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央诺布：还“自由亚洲电台”以自由！

唯色：藏人独立作家、独立知识分子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先生，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主任阿沛·晋美（Ngabo Jigme）先生突然被解职事件，撰文进行深度分析。独立译者更桑东智将全文译成中文，并同意在我的博客上首发。

FREE RADIO FREE ASIA !

还“自由亚洲电台”以自由！

作者：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

翻译：更桑东智（@johnlee1021）

时间：2012年11月27日

原文：嘉央诺布博客

在我博客的上一篇文章中，我提到了共产党中国如何通过炫耀它的“经济肌肉”在美国散布政治宣传，主要是以付费的方式将《中国日报》的页面嵌入在美国素有“资料库报纸”之称的《纽约时报》。一位读者给我发来电子邮件说，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华盛顿邮报》。于是，我把收藏的《总统班底》（ All The President’s Men ）特别版DVD扔进了废纸篓。

而且，中国的宣传推进现在甚至伸进了好莱坞。《洛杉矶时报》针对这一问题发表了几篇文章，其中包括：《中国是否对好莱坞电影施加了不正当影响？》和《中国压力钳制好莱坞》。这两篇文章探讨了最近的几部电影：《到也门钓鲑鱼》（Salmon Fishing in the Yemen）、《战舰》（Battleship）、《钢铁侠3》（Iron Man 3）、《赤色黎明》（Red Dawn）、《黑衣人3》（Men in Black 3）以及灾难片《2012》。中国利用其经济影响力对这些好莱坞影片实施了预审，以保证“……一代西方电影观众从他们的电影中获得对中国积极的和经过消毒的观感。”

关于好莱坞制片人和制片厂高管们屈从于中国的压力而对电影所做的改动，南加州大学教授，该校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骆思典（Stanley Rosen）对《洛杉矶时报》说：“我不认为普通的美国电影观众非常了解所有这些小决定，但是在不知不觉中，这些改动已经产生效果。” 北京正是利用骆思典所说的这种“不知不觉”拓展它的“软实力”（soft power）——西方的亲中媒体喜欢用这个词描述中国的所作所为。北京在用一些更为令人不安的方式进行思想控制、洗脑或者更准确地说“经济洗脑”——对此，我们应该还记得巴普洛夫成为“条件刺激”的基本理论。

相比制作出《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和《衮顿》（Kundun）等影片的那些令人激动的日子，以及好莱坞与达赖喇嘛和图伯特之间热烈（而短暂的）浪漫史，目前对博巴（藏人）而言是一个痛苦的转变。由于壮美的风景和独一无二的神秘特质，图伯特依然会偶尔出现在一些电影中，但是正像《蝙蝠侠：开战时刻》（Batman Begins）和《2012》等电影所显示的，如今图伯特能够在影片中出镜，实际上必须满足以下几个前提：第一，要保证不出现“图伯特”这个名称；第二，不允许出现这个有争议的地区直至最近依然不是中国一部分的任何暗示；第三，要确保影片中的博巴由中国演员扮演。

现在，除了好莱坞、《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为了意识形态上的改头换面，北京又似乎盯上了美国的另外一家媒体机构，这家机构虽然规模较小也不那么广为人知，但是对于图伯特民众和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于整个被占领的图伯特地区的民众而言，自由亚洲电台（RFA）藏语部一直以来都是最有效的新闻和信息来源——不仅是关于外部世界的消息，更重要的是关于他们自己国家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和活动。否则，由于中国安全机关和宣传机构的封锁，他们对这些活动和事件几乎一无所知。对于图伯特普通民众来说，RFA以均衡、客观和专业的态度报道了发生在拉萨、格尔登寺（Kirti格底寺，位于今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热贡（Rebkong，即今青海省黄南州）和措洛（Tsolho，即今青海省海南州）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报道了中国对高僧大德和异见人士的逮捕；报道了康区民众与中国矿业公司之间的暴力冲突；报道了连续不断的自焚事件（到今天即11月27日已经有八十人）。这些报道与“拉萨广播电台”、“西藏自治区电视台”、康甘孜地区以及“青海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等等中国官方媒体那尖利刺耳的谴责和虚假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这些中国媒体上，播音员用中国腔的博伊（藏语）照本宣科，（尤其是农牧区）民众难以听懂这种靠官方政策强制使用的博伊——这样做的目的或许是为了将博伊本身最终汉化。

RFA对达赖喇嘛讲话、传法和旅行的报道在图伯特境内大受欢迎，同样受欢迎的报道还有有关流亡政府和流亡博巴的新闻（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尤其是博巴们在纽约、伦敦和德里等地举行抗议和有关活动的新闻。在RFA的一次电话交谈节目中，一位拉萨的听众打进电话说，这些报道给了像他这样身处图伯特境内的普通民众以希望，让他们在绝望和镇压之下不觉得那么与世隔绝。

中国人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阻扰RFA向图伯特境内播音。由于图伯特高原的面积和地形，中国的阻扰并非总能奏效，因此，图伯特占领当局规定收听RFA博伊节目是犯罪行为，如同在纳粹占领的欧洲收听BBC广播。由于中国的移动监测系统和告密者在人口密集地区活动频繁，有人告诉我，牧民们赶着畜群去山区牧场时会把收音机藏进行囊。在海拔更高的地方，不仅会接收更加清晰，而且不会有警察和告密者来检查。等到这些牧民回到他们的村庄，他们会把听到的内容告诉他们的家人和村庄里信得过的人。

RFA问世于（1989年）天安门屠杀之后，当时，越来越多的美国公众支持向亚洲地区严酷政府管制下的民众提供信息。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际广播法案》（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Act），并创建了作为私营和非盈利机构的RFA。它的资金来源是政府的年度联邦拨款，但是这个项目中最为影响深远和至关重要的部分是规定了不要求RFA播发由美国政府提供的消息。在RFA播出内容中，只有20%是有关美国的，而其他的80%是由电台的各个语种分部独立开发制作。各语种分部都是由本身来自这个语种的人员运作，享有广泛的编辑自主权。

我从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处得到的关于RFA工作任务的一个解释是，RFA的创立是为了给那些没有自己自由的国家广播机构的民众提供一个“代理”广播机构。电台负责人、播音员和记者们的根本任务便是向那些国家和民众提供他们自己独立的和最及时的广播服务，而这一切都由美国民众买单。

这对于图伯特事业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意外之喜。但是最初的兴高采烈很快就变成了灰心丧气，因为听说将要担任藏语部负责人的是阿沛•晋美——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而阿沛•阿旺晋美是1959年以来整个噶厦政府内阁中唯一与中共占领当局合作的噶伦。

RFA藏语部主任，阿沛•晋美（Ngabo Jigme）

我必须承认，我当时和大家的担心是一样的。但是随着时间推移，阿沛•晋美证明了自己是这个关键岗位的理想人选。由于他在图伯特和中国受过教育，并工作过，以及后来在弗吉尼亚大学的求学经历，使得他不仅可以流利地运用三种语言，而且可以接触到这几个地区很多的机构和个人，从而可以让RFA获得很多其他机构无法获得的信息和新闻。他成功地说服像获奖诗人和博客作家茨仁唯色这样的在图伯特和中国都很著名的图伯特作家和知识分子，成为RFA节目的固定撰稿人。达赖喇嘛也全心支持他任职。由于他同流亡社会的政治环境没有任何瓜葛，同时也因为他真正是一位言辞温和的谦谦君子，他一开始得以在云诡波秘的图伯特政治风浪中幸存下来。

晋美带给这项工作的最可贵的品质便是确立了这样一种理念：真理的客观性超越任何（甚至是我们自己一边的）掌权者的观点。我推想，这或许是由于他来自一个根本没有这种品质的社会。晋美确信，他的任务不仅仅是与中国的宣传机器相抗争，还包括通过电台向公众介绍存在于图伯特社会的各种各样的观点和看法，而这是绝大多数与图伯特有关的媒体未曾做过的事情。

主要是由于在《图伯特评论》（Tibetan Review）和故乡网站（Phayul.com）上发表的政论文章，以及在图伯特表演艺术协会期间创作和编导的一些剧目，我长期以来在图伯特官方世界（包括与之相关的外国机构和个人）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我曾经是发行量最大的独立博伊报纸《民主报》（Mangtso）的编辑之一，这份报纸在流亡民众当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但这也让达兰萨拉的一些图伯特领导人和政客们感到不快。2001年，由于尊者公开表示了对这份报纸报道的不满，《民主报》最终迫于压力不得不关闭。因此，数年之后，如果我的记忆准确的话，当我接到担任RFA顾问的邀请时，我感到相当惊奇。

我曾经参与过各种各样的节目，但是参加最多的是他们的“星期天谈政治”（Sunday Political Talk Show）节目。这个节目由资深新闻记者嘎玛珠康（Karma Zurkhang）主持，他曾经是流亡政府议会成员，也是在达兰萨拉很有影响力的人物。晋美和他的职员从未试图对我进行言论审查或是劝导我降低论调和改变说法。这是另外一个让我感到惊奇的地方。当然，我在这些讨论中并没有信口开河，因为也有退休的或在任的流亡政府官员以及其他专家参与讨论并经常质疑我的观点。图伯特听众还从尼泊尔、印度和西方国家打来电话，提出他们的评论和批评意见。就在2008年左右，也有听众从图伯特境内和中国打来电话，直言不讳地对流亡博巴举行的抗议示威表示支持。这些有关政策的真正的辩论或许没有在图伯特世界的任何其他论坛上出现过。

我很感激获得参与这些节目的机会。参与这些节目并没有多少报酬，但是节目给我提供了一个让图伯特境内的民众了解我的观点的机会，并且让那里的民众知道，尽管流亡政府早就放弃了争取图伯特独立的事业，但是流亡博巴中依然有人为了这个事业一如既往地奔走呼喊。我应该顺便说一下，我一直都是通过电话参与这些节目的。好几年之后我才短暂造访了设在华盛顿的RFA办公室，当时阿沛•晋美送给我一个马克杯作为纪念。

前噶伦赤巴、博士桑东仁波切
（Samdong Rinpoche）

和往常一样，有关在RFA节目中的这些谈话内容的政治正当性，开始从达兰萨拉传来怨言。大概八年以前，两位流亡政府的重要官员正式访问了RFA并与阿沛•晋美和其他图伯特职员进行了一次交谈。这两位贵宾指责RFA允许反对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的人士参与节目，说这些人的批评意见会让图伯特境内的博巴们失去信心。

RFA的编辑自主权一直让流亡政府感到头疼，前噶伦赤巴桑东仁波切在他的整个任期里都拒绝接受RFA的任何采访和会见，并且指示内阁部长和秘书们都要照此办理。他还采取了一种低调但坚持不懈的方式声讨RFA为图伯特政府的“反对派”提供在节目中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

去年，RFA台长刘仚（Libby Liu）和她的得力助手、藏人职员嘎登洛卓（Kalden Lodoe）数次造访达兰萨拉和其他一些地方，会见流亡政府官员和新任噶伦赤巴洛桑森格。一位知情者告诉我，在这些会谈中直接提到了像我这样不同意达赖喇嘛“中间道路”政策的图伯特青年大会领导人和“让赞”活动人士。

RFA雇员，嘎登洛卓
（Kalden Lodoe）

嘎登洛卓似乎是达兰萨拉在RFA的铁杆拥护者，他一直气势汹汹地反对所有主张独立的活动人士。他得到了桑东仁波切的褒奖——仁波切打破自己定下的“抵制RFA”的规矩，破例作为嘉宾参加了他的节目。我们或许可以想象，嘎登一定是执恭敬顺从之礼款待了他的嘉宾。曾经有RFA的听众对我说，如果参加节目的嘉宾碰巧是图伯特青年大会（TYC）或是自由图伯特学生运动（SFT）的领导人物，嘎登会变得非常的咄咄逼人，他会用肖恩•哈尼蒂（Sean Hannity）那种盛气凌人的方式指责这些领导人组织反对中国的示威抗议，他认为这些活动违背了达赖喇嘛的意愿。

2011年7月达赖喇嘛在华盛顿举办时轮法会（Kalachakra Initiation），作为主要组织者的嘎登洛卓指使安保人员将图伯特青年大会（TYC）主席次旺仁增（Tsewang Rigzin）逐出会场。我自己也曾在2001年秋天偶遇这位有些气势汹汹的还俗僧人。当时我在华盛顿的图伯特社区做一个关于为何我们不应该放弃独立斗争的报告。在问答阶段，嘎登洛卓坚持认为，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与图伯特独立的目标之间没有内在的差异，而我是在流亡社会内部制造纠纷并且通过演讲和文章表示了对尊者的不忠不义。

达赖喇嘛特使，洛地嘉日
（Lodi Gyari）

去年12月，达赖喇嘛特使、国际声援图伯特运动（ICT）执行主席洛地嘉日（Lodi Gyari）坚持要求在“星期天谈政治”节目中获得一次单独讲话的机会。在强调了自己作为达赖喇嘛特使的显贵身份之后，他全然不顾主持人嘎玛珠康试图缓和讲话气氛的努力，用长达一个小时的时间对那些“反对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的博巴”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攻击。他虽然没有直接点我的名，但是有听众告诉我，我无疑是他猛烈抨击的对象之一。

嘉日的高谈阔论在流亡政治圈里本属司空见惯。不过，我在几周以前曾经出现在相同的“星期天谈政治”节目当中，评论了他发表过的一份虚假声明。这或许促使他安排时间进行这次单独讲话。

CTA司炯洛桑森格数次与刘仚会面，而看起来他已经成功地向她施展了魅力并且让她相信——阿沛•晋美领导的RFA藏语部是反对达赖喇嘛“中间道路”政策的，图伯特境内的听众会因为RFA的这些节目而灰心丧气。今年六月，洛桑森格、刘仚和达赖喇嘛驻纽约代表洛桑念扎（Lobsang Nyandak）似乎还曾在伦敦会面，讨论了重建RFA藏语部和替换阿沛•晋美的必要性。

在又一次参加了节目之后，我得到了嘎玛珠康主持的“星期天谈政治”节目被完全取消的新闻。这个决定是在今年四月份生效的，并没有通知阿沛•晋美，他当时正式休假去探望生病的母亲。我其他有关探讨世界文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的节目也被取消。关于这些节目的终止，我没有收到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通知。

RFA台长，刘仚
（Libby Liu）

11月5日上午，RFA台长刘仚用一种羞辱性的方式突然解雇了阿沛•晋美。他被安保人员押送出办公室。刘仚随后召集藏语部雇员举行会议，在对他们所有人作了一通严厉训斥之后，宣布阿沛•晋美已经被解雇。有一位雇员问到解雇的原因，但得到的回答是由于“私人”原因，与其他任何人无关。对于其他在RFA工作的博巴而言，这个决定无异于晴天霹雳。他们喜欢并且信任阿沛•晋美，感激他对他们的敬业精神和独立性给予的尊重。藏语部所有41名雇员，除去休假的两名，其他人当即签署了一份支持阿沛•晋美的信件，敦促恢复他藏语部主任的职务。嘎登洛卓是唯一没有签名的雇员。

阿沛•晋美被解雇之后几天，达赖喇嘛驻纽约代表洛桑念扎访问华盛顿，目的似乎是为了挫败RFA雇员支持晋美复职的任何努力。洛桑念扎召集RFA所有图伯特雇员在ICT的办公地点参加会议。但是，参加者寥寥无几。他告诉这些人，流亡政府不是解雇事件的幕后主使，但是对于所发生的事情并没有不同看法。他指出，阿沛•晋美犯了很多错误，允许反对流亡政府的人士发表误导性的观点。

司炯洛桑森格(Lobsang Sangye)与达赖喇嘛驻纽约代表洛桑念扎（Lobsang Nyandak）

对这一丑闻首先做出回应的人士之一是诗人茨仁唯色，她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谴责解雇阿沛•晋美，并且指出整个事件是如何地让她回想起自己被中共控制的西藏文联开除的经历。但是她注意到，开除她的“汉人官员”至少还“轻柔地”告诉她原因，不像在阿沛•晋美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唯色总结说，同RFA的官员相比，“……共产党官员相比还坦诚些。”

随后，还出现了一篇相关的新闻稿和美国国会议员德纳•罗拉巴切（Dana Rohrabacher）致藏人行政中央的两封信。他在信中说：“我有理由相信他（阿沛•晋美）是由于政治原因被停职的……” 从2011年3月以来，已经有73名博巴自焚。罗拉巴切议员说，“再清楚不过了，图伯特民众正在为自由和独立而献出生命。自由亚洲电台必须继续作为一个准确的信息来源而存在。任何在自由亚洲电台内部进行新闻审查的提议必须受到彻底调查。”

或许阿沛•晋美被解雇，在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达兰萨拉倾向于强制性管控流亡社会传播媒介和支持团体的一个令人悲叹的例证，而这种控制早已屡见不鲜。流亡政府还试图用这种方式将那些对他们的政策持不同意见的人士边缘化。在过去的一两年，流亡政府的这种管控明显有愈演愈烈的势头。《图伯特政治评论》（Tibetan Political Review）的一篇名为《流亡政府发言人和噶伦赤巴是否在钳制言论自由？》（Are the Speaker and Kalon Tripa stifling free speech?）的社论注意到了这个趋势。其他出版物中也有一些文章关注了同样的问题，其中值得瞩目的一篇文章是丹增宁杰（Tenzin Nyinjey）所作的《言论审查与图伯特独立斗争》（Censorship and the struggle for Tibetan freedom）。

但是，如果我们具体地检视达兰萨拉究竟试图钳制什么样的言论或观点，一个总体的模式便浮出水面。CTA所下的功夫主要是针对像TYC这样倡导图伯特独立并在这个问题上积极挑战北京的个人和组织。今年，以司炯（Sikyong）洛桑森格和议会议长边巴次仁（Pempa Tsering）为首，达兰萨拉方面通过指控TYC“伤害”达赖喇嘛来激起民众的愤怒，有些宗教权利团体开始呼吁关闭TYC并攻击和殴打TYC的领导人。

CTA坚信，如果所有争取独立的活动和讨论都能设法得到组织或控制，北京方面就会同意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政策所提议的解决方案，即“真正的自治”（genuine autonomy）；或者，至少会恢复两年前终止的谈判。这是CTA的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我想这种信念并非完全处于一厢情愿的空想。北京方面必定在某些时候向CTA做出过实际的提议。当然，北京方面是在玩弄CTA，就像是在拉小提琴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在拉二胡。但是，达兰萨拉在这些问题上偏向于某种自说自话的天真幼稚，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

以往并非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一个例证是在2002年，北京确实与达兰萨拉进行了接触并保证举行更进一步的“谈判”，目的是要保证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美国进行的最后一次国事访问不受干扰。图伯特噶伦赤巴桑东仁波切给所有的博巴和支持团体发出了直接指令——不得举行抗议。不过还是有少数人举行了抗议。博巴和支持者在温哥华举行反对中国的游行时，来自中国驻温哥华领事馆的一位官员来到抗议者跟前，呵斥他们说：“你们的领导人没有告诉你们不要示威吗？”后来在纽约举行的示威抗议中，有一位图伯特裔的中国官员用博伊对示威者们吼叫道：“你们不应该这样做。难道你们的政府没有告诉你们不要抗议吗？”

当前，在图伯特接连不断发生的一系列自焚事件正引起中共高层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些自焚事件在措洛（Tsolho，今青海省海南州）和热贡（Rebkong，今青海省黄南州）等地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示威抗议。中国到目前为止完全是依靠在整个图伯特地区大规模，几乎是接近饱和规模，部署安保人员来控制自焚事件。但是，它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些措施对于决意赴死的个体自焚者是无效的，因为自焚的实施不同于任何有组织的集体行动。中国领导人同时也越发意识到，自焚事件和整个图伯特民众中日益增长的愤恨会导致整个图伯特高原的严重动荡，而这些动荡还可能波及周边地区，从而带来难以预计的后果。

因此，我们可以合乎情理地假设北京方面希望达兰萨拉阻止当前的自焚抗议，或者至少是阻断来自流亡社会，尤其是来自RFA广播的“分裂主义分子”的消息传播。北京方面坚信这些消息在为图伯特境内的自焚和抗议活动火上浇油。反过来说，达兰萨拉或许和北京方面有同样的关切，正如《图伯特政治评论》的那篇社论所指出的，“图伯特境内的自焚危机和图伯特特使们的辞职给赞同中间道路政策的图伯特领导人施加了极大的压力。”

中共官员肖武男与尊者嘉瓦噶玛巴
（H.H.Gyalwang Karmapa）在达兰萨拉

今年的8月16日，中共统战部（这个部门曾经负责与流亡政府的谈判）高官肖武男访问了印度，并在达兰萨拉受到达赖喇嘛和洛桑森格（当时的称呼还是“噶伦赤巴”）的接见。一位印度研究者贾雅德瓦•拉纳德（Jayadeva Ranade，前政府高级官员）在文章《忧心巨龙：中国与博巴关系的新序曲》（A concerned dragon: China’s fresh overture to Tibetans）中写道，肖武男或许带来了一位中国高层领袖的私人讯息，可能是习近平。拉纳德写道，“他或许告诉过达赖喇嘛，如果他放弃‘反华’活动并且表示支持共产党政权，那么中国会欢迎他在北京安度晚年。”

这篇文章还注意到，“巧合的是，在会谈之后的一个月内，藏人行政中央领袖的职衔由‘噶伦赤巴’（首相）变成了不那么引起争议的——从北京的眼光看——‘司炯’（政治领袖）。”

拉纳德当然只是猜测，但是他所分析的各方面无论如何都存在密切的关联。无需猜测的是，新德里方面对CTA会见肖武男的决定感到不快，尤其是与噶玛巴的会见。未曾想，肖提出的种种问题触怒了这位年轻的仁波切，会见被突然终止。在离开拉纳德饶有兴味的分析之前，我应该指出，我相信北京方面可能早已就这个问题与达兰萨拉有所接触。如果是为了安排达成交易的种种关门过节，你无需组织一场像肖武男访问这样声势浩大的表演，谨言慎行方为上策。

我坚持认为，中国多年以来一直在操纵CTA的政策制定。1989年，我曾在《图伯特评论》（Tibetan Review）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是如何利用西方某些政客和个人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中共的“影响力代理人”，从而说服达赖喇嘛放弃争取图伯特独立并接受图伯特是中国的一部分。我在文章中指名道姓，并且提供了具体细节，甚至在一本文集中再版了这篇文章，但至今无人表示任何形式的否认或驳斥。达兰萨拉对类似指控的反应通常是“倨傲不屑，一言不发”，因此，司炯洛桑森格当即发表否认与阿沛晋美被解职有任何关系的信件让我深感好奇。

诚然，当受到美国在任国会议员的指控并可能影响到CTA从美国政府得到的资助时，当即否认或许是明智的。但是我想，为了挽回局势和全面地重建信心，还有更多的事情必须要做。当前，重大的、灾难性的事件正在图伯特境内发生，阉割RFA的阴谋出现的可谓“正当其时”。毋庸赘言，阿沛•晋美应该立即复职，藏语部的所有雇员也应该即刻重新担当起他们至关重要的职责。为了让我们的美国朋友和其他支持者消除疑虑，图伯特流亡议会应该设立一个强有力的议会委员会对此事进行彻底调查。当然，这个委员会必须由超党派人士组成，因此，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应该首先被排除在外。这样的回应不仅可以易于为美国议员们所接受，而且将有助于我们自身民主进程的发展。我恳请所有的读者直接给他们的议会代表（chithue）写信，还要给图伯特的报纸、杂志和网站发送电子邮件，呼吁成立这样的调查委员会。

如果CTA和流亡议会一无作为，那么身在美国的博巴则应该给他们的国会议员写信，向他们发出呼吁。美国国会为了给图伯特自由斗争提供强大而独立的声音所进行的尝试是高贵而成功的，必须确保这样的尝试免遭劫持，必须确保RFA免于堕落为北京“真理部”隐蔽的宣传前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