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维洛：刘铁男和西藏水电大开发 | ||
| 作者: 王维洛 | ||
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是中共领导层中少有的几个真正能力强、水平高的部级干部，长期以来参与国家能源发展规划和五年计划的制定。刘铁男的能力强、水平高表现在他所主导或参与制定的计划中，在他的报告讲话中，充满了科学发展和科学论证的词藻，几乎是无懈可击，但是在计划和措施的背后隐藏的却同样是无约束的贪婪。正是这些贪婪的计划和工程措施，才使他和同伙们有巨额受贿和贪污的可能。2014年12月10日刘铁男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水电大开发、特别是西藏水电大开发是刘铁男能源发展政策的核心。刘铁男受贿犯罪本身是“浮士德式的交易”，水电大开发、西藏水电大开发更是出卖国家灵魂以换取经济增长的“浮士德式的交易”，其核心是无约束的贪婪和无约束的权力。这正是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走向牢狱的原因，也是中国生态环境大崩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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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铁男是中共领导层中少有的几个真正能力强、水平高的部长级干部，长期以来参与国家能源发展规划和五年计划的制定。无约束的贪婪，出卖了做人的灵魂，而去换取金钱和美女，使他走进牢狱。他所参与制定和积极支持的中国水电大开发、西藏水电大开发是“浮士德式的交易”，后患无穷。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一、无约束的贪婪 刘铁男，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长，是中共领导层中少有的几个真正能力强、水平高的部长级干部，长期以来参与国家能源发展规划和五年计划的制定。在其任职期间，中国水电装机世界第一，并成为世界第一能源生产大国。2014年12月10日刘铁男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检察机关在公诉时认为，刘铁男违法犯罪的客观因素是监督制约权力机制不到位。 那么刘铁男违法犯罪的主观因素是什么？笔者以为，刘铁男违法犯罪的主观因素是贪婪，无约束的贪婪。这不但表现在他受贿的巨额数字中，表现在诸多情妇的数目中，更表现在他主导制定的国家能源发展计划和参与制定的国家十二五计划和正在制定的十三五计划中。他和歌德著作中的浮士德没有什么区别，出卖了人的灵魂，去换取金钱和美女。刘铁男的能力强、水平高表现在他所主导或参与制定的计划中，在他的报告讲话中，充满了科学发展和科学论证的词藻，几乎是无懈可击，但是在计划和措施的背后隐藏的却同样是无约束的贪婪和无约束的权力。正是这些贪婪的计划和工程措施，才使他和同伙们有巨额受贿和贪污的可能。 二、西部水电大开发 在刘铁男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以及能源局局长期间，是中国西部水电大开发的时期，而且是超前发展时期，不但水电装机成为世界第一，而且是世界第一能源生产大国。 中国是世界上水力资源丰富的国家。不过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世界各国对水力资源、特别是可开发的水力资源定义不同，缺乏直接的可比性。就是中国的数据，关于水力资源、特别是可开发的水力资源的数据也不同的说法。这里采用技术可开发量约为5.4亿千瓦，经济可开发量约4亿千瓦的数据。 过去中国曾有个大的水力资源开发目标，具体为： 到2005年全国水电装机分别为0.95亿千瓦； 到2010年全国水电装机分别为1.25亿千瓦； 到2015年全国水电装机分别为1.50亿千瓦； 到2020年全国水电装机分别为2.00亿千瓦。 事实上到2009年底，中国水电装机容量已达到1.97亿千瓦，基本达到2020年应该达到的水平。 根据2013年1月刘铁男主持的全国能源工作会议提供的数据，至2012年底，中国水电装机已经达到2.49亿千瓦。从2009年底到2012年底的三年期间，水电装机增加了0.49亿千瓦，完成过去将近十年才能完成的任务。 三、大型和超大型水电开发项目是“浮士德的交换” 许多中国人认为开发水电资源、特别是通过大型和超大型工程开发水电资源是利用可再生能源，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唯一的、也是最重要途径。三峡工程上马时曾有一句宣传用语：“长江滚滚向东流，流的都是煤和油”。似乎不建三峡大坝，每年流入东海的不是长江水和所携带的泥沙，而是白白浪费了的煤和油。 其实，利用河流的水电资源，是一种交换，是人类和自然界的一种交换。既然是交换，就是有代价的。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关键是，这种交换是否值得。 河流的功能之一是河流的自净，流水才能不腐。水流速度越快，河流的自净能力越强。河流失去了自净能力，河流生态系统也就死亡了。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环境组的报告中指出，三峡大坝的建设，将使三峡河段水流变缓，河流的自净能力减弱。流速减小20%，污染物浓度增加11%；流速减小40%，污染物浓度增加28%；流速减小70%，污染物浓度增加82%；流速减小80%，污染物浓度增加158%（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影响，第31页）。河流自净能力的减弱，水质必然下降，需通过新建污水处理厂来弥补。按河流自净能力减弱的代价为每立方米零点一元人民币计算，每年的损失就超过三峡工程的发电收入。 河流的另一个功能是搬运泥沙，把高山上侵蚀下来的泥沙搬到大海去，完成自然界的沧海变良田的过程。这是自然界内在的一个平衡过程。比如，中国的的华北平原是黄河沙淤积的成果；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平原、长江三角洲平原乃至上海都是长江泥沙淤积的成果。如果三峡大坝早建四百年，中国就没有上海这个大都市。现在建造的大坝把泥沙拦截在水库中，最终还是要花钱把泥沙运送到大海去的。现在欠的，将来一定要还的，而且还很昂贵。 河流是水生生物生活的地方。大坝建成之后，环境发生剧烈变化，一些水生动物无法适应这个变化，就会死亡、灭种。三峡大坝建成后，白鳍豚遭受结构性的灭绝，中华鲟已经不能自然繁殖。许多人不以为然，忽视了大坝建设使生物种类灭绝的后果。古人说，春暖鸭先知。就是说许多生物对生态环境的变化比人类更敏感，他们已经感受到环境的变化，特别是负面影响，而人类还没有。不要忘记，人是从鱼类演变而来的。当鱼类不能生存时，人类是否还能存在？ 水库大坝的最直观的损失是淹没土地、淹没城镇村庄，迫使居民迁移。三峡大坝工程造成的土地损失六百平方公里。如果在中国的新疆或者西藏的荒漠地区选择六百平方公里的面积，或者在城市的房顶上摆上太阳能发电板，其每年的发电量可以和三峡工程相当。同样，如果换用节能的冰箱和洗衣机，如果不要空气过滤器，每年可以节约三峡工程的发电量。 根据新华社报道，三峡工程2014年发电量达988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4900多万吨原煤消耗，减少近1亿吨二氧化碳排放。这是夸大三峡工程的减碳效果。根据倪维斗院士2014年9月提供的数据，目前中国燃煤电厂平均供电煤耗为320克／千瓦时，三峡工程发电量988亿千瓦时，相当于3162万吨煤耗，减少六千多吨二氧化碳排放，这里尚没有考虑土地淹没所消失的减碳效果和三峡水库所增加的甲烷排放。 纽约城市大学布鲁克林学院教授查尔顿‧路易斯认为，中国大陆大规模地建设水库大坝，是一种“浮士德式的交易”（Faustian Bargain），那些建坝宣导者，就跟浮士德一样，出卖国家灵魂以换取经济增长，他们只看了大坝能储水发电的一项功能，却不顾阻断河流、增加地震可能、破坏宝贵的自然环境以及让数百万人无家可归等等相应危害。 佛教认为，贪婪是基于将物质财富与快乐错误地联系在一起所致。这种错误是由于被某一事物积极方面夸大的印象所迷惑引起的。刘铁男的个人行为如此，刘铁男参与制定和执行的水电大开发也是如此。 四、环保部叫停，国家发改委放行 2010年12月22日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副司长凌江在“中国水污染控制战略与政策创新研讨会”发言，认为“水电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比火电造成的污染更严重。”凌江说，环保部近期在处理一个水域因水电开发而造成的水污染问题，结果发现，由于水流减缓和富营养化，该水域水白菜疯长，水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水电开发还带来了移民后移，地质破坏造成水土流失等问题，其损失都十分巨大。 环保部曾先后叫停了不少水库大坝工程，如金沙江中游的龙开口、鲁地拉和金安桥等水坝工程，但是国家发改委却都给予正式批准。其中的利益交换，在刘铁男的案审中均未涉及。 五、西藏水电大开发和西电东送 中国水电开发的模式是从东向西推进，从汉族居住区向西藏高原边缘地区推进，进而向西藏高原核心地区推进。 有人认为，美国和西方工业国家的水电资源已经得到百分之百的开发。他们现在妖魔化中国大规模的水电开发，是阻止中国的振兴发展，是为了不让中国超越他们。 其实美国等国家的水电资源并没有得到百分之百的开发。以美国为例，可开发的水电资源1.467亿千瓦，至1998年已建水电装机容量０.9442亿千瓦，开发率达64.4%。 建造大型或特大型水库大坝开发水电资源并带动区域的发展，过去的确是美国和西方工业国家中的一种发展模式，可那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发展模式。六十年代环保运动兴起，八十年代出现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美国和西方工业国家基本上已经放弃了这种发展模式。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几本书起了很大的作用，如Goldsmith和Hildyard撰写的《大型水坝的社会与环境效应》，世界水坝委员发表的《水坝与发展》。而这些知识，包括大型水坝的负面经验教训，在中国基本没有得到传播。中国依然抱着陈旧的发展模式不放，还埋怨别人批判这种模式。 前面谈到，中国水电资源技术可开发量约为5.4亿千瓦，经济可开发量约4亿千瓦，到2012年底，中国水电装机达到2.49亿千瓦，已经达到经济可开发量的6０%。到2014年底，开发程度应该已经达到或者超过美国。那么中国是否象美国一样停止了开发的步伐呢？留一部分资源给子孙后代去做决定呢？没有。不见棺材不落泪，贪婪的人是不会停止步伐的。中国把眼睛盯在剩余的不到40%的水力资源上。而这个不到40%的水力资源主要分布在西藏高原的核心地区。有资料说，西藏自治区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达2亿千瓦，占全国的29％，居全国首位。仅雅鲁藏布江的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达1.1亿千瓦，占全国1/6，其中干流水力蕴藏量近 0.8亿千瓦，仅次于长江居第二位（其实西藏境内并无这么多的可开发的水电资源）。 西藏水电大开发，是刘铁男的水电大开发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要完成刘铁男主持制定的国家能源发展计划和参与制定的十二五计划，以及正在编制的十三五计划，没有西藏水电大开发是不行的，因为在中国境内、除西藏以外的水电资源基本上已经开发殆尽。 2012年12月17日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白玛赤林与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等进行了座谈，这是有关西藏水电大开发的十分重要的会议。陈全国和白玛赤林首先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300万各族人民向国家发改委和能源局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发展稳定各项事业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们代表全区300万各族人民恳请国家发改委和能源局进一步加大对西藏能源发展的支持力度，加快实施昌都电网与四川电网联网工程，加快推进“西电东送”接续能源基地建设。刘铁男表示，国家能源局将大力支持西藏水电资源开发，积极推进昌都电网与四川电网联网工程。 “西电东送”是西藏水电资源大开发中关键词，说明了西藏水电资源大开发的目标。当西藏电网和昌都电网、四川电网联网时，西藏就可以成为全国最大的电力输出基地了。在刘铁男任能源局局长期间，西藏和青海电网已经联网，这是为西藏电网和昌都电网、四川电网联网创造条件。西藏和青海电网联网后，西藏已经不缺电，所以才有陈全国和白玛赤林对刘铁男的感谢。但是不久前藏木大坝工程开始发电时说，藏木工程解决了西藏冬季缺电的问题，显然西藏夏季不缺电。根据唯色转发的文章，拉萨夏天经常停电，拉萨居民饱受停电的困扰。以上的信息看起来是很矛盾的，西藏不缺电，但是拉萨居民用电经常停；西藏冬季缺电，但是拉萨夏天停电……但是在电力供给垄断的制度下，却是很好理解的。人为的供给短缺是社会主义的一个特征，人为制造的电力短缺，迫使居民对以“西电东送”为目标的水电资源大开发表示支持，否则停电将更频繁出现。所以，西藏水电资源大开发是西藏人恳请的开发，而不是国家发改委和能源局或者刘铁男等外部强加的大开发。 班禅大师在世时曾表示反对西藏水电开发，担忧水电开发会对西藏气候以及高原生态带来的负面变化。不得不佩服大师对事物的深刻理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还没有完全形成，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也只是小范围内讨论的问题，生态环境的问题在中国还很少听说。但是大师就能看到西藏水电开发所带来的严重问题而加以拒绝。可惜现在的班禅并没有继承前世班禅大师的理念。班禅大师去世后，李鹏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把水电开发项目当作西藏自治区的生日礼物送给了西藏。现在西藏自治区政府代表全区300万各族人民恳请西藏水电资源大开发，把西藏建成全国最大的电力输出基地，实现西电东送。 中国水电大开发是“浮士德式的交易”，西藏水电大开发更是“浮士德式的交易”，其核心是无约束的贪婪和无约束的权力。这正是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走向牢狱的原因，也是中国生态环境大崩溃的原因。 （转自 民主中国） |
2015年1月27日星期二
王维洛：刘铁男和西藏水电大开发
2015年1月25日星期日
唯色：记2014年自焚抗议的11位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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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绘画记录藏人自焚的日本画家Tomoyo Ihaya（井早智代），为2014年12月22日自焚牺牲的才让卓玛绘画。 |
记2014年自焚抗议的11位藏人
文/唯色
2014年，有11位藏人自焚抗议。在藏人自焚抗议的记录中，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4年12月23日，在西藏境内有135位藏人自焚，在西藏境外有5位流亡藏人自焚，共140位藏人自焚，包括21位女性。其中，我们所知道的，已有119人牺牲，包括境内藏地116人，境外3人。
以下是关于11位自焚藏人的简介。
1、2014年2月5日，牧民彭毛三智在泽库多禾茂乡自焚牺牲。
彭毛三智（འཕགས་མོ་བསམ་འགྲུབ། Phagmo Samdub）：
安多泽库（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多禾茂乡牧民、在家密宗修行者，27岁。
2014年2月5日晚约21时半，彭毛三智在多禾茂乡第二完小（又称万青宁寄宿制完小）附近点火自焚。军警将重伤的他强行带往泽库县。当局立即封锁通讯，严防自焚消息外传，并部署大批公安和武警。有消息指彭毛三智在自焚现场已牺牲。
彭毛三智是多禾茂乡塔士乎村牧民，有妻子和年幼的儿子与女儿。母亲名叫珠姆。
他自焚牺牲后，当局拘捕了他的弟弟、僧人嘉措，及其他藏人。
迄今，在泽库县多禾茂乡已发生5起自焚抗议事件，包括牧民、尼师、女中学生。
2、2014年2月13日，洗车店主洛桑多杰在阿坝县自焚牺牲。
洛桑多杰（བློ་བཟང་རྡོ་རྗེ། Lobsang Dorjee）：
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人，曾为僧人，后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经营洗车店，25岁。
2014年2月13日下午约18时半，洛桑多杰在阿坝县洽唐街（因有十多位藏人在这条街上自焚抗议，被藏人称为“英雄街”）通往格尔登寺的路口点火自焚。从当地人传出的视频可见，洛桑多杰盘坐地上，双手合十，被熊熊火焰围裹的全身一动不动。周围目睹藏人有出于恐惧而逃走的，也有更多的人在呼喊，还能听到急促的藏语祈祷声：“嘉瓦丹增嘉措钦…”（尊者达赖喇嘛护佑我们……）
部署在阿坝县城的军警将烧伤的洛桑多杰强行带走，随即全县戒备森严。三天后，即16日，洛桑多杰在阿坝州州府马尔康县的州医院牺牲，他的家人要求当局交还遗体被拒绝，只收到骨灰。很多民众为他去寺院点灯祈福。
洛桑多杰出生于阿坝县贾洛乡的牧民家庭，父亲名为才巴，母亲名为娜梅吉，他在四个子女中排行第二，尚未结婚。
他曾是格尔登寺僧人，还俗后与母亲和弟弟在相邻的达日县经营洗车店。自焚前数日，他回到阿坝县朝拜寺院，参加法会，观看金刚法舞。
迄今，属阿坝县贾洛乡的自焚藏人有11位，包括牧民、尼师、僧人、洗车店主。
3、2014年3月16日，僧人久美旦真在泽库县自焚牺牲
久美旦真（འཇིགས་མེད་བསྟན་འཛིན། Jigme Tenzin）：
安多泽库（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夏德寺僧人，29岁。
2014年3月16日早上7点，久美旦真在泽库县夏德寺外自焚。僧侣们将他抬到寺院，为随即牺牲的他举行了超度祈福法会。当局立即封锁通讯，并从夏德寺抓捕了14名僧人，拘押期间施以毒打。久美旦真的两个兄弟于18日遭拘押，23日获释。久美旦真的父亲呼吁当局不要惩罚夏德寺，于3月22日被拘捕，至今情况不明。目前，大量军警进驻夏德寺，所有僧人被强令参加为期100天的“法制教育”。
久美旦真出生于泽库县夏德日乡的牧民家庭，父亲名叫拉杰嘉，母亲名叫央廓。
他出家夏德寺多年，曾在安多地区著名大寺隆务寺（位于热贡即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学佛。
4、2014年3月16日，僧人洛桑华旦在阿坝县自焚牺牲。
洛桑华旦（བློ་བཟང་དཔལ་ལྡན། Lobsang Palden）：
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23岁。
3月16日是2008年安多阿坝抗议民众被当局军警枪杀纪念日。自此，3月16日被藏人称为“阿坝屠杀日”。始于2009年2月27日的第一起自焚，即格尔登寺僧人扎白正是因为纪念遇难者一周年的祈祷法会被取消而自焚抗议。之后，2011年、2012年、2013年的3月16日，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彭措、洛桑次成、洛桑妥美相继自焚抗议，牺牲。
2014年3月16日上午11点半，洛桑华旦在扎白自焚之处（阿坝县洽唐街，被称为“英雄街”）点火自焚，当即被军警强行带走，五天后在医院牺牲。
洛桑华旦出生在阿坝县麦尔玛乡三大队（阿谢仓）的牧民家庭，父亲已故，母亲名为南科，继父名为西热，有兄弟姊妹多人，并有弟弟也是格尔登寺僧人。
他自小出家，一直在格尔登寺学习佛法。自焚前，他留下给母亲、兄弟姊妹及老师、同修的遗书，主要内容是感恩母亲抚育，永远要做利他的善事，民族之间团结，特别要与汉人邻居团结，只有双方互利才能共存。遗书内容如下：
“想要对父母、兄弟姐妹们说的是：民族间相互团结，诚心相待是正确的。心怀妒恨招致失败，诚心相待会成功是毋庸置疑的。同样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三思而行，不要愚昧行事是极为重要的。
“如果是学生，要做到学业有成；如果是父母，要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如果是商人，要做到双方有利。不论是农民还是牧民，要孝敬父母。
“对全世界，特别是对汉人邻居要团结，只有相互团结有爱心，才可以将我们的想法向对方说明，也可以有所作为，不是吗？哦！我要向你们说的是，要时常把有利他人和有利自己区分来开，要常求有利别人，不求有利自己，因为幸福的根源是有利他人及团结一致。
“愿阿妈、祖母、姨姨、舅舅、姐夫以及我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及所有与我有关的亲人，以及，付出心血教育我的老师，我的同学们事事顺利，心想事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利他。
“我的阿妈啦！您用慈爱养育了我们，我们是在您的血汗中逐渐成长，我们在您的怀抱里得到无尽的快乐，您给予我们太多太多，让我们顺顺利利，没有任何困难，一切只因您的慈悲。感恩我的母亲！一切是您给的，如果要一一详述，永远也没法说完，所以就说这么多吧！
“以上一定有很多错别字，我向你们表示抱歉。（华旦，或雄鹰智华，或素食者，或哈哈哈短腿敬上）”
5、2014年3月29日，尼师卓玛在巴塘县自焚受伤。
卓玛（སྒྲོལ་མ།Dolma）：
康巴塘（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西松贡乡人，尼师，31岁。
2014年3月29日下午3时多，卓玛在巴塘县著名寺院曲德贡巴（被更名为“康宁寺”）的转经路上点火自焚，在场信众立即扑灭火焰，并将烧伤的她送往当地县医院。军警严密封锁医院，当地通讯曾被阻断。据消息，卓玛“暂无生命危险”，但当时与她转经的三位尼师被警方带走，情况不明。
卓玛出生于巴塘西松贡乡（在金沙江对岸，现已划入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芒康县）的农民家庭，父亲名叫尼玛，母亲名叫旺姆。其家族名为东拉卡，是巴塘境内大户人家，曲德贡巴的三位转世仁波切以叔侄辈份出生在其家族中，有多位前辈在1950年代反抗中共的战斗中牺牲或入狱。
自焚前，卓玛在另一座寺院即日登寺磕等身长头已有数月。
这是在巴塘县发生的第一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巴塘县是3月30日在北京去世的西藏共产党创始人、共产主义革命家平措汪杰先生的家乡。
6、2014年4月15日，农民赤勒朗加在道孚县自焚牺牲
赤勒朗加（འཕྲིན་ལས་རྣམ་རྒྱལ། Tinley Namgyal）：
康道坞（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孔色乡人，农民，32岁。
2014年4月15日中午12时多，赤勒朗加在孔色乡自焚抗议，当场牺牲。当地僧俗藏人将遗体抬往宁玛寺院各它寺，举行了祈福超度法会。之后，家人将遗体送回家中，17日深夜火葬。
赤勒朗加是道孚县孔色乡格勒村农民，父亲名叫堆罗，已去世，母亲名叫白拉，他在三个子女中排行第三，尚未结婚。
他在自焚前给友人和家人留下遗言：“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困难，根本没有自由。”“藏人没有自由可言，连骑摩托车到县城购物都受到阻拦”。“如果自焚的话，对西藏整体利益有多大作用？对获得自由有多大帮助？”
赤勒朗加自焚牺牲后，他的生前照片及自焚现场照片被迅速传出，藏人们在照片下用藏文写道：“在道孚有一位名叫赤勒朗加的同胞，为了藏民族的政教燃烧了自己的身体，是民族的英雄，我们表示沉痛哀悼。”
迄今，道孚县有5位藏人自焚抗议，包括僧人、尼师、流亡者和农民。
7、2014年9月16日，牧民贡觉在甘德县自焚重伤。
贡觉（དཀོན་མཆོག་། Kunchok）：
安多果洛（今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下藏科乡牧民，42岁。
2014年9月16日，贡觉在下藏科乡派出所门前点火自焚，被在场藏人扑灭火焰，并将他送往西宁一家医院。而外界迟迟不知这一自焚抗议事件，是因为当地民众不敢披露，以防贡觉和帮助他的人遭捕。贡觉伤情严重，家人担心他是否能活下来。而他在恢复知觉后流泪表示：“我没有完成我的心愿。”
贡觉有两个子女，儿子是僧人，女儿是尼姑。
迄今，果洛州有3人自焚抗议，包括朱古（活佛）、僧人。
8、2014年9月17日，学生拉莫扎西在合作市自焚牺牲。
拉莫扎西（ལྷ་མོ་སྐྱབས།་བཀྲ་ཤིས། Lhamo Tashi）：
安多桑曲（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博拉乡人，学生，22岁。
2014年9月17日深夜，拉莫扎西在安多黑措（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的公安机关前点火自焚，当场牺牲。军警抢走遗体，擅自火化。次日，他的家人要求归还遗体，当局只给了部分骨灰。据悉，拉莫扎西2008年曾因参与抗议活动遭当局拘押，当时他才16岁。
他出生于夏河县博拉乡的牧民家庭，父亲名叫交巴次仁，母亲名叫多嘎措，他在三兄弟中排行第二，生前是合作市专科学校的学生。
迄今，夏河县有17人自焚抗议，包括打工者、牧民、护林员、僧人和学生。与自焚牺牲的拉莫扎西同属博拉乡的自焚者就有4人，包括打工者、牧民、学生。
拉莫扎西以自焚表达决绝抗议，正是举世瞩目的苏格兰独立公投前夕，尚无法判断是否与苏格兰独立公投有关，但因发生在苏格兰独立公投前夕，无法不让人联想其中关系。
另据媒体报道，当地民众说拉莫扎西自焚是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他为此抗议对西藏的镇压政策，希望以自焚引起外界关注。
9、2014年12月16日，牧民桑杰卡在夏河县自焚牺牲。
桑杰卡（སངས་རྒྱས་མཁར། Sangye Khar）：
安多桑曲（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阿木去乎镇人，牧民，34岁。
2014年12月16日，即藏历10月25日，为图伯特重要的传统宗教节日“甘丹安曲”（汉译“燃灯节”）。上午约9点，桑杰卡在阿木去乎镇派出所前点火自焚，当场牺牲。遗体被军警抢走。
桑杰卡是阿木去乎镇琼日塘（音译）村人，父亲名叫旺洛，母亲名叫玉珍，家有妻子和两个女儿。
迄今，夏河县有18位藏人自焚抗议，包括打工者、牧民、护林员、僧人和学生；其中，属阿木去乎镇的有7人，包括1位僧人、6位牧民。
几年来，在传统宗教节日“甘丹安曲”（汉译“燃灯节”）自焚抗议的有3位藏人，包括牧民、僧人。
10、2014年12月22日，牧女才让卓玛自焚牺牲
才让卓玛（ཚེ་རིང་སྒྲོལ་མ། Tsering Dolma，又名才白）：
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麦尔玛乡牧民，女，19岁。
2014年12月22日下午4点左右，才让卓玛在麦尔玛乡政府前点火自焚，当场牺牲。遗体被公安、特警抢走，未交还她的家人。
才让卓玛是麦尔玛乡四村牧民，小名才白。父亲名叫曲多（全名曲美多杰），母亲名叫拉姆（又称坚华）。她有六个兄弟姐妹。读过小学，未结婚。
她自焚牺牲后，当局带走了她的父亲、母亲和哥哥益美。
就读于兰州市西北民族大学文学专业的诗人麦若巴在阿坝被捕，据悉与他撰写有关藏人自焚的诗文有关。21岁的他是阿坝县麦尔玛乡三村人。
迄今，仅阿坝县就有37位藏人自焚抗议，包括僧人、尼姑和牧民；其中，属阿坝县麦尔玛乡的有7人，包括3位僧人、4位牧民。
11、2014年12月23日，僧人格绒益西在道孚自焚牺牲。
格绒益西（སྐལ་བཟང་ཡེ་ཤེས། KelsangYeshi）
康道坞（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灵雀寺僧人，37岁。
2014年12月23日上午11点，格绒益西在监控灵雀寺的警察机构前点火自焚，并呼喊“允许尊者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西藏民族需要自由”等口号。他当场牺牲，军警抢走遗体，开枪打伤准备抬走遗体的僧人。
格绒益西曾在印度南部的寺院学习过，佛学深厚，深受当地藏人尊敬。
他自焚牺牲后，道孚县的网络和电话被切断，多名藏人被拘捕。
道孚县是康区敏感地区，2008年以来发生过群体抗议、祝福尊者达赖喇嘛诞辰集会、六次自焚抗议以及不过“洛萨”（藏历新年）、“罢耕”、“吉度呢颇”等不合作事件，一直被当局严防与管控。
迄今，道孚县有6位藏人自焚抗议，包括僧人、尼姑、学生和农民。
2015年1月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转载请注明。）
延伸阅读:
唯色：请记住去年自焚抗议的11位藏人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5/01/11.html
2015年1月21日星期三
'Voices from Tibet' captures China’s subjugation of the roof of the world
'Voices from Tibet' captures China’s subjugation of the roof of the world
Writers Tsering Woeser and Wang Lixiong speak for many voiceless Tibetans.
For Tibetans, the year 2014 meant arrests of anyone openly voicing dissent against China’s rule, the further displacement of Tibetan nomads, and intensified police controls over monasteries.
It was also a year in which the number of self-immolations inside Tibet rose to 136, as monks, intellectuals, and ordinary Tibetans alike sacrificed their lives in calls for freedom and the return of their exiled spiritual leader, the Dalai Lama.
No one writes more authoritatively on these subjects than Tsering Woeser, a Beijing-based Tibetan author whose writings are banned inside China but who still speaks out, publishing essays and poems on a blog hosted abroad.
Recommended: Think you're well-read? Take our World Lit quiz
In "Voices from Tibet" – 41 short essays packed into a single slender volume – Woeser and her husband Wang Lixiong, also a well-known writer, speak eloquently of the plight of Tibetans who face restrictions on their freedom of speech, the destruction of their environment, and controls over their culture and religion.
The authors speak from a vast range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and extensive experience on the ground.For anyone who knows something about Tibet but wants to go deeper into the subject, this book might offer the perfect next step. The essays cover everything from the history, economics, and religion of Tibet to Han migration into the region and the Tibetans’ resistance to Chinese rule.
Many of these articles first appeared as pieces prepared for broadcast to Tibet by Radio Free Asia (RFA), for which Woeser and Wang are regular contributors and where I work as the chief editor.
The essays have been abl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Violet Law, an American journalist based in Hong Kong.
In a major addition to the book, Robert Barnett, a Tibet specialist at Columbia University, has written a comprehensive 29-page introduction to the book that deftly describes how Woeser and Wang developed their thinking and insights on Tibet over the years.
Writing under police surveillance
I’ve met Wang, a well-known writer in his own right who has been allowed to travel abroad from time to time, but I’ve never met Woeser.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denied her a passport and any chance to leave the country.
Woeser, Tibet’s best-known female writer, now works in the shadow of constant police surveillance. The State Security police even camp outside her Beijing apartment from time to time.
She has also undergone numerous police interrogation sessions. In 2008, following a major Tibetan uprising against Chinese rule, she and her husband were held under house arrest for several months.
Wang and Woeser devote five of their essays to the subject of “Wrecking Nature,” including one by Woeser on the plight of nomads who leave their grasslands only to discover that they were spending more in the cities than they could earn.
Wang describes Beijing’s policies toward Tibet and tries to explain to his fellow Chinese how they might relate to China’s non-Han minorities with more respect for their cultural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Wang also explains how in the name of “aiding Tibet,” a Chinese provincial government poured large sums of money into a public square – built entirely in the Chinese style – located in Chushur near the Tibetan capital of Lhasa.
Wang describes the square, plastered with with political slogans and the likenesses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ders, as a display of state power and the epitome of “cultural imperialism."
Faking history
In another essay, Wang describes how Han Chinese tour guides now provide tens of thousands of Chinese tourists with a false version of Tibetan history.
Woeser’s writings enable her readers to understand the feelings of Tibetans, their deeply held religious beliefs, and the everyday pressures that they face.
One of her best essays deals with the framing and imprisonment of a well-respected Buddhist lama, Tenzin Delek Rinpoche, who was accused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of being a terrorist.
Another discusses a six-year-old Tibetan boy who disappeared after the Dalai Lama, in accordance with Tibetan tradition, confirmed him to be the Eleventh Panchen Lama, the second highest-ranking monk in Tibetan Buddhism.
The Chinese, meanwhile, went on to select their own state-sanctioned Panchen Lama.
Looking to the future, Woeser asks if Tibetans should place any hope in “the Chinese Dream,” which is the oft-repeated slogan of China’s current president, Xi Jinping.
Her answer: “Tibetans have no place in the Chinese Dream.”
Hope for the future
Woeser nevertheless finds grounds for hope in the young Tibetans who still want to study the Tibetan language despite Chinese efforts to promote the Chinese language at all levels of the regional educational system.
“Thanks to Beijing’s efforts to snuff out our cultural practices, ever more Tibetans, especially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re taking them to heart,” she writes.
Knowledgeable writers have published other books on Tibet over the past year or so, and expert colleagues of mine tell me they’re also worth reading.
Warren Smith, a researcher and writer for RFA, who has spent decades studying Tibet, recommends in particular Gabriel Lafitte’s book "Spoiling Tibet," published in September, 2013, which focuses on China’s exploitation of Tibet’s mineral resources.
Another recently published book worth mentioning is "Meltdown in Tibet" by Michael Buckley, a Canadian journalist, who describes, among other things, how Tibetan nomads are forcibly relocated to make way for mines and dams.
But I’m guessing that for those who are not yet deep into the study of Tibet, Woeser and Wang’s book offers the best chance next to actually going there of experiencing a visit to the roof of the world.
But don’t look for their book in a bookstore in China. A few copies briefly appeared in a bookstore in Beijing’s Sanlitun district, but the police moved in and quickly removed every copy from the shelves.
If "Voices from Tibet" merits that kind of attention, count that as another reason for reading the book.
Dan Southerland, a former Monitor correspondent, reported from Tibet in 1987 and 1988 and covered Tibet issues as bureau chief for The Washington Post from 1985 until 1990.
（http://www.csmonitor.com/Books/chapter-and-verse/2015/0114/Voices-from-Tibet-captures-China-s-subjugation-of-the-roof-of-the-world）
For Tibetans, the year 2014 meant arrests of anyone openly voicing dissent against China’s rule, the further displacement of Tibetan nomads, and intensified police controls over monasteries.
It was also a year in which the number of self-immolations inside Tibet rose to 136, as monks, intellectuals, and ordinary Tibetans alike sacrificed their lives in calls for freedom and the return of their exiled spiritual leader, the Dalai Lama.
No one writes more authoritatively on these subjects than Tsering Woeser, a Beijing-based Tibetan author whose writings are banned inside China but who still speaks out, publishing essays and poems on a blog hosted abroad.
Recommended: Think you're well-read? Take our World Lit quiz
In "Voices from Tibet" – 41 short essays packed into a single slender volume – Woeser and her husband Wang Lixiong, also a well-known writer, speak eloquently of the plight of Tibetans who face restrictions on their freedom of speech, the destruction of their environment, and controls over their culture and religion.
The authors speak from a vast range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and extensive experience on the ground.For anyone who knows something about Tibet but wants to go deeper into the subject, this book might offer the perfect next step. The essays cover everything from the history, economics, and religion of Tibet to Han migration into the region and the Tibetans’ resistance to Chinese rule.
Many of these articles first appeared as pieces prepared for broadcast to Tibet by Radio Free Asia (RFA), for which Woeser and Wang are regular contributors and where I work as the chief editor.
The essays have been abl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Violet Law, an American journalist based in Hong Kong.
In a major addition to the book, Robert Barnett, a Tibet specialist at Columbia University, has written a comprehensive 29-page introduction to the book that deftly describes how Woeser and Wang developed their thinking and insights on Tibet over the years.
Writing under police surveillance
I’ve met Wang, a well-known writer in his own right who has been allowed to travel abroad from time to time, but I’ve never met Woeser.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denied her a passport and any chance to leave the country.
Woeser, Tibet’s best-known female writer, now works in the shadow of constant police surveillance. The State Security police even camp outside her Beijing apartment from time to time.
She has also undergone numerous police interrogation sessions. In 2008, following a major Tibetan uprising against Chinese rule, she and her husband were held under house arrest for several months.
Wang and Woeser devote five of their essays to the subject of “Wrecking Nature,” including one by Woeser on the plight of nomads who leave their grasslands only to discover that they were spending more in the cities than they could earn.
Wang describes Beijing’s policies toward Tibet and tries to explain to his fellow Chinese how they might relate to China’s non-Han minorities with more respect for their cultural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Wang also explains how in the name of “aiding Tibet,” a Chinese provincial government poured large sums of money into a public square – built entirely in the Chinese style – located in Chushur near the Tibetan capital of Lhasa.
Wang describes the square, plastered with with political slogans and the likenesses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ders, as a display of state power and the epitome of “cultural imperialism."
Faking history
In another essay, Wang describes how Han Chinese tour guides now provide tens of thousands of Chinese tourists with a false version of Tibetan history.
Woeser’s writings enable her readers to understand the feelings of Tibetans, their deeply held religious beliefs, and the everyday pressures that they face.
One of her best essays deals with the framing and imprisonment of a well-respected Buddhist lama, Tenzin Delek Rinpoche, who was accused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of being a terrorist.
Another discusses a six-year-old Tibetan boy who disappeared after the Dalai Lama, in accordance with Tibetan tradition, confirmed him to be the Eleventh Panchen Lama, the second highest-ranking monk in Tibetan Buddhism.
The Chinese, meanwhile, went on to select their own state-sanctioned Panchen Lama.
Looking to the future, Woeser asks if Tibetans should place any hope in “the Chinese Dream,” which is the oft-repeated slogan of China’s current president, Xi Jinping.
Her answer: “Tibetans have no place in the Chinese Dream.”
Hope for the future
Woeser nevertheless finds grounds for hope in the young Tibetans who still want to study the Tibetan language despite Chinese efforts to promote the Chinese language at all levels of the regional educational system.
“Thanks to Beijing’s efforts to snuff out our cultural practices, ever more Tibetans, especially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re taking them to heart,” she writes.
Knowledgeable writers have published other books on Tibet over the past year or so, and expert colleagues of mine tell me they’re also worth reading.
Warren Smith, a researcher and writer for RFA, who has spent decades studying Tibet, recommends in particular Gabriel Lafitte’s book "Spoiling Tibet," published in September, 2013, which focuses on China’s exploitation of Tibet’s mineral resources.
Another recently published book worth mentioning is "Meltdown in Tibet" by Michael Buckley, a Canadian journalist, who describes, among other things, how Tibetan nomads are forcibly relocated to make way for mines and dams.
But I’m guessing that for those who are not yet deep into the study of Tibet, Woeser and Wang’s book offers the best chance next to actually going there of experiencing a visit to the roof of the world.
But don’t look for their book in a bookstore in China. A few copies briefly appeared in a bookstore in Beijing’s Sanlitun district, but the police moved in and quickly removed every copy from the shelves.
If "Voices from Tibet" merits that kind of attention, count that as another reason for reading the book.
Dan Southerland, a former Monitor correspondent, reported from Tibet in 1987 and 1988 and covered Tibet issues as bureau chief for The Washington Post from 1985 until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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