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维洛:从尼泊尔西塞提大坝工程和西藏藏木大坝工程的投资对比看国有电力集团对西藏的经济掠夺 | |||||||||||||||||||||||||||||||||||||
| 作者: 王维洛 | |||||||||||||||||||||||||||||||||||||
约半年前,位于大山的北麓、雅鲁藏布江上的西藏藏木大坝工程经过八年施工投产发电。西藏藏木大坝工程由华能集团投资建设,总投资96亿元人民币,工程发电装机容量51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25亿千瓦时。西藏藏木大坝工程的每千瓦发电装机容量的投资额比尼泊尔西塞提大坝工程高出百分之四十多。水电是最廉价的电力,但是藏木大坝工程却使西藏电价抬升。三峡集团的西塞提大坝工程将为当地居民免费提供部分电力,为的是减少当地居民对大坝工程的反对情绪,而藏木大坝工程没有为西藏人民免费提供电力,因为在西藏自从班禅大师圆寂后没有人敢公开反对水库大坝工程。藏木大坝工程的高额投资的实质是什么?是西藏自治区境内的第一座大型水库大坝,就可以不计经济效益?是雅鲁藏布江的第一座大型水库大坝,就可以不计经济效益?都不是。藏木大坝工程的高额投资的实质是对西藏人民的经济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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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藏木大坝工程的每千瓦发电装机容量的投资额比尼泊尔西塞提大坝工程高出百分之四十多。水电是最廉价的电力,但是藏木大坝工程却使西藏电价抬升。三峡集团的西塞提大坝工程将为当地居民免费提供部分电力,为的是减少当地居民对大坝工程的反对情绪,而藏木大坝工程没有为西藏人民免费提供电力,因为在西藏自从班禅大师圆寂后没有人敢公开反对水库大坝工程。
一、尼泊尔西塞提大坝工程
自2015年4月15日以来中国媒体广泛报道《三峡集团16亿美元尼泊尔水电站项目获批》。西塞提大坝工程位于西藏高原南麓、尼泊尔西部、距离西藏普兰县南不到100公里处的西塞提河上。在西塞提河上将建造一座拦河大坝,设计装机容量75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33.3亿千瓦时。据报道,该项目总投资约16亿美元(折合99.2亿元人民币),中方出资75%,尼方出资25%。预定在2021至2022年之间完成,部分电力将免费供给当地居民,其余则售予尼泊尔其他地区。
早在两三年前,三峡集团西塞提大坝工程的投资额为18亿美元,显然这次是压低了九分之一的投资额后才获得了这个项目的批准。至于尼泊尔方的25%投资可能就是土地等资源的投入,而不涉及资本或者技术设备的投入。报道中没有提及有多少电力将免费供给当地居民,不过免费供电这个优惠将大大减少当地居民对大坝工程的反对情绪。
二、西藏藏木大坝工程
约半年前,位于大山的北麓、雅鲁藏布江上的西藏藏木大坝工程经过八年施工投产发电。西藏藏木大坝工程由华能集团投资建设,总投资96亿元人民币,工程发电装机容量51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25亿千瓦时。
下面将藏木大坝工程和尼泊尔西塞提大坝工程做一简单的对比:
尼泊尔西塞提大坝工程用藏木大坝工程103.3%的投资,安装147.1%的发电机组,提供133.2%发电量,可见尼泊尔西塞提大坝工程的经济效益要远远优于藏木大坝工程。
三、为什么国外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要优于国内投资项目?
按理说,三峡集团在尼泊尔建设西塞提大坝工程,要把在中国生产的钢材、水泥、发电机等运到尼泊尔,要比运到雅鲁藏布江的藏木大坝贵许多,中国技术人员在尼泊尔的费用要比在西藏贵许多,雅鲁藏布江的水力保证程度要比西塞提河高许多,为什么藏木大坝的投资效益反而不如尼泊尔的建设西塞提大坝工程呢?
很长时间以来,笔者注意到一个十分奇怪现象,就是中国公司在国外投资的项目,比如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大坝工程,无论是在工业发达国家还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其单位投资额要远远低于在国内投资的相类似项目。原因很简单:
首先是因为在国内的基本建设投资项目中高达三分之一以上的投资额并不真正用于项目建设中,而是用于贿赂负责项目审批、环境评估报告审批和工程质量验收的官员的口袋中,比如贿赂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等。
其次一个工程项目往往被分解成许多小工程,然后一次又一次地转包,增加了工程的管理环节也增加了工程的管理费用。每转包一次分工程的造价就被压低一次,造价间的差价就直接进入工程高级管理人员和转包商的口袋中。国内项目建设的真正投资额应该是最后承包商造价的总和,其数额为总投资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最后,传统上中国并不重视工程的经济效益,特别是中央政府采用加大投资规模来克服经济危机之后,追求的是巨大的投资规模,而不是良好的经济效益。投资规模越大,创造的GDP越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脸上都有光。通过垄断价格,使得投资建设的公司得利,最终消费者承担经济效益不好的后果。
而这三点在国外投资的项目中都无法也无需实现。尼泊尔建设西塞提大坝工程的每千瓦发电装机容量的投资额比藏木大坝低近三分之一正好说明这个问题。
四、藏木大坝工程的高额投资的实质是对西藏人民的经济掠夺
那么藏木大坝工程的高额投资的实质是什么?是西藏自治区境内的第一座大型水库大坝,就可以不计经济效益?是雅鲁藏布江的第一座大型水库大坝,就可以不计经济效益?都不是。藏木大坝工程的高额投资的实质是对西藏人民的经济掠夺。
由于藏木大坝工程的单位投资额是尼泊尔西塞提大坝工程的142.3%,如果期望的工程投资利润相同,工程发电的管理费用比例相同,那么藏木大坝工程所提供电力的电价就比尼泊尔工程高出百分之四十。按照工程投资利润10%计算,管理费用60%(三峡集团的水平),不计算电网输送的费用,消费者要为藏木大坝工程的电力支付平均每千瓦时为0.6144元人民币的电费。如果达到尼泊尔西塞提大坝工程的水平,电费为每千瓦时0.4766元。西藏近几年来不断提高电费,2014年藏木大坝工程发电,拉萨地区的居民用电电费由0.4663元/千瓦时提高到0.4993元,增加百分之七,但还是低于0.6144元的水平。预计将来西藏的电费还要持续地涨。可见藏木大坝工程的高额投资的实质是对西藏人民的经济掠夺。如果中央政府用财政支撑藏木大坝工程的高电价,那是对所有纳税人的经济掠夺。
五、为当地居民免费供给电力
同样是水库大坝工程,三峡集团的西塞提大坝工程将为当地居民免费提供部分电力,而藏木大坝工程却没有为西藏人民免费提供电力。
中国的一些水库大坝工程有过为当地居民免费提供电力或者低价提供电力的先例,如浙江的新安江水库大坝工程、长江葛洲坝水库大坝工程等等。长江三峡大坝上马时有照亮半个中国之说,有个网民写道,他以为三峡大坝发电后将为半个中国免费提供电力,所以当初他积极支持。没有想到,三峡大坝发电后反而拉高了全国电价的水平。都说水电是最廉价的电力,在中国则是相反,水电是最昂贵的电力。
三峡集团为尼泊尔当地居民免费提供电力,是为了减轻当地居民对水库大坝工程的反对。藏木大坝工程没有为西藏当地居民免费提供电力,是因为在西藏没有人敢公开反对水库大坝工程。班禅大师生前反对在西藏建设水库大坝工程,班禅大师圆寂后,西藏开始了水库大坝工程的建设,现在则是大规模地、肆无忌惮地破坏西藏的生态环境。对此,中央政府选择的“班禅大师”不能继承先哲的遗愿,而真的班禅大师在什么地方,西藏人都不知道,更不用说他对水库大坝工程的态度了。
六、印度在尼泊尔投资的水库大坝工程的经济效益
三峡集团的尼泊尔西塞提大坝工程比华能集团的西藏藏木大坝工程的经济效益要好,但是印度在尼泊尔投资的水库大坝工程的经济效益要比三峡集团更好。
在中国三峡集团之前,印度投资建设的两个水库大坝工程已经得到尼泊尔政府批准,它们分别是阿龙河三期水电站和上马斯杨迪水电站。
阿龙河三期水电站的发电装机容量为90万千瓦,投资14 亿美金,折合人民币86.8亿元,每千瓦发电装机容量的投资额为9644元人民币,为西塞提大坝工程的四分之三。
上马斯杨迪水电站的发电装机容量60万千瓦,投资10 亿美金,折合人民币62亿元,每千瓦发电装机容量的投资额为10333元人民币,为西塞提大坝工程的五分之四。
尼泊尔本在印度的政治经济影响范围内,此次三峡集团投资西塞提大坝工程获得批准,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说西塞提大坝工程和“一路一带”工程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则是强牵附会。不可否认,目前尼泊尔是一个缺电的国家,现在全国有发电装机80万千瓦,而用电需求为140万千瓦,缺口为百分之四十三,似乎很大,但绝对数字很小,只有60万千瓦。仅印度的两个工程和中国的一个工程共有发电装机225万千瓦。因此当三个水库大坝工程完工后,尼泊尔的发电能力将是大量过剩。将来中国和印度在尼泊尔的战争是经济战,是争夺市场的战争,是电价的战争。而在这个战争中,中国公司的投资经济效益不如印度,已经失去一个先手。
但是在西藏建设藏木大坝工程的华能集团则没有这样的风险,尽管藏木大坝工程每千瓦发电装机容量的投资额是印度阿龙河三期工程的近两倍,但是它没有对手,因为国有企业垄断了西藏的电力市场,垄断了西藏的电价。【转自: |
2015年4月28日星期二
王维洛:从尼泊尔西塞提大坝工程和西藏藏木大坝工程的投资对比看国有电力集团对西藏的经济掠夺
2015年4月27日星期一
唯色:拿徒有虚名的“自治”怎么办?
拿徒有虚名的“自治”怎么办?
文/唯色
在蒙古人学者杨海英的著作《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的后记中,还介绍了中国体制内的民族学者、民族理论制定者,以“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为理由,更进一步,提出“民族共治”而取消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这也即是说,干脆抛弃貌似好看的面纱,取消徒有虚名的“自治”算了。正如杨海英先生总结的:“他们的逻辑思维就是将治理民族问题的失败,归咎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以剥夺少数民族的尊严,为中共一劳永逸地解决‘分裂主义’危险的症结,能够有效地防止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演变为民族分裂问题。所谓‘民族共治’的核心,就是中止、削弱、淡化、替代至今为止的区域自治民族权,在‘共治’的名义下强化‘汉化’统治。”“所谓‘民族共治’所带来的只是占压倒优势的汉人为主人的傲慢而粗暴的同化政策。其前提是国家统一、国家主权高于人民的幸福与自由。”
自从关于民族问题的“新理论”鼓噪以来,少数民族的知识精英也接连予以驳斥。如内蒙古大学的历史研究学者、蒙古人郝维民撰文,以翔实的历史事实证明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徒有虚名,比如,中共建政之后的六十多年,无数少数民族人士被扣上“分裂主义者”的帽子被逮捕、处刑,但是,真正的不计其数的“大汉族主义者”却无一人受到过任何法律形式的制裁。另外,民族干部在自治区政府机关占多大的比例,是检验少数民族是否真正当家作主的标准之一,但是,无论是内蒙古自治区,还是西藏自治区或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等等,不但找不到真正能够行使自治权利的民族干部,甚而至于,连挂个第一把手虚名的民族干部都没有。
著名的维吾尔知识分子、被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而关押牢狱的伊力哈木·土赫提,在2009年新疆“七五”事件之后,以《中国的民族政策不需要反思吗?》为题,在他任教职的中央民族大学发表公开演讲,在列举了大量数据与事实之后说:“如果中国政府早应该兑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法律和政治承诺,状况会好很多。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没有真正落实,维吾尔民族的文化、语言、宗教信仰自由和其他公民权利的保障等方面问题多多。”
也因此,伊力哈木质问中国的那些民族学者以及民族理论的制定者:“既然在新疆没有落实民族自治政策和自治制度何来取消民族自治的问题?既然维吾尔人、藏人有保护民族文化、历史、宗教信仰的需要和坚强的决心,根据中国法律他们有权享受民族区域自治权,那么,还有什么力量有理由或有权取消他们的民族自治权利?我觉得恰恰相反,问题不在于民族自治本身的问题,恰恰是没有实行民族自治的问题。”
2014年12月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藏语广播节目,转载请注明。)
2015年4月23日星期四
转:西藏火鳳凰~~兼論「袋住先」
西藏火鳳凰~~兼論「袋住先」
昨日北京公布了《西藏發展道路的歷史選擇》白皮書,仿似是幫唯色的新書打廣告。
唯色這本新著作《西藏火鳳凰》,可能會被誤會是一本宗教書籍,但看完副題「獻給所有自焚藏人」,相信大家不會不明白書中主題。
藏人自焚,姑勿論外國傳媒怎樣處理,香港傳媒肯定是冷淡﹙甚至有點冷漠了﹚,為甚麼?可能覺得是遙遠他鄉的事,與我無關;可能覺得是沒法求證真偽,不能出街;可能,有太多可能,唯一無可能的是,香港傳媒相信官方喉舌所說的那一套。
官方喉舌的論點,可看書中「CCTV對藏人自焚的解釋」及「CCTV外宣片中的自焚藏人」這兩節﹙頁195至204﹚,諉過某一特定目標必是其例行手段。唯色指自焚的火焰,「燒穿了戴着盛世面具的北京向世界不停宣說的謊言」。唯色更如此辛辣的評論:
在這個世界上,有這樣一個暴政,只相信槍,只相信錢,卻不相信信仰,更不相信這世上會有人為了信仰燃燒自己。有這樣一個暴政,以為誰都會服從他們,有槍有錢就可以擺平一切。為了洗白染上鮮血的手,他們也在編故事──這被他們描述為「爭奪話語權」──結果被壓迫者窒息的聲音沒有人聽得見,世人聽見都是高音喇叭傳出的被竄改的故事。﹙頁60﹚
那麼藏人為甚麼會用如此殘忍﹙是的,我真的覺得這是對自己極殘忍﹚的方法去發聲?首先,這是延續314的抗議,只是表現的方式更為謙卑。絕望的人才會趨於極端,極端的方式不外乎他殺與自殺,在中國境內前者的代表是新疆人,後者便是西藏人。疆人玉石俱焚的手段,只會落人口實;藏人自焚,「就是秉持非暴力原則的個體抗議者所能做的最激烈方式──點燃自己但不攻擊他人,自己慘死卻不與兇手同歸於盡」。﹙頁31﹚
書中「自焚是一種抗議」、「藏人為何抗議」及「抗議為何走向自焚」這三節是解釋了自焚的前因,而「從兩個高峰看自焚訴求」及「自焚者的遺言」則是分析藏人(無論是在世還是往生)的心底話。至於「自焚如何被記錄」及「抗議需要得到支援」則是事件的後續,希冀他們用生命換來的聲音不被湮沒。當中又以「『逆向種族隔離』的拉薩」最有感觸,一個西藏人,要去他祖宗以來的聖地,竟然要申請諸多繁瑣的證件,還要被再三盤問,反襯其他(漢)人卻是自由進出,「今天,代替了磕着長頭去拉薩朝拜的藏人信徒的,是成千上萬的中國自行車愛好者,他們自由自在,鮮艷奪目,騎車奔向已被變成一個中國旅遊村的拉薩」(頁75)。大陸仍有甚麼地方吸引我呢?相信只剩下踩車入西藏這條路了,但看完唯色的描述後,忽然覺得若然這樣做,好似與那些喧囂的人沒有分別。
至於那個「西藏白皮書」,若然無興趣看完五大頁的原文,可以看文匯報的精華版中有關藏人自焚的論述,這當然是老生常談。至於「西藏白皮書」可信嗎?這等如問香港人「香港白皮書」是否可信一樣,又或是「人權白皮書」等文件,只有一句可說:「講呢啲!」
題外話
另,唯色書中引述了一段話:小異和之,中異警之,大異伐之,異吾以危,斷然滅之!﹙頁187﹚殺氣騰騰,上網找其出處,只見引述的網站仿似與孔子七十三代孫同一鼻子出氣,這些狹隘的民族觀,是典型飲狼奶大的傻人癡語。然而這種唯我獨尊思想,卻在很多範疇出現,如政改,容不下異議的國家機器,怎能成為一個可溝通的對象?
【转自:彳山亍水】
2015年4月22日星期三
唯色:略述涉藏译著及个人写作被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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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摄于拉萨帕廓街,被“化妆”的藏式摄像头。 |
略述涉藏译著及个人写作被审查
文/唯色
有位朋友来信问我外国书籍在中国译成中文出版时有无受到审查,我便列举了涉藏译著被审查甚至被篡改才能出版的几个例子。
比如美国藏学家Melvyn Goldstein著述的《现代西藏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崩逝》(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中译本名为《喇嘛王国的覆灭》,中国藏学官员杜永彬译,1993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之后再版。据通晓英文的读者将中译本与原著比较后发现,该中译本充斥篡改性质的翻译,而这种有意识的错误实质上“是政治对学术翻译的入侵t”,是中国官方译者利用国际藏学家的学术声誉误导、欺骗中文读者,并非严肃的、真正的学术翻译。据悉,藏学家Melvyn Goldstein 知道他的藏学著作在译成中文时遭严格审查,也知道中国官方译者对他的藏学著作进行了篡改性质的翻译,但并未反对,而是默许了这一违背学术理念的行为,或有可能是希望获得更多读者。
又比如,1944年-1951年在西藏生活过的奥地利登山家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因著《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闻名世界。这本书被译为三十多种文字,仅汉文译本就有两种:一是1986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藏奇遇》,译者袁士朴,曾任济南大学外办主任;一是1997年台湾大块文化出版的《西藏七年与少年达赖》,译者刁筱华,台湾人,曾在美国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英美文学研究所做研究。
我曾将中国译本与台湾译本其中内容相符的两页做过对照,发现出入很大,中国译本有添油加醋的,也有故意删减的,甚至到了妄为的地步。之所以如此有意识、大幅度地篡改,显然是为了借Heinrich Harrer之口,来妖魔化西藏文化与西藏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并给中文读者制造出连这样一位与西藏密切的西方人都对西藏抱有鄙夷的印象。而据通晓德文或英文的朋友阅读台湾译本,认为翻译如实。
另外还发现,近年来的中译本,由于中国译者所受西方教育,使得翻译中这类有意识的修改变得巧妙,若非中英文水平都不错,难以察觉。比如,有关长期旅行东部藏区的美国人类学家约瑟夫·洛克(Joseph F.Rock)的传记《In China's border provinces : the turbulent career of Joseph Rock, botanist-explorer》,中译本名为《苦行孤旅》,201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译者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李若虹博士。我读这本中译本多处读得生疑,我的意思是,译者似乎在翻译中有修改和增删,从中可以察觉到某种主流立场,或者说,使用的是我们所熟悉的、在今日中国被审查之后的那种语言规则。后来我与一位通晓英文的网友同时阅读,这位网友的确在中译本中多处发现问题,我们当时在推特上有过讨论。
事实上,不仅是涉藏的外国书籍在中国翻译、出版时有这样的遭遇,其他与政治、哲学、历史等相关书籍皆如此,这已是公开的事实。在极权制度下,所有的精神生活都会遭到奥威尔式的严格审查,“老大哥”的眼睛无处不在。
说起言论审查,同样是写作者却可能从未遭遇过如此审查的身在民主社会的朋友让我谈谈自己的经验,于是我做了简单的回顾。
作为生活在极权制度下的作家,在写作上所遭遇的审查,事实上从一开始即存在。不过我之前以写诗为主,诗歌的隐晦与含蓄,往往成了诗歌得以问世的护身符。但当我开始转向非虚构类的写作,即使写的是文学性散文,却因以历史和现实为题材,很快遭到惩罚。
2004年,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副署长石峰在出版工作会议上对《西藏笔记》进行了重点指责,称该书“存在赞美十四世达赖喇嘛、十七世噶玛巴,崇信和宣扬宗教等严重的政治立场、观点错误。有些篇什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进入某种政治误区。例如,《尼玛次仁》、《丹增和他的儿子》等篇什,前者描写著名的宗教人士尼玛次仁在国际会议上与达赖支持者相遇的那种困惑,反映出作者对达赖分裂祖国、鼓吹西藏独立的本质认识模糊的观念;后者则流露出对当年平叛斗争有某种误解。”
我当时所在的单位——西藏自治区文联,则对《西藏笔记》做了这样的结论:“夸大和美化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在个别文章中流露出对达赖的崇信和敬仰,甚至有的内容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不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观点和言论;有的内容对西藏改革开放几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视而不见,过多沉湎于对道听途说的旧西藏的怀恋,出现了错误的价值判断,背离了正确的政治原则,丧失了一名当代作家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建设先进文化所应承担的政治责任。”
由于我拒绝承认这些“错误”,在这本书出版、被禁一年后,被开除职务,被没收住房,被中止保险,并禁止我办理出国护照,从此走上了艰难的独立写作的生涯。其状况或者说最起码的状况,就像中国作家许知远在《审查的艺术》一文中所描写的:
“如果你触碰了这些地带,他不一定立刻用某种残暴的方式惩罚你,他甚至仍然允许你继续写作、绘画、拍电影,甚至允许你把它们在国外出版、展出和放映,但是不要抱有希望它们能被本国的观众看到。他让你成为自己家中的流放者,很多时候,你生活在这里,描述这里的一切,你周围的人却对此一无所知……”
2015年4月
(本文为自由亚洲特约评论,相关内容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
2015年4月21日星期二
纽约时报:中国富人不再眷顾,藏獒身价一落千丈
杰安迪 2015年04月19日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被一群动物权利活动人士救下之后,藏獒“泥巴”正在接受兽医的检查。被解救的藏獒中有的腿部有骨折。
北京——曾几何时,在中国的藏獒狂热达到顶峰时,像泥巴(Nibble)这样一只耷拉着眼皮、流着口水的庞然大物,能够卖到20万美元(约合123万元人民币),最终来到某个煤老板的郊区别墅的庭院里晃荡。
不过,藏獒现在已经过时了。
中国奢侈品行业从兴盛到萧条的变化中,出现了许多遭到贬值的商品,比如黑色奥迪、欧米茄手表、高档高粱酒和三线城市的高端公寓。它们有的是因为受到了经济放缓的影响,还有一些是政府厉行节约运动的受害者。这场运动已经让铺张消费极易引起反腐调查者的警觉。在今年早些时候,泥巴和另外20只不幸的藏獒被关进金属的鸡笼里,与另外150只其他品种的狗装上了卡车。要不是北京的动物权利活动人士冲到车前阻拦,泥巴和其他狗狗可能就会被送到中国东北的屠宰场,以每只5美元的价格卖掉,做成火锅食材、仿皮和御寒手套的里子。
现在又轮到了藏獒,这种步伐沉缓的牧羊犬来自喜马拉雅高原,曾经是想要突显身份的中国人的必备之物。有报道称,四年前,一只名为“轰动”的红棕色纯种藏獒卖出了160万美元的价格,不过有些持怀疑态度的人说,这个价格可能出于营销目的被夸大。自称专家的人当时说,没有哪个理性的人会花25万美元以上来买一个高级标本。
如今,这些藏獒饲养者面临着产量过剩的问题。买家基本上已经消失,价格下降到顶峰时期的一小部分。拥有狮子一样的毛发和粗壮四肢的优质藏獒,平均要价在2000美元左右,不过,许多绝望的饲养者愿意以更低的价格出手。
“如果我有其他机会,我会退出这一行,”中国西北部青海省的一名资深藏獒饲养者贡巴(Gombo,音译)说。就像许多藏人一样,他没有姓氏。他说,喂养一头160磅重(约合70公斤)的食肉动物,每天需要50到60美元的成本。
“我们的压力很大,”他说。
根据藏獒协会的数据,2013年以来,西藏的95个养殖场有大约一半已经倒闭。在中国西南部的四川省,曾经生意红火的成都纯种藏獒集市,已经变成了一个宠物和水族展览会。
从某些方面来看,藏獒热的降温反映了消费阶级的喜好无常。北京的营销研究公司《精日传媒》(Jing Daily)主编利兹·福罗拉(Liz Flora)说,藏獒以凶猛闻名,传统上常和崇尚自由的游牧藏人联系起来,为拥有藏獒的汉族人提供了一种靠近喜马拉雅山的浪漫风情。“狂热是中国奢侈品市场的巨大推动力,”她说,“汉族消费者总是愿意出高价购买与西藏的浪漫有关的任何东西。”
长期以来,游牧家庭一直把藏獒当做对付家畜偷盗者和袭击村庄的狼群的夜间哨兵。藏獒是一种原始品种,叫声浑厚。它们能适应严寒的冬季,以及高海拔地区氧气稀薄的草原;与狼一样,母藏獒每年只生育一次。贡巴说,“它们能在面对任何威胁时,勇猛无畏地保护财产、人类和牲畜,人们为它们感到自豪。”他说话时,院子里拴在柱子上的三只狗正发狂地要扑向一群陌生人。
在藏獒热的高峰时期,一些饲养者还用硅胶对他们的狗进行填充,让它们看起来更加威猛。2013年初,一只很有希望让主人大挣一笔的狗在接受拉皮手术时,死在了手术台上。为此,这名主人对北京的这家动物诊所提起了诉讼。这位主人向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解释为什么要让整形医生去改变狗的松垮面部,“如果我的狗更好看,母狗的主人就愿意出更高的价钱,让他们的狗与我的交配。”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藏獒专家李群说,原本健康的市场遭到扰乱,投机是一部分原因。但同时,随着藏獒的价格不断攀升,不讲道德的饲养者开始用纯种藏獒与其他种类的狗交配,从而降低了藏獒的固有价值,让潜在买家望而却步。李群说,“2013年,市场已经充斥杂交品种。”
关于藏獒袭击人类的报道——其中包括一些致死案例——也减弱了人们对这种狗的热忱。专家称,藏獒并非天生邪恶,但由于过分忠诚,增加了袭击陌生人的可能性。
近年来,中国许多城市都已禁止饲养藏獒,从而进一步抑制了需求,可能还会造成了遗弃行为的激增。
把泥巴和其他藏獒从不幸命运中拯救出来的救援人员称,运输条件十分恶劣。几只獒犬都出现了骨折,三天没吃没喝。当这些藏獒最终被人从笼子里放出来时——志愿者最后付钱给司机换取了它们的自由——有超过三分之一已经死亡。
组织志愿者到中国公路上拦截运狗的卡车的安娜·李(Anna Li)是一名对冲基金经理,她说,“你会感到非常绝望,因为就连警察都不会伸出援手,尽管这些人的行为是非法的。”
动物权利活动人士表示,许多狗都是在街头抓人宠物的团伙偷来的,还有些是急于抛售不完美狗只的养殖场卖出来的。北京新天地国际动物医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彭蔚芬(Mary Peng)称,从几只获救的母藏獒肿胀的乳头判断,它们被抛弃时正处于哺乳期。这家位于北京的动物医院一直在为这些藏獒提供治疗。
在中国的25年间,彭蔚芬接连看到过多次养狗热潮,这些热潮总是从投机养殖开始,然后再以大规模的抛弃结束。“10年前是德国牧羊犬,然后是金毛猎犬,然后是斑点狗和哈士奇,”她说。“但是从几年前的疯狂价格来看,我从没想过藏獒也会被装上运输肉类的卡车。”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翻译:王湛、陈柳
2015年4月20日星期一
阿坝牧民堂嘎自焚牺牲,为09年以来第143位自焚藏人
2015年4月16日凌晨,在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求吉玛乡索日玛村,45岁牧民堂嘎(Dhamkar)在自家院落设供台,供奉尊者达赖喇嘛、十世班禅喇嘛法像,并摆放亡妻与子女照片,供水鲜花,之后点火自焚,当场牺牲。随后,遗体被当地警察抢走。他的亲戚乃岗和女婿次仁桑珠被警察传唤带走。
据消息称,牧民堂嘎是阿坝县安斗乡乃莫仓家族的儿子,在五个儿子中排行为三,现年45岁,年幼出家安斗乡雅果寺(音译)为僧,还俗后成为阿坝县求吉玛乡索日玛村塔瓦家族的女婿。他的妻子于去年去世,两人有七位儿女,最大的21岁,最小的7岁。据称,2012年5月27日在拉萨与夏河县藏人托杰才旦同时自焚的阿坝县藏人达吉,是堂嘎亡妻的亲戚。
牧民堂嘎一年前参与公开立誓活动,表示要团结、决不内斗的愿望,以表达对自焚同胞的缅怀与敬重,获颁阿坝多座寺院联合授予的“和平肩章”。他的网名是卡瓦顿珠,经常呼吁藏人内部的团结。”
牧民堂嘎是2015年第3位自焚藏人,也是境内第138位自焚藏人,自焚藏人最多的阿坝本地第39位自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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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绘画记录藏人自焚的日本画家Tomoyo Ihaya(井早智代),为自焚牺牲的堂嘎绘画。 |
以下,是2009年以来自焚抗议的143位藏人简况——
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5年4月16日,在境内藏地有138位藏人自焚,在境外有5位流亡藏人自焚,共143位藏人自焚,包括23位女性。其中,我们所知道的,已有122人牺牲,包括境内藏地119人,境外3人。
目前找到并已经披露的有52位自焚藏人(境内49人,境外3人;包括两位伤者、46位牺牲者、4位生死不明者)专门留下的遗言、写下的遗书或录音的遗嘱,这都是至为宝贵的证据。许多藏人在自焚之时所呼喊的,包括:“让尊者达赖喇嘛回到西藏”、“祈愿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西藏要自由”、“西藏独立”、“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等等。
1、自焚时间以及自焚地点:
2009年1起自焚:
2月27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发生第1起。
2011年14起自焚(境内藏地12起,境外2起):
3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8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9月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2起。
10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起。
11月3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在印度新德里1起、在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12月1起——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1起。
2012年1-12月,86起自焚(境内藏地85起,境外1起):
1月4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1起。
2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1起,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3月1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2起。并且,3月在印度新德里1起。
4月4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2起。
5月3起——拉萨大昭寺前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6月4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2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1起。
7月2起——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1起。
8月7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6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府合作市1起。
9月2起——北京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即住建部)门口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1起。
10月10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那曲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5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2起。
11月28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9起、泽库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若尔盖县2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1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夏河县3起、碌曲县3起。
12月5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碌曲县1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
2013年1-12月,28起自焚(境内藏地26起,境外2起):
1月3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1起。
2月9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起。
3月5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起。
4月3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2起。
5月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1起。
6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7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
8月1起——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9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11月1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1起。
12月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
2014年2-12月,11起自焚(境内藏地11起):
2月2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3月3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1起。
4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9月2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1起。
12月3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2015年3-4月,3起自焚(境内藏地3起):
3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4月2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2、自焚者籍贯(包括5位流亡藏人的籍贯,其中4位原籍在境内康地和安多,在以下记录之内;另一位出生在印度流亡藏人社区的,不在以下记录之内):
按照图伯特传统地理即142人:安多111人,康25人,嘉戎3人,羌塘2人,卫藏1人。而安多藏区中,安多阿坝(今阿坝县)自焚藏人最多,为39人;其次是安多拉卜让或桑曲(今夏河县)18人和安多热贡(今同仁县)11人,以及安多左格(今若尔盖县)9人。
其籍贯按照今中国行政区划即142人——
四川省藏区72人:阿坝州阿坝县39人、壤塘县6人、马尔康县3人、若尔盖县9人、红原县1人;甘孜州甘孜县2人、道孚县6人、康定县2人、色达县2人、巴塘县1人、炉霍县1人;
甘肃省藏区31人:甘南州玛曲县2人、夏河县18人、合作市5人、碌曲县6人;
青海省藏区30人:果洛州甘德县2人、班玛县2人;玉树州称多县2人、玉树县2人、曲麻莱县1人;海西州天峻县1人;黄南州同仁县11人、尖扎县1人、泽库县6人;海东地区循化县1人、海东地区化隆县1人;
西藏自治区9人:昌都地区昌都县2人;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1人;拉萨市当雄县2人;那曲地区比如县4人。
3、自焚者性别、年龄及身份:
男性120人,女性23人。其中有27位父亲,11位母亲,遗下未成年的孩子。
最年长的64岁,最年轻的16岁。大多数是青壮年,平均年龄约27岁。
僧尼:3位高阶僧侣(Rinpoche,朱古),38位普通僧侣,8位尼师,共计49位僧尼,涉及藏传佛教格鲁派、宁玛派、萨迦派、觉囊派,以格鲁派僧尼居多;
农牧民:72位牧民和农民,大多数是牧民;其中10位牧民曾是僧人,遭当局工作组驱逐出寺;4人曾是僧人,属自己还俗离寺。其中1位自焚牺牲的农民,原为藏传佛教噶举派寺院僧人;7位自焚牺牲的牧民,属藏传佛教觉囊派所在地区。1位自焚牺牲的牧民,是著名的贡唐仓仁波切的外祖父。
其他:2位女中学生;4位男学生;3位在拉萨、康区或青海某地的打工者;4位商贩;1位木匠;1位网络作家;1位唐卡画师;1位出租车司机;1位党员及退休干部;1位护林员;1位洗车店店主。可以说,涉及藏人社会的多个阶层,其中这三个群体值得关注:僧侣;牧民;学生。
还有两位是流亡藏人,是社会活动人士。
4、自焚者状况:
143位自焚的境内、境外藏人中,已知122人牺牲(境内119人,境外3人),其中89人当场牺牲(1人在尼泊尔自焚当场牺牲),31人被军警强行带走之后身亡(1人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医院重伤不治而亡),1人被送往印度新德里医院重伤不治而亡,1人即隆务寺僧人加央华旦在寺院治疗六个多月后绝食牺牲,1人被亲属同乡送往医院救治。
另有15人被军警强行带走之后有13人情况不明。其中6人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于2012年5月、12月和2013年2月和5月播的官方宣传片中有在医院治疗的镜头,但并未回到寺院或家中,如同人间蒸发,更多情况不明,他们是:
2009年2月27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扎白;
2011年9月26日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格桑(尕尔让)和洛桑贡确(贡确旦巴);
2011年10月3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格桑旺久(尕尔让旺修);
2012年11月7日自焚的阿坝俄休寺僧人桑珠和多吉嘉;
其中被军警强行带走的7人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们是:
2012年2月13日自焚的阿坝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嘉措;
2012年5月27日自焚的在拉萨打工的阿坝人达吉;
2012年6月27日自焚的玉树妇女德吉曲宗;
2012年9月29日自焚的昌都嘎玛区农民永仲;
2012年10月25日自焚的那曲比如小生意人丹增;
2012年11月26日自焚的色达学生旺嘉;
2013年2月25日自焚的阿坝德普寺僧人桑达。
其中被军警强行带走的1人,即2012年2月8日自焚的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拉布寺僧人索南热央,据报道他于数月后被军警送回称多县拉布乡的家中,双腿被截肢,遭警方严密监控,目前状况不明。
其中被军警强行带走的1人,即2012年12月2日自焚的夏河县博拉乡牧民松底嘉,据报道他于2014年11月23日被军警送回家中,双腿被截肢,遭警方严密监控,目前状况不明。
2014年3月29日自焚的四川省甘孜州巴塘县尼师卓玛的情况不明。
两位境外的流亡藏人在自焚后获得救治,已伤愈。
境内藏人甘孜寺僧人达瓦次仁自焚后,先是被僧俗藏人送到医院,出于担心自焚者被军警从医院强行带走,一去不归,后又从医院接回寺院,由藏人们自己照顾、救治。据悉,目前达瓦次仁在艰难恢复中,但落下残疾,生活困难,目前状况不明。
境内藏人玉树退休干部巴桑拉毛自焚后在医院治疗,目前状况不明。
5、自焚者名单:
(1)138位境内藏人:
2009年(1人)——扎白。
2011年(12人)——彭措,次旺诺布,洛桑格桑,洛桑贡确,格桑旺久,卡央,曲培,诺布占堆,丹增旺姆,达瓦次仁,班丹曲措,丁增朋措。
2012年(85人)——达尼,次成,索巴仁波切,洛桑嘉央,索南热央,仁增多杰,丹真曲宗,洛桑嘉措,丹曲桑波,朗卓,才让吉,仁钦,多杰,格贝,加央华旦,洛桑次成,索南达杰,洛桑西绕,其美班旦,丹巴达杰,朱古图登念扎,阿泽,曲帕嘉,索南,托杰才旦,达吉,日玖,旦正塔,丹增克珠,阿旺诺培,德吉曲宗,次旺多杰,洛桑洛增,洛桑次成,卓尕措,角巴,隆多,扎西,洛桑格桑,旦木曲,巴桑拉毛,永仲,古珠,桑吉坚措,丹增多杰,拉莫嘉,顿珠,多杰仁钦,才博,丹增,拉毛才旦,图旺嘉,多吉楞珠,丹珍措,多吉,桑珠,多吉嘉,才加,格桑金巴,贡保才让,宁尕扎西,宁吉本,卡本加,当增卓玛,久毛吉,桑德才让,旺青诺布,才让东周,鲁布嘉,丹知杰,达政,桑杰卓玛,旺嘉,关曲才让,贡保才让,格桑杰,桑杰扎西,万代科,才让南加,贡确杰,松底嘉,洛桑格登,白玛多杰,贡确佩杰,班钦吉。
2013年(26人)——才让扎西,珠确,贡去乎杰布,洛桑朗杰,珠岗卡,南拉才,仁青,索南达杰,彭毛顿珠,桑达,才松杰,贡觉旺姆,洛桑妥美,格吉,拉毛杰,贡确丹增,秋措,洛桑达瓦,贡确维色,丹增西热,旺钦卓玛,贡确索南,西琼,才让杰,贡确才旦,次成嘉措。
2014年(11人)——彭毛三智,洛桑多杰,久美旦真,洛桑华旦,卓玛,赤勒朗加,贡觉,拉莫扎西,桑杰卡,才让卓玛,格绒益西。
2015年(3人)——诺秀,益西堪卓,堂嘎。
(2)5位流亡藏人:
2011年(2人)——西绕次多,博楚。
2012年(1人)——江白益西。
2013年(2人)——竹钦泽仁、嘎玛俄顿嘉措。
(另,在2009年之前自焚的,还有1998年自焚牺牲的流亡藏人图丹欧珠,2006年自焚受伤的流亡藏人拉巴次仁。)
补充:
1、中共当局在全藏地颁布“反自焚专项斗争实施方案”、“关于反自焚工作暂行规定的通告”,强调“哪里发生自焚案件就对哪里进行‘严打’整治”,即对自焚者家人、亲属、所在乡村及寺院等进行连坐。并且,严密封锁自焚消息外泄,严厉打击外传自焚消息者,以及对自焚者亲友或所在地软硬兼施,令其闭口或编造虚假信息等等。在这种高压下,已经出现多起自焚事件在发生后数日、甚至数十日才艰难传出的情况,还出现以下各种情况,包括:自焚者家人因遭威胁而不敢承认自焚实情;西藏自治区高官矢口否认本藏区已有数起自焚发生;流亡西藏政府与民间方面在统计自焚藏人人数上不一致。更为严重的是,极有可能的情况是,全藏地及境外的自焚事件可能不止以上所记录的143起,可能有被当局动用一切力量竭力掩盖的自焚事件已经发生,外界却不得知。并且,仅依据目前所报道的(包括境外涉藏媒体和组织报道的,以及中国官方媒体如CCTV、新华社、新华网报道的)案例,至少有50多起与50多位位自焚者相关的案例,其中至少有两百甚至更多的藏人因此被拘捕、被判刑,最高刑期是死刑(2013年3月13日自焚牺牲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妇女贡觉旺姆的丈夫卓玛甲,被阿坝州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最低也是一或两年,更多的是数年重刑,但一定还有未被报道的连坐案例已经发生。
2、7位试图自焚或自焚未成的藏人:是境内藏地的成列、多吉热丹、卓玛杰、久谢杰;其中多吉热丹在异地蹊跷身亡,久谢杰服毒自焚时毒发身亡;而成列与卓玛杰均被捕,目前情况不明。以及在印度的流亡藏人隆日多杰、次成多杰、达瓦顿珠。
3、2013年3月底,从康结古多(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结古镇),传出一名藏人妇女因抗议当局强拆其房屋而自焚受伤的消息,10月底时方才被证实,名叫贡觉措姆,40岁,是结古镇桑则(音译)村人,后从医院返回家中。但这一事件因不详及很迟传出,未计入2009年以来藏人自焚抗议的记录中。
——唯色记录。
2015年4月17日星期五
唯色RFA博客:藏历土鼠年的痕迹(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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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2008年3月藏地抗议。 |
藏历土鼠年的痕迹
茨仁唯色(Tsering Woeser)
接下来的纪念日,似乎都能做到若无其事
而那年,看似变局乍现,他冲出去,她尖啸着
更有那么多平日藏在阴影中的无名人氏
抛弃了比谁都逼真的幸福面具
瞬间即永恒:被消灭的,成为国家机密
……清晨,我悄然推开家门
这天,将有多少偶遇,属于藏历土鼠年[1]的痕迹?
我相信,我会看见秘密
一路上:修鞋的,配钥匙的,上山开矿的,下河筑坝的……
多么勤劳的移民啊,早早地
开始了日常生活的烟火,就像满大街的杭州小笼包子[2]
在等候一群群饥饿的淘金者
每个路口,又添了几名穿黑衣的特警
背抵背,绑着硬邦邦的护膝,握着盾牌和枪
至于不计其数的据点、摄像头和告密者,犹如天罗地网
一旁吸烟、斜视的几个男子,将尾随拒绝合作的人
我被两个靠在小店门口的塑料模特吸引住了
各穿一套玫红翠绿的劣质内衣,曲线毕露
脖子上套根细绳,像凄惨的吊死鬼拴在卷帘门上
难道会被谁一把抢走,逃之夭夭?
关于宗角鲁康[3],依然用母语口耳相传轶事趣闻
我素来沉醉。但今日的此处却让我紧闭双目
一线光明,径直射向作为背景的颇章布达拉[4]
却使插在顶上的五星红旗,泄露凶器的本质
这一线犹如照耀中阴之路的光明啊
希冀的并非来世,反而是无数个前世
于是,早被砍光的一棵棵左旋柳[5]在复活
往昔垂挂湖面的大片连绵的经幡重又飘动
而那湖,当然,必须是葱茏环绕的过去之湖
仅仅容纳几条狭窄的牛皮船[6]划来划去
身穿绫罗、挂满珠宝的男女佳人,就像从地狱归来
湖心中的小寺,犹如金瓶似的小山
袒呈着一幅幅如梦幻泡影的壁画却徒留刀痕
是否所有的伤口都被授意愈合?
是否所有的印迹都可以被仔细抹平?
是否在不安中度日的你我仍如从前,一无所求?
黑夜却是倏忽而至,来不及做好心理准备
分明听见一辆辆装甲车碾压地面如闷雷滚动
夹杂着时断时续的警笛和各地口音的汉语令人慌乱
他们似乎是永远的胜利者,明天摇身一变
年长的是不要脸的恩人,年少的是被宠坏的游客
以及旷野上,活割藏野驴生殖器的矿老板得意洋洋[7]
狗也在凑热闹,一个比一个更能狂吠
我不用抬头,也能看见近在咫尺的颇章布达拉
在丧失中保持沉默,在沉默中抗拒丧失
我不必细数,也能铭记从阿坝[8]燃起的第一朵火焰
它不是火焰,而是一百三十五位[9]连续诞生的松玛[10]
我将掉落在地的泪珠拾起,轻轻地,放在佛龛上
写于2010年3月14日,拉萨
完成于2014年6月12日,北京
修订于2014年8月15日,拉萨
注释:
[1] 藏历土鼠年,即公历2008年。这年3月,在拉萨发生之后遍及全藏的和平抗暴运动。
[2] 杭州小笼包子:来自中国南方今已遍布拉萨的小吃店。
[3] 宗角鲁康:藏语,意为布达拉背后供奉鲁神的地方。汉语称为龙王潭,藏语又简称鲁康。
[4] 颇章布达拉:颇章,藏语,宫殿。颇章布达拉,即建于公元七世纪,属于图伯特君主松赞干布及以后属于历代达赖喇嘛的布达拉宫。
[5] 左旋柳:拉萨特有的一种左向盘旋生长的柳树。
[6] 牛皮船:用牦牛皮缝制成的、呈梯型的一种皮船。藏语发音为“廓”。
[7] 2014年8月某日,一汉人男子在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的旷野虐杀一级保护动物藏野驴,活割其生殖器的照片披露网络后引发关注和报道。之后,中国官媒新华社称该男子及同伴已被公安部门拘捕,但身份与早前网友搜索及一些媒体报道不符,当地相关部门负责人对外说辞也不一样,从之前所说的开矿包铁路的浙江老板变成了陕西某电力公司的电工,引发对虐杀者真实身份的质疑。
[8]阿坝:位于安多藏区,即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
[9] 指的是始于2009年2月27日,在阿坝县,年轻的格尔登寺僧人扎白以自焚表达抗议。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4年4月15日,在境内全藏地有130位藏人自焚,在境外有5位流亡藏人自焚,共135位藏人以身浴火。
[10] 松玛:藏语,意为护法神,包括出世间护法神、世间护法神等,具有宗教的意义。
【转自唯色RFA博客: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weiseblog/weise-04132015102119.html。转载请注明。】
2015年4月12日星期日
康尼师益西堪卓自焚牺牲,为09年以来第142位自焚藏人
据消息称,尼师益西堪卓47岁,是炉霍县朱吾区充古乡扎日村人,甘孜县昂岗(音译)尼姑寺的尼师,长期闭关修行,并且关注西藏问题。她的父亲名叫西绕,母亲斯嘎已去世。
尼师益西堪卓是2015年第二位自焚藏人,也是境内第137位自焚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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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绘画记录藏人自焚的日本画家Tomoyo Ihaya(井早智代),为自焚牺牲的益西堪卓绘画。 |
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5年4月8日,在境内藏地有137位藏人自焚,在境外有5位流亡藏人自焚,共142位藏人自焚,包括23位女性。其中,我们所知道的,已有121人牺牲,包括境内藏地118人,境外3人。
目前找到并已经披露的有52位自焚藏人(境内49人,境外3人;包括两位伤者、46位牺牲者、4位生死不明者)专门留下的遗言、写下的遗书或录音的遗嘱,这都是至为宝贵的证据。许多藏人在自焚之时所呼喊的,包括:“让尊者达赖喇嘛回到西藏”、“祈愿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西藏要自由”、“西藏独立”、“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等等。
1、自焚时间以及自焚地点:
2009年1起自焚:
2月27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发生第1起。
2011年14起自焚(境内藏地12起,境外2起):
3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8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9月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2起。
10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起。
11月3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在印度新德里1起、在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12月1起——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1起。
2012年1-12月,86起自焚(境内藏地85起,境外1起):
1月4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1起。
2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1起,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3月1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2起。并且,3月在印度新德里1起。
4月4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2起。
5月3起——拉萨大昭寺前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6月4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2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1起。
7月2起——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1起。
8月7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6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府合作市1起。
9月2起——北京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即住建部)门口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1起。
10月10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那曲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5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2起。
11月28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9起、泽库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若尔盖县2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1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夏河县3起、碌曲县3起。
12月5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碌曲县1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
2013年1-12月,28起自焚(境内藏地26起,境外2起):
1月3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1起。
2月9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起。
3月5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起。
4月3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2起。
5月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1起。
6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7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
8月1起——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9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11月1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1起。
12月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
2014年2-12月,11起自焚(境内藏地11起):
2月2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3月3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1起。
4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9月2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1起。
12月3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2015年3-4月,2起自焚(境内藏地2起):
3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4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起。
2、自焚者籍贯(包括5位流亡藏人的籍贯,其中4位原籍在境内康地和安多,在以下记录之内;另一位出生在印度流亡藏人社区的,不在以下记录之内):
按照图伯特传统地理即141人:安多110人,康25人,嘉戎3人,羌塘2人,卫藏1人。而安多藏区中,安多阿坝(今阿坝县)自焚藏人最多,为38人;其次是安多拉卜让或桑曲(今夏河县)18人和安多热贡(今同仁县)11人,以及安多左格(今若尔盖县)9人。
其籍贯按照今中国行政区划即141人——
四川省藏区71人:阿坝州阿坝县38人、壤塘县6人、马尔康县3人、若尔盖县9人、红原县1人;甘孜州甘孜县2人、道孚县6人、康定县2人、色达县2人、巴塘县1人、炉霍县1人;
甘肃省藏区31人:甘南州玛曲县2人、夏河县18人、合作市5人、碌曲县6人;
青海省藏区30人:果洛州甘德县2人、班玛县2人;玉树州称多县2人、玉树县2人、曲麻莱县1人;海西州天峻县1人;黄南州同仁县11人、尖扎县1人、泽库县6人;海东地区循化县1人、海东地区化隆县1人;
西藏自治区9人:昌都地区昌都县2人;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1人;拉萨市当雄县2人;那曲地区比如县4人。
3、自焚者性别、年龄及身份:
男性119人,女性23人。其中有26位父亲,11位母亲,遗下未成年的孩子。
最年长的64岁,最年轻的16岁。大多数是青壮年,平均年龄约27岁。
僧尼:3位高阶僧侣(Rinpoche,朱古),38位普通僧侣,8位尼师,共计49位僧尼,涉及藏传佛教格鲁派、宁玛派、萨迦派、觉囊派,以格鲁派僧尼居多;
农牧民:71位牧民和农民,大多数是牧民;其中10位牧民曾是僧人,遭当局工作组驱逐出寺;4人曾是僧人,属自己还俗离寺。其中1位自焚牺牲的农民,原为藏传佛教噶举派寺院僧人;7位自焚牺牲的牧民,属藏传佛教觉囊派所在地区。1位自焚牺牲的牧民,是著名的贡唐仓仁波切的外祖父。
其他:2位女中学生;4位男学生;3位在拉萨、康区或青海某地的打工者;4位商贩;1位木匠;1位网络作家;1位唐卡画师;1位出租车司机;1位党员及退休干部;1位护林员;1位洗车店店主。可以说,涉及藏人社会的多个阶层,其中这三个群体值得关注:僧侣;牧民;学生。
还有两位是流亡藏人,是社会活动人士。
4、自焚者状况:
142位自焚的境内、境外藏人中,已知121人牺牲(境内118人,境外3人),其中88人当场牺牲(1人在尼泊尔自焚当场牺牲),31人被军警强行带走之后身亡(1人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医院重伤不治而亡),1人被送往印度新德里医院重伤不治而亡,1人即隆务寺僧人加央华旦在寺院治疗六个多月后绝食牺牲,1人被亲属同乡送往医院救治。
另有15人被军警强行带走之后有13人情况不明。其中6人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于2012年5月、12月和2013年2月和5月播的官方宣传片中有在医院治疗的镜头,但并未回到寺院或家中,如同人间蒸发,更多情况不明,他们是:
2009年2月27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扎白;
2011年9月26日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格桑(尕尔让)和洛桑贡确(贡确旦巴);
2011年10月3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格桑旺久(尕尔让旺修);
2012年11月7日自焚的阿坝俄休寺僧人桑珠和多吉嘉;
其中被军警强行带走的7人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们是:
2012年2月13日自焚的阿坝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嘉措;
2012年5月27日自焚的在拉萨打工的阿坝人达吉;
2012年6月27日自焚的玉树妇女德吉曲宗;
2012年9月29日自焚的昌都嘎玛区农民永仲;
2012年10月25日自焚的那曲比如小生意人丹增;
2012年11月26日自焚的色达学生旺嘉;
2013年2月25日自焚的阿坝德普寺僧人桑达。
其中被军警强行带走的1人,即2012年2月8日自焚的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拉布寺僧人索南热央,据报道他于数月后被军警送回称多县拉布乡的家中,双腿被截肢,遭警方严密监控,目前状况不明。
其中被军警强行带走的1人,即2012年12月2日自焚的夏河县博拉乡牧民松底嘉,据报道他于2014年11月23日被军警送回家中,双腿被截肢,遭警方严密监控,目前状况不明。
2014年3月29日自焚的四川省甘孜州巴塘县尼师卓玛的情况不明。
两位境外的流亡藏人在自焚后获得救治,已伤愈。
境内藏人甘孜寺僧人达瓦次仁自焚后,先是被僧俗藏人送到医院,出于担心自焚者被军警从医院强行带走,一去不归,后又从医院接回寺院,由藏人们自己照顾、救治。据悉,目前达瓦次仁在艰难恢复中,但落下残疾,生活困难,目前状况不明。
境内藏人玉树退休干部巴桑拉毛自焚后在医院治疗,目前状况不明。
5、自焚者名单:
(1)137位境内藏人:
2009年(1人)——扎白。
2011年(12人)——彭措,次旺诺布,洛桑格桑,洛桑贡确,格桑旺久,卡央,曲培,诺布占堆,丹增旺姆,达瓦次仁,班丹曲措,丁增朋措。
2012年(85人)——达尼,次成,索巴仁波切,洛桑嘉央,索南热央,仁增多杰,丹真曲宗,洛桑嘉措,丹曲桑波,朗卓,才让吉,仁钦,多杰,格贝,加央华旦,洛桑次成,索南达杰,洛桑西绕,其美班旦,丹巴达杰,朱古图登念扎,阿泽,曲帕嘉,索南,托杰才旦,达吉,日玖,旦正塔,丹增克珠,阿旺诺培,德吉曲宗,次旺多杰,洛桑洛增,洛桑次成,卓尕措,角巴,隆多,扎西,洛桑格桑,旦木曲,巴桑拉毛,永仲,古珠,桑吉坚措,丹增多杰,拉莫嘉,顿珠,多杰仁钦,才博,丹增,拉毛才旦,图旺嘉,多吉楞珠,丹珍措,多吉,桑珠,多吉嘉,才加,格桑金巴,贡保才让,宁尕扎西,宁吉本,卡本加,当增卓玛,久毛吉,桑德才让,旺青诺布,才让东周,鲁布嘉,丹知杰,达政,桑杰卓玛,旺嘉,关曲才让,贡保才让,格桑杰,桑杰扎西,万代科,才让南加,贡确杰,松底嘉,洛桑格登,白玛多杰,贡确佩杰,班钦吉。
2013年(26人)——才让扎西,珠确,贡去乎杰布,洛桑朗杰,珠岗卡,南拉才,仁青,索南达杰,彭毛顿珠,桑达,才松杰,贡觉旺姆,洛桑妥美,格吉,拉毛杰,贡确丹增,秋措,洛桑达瓦,贡确维色,丹增西热,旺钦卓玛,贡确索南,西琼,才让杰,贡确才旦,次成嘉措。
2014年(11人)——彭毛三智,洛桑多杰,久美旦真,洛桑华旦,卓玛,赤勒朗加,贡觉,拉莫扎西,桑杰卡,才让卓玛,格绒益西。
2015年(2人)——诺秀,益西堪卓。
(2)5位流亡藏人:
2011年(2人)——西绕次多,博楚。
2012年(1人)——江白益西。
2013年(2人)——竹钦泽仁、嘎玛俄顿嘉措。
(另,在2009年之前自焚的,还有1998年自焚牺牲的流亡藏人图丹欧珠,2006年自焚受伤的流亡藏人拉巴次仁。)
补充:
1、中共当局在全藏地颁布“反自焚专项斗争实施方案”、“关于反自焚工作暂行规定的通告”,强调“哪里发生自焚案件就对哪里进行‘严打’整治”,即对自焚者家人、亲属、所在乡村及寺院等进行连坐。并且,严密封锁自焚消息外泄,严厉打击外传自焚消息者,以及对自焚者亲友或所在地软硬兼施,令其闭口或编造虚假信息等等。在这种高压下,已经出现多起自焚事件在发生后数日、甚至数十日才艰难传出的情况,还出现以下各种情况,包括:自焚者家人因遭威胁而不敢承认自焚实情;西藏自治区高官矢口否认本藏区已有数起自焚发生;流亡西藏政府与民间方面在统计自焚藏人人数上不一致。更为严重的是,极有可能的情况是,全藏地及境外的自焚事件可能不止以上所记录的142起,可能有被当局动用一切力量竭力掩盖的自焚事件已经发生,外界却不得知。并且,仅依据目前所报道的(包括境外涉藏媒体和组织报道的,以及中国官方媒体如CCTV、新华社、新华网报道的)案例,至少有50多起与50多位位自焚者相关的案例,其中至少有两百甚至更多的藏人因此被拘捕、被判刑,最高刑期是死刑(2013年3月13日自焚牺牲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妇女贡觉旺姆的丈夫卓玛甲,被阿坝州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最低也是一或两年,更多的是数年重刑,但一定还有未被报道的连坐案例已经发生。
2、7位试图自焚或自焚未成的藏人:是境内藏地的成列、多吉热丹、卓玛杰、久谢杰;其中多吉热丹在异地蹊跷身亡,久谢杰服毒自焚时毒发身亡;而成列与卓玛杰均被捕,目前情况不明。以及在印度的流亡藏人隆日多杰、次成多杰、达瓦顿珠。
3、2013年3月底,从康结古多(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结古镇),传出一名藏人妇女因抗议当局强拆其房屋而自焚受伤的消息,10月底时方才被证实,名叫贡觉措姆,40岁,是结古镇桑则(音译)村人,后从医院返回家中。但这一事件因不详及很迟传出,未计入2009年以来藏人自焚抗议的记录中。
——唯色记录。
2015年4月7日星期二
唯色:“农奴解放纪念日”与“凌迟”
“农奴解放纪念日”与“凌迟”
文/唯色
受2008年3月由拉萨蔓延全藏地许多地方抗议的刺激,中国政府于2009年特别设立所谓“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定于3月28日(而1959年的此日,中共宣布解散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政府),每次隆重庆贺,高分贝宣传“旧西藏”如何“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而“新西藏”多么幸福。在这种“新旧对比”的噪音中,我翻开了这本学术译著——《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原著哈佛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凌迟是中国具有悠久传统的酷刑,虽然该词来自古籍里悠闲爬山、山势渐缓的描述。在史记与汉书中都记载的有“五刑”,为秦朝时有名的法家与丞相李斯所发明,即在公开示众的受刑者脸上刺字,再割其鼻子,砍其双足,施以宫刑,最后腰斩并斩首、或断舌及剁成肉酱。李斯本人在公元前208年极具讽刺地受此刑而死。《杀千刀》评论:“倘若说凌迟是中华帝国法律上最严酷的刑罚,那么它也是大众印象中最严酷的刑罚。”不过它认为“凌迟最早出现在10世纪和11世纪的辽代和宋朝……登峰造极的凌迟出现在明朝”,“清律两百余年凌迟了上千人”。似乎著述此书的学者们遗漏了凌迟这一酷刑上溯至秦朝的事实。
《杀千刀》的三位作者(卜正民、巩涛、格力高利·布鲁)都是国际知名汉学家、历史学者,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注意到西藏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凌迟,是1727年满清雍正皇帝趁藏乱派往拉萨的第一任驻藏大臣(满语“安班”即“大人”,专指派驻蒙古、青海、西藏、新疆等地的满洲皇帝代表,又称驻扎大臣)带去的,同时带去了实施凌迟酷刑所需的刀具与刽子手。彼时,驻藏大臣与西藏摄政王颇罗鼐合作,在布达拉宫前的修赤林卡(法座园林)以凌迟之刑缓慢处死两位谋杀同僚的重臣,令拉萨民众从上至下备受精神折磨,在西藏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
在西藏著名传记《颇罗鼐传》中,记录了第一次目睹凌迟酷刑的颇罗鼐如何遭受心理创伤,余生为之忏悔,并在大昭寺供金灯为死者祷。不清楚西藏历史上曾有过多少次凌迟,据藏人作家嘉央诺布(Jamyang Norb)在《从黑暗到黎明:从清朝到独立的图伯特刑罚》一文中所写:“哈佛大学最近出版的一本对凌迟的研究里(即《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一书原著),作者们提到凌迟之刑在图伯特东部,一直到1910年都还在执行,由赵尔丰所下令。康藏人说到中国兵‘会让人慢慢死亡,把身体一次一小片割下,直到心脏,而生命终了为止。’作者们认为‘此刑可能被当成军事紧急措施,而受到批准。’”另外,据记载,1918年中华民国时,也对反抗的康藏人用过凌迟、剥皮、烹刑、车裂等酷刑。
有意思的是,由历史上138位驻藏大臣从中国带去的若干外来刑具——除了凌迟用的刀具,还有木枷,藏语称gya-go,意为“中国门”;还有拶指即夹手指的刑具;有些刑具甚至没有藏语称呼——虽然在西藏本土极少使用,日后却成了中共夸张揭批“旧西藏”如何残酷的“证据”。甚至时不时就会陈设在北京的“民族文化宫”,展示给中国民众看“旧西藏”的残酷、野蛮与原始,如网上有中国人说:“六七十年代,北京民族文化宫常年展览控诉西藏奴隶主的罪恶行径,人皮、头骨、各种刑具全是实物。”事实上至今还常有这样的洗脑展览。
凌迟既是满清法律律例中最为残酷的律例,也是满清从中国文化继承下来的传统。从某种意义来说,是帝制中国威权之象征,有如今日拉萨街头的装甲车、藏人屋顶上的狙击手,也具有这样的象征意义。而“农奴解放纪念日”对“旧西藏”的各种妖魔化宣传,就差把凌迟酷刑说成是“旧西藏”原创了。
记得几年前在北京宋庄美术馆看到台湾艺术家陈界仁的作品,是用电脑合成影像的方式来处理历史影像,其中的《本生土》再现的正是1905年北京菜市口的某次凌迟场景,被法国人拍摄到并被制成明信片引发西方对“中国酷刑”的兴趣及研究。特别之处在于,不但遭凌迟者的头颅被复制,艺术家还把自己的影像放进旁观者之中。
我当时有感于陈界仁的这幅作品而写下:“凌迟这种酷刑,是谁的发明?//在闹市街头,光天化日之下/行刑者把受刑者切成碎片/却又不准他过快死掉/给他喂食鸦片/让他恍恍惚惚 /再一刀一刀剜割他的肉体/甚至要割千刀以上//受刑之人,什么样的罪过/既不准他活,也求死不得?/因为吞食了鸦片/莫大的痛苦也变得麻木/可能还有点飘飘然//闻讯奔来的人们拥挤着/争相观看这奇观/击掌叫好,陶醉其中/或者吓得睁只眼闭只眼//惟有执刀的行刑者一丝不苟/沉浸在刽子手的快感中……//这也是被凌迟的西藏/被凌迟的中国/被凌迟的这个世上的你、我、他”。
至今天,丹增德勒仁波切被构陷、被逮捕、被下狱整整十三年!
今天,2015年4月7日,是西藏东部藏区康地著名的丹增德勒仁波切,在康雅曲卡(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被构陷、被逮捕、被下狱整整十三年的日子。
遭指控“制造爆炸案”、“煽动分裂国家”,丹增德勒仁波切被先判死缓后改无期徒刑,被关押在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的川东监狱。这是当时从四川省委书记升任公安部部长的周永康裁决的第一个大案,也是惊天冤案!而蒙冤深重的丹增德勒仁波切是21世纪之后,国际上最知名并受关注的西藏政治犯。
对于藏东康区成千上万的藏人而言,66岁的丹增德勒仁波切是今生今世的精神支柱。正在牢狱遭受苦难的他,是笼罩在这广大地区的人民心中难以承受的痛。整整十三年来,当地没有过欢乐的节庆,多少老人在见不到他的遗憾中哀哭离世。成千上万的藏人所铭记的是,丹增德勒仁波切从狱中带话:“有些人说如果再提起我的案子,会让我的处境更糟糕。就此而言,我已经坠入谷底,事情也不可能更糟了。所以,你们可以为我上诉和发起声援活动。”
这十三年来,三万多藏人在一封封请愿书上联署签名、按手印,并派代表到人生地不熟甚至语言不通的成都、北京上访,表示“我们无法承认对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判决,需要重新审理所谓的‘爆炸案’”,许多藏人因此被抓、被打、被判刑,但至今仍不放弃,誓与受苦的上师共患难。然而,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两个妹妹于2013年11月6日探监之后,迄今一年半再未见到仁波切,而了解到的情况是,这么多年的含冤牢狱生活,使仁波切的身心遭受严重摧残,而有关当局所持的强硬态度却没有任何改观和转变,虽然制造丹增德勒仁波切冤案的祸首——周永康已被中共最高权力定罪,成为正式遭腐败罪名起诉的最高级别的共产党官员。
这十三年来,在境外,每逢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诞辰日或受难日,无论在印度南部的哲蚌寺、甘丹寺以及其他诸寺,无论在纽约、伦敦还是全球各地的流亡社区,包括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众多弟子在内的许多藏人,总是会聚集在一起,举行祈福法会和抗议游行。
祈祷身陷囹圄十三载的丹增德勒仁波切在与弟子及信众们心心相印之时,逆缘终究转顺缘。
这张丹增德勒仁波切的照片,是我于1999年夏天在雅江县第一次见到仁波切时拍摄。2004年我写下长诗《西藏的秘密》,献给丹增德勒仁波切以及在狱中的良心藏人,其中有关丹增德勒仁波切的片段如下:
……几年前的雅砻江边,他凝望着在洪水中翻滚的苹果:
“看,报应来了。”他的痛楚让慕名而来的我不知所措。
他当然著名。在这个纷纷变节和沉默的年代,
走遍乡村传扬佛法的他,直面政府批评时弊的他,
是那么多农民、牧人和他抚养的孤儿心中的“大喇嘛”,
更是官员们的眼中钉和肉中刺,不拔除不足为快。
一次次精心设计的圈套,终于在“911”之后把他套牢。
堂而皇之的罪行,要借“反恐怖”的名义杀一儆百。
据说私藏炸药和淫秽录像的他,策划了五起甚至七起爆炸案,
但我记得,身陷囹圄的半年前,他难过地说:
“我的妈妈病死了,我要为她闭关,修法一年。”
一个立下重誓的佛教徒,怎会与杀生夺命的爆炸案有牵连?
写于2015年4月7日
延伸阅读:
记蒙冤入狱12年的丹增德勒仁波切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04/12_22.html
为入狱12年的丹增德勒仁波切呼吁、祈祷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04/12_8.html
今天,丹增德勒仁波切被捕、被下狱整整12年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04/12.html
多年来,数万藏人为被构陷入狱的丹增德勒仁波切请愿、上访的伤心史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7/blog-post_31.html
张思之:受理阿安扎西活佛“爆炸”案被阻始末(日记)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8/blog-post.html
为狱中十年的丹增德勒仁波切祈祷!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2/11/blog-post_6.html
担忧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近况,康地藏人要求给予保外就医的呼吁书(2010年6月17日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0/06/blog-post_17.html
外媒报道:连日来,藏人为被关押七年的丹增德勒仁波切进行抗议(2009年12月9日)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12/blog-post_09.html
康地雅江县藏人呼吁重新审理丹增德勒仁波切一案的申冤书(2009年12月9日)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12/blog-post_9787.html
2007年,康地藏人为丹增德勒仁波切呼吁的请愿书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12/2007.html
记2007年,康地藏人为丹增德勒仁波切请愿,被当局阻扰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12/2007_10.html
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学校,现在成了养鸡场和杀猪场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9/12/blog-post_17.html
长诗:西藏的秘密——献给狱中的丹增德勒仁波切、邦日仁波切和洛桑丹增http://map.woeser.com/?action=show&id=111
首次发布关于丹增德勒仁波切的相关图文http://map.woeser.com/?action=show&id=113
大喇嘛被抓了,他們怎麼辦?http://map.woeser.com/?action=show&id=114
王力雄:丹增德勒的照片http://map.woeser.com/?action=show&id=112
王力雄:丹增德勒与当地政府的纠葛(2011年)http://wlx.sowiki.net/?action=show&id=390
王力雄:百姓对丹增德勒案的质疑(2011年)http://wlx.sowiki.net/?action=show&id=391
王力雄:回顾丹增德勒案件(2011年)http://wlx.sowiki.net/?action=show&id=389
王力雄:末法时代——藏传佛教的社会功能及毁坏(2003年)http://wlx.sowiki.net/?action=show&id=22
王力雄:就阿安扎西案的三项疑点呼吁最高院提审(2002年)http://blog.boxun.com/hero/wanglx/9_1.shtml
关於阿安扎西、洛让邓珠死刑案上诉审理的建议书 (2002年)http://www.hrichina.org/cn/content/2644
2015年4月5日星期日
长平观察:新闻封锁也是一种民族压迫
一对维吾尔族夫妇是否因蓄须及穿罩袍被判刑入狱,竟然成为悬案。时评人长平认为,新闻封锁是严重的人权侵害和民族压迫。
(德国之声中文网) 仅仅因为留大胡子,一名维吾尔族男子就被判处六年徒刑?而他的妻子,也因为 戴面纱、穿罩袍,但"有悔过行为",被判处两年徒刑。几天前,来源为《新疆经济报》的这一消息出现在网络,让一些汉人也感到不安,在社交媒体进行讨论。
随后这篇报道被删除。紧接着出现一则致歉声明,自称是撰写这篇报道的《喀什特区报》记者的人说,"相关新闻事实未经深入采访核实,造成报道严重失实,违背了新闻真实性原则", "在此,向广大读者深表歉意"。然后,这则致歉信也消失了。《新疆经济报》的一名编辑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无论是他所供职的报纸还是《喀什特区报》,从未刊发过那篇文章。
一对夫妻是否被判刑入狱,两家公开出版的报纸是否刊发过一则消息,这是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事情,竟然也成了神秘的悬案,全世界的媒体都无法查证,简直匪夷所思。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当局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异常严厉的新闻封锁。
中国政府对中国境内所有媒体都予以严格管制,但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被定为更高的敏感级别。在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发生的新闻越是重大,汉族地区的媒体人除了按要求对官方"通稿"鹦鹉学舌之外,越是避之唯恐不及。同样是自焚抗争惨剧,无论是2009年成都的唐福珍自焚事件,还是2010年江西宜黄的钟家自焚事件,中国媒体人不仅努力突破禁令进行报道,而且采取介入行动,帮助抗争者逃离官方的迫害。自2008年以来,已有超过130名藏人自焚抗议,在整个中国的媒体和网络中,却好像根本不曾发生一样。
在这种状况下,少数民族发出自己的声音尤其重要。但是,谈及此事时,前学运领袖、内蒙古人民党主席席海明对德国之声说,少数民族记者面临比汉人更大的压力。他们的报道受到更多的政治审查,稍有越界就可能失去工作,甚至被戴上分裂主义者的帽子。
中国政府对互联网严防死守,但是汉族网民和媒体人仍然利用各种办法,在网络上传播真相,表达意见。少数民族地区的网络和电话受到更多的监控,新疆地区在2009年至2010年甚至被彻底断网长达半年时间。
人们时常讨论中共的少数民族政策,如干部派遣、经济建设、文化保存、宗教自由和就业状况等等。高考加分、招工指标等“民族优惠政策”引发部分汉人的不满,他们据此否认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压迫。还有一些人总是以 "你不了解真相"为由,反驳外界舆论对民族政策的批评。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新闻封锁本身就是一种民族压迫,而且是最严重的人权事件之一。
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是一种天赋人权或者自然人权,洛克、孟德斯鸠等人权理论先驱都进行过有力的论证。《世界人权宣言》也明确指出,"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剥夺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就抽掉了一个民族发展的根基。在这种前提下,那些所谓"优惠政策"可以说不值一提。只有在基本人权得到保障的情况下,这些补偿性的政策--类似于美国的肯定行动(Affirmative action)--才有讨论的意义。
中国政府为自己的少数民族政策辩解的最好办法,也是必需的前提,就是解除新闻管制,促进信息透明。只要政府操控媒体、禁止采访、打压新闻工作者,无论真相是什么,这种严重的人权侵害和民族压迫都不证自明。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转自:德国之声中文网)
2015年4月1日星期三
唯色:将“民族”改为“族群”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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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遍及全藏地的官方宣传画。标语写的是:“藏族和汉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我们的妈妈叫中国。” |
文/唯色
前不久读了蒙古人学者、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的日文著作《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中译本,译者是分别居住在中国和日本的刘英伯、刘燕子父女。这本书正如王力雄在推荐序中所言:是“所有汉人都该读的书”,中共几十年来在民族地区实施的包括过去的文革、今天的“西部大开发”和“维稳”等一系列措施、政策,将导致“……多年积累的蒙古人烈火,终有一天会使内蒙古问题和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一样全面爆发。”
而近些年,正如杨海英先生在后记中概述的,“中国的民族学者为国策有效地推进而不遗余力”,其中一方面,即创建新的理论以应付新的时期爆发的民族矛盾。他所列举的重要事实之一,我认为极有意思,有必要转载并介绍。
1990年左右,中国民族学者以及民族理论的制定者,悄悄地做了一件事,将英文中的“民族”(Nation)这一关键字更改成为毫无政治权力的“族群”(Ethnic Group),认为“民族”若不改成“族群”,将导致更深的国家分裂危机。尤其是在2008年西藏抗暴、2009年新疆动乱之后,包括自由派在内的中国诸多学者纷纷附议体制内民族学者马戎有关取消民族划分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建议,而马戎本人早在2004年就撰文推广他的“关于民族关系的新思路”,事实上这都是一系列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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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5月25日,马戎在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生院 讲座《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出路》。 |
杨海英先生批评说,蒙古民族、西藏民族被代之以“蒙古族群”、“西藏族群”,这意味着,如中国境内的蒙古人原本与“独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蒙古人血脉同根,共有价值观、文化传统、历史记忆、畜牧业社会的经济生活……本来拥有民族自决的‘民族,国家’政治构建根基,由此业却已沦为汉人统治下的国家的二等公民,奴隶式的族群圈。”而“这些学者的‘理论’对今天中共的独裁政权起着‘帮忙’或‘帮闲’的作用。”
2014年12月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藏语广播节目,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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