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13日星期四

加羊吉:他们



这里讲述的是一个图博(西藏)女子的故事,以及她记录自己的亲身经历,与今年的事息息相关……


加羊吉(Jamyang Kyi),笔名meng zhu。她于1965年出生在安多芒拉峡朵,今属青海省海南州贵南县。正如http://www.highpeakspureearth.com/2008/11/they-by-jamyang-kyi.html所介绍的,作为新闻主播与记者,她在青海省电视台工作22年。她也是安多民众所熟悉的面孔之一。自1990年以来,加羊吉花了许多时间创作音乐,至少出版了五张个人歌唱专辑磁带(《黑帐篷》、《香巴拉》、《雪之韵》、《远方的情人》、《你和我》)和三张CD、VCD唱片(《雪之韵》、《向往西藏》、《缘分》)等。

2008年4月1日,加羊吉被青海省安全部门拘押二十多天,警方还搜查加羊吉的家,没收计算机、通讯簿等。后因“证据不足”,以“取保候审”的名义交付巨额罚金才获释,目前仍就职于青海电视台。2008年夏天,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她的专著《爱与痛的随想》。

她是用母语写作的诗人和作家,出版过两本书,一本是诗集,另一本是评述《爱与痛的随想》,正如http://www.highpeakspureearth.com/2008/11/they-by-jamyang-kyi.html所介绍的,这是第一本以女性主义的角度批判图博社会的书,而她显然受到西方女性主义作家很深的影响。书里有许多她观察图博社会如何对待女性的描写,比方说妻子往往不比仆人好到哪里,她们的职责就是料理家务。她质疑为什么一个僧人进一家之门时,屋里的人立刻将高位让出,而一个男人进入一个房间里,即使是尼姑也要把她的席位让给这个男人。她请求博巴妇女诘问自己,她们是否生下来就是为了“要当主妇而已”。因为加羊吉关心博巴妇女的辛酸苦楚,导致了她写出一篇有关于安多女孩子被拐卖的内幕报导,并且刊在青海日报的博伊(藏文)版上(2005年11月30日)。她对女权的支持,使得她不受图博社会的保守份子欢迎。加羊吉主张,在博巴自己的社会里,以遵循传统为名发生许多不公义的事情,如果不改善解决,又如何为整个民族的平等与正义而奋斗。

她最近的博客贴文里,她批判了博巴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不能尽早现代化与改革的失败之处,这些贴文引起了她的读者各种引人深思的评语。透过她的博客、书与音乐,她变成很能影响博巴年轻一代的人物,特别是在受过大学教育的女子之间,她为她们发出了声音,说出了她们的关怀与奋斗。

下面这篇文章<他们>写于2008年9月,见加羊吉的博伊博客http://www.tibetabc.cn/user1/jamyangkyi/archives/2008/200891192132.html。这篇文章先是被译为英文,见http://www.highpeakspureearth.com/2008/11/they-by-jamyang-kyi.html,又被译为中文,译者是台湾悬钩子,见于此。

这篇文章的题目“他们”(Kho tshos),在民间的安多语中属于一个特殊的指示代词,专指当局、汉人等,安多音是“客仓”。





他们

他们不停地试图用各种办法迫使我背叛其他人。那个时候,我的脑海里不时地浮现出电影《他人的生活》(台译《窃听风暴》,港译《窃听者》)中的一个场景。片中的女主角,忍受了无休止又不能想象的恐吓与暴行后,终于失去控制,背叛了她心爱的男人。而当这个男人难以置信地看着她时,她无法忍受,于是她冲向一辆迎面而来的汽车,结束了她青春美丽而宝贵的生命。尽管我是在两年前观看这部电影,但我无法忘记那个男人痛楚的凝视,与女主角脸上的哀伤。今天,电影中的这些情节在我的脑海里显得更加真实。

我的心就像干枯的河岸一样,因悲伤、绝望、烦恼和愤怒等情绪而破裂,我渴望细雨的滋润。一个晚上,当我又被捆绑在那把椅子上时,我听到了一首忧郁的宗教歌曲。我意识到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活生生的声音。对于我的流血的心而言,这是一剂安慰的良药。从此以后,我开始注意这祷告的曲调,每天都充满希望地等待着这个声音。它是从一个清真寺传来的,虔诚的信徒每天祷告四、五次。在普通的情况下,这种祷告的声音可能不被认为是悦耳的,但在那些日子里,它成了振奋我的精神的良药。为此,我深深地感激那座清真寺与在其中祈祷的信徒。如果有一天我能从这里出去,我发誓我一定要去造访那家清真寺。甚至到今天,此一愿望还没有从我的心里消失。

一本杂志里有一幅风景油画,我曾无数次地端详欣赏它。在这幅画里,有一幢坐落在湖畔的欧式小屋,也是广袤山丘草地上唯一的一幢房子。这幅油画让我觉得宁静祥和。我想象那幢房子是我家的房子,开始看见我的两个女儿在屋边茂密的草地上嬉戏玩耍,我的丈夫在湖边割草,而我自己忙着做饭,等待牛群的归来。那个,也成为安慰与提振我的破碎精神的一种办法。

一天,就在抗议事件发生不久,我的丈夫叹息着说:“那些死去的人已经死了,但是那些被捕的人一定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而且一定会受尽痛苦和折磨。”另一方面,怀抱着对那些死去的人以及他们的家人感同身受的心情,我往往痛彻肺腑,泪流不止。然而在当时,我还不能完全理解一次事件中,三个博巴(藏人)从屋顶上跳下赴死的涵义。

每一次审讯都会我在心里激发一种不同的恐惧。在一次审讯中,我想与其忍受这种折磨,不如被一颗子弹打死,我的家人和亲戚们会为我悲伤,但对我而言,我只需要承受一次痛苦。又有一天,我在盥洗室时,我发现我自己突如其来地开始想着结束自己生命的各种办法。那些日子,我记得在“治湖饭店”(音)被没收的一把小刀。然而在搜查中,他们没有发现我的手袋中的另一把小刀。当主审官问我为什么带一把小刀,我回答说是削水果用的。但是,这把小刀后面有一个小故事。

自从汉藏冲突发生以后,由于政府的有意宣传,汉人会在公共汽车上、在集市上或在路上充满仇恨地盯着博巴。一次,当我带着女儿在路上走时,因为女儿穿着我的朋友瓦扎龙真旺姆送的曲巴(藏装),一个六、七岁的汉人小孩对着我的女儿大喊大叫,还挡住了她的去路。汉人展现这样的态度,不是我们所亲身经历的唯一一次事件,也是其他博巴的共同体验。因此,为了自卫,我另买了一把小刀。后来回想起来,我庆幸没有机会让我拿到那两把刀。否则,在审讯期间,由于难以忍受的折磨,我疯狂地搜寻我的手袋,然后盯着我左手腕的青筋。如果我当时找到那把刀的话,我一定会割腕的。

在那些日子里,我不时想起王力雄有关自杀的不同层次的文章。而我当时的感觉与我初初读这篇文章的感受不同。我第一次了解到,背叛与隐瞒都是非常困难艰涩的。因为我当时领悟了这种感受,所以我觉得现在我终于能理解王力雄了。

在那些日子里,当我被扔在地狱的六重大门跟前时,我最思念的是我的善良而亲爱的母亲。尽管她去世近三年了,她还活在我心里。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亲爱的母亲已经离开人世了。否则,如果她还活着的话,她看到我被监禁,她一定会发疯的。

最难以忍受的折磨降临的时候,我通常会叫着母亲的名字和卓玛(度母)的名号以求保护。一个下午,当我被捆在一个凳子上时,除了一个女便衣警察外,其他人都去吃午饭了。许多天,我默默地压抑着痛苦的眼泪。但那一刻我软弱了,我再也不能忍受,我大声地喊叫“阿妈,阿妈……”我对母亲的思念越来越强烈,而我的痛苦也变得更加痛苦,于是,我哭了。当我痛苦地啜泣时,我的四肢都变得麻木。那时那个肥胖的男人来了,说“因为你知道我在这儿,所以你故意哭给我听。”他把手指戳到我的额头上,并警告我说,“如果你继续哭的话,我会停止这次审讯的。”

他大声叫道,“你这么顽固,是不是你认为我们错误地指控你了?”接着他就离开了房间。尽管我不是故意的,但意识到他在那里,我仍然无法止住哭泣。那时,我两只手的神经都变得僵硬,当我强迫自己松开我的拳头时,我办到了。我啜泣了很长时间后,汗水浸透了我的全身……

3 条评论:

  1. 给西藏流亡国会与西藏流亡政府:
    民族自决权(联合国宪章)

    1.民族自决权(Right of peoples to self-determination)是一项重要的人权。民族自决 原则不仅仅是一项重要的人权基本原则,也是国际法上的一条重要原则。《联合国宪章》

    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自决权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联合国宪章》第1条第2项明确规定“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的友好关系”是联合国的宗旨之一。 ...

    3.本文着重分析了联合国对巴勒斯坦民族自决权的态度及其演变:从1947年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到漠视巴勒斯坦民族自决权,再到重新肯定巴勒斯坦民族自决权.

    4.在1945年4月建立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上,是苏联代表团力主将民族自决权写入联合国宪章的。最终通过的联合国宪章第一章第二条如下:“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 ."

    5.民族自决权. 1970年联大第2625号决议,以一致通过将民族平等和自决原则作为一项国际法原则载入《国际法原则宣言》。结合当时的国际社会背景,联合国倡导民族自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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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中以民族自决权替代独立,联合国宪章中就有民族自决,
    推行民族自决是联合国和所有会员国的责任和义务.
    给人民以多种形式的选择,包括恢复独立与各自的斗争方式.
    关于政交分离,我会专门写信给你们.
    桑杰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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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热泪盈眶,拥抱加羊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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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向新的女性致敬!妇女的解放在西藏尤其是在牧区尤为重要。在牧区是一个很顽固的结症。做到解放西藏妇女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工作。这一点西藏人自己不做不会有人来做的。希望加羊吉和更多人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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