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29日星期五

唯色:译者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关于记忆、流亡及“藏族文学”(二)

图为我上大学时的全班合影。第一排右三戴大眼镜的女生是我。我在散文《蛮子的舌头》中写:“整个西南民族学院有三十多个各具名号的少数民族,让我们似乎生活在多民族的环境里,却并不了解这些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多民族的特点也让我身陷时刻感受到自己是‘藏族’的情境之中,却并未受到过任何本族化的教育。”

【简述相关介绍:今年四月间,国际文学杂志《渐近线》(ASYMPTOTE)网站发表了捷克学者、翻译家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她也是我的散文集《西藏笔记》译者,于2015年在捷克出版。而这个实际上我用了一个多月完成的访谈,原本关涉的话题更多也更深入,在译成英文发表时因限于篇幅做了较多删减,为此我将中文原文(包括提问)以首发的形式连载。】


卡米拉:你记得“过去”的那个瞬间,可能是你小时候或者是上学时,那么你什么时候第一次发觉有什么“不对”?比如我,因为是在社会主义捷克共和国长大,我有这样的记忆:我奶奶不让我唱一些歌曲,因为那个人“跑了”;或者说我爷爷“没能”上大学。而那时谁都没有给我解释过。我看了朱日坤拍摄的关于你的纪录片《档案》,我发现上学的时候你还是一个“优秀学生”和“共青团员”,当然很多捷克人也有这样的过去。


唯色:是的,我从小“品学兼优”,几乎每学期都是“三好学生”(即“思想好,学习好,身体好”)。我小时候很希望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被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教育洗了脑,甚至在十八岁之前可以说是个小粉红。

类似你说的那种“不对”,我也有过。记得小时候,家里墙上挂着几张黑白或彩色照片,都是中共领袖们: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刘少奇等。有一天毛泽东与林彪的合影只剩下了毛,而林被剪掉了。据说林彪成了“坏人”,所以没有资格与毛主席站在一起干革命了。我这才注意到,那些照片上的人物只要是“坏人”,其面孔不是被涂黑,就是被剪了。不过我没有深究,毕竟这超出了当时的我所能够有的理解能力。

我第一次很明确地觉得有什么“不对”,应该是我十五岁去成都上高中。(与其说“不对”,不如说是“不适”)我在几年前给《纽约时报》写过一篇文章叫《蛮子的舌头》,讲述过这种“不适”:“扑面而来的很多都是迥异的。饮食;外表;口音……”,实际上“不适”的细节很多,日积月累足以促生某种转变。

我的大学也是在成都上的。我写过:“上大学的经验更是被置换的经验。整个西南民族学院有三十多个各具名号的少数民族,让我们似乎生活在多民族的环境里,却并不了解这些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只知道在一些民族的节日吃一顿有民族风味的饭菜,或者围着篝火喝酒唱歌跳舞,或者用脸盆互相泼水过一过傣族的‘泼水节’。多民族的特点也让我身陷时刻感受到自己是‘藏族’的情境之中,却并未受到过任何本族化的教育。我滔滔不绝秦始皇修长城却说不出布达拉宫如何筑成;我倒背如流唐诗宋词却读不懂六世达赖喇嘛的诗歌;我熟知红色中国若干个革命烈士,却不了解1959年拉萨起义中藏人自己的英雄……”

我认识一位布里亚特蒙古人叫格桑,是摄影师,他的大学是在莫斯科上的。莫斯科也有类似北京、成都、兰州等地的“民族大学”那样的大学,大致可以翻译为“民族友好大学”。他开玩笑说,他到了莫斯科的“民族友好大学”,结果发现各民族并不友好。

在我保存的早期诗作中,有一首是在1984年写的,当时我是大一生,我的同学中有十多个“少数民族”和汉族。这首诗的名字是《印──致某些人的偏见》。依稀记得当时我与几个汉人同学发生了争论,我当场写下这首诗,并用力抄写在教室里的黑板上,其中有这样的诗句:“那颗散发着/酥油糌粑味儿的印/深深烙在我心上/我不沮丧/更拒绝你冷漠的/一瞥”。现在重看这首稚嫩的诗,我惊讶的是当时十八岁的自己有了民族意识。而且很显然,当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方式是写诗。

最近我重读大学日记,其中有篇写我卧薪尝胆拼命学习,大一结束时考了全年级第一名,还得了150元奖学金,被授予“优秀共青团员”的称号,系书记希望我入党,但我当面拒绝了他。我在日记里写:“像什么‘入党’,无疑是给自己戴一副‘枷锁’,箍住自己的身心,做个活着憋屈的人而已!……我追求个性的充分而自由的发展,追求个性得到最充分的发挥!一切限制我的愿望的东西,我都要极力挣脱!我厌恶这个现实世界所制造的种种清规戒律!”实际上从大二起,我不再好好学习,而是任由自己的文学兴趣,成了一个当时在西南民族学院乃至成都那些大学里小有名气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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