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作者寄来的这篇文章已久，其实上卷前半部分更精彩，不过西藏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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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2008年藏地理塘寺院对面的军车与军人，是一位美籍台湾女子所拍，当时她因拍这些照片被拘留。
红旗与红衣僧侣
——一个汉人佛教徒2008年的藏地旅行记（摘选•一）文/乐慧
引言我，一个汉人，分别在中国和德国度过生命中一半的时光。在这两个国家和两种文明中，我都不感到快乐。年岁越大，我越感到生命是苦，苦海无边。几年前，我接触到藏传佛教并屡次旅行到藏地，在雪域高原上，和藏人在一起，我终于获得了回家的温暖的感觉并充满了离苦得乐的希望。然而，我用自己的眼睛看到，这个民族和它的文化正在被中国政府强硬的殖民政策所吞噬，我非常担忧它还能存活多久。2008年3月 14日西藏发生抗议以来，我更加密切地关注着藏族人的命运并日夜为他们祈祷。四月底，我从居住地北京出发，途径成都进入四川藏区甘孜州，访问了我所皈依的宁玛派藏传佛教的故乡康定、甘孜、甘孜某县、德格、白玉等地。
5月2日 在乡下睡虫在革命歌声中清醒“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向着法西斯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
早上不到七点，我被一阵吼叫声吵醒了。是旅馆后面军营的士兵在操练，几十、几百个士兵齐声合唱，合唱停下来后还有辨不出词儿来的单音节的吼叫：“啊！”“有！”或者是“好！”，大概是训练官在问话，士兵在答话，用以鼓舞士气。那吼叫声谈不上惊天动地，但可以说直插云霄，全甘孜县城都能听见，反正在这吼声中我是甭想再睡觉了。
“团结就是力量……”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常听见也常唱过的一首革命歌曲，它就像《东方红》、《我爱北京天安门》、《共产党好》、《我们的队伍向前进》等属于那个时代的经典革命歌曲，几代中国人就是听着和唱着无数这样的歌曲长大的。说它们是“歌”，其实是一种夸张，这只是一些配以生硬的毫无美感的曲调的革命口号而已。记得每唱完一首这样的歌，我们就得冲天举起拳头来喊一句“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共产党万岁！”或者“打倒叛徒林彪！”、“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打倒地富反坏右！”、“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整个的童年就是在这些对一个孩子来说不可思议的情景中度过。后来，毛泽东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结束；随后，毛泽东死了；随后，经过与“四人帮”激烈的权利斗争，邓小平上台了，开始了改革开放。八十年代，我上大学的时候，政治气氛仍然是压抑的，但革命歌曲和革命口号日渐式微，港台流行歌曲盛行，八十年代后期，出现了崔健的摇滚乐，彻底反叛共产党意识形态和审美价值，人性复活，那以后就不大听得见诸如此类的革命歌曲了。之后我离开中国生活十多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经济的巨大发展，我以为喊革命口号、唱革命歌曲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谁知回到中国来，生活在集权中心北京，我才不得不发现，到处仍然张贴着各种标语口号，为了迎接奥运会而做的各种宣传活动完全无异于文革中的政治运动，而在这里，藏区，过去的革命歌曲竟然原封不动地被拾回，被用于鼓舞士气，震慑民众，制造恐怖，我只能得出结论，如今的共产党还是过去原汤原汁的共产党，或许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向着法西斯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多年后，在全世界最和平的民族被共产党军队如此严密管制和恐吓的环境中，再来听这些歌词，人才能理解，什么叫黑白颠倒，谁是法西斯，为什么“不民主的制度”还没有死亡，“自由”又和枪杆子有什么关系。
我没有伸头去看军队演习。我是一个在早上清醒得很慢的人，尤其如果有人打扰我的话，我会心情不好。从北京到成都，到康定，再到这里，空气质量愈来愈好，噪声也越来越小，这是我这一路暗自高兴的，昨夜的甘孜简直是寂静无声，和我在北京居住的夜里也在修建房子、噪声给人神经拉锯的环境形成截然对比，我非常享受这宁静，睡得十分香甜，不料却这么早就给革命歌声如雷灌耳震醒了，我不得不很快离开了旅馆房间，躲到街上去。
刚出旅馆门，便见几十个穿迷彩服的士兵排成三四行，左手持透明的玻璃胶盾牌，右手持黑色的七八十公分长的电棒，“突、突、突”从我面前向车站方向跑步而过。
也许是因为睡眠不足，这个场景乍看起来十分不真实，像看电影，更像是在梦中，我停下脚步，咳嗽几声，拧一下耳垂，确定不是在梦里，才沿街边走去。一瞬间，我有点尝到世间法“如露如电，如梦幻泡影”的味道了。
街上已有不少人了，人们看来对军队已熟视无睹，有汉人在当街刷牙，泼洗脸水，擤鼻涕，吐口水；上班的穿藏式长裙的妈妈手里牵着上学的小孩，孩子打扮完全像内地小孩，背着有米老鼠图案的书包。商店在陆陆续续开门了，汉人开的商店外面，长板凳上搭起门板，摆出衣服、鞋子、棉被、毯子等日用品，店铺的规模和货品的式样、成色都使我想起八十年代的内地乡镇店铺。藏人开的商店里更多是民族用品：藏式服装、藏刀、金银首饰、转经筒、成捆的经幡。据说甘孜是本州最繁华的县城，但仍然算不得发达，商品化在这里仅限于家庭经营的范围，人们的物欲也很谦虚，远没有膨胀到内地城市穷奢极欲的地步。
昨晚空荡荡的车站十字路口，现在停满了各种车辆。街道左右各停放着五六辆高级三菱、丰田越野车，车里、车边坐着或站着司机，他们看样子都是藏族人。好几个人问我是不是旅游的，要不要租车。我留意到有人在车子牌照上方或者挡风玻璃一角贴上了“永结同心”、“心心相印”的红色汉字，这大概是司机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贴上去的表白。（在旅程的最后一天，从甘孜回成都的路上，我坐的正是这样一辆三菱越野车，旅程中，藏医司机对汉人各种暴行的申诉，证明这些“纸”言片语完全不可能是他们心声。）
持盾牌的那队士兵跑到“神圣士兵”的岗亭那边后，在岗亭与迷彩活动房之间的人行道上列队席地而坐。他们一个个把盾牌放在胸前，好像随时准备抵挡毒箭飞来。
我从他们面前走过，看清那不过是一些二十来岁且明显是来自农村、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男娃娃，他们一个个表情愚钝而迷惘，清晨的第一缕灿烂阳光照到十字路口，也照到了他们脸上，刺入了他们的眼睛，他们好多人在揉眼睛。
看着他们，我想起昨天在公共汽车上听那司机说的，在炉霍，有18岁的武警士兵被藏人打死了，父母从内地来领尸，哭得死去活来；在色达，有汉族士兵被割了耳朵。……可怜啊，历来就是最穷最简单最没有权势的人被当作炮灰。佛教里把修佛的人分成各种根器，上上、上中、中上、中下、下下等等根器，这些士兵，他们属于哪种根器呢？他们此生有没有修佛的缘分？这样想着，我发现，在我的心中，对这些士兵，悲悯之心代替了恐惧。
车站外面的街道旁边停着一些面包车，有的车挡风玻璃后放着“马尼干戈”、“色达”字样的牌子，藏人车主们大声吆喝着，招揽去这些地方的人坐他的车。不断有人问我“包车吗”，一辆中巴挡风玻璃上面贴着甘孜某县－甘孜的字样，这大概就是春梅在电话里告诉我的该坐的车了。我走过去打听，果然是。听说八点钟开车，我赶紧去附近一个餐馆买了个锅魁，吃着走回旅馆拿行李。
旅馆收拾床铺的服务员是个藏族姑娘，见我行李包重，很热情地和我一起把它抬到了车站。路上，这姑娘告诉我，她家住在离这里走路只需半个小时的村子里，她每天走路到旅馆来打工。“以后来耍嘛。”她朴实地说，告诉了我她们村子的名字，怎么走。萍水相逢，这样的邀请，只有在偏僻的中国农村和藏地才遇得到了，这使我想起过去有好多次，在藏区其他的地方旅行时，天黑以后，总是有人向我敞开他们的大门，热诚地为我提供吃住。
寺庙公共汽车八点钟要开的车，结果在十一点才开出。
见我提着行李来了，看来是售票员的藏族小伙子叫我把包放在一个座位上。“等一下。”他用很简省的汉语说，对我更多的问话，他一概以微笑作答，我只能猜想他会说的汉语不多。
车上才坐了几个人，藏民，样子十分地道，宽大的藏装、一边袖子掉落在腰际，蓝色松雀石与红色玛瑙的头饰，黝黑的面庞，厚道的表情，一句汉话都不会，安静地坐着，友好地看人和微笑，其中一个老者在数着念珠。
我听春梅说，这种短途的车总会等人装满了才开车，见车上还没坐满人，我想它不会很快开的，就跟售票员小伙子说，我去买点东西再来，他颔首表示明白。
春梅说，蔬菜和水果是乡下最缺乏的，她们已经好久只吃酥油糌粑了。如果我想吃蔬菜水果的话，请带一些进去，她说。
一打听，菜市场离车站只几步之遥，我就去买菜。经过几个小小的日用品店和小吃店，就看见右手边朝里走有一些菜摊，一个铁制的、没有门只有形的拱形门是这些菜摊的入口，拱形上有“农贸市场”几个汉字。几个菜摊就算是“农贸市场”了，这也是藏区的概念。
我在第一个菜摊停下来，菜种类当然远没有内地多，大部分蔫蔫的，卖菜的是个会说汉话的藏族老太太，热情地问我要什么。菜很贵，比成都贵几倍，比北京还贵，我买了六七种、几十块钱的，老太太很高兴。一听说我是带菜到乡镇上，老太太立即表示理解：
“这季节，乡下人都没蔬菜吃啊，本地的蔬菜现在才种下去，全靠有人到县城来时带。你的运气好，有的菜，比如西红柿，前几天还没有，这两天情况没那么紧了，才开进来的。”
“嗬，这事儿对你们卖菜的也有影响吗？”我问。
“当然有影响了。前些天菜少得很，交通管制，菜拉进来都慢得很，一车一车的烂在路上了。”听她这么一说，我才想起在是康定听人说起过，三月中旬后实行交通管制，直到我进来前几天，交通管制才结束，看来我能进到里面来，也和西红柿一样幸运了。
“听口音您是藏族吧？您觉得藏族闹事应不应该呢？”我问老太太。
“不该闹，闹不好！你看，以前我们这里哪有菜吃？现在菜越来越多，生活越来越好，闹啥子呀？”老太太随口说，忙叨叨地打发旁边那个不会汉语的姑娘过来称称，算帐，自己则走开了，显然不愿就这个题目和我谈下去。
把菜放到车上的时候，车上人多了几个，过道里的货物也多了些。等了一会儿，还是没有开车的样子。我又跳下车去，到刚才经过的一个水果店里买水果。
用四川话和汉人老板讨价还价一番后，我买了15公斤重的一整袋苹果，还有冰糖橙、梨和西瓜等，东西太重，我请老板用自行车驮上它们，帮我搬到汽车上。
走向公共汽车时，远远地，我看见公共汽车缓缓开动了。我猛跑起来，请老板骑上自行车去追。自行车上那袋苹果没有绑牢，老板根本不可能骑上去飞奔。我手里提着一袋沉沉的水果，也跑得很慢。我只好大声叫喊，车上的人明显听不见，但我希望引起路上的人注意，希望有人可以帮我把车拦下，可是，路上无论是汉人还是藏人都只是诧异地看着我，并没有一个人帮助我。
跟在车后跑过十字路口，倒右拐，迎面来了几个休闲逛街的武警战士。
不是说“人民的军队爱人民”，宣传中不也有无数雷锋一样的解放军助人为乐的“先进”事迹吗？我感到有希望了。
“请你们帮我把那辆车拦住，我的行李在上面！”我大声请求他们。
可是这些人的表情和街上的人一样诧异。“打个出租车去追吧！”我听见其中的一个人这样说。
“Scheisse！（大便）”我用德语骂。车开得离我越来越远越来越小了，马上就要就开出到牌坊那边啦，过不久它就在甘孜某县啦！
一辆出租车从对面开来，我立即拦住它，跳上去，让它转头去追前面那辆灰色公共汽车。
刚开出几米，只见那辆公共汽车停下来了。我们很快开过去。我下车，走到公共汽车门口。售票员小伙子正在忙着从一个商店里把货物搬进车里。
我责问他为什么不等我就开走了。
只有诧异的表情，没有回答。
看见我付给停在旁边的出租车司机钱，水果店老板也推着自行车来了，帮我把水果搬到车上，小伙子才明白我是怎么回事儿，不经意地笑着说，他们还会开回去的呀。
我顿时感到无地自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句成语最能形容我当时自责的心情了。
上得车来，我问自己，我为什么这么不信任人，为什么这么紧张呢？
因为我来自这样的文化，人与人从来不互相信任，必须互相防范：我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小我就知道长辈们因在政治运动中相互揭发而互为仇敌；“思想落后”的我，常常被穿小鞋，对领导、同学、同事与社会没有信任，只有怀疑和防范心理；回到中国，生活在极权中心、环境恶劣和人欲横流、稍不留神就会被人坑害的北京，我的神经不知不觉又变得紧张起来。我去过世界上很多国家，但屡次钱包和自行车被盗都是在过去和现在的中国，在中国我还有其他被人算计的经验，说起来话就太长了。反正，重又在这个国家生活了几年后，我的神经已经绷得太紧了。
在德国，我知道，车开走了没关系，一般来说，打几个电话，东西就会被送回来。所以，在那里，我绝不会这样对一辆车穷追不舍。我现在行为的方式完全是在中国的行为方式，但我此刻是在藏区，这里是不同的，我面对的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在这里我无须紧张。
放松吧！放松一些，再放松一些，我告诉自己。
我开始念观世音菩萨心咒。
念咒使我安静下来。
没有带念珠，这确实是一个错误，不数自己念了多少遍，不久，我的注意力就散开了，上上下下的人和货也使我好奇、分心。
车子在县城的几条街道上开来开去，确实又经过车站好几次。一会儿有人上车，一会儿同样的人又下车去了，售票员小伙子总会跟这些人走到远或近的房子里搬东西，这些东西一般来说都是用装过粮食或饲料的生料袋包装好了的（解放军工事装沙的口袋也是这类口袋），它们有时候也已被主人放在街道上了，由人看守着，车子一来大家就一起把它们抬到车上，某人的口袋太多的话，售票员会爬到汽车顶部去，把这些口袋垒在那上面的行李架上。车里的座位上、过道里、车顶的行李架上货物越堆越高。好像这是一辆货车，顺便搭了几个人。
坐在我身后的是个矮小的汉族小老头，是这辆车里连我在内四个汉人里面的一个，（其他两个是对小夫妻，去甘孜某县县城做什么小生意。）每次放上来一个口袋，汉族小老头就会凭眼力说，这大概是土豆，那大概是什么，后来有机会证明，他的估计还挺准确。
我的蔬菜水果一盘散沙地被我放置在头上的窄小行李架上，车行驶到不好的路上或者转弯处时它们都可能掉落下来，而西红柿、香蕉这类娇气、易于碰坏的东西则被我抱在怀里，随着过道里越来越满的货物挤兑我的身体，我几乎像孵小鸡的老母鸡一样护着怀里的东西动弹不得。
当车子停到一个卖杂货的商店门口时，我灵机一动，把西红柿与香蕉放在座位上，越过货物的山岭下车买了个旧生料袋（它们当然都是旧的），这下，我的水果和蔬菜和我全都得救了。
老头热心地帮我把除了苹果以外的蔬果从硬到软依次放置到生料袋里，我们合力将我旁边已有的那些口袋往另一边挪了挪，把我的口袋见缝插针地安插在成山的生料袋袋和我的身体之间。
在看见一辆拉着蔬菜卖的板车时，我又跳下去买了几种蔬菜，把口袋装得满满的。据我所知，春梅是和几个人一起在慈善医院里工作，她们还有邻居，那里还有一个学校，因为是“非常时期”，五一节学校的校长和几个老师没有放假，守在学校里，所有这些人，我都希望他们能吃上一顿蔬菜。
身体时刻被这装满我的贪心的口袋抵着，我觉得还没有到乡下，自己已变成了乡下人。
两个年龄和我十四岁的女儿一般大的小觉母在位置上坐了一会儿，又下去了。过了一个小时，在另外一个地方，她们又上车来了，变成了四个。这时其他座位上的人也来了，他们翻山越岭，巧妙或笨拙地从货物上爬到我身后的各个座位。
车箱里弥散着酥油气味。藏族男人们，不管穿的是藏服还是汉服，衣服上都满是油渍。留短发的，头发大都硬硬地翘着，被灰尘造了随心所欲的发型；辫子盘到头上的，在他们的头发与红头绳上也看得见一层灰，像清晨的青草上蒙了一层细细的露水。觉母们绛红色的袈裟是这车上最干净的，她们的脸也洗得很干净，眼睛安静地盯着前方，很少东张西望，即使看人，眼神也很羞怯与委婉。
车开前，一个藏式长裙穿得十分伸展，戴着金耳环和珍珠项链的漂亮女人出现在车门口，给人惊艳之感。其实藏族人五官大多都很端正，几乎个个是美人，只是到了县份上，像这样整洁讲究的人物不多。
漂亮女人站在车门口磨蹭了一会儿，之后朝觉母们说了些什么，觉母们各回答了句简单的话，她就消失了。
一会儿，她回来了，递给每个觉母一袋花生米和一瓶饮料：雪碧。她自己则手拿一瓶农夫山泉，最后一个上得车来。贵妇人一般的她，不得不和其他几个姑娘一起坐在过道里垒得很高的生料袋上，头差点顶着了车顶，一双穿尼龙丝袜和高跟皮鞋的秀脚搭拉在我鼻子前。
售票员小伙子挤上车，坐到货物上，门关上后，他才站到门口的一点点立脚之地去。车终于正式开出了。
还是在县城一带的好路上，汽车已最多是以每小时二十公里的速度在爬行，我感觉车身随时都可能散架。
在八十年代的云南，前些年在其他藏区，我都没有遇见过如此人货混装、严重超载的公共汽车。藏区的道路必是艰险，从地图上可知这车要沿一条大河开行，想像陡峭的山路和深谷中激流澎湃的河水，我很想叫司机停车，把我放下去。
我宁可花较多的钱包一辆车。我几次三番这样想。
最终我没有跳下车去包车。我对自己说，难道我的命比车上这些人的命宝贵吗？他们一辈子都坐这样的车，我就坐不得一回了吗？还想望着到藏区来生活和修行呢！“学佛的汉人最贪生怕死”，到炉霍车上的司机的话也在耳边想起，算了，生死有数，听天由命吧。
车开出县城后，开到下一个村子，还有货上到车上来！
漂亮女人居然也是一个人独自旅行，刚去色达玩回来，那些觉母和她并无关系，她只是供养她们一点饮料而已。她家在甘孜某县县城，就是说，她是城里人。她没工作，所以很悠闲，这趟去色达，也去了赫赫有名的五明佛学院，但“只玩了两天，就不好玩了。”她说。
对这样一个藏族女人来说，什么是好玩的呢？我煞费心思。
坐在她身后的几个年轻的姑娘则是去某县境内的山上采虫草的。我遂想起昨天车子翻上折多山后，就看见零星的帐篷和用那种红蓝相间的生料篷布（在全中国均可见）搭起来的窝棚，它们都是为采虫草而搭建的。从昨天到今天的车上，人们都在谈论采虫草的收益：一根虫草依照大小可卖10至50元，季节完后一家人可采到几万块钱的虫草，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采上十万元。
高海拔和严寒赋予高原的除了稀薄的氧气和严峻的生活条件外，也有许多宝贵的自然资源，比如，那些大山就是一个巨大的药库。雪莲、藏红花和虫草属于我从小在成都听过的有关藏族人的传奇事物，这些来自高原的藏药对许多疑难病症具有神奇的疗效，患绝症的人会不惜一切代价去获取它们。
在我看来，虫草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事物之一，就像它的名字表明的，它既是动物也是植物，冬天，它是虫，卷缩在土里冬眠，夏天它又长成了草。在五月初这个季节，它刚发芽的时候，人们必须挖出它，才有药性。虫草炖肉可以滋补身体，这是我所知道的该药的好处，但不能给身体太弱的人吃，否则会流鼻血。它肯定还有更精确和不得了的药用，以致人们稀罕这种物质像稀罕金矿一样。
“你和我们一起去么？你可以住在我们的帐篷里，我教你认虫草是什么样子。”听我问起要走多远才能找到虫草，坐在生料袋上的一个姑娘用带很重口音的汉话热忱地邀请我。
“外地人也可以随便去么？”我问。
“交给当地管事儿的藏民一点进山费，谁都可以进去挖。”我后面的汉族小老头接茬说，他就是进去给采虫草的人送蔬菜和粮食的。
“下了车还要背着东西走半天山路呢！这两年，找得到虫草的山越来越远，越来越高了！”他说。
可想而知，经过连年的挖掘以后，虫草已经越来越稀少了，它也越来越贵。
漂亮女人真心对我说：“再都不要去！挖虫草太苦了，白天太阳暴晒，晚上在帐篷里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在那么多草草里找虫草还伤眼睛得很。我都吃不了那个苦，你更不行了。”
看来挖虫草只是没有生活保障的乡下人的事了。
毫无疑问，这是对大自然的剥削，将造成生态失衡，不用多少年，虫草这种物质就会像一些其他物种一样灭种了，但是，面对这些向大山求生存的人，我又能说什么呢？
后来春梅告诉我，甘孜这边学校近年来每年都放一个月的虫草节，让孩子们回家帮家里挖虫草。春梅说，在这一带，只有索朗上师家族的人不去挖虫草，因为虫草也是有生命的，索朗上师严禁他家人挖虫草杀生。
路上当然有检查的关卡，但我已习以为常了，不想再说它。不同的是，这条路上的关卡还兼有检查客货混装和超载情况的责任，但只要司机给检查的警察一些贿赂，车子就可以安然通过关卡，我们的车子就是付了这样的“过路费”的。
这辆车超载史无前例地严重，但乘务员，亦即我先前所说的“售票员小伙子”也是我见过的前所未有的称职的乘务员。他在几个小时之内不断帮人搬运那些沉重的货物袋，把它们放进车里，举上、拉上车顶，他在车里进进出出，从车上爬上爬下，有着十二万分的耐心。
设身处地地想，我觉得自己做不到他那样。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让那些人自己解决呢？内地一般乘务员是只动嘴不动手的。这小伙子却兢兢业业，脾气极好，一直是那个到笑不笑的表情，满足着所有人的要求。车一开，站在车门后狭窄容身之地的他，就双手趴在面前的口袋上睡着了。路上不断停车，他又不得不醒来，揉一下眼睛，跳下车去，安排乘客，把货物从车箱里或车顶上卸下来。
三个小时后，车子在春梅工作的慈善医院门口停下来。虽然没像那乘务员一样劳动，但我也已精疲力竭，兴许我也只是替这乘务员感到精疲力竭而已。
人们和乘务员帮我把我的三大砣行李拉下车，我在车下付了乘务员车费：二十五元。
“其中多少是车费，多少是行李费？”我顺便问乘务员。
乘务员没有回答就回车上去了。
闻声而到大门口来迎接我的春梅替我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付的只是车费，行李和货物是不收费的。
“他们把货物装得那么满，不是为了盈利是为什么？”我不解地问。
“每天在这条路上跑的就只有他们这辆班车，人也得装货也得装。这是寺庙开的车，为了寺庙的生存和民众的方便而开的，是非盈利性质，就像我们的医院。”春梅说。
我这才恍然大悟，猛想起那个乘务员深蓝色外套的下面露出红色的裙子：原来，这是位喇嘛，修行人，怪不得那样任劳任怨。
5月2日 净土乡一两年不见，春梅还是那个样子：矮矮的个头，极短的头发，一副眼镜，总是衷心地笑着，笑的时候露出不太整齐的门牙，虽然在紫外线极强的高原上生活，也没见她皮肤变黑。
一排汉式平房，一个被砖墙围起来的院子，院子里乱七八糟，一大堆石头和一大堆木头占据了院子大部分面积，一排新修的二层楼的土木结构的藏式房子矗立在院子的一头，院子中间堆着石头的旁边有一座小木屋。
平房有六七间，头上一间门框上方挂着汉藏语的“净土乡慈善藏医院”的牌子。却见有病人坐在院心的小木屋旁边临时搭起来的木凳子上，他们背后木屋墙上，挂着他们输液的瓶子。几个修房子的男工女工在用背篓或者赤膊背石头，背到新房子那边去。
春梅把我领到一间有藏式炉子的屋子里去，里面有碗柜，有沙发，看来这是她们的厨房兼客厅了。炉子上贴着几个面饼，极其诱发我的食欲。
一个穿着深色藏装的中年女子在客厅里向我微笑，春梅把她介绍给我：“这是索朗堪布的妹妹，叫她阿姐就行。”
春梅让我坐，说她得去处理病人，一会儿再过来，就不见了。
刚才就是阿姐把那一大袋蔬果从外面拎进来的。她汉话说得不好，但基本能听懂我说的话。
本乡女乡长刚好也在，她穿得跟刚才公共汽车上那个漂亮女人一样光鲜，身材丰满，汉话很好。三十多岁的藏族女人，竟为一乡之长，应该很能干吧。她和阿姐关系很好，是到她们这里来吃午饭的。
我们的午餐：面饼就酥油人参果。人参果是从野地里挖起来的，纯天然食品，好东西，阿姐为了迎接我这个客人特意做的。
一起吃午饭的，还有医院的藏医，一位老年的喇嘛。
这位穿绛红袈裟的老喇嘛有一副高高的身材，人瘦削而精神，一脸深邃的皱纹，皮肤有着黑金的色彩和光亮，更亮的是他的眼睛，光看这眼睛，你就知道什么叫善良与智慧。在汉地，有的懂得养生之道的老中医会越老越精神，生出仙气来，鹤发童颜须眉，那是得了道家的“道”，同理，一个精于藏医的藏传佛教和尚，老来恐怕也很了得吧，否则，为什么，一坐在他身边，我那颗一路上因恐惧而忐忑不安的心就安宁下来了呢？
老喇嘛会的汉话不是很多，只是坐在沙发上静静地吃饭，偶尔和阿姐交换一句藏话。
吃晚饭和第二天吃早饭时，我都留意坐在他身边。那是坐在父亲身边才有的一种安全和受庇护的感觉－在我真正的父亲身边，也许，童年时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但是，我稍长大后，它就荡然无存了。
以后我告诉春梅这个感觉，春梅说她对师父（她这样简单地称呼他）也有这感觉，她们的邻居，一个白族银匠的媳妇，也对师父有着同样的感觉。
我一到这里，春梅就给我服用了师父自制的藏药“黑九味丸”。十多分钟后，一天以来我服用“红景天”和其他药品后稍有好转但还是干扰着我的高原反应奇迹般消失了。过去，去拉萨和藏区其他地方旅行时，我不得不忍受着这种服药后残余的高原反应，这次，在“黑九味丸”的帮助下，我在藏地的旅程“登高山如履平川”，春梅说这不仅是因为那些藏药做的药丸药效好，还因为师父用法力加持了它们。
如果我知道，第二天师父就要离开藏医院去白玉县那边的寺院闭关去了，那么，我就不会花整个傍晚的时间和春梅去山上散步，也不会花整个晚上的时间为大家做那顿对他们来说像“过年般丰盛”的晚餐了，我会一直呆在师父的身边，看他怎么工作，怎么配药，怎么为人、处事，我一定会从他身上学习到某些不为我所知但有益的东西。
第二天吃早饭时我才知道，在藏医院连续工作四年后，师父决定结束对俗世的服务，回到寺庙去，做一个纯粹的修行人。
早饭后又有病人来找他看病，小学校的校长带着一大捆经幡来请他加持，本地村寺的管家来和他商量一些念经做法事的事情。他照例忙，很难脱身离开。
师父说，过去几次就是这样的情况使他留下来了，本来他只答应来医院帮一年的忙的。我听后暗自希望他这一次也会这样留下来。
然而，中午，班车快来的时候，他毅然背起小小的红色喇嘛布口袋走出了医院大门。
我陪着他等公共汽车。
我们坐在路边一个长条木凳上。
师父教我念莲花生大士心咒，他的念法和日喀则统战干部一样：Om A hong banza guru beim xidi hum, 他不断耐心地一字一顿地重复他的发音，我很快就学会了那种念法。
“到白玉来！我们一起修行！”当那辆灰色的寺庙公共汽车开来，我对师父表达舍不得他的心情时，师父这样说。
昨天那位喇嘛售票员帮师父上了车。他们一同消失在我的视野里。
在我结束这趟旅程、离开甘孜前，春梅又给了我一袋这些药丸，我把它们带回了北京，供奉在有上师照片的地方：如果有缘分，我还会见到师父的。
春梅本来是护士，在成都一个大医院做了十八年护士，为了学佛修行，一年前辞职到藏地来。在这里，她既当护士又当医生，“曼巴”，藏族病人这样称呼她。
这镇子上有一所国家办的乡人民医院，还有一个该国家医院的退休医生开办的私人诊所。乡医院的都是西医，动不动就给病人输液，而每输一次液，就是两三百块钱的费用。对藏人家庭来说，两三百元是个不小的数目。私人诊所也是盈利性质的，比国家医院还贵。慈善医院只收医药的成本费，对家境不好的藏人，甚至免收费用，关键还有，只有这里有藏医藏药。所以，自从索朗堪布在四、五年前创办了这个慈善藏医院后，病人们就都愿意来藏医院。
慈善医院靠索朗堪布收集的善款来维持，医院的工作人员，阿姐，老藏医和春梅都属于志愿者性质，吃住在医院，基本不拿工资。“在这里也用不着什么钱。”春梅说。
在藏区，已不是第一次，我发现，和寺庙、喇嘛联系在一起的生活，不一定非得像在俗世那样处处以金钱为游戏规则，这里有另一种价值标准。
这里也有另一种时间概念。公共汽车没有发车的具体时刻表，春梅也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晚上十点钟也有人来看病，藏族人不知道什么叫“周末”，连春梅也完全没有周末的概念了。医院是她的家，医院是她的生活。有病人的时候工作，没病人的时候念经，磕头，看书，散步，打电话。阿姐是医院的管理人员、厨师和春梅的翻译。阿姐没有成家，但也不是出家人，阿姐也把医院当成自己的家。不久，会有一个从佛学院毕业的年轻喇嘛来做藏医。现在我来拜访春梅了，适逢虫草节，看病的人少，春梅可以放自己一段时间假，陪我去朝佛。一切都出于自愿，一切都顺其自然。
小学校的年轻校长带着两个比他更年轻的老师来看我了。
过去春梅跟这个校长提起过我，说有那么一个北京的朋友想来这里的学校做志愿者。学校很缺人，校长很希望有志愿者去，所以，我一到，校长就闻讯过来了。
校长是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壮实的藏族小伙子，穿得和汉人一样，笑容却很憨厚，他说的汉话是四川话，一男一女两个老师也说四川话。校长教汉语和藏语等，另一个男老师教数学、英语（！）等，女老师则教音乐和美术 ——他们其实哪科都教。他们还有几个老师，二个代课老师，目前放假回家了。
“学生多，师资少。”校长说，这是他们学校的第一个问题。全乡的孩子都集中在一个学校，吃住都在这里，学校人手不够、教室和学生宿舍都很拥挤，房子不够住，这是第二个问题。教师工资待遇很低，大家都不安心，都想考公务员，脱离教育系统，这是问题之三。校长说这些的时候，两个年轻老师不断在旁边附和。
一见面，年轻人就很实际地把问题摆出来了，后来我发现，这对我是一个殊荣。他们是不会对教育局的人这么直截了当地说话的，而他们对我寄予的希望也超出了我所能承担的范围，那是他们对整个生活的希望，是对不得志与受压抑的宣泄。
我带的苹果对他们是一个小小的安慰，他们一人吃了几个。吃完苹果我提议去学校看看。于是我们穿过小小的镇子去位于镇子另一头、马路另一边的学校。
路上经过乡政府，乡政府的房子簇新，也是本镇修得最漂亮的，它是幢带转角的二层楼藏式房子。在中国，每个单位都有围墙，从乡政府的围墙边只看得见这幢房子那漆成绛红色的二楼，看得见走廊每根柱子上挂着汉藏文的牌子：“净土乡人民政府”“净土乡委员会”“县武装部净土乡分部”，“净土乡司法所”“净土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净土乡人民调解委员会”“净土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县农牧局净土乡综合站”等等，汉字大，醒目，藏文小，不起眼。我们走过的时候，乡长正和一个戴黑边眼镜的男人站在二楼宽阔的走廊上观街景，看见我们，乡长微笑着向我们打招呼。
乡政府围墙上贴着三张《布告》《通告》《公告》。晃眼看去，那都是和三月份的骚乱有关的官方通告。
因为和别人走在一起，我没有停下来去读它们。
在布告对面，马路的另一边，有一个小小的商店，“济贫商店”几个字贴在商店窗口上方，商店外聚集着一些看来没事干的小伙子，他们的身边有一些摩托车。商店里面黑漆漆的，只看得见正对门口的架子上摆着矿泉水，可口可乐，饼干一类的食品。在这样的山沟里，谁会买矿泉水呢？这里的山泉都是矿泉水呵！而“可口可乐”和“雪碧”这些美国化学饮料看来也已在藏区最偏远的角落安该家落户了，全球化的脚步已经然不可避免地踏遍穷乡僻壤了。
听校长说这商店是寺庙办的，我才明白何以它叫“济贫商店”，后来我发现它也是镇上唯一的商店，设有镇上唯一的公用电话。
寺庙开班车、喇嘛开办慈善医院、寺庙开商店，后来，在德格县的宗萨寺，我得知有80多个孩子在寺庙开办的学校里学习，其中有一些是在国家办的学校里成绩不好的差生转过去的。
中国媒介一味标榜政府在藏区如何大量投入，它们决不会报道，除了是精神和心灵的寄托外，寺庙在藏区人民日常生活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片广大的废墟，许多垮掉的房子，仿佛还闻得到木材烧焦的味道，这是在进入学校前我看见的景像。
我当然询问这是怎么回事儿了。
“这是这里的森（林）工（业）局，前几天被老百姓放火烧毁了。”校长简略地说。
后来我从春梅的口里得知，这可能是本地藏人响应此次“动乱”的行动。她说，人们想泄愤，不敢冲撞乡政府和派出所，就烧毁了森工局这个最不被注意的政府单位。没有人员伤亡，失火是在大白天，森工局的人都去山上植树了。
除了砖头瓦块，只看得见颓垣断壁，能烧的都烧光了，为什么竟烧得这样厉害？
“没人救火吗？下面就是一条大河呀，用抽水机抽上水来不就可以灭火了吗？”我问春梅。
回答是：“问题是没人来救火，除了镇上一些个干部外，老百姓都袖手旁观。”
“这下我们学校终于可以扩建了，上级已经把森工局的地盘批给我们了，下半年就要建新的校舍了，原来的校舍用做宿舍，明年，如果你来我们这里支教，也会有一间宿舍给你了。”校长衷心地说。
可能是为了息事宁人，房子被烧以后，政府把森工局的人撤回了县上，整个事件也低调处理，不宣传，不报道，等于没有发生过。这样，一个单位就无声无息地从一个乡镇消失了。
教师办公室：几张办公桌靠在一起，可以想像教师们围着办公桌而坐的情形。一进门，迎面墙壁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巨幅画像，这是文革中的学校里每个教室黑板上方和每个教师办公室里必挂的，那时，各个单位当然也都像供神一样供奉有这些画像。如今，在改革开放了二三十年的中国内地，这些偶像基本上见不到了的，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这些在我那个时代上课前必须对着偶像齐声呼喊的标语口号也取消了，而在这里，却还张贴在各个教室黑板上方。
如果藏区是中国的话，为什么这里不像内地中国学校一样也取消这些意识形态的东西呢？
事实上，即使在文革中的内地，我也没有见过比这个教师办公室的墙壁还要“红”和“左”的墙壁：墙上挂满各种各样的办学警示、规章制度镜框、受表彰的锦旗、先进教师的奖状、学期计划等，墙壁上没有一块空余之地，使这个十多平方的房间显得十分拥挤。最令人印像深刻的是门口挂着的教师介绍，在一个没有玻璃的木框里贴有每个教师的一张红底照片，一看就是统一照的，照片旁边写着他们的年龄，资历，政治状况：七八个人，个个是中共党员。
我看着旁边站着的女教师，她才二十出头，天真活泼的样子，竟然也是党员？看来如今入党已是家常便饭的事情。
我就问女教师入党的事，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眼睛看着校长。
校长解释说，这只是他们为了迎接县上和州里的检查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即，这是他们做的门面，其实，除了一两个教师外，大家都不是党员，包括校长本人也不是。
我惊异于小伙子作假的大胆，问他，这种事情可以瞎编吗？要是上级查出真相来怎么办？
“谁要查啊。县教育局知道实情，他们其实很鼓励我们入党，只是我们不想入。州里和更高的部门来检查时，看见这个可以给县上争光，我们才这样做的。”
如果到这里来做志愿者，我是不想在这间办公室里办公并接见学生的。我要在山上、在一条大河边和学生散步，谈心，我要带他们到大自然里去，到寺庙去上课，刚才踏进校门前我还这样想，然而校长说的“教育局”“检查”一类的事情，立时使我对来此学校做志愿者的想法打了退堂鼓：教育局会让我这样“思想落后”的人来教育中国的下一代吗？而我又愿不愿与教育局打交道？
校长和两个老师又陪我参观了图书阅览室。阅览室也挂有偶像画像，可供阅览的书却寥寥无几，一至六年级的教科书全都摆在一张桌子上。除了藏语教科书以外，那都是和汉地学校一模一样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
校长拿起薄薄的藏语教科书给我看，说它只是汉语教科书的翻译本，而且也只翻译了一部分，他指给我看，汉语教科书有配套的几本练习册、参考书，而藏语教科书则只有薄得可怜的一本练习册而已。
校长自己的藏语是在上师范学校时才学的，也不好，没有能力自编藏语教材，深为现有藏语教材和资料的薄弱苦恼。他说，其他科目都是汉语的教材，老师讲课也用汉语，所以藏语基本上就只限于上藏语课时使用，这样当然藏语学不好了。
我注意到一个书架上摆了好些英文书，书都是编了号的，好些是原版英语小说。校长说，以前这里有一个美国基金会，撤走了，书是他们留下的。
“什么样的基金会？”我问。
校长摇摇头，说他也不知道。他来学校时他们已经离开了。
我又问那个教英语的小伙子看不看这些书。
他摇摇头，说看不懂。
小伙子的英语是在康定学的，可能就是速成班的水平吧。我也没看出他对英语或者教书有什么兴趣，他一直被动地跟在校长身后，义务性地奉陪着，越来越心不在焉的样子，是不是在想考公务员的事情呢？
学生宿舍在教室对面一排砖瓦房里，二十几个人一个房间，我能够想像是什么样子的，假期没有学生，除了上下铺的铁床，可能什么也看不见。后来春梅告诉我，宿舍又挤又脏又黑暗，这个学校很多方面比内地学校差得多。
春梅还说，虽然现在国家不仅全免学费、书本费，还供给孩子们住校的生活费，藏族人还是不愿送孩子来上学。
为什么藏族家庭不愿送孩子上学呢？
我就这个问题请教了校长，校长说，学校只管教学生不管招生，招生是乡政府的事。看来这个话题讳莫如深。我只好请春梅去向乡长打听，春梅说，听到的答案令她“意想不到地震惊”。
原来，这个乡只有这一所小学，有学前班至六年级七个班，一百多个学生，其中，只有一个学生是家长自愿送来上学的。每年招生的时候，县里都会开会，根据人口数量和每个学校就学学生至少该有多少，给各乡分配下上学孩子的名额。乡上则把任务分配到村里，村里不愿决定哪些家庭该送孩子上学，便把有孩子的家庭都报到乡上，由乡长和乡党委书记点名指定哪些家庭该送一个或者两个孩子上学。
为了让孩子免于上学，藏民们都争先恐后地给乡长她们送礼，他们拿来酥油、牦牛肉等，表示家里已送了一个孩子到寺庙学习，更多的送不起了，说好说歹，就是希望乡长能把孩子的名字从上学名单上剔除掉。
“祖祖辈辈以来，这里的人都一辈子在家务农，放牧，生儿育女，修行。他们不去远处，用不着上学。他们只懂得，送孩子去寺庙是天经地义的事，功德无量，上学却是多余一则，毫无意义。尤其是女孩子，上过学又没学得好到能远走高飞，那将来出嫁都成了问题。女乡长不是这个乡的人，她属于读了书远走高飞了的，在此地的藏族里，她这样的例子是凤毛麟角。”春梅说。
对春梅这个汉人来说，藏人如此顽固地拒绝上学，是愚昧的表现，所以她才那么“震惊”。
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在中国还是西方，恐怕大部分人都会同意春梅的想法，但对我来说，藏人不想让孩子上学，却是值得尊重的个人选择。
在学习过许多知识、语言，去过世界上不少地方后，我才知道，光凭知识，人并不能幸福，有时，恰恰相反，知识越多，痛苦越多，我们的社会自杀、犯罪的饱学之士、成功人士比比皆是，就是例证。西方在启蒙运动后抛弃宗教后花费整个的心智来发展的科学亦即征服自然的知识，已经成为统治全世界的唯一价值标准，它所带来的全球化，完全以无休止地毁坏环境、掠夺地球资源、摧毁其他生命系统、消灭多元文化为代价，其可悲的结果已经昭然若揭了，而在此时此地，如果西藏人依然故我地像一百年前一样生活，不加入“文化”与“知识”的游戏，有何不可呢？如果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而又不妨害任何人的利益，为什么不能顺其自然、不能让他们自己作主呢？
（人们啊，你们不懂得，藏人拥有佛法这个心灵的庇护所和解脱之道，对他们来说，他们已经拥有了如意珠宝，十分满足了。你们为什么要硬逼他们学那些乱七八糟的所谓“知识”呢。看看吧，知识已经使你们成为永不满足的物质世界的奴隶了，你们的脸上写满自私、贪欲、痛苦、嫉妒、仇恨、空虚等等负面表情，你们的孩子每天晚上写作业到深夜，他们个个眼睛近视，不堪重负、神经衰弱，你们大家都忙着挣钱，往上爬，飞黄腾达，你们全都不会笑了。你们的榜样是西方“发达”国家，不是“落后”的西藏，但若你们在这个世界来回走几遭，你们定会发现，西藏人的幸福感远比你们、比西方人强，这时你们才开始思考，为什么。可是，等到那个时候，你们的生命已经所剩不多了，就像我也已经在中国和西方的物质世界中浪费了大半生一样，悔之晚矣！）
再则，如果我是一个头脑不那么简单的藏人，既不愿意所有孩子出家去寺庙当和尚，又不愿意他们远离自己去汉人的学校受教育，最终变成连自己的语言都不会了的汉人，那么，我也会选择不让他上学的。
无论如何，这个学校的孩子的命运让我想起美洲印地安人和澳州毛利人的命运来了。记得看过一部澳大利亚电影《lang Walking》，讲述澳洲白人怎样将毛利人的孩子抢走让他们接受白人文明的故事。
在我的眼前，发生的不正是同样的事情吗？！
不是吗？！
我也想起我的孩子们来了，我的孩子上的是德国的学校，但她们也可以选择上中国的学校 － 事实上，我们选择过，然后放弃了，眼下中国的教育体制是扼杀孩子们天性、人性与创造性的最残酷机器 －，他们也可以来藏地的寺院里学习藏语和藏传佛教，早迟，我会为她们安排一段时间的。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普通的学校教育都缺乏心灵的指导，培养出的多是自高自大、自私自利、一味追求物质世界的成功的人，我的孩子们不应该成为如此这般的现代教育的牺牲品。孩子们本都是菩萨种，应该把他们培养成利益众生的菩萨才是啊。
我的孩子们是幸运的，她们有选择，而且有机会接受佛法的影响。唯愿藏族的孩子们也有选择的机会，选择上学与不上学的机会；唯愿汉族的孩子们也有选择的机会：如果有接受不同教育的选择的话，我相信，汉人也会改变今天这种大汉族主义的、一元化的思维模式，就像我这个汉族人也不像大多数汉族那样思维一样。
自身是藏人、担负着将藏族孩子变成汉人的使命的教师们，他们的命运又如何？
我们去了校长的房间。
教师宿舍是藏式木头房，比学生宿舍舒适。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隔成了两小间，前厅有个炉子，看来是厨房，后面是卧室。这里和教师办公室形成鲜明的对照，像所有藏族人家里都有一个经堂一样，校长在房间的一角也供奉着佛像，坛城，油灯，净水，哈达。这里是西藏。教师办公室是中国。
我对着墙上的莲花生大士唐卡做了个简单的身口意顶礼。
书桌上有一册薄薄的祈祷文，上面除了藏语也印刷有汉语。那是一本《莲师祈请文》。
我拿起它在额头上碰了碰，翻了翻。
“在北京我的书桌旁也有同样的祈祷文。”我对校长说，“当然，我只能念汉语的，OM AH HUM BANZA GURU PADMA SIDDHI HUM，祈请法身无量光，祈请报身大悲尊，祈请化身莲花生……”
“哦，是吗？你也和春梅一样修法精进吧？春梅每天花在念经上的时间可比我多了。真太佩服你们这些人了，能够为了信仰而放弃外面那么好的生活条件。……不可思议，我们想有你们那样的生活条件，而你们想有我们的信仰。”
“生活条件也就是物质世界吧，佛法是要超越物质世界的，是不是？”
“是的，可是我们毕竟生活在俗世，不是和尚，免不了羡慕外面的人什么都有，有房又有车，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病从口入，吃的越多生病越多。去了很多地方又怎样？我去过很多地方，拥有过这个物质世界的许多东西，但它没有给我带来幸福，却让我了解了它痛苦的机制，所以我才想学佛，走解脱之路，最终来了你们这儿。”
“是不是要拥有过这个物质世界才可能超脱呢？佛祖释迦摩尼是在王宫里生活二十九年享尽荣华富贵才出家的。”
“可能吧，我想这和我们生生世世轮回的结果有关，和慧根有关，我很羡慕你们能够生长在有宗教传统的家庭和社会背景中，你们的慧根善根比我们的好。”
“但我们信佛的条件不一定有你们好。”
“这话怎么说？身在藏区，到处都是寺庙和高僧大德。”
“我们这些有工作的国家干部不许信佛。”
“什么？我只听过在藏区不许戴达赖喇嘛的照片，现在就连佛也不许了么？”
“国家干部不许。上面来检查，看见我屋子里的佛像，让我取下来，我没取。他们已经几次三番跟我说这事儿了。我是校长，我不挂佛像，那别的老师也都不敢挂了。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不准我们信佛，我们老祖宗都信，不可能让我们丢了老祖宗吧？再者，信佛就是要做好人，善良，不生邪念，把工作搞好，任劳任怨，也不去和他们计较工资待遇了，对大家都好啊。”
“你如果坚持下去，会有什么结果？”
“也许就当不了校长了，甚至丢了饭碗。”
“那你还会坚持下去吗？”
“别的工作上的问题我们都可以隐忍，不去跟上面争，唯独这件事，太强人所难了……真不明白为什么不让我们信佛？”
说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已经走出学校大门，站在森工局的废墟上了。
校长很愿意跟我说他这个苦恼，但为了不招惹麻烦，我欲言又止了，只是默默地面对废墟和狭长的河谷倾听他。
“哪里有剥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我小时候听惯了的毛语言，解释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原理，那时学校的教科书里还说，“压迫”与“反抗”的关系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的，藏人烧毁了汉人的房子，在藏人的土地上植树然后将木材运到外面去的汉人的房子，然而，什么是因，什么是果？
“我们的处境很难啊。”校长说，他听见风声，既森工局后，老百姓也要对学校下手了，所以，今天他已经让人去县城请一些经幡来，插在学校校舍周围避邪。
隔天，在村头废弃的吊桥头，我也看见女乡长偕人牵着经幡悬挂在吊桥两侧的护栏上。这样一些信仰深入思想方式生活方式的藏人，不让他信佛，可能吗？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