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文革的画册《杀劫》中的几幅老照片

西藏文革的画册《杀劫》中的几幅老照片

文/唯色

“杀劫”是藏语“革命”的发音，汉语拼音为“Sha Jie”。传统藏语中从无这个词汇。半个多世纪前，当解放军来到西藏，为了在藏文中造出“革命”一词，将原意为“新”的藏文和原意为“更换”的藏文合而为一，从此有了“革命”。据说这是因新时代的降临而派生的无数新词中，在翻译上最为准确的一个。
　
藏语“革命”在汉语中可以找到很多同音字，我选择的是“杀劫”，以此表明二十世纪五○年代以来的革命给西藏带来的劫难。四十年前，又一场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席卷西藏，于是“杀劫”之前被加上了藏文的“文化”。藏文“文化”的发音，汉语拼音为Ren Lei，与汉语的“人类”发音相近，所以用汉语表达藏语中的“文化大革命”一词，就成了对西藏民族而言的 “人类杀劫”。

　

看上去，文化大革命即将到来之前的拉萨风平浪静。一幢幢类似兵营的房屋修筑在过去的大片草地、“林卡”（园林）和沼泽上，是新政府的办公场地和宿舍。据一九六五年的《西藏日报》报导：拉萨市建成了一个以人民路为中心的、拥有二十五个较大的建筑物的新市区。

二十世纪六○年代的拉萨正在失却古老而独特的风貌，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是沧桑之变的见证。

穿军便服在当时是全中国红卫兵的时尚，西藏红卫兵也不例外。而且，西藏女孩子习惯保留的长辫子已剪成了齐耳的短发，这也是「革命化」的象征。

这些戴着红领巾、挥动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的孩子们，看上去都是小学生，却佩有红卫兵袖章，这表明红卫兵的成分已经扩大化了。当同学们都在高呼口号时，右边那个小男孩在埋头玩什么呢？



公元一四○九年，藏传佛教格鲁派宗师宗喀巴在对大昭寺大规模修整之后，以稀世之宝供养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佛像（藏人尊称“觉仁波切”。“觉”的意思是至尊，“仁波切”的意思是珍宝，也用以指代转世活佛），并献上纯金制作的五佛冠。同时，为纪念佛陀以神变之法大败六种外道的功德，宗喀巴遍召各寺院、各教派的僧众，于藏历正月期间在大昭寺举行祝福祈愿的大法会——“默朗钦莫”，前后持续十五天。

因来参加法会的僧俗众多，故将其法座移到大昭寺南侧的广场继续传法，从此历代达赖喇嘛和甘丹赤巴（甘丹寺法台）都在此处传授佛法而称之为“松却绕瓦”，意为“传法之地”。而法会也遂成惯例得以沿袭，五世达赖喇嘛以后延至二十一天。届时拉萨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以及其它寺院的数万僧人云集于大昭寺，举行修法、辩经、驱魔、酥油花灯会、迎请未来强巴佛等活动。在“松却绕瓦”的辩经场面甚为壮观，最优秀者可以获得格鲁派最高学位——“格西拉然巴”。这一年一度的盛大法会通常由达赖喇嘛亲自主持。

文革以前的“松却绕瓦”是拉萨除了寺院和布达拉宫之外唯一一块铺了石头的场地，专门用以法会上无数僧侣就座。但在文革期间，这里是揪斗“牛鬼蛇神”的批斗场，改名为“立新广场”。以后除了在此召开群众大会，还是露天电影院、文艺团体表演翻译成藏语的样板戏《红灯记》和现代革命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剧场。

一九八六年二月，被禁二十年的祈愿大法会重新恢复。但由于一九八九年在法会期间发生“骚乱”再度被取消，至今不再举行。“松却绕瓦”日渐被云集的商贩拥挤得只馀小片空地。这些商贩有的来自山南农村，带着自己编织的氆氇毛毯出售给当地人和游客；也有不少汉族和回族商贩在此摆摊，以卖工艺品为主。在“松却绕瓦”左边不远处，是八角街派出所所在地。

这是“破四旧”运动中第一次“革命行动”——砸大昭寺的部分红卫兵在“松却绕瓦”的合影。

曾经聚集数万绛红喇嘛的讲经场，如今面目全非。过去供奉达赖喇嘛和高僧大德之法座的高台上，此刻却被毛泽东画像和一面上书“宣战书”的大牌子取而代之。一幅“彻底砸烂旧世界！我们要做新世界的主人！”的标语被高高举起，比红墙金顶的大昭寺更为醒目。除了一群看热闹的小孩子和七八个头上系着头帕挤坐在一起的女人（她们是帕廓街上的居民），在林立的红旗和红缨枪之间，一个个东张西望、稚气十足的年轻人几乎都是拉萨中学的学生。



这是大昭寺的前院“金戈”（坛城之意），在拉萨红卫兵“破四旧”这一天，遍地堆积着残破不堪的佛像、法器、供具以及其它佛教象征物，据说很多都是从楼上的佛殿里、长廊上抬来再扔下去的。二楼露台上的十几个人都是红卫兵，其中还有几个扎辫子的女红卫兵，还有两人似是蹲伏着又似是个头儿矮小的小孩子，手里拿着什么东西似乎正欲往下扔。楼下很明显的有三个手持红缨枪的男红卫兵，角落深处还有四个穿军装或军便服的背影。

　
传统上，“金戈”是藏历正月期间在大昭寺内举行“默朗钦莫”的所在，彼时有数万僧人裹着绛红大氅围坐于此齐声颂祷的盛况。院内主要安排哲蚌寺的僧人就坐，其它寺院的僧人则环坐于转经回廊，甚至挤满了二楼呈凹字形的露台。达赖喇嘛则从三楼围着金黄纱幔、其上金顶闪耀的“甚穹”（尊贵者的寝室，又称「日光殿」）款款而下，端坐在庭院左边的金黄法座上，亲自主持这一年一度的盛大法会。
　
一九八九年三月在这里举办了最后一次祈愿大法会，由于发生所谓的“骚乱”，“默朗钦莫”终被禁止。据一位知情者在其传记中透露，引发“骚乱”的导火索是在法会即将结束的当天，西藏的某位藏族高官带着北京的几位汉族官员，擅自闯入达赖喇嘛在法会期间下榻的日光殿，掀开遮着窗户的黄绸幔东张西望时，被聚集于前院正在进行佛事的喇嘛们发现，认为是莫大的亵渎，激发起愤怒情绪。为制服僧众的不满，手持武器的武警闯入大昭寺内抓捕、殴打被视为“分裂分子”的无数喇嘛。一位因躲藏在仓库里免遭厄运的喇嘛回忆，第二天，当他走出藏身之处，已经空空荡荡的前院到处散落着藏式木碗和僧人的披单、鞋子，那都是匆匆逃跑的僧人们遗下的，更令他震惊的是，除了这些，地面上还有一层已经结了薄冰的血迹。
　
如今这个庭院在平日里显得洁净、安宁，而在宗教节日和藏历新年期间却格外拥挤，来自全藏各地的信徒排着长队去朝拜释迦牟尼等身佛像。供奉这尊释迦佛像的殿堂“觉康”是整座大昭寺的中心，是那些长途跋涉，甚至用身体丈量迢迢朝圣之路的藏地百姓最终的向往。也有拉萨附近的寺院或者由家庭邀请的僧侣在这里举办法会，但由于当局的限制，此类法会的规模越来越小。


这是大昭寺的正面，可以看见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用牦牛毛编织的幡幢消失了，巨大的鎏金宝瓶和六角悬挂的铜铃消失了，由金色法轮和左右两侧的牝牡祥麟构成的“祥麟法轮”也消失了。而五星红旗还在飘扬着。二十多个手持红缨枪的红卫兵正在安放毛泽东的巨幅画像。

从上往下看，镶嵌在红墙上的心型图案，其实里面镶嵌的还有鎏金铜塑的“十相自在”（藏语“朗居旺丹”，是藏传佛教的象征之一，被认为积聚了神圣意义和力量，具有装饰和辟邪的功效），右边的已被掏空，左边的正在被挖出。

大门前的几根粗大的柱子上都贴着标语。


　
熊熊燃烧的烈火。大肆漫卷着、吞没着正在烧为灰烬的无数书页——在这之前都是存放在寺院里的佛教典籍。分不清楚谁是纵火者，谁是围观者，因为他们相互混杂，表情皆都兴奋莫名。而且，比较中国内地的同一类文革照片中出现的人群，无论装束还是相貌都十分相似。只有作为背景的藏式建筑提醒我们：这是西藏，这是拉萨，这是大昭寺的讲经场“松却饶瓦”。


如今也是摄影家的德木·旺久多吉清楚地记得父母第一次被游斗的时间，正是罗布林卡改名为“人民公园”的前一天——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他的父亲，德木·洛桑绛白隆多单增加措，乃着名的十世德木仁波切。

德木仁波切属于西藏佛教活佛系统中相当重要的一支，拉萨有名的丹杰林寺的寺主，其六世、七世和九世均当过西藏的摄政王（代理达赖喇嘛管理政教的最高权威）。十世德木仁波切还是西藏历史上最早的、也是西藏迄今最优秀的摄影家。

照片上，六十五岁的德木仁波切头戴高帽，上面用藏文写着“彻底打倒反动农奴主单增加措”，挂在胸前的相机是他的“罪证”，用来暗示他是一个里通国外的反动分子。其实那架上海五八II型一三五相机属于儿子旺久多吉，虽然被德木夫人藏在装糌粑的口袋里，仍在居委会红卫兵抄家时给抄出来了，而德木仁波切自己的好几套高级相机早已被工作组没收，理由是相机乃特务的作案工具。其中一架蔡司A康，被一个姓阎的工作组组长私吞，再不归还。

四十七岁的德木夫人穿戴的是旧时拉萨贵族夫人的华丽装束，双手捧着盛有金银珠宝的托盘。德木·旺久多吉回忆说：“每次游街，他们都让我父亲穿上我们家的护法神——‘孜玛热’的法衣，让我母亲穿上贵妇的盛装。后来，我父亲对我说，‘当时抓我游街的时候，我很担心他们逼我穿袈裟，这样我会羞死的。还好，他们要我穿的是跳神时‘孜玛热’的法衣，这倒让人有一种演戏的感觉。而且在游街的时候，除了一个小男孩冲着我说老实坦白，围观者中没人打我、骂我，还不错’”。然而，德木夫人却在经历了抄家、游街批斗等公开羞辱以及被居委会长期单独关押之后精神崩溃，仅仅一年便从疯癫走向死亡。六年后，德木仁波切圆寂了，却不被允许为他举行西藏传统的与他身份相称的葬礼。

这是丹杰林居委会组织的游斗队伍。押解德木夫妇的两个积极分子争相挥舞着拳头，表达了他们对“牛鬼蛇神“的痛恨。左边那人名叫扎西，原是一个马车夫，文革期间当了居委会副主任。在抄德木家时，他以破“四旧”为名，不仅抢走了衣物和珠宝，还抢走了政府在“赎买”（在一九五九年之后的“民主改革”中，对未参加“叛乱”的贵族、庄园主和寺庙的财产实行赎买政策，发放赎买金支付券，凭券到银行领取赎买金）中发给德木仁波切的存折，后在旺久多吉的坚持索要下不得不归还，但已被他取走两百元，这在当时不是一笔小数。扎西后来是布达拉宫前门的看门人，二00三年二月，我原本打算采访他，却听说他已于前不久病故。

右边的那个穿着破衣烂裤的人名叫单增，是“牛鬼蛇神”小组的组长，据说他最能斗“牛鬼蛇神”，德木夫人就被他狠狠打过。他早已亡故。



这个头戴圆帽、身裹僧衣、手捧宝瓶的年轻女子就是西藏最着名的女活佛——桑顶·多吉帕姆·德钦曲珍，年仅二十六岁，刚生下第三个孩子才一个多月。就在不久前，鉴于一九五九年原本追随达赖喇嘛出逃印度的她很快又返回西藏，她被视为“弃暗投明”的“爱国主义者”，成为党的座上宾，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优厚的物资待遇。多吉帕姆是河坝林居委会的“牛鬼蛇神”，批斗她的“革命群众”都是河坝林居委会的居民，批斗现场在多吉帕姆的府邸，位于帕廓东街的清真大寺一带。

站在女活佛多吉帕姆身边的两个满面愁云、战战兢兢的老人是女活佛的父母。

多吉帕姆的父亲名叫仁增加布，是一户贵族家族的总管家，母亲是商贩出身。因为女儿的特殊身份，父母也随着一荣俱荣，一毁俱毁。据说她的父亲，因为在“平叛”期间给解放军带路，传递情报，充当内线，被认为是真正的“爱国人士”。可就是这位“爱国人士”，不但跟着女儿被揪斗，两个月后还被关进了监狱。


　
看见这幅照片，一位藏人说：“我又像是回到了那时候，我也常常坐在这中间。”
　
另一位藏人则感慨道：“你看，这些窗户是破破烂烂的，这孩子的衣服也是破破烂烂的，还拿着别人给他的发言稿，他知道是什么意思吗？这周围的人恍恍惚惚的，任人摆布似的，这整个就是西藏的文化大革命。”
　
那个正在激动地呼喊口号以至额头上青筋毕现的红小兵，有人说他的名字叫阿旺格列，长大后当了民兵队长，现在快五十了，天天转经朝佛。旁边那个穿着背上打补丁的衣服、正扭头看着男孩的男人，被认出是河坝林的一个修自行车的老汉。男孩身后的那个头上包着头巾的女人是个回族，如今常在帕廓街上摆摊买饼子。
　
注意看，邦达多吉也坐在人群中，正是男孩背后那个戴着遮阳圆帽子、露出上半身的男子，满面愁云，呆呆地注视着批斗现场，随时准备被点名，然后被揪出去斗争一番。一代豪杰竟也如此落魄！

《杀劫》：2006年2月，台湾大块文化公司出版
摄影：泽仁多吉（我的父亲）
文字：唯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