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萨七日·传唤和搜查

2008年8月17日，我回到告别近一年的拉萨，由于被警察审讯和搜查，只住了七天，于23日不得不离开。后来我写了《拉萨七日》，记录所亲历的每一日。并于今年3月16日起，在民主中国网站发表。

拉萨七日·传唤和搜查

• 唯色 •

【第五天：8月21日，星期四，北京奥运会倒数第三日。】

写到第五天，我又一次戛然而止。这是第几次？我虽知我不能不写这一天，却又似乎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写这一天。我不得不停下来；竟然一停就是数月。数月来，我数着日子，隐隐着急。我怎能不接着写下去呢？我何时才能写完拉萨七日呢？我原以为我可以一如当时，以事到临头、无所谓了的心态，去面对那些警察，我亦可以继续保持那样的心态来讲述当天的经历，可是……可是，我不得不承认，我差一点就做不到。而到这时，我才发现，这一天在我心里留下了多么深的阴影。

但要承认这一点，我是多么羞愧。因为在这天，我失去自由不过八个小时，短短的，八个小时，不足道矣。而我的一些友人，比如与我同龄的加羊吉，有二十多天被拘押；比我年少12岁的龙真旺姆，将有五年在囹圄中度过。她俩都是女性，都是因为三月的事件遭到不公正的对待。公正吗？难道把军警枪杀藏人的真实消息告诉给外界，一封Email或几个短信，就必须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吗？如此带来的阴影岂不是浓郁到吞没人生的地步？至于其他友人，我指的是男性，我就不类比了。我总是觉得男性较之女性更为坚强，更能忍受，更多勇气，尤其是，更少各种琐事的牵累。我想说的是，怎么说呢？我会想到很琐碎的细节，比如离开北京之前，泰晤士报的记者也是我的朋友，冒着酷暑跑来采访（我觉得她像是在为我一旦出事提前做好舆论准备），冷气就像厚厚的窗帘阻挡着屋外的热浪，她的赤脚上染着点点美丽的红色，她一边飞快打字一边飞快问我：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被抓了怎么办？我一下子有了被堵到墙角的感觉，却咯咯地笑了，脱口而出的是：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让我戴隐形眼镜？她也发出笑声，很爽朗。她一定觉得我不乏幽默，所以后来发表的文章是以我的这个回答来结尾的。其实我当时还想到了另一个问题：来例假的时候，他们会不会让我用平时用的那个牌子的卫生巾？可要说这个，多么地难为情啊。

数月来，我总在暗暗自责，为何不接着写下去？为何不趁着记忆犹新，把那天的遭际化为文字？我担心时间长了，我会忘记他们的名字——“他们”，安多发音是“客仓”，据悉在民间的安多语中属于一个特殊的指示代词，专指当局、警察、军人。加羊吉被释放后，在她的藏文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叫“客仓”，开头就写：“他们不停地试图用各种办法迫使我背叛其他人……”。

我说的也是“客仓”——突然闯入我母亲家里的一群国保，把我的屋子翻得乱糟糟的一群国保，把我从家中带到某公安局的一群国保。国保：维基百科的定义是，国内安全保卫；难道不是曼德尔斯塔姆所说的宪兵吗（“一头生有一双惊慌的宪兵眼睛……的怪兽”）？难道不是索尔仁尼琴所说的“契卡”吗（“契卡的铁扫帚毫不留情……有多少出类拔萃的智者，甚至超凡入圣的天才被压进泥土中，不留痕迹，永无尽头，而且一去不复返”）？难道不是米沃什所说的“政治警察”吗（“或许20世纪最无法理解的就是那个自称为USSA，其他地方管它叫‘苏联’的国家的垮台。其世界上最大的政治警察队伍曾耗费天文数字的资金把自己发展成天大的组织”）？

当然，那具体的“客仓”，主要是四个国保；在那八个小时中，对我做了讯问、记录、拍照的四个国保——一个汉人，哦不，他说他是回族，是北京牛街的回族，我就问：援藏干部吧？他说对，两年了；他的北京话一股胡同味儿，他的名字是佟文华；三个藏人：一个是副队长，黑而胖，南木林人，叫旺堆，指点着克隆版的楼房对我说：看，拉萨的变化多么大；一个很瘦，三十出头，礼貌周全的样子，像拉萨人，一边点头哈腰一边细细搜查，一点不含糊，他叫索朗次仁；一个是女的，较年轻，脸上有斑，很矜持的样子，也像拉萨人，我上厕所她也跟着去，她叫次央。呵呵，这些名字都是我刻意地，一个一个问出来的，其过程相当委婉、有趣，因为他们并不愿说。我想说的是，我常常在心中默念这几个人的名字，回忆这几个人的模样。有一次，我突然发现我正在一张纸上写他们的名字。有一次，在开往天安门西的地铁，格外拥挤的人丛中，我竟然把一个一头撞过来的黑胖子错认成旺堆，吓得差点惊呼出声。可是前些天，我忽然记不得那援藏干部长什么样了，这让我有点烦恼，担心是不是自动忘却不愉快的记忆功能开始运作，为的是让我放下包袱，轻松上路。可这么一来，下次我再见到他，比如在某个公众场合突然遇见他，我竟认不出他，如何是好？越是竭力回想，越是苍白一片，而他，其实跟我说话最多，和颜悦色，东拉西扯，循循善诱，有时还虚心求教的样子，让我推荐几本介绍藏传佛教的读物，但突然间，有那么两三次，一下露峥嵘。最峥嵘的那次，把从我们的电脑上打印出来的照片“啪”地扔在我面前，厉声喝道：“你不是说才拍了一张照片吗？你说谎！”而他的峥嵘转瞬可以换成笑脸，甚至在最后还做握手告别状，对我像对老朋友那样说：回北京请你吃饭。就这么一个人，从我的记忆里消失了，或者说，直到昨晚临睡刷牙时，忽然间，他形影模糊地跳出来，落在一堆白沫上，又被水冲走。这像一个信号，让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长达数月的失语终于结束了，我可以接着写下去了。

那么，让我从头说起吧。全然无知无觉。是第五天的上午，快十点了，我跟着母亲和妹妹去布达拉宫侧面的小商店买酥油、酸奶和牦牛肉。过去那个黑压压的菜市场已经撤走了，变成了仿若汉地的宗角鲁康广场的一部分，而紧靠孜廓（布达拉宫转经道）的街面，则是一间间摆满各种杂货的小商店。过去那个菜市场大概始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吧，杀鱼杀鸡杀鸭杀兔，全是活生生的，随着买者指指点点，刀起刀落间一片血腥。我记得，有一年冬天，两百多个僧尼磕着长头环绕拉萨全城，转罢囊廓转帕廓，转罢帕廓转林廓，转罢林廓去转孜廓时，需要穿过那个庞大的菜市场，而我追随着他们拍照，看见他们穿过堆满鲜红肉块而且肉渣正被砍得四溅的肉案，穿过盛满游弋着死期将近的“拉萨鱼”或“内地鱼”的大盆小桶，被弥漫的杀气所震惊，突然放开喉咙，近乎呐喊一般朗诵起经咒来。他们一边热烈地朗诵，一边大步地朝着布达拉宫而去，声音和动作中洋溢着强烈的情感，使菜市场里所有的人目瞪口呆。我问过其中一个僧人何以在这样的地方念经，他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这里面充满了杀生的气味，所以要为那些被杀的众生祈祷。这已是十年前的往事了，如今街边小店虽然还有卖肉的，却没有宰杀活物的，这意味着进步还是倒退？——倒退到何时为止？想那“最黑暗的旧西藏”，布达拉宫周遭都是神圣之地，惟有市民生活区域的某几处才能买卖肉类，但也仅限于牛羊肉，哪里有欢蹦乱跳的鱼类、叽咕叫唤的鸡鸭，转眼间尸横遍野？

我们去的那家小店是玛曲人开的。旁边是阿坝人开的。说是卖的都是从各自家乡运来的酥油和牦牛肉。酸奶来自那曲，很酽很纯很好吃。全都涨价了，酥油20元/斤，牦牛肉23元/斤，酸奶50元/桶（5斤）。对于藏人来说，这可是生活必需食品，但这么贵，除非在单位供职或做生意，一般藏人如何消受得起？我想起母亲曾劝我不要离开单位，说无论如何，有份公职就像是自家养了一头奶牛，天天可以挤奶喝。我知道这话不是我母亲的发明，恰是许多拉萨人挂在嘴边的老话，那么在三月间众多的抗议人群中，有几人养得起这样一头奶牛？要知道，养这样一头奶牛并不容易，因为它不是听你话给你奶喝的真奶牛，而是你得听它话它才给你奶喝的假奶牛，不是你养它，而是它养你，你喝的每一滴奶都付出了你心的代价。实则拉萨，城市贫民不少，其贫困的程度到了多喝杯甜茶都得犹豫的地步，而甜茶不过五毛钱一杯。即便是做个城市贫民也有代价，乖乖听话的话，居委会就会每年发250元的肉食补贴，算算看，每个月差不多可以吃上一斤的带骨掺水牛肉呢。

小店的对面是环形的孜廓路一截，转经者明显少于往日且以老者居多，然而竟有十来个军人夹杂在稀疏人流中，纵向排列，持枪拿棍举盾牌，看上去就像瘦小的木偶，举手投足十分机械，但步调一致，很快超过了转经的人群。问题是，他们就那么理所当然地从转经者当中穿过，在穿过的时候似乎眼中无物，而转经的藏人就那么自然而然地避让开来，在避让的时候似乎也同样眼中无物。你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你，难道谁都看不见谁吗？这时，一个中年阿佳的嗓门乍然响起：哦啧，艾格洛布舍格杜啊，玛米空卓门达克夏（啊，我的小宝贝说，那些当兵的拿着枪呢）。当然她说的是藏语，不远处的兵们虽能听见却不会知其意。有趣的是，这阿佳说完这话，像是惊觉失言，居然猛地用手掩口，眼神慌乱地四处逡巡，而她牵着的那个不过四五岁的小男孩，倒是童言无忌地大声喊着“门达，门达……”。“门达”是枪的意思。说真的，我这次回到拉萨也算开了眼界，看见了各种形状不一的枪。早已是今非昔比了。想当年，我的军人父亲在世时，我见过手枪冲锋枪半自动步枪什么的，但好像都跟今天这些兵握在手中的枪不一样了。我下意识地举起了数码相机。虽然只是快快地抓拍了几张，却感到如芒刺在背，回头看，那两个开店的玛曲人神色惊恐地盯着我。哦，拍照，而且是在公开场合拍照，这会有什么不对吗？不过我理解他们害怕的心，因为我的心也在狂跳。

全然无知无觉，我跟着母亲和妹妹去北京东路的一家服装店定做藏装。记不得店名是什么了，因其名字中有三个“7”，爱美的拉萨女人都称它是“777”。这是一家专门销售、定做藏装的服装店，开了大概有七八年吧，老板、裁缝和服务员都是藏人。有一年，好友梅卓来拉萨，我特意带她到这里选藏装，眼见着一个端庄的安多美人转瞬间变成了一个雍容的拉萨美人。我自己也有好几套藏装出自于此，看上去款式相仿，实际上细微之处有多变，显得很时尚。我最喜欢07年洛萨之前定做的一套藏装，有康地的风格，右边长袖搭在身后，斜襟处露出白色的或鲜艳的衬衫，而衬衫高高的衣领镶有金边，我就穿着这么美丽的藏装在洒满夕照的祖拉康拍过照。

听说3月14日那天，这条街上只有几家商店没被砸，其中就有777，原因在于都不是汉人或回族人开的商店。就在777的对面，有一家温州人开的服装店，专门做藏装，历时较长。两口子，女的量体，男的裁衣，而且那女子长相秀气，嘴巴很甜，像我母亲这样的退休嬷啦（老太太），被她阿佳长阿佳短的，哄得很开心，一开心就要选布料了。温州夫妇的藏装借鉴了汉地服装的样式，如收腰、垫肩等；又做得快，一件藏装，传统藏装店做半个月，在这里三天就可以交货。然而快者快矣，其实粗糙，我在这里做的藏装，如今再穿不但显得土，而且针脚已经稀疏。我不知道这家温州藏装店是否被愤怒的藏人袭击过，若如此，这两个勤劳的温州人，其经历和遭遇倒是一种象征。这象征的含义很复杂，已脱离他们本人，使他们成为受害者，而加害者，实则并非袭击他们的藏人，这一点，所有的人都应该清楚。因为藏人也是受害者，甚至是最大的受害者，而在拉萨干活谋生的一些汉人和回族人之所以也成了受害者，完全归咎于那个操控、支配、桎梏所有人的权力，那权力太大了，有一个笼统的名字，叫做国家。

就在777挑选衣料时，我接到了W的电话。听上去，他的语气很严肃。他说，来了十来个警察，要带走你，你得轻描淡写地告诉阿妈啦，不要有太重的心理负担。至今，我仍然记得一个奇异的场景：明媚的阳光照耀着色彩缤纷的藏装，似乎氤氲着仙气十足；而我像是突然有了一个化身，正站在触手可及的跟前，注视着我伸手环抱母亲的肩膀。是的，母亲脸色大变，我虽强颜欢笑却难抑愤怒。这也是我为何说自己全然无知无觉的原因。他们居然闯到我家去了，这会给我的家人带来多么大的惊吓啊。果然母亲急不择言地念叨起来：早就给你们说了，不要回来不要回来，你们偏偏要回来，这下好了……

不必回顾那一幕幕了。不是我已忘却，而是那种流水账的叙述，在文字上毫无美感。比如一群穿深色衣服的国保，谁拿着摄像机在对着我拍摄，就像是我是一位闪亮登场的主角；谁进入我的屋子，仔细地翻寻着每个角落，在打开一个文件袋时露出如获至宝的神情，直到后来得知是我母亲单位发的学习材料时颇为沮丧；谁发觉我插在电脑上的优盘不翼而飞（被我趁混乱时取了扔了），立即拉长了脸去跟旺堆汇报……对，就是副队长旺堆，他先是递过来一张传唤证，随后又递过来一张搜查证，声称“得到群众举报，你在街上拍摄了我们执勤的军警”。这是一个多么文革的理由啊，立刻把我带回到成长于文革后期的年月，从小耳熟能详的是各种抓特务的故事，而特务们被抓住，往往都是“得到群众举报”，眼看抓特务的故事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让我凭生奇异的感觉。但我压根不相信有什么“群众举报”，那密不透风的“天网工程”已经在拉萨撒下了天罗地网，成千上万的摄像头如同“老大哥在注视你”，让我想起数月前，一个拉萨女孩悄悄透露，连单位的门口都已经安装了摄像头，而我的老师，一个不懂现代科技的传统知识分子，竟认为那些摄像头的威力可以穿透墙壁，看见并且听见我们的窃窃私语。即便是真的有“群众举报”，那个“群众”也是“鲁这”。“鲁这”是拉萨俚语，直译是放羊人，隐喻的是便衣，——“瑟瑟其啊，那人是鲁这”，这样的话在拉萨常常可以听到，意思是，小心啊，那人是便衣。

然而，总的来说，我是比较顺从的。就像前苏联作家巴别尔说：“人人适应逮捕，如同适应气候一样。党内人士和知识分子顺从地坐牢，顺从得令人发指。这是国家制度的特征。”这段话，我最近才读到，当即感同身受，开始惊讶自己的顺从，——为何我会那么顺从地任由他们带走呢？似乎是，只有我母亲觉得很不正常，当我被他们送回家，母亲含泪说，你一走我就后悔了，为什么没有跟你北过杜（碰额头）呢？如果你回不来怎么办？我跟你连额头都没来得及碰一下。——为何我会那么顺从地回答每个问题呢？虽然话题似乎都围绕着拍照，可是我为何要说起，去医院的路上因拍军警被发现？为何要解释，我去祖拉康是出于一个佛教徒的习惯？为何要莫名其妙地杜撰，我的相机突然失窃而这连我自己都无法圆说？——为何我会那么顺从地接受他们的要求，一张张地删除我们电脑上被认为有问题的照片？都是有军人警察军车警车的照片，很可惜，后来试过用恢复删除软件，但只恢复了几张。

然而，总的来说，我是比较被优待的。因为我没被搜身，没被辱骂，没被动刑，还给水喝，在成千上万遭遇军警的藏人中，可能是最幸运的一个。而且我带着手机，在那个302分局（位于曾被我写过的雅鲁藏布大酒店的旁边，一处很不起眼的院落之中）的办公室，接听了W的电话，以及驻北京的三个外媒记者的电话。而外媒记者的电话，让援藏干部拍案道：“我们中国很强大，告诉你，我们不怕他们”。值得一说的是，在援藏干部盘问完毕，留下女警察次央看守我的时候，我甚至可以看书，而我看的，竟然是被他们从我屋里搜来的书：《慈悲与智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北美行开示录》！够荒谬的吧？大概四五本属于我的书放在国保的办公桌上，在等候如何处置的漫长时刻，我拿过这本书，随手翻开，恰是128-129页，这几行字扑入眼帘：

“……与你敌对的人是你最好的老师。靠法师的教诲，你可以了解何为忍辱，但得不到修行忍辱的机会；只有在碰到敌人时，你才真能实际修行忍辱。……不能忍辱，就不能发展真正的悲心。世俗之悲心，常混杂着贪爱，因而很难悲悯敌人。你必须致力于发展那能广及敌人——想要害你之人——的真正爱心与悲心，为此你必须有与敌人打交道的经验。人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就是获得实际经验与内在力量的最佳时机。如果你的生活非常顺适，你就会变得软弱；经历极其不幸的境遇，你才能发展内在的力量，亦即那不含情绪成分的面对不幸的勇气。谁能教你如此？不是你的朋友，不是你的上师，而是你的敌人。”

于是，当我从书上抬起头来，我能够非常真切地感受到我的目光已经变了。是的，我看国保们的目光已经变了，内心陡然生起的悲悯使得目光温和。甚而至于，我多少存有感激了，因为他们在帮助我修行忍辱啊。

需要说明的是，任由我阅读尊者达赖喇嘛的开示，并非女警察次央出于同情而为之，这间位于三楼左边第一间的办公室敞开着门，几个国保时进时出，而我们设有密码的电脑已在另一间办公室被打开，所有的文件正被复制着。期间，我主动与女警察次央闲聊。我问她的名字，她犹豫了一下，说叫次白，这让我暗笑，明明听到他们叫她次央好几遍。她穿一身如在拉萨的青年路或温州大厦里买的职业套装，齐肩头发衬着一张虽有斑但不难看的脸，大概她自认为有教育我的必要吧，说起3•14那天，亲眼看见平日里好像很虔诚的藏人变得很暴力，打砸抢烧。我打断她说，有原因的，都是有原因的。她很不高兴地反问我，什么原因？我不想说太多，说来话长也难说清楚，我只是问她，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这么大规模的反抗，偏偏今年有？就因为今年要办奥运会吗？没这么简单吧。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积怨甚久，积怨太深了。她根本不以为然地说，被别有用心的人给煽动的。

又是“别有用心”论。援藏干部在几个小时的盘问中，已经屡屡重复“别有用心”无数遍。从北京到拉萨，从官员到警察，从三月到现在，难道除了“别有用心“就吐不出一个新词？艾未未在他的博客上嘲笑过：“说到瓮安，拉萨，重庆，陇南，就总是那么一小撮不法分子，很是别有用心。既然一小部分的别有用心的同志总是可以得逞，我们的一根筋的政府怎么就不能也别有用心一回呢。”几个不知名的人也很精彩地说：“我们的群众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不明真相的’，如果你不幸了解到真相，那么对不起，只能归为‘少数不法分子’了！”；“现成的革命短语：‘一小撮’、‘别有用心’、‘打砸抢’等可以定义一切。既然如此，还用心作甚？”；“没有监督的权利肯定会这样，把所有对立的都树立为所谓的国家的人民的敌人，因为他总是把自己作为‘一大撮’的代表，并却大言不惭的自认是这个国家的代表，总是要去找各种名目和借口去消灭不认同或者是不甘于屈服他统治的‘一小撮’，所谓‘别有用心’不过是一个常用词汇罢了。”这些言论，都是从如今已被关闭的牛博网下载的。

一个电话打断了女警察次央对我的教化。她微微侧头，用拉萨话低声说着，在说星期天带孩子去自来水厂的游泳馆游泳的事，一下子，她变成了一个温柔的母亲。我有点讶异旋即又不讶异地注视着她，不禁想起在北京住翠微小区时，时不时地，W会被就近派出所的一位名叫刘涛的片警监视，他穿警服，很威风的样子，敏感时间一过就再也不见。但有一次，我和W去华普超市旁边的好利来买蛋糕，正碰见刘涛带着老婆孩子在吃冰粥，脱了警服的他穿着大裤衩，和蔼可亲，简直就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她或他是多么平凡啊，平凡得如同我们的左邻右舍，平凡得如同革命的螺丝钉，如此平凡的常态刷新了某种刻板的印象。是的，所有的国保、片警都是平庸无奇的人，而非生来就是凶神恶煞，然而，正如汉娜•阿伦特在解剖屠杀无数犹太人的纳粹医生艾希曼的案例时说：“如果用通俗的话来表达的话，他完全不明白自己所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还因为他缺少这种想象力……他并不愚蠢，却完全没有思想——这绝不等同于愚蠢，却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这就是平庸……”，而这类“没有陈词滥调他根本不会开口”的平庸之人所汇聚的能量，阿伦特用这样一句精辟的名言警句予以总结：“平庸的恶可以毁掉整个世界”。

我的内心就这么交织着尊者达赖喇嘛的开示与伟大的女性思想者阿伦特的声音，犹如风暴席卷，雷电轰鸣，令我在特殊的境遇中获得特别的经验。表面上，我显得十分泰然，当然这也是因为我已经知道，在12个小时之内，对我的传唤就会结束。可是，如果不是这样呢？如果从传唤变成拘押呢？如果拘押的时日从数日变成数月甚至数年呢？那么，我还会继续泰然下去吗？加羊吉用藏文写的<他们>（客仓）译成了英文，再又译成了中文，我有必要在此转载其中的片段：

“……在那些日子里，当我被扔在地狱的六重大门跟前时，我最思念的是我的善良而亲爱的母亲。尽管她去世近三年了，她还活在我心里。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亲爱的母亲已经离开人世了。否则，如果她还活着的话，她看到我被监禁，她一定会发疯的。

“最难以忍受的折磨降临的时候，我通常会叫着母亲的名字和卓玛（度母）的名号以求保护。一个下午，当我被捆在一个凳子上时，除了一个女便衣警察外，其他人都去吃午饭了。许多天，我默默地压抑着痛苦的眼泪。但那一刻我软弱了，我再也不能忍受，我大声地喊叫‘阿妈，阿妈……’我对母亲的思念越来越强烈，而我的痛苦也变得更加痛苦，于是，我哭了。当我痛苦地啜泣时，我的四肢都变得麻木。那时那个肥胖的男人来了，说‘因为你知道我在这儿，所以你故意哭给我听。’他把手指戳到我的额头上，并警告我说，‘如果你继续哭的话，我会停止这次审讯的。’

“他大声叫道：‘你这么顽固，是不是你认为我们错误地指控你了？’接着他就离开了房间。尽管我不是故意的，但意识到他在那里，我仍然无法止住哭泣。那时，我两只手的神经都变得僵硬，当我强迫自己松开我的拳头时，我办到了。我啜泣了很长时间后，汗水浸透了我的全身……”

重读这些痛苦的文字，我复又泫然泪下了，仿佛回到最后那个时刻，大约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刚过，而在拉萨尚属黑夜将至之前的白昼，天边漫卷的夕照如残阳喋血，映照着已然疲惫的他们，露出穷途末路的未来之象。我亦累，却似逃过一劫，渐次弥漫内心的是母亲那哀伤的面容，不禁倍感内疚。轻吁一口气，以右手食指，按那不知有多少人按过的红色印泥，再在抬头写着“讯问笔录”的几页纸上，一一按上数个手印。手印如血，一圈复一圈的纹路似乎藏着我隐秘的命运，似乎从此已被他们掌握。但与此同时，我亦清楚地看见，他们的名字都在其上。或许应该致谢，使我忍辱负重。

2009年1月，北京
首发于民主中国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f/200904/2009042708105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