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13日星期五

《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为何对英国侵略者情有独钟?




在“民间藏事”上,署名汉人的网友留言两篇反驳中共《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的长文http://tibet.woeser.com/?p=4345,也在“自由中国论坛”上署名xiongzeshangren 发表,见http://zyzg.us/viewthread.php?tid=194439&page=1&extra=page%3D

特别转帖在我的博客上,先发第一篇,并附上“自由中国论坛”的相关留言,作为补充。致谢这位网友!

《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为何对英国侵略者情有独钟?

文/汉人或xiongzeshangren

据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3月2日发表了《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发表的第8个有关西藏的白皮书,全文约2.1万字,“以大量的数据和事实,揭示了西藏社会发展的规律,用事实揭穿了达赖集团在所谓‘西藏问题’上散布的各种谎言和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本来面目,有助于澄清历史是非,让世人更好地了解一个真实的西藏、发展变化的西藏。”

实际上这份白皮书的内容,基本上是将以前的宣传又重复了一遍,本无甚新意。但是白皮书在开头多次引用了英国人埃德蒙•坎德勒的文字来证明旧西藏的落后与黑暗,这却立刻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我在不久前碰巧读完了埃德蒙•坎德勒的著作《拉萨真面目》的中文版,对这本书的内容印象深刻。埃德蒙•坎德勒何许人也?此人原为英国《每日邮报》的驻印记者,在1903——1904年英国入侵西藏期间作为随军记者参加了英军对西藏的远征。1904年3月31日他在古鲁被藏军砍伤并目睹了英军对藏军的大屠杀,这一次藏军被杀约六七百人,而埃德蒙•坎德勒对西藏方面的死者并无多少同情(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的话)。在《拉萨真面目》中,埃德蒙•坎德勒幸灾乐祸地写道:“很显然要不是我们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顿,我们就不会有任何进展。格玉的屠杀(即古鲁大屠杀——笔者)只是将无法避免的事件给提前了。是由于藏人的愚蠢,才使我们卷入了战争的漩涡。要想让他们认识到英国是一个强国,英国的军队需要认真对付,就非得杀掉他们几千人,否则就没有指望。”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埃德蒙•坎德勒会对藏人抱有多少“好感”。

然而,尽管埃德蒙•坎德勒是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者,白皮书的开头却数次引用了这位英国朋友的文字来增强关于旧西藏极其落后、黑暗这种说法的可信度。白皮书引用的这几段文字都出自《拉萨真面目》一书。该书不仅对西藏和藏人没有多少好话可讲,而且作者也不讳言自己讨厌西藏。白皮书所引用的内容包括:1、“人民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年代,不仅仅是在他们的政体、宗教方面,在他们的严厉惩罚、巫术、灵童转世以及要经受烈火与沸油的折磨方面是如此,而且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也都不例外”;2、“这个地方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喇嘛是太上皇,农民是他们的奴隶”;3、“强大的僧侣势力掌管一切。即使是佛陀本人,没有僧侣也无能为力”。(僧侣掌管一切?即使我们假定1904年时确实是这样,然而事实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拉萨政府的政府官员中俗官数量超过僧官。十三世达赖喇嘛曾经在西藏进行改革,增加了俗官的数量并削弱了寺院的权力。)

白皮书之所以要引用侵略者所写的文字,当然是因为这样的描写十分符合他们的胃口。虽然我们不能说侵略者的记载全都是胡说八道,不过我们可以通过《拉萨真面目》这本书中的其他描写来估量这些文字的可靠程度。

埃德蒙•坎德勒在《拉萨真面目》一书中充分表现出了他对藏人的蔑视和敌意,以及对西藏文化的无知与歪曲。他认为藏人肮脏、愚昧、野蛮,他尤其讨厌西藏的僧人和达赖喇嘛。他虽然承认藏军在战斗中表现出了勇敢精神,但却认为他们是被僧人骗来打仗的。“世界上还没有其他人表明过像他们那样视死如归,在最后发起的进攻之前,喇嘛一直与他们在一块。在藏人夜间趴过的那条冲沟里发现了藏身的二十个剃得光光的脑袋,藏人就是从这条冲沟里迅速给打发出去的。人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些圣人到底许了些什么愿,采用了什么样的哄骗和恐吓手段。”(《拉萨真面目》P115)

埃德蒙•坎德勒无法理解藏传佛教。他这样描写他在拉萨附近所看到的事物:“我们在途中进去过的所有房子和寺院,总有镀金佛像,俗丽的绘画、魔鬼女妖、五颜六色的壁画、呲牙咧嘴的可怕的魔鬼面具以及喇嘛实行恐怖主义的所有骗人器具。”他用恶毒的语言描写他在大昭寺看到的藏传佛教的护法神:“这种受崇拜的淫秽对象在一个角落里缩成一团——一个矮小的早产儿。”很幸运地,白皮书里面没有引用这句话,看来白皮书的作者也知道有些东西是不好摆出来放到台面上的。

《拉萨真面目》一书中有一段议论特别能表现出埃德蒙•坎德勒对藏传佛教的理解贫乏到了什么程度。该书中文版第211至212页探讨了所谓“西藏喇嘛教和罗马天主教的惊人相似之处”,扯了一大堆胡诌的证据,甚至认为“在神龛前燃烧蜡烛、洒圣水、交替唱经、布施以及为死人祈祷念经,这些做法一定都源于西方。”,等等!而译者在脚注中讥讽地写道:“原文如此,为了表示作者在此信口开河,没有译成酥油灯(指“在神龛前燃烧蜡烛”这句话——笔者)。”

埃德蒙•坎德勒还认为西藏的僧人是不学无术的:“……这些人(指僧人——笔者)除了对于僧侣的谋略和本身就含糊不清的玄学外,对于科学、文学、历史、政治以及其他一切都是无知的。我们认为藏人是“非常讨厌的”。他们的整个教育体系就是要使他们成为这样的人。……”这种观点与李敖关于西藏的言论何其相似!笔者在这里引用国内媒体人、作家才旺瑙乳的文章《妖化西藏:敬请李敖先生止步——才旺瑙乳致李敖的公开信》中的一段文字:“而且历史上我们藏传佛教的寺院一直承担着学校的职能。不仅仅是拉萨的人口比例很少的贵族有文化,而且整个僧侣阶层都是文化阶层。寺院里的僧人也不仅仅是学习佛教知识,还要学习世俗知识。对我们西藏人来说,藏传佛教由以下内容构成:大五明和小五明,也叫做十明文化。大五明是:内明(佛学)、因明(逻辑哲学)、声明(梵文语法学)、工巧明(工艺美术学)、医方明(医学)。小五明是:天文历算学、诗学、辞藻学、音韵学、戏剧学。十明文化构成藏传佛教文化,其中只有“内明”是专门研究佛学的。除藏传佛教文化外,我们西藏人还有苯教文化,有商业文化、茶文化、酒文化、传统体育、民间歌舞等等,不一而足。”

《康藏香巴拉》一书也高度评价了藏传佛教寺庙在文化上的成就:“一座寺庙就是一个艺术的殿堂,一个文化的宝库,一个生生不息的学府。……寺庙是藏族艺术的殿堂,壁画、彩绘、唐卡画及各种雕塑比比皆是,形成了独特而成熟的艺术风格和流派,为世人创造了大量的艺术瑰宝。藏传佛教十分重视知识,认为知识是开悟成佛之因,是利益众生的手段,因而一直对知识持尊重、吸收和创新的态度。在各教派形成过程中,除学习翻译引进印度三乘四续显密佛经经典外,还从印度、尼泊尔、中原等地引进大量世俗文化艺术,并与本土文化结合,形成了几乎涵盖一切文明成果的文化体系。编译了百科全书式的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完成了《布顿佛教史》、《青史》、《红史》、《白史》、《新西藏王臣记》等一大批史学巨著,创作了《米拉日巴道歌》、《萨迦格言》、《圣者喜诞》等大批文学巨著和《智者根敦》、《可达拉姆》等大批优秀戏剧,著述了《历算综论》、《智者生悦篇》等大量天文历算著作。医学方面形成了南北两大派,留下了《四部医典》、《无畏武器》、等大量医著。同时,由于重视知识传承和学术研究,许多寺院成了注明的高等学府,培养了大量知识渊博、品德高尚的高僧大德。他们为藏文化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康藏香巴拉》P183)

讽刺的是,侵藏英军的中心人物荣赫鹏爵士在留驻拉萨期间却被墀巴活佛所感动,后来他甚至在1933年“受近30年前在拉萨附近的山区感到的普遍博爱的突然向往之驱使”而创建了世界宗教大会。

很明显,埃德蒙•坎德勒在《拉萨真面目》一书中的许多观点都经不起推敲。笔者之所以要提起这些本来不值一驳的观点,是因为白皮书中不加批判地引用了该书的文字以增强说服力,为了证明自己的结论而不择手段到了这种地步,这令笔者深感忧虑。笔者希望读者了解:白皮书所引用的埃德蒙•坎德勒的文字,尤其是所谓西藏的农民是喇嘛的“奴隶”这种言论,就像此人攻击西藏和西藏文化的其他文字一样反映了他对西藏的憎恶和敌意,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埃德蒙•坎德勒对西藏的观点,就像西班牙殖民者对印第安人、在台湾讨伐反抗者的日本军队对高山族、进攻苏联的德国军队对斯拉夫人的观点一样,表现出了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心理,即认为自己比对方高等,而这些被征服者则是野蛮的、落后的、顽固的,解放或者消灭他们是完全合理的,这是“文明”对“野蛮”的胜利。

埃德蒙•坎德勒这位英国侵略者的心理,与几十年后的毛泽东倒是有某些相通之处。毛泽东也是西藏的征服者(而且征服的更彻底),并且对西藏的宗教文化极其无知,充满了偏见。还有,两个人都渴望推翻西藏的领袖达赖喇嘛(埃德蒙•坎德勒说他这次来到西藏“为的是要动摇达赖喇嘛的宝座。”《拉萨真面目》P90)。1959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十六次会议上讲话时说:“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这段话反映出毛对西藏文化的了解并不比埃德蒙•坎德勒或者李敖更强。大陆学者王力雄对毛的这段话评论道:“如果这种话出自街头晒太阳侃大山的汉人老头之口,还有情可原,而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国务会议上这样讲,足以说明中G对西藏无知与偏见的程度。这种对传统西藏近乎谣言式的描述,至今还根植于许多中国人心中。”

因此,不难理解白皮书的作者为何如此钟爱英国侵略者埃德蒙•坎德勒的作品。(在白皮书的七个注释中,就有两个是关于引用埃德蒙•坎德勒的《拉萨真面目》一书的。)在某些方面,他们确实气味相投。在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十个年头的时候,一份政府的官方文献却仍然奉行种族歧视、文化歧视的做法,将殖民主义者对原住民的污蔑当作宝贝,这种做法不仅降低了这份文献的身价,更暴露出作者的非常明显的倾向性和对原住民历史与文化的极度无知。如果承认埃德蒙•坎德勒所说的全都是事实,那么,英国侵略军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解放者,百万农奴应该欢天喜地地盼星星盼月亮渴望荣赫鹏爵士和麦克唐纳司令官前来解救自己。至于在那场战争中战死的数千名西藏阵亡者,则不过是阻挡历史潮流前进的螳臂当车的恶徒。可是这种观点显然是白皮书所不敢赞成的,否则爱国主义电影《红河谷》就应该变成禁片了。

最后一个值得一提的十分讽刺的事情是,爱国主义电影《红河谷》的男主人公的原型就是埃德蒙•坎德勒,而电影在最后打出了一段文字,声称影片参考了荣赫鹏所著《刺刀指向拉萨》一书的部分内容——而问题在于,《刺刀指向拉萨》一书的作者并不是荣赫鹏,而是英国作家彼德•费莱明。更加讽刺的是,在影片打出的这段文字中,紧接着“荣赫鹏”这个名字的是一个括号,而里面用英文写着彼德•费莱明的名字:PETER FLEMING。这又是一个一群人打着艺术和爱国的名义将历史和艺术双双恶搞了的生动实例。

在电影《红河谷》的末尾,男主人公感叹道:“父亲,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用我们的文明去破坏他们的文明?为什么要用我们的世界去改变他们的世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一个永不屈服永不消亡的民族。……”

这是一段白皮书永远不会引用的文字。


补充:

1、

埃德蒙•坎德勒在书中提到古鲁的藏军是民兵,他们的武器是他们自己的财产,也因为这样英军强迫藏人缴械的行动是很容易引发战斗的,而稍后在古鲁也确实发生了战斗(或者屠杀)。这一记载倒是实情,因为《刺刀指向拉萨》也有相同的记载,虽然埃德蒙•坎德勒认为藏人被杀是自作自受。西藏的民兵绝大部分都是普通百姓,根据共产党的阶级划分,这些人都属于“农奴”阶级。那么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就出现了:既然西藏的农奴们过着极为悲惨、猪狗不如的生活,西藏政府为什么还允许他们拥有武器?百万农奴拥有大量的武器,为什么不举行武装起义?《西藏民主改革50年》中说到20世纪中叶,“广大农奴为摆脱绝境不断发动请愿、逃亡、抗租抗差和武装反抗。”然而却没有举出任何武装起义的例子,事实上也找不到这样的例子。难道百万农奴都把自己家里的枪支、刀剑等武器当成了烧火棍使?他们真的是农奴吗?还是他们只不过是农民、、游牧人、手艺人、僧人、小贩……而根本就不是奴隶。

2、
藏民是有武器的,枪支是藏民的重要财产,藏民对自己的枪支甚为珍视。即使家中没有枪支的,也会有刀剑的等武器,而西藏政府并不禁止人民拥有武器。无论是卫藏,还是康和安多,藏民均普遍拥有武器。

西藏的民兵是什么?就是发生战事时临时征集的藏民,自备枪马、弹药,与西藏的常备军是两种性质的军队。无战事时这些人都是普通平民。《拉萨真面目》和《刺刀指向拉萨》这两本书中都提到了这种军队,也提到了英军在古鲁对藏军强行缴械时,由于藏军的枪支是藏人自己的财产而出现的危险(因为藏人不情愿失去自己的财产)。

很多其他资料中也反映了各藏区的藏民普遍拥有武器的情况:

《藏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三辑,第40~43页记载:(西藏自治区)那曲县罗马让雪部富裕牧民丹真旺嘉,调查时为中共青联副主任,中共党员,他家中有马25匹,牛22头,绵羊1420只,山羊46只,五间房屋和9顶帐篷,五支步枪、两支火药枪、粮食一百多包以及茶叶、经书等,价值五万块大洋。

《藏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一辑第五章《档案文件选译及说明》中有一份原西藏政府没收一户农民之部分财产的登记清单:

噶厦索囊列空(指农业部)没收其属民扎巴的财务清单:
索囊列空属民扎巴,其妻玛桑布,占有劳顿溪卡外差地2培,扎巴死后,差地给其女儿格尼和次乃(另立文据)
索囊列空秘书乌剑。古林拉章扎萨阿旺江林为没收代表没收财务如下:
青稞500克(一克约等于十四公斤),豌豆500克,麦子200克,菜籽200克,放债文契(数张),债银25,000两(藏银),公马5匹,有全套鞍具的骡子10匹,绵羊250只,山羊170只,耕牛14头,奶牛12头,犁牛120头,牛毛帐蓬2顶,狗3只,黄牛33头,毛瑟手枪一枝(子弹100发),毛瑟长枪一枝(子弹50发),“齐冈”手枪一枝(子弹25发),加相手枪一枝(子弹30发),“日本”长枪一枝(子弹200发),氆氇垫子10对,绒毯5对,农具(略)很多,铁4包,元宝(马蹄式)银子8个总计400两。

上述两户藏民家中的财产包括了枪支而且还不止一支,可见枪支确实是藏人特别是牧民的重要财产。

《四川甘孜州藏族社会历史调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P17:“差巴如果确实无力应付差役,在呈请土司或主管人员批准后,可以把身份和份地转让给别人,转让的时候,旧差巴要留给新差巴全部土地和必需数量的房屋、耕畜、农具、种子、口粮、主要家具,还有枪枝(如果是枪差)和马匹(如果是马差),新旧差巴都要交手续费……差巴让出份地后,就不是农奴了,就可以自由迁徙他处了”。

从大陆的这份资料中可以看到,被称为“农奴”的差巴不仅拥有财产,而且财产中还有枪支,甚至还可以在自身经济情况不好时摆脱“农奴”身份。这表明这种所谓的“农奴”其实是有契约的农民,领有差地的同时也就相应地承担了一定的义务,必须支应差役和交税。差巴放弃差地后则解除原来的义务,可以另谋生路。

3、
《吴法宪回忆录》第三章之十八《到毛儿盖》叙述红军到达藏区时的情况:“普通藏民也是家家有刀,用来上山砍柴开路,有的还有枪,甚至有驳壳枪和机关枪,……”

《阿坝州志》:“民国时期,各部落均有新旧各式步枪,每户平均1~2支,土官拥有卡宾枪、轻机枪。”

《甘孜藏族自治州公安志》第五章第二节《枪支、爆炸物品和刀具的管理》:“甘孜州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群众素有喜爱枪支习惯,枪不仅是成年男子的一种装饰,而且也是家庭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是狩猎防兽的武器,……”(该书1995年内部发行)

《藏人言藏》P102:“康巴人总是在背上背着枪,横挂一把剑,而且,还经常在臀部别一把一尺左右的尖刀。他们颇为自己的武器、马和马鞍而自豪。”(这些内容由智慧保罗讲给作者英国人孔贝。智慧保罗中文名是谢国安,50年代随解放军进藏,担任西藏军区干校藏文教授,1976年去世。)

《1939年:走进西康》(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P196这样描写西康的藏族:“这是一个尚武的民族,男人们个个都是出色的猎手,舞刀弄枪是他们的天然本色。马上猎兽,百步穿杨;下马饮酒,千盏不倒。家中的财产,除了牛羊就是枪械。”

报告文学《雪原篝火》(作者:剑钧)第一章:“自从现代工业文明生产出“枪”这种杀戮武器,并流入藏区后,就深受藏族人的喜爱,逐渐成了权势和威力的象征。土司们有了枪就可以用来保护自己的领地,用来打冤家、争草场。普通藏民有了枪,就可以获取更多的动物皮毛和药材,换回盐巴、茶叶、布匹等生活必须品。……在地广人稀、民风剽悍、常有猛兽出没的藏区,能拥有一支快枪,可以说是每个康巴汉子的愿望。”

事实上,不仅藏族家庭普遍拥有武器,其他一些民族,如彝族也是如此,只不过彝族的武器更加落后罢了,但彝族对中共的反抗之激烈程度确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8 条评论:

  1. 了解藏族和彝族---庄学本先生的《羌戎考察记》...和顾彼德先生的《被遗忘的王国》...特别是后者的《彝人首领》是很有意义的!这些书很好买,看起来是游记,读起来也轻松,特别是汉族人该仔细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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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有些时候,我藏族中的很多人,当人了在西藏境内的就不敢说了,就算知道也不敢说出口,这大家都也知道。但是境外的藏人,尤其是藏人学者,就应该有更多的这种学术论文式的文章来反驳中共这种歪曲事实的报道。 当然了并不一定要是以这些反驳的文章来澄清历史上西藏的政治地位或者将来西藏独不独立的问题。而是要站在尊重历史的角度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事实。 因为光是Free Tibet的口号和游行可能会强的几个新闻头条,然而从根本上对解决西藏问题似乎产生不了根本的作用。所以我们藏人,尤其是在自由国度的藏人因该努力学习来增强自己的知识面和对当前事物的充分的认识。这样可能会起到更好的作用。只是一点意见而已。同时也感谢文章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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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阿佳唯色,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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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我在这里转贴下面的文章。我相信这篇文章给那些无知者会一堂课。
    西藏,真实的谎言
    一部真实的谎言-- 评中共《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 (博讯 boxun.com)





    时值藏人抗暴50周年,中共高度紧张,提前采取大动作,严控西藏:发动“冬季严打”,大量抓捕藏人;增调两万军力入藏,恐吓和监控藏人,为此还大量扩建军营;限制外国记者和媒体、甚至旅游者进入西藏。

    除了武吓,还有文攻,设立所谓“百万农奴翻身纪念日”,强加民意、扭曲历史;随后又发表所谓《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洋洋两万字,竭尽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之能事。

    白皮书开始,中共并不论述中国与西藏在历史上的复杂关系,仅以一句“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笔代过。中共集中笔墨,指控达赖喇嘛统治时期的“旧西藏”,是“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的农奴制,“占西藏总人口不足5%的农奴主,垄断着西藏的物质精神财富。”

    然而,以“解放者”自居的中共,时至今日,仍然以占中国总人口仅5%的共产党员,垄断着中国的全部资源,垄断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也垄断司法媒体教育等领域。中共承认,当今中国亿万富豪中,90%以上是中共高干子弟。

    白皮书还说,“十四世达赖喇嘛集政教大权于一身”,但自称“救星”的毛泽东,却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如果他不是无神论者,无疑还会集党政军教大权于一身。事实上,如果把共产主义学说作为一种教义,中共实行的,恰恰就是政教合一的绝对专制统治。

    且不说,中共描绘的“旧西藏”,夹杂多少谎言,以西藏的“落后”,作为中共进军西藏和压迫西藏人民的理由,等于是说,当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有理,“以先进的日本改造落后的中国”;又等于说,英国殖民香港有理,“以优等人种教化劣等人种”。换言之,中共公然散布“种族论”。

    白皮书以50年间,西藏有了公路、铁路、电灯、电话等为依据,来证明中共统治西藏的合法性与功劳,已经完全雷同于日本军国主义的说法:因为在中国修建了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所以它对中国的占领就是合情合理的,不是“侵略”,而是“进入”。

    白皮书中,提到当年中藏两地签订的《十七条协议》,但仅抽出其中的第11条:“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以此作为中共于五十年代后期在西藏实施所谓“民主改革”的依据。暗示,因西藏地方政府没有“自动进行改革”,所以中央越俎代庖。

    仅在这一条上,中共就违反了“不加强迫”、 依据“人民要求”和“协商”等原则,而以暴力强加。中共回避该协议中的其余16条,比如第4条:“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结论很清楚:悍然撕毁《十七条协议》的,不是白皮书所指控的“达赖集团”,而是中共集团。

    而中共所谓“民主改革”的结果,就是,2500余座寺庙被捣毁,占全西藏寺庙的97%,大批僧人尼姑被强迫还俗,大量藏人被屠杀。在西藏地位仅次于达赖喇嘛、曾任中共人大副委员长、也曾被中共监禁10年的十世班禅喇嘛,曾悲叹:所谓“社会主义的新西藏”,“就像被炮弹摧毁、战争刚结束的样子。”可见,中共所谓“民主改革”,不是改革,而是毁灭;没有民主,只有暴政。

    至于1959年3月间发生的西藏事件,中共称为“平叛”,藏人称为“抗暴”。十世班禅喇嘛在中共人大的一次小组会议上发言说:1958年,我从(中共)党内文件得知,(当局)“要挑起叛乱、压出叛乱,然后在平叛过程中,彻底解决宗教和民族问题。”

    白皮书提到50年,却省略了其中众多重要年份和重大事件。比如,省略了文革10年,那是西藏文化、文物、宗教、人伦等惨遭中共浩劫与玷污的又一个黑暗时期。岂止“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那是人类历史黑暗的极致。

    白皮书还省略了1989年和2008年发生在西藏的严重冲突事件。中共的忌讳,再度佐证藏人和外界的广泛认定:发生在西藏的暴力事件,不论是1959年,还是1989年,抑或2008年,都由中共特务大队以伪装手段首先挑起,然后嫁祸藏人,制造借口,大开杀戒。

    白皮书渲染中共对西藏文化文物的保护,声称拨款多少亿,无意间却泄露:所有拨款,都用于“修复”;而所有“修复”,都始于八十年代之后;反证,这类“修复”,都是因为之前的破坏。最大两笔拨款,发生在1989年(藏人抗议与中共镇压之后)和2007年(为北京奥运铺路),显然是当局的安抚性手段。

    白皮书吹嘘中共在西藏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尤其夸大“中央财政拨款”的作用。但却掩盖不住一个不争的事实:西藏至今是中国境内最落后最贫困的省区,2008年,西藏生产总值为395亿元,不及中国东部较为发达的一个县,比如,江苏省江阴县(现为县级市),同年生产总值1430亿元;又比如,广东省顺德县(现为佛山市辖下一个区),同年生产总值1562亿元。

    白皮书中,中共诬指“达赖集团”试图在西藏“恢复封建农奴制统治”,事实上,达赖喇嘛及海外藏人,在流亡途中,就已经开始了真正的民主改革,比照文明世界模式:不同党派相容共存,流亡政府依选举产生、靠监督施政,言论与新闻自由得到保证。

    在白皮书中,中共声称,“西藏问题”,“根本不是什么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人权问题”,转而把西藏问题归咎于“西方反华势力”。且不说,白皮书处处引用西方人的言论,为中共的西藏政策辩护,构成自相矛盾和双重标准;就说,连中共本身,都时不时地承认,整个中国,都还存在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人权问题,矛盾尖锐的西藏,又怎能例外?

    中共《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一部真实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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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阿佳唯色 la
    明天就是3月14日让我们吐博人永远也无法忘记的3.14,但是我的心里有点空虚感,我不知道该干什么,该为他们祈祷还是在一次和朋友一起搞一次和平示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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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吐博孩子,
    建议所有藏人从今日起不要把去年的事件称做3.14。众所周知,去年的和平示威源自3.10抗暴日。只是共产党汉人欲盖弥彰人为制造了所为的3.14事件,以镇压和平请愿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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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回楼上的吐博的孩子, 我上面说过了,这也是同样的很多藏人的心情。但是光是感情不够,更主要的是要学习,增加自己的知识面。这样更为实际点。 当然了不要再学了英文和中文的同时,忘记自己的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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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凌沧州等28人发表《再见!宣传与谎言》公开信
    2009-03-18

    北京资深媒体人凌沧州等28位中国公民星期三联名发出告别宣传与谎言的公开信,并在其中列举了十个抵制官方媒体、拒绝谎言的实际操作方法。联署者希望这些媒体能对此有所回应并和他们进行公开辩论。 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采访报导

    法新社

    图片:北京一公园内,一位妇女在读一份中国官方报纸,报上整版报道纪念中国共产党解放西藏50周年。(09年3月7日 法新社)


    继两个月前发表《抵制央视、拒绝洗脑》之后,北京资深媒体人凌沧州等28位中国公民星期三联名发起了题为《再见!宣传与谎言》的公开信,对《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官方媒体提出批评。该公开信列举了这些媒体在60年来的一些假新闻和歪曲报道,其中包括央视包庇制造毒奶粉的三鹿集团。

    该封公开信认为,这些媒体应该公开为自己的不实报道道歉,虽然一些报道已经被完全证实是虚假报道,但《人民日报》和央视均在事后没有任何道歉的举动。联署者对此十分失望,于是表明告别宣传与谎言,走近良知与真相。此封公开信发起者之一凌沧州向本台表示:“我们一月份发表了一封《抵制央视、拒绝洗脑》的公开信,之后的反响非常热烈,对真相的封锁方面,对谎言与真相的认识方面,我们希望推动一个思潮,做一场思想的论争,这方面的意义更大一些。我们用的是‘再见,宣传与谎言’,我们希望通过大量的事实,而不是做道德上的指控,我们写《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做假新闻这些都是有事实依据的。这些假新闻我们都看过了,在法律上进行了仔细的推敲。”

    凌沧州此前和另外十几位律师和学者一起发起《抵制央视、拒绝洗脑》的公开信,并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但却在大陸网站上遭到官方宣传部的封杀。和以前的公开信联署方式不同的是,为了凸显公民立场,此次的联署人名字后全都律标注居住地和公民。联署者包括,北京公民:赵国君、唐吉田、刘巍、田路、杨慧文、田奇庄、魏克;浙江公民:昝爱宗、庄道鹤、温克坚、李祥;四川公民冉云飞;河北公民田奇庄;及湖北公民李文婵、刘逸明等28位各地人士。

    浙江杭州学者庄道鹤告诉记者,他们上次在发表了《抵制央视、拒绝洗脑》的公开信后,希望央视能和他们进行公开辩论,但对方却一直没有给他们直接的回应。庄道鹤认为:“他们这样装聋作哑证明他们心虚,不敢正面回应,如果他们回应的话能给我们一个新的辩论和交流的机会,但他们不给我们这个。”庄道鹤说该次公开信发表之后,他们再次欢迎被指责的央视和《人民日报》与他们进行公开辩论。

    此封公开信也在其中列举了十个抵制官方媒体、拒绝谎言的实际操作方法,例如:提议不再订阅和不再零买报道失实或隐瞒重大事实的报刊,并对這些媒体以电话、传真、电邮、博客、论坛、手机短信等各种方式抗议、揭露;尽可能使用报道比较客观全面、屏蔽较少的网站的新闻服务、邮件服务、电子交易;不再参加报道失实或隐瞒重大事实的媒体的活动,包括被邀请当嘉宾、做现场观众,接受其采访等。

    参与联署的漫画家魏克对此表示:“我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对他们不予理睬,其实,冷漠也是一种强有力的反抗,如果说我们这个社会上的大众能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对于改变舆论环境,比如说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这方面都是有好处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采访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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