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3日星期二

“农奴愤”,又回来了!



从去年5月起,北京的民族文化宫又热闹了。
去年5月有“西藏今昔”展览,今年2月有“西藏民主改革50年大型展览”。

文革间的那个泥塑“农奴愤”,以及最近在中国34条院线、600多个影厅放映的“纪录片”《西藏今昔》,不外乎都是“忆苦思甜”那席上的各色菜点,一个味儿,而且早就馊了味,又从泔水桶里捞出来,硬是塞给广大的人民群众……

下面这篇文章写于三年前,曾在我另一个博客上贴过,也在我的书《看不见的西藏》里有。过两天,再写一篇,算是送给那个可笑解放日的礼物吧。

“农奴愤”,又回来了!

·唯色·

1、
长久以来,人们对“旧西藏”的记忆,是由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以各种文艺形式塑造的(包括电影《农奴》、长篇小说《幸存的人》、歌曲《翻身农奴把歌唱》等等,也包括泥塑〈农奴愤〉),从头到尾贯彻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而“阶级问题”表现于两大阶级的对立: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剥削阶级的象征是“三大领主”,也即“旧西藏”的噶厦政府、寺院和贵族;被剥削阶级的象征当然是“百万农奴”。

党给“三大领主”下的定义有四个“最”,即“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因此在这些文艺作品中,“三大领主”的形象都是从这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无一不是灭绝人性的大坏蛋。既然人性已经灭绝,那么这每一个“三大领主”便不是活生生的人了,而是一种被缩略化、妖魔化的符号了。其目的不外乎有二,一来激起广大“翻身农奴”的仇恨意识,用当时的流行术语来说明,这种仇恨意识是“阶级仇”、“民族恨”;二来唤起广大“翻身农奴”的感恩意识,用当时的流行歌曲来表达,则是“翻身不忘共产党”。简单地说,就是四个字:忆苦思甜。

1975年,正是文革后期,西藏自治区革委会(革命委员会,相当于省委)邀请北京和沈阳的御用艺术家们,完成了大型泥塑〈农奴愤〉,共分四个主题:最悲惨的人间地狱——封建领主庄园;最黑暗的吃人魔窟——寺庙;最反动的统治机器——“噶厦”;农奴斗争盼解放。106个真人大小的“农奴”和“三大领主”,以各种惨不忍睹或凶神恶煞的造型,并配有音乐和解说词,在当时的“西藏革命展览馆”隆重展出。参观者络绎不绝,因为这是一项政治任务,西藏人民都得必须接受如此生动的“历史教育”。一本专门向西方人介绍新中国成就的杂志《中国建设》就此总结:“掀开展览馆的黑色门帘后,人们进入了人间地狱的旧西藏。”

“旧西藏”到底是不是“人间地狱”?如果非要这般概念化、二元化地进行价值评估,那么“新西藏”又是不是“人间天堂”呢?相信谁都不会毫不迟疑地一口咬定。因为“天堂”这样的世界是不可能有罪恶的,而有罪恶的世界当然不会是“天堂”,三岁小孩子都懂这个道理。可有什么办法呢?党非得说“旧西藏”就是“人间地狱”,像我这样的1960年代生人又没在“旧西藏”待过,对“旧西藏”的记忆只能全靠〈农奴愤〉之类来塑造了。我清楚地记得,不足十岁的我从当年的画报上看到那一个个泥人时,确实有一种义愤填膺的感觉,恨不得就像党培养的红色歌手才旦卓玛阿姨唱的那样,“——夺过鞭子抽敌人!”

2、
三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就像是电影里的镜头切换,当我走进西藏人民出版社的书店,一眼看见高高的书架上屹立着那个砸碎镣铐、英勇不屈的“翻身农奴”时,早已沉淀的某个记忆一下子被启动,重返似乎已是格格不入的现实文化空间。这是2005年的一个暖融融的冬日下午。取下这本装帧设计简直就像文革时代出炉的画册,我有点恍惚,难道是存放在仓库里的旧日读物复出不成?所以这几行白纸黑字出现时,不禁颇为惊讶。

“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回望过去,展望未来,牢记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专制走向民主、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程,具有历史教育意义和现实意义。为此,西藏人民出版社再次整理出版此书奉献给大家。2005年4月”

用藏汉两种文字印刷的《农奴愤》,这明明刻着时代标签的文革产物,竟然在党也承认的“十年浩劫”结束已经三十九年的今天,以2500份的印数广为发行,实乃一大奇观,我当即掏出二十八元买了一本,为的是重温当年幼稚的我那空白的世界观如何被塑造的过程,更为的是琢磨在与时俱进的今天重又复活当年改写历史的权力话语的用意何在。虽然这些年来不断地有文革歌曲、文革绘画、文革摄影等接踵复出,也有各种各样的文革旧物或仿制品充斥大江南北的旧货市场,但那都无不含有商业的算计并且多少具有反讽的色彩,而这本画册却截然不同,因为它乃是一份献礼,就像三十年前的原型也是一份献礼。看来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也罢、成立四十周年也罢,收到的礼物都是《农奴愤》啊。

3、
翻开这本《农奴愤》,特殊时代的艺术形象和特殊时代的政治话语扑面而来,使人置身于一种红色意识形态化的语境之中。久违了!对于拥有那一段甚至更长的历史记忆的许多人,是否会感觉挥之不去的荒诞呢?但对于没有那些历史记忆的年轻人呢?如果他们知道当年在拉萨展出时的轰动效应是这样一番描述——“许多人仇恨满腔,流着眼泪控诉说:看了泥塑就想起了在旧社会被三大领主折磨死去的亲人,我们恨透了封建农奴制度,恨透了刘少奇、林彪、孔老二和达赖。” 他们是觉得可疑、可笑还是根本就不往心里去?

《农奴愤》的四个主题是四出戏剧,每出戏的发生情境其实都是党的文艺工作者们对“旧西藏”的一种想象。在此我摘录其中三段解说。其一,“在那间阴暗的经堂里,一伙披着袈裟的恶魔,以修寺庙为名,正要把一个孩子钉在箱子里活活地埋在房基的角下!母亲听见孩子的哭喊声急忙奔来,老木匠和支差的农奴也一齐赶来,冲向寺庙。”其二,“寺庙的高墙压着农奴的白骨,宗教的外衣裹着杀人的刀枪。农奴主阶级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在寺庙的阴暗廊檐下与帝国主义分子勾结,阴谋分裂祖国。他们以出卖祖国领土为条件,换取大批枪支弹药,用来镇压农奴的反抗。这个农奴敢于蔑视神权,反抗寺庙,不肯为他们的罪恶勾当卖命;杀人不眨眼的“活佛”竟下令砍去他的手脚,要把他扔进油锅!”其三,“在一个阴风惨烈、日月无光的日子,布达拉宫前高高的石阶上,一个农奴女英雄昂然挺立。她曾经带领农(牧)奴捣毁领主庄园,焚烧寺庙,震撼了农奴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后来不幸被捕。她面临刀剐挖心的酷刑毫无惧色,严词痛斥那些豺狼。愤怒的群众从四面八方冲向刑场,怒涛汹涌,势不可挡。”

说实话,我在计算机上打这些字的时候,我的耳边响起的却是一片笑声,就像是在电影院里看那些十分搞笑的电影时,被一段段无厘头的台词激起的此起彼伏的笑声。的确是时过境迁了,当年的豪言壮语在三十年后已经沦为“大话”,当年的慷慨激昂在三十年后已经沦为笑柄,当年的不实之词在三十年后已被戳穿,当年的政治神话在三十年后已被嘲讽。既然如此馊味的一道菜,为何还会在三十年后回锅一下,再端出来当作一份献礼呢?

4、
画册的编者在“出版说明”里提到了另一个更为著名的大型泥塑〈收租院〉,称〈农奴愤〉堪与〈收租院〉相媲美。诞生于1965年的〈收租院〉,3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知道,其原型是“恶霸地主”刘文彩和他在四川大邑的“地主庄园”。不但知道,而且还从电影、画报、连环画甚至小学生的课本上见到过,那一百多个用泥巴捏的穷苦农民、凶狠的狗腿子、喝人血吃人奶的刘文彩,简直就是万恶的旧社会。以至于,“全国上下到处都向刘文彩举起愤怒声讨的拳头,男女老少无不为刘文彩登峰造极的人间罪恶流下控诉的眼泪。” 以至于,“革命现代泥塑〈收租院〉创作的成功,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丰硕成果!”

但我还从网上看到这样的介绍:“1999年11月,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笑蜀先生所著的《刘文彩真相》一书,该书澄清了加在刘文彩身上的众多不实之词,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刘文彩。作者在书中说:他无意替刘文彩做翻案文章,因为无论是从当时的标准,还是以现在的尺度来看,刘文彩都算不上什么“好人”;但也绝不是后来被妖魔化的那样坏。……同样揭露真相的作品还有香港凤凰台前一阵子热播的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据此片披露,刘文彩不但不是恶霸,还是对当地教育做出杰出贡献的大好人。当年宣传说刘在他的水牢内虐待长工,而事实上他家里根本没有水牢等等……”

我也读过发出另一种声音的《刘文彩真相》,当时的阅读感受可以用啼笑皆非来形容。看来刘文彩从“刘善人”变成“刘恶霸”完全是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而在泥塑〈收租院〉里出现的许多栩栩如生的细节也都是凭空臆造。既然如此,自认可与〈收租院〉媲美的〈农奴愤”〉会不会其实也如此呢?我能不能说那些技艺高超的艺术家们为我们塑造的西藏记忆也是虚构的甚至是虚假的呢?下言须得谨慎。毕竟事隔多年后的今天,西藏画坛上的一位权威级画家还这么断言:“〈农奴愤〉至少是部分地忠实纪录与再现了封建农奴制度下的西藏社会面貌,是一组有着较高历史认知度和艺术感染力的雕塑作品。”

5、
《农奴愤》的图片是黑白的,一如对西藏非黑即白的处理。但包装《农奴愤》的封面一角和封底是红色的,一如“红色”所象征的专制话语权。是的,党不必发言,党用一种颜色就可以代表最强大的话语权。于是在这强大的话语权的控制、遮蔽和曲改下,西藏的传统社会制度当然就是封建农奴制了,西藏人也当然不是三大领主就是农奴了。并且,以某一年为界,西藏被划成了两个西藏——“旧西藏”和“新西藏”;生活在这一转型期的西藏人也就有了新旧之分。旧是不要的,新是需要的,那么从旧人变成新人,得花多大力气去改造、改装甚至改节呢?其中又饱含着怎样的撕心裂肺和分崩离析呢?而在如此对立的身份定义下,《农奴愤》作为阶级教育的教材,也就成了西藏人的生存处境被权力者改写的版本。

是的,改写。党的文艺工作者们,多少年来就这么戏剧化地改写着西藏,改画着西藏,改唱着西藏,改舞着西藏,改拍着西藏,改塑着西藏。一如〈农奴愤〉正是在一种非常戏剧化的过程中,完成了党的文艺工作者们对西藏的全部想象。历史的真实,就在这样一种红色意识形态化的想象中被改变了。一代代西藏人的记忆,就在这样一种红色意识形态化的想象中被改变了。为此我不得不佩服怀着理想主义热情倾尽全力改写我们记忆的艺术家们,我更为佩服的是他们在毛泽东的精神原子弹的威力下爆发出忘我的创作激情,正如他们在谈创作体会时所说:“初冬,光脚踩泥,用土坯搭炉烧炭,自己弯钢筋,塑像的泥巴就用了三十五吨,连续紧张战斗了几个月,没过星期天。苦不苦?不!能够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最幸福!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最幸福!”

事实上《农奴愤》里有许多叙事是违背民间逻辑和历史事实的。比如用鲜血在山崖上画红五星的农奴少女,比如恶狠狠地将哭喊的儿童强塞进箱子的喇嘛,比如披上袈裟躲藏在寺院里的帝国主义分子,比如那位站在布达拉宫的石阶上即将英勇就义的藏族刘胡兰,等等。如果要从文化上批判西藏,最好别采用如此戏剧化的手法,可是一旦非要把艺术加工当作确凿无疑的真相,只能表明这行使的无非是权力者的蛮横手段。遗憾的是,这恰是党的优良传统,至今仍然在西藏发扬光大,因此在2005年的舞台上,可以看到日日夜夜翘首盼望火车开到西藏来的广大农牧民,可以听到代表西藏人民的军队歌手声情并茂地把青藏铁路唱成——“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哎……带我们走进人间天堂。”(呵呵,天堂!)

6、
西藏自己却是被动的。——说是“旧西藏”就是“旧西藏”,说是“新西藏”就是“新西藏”,而今呢?是“新新西藏”吗?

7、
不太久之前,西藏画坛上的那位权威画家还颇为遗憾地怀旧说:“〈农奴愤〉完成面世不久,随着文革之终结而处于冷藏状态。所以,它鲜为西藏以外的观众知晓,后来就连展览馆及其上峰单位对此也莫名其妙地讳莫如深,好像这组大型群雕根本就不曾产生与存在过一样,好像领导们当年功劳簿上那浓墨重彩的这一笔竟蒸发得无影无踪一般。……当日历翻到上世纪末叶,为迎办某个重大庆典事宜,并服从拉萨市政扩建布达拉宫广场的总体规划,原处于布达拉宫宫墙东南端的西藏展览馆搬家迁走,遂包括泥塑〈农奴愤〉在内的许多不能与时俱进的展品也就理所当然地被毁之弃之了。……要知道,随着搬迁被遗弃而又最不应被遗弃的正是那段记述着藏民族在二十世纪前半叶沉重足迹的独特历史。” 因此,画册《农奴愤》的复出,应该是令这位党的文艺工作者感到欣慰的。

那么泥塑〈农奴愤〉会不会也有复活之日呢?听说北京的某位要员来藏视察时做出了应该恢复泥塑〈农奴愤〉的指示,听说西藏的某些文化官员也正在竭力鼓动重新恢复泥塑〈农奴愤〉,其用心何在呢?是一如当年,继续作为阶级教育的教材来刷新当代西藏人的记忆吗?还是将其设为如今时兴的“红色经典旅游”的景点?还是出于对文革时代绝对专制的权力体系的缅怀?有一点很清楚,如果重又泥塑〈农奴愤〉,资金方面必定不是小数目,而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这无疑是一块肥肉,会有多少人欲分之啖之,乃可想而知。

不过我倒是赞成重塑〈农奴愤〉,当今天的人们重又目睹这些经不起历史考验的泥人,内心里体味到的恐怕更多的是反讽,毕竟21世纪的文化语境大不同于文革时代的文化语境。但我也相信,不管花多少钱,出多少力,单从艺术本身来说,如今已不可能塑造得出当年那种确实具有感染力的艺术形象。既然已经没有了当年的精神原子弹,也就没有了当年的革命热情,曾经燃烧在老一辈艺术家心中的爱与恨,化作了新一代艺术家心中的灰烬,仅靠金钱刺激,艺术创作力能与当年相匹敌吗?艺术作品能与当年差不多吗?如此赝品,只怕是一堆扶不上墙的烂泥啊。

2006年1月1日,拉萨




14 条评论:

  1. 西藏是西藏,西藏属于西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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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为什么你们所有的汉人都以为我们藏人也和你们一样,有着一样的悲惨史哪?而我们藏人却不知道有这个的过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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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青海同仁紧张态势和北京影院的西藏纪录片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03日 转载)

    来源:《新苏黎世报》
    去年3月,西藏拉萨发生藏人抗议活动后,青海省同仁县也成了当地的抗议中心。记者从同仁发来报道说,当地军警集结、形势紧张,据说一些寺庙中还发生了反对政府限制宗教活动的抗议。《世界报》记者观察了在北京电影院放西藏纪录片的效果。

    文章最后写道:

    "上星期,一周青海藏区之行给人的印象是,去年藏人示威没有带来任何结果,只加重了对他们的限制。寺庙受到更严密监视,喇嘛必须接受官方教育,朝圣难以得到批准,一些人受到严厉惩罚。一年来,几乎所有藏人既得不到新护照,也不能延长旧护照,作为少数民族的藏人无法出国旅行。

    “另一方面也可看出,藏人艰苦简单的生活仍然与汉人不同,带有强烈的藏传佛教特色。在这个远离北京和省会的地方,尽管有各种压制,但许多事情还可以做。被驱逐的达赖喇嘛虽然被官方宣传妖魔化,但他仍然是受尊敬的宗教权威。

    “一般的藏人有自己的烦心事,而藏人中的知识分子看来分成了两个阵营。一些人认为,不怕严厉惩罚、继续示威是抵挡官方镇压、争取更多宗教和文化自决权的唯一途径。但据熟悉情况的观察家说,大多数藏人并不希望今年发生更大规模的抗议,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镇压和暴力反抗交替并不断升级的危险局面,才能回到必要的传统务实做法上来。不这样做,中国境内的藏族文化才会真正受到危害。"

    《世界报》记者从北京发来的文章报道了北京各电影院的一件新鲜事:放映正片之前,必须放映一部有关西藏的十五分钟的纪录片。记者观察了这一活动的效果:

    "乍看起来,这一宣传很巧妙,但在放映惊险故事片之前,观众对这样的宣传根本听不进去。一名电影院职员说,他们只有在非放不可的时候才加放这部纪录片。观众们在附加的短片快放完时,才慢悠悠地进场。

    “按照官方的指令,虽然观众不愿看,中国的电影院在3月28日'百万农奴解放日'之前,也必须放映北京批判达赖喇嘛的影片。中国政府发起这一攻势,是为了防止藏人回忆自己在1959年起义失败和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度过的苦难岁月。

    “最巧妙的一招棋是强行规定了一个新节日。从三月份开始,藏人必须每天唱歌跳舞,表达对'五十年前获得解放'的喜悦。这样,1959年藏人起义之日的3月10日,就既没有地方、也没有时间举行抗议活动,更没有机会纪念去年拉萨反对中央政府的动乱升级的情景,中国已做好准备,以免2009年再次失去控制。"

    本文摘自或节译自其它媒体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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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流亡西藏五十年图片展


    前言

    1959年3月10日,“拉萨事件”爆发。

    17日夜晚,未满24岁的西藏政教领袖,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易装离开夏宫罗布林卡,走向印度。3月31日,达赖喇嘛一行80多人,包括他的家人,经师,以及部分噶厦政府成员在达旺进入印度,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流亡。

    5月,第一批西藏难民到达印度,进入印度政府紧急修建的米苏玛日临时难民营。此后的两年中,大批藏人追随他们的领袖,翻越喜马拉雅,进入印度,尼泊尔,锡金,形成一波又一波难民潮。至60年代末,西藏难民达到八万多人。这就是西藏流亡社会的由来。

    西藏流亡社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959-1969为西藏难民的“生存阶段”。这十年间,西藏难民先是在印度北方修筑公路,以此维生。从1960年开始,流亡藏人先后在印度南部,东北部和尼泊尔,锡金建立以手工业或者农业为主的难民定居点, 并创办学校,孤儿院,老人院等,一边安置蓍老,抚育幼儿,一边让儿童开始接受现代教育。至60年代末,西藏流亡社会初具雏形。

    1970-1989大致为西藏流亡社会的“重建阶段”。在此期间,位于南印度的三大寺落成,60年代开始建立的政治,教育和宗教体系进一步完善,西藏流亡社会在国际文化和政治领域的影响越来越大。

    1990-至今,可以说是西藏流亡社会的“持续阶段”。1991年起,平均每年有两千五百到三千名藏人流亡印度,其中大多数是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 以及前来印度学习佛法的僧尼。

    目前,流亡藏人的人数约14万,分布在20多个国家,其中大多数在印度和尼泊尔,生活在约50个西藏难民聚居区和居住点里。多年来,流亡西藏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谜。他们是如何生活的?又是怎样管理的?他们在异国他乡进行的民主试验,对正在摸索民主之路的中国人,是否有参考意义?这一切,有待于有识之士撇开意识形态的桎梏,去了解和研究。

    在西藏流亡社会50年之际,本站编辑部感谢李江琳女士提供她近年来收集的珍贵历史照片, 以及在十一个西藏难民定居点拍摄的照片,举办《流亡西藏五十年》图片展。


    西藏资料网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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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一位藏族高干这样看西藏问题
    丁一夫 (美国)



    能面对事实,面对藏民族的真正想法,允许藏人说出自己的想法,允许媒体交流沟通,是妥善处理西藏问题的第一关。



    对于当代中国和国际政治中的“西藏问题”,生活在西藏自治区和周边四省的六百万藏人,到底是什么看法,这个问题决定了西藏问题在未来历史中的走向。可是,这个问题对于大多数汉人和中央政府来说,却不是那么有把握回答的。其原因是,威权制度下,统治者有一种难以逃脱的“自我误导”困境。

    半个世纪来,中国是一个对言论加以管制的国家。即使是改革开放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社会在思想言论方面空前活跃的时候,对西藏问题的讨论,仍然属于严格管制的范畴。于是,各种媒体在西藏问题上全部失去功能,无法起到人们互相交流,上下沟通的作用。当整个国家在西藏问题上只有一个声音的时候,你就不可能知道这种声音是国家机器几十年宣传说服了群众,或是因为群众出于对国家机器的害怕而不再说出真话。久而久之,统治者却会被自己制造的统一舆论而误导,甚至成为自己制造出来的统一舆论的奴隶,想不被误导都很难。

    这也是过去半个世纪里发生过一些疯狂而荒唐的事情,事后不可思议,当时却上上下下无人能出来反对的原因。过去半个世纪证明了这样一个规律:当一个话题,被严加管制,连一点自由讨论的空间也不给的时候,人们在这个话题上多半处于自我误导和互相误导的状态。往往在国家和社会付出了巨大代价以后,人们会问,为什么当时没有人出来提出不同意见,为什么全民陷入思维的误区?

    于是,当时就能够打破统一舆论的压力,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就特别可贵。最近,笔者读到了一位西藏老干部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表达了完全不同于官方报纸舆论的意见。信中说到,写信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担任过西藏自治区主席的职务。这一封信,反应了很多藏人平时没有说,或者没有机会说的话。

    大西藏问题的由来和是非

    国际政治中的“西藏问题”和国内政治中的“西藏问题”,其内容有所不同。在国际政治中,西藏问题主要是西藏的法律和政治地位问题,近年来则集中在西藏人民和藏民族的人权和民族自治权问题上;而在国内政治中,政府主导的舆论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所谓“大西藏”问题,以及中央政府和达赖喇嘛及西藏流亡政府的谈判上。

    这位藏族高干在信中指出,大西藏自治区的问题,现在是西藏和藏区藏族干部谈虎色变的一个敏感禁区,有点“文字狱” 的味道。但是,大西藏自治区的概念,其实是五十年代中共中央高层自己提出来的。1956年,中央就有过这个考虑,陈毅到拉萨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庆典的时候就谈了这个问题,为此还让藏族资格最老的共产党干部天宝到周边省份的藏区考察和征求意见,有藏区的周边省份的负责人其实都知道。1957年初,青海省的孙作宾省长在阿沛`阿旺`晋美路过青海时,还和阿沛正式谈过此事。可见,大西藏的概念并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只是后来西藏局势和汉藏关系发生了变化,此事才不了了之。

    信中指出,按照我国宪法和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律,在藏族聚居地区,设立大西藏自治区,这种提法“是没错的” ,因为“从历史上看,青海,四川,甘肃,云南这几个藏族地区与西藏过去的吐博政权是一个藏族地区,但在经过战争和时代变迁后,尤其是清朝政府为了利于其统治,有意将西藏的区域范围缩小分割,才形成今天的这种藏区格局。……他们总体上都是聚居在一个大的区域里,紧密相连而息息相通。”

    但是,信中指出,他本人并不主张大西藏自治区,认为它在实际工作中不可行。他透露,1987年,达赖喇嘛的姐夫彭措扎西到北京来的时候,他们在民族文化宫谈话,他就从经济、交通通信和周边省份的联系几个方面提出,大西藏在实际工作中的困难。他说,还有一个因素他没有讲,就是如果成立大西藏自治区,“某些汉族的民族情绪也需要加以重视才行。”

    他说,“等到百八十年以后,藏族地区如果出问题的话,大藏族自治区这个问题可能也在其中。所以,我们不如现在就从各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疏导性的探讨,而不是堵住有此想法人的嘴。”

    藏人心中的达赖喇嘛

    信中透露,他在2005年就曾经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写过报告,谈达赖喇嘛问题。他指出:“一定要承认达赖是信仰喇嘛教群众和喇嘛的根本活佛,这是西藏历史形成的客观事实,而不是随便哪个人给他加上的这个王冠。” 为了在西藏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根本性的意识障碍仍然是如何对待达赖在西藏的影响力问题。西藏有句俗话,意思是让人说出内心真实想法的话,而不是说脖子以上的话。据我所知,藏族群众中,真正反对达赖的仅占极少数,西藏和藏区尊崇达赖的人仍是大多数。”

    这封给政治局常委的信公开批评了李瑞环当年给达赖喇嘛戴的四顶政治帽子:“达赖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是阻扰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

    他指出,这些年在藏族信教群众中批判达赖,造成了群众的逆反心理。“前两年《西藏日报》上竟有文章说,西藏有6 0 %多的群众是反对达赖的。像这种虚假报道再不能出现了,这完全是自欺欺人。前些年没收达赖照片期间,西藏有些普通群众和喇嘛们就表示,共产党可以收走达赖的照片,但我们的心是收不走的。”

    他说,“西藏宗教上的许多问题都是围绕着达赖展开发生的。有一点我们应该清楚地知道,达赖并不单纯是某一世的达赖个体,而是整个西藏宗教政治体系传承下来的一个点。” 所以,“达赖这个政治死结不管有多难解都要解,因为你今天不解,明天这个死结可能会更大,更死,而达赖问题早晚要解决,不是我们主动来解决,就是在事件爆发中被动来解决。”

    这封信,是一个藏族高级干部写给中央的政治建言。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这样做要冒极大风险。正因为如此,“逆耳忠言” 必定更真实地反应了藏族干部和群众的内心想法。这些想法,如今不说出来,或者没有机会说出来,也许风平浪静,却可能正在一个高原民族的内心酿成风暴。能面对事实,面对藏民族的真正想法,允许藏人说出自己的想法,允许媒体交流沟通,恐怕是未来中央政府有能力妥善处理西藏问题必然要过的第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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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谁都不怨,只怨自己没在50年前出生,赶上"民主改革"。众所周知,不管用普世价值标准,还是中国自己在宪法中标榜的民主,中国都不是一个民主政体。看来马克思他老人家所讲的、我们从小被灌输的“历史的车轮是不能倒退的”理论被中国的现实所否定了,因为,50年前我们有“民主”改革,但现在中国是专指政权。遗憾生错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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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香港问题的远见与西藏政策的困局
    来源:中国时报
    "在西藏度过愚人节"可能是下一个中国旅游单位的口号。虽然中国政府声称西藏仍继续对外国游客开放,但是旅游单位与旅馆认为实际上,如果不是原则上,四月一号之前到西藏旅游是不被允许的。这个理论与实际之冲突令人回想起北京奥运会时的情况,当时中国宣布开放三个处所供抗议示威行动之用,但也处罚那些把它的话当真的人。当然,这并非近一年来中国首次关闭这个遥远的喜马拉雅地区。去年悲惨的骚乱之后,那裡就曾被封闭三个月,欲入藏的外国游客也必须受制于严格的限制。
    当然,对许多西藏人来说,每天都是愚人节。他们陷于一个矛盾的处境──儘管政府援助促成在经济、基础建设、健康与教育的可观发展,他们却憎恨他们的统治者。上星期本应为传统上为期两周习俗酒宴庆祝活动的「洛萨(Losar)」藏曆新年伊始,他们宁选择用肃穆的祈祷来纪念这个节庆。在海外,他们尊敬且刻正寻求与中央政府妥协的达赖喇嘛,支持他们这个利用新年去纪念去年骚动与事后镇压行动中丧生与「仍在中国统治下受难的同胞」。

    相反的,中国政府命令西藏人开心进行庆祝活动。还记得毛主席对建立「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吗?中国政府为对抗前揭佛教徒的抵制酒宴庆祝活动,发给为数近七万的贫穷西藏人每人八百元人民币,使「西藏困难群众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藏曆)新年」。

    藏人是多元的群体,加以几乎完全没有自由的报导,我们无法得知有多少人选择静默的抗议而非一场欢乐的表演。经由许多上周被报导的事件,我们所能得知的是政治安全情势已然更加恶化,而主要活动尚未开始。三月十号,这个肇始去年骚动的日子,在今年将是一九五九年藏民对抗一九五一年中国设立政权的起义失败与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五十周年的日子。

    为防止大规模群众抗议活动,中国当局持续进行密集的「爱国教育」行动,强调达赖喇嘛所谓的罪行,与中国政府在该地区令人印象深刻的经社投资。对那些敢于公开质疑该等官方强加的现代化福利是否足以补偿宗教、文化、语言与政治自由之缺乏,和对许多当地(藏)人普遍的歧视与恐怖威吓,中国政府也派驻了慑人的军警武力,来加以恫吓、调查、讯问、拘留、刑求、定罪与判刑。今日,西藏地区已然是个军事营地。

    西藏紧张情势的缓解与妥协之展望,其恶化的程度已然到无以复加。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代表的商谈陷于僵局。达赖喇嘛持续寻求「中道」,同意接受中国对西藏主权的主张,儘管许多在藏或流亡中年轻一辈藏人反对,中国也拒绝相信他所说的檯面话。然而,他仍在等待中国政府提议另一回合的商谈。之前他也指控中国政府意图使藏人遭受无法忍受的残暴与骚扰,以迫使藏人再度起义。他说:「当此等情况发生时,中国政府将能恣意地进行其空前且难以预期的武力镇压。」

    中国政府仍然主张「接触商谈」而非「谈判磋商」。而接触商谈只处理达赖喇嘛的地位,而非西藏或藏人的地位。中国政府最近也誓言「坚决粉碎达赖集团的反动攻势,打倒分离主义,发动人民战争以求稳定。」在此情势下,于愚人节前提及中国内外评论家提议的和平解决方桉或真正自治都将会被视为是个冷笑话。

    我不禁回想起我年轻时在一九五二年造访阿尔及利亚的往事。我曾花费一学年的时间待在法国研读法国政治与外交政策,而当时法国政治与外交政策正为百年的殖民主义所苦。我目睹死于「印度支那」(Indo-China)革命的法国战士尸袋被送回母国,但仍想要体验阿尔及利亚革命前的状况。阿尔及利亚是另一个法国殖民地,但也似乎注定要经历相似的悲剧。法国曾大量投资于阿尔及利亚的经济、教育与社会的改善,也对其成就感到自豪。然而许多阿尔及利亚人,其中大多数是阿拉伯裔回教徒,深深憎恨宗教、文化、语言与政治上的限制,以及举目可见的歧视和残暴的军警镇压。

    一九五二年五月一日,首都阿尔及尔是个因紧张情势而骚动的军事营地。每个街角都有一部敞篷卡车满载挥动着半自动步枪的士兵,等着对任何可能的示威抗议迎头痛击。但在卡斯巴(Casbah)的隐蔽处,大胆的外国人仍能採访密谋起义的阿尔及利亚青年。他们都是新闻记者、律师和研究生,充满着热情想去推翻那个当年曾戮力提供衣食与教育给他们的政府。他们的眼因民族主义的燃烧而明亮,而他们最终也在他们自身以及法国的惨烈代价下印证了民族主义。

    中国政府以及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反对他们对西藏的统治是殖民统治的看法。此外,一些政治学家甚至主张除非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有一水之隔,否则即无殖民主义的存在。国际社会并未挑战中国对西藏的主张,达赖喇嘛亦然。然而除此之外,不同于民主的法国,中国有意愿也有实力不惜任何代价粉碎西藏当地的抵抗。

    可是,中国持续倚赖镇压是明智的吗?中国政府,即使于此刻,可以对西藏适用如邓小平要求和平解决香港前途般之大胆、有远见、有创意且有弹性的领导风格吗?相较于赌注在藏民的抵抗将会于达赖喇嘛去世后凋萎,这毋宁会是一个比较聪明的解决之道。中国的领导人准备接受这个挑战了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他们的继位者呢?

    (孔杰荣Jerome A. Cohen,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外交关係协会」兼任资深研究员/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研究员宋名晰编译)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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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曾支持西藏Oasis大陆演出被禁

    2009-03-04
    中国政府近期在文化娱乐领域加强关于西藏的意识形态控制,多个主要城市电影院所有电影开场前都要先播出一套名为“西藏今昔”的短片,藏区更设流动播放。另外国际著名摇滚乐队绿洲绿洲乐队原定四月初在北京上海的演唱会因主唱曾出席支持西藏的活动而被中国官方喊停。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英国摇滚乐队绿洲(绿洲乐队)原定于四月初在北京和上海举行的演唱会,在中国当局要求下被迫取消。在该乐队周一发表的声明中称上周六突然收到中国大陆协办单位的通知称政府方面突然取消了他们的表演许可,原因是北京文化部最近发现主因歌手诺埃尔。加拉戈尔97年曾在纽约一个为西藏人权组织筹款的音乐会上表演,因此官方认为该乐队目前不适合在中国大陆演出。

    北京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周二记者会上被问及此事时说绿洲乐队取消来华是因为举办方经济问题,当记者追问是否意味演出因政治原因被取消的说法是捏造时他则没有正面回答。

    绿洲乐队在声明中对演唱会被取消表示极度失望,并希望中国的当权者重新考虑,收回这一决定。与此同时该乐队在此次东南亚巡回表演的香港站演出则照常进行。

    同样失望的是已经购买了演唱会票的数千大陆歌迷,尽管可以从周四开始办理退票,但互联网上表示愤怒和批评言论很多。

    活跃的大陆博客北风认为当局禁止绿洲乐队演出的做法得不偿失: “据说当局现在奉行零容忍的政策,不容许任何他们理解的影响稳定的因素出现,很多决定你会觉得荒唐可笑。这个事件作为一些单纯的乐迷,他们除了愤慨无奈,对于这个演唱会突然取消心里也会打一个问号,如果上网了解到可能是因为藏族的问题而取消的话,好奇心驱使他们就会去了解更多,某程度上我认为这个事情未必是一件太坏的事。 “

    除了防止外来人士发出“不适合”的声音,当局近期也在加强对西藏的意识形态宣传。据大陆媒体报道,一套名为“西藏今昔”的十五分钟纪录片目前正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成都以及西藏,青海,甘肃,云南的影院“公益上映” ---即每部电影开始前,观众都一定会看到这部短片。

    住在广州的北风说,这种与几十年前同出一辙的宣传方式对很多观众来说效果有限“我们觉得这种宣传伎俩非常拙劣,基本上这种单方说词,灌输式的宣传效果我想非常有限。用电影院这种方式,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二三十年前的电影院里头每次看电影之前一定会放一部“中国经济形势大好'的片子。现在怎么又回到那条老路上了? “

    据介绍这套短片内容围绕1959年前西藏政教合一的所谓封建农奴制社会的落后,黑暗,以及5 0年来西藏社会和人民生活的历史性进步,用以说明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短片。短片从二月中开始除了在各大城市的影院“公益上映,还有34辆流动放映车在多省的藏区放映;据称还计划以赠送方式,发行该片的DVD光盘。

    居住在北京的著名藏族作家唯色认为当局至今垄断关于西藏的话语权,以及扭曲误导的宣传教育令中国民众成了最不了解西藏的一群“是老套了,把西藏分成新旧二元,把旧西藏给妖魔化,产生一种忆苦思甜的感觉,但是实际上是一个党和政府用很强大的话语权控制,遮蔽,和曲解来改写西藏历史。投入这么多人力物力做这么大的宣传,起到的洗脑作用还是很大的。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和同情西藏的西方人辩论的时候总是说,你们不了解西藏历史,你们离西藏这么远,你们没去过西藏,根本不知道西藏今天是什么样子。实际上从我们的亲身经历和体会,恰恰是离西藏最近的中国人对藏人的内心了解最遥远,他们对藏人的了解其实是一种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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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一部真实的谎言——评中共《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

    作者:陈破空 文章来源:RFA 更新时间:2009-3-4
    时值藏人抗暴50周年,中共高度紧张,提前采取大动作,严控西藏:发动“冬季严打”,大量抓捕藏人;增调两万军力入藏,恐吓和监控藏人,为此还大量扩建军营;限制外国记者和媒体、甚至旅游者进入西藏。

    除了武吓,还有文攻,设立所谓“百万农奴翻身纪念日”,强加民意、扭曲历史;随后又发表所谓《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洋洋两万字,竭尽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之能事。

    白皮书开始,中共并不论述中国与西藏在历史上的复杂关系,仅以一句“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笔代过。中共集中笔墨,指控达赖喇嘛统治时期的“旧西藏”,是“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的农奴制,“占西藏总人口不足5%的农奴主,垄断着西藏的物质精神财富。”

    然而,以“解放者”自居的中共,时至今日,仍然以占中国总人口仅5%的共产党员,垄断着中国的全部资源,垄断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也垄断司法媒体教育等领域。中共承认,当今中国亿万富豪中,90%以上是中共高干子弟。

    白皮书还说,“十四世达赖喇嘛集政教大权于一身”,但自称“救星”的毛泽东,却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如果他不是无神论者,无疑还会集党政军教大权于一身。事实上,如果把共产主义学说作为一种教义,中共实行的,恰恰就是政教合一的绝对专制统治。

    且不说,中共描绘的“旧西藏”,夹杂多少谎言,以西藏的“落后”,作为中共进军西藏和压迫西藏人民的理由,等于是说,当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有理,“以先进的日本改造落后的中国”;又等于说,英国殖民香港有理,“以优等人种教化劣等人种”。换言之,中共公然散布“种族论”。

    白皮书以50年间,西藏有了公路、铁路、电灯、电话等为依据,来证明中共统治西藏的合法性与功劳,已经完全雷同于日本军国主义的说法:因为在中国修建了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所以它对中国的占领就是合情合理的,不是“侵略”,而是“进入”。

    白皮书中,提到当年中藏两地签订的《十七条协议》,但仅抽出其中的第11条:“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以此作为中共于五十年代后期在西藏实施所谓“民主改革”的依据。暗示,因西藏地方政府没有“自动进行改革”,所以中央越俎代庖。

    仅在这一条上,中共就违反了“不加强迫”、 依据“人民要求”和“协商”等原则,而以暴力强加。中共回避该协议中的其余16条,比如第4条:“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结论很清楚:悍然撕毁《十七条协议》的,不是白皮书所指控的“达赖集团”,而是中共集团。

    而中共所谓“民主改革”的结果,就是,2500余座寺庙被捣毁,占全西藏寺庙的97%,大批僧人尼姑被强迫还俗,大量藏人被屠杀。在西藏地位仅次于达赖喇嘛、曾任中共人大副委员长、也曾被中共监禁10年的十世班禅喇嘛,曾悲叹:所谓“社会主义的新西藏”,“就像被炮弹摧毁、战争刚结束的样子。”可见,中共所谓“民主改革”,不是改革,而是毁灭;没有民主,只有暴政。

    至于1959年3月间发生的西藏事件,中共称为“平叛”,藏人称为“抗暴”。十世班禅喇嘛在中共人大的一次小组会议上发言说:1958年,我从(中共)党内文件得知,(当局)“要挑起叛乱、压出叛乱,然后在平叛过程中,彻底解决宗教和民族问题。”

    白皮书提到50年,却省略了其中众多重要年份和重大事件。比如,省略了文革10年,那是西藏文化、文物、宗教、人伦等惨遭中共浩劫与玷污的又一个黑暗时期。岂止“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那是人类历史黑暗的极致。

    白皮书还省略了1989年和2008年发生在西藏的严重冲突事件。中共的忌讳,再度佐证藏人和外界的广泛认定:发生在西藏的暴力事件,不论是1959年,还是1989年,抑或2008年,都由中共特务大队以伪装手段首先挑起,然后嫁祸藏人,制造借口,大开杀戒。

    白皮书渲染中共对西藏文化文物的保护,声称拨款多少亿,无意间却泄露:所有拨款,都用于“修复”;而所有“修复”,都始于八十年代之后;反证,这类“修复”,都是因为之前的破坏。最大两笔拨款,更是紧跟在1989年和2008年两次大冲突之后,显然是在藏人抗议和中共镇压后,当局的安抚性善后手段。

    白皮书吹嘘中共在西藏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尤其夸大“中央财政拨款”的作用。但却掩盖不住一个不争的事实:西藏至今是中国境内最落后最贫困的省区,2008年,西藏生产总值为395亿元,不及中国东部较为发达的一个县,比如,江苏省江阴县(现为县级市),同年生产总值1430亿元;又比如,广东省顺德县(现为佛山市辖下一个区),同年生产总值1562亿元。

    白皮书中,中共诬指“达赖集团”试图在西藏“恢复封建农奴制统治”,事实上,达赖喇嘛及海外藏人,在流亡途中,就已经开始了真正的民主改革,比照文明世界模式:不同党派相容共存,流亡政府依选举产生、靠监督施政,言论与新闻自由得到保证。

    在白皮书中,中共声称,“西藏问题”,“根本不是什么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人权问题”,转而把西藏问题归咎于“西方反华势力”。且不说,白皮书处处引用西方人的言论,为中共的西藏政策辩护,构成自相矛盾和双重标准;就说,连中共本身,都时不时地承认,整个中国,都还存在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人权问题,矛盾尖锐的西藏,又怎能例外?

    中共《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一部真实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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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中國也該做做中國從過去到現在的農奴憤 ~ann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angfang-03052009082208.html
    闽六老人北京大会堂附近服农药自杀(视频)
    2009-03-05
    福州六位到北京上访的老人,星期三在距人民大会堂不足五百米的街口服农药自尽,抗议地方政府强拆他们的房屋。老人年龄最大的有88岁,目前在医院抢救。星期四上午,黑龙江访民林新云披麻戴孝,试图带儿子闯大会堂,被公安带走。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大陆的全国人大开幕前一天,来自福州的六位年龄分别为60至88岁的老人,不满地方政府强行拆迁和被殴打,向省政府上访不果,绝望之余,星期三上午在大会堂附近的前门大街路口,服农药自杀。北京居民李先生星期四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天安门广场南边大栅栏商业区,有六个福州市仓山区金山镇的老人,三个男的,三个女的,喝农药自杀,最小的60岁,最大的88岁”。

    目前,六位老人正在医院抢救,与六位老人一起到北京上访的福州访民许先生对本台描述:“昨天(星期三)上午10点钟到11点之间,在大栅栏头条,最前门那个路口五十米的地方,靠大会堂那个方向,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全部都送到医院。”

    许先生表示,目前福州市驻京办在处理老人自杀事件。本台致电福州市驻京办信访工作组了解情况,接听电话的官员拒绝回应。

    记者:六个老人自杀的事情,现在情况如何?
    驻京办:请问你是哪里?

    记者:我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驻京办:六个老人自杀的事,不好意思,我不太清楚这件事。

    该官员说完立即挂断电话。

    记者又致电事发现场附近的保安岗亭查询,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证实,确有其事,但不愿多谈。

    记者:昨天有六个福州老人自杀事件知道吧。
    工作人员:对对对,上访的吧。今天听他们跟我说了一句,说是挺理解的。

    福州访民林先生表示,事发后引来很多围观者,公安迅速在现场拉起封锁线:“后来围观的人很多,他们马上叫那里很多保安,把他们(自尽的老人)围起来,不让围观,又马山把他们送到医院里去,应该说在医院里面洗胃”。

    访民许先生表示,金山镇的六位老人在两会期间到北京喝农药自尽,他们控诉地方政府逼迫他们走投无路:“他们是下面(当地)人拆迁,有十来户拆迁,全部财产被毁,人都被打了,老人一点没办法了,他们讲要死在天安门”。

    对于访民为何将上访焦点集中在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许多访民表示,虽然他们明知进京上访也是徒劳,但希望在国际媒体云集北京、采访“两会”之际,让外国记者了解中国访民现状,听到他们的呐喊。

    星期四,黑龙江鸡西市访民林新云披麻戴孝,带着5岁的儿子到人民大会堂喊冤,并试图闯入大会堂,结果被公安局抓走。据现场访民毋女士对本台表示:“今天上午9点左右,披麻戴孝领着孩子到天安门想闯两会,让天安门警察跟武警把她关到天安门分局了,我刚才给她打电话,谁是关在地下室,那孩子老哭,因为她的孩子才5岁,她的爱人叫吕强,是一个碎尸案件,特别惨”。

    据了解,林新云是因为丈夫两年前讨要工钱被残忍剥皮割头碎尸,至今案件没有得到公正处理,而上访北京。

    在北京的“两会”期间,访民到人民大会堂外下跪、喊冤事件,每年都有发生,而今年却发生了访民集体自杀事件,有分析认为,这反映了基层民众对官员彻底失望和无奈,如果事态进一步恶化,后果难料。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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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居住在北京的著名藏族作家唯色认为当局至今垄断关于西藏的话语权,以及扭曲误导的宣传教育令中国民众成了最不了解西藏的一群“是老套了,把西藏分成新旧二元,把旧西藏给妖魔化,产生一种忆苦思甜的感觉,但是实际上是一个党和政府用很强大的话语权控制,遮蔽,和曲解来改写西藏历史。投入这么多人力物力做这么大的宣传,起到的洗脑作用还是很大的。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是在国外和同情西藏的西方人辩论的时候总是说,你们不了解西藏历史,你们离西藏这么远,你们没去过西藏,根本不知道西藏今天是什么样子。实际上从我们的亲身经历和体会,恰恰是离西藏最近的中国人对藏人的内心了解最遥远,他们对藏人的了解其实是一种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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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别把我们中国留学生当傻瓜,我们心里实际上承认西藏历史上的独立或相对独立地位。但是,我们汉人人多地少,我们需要这块土地,所以,对不起了。

    还有,西方人也不是什么好鸟,他们在西藏问题上这么起劲,因为这损害不到他们的利益,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别人当然很爽。但是,你试着叫他们归还他们博物馆里的文物,或者让他们把美洲大陆还给印第安人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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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给grace:这就是你爱的中共干的事,你怎么不吭气?
    汉人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连连自杀,不愿意跟着中国共产党,难道要维蒙藏满去爱中共法西斯当?跟着恶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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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陆的全国人大开幕前一天,来自福州的六位年龄分别为60至88岁的老人,不满地方政府强行拆迁和被殴打,向省政府上访不果,绝望之余,星期三上午在大会堂附近的前门大街路口,服农药自杀。北京居民李先生星期四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天安门广场南边大栅栏商业区,有六个福州市仓山区金山镇的老人,三个男的,三个女的,喝农药自杀,最小的60岁,最大的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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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云儿 愤怒声讨西藏僧侣高利贷盘剥藏民

    发布者:独立评论 - 3月7日
    今天(3月2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表《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年》白皮书,揭露“旧西藏”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三大寺高利盘剥藏民情形,其文如下:

    西藏各级地方政府设有为数不少的放债机构,放债、收息
    成为各级官员的行政职责。根据1959年的调查,拉萨哲蚌
    寺、色拉寺、甘丹寺三大寺共放债粮45451644斤,年收利
    息798728斤;放藏银57105895两,年收利息1402380两。
    高利贷盘剥的收入占三大寺总收入的25%至30%。

    我算了一下利息率,放债粮45451644斤,年收利息798728斤,年利息率仅为1.75%;放藏银57105895两,年收利息1402380两,年利息率仅为2.45%。两者都不超过3厘。也就相当于现如今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比人民银行一年期最低贷款利率低出了一倍多。

    实在闹不明白,国新办把这叫做“高利贷盘剥”,置中国人民银行于何地?

    我个人的印象,即使在大清朝,高利贷的定义好像是年利三分(30%)。倘若西藏佛门果真大量贷放藏粮、藏银,只收息两厘左右,那可真是一件大好事,比当今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小额信贷银行还功德无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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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给grace:这就是你爱的中共干的事,你怎么不吭气?
    汉人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连连自杀,不愿意跟着中国共产党,难道要维蒙藏满去爱中共法西斯当?跟着恶党走?///////////////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以为除了中国人以外,比如美国人和欧洲人生活的就是在天堂啊,就没有自杀的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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