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6日星期一

朱瑞:一位特别的西藏人



流亡藏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抹黑。
抹黑十余万流亡藏人的是一个“解放”图博(西藏)的极权政府。
汉人作家朱瑞,以真心了解流亡藏人,在这篇情真意切的文章里,描写了一位在1982年,悄然离开拉萨,翻越雪山去印度的藏人贡嘎扎西。而今,他是达赖喇嘛驻纽约办事处西藏问题分析员,却也是被中国官媒抹黑的“搞分裂活动”的“资深特务”。
那么,让我们来读读这篇文章吧。

图为贡嘎扎西先生在为朱瑞的采访作翻译。

一位特别的西藏人

文/朱瑞

当贡噶扎西先生朝我走来时,我还没有准备出适当的问题。那时,我既没有录音机,也没有一支运用自如的笔。这次见面,对我来说,突如其来。其实,我到维斯康森的全部目的,是倾听达赖喇嘛尊者讲经和为我正在撰写的长篇小说,寻找民俗细节。

可是,我的朋友彻底地把我看成了一件新产品,到处推销。“现在,”她又说话了,“你就站在这里,别走开啊,有个会汉语的人,马上来见你。”

她解脱了,留下我在休息大厅里东张西望,不知道等待的是什么人,多大年龄,性别如何?喧哗渐渐地落去,人们都坐下吃起了午饭,我的肚子也咕咕地叫着,可是,我必须一本正经地等着。

他来了,面无表情,似乎在审视我的身份。“我叫朱瑞,在西藏工作过,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我勉强开场了,为了完成朋友塞给我的使命。

“可以。”他礼貌地说着,递给了我一张名片,“我叫贡噶扎西,是达赖喇嘛驻纽约办事处西藏问题分析员。”

我向走廊的两边看去,还好,发现了不远处两个靠着窗子的红色折叠椅,就都朝那里走去,坐下了。我随意地问了他对刚刚结束的七次会谈的看法。他说,“我们是诚心诚意地和中国政府会谈……”

“诚心诚意”四个朴素的字,让我的心一阵紧缩,鼻子竟有些发酸。不了解西藏文化和西藏问题的中国人,不会理解这句话背后的绵绵期待。

接着,我们谈到中共在西藏的文化灭绝,他说,“现在差不多每四个蒙古人中,有两个已被汉化了,我们不想重复蒙古的悲剧。”

“事实上,每四个蒙古人中,差不多有三个,或者三个半已被汉化了,过不了多久,蒙古族也会像满族一样,在这个世界消失,我是说内蒙。”我说。

他沉默着,对不能确定的事,坚持着不妄加评论。我看着他,他的脸上,没有狡诈、粗俗的官僚相,也没有流行的焦躁,他显得平和,安静,甚至温文尔雅,尤其是声音,很低,怕惊扰别人似的。

“您见过达赖喇嘛吗?”他的声音更低了,有如展开稀世的祖传珍宝,骄傲而谨慎。

“没有。”我知道他指的是单独晋见。

他转移了视线,也转移了话题: “如果我的回答有不清晰的地方,或者需要进一步探讨,请随时打电话,即使很小的问题,也没关系。”

访谈稿整理出来后,我首先寄给了他。因为擅自发表我们的对话,是不负责任的,也是不道德的。尤其在西藏问题上,中国媒体的多年歪曲,已使汉民族,可悲地对西藏问题差不多在各个领域,都产生了误解,我不想雪上加霜。事实上,三月西藏的和平抗暴,本是中国民众从二千多年的专制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契机,是1989年以来,平反“六四”的第一线曙光,如果大家在这时同心协力地声援藏民族,抗议中共暴政,中国民主运动,很可能出现转机,汉民族,也会从堕落、孤立的环境中走出来,看见一个干净的,新鲜的,全球化的世界。说到底,藏、汉两个民族,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极权制度下的受害者。

再说贡噶扎西先生,他在那篇访谈稿中我提出的“3•14”后面,加了一行红字:“我不同意这个说法,难道3月10日就什么也没有发生吗?”短短的一句话,说出了我对西藏现代史和藏民族苦难的熟视无睹。不知不觉中,我也成了木偶,被中共的红色宣传所牵制。人,有时是多么容易被影响,失去独立思索的意识啊!按照贡噶扎西先生的改动,我发表了那篇稿子:《军队、机枪和子弹,控制不了藏人的心 》。

这以后,我经常把写好的关于西藏问题的文章寄给他。他总是很快地读完,并清晰地用红字注明与我不同的看法。就是一字未动时,我仍能觉察出他阅读的痕迹。对于一个藏人,这不容易,毕竟,汉语是他的第二语言。尤其是我的一些较长篇幅的文章,需要他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有几次,我甚至说,“写上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发表吧?”

“对你有帮助就行了。”他说。

我珍视这种交流。离开西藏后,我一直没有机会近距离地倾听西藏的呼吸。现在,我甚至可以触摸西藏了。

九月的一天,我收到了贡噶扎西先生的信,是征求我参加十一月的波士顿会议。然而,我是一个对所有的交通工具都敏感的人,连骑马都会晕马,更不要说飞机了。想来想去,推辞了。

不久,他寄来了今年九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白皮书,尽管没说什么,但我知道那欲言又止的希望。同时,中共毫无顾及的谎言和杀气腾腾地向一个民族挑衅,也让我,作为一个汉人,无地自容。我有责任让人们知道,中国人的眼睛还没有全部失明。

听说我在写回应白皮书的文章,贡噶扎西先生打来电话,说,“十一月,你有时间吗?”

“有什么事吗?”

“可以去达兰萨拉吗,亲自看看流亡社区?”

“可以!”

放下电话后,我不停地在房里踱步,吃惊于自己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他。人,有时真是矛盾。怕晕机,我拒绝了近在咫尺的波士顿,却接受了远在南亚次大陆的达兰萨拉。

我从加拿大启程,飞了九个小时到伦敦,又从伦敦起程,飞了九个小时,到德里。从德里坐了十二个小时的夜车,第二天早晨抵达达兰萨拉。汽车上,我自始而终地承受着晕车的痛苦。就像十一年前从格尔木到拉萨一样。那时,我把折磨看成一种资本。现在,我已不再年轻,五脏六腹掏空的滋味,让我难以坚持。有几次,我冲动地想喊司机停下,步行去达兰萨拉,有如从前,我从加查步行到拉蒙拉措一样。还是忍住了。我把头伸出窗外,看着朦胧中的印度群山,用力地吸着气,希望煨桑的熏香雾霭一样飘来,梦寐中的达兰萨拉,尽快地出现在眼前!

天渐渐地亮了,看着掠过的房屋,我想,快了,房顶上就会出现飞扬的五彩经幡,寺院的颇章之上,就会显现暗红色的白玛墙……是的,世界上任何一座现代都市,任何一片华美的风景,都不会比达兰萨拉更深入骨髓地吸引着我!然而,当有人喊“达兰萨拉到了”的时候,我竟失望了,甚至不想下车。我不得不说,表面看起来,达兰萨拉和印度的任何一座小镇没有太大的差别。

经声环绕而来,细细的,如水。就在我住进尼姑寺的时候,我满足了。继而唢呐声,鼓声,铃声,击掌辨经声……这些在西藏境内越来越弱的声音,却在我的窗前波涛起伏。路边的商店里,尽是唐卡、哈达、佛像,还有松石戒指、手镯、披巾……衰落的帕廓,正在这里繁荣,一切都井然有序。也许只有住下来,才会清晰达兰萨拉的实相,才会看见西藏的文化之核悄然南移,才能真正地体味到法王的荫凉。纯朴的小镇,集聚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仰慕者。穿着袈裟的老外,屡见不鲜。倒是我这个出生在大陆的中国人,像怪物似的引人注目。

又看见了贡噶扎西先生。依然的宁静,平和,温文尔雅,依然低低的有着足够内涵的声音。当我采访流亡政府的某些工作人员时,他尽可能地做翻译。那简洁而准确的汉语,让我吃惊。我又一次说,“这篇稿子是我们两个人的作品,写上你的名字吧?”

“对你有帮助就行了。”说着,他补充了一句,“看看流亡社会的真实情况,对你的写作有好处。不过,一定要尊重事实。”

特别会议期间,他打来电话,说,“等会议结束后,我会有一些时间,现在,你不会觉得无聊吧?”

无聊?我不是为了满足虚荣,或者寻求某种政治援助才到这里的。我是来见证一个被迫离乡背井的古老而纯美的民族,怎样在达赖喇嘛尊者的感召下,重新为人类树起了那独一无二的文化丰碑。我是来向藏民族赎罪,向我的族人,尤其是那些仍然被谎言遮蔽的人,展示出中共的铁蹄是如何蹂躏了一个民族的事实。

他不理解我,让我有些难过。

我忙着见各种各样的人。有一次,一个满头白发,却依然美丽的老外,走近我:你从哪里来?

加拿大。我看着她,你呢?来这里多久了?

我是瑞士人,在这里十年了。

十年?我想听你的故事!

行啊,我的家在下面。

我的家就在前面,到我的家里坐吧?

她二话没说,跟着我,到了我居住的尼姑寺。夕阳西下,我们坐在阳台上,话题一个接着一个。

人们一见面就是朋友,这是达兰萨拉的特色。素不相识的人坐在一起喝茶,吃饭,谈天说地是常事。这里,没有西方的匆忙,也没有西方的冷漠。即使噶厦的官员们也是如此。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跋热• 达瓦才仁,是特别会议开幕式结束的一瞬间,掠过千万张面容,他向我喊着,“你是朱瑞啊,我看过你的文章!”

我也踮着脚尖捕捉他:“好消息呀,这么说,我们的机会来了,听说你很风流呢!”

“都是茉莉陷害我。”他遥望瑞典,表达着对另一位汉族女人的友情。

后来,我见到了高大的更特东珠,我们谈啊谈啊,谈了一个晚上,话题才刚刚开始。还有才嘉,尽管第一次见面,那种似曾相识之感,却挥之不去;还见到了丹增尊珠,我把他搂在怀里,为他不息的奋斗及那些优美却苦涩的诗句而心碎 ……

尽管贡噶扎西先生说,会议结束,会有一些时间,事实上,我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他总是礼貌地用“您”称呼我,而我,也以“您”回应他。他似乎很遥远,像一团雾霭,永不会成为我的朋友。然而,我信任他,一如既往地把我的稿子寄给他。这信任从何而来呢?我常问自己。后来,我想到了我和他之间的一次对话,那其实是一个完整的答案:

“有些中国人说,藏人对法王的崇敬是愚忠,”我想了想,“写完这篇稿子,我计划采访十个汉、藏学者,请他们谈谈对法王崇敬的原因。先说说您自己吧?”

“那一年,是1982年,”他说,“我为了真正学习一点东西,不是为了赚钱,从拉萨,秘密地翻越雪山到了印度。1983年5月,第一次见到法王,我没有哭。那时,我对法王的辛辛苦苦了解得不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清楚法王的言行,现在,我为流亡政府工作了25年,当我看到法王弯下身子,向各国的支持者表达感谢的时候,我会哭,情不自禁。”

2008年12月完稿于达兰萨拉
首发于博讯

8 条评论:

  1. 我也是拉萨人,和贡嘎扎西先生一样。25年的流亡,25年的奋斗……问候贡嘎扎西先生,虽然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却是自己土地上的流亡者,这是我们藏人共同的命运。博加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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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向贡嘎扎西先生问好。
    谢谢朱瑞。
    Chopathar W. M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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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谢谢你朱瑞,西藏人为有你这样的朋友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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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茉莉是怎样“陷害”达瓦才仁的,请看下文:


    我的藏族朋友达瓦才仁


    茉莉


    我总是叫我的藏族朋友达瓦才仁叫“达瓦老弟”。“达瓦”在藏语中是月亮的意思。这位藏族月亮却和我这个汉族草本植物的性格相投,我们都属于坦诚直爽的那一类,开起玩笑来旗鼓相当。

    但是达瓦从来不象海外民运的那些小兄弟们那样,对我一口一个“茉莉姐”。我想也许是我这人望之不够俨然,人家达瓦可是西藏流亡政府的官员。而且我这人动辄以“大姐大”自居,自己想想都有几分可恶。

    然而更深层的原因却不在我们俩之间的个人关系。这么多年来,我们炎黄子孙总是甜甜蜜蜜地称他们藏人──猴子和女妖的后代──为“亲爱的藏族同胞兄弟姐妹”,但只要他们一不臣服听话,我们就用当年八国联军炮轰过圆明园的洋枪洋炮,去轰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用从洋鬼子那里进口的最现代的红外线监视器,去控制拉萨的八廓街,让“藏族同胞兄弟姐妹们”尝尝不是入狱、就得逃亡的滋味。也难怪,即使达瓦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失言叫我这个汉族“同胞”一句“姐”了。


    §§千方百计想变成汉人


    其实达瓦小时候曾经很想变成汉人。他的家乡青海在1958年中共军队“平叛”之后,村庄郊外到处散乱着人骨、脚链,几乎家家都有人被打死、饿死,有的一家死了十几个人。那时,小小年纪的达瓦怎么看自己藏人也不象人,就经常和一个藏族小姑娘商量给自己取个什么中文名字好,怎样才能变得更象汉人。那个小姑娘富于幻想地告诉他,只要从外面捡一个死人骷髅戴上,就会如愿地变成汉人。

    那年月,有血性、不甘屈辱的藏人不是拼命战死掉了,就是跑到印度找达赖喇嘛去了,留在家乡的大都是妇女孩子。做了“顺民”的藏人孩子达瓦为了不做二等公民,从小就努力学习中文。现在他的普通话说得比我还溜,至少不象我带湖南口音。

    这样千方百计地想摆脱屈辱命运、想变成汉人的结果,达瓦终于上了高等学校,成了中共的政法干部。谁知好景不长,因为讲哥们义气替别人帮忙打架,达瓦糊里糊涂地和当年在青海坐牢的魏京生作了几年不相识的狱友。但是达瓦出狱后的日子还是很好过的:家里做生意,他是长子,从来不愁没钱花。

    那时候,达瓦的脑海里虽然有时也闪过一点“藏独”的念头,但是顾不上仔细去想。从小就听家乡的乡亲老人们口耳相传,说起当年以家乡康巴地区为头的四水六岭游击队浴血抵抗汉人入侵的故事。但受过高等教育的达瓦认为,仇视一切汉人是非理性的。达瓦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他是个讨姑娘喜欢的小伙子,而且藏民族的年轻人从来就享受婚前自由的,所谓“没有主的花可以任意摘”。青藏草原上的鲜花多着呢,我们的达瓦忙着呢。


    §§达瓦就这样“藏独”起来


    1989年11月,达瓦第一次从青海去拉萨朝圣。那时,他的父亲看到已被汉化的他中了“邪教”,因而命令他去神地拉萨去朝圣拜佛。

    其时中共正对拉萨实行戒严,达瓦坐的长途车经过十几道检查站才进入拉萨。到达拉萨的那一天,正好碰上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喜讯传来,拉萨街上的藏族妇女喜气洋洋地向路人撒糌粑,以示庆祝。大昭市前贴出了一条藏文告示:

    “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此乃我黑发藏人的光荣。凡属猿猴与岩女之子孙后代者,星期天都到罗布林卡向达赖佛之黄金座敬献哈达……。”

    达瓦兴奋地站在人群中看告示,可是还没有看完,端着亮晶晶刺刀的中国解放军战士就不客气地把所有的观众驱散了。

    达瓦毕竟也是猿猴与岩女的子孙,敬一条哈达给获奖的达赖喇嘛的黄金座是他的本分。第二天,他按照告示上所说的,拿着哈达去罗布林卡。谁知刚到大门口,就被几个四川口音的解放军用刺刀顶住胸口:

    “干啥子哟?”

    “拜佛。”

    “拜你妈的……。”

    啪、啪几个巴掌扇过来。达瓦的背上还挨了几枪托。一个藏族警察用藏语问:“你是哪来的?怎么不知道今天不能上这儿来?”

    接着达瓦反复向他们解释,自己昨天才到拉萨,根本不知道今天上罗布林卡是禁止的。在对方不相信他、正准备用尼龙绳索捆他时,达瓦看见昨天与他同车的几个汉族人走来,便提出让那些汉人作证。

    经过同车汉人的甄别,达瓦在挨了最后一枪托后恢复了自由。他临走时不甘心,走到门口时将哈达挂在门环上。一个解放军马上将这洁白珍贵的哈达扔在地上,并踩上几脚。

    这次事件逼得达瓦不得“藏独”起来。

    血管里残留着昔日西藏以勇敢剽悍著名的“康巴汉子”的热血,憋着屈辱和愤怒的达瓦在拉萨街上疯狂地奔走,用身体冲撞着每一个迎面走来的汉人。他感到胸膛都要胀破了:

    “拉萨属于我们西藏民族。我们才是当然的真正的主人。可是为什么,我在自己的土地上被人无辜殴打、侮辱……。”


    §§父亲您去找达赖喇嘛说吧


    两、三年以后,达瓦动身去印度找他们西藏的保护神──达赖喇嘛。

    如果我把我所了解的达瓦的逃亡经历都写出来,恐怕要吸引一些电影编剧和导演,因为深深感动过我的东西,别人也许不会无动于衷。那躲过中国边境士兵的惊险、那喜马拉雅山碎石山川里迷路断粮的绝望、那食物中毒同胞相救的情义,都由于一个信念的支持而化险为夷。

    达瓦到了印度达兰萨拉自由世界之后,就如饥似渴地读书看报。他发誓要补上藏语这一课,要更多更深地了解自己的民族。就在他快要把自己带来的钱花光了、正要打道回程之时,西藏流亡政府经过考试,招收他做了公务员。

    可达瓦的那位虔诚信佛的老父亲不喜欢儿子作官。他生气地说:“你在印度不是给达赖喇嘛作警卫,那么你作再大的官──哪怕做到邓小平,我都不准。因为那都是在造孽!”

    老人下决心要把儿子从印度拉回去做生意。他向中国政府申请护照。由于他的行为有利于祖国统一大业,因而得到了中共官方的支持。

    藏人的父母也比天大。达瓦热爱自己为西藏民族的自由而奉献的工作,在老父亲的严词训斥下,他只好搬出达赖喇嘛来救命:

    “您是我的父亲,我不应该违背您。但是我现在是在为达赖喇嘛工作。请您去和达赖喇嘛说一声,说您要把我带回去,请求得到他的批准。”

    老人沉默了:虽然在印度作官不如回家作生意好,但是神圣的达赖喇嘛需要他的儿子啊,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临走前,老人看看家徒四壁的官员儿子的住宅,给他买了一个小冰箱,还给他留下一个年轻的藏女:

    “这是你的妻子。她家里已经没有任何人了,你要不对她好就没人对她好了。”


    §§希望女儿象茉莉一样勇敢


    善于自由恋爱的达瓦,突然接受了父亲送的这么一件礼物──一个小妻子。这吓得他在新婚的第一天里和衣而睡,没敢碰碰新娘。

    然而这却是父亲所能给他的最好的一件礼物。姑娘的容貌,虽然受我们汉人影响学会口头谦虚的达瓦说,她只是青藏草原上的一朵普通小花罢了,但是法国的一个电影队千挑万选就挑中这朵小花,让她到电影里去和别的小伙子谈情说爱,弄得达瓦心里酸酸的。漂亮还不是最主要的,这位藏族姑娘还有非同一般的善良。她到街上去买菜,往往把追着她要饭的印度叫化子老太婆也带回来热情招待。

    那年姑娘的父亲──一个乡下藏人──去镇上看病,还没有走到医院就病倒在路旁,是达瓦的父亲把病人扶进家门,热心相助,从此两家经常来往。当姑娘家的亲人都去世之后,达瓦的父亲就把到处流浪打工的姑娘送到达瓦这里。

    达瓦太太的法国电影后来没能拍下去,因为她肚子里有一个小仙女抢时间要出来。还没有做好足够的做父亲的心理准备的达瓦,对他的小女儿的前程倒是早安排好了:

    “茉莉,我希望我的女儿象你!”不止一次,达瓦在信上和谈话中都对我这样表示。

    我大呼“不可”,说如果他那么可爱的女儿象我的话,是要嫁不出去的。这不是我假装谦虚,而是真的认为如此。要不是在二十年之前就早早英明地把自己嫁出去的话,今天我很怀疑我这个死不悔改的“反革命”是否还有人敢娶。

    但是达瓦说的也是他的真心话。他的理由是:“如果女人都象你这么勇敢,那么中共专制政权就不会那么安然无恙。”现在已经过上安宁幸福的小家庭日子的达瓦,仍然在每天清晨起床时责问自己:我是不是忘记了仍在西藏监狱里受苦的政治犯同胞?

    想想达瓦这样说不算是太给我“擦鞋”,又想想被汉人无辜侮辱、殴打、逼得远离家园的达瓦,居然还愿意他们家的小仙女象我这个汉人,我也就默认了。

    希望在达瓦家美丽的藏族小仙女长大时,无论西藏、还是中国,都已经不需要女人的勇敢。

    (199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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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讀完本文,我也情不自禁帶淚,向所有過去現在與未來的藏人護持者深深彎腰,表達感謝。
    願世間的一切都將僅以愛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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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有这些人在,图博永远不会亡!图博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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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看来,贡噶扎西,是为相当不错的流亡政府的工作人员。我为他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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