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28日星期五

王力雄:不自焚,能怎么做?

CCTV在今年5月7日半夜播出专题片《达赖集团与自焚暴力事件》,又于12月23日晚9点半播出专题片《阿坝藏区系列自焚事件真相》,这两部关于藏人自焚的中国官方说辞的宣传片,破绽百出,谎话难圆。 
我不想看CCTV的谎话连篇,但要分析和研究党国是如何开动宣传机器,用其宣传攻势去扭曲藏人自焚真相,就只得看下去,而且不止一遍。另一个看的原因,是片子中披露了自焚藏人的照片和自焚时被摄像头拍到的场景——虽然极少,但非常珍贵,令人心碎的珍贵。其中一个场景是,三个藏人在偏僻的乡村道路上,在乡政府前,点燃了自己。当局的监控摄像头远远地拍下了三簇燃烧的、倏忽即灭的火苗。 
那是2012年11月7日,中共十八大召开的前一天。在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各莫乡,年轻的僧人多吉、桑珠(CCTV说是索朗降木措)、多吉嘉(CCTV说是尼麦若巴)一起自焚,多吉当场牺牲,桑珠和多吉嘉受重伤,被军警带走,虽然在CCTV的片子中出现过疗伤镜头,但事实上迄今未获自由,无人知晓目前状况。 

不自焚,能怎么做?


王力雄

对自焚藏人遗言的统计分析显示,“把自焚当做一种行动”占最大比重;自焚在中共十八大期间达到最高峰的事实,也说明自焚者是期望以他们的行动促进西藏问题的解决。应该从中看到,对藏人来讲,自焚本身不是目的,自焚的发生,与要行动的藏人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怎么做有关。如果有了能让每个普通藏人都可以参与的行动方式,随着步步向前得到成果,他们就不需要再去自焚。

改变民族政策、实行中间道路、争取西藏独立……这类宏大目标,皆非普通民众能够日常参与,而广泛的民众运动必须有大规模的社会协调网络,专制国家却绝对不允许建立这种网络。若没有与宏观目标同等规模的宏观协调,民众自发分散的行动只能被专制权力分头瓦解消灭。因此,缺乏这种协调的民众要么被动地等待精英包办,要么就是将“行动激烈化”——如自焚——才能让个体行动脱颖而出。

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长年未获得进展,使得藏人拥护西藏独立的意识大幅增加——既然妥协不成,就战斗相向,至少还有尊严。世上没有哪个民族不愿意独立,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对中间道路,障碍只是专制政府;而对西藏独立,障碍则会扩大到十数亿汉人。专制政府的障碍可以随中国民主化消除,十多亿汉人的障碍却会因为多数裁定机制在民主化后更强。所以,我个人虽不否认民族独立的权利,但是从避免牺牲的角度出发,我不把独立视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合适选择。口号换不来独立,以藏汉力量相差之悬殊,即使付出重大牺牲,可能仍然实现不了独立。不自由毋宁死值得尊重,不死而能自由应该更好——而这正是达赖喇嘛的选择。

争取西藏独立路途遥远,争取藏人自由却可以从身边开始。达赖喇嘛提出的目标是实现西藏的真正自治,作为大目标看似渺茫,但是把这个大目标分解为诸多小目标——如从每个村庄的自治开始,就不再是遥不可及。中国现行法律规定村庄自治是合法的。虽然专制政权并不执行法律,然而把村庄自治作为目标,所需的协调网络与村民日常生活的网络相重叠,无需另建,也无法被专制权力封堵,每个村民都能参与,也都可以付诸行动。当全体村民借助村庄内部的协调网络达成共识、共同行动、并且制度化时,村庄自治也就实现。

只要小目标是从大目标分解而成的,分头实现小目标即等于在实现大目标。实现小目标的过程人人能参与,也能随时看到努力带来的成果,每个小目标的实现是向大目标迈近一点点,众多实现了的小目标集合在一起,就是迈向大目标的大步伐。

达赖喇嘛确定的目标是实现西藏的真正自治。如果一开始就要整体的民族区域自治,唯有取决于中国政府同意。而达赖喇嘛多年为此做的努力,都证明了那是幻想。但是村庄自治所依赖的协调网络是自然形成的,当局无法控制和切断,决定了村庄的自治无需当局同意,只要村民自己坚持就可以实现。权力归根结底是一个被同意的问题。村庄权力的归属取决于村民同意什么。如果村民坚持不同意当局的权力,不服从当局派遣或指定的人,只同意自己的自治,只服从自己选举的领导者,村庄权力最终就是在村民自己手中。

当然,这个过程不会没有坎坷。当局会镇压可想而知,在起步阶段会尤其会充满艰难险阻。但是村民自治符合中国法律,合法性是在村民一边,镇压则是名不正言不顺。当局唯一可以采取的有效手段是把当选领导者——村长和村委会成员——抓起来。然而那缺乏法律依据,抓了又该如何定罪?又能定多大的罪?因此相对来说,争取村庄自治面对的风险是比较小的,有基本的勇气就应该可以承受。而抓走了领导者,村庄的协调网络可以使村民马上选举出新的领导者,保证自治不夭折。当局再抓,村民再选——这正是非暴力不合作的“填满监狱”之践行。这种博弈的结果,端看哪一方会先挺不住。而除非当局有足够的监狱,最后把整个村庄的所有村民全都关押起来,否则只要村民不放弃,就能一直坚持自治。

如果是很多个村庄同时这样做,先挺不住的一定是当局。得有多少个监狱才够关押那么多村民?得有多厚的脸皮才能承受由此形成的世界奇闻?这种时候,只要村庄自治有理有节地坚持,不放弃,不后退,最终当局就可能不得不让步,像他们曾在广东乌坎村做过的那样。

的确,勇气是一个关键。那些危险——汉人可以做的藏人不可以,会被扣上“分裂”罪名等……都切切实实地存在。问题在于,那是因此就不做任何努力的理由吗?除非什么都不做,否则总会有镇压。即使是自焚,不也被当局定为有罪,开始了抓人和判刑吗?不过,话说回来,藏人也有胜于汉人的优势,正是在于藏人有更大的勇气——连自焚都不怕,难道还怕村民自治所面对的镇压吗?

目前,流亡西藏为境内藏人所做的发声援、开祈福会、搞活动等,都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有没有那些,对境内藏人不构成整体影响。境内藏人最需要的,是经过充分研究和论证的理论,是经过仔细推演和实验的成熟方法,是组织和培训从事推广的志愿者团队。专制压迫使得境内藏人没有相应空间与平台,无法完成这些准备,而流亡西藏有组织,有基地,有资源,有自由,有知识,有社团和媒体、还有国际支持……达赖喇嘛一生打下的基础,正该在此时用在刀口上。而这,也正是对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最有效的起步和落实。

以往西藏流亡政府一直忌讳参与境内西藏的活动,生怕被指责为操纵境内藏人与中国政府敌对。而推动西藏境内的村庄自治,却可以摆脱这种纠结,因为无论对村庄自治做什么——研究方案,进行实验,培训人员,向西藏境内推广——都是在帮助中国落实自己的法律,是与中国政府和藏区当局的配合而非敌对。当然,别指望中国政府对此感激,但至少会让它抓不住把柄,同时却能获得中国民众的同情和支持,因为他们也在争取同样的自治。

从推动西藏境内的村庄自治入手,另一个好处就在这里——因为被分解的小目标无需直接针对宏大的民族议题,每个村庄的自治只是针对本地具体问题,从而就可以绕开最易被操纵也最易形成对立的民族主义分歧。对乡村自治的共同追求与对权益的共同维护,会使藏族民众与汉族民众联合起来,汇集成融为一体的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藏人由此能够得到中国广大民众的支持,也使汉人民众由此参与到争取西藏自由的斗争中。这既会有助于藏地实现乡村自治,扩大藏人的自由,也会为中国民主转型后解决西藏问题,铺垫相互理解和彼此的感情。

真正的自治正是应该从基层开始。如果藏地多数村庄都实现了真正的自治,从村庄自治到地方自治再到民族区域自治,只是规模不同的组合与层次提升——一个乡镇的多数村庄实现自治,当选村长们组成乡镇自治委员会,进行决策,选举乡镇长,实现乡镇自治;一个县的多数乡镇实现了自治,再由当选乡镇长们组成县自治委员会,进行决策,选举县长,实现县的自治……直到实现民族区域自治。这种进程的整体完成当然少不了历史时机,也取决于全中国的民主进程,然而村庄自治正是这个进程的起点与基础,而且是眼下就可以开始进行的。
2012-12-17

【此文发表于《阳光时务周刊》总第036期。】

7 条评论:

  1. 这种做法未必能行。一个村长需要办的实质性工作无非就是例如安排一些工程(灌溉修路等)、社会保障(低保)、土地买卖等等,这些无不需要上面拨钱或者政府认证(土地使用权),一个自治的村长没有了这些就只能调停些家长里短,起不到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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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good point.I do think Tibetan community in India having a relatively mature democratic structure. there might be some very useful experience for people in Tibet to look at,especially education. young Tibetan in India are actively involved in politics and social movements working side by side with Indian activists tackling universal issues like corruptions, police violence, biased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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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不需要上面拨钱,选举产生的村长有村民们交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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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现在全中国农业税都取消了,自治村长反而收起税来了?再说西藏本身就是贫困地区,一个村的税对于建筑工程这种大投资根本是杯水车薪。加入新农合的村民即使生大病,几万块的医疗费也能报销,但是一个自治村长能报销的起吗。真收税的话反而能落下“非法集资”的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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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靠村民纳税是不现实的。第一,西藏是贫困地区,一个村收不上多少钱,用在灌溉修路上杯水车薪;第二,现政府已经免除农业税,还提供新农合这样的保障,一个自治村是无论如何比不了的;第三,私自收税还落下“非法集资”的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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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真正的自治应该从基层开始这道理没有错,但是真的未必能实现的。之前在果洛那边不就有个公安局局长就因为没有按时抓捕和自焚有关联的人而自动辞职的么?从基层做起不就又会被上面的人安排做这样那样自己不原意做的事情?到时这样自己提出辞职的一定又会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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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专制压迫使得境内藏人没有相应空间与平台,无法完成这些准备,而流亡西藏有组织,有基地,有资源,有自由,有知识,有社团和媒体、还有国际支持……达赖喇嘛一生打下的基础,正该在此时用在刀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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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力雄先生的这段话,刚好修正了他的上一篇文章【燃烧的遗言——藏人因何自焚? 】中的【境内藏人终于明白:只能靠自己】和【境内自焚藏人并未乞灵国际社会】的分析。至于为什么藏人的抗暴从1959年延续到今日,很大一部分因素是有境外实力的事实,是一个事实。
    村委会的选举在中国内地目前也还在实验阶段,而且都在乡和县政府的严厉控制之下。在大批军警压进的西藏,聚众娱乐都处于高度戒备。当然藏区也可以做实验。不实验不能证明可不可以,希望有人做出典范。

    西藏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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