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29日星期五

唯色:译者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关于记忆、流亡及“藏族文学”(一)

国际文学杂志《渐近线》(ASYMPTOTE)网页截图。

今年四月间,国际文学杂志《渐近线》(ASYMPTOTE)网站发表了捷克学者、翻译家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Kamila Hladíková是捷克帕拉茨基大学(Palacky University)的中国文学助理教授,主要教授中国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以及华语电影。她201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主要研究的是1980年代中国和西藏文学中的西藏代表性。她还翻译了相关论文及文学作品,包括将我的散文集《西藏笔记》译成捷克文,于2015年在捷克出版。而这个实际上我用了一个多月完成的访谈,原本关涉的话题更多也更深入,在译成英文发表时因限于篇幅做了较多删减,为此我将中文原文(包括提问)以首发的形式连载于此。


卡米拉:我有点尴尬,以这么一个俗套开始,但我觉得问起你的身份是个必然。所以我先要问:你目前作为藏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你对西藏的了解是如何形成的?是什么促使你去挖掘你自己和你的民族“被禁止的记忆”?


唯色:有关身份的提问在我很熟悉,似乎关注我的人都会问到。从血统来讲,我的主要血统是藏人,有四分之三的藏人血统,四分之一的汉人血统。从出生地来讲,我出生于拉萨;迄今为止,人生大概三分之二的时间在拉萨和图伯特东部的康区度过,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国的城市即成都和北京度过。

我的身份是藏人。用中国通行的说法,是“藏族”。依照中国管理人口的制度,我的户口、身份证,以及各种文件上的“民族”一栏,一概注明自己是“藏族”,而不是其他民族。而从内心来讲,我的身份认同从来都是藏人。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指的是接受教育的时间,我并没有觉得“藏族”与“汉族”有什么不同。因为所有人都学的是中文,说的是汉语。而我并没有受到过藏语教育,因为我上学时,整个藏地(按中国的行政区划被划成五省区)的学校并没有开设藏语教育这一项。

我在四岁时离开拉萨,二十四岁时回到拉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发现已被汉化的我在自己的故乡犹如陌生人。我纠结于身份认同。一度自认为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即是说,我认为我的身份是诗人,高于一切或者说超越一切,而民族的属性可以忽略不计。我其实是一个失去自我的人,而我对自我的追寻、抗拒、接纳……最终以今日的立场来叙事,实在是花费了太长、太长的时间。

我对图伯特即西藏的了解一方面来自于阅读,可以说是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图伯特的著作。比如最早是这几本书:塔泽仁波切(合著者柯林•特吕布尔)的《西藏——历史•宗教•人民》,美国记者约翰•F•艾夫唐的《雪域境外流亡记》;以及尊者达赖喇嘛的两部自传《我的土地,我的人民》、《流亡中的自在》。我说的都是中文译本。有意思的是,前两本书都是1980年代初期在拉萨出版,中共官方以“以备批判”的方式翻译出版,未料大受欢迎,很快成了禁书。

一方面来自于我在拉萨生活、在图伯特各地游历的经验,让我一步步走出个人化的诗歌“象牙塔”。我在诗集《雪域的白》中写过:“生活在饱经沧桑的西藏,沐浴西藏那在风云变幻之中依然格外灿烂的阳光,逐渐经验和感悟到西藏佛教的慈悲与智慧,逐渐看见和倾听到西藏历史与现实中的荣耀和苦难……这一切,让我有了使命,要对这世界说出西藏的秘密。

那么,西藏的秘密是什么?在我看来,是包括了被遮蔽的现实和被遮蔽的过去。我正在写作的有关家族故事的提纲里这样写:“在历史的图伯特与我们之间,在地理的图伯特与我们之间,在诸多的细节之间,存在着各种断裂。为此我要通过对一个家族故事的叙述,来呈现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与创伤,试图以个人的方式为自己、为自己所属的土地争回一段被夺走、被改写的历史。”也即是说,我希望做到的是,以自己家族的故事来挖掘出一个被压抑的民族的声音。

你问我目前作为一个藏人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感觉,最主要的是一种丧失的感觉,丧失了一切:历史、地理与现实中的种种权利。而人类历史上这样的民族并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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