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27日星期三

唯色RFA博客:那不规则圆圈的转经道从这里拐入一条小巷……

图为矗立在林廓转经道上的甘珠尓经塔。2020年5月23日起,又是最殊胜的萨嘎达瓦佛月,至6月21日。(2018年萨嘎达瓦佛月唯色拍摄)

那不规则圆圈的转经道从这里拐入一条小巷……

 

 

唯色

 

 

那不规则圆圈的转经道从这里拐入一条小巷,

(背后是西藏军区和自治区政府大院,

前面有什么?青藏、川藏公路纪念碑?

旁边是吉曲河边用水泥做的几朵大莲花?)

及至黄昏,以匆匆的步伐履行佛事的人影拖得很长,

快快拨动的一圈念珠投下的影子摇摇曳曳。

走三步磕一个长头的善男信女发出颇具节奏的响声,

一排士兵呆呆地看着,紧握的武器遮不住满脸青春痘。

 

这是萨嘎达瓦[1]的第四天,

走到绘满诸佛菩萨的彩色岩壁前,

听到附近军营传出士兵受训的厮杀声,

也听到从那座金字塔般且有金顶加盖的经塔,

无数风铃摇动的声音多么清脆。

天空碧蓝,连一朵云也没有,情不自禁地,

怀念起那位名叫道登达瓦的云游僧,

确切地说,他是修持宁玛教法的瑜伽士。

 

那年他带着妻子、儿女和乡邻从曲麻莱[2]出发,

白天磕头,晚上睡在帐篷里,

漫长的朝圣路上,有人生病,有人生孩子,

两年后才走到拉萨,见到了微笑不语的觉沃佛[3]

他发愿:“哪里也不去了,我要在甲波日[4]盖个塔。”

整整十几年,他坐在石头上,风雨无阻,

如同古代的托钵僧那样化缘,

如同经典中记载的成就者那样赐予祝福。

 

布施者及受惠者都是他的同胞乡亲,善男信女,

哪怕一毛钱也毕恭毕敬地奉上。

积攒所有的供养,请工匠将佛陀的教言刻在石上,

当上百函甘珠尔[5]以一座塔的形式矗立于此,

仿佛圣城最初形成即矗立于此,

人人得到慰藉,他也如愿以偿。

我的意思是,他随后圆寂,但世人知之甚少。

 

 

2018-5-18,拉萨

 

注释:

[1]萨嘎达瓦:藏历四月即藏历星象二十八星宿之一氐宿出现的月份,在图伯特天文历算中称“萨嘎达瓦”,鉴于此月与佛陀释迦牟尼所实践的佛教事业相关,被认为在此月“行一善事,有行万善之功德”,包括:持戒、守斋、献供、转经、礼拜、布施、放生。藏历四月十五日最重要,被视为是化身佛释迦牟尼诞辰、成道和圆寂的日子。

[2]曲麻莱:今中国行政区划的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

[3]觉沃佛:即拉萨大昭寺主供佛像——佛祖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藏语又尊称觉仁波切,意为释迦牟尼至尊之宝

[4]甲波日:汉译药王山,位于拉萨布达拉宫西南侧,山背面的崖壁上刻满大小佛像五千多尊,称药王山摩崖石刻,藏语称“桑杰东固”。

[5]甘珠尓:是藏文大藏经的一部分,佛陀所说教法之总集。


(本文為唯色RFA博客: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blog/ws-05252020105600.html

2020年5月20日星期三

唯色RFA博客:“……就像在世界上某处找回一部分自己”——一位摄影师的西藏摄影

拉加里王宫废墟。(潘宇峰摄影) 

……就像在世界上某处找回一部分自己——一位摄影师的西藏摄影

唯色


1

“清晨直射的阳光有些晃眼,一个人在废墟的狭窄巷道里穿行,有些梦幻的感觉……”“拍了两天,在山顶上的车里过了一夜。”“主要是天黑后风刮起来,冷得有些厉害……”

孜珠寺上面的修行处。(潘宇峰摄影)
这是潘宇峰去拍拉加里王宫遗址时,发给我的微信。那时间差不多是两年前的冬季,那残缺的风景坐落于西藏南部的河谷与高崖之间,我曾去过也写过,关涉历史与现实:“以前这里耸立着上百座建筑,有着辉煌传承的王之宫殿更是浩大,但现在剩下的,却是错杂的、长短的残垣断壁,也就是几十年之变。”应该补充一句,现在王宫的主体被重修了,用钢筋水泥,要售门票。

在潘宇峰拍的照片上,晨曦穿过残破的窗户,或清冷的月光下,使你看见,不仅王宫成了废墟,寺院成了废墟,许多民居也成了废墟,如同失了魂魄,怎么也缓不过来。而在废墟的上空,群鸦飞来飞去,相互叠影,藏文化认为鸦是护法神的使者,却带来了怎样的讯息?

2

认识潘宇峰多年,主要见面都在拉萨。他是一个很特别的摄影师。第一次到拉萨他会高反,那时他二十多岁。现在他完全不高反,海拔越高越精神。我怀疑他某一次在高高的雪山上被换了个人。

潘宇峰和他的车。(潘宇峰提供)
他想拍位于果洛牧区的神山阿尼玛卿。去年年底开车去了,今年春天又开车去了,都因雪太大,把转山的道路给封了,他只走了一半不到。带了铁锹也开不了路,雪结成了冰。但他没有放弃,计划第三次去。

他开着车,常常是独自开车,携带绝对高品质的摄影器材,去往西藏的东边、南边、西边、北边,以及往更里面去,更高处去。全身黑衣的他像一个沉默的行者,总是在路上。更像一位骑手,如果把他的车看成是一匹铁马的话。

他去西藏拍摄什么呢?不只是拍摄废墟,雪山,寺院,等等,他还拍摄转经道上的朝圣者,茫茫雪野中目光纯净的孩子,以及此生终结之后展示无常的骷髅,等等。然而拍摄这些,也几乎是无数拍摄西藏的摄影师涉猎的主题。

似乎没有什么不一样,但实际上并不一样。看潘宇峰的照片,如同眼前一亮的感觉,当即就会明白其实不一样。那并非展示风光的明信片,并非捕捉奇观的东方主义,也并非某种炫技,而是另有意义。

我想说的是,他的照片会让你在凝视的时刻,不禁思考蕴藏其中的意义。而这个意义是什么呢?

3

松格玛尼石经城。(潘宇峰摄影)
去的次数多,拍摄的照片亦多,还会出现另一种意义。比如位于康区草原上的松格玛尼石经城,每日转经朝圣的,不只是牧人包括男女老少,还有与牧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牲畜,如牦牛、马和羊,它们拥挤着,喘息着,那是众生的声音。而潘宇峰拍着拍着,就拍成了人类学记录。

是的,一张张照片看下来,已经如同一份难得的人类学记录。

同时会让我想起约翰·伯格(John Berger对一位摄影师的评论:“在他的镜头底下,所拍摄之处不一定是事件发生的所在地,而是与一连串故事相关的地方。”不过,若是执意要从潘宇峰的照片中找到太多的故事,可能不太容易,因为风景居多。而风景除了四季的变化,基本上是恒常的。山还是那座山,天空还是那片天空。

所谓的故事还是与人有关,或与生命有关。如果照片上不但有人,还有一些与人共存的物种,那么构成故事的细节就会出现。

在写诗的我看来,潘宇峰的西藏摄影就像是一首长诗,而不是叙事性很强的小说。他用他的相机书写组成长诗的片段,以他的镜头讲述一个个如同偶遇的细节。但他毕竟是摄影者,不同于写作者,就像约翰·伯格说的:“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用字典拍照的”。影像自有其“独有的特殊的叙事法则”,影像本身的魅力在于影像所提供的“更大的联想空间”。

潘宇峰的西藏摄影并非为了人类学的记录,也不是要刻意地将观看者带走,带到某个世界。

4

看潘宇峰的西藏摄影,会想问这个问题:他拍摄的西藏跟谁有关?

跟西藏有关吗?当然是有关的,但这个关系,我觉得并不太多,也不太深。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事实上,他对拍摄对象的了解还是有限的,或者说是有距离的。

异地,异族,以及异样的语言、习俗、信仰等等,会构成一种间隔。而历史与现实的风云交织,甚至就像他在新疆遭遇的沙尘暴,几乎遮蔽了天日,当走出沙尘暴,连那么坚固的车都被划出道道创痕。

如果把他的西藏摄影譬喻成诗,那只能是与摄影者本人有关了。一些背景,包括时间、地点,当时的气温和海拔,遇上的当地景观,这些都类似于人类学家所提供的基本信息。作为观看者的我们总是要求更多,除了想看到摄影者的内心,还想看到被拍摄者的命运,还想看到摄影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互动。

也许摄影师并不想交待那么多。他更愿意拉开一定的距离,以保持个人的独立性。如果要问,他想以他拍摄的西藏照片来说西藏的故事吗?我更认为,他是想以他拍摄的西藏照片来说他自己的故事:一个人寻找自我的故事。

雪域。(潘宇峰摄影)

想起多年前他在亚青寺和喇荣佛学院遇到凶巴巴的狗。平素不善言辞的他,去了几十次西藏各地,却在讲起被散聚在寺院的狗追逐,用三脚架挡在胸前与狗相持不下,或慌不择路地冲进一间僧舍躲藏,简直生动得很,我相信他讲过不止一次,仿佛那成了一种仪式。

有一位摄影师说的这句话,我觉得很适合潘宇峰的西藏摄影:“拍一张照片,就像在世界上某处找回一部分自己。”

对于潘宇峰,或许这“某处”是西藏,不然他不会一趟趟地去,那么强大的吸引力或者说牵挂,显然跟他自己的内心有关。用佛教徒的观念来解释是容易的。比如今生的因缘,前世的愿力。这业缘的因续之力是如此难以拒绝,或许摄影师本人也不由自主。说到底,他的西藏摄影的经验,属于他个人。

5

然而,这“某处”是多么地不同于各处:那些迥异的景致,那些直指人心的面孔,连拂过镜头的风,都含有祈求观世音菩萨护佑的声音……他反复地拍摄着,以拍摄到的这些影像,来向这广袤的雪域和众生致意。他的西藏摄影,有着他独具的充满真诚的诗意叙述风格。

牦牛亦转经,在松格玛尼石经城。(潘宇峰摄影)

就像那次他看见几百头牦牛,“它们围绕着松格玛尼石经城转了五圈,每次经过我的镜头前,我都特别感动……”他发来这句话和照片,以及短短的视频,把自己的感动传递了过来。

转松格玛尼石经城:除了作为信徒的人转,牦牛转,马转,羊转……这座用刻有佛经和佛像的石块垒砌而成的,如同城堡的所在地,是不是也让远道而来的人,发现了与灵魂相关的什么呢?

作为观看者的我们,也不禁在这些照片跟前,深深地为之感动。

这个世界的变化太快。你前几年在拉萨看见的虽破犹存的老房子,去年却发现已被拆除,且迅速地被赝品取代。就像是,世上最珍贵的价值观居然比一个作恶者的一生还短促。听说松格玛尼石经城也被设成了“旅游景点”,在外围建了一圈高高的墙,须买了门票才能进。

而你以为自己已经见多了类似的无常,渐渐地,不得不接受、妥协并心怀愤懑的时候,却在这些照片中发现了匆匆的一瞥,正是这一瞥,留住了永恒。是的,重又再看一遍这些照片,可以确认,某种永恒感才是无可替代的意义所在。

2019/12/6,北京


2020年5月10日星期日

唯色:疫情期间赫然出现在大昭寺前的两座中式碑亭(下)

大昭寺前正在加盖的两座中式碑亭。(佚名拍摄)


疫情期间赫然出现在大昭寺前的两座中式碑亭(下)


唯色

从目前正在大昭寺前加盖的两座碑亭看,状如布达拉宫前的两座中式碑亭,或可能是空心的,而不像那两座碑亭有墙体和门用以封闭,但因尚未完成,所以无法判断。只是那太大的体积,占据了大昭寺前原本就并不宽敞的空间,与前些年加盖的灯房挤在一起,使得大昭寺一下子变得局促,显得庸常,如同从成千上万却沉默不语的虔信者供奉的神坛上跌落下来。

帕廓转经道上的“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于2013年建成。(唯色拍摄)
200011月,拉萨大昭寺及其周围环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评语包括建筑特点、历史源流、政治地位、自然风景,认为“与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并称,……构成一幅和谐融入装饰艺术之美的惊人胜景”。2004年在“第2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做出了若干项有关拉萨的决定,提到了保护拉萨老城区的必要性,其中声明:“应停止拆除历史性传统建筑,……任何有必要复建的建筑物应当符合这个地区的历史特征……”

然而事实又是怎样的呢?这些年来,大昭寺及帕廓转经道不断地被改造成为游客布置的主题公园,包括拆除一座座有历史的老房子,迁走原住居民,迁走原本属于转经道一部分的所有摊位,改建讲述新编故事的豪华版“清驻藏大臣衙门”、“更敦群培纪念馆”,将位于帕廓北街的朗孜厦(图伯特政府甘丹颇章政权时的拉萨市政厅)设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转经道上开“必胜客”和“肯德基” ,最近还在大昭寺广场西侧的藏式房屋上增加了一面犹如文革语录牌形状的红色语录牌,以及到处密布的五星红旗和摄像头,使得拉萨乃至全藏地最重要的精神场域,即大昭寺及帕廓转经道的传统风貌不断被削弱、被改变,而越来越与本地的传统和历史、与原住民的习俗和日常脱离、无关。

帕廓转经道上的“必胜客”与“肯德基”于2019年开店。(佚名拍摄)
 20135月,出于对拉萨老城区传统建筑遗产及其周边环境遭到加速毁坏的深切关注,担忧拉萨“变成一座21世纪初的旅游城市而失去了它的独特性和固有的传统文化”,上百位国际藏学家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开信,呼吁道:“此种毁坏正在制造一个人为的旅游村,从而使得拉萨老城区不可或缺的藏式风貌和生活方式成为过去。”“现代化与保护之间无须相互排斥。有很多把文化作为关注重心的方法来实现古老城市街区的现代化,同时保护传统建筑。但是,对于正在拉萨老城区发生的一切,首先和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些行为根本上是出于商业而非文化目的。这不仅仅是西藏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遗憾的是,再多的呼吁也无效果。

大昭寺前,在文革“破四旧”时遭到破坏的场景。(唯色父亲拍摄)
最新出现在大昭寺前的这两座中式碑亭也触动了我的回忆,与文化大革命席卷拉萨时发生在此处的变故有关,当时我父亲用相机记录了这个场景:就在“唐蕃会盟碑”和“种痘碑”、“无字碑”周围,那棵原本生长得极为茂盛的柳树惨遭破坏。柳树传说是1300多年前,随一位远嫁到藏地的异族女子从唐都长安来到拉萨,并由她亲手所栽。那个异族女子就是今天被渲染成某种政治神话的文成公主。在“破四旧”的那天,茂密的树枝被折断,堆放在大昭寺讲经场,用来焚烧经幡、经书和转经筒。时隔不久,分化为两派的革命群众开始武斗,双方的武器除了使用牛羊毛编织的一种甩石器——“乌多抛掷石头,还有农药六六粉六六粉纷纷扬扬地撒在革命群众的头上,也撒在活过了千年之久的唐柳的枝干上。于是一棵著名的古树死了,从此隐逸在书中和传说里了,仅剩下一截已无生命的干枯树桩。如今所见的在原址前生长着的另一棵稀疏的柳树,实际上是文革后不知从何处移植而来,作为“唐柳”或“文成公主柳”的替代品,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谎言。

共产党的祖宗马克思说过:历史本身经常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就成为闹剧了。但历史重演得这么快,让并不想看悲剧也不想看闹剧的旁观者欲哭无泪。恰在七年前的这些日子,以“市政建设”为名的大昭寺跟前和帕廓转经道上大兴土木,没有了从边远的康和安多磕着长头到拉萨的朝圣者,没有了日日燃着千盏万盏酥油供灯的信仰灯房,有的是房顶上的狙击手和转经道上挎枪巡逻的蒙面人,有的是暴发户一样的官商勾结的巨大商场接踵开业,以及大红套金的充气圆柱正在风中炫耀着粗俗和入侵……而今天,在原址开始了又一番的“市政建设”,从网上发布的照片,除了看见相似的场景,还看见在靠近旧日那高高的幡旗杆的旁边,几个戴着口罩的黑衣人阴森森地伏在屋顶上,盯视着同样戴着口罩但低头默默转经的男女老少……

最近在大昭寺广场的藏式建筑上出现的仿文革语录牌。(佚名拍摄)
发端于中国武汉的瘟疫汹汹,至今未有止息,还在全世界肆虐,已夺去二十多万人的生命,被形容为类似世界大战的至暗时刻。伴随着疫情而来的,比如这两座改变大昭寺传统风貌的中式碑亭以及更多的我们尚不知的“新生事物”,实质上也印证了我在疫情期间写的长诗《时疫三行诗》里的诗句:“没有一个地方不沦陷/没有一种瘟疫不可怖/不,更有他疫远甚于此疫”,而“我们被制伏在同一个屋顶下/失去了声音和泪水/如同受困于离乱中的生命”。

2020/5/1-3,于北京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


2020年5月8日星期五

唯色:疫情期间赫然出现在大昭寺前的两座中式碑亭(上)

赫然出现在拉萨大昭寺前的两座中式碑亭破坏了大昭寺的传统风貌。


疫情期间赫然出现在大昭寺前的两座中式碑亭(上)


唯色

因武汉肺炎或新冠病毒的蔓延,早在127日,藏历新年即将来临时,当局宣布关闭大昭寺等寺院、布达拉宫、帕廓转经道等所有朝拜信众及游客云集的场所。这是应该实行的措施。三个月后,我从网上看到拉萨市八廓古城公安局的通知称,“八廓转经道将于428日向广大群佛群众开放”。“群佛”显然是笔误,应为“信佛”,却有某种戏剧效果,就像是诸佛也会在这一天获得去转经的机会。

今日帕廓。
虽然点亮西藏自治区疫情的,或者用俗称的“千里投毒”者,是一个如今已为拉萨人民耳熟能详的武汉人张某某,于213日从西藏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隆重出院,之后在中国的疫情地图上,西藏自治区这片再度显示疫情为零的白色,然而事实究竟怎样,民间流传的消息令人不安,当地居民私下彼此提醒,并不敢相信官宣。

既然疫情为零,帕廓转经道便率先开放。我觉得这主要还是为了“五一”长假及旅游季节开放的。西藏是旅游胜地。尤其是,自从以大昭寺及环绕大昭寺的转经道被“市政建设”改造成了旅游景区,命名为“八廓古城”的此处早已成了来自中国各地游客的迪士尼乐园,除了销售旅游商品的商场、商店、饭馆,各种招徕游客的节目频出。就在疫情爆发之前,还有汉人游客穿着模仿满清驻藏大臣的戏装穿戴漫步帕廓,搔首弄姿,各种自拍。没错,这里已是这些游客们上演各种庸俗的舞台。

大昭寺前正在加盖的两座碑亭。
428日还是有不少藏人去转帕廓。在通过了人脸识别、测体温、查口罩、查包查证件等各种检查的安检门之后,用手机拍摄的图片和视频出现在网上。结果第一眼,是的,就像是迎面所见的第一眼,却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新景象。看来疫情并未中止权力者改天换地的决心和建设步伐,拉萨最神圣的古老建筑——大昭寺前面,赫然出现了正在盖的两座亭子,虽说被一圈宣传牌挡住,但整体概貌已显露,状如中国各地公园里随处可见的亭子。应该是碑亭,因为从所在位置看,这里原本有三个石碑:“唐蕃会盟碑”、“种痘碑”及无字碑。当局肯定会说,加盖这座碑亭正是为了保护这三个石碑。然而,这两座碑亭体积太大,严重遮挡了神圣的大昭寺正面,而且风格中式,虽然看得出局部与色彩采取了藏式,却不伦不类,很不协调。这两座平地而起的碑亭,就像两个丑陋的赘物,显然破坏了大昭寺的传统风貌。

2018年夏天我拍摄的位于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

公元823年立的“唐蕃会盟碑”(据文献记载,此碑是吐蕃国与唐国为划定界线,互不侵扰,信守和好,以藏汉两种文字立下的盟誓之碑。其中最著名的两句是“蕃于蕃国受安,汉亦汉国受乐,兹乃合其大业耳。依此盟誓,永久不得移易,然三宝及诸贤圣日月星辰请为知证”,可谓当年关于毗邻两国如何和睦并存的警示1794年满清驻藏大臣立的“种痘碑”(以示对西藏有了宗主权的满清在形式上的关怀),以及可能是宗喀巴大师在1409年整修大昭寺时立的无字碑(据说碑制是在那个时期所立),自从出现在大昭寺前,或千年或百年从未加盖过碑亭之类,与寺院古老建筑一起沐浴阳光和风霜雨雪有何不妥?固然,从保护文物的角度,鉴于石碑遭到岁月风化,铭刻其上的文字渐渐消失,需要采取相关维护措施。然而,应该不是加盖中式风格的碑亭才叫做对文物的保护吧。类似这样的做法,比如:或可以原比例仿制真碑,而将真碑移至博物馆,将仿制之碑立于原处,这是一个办法。如果不移走原碑,也可以用现代材料如坚固、抗晒、透明的玻璃罩住原碑,内部恒温,使其既免于受损,也不影响观瞻,这也是一个办法。为何非得加盖如此夺人眼球的中式碑亭,是要证明“自古以来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重复千万遍的政治宣传说辞吗?
布达拉宫前的两座中式碑亭,为满清时期满清立。
类似碑亭这样的建筑并不是西藏传统建筑风格。古城拉萨应该只是在布达拉宫南门外的西侧和东侧有两座碑亭,即中文史料所称的“御制平定西藏碑碑亭”和“御制十全记碑碑亭”。出于对西藏领土的图谋,以帮助平定战乱为名,满清军队曾两次入藏作战蒙古准噶尔部,将其驱逐,然后于1724年雍正时期在布达拉宫前立碑,1792年乾隆时期增建琉璃瓦山顶碑亭。类似买一赠一、趁机推销,同时还立了记述乾隆皇帝十大战功的“御制十全记碑”并建碑亭。这两座碑亭与本地建筑并不协调,但因雄伟的布达拉宫高居于玛波日山上,前后辽阔,而前面过去是包括了修赤林卡的草地、林苑,增加两个相对渺小的中式碑亭,倒还不算太刺眼。但不知何故,在1965年中共对拉萨的第一次城市建设中,这两座碑亭被迁移到布达拉宫背后的鲁康(汉语称“龙王潭公园”)。又不知何故,1990年,在又一次针对拉萨的城市建设中,将它们全都迁回布达拉宫前。
 
被迁移的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
需要补充的是,如果给大昭寺的三块石碑加盖碑亭被认为是保护文物,那么为何不给布达拉宫前的两块石碑也加盖碑亭,而是任其风化呢?那两块石碑是藏人自己立的。在布达拉宫宫墙内的也是一块无字碑,应该是五世尊者达赖喇嘛重建布达拉宫之后立的。从不题字这一点可以看出,藏人更看重筑塔,为敬拜神佛,而不看重立碑,那属于俗人事务。但中国文化不一样,特别重视树碑立传。不但树碑,还要加盖碑亭,生怕丰功伟绩消失,后人遗忘。在布达拉宫宫墙外的,正是著名的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现存吐蕃碑刻中最早的石碑。据记载,吐蕃君王赤松德赞时期大将恩兰·达扎路恭于763年率兵攻掠唐都长安,赞普下令在布达拉宫前立此碑,碑身北、东、南三面刻有藏文,记录了这一历史事件,包括唐朝廷答应每年给吐蕃纳绢缯五万匹,以换取吐蕃罢兵。比较历史照片与今日照片,可以发现达扎鲁恭纪功碑从布达拉宫南门西侧,被迁移到了布达拉宫广场东北角,与布达拉宫隔着一条很宽的北京中路,而且还专门盖了一个有高高的围墙的小院圈起来,几乎不引人注意。出于政治盘算的心机体现于一个个大小细节,任何不符合帝国叙事的事物和事实,都会被改变甚至被消失,从而取得的是重写本地历史的累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