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囊帕拉枪杀事件”三周年。重又贴出旧文《囊帕拉：雪红雪白》，献给被中国边防军警枪杀的17岁尼姑格桑南措、20岁农民昆桑南嘉，祈愿他们的来世重返故乡图伯特。
图为当时外国登山者所拍摄的军警枪杀格桑南措的现场。
囊帕拉：雪红雪白
唯色
1、
2006年“十一”之前，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布达拉宫和珠穆朗玛的模型，我与一个同族朋友特意去看。黄昏将至，游人不少，纷纷高举手机或数字相机，留下彷佛去过西藏的合影。微型化的布达拉宫和珠穆朗玛其实很难看，与同样微型化的三峡大坝以及五个肥硕的奥运福娃，被鲜花和绿树簇拥着，摆放在天安门广场的两边，构成迎“国庆”的盛世气象。这气象中暗含着国家权力的颐指气使，就像站在模型前背着手、拉着脸的警察，我一眼看穿，却又无奈，只好也合影一张，以示纪念。对了，还有一列满载花朵的假火车俯冲而来，这是这个国家最近取得的又一个辉煌成就，怎能不以如此咄咄的气势向世人炫耀？小贩及时地兜售着小面五星红旗，年轻人一手挥舞着它一手比划着“V”。
但是，9月30日上午，在西藏，在真实的而不是模型景观的珠穆朗玛（确切地说，是在紧挨着珠穆朗玛的另一座山峰卓奥友与尼泊尔交界的山口——囊帕拉，又译为“朗喀巴”），中国边防军警的枪声击碎了冰雪世界的宁静。
在枪声中，75个正在翻越囊帕拉山口逃往尼泊尔的西藏平民，一人当场身亡；一人倒下，最终丧生。在枪声后，一些人被抓捕，一些人不知去向，一些人后来逃到了目的地——流亡藏人的中心：印度西北部的达兰萨拉。这就是献给业已主权在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日礼物吗？而囊帕拉，只是在茫茫喜马拉雅群山中延绵起伏的无数山口之一，从此使珠穆朗玛如雷贯耳的名声失去了地理学的意义，当然，这只是对于这个世界上相当少数的人而言，太多太多的人包括举枪射击的军人，又怎会记得囊帕拉的雪红雪白？甚至根本就无所谓囊帕拉的雪红雪白！
2、
五天后才从网上获悉这次枪杀事件，是BBC的报导。几乎同时，网友山子从美国发来的E－mail也转告了此事。非常难过。一些记忆浮上心头，于是回信：
说到BBC的报导，只不过这次是被公开了而已。事实上边防军人打死的早就不止两个博巴（藏人）了。
几年前跟内地一电视台的摄制组去珠峰，路过定日边防检查站时，一个小军官用四川话得意地说，他这里就是逃跑藏族的鬼门关。
还见过一个年轻的康巴，不爱说话，是个蛇头，带过许多藏人坐车徒步到尼泊尔。当然他会从中收钱，据说一趟最多时收过数万，人越多收得越多。我认识的另一个年轻的康巴就从康到了拉萨，跟着他一起挣这个钱，但在一个夜里神色慌张地跑来找我，说是那个康巴蛇头把一车的博巴给出卖了，他们的车快到定日检查站时，按照计划都要下车绕道而过再上车，却发现中国的边防军已经拦在路中间，电筒光乱晃，一车人赶紧提前跳车逃跑，兵们开着枪冲过来，到底死伤人没有也不知道，反正他逃回了拉萨，然后在帕廓街头和车站一带看见车上一些逃脱的博巴一副找人的着急样子，他分析蛇头康巴骗了博巴们的钱，而博巴们是在寻找蛇头康巴和他，他们以为他俩连手骗了他们的钱，所以要报仇，而他不但一分钱没挣着，还差点丢了命，只能赶紧借钱买机票逃回康地老家……
山子很快回信，他的震惊使得多少见惯不惊的我开始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审视。这是旁观者的角度，却不是袖手旁观的那种人，而是因了一颗良心才会感同身受的那种人。有时候，身在其中的人们反而会被太多的类似的遭遇麻木了心智，或震慑住了，逐渐地习以为常。信中，他这样写到：
我才发现我有严重误解。因为我原本知道每年有数以百计、千计的博巴去印度朝圣、求学，在路上冻伤、截肢甚至死亡的故事——那是由于严酷的天气和稀薄空气。我以为，边防军睁一眼闭一眼，随他们去，让上路的西藏人听天由命，至少不会使用致命武器。想不到原来可以开枪。
我错了。中国又开枪了。中国军队又对着人民射击了。
“六四”的伤口，是一辈子不会痊愈的。我今天才知道，对于藏人，每一天都是“六四”。
的确如此，“对于藏人，每一天都是六四”。更要说明的是，对于许许多多普普通通从不知道“六四”的藏人，每一年都是西藏的“阿居阿古”（1959）。发生在1959年的事情，藏人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3、
在中国长大又在美国学习的山子不是藏人，却一直让我觉得就是真正的藏人。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他将英文报纸和网络上关于中国军警枪杀藏人的报导翻译成中文，用mail发送或贴在网上，还为此专门建立了一个博客，名字就是“雪红雪白”（http:／／my.opera.com／uponsnow／blog）。
正是这些翻译，让我惊讶地得知披露真相的人不只是逃亡藏人，更重要的证人是当时聚集在卓奥友先头大本营的各国登山者，他们耳闻目睹了这一切并拍摄了这一切。正如登山者在惊讶之中眼睁睁地看着中国的边防军警“像杀老鼠、杀兔子、杀狗”那样射杀藏人，我更惊讶的是射击者肆无忌惮的态度，难道就不在乎这些登山者将会在不久爆料，向全世界揭露他们的血腥暴行吗？
一位美国登山者从卓奥友发给国际登山人网站的电子邮件中写到：“目睹队伍在雪地上蜿蜒逃命，枪声四起，我们注意到两个人形仆倒。望远镜下就清楚了：两人倒下，没有再起来。”
一位英国登山队向导说，在先头大本营有多达60名登山者目睹了这一事件，“看到中国士兵非常靠近大本营，跪姿，瞄准藏人射击，一遍又一遍，而那些藏人完全是手无寸铁。”
罗马尼亚登山者 Alex Gavan 说：“他们是男人、女人和孩子，甚至没有象样的冬装。……他们看来被人告发后，遭中国军人冷血谋杀。这些就发生在许多登山队员面前。死去的人就被埋在冰川上，没有留下任何纪念标志。”
英国登山者 Steve Lawes说，“我们在开枪的中国士兵300码开外。……士兵们平端步枪，瞄准，向人群开火。……我们有一架望远镜，但是被士兵拿走了，后来他们用望远镜来观察尸体。”大约开火后半个小时，一队儿童10到12个，看上去6岁到10岁的样子，被三个手持冲锋步枪的士兵押到大本营。Lawes 说：“孩子们排成单行，离我大概6英尺。他们没有看到我们——他们不像一般这个年龄的孩子那样左顾右盼，他们吓坏了。那个时候，先头大本营已经布满士兵，基本上被他们接管了，空气令人恐怖。我们尽力不做任何事以免引发更多暴力。”
挪威登山者 Geir Lysfjord 说，当时他正在大本营吃早饭，亲眼目睹大约1000米开外，中国军人瞄准藏人后开枪，打倒了一人。之后，25名中国军人带着自动武器进入了大本营，气氛恐怖压抑。他们到处搜捕藏人，带走了11名孩子。
山子的翻译很快出现在海外的中文网站上，由此可以想象在中文网络激起的反应。这期间，我离开北京，开始了去西藏东部的旅行，在西藏传统地理上，那里称作“康”，是我的成长之地。一路上，我和山子尽量保持着网络联系，我希望更多地知道被我称为“囊帕拉事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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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到康，成都是中转站，于是在成都的一个喧哗的网吧，在埋头狂打游戏的半大少年、欢快地语音聊天或沉醉在枪战片、色情图像的年轻人的包围中，我打开“雪红雪白”上的视频，正是登山者在现场对中国军警枪杀藏人的影像记录。雪山。雪白。枪声刺耳。被枪杀的藏人的血，红得发黑。举枪射击的中国军警，果然那么肆无忌惮。我默默地流着泪，默默地感谢冒着风险记录这场屠杀的登山者。几天后，在康地的达折多（藏人对康定的称呼），在一个同样喧哗的网吧且几乎玩着同样的网络节目的藏汉年轻人中，我再次打开那个视频，再次看见了囊帕拉山口的雪红雪白。
除了将近3分钟的录像，还有数张很清晰的图片，年轻的边防军人无动于衷的脸与一群穿着单薄的孩子冻得青紫的脸形成强烈的对比。影像显然比文字更具震撼的力量。虽然这些拍摄者并不是专业的摄影师，他们的专业或者说专业之一本是登山，然而正是这些非专业的拍摄者在专业的登山运动中记录下了突如其来的人间悲剧，很难想象专业的摄影师会有如此难得的巧遇。天怜藏人啊，让藏人的惨死发生在一群来自各国的登山者的眼皮底下，于是举世皆知。这也实在是这个冷漠的世界应该正视藏人的苦难了，否则天理何在？尽管不知究竟是几个人所拍，也不知他们的名字、国籍和长相，但是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看见了，我们看见了，许多人都看见了。
在网吧里我反复地点击视频，看了一遍又一遍，泪水干了，每个镜头都留在了记忆之中。我甚至有了一种亦在现场的感觉，与这些登山者一起，目击在洁白的雪地上像两条细细的黑线似的生命随着刺耳的枪声倒下，变成两粒黑点，而其它移动着的细细的黑线突然飞快地移动起来，这是枪口余生的藏人在舍命逃亡，我亦在现场，我亦在逃亡，我亦是那粒黑点被士兵像拖条死狗一样拖着，在雪地上变成一条弯弯的黑线，我亦是那个躲藏在登山者的厕所帐篷里，向着救助自己的登山者双手合十的藏人惊惧万分。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目睹了这一幕。
反复回放的经验使我多少感觉慰藉。这一次，发生在囊帕拉山口的屠杀，确实被公众看见了。很偶然地，很意外地，很巧合地，先是被众多的国际登山者（这是多么重要的证人）看见了，然后被这个网络时代的我们看见了。如果没有网络，至少在旅行途中的我是不可能看见的。而且也因了网络，即使我在旅行的途中，在充满了烟味烟雾以及其它乱糟糟的气味和被网络刺激得尖声喊叫的少男少女的网吧中，也可以看到其它散布在各地的朋友把枪击视频的链接地址，通过E－mail发给我以及更多的人。这就是现代科技的力量，当现代科技如此服务于人的良心时，我对其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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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山子写到：“令我吃惊的是，在我得到的反馈中，汉人网友的震惊超过藏人朋友。这种对暴力的习惯，比暴力本身还可怕。”
是的。年轻的藏人学子们仍然风花雪月着，已不年轻的藏人精英们仍然无病呻吟着，时髦的话题如原生态、裸露、婚外恋、藏獒被热烈地议论著。转贴在藏人网站上关于囊帕拉的消息不断被删，不见反响，而一个上海女子去西藏旅游了一趟之后写的贴文却掀起轩然大波，许多藏人被她的评语“野蛮！肮脏！造物主对西藏有仇？”气得暴跳如雷。
同样，在康地旅行的路上，我见到了不少藏人，城镇的，乡村的，以及寺院的；男男女女，各行各业，受过多元教育的，不识一种文字的。可当我讲述发生在囊帕拉山口如狩猎般的枪杀，听到的叹息看到的悲愤并不太多。我可以对此解释这不是藏人反应不足，更多的是对暴力的恐惧；恐惧加上习惯，使得暴力成了家常便饭。但我也有犹豫，是不是这样的事件超出了很多人的生活范围，所以哪怕惨无人道，也很难放到心上？可是，比如山子，他不是藏人，他远在美国，按理说这事件更是远远地超出了他的生活范围，为什么他却痛彻肺腑，并且追问：
太多人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西藏、来看杀人事件。我在想，为什么不能从个人——人的角度来看看呢？一个士兵在雪地上，半跪下来，瞄准，射击。他这样做的时候在想什么？他看到了什么？难道没有看到对面有女人、有孩子，他射过去的金属东西，碰到人的肉体，是会痛的吗？是怎么样的心理活动使军人可以正当化自己的这种行为？
明明在囊帕拉，军人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威胁，人们避之唯恐不及，双方是猎人和猎物的关系。现在大家都知道捕杀藏羚羊不对，但这些士兵却可以说服自己，对根本就无助的人一一扣动扳机。我们完全可以不谈论政治，没有政治的干扰，不管什么政治观点的人，都不应该正当化这样的人，不应该如此彻底地败坏人之间的关系。
不过，类似的震惊和思考相信不会太多。甚而至于，包括藏人在内的沉默或者麻木招致了这样的反应：海外部分华人（不排除有些留言者可能发自国内）在网上不但破口大骂披露真相的各国登山者，诬蔑登山者拍摄的是“虚假的宣传录像”，是“种族主义录像”，“应该删除”，开枪的军人应该当时就没收“SB登山者的摄影器材”，还昧着良心叫喊：格桑南措该杀，中国做得对！
难道这些内心黑暗的人就是西藏人的兄弟姐妹吗？当西藏的艺术家们谄媚地唱着“藏族和汉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我们的名字叫中国”的时候，人家却冷冷地宣判：去你的，你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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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该杀的格桑南措就是录像中第一个随着枪声倒下的藏人。是一个尼姑，17岁。另一个也被枪击但当时生死未卜的藏人是农民，20岁，名叫昆桑南嘉。
格桑南措的身世很快就因同乡女伴的逃脱为人所知：家在藏北那曲的牧区，是6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儿；说是17岁，但很有可能是按藏人计算年龄多报一岁的习俗；说是尼姑，其实藏地的寺院屈从的是18岁才准入寺的政策，于是出家一年的她只好在家中呆着；逃亡的原因是为了去印度的西藏寺院学习，就像多卫康全藏地有许许多多农民和牧人的儿女渴望远行印度，主要的梦想：朝圣，学习，拜见达赖喇嘛。据报导，每年都有上千藏人不顾一切地翻越喜马拉雅山脉由尼泊尔抵达印度，其中约三分之一是儿童，他们随后被送到流亡藏人学校，如今有的已经获得高等学府的博士学位；还有许多僧尼，他们的目的是寻求比较完整的宗教教育，而在西藏，由于中国政府加诸所有寺院的种种限制无法获得正常学习佛法的可能。
倒在雪地里的格桑南措，是被中国军人一枪击毙，还是在冰冷的雪中流尽了鲜血才挣扎死去？我想象着她的痛苦，如同体验着她的痛苦，但我在这个进入冬季而变得寒冷的康地旅店蜷缩成一团，内心的挫败和不甘远远超过想象中的肉体之痛。那么多的逃亡者当中，被夺去生命的竟然是她：如果不出家就是含苞欲放的青春少女，如果出家就是有大段岁月要在修行中度过的清苦阿尼，于是这些身份：未成年，女性，宗教职业者，使得格桑南措成为一个命定的符号，成为西藏的象征；使得格桑南措以她的牺牲，在那些同样也成为象征——西方世界的象征——的各国登山者的目击下，向全世界展示了西藏的牺牲。
一次次观看枪击视频，有一种特别的经验愈来愈深化：我像是看见了我认识的许多同族友人，许多同族友人的亲人就在这被追捕、被枪杀的75个逃亡者当中。甚至可以说，被枪杀的格桑南措，其实就是我认识的许多同族友人，许多同族友人的亲人。甚至可以说，如果有一天，我也这样跟着许多藏人，走在只有登山者才敢于攀登的茫茫雪峰，我也很有可能会是死于非命的格桑南措。对于西藏人来说，格桑南措就是我们，我们都是格桑南措！当然，说出这样的话是容易的甚至多少有点矫情的。
7、
为什么，西藏人非得以这种“偷渡”的方式，置生死于不顾，翻越连绵起伏的喜马拉雅雪山，逃往远离故土的印度？
如果只是因为朝圣、探亲或学习，为什么不能通过办理护照的正常渠道，一路平安地走出边界？西藏人，难道不可以像中国的其它国民那样，带上身份证、照片和200元人民币，去驻地公安局办理护照的部门，理直气壮地申请护照吗？难道给国民发放出国旅行护照，不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吗？
可是，问题恰恰就是在藏地——四川、云南、青海和甘肃的藏地，尤其是在那个被叫做“西藏自治区”的地方，藏人办护照比登天还难。既然比登天还难，藏人就只好爬山涉水、风餐露宿地逃亡了，而逃亡中的饥寒交迫甚至流血舍命，也就成了经常发生的事情。相信谁都明白，如果并无登天之难，如果能够像中国的其它国民那样容易地办护照，藏人又何必如此自讨苦吃？
而逃亡者当中，最终保全性命抵达目的地的幸运者并不算多，比较多的藏人的命运正如我在康地寺院听一个僧人讲述的亲身经历：
“一直想去印度，见达赖喇嘛，听时轮法会，留在那边的寺院学习佛法，可是根本办不了护照。去年夏天，坐卡车到了拉萨，住在帕廓，到处打听去印度的门路。一个月后，别人介绍了一个可以带路的人，但要付带路费3000元。出发时才发现是跟57个人挤在一辆卡车上，藏巴康巴安多娃，有男有女还有好些小孩子，就这样朝着阿里的方向，坐了5天的车，走了7天的路，一路躲躲藏藏，晚上睡在山谷里。有一晚睡在阿里的那种连棵树都没有的山谷里，天亮了，却看见四周站满了端着枪的‘加玛米’（汉军人），连个藏身的洞都找不到。57个人就这么全都被抓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那个‘波’（老头）出卖了我们。他的羊皮袄破破烂烂的，他的腿一瘸一拐的，他从那个下午就不远不近地跟着我们了，我们还以为他是放牧的，结果‘玛米’（军人）抓我们的时候，竟发现他就藏在玛米的身后。”
更黑的黑幕还有。围绕着这些不得已“偷渡”的逃亡藏人，从他们启程的那一刻起，无论他们最终是否抵达目的地，无论他们是否半途被抓住，而后投入监狱，而后释放回家，所有的过程、所有的环节都布满了一张张贪婪的血盆大口，朝着每一个踏上逃亡之路的藏人张开着。除了蛇头的嘴巴、司机的嘴巴、把逃亡者出卖给边防军人的农民或牧人的嘴巴，还有边防军人的嘴巴、家乡公安的嘴巴、牢中狱卒的嘴巴，还有另一个国家的蛇头、警察和告密者的嘴巴……太多太多了，逃亡藏人们即使逃过了狠命的追踪和夺命的子弹，也躲不过包括抵达尼泊尔之后的层层盘剥和敲诈，至少光是金钱就要损失好几千甚至更多。
康地的这位僧人就这样失去了自己的4000元：3000元原本是付给带路的蛇头的（翻越囊帕拉的逃亡者需付的带路费高达5000元），结果被抓捕他们的武警阿里边防支队从拉萨的蛇头家中没收；1000元是付给老家的公安人员的，当他们被遣送回各自老家时，老家的公安负责领送，其中的开销竟要他们买单。对于一个贫穷的僧人来说，4000元是一个天文数字，他积攒了多年却在逃往梦想的路上被一抢而光。他当然非常心疼，但他更念念不忘的不是这4000元，而是那个出卖他们的阿里老牧人：“‘贡觉松’（向三宝发誓），原来是他把我们出卖给了玛米。后来在监狱里听说逃亡的沿途有些老百姓跟玛米做生意，只要出卖一个就可以从玛米那里领钱，出卖得越多给得越多。这个波，不知道他吃了多少钱，他就这样把跟自己一样的博巴给出卖了。”
被抓捕的藏人都会关押在位于日喀则市的扎西监狱。这个监狱的名字实在太荒诞了，因为“扎西”是藏语“吉祥”的意思。这到底对于哪些人意味着“吉祥”呢？是那些因为无法办得了护照而只好逃亡却不幸被捕、被囚的一批批藏人吗？据说这个“吉祥”监狱可容纳500名囚犯，全是逃亡藏人。由于被关押的藏人太多了，一年中有四次要释放一批人数，为的是给新被抓获的藏人腾出地方。在这个“吉祥”监狱，没有律师，没有审判，只有一旦被捕就只能默默地、沉重地服刑，通常是体力劳动，就在监狱周边的地里劳动，非常差的伙食，非常多的虐待，于是有的人自杀了，有的人疯了。在“吉祥”监狱里被关押了4个月的康地僧人说，“那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时光，我现在还会在噩梦中常常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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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真实境况，毫不夸张地符合苏姗．桑塔格的这句话:“战争是常态，和平才是例外”。这世上，有的战争是那种枪声大作、流血丧命的战争，正如囊帕拉山口的枪击事件；有的战争，是那种在拉萨的帕廓街头刚刚举起手臂，放开喉咙，还来不及完整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就被扑上来的秘密警察死死抓住，丢入牢狱遭受酷刑的战争。就在旅行途中，我接到朋友的短讯，告诉我就在这几天，在拉萨的帕廓街头，一位僧人因为呼喊反对奥运、要求自由的口号而被逮捕。
这些战争都是单方面的战争，是赤裸裸的强权镇压弱势的战争，双方的力量根本不成模拟。尤其是发生在囊帕拉山口的战争，对方是毫无反抗能力的逃亡者，结果在逃亡中背部中弹。没有一个人是迎面中弹的，无论死者还是伤者。那么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呢？没有反击的，没有响应的，惟有在逃跑中除了祈祷只能任其屠杀的战争，这是世上最不公平的战争。
而在中国边防军的眼中，根本就没有把逃亡藏人当作人来看。在他们的眼中，这些逃亡藏人其实就跟老鼠、兔子、狗或者你能想到的任何一种低人一等的动物一样，那么向他们开枪，“就像杀老鼠、杀兔子、杀狗”一样，有着狩猎者在狩猎场上狩猎各种猎物的乐趣，当猎物们在连续发射的枪声中夺命而逃，开枪的士兵叫嚷着“他妈的”，如同在争先恐后地狩猎。甚而至于，西藏人恐怕连这些动物都不如，我曾经见过的那个武警小军官，就把逃离自己家乡的藏人看成是送死的鬼。
可是中国政府在面对世界谴责时，竟在最初撒谎说这些逃亡藏人是走私者——这世上难道有这样的“走私者”吗？在路上躲躲藏藏地走了17天，连充饥的糌粑都余剩无几，究竟会有什么东西可以“走私”？而真正的走私者，那些出没于边境在线，运输和贩卖野生动物毛皮的走私者，边防军人又抓捕了几个？——后来又撒谎说逃亡藏人们攻击了边防军，而边防军是出于自卫才开枪……这就是中国政府对“囊帕拉事件”的处理方式，不是把枪杀逃亡藏人当作犯罪来掩盖，而是理直气壮地宣称枪杀逃亡藏人不是罪。无耻啊！其无耻不但在于这一谎言本身，更在于这是一个扮演着法律化身的政府所为。
西藏当局的最高当权者还在最近的党员大会上宣称西藏的“军警民联防体系日益巩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和边防建设收效明显，反恐工作机制得到完善”，这等于是将中国边防军枪杀藏人的血腥事件狡猾地列入反恐大业之中，等于是在向世界宣布，中国政府还要继续严厉地打击在西藏边境出现的“恐怖分子”活动。而这也就是说，中国的边防军人如武警西藏总队派驻日喀则、阿里、山南、林芝等地的武警军人，还可以肆无忌惮地屠杀逃亡藏人，还可以在哪怕全世界人都排队前来观看的现场，肆无忌惮地屠杀逃亡藏人，其堂而皇之的理由就是：逃亡藏人都是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这个词确实已被这个国家的权力者使用得炉火纯青、得心应手了。只要谁敢针对这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发出批评的声音，权力者就会把矛头完全不顾事实地转移到“恐怖分子”的话题上来，而且说谁是“恐怖分子”谁就是“恐怖分子”。西藏人真的是该死了。如果世人非得说西藏人也是人，不该“像杀老鼠、杀兔子、杀狗”一样被枪杀，那好，我们就说17岁的女尼格桑南措是恐怖分子，20岁的农民昆桑南嘉是恐怖分子，75个包括了一群幼年孩童的逃亡藏人全都是恐怖分子！这就是强权中国的逻辑，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谁又能奈他几何？
至于在现场的那些登山者以及通过视频观看现场的世界各地的观众，目睹中国军人毫不在乎地向逃亡藏人开枪、毫不在乎地抓捕幼年孩童、毫不在乎地把格桑南措的尸身抛入冰川，颇为困惑地发问：他们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自信和勇气，来鼓动他们毫无顾忌地进行如此可怕的兽行？他们哪里来的自信和勇气，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合理的、合法的而没有任何不安？但这样的思忖，实在是把他们给美化了，给正常化了，给非法西斯化了。身为镇压机器的他们何尝需要考虑合理或合法？他们的自信和勇气又何尝与合理、合法有关？何况如今的中国自以为已经强盛到了不需要向世界掩饰诸如此类的残暴行径，你爱看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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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们不在乎我们在看”，目瞪口呆的登山者说。所以“这个世界假装看不见”，山子愤怒地批评。
看来这个世界是欺软怕恶的。——“他们决定袖手旁观。他们不是告诉中国领导人必须停止屠杀无辜的人民，而是决定和这些领导人觥筹交错、握手言欢，还送上奥运圣火，换取中国的订单、货物、贸易利益，然后一转身，他们向达赖喇嘛奉上祝福、敬意和金牌，一个还不够，一次次送，并称赞西藏人对和平与慈悲的坚守不渝。”
山子的话很残酷。我从看到这些话起，就不愿再看见。可是从9月30日到今天，整整两个月了，这期间，北京大张旗鼓地宴请非洲各国的首脑，其中一个成绩就是让吃了嘴软的那些首脑们无视中国人权的黑暗；这期间，中国的最高首脑声势浩大地去了印度，为的是巩固中国和印度的经济体关系。而这几年，为了寻求“西藏问题”的出路而努力营造藏汉对话的良好环境，西藏流亡政府一直要求印度以及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取消任何反对中国的抗议和示威活动，期望以善意、温和的方式得到比较乐观的响应，但事与愿违，形势却越来越恶化，中共在西藏的当权者号召要与达赖喇嘛进行“殊死斗争”，境内藏人的生存空间愈发遭到钳制，当9月30日响彻囊帕拉山口的枪声传到世界，流亡藏人的悲愤席卷了达兰萨拉和其它藏人小区，但也只是席卷了这几个地方，连新德里和孟买都只能在外围波及，因为印度政府不允许让胡不爽。一位年轻藏人绝望得甚至点火自焚，但也没有感化这个世界的硬心肠。
连印度的知识分子也看不下去了。一位历史学者叹道：“说起来令人难过，但是事实是，藏人人少、无足轻重，他们的事业注定失败。印度人民仍然认为藏人的抗争是正义的，但是现在印中关系紧密了，西藏的事业必将受损”。一位印度作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意味着“为了贸易，人权只得让路”。
没有几个人关心西藏的。没有几个人。这个世界，本质上就是这么残酷，永远都是赢家通吃。
西藏人自己的谚语说得好：汉人毁于多疑，藏人毁于希望。许许多多藏人都爱把这个谚语挂在嘴边，自嘲着说，无奈着说，绝望地说，没心没肺地说。但也只是说说而已，怀着各种各样的情绪说完了，还是那样，依然满怀希望，或者说满怀的是梦想。有个安多藏人说，我的梦想是，如果我有一个儿子，我就给他取名“让旺”（自由）。我奉承道，哦，让旺，听上去多么好听；心里却想，这个梦想很容易实现的，一个男子，正当壮年，有的是澎湃如潮的精子。许许多多藏人都会念叨这个谚语，可是只有那个叫梅·戈尔斯坦的美国人，把这句话印在了他给一代藏人平措汪杰写的传记上。平措汪杰，平汪先生，藏人中最早的共产主义信徒，藏人中率先与中国军队一起进入西藏的合作者，藏人中的格瓦拉。这倒不是说他拥有格瓦拉那样的生平事迹，而是他们有着同样的理想和激情。如果格瓦拉不那么早牺牲的话，如果他也活到了平汪先生如今80多岁的高龄，他是否还要做共产主义的信徒？他会不会同卡斯特罗（卡斯特罗）搞路线斗争？我不知道格瓦拉会变成什么样，但我读到过平汪先生在2004年至2006年连续三次上书胡锦涛，呼吁中共当局与1959年因为中共入藏而不得不逃离西藏的达赖喇嘛对话，呼吁让达赖喇嘛重回故土。而这个出于解决“事关整个藏区的长期安宁与持续发展以及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共存共荣的重大问题”的恳求，却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难道又是藏人千万个梦想中的又一个梦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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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个世界假装看不见并不足为奇，可怕的是藏人自己也假装看不见。半个世纪来，连续不断的由暴风骤雨的革命带来的一个个杀劫，我们的画家们，有谁描绘了？我们的音乐家们，有谁悲歌了？我们的作家们，有谁记录了？我们的诗人们，有谁哀唱了？竟然啊，就这样，竟然就像是从来也没有发生过，发生的都是“翻身农奴把歌唱”，“共产党来了苦变甜”。
有着流亡身份的友人从美国打来电话说，看拉萨亲戚结婚的摄像，那么多拉萨人，打麻将，“斗地主”（一种扑克赌博），唱歌，跳舞，喝的是啤酒红酒和青稞酒，吃的是藏餐中餐和西餐，就不禁伤感：是不是，拉萨人的心里早已经淡忘了，麻醉了，快乐才是人生大事？
快乐当然很重要。可是一路上，在康地旅行时常常因自然的美景、人文的亲切而感到快乐的一路上，总有什么让我如鲠在喉，如箭穿心，就像一位在中国内地工作的安多藏人为此写下的诗句：“看这些血淋淋的兄弟姐妹／我们应该怎样？／又能够怎样？／我们难道只有无动于衷吗？／随着时光的流水／我们是否也已流尽了最后的一丁点良知？”在途中的另一个网吧，我看到中国一位名叫高渝的自由记者获得国际上的“新闻勇气奖”，虽然并不了解坚持揭露强权政府的她有哪些所作所为，但她的答谢辞中引用的一句话刻在了我的心上：“你有枪，我有笔。”
你有枪，我有笔。而我的笔就如登山者手中的摄影器材。是的，在遭遇发生在囊帕拉山上的枪杀时，仅仅有各国登山者而没有数字相机、照相机和录像机这些摄影器材，全世界又如何相信囊帕拉山上真的枪杀了平民的事实？中国政府又如何面对囊帕拉山上真的枪杀了平民的事实？“口说无凭”，他们肯定会这么说的。事实上，即使有了真正的凭据——照片和录像，他们还是敢于无耻地说这是假的，是编造的，是拼凑的，属于西方反华势力的动作。幸而这世界不会乖乖地听从他们的指令，幸而这世界不是今天的西藏，已经丧失了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你有枪，我有笔。愿我的笔书写被枪杀的格桑南措的名字，愿我的笔复活被枪杀的格桑南措的生命，而这仅仅是为了格桑南措以及像格桑南措一样的罹难者吗？不，这对已经死去的人不存在这个问题，而对依然活着的我们才是值得扪心自问的问题。
一位叫诺布赞波的藏人在流亡他乡的岁月中这样问自己：
我们的犁已经折断
我们应当把它变成什么东西？——
一枝笔？
一杆枪？
或者，我们仅仅烧毁它
忘记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东西？
11、
山子继续来信：
“囊帕拉事件”的后果，与我原先想象不同，昏睡者依旧昏睡，冷漠者冷漠依旧，什么也没改变。也许只改变了几个西方登山者，真是于事无补。当权者的傲慢不令人意外，但是我几乎找不到一个同情者，让我大吃一惊。在一个留言栏里，有人要我多为小战士想一想，他们如果不开枪可能会大祸临头，要我不要对小战士那么“冷漠无情”，我简直要昏倒——到底谁“冷漠无情”？怎么会有人这样思考问题？
另外有一位“冷静”的观察者，从这次流亡政府对事件的低调反应，看出他们“态度比较好”。不知道态度要怎么好，才能让他们满意？这种居高临下真让人受不了。
后来我反思，我到处乞求汉人的“同情”，是不是仍然有汉族中心主义在心里作祟？如果汉人多一些同情心，我会感到舒服一些，似乎减轻些罪责？这种下意识想法其实也是不对的。当然，汉人如果多一些同情，对解决问题有帮助，不过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幸好汉人中还有山子。幸好汉人中还有胡佳，这个被软禁在北京家中已经4个多月的社会活动者，在电子邮件中表达了他勇敢的同情和建议：
在这个藏族女僧人被枪杀的地方树立纪念碑；建立藏族的玛尼堆和经幡纪念死者和这次死亡历程；组织汉族和世界登山志愿者声援、陪伴甚至护航每年藏人迁徙的队伍。我第一个愿意做这样的志愿者。
我依然是在旅行途中的网吧里看到这段话的。说真的，我很感动，虽然我知其不可能太不可能了，但我依然铭感于怀。原因无他，正如达赖喇嘛期望的：
多少世纪以来，西藏人和中国人相邻而居，多数时间和平友好相处，偶尔也有战争和冲突的时候。今后，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毗邻而居。 ……如果我们选择与中国待在一起，我们应像兄弟姐妹一样一起生活。如果我们选择分手，我们应该做一个好邻居。无论如何，与中国持长久的友好关系应该是西藏一项根本的原则。
12、
“囊帕拉事件”之后，自由亚洲藏语部于10月17日和10月25日制作了两次专题节目，采访了几个枪口余生、仍有余悸的逃亡藏人，有与格桑南措一起逃自藏北那曲的同乡女尼、16岁的卓玛白吉和赤列旺姆，有录像里躲在登山者的厕所帐篷被登山者掩藏的年轻男子、逃自藏东甘孜的洛桑曲登；还有一位23岁的僧人土登次仁，用带有工布口音的藏语说，不为别的，就想见嘉瓦仁波切（藏人对达赖喇嘛的尊称），从小就信仰他，如果见了他，明天后天就死都可以。
那么，哪怕全世界看见了也无所谓，哪怕全世界都看不见也无所谓，哪怕全世界看见了还要假装看不见也无所谓，只要西藏人自己这么说，只要年轻的西藏人自己这么说，即使不是全部，也足以告慰牺牲的西藏本身了。
13、
然而，就在今天，就在“囊帕拉事件”发生两个月的今天，就在我的这篇文章原本已经划上句号的今天，我在一个境内藏人网站看见网站总监的一篇新作，为网站开始出现“八卦”和“恶搞”的文章叫好，且写到：
两年多时间过去了，如今上网的这些藏族人，终于松了一口气，可以轻松地表达自己，慢慢地说出自己的不违法、不乱纪的心里话了，这种变化，说明至少是使用汉文字的这一部分藏族人，更多地了解了国家的法律法规，更清楚地强化了自己的公民身份，自己享有权利和义务的意识开始逐步觉醒，哦，我们也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我们也可以像汉族老大哥一样大着嗓门说话，也可以向别人公开宣泄、倾诉，我们有了快感，也可以在人前面大喊！哦……四项基本原则的围墙原来很宽，里面可以放火箭啊！——这种变化，我觉得非常好，它是积极的，进步的，有利于我族同胞身心的健康发展，同时作为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的一份子，我们也没有被时代抛弃，我们有自己的声音，还有血肉。
是吗？是这样吗？有意思，呵呵，太有意思了，甚至让我琢磨不透。究竟是我们小心翼翼的藏人精英变得犬儒，还是话中有话，含有反讽？虽然有些“”八卦”和“恶搞”或也算是一种曲折的表述，幽默的却也是战战兢兢的讽刺，让人笑中有泪，但我已无语。
是为补记。并向山子的“雪红雪白”致以由衷的敬意。
2006年11月30日，“囊帕拉事件”整整两个月，于北京
延伸参考：维基百科：囊帕拉枪杀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