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31日星期五

王力雄:达兰萨拉难以拒绝“人质交易”



图为今年3月10日,色拉寺14位僧人在环绕大昭寺的帕廓街因和平请愿而被捕。此为3月以来全藏地抗暴运动的序幕。

王力雄:达兰萨拉难以拒绝“人质交易”

北京奥运会前,欧洲议会通过的“西藏问题决议”呼吁欧盟成员国首脑将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对话作为出席奥运开幕式的条件。担任欧盟主席的法国,总统萨科奇允诺自己是否出席开幕式与这种对话挂钩。

于是北京安排了一次只有形式、没有结果的藏中会谈。欧洲各国首脑,包括萨科奇便顺势下了台阶——既然有了对话,就可以前往北京出席奥运开幕式了。这个事实向北京证实了,与达兰萨拉维持形式上的接触,对其是有利用价值的。因此,当达兰萨拉清楚地表示,如果即将举行的第八次会谈仍然没有成果,就将终止继续会谈,中方也许会让第八次会谈有一些实质性内容,达成某些成果,以使达兰萨拉不会终止会谈。

当然,那类成果肯定不会对解决西藏问题有实质作用。达兰萨拉会如何回应呢?是接受还是拒绝?会不会有人因此重新燃起希望?“藏人毁于希望”的藏族谚语就是指藏人往往反复陷入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过,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倒不大,前面六年的拖延足以使藏人清醒。问题是在,对北京某些拿出手的东西,达兰萨拉可能很难拒绝。例如北京允诺释放若干在今年西藏事件中被捕的藏人,或者允许个别著名西藏政治犯出国,即使达兰萨拉明知道这种“人质交易”并不解决西藏问题,仍然是在拖延时间,但是佛教的慈悲、人道主义,还有流亡政府的职责,都会使达兰萨拉难以放弃这种可以救人的机会。甚至还免不了会有这样的担心:一旦拒绝继续与北京会谈,会不会使境内藏人遭受的镇压升级?

也会存在另一种观点:从世俗政治角度,按照马基雅维利式的思维,如果达兰萨拉坚持不和北京进行这种人质交易,虽然会导致北京对境内藏人镇压更烈,从长远看却是有助于西藏独立的目标。因为镇压会导致境内藏人对中国的离心力增强,更加认同西藏的独立。而这样的效果,显然更符合否定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强硬派。

不过,问题的根本是在,藏人中无论是温和派还是强硬派,都没有找到不取决于北京,而由自己就能把握的方法与道路。当一切都取决于北京的态度时,注定使选择变得狭窄——想温和,就得被北京牵着走,不想被牵着走,就得与北京势不两立。而这两种选择,都不是能够走下去的通途。

2008年9月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任何转载请注明。)

2008年10月30日星期四

王力雄:藏中会谈还会继续吗




绘画者:Tenzin Dhonyoe

王力雄:藏中会谈还会继续吗

如果流亡西藏按照桑东仁波切所说,“改进和发展未来争取西藏自由的斗争方式”,将可能发生什么样的转变?

我猜测,虽然流亡藏人要求西藏独立的声音相当强烈,但不会很快发生如此激烈的转向。多数藏人仍然会尊重达赖喇嘛的态度,而且激烈转向不符合循序渐进的政治规律,时机也未成熟。

但如果十月份的藏中会谈仍然没有任何成果,达兰萨拉可能就会中止继续会谈。回顾历次会谈,从中受益的只有北京,达兰萨拉却一无所得。典型例子是北京奥运前的第七次会谈,法国总统萨科奇原本表示是否出席奥运开幕式取决于北京与达赖喇嘛的对话。而奥运前举行的第七次会谈,北京只是对达赖喇嘛的代表做了一番训话,达赖喇嘛代表评价是历次会谈中最艰难的一次,达赖喇嘛本人也对会谈未取得任何成果表示极度失望,这些信息虽然都被媒体报道,萨科奇却视而不见,只因为有了会谈的形式,就不再对北京表示异议,心安理得地出席了奥运开幕式。由此可以这样看,达兰萨拉要的是会谈结果,北京只要会谈的形式,因此没有结果的会谈对达兰萨拉没有意义,却总是可以被北京所用。

从2002年开始,北京用有这种有形式无结果的会谈拖延了六年时间。西藏被中国掌控,北京有拖的资本,达兰萨拉却没有。一方面西藏在中国统治下迅速变化,保存和拯救本土文化的时间已经不多;另一方面达赖喇嘛在走向老迈,每过一年寿命就少一年。而这正是北京的目的,它成功地使西藏少了六年时间。只不过这种成功的代价也很大,它熄灭了藏人的希望和信任,让藏人温和派失去空间,强硬派占据上风,今后北京面临的问题会更多。今年发生的西藏抗议,六年会谈没有成果也是引发原因之一。因此本质上,北京玩弄的拖延将成为“聪明反被聪明误”。

达兰萨拉曾经把最大希望寄托于中国政府的让步,因为那对藏人而言代价最小。北京洞悉达兰萨拉的这种心理,把希望始终吊在他们眼前,如同给拉磨的驴眼前吊上胡萝卜,即使驴子再奋力地追逐,胡萝卜始终在前面,追逐结果只是原地转圈拉磨,却无法把胡萝卜吃到嘴。现在,六年经历已经使藏人明白,要把握自己命运,必须走自己路,而不能再等候恩赐。

2008年9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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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29日星期三

尊者达赖喇嘛在西藏儿童村建校庆典上的讲话(三个中文译本)



图为2008年5月4日,尊者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的一次祈祷会上发表演说。

尊者达赖喇嘛在西藏儿童村建校庆典上的讲话(三个中文译本)


唯色注:尊者达赖喇嘛的这一讲话,目前有三个中文译本。内容基本一致,文字有些微不同,第一个译本更为原初、完整,故而都贴在这里,互为补充。



第一个中文译本:Tenzin Losel 译

(一些媒体对尊者达赖喇嘛的这次讲话有不够准确的报道, 因此以下是英文和中文的翻译稿,供大家阅读。)

我在这儿就不需要重申了。因为今天聚集在这儿的僧俗民众和其他地方的很多人,对现在正在进行的中藏会谈和与此有关的事情表示出极大的关注。

早些时候,在9月11日,我同噶厦政府和议会提到过直到今天,我们有我们自己与中国政府联系的方式。在前些时候,在西藏发生了不幸的事情。遍及整个西藏三区的藏人勇敢地表达出他们的愤慨和失望,不仅仅包括僧尼,而且包括政府工作人员、学生, 尤其是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学习的学生。

不管信不信,西藏全区的藏人包括僧尼群众,年老的和年少的,所有的藏人无一例外地表达出他们的不满。那段时间,我一直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对此次事件的起因进行调查,并寻找出更为现实的解决方法,但是相反的,(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事实是不能被涂抹掉的。

藏人表达了他们一直以来所想表达的,为此他们被当成了“分裂分子”、“ 暴徒” 而被严厉地打压。

在这种非常危机的情况下,藏人献出了很多,因此我们就不可能当作什么都不知道。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还一直坚守我们的政治立场,尽我们所能地寻求一种对双方都有利的途径。

很多国家包括印度在内,都对此表示支持。尤其是来自中国知识分子的支持逐渐上升,这就是胜利。事实上,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改善现在西藏的境况,但是这并没有得到进展。

因此,(1988年)在欧洲议会上我提出的斯特拉斯堡建议中,一开始我就声明关于西藏的最终决定还是由西藏人民自己做主。1993年和中国政府的直接联系中断,然后我们和全体藏人商讨之后,我们决定继续坚守这种政治立场。

在这种危机时刻,如果我们当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并不能解决问题。

西藏问题是西藏人民的问题,而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西藏问题最终还是要由西藏人民自己考虑并决定。第二,我们的政治体制是一个真正的民主的政治体制,不像中国共产党一样,他们嘴里说着民主,但却施行着独裁政治,这永远都不会是我们将遵循的。

当你进入了一个非常时期,你需要为此而思考、 讨论和辩论。 这完全不是关于政治集体为自己的政治地位而争辩,也就是说你的行为不可以仅仅以你的政治立场为基础,这也不是关于政治集团的意识形态而争斗,相反的,我们应该为寻求解决西藏问题的策略而进行讨论和争辩, 我们应该这样做。

所有藏人应该为保持西藏文化而工作。这种文化传统与世界上其他的文化传统不同,因为我们有善良和同情作为我们人性的根基。如果我们能够保持我们的这种独特的文化传统,这也有利于世界并得到他们的赞赏,这都是很好的事情。

因此,我们为正义而奋斗不仅仅是为了600万藏人,我们有能力为全世界带来利益。我们为正义的奋斗是以理论为基础的。如果实现了,那也会帮助千百万中国人寻找到一个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新的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如果以善心为基础的西藏的宗教文化被消灭,社会变成一个以拜金主义为主的社会,将来这对中国人民也不利,也会是他们的损失。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为正义的斗争不仅仅有利于自己,而且有利于他人。现在我们将如何做呢?那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讨论西藏问题,所以请你们讨论这一问题。

由于最近的西藏三月事件,(中国政府)控告是我煽动了这一事件。 那段时间,我公开地说过,他们应该到达兰萨拉来,仔细地调查我们所有的文件和我每次对从西藏逃亡出来的新的难民的演讲录音。但是他们没有,他们做的仅仅是控诉我。

考虑到这些, 如果我一再继续我的立场,而不是去帮助解决问题,这将会产生一种障碍。西藏问题是全体藏人的问题,因此这也需要人民自己解决,我不需要介入此事,这也是为什么我在9月11日决定我不能再担当任何责任,也看不到继续担当责任的理由。

说实话,我可以继续担起这个责任,为此我也可以有解释的理由, 就像我一直以来所做的那样。但是,和那些根本不相信正义的人对话实在是太难了。在国际媒体上,我很清楚地提到过我对中国人民仍然抱有信心,但是对中国政府,我的这种信心现在正在变得很稀薄了,我一直在说这变得很困难了。

因此,我要求噶厦政府和议会在11月组织一个特别会议。我感觉到这次会议将不会带来即时的解决方法,但是, 藏人应该集体性地做一个开头,并寻求一种我们将来应该采取的长远方案,而最终决定应该以事实为基础。这也是这次特别会议的目的。

第二个中文译本:转载于西藏之页

有关藏中关系方面西藏流亡政府和议会有一个统一的方针政策,不久前,西藏三区的藏人非常勇敢,也非常清楚地表达了他们根深蒂固的不满和怨恨。这里边不仅有出家的僧人和尼姑,也有干部、学生……甚至有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的西藏学生等为代表的有无宗教信仰之僧尼、男女老少每个人都表达了心中的不满。

事实上,当时中国政府无法掩盖事实的情况下,我希望他们基於这样的认识应该考虑寻找符合事实的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与我的愿望相反,他们实施一概掩盖藏人表达意愿的方法,冠上分裂者、政治暴乱者等名进行了镇压。西藏境内的广大藏人付出巨大的代价而处在非常紧急关头,我们无法装作对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或者装模做样等解决不了问题。至今,我们所坚持的原则是努力争取双利。对此得到了印度为代表的世界很多国家的支持。特别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份子的支持,这是个胜利。如果西藏的情况发生积极的改善是我们的根本责任和目的。但是,事实上未能实现这个目的。

所以,我首次在欧盟议会发表斯特拉斯堡建议时就强调最後的决定要由西藏人民自己来做。之後的1993年我们与中国政府联系一度中断,因此,我们再次举行了一次大会讨论未来的方针政策,当时会上决定继续坚持之前的方针政策。

当下进入这一非常关键时刻,我们装模做样,无动於衷是解决不了问题。西藏问题是西藏全体民族的福祉问题,并非我个人问题。因此,西藏问题要有西藏人民解决。其次,我们始终坚持走真正的民主体制,不像中国共产党,嘴上说民主,实施的却是集权专制制度。

所以,现在,处在非常时刻之际,必须要要听取民众的意见,对此进行分析,研究讨论。在并非像表述各政治团体立场的方式,而是为了解决我们根本的问题进行讨论。依此我们全体僧俗民众为了西藏民族的生存,而且,西藏民族的生存不同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西藏民族如果能获得良好的生存环境。以慈悲与爱心为基础之我们的文化能够造福於整个世界。因此,西藏人民正义的斗争不仅仅是六百万西藏人民利益,而且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利益。从这种角度考虑,我们的正义斗争是非常正确的。如果未来西藏问题能够得到很好地解决,会对中国千百万人民寻找出一个新的人生道路。对创建有意义的人生与幸福的人生绝对有帮助的。如果毁灭了以慈悲与爱心为基础的西藏文化,构建出一个纯粹的物质社会,对未来的中国人民只有巨大的损失而无一益。因此,我们的斗争是一场利益於双方人民的斗争。因此,我们需要深入讨论并找出有效的办法,为民族问题的解决而进行讨论,所以呼吁大家能够广泛深入地进行讨论。

中国政府指责我煽动了3月份西藏的抗议活动,我直接要求中国政府对此做出说明,同时也发表了公开的呼吁,可以派遣调查人员对达兰萨拉的各部门的档案进行调查。甚至审查我对从西藏来探亲的藏人谈话的录音。但是,没有人来这里调查而仍然进行指责。

在这种情况下我担任这一职务,好像对西藏问题的解决有阻碍。因此,西藏问题要有西藏人民解决,我没有必要对此进行干涉。9月11日我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我担当不起这一责任,也看不出有任何的益处。中国方面有诚意的进行对话,我可以担任责任,同时也可以进行诚心诚意地进行对话。但是,对没有诚意者很难进行对话。对外国记者和其他人我明确的表示;现在我对中国人民没有失去信心,但我对中国政府的信心正变得越来越淡薄,非常困难。

所以,经过噶厦和议会商定将召开一次大会。我认为在这次会议上不会尽快做出任何决定。主要的是人民进行关注,担当起责任,本著目前的实际现状,大家共同为一个长远的解决方案进行讨论。具体问题的解决要按现实情况的发展状况来决定。


第三个中文译本:倪烨 译 (2008年10月25日于印度达兰萨拉)

观察编者按:达赖喇嘛于本月25日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出席了流亡社区最大的教育机构——西藏儿童村建校48周年纪念庆典,并就西藏的前途发表了重要讲话。该讲话发表的时机正值藏中第八轮谈判之前,因此格外引人关注。考虑到一些国际媒体对该讲话的引述并不十分准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CT)把该讲话翻译成英文。我刊据此又翻译成汉语,以利广大汉语读者理解。

"Until now, we have been following a certain path - and in March, Tibetans all over Tibet very courageously and clearly demonstrated their deeply-rooted resentment and animosity. This was not just ordinary Tibetans but included Party members, officials, students... even students who were at the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in Beijing. Without differentiation, it was men and women, lay and robed, everyone showed their resentment.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沿着这个道路前进——今年3月,全藏境内的藏人非常勇敢,也非常清楚地表达了他们根深蒂固的怨恨和憎恶。这里边不仅有普通的西藏人,也有中共党员、官员、学生……甚至是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的在校生。统而论之,这些示威者包括男男女女,僧尼俗人,每个人都表达了自己的愤懑。

I placed great hope 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t this time. Having been exposed to the reality of the situation in Tibet, I hoped that with this understanding they would be willing to consider finding a solution. But instead, they labeled all Tibetan demonstrators as 'political rebels' and clamped down hard on them. Now, we cannot continue as though we do not know that this is happening.

我一度对中国政府寄予很大的希望。亲自感受到了西藏的现状之后,我希望他们基于这样的认识,应该愿意考虑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与我的愿望相反,他们把所有参与示威的藏人都贴上“政治暴乱者”的标签,并对他们进行强力镇压。现在,我们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不能装作我们对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

So, until now, we have followed a path towards finding a mutually beneficial solution which has received much support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cluding India, as well a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But this path has had no effect on our main objective, which is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Tibetans inside Tibet.

所以,直至现在,我们一直遵循着一条道路,试图找到一个对各方都有利的解决方案,我们的方针得到了世界各地的人们的支持,包括印度,也包括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但是,这条道路并没有给我们的主要目标带来(积极)影响,这个目标就是要改善居住在西藏境内的藏人的生活。

So,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even in my Strasbourg proposal at the EU parliament, I said the final decision will be made by the people of Tibet. In the 1990s - in 1993 - we lost contact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we had a general meeting at which we decided to continue on the same path.

所以,从一开始,甚至是在欧盟议会上我所做的斯特拉斯堡建议中,我就说过,最后的决定要由西藏人民自己来做。在20世纪90年代——1993年——我们一度和中国政府终止了联系,我们举行了一次大会,会上我们决定继续走同样的道路。

Now, at this time, there is no reason to stay the same course just because we are on it [now]. The future of Tibet is for the Tibetan people to decide - not for me as an individual. Secondly, I truly believe in active democracy - I am not like the Communist Chinese who say one thing, like democracy, and act another way.

现在,就在此时,我们没有理由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我们走了这条路,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一直走下去。西藏的未来要由藏族人民来决定——而不是我个人。其次,我真正相信积极的民主——我不像中国共产党,嘴里说喜欢某件事情,比如民主,而做的却是另一种事情。

We have a truly unique culture of kindness and compassion that can benefit the whole world. Tibet's struggle for truth is not just for the benefit of the Tibetans alone but it will benefit the whole world and it has the potential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the Chinese people as well. The destruction of Tibet's religion and culture will be a huge loss to everyone. Therefore, our struggle is a struggle to benefit the people of both sides. So, we need to discuss all this and find ways in which we can take our struggle forward.

我们的文化是一个真正独特的慈爱文化、同情文化,它能够造福于整个世界。西藏人民争取真理的斗争,不仅仅造福于西藏人民,而且也会造福整个世界,并且也有可能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西藏的宗教和文化遭到破坏,对每一个人都是巨大的损失。因此,我们的斗争是一场造福于双方人民的斗争。因此,我们需要讨论所有这一切问题并找到办法,使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斗争推向前进。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lamed me for instigating the March protests inside Tibet. Right away I invited them to come and go through my office, paperwork and even listen to tapes of conversations I've had with new arrivals from Tibet. But no one came to look through anything. So, it seems as though I am a hindrance to finding a solution for Tibet. The Tibet issue is an issue of the Tibetan people and the Tibetan people need to decide. So,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on September 14, I said that this responsibility is becoming too difficult and there is no use in continuing it. If I were dealing with someone who was speaking honestly, then I would have no problem, as I can speak and understand reason. But we are not dealing with honesty here.

中国政府指责我煽动了3月份西藏的抗议活动。我马上邀请他们来这里,对我的办公室、我的文件进行检查,甚至审听我和新来这里的西藏人的谈话录音。但是,没有人来这里检查。照他们的说法,好像我阻碍了寻求解决西藏问题的努力。西藏问题是西藏人民的问题,因此需要他们来做决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在9月14日说,这项责任变得太过困难,而且继续进行下去也没有什么效果。如果我打交道的对象是个说话诚实的人,我不会有任何问题,因为我可以说出道理,也可以听懂道理。但是,我们的对象并不诚实。

So, I've been clearly saying, even to foreign journalists and others, that I have not lost faith in the people of China but my faith in the present Chinese government is thinning and it's becoming very difficult.

所以,我一直明确表示,即使对外国记者和其他人,我并没有对中国人民失去信心,但我对中国政府的信心目前正变得越来越淡薄,这使我感到十分为难。

So now, we are having this general meeting as announced by the Kashag [Tibetan cabinet] and the Tibetan Parliament. It is likely that we will not reach any decisions immediately but we need to understand, analyze and together think of long-term solutions based on the real, current situation. So this is the aim of this meeting."

所以,现在,正如噶厦(西藏内阁)和西藏议会所宣布的那样,我们将召开一次大会。很可能,我们短期内将不会做出任何决定,但是,本着目前的实际现状,我们必须了解、分析并共同考虑出一个长远的解决方案。这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目的。

──《观察》首发

2008年10月28日星期二

王力雄:西藏的下一次暴动




王力雄:西藏的下一次暴动

在2008年5月出版的《纽约书评》上,哥伦比亚大学的当代西藏问题专家罗比•巴聂特在谈到没有人预言西藏境内会发生这次广泛的抗议和冲突时,指出了一个例外。他说:“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王力雄而言,并非如此,他早就预言了西藏的危机……他在1998年就写道:西藏的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富裕。然而这并未给中国共产党带来更多藏人的忠诚度,愈来愈多人开始变得更加怀念达赖喇嘛……目前的稳定只是表面。有一天会有更多人参加暴动,人数会比八零年代晚期的都多。”

而我听闻,中国警方也有人认识到——我在8年前已经谈到过西藏再发生暴动,规模会比1987到1989年的拉萨事件规模更大。他们掌握的比罗比还准确,因为我提到这个结论的文章——《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写于2000年,不是1998年。不过中国警方没人就此与我讨论,他们的职责只管镇压,不管发生暴动的原因。可是我现在还要继续预言:下一次西藏再发生暴动,会比2008年的这一次规模还要大。

我甚至可以预言出现下一次西藏暴动的时间:如果达赖喇嘛去世之前,西藏问题仍然没有取得进展,达赖喇嘛也没能回到西藏,他去世的那一刻,就会成为境内藏人总暴动的号令。而中国的镇压机器对此根本无法防范,因为现在已经不可能封锁达赖喇嘛去世的消息,藏人起事也无需任何串联和组织,将是在不约而同中形成。

了解西藏的人都知道,达赖喇嘛的命运是每个藏人心头的伤口。作为西藏宗教至高的领袖,活在现实的菩萨,达赖喇嘛在他生前做出了最大牺牲,放弃了西藏独立,只求以高度自治保存西藏文化和宗教,如此谦卑换得的却是中国政府的不断羞辱,至死不能回到家乡,不能和终生等待他的人民与信徒见面,就此永别。这种痛是无可比拟的。达赖喇嘛在世时,不论有多少挫折,藏人总还有希望,一旦达赖喇嘛去世,希望变成绝望,仇恨压过恐惧,悲痛让人狂热,因此那时的暴动一定会非常激烈,规模更大,波及面更广,参与者更多,而且绝不会在短时间内能够平定。

领袖去世引发大规模的民众抗议,中国有过1976年周恩来去世导致的四五运动,有过1989年胡耀邦去世导致的六四事件,中国政府要想避免下一次西藏暴动,唯一办法是在达赖喇嘛去世前,让西藏问题得到解决,至少是得到突破。

2008-7,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任何转载请注明。)

北京红门画廊:西藏当代艺术展



这是请柬中的作品信息:Nortse:Big Red Flower,2008,mixed media on canvas.135 x 170 cm 罗次:大红花,2008,布面综合材料,130 x 170 厘米

北京红门画廊:西藏当代艺术展

展览日期:2008年10月25日至11月16日

展览时间: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每周一休息)

展览地址:北京798红门画廊




Tsewang Tashi:Untitled No.6,2007,oil on Canvas,135 x 135 cm 次旺扎西:无题之六,2007,布面油画,135 x 135 厘米




Tsewang Tashi:Shangri-La No.2,2008,digital photo,100 x 150 cm 次旺扎西:香格里拉之二,2008,数码照片,150 x 100 厘米



Tsewang Tashi:Shangri-La No.3,2008,digital photo,100 x 150 cm 次旺扎西:香格里拉之三,2008,数码照片,100 x 150 厘米,编号:TC005



Keltse:Guru No.1,2008,Backlit film,130 x 130 cm 格次:大法师之一,2008,灯箱片,130 x 130 厘米,版本5



Keltse:Guru No.2,2008,Backlit film,130 x 130 cm 格次:大法师之二,2008,灯箱片,130 x 130 厘米,5个版本



Keltse:Female Security Gurard No.1 (Edition 1/5),2008,backlit film,130 x 120 cm 格次:女保安之一 (共5幅),2008,灯箱片,130 x 120 厘米



Keltse:Female Security Gurard No.2 (Edition 1/5),2008,backlit film,130 x 120 cm 格次:女保安之二(共5幅),2008,灯箱片,130 x 120 厘米



Keltse:Female Security Gurard No.3 (Edition 1/5),2008,backlit film,130 x 120 cm 格次:女保安之三(共5幅),2008,灯箱片,130 x 120 厘米



Nortse:5.12,2008,mixed media on canvas,135 x 150 cm 罗次:5.12,2008,布面综合材料,130 x 150 厘米



Nortse:Masquerade,2008,mixed media on canvas,135 x 170 cm 罗次:化妆舞会,2008,布面综合材料,130 x 170 厘米



Nortse:Puppet on a White Talbecloth,2008,mixed media on canvas,135 x 160 cm 罗次:白色桌布上的玩偶,2008,布面综合材料,130 x 160 厘米



Ang Sang:Colourful Buddha,2008,mixed media on canvas,160 x 160 cm 昂桑:彩佛,2008,布面综合材料,160 x 160 厘米



Ang Sang:Red Memory,2008,mixed media on canvas,160 x 160 cm 昂桑:红色记忆,2008,布面综合材料,160 x 160 厘米



Ang Sang:Narration of the New Mandala (Dkyil-Vkhor),2008,mixed media on canvas,160 x 160 cm 昂桑:新坛城的诉说,2008,布面综合材料,160 x 160 厘米



Gonkar Gyatso:2008,print 贡嘎嘉措:2008,版画



Tsering Nyandak:TV,2008,acrylic and oil on canvas,130 x 150 cm 茨仁念扎:电视,2008,布面丙烯、油彩,130 x 150 厘米



Tsering Nyandak:Plastic,2008,acrylic and oil on canvas,130 x 150 cm 茨仁念扎:塑料,2008,布面丙烯、油彩,130 x 150 厘米



Tsering Nyandak:Dandelion,2008,acrylic and oil on canvas,130 x 150 cm 茨仁念扎:蒲公英,2008,布面丙烯、油彩,130 x 150 厘米



Tsering Nyandak:Red Wall,2008,acrylic and oil on canvas,130 x 150 cm 茨仁念扎:红墙,2008,布面丙烯、油彩,130 x 150 厘米

2008年10月27日星期一

年轻藏人驳徐明旭:无知和偏见



3月14日的拉萨。

年轻藏人驳徐明旭:无知和偏见
——驳徐的《年轻一代藏人为何仇汉?拉萨314事件反思》

文/扎仁博

一、遗忘不等于没有——让人“惊醒”的3•14


就像徐所说,3•14事件之前,“许多中国人可能以为西藏已经太平,中国的青年则可能根本不知道世上还有个西藏问题,而且如此严重。”确实,拜中国政府所谓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宣传,和信息封锁、过滤的愚民政策所赐,西藏问题就像文革和六四等中国其他不应该忘记的事件一样,已被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遗忘。

但是掩盖和遗忘不代表不存在。中国政府一直以来的错误政策,致使西藏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严重,3•14的发生就是明证。而在3•14之后,情况也没有得到任何好转,反而变得更恶劣。此次3•14不仅让全世界感到震惊,即使连西藏问题的研究者,甚至西藏人自己都对这个事件的影响性感到惊讶。如果要反思,那么我们要反思的是其背后的真正原因。

二、赤脚郎中莫乱讲——3•14事件的原因是仇富吗?

徐指出3•14的原因在于藏人“仇富”。那么,就先谈谈“仇富”的问题。

徐引用了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句话出自《论语•季氏》,原文是:“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意思是说,国家要把社会秩序稳定放在首位,不要担心人口少,也不要担心贫穷,只要有安定的环境,远方的人就会归服。要知道,孔子还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意思是说,富贵是人人都有的欲望和要求,贫贱是人人都想摆脱的,但如果不能用道德的方式去争取和摆脱,那么就宁愿贫贱而不要富贵。虽然用“仇富”和“原罪”的字眼来表达不是特别严谨,但可以说,社会资源分配机制极端不平衡、公平竞争机制极端不健全造就了“原罪”,然后才有了“仇富”。所以,为什么徐只谈作为不公平之果的“仇富”而避谈作为原因的“原罪”? 再说,两级的贫富分化在整个中国都很明显,称这个理由为3•14的“原动力”显得过于肤浅。

藏人自古以来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而如今在中国政府或直接或变相的“分而治之”、“以夷汉化”、“ 喧宾夺主”等政策下,藏人在自己的家园上被边缘化,在自己的土地上沦为弱势群体。而外来的移民——基本上是汉人,则是当局实施这项政策的主要工具,同时他们也是这项政策的受益者和支持者。冲突的真正原因,根本就不是徐所谓的“仇富”,如果中国政府仍旧以“文明的施恩者”、“解放者”的姿态而行“文明的破坏者”、“统治者”之实;如果这些外来的移民继续挟当局之威以“淘金者”和“征服者”的面目出现;如果当局不让藏人保护和传承自己的文化和信仰;如果当局不保障藏人基本的合法权益,那么西藏问题的历史时钟,就永远只能在冲突的积累期和冲突的爆发期之间恶性循环。

要指出的是,徐提到的1967年底特律黑人暴乱和1992年洛杉矶黑人暴乱并非因为仇富,而是由于民族歧视而引起的,所以谈何“西方民主国家对仇富暴徒的反应是严厉镇压,美国约翰逊总统与老布什总统都曾开枪镇压”?另外,被烧死的以纯服装店员工的真正故事为:那几名乡下来的藏族姑娘原在以纯服装店打工,辞职时工资被汉人店主久拖不还,多次索要无果。烧店时,黑心的汉人店主明知员工在里面却从外面反锁了店门自己溜之大吉。而放火的女孩是想把店给烧掉来报复汉人店主,却根本不知道里面还有人。徐丝毫不了解事实,不尊重实际,全凭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先入为主,说什么“细想不足为奇:这3名凶手平时最眼馋的不就是漂亮的服装吗?她们平时没有大量的钱买服装,自然就嫉恨服装店与店里的人,藏独暴乱一发生,她们就趁机发泄。”这种不负责任的天马行空式想像在徐的文章中处处可见!

不可否认,3•14事件中含有暴力的内容,其中或许有些仇富的心理——就像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西藏也存在着很多同样的问题——但这个绝对不是主要的原因。没人攻击藏人的店,除非他误以为是汉人的店,当时所有挂有哈达的商店和车辆都丝毫未损。表面上,此次事件表现为民族间的矛盾,但其背后是对当局的不满。如果当局真正关注民生,关注本地居民的利益,关注民族间的平等,那么就不会有民族间的仇恨或者这种仇恨不至于这么深。从这个角度讲,3•14的受害汉人和藏人其实都是当局政策的受害者。

徐明旭先生本来是个文艺工作者,一九九零年定居美国后随着与国内的联系中断,创作思源也渐趋枯竭,进而转向西藏问题的政治评论。他所有言论的基础是二十七年前也就是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在西藏文学编辑部的四年工作经历以及所看过的据他说是跟他观点类似的几本书。

藏人作家嘉央诺布先生把刻意创造出怀疑和误解的,所作的损害超过任何好处的,以西藏为主題写作的人士称为“赤脚专家”。

Donald R. Gannon说“事实很少的地方,专家却特别多”。正是这些赤脚郎中混淆人们视听,对人们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造成很大的损害!

三、被强奸者的紊乱心态——徐的“恩将仇报论”

徐用“恩将仇报”来描述藏人精英对自由和人权的追求,其“施恩者”和“占有者”的心态显露无疑。如果是从张庆黎之流说出这样的话让人觉得一点都不奇怪,但从一向自称是中国政府的受害者的徐明旭嘴里说出这样的话,让人对他的反省精神和其人格感到遗憾。这就像一个人被强奸的次数多了,竟然也对强奸者产生了莫名的好感,当面对另一个和他一样被强奸的人时,居然也以施暴者的姿态自居!这种被强奸者的复杂心理在徐的言论里处处不自觉地流露出来。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下所形成奴性思维真的是害人不浅,连自诩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徐也跳不出这个局限性。

徐把文革时期的贫下中农学生搞文革、搞破坏和藏族大学生追求自由和人权两个毫不相干的问题做了一个类比后,神童般地解读出了一个“恩将仇报也是普遍的人性恶”的结论,让人对他彻底无语。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须知,西藏的大学生都是受中国愚民式的教育长大的,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仍然能够感悟自由和平等的理念并冒着极大的危险来表达和追求,这是什么样的难能可贵的精神?!这和文革时中国年轻人顺着大流,投机取巧、无独立思考、歇斯底里可是有着天壤之别。而他们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也充分体现了这些雪域后代身上藏文化的精神和素质。藏人年轻精英身上体现的和平、理性、团结的精神,与中国愤青去谩骂、去攻击、去泼屎的行为相比较,哪个更像文革中的“文革学生”?把西藏大学生追求自由称之为所谓的“因其成绩不好就……”更是一种赤裸裸的侮辱和不尊重事实,徐不仅表现了自己的无知和荒谬,更是亵渎了崇高的自由精神。

徐所说的藏人很难学好科技是对藏人的一种侮辱。藏人历史悠久,博大的文化涉及各个领域,从古至今,藏人在各行各业都有优秀的人才出现。不能因为藏文化在哲学领域的广被关注而认为藏人的理性思维先天不足,更不能认为这就是当局降低一半的分数录取线的原因。教育资源的缺乏和教育模式上的“以夷汉化”模式才是真正的问题,藏人不仅要面对教育资源上软硬件条件的匮乏,更严重的是他们要用不是自己母语的第二语言,和拥有相当优越教学条件与先天性语言文化优势的汉人学生去竞争。试想,如果让徐的孩子用藏语去和藏人学生竞争,结果会是怎样?如果让徐的孩子从小在西藏教育资源匮乏的条件下接受和藏人小孩一样的教育,然后允许他在高考时享受照顾分的优惠,徐会答应吗?还有,按徐的逻辑,全中国享受照顾分的55个少数民族就都成了先天性民族思维有问题,而那些来自香港、澳门的徐的汉族同胞们享受了比西藏学生更低的照顾分的原因,徐是不是要归结为在资本主义浸淫下的你的汉族同胞发生变异,而变得和你认为的藏族一样的先天性理性思维不足?

徐的逻辑混乱还没有结束。他用了一个“奇迹般没被赶走”的记者的话来证明中国军警未开枪,然后他让一个现实上在西藏绝对会被打入大牢的“只会高喊自由、民主、人权、自决的藏族精英在毕业后很快被提拔为官员”;徐一方面说“大多数藏族中老年人天性善良平和”,另一方面说“藏族市民永不满足”;他成功的侮辱了一番西藏官员,说他们因为面子问题“恼羞成怒”而“就暗中同情、甚至支持藏独,无论中共给他们多少高官厚禄都没有用”,但事实上让人看起来徐和他们同样弱智。

四、别人耍流氓的原因并不是你混蛋的理由——徐眼中的西方的双重标准

徐在提到西方的双重标准时,一口气说了很多国家的民族问题,很可惜的是,他只看到了表面的现象。须知,对于合还是分的问题上,西方民主国家都是通过民主的方式来解决。早在科索沃战争之前科索沃已经有了高度的自治权;南奥塞梯也早于1990年代有了实质的自治权;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当英国允许北爱尔兰行使自决权时,大部分的北爱尔兰人通过投票决定北爱尔兰继续留在英国;1959年,夏威夷举行全民公决之后,宣布夏威夷作为美国第五十个州加入联邦;法国科西嘉岛大多数的居民愿意留在法国,甚至比法国本土居民希望科西嘉岛留在法国的比例还高。徐所说的西班牙的巴斯克等问题同样也是已经通过民主的方式来解决。不能因为这些地区存在的少数要求独立的人而否定全民公决后的结果。甚至,在民主国家,“分离主义”只是一个中性词,而不是在中国那样的人人喊打的敏感词。通过和平的渠道争取自由,在民主国家是一件被法律允许的事情,比如当一些夏威夷人去抗议要求独立时,一些参议员还为他们买食物表示支持,这样的事情如果放在中国犹如天方夜谭。如果有一天,中国政府允许西藏人民自由发出自己的声音,允许西藏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那么中国就不用为西方采取“双重标准”而感到愤怒了。

在抹黑了对方后,徐甚至还制造了一种假象,让人产生别人也做了坏事那我还怕什么的心理。但你要知道,别人耍流氓的原因并不是你混蛋的理由。在徐身上,我们看不到一丝的反省精神!

五、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如此反思?!

日本佳能公司中国区的总裁在凤凰卫视的一档节目里说:“我们不需要中国有大量的亲日派,我们也不要求日本有很多的亲中派,我们只希望中国人都是知日派而日本人都是知中派,了解是第一步,如果没有了解那么接下来所谓‘亲日’或者‘仇日’都是危险的和不稳固的。”这句话同样可以用在汉藏关系上。

而像徐这样的所谓“西藏通”们自认为熟知西藏事务,殊不知他们的“知藏”是带着有色眼镜的。他们以“征服者”和“施恩者”的思想先入为主,以此来看待和处理西藏问题。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比起对西藏问题的无知,带着有色眼镜的“知藏派”对汉藏民族关系带来的伤害更大。

所谓“反思”就是应该首先去思考自己哪里做的不对,反思的行为应该也是反省的时刻。而徐的这篇所谓“反思”的文章字里行间充斥着无知、侮辱、片面、武断、挑拨、偏见,看不见一丝的反省精神,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个人格正常的人所写的。

希望徐先生好自为之。

2008-10-27,TIBET

注:徐明旭的文章《年轻一代藏人为何仇汉?拉萨314事件反思》,见多维新闻网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8_10_24_1_28_5_843.html

(扎仁博的这篇文章发表在:
参与http://www.canyu.org/n3832c6.aspx
博讯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8/10/200810270259.shtml
民主中国http://www.minzhuzhongguo.org/Article/wq/200810/20081026125741.shtml)

2008年10月26日星期日

达赖喇嘛:对同中国会谈失去信心



2008年10月25日,尊者达赖喇嘛在印度流亡藏人社区达兰萨拉。

达赖喇嘛:对同中国会谈失去信心

文/BBC 2008-10-26

达赖喇嘛表示对同北京会谈失去信心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周六(10月25日)表示,他已经放弃劝说北京政府给与西藏更多自治的希望。

这是达赖(喇嘛)最近在新德里医院成功接受胆结石手术后,首次公开露面发表的讲话。达赖(喇嘛)说,现在他将让600万西藏人民决定如何继续进行对话。

中国政府一再指责达赖(喇嘛)开展分裂活动,达赖(喇嘛)对此予以否认。达赖(喇嘛)说,他所奉行的“中间道路”政策只是为了让西藏获取更大的自治,以保护其独特的佛教文化。

在周六于印度达兰萨拉发表的讲话中达赖(喇嘛)说,他的中间道路政策得到全球许多国家和中国知识界人士的支持。但这种真诚的呼吁和希望并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西藏境内的局势依然持续恶化。

达赖(喇嘛)说,西藏并不是他个人的问题,最终的解决权在于全体西藏人民。因此,达赖(喇嘛)建议西藏人民议会和西藏流亡政府下个月举行西藏前途特别大会,收集民众的意见。

“中间道路”

达赖(喇嘛)“中间道路”政策的宗旨,是在不脱离中国的架构下,西藏成为一个享有完全自治的行政体,实现全境非军事化。外交与国防由北京中央政府负责,其他事物则交由自治政府处理。

其内容同时还包括,为保护和发展西藏独特的文化与宗教传统,应防止大批汉人移民西藏。

但由于达赖(喇嘛)和北京当局之间的多次谈判缺乏进展,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流亡海外的藏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藏人,沮丧与失望之感越发严重,很多人要求达赖(喇嘛)放弃温和的“中间道路”,改以强硬立场,争取西藏的完全独立。

据基地设在挪威的西藏之声电台报道,曾多次代表达赖喇嘛参加同北京政府谈判的特使洛地嘉日说,如果于本月底举行的新一轮(第8轮)谈判仍如以前一样不能取得任何进展,西藏流亡政府有可能中断和北京的接触与对话。

2008年10月24日星期五

纽约时报:中共严控维族人宗教活动



新疆一座城镇里的巨幅广告画 。

纽约时报:中共严控维族人宗教活动

文/纽约时报记者:黄安伟

“宗教问题是新疆稳定的晴雨表”

9月至10月初,正值新疆穆斯林的斋月,中共加强了对新疆穆斯林的控制。此前,维族人的反抗活动愈演愈烈。8月接踵发生的一系列袭击事件,造成至少22警员和一名平民死亡。最致命的一次攻击发生在喀什,据目击者说,身穿警服的双方打斗成一团。据悉,这波暴力活动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新疆发生的最大规模的反抗。

一些官员认为,新疆分离主义集团对中国构成最大的安全威胁,政府说, “三股势力”——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威胁要破坏该地区的稳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书记王乐泉声言,这是一场“殊死搏斗”。他要求武警部队要“抓住主动,先发制人,密切防范和打击三股势力的分裂破坏活动,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8月18日,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朱海仑在稳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上,声称要坚持“主动进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的方针,以“铁的手腕严厉打击破坏活动”。

中共在新疆的这波镇压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控制维族人的宗教信仰活动。自治区主席白克力暗示,政府将进一步控制宗教活动,他声称“宗教问题一直是新疆稳定的晴雨表。”

对于中共的过激反应,境外学者和反恐专家认为,这种笨拙的处理手法只会激化矛盾,激起更多的维吾尔人起来反抗。

教规之上有政策

维吾尔人是新疆最大的族群,新疆总人口有1900万,维族人占百分之四十六。从10世纪起,维族人开始皈依伊斯兰逊尼派,尽管信仰模式与其它地区的逊尼派差异很大。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新疆现有清真寺24,000座,教职人员29,000人。居住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两侧的城市(如像喀什、叶尔羌和和阗)的居民,宗教信仰格外虔诚。

如今,在和阗的清真寺门口随处可见墙上张贴着巨幅标语和墙报,上面写着共产党对宗教信仰活动的限制和禁令。

有张墙报说,阿訇的周五祈祷时间不得超过半小时;严禁在清真寺之外的场所礼拜;和阗居民不得在城外的清真寺礼拜。

还有张墙报说,不能“强迫”政府工作人员和非宗教人员参加清真寺礼拜。这样的措辞其实是在委婉地说:禁止政府工作人员和共产党员参加礼拜。

说到这些禁令,一个不愿透露自己真实姓名的维族人说:“这样的规定当然让人气愤。人们认为政府这样做是错误的。他们说,信奉伊斯兰教的政府官员当然应该允许他们做礼拜。 ”

中共颁布的禁令涉及穆斯林生活的方方面面。类似的禁令还有:官方版本的《古兰经》是唯一合法的;伊玛目不得私自传授古兰经;学习阿拉伯语只能在政府办的专门学校等。

斋月的尴尬

伊斯兰教的五大支柱之一是每年的斋戒。斋月期间所有的穆斯林都必须从早到晚斋戒,不能饮食。中共方面总试图打破维族穆斯林斋月的戒律。今年的斋月期间,一些地方政府在网站上张贴规定,要求食堂白天继续营业,规定妇女不用戴面纱,男子也不需刮胡须。

不过这种违背教规的禁令在一些地方遭到了人们的抵制。在喀什,斋月期间许多维吾尔餐厅白天依旧关闭。 “喀什的宗教气氛很强。 ”一名男子评论说。 “共产党有共产党的规定,但人们不理会那一套。 ”

有的城镇当局采取强力措施,严禁学生斋戒。喀什当地的一所大学从去年开始就试图迫使学生白天吃饭,为达到这一目的,校方禁止学生晚间离开校园,以防他们参加家人的斋戒活动。喀什的居民说,那期间这所大学的大门上了锁,校园围墙上插满了玻璃片子。过了几周后,学校干脆建了一堵更高的墙。

漫漫朝觐路

朝觐也是伊斯兰教五大支柱之一。如果信徒的身体与财务状况无虞,去麦加朝觐是一生必尽一次的义务。但中共当局在这方面刻意设置很多门槛,使维族穆斯林的愿望无法实现。批评者认为,政府此举是为了防止新疆穆斯林和外界的穆斯林接触,担心这样会触发新疆穆斯林的泛伊斯兰意识。

为阻止维族人出国朝觐,大约两年前,政府开始没收他们的护照。现在,维族人几乎全都没有护照,需要出国做生意的人可以申请短期护照。这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多困难。

如果要出国朝觐,不能私自上路,而必须加入政府组织的团队。要跟随官方的朝觐团朝觐,申请护照必须先有近6000美元的存款。这笔钱对许多维族人来说都不是小数目。从申请护照到完成朝觐,每人要花费3700美元。各种门槛还要用贿赂打通,这样要花去的钱就更多了。一个人一旦申请朝觐,当局就要做家庭背景调查。如果申请人有子女,子女必须成年以上且经济上能自给自足。申请人必须出具证明,证明自己有足够的银行存款。有关官员说,这些条件是为了确保朝圣之旅不会使家人陷入贫困。

喀什一位年轻的维族人说,他的父母一直在催着子女结婚,以便证明他们能够自立。孩子们经济独立了,他们才有资格去朝觐。“他们最大的心愿是前往麦加朝觐一次,”这名男子说。

不过,这家人还有一个问题搞得很闹心。他们的父亲退休前是政府干部,还是党员,如果真去朝觐,恐怕当局会克扣他的退休金。

对朝觐申请人的政治背景也有规定。去年新疆政府网站上公布细则说,朝觐申请人必须是50至70岁, 且“爱国守法。 ”

每年出国朝觐的人数有一个内控的指标。但申请人数远远超过可用的指标。递交申请排上号之后,至少要等待一年。

(文章来源:纽约时报 2008-10-24)

一位中国人评外媒采访条例:“一国两制”和“大西藏”



北京奥运期间,警察在阻挡外国记者采访西藏学生运动示威者(法新社)

一位中国人评外媒采访条例:“一国两制”和“大西藏”
Posted by davidpeng on October 18th, 2008

就在昨天晚上,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奥运会打开的一扇小门,在奥运会后继续开放。条例第十七条规定,

第十七条 外国记者在中国境内采访,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

而同时废止的1990年版《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

第十五条 外国记者采访中国的主要领导人,应当通过新闻司提出申请,并经同意;外国记者采访中国的政府部门或者其他单位,应当通过有关外事部门申请,并经同意。

外国记者赴中国开放地区采访,应当事先征得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同意;赴中国非开放地区采访,应当向新闻司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并到公安机关办理旅行证件。


由此看出,尽管中国政府经历了奥运期间一系列的风风雨雨,最终还是觉得开放比不开放好。新条例在尺度上和奥运会临时颁布的《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几乎完全相同。感觉得出来,中国政府对新闻开放,有了更好的理解,甚至不讳言对政府的批评: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要让中国同世界更好地相互了解,相互理解,相互合作,相互融合,新闻媒体是非常重要的媒介。只有你对媒体更公开,更透明,提供更多的信息,媒体才能帮助你。当然,不要指望媒体只报道中国好的、进步的和发展的一面,也要承受他们可能报道一些你不愿意被报道的问题。

然而,刘建超对这一条例在西藏适用的诠释,却多少有些令人费解。对于记者的第一个问题,刘建超回答道:

根据西藏自治区有关规定,外国记者赴西藏采访应当向西藏自治区外办申请办理“进藏批准函”,希望大家继续遵守这一规定。

这意味着国务院颁布的有关条例,居然要受到其下级行政机构西藏自治区的规定的限制。我没有找到相关规定;在西藏政府的网站上找到一份《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赴藏采访规定》,该规定的主要内容是:

二、外国记者进藏采访,可在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同意后,按照西藏自治区现行规定办理外国人进藏手续。外国记者持被采访单位或个人同意接受采访的函件,向西藏自治区外事办公室提出申请办理进藏批准函。

三、外国记者前往西藏自治区非开放地区采访,应向西藏自治区外事办公室提出申请。由西藏自治区外事办公室按现行管理规定办理有关手续,并派专人陪同前往。


而且,这似乎也意味着,如果别的地方政府出台相关规定,该规定也能凌驾于国务院的条例之上。

刘建超对另外一个问题的回答,就更让我费解了。他在重申“外国记者赴西藏采访需要申请办理‘进藏批准函’”之后,又加了一句,

至于西藏之外的藏族聚居区,新条例同样适用。

恕我鲁钝,我实在没明白,外国记者采访其他省份的藏区,需不需要向当地外事办公室申请什么“批准”?

在我看来,流亡政府求之不得的“一国两制”和“大西藏”,似乎都在这位外交部发言人的口中实现了。寒!

http://david.pengfamily.net/?p=585#comment-9333

附:国安反对 温家宝签署外国记者采访条例

10月17日深夜,在奥运期间允许外国记者自由采访政策到期前的最后15分钟,中国总理温家宝签署了537法令,允许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报导拥有更大的自由。外界评论说,中国没有新闻自由,这种对外国记者采访的书面许可只是对国际社会的进一步欺骗。

国安反对 温家宝最后15分钟签字通过

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引用北京的消息写道:北京领导层中对延长这一规定的做法直到最后一刻都有争议。据说主要是国家安全部门要求对外国记者在中国旅行实行监控,防止他们到危机地区或西藏等冲突地区进行报导。直到为奥运制定的这一规定周五到期前最后15分钟,温家宝总理才签署了537法令,即《外国记者采访条例》。

南德意志报认为,即使按照现行规定,中国的新闻自由仍然十分有限,例如禁止外国记者前往西藏,记者住宿的旅店必须向警方报告的规定仍在全国实行。“(此举)改善了外国记者在中国进行新闻报导的法律基础,但它并没有改变实际状况,中共当局同时明显地加强了对外国记者的监视。外国记者对政治敏感问题进行采访之前,国家安全部门就开始更为严密地监听电话 ,威胁接受采访的中国人。”

外界还预测新规定明年将面临考验,因为2009年是天安门事件20周年,是1959年西藏起义和达赖喇嘛外逃印度50周年

李大同:中国新闻管理的内外有别

大陆知名媒体人、原中国青年报《冰点》主编李大同表示,中共依然实行的是“内外有别”的新闻管理。此前他预测中共将延长此规定,因为“奥运期间的暂时规定,与其说是中共政府的主动行为,不如说是被迫的——在国际舆论和历史潮流的压迫下。一年以来,中共政府也看到开放一些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相反,这使得外国新闻机构对中国有了更多和更为客观的报导,效果不错。即使从保持良好的国际形象的功利目的出发,这种开放做法也将会持续下去,甚至还有可能力度更大一点。”

上次奥运规定是外交部颁布的,而这次是由国务院总理签发生效,对中国各级政府更有法定约束力。但李大同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媒体也将享有更大的自由,因为这与这与中国媒体的处境毫无关系。

大陆没有自由采访

李大同例举了近来发生的大陆新闻管制案例。如今年7月11日,在内蒙古注册的《财经时报》发出一篇报导《农行常德分行46亿巨额不良资产剥离真相》,揭露了农行贪官的违法乱纪行为。然而该报却受到了"停刊整顿三个月"的处理。内蒙古新闻出版局下达了停刊理由是,该报违反了“媒体不得异地监督、新闻采访需履行正规采访手续、重大、敏感新闻稿件刊登前需与被报导方进一步核实、交换意见”等新闻宣传纪律。

李大同指出,如今中宣部实行的新闻宣传纪律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完全是一套上不了台面的潜规则,供官员们根据对自己损害大小来随心所欲地玩弄。多少年来中国的贪官异地审判已经成为惯例,为什么媒体不能异地监督呢?没有其他地方的报导,河北石家庄的媒体敢报导毒奶粉吗?汶川地震时,温家宝在废墟边上接受记者采访时,有没有问过这些记者是否有“正规采访手续”?新华社记者在报导陈良宇案件时,与他本人交换过意见吗?

李大同称“做人还要讲个表里如一,政府对新闻采访又岂能中外有别?真正良好的国际形象不在于你对外国媒体如何,而在于你对本国的媒体是否做到了自由开放,是否满足了中国民众的知情权。”“这些刻意让人民闭目塞听的‘宣传纪律’早就应该扔到垃圾堆里去了!”(阿波罗新闻网2008-10-22讯)

2008年10月22日星期三

Tibetan人像(图像与故事)



Jigme and Sonam
ages 8 and 18 months
Changtang, Himalayan Highlands
selectively toned silver gelatin print
23 x 27 inches

晋美和索朗
八岁与十八个月大
羌塘,喜玛拉雅高原
(精选银盐相纸)
23 x 27英吋

晋美与索朗是姐妹,她们的游牧家庭,才刚刚从喜玛拉雅高地下山,来到他们在羌塘草原的冬日营地,约海拔一万六千五百英呎的高度。我给了晋美一张她自己的快照,她看了照片,尖叫了一声,然后跑回营帐里去了。这一定是她第一次看见她自己,因为她家没有镜子。



Tenzin Gyatso
age 59, India
selectively toned silver gelatin print
23 x 27 inches

丹增嘉措
五十九岁,印度
(精选银盐相纸)
23 x 27英吋

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他在两岁的时候被发现,指认为菩萨的转世。四岁时,他变成第十四世的达赖喇嘛,年少时代,他面临他的国家被入侵的动荡政局。八年后,他被迫逃离到邻国印度,也是他现在居住的地方。我们跟为了拍这张照片,跟他约在他的住所的屋顶,一个下午时分。当他走近我们的时候,我很紧张地伸出手来迎接他。他却避开了我的手,把他的手指伸进我的肋骨,他一面发出了他有名的笑声,一面搔我的痒。



Yama
age 8
selectively toned silver gelatin print
23 x 27 inches

雅玛
八岁
(精选银盐相纸)
23 x 27英吋

雅玛跟她的父母与三个姐妹,从康区来大昭寺进行六个星期的朝圣之旅。「雅玛在路上帮忙背我们十个月大的女儿,」她的妈妈说。「我们很早就注意到她生来就用想要帮助他人的精神。」



Namgyal and Thuman
ages 13 and 16, India
selectively toned silver gelatin print
23 x 27 inches

朗杰与图曼
十三岁与十六岁,印度
(精选银盐相纸)
23 x 27英吋

虽然图曼与朗杰本来住在寺院里,他们的父母亲觉得,他们假如离开西藏的话,反而可以得到较好的教育,保持更多的藏文化。每年有数百位儿童跟自己的父母亲说再见,不知道是否会再看到他们。他们被偷渡出西藏,穿越喜玛拉雅山,进入印度。



Samdu
age 11
selectively toned silver gelatin print
23 x 27 inches

桑珠
11岁
(精选银盐相纸)
23 x 27英吋

桑珠五岁时罹患了一种让她不良于行的疾病,叫做“大骨症”。虽然她尽她一切的努力,照顾田里的油菜,她还是得由朋友背着她才能去任何地方。这种好像关节炎的病,只有孩子才会得,却是一出了她的村子,就没有人知道的一种疾病。



Dolma
age 38
selectively toned silver gelatin print
23 x 27 inches

卓玛
三十八岁
(精选银盐相纸)
23 x 27英吋

卓玛从来没有近距离地看过西方人。她会伸出手碰我的肩膀,然后很快把她的手臂缩回chuba 然后笑了。当她是小女孩时,她的家人听说他们要被强迫迁移,住到公社里,于是家人带着她一起穿越西藏-印度的国界。



Pusang and Dundup
ages 64 and 32
selectively toned silver gelatin print
23 x 27 inches

普桑与顿珠
六十四岁与三十二岁
(精选银盐相纸)
23 x 27英吋

普桑与顿珠是父子。我来到他们所居住的一万七千英尺营区时,是非常寒冷、风大的十二月。他们才刚刚结束杀完两头牦牛作为冬日的粮食,并且结束了祈祷仪式。每样东西都很原始,让我想起,两百年前,北美草原的原住民也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Palden
age 62, Dharamsala
selectively toned silver gelatin print
23 x 27 inches

班旦
六十二岁,达兰萨拉
(精选银盐相纸)
23 x 27英吋

班旦于1959年在他的寺院里被逮捕,接下来坐了二十四年的牢,在里面,他常常被折磨。一次被打时,他失去了二十颗牙齿。他想办法在1987年逃离西藏,来到达兰萨拉。他告诉我:“我对看守我的狱卒已经不再有怒气了。然而我觉得我有责任让外在的世界知道西藏内部的情形。”

【注:事实上,喇嘛班旦加措坐牢三十三年。】



Botok and Tsangpa
ages 76 and 78, Ladakh, India
selectively toned silver gelatin print
23 x 27 inches

巴多与仓巴
七十六岁,七十八岁,印度拉达克
(精选银盐相纸)
23 x 27英吋

巴多与仓巴在1962年被共产党定义为富农,因为他们拥有大约一千头绵羊与山羊。被威胁要坐牢,他们带着三个女儿与仓巴的另一个丈夫,越过国界,进入印度的拉达克地区。他们告诉我,西藏妇女拥有超过一个老公并非不寻常。



Dawa
age 15, Drigung Valley, Tibet
selectively toned silver gelatin print
23 x 27 inches

达瓦
十五岁,直贡山谷,西藏
(精选银盐相纸)
23 x 27英吋

达瓦目前是个学生,也是一个青棵农夫最年长的儿子。虽然他负责看管家中的山羊,他却把大部份的自由时间都拿来读书,特别是任何以藏文写成的作品。他很骄傲地给我看一本已经多处磨损的英藏字汇册子,是一个西方旅人两年前给他的。


摄影、图说/Diane Farris Gallery, 1997
译文/台湾悬钩子
http://www.dianefarrisgallery.com/artist/borges/ex97/index.html

2008年10月21日星期二

另一个化身



刚才和Sushan说起我新写的文章,其中有对Losang Gyatso la过去绘画的感受——“多么美,多么美,/说不出来的美,/想像不到的美,/我的过去,/我们的过去,/没有用的过去,真美,真美,真美啊,/拿什么可以换回那样的美?”——Sushan问我是在哪首诗中,我差点想不起来,因为久远了,是在多年前写的那首长诗中……贴在这里,赠与Susan。图为Losang Gyatso la的画:红牦牛,蓝骏马……


唯色:另一个化身

第一章

我二十五岁的冬天,如果是在西藏最干净的湖畔,初升的太阳之中,为什么不可能看见这支被死亡追赶的家族?

“邻国的王子啊,我怎样转世为一件礼物,譬如那表达易逝之美的骨笛?”微微摇晃的水面上,这最幼小的一个唱得多么哀婉,却不妥协!

第二章

现在啊,现在
无比沉醉的过程
一朵玫瑰也放不开
一个不漏的网,一样黑的鸦
一声尖叫,一阵细细的咀嚼
是否来自遍地豺狼?

你这辫子垂地的异族
闺中的女儿
青黄不接的什么
哪一天被弃于竹篮
随波逐流
双眼几乎失明

外表谦虚
内心有惊慌
仿佛夜夜笙歌,千金一掷
才能在闪烁的珠光
和洋溢的宝气中
穿过筵席渐散的门户

甘霖降过
末日将至
仍然为虚构的良辰美景
四面楚歌的现实
放不下
空虚啊,多么空虚

所以素袍翻飞
将祖传的吉祥符早早扔了
嘴唇干裂
臂下夹着经书
哪里的口音依稀尚存
你这小小的异类分子

哦来吧,来吧,围一个圆圈
趁黄金也买不到的嗓门还未衰微
讲一讲那过去的故事

(——狂风已经大作
美酒已经酿好
我除了讴歌现在
就剩下可怕的遗忘)

啊,那俯拾皆是的忘忧之果
吃到何时才算个够
怎样的卷卷长舌
又经得起在此品尝?
煎熬中的女子,你不能活
也不能死

你仅仅任凭先前的王国
像一盏灯被失手打翻
先前另外的贵族
是一个个陪葬的珍宝
翻云覆雨之间
你已经面目全非

你既不曾在手足当中
找得到一个康复了的
也没有一把好刀
过关斩将,杀向晚年
抑或逆流而上
将蒙尘的脸清洗几次

前面烈士如云
后面是“火热的禽兽
低级事物的荫凉”
你唯有什么可以坚持
它阵阵的轰鸣把梦留住
把目的藏在群众之中

比如这曾经屈就于声色的
歌手,在突然衰老之前
跳下被迅捷而深含敌意的
动作挡住的坐骑
边走边唱:
“那倒下去的愿望是什么?”

哦来吧,来吧,围一个圆圈
趁黄金也买不到的嗓门还未衰微
讲一讲那过去的故事

(——狂风已经大作
美酒已经酿好
我除了讴歌现在
就剩下可怕的遗忘)

一朵有意义的云彩
要靠幻想去获得
一个游子的才华
要在恋人的肺腑间被润色
一堆堆骨头犹豫,被剔净
从四面八方潜入庄园

但在大量的歌唱之余
眠花宿柳算得了什么!
“让我们奋力痛饮
这喷涌的源泉吧
直到尘土咆哮
肉体消失!”

而被击中的
又默默追随的女子
在这异常的、漂亮的
催人泪下的阴影里
丧失一遍!
天生适应无数遍!

并奔向每一个异乡
凝视水中的自己
啊不一样,显然不一样了
一种高贵的形状
在前额出现
一场大乱弥漫内心

由于这样的认识
你很惊讶,再也不能生活下去!
变成了谁跟前劝不住的
祈祷者,祈祷的人里面
没有一个像你这么弱小
感受又是这么深刻

哦来吧,来吧,围一个圆圈
趁黄金也买不到的嗓门还未衰微
讲一讲那过去的故事

(——狂风已经大作
美酒已经酿好
我除了讴歌现在
就剩下可怕的遗忘)

第三章

过去,啊过去多么美
多么美,多么美
说不出来的美
想象不到的美
我的过去
我们的过去
没有用的过去
真美,真美,真美啊
拿什么可以换回这样的美
这样的美……

1991-11,拉萨

朱瑞:《白皮书》和一段故事



图为1990年代初,有西方人在博(藏地)旅行时,在一座寺院里,见到一个博巴(藏人)孩子,他戴着像是军警的帽子,双手捧着尊者嘉瓦仁波切年轻时的法像。


《白皮书》和一段故事

文/朱瑞

看完《白皮书》,竟一时无语。应该说,那些方块字中散布出来的,泼妇般的飞扬跋扈,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这时,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重读《流亡中的自在》,从尊者达赖喇嘛即使是对苦难的叙述中,感受着一种和平和宁静。

说起来,这本书,来之不易。是一位僧人,首先和我提到了这本书。他说,“你能帮我买到《流亡中的自在》吗?”我先是吃了一惊,继而说,“在这一点上,汉人和藏人的处境相似,很多好书,尤其是那些让思想和精神更为活跃的好书,是读不到的。”

万没有想到,我居然得到了这本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竟来自一位中国政府的官员。

我与这位官员相识于拉萨。那时,他被几个想拍电影的高干子弟簇拥着,在一个对我来说,避之唯恐不及的党政机关大院里,我们见面了。他们想拍寺院。可能觉得西藏的寺院好看,会逗引一批猎奇的观众,能赚个好价钱。就是这样一个平庸的目的,这几个背景不算太平常的人也担心此片会在审查时受到扣压。只要和西藏文化有联系,不管什么,是不那么容易放行的,除了垃圾。我自己就有过一次经历。我的中篇小说《觉莫》(后改名为《苍古寺阿尼》),寄到《收获》时,很快地,收到了编辑来信,被说成是很好的小好说,只要改一个细节就可以了。接下来,我按照编辑说的,改了那个细节。不久,那位编辑就把定稿寄来了。再不久,我又收到了那位编辑的来信:

朱瑞老师:您好!
您的来信收到,谢谢您的鼓励和信任。
很不好意思,又要麻烦您。我们领导说《觉莫》写得好像是真人真事,涉及到上层人物,在这方面会不会有问题?小说用的是真名还是虚构的名字?谢谢。
此致
敬礼!
***谨书


后来,《收获》给我的退稿理由是,“在请教一些有名的西藏专家中,得到了否定的答复。”也许仅仅是托辞,不过,仍然折射出中国宣传机构对西藏题材的讳莫如深。中国对西藏文化的保护目的,显而易见,不过是让西藏渐渐地消失于人们的视野。今年三月抗暴发生后,许多中国人表现出的对西藏一无所知和畸形的认识,就是中国对西藏文化的保护后果之一。

话再说回来。那位官员那天出现的意义,似乎是可以帮助将要开拍的片子,顺利地通过审查。那天他是最受尊敬的人。而我的任务是陪他们参观哲蚌寺。

已记不清我是怎样介绍哲蚌寺的了。只记得,我们一起吃了丰盛的晚饭。他的座位挨着我,分别时,他把别人献给他的哈达,献给了我。并说,从我对哲蚌寺的介绍里,他看到了真实西藏的一部分。

第二次见到他,还是在拉萨。那时,我住在唯色的家里,他就到唯色的家里看望我。我们相对而坐,他成熟而清爽的面容,微微发红。他说,他刚刚喝过一点酒,不喝不行,大家都在喝,趁大家醉成一团的时候,他出来了,“和那些人在一起,是看不到真的西藏的,”他说。而他这次是奉命来了解西藏的某些情况的。他说,“从你这里了解西藏,可能更直接一些。”

“我是一个汉人,你应从藏人那里了解西藏,那才是直接的,比如唯色。”他就站起来,看了看唯色书架上的书,说,“请你把我的电话号码给她。”不过,那一次,我还是告诉了他一些在西藏随处可见的问题,比如拉鲁湿地的严重破坏,林芝一带树木的大肆砍伐,对宗教节日的限制,以热地为首的利益集团是如何腐败和奢华等等。他听得仔细,我也很受鼓舞,就说,我可以把这些问题严谨地写出来,希望能交到江泽民手里。他说,“你写吧。”就这样,我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到拉萨的许多部门进行调查、采访,以确保我的文字没有误差和任何感性的夸大。也许是我的记者证和汉人面孔,使我在调查中,没遇到太多的麻烦。可是,当我把稿子发给他时,他沉默了良久,也许他期等的不是这样的一篇稿子吧?也许他更知道所在政权的本质吧?但他终于说话了,“我试试交给统战部吧。”

至此,那篇稿子就没有音信了,有时连我自己都忘了。后来,我把那篇稿子给了唯色,也没有别的更深的想法,只是一种惯性。那时,我和唯色都经常把自己的稿子拿给彼此,相互评价,或好或坏。没想到,王力雄重视起来了,把它贴到了他自己的网站上。唯色也说,“你使我感到汗颜啊,朱瑞。”我笑了起来,说:“你真能自我检讨。”

又见到了那位官员。是在北京。他说,“我能为你做一点什么呢?”似乎自从那篇稿子没有下落以后,他一直想为我做一点什么。我说,“我想要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

“可以。”他的声音很轻,我甚至不敢相信他真的说了这句话。

后来,他出国考察,途经香港时,买了《喇嘛杀人》送给了我,这是台湾记者林照真写的一本纪实作品。我读过后,又打电话重申,我仍然想看那另外一本书。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理解你。”

当我最后一次离开拉萨,返回哈尔滨,途经北京时,他送给了我这本达赖喇嘛自传。他说,是前一段时间,亲自在香港买的。看着封面上尊者达赖喇嘛的照片,良久,他说,“和你一样,我十分敬重达赖喇嘛。”

但这本书,始终没有机会交给那位渴望一读达赖喇嘛自传的僧人。不过,在哈尔滨,我推荐给了我的朋友们。一时间,大家排起了长队,等着阅读。

“好书啊!无论在史学,文学和人类学上,都有着极大的价值。”

“原来,达赖喇嘛是样一个人啊,没想到,真的没想到啊。”

大家感叹着。其中的一位朋友,他是不太爱说话又对读书很挑剔的一位作家,因为某部作品被某位名导拍成了电影(那部作品,在我看来,远不如他的其他作品深厚),一时间,他成了名人,电话、采访应接不暇,他就东躲西藏起来,这样,他到了我的家,看见了《流亡中的自在》,二话没说,就捧走了。

“有什么感想?”还书的时候,我问。

他不吱声,一支又一支地抽烟。

“好书,”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好书,好书啊。”

那以后,他总是和我打听西藏的事,说,“其实,没有达赖喇嘛,西藏就不算是西藏。”还说,“唯色的作品是最有生命力的,其他的作家都是瞎扯。”说到这儿,他还亵渎了几个大红大紫的作家的名字。

他一定会理解,甚至是支持三月抗暴的。每一个对西藏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会同情西藏人的苦难。应该说,我并不惊讶于三月抗暴的发生。王力雄先生说出了一个真理:即三月抗暴是量变到质变的结果。我在唯色的博客上发表了我的《藏人为什么抗议》,就是当年我希望那位官员转给江泽民,而后没有任何下落的文章。不过,我略作了一点改动。

三月抗暴后的军管和新近的《白皮书》,都使我更加理解了那位官员。是的,中共不需要我的那篇调查报告,他们只想激化矛盾,掩盖真相,扼杀西藏文化,掠夺自然资源。否则的话,三月抗暴,就不会发生。

再次阅读达赖喇嘛自传时,对那位中共官员,充满了感怀。就给他打了电话,想听听他对三月抗暴和《白皮书》的真实想法。差不多有八年的时间了,我们从没有过任何联系。就拨了他从前的电话。仍然是他的声音。可是,他早已离开了那个官位,他说,天天说假话,简直是浪费生命。我们甚至没有谈到《白皮书》。突然感到,《白皮书》在我们之间,也像我的那篇报告在中共那里一样,不过是一张废纸。

他的辞职和新近发生的瓮安、杨佳事件,及《白皮书》的谎言,让人们对这个政权已没有任何幻想了。谁都不知道,一个懂得感激,充满了慈悲的民族,会被逼向哪里?

注:《白皮书》,即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08年9月发表的《西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白皮书。

2008年10月20日星期一

藏水中截——谈《西藏之水救中国》一书





从“西藏之水救中国 专页网”上下载的图片(下同)。

藏水中截——谈《西藏之水救中国》一书

文/根敦藏颇

读到《西藏之水救中国〉一书,大概藏水中截的路线是这样:

从西藏山南桑日县的雅鲁藏布江中游(雅鲁藏布江及其五大支流拉萨河、年楚河、尼洋河、帕隆藏布河、察隅河,进入印度和孟加拉国称为布拉马普特拉河或贾木纳河,与南亚第一大河、恒河汇合后在孟加拉湾流入印度洋)——夏里的那曲(怒江,源于西藏那曲安多县,亚洲南部大河,进入缅甸称为萨尔温江,注入印度洋的安达曼海)——昌都的杂曲( 即澜沧江,昌都是昂曲、扎曲、色曲、杂曲四河汇流处;下游称湄公河,东南亚第一生命之川,著名的国际河流,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东南亚五国注入南海)——玉树的治曲(由楚玛尔河、沱沱河、尕尔曲、布曲、当曲五河,汇合成一股于藏东康地结古,即青海省玉树县,藏语称治曲,在四川境内称之为金沙江,再到下游称之为长江,是世界第三大河流、中国第一大河,在上海注入(黄海)太平洋)——甘孜的雅格曲(雅砻江,发源于藏东康地,经巴颜喀拉山南麓,是长江宜宾市以上最大支流)——阿坝的嘉莫欧曲(大渡河,源于巴颜喀拉山南麓的班玛县、阿坝县和壤塘县,流经阿坝州和甘孜州,在乐山与岷江汇合。注:岷江是长江水量最大的支流。)——过海拔3441 米的分水岭,在贾曲后引西藏之水入玛曲(黄河,发源于西藏安多玛多县,即青海省果洛州玛多县,中国第二大河流,在山东注入太平洋的渤海)。

简而言之,也就是把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全部打通后,把水引到黄河里,直线距离1076公里,实际流程设计路线有 1239公里到6000公里不等,预计投资额为10,000 亿到2,250亿不等,至少要建30多座大型水库和大坝,240 公里的隧洞等等。

如果你读过《西藏之水救中国》会看到一大堆有关调水工程的“科学论证”,在我看来,这些自圆其说的内容,有不少是感情用事,缺乏客观公正的论述。书中自诩情结严重,自称其行为是比发现新大陆更伟大的功业,他们的报告里有很多不符合事实的了解,走马观花式的解读,误导性、片面的消息来源,以及理想化的个人臆测内容。如果中国盲目听从这伙狂人,几辆车,十几人几次考察的论断,将造成无法实施也无法收拾的局面。

具体来讲:《西藏之水救中国》这本书对中国读者和政府决策人员,报喜不报忧,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革命情结甚重,不利于科学发展观。例如:截流1700亿多立方米的水,相当于三条黄河的总流量,但对邻国的反应一无所知,从未征求过这片土地上的西藏人的意见,着就是公开的蔑视、侵害!

还有像利用青海咸水湖作为蓄水库都有很明显的片面报告。青海湖,藏语称措翁波(青海)或赤旭嘉莫,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湖面海拔3194米,周长约 365公里,面积4456平方公里,环湖周长360 多公里,是国内最大、世界第二大的内陆咸水湖,1991年被列入《湿地公约》的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是国际重要湿地之一。青海湖是高原湖区鸟群集中繁衍生息的重要场所,也是候鸟迁徙的中转基地,据统计,约有 189种约30万只鸟类在这里生存繁衍,如保护区内的泉湾是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的栖息、繁殖区,二级保护动物大天鹅的越冬地。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地区共有兽类 15科41种,占全省兽类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包括分布于青海湖周边沙地与草地生态交错地带的重点保护动物、世界濒危物种 -普氏原羚。另外,青海湖有鱼类8种,其中,湖内盛产的湟鱼 (青海裸鲤)更是驰名于世的稀有品种。报告对这些问题只字未提。

按报告所言,青海湖蓄水800亿立方米,运河截流后水面升高32 米,湖面扩展至6000平方公里,蓄水3000亿立方米,等于 6年黄河水的总流量。但这时候,鸟迁徙的两个湖心岛都被淹没,湿地也会被淹没。还有,青海湖的咸度为每升14克,既使截水储蓄了 3000亿立方米的水,仍然超出人所能饮用咸度的约4倍(每升1 克以下人能喝)。

在《西藏之水救中国》中讲,可能的方案之一是可能把昌都地区、甘孜县、炉霍县、壤塘县、阿坝县其中一些地方淹水建坝。书中还说:“阿坝县是个小县,县城只有 2000人,这里已开搬迁先河:阿坝藏族自治州政府早就搬到了马尔康。” 实际上阿坝县的人口是 6万余人,县城居民3.35万(99 年统计),流动人口外来打工人员也不下数千人。从这些小的细节看得出,这支考察队的“科学考察”所得的各种数据出入很大,务必需要进一步研究核实。

《西藏之水救中国》这本书还讲到一个西藏的官员接待他们的时候说了一句:“西藏人民欢迎你们的工作”,考察队员认为这位官员的话就是西藏人民对调水工程和考察的支持。还有,在考察到阿坝县麦尔马乡,问村民(西藏牧民)们:“‘淹没村子舍得不?’村民们说,只要水能进黄河,麦尔玛淹了也值!”当地水草丰美,调水只能毁了他们的一切。这一淹没不是几个县、几个乡的问题,而是一大片湿地草原,涉及成千上万牧民的土地征用、社会再分配的问题,以及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的问题。作者以上这些说辞都是一派胡言,有点儿小儿科的用意,无非想争取 “藏水中截”工程的正当性、合理性,然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是马虎不过去的。

王力雄说过一句话:“西藏之水救中国,谁来救西藏?”

西藏高原是亚洲水塔,现在西藏出现空前的水资源危机。由于全球气温的上升和滥采滥挖矿产资源,南部森林大面积砍伐,草场退化、沙化严重,鼠虫害猖獗;每年的春、夏、秋三季,大量内外人流涌入草场采挖虫草、贝母、大黄、青艽、雪莲,弄得草场满目疮痍、伤痕累累,形成大面积的黑土滩,大块大块的黑土裸露,导致人蓄牧草短缺,野生动物绝迹。

西藏高原独特的高原气候,空气稀薄,雨量稀少不均,脆弱生态容易破坏,却极难恢复。西藏高原很多江河干枯,河水萎缩,地下水位下降,如:曲麻莱县、玛多县都不得不因水迁城,水资源紧张成为高原藏人面临的新问题,西藏高原很多地方越来越像甘肃缺水地区了,牧民们都因为水源不足而不得不放弃游牧生活,甚至沦为乞丐。

西藏江河大多来自雪水冰山的融化,现在西藏高原的温室效应是内地的三倍,高原湖泊和雪山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水源枯竭已成为必然的趋势,如果再加上藏水汉调,藏区本地的水资源前景堪忧!

这个工程需要上马很多的水库、蓄水池、人工湖、大坝来提高水平面形成流势,修很多大渠道、开很多山垭口、凿很多隧洞,几乎是北穿横断山脉,投资巨大在所难免,大量的湿地和草场要被水淹没,在这些地方生活的藏人怎么办?牺牲环境的代价更是难以估算的,随之大量的移民安置,容易产生民族矛盾和社会动荡。也许过了十几年就没有水可调了,这就得不偿失了。

对西藏人而言,由于政权间的直接冲突和之后的政治运动造成西藏人民生灵涂炭,现在这类现象较为缓和的时期,“藏水中截”工程对西藏的生态和人文的破坏可导致灾难性的事实。

这些截流的大动作,将直接影响到西藏周边印度、孟加拉国、老挝、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等邻国。例如:孟加拉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人口为一亿四千多万,每年几乎夏季暴雨成灾,但是,并不是常年都这样洪灾频频,所以,如果雅鲁藏布江等大江大河被截留,会对这些以农工业为基础的邻国形成根本性的威胁。中国截流调水工程,计划实施引水至新疆地区、蒙古地区以及长江以北的广大高密度工业地区、农业灌溉区,需要的水量极大,汲洪济旱的季节性调水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的用水量。 如此,可能会引发南亚各国和东南亚国家的紧张关系,如果鲁莽行动,即有可能像石油一样,引发地区动荡。对水量水质等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可引发地区冲突,后果将难以预料。

注:藏水中截工程(即:藏水北调工程,大西线调水工程,朔天运河)。

附:

王力雄:西藏之水救中国,谁来救西藏?

2006年春,中共中央办公厅给中共政治局推荐的阅读书目中,一位中国军队作家写的《西藏之水救中国》列在第一。香港亚洲周刊透露,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总理温家宝都读了该书,温家宝还作了批示。

《西藏之水救中国》一书极力鼓吹的,是一个中国民间水利专家构想的“大西线调水工程”方案——从雅鲁藏布江的朔玛滩到天津之间开一条运河,把相当于四条黄河年流量的两千亿立方米的水从西藏引到中国西北、华北和东北。

这一工程的主体是在青藏高原。先在朔玛滩筑坝抬高水位,然后打隧洞引水到林芝工布江达的尼洋河,建水库回水至巴松湖,再打隧洞引水入易贡藏布,再筑坝建水库,回水沿霞曲上溯,再打隧洞引水到边坝进入怒江。在朔瓦巴筑怒江大坝提高水位,打隧洞至恩达,在昌都的澜沧江支流紫曲、昂曲和干流扎曲分别建连环水库,开隧洞引水到江达,入金沙江支流藏曲,导水入四川白玉赠曲,过分水岭到甘孜入雅砻江,再筑水库提高水位,引水入达曲,打隧洞到翁达,入大渡河的支流色曲和杜柯河,在两河口筑坝成库,再提水位,溯杜柯河过壤塘到南木达,入麻尔柯河。筑坝再提水位,回水到阿坝麦尔玛,过分水岭进贾曲,向北流入拉加峡的黄河大水库。

上面列出的引水线路,都是在藏区进行。即使不懂水利,也想象得出那么多筑坝、打洞和水库蓄水,会强烈地改变藏区地貌和生态,人民生活也不可能不受影响。暂且不说工程是否会带来所设想的效果,首先需要质疑之处,就是工程议论了十几年,国家正式考察,江泽民当政时亲自过问,现在胡、温也给予关注,全国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已有正式提案,118位将军和七百多位专家学者对此力挺,然而将受这一工程直接影响和冲击的藏人,却几乎没人听说过这个工程,更不要说被征求意见。

在考虑“西藏之水救中国”时,该不该问一下西藏人的意见呢?如果根本不在意西藏之水的主人——西藏人怎么想,那就不得不让人怀疑,救中国的代价会不会是牺牲西藏呢?而当西藏之水救了中国,谁又来救西藏?

2006-10-5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任何转载请注明。)

王力雄:“朔天运河”的“蝴蝶翅膀”

从雅鲁藏布江引水两千亿立方米到中国西北、华北和东北的“朔天运河”方案,正在中国热起来。虽然还没有正式立项,但是专制体制下的工程师治国,搞大工程的冲动不可遏制且无止境。正像有人说:有一天他们会把太阳劈成两半,白天用一个,晚上用一个。

鼓吹者的描绘可谓天花乱坠,“朔天运河”能给中国增加灌溉面积二亿亩,改造沙漠十亿亩,保证四百座缺水城市供水,为八千万人提供就业机会,使六千万人脱贫﹔还有防洪抗旱、改善生态环境、发电、航运、旅游、养殖、国防等功能,总之百利而无一害。

对水的好处不能孤立地看。譬如新疆气候有利于农作物,是因为山上下雪而农区干旱。山上积雪如同水库,天暖后随着气温升高,融雪分批而下,保证水的持续供应,而农区干旱正好保证充分日照,适于农作物生长,所以新疆的棉花、西红柿、瓜果等闻名世界。近年随全球气候变化,南疆有些农区变得多雨,导致棉花开桃期灌进雨水,棉花变黄,等级下降,玉米因为雨多影响授粉,瓜果也不甜,因此当地人并不认为雨多一定是好事。

自然生态是一个千万年形成的平衡系统,随意改变水的分布和路径,必然引起整个系统连锁反应,而一旦打破平衡,沿着因果关系的链条,蝴蝶翅膀的扇动都可能演变成大洋上的风暴,更不要说将整条大江改变方向,那代价可能要在漫长岁月里千百倍地偿付。三峡大坝蓄水后伴随重庆大旱,二者之间如果真有因果关系,“朔天运河”造成的问题就必定更大。

人类在自然面前应该保持面对不可知的谦卑。以人类的局限和浅陋,不可能了解自然的全部奥秘。因果互动的链条最终会通向哪里,需要漫长时间才能显现,而人的认识总是在开端看到近在眼前的好处,并为能捞到好处趾高气扬,不知道世上之事总是好坏并举,坏的一面往往隐蔽,晚得多才会从幕后走出索债。随着人类能力不断增长,眼前的好处可能捞得更多更大,代价则会潜伏得更加深远,需要未来进行的偿付悄然以指数规模增长,直至有一天,成为付不起的代价,显现在人类眼前。

2006-10-6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任何转载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