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为何对英国侵略者情有独钟？

在“民间藏事”上，署名汉人的网友留言两篇反驳中共《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的长文http://tibet.woeser.com/?p=4345，也在“自由中国论坛”上署名xiongzeshangren 发表，见http://zyzg.us/viewthread.php?tid=194439&page=1&extra=page%3D

特别转帖在我的博客上，先发第一篇，并附上“自由中国论坛”的相关留言，作为补充。致谢这位网友！

《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为何对英国侵略者情有独钟？

文/汉人或xiongzeshangren

据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3月２日发表了《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发表的第８个有关西藏的白皮书，全文约2.1万字，“以大量的数据和事实，揭示了西藏社会发展的规律，用事实揭穿了达赖集团在所谓‘西藏问题’上散布的各种谎言和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本来面目，有助于澄清历史是非，让世人更好地了解一个真实的西藏、发展变化的西藏。”

实际上这份白皮书的内容，基本上是将以前的宣传又重复了一遍，本无甚新意。但是白皮书在开头多次引用了英国人埃德蒙•坎德勒的文字来证明旧西藏的落后与黑暗，这却立刻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我在不久前碰巧读完了埃德蒙•坎德勒的著作《拉萨真面目》的中文版，对这本书的内容印象深刻。埃德蒙•坎德勒何许人也？此人原为英国《每日邮报》的驻印记者，在1903——1904年英国入侵西藏期间作为随军记者参加了英军对西藏的远征。1904年3月31日他在古鲁被藏军砍伤并目睹了英军对藏军的大屠杀，这一次藏军被杀约六七百人，而埃德蒙•坎德勒对西藏方面的死者并无多少同情（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的话）。在《拉萨真面目》中，埃德蒙•坎德勒幸灾乐祸地写道：“很显然要不是我们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顿，我们就不会有任何进展。格玉的屠杀（即古鲁大屠杀——笔者）只是将无法避免的事件给提前了。是由于藏人的愚蠢，才使我们卷入了战争的漩涡。要想让他们认识到英国是一个强国，英国的军队需要认真对付，就非得杀掉他们几千人，否则就没有指望。”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埃德蒙•坎德勒会对藏人抱有多少“好感”。

然而，尽管埃德蒙•坎德勒是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者，白皮书的开头却数次引用了这位英国朋友的文字来增强关于旧西藏极其落后、黑暗这种说法的可信度。白皮书引用的这几段文字都出自《拉萨真面目》一书。该书不仅对西藏和藏人没有多少好话可讲，而且作者也不讳言自己讨厌西藏。白皮书所引用的内容包括：1、“人民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年代，不仅仅是在他们的政体、宗教方面，在他们的严厉惩罚、巫术、灵童转世以及要经受烈火与沸油的折磨方面是如此，而且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也都不例外”；2、“这个地方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喇嘛是太上皇，农民是他们的奴隶”；3、“强大的僧侣势力掌管一切。即使是佛陀本人，没有僧侣也无能为力”。（僧侣掌管一切？即使我们假定1904年时确实是这样，然而事实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拉萨政府的政府官员中俗官数量超过僧官。十三世达赖喇嘛曾经在西藏进行改革，增加了俗官的数量并削弱了寺院的权力。）

白皮书之所以要引用侵略者所写的文字，当然是因为这样的描写十分符合他们的胃口。虽然我们不能说侵略者的记载全都是胡说八道，不过我们可以通过《拉萨真面目》这本书中的其他描写来估量这些文字的可靠程度。

埃德蒙•坎德勒在《拉萨真面目》一书中充分表现出了他对藏人的蔑视和敌意，以及对西藏文化的无知与歪曲。他认为藏人肮脏、愚昧、野蛮，他尤其讨厌西藏的僧人和达赖喇嘛。他虽然承认藏军在战斗中表现出了勇敢精神，但却认为他们是被僧人骗来打仗的。“世界上还没有其他人表明过像他们那样视死如归，在最后发起的进攻之前，喇嘛一直与他们在一块。在藏人夜间趴过的那条冲沟里发现了藏身的二十个剃得光光的脑袋，藏人就是从这条冲沟里迅速给打发出去的。人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些圣人到底许了些什么愿，采用了什么样的哄骗和恐吓手段。”（《拉萨真面目》P115）

埃德蒙•坎德勒无法理解藏传佛教。他这样描写他在拉萨附近所看到的事物：“我们在途中进去过的所有房子和寺院，总有镀金佛像，俗丽的绘画、魔鬼女妖、五颜六色的壁画、呲牙咧嘴的可怕的魔鬼面具以及喇嘛实行恐怖主义的所有骗人器具。”他用恶毒的语言描写他在大昭寺看到的藏传佛教的护法神：“这种受崇拜的淫秽对象在一个角落里缩成一团——一个矮小的早产儿。”很幸运地，白皮书里面没有引用这句话，看来白皮书的作者也知道有些东西是不好摆出来放到台面上的。

《拉萨真面目》一书中有一段议论特别能表现出埃德蒙•坎德勒对藏传佛教的理解贫乏到了什么程度。该书中文版第211至212页探讨了所谓“西藏喇嘛教和罗马天主教的惊人相似之处”，扯了一大堆胡诌的证据，甚至认为“在神龛前燃烧蜡烛、洒圣水、交替唱经、布施以及为死人祈祷念经，这些做法一定都源于西方。”，等等！而译者在脚注中讥讽地写道：“原文如此，为了表示作者在此信口开河，没有译成酥油灯（指“在神龛前燃烧蜡烛”这句话——笔者）。”

埃德蒙•坎德勒还认为西藏的僧人是不学无术的：“……这些人（指僧人——笔者）除了对于僧侣的谋略和本身就含糊不清的玄学外，对于科学、文学、历史、政治以及其他一切都是无知的。我们认为藏人是“非常讨厌的”。他们的整个教育体系就是要使他们成为这样的人。……”这种观点与李敖关于西藏的言论何其相似！笔者在这里引用国内媒体人、作家才旺瑙乳的文章《妖化西藏：敬请李敖先生止步——才旺瑙乳致李敖的公开信》中的一段文字：“而且历史上我们藏传佛教的寺院一直承担着学校的职能。不仅仅是拉萨的人口比例很少的贵族有文化，而且整个僧侣阶层都是文化阶层。寺院里的僧人也不仅仅是学习佛教知识，还要学习世俗知识。对我们西藏人来说，藏传佛教由以下内容构成：大五明和小五明，也叫做十明文化。大五明是：内明（佛学）、因明（逻辑哲学）、声明（梵文语法学）、工巧明（工艺美术学）、医方明（医学）。小五明是：天文历算学、诗学、辞藻学、音韵学、戏剧学。十明文化构成藏传佛教文化，其中只有“内明”是专门研究佛学的。除藏传佛教文化外，我们西藏人还有苯教文化，有商业文化、茶文化、酒文化、传统体育、民间歌舞等等，不一而足。”

《康藏香巴拉》一书也高度评价了藏传佛教寺庙在文化上的成就：“一座寺庙就是一个艺术的殿堂，一个文化的宝库，一个生生不息的学府。……寺庙是藏族艺术的殿堂，壁画、彩绘、唐卡画及各种雕塑比比皆是，形成了独特而成熟的艺术风格和流派，为世人创造了大量的艺术瑰宝。藏传佛教十分重视知识，认为知识是开悟成佛之因，是利益众生的手段，因而一直对知识持尊重、吸收和创新的态度。在各教派形成过程中，除学习翻译引进印度三乘四续显密佛经经典外，还从印度、尼泊尔、中原等地引进大量世俗文化艺术，并与本土文化结合，形成了几乎涵盖一切文明成果的文化体系。编译了百科全书式的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完成了《布顿佛教史》、《青史》、《红史》、《白史》、《新西藏王臣记》等一大批史学巨著，创作了《米拉日巴道歌》、《萨迦格言》、《圣者喜诞》等大批文学巨著和《智者根敦》、《可达拉姆》等大批优秀戏剧，著述了《历算综论》、《智者生悦篇》等大量天文历算著作。医学方面形成了南北两大派，留下了《四部医典》、《无畏武器》、等大量医著。同时，由于重视知识传承和学术研究，许多寺院成了注明的高等学府，培养了大量知识渊博、品德高尚的高僧大德。他们为藏文化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康藏香巴拉》P183）

讽刺的是，侵藏英军的中心人物荣赫鹏爵士在留驻拉萨期间却被墀巴活佛所感动，后来他甚至在1933年“受近30年前在拉萨附近的山区感到的普遍博爱的突然向往之驱使”而创建了世界宗教大会。

很明显，埃德蒙•坎德勒在《拉萨真面目》一书中的许多观点都经不起推敲。笔者之所以要提起这些本来不值一驳的观点，是因为白皮书中不加批判地引用了该书的文字以增强说服力，为了证明自己的结论而不择手段到了这种地步，这令笔者深感忧虑。笔者希望读者了解：白皮书所引用的埃德蒙•坎德勒的文字，尤其是所谓西藏的农民是喇嘛的“奴隶”这种言论，就像此人攻击西藏和西藏文化的其他文字一样反映了他对西藏的憎恶和敌意，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埃德蒙•坎德勒对西藏的观点，就像西班牙殖民者对印第安人、在台湾讨伐反抗者的日本军队对高山族、进攻苏联的德国军队对斯拉夫人的观点一样，表现出了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心理，即认为自己比对方高等，而这些被征服者则是野蛮的、落后的、顽固的，解放或者消灭他们是完全合理的，这是“文明”对“野蛮”的胜利。

埃德蒙•坎德勒这位英国侵略者的心理，与几十年后的毛泽东倒是有某些相通之处。毛泽东也是西藏的征服者（而且征服的更彻底），并且对西藏的宗教文化极其无知，充满了偏见。还有，两个人都渴望推翻西藏的领袖达赖喇嘛（埃德蒙•坎德勒说他这次来到西藏“为的是要动摇达赖喇嘛的宝座。”《拉萨真面目》P90）。1959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十六次会议上讲话时说：“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这段话反映出毛对西藏文化的了解并不比埃德蒙•坎德勒或者李敖更强。大陆学者王力雄对毛的这段话评论道：“如果这种话出自街头晒太阳侃大山的汉人老头之口，还有情可原，而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国务会议上这样讲，足以说明中G对西藏无知与偏见的程度。这种对传统西藏近乎谣言式的描述，至今还根植于许多中国人心中。”

因此，不难理解白皮书的作者为何如此钟爱英国侵略者埃德蒙•坎德勒的作品。（在白皮书的七个注释中，就有两个是关于引用埃德蒙•坎德勒的《拉萨真面目》一书的。）在某些方面，他们确实气味相投。在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十个年头的时候，一份政府的官方文献却仍然奉行种族歧视、文化歧视的做法，将殖民主义者对原住民的污蔑当作宝贝，这种做法不仅降低了这份文献的身价，更暴露出作者的非常明显的倾向性和对原住民历史与文化的极度无知。如果承认埃德蒙•坎德勒所说的全都是事实，那么，英国侵略军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解放者，百万农奴应该欢天喜地地盼星星盼月亮渴望荣赫鹏爵士和麦克唐纳司令官前来解救自己。至于在那场战争中战死的数千名西藏阵亡者，则不过是阻挡历史潮流前进的螳臂当车的恶徒。可是这种观点显然是白皮书所不敢赞成的，否则爱国主义电影《红河谷》就应该变成禁片了。

最后一个值得一提的十分讽刺的事情是，爱国主义电影《红河谷》的男主人公的原型就是埃德蒙•坎德勒，而电影在最后打出了一段文字，声称影片参考了荣赫鹏所著《刺刀指向拉萨》一书的部分内容——而问题在于，《刺刀指向拉萨》一书的作者并不是荣赫鹏，而是英国作家彼德•费莱明。更加讽刺的是，在影片打出的这段文字中，紧接着“荣赫鹏”这个名字的是一个括号，而里面用英文写着彼德•费莱明的名字：PETER FLEMING。这又是一个一群人打着艺术和爱国的名义将历史和艺术双双恶搞了的生动实例。

在电影《红河谷》的末尾，男主人公感叹道：“父亲，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用我们的文明去破坏他们的文明？为什么要用我们的世界去改变他们的世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一个永不屈服永不消亡的民族。……”

这是一段白皮书永远不会引用的文字。


补充：

1、

埃德蒙•坎德勒在书中提到古鲁的藏军是民兵，他们的武器是他们自己的财产，也因为这样英军强迫藏人缴械的行动是很容易引发战斗的，而稍后在古鲁也确实发生了战斗（或者屠杀）。这一记载倒是实情，因为《刺刀指向拉萨》也有相同的记载，虽然埃德蒙•坎德勒认为藏人被杀是自作自受。西藏的民兵绝大部分都是普通百姓，根据共产党的阶级划分，这些人都属于“农奴”阶级。那么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就出现了：既然西藏的农奴们过着极为悲惨、猪狗不如的生活，西藏政府为什么还允许他们拥有武器？百万农奴拥有大量的武器，为什么不举行武装起义？《西藏民主改革50年》中说到20世纪中叶，“广大农奴为摆脱绝境不断发动请愿、逃亡、抗租抗差和武装反抗。”然而却没有举出任何武装起义的例子，事实上也找不到这样的例子。难道百万农奴都把自己家里的枪支、刀剑等武器当成了烧火棍使？他们真的是农奴吗？还是他们只不过是农民、、游牧人、手艺人、僧人、小贩……而根本就不是奴隶。

2、
藏民是有武器的，枪支是藏民的重要财产，藏民对自己的枪支甚为珍视。即使家中没有枪支的，也会有刀剑的等武器，而西藏政府并不禁止人民拥有武器。无论是卫藏，还是康和安多，藏民均普遍拥有武器。

西藏的民兵是什么？就是发生战事时临时征集的藏民，自备枪马、弹药，与西藏的常备军是两种性质的军队。无战事时这些人都是普通平民。《拉萨真面目》和《刺刀指向拉萨》这两本书中都提到了这种军队，也提到了英军在古鲁对藏军强行缴械时，由于藏军的枪支是藏人自己的财产而出现的危险（因为藏人不情愿失去自己的财产）。

很多其他资料中也反映了各藏区的藏民普遍拥有武器的情况：

《藏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三辑，第40~43页记载：（西藏自治区）那曲县罗马让雪部富裕牧民丹真旺嘉，调查时为中共青联副主任，中共党员，他家中有马25匹，牛22头，绵羊1420只，山羊46只，五间房屋和9顶帐篷，五支步枪、两支火药枪、粮食一百多包以及茶叶、经书等，价值五万块大洋。

《藏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一辑第五章《档案文件选译及说明》中有一份原西藏政府没收一户农民之部分财产的登记清单：

噶厦索囊列空（指农业部）没收其属民扎巴的财务清单：
索囊列空属民扎巴，其妻玛桑布，占有劳顿溪卡外差地2培，扎巴死后，差地给其女儿格尼和次乃（另立文据）
索囊列空秘书乌剑。古林拉章扎萨阿旺江林为没收代表没收财务如下：
青稞500克（一克约等于十四公斤），豌豆500克，麦子200克，菜籽200克，放债文契（数张），债银25，000两（藏银），公马5匹，有全套鞍具的骡子10匹，绵羊250只，山羊170只，耕牛14头，奶牛12头，犁牛120头，牛毛帐蓬2顶，狗3只，黄牛33头，毛瑟手枪一枝（子弹100发），毛瑟长枪一枝（子弹50发），“齐冈”手枪一枝（子弹25发），加相手枪一枝（子弹30发），“日本”长枪一枝（子弹200发），氆氇垫子10对，绒毯5对，农具（略）很多，铁4包，元宝（马蹄式）银子8个总计400两。

上述两户藏民家中的财产包括了枪支而且还不止一支，可见枪支确实是藏人特别是牧民的重要财产。

《四川甘孜州藏族社会历史调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P17：“差巴如果确实无力应付差役，在呈请土司或主管人员批准后，可以把身份和份地转让给别人，转让的时候，旧差巴要留给新差巴全部土地和必需数量的房屋、耕畜、农具、种子、口粮、主要家具，还有枪枝（如果是枪差）和马匹（如果是马差），新旧差巴都要交手续费……差巴让出份地后，就不是农奴了，就可以自由迁徙他处了”。

从大陆的这份资料中可以看到，被称为“农奴”的差巴不仅拥有财产，而且财产中还有枪支，甚至还可以在自身经济情况不好时摆脱“农奴”身份。这表明这种所谓的“农奴”其实是有契约的农民，领有差地的同时也就相应地承担了一定的义务，必须支应差役和交税。差巴放弃差地后则解除原来的义务，可以另谋生路。

3、
《吴法宪回忆录》第三章之十八《到毛儿盖》叙述红军到达藏区时的情况：“普通藏民也是家家有刀，用来上山砍柴开路，有的还有枪，甚至有驳壳枪和机关枪，……”

《阿坝州志》：“民国时期，各部落均有新旧各式步枪，每户平均1~2支，土官拥有卡宾枪、轻机枪。”

《甘孜藏族自治州公安志》第五章第二节《枪支、爆炸物品和刀具的管理》：“甘孜州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群众素有喜爱枪支习惯，枪不仅是成年男子的一种装饰，而且也是家庭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是狩猎防兽的武器，……”（该书1995年内部发行）

《藏人言藏》P102：“康巴人总是在背上背着枪，横挂一把剑，而且，还经常在臀部别一把一尺左右的尖刀。他们颇为自己的武器、马和马鞍而自豪。”（这些内容由智慧保罗讲给作者英国人孔贝。智慧保罗中文名是谢国安，50年代随解放军进藏，担任西藏军区干校藏文教授，1976年去世。）

《1939年：走进西康》（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P196这样描写西康的藏族：“这是一个尚武的民族，男人们个个都是出色的猎手，舞刀弄枪是他们的天然本色。马上猎兽，百步穿杨；下马饮酒，千盏不倒。家中的财产，除了牛羊就是枪械。”

报告文学《雪原篝火》（作者：剑钧）第一章：“自从现代工业文明生产出“枪”这种杀戮武器，并流入藏区后，就深受藏族人的喜爱，逐渐成了权势和威力的象征。土司们有了枪就可以用来保护自己的领地，用来打冤家、争草场。普通藏民有了枪，就可以获取更多的动物皮毛和药材，换回盐巴、茶叶、布匹等生活必须品。……在地广人稀、民风剽悍、常有猛兽出没的藏区，能拥有一支快枪，可以说是每个康巴汉子的愿望。”

事实上，不仅藏族家庭普遍拥有武器，其他一些民族，如彝族也是如此，只不过彝族的武器更加落后罢了，但彝族对中共的反抗之激烈程度确是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