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31日星期五

王力雄:达赖喇嘛表示愿意和不请自来的客人组成大家庭



2009年7月29日,尊者达赖喇嘛开示。

王力雄:达赖喇嘛表示愿意和不请自来的客人组成大家庭

2009年6月25日,我在达兰萨拉与达赖喇嘛见面。达赖喇嘛在谈话中又一次强调了他不寻求独立。他这样解释:

坦白地讲,我的确不寻求独立,不是违心的,不是没有办法才表示接受,而是从西藏的利益出发,不独立对西藏有好处。西藏在精神方面是丰富的,但是在物质方面比较匮乏,留在中国,我想对西藏的物质建设、对西藏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是有好处的。这一点,我过去说过。

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到,很多国家原来不独立,后来独立了,可是国家的情况并没有改善,人民的生活也没有变好,反而陷入更多的冲突和灾难中,那样的独立又有什么意思呢?

一些国家分裂成不同的国家,付出流血的代价,彼此变成敌对,相互把大量金钱用于军备,防范对方,甚至双方进行战争,那对双方的人民又有什么好处呢?一些独立的小国面对重重问题,全要靠自己解决,在我来看,不如加入到一个大家庭之中,互相帮助,齐心协力,对自己的人民更有好处。

问题在于,那一定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大家庭。中国现在对西藏的帮助只是外在的,只是盖房子,光靠有房子有吃的,能满足人的内心世界吗?对于藏人的内心,最重要的是宗教信仰,可是看看丹增德勒[1]的命运,就知道西藏宗教在受到怎样的迫害。一个在西藏境内工作的医生来看我,他收入很高,物质生活不错,可是每当想到藏人的命运内心就压抑,见我时他一直在哭。只要人的内心世界不满,问题就不能解决。

几天前一位见我的华人学者说,去年藏区发生事件的根源从1959年就种下了。另一位安多来的长者说,去年的事件是几代藏人积累的不满的爆发。由中国民间人士写的“公盟报告”,也说明了发生去年事件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内在的政策不合理。听说一些中国官员也在从这个角度进行反思。

我有时候开玩笑说,西藏问题不是我们自己制造的,而是不请自来的客人带来的。但是如果那个客人的家乡变得民主了,客人也因此变得讲道理,不再欺负我们,而是帮助我们了,我们不是不可以接受他的,即使他是没有受到邀请的,我们也可以共同组成一个大家庭。

2009年7月,于达兰萨拉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1] 丹增德勒,藏东康南的一位仁波切,真正践行佛教精神的出家僧侣,却遭到中国政府的政治迫害,于2002年以所谓制造数起爆炸案为名,被判死刑(后改无期徒刑),至今仍在狱中。


Wang Lixiong: Dalai Lama expresses willingness to form a family with uninvited guests

On June 25, 2009 I met the Dalai Lama in Dharamsala. During the course of his talks he once again stressed that he is not looking for independence, explaining it like this:

Frankly speaking, I’m not actually seeking independence. It’s not that I’m against it, or that there’s no way of expressing its acceptability, bu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benefits to Tibet, non-independence is beneficial to Tibet. Spiritually, Tibet is very rich but it is relatively lacking materially. Staying within China would I think be beneficial to raising the levels of Tibet’s material construction and the material lives of the Tibetan people. I have expressed this point before.

From another aspect, it can be seen that many countries were originally not independent then later became independent, but conditions in the country did not change and there were no changes in people’s lives. Conversely, if it brings ever more conflict and disaster, what does independence such as that mean?

Some countries that have split into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paid a price of blood, and thereby become enemies. They put great amounts of wealth into their military to defend themselves against each other and even go to war. And what good is that to the people of both countries? Some small independent countries face many many problems which they must rely on themselves alone to resolve. In my opinion, it would be better to be in a big family with mutual help and working as one. This is much better for one’s own people.

The problem is that it should truly be a big family. China’s help for Tibet at the moment is only external – it is merely building a home, but one cannot rely solely on a roof and enough to eat to satisfy one’s internal world. Most importantly for Tibetan people’s hearts is their religious faith, but if you look at the fate of Tenzin Delek then you will see the kind of repression that religion in Tibet is under. A doctor who works in Tibet came to see me, and he has a high income and a not bad material life, but every time he thinks about the fate of the Tibetan people and the repression of their hearts, he’d look at me and cry. If the inner world of people’s hearts is not satisfied, problems will never be solved.

A few days ago, a Chinese scholar came to see me and said that the seeds of the incidents that happened in Tibetan areas last year were planted in 1959. Another elder who had come from Amdo explained that the incident last year was an explosion of dissatisfaction that had build up within several generations of Tibetans. The “Gongmeng report” by Chinese civic personages said that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incidents happening last year was that China’s internal policies are not rational. And it’s said that several Chinese officials are thinking along these same lines.

I sometimes joke that the Tibet question was not created by us, but by uninvited guests. But if that guest’s home were to become democratic, then the guest would accordingly become reasonable and no longer treat us high-handedly, and would instead help us, and we would no longer be unwilling to receive them. And even though they had not been invited, we could still jointly create a big family.

July 2009, Dharamsala.

12 条评论:

  1. 奇怪,这篇文章居然令我产生了一定的好感。但是还是要警惕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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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不请自来的客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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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西藏人民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自由的曙光呢?自由的黎明之前将是漫漫长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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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关于网上汉族青年讨论“维族女子应该嫁汉族郎而不是维族郎”的讨论:

    在殖民主义者们骑在维族经济下层和维族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头上作威作福的时候,在谈论通过婚姻来把维族青年男女(尤其不是维族青年男子,而是维族青年女子) “同化入我们殖民文化这边”,是对人类种族大同理想的一个亵渎。

    人类是没有本质上的种族,宗教,民族分界的。 但是任何“自由趋同”,其之所以自由,必须是在公平,而非掳掠的条件下进行的。一个不公平的经济条件,造就知识分子,中产阶级,精壮男子,下层奴工和代表民族生育的青年女子“弃族而去”,使被抛弃的维吾尔族成为没有资源,没有资本,没有信息,没有尊严,没有生存空间,还要没有性别平衡造就大量男性光棍的 被淘汰民族, 这就是一种变相的掳掠。

    Integration (一体化) 在当今世界是必须的。 但是一体化过程中要杜绝 Assimilation (同化)。

    PS: 北京的方应看,是一个令人失望的,为殖民主义辩护的民族主义“民运”,这种人,看的是汉族皇汉反动右翼的脸色,看的是西方保守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右翼的脸色。 他们不是真正的独立自由民主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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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我怀疑“双语”其实是“汉语单语”的意思,但其名为“双语”,是一种公众关系手段,意即把支持真正双语保护民族母语的 打成“维语单语保守种族文化中心主义”,使其不得国内外同情。

    这和“通婚”话题一样:同化主义者主张的是剥夺维族中较为精英的或是年轻女性的民族文化,使其失落于文化无根状态,也使维族社会失去精英和民族延续的能力。但是,同化主义者的公众关系手段却是强调“人类大同,无宗教,无民族认同界线,大亲善,大共荣”。而对民族社会失去精英和延续能力和性别平衡欲哭无泪的弱势者,则被打为“维族种族宗教保守主义顽固者”,而被剥夺了国内和国际的同情。

    “各族大亲善,东亚大共荣,文化大协和”,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所愿景的“和谐社会”的幻象。现在,曾经被很多人相信的这种和谐幻想,大概都被日本军国主义的真正残暴面目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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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方应看丧尽天良灭绝人性,人人得而诛之!诅咒它下地狱永远不得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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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我就是上面几帖是指责方应看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倾向的人。 我对他的指责没有楼上一位说得那么严重。 我对贾樟柯的指责,也适可而止,觉得对艺术家还是温柔一点好,无论他们脑筋哪条弦不对。
    毕竟 中国的维权新社群,应该是一个多元的自由主义社群。 这个社群对贾樟柯类的艺术家,不应该太上纲上线。
    对方应看类 右翼自由主义者,应该保持距离,但是在某些大义上赞同。 毕竟右翼的民族或自由主义者, 是现在自由主义运动多元声音中的一部分,也必将是将来多元中国社会的一部分。 不要被这种倾向控制住方向就好了。 我不赞同对方贾等进行太 文革式的人身攻击,因为我的目的,只是让他们感觉到自己观点的过时和短浅,使他们放下“领导时代”的架子,从而给他们一个新的思考方式,仅此而已。
    任何争取维藏人权文化权利益的自由主义者,应该采取仁和德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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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我要好的朋友里边,虽然愤人不多,但是出口都是大汉族主义的言论: “新疆佬都是反贼,从内地拉两个师去灭了他们族算了”等比比皆是。 我都懒得理了。
    反正我是汉人,民族认同决定了我的利益属性。我如果一天不像王千源王力雄一样被人民揪出来批斗为现行反国家反民族外国特务分子,我的民族利益就一天是属于这一个殖民制度。因此我的朋友在我面前谈吐如清朝哪个要把所有回回种族清洗掉的钦差大臣, 我也无动于衷。他们照样还是我的朋友,因为我们还是同胞。他们也不知道,我是一个汉族穆斯林,我有一个维吾尔名字,我也有一顶小花帽。
    我要表示出我多么正义,多站在殖民制度的受害者一边,都是假的。

    如果我哪一天为了填饱肚子,为这个殖民制度服务,能够近距离地向世人证示了我有亲身经历,从而有权对这个制度指指点点, 我一定会像戈尔巴乔夫一样说出我对这个殖民制度的牢骚和良心里的说话。

    但是,我现在能说什么呢? 中国人不接受 Jean-Paul Sartre, 不接受 Albert Camus。法国人在六十年代北非实践出来的谈论“殖民主义”的词汇,是不能轻易就翻译近当代的汉语里面的。尤其是我们这个被市场经济出版工业糟蹋得无法思考的翻译汉语。

    所以就只能到殖民制度里面,通过在重复一遍法国在北非六十年代的经历,在发展出汉语里的有关词汇了。

    在当今做汉族是一件多么矛盾的事情啊!




    揪出维奸!

    打倒一切没有民族脊梁的维奸和藏奸!

    打倒汉殖民主义!

    打倒中帝国主义!

    打倒亲善,共荣,协和!

    打倒中国军国主义势力!

    打倒中国法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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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反问北京右翼“民运”人士方应看
    吾尔凯西-多来提,八九学生的领袖,一直和乌鲁木齐的家人保持联系。 所有把维汉冲突责任一古脑怪罪在维族“落后宗教种族文化”身上的八九学生们,请先和吾尔凯西划清界限,再发展自己的汉族民粹右派运动。

    如果再心血来潮,把伊朗穆萨维的绿色民权运动指斥为伊斯兰宗教狂热政治,请你们先和中国民权运动划清界限,和零八宪章划清界限,再发展自己的基督教神棍右派反共运动。 请你们发展自己的 右翼列宁主义(三民主义)政党。

    如果你们认为,麦卡锡反共路线是你们唯一的政治原则,那请你们先和在内地坚持维权的律师,并和相信胡耀邦,赵紫阳的解放思想路线的温和人士划清界限。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改革主义者,非暴力抵抗主义者,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维权者 被冠以“右翼,右派”的恶名久矣。 列宁主义专制政党及其民族主义愤青军国主义少壮派独揽“左派,进步”之名。 为什么?

    就是因为 世人误认为反对 列宁主义专制政党及其民族主义愤青 的 所有自由主义盟友,都是你们这些 反共麦卡锡和基督教右翼,还有蒋介石时代出来的汉族民粹主义者。

    我曾说过石油是属于维吾尔一族的吗?
    难道你有理由说中国对新疆石油资源利益在维吾尔族中的分配,是和得克萨斯州一样合理的?
    美国是民主美国。 难道这就是对美国的印第安政策的辩护?


    从今天开始,“右派” 在中国政治中,重新恢复了它的“保守主义”,“民族主义”, “文化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 的本来含义。
    把自由主义者称为“右派”, 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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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达赖喇嘛与旅欧中国知识分子畅谈汉藏关系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天溢/达赖喇嘛在法兰克福会见在欧洲的来自大陆等地的最重要的八位知识分子。他说,他将会终生为中国的民主自由事业努力。

    七月二十九号到达德国法兰克福访问的,在全世界享有盛誉的佛教领袖达赖喇嘛,八月二号中午不顾一连四天每天两场演讲会的疲劳,在最后一天上午十一点演讲会结束后,下午两点演讲开始前,利用这段时间临时安排会见了旅居欧洲来自中国大陆的六位著名知识分子,以及台湾侨界在德国的两位著名侨界领导人。在会见中达赖喇嘛首先聆听了与会的知识分子们的对各自工作的介绍和建言。并在他们的介绍中不时插话表示赞同或者提示。然后和大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交流。在谈到中国当前人们关心的社会问题的时候,达赖喇嘛说,“中国政府经常跟我讲,要听其言、观其行,所以说不仅仅是要听其言,也要观其行,这就是,中国人民看共产党一定要:不仅要听其言,一定还要看其行。所以我觉得中国人民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大家希望达赖喇嘛能够在中国的精神、思想、文化、道德领域,以及政治社会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的时候,达赖喇嘛说,“所以,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们刚刚提到的,汉族的知识分子以及汉族同胞要做努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个人呢,一定会在有生之年,尽所有的努力,为中国的民主化也好,为汉藏民族服务也好,我一定会没有任何保留,我一定会继续努力,所以你们不用担心,我的努力一定会持续。我现在主要是没有机会。因为共产党说我是‘魔鬼’,所以‘魔鬼’还没有机会。” 据记者了解,达赖喇嘛在这次会见中提出了很多想法,记者将会陆续向您介绍。参加这次会见的六位来自大陆的知识分子分别是,旅居德国的著名社会学家、韦伯研究专家王容芬女士,旅居英国的著名作家马建先生,正在德国进行访问研究的周勍先生,旅居德国的、四九年后第一位在西方取得分析哲学学位的还学文女士,旅居比利时的学者蒋学鸣先生,以及旅居德国的艺术史学者姚宁女士。参加会见的还有专注于研究当代极权主义问题的仲维光先生。两位台湾侨界领袖分别是高晴宏先生和高奥博先生。据参加会见的知识分子说,达赖喇嘛的这次特别会见,显示了达赖喇嘛对于中国问题的广泛深入的关心与参与,让人们再次看到,达赖喇嘛对于人类以及中国问题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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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新疆王与西藏张:一手杀人,一手捞钱/陈破空

    7月,新疆出事,胡锦涛放弃G8峰会,从意大利仓惶返国。对此不寻常举动,外界有诸多猜测,或曰事态严重,超过胡的想象;或曰数万汉人上街,大出胡的意外。但最大的可能性却是,胡锦涛中途折返,专挺王乐泉,防中共高层出现歧见。

    王乐泉与胡锦涛最早的渊源,要追溯到八十年代,王任职于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期间。1991开始,王调任新疆,先任副主席。1995年,王出任新疆第一把手。因“严打三股势力”有功,2002年,被擢升为政治局委员。王主政新疆,迄今长达18年,任该区第一把手,也已长达14年,大大超过通常的10年任期。

    王乐泉副手、同属“山东帮”的张庆黎,于2005年调任西藏,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标志着,胡赏识王、张两人在新疆的高压手段,希望张把“新疆经验”带到西藏。从那时起,新疆、西藏两大自治区都落入“山东帮”之手。张也曾在共青团中央任职。王、张两个“山东帮”,兼属胡的“团派”。

    张入藏后,果然不负胡所望,对藏人用尽高压、恐吓手段。2008年3月,张庆黎以屠杀政策,镇压藏人和平情愿,是对1989年胡锦涛在拉萨血腥镇压一出的复制,也是2009年“7.5”新疆事件的预演。

    说起来,新疆惨案,又与腐败相关。眉心上长了一颗硕大肉瘤的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号称“新疆王”,不仅是杀人不眨眼的残暴魔王,而且是利欲熏心的腐败巨蠹。此人任职期间,以新疆为摇钱树,为个人、家族和“山东帮”牟取暴利。王以“对口援疆”为名,将新疆项目几乎尽都批给山东企业,当地人议论:“山东在新疆就是个免检标志”。据知,连宝贵的天山水资源,都被王的女儿所控制。

    新疆建设项目众多,如果就地设厂,一可利用新疆原本就有的丰富资源,二可促进当地人、尤其维族人就业,但王乐泉却舍近求远,“连砖头都从山东运进”。 就在韶关事件次日,2009年6月27日,山东、新疆签署“两省区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大难当头,王乐泉和“山东帮”却只顾进一步控制新疆经济命脉。

    张庆黎任职新疆期间,一直兼任“中国新建集团公司总经理”,公然违背中共有关“党政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的基本规定,以“建设兵团”为后盾,垄断新疆经济。数十年里,在西藏、新疆的“经济发展”中,汉人官商集团大获其利,当地原住民,藏族人,维族人,都被边缘化,沦为贫富分化中的贫困一极。这恰恰是西藏、新疆相继出事的源头之一。

    北京民间组织“公盟”,因深入调查西藏问题、向中共高层客观反映当地实情,温和而恳切地希望中南海调整治藏治疆政策,不料,竟于今年7月新疆事件后,惨遭胡锦涛为首的团派报复:“公盟”被查抄,负责人许志永被捕下狱。

    从“6.26”韶关事件到“7.5”新疆事件,胡锦涛听任广东、新疆两地官僚的三重不作为:韶关事件何等惨烈,汉人围殴维人一夜,造成维人两死、近百人伤,韶关警方不作为;之后,在新疆,围绕韶关惨案,维族人议论纷纷,愤愤不平,酝酿举事,虽频繁接到民间报告,10日内,新疆当局不作为;7月5日夜,维人和平情愿讨说法,中共出动军警,抓人,开枪,先镇后暴,“暴力”持续一夜,近两百人惨死、数千人受伤,被祸及的汉人,也怒指当局不作为。

    面对如此乱局、如此惨重的人员死伤,令民众难以释怀的是,事后,从韶关市到广东省,从乌鲁木齐市到新疆自治区,竟无任何官员引咎辞职,也无任何官员受到“中央”处分。“人民公仆”何在?“问责制”何在?腐败与屠杀,都已在胡锦涛的庇护之下。

    来源:香港《开放》杂志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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