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标签为“历史记忆”的博文。显示所有博文
显示标签为“历史记忆”的博文。显示所有博文

2021年7月31日星期六

唯色RFA博客: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十二)

2008年2月间,Tenzin Sonam和Ritu Sarin在采访我。(王力雄拍摄)
 

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十二)

唯色


15、想起木斯塘王国及尼泊尔比兰德拉国王的一些往事(下)


同时,由拉姆次仁(应为宗喀·拉莫才让,Tsongkha Lhamo Tsering)这个名字,我联想到他的儿子丹增索朗(Tenzin Sonam),住在达兰萨拉的电影人,于2008年2月与身为印度人也是电影人的妻子Ritu Sarin及摄制组,非常不容易地来到北京,为正在拍摄的纪录片《乌云背后的太阳》(The Sun Behind The Clouds: Tibet's Struggle For Freedom)采访了我和王力雄,还拍摄了为8月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修建的鸟巢体育馆,当时还在施工。一见面,丹增索朗就送给我几本厚厚的书,介绍说是他的父亲在流亡岁月中著述的回忆录,那是一套用藏文著述的丛书多达12卷,是对西藏当代历史至关重要的记录。宗喀·拉莫次仁是安多宗喀地区的藏人,“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非常重要的领袖之一,少年时代去南京学习,中文非常好,藏文则是在流亡之后并在尼泊尔的监狱中进一步学习的,当然他再也没能返回故乡。丹增索朗的另一部纪录片是关于他和妻子曾去过父亲的老家,见到父亲的兄弟,彼此之间几乎语言难通,但他们带他到山上的一排家族坟地,流泪指着一个空处说,这原本是留给他流亡在外的父亲的墓地,但这已是汉化的葬俗……


念及丹增索朗与我各自的人生,此刻我意识到:我们的父辈既是同族人,却又是敌对的军人;而我和他成了友人,并且都是流亡者(是的,我认为当我因写作而被开除出中国的体制时,我即从此成为流亡者,内部流亡者),他有故乡归不得,但他所在的流亡族人的圣地我却去不成,尤其是在2008年3月发生于全藏地的抗议之后,更是没有来往的可能性,两代藏人的命运正是西藏近代史的部分缩写。


1976年6月5日,任荣在拉萨机场迎接尼泊尔比兰德拉国王。(图片转自网络)

在网上搜寻相关讯息时,我看到一张以前没见过的照片,是1976年6月5日比兰德拉国王抵达拉萨,受到时任西藏党政军第一把手的任荣满面笑容的热情迎接。实际上比兰德拉国王的每次到来都是非常重要的国事访问,当然最有名的是1973年12月9日携王后与毛泽东会见的趣闻。据毛泽东的英文翻译章含之回忆【1】,当毛见到漂亮的王后,握手时拉着她的手久久不放,王后的手被毛拉了那么长的时间,“在场的人包括国王都不敢笑,也不敢提醒毛,只是年轻的王后十分尴尬。事后,我们猜想是在国王访问之前,有人向主席谈及王后年轻、端庄、美丽,主席很想亲眼一见。”比兰德拉国王来拉萨之前在成都停留数日,离开时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总理华国锋专门到机场欢送,其中还有时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赵紫阳。


1973年12月9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比兰德拉国王、王后。(图片来自网络)

比兰德拉国王在拉萨的每天活动都是报纸头版。据新华社报道【2】,当时还特意安排尼泊尔贵宾“观看了拉萨市民兵的军事表演。……参加表演的藏族、汉族、回族和布依族(还有布依族?)男女民兵,为贵宾们表演了高炮对空中活动目标射击、步兵打空降、步兵排射击以及步兵班和单兵对抗射击等军事项目。……表演结束后,参加表演的男女民兵列队高呼‘中尼两国人民友谊万岁!’”在如此声势浩大的阵仗前,不知道比兰德拉国王有没有受到震慑。其他活动还有:“尼泊尔贵宾游览了布达拉宫”;“参观了西藏革命展览馆”,目睹了“把封建农奴社会的旧西藏变为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光辉历程”;“游览了哲蚌寺、罗布林卡”;“参观了具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古代建筑大昭寺”(其实大昭寺正是吐蕃君王松赞干布为从尼泊尔迎娶的王妃赤尊公主所建)等等。在文艺晚会上,“曾到尼泊尔访问并受到过已故国王马亨德拉陛下亲切接见的著名藏族女歌手才旦卓玛和独唱演员常留柱,怀着激动和喜悦的心情,用尼泊尔语分别演唱了《中尼人民情谊长》、《中尼友好歌》。”


当尼泊尔贵宾于6月9日离开拉萨,“拉萨各族人民身穿节日盛装,聚集在街道两旁。……青少年们吹响竹笛,打起腰鼓(据说是陕北腰鼓),欢跳民间舞,高唱友谊歌。人们挥动彩带,不断高呼口号,热烈祝贺比兰德拉国王访问我国四川、西藏地区取得圆满成功,衷心祝愿中、尼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如今寄寓台湾的流亡藏人索朗多吉对此回忆道:“那时,我二哥在拉萨中学念书,他们也要排队迎接,用尼泊尔语言来欢呼。我虽然还小,却记住了这段欢迎词,至今没忘,可能发音不一定准,但至今这段欢迎词还印在脑海里:‘苏嗨达,苏嗨达,嗨迪嗨,嗨迪嗨,玛哈哒啦比兰德拉!’”另一位藏人也回忆说:“记得居民们在大昭寺前的街道两边迎接时,我也跑去看热闹,也看到了尼泊尔国王。”显然这个访问在当时的拉萨是多么地轰动,而如此隆重款待当然是对比兰德拉国王所做的贡献给予的回报。

 

对了,杨公素的书中【3】也提到木斯塘,是以“中尼配合扫清尼境内康藏叛匪”为题写的,摘录其中重要几句;“中尼两国于1964年协商,如何配合剿灭这股匪徒。尼方乃不断地向中方提供该股匪徒活动情况,向居住在尼境内其他藏族‘难民’散发中国政府印刷的大量招降传单。这些传单起了一定的分化作用,将死心顽固的叛乱分子孤立起来。尼政府并限制叛匪活动,阻止运送粮食弹药,同意中国军队在一定条件及地区进入尼国境向叛匪发动攻击,尼泊尔军队也采取一些军事行动加以配合。这样,在中尼双方配合下,于1964年6月终于把盘踞穆斯塘的康、藏叛匪全部肃清。”不过他写的这个时间有误,并不是1964年,而是1974年,他的记忆出错了。


木斯塘末代国王与民众。(图片来自网络)

然而如今的木斯塘连自治王国都不是了,原本14世纪建国,18世纪被尼泊尔兼并,2008年被废除,成了尼泊尔的一个县,人口仅1万5千人。八年后,即2016年,被废黜的木斯塘国王在加德满都去世,象征着曾经拥有比较完整的自我的一页成了过去。也就任由他人猎奇、纷扰,据说每年约有4千名游客来访,一个并不大的旧王国却有超过两百家的酒店,早在新冠病毒流行之前就上了无处不去的中国游客的攻略名单,并以“中尼边境上最后的秘境国家”作为旅游广告词。而最新的广告词就像是不甘落后的号召:“中国边境的失落王国,去过的中国公民不足百人”。这意思是,中国游客要像填满拉萨和全藏许多地方那样,填满木斯塘吗?


注释:

【1】《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章含之著,文汇出版社,2002年。

【2】人民日报电子版:比兰德拉国王在拉萨观看军事表演和文艺演出 阿沛·阿旺晋美等陪同观看表演和演出 帕巴拉·格列朗杰等陪同观看演出(1976年)

https://new.zlck.com/rmrb/news/AOAAL2XW.html

【3】《中国西藏地方的涉外问题》,杨公素著,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资料征审委员会,1985年。


(原文发表于RFA唯色博客: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blog/ws-06212021114120.html



唯色RFA博客: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十一)

Discovery Channel拍摄的关于木斯塘的纪录片《Mustang: The Hidden Kingdom》。

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十一)


唯色


15、想起木斯塘王国及尼泊尔比兰德拉国王的一些往事(上)


尼泊尔学者的文章对木斯塘的提及,让我想起多年前在拉萨,一位僧人借给我一卷录像带,是美国探索频道(Discovery Channel)1994年制作的纪录片《Mustang: The Hidden Kingdom》。我第一次见到木斯塘这个掩蔽在尼泊尔的小王国,说的是藏语,穿的是藏服,信的是藏传佛教,并有藏语名称“སྨོན་ཐང”(洛沃,Bl0-bo),曾被围剿并被封锁近三十年:小小的堡垒似的王宫;寒酸的但有着拉萨贵族风度的国王和王后;破旧的却没有遭遇革命摧毁的寺院;昏暗的光线中难掩古老壁画的绝美光芒;贫穷的不乏快乐的百姓;深夜篝火边神秘“雪人”的故事;枯瘦的老僧绘声绘色讲述野兽怎么吃人;尊者达赖喇嘛的声音在木斯塘的寺院和空中回荡着……


纪录片截屏,木斯塘国王的讲述。(截图)

影片主要讲述的是:当木斯塘终于获得开禁,尊者派一位高僧仁波切代替他去那里,希望让佛光再次照耀那里,并应木斯塘国王的恳求带回当地孩童,在流亡藏人努力保持西藏传统文化的学校里得到教育,延续传承。两个被选中的男孩兴高采烈,他们的母亲为分别流泪。骑马,坐车,乘直升飞机,一路迢迢抵达达兰萨拉,尊者爽朗地笑着,给两个孩子摩顶,问他们的名字和年龄,给他们剪去一缕头发。最后,两个孩子在各自父亲惜别的目光中,走进明亮的、奔跑着许多藏人孩子的学校……


影片最令人动容的是,当那位仁波切在离开木斯塘的路上骑马至山顶,眺望远方——看不见边界的那边正是西藏,是他还在青年的时候就不得不离别的故乡。几个也是流亡身份的年轻僧人悬挂起祈愿的五色经幡。天高云淡,山风飒飒。仁波切久久地伫立,用浓重的康区口音叹道:“西藏的土地,我们的家乡……是这样地美丽啊!内心很激动,看见家乡的风景,所有的诸佛菩萨与祈祷文从心里自然涌出……我们的家乡,令人惊讶地美丽啊!”说完,他的泪水夺眶而出。他竭力地压抑着,终究失声痛哭。长达一分多钟的镜头里,只有年老的仁波切忍不住抽搐的双肩,忍不住放声的哭泣和祈祷。年轻僧人神情凝重。远方,西藏的山川叠嶂,西藏的江河流淌,永志不忘……


纪录片截屏,仁波切所见的西藏风景。(截图)

我还看过两三部黑白纪录片,比较短,画质模糊,应该是1960-1970年代拍摄的,有关 “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以木斯塘为基地的游击战……我在一篇题为《拉萨的大人物厕所》一文【1】中写过:


“1973年12月9日,毛泽东接见‘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尼泊尔比兰德拉国王,向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警告说,如果不想办法关闭部署在木斯塘地区的流亡西藏游击队基地,就会派中国军队直接采取行动。与图伯特西部相连的木斯塘地区本是有着藏人血统、藏文化传承的小小王国,却被尼泊尔吞幷,也成了一个悲剧性的失乐园,但当时还算拥有自治权,能够接纳称得上是同胞的流亡藏人自1959年3月逃亡至此,依靠美国中情局越来越少的支持艰难反击。令人唏嘘的是,先是1972年的中美建交让这份脆弱的支持戛然而止,比兰德拉国王的随之屈服,导致十多年来以游击战术给中国不停制造麻烦的许多丧失家园的藏人死于非命。这些事,是不能忘却的。”


当年的《光明日报》报道1973年比兰德拉国王访问北京,与毛泽东会见。(来自网络)

不过我对这段历史的叙述过于简单。当我重又打开《雪域境外流亡记》【2】这本堪称我最早的反洗脑读物,仍清楚地记得最初的阅读震撼是如何地粉碎了那个“农奴翻身得解放”的神话。有意思的是,这本书是1987年在拉萨翻译出版,当局声称“以备批判”,未料大受欢迎,藏人争相购买传阅,甚至迅速传遍全藏地,于是很快成了禁书,却完全挡不住在民间私下流传。而1989年在康区达折多,从党培养“少数民族精英”的民族大学毕业的我,就职于党的报社,正走到命运的十字路口:是做权力的宣传喉舌,还是做一个尽量说真话的写作者?恰在这个关键时刻,这揭示真相的记录之书出现在我的面前,足以颠覆因被洗脑而被格式化的三观。后来我常常反复阅读,也悄悄传阅给信任的朋友,以致于这本书成了我所有藏书中被翻阅得最破旧的一本。然而每次重读,比如读到这些文字(相当复杂、无法简述的历史纠结与悲剧,这里我只能择选寥寥几段),百感交集,仍一时难以平复:


我收藏的《雪域境外流亡记》两个中文版本,右为1987年在拉萨出版的禁书,左为后来在台湾出版。(唯色拍摄)

“毛泽东1973年11月(应为12月)在北京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当面威胁国王,如果国王不关闭西藏游击队基地,他将直接采取行动。比兰德拉在威胁面前屈服了,……尼泊尔与中国秘密协调策划,如果康巴人企图撤退进入西藏,人民解放军则从康巴人的左翼驱赶他们。


“……当形势在朝著对峙急剧升级时,达赖喇嘛亲自进行了干预。他作了二十分钟的录音讲话,要求国防自愿军和平解除武装,……这些康巴指挥官几乎毫无希望地打了二十年的游击战,与地球上最大的国家作对,……他说:‘我从来未向中国人投降过,我又不能违背达赖喇嘛的命令。此时此刻,我们应该全部返回西藏,宁可在那里的战场上战死,也不在耻辱中贪生。’……几天之後,帕村自刎倒地。其他两名军官随後效法,自杀身亡。


“……达赖喇嘛的讲话录音带,从一个营地转到了另一个营地,在高音喇叭里多次播放,因此一队队驮畜,驮著武器朝南而去。当尼泊尔得知康巴人的决定之后,它立即推翻了实行交换式解决办法的诺言。尼泊尔派兵进入木斯塘,开始了搜捕行动。全部自动解除武装的游击队都遭逮捕,被押送到焦木桑镇,而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则遭到没收。这种两面派手法的消息,很快传到旺堆将军的耳里。旺堆带上四十名精锐的警卫部队和游击队的文件跑了,他骑马奔向西面,奔波于尼泊尔与西藏之间,他企图最后跑到二百英里之外的印度边界去,人民解放军已经在等候他。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中国人两次出击,将康巴人撵回了尼泊尔;而尼泊尔人的一次伏击,又将康巴人赶回了西藏。


“四水六岗”的领导人1966年在木斯塘的合影,左起第五人为宗喀·拉莫才仁。(Jamyang Norbu提供)

“……比兰德拉国王亲自向参加木斯塘战斗的几十名尼军官兵颁发了奖章和奖金,宣布了晋升令。在加德满都市中心的洞尼克尔广场,支起了一个大帐篷,里面陈列了旺堆的护身符、手表、戒指、步枪、茶碗,好奇的尼泊尔人在这里排队数日,就是为了观看这位游击队领袖的遗物。在这些物品旁边,还陈列着来自木斯塘各个藏军营地的许多其他东西,有望远镜、无线电和轻武器。在洞尼克尔广场的南边,也就是中心邮局的正对面,是加德满都的中心监狱,这里关押着拉姆次仁(即宗喀·拉莫才仁)和服从达赖喇嘛投降命令的六名康巴领导人,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七年萎糜不振的时光,直到1981年国王大赦,他们才终于获释。”


读到这里,我不禁低声自语:或许可以把2001年6月1日比兰德拉国王和王后被亲生儿子枪杀,甚至同袍血亲也遭夺命的惊天血案,看作是一种惨绝人寰的现世报应,但也令人唏嘘。


注释:

   【1】这篇散文提到了1976年中共西藏官方给访问拉萨的尼泊尔比兰德拉国王盖厕所的佚事,见我的散文集《绛红废墟》,台湾大块文化2017年出版。

   【2】《雪域境外流亡记》(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美)约翰·F·艾夫唐著,尹建新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


(原文发表于唯色RFA博客: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blog/ws-06022021114927.html



唯色RFA博客: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十)

 

中国-尼泊尔边界地图(1965)

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十)

唯色



13、与Limi相关的中尼边界协定等


最先结识的Limi青年与学者戈尔斯坦都提到了1960年代中尼两国签署的边界文件。这是否与1959年的拉萨抗暴起义、尊者及十多万藏人的流亡,以及更早的,1950年的中国军队进入拉萨有关?应该是有关的。1950年代的重大转折之变,事实上也导致了喜马拉雅一带的国家和地区相应的、系列的、甚至是巨大的变动。


护法女神阿企秋吉卓玛(Drikung achi chokyi drolma)

Instagram上有一张照片,拍的是直贡噶举教派供奉的护法女神阿企秋吉卓玛(Drikung achi chokyi drolma)的唐卡绘画。在面如皎月般美丽但眉宇间充满闪电般威力的女神像的下方写着:护法女神承诺保护和照顾直贡噶举寺院及其追随者,在1960年代尼泊尔和中国划定边界期间,中国人要求Limi人归附,于是Limi的三个村庄集会向女神请示,糌粑团占卜的结果是留在尼泊尔。


当我写到这里,很凑巧地,从推特上读到一位尼泊尔学者于2020年11月3日发表的文章【1】,关于尼泊尔-中国边界的历史回顾与当前动态,并着眼于两国不断变化的政治局势的分析,令我获益匪浅。文章开头即写:“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自治区1,414公里边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动态在尼泊尔鲜有认真研究。部分原因是,边境大部分地区由崎岖荒凉的喜马拉雅山地貌组成,阻碍了人类活动。然而,在过去五年里,尼泊尔-中国双边关系的范围已从传统的安全问题扩展到包括从物质基础设施到人员及货物跨境流动的新兴趣。更多的资金和新技术已使更大的连通成为可能。”


旧日的尼泊尔领事馆现如今是酒店。(唯色2013年拍摄)

文章概述了历史上尼泊尔与西藏的关系,如17世纪的三次战争、18世纪的两次战争和19世纪的一次战争,1791年那次战争很有名,遭受凶猛的廓尔喀人掠洗的西藏向满清国寻求帮助,乾隆皇帝派大将福康安率军帮助平定,在满清官员的监督下,尼泊尔和西藏签署条约,同时尼泊尔每五年一次向北京派代表团并送礼物。在1912年之前,尼泊尔与中国的官方关系主要通过驻藏大臣。


“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1958年在卫藏泽当。(来自网络)

到了毛泽东派军队占领西藏,双边关系由藏尼变成了中尼。以前的藏尼条约全被废除。西藏的政治动荡也直接影响到北部边界和跨境移动。这指的是1950年代中后期各地藏人的反抗和流亡,主要以康地藏人组成的“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2】,曾在被尼泊尔吞并的木斯塘王国境内多年坚持抗击,最终在以中尼为主的强大力量的联合围剿下悲壮结束。


中尼边界勘察联合小组中方人员驻地。(来自网络)

文章写到:“在西藏自治区的动乱和难民潮中,尼泊尔和中国于1960年签署《尼中边界协定》、1961年签署《尼中边界条约》,正式划定了边界。”这甚至使得边境之间牲畜迁徙的传统线路受到限制,使得牧场管理和牲畜的繁殖出现了新问题。


“尼泊尔与中国的边境沿线有六个主要的入境口岸……在1961年和1974年的早期条约的基础上,2002年两国签署了一项协议,允许居住在边境三十公里以内的尼泊尔人使用‘特殊公民’证件进入某些中国边境城镇,而无需护照或任何其他正式旅行证件。该规定使许多边境居民能够通过贸易找到工作。”


文章提到了圣山冈仁波齐,是指尼泊尔充当连接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桥梁,依朝圣路线,即沿尼泊尔西北与西藏自治区的边界延伸到尼泊尔-印度边界。印度朝圣者进入尼泊尔境内后,乘坐直升飞机飞抵边界,再过境进入普兰去朝拜圣山圣湖。


周恩来和陈毅访问尼泊尔。(来自网络)

文章还提到了Limi山谷:“最近发生的一起事件涉及边界界桩的临时消失,以及在胡姆拉县利米山谷上方拉帕查附近出现的中国建筑”,但中国方面声称那是在“中国的普兰县境内……新建的一个边境小康村,今年(即2020年)5月开始施工,目前已接近完成”【3】。经搜索,原来路透社等媒体在九月间报道过相关事件,指中共军人越过边界两公里,占了地,盖了九或十一栋房子【4】,其场景正是达琼喇嘛的后人发给我的那张山谷间出现简陋房子的照片,但尼泊尔当地长官和尼泊尔外交部长却都矢口否认,称中方并没有犯界……显然边境上暗流涌动啊。


我的书架上有本发黄的书:《中国西藏地方的涉外问题》【5】,1985年由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内部发行”,感觉像是牛皮纸印的。作者是一个名叫杨公素的中共外交官,曾任中共西藏官员、中国驻尼泊尔大使等,也被中共官方称其为“著名藏学家”。这里插个八卦,这个人实际上另有本名,却在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冒用”在大学期间奇特失踪的同学杨公素的名字,正是民国名人也是很复杂的历史人物杨度的儿子,而他从此就将他人的名字用了一辈子这也实在是诡异得不同寻常【6】。在这本书里,他写道:“尼泊尔在西藏享有特权已达百年。……在藏尼边境接壤地区,尼牧民随意过境放牧,个别地方甚至逐渐被尼方占去视为尼国土地。”不知道这“个别地方”是不是包括Limi地区。


杨公素书。(唯色拍摄)

他提到了Limi,但称是中尼边界的“争议问题”:“中尼边界西部的尼米(即Limi)地区,面积估计1200平方公里,居民原为藏族,约百余户,分布在三个村庄里。历史上,该区居民向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宗纳税,每年缴纳26.5卢比。1856年藏尼战争后,尼泊尔政府开始干涉尼米事务,认为尼米是属于尼方领土。后来逐渐形成尼、藏双方共管该地。约在西藏解放前十余年,西藏地方政府曾与尼泊尔政府交涉,双方同意,承认尼米的居民是藏人,应向西藏交税,但地方则是属于尼泊尔的领土。以后该地一直归尼方控制。”


而Limi地区,据杨公素写,正是1960年的中尼边界协定,将其与多个有藏人世代居住的地方“划归尼方”。


注释:

【1】Samar Sjb Rana:Considering the Nepal-China border

https://www.recordnepal.com/considering-the-nepal-china-border

【2】四水六岗,ཆུ་བཞི་སྒང་དྲུག་Chushi Gangdruk,本是地理名词,“四水”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雅砻江,“六岗”指擦瓦岗、芒康岗、麻则岗、木雅绕岗、色莫岗、泽贡岗,是古代藏文典籍中对康区的统称。1957年5月以康地藏人为主的藏人,在拉萨成立以此名代指的政治组织,意在反抗进入西藏的中共及军队;1958年6月成立下属的“卫教志愿军”;1959年转移至尼泊尔北部的木斯塘王国继续游击战;1974年在中尼围剿下最终结束使命。

【3】环球网:中国侵占尼泊尔领土了?https://finance.sina.cn/tech/2020-10-17/detail-iiznezxr6410091.d.html?fromtech=1&from=wap

【4】德国之声:中国侵占尼泊尔领土? 两国官方均否认https://www.dw.com/zh/%E4%B8%AD%E5%9B%BD%E4%BE%B5%E5%8D%A0%E5%B0%BC%E6%B3%8A%E5%B0%94%E9%A2%86%E5%9C%9F-%E4%B8%A4%E5%9B%BD%E5%AE%98%E6%96%B9%E5%9D%87%E5%90%A6%E8%AE%A4/a-55493826

【5】《中国西藏地方的涉外问题》,杨公素著,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资料征审委员会,1985年。

【6】见维基中文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A8%E5%85%AC%E7%B4%A0



(
原文发表于唯色RFA博客: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blog/ws-05192021122849.html

2021年6月8日星期二

唯色RFA博客: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九)

楚布寺展佛。(1998年夏天,唯色拍摄)

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九)

唯色



12、由冈仁波齐延伸的故事:逃亡、隐匿与重逢


我又想起一个故事,与直贡噶举的一位仁波切有关,也与圣山冈仁波齐有关。不过我认识那位仁波切的时候,他是楚布寺的年轻僧人,出类拔萃,直率勇敢。我还认识他的父亲,看上去很像拉萨的退休干部,但与他长谈后才了解到如同悲剧史诗的故事,确切地说与圣山有关的是他。我记录了这个故事,以《丹增和他的儿子》为题,收入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的散文集《西藏笔记》之中。于2003年在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很快成了禁书,我也于来年被解除了在《西藏文学》的编辑职务。被认为有“严重的政治错误”的文章,包括这个故事所记录的事实,比如描写父子俩在尼泊尔和印度的朝圣照片这段:


“千层佛塔。万尊佛像。菩提树。金灿灿的转经筒。丹增又让我看了两张照片。很郑重。也很小心翼翼。一间不算宽敞、也不华丽但洒满金色光线的屋子里,他和江央班登神态谦恭地候于两侧,而被拥于中间的,正是所有虔诚的藏人最熟悉、最亲切、最渴望的人——达赖喇嘛。这照片是1999年3月拍的。”


丹增其实也是一位仁波切,为青海省玉树州杂多县更那寺(噶玛噶举)寺主,六岁升任法座。他的家族雄踞一方,父为千户长,母为囊谦王室公主。他有三个兄弟,兄长是直贡噶举的加布仁波切。按说再过几年,他的完整的寺院教育就结束了,他就该在金刚法座上履行他的弘法利生的责任了,但轮到他这个十三世的时候,他的绛红色的人生之旅被来自外界的一股强大的可怕的力量给斩断了,正如我依据他的讲述写的发生在1958年春天的故事: 


“……他的哥哥突然把他从寺院里带出来,告诉他不逃不行了,再不逃就会没命了,然后塞给他一支长枪和一匹马,带着上千名男男女女匆匆地踏上了逃亡之路,也可以说是不归的‘叛乱’之路,因为这个队伍是边打边逃的,执行‘平叛’任务的解放军一路围追堵截,紧紧跟着,一直跟到了今天的阿里地区革吉县境内。这时候,上千人只剩下了几十人,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散的散。丹增记得他的身边常常是一个活人突然就变成了一个死人。起先他害怕得很,慢慢地也就习惯了。其实谈不上习惯不习惯的,因为时刻都在逃命。丹增是后来才知道他和三个兄弟最终失散的地方叫做革吉县的。


“这片寒冷、荒芜而且没边没际的大草原,是在一个枪声大作的黑夜让他们余剩不多的人像鸟兽一样散落开来,并吞没或者掩护他们消失于其中的。当狂奔的丹增再也走不动的时候,他发现他的身边没有兄弟,也没有经师,谁都没有,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狠狠地大哭了一场。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也是最厉害的一次大哭。然后,他擦去泪水,朝着有帐篷的地方走去,在一个比较富裕的牧人家里作了佣人。从此,十四岁的丹增开始了他的漫长的隐姓埋名的生涯。渐渐地,人们知道的是这个男孩在随家人朝圣神山冈仁波齐的路上,失去父母又与兄弟走散,变成了一个孤儿。”


当所谓的“解放”成为现实,“长达整整二十多年,丹增完全隐瞒和圆满编造了个人的身世”。他当过通讯员、驾驶员、技术员,都是普通一员。他谨小慎微地,经历了共产党发动的一个个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中,出于自我保护,他哪个派都不参加,也不得罪。后来,他结婚了,有孩子了,在拉萨定居下来了,“随着岁月的推移,他开始难以遏制地思念起当初一起出逃的兄弟们。他们是死了,还是活着?如果活着,又会流落在哪里?他悄悄地打听着,查寻着,每一次单位组织下乡总是最积极的一个。尤其是去阿里、那曲一带。那一带果然有些同乡人。他清楚他们一定是当年失散的同伴们,但他从不去找他们。他的寻找依然是暗地里进行着的,一切都是悄悄的,不动声色的,他早已经习惯了这样。就这样到了1980年,又有了一次去阿里的机会,距离神山冈仁波齐很近,有同事的一个亲戚也要搭车去朝圣,可一直走到了神山脚下,那人才告诉他,他是打算翻过神山逃往印度的。丹增这次不害怕了。他直觉地认为这是他寻找兄弟们的一个机会。或许,他的兄弟们就在那边呢。于是他委托这人帮他打听他的失散二十多年的兄弟们。这人也答应了。然后他们一起转山。计划是转着转着就各走各的。可不曾料想,一个极其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


“丹增反复对我说这是真的,真正的,我真的就在转山的时候,碰到了我过去寺院里的僧人。虽然我们二十多年没见面了,而且当年我还是个孩子,可是我们互相都认出来了。我像被电打了一样。这是我二十多年来第一次看见我的家乡人,还是我的寺院的僧人。我愣愣地站着,他也愣愣地站着,谁也不敢相信啊。他扑通一下跪到在地放声哭了起来。他边哭边说:‘祖古【1】,你只是胖了一点,还是和以前一样。’”


“这个在转山路上遇到的僧人正是从边界的那边过来朝圣的。丹增说,那时候对边境的管制不像现在这么严,只要有过往尼泊尔的通行证,是允许那边的人来这边朝圣神山的。丹增说,这个僧人也是当年一起出逃的人,一直跟着他的兄弟们。他的兄弟们果然是逃到了印度。……就这样,丹增终于找到了他的兄弟们。”在这个故事的最后,我写到:“我佛慈悲。我佛终究会在适当的时候,因缘具足的时候,让善报或恶报示现给芸芸众生看的。”


现在我意识到是圣山冈仁波齐给予了这一因缘具足的时刻,使得离散的亲人获得重聚的机会。就在我打算复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意外得知丹增的兄长,直贡噶举著名的加布仁波切,已于三年前在印度圆寂;他那离开故乡的儿子,已在异国成为直贡噶举新一代仁波切;丹增与妻子依然在拉萨生活,也时常返回寺院,我真心希望有一天能与他再见。


从网上检索更那寺不多的讯息,我找到有关寺院概况的简介,其中除了提及丹增为第十三世寺主,还提到寺院三位仁波切中的一位叫贤林祖古,“卒于1958年”。这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时间,让我想起藏学家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的文章《死亡统计》【2】,就2012年5月在囊谦挖出的一个乱葬坑里所暴露的累累白骨写道:“图片非常清晰,当地人流传这些是在1958年被屠杀的僧俗人士的遗骨。”他还翻拍了1999年北京出版的《中国藏学》杂志有一期当中的一页,记录了玉树地区的一座寺院多位仁波切,无论年长或年轻,无一例外的,全都死于1958年。丹增与他的兄长也正是1958年逃出被镇压的寺院。


注释:


【1】祖古:སྤྲུལ་སྐུ།,化身,转世者。指藏传佛教的转世高僧,汉译活佛是错误的。

【2】《The Body Count》,http://www.rangzen.net/2012/09/14/the-body-count-2/。中文譯文《死亡統計》,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09/blog-post_28.html。


(原文发表于唯色RFA博客: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blog/ws-05052021161724.html,这里有修改和补充)


我的散文集《西藏笔记》2003年出版后被禁。(唯色拍摄)


丹增和他的儿子见到了尊者达赖喇嘛。(唯色翻拍)


2012年5月,在青海省玉树州囊谦县挖出的乱葬坑里的骨骸,当地人认为是1958年被杀的藏人僧俗的遗骨。(图片来自Elliot Sperling)


敬安仁波切、加布仁波切与法王噶玛巴合影。(图片来自网络)


北京出版的《中国藏学》杂志1999年某期截图,记录了玉树地区拉布寺的寺院领袖全都死于1958年。(图片来自Elliot Sperling)


玉树州杂多县更那寺及三位仁波切。(图片来自网络)


2021年5月1日星期六

唯色RFA博客: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八)

圣山内转道上的江扎寺。(图片来自网络)

   在冈仁波齐遇到的行脚僧,及圣山南面的藏人与流亡的精神领袖(八)

唯色

 11、由冈仁波齐延伸的故事:“国家4A级景区”

   传统上,必须外转冈仁波齐13圈之后,才能走内转道,也才能见到宫堡似的江扎寺,所以我于2002年转冈仁波齐的时候,仅外转一圈是没有资格内转的,自然也就没有资格见到江扎寺。关于外转13圈有许多动人的民间故事,比如有个故事是说一位因口渴俯身饮河水却痛失怀中幼婴的妇人,遵循喇嘛开示转圣山13圈后,从痛不欲生的苦中得到解脱,从此给后人留下这一离苦得乐的心灵药方。当然更有殊胜的密意与这个数字即13圈而非1圈或9圈有关。许多朝圣者在转了13圈之后会当即立下誓言,各种誓言包括余生茹素、绝不杀生等等。换句话说,既然是一心一意的朝圣者,理当尊重、遵守这一传统,而不应该毫不在乎。既然流传的有罔顾禁忌,径直去探内转道的风景或传奇,导致种种惩罚的传说,或也可能不会是无稽之谈。


但从网上找到的信息看,现在内转道已被开辟成了旅游线路,江扎寺成了观圣山的观景台之一,是所谓的“国家4A级景区”。只要花上两百元买门票,旅游车可以径直开到寺院跟前,花花绿绿的游客们在层层白塔之间晃来晃去,真的是无知者无畏啊!


记得十年前,我写过一篇呼吁书,题为《请制止用神山圣湖牟利的“开发”》[1],其中写道:“……从冈仁波齐神山归来的网友披露,亲眼目睹在转山道上,目前正在拓宽路基、修筑公路,不久各种车辆可从塔钦直达止热寺,并已见到竖起的电缆杆。据了解,总部在北京的国风集团下属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承包’了西藏的神山冈仁波齐和圣湖玛旁雍措,将其设为旅游区。从网上查到《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显然把神山和圣湖当作了发行股票的招牌,归之为‘西藏阿里神山圣湖旅游区开发项目’,‘包括景区开发、酒店建设、环保车购置、制氧厂等其他设施建设等’,以后会有‘大门、观景台……景区机动车道等’。……今年,一项环绕冈仁波齐神山的越野赛正在紧锣密鼓推进……承办单位“北京极度体验户外探险运动有限公司”……虽然这次活动打着‘慈善’旗号,但已经显示出伸进冈仁波齐的商业之手初试牛刀。这并非无端的臆测,因为已经有诸多神山圣湖,都是沿着这个轨迹被置于了商业的砧板上。”


我在呼吁书中还写道:“在传统上,朝拜冈仁波齐与玛旁雍错是众多信徒一生中不可缺少的经历。而步行环绕神山和圣湖,是延续了难以计数之岁月的信徒朝圣方式,要的就是通过步行的‘劳其筋骨’达到宗教境界的升华,绝不需要公路、游览车等。相反,公路、游览车只是为着引来尽可能多的猎奇者,按当代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是一种‘旅游帝国主义’行为,造成的是对神山圣湖的亵渎和毁坏。”“即使暂且不论宗教信仰者在恒久岁月中赋予神山圣湖的各种神圣性,在特定地方保持一块神圣区域,不妄动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是有着宗教信仰的民族在长期历史过程中,通过文化手段形成的一种对生态的特殊保护,体现了人与自然交融的‘文化环境观’,既有效地保护了众生共有的家园,也为人类传统和信仰留存了一席之地,这正是属于全人类共有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理应珍惜,更应尊重。”


当时尚在世的美国藏学家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也撰文[2]指出:“出于利益来践踏这处宗教名胜,并不只是对藏人的又一次侮辱,对于将神圣的冈仁波齐看作湿婆(Siva)的居所,而来朝拜和绕行的印度朝圣者来说,也是一记耳光。王力雄在《天葬》一书中,将图伯特描写为一具无法移动的躯体,正无助地被疯狂捕食的秃鹫撕裂。唯色以此来比喻在这种无耻的为利益而践踏藏传佛教及文化的行为面前,藏人的无助、无力。她呼吁停止为金钱开发冈仁波齐(及玛旁雍错)的行为。这在国际上引起了一些注意,但面对这种开发将造成的对环境与文化的灾难,迫切需要更多的关注。”遗憾的是,我们的呼吁在霸道的权力和欲壑难填的贪欲面前丝毫难挡。


除了把宗教圣地商业化,并带来令当地人难以忍受的环境污染(前不久在微信朋友圈流传塔钦藏人拍摄的视频,可见圣山周围尽是塑料袋、塑料瓶等各种垃圾),文革后艰难重建的寺院再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屡屡受到政治的干扰,从颇具奥威尔在《1984》中所说的那种新话风格的当局官宣上,可以看到驻寺干部带领江扎寺僧人“讲团结爱祖国升国旗”的照片,鲜红的中国旗帜猎猎招展;“寺管会主任益西拉杰同志用僧人愿意听、听得懂、接地气的方式”,要求大家“积极争做‘政治上靠的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先进僧人。”[3]这座僧侣不及十人的寺院,近年来的各种政治活动多多,比如“开展‘加强民族团结,建设美丽西藏’主题宣讲”、“开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宣讲”、“开展‘拥军爱民 僧侣进军营’双进活动”等等,江扎寺太不容易了。


注释:

[1]: 请制止用神山圣湖牟利的“开发”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07/blog-post_2345.html

[2]:Kailash: An Appeal http://www.rangzen.net/2011/07/14/kailash-an-appeal/ 中译:关于神山的呼吁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07/blog-post_15.html

[3]:网信普兰(2020-12-03):普兰县江扎寺管会开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宣讲https://mp.weixin.qq.com/s/3cevdcW7Jc8_i4czoxJ0Wg


(原文发表于唯色RFA博客: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blog/ws-04212021134550.html,这里有修改和补充)

重建后的江扎寺。(图片由直贡绛衮澈赞法王提供)
旅游部门的圣山旅游示意图。(图片来自网络)。
江扎寺被设成“国家4A级景区”。(网络截图)
游客车辆径直开往江扎寺。(图片来自新浪微博)
去江扎寺游客的新浪微博截图。
江扎寺开会场景。 (微信公众号图片)
江扎寺升旗场景。(微信公众号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