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者：Tenzin Dhonyoe
王力雄：藏中会谈还会继续吗
如果流亡西藏按照桑东仁波切所说，“改进和发展未来争取西藏自由的斗争方式”，将可能发生什么样的转变？
我猜测，虽然流亡藏人要求西藏独立的声音相当强烈，但不会很快发生如此激烈的转向。多数藏人仍然会尊重达赖喇嘛的态度，而且激烈转向不符合循序渐进的政治规律，时机也未成熟。
但如果十月份的藏中会谈仍然没有任何成果，达兰萨拉可能就会中止继续会谈。回顾历次会谈，从中受益的只有北京，达兰萨拉却一无所得。典型例子是北京奥运前的第七次会谈，法国总统萨科奇原本表示是否出席奥运开幕式取决于北京与达赖喇嘛的对话。而奥运前举行的第七次会谈，北京只是对达赖喇嘛的代表做了一番训话，达赖喇嘛代表评价是历次会谈中最艰难的一次，达赖喇嘛本人也对会谈未取得任何成果表示极度失望，这些信息虽然都被媒体报道，萨科奇却视而不见，只因为有了会谈的形式，就不再对北京表示异议，心安理得地出席了奥运开幕式。由此可以这样看，达兰萨拉要的是会谈结果，北京只要会谈的形式，因此没有结果的会谈对达兰萨拉没有意义，却总是可以被北京所用。
从2002年开始，北京用有这种有形式无结果的会谈拖延了六年时间。西藏被中国掌控，北京有拖的资本，达兰萨拉却没有。一方面西藏在中国统治下迅速变化，保存和拯救本土文化的时间已经不多；另一方面达赖喇嘛在走向老迈，每过一年寿命就少一年。而这正是北京的目的，它成功地使西藏少了六年时间。只不过这种成功的代价也很大，它熄灭了藏人的希望和信任，让藏人温和派失去空间，强硬派占据上风，今后北京面临的问题会更多。今年发生的西藏抗议，六年会谈没有成果也是引发原因之一。因此本质上，北京玩弄的拖延将成为“聪明反被聪明误”。
达兰萨拉曾经把最大希望寄托于中国政府的让步，因为那对藏人而言代价最小。北京洞悉达兰萨拉的这种心理，把希望始终吊在他们眼前，如同给拉磨的驴眼前吊上胡萝卜，即使驴子再奋力地追逐，胡萝卜始终在前面，追逐结果只是原地转圈拉磨，却无法把胡萝卜吃到嘴。现在，六年经历已经使藏人明白，要把握自己命运，必须走自己路，而不能再等候恩赐。
2008年9月，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任何转载请注明。）
岂止达兰萨拉这边，北京这边又何尝不是这样。解决问题最好的时机在80年代的胡耀邦时代，从此，覆水难收。为什么温和派，妥协派为什么总是失败？强硬派搞一段时间，还是会是温和派在出来谈判解决问题的，因为强硬派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类似于台湾，发射了导弹以后，回头来还是得谈判解决问题。
回复删除个人觉得，单纯停止谈判并不可取，应该先谈简单的，先谈能解决的，先谈容易的，先求同再存异。
要把握自己命运，必须走自己路，而不能再等候恩赐
回复删除最好终止会谈。没什么好谈的。
回复删除我非常有信心解放军叔叔们有能力保护祖国。
必须走自己的路，决不能再报任何的希望。
回复删除尊敬的王先生：
正如您所说：“达兰萨拉要的是会谈结果，北京只要会谈的形式，因此没有结果的会谈对达兰萨拉没有意义，却总是可以被北京所用”。
我认为如果达兰萨拉还要对北京报任何希望的话，只是无奈的表现，由于达赖喇嘛的仁慈心，对中国等待了50年，中国政府是欺负、藐视、没有诚心的“玩儿游戏”，而达赖喇嘛却年复一年的等待他们的诚意，这是“只有做贼人才会防贼”，达赖喇嘛对他们的信任、博爱、宽容和仁慈被中国政府认为是“无能”，再加上国际舆论对中国无济于事的，他们是有相当的手段来对付国际舆论（不外乎欺骗和谎言）比如1989年上千的风华正茂的大学生、热血青年被血洗北京天安门，当时国际舆论不是也相当吗？结果呢？还是以种种手段和“拉关系”，进入了“WTO”主办“鳌运会”吗？联合国负责任吗？所以再次希望与中国北京“见面”，那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不是什么对话，这是没有理智，不道德的流氓手段，而北京的多次“见面”，只是为了应付来自国际的舆论压力而已，所以达兰萨拉应该有一个比较自信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方案来解决西藏问题，必须走自己的路，决不能再报任何的希望。80％的中和派已经是满腔愤怒了，以后怎么办？这是中国政府和达兰萨拉双方都必须郑重考虑地大问题，特别是北京方面，要想有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来发展中国，这是首要的急需解决的大问题。
这里是转债：听众评论达赖喇嘛作用和西藏问题
回复删除2006/02/27
自由亚洲电台华盛顿报道，流亡海外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原定2月19号访问巴勒斯坦城市伯利恒，但由于中国政府向巴勒斯坦政府提出抗议而被迫取消了。达赖喇嘛的代表曾经数次与北京政府进行接触，但双方似乎至今还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几位听众对达赖喇嘛和西藏问题发表了看法。
当局经济上帮助精神上压制
辽宁的伍先生说，中国当局确实为西藏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帮助，但同时却在精神上对藏人进行压制。
他说：“根据我的了解，在藏人的心目中，达赖喇嘛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大家对他非常信赖。共产党在报刊和其他宣传工具上总是说它让藏人生活过得好。可是，它只是在物质上给藏人好的待遇，在精神上进行镇压。我希望中国政府不要对藏人进行镇压，也希望达赖喇嘛早日回国，对西藏的政局发挥好的作用。＂
达赖喇嘛威胁西藏稳定
湖北的王先生认为，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对西藏的稳定构成了威胁。他说：“西方人认为，西藏问题是挂在我们中国人脖子上的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如果没有达赖，如果没有海外那些流亡藏人，西藏会更加稳定一些。＂
达赖喇嘛获藏人爱戴
江苏的施先生说，尽管达赖喇嘛目前流亡海外，但他毕竟是藏人的宗教领袖，因此得到藏人的爱戴。
他说：“达赖喇嘛为什麽会受到藏族同胞的欢迎？他毕竟是藏族人民选出来的宗教领袖。我从报纸上看到，他放弃了多年来有关西藏独立的要求，希望共产党能给西藏真正的自由。＂
应让民众真正了解西藏问题
江苏的王先生认为，中国大陆的很多民众受中国官方媒体的影响，因此对西藏问题缺乏真正的了解。他说：“我认为，在西藏问题上，国内民众容易受到中共的误导，所以对西藏和达赖喇嘛了解得不多。我希望中国的广大民众通过美国之音这样的自由媒体了解真实情况，而不是听中共的一面之词。＂
内蒙的郭先生说，应当准许中国民众听到达赖喇嘛的声音，让他们自己来判断达赖喇嘛是否谋求西藏独立。他说：“现在达赖喇嘛并没有独立的意思。共产党的宣布把达赖喇嘛说成是一股独立势力，这是不对的。达赖喇嘛并不是要求独立，而是要求更民主、更自主，共产党的宣传和达赖喇嘛的思想是不一致的。西藏人民应当有自己的自由，应当尊重少数民族要求自主自治的想法。我认为，应该把达赖喇嘛的声音让中国人民、西藏人民听一听。
政府应公正对待达赖喇嘛
四川的简先生认为，达赖喇嘛对北京中央政府的态度是客观公正的希望中国政府也对达赖喇嘛采取同样的态度。
他说：“达赖喇嘛并不推行西藏独立，只是要求中国政府能够在政治制度上更民主一些。他还经常在国际上表示，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在经济方面发展得非常好，给西藏人民带来了一定的好处。＂
双方的诚意都只停留在口头上，实际上立场相差太远，没有交集，这样的谈判确实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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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删除维也纳教授谈文革与西藏问题
作者:魏格琳女士
2008/10/30 魏格琳女士（Birgit Suanne Weigelin-Schwiedrzik）是维也纳大学的现代汉学教授，同时也是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中心负责人以及国关学院的副院长，她专门从事对中国的文革时期的研究。在波恩“会晤中国＂（Meeting China）活动现场，在与德国之声记者的访谈中，她从现代性和文革的角度带给我们一个对中国问题以及当前热点-西藏问题的全新解读：
德国之声：存不存在中国的现代性？若存在的话，其特点是什麽？
魏格琳：当然存在，并且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的现代性是历史的产物和结果，中国的历史与其他国家相比，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因而，中国的现代性也应该有其自己的特点。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中国有另外一种现代性，因为，中国的现代性始终是世界现代性的一种类型，所以它与其他国家的现代性有共同的根源，但具体表现有别於其他国家的现代性。
德国之声：既然中国的现代性与其自身的历史密切相关，那麽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等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儒家思想与中国的现代性有什麽样的一种关系呢？
魏格琳：一方面，中国的儒家传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和社会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肯定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中国的现代性产生影响，所以应该肯定它对中国现代性的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是不是就可以说，中国现代性的特殊之处就在於它有儒家思想作为基础，我对此仍有怀疑，因为中国的现代性不仅仅是由儒家思想决定的。
德国之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应该怎样在构建自己现代性以及保存自身传统文化之间找到平衡点呢？
魏格琳：20世纪初，当时日本的知识分子曾对中国的精英界提出过激烈的批评，即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现代化的过程中是没有创造性的，但以前中国是东亚的中心，因而，日本的知识分子希望中国能够有创造性地来学习和模仿西方的现代性，但後来失望地发现，中国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在很多外国学者眼中，毛泽东思想似乎是这种创造性的产物，因为毛特别强调，他不可能把马克思的基本原理照搬套到中国社会上，而是要将它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但後来我们发现，虽然毛在革命的过程中能做到这一点，但新中国建立之後，他就没有找到一种有创造性的中国的社会主义，而主要是在模仿苏联。在1978年中国实施了改革开放之後，我们就更能够感到这一点，即中国的精英阶层要在中国搞改革，搞开放，但从结果来看，他们还是在中国的社会套用西方的模式，通过这种办法来对中国进行现代化，在我看来，这种道路迟早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一个国家要进行改革开放，要进行现代化，必须结合其历史中，传统中的精髓部分，才能最後取得成功。因而，我认为，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仍旧是上个世纪初日本人提出的问题，即你们能否创造性地来学习西方的现代性。
德国之声：您的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麽，您认为，在现代的中国社会中是否还能找到文革的痕迹呢？
魏格琳：文革给我国社会留下的痕迹非常明显，很多西方人不明白这点，他们认为，文革结束之後，好像中国人就采取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政策，而没有受到文革的影响，但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德国之声：文革在那些方面对中国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呢？
魏格琳：一方面，文革是社会主义理想的一种极端表现，文革的失败也宣告了这种理想的失败，也就是说，文革的这种结果引发了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理想的重新反思，而他们之所以在随後的1978年能接受改革开放政策，实则与这种对社会主义理想失败的反思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人们对文革还没有一个统一而完整的评价，因而，很多在文革中出现的社会矛盾，现在仍继续存在，而如果这些矛盾在当前中国的社会，在中国的现代性中还其一定作用的话，这对中国社会的稳定性无疑会产生消极影响。
德国之声：有哪些社会矛盾呢？
魏格琳：比如说，在文革中，中国人分成各种不同的派别来进行斗争，通过我自己对那些文革回忆录的研究，我发现，许多在当时相互敌对的人在现在依旧如此。当然，在现在的这个中国社会中，这种敌对情绪不可能直接就表现出来，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一旦出现这样的机会，还是会去报复对方的，这就会影响到社会的团结。而一旦出现较复杂的社会情况，这种内在的矛盾就会暴露出来。
德国之声：那前不久出现的西藏骚乱是因为内在矛盾的爆发吗？
魏格琳：我认为，当前出现的西藏问题也有其文革的根源，因为在文革中，许多知识青年都前往西藏这与今天汉人到西藏做生意的情形不同，因为文革时的青年是受国家，受党的命令到西藏，而现在，很多汉人纯粹是出於做生意赚钱的动机到了西藏，既然他们甘愿冒著风险到这麽一个偏僻的地区去投资的话，中国政府当然求之不得，於是就在税收政策上给予了他们不小的优惠，这样一来，汉人在西藏经商的竞争力肯定强于藏人，这也就导致了那些希望在现代化进程中受益的藏人，特别是藏人中的中产阶层对中共的极端不满，他们也是此次骚乱的策动源。对他们来说，既然文革时期国家派汉人入藏，那现在汉人入藏，并在经济收入上对藏人构成严重威胁，肯定也是国家有计划地指派的。当然，这种矛盾并非西藏问题的主要原因。
德国之声：那您能谈谈西藏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什麽吗？是因为中共民族政策的失败吗？
魏格琳：我觉得，在过去的几年，中国政府对西藏从各个角度都进行了援助，特别是从经济上作了很大的努力，使得现在西藏的经济状况大有改观，这是应该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要考虑现代性的问题。中国政府自己都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市场经济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但却忽视了在中国内部也存在著各种不同的情况，特别是除了汉族外还有那麽多的少数民族，那他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可能就与汉族不同。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在汉族适用的这种现代性模式简单地套用在藏人身上。现在藏人的反抗就与这种现代性有很密切的联系，一方面，藏人发现，他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能够得到很大的好处，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发现，在这一过程中自己失去了很多东西。而这种矛盾，中国人自己也经历过，应该知道是怎样回事，但也许他们忘记了，因而没法理解现在藏人对现代性的不同态度。
另外，在有关抵制奥运的问题上，魏格琳教授在3月31日接受奥地利《新闻报》采访时明确表示，现在西方这种观点，即通过抵制奥运来对中国施压让其改变自己的西藏政策，其实是一种愚见。因为，“这不会对藏人有丝毫帮助＂，只会令他们的境况更加恶化，因为他们会成为中国政府为西方人抵制奥运所找的“替罪羊＂。同时，她还指出，当前，中国的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若在中国出现这若干问题，无疑会给世界整个的经济格局带来可怕的後果，这也正是一些西方人对於抵制奥运一直踌躇难决的原因。
我个人认为，现在的根本问题不是中间道路的政治立场，而是关于如何从根本上如何去实践。我个人觉得流亡藏人，尤其是出生在流亡社区的新的一代藏人不是很了解中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对西藏的情况和藏人的处境也每有相对可观的认识。同样中国大陆的人民也对西藏并不是有很可观认识。是的，经济确实发展了，在中国，在西藏，但是问题根本是政治制度的进展和经济的发展很不符合。这不仅仅是西藏人和中国政府之间的问题， 也是中国人民和政府之间的问题。比如说宗教自由，在西藏是由相对的宗教自由，这也是一个进步，但是当爱国主义教育被带到纯属宗教的机构里，这是很难让人信服的。 我并不是说爱国不好。让一个耶稣教徒或者是伊斯兰教徒首先要相信党，我不知道这在中国怎么样，但在国外简直是无稽之谈。 人家会暴乱的。再说，西藏的发展，是，西藏确实在经济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普通的藏人到底得到多大的利益，这需要我们亲身体会才能发现的，我有很多举列，如果想知道我会贴出的。而不是一味地按照数字说话。然后是中国政府的宣传，很多地方总是喜欢比旧西藏和新西藏，50年前的西藏和现在的西藏，但是50年前的中国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文学大师鲁迅说过翻开中国的封建史，这是一个人吃人的历史。官方报道说50年前的西藏人均寿命不到35，暂不去考虑真实性，但是50年前的中国人均寿命也只是40， 也是官方的报道中提到的。还有很多要说，请允许它日向西在讨论。总之，这是这个政治体制的问题。需要大家慎重考虑到。流亡在外的藏人。
回复删除我并不觉得北京的策略在拖。北京当然也知道自己的困境，然而他自己认为自己没法让步，期望藏人让步。当然，实际情况是北京也许更满足现状一些，也更有能力使现状朝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
回复删除前几天王先生的帖子讲到了达赖喇嘛死后会发生的大规模动乱。北京对这种情况肯定也非常警惕，但是他也拿不出什么招来。
现在双方对谈判的论调都是很高的。双方都在高空喊话，我看这种喊话本身就毫无效果可言。我们还是来拿台海做例子，如果一天到晚就喊独还是统，那么就根本没法谈。而陈云林这次过去，事先就声明不谈政治，只谈经济。
汉藏谈判也需要象这样，先把一些目前解决不了的问题放在一边，低调地解决可以谈判解决的问题。如果专门凸显双方的差距，这种谈判，就是再谈10年，达赖喇嘛再年轻些，问题也解决不了。
我个人感觉，目前达赖喇嘛多少有点内外交困的意思，这也是所有想走中间道路的人必须经历的；左边说他太右，右边怨他太左。英国外交部的那篇书面声明很好地体会到了这一点。一方面，这篇声明继续对北京喊话，要求北京解决西藏的人权、宗教和文化发展问题；另一方面，英国首次指出，过往的英国政府观点不应被视为英国在“西藏独立”这个问题上有任何模糊之处，英国的观点一以惯之，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英国不支持“西藏独立”。英国还抛弃了（在某种程度上很睿智的）“宗主权”的提法，我个人认为，这对藏人内部要“西藏独立”的一派，是一个很大的警告。
楼上，下面这句话，早在去年就已经获悉，至于是谁说的，正是你不认为的那个说的：
回复删除“一个字，拖；拖死为止。但要拖得高明，拖得艺术。”
。我个人觉得流亡藏人，尤其是出生在流亡社区的新的一代藏人不是很了解中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对西藏的情况和藏人的处境也每有相对可观的认识。
回复删除－－－－－－－－－－－
如果你认为流亡藏人只是59年和60年代的那些人以及他们出生在国外的后代，那可是大错特错。59年以来，藏人从来没有停止流亡，乃至于西藏流亡社会里都有一个特定的词，称他们为”新来者“。这些人的家人都在西藏各地，他们与家人和朋友可以随时通过手机和email联系，对西藏各地的情况他们了如指掌。今年3月后，中国方面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阻挡手机通讯，尽管如此，还是无法完全隔绝。
我个人感觉西藏问题最后必须以自治来解决，就算是达赖喇嘛去世了以后。之所以必须这样，不是谁对谁的恩赐，也就是说西藏自治不是中国政府对藏人的恩赐，也不是藏人们对中国政府的恩赐，而是由西藏特殊的地缘政治，地理历史因素所决定的。也就是说，这个是由目前的客观因素所决定，当然双方有个开明的领导人，事情会好办些，但是这些领导人无法对这些个客观因素起决定性的作用。即使强硬派上台，其实就是多死几个人，于是最后还是得回到谈判桌前。
回复删除我完全赞成楼上所说的“个人觉得，单纯停止谈判并不可取，应该先谈简单的，先谈能解决的，先谈容易的，先求同再存异。”
回复删除停止谈判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问题。政府一边说西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设的有多么美，大家都在说双方要多沟通多了解，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 藏胞们欢迎到家乡看看...另一边却严厉控制签证。目前海外藏人不要说去西藏，就是去中国要比登天还难。
所以这次谈判首先要谈容易的，可以做到的。比如说签证的发放。不说给与藏胞像港澳同胞一般的优待，但要给起码的回家的权利。或者说政府要做到言行一致。
其实，“联邦制”是解决西藏，新疆，以及各省地方利益的最佳方式。缺少智慧的中国人非要死抱着古老僵化的“大一统”思想不放，最终每个人的利益都无法得到保障。
回复删除我认为，西藏的命运，取决于13亿汉人对你们的诉求的理解和同情，而不是西方人给中国政府压力。而且这么做只会起到相反的效果。
回复删除我在海外听过尊者讲法语和英语，据说德语讲的也不错。可是为什么他就是不会说汉语呢。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如果尊者能用汉语给我们这些海外华人传播西藏文化和佛教文化，我想凭他的人格魅力，一定会有不少信徒。
而这些海归，将来也有可能会任职政府，那么西藏人的命运就有可能得到改变。
希望唯色能将我的建议转告尊者和他的继承者，要注重汉藏交流，学好汉语比英语更重要。
达兰萨拉凭什么期望中央政府让步？真的没有迫使他人让步的底牌，对达赖喇嘛来说，这个谈判很难谈，其实也就是没法谈。真是期望有一天大家都心平气和，万事都能接受，每人都有决定自己要做什么的自由。那一天，你们藏人不愿意和汉人在一起，就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了，藏人可以自由自在地追随达赖喇嘛，全世界去弘扬佛法，汉人继续入世挣钱，大家两不相欠，都落个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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