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20日星期四

唐丹鸿:西藏问题的关键词及有心的用语


诗人、作家唐丹鸿
Tibet question,汉译“西藏问题”,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由最初的主权问题,发展到涉及藏人人权、宗教信仰自由、民族压迫、资源掠夺、环境破坏等各种问题,并成为了一个国际化议题。尽管已经演变得复杂多元,但归根结底,西藏问题就是西藏(图博,西藏多卫康三区)与中国之间的问题。回溯源头,都是主权问题带来的。这是西藏问题的关键点,这一关键点有两个基本观点:藏人的、汉人的。

一、西藏问题的关键点

1960年,联合国咨询机构“国际法律人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在《西藏(Tibet)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告中,对西藏国际地位做过如下裁定:“西藏在1951年《和平解放协议》(即《十七条》)签订时,不论如何,是个实质上独立的国家;1959年西藏噶厦政府废除了这份条约,也证明完全于法有据……西藏从1913到1950年所展现的国家状态,一般为国际法所接受。”【1】

Tibet question,汉译“西藏问题”,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由最初的主权问题,发展到涉及藏人人权、宗教信仰自由、民族压迫、资源掠夺、环境破坏等各种问题,并成为了一个国际化议题。尽管已经演变得复杂多元,但归根结底,西藏问题就是西藏(图伯特,西藏多卫康三区)与中国之间的问题。回溯源头,都是主权问题带来的。这是西藏问题的关键点,这一关键点有两个基本观点:藏人的、汉人的。

其一,西藏历史上是个独立国家,1949年被中国武装侵略,随后置于了中国的殖民统治下。中国的殖民统治给藏人带来了屠杀、民族压迫和文化灭绝。因此,争取西藏复国的自由西藏运动,是完全合理的。持这一观点的是西藏人(博巴),也是国际藏学界、和国际社会的主流观点。这里的国际社会主流观点并非指各国官方表态,而是基于国际法律人的解释和国际藏学界的研究所形成的民间共识。

其二,应该说是中国人中绝大部分汉人的基本观点,即“藏族人闹独立 、搞分裂”造成了西藏问题。这种观点,首先是完全不认为西藏曾经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其二,这个“少数民族”——“藏族”,企图从统一的中国分裂“独立”出去,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两个互为冲突的基本观点导致我们必须想一想:中国侵略占领了西藏吗?这是西藏问题的根源和本质。

其实,根据国际法民族自决原则:全世界任何民族无论大小,都有权自己决定自己归属某个政府体制、执政政党组织、政治环境以及民族命运,无需受其他国家或者政权影响。就是说,即使“自古以来”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央政府”一直管辖着西藏“地方政府”,藏民族也有权通过民族自决,决定西藏是否独立。单根据这一原则,讨论西藏是否被中国侵略和占领,似乎并不十分重要。

然而,面对世界上数量最巨大的坚信“主权高于人权”、“领土必须完整”的族群,判断这一点则很重要。就是说,如果我们对这个坚信“主权高于人权”、“领土必须完整”的族群的良知还有信心的话,这个判断将是一个提醒,提醒他们将心比心:如果西藏在“解放”以前,是一个独立国家,那么对西藏人(博巴)来说,西藏(图伯特)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侵略占领了西藏吗?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如果问藏人,答案是肯定的:“当公历1949年中国军队侵入西藏时,不管是从国际法的角度,还是根据实际现状,当时的西藏确定无疑地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2】

这个问题如果问汉人呢?

二、关键词“是中国的” 

互联网搜索“西藏问题”、“西藏问题的起源、本质”,中国政府的典型用语主要有:“‘西藏问题’是一个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国家统一是最高的原则”;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西藏地方从未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中国主权”、“中国领土”、“中国内政”等,目的都是强调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这般对用语的精心考量和刻意强调,恰恰反映了中国在对西藏的所有权上有问题。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花费那么大的财力人力,来反复强调河北或者陕西是中国的一部分。近日,中国西藏文化保护和发展协会副会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研究员朱晓明发表在《红旗文稿》上的“关于‘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文,泄漏了对西藏所有权的中国官方表述的心虚,和对“存在着重大理论缺陷”的担忧:“‘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的论证有待完善。”【3】

中国政府在同达赖喇嘛私人代表团的数次谈判中,要求达赖喇嘛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士的一部分”也反映了中国当局深谙“说法”的重要性。这一要求没有得到已经申明放弃独立,转而寻求高度自治的西藏流亡政府的让步。因为“如果承认此种说法,就违背历史事实,也违背尊者高尚的人格。”【4】

联合国大会于1959年、1960年、1961年、1965年等讨论西藏问题时,有许多国家谴责中国非法侵占一完全独立的国家。到今天,许多国家政府屈从于中国的订单外交,渐渐“承认”了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动作本身显示了“承认”之词对中国来说多么重要,因为中国从来不需要别人承认山东河南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国际政治交易中,我们只要看看谁能从承认之词获益,就不难辨别中国人需要这些承认之词,因为它也能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增添“支持”;对那些从不承认到承认的国家而言,并非代表他们过去的判断有误,只能说明承认后就有订单,出卖别人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谁是受损的、被出卖的一方不言而喻。

关键词是“西藏是中国的”。“中国西藏……”绝非中性指代一个地理位置,而是一个饱含权属的政治用语。这一用语,仅仅是中国共产党政府所看重的吗?

三、想当然的疆域


众所周知,尽管中国大众对共产党的宣传有各种不信任,但关于“西藏是中国领土”的宣称,却被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绝大部分是汉人)一致认同。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共产党高度一致,视“西藏独立”为弥天大罪,不可接受。而且,视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不仅限于中共党员或中国境内大众,也是全世界的多数华人包括台湾中华民国人的看法。

既然从清末政府起,就宣称西藏属于中国,中华民国也如此宣称,那么到中共政府这一朝,虽然共产党政府撒谎成性,但在“西藏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上,要说仅仅是共产党信口雌黄,给“不知情”的大众洗了脑,怎么说得通呢?共产党并非第一个宣称西藏属于中国的中国政权,而是在入侵占领西藏后,为这一宣称的合理化制作了一整套理论的第一个。尽管按照共产党自己的研究员朱晓明所言“还存在着重大理论缺陷”、“论证有待完善”。而且,照目前的情势看,也有理由相信,共产党将并非最后一个宣称“西藏属于中国”的政治力量。就是说,即使共产党垮台了,还是有汉人和汉人的政治力量继续这一宣称。

那么是否可以说,在这些汉人(我必须强调一下“这些”而非全部,让他们自己对号入座比较好。当他们被我的杆子打着的时候,总会代表全体汉人说这杆子打了全部),在这些年跨数代、散布世界各地的汉人大脑的疆域中,一种想当然的主权早已在想象中拥有。他们的历史依据来源于汉人的史书中,一些自说自话的描述。这些夸大其词一厢情愿的描述其实离“主权”还差得很远,也缺乏来自双边的相应文献佐证,但并不妨碍他们相信西藏属于中国。“蛮子”、“土番”、“生番”这些词语,比共产党古老得多。当说到这些词时,指的是一种生活在“边疆”的、智力低下、几近动物的类人类,就像那些大自然里的飞禽走兽,即使生于斯长于斯,但哪里配得上对那片土地拥有主权?

因此,尽管清政府为宣示统治在藏东边境杀藏人如麻,随后很快又被藏人全面驱逐出来;尽管第13世达赖喇嘛反复详述,从元朝以来主导藏中关系的“榷雍”(喇嘛-施主)是一种平等关系而非上下关系;尽管西藏发出官方申明“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小型、虔诚又独立的国家”;但在中华民国看来,西藏就是“五族共和”之一族;尽管中华民国没有任何特定史料或文件能够证明对西藏主权的天马行空的描述,但“没有行使权力”被他们认为是统治者让藏人自治;尽管从清末、到民国、到中共“解放”,各时期都遭遇了藏人奋力抵抗,但这不是令人生疑的争端,而不过是藏蛮子不服统领管辖罢了。

这些认同“西藏是中国领土”的汉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对藏人史书中是怎样记载的、藏人对汉藏双边关系是怎样理解的,并不感兴趣。为什么呢?我们不妨看一看,“西藏是中国领土”这一宣称对谁有利?明显的受益者不正是汉人们吗?清朝血腥地开启了进军西藏的行动,民国军阀血腥地继续了这一行动并导致藏人被迫签署《康藏岗托停战协定》,割切了藏东部分土地;由于能力有限,清末和民国时期,汉人们尚未得以享用西藏。自从共产党中国在军事和政治上全面控制西藏以后,从地下的矿藏到地上的森林、河流资源、地理风貌、人文风景、就业空间、居住空间,哪一样不正在被不同地位、不同身份、形形色色的汉人各取所需?还有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是西藏乃“国防要地”,如果独立了,汉人们的假想敌就会“直驱腹地”——这腹地就是广大的汉地呀,还是为了汉人!惟有藏人,成了“西藏是中国领土”的受害者。

正因为想当然的疆域,正因为“西藏是中国领土”对汉人大众有利,汉人们才会认同共产党中国天然地从元朝、清朝和国民党名下“继承”了西藏;才会在反“藏独”、反“分裂”这一点上与共产党高度一致。因为如果西藏独立,则意味着失去汉人的利益——当然他们会说是“国家利益”、“人民的利益”。至于那片土地上的原主人,或者说那些汉人世界之外的“少数民族”、脏兮兮的“蛮子”们的自由和权益,对汉人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领土”,这“领土”其实是汉人的领土,只不过上面碰巧生活了一群野人。这差不多算是汉人的集体无意识了。

这种集体无意识,加上共产党五十多年来合理化的包装,加上“西部大开发”的殖民政策对汉人有利可图,大量汉人就参与“开发”西藏了。他们即便不知西藏“解放”前的主权归属,但他们明知那是藏人祖辈生活的地方,有藏人自己的风俗和信仰,但基于“在自己的国家自由迁徙”的权利,他们认为向西藏移民理所当然,“开发”西藏理所当然,汉人们有国家授权,无需藏人接受或认可。移民西藏的心理负担,主要是因为天远地远,自然环境恶劣,身体难以适应,而与原住民权益无关。基于他们更文明更优越的心理,加之共产党的妖魔化宣传,他们便不顾入乡随俗的伦理,公然诋毁人家的宗教信仰,蔑视人家的风俗和禁忌。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是共产党的受害者,作为单一的个体,也是勤劳温良乃至卑微和令人同情的弱者。

2008年3月西藏事件后,全世界都有幸欣赏了海外华人以压倒性的阵势挥舞五星红旗,辱骂攻击自由西藏人士和西藏同情者的骇人场面。这些汉人大众并非每一个都是共产党员,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厌恶共产党。但他们热爱“统一”,一句“自由西藏”、“西藏独立”瞬间可将他们变成暴民。这些对西藏真相“不知情”的大众,有意无意地根据自己的身份、利益等因素,选择性地决定对领土概念的理解。中国官方表述“中国西藏”对他们起作用,为他们“给力”,也通过他们传播和继承。这样的汉人大众境内外数量之巨之强势,远远超过藏人总人口数倍,足以形成一个族群压迫另一族群的整体格局了。

四、帝国心态的改良版

2008年以来,流亡西藏方面开始积极地与汉人对话交流。互联网技术的发达,对关注西藏问题的人们来说,获取西藏问题资讯已不再困难,特别是境外人士。因此,我比较关注境外持不同政见的汉人人群怎样看待西藏问题?众所周知,藏汉交流带来了非常正面的变化,但我这篇“政治不正确”的文字就不锦上添花了。要是您还有兴趣读下去,就请做好添堵的准备。

在众多参与汉藏对话、对西藏困境深表同情的境外人士中,李江琳是最深入专门研究西藏问题的人士。2010年和新近分别出版了《1959拉萨——达赖喇嘛出走始末》、《当铁鸟在天空飞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两本书的内容,主要涉及达赖喇嘛出走始末,以及中国官方称为“平叛”、藏人称为“世时翻转”(从人间到地狱)的那段历史。两本书的时间跨度为1952年到1962年,主要集中在1956年到1962年,即中共称为“民主改革”和“平叛”的时段。而西藏(图伯特)被武装入侵到被武力全面横扫一遍的时段,即从“解放”到“平叛”结束的时段,是从1949年到1962年。

必须强调的是,正是在1950年10月,中国军队攻陷昌都;西藏噶厦政府呈交联合国秘书长报告呼救,西藏问题正式进入国际视野。1951年4月,在武力威胁和国际社会茫然、漠视的情况下,达赖喇嘛派代表团前往北京与中国政府和谈,但并未授予他们“全权代表的”资格。由于中方提出的协议草案并不为西藏代表所接受,中方限制了西藏代表们的行动自由,威胁其生命安全,逼西藏代表在签字与“立即进兵拉萨”之间做出选择。1951年5月23日,在没能够向西藏噶厦政府汇报的情况下,西藏代表们与中国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该协议上盖的西藏代表印章是由北京的中国官员伪造并加盖的。【5】

《十七条》题目就很有心:“中央人民政府”、“西藏地方政府”。开篇第一句“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与其他许多民族一样……”意在明确强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藏人是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而藏人则指出:“中共强迫西藏政府签订了与同样被中共 ‘解放’了的、其他省或民族自治区之间所没有签订过的《十七条协议》……《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是西藏历史上的一大悲剧。自此,整个西藏变成了中国可以随心所欲的殖民地。”【6】

就是说,1950-1951年,正是西藏当代史上、也是中藏关系史上发生重大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藏人把昌都战役和《十七条》看作当代西藏问题的起源,其本质是中国的侵略。昌都战役与《十七条》,也关系到汉语读者判断“解放西藏”与“解放中国”是否一样?即:中国是否侵略占领了西藏?

有意思的是,作为历史研究者,李女士的书却恰恰避开了1950年到1951年这个历史的关键点,也是西藏问题的关键点。李女士两本书所谈及的“民改”和“平叛”,恰恰是紧随这个关键点之后发生的事。实际上,昌都战役和《十七条》的性质,也对汉语读者理解被中共称为“叛乱”的藏人大起义和达赖喇嘛的流亡不可或缺。即:西藏(图伯特)主权的丧失是一个瞬间的过程,还是一个分阶段持续了九年的过程?然而1950年到1951年这段至关重要的背景在李江琳的书中却消失了。

当然,历史研究可以细化到某一局部乃至某单一事件。李女士把书写范围限定在1951年之后,导致藏人起义和达赖喇嘛流亡的直接原因“民主改革”也尚无不可。然而,如果要谈西藏问题(Tibet question)的起源或关键点,任何一个严肃的藏人历史研究者,或者国际藏学界一个中立的西藏问题研究者,都绝不会避谈1950年的昌都战役和1951年的《十七条》。可是李江琳论断西藏问题的起源和关键点,却是让昌都战役和《十七条》这一至关重要的历史背景缺失,作出了如下论断:“藏区的‘民主改革’是西藏问题的源头……1955-1956年的时间点,是了解和理解西藏问题的关键点……就是西藏问题的真正源头。”【7】

李女士是以学者身份,高调地与中共官员辩论西藏问题的。中共官员的观点无非是宣传机器的常规说词,把西藏问题归结为帝国主义阴谋,美国CIA背后运作等。李女士在这篇原标题为《洗不干净的血手——发生在藏区的国家罪行》的辩论文章中,用了大量篇幅和史料驳斥中共官方“美国造”之说,更用她掌握的丰富信息和数据,以充满同情的笔调描述了“民主改革”和“平叛”给西藏三区带去的灾难,以及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民主成就。通过斥责共产党的谎言和暴行,来阐明她的研究结论:“1955-1956年的时间点,是了解和理解西藏问题的关键点”,并指那位中共官员“在年份上打马虎眼的正是这个时间点,而欲图掩盖的,就是西藏问题的真正源头”。李女士所指的西藏问题的真正源头是“民主改革”,而且李女士也在媒体采访等不同场合多次给出她的这一研究结论:“现在的‘西藏问题’,不是1951年产生的,而是从1956年开始,在西藏周边的藏区进行暴力土改以后产生的。”【8】

从李女士的书、文章等都不难看出她的正义感、同情心和专业素养。但正是如此专业地抛出“民改是西藏问题的源头”令我困惑。我曾经在推特上专门就此请教过李女士:昌都战役和《十七条》在西藏问题中处于什么位置?李女士没有回答。我自认为是对西藏那段历史具有常识的人,而李女士的“民改源头论”挑战我的常识,所给出的资料和数据并不能直接支持她的论断,只能证明共产党的残暴,以及在西藏使用了一套与在中国各地类似的统治之术,却无法排除西藏问题与侵略有关。只有把1950-1951年这个时间点去掉,资料和数据才会发挥作用。掐头去尾地把一个论断拽顺是一个不诚实的专业动作。那李女士为什么要在1950-1951年这个时间点上打马虎眼呢?

我又一次卑鄙地想:这个结论对谁有利?也许,只有把昌都战役和《十七条》从链条中切割出去,才能把西藏问题变成“内政问题”。也就是说,西藏问题虽然无疑是中共制造,但不在于中共入侵,与领土和主权无关,而在于中共残暴愚蠢的治夷之术。如果按《十七条》办,让藏人高度自治,而不是“红色大一统”搞民改,官逼民反把事情搞砸了,与中共委曲求全的达赖喇嘛就不会出走,深知实力悬殊又尊奉达赖喇嘛的藏人们就不会反抗占领,从而生米熟饭地接受“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了。“中国西藏”也就名正言顺了。

表面看来甚至不少藏人也同意,如果中共规规矩矩遵循《十七条》让西藏高度自治,就不会有后来的诸种麻烦了。流亡政府有这个态度,中间道路也与这个思路有关。但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决不会绕开1950-1951年西藏命运逆转的年月:藏人在中国武力威胁和国际社会的漠视中,无助地、被迫地签订了以“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为宗旨的《十七条》。同时,在《十七条》给予的幻想和麻醉中,仍然有很多藏人,并不接受“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从西藏流亡后,达赖喇嘛在1959年6月20日,第一次获得自由发表讲话的机会时,即官方宣布不承认《十七条协议》。声明《十七条协议》是西藏政府和西藏人民在武力逼迫下签订的。【9】

令人悲哀的是,即使怀有正义感、同情心、崇尚自由、追求民主的汉人们,特别是身在海外,有条件获得西藏问题全面资讯的人士,仍然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心理特征,对藏人当初签下城下之盟的无助与被迫视而不见。他们虽然反共,同情藏人遭受的苦难,谴责中共的西藏政策,但大多数都默契地保守了一个底线:有的提出用共和制、联邦制解决西藏问题;多数人对达兰萨拉官方政策“中间道路”特别欢迎;有人好意提醒藏人不要搞“独立”,因为“不能得到大多数汉人的同意”,似乎藏人有摆脱共产党的自由,却没有摆脱汉人的自由。数届汉人异见人士组织的汉藏交流会议中,汉人占绝大多数,“高度自治”是强势话语,无一讨论西藏1950年之前的国际地位,更绝对没有关于“独立”的议题。但把西藏问题的“真正源头”推到民改的,李江琳是第一人,目前看也是唯一的人。

在《1959拉萨!》中李女士写到:“中国历朝历代都处在某种程度的‘大一统’之中……清朝统治广袤疆土的方式是一种‘二元体制’,一是高度中央集权的汉地汉人体系,另一是处于边疆的满蒙藏体系。后一体系不归前面汉人体系的中央政府直接管辖,清政府也不干涉这些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1949年之前,中国的社会形态是相当多元的,并且在民族地区保留了高度的自治……1949年之后,中共建政的是……集权专制的‘红色大一统’。”【10】

这其实不是李女士的个人观点,也是很多汉人异见人士,以汉人的标准所判定:西藏过去的地位是一种“高度自治”的地位。在以前的中央政府治下没有问题,在共产党的“红色大一统”统治下出了问题,也即治夷之术的问题。与共产党的区别似乎在于,共产党不会让藏人高度自治,而民主的中国会让藏人恢复高度自治。

清政府是西藏(图伯特)的“中央政府”吗? 1949年之前,西藏(图伯特)是“民族地区”吗?如果问一问藏人,则有截然不同的答案。藏人学者旺秋德丹•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引用五十七种西藏原始材料和政府档案,对西藏政治宗教历史的演化、对外关系、特别是清朝以来的藏中关系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为人们认识西藏1950年以前的政治地位提供了证据,这些证据为国际藏学界和国际法学家所认可,即1950年以前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西藏政治史》被中国政府的御用学者们挑挑拣拣地反驳,在境内却看不到这本被反驳的书。藏人若私藏该书被发现,书遭没收,人有牢狱之灾。许多从藏人角度书写西藏历史、指控侵略和占领的作家进了监狱,比如《骚动的喜马拉雅山》作者卓玛嘉,至今仍在狱中。

五、谁的西藏与丛林法则

正因为藏人的角度是存在的,而且与汉人的角度很不一样,藏人作家唯色撰文《共藏问题有问题》【11】,对李江琳女士的用语和观点提出了异议。我想提醒的是,这些用语和观点,并不是李女士个人的,对很多汉人来说,这些用语和观点可能根本没有问题,完全正确。但藏人却难以认可。

李女士的西藏表述:“中国西南西北地区……其涵盖地域为藏人世居之西藏三区,即今之‘西藏自治区’和‘周边四省藏区’”【12】 。

唯色以藏人的角度指出:“不是‘中国西南西北地区’……而是在属于藏人的图伯特三区——安多、卫藏和康” 【13】。这当中有用词微妙、意义重大的差别:李虽然没有否认“藏人世居”,但认可是属于中国。唯色更要强调的是“属于藏人”。

唯色的文章发表后,收获了一位匿名人士的留言【14】。从留言可以看出是一名汉人,应该说也是西藏困境的同情者,对西藏问题较熟悉。这位匿名人士认为唯色对“中国西南西北地区”的“纠正”很“离奇”:“……我理解许多藏人不希望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心情,但1950年代中至1960年代初的西藏事实上就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 是否上了中国版图,与是否“属于”还是有很大距离的,否则就没有西藏问题了。如果一个强盗抢劫了一块美玉并声称玉是属于他的,受害人就算拿不回这块玉,但指出玉本来是受害人的,有什么离奇呢?

该匿名人士紧接着说“占领是一个事实,这种占领是否正当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否定这种占领的正当性,就不承认它曾经发生过,这是好奇怪的逻辑。”这里的“它”应该指的是占领吧。看不出来唯色不承认“它”发生过,而是不承认是“中国的”,这有何奇怪?匿名人士的逻辑似乎是尽管占领不正当,但已经是事实,唯色就不该不承认了。占领是一个事实,占领了就该承认西藏是“中国西北西南地区”了吗?谁抢到手了就归谁,丛林法则下的悍匪逻辑基本上也就这样了。更不幸的是,从清朝还没抢到手时开始,汉人们就认为西藏归中国了。

该匿名人士还说“要是当年的西藏不属于中国地图上的西南西北,那哪里还有什么西藏问题?”这话主要是为了说明李江琳的表述没有问题。其实,博巴(藏人)是绝不会把西藏三区表述为“中国西南西北地区”的,更不会在藏语里这样说;西方藏学学术界乃至普通西方人都绝不会如此表述。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地所普及使用的名字“Tibet”,是为普世所接受的一个文化与历史的界域,并不因为今天在中国版图上就表述为“Chinese Tibet”(中国西藏)或“Tibetan areas of  Southwest and Northwest China”(中国西南西北藏区)。相反,假如一个西方学人如此表述,会被视为古怪可笑,至少太亲中绝无中立性可言。“中国西南西北藏区”这种用语可能只会出自中国人(汉人)。而面对一个藏人的重新表述感到如此不适,做出这种反应的,也绝不会是藏人或西方学者。甚至也不是所有汉人都感到如此不适。

遗憾的是,李女士在《我对当代藏史研究的若干心得与思考》中的逻辑与这位匿名者的逻辑是一样的。“当我提及‘四省一区’或者‘中国西南西北藏区’时,并不包含政治价值观,也就是说,并不意味着我否认这些地区同时也是“传统藏区”,即历史上的吐蕃帝国疆域,我只是如实描述现实的政治架构。”【15】

如果“中国西南西北藏区”不饱含权属和政治定义的话,共产党就不必花那么大的力气来论证“西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了。任何读者从“中国西南西北藏区”能读出的就是“在中国(属于中国的)的藏区”,而不可能从“中国西南西北藏区”读出“不否认也是历史上吐蕃帝国疆域”的意思。如果一个研究者的专业用语如此容易引起“误读”,那就是用语的硬伤了。

李女士在这段不正面回应唯色的话中,对一段仅仅发生五十多年的鲜活的历史,许多当事人都还在、甚至为李女士的书提供了史料,而且是迄今为止仍然充满痛苦和挣扎的、藏人必须明确的西藏归属问题,给出了几近傲慢的辩解:“研究者不可能将现代史的研究置于非现代的时空概念之中,正如研究当代中国史不能使用秦代的时空概念一样。”【16】研究者的身份掌握了某种话语权,但是研究者不该偷换概念。西藏亡国时并非吐蕃帝国,也不是发生在秦代。它正是发生在当代,这个五十多年的时空中,与中共在中国建政处于同一时空的西藏流亡政府还存在,达赖喇嘛还在,当年的抵抗人员还在,见证了从“博”到“中国西藏”的人还在——

所以西方学界决不会以“中国西藏”来表述这一空间概念。李女士应该知道,如果对西方人说“Tibetan areas of  Southwest and Northwest China”会被看成什么。正如李女士自己所说,她的用语都经过仔细斟酌,因为“越中性的词语越有力量”。可是李认为中性的对于西藏的表述,却呈现了藏汉分歧:李女士是在以汉人的、中共的时空坐标表述西藏。

六、汉藏问题是“共藏问题”吗?

在新唐人电视台对李江琳的采访里,李女士有一个“共藏问题”的提法,也引起了唯色的异议。新唐人电视台说:“李江琳向本台记者表示,共产党对西藏人民的暴力镇压和摧毁信仰,其实跟它对内地汉族人民所作的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所谓‘汉藏矛盾’,实质上是‘共藏矛盾’。”李江琳的原话是“……我不大认为,汉藏问题是一个好的用词,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共藏问题,不是汉藏问题。”【17】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从采访本身来看,“汉藏矛盾”变成“共藏矛盾”十分突兀。因为从逻辑上说,应该是先有“共产党在西藏的恶行是汉藏矛盾”的论点,才会出现李女士的反驳。可是采访本身没有这个论点,在网上搜了一下,也没见到任何人把共产党在西藏的恶行归结为“汉藏矛盾”或“汉藏问题”。既没有藏人这么说,也没有汉人这么说。李女士反驳的论点都不存在,又何以论证“所谓汉藏矛盾,实际上是‘共藏矛盾’”呢?

但在夹杂着李江琳原话的这个新唐人的节目中,“所谓汉藏矛盾,实际上是共藏矛盾”这一表述却如此突显分明。所引用的李女士原话,都在论证这一表述的“恰当性”:主要依据一是共产党在西藏三区的所作所为与在中国“内地”的一样,汉人也是受害者;二是汉人大众对共产党在西藏的“秘密”战争“一无所知”,因此汉人没有责任,而是“共藏问题”。

“平叛”对中国人来说根本不是秘密。那个年代的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平叛”的公告、决议、关于“平叛”的社论、炫耀“平叛”的业绩(战斗天数、俘获了多少叛军、缴获了多少武器)、庆祝“平叛”的胜利等等,连篇累牍、路人皆知。全国都知道解放军在西藏打“叛匪”,平定“叛乱”。如果说今天没有多少年轻人了解的话,也不过是信息结构和知识结构发生了变化,跟“秘密”没有关系。

称得上秘密的是在西藏三区的“屠杀”。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汉人不知道“平叛”具体杀了多少“叛匪”,包括杀了多少手无寸铁的妇孺老幼,以至有的部落全数灭绝。这是唯色在文中强调“屠杀”的原因。

李江琳认为:“至于在西藏,在这个地方发生的战争,实际上是中共建政,构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它所发生的一切,跟内地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在内地它是夺取政权,然后构建国家权力,它在藏区发生的一切也是这样。” 【18】

在中国,一帮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汉人通过内战,推翻了国民党汉人政权,建立了共产党汉人政权。汉人和国际社会会说“中国被共产党侵略了”吗?会说“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暴虐统治是‘共汉问题’”吗?对汉人来说共产党建政是改朝换代,政权还是属于一帮汉人,中国还是中国。

在西藏(图伯特),一个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汉人政权,武装进入千百年来都是藏人生活、藏人当政的领土,以领土兼并、主权剥夺、文化颠覆、经济控制和掠夺为目的,推翻了藏人唯一承认的、藏人的合法政权,代之以共产党汉人政权,从此藏人失去了这片土地上的一切自主权,“博”(西藏)成了“加”(中国)的五省区(即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四川省、甘肃省、云南省的藏区),对藏人来说这是灭国。中共在中国的建政与在西藏的建政,本质上截然不同。

李女士依凭共产党在中国“内地”干的事跟在西藏干的事,看起来差不多,就得出了“本质一样”的结论?因此,身在境内,时时被警车跟随、被“喝茶”的唯色冒险指出:“二者当然有本质的区别——在所谓的‘内地’,发生的是中国的内乱,而在西藏发生的一切,却是中国的侵略。”【19】

李女士认为共产党搞阶级斗争,对藏汉是一视同仁的:“实际上,藏区的寺院摧毁是中国大地上最后一批的摧毁。在此之前,在中国内地其他地区各省各种宗教的寺院基本上已经都摧毁了。” 【20】由此人们就得出了藏人、汉人都是共产党的受害者这一结论。“我们都是受害者”、“藏族人民遭受的苦难,汉族人民也遭受了,甚至更惨”这些话语,在汉人中颇为流行,在藏人中也属“政治正确”。但它很容易使人忽略:在西藏这个特殊的领域,汉人并非完全无辜,汉人也是共产党的“受益人”。

对西藏国际地位的否定,汉文化优越感,宗教和民族歧视、汉人权利高于藏人权利等,这些都是“汉藏问题”。其中,对西藏国际地位的否定,是汉人的普遍意识,这应该是汉藏问题的核心。该核心比中共古老,多半也将比中共长寿。

普通汉人虽然把西藏看成想当然的中国疆土,却没有权力和能力实施侵略,只能鬼祟地蚕食,比如过去在汉藏交界地区,汉人以农垦占领河谷低地,藏人只好往高地迁移。也就是说,汉人固然“思想先行”,但以国家军队武装入侵,通过血腥镇压和大规模屠杀完成“统一大业”的,是共产党。其实,从“康藏冲突”来看,假如国民党没有败走台湾,很难说中华民国就不会武力侵占西藏。除了入侵,共产党还在西藏犯下了其它多项严重罪行。那些参与决策、制定计划、具体实施的共产党人都是刑事犯罪,这些罪行将来是当一一清算的,中国政府是总犯罪人,当然不是中国人民的责任。

共产党对西藏犯下滔天罪行后,享用西藏的就不仅是那些参与决策、制定计划、具体实施的共产党人了。“在自己的国土上自由迁徙”的汉人们来到了西藏,给西藏和藏人带来了什么,我就不在此多说了。犯罪杀人的是共产党,分尸而食的人们,即使在利益链条的最后一环,在西藏问题上毕竟也和共产党是利益共同体啊。

西藏问题从最初的侵略,到后来演化得复杂多元,始终有汉藏问题的影子。在“西藏是中国领土”这一认知上,汉人与共产党无法切割;在利益链条上,汉人与共产党也是共同体。普通汉人没有权力和能力对西藏犯罪,挤占掠夺藏人生存空间、宗教民族歧视、否认藏人民有独立或自决的权利……这些都不是刑事犯罪,但摆脱不了道德罪错吧?汉藏问题与共产党犯下的罪行本来就是两个概念。而这个采访在没有论点的情况下,混淆两个概念,非要论证“所谓汉藏矛盾实际是共藏矛盾”,其主要功能是漂白汉人的道德罪错。

对于“共藏问题”一词,唯色在《共藏问题有问题》一文中说:“将屠杀与反抗说成是‘共’与‘藏’之间出了‘问题’或有了‘矛盾’,这是不是说得过于轻巧?”【21】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美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H.杰克逊说:“发动侵略战争,不仅是国际罪行,而且是最高级别的国际罪行,它与其他战争罪行的差别仅在于它包含了所有的罪恶。”【22】

唯色与李女士观点的冲突,在她一千多字的文章中没有展开说明。发表后在关心西藏问题的汉人圈中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些汉人朋友感觉委屈,认为唯色“吹毛求疵”、“过份”,给唯色扣了一顶“藏民族主义者”的帽子。而我写此长文,是认为:这不是唯色与李江琳两人个人间的观点分歧。尽管很多汉人开始同情共产党统治下的藏人,但他们仍然有一种“汉人”的、而非中立的、当然更不是藏人的角度。

并非中国政府或汉人所解释的西藏才是西藏。关于西藏及其所包含的一切,藏人有藏人的定义。

2012-12-8 于特拉维夫

引文来源:
【1】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1960.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A Report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Geneva.P.346
【2】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西藏流亡政府就中国关系于被占领西藏地区的人权白皮书的答复/一.西藏的地位 概论http://tibetalk.com/history.htm
【3】求是理论网: “关于‘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作者:朱晓明http://www.qstheory.cn/hqwg/2012/201204/201202/t20120223_140438.htm
【4】看不见的西藏: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10/blog-post_14.html 贡噶扎西:汉藏人民共同的责任
【5】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西藏流亡政府就中国关系于被占领西藏地区的人权白皮书的答复/二.中国对西藏的入侵和统治/与中国的商谈和“十七条协议” http://tibetalk.com/history.htm
【6】《关於十七条协议》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 公元2001年5月22日
【7】《北京之春》:李江琳与旅美学人和仁真洛色辩论西藏问题http://beijingspring.com/c7/xw/wlwz/20110528230959.htm
【8】自由亚洲电台《走进西藏第十集》:<西藏问题是怎样产生的>采访者北明 受访者李江琳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huashengdunshouji/zoujinxicang/tibet-11032009114358.html
【9】同【5】。
【10】《1959拉萨!》香港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 2010年出版第19页
【11】唯色:共藏问题有问题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11/blog-post.html
【12】纵览中国 李江琳《当铁鸟在天空飞翔》前言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7742
【13】同【11】。
【14】唯色:共藏问题有问题 评论跟贴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11/blog-post.html
【15】 李江琳:我对当代藏史研究的若干心得与思考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il/2012/11/blog-post_8249.html
【16】同【15】。
(本文转自民主中国http://www.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31879

延伸阅读:

唯色:“共藏问题”有问题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11/blog-post.html

李江琳:洗不干净的血手——发生在藏区的国家罪行http://bloodundersnow.blogspot.com/2011/05/blog-post_24.html “1955-1956年间,中国在四川、青海、甘肃和云南藏区,展开‘民主改革’和合作化运动……于是‘改革’渐渐蔓延成一场战争,是导致1959年达赖喇嘛出走的主要原因,也是当代西藏问题的起因。藏区的‘民主改革’是西藏问题的源头。所以,1955-1956年的时间点,是了解和理解西藏问题的关键点。韦刚先生在年份上打马虎眼的正是这个时间点,而欲图掩盖的,就是西藏问题的真正源头。”

3 条评论:

  1. 衷心感谢唐丹鸿女士秉持良知与客观,继唯色啦后,指出“共藏问题”暗藏的汉人知识分子骨子里的“大一统” 意识和心态。唐丹鸿女士作为汉人知识分子,对此问题的分析和揭示,在汉人当中更有说服力,不至于批评为“吹毛求疵”。

    共藏问题的另一实例:
    众所周知,与“开明”“开放”的不同的汉人知识分子谈及藏人因汉人的统治而在文革中饱受身心苦难时,他们会惊人的相同口径反驳:“这不光是藏区和藏人,我们内地和汉人还不是遭受摧残!”可问题是,倘若没有1951年的侵略和并入,藏人哪会遭受文革的磨难。所谓历史,关键就是时间顺序和先来后到,而不能对事件本身就事论事。
    -Changtanghe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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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李江琳的辨风不太诚实啊。唐女士说的是李江琳论断西藏问题的起源不应该回避昌都战役和十七条,李女士辩解时转移视线了。

    李江琳:洗不干净的血手——发生在藏区的国家罪行http://bloodundersnow.blogspot.com/2011/05/blog-post_24.html “1955-1956年间,中国在四川、青海、甘肃和云南藏区,展开‘民主改革’和合作化运动……于是‘改革’渐渐蔓延成一场战争,是导致1959年达赖喇嘛出走的主要原因,也是当代西藏问题的起因。藏区的‘民主改革’是西藏问题的源头。所以,1955-1956年的时间点,是了解和理解西藏问题的关键点。韦刚先生在年份上打马虎眼的正是这个时间点,而欲图掩盖的,就是西藏问题的真正源头。”

    唐丹鸿:“当然,历史研究可以细化到某一局部乃至某单一事件。李女士把书写范围限定在1951年之后,导致藏人起义和达赖喇嘛流亡的直接原因“民主改革”也尚无不可。然而,如果要谈西藏问题(Tibet question)的起源或关键点,任何一个严肃的藏人历史研究者,或者国际藏学界一个中立的西藏问题研究者,都绝不会避谈1950年的昌都战役和1951年的《十七条》。可是李江琳论断西藏问题的起源和关键点,却是让昌都战役和《十七条》这一至关重要的历史背景缺失,作出了如下论断:“藏区的‘民主改革’是西藏问题的源头……1955-1956年的时间点,是了解和理解西藏问题的关键点……就是西藏问题的真正源头……而且李女士也在媒体采访等不同场合多次给出她的这一研究结论:“现在的‘西藏问题’,不是1951年产生的,而是从1956年开始,在西藏周边的藏区进行暴力土改以后产生的。”

    李江琳:再加一点 http://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243800
    我在《铁鸟》中没有写到1950-1951年的昌都战役和占领西藏的过程,是因为《铁鸟》写的只是断代史中的一个事件,不是通史,因此在具体事件的“相关性”方面,当然是选择与事件直接相关的背景。众所周知,1950年毛从莫斯科发给彭德怀的电报里,对如何“经营”西藏,有两条指示:一是“占领”;二是“改造”。60年来,大多数研究者写到这段历史,关注点主要在“占领”,而非“改造”。 《1959 拉萨!》和《当铁鸟在天空飞翔》的关注点是在“改造”这个方面。

    至于”占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看到一部令人满意的学术专著。而由于”昌都战役“的重要性及其历史意义,我不会把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仅仅作为另一本书的背景来处理。因此,对于昌都战役和十七条协议的产生,我将会写出一本专著。这本书完成后,我对1950-1962年西藏三区发生的事件就告完成。为什么没有按照事件发生的秩序写?因为我有两个原则(其实这也是严肃的历史研究者的共同原则):

    第一:史料是否完备。严格说来,史料没有”完备“的时候,但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史料必须收集到。要弄清楚昌都战役的决策和实行的全过程,有一本最重要的资料,这本书没有弄到手,我是绝对不会写一个字的。为了找到这部资料,我甚至托一位法国学者在法国替我找。几个月前,在最意想不到的情况下,以我最没有想到的方式,这部资料落到我手里,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来得全不费功夫“,可见机缘成熟。

    第二:时间。字得一个一个地码,恕我没有同时写三本历史专著的能力。这跟坐在电脑前质问”为什么不把这个那个包括在内“,然后根据这一质问作出各种臆测,并加以批判那样简单。目前为止,我所收集到的与“昌都战役”有关的资料电子版已近4G。这比起《铁鸟》超过10G的资料量少得多,但还是需要做大量的分析。因此,这本书什么时候完成,我说不上。当然,这本书完成后,还会有人质问:为什么没有包括“康藏战争”,诸如此类。我不排除在我有生之年,资料、时间、精力都允许的情况下,我会执笔完成一部近现代西藏通史。

    要把”占领西藏“的过程弄明白,还有几个因素必须考虑在内:

    1. 仅从1950年开始是不行的,根据历史研究中“相关性”的原则,我是从1947年开始。

    2. 资料的收集仅仅是中文资料是不够的。因为占领昌都有某种国际背景,所以必须收集苏、美、英、印、藏、中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的收集和分析需要巨大的工作量。

    3. 必须避免国际藏学界流行的”拉萨中心论”,也就是说,必须把这个过程放在整个西藏三区范围内考察。

    最后,作为研究者,我写什么,什么时候写,怎样写,是我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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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为李江琳女士辩护的人中,应该说“达兰萨拉”和“裘珍”二人是最为可疑了,都是以诛心之论对正常的商榷进行栽赃陷害,或是直接造谣诅咒。说实话,以这种歪道对待正常的学术探讨,正是显而易见的心虚,也是极不诚实的,更不是一个作家或学者所该持有的治学之道。

    尤其是,李江琳女士在独评上发表了《几点说明》后,“达兰萨拉”再次出来无理取闹,我写了几个回贴,但是,均被删除。有趣的是,那些对不同意见者的人身攻击之贴,却明白无误地留在了那里,可见,独评算不上是一个平等交流的公共平台,那里对李江琳女士的特别保护,只能说明,李女士既不够光明也缺少足够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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