我不再好好学习,而是任由自己的文学兴趣,成了一个当时在西南民族学院乃至成都那些大学里小有名气的诗人。

唯色:译者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关于记忆、流亡及“藏族文学”(一)

国际文学杂志《渐近线》(ASYMPTOTE)网页截图。

今年四月间,国际文学杂志《渐近线》(ASYMPTOTE)网站发表了捷克学者、翻译家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Kamila Hladíková是捷克帕拉茨基大学(Palacky University)的中国文学助理教授,主要教授中国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以及华语电影。她201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主要研究的是1980年代中国和西藏文学中的西藏代表性。她还翻译了相关论文及文学作品,包括将我的散文集《西藏笔记》译成捷克文,于2015年在捷克出版。而这个实际上我用了一个多月完成的访谈,原本关涉的话题更多也更深入,在译成英文发表时因限于篇幅做了较多删减,为此我将中文原文(包括提问)以首发的形式连载于此。


卡米拉:我有点尴尬,以这么一个俗套开始,但我觉得问起你的身份是个必然。所以我先要问:你目前作为藏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你对西藏的了解是如何形成的?是什么促使你去挖掘你自己和你的民族“被禁止的记忆”?


唯色:有关身份的提问在我很熟悉,似乎关注我的人都会问到。从血统来讲,我的主要血统是藏人,有四分之三的藏人血统,四分之一的汉人血统。从出生地来讲,我出生于拉萨;迄今为止,人生大概三分之二的时间在拉萨和图伯特东部的康区度过,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国的城市即成都和北京度过。

我的身份是藏人。用中国通行的说法,是“藏族”。依照中国管理人口的制度,我的户口、身份证,以及各种文件上的“民族”一栏,一概注明自己是“藏族”,而不是其他民族。而从内心来讲,我的身份认同从来都是藏人。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指的是接受教育的时间,我并没有觉得“藏族”与“汉族”有什么不同。因为所有人都学的是中文,说的是汉语。而我并没有受到过藏语教育,因为我上学时,整个藏地(按中国的行政区划被划成五省区)的学校并没有开设藏语教育这一项。

我在四岁时离开拉萨,二十四岁时回到拉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发现已被汉化的我在自己的故乡犹如陌生人。我纠结于身份认同。一度自认为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即是说,我认为我的身份是诗人,高于一切或者说超越一切,而民族的属性可以忽略不计。我其实是一个失去自我的人,而我对自我的追寻、抗拒、接纳……最终以今日的立场来叙事,实在是花费了太长、太长的时间。

我对图伯特即西藏的了解一方面来自于阅读,可以说是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图伯特的著作。比如最早是这几本书:塔泽仁波切(合著者柯林•特吕布尔)的《西藏——历史•宗教•人民》,美国记者约翰•F•艾夫唐的《雪域境外流亡记》;以及尊者达赖喇嘛的两部自传《我的土地,我的人民》、《流亡中的自在》。我说的都是中文译本。有意思的是,前两本书都是1980年代初期在拉萨出版,中共官方以“以备批判”的方式翻译出版,未料大受欢迎,很快成了禁书。

一方面来自于我在拉萨生活、在图伯特各地游历的经验,让我一步步走出个人化的诗歌“象牙塔”。我在诗集《雪域的白》中写过:“生活在饱经沧桑的西藏,沐浴西藏那在风云变幻之中依然格外灿烂的阳光,逐渐经验和感悟到西藏佛教的慈悲与智慧,逐渐看见和倾听到西藏历史与现实中的荣耀和苦难……这一切,让我有了使命,要对这世界说出西藏的秘密。

那么,西藏的秘密是什么?在我看来,是包括了被遮蔽的现实和被遮蔽的过去。我正在写作的有关家族故事的提纲里这样写:“在历史的图伯特与我们之间,在地理的图伯特与我们之间,在诸多的细节之间,存在着各种断裂。为此我要通过对一个家族故事的叙述,来呈现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与创伤,试图以个人的方式为自己、为自己所属的土地争回一段被夺走、被改写的历史。”也即是说,我希望做到的是,以自己家族的故事来挖掘出一个被压抑的民族的声音。

你问我目前作为一个藏人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感觉,最主要的是一种丧失的感觉,丧失了一切:历史、地理与现实中的种种权利。而人类历史上这样的民族并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