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机枪和子弹，控制不了藏人的心”

【这张照片是2000年，朱瑞和我在拉萨“江央贡却”法会上与僧人的合影。】

“军队、机枪和子弹，控制不了藏人的心”
——朱瑞与达赖喇嘛驻美代表处西藏问题分析员贡噶扎西先生的访谈

前不久，作为一个对西藏深怀感情的作家，朱瑞采访了达赖喇嘛驻美代表处西藏问题分析员贡嘎扎西先生，之后她把访谈记录寄给了我。

朱：本月5日挪威西藏之声报道，达赖喇嘛特使称藏中第7轮会谈，令人很不满意。作为西藏问题分析员，您怎样看第7次会谈？

贡：我虽然不是直接参与者，但是，从会谈代表回来后发布的新闻稿和西藏流亡政府在庆祝达赖喇嘛73华诞典礼上的讲话稿看，我不抱乐观态度。尽管我们知道，西藏问题不是几次接触会谈就能解决的，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形成的局面是有接触，却没有实质进展。

我们诚心诚意和中共会谈，达赖喇嘛早就提出了愿意西藏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的中间道路，并且在中国争取奥运主办权时，就明确地提出支持奥运。现在看来，即使有这些先决条件，解决西藏问题也越来越渺茫。达赖喇嘛特使团自北京返回印度后，中国官方媒体不断地说，没有西藏问题，只有达赖喇嘛问题。这说明中国政府没有勇气面对现实。达赖喇嘛说，我流亡了50年，知道怎么照顾自己，我个人的未来不存在任何问题，我担心的是六百万藏人的未来。

朱：这种情况下，您认为流亡政府还会继续同中共会谈，坚持中间道路吗？

贡：如果中国政府提出会谈的话，以我个人常识，我们会回应的。但是，希望下一次会谈是建立在尊重事实、坦诚和透明的基础上。如果中共政府依然不面对现实，说到底，对藏汉两族都没有好处。

根据我已往的经验，中间道路不会改变，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是我们自己的想法。21世纪，人类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整个世界都在相互依存，再谈独立已没有意义。我们只希望能够保留自己的文化，因为这个文化不仅有益于藏人，也有益于汉人，甚至所有的生命。

朱：一些中国人认为中共在西藏做的都是好事，藏人应该知恩图报，而流亡政府却在指责中共在西藏实行文化灭绝（包括有意和无意），这是为什么？

贡：一个不了解西藏文化的人，很容易把焦点聚集在中共对西藏的表面建设上，比如青藏公路、青藏铁路的建成，援藏干部的派驻，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砸毁的寺庙有部分的修复等等，但是，在这些建设的背后，却埋藏着另外一些动机。

首先，大量移民的涌入，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了少数民族。传统的西藏文化，日趋边缘化。其次，西藏文化的精华是佛教，而现在，僧人出家的数量受到限制，佛法的修习受到干扰，甚至很多宗教活动受到阻碍。还有，藏语得不到真正的运用。在一些比较重要的会议上，汉语是唯一的语言。尽管有的学校开设了藏文课，但是在时间上，和其它的课程比，少得可怜。另外，藏人不能正常地庆祝传统的宗教节日，比如默朗钦莫（祈愿大法会）、燃灯节、冲拉亚岁（纪念达赖喇嘛诞辰日）都被间接或直接地取缔，甚至萨嘎达瓦（佛诞节）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限制。如果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连自己的风俗习惯都保不住，还谈何感激？我们不想重复内蒙的悲剧。如果允许任何一个关心西藏、了解西藏文化的人自由地赴藏，实地调查，就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西藏文化已到了非救不可的时候了。

朱：昨天，达赖喇嘛在回答观众问题时，谈到3月事件以后，有一次，他看见中国学生在抗议，便邀请七个学生代表，和他面对面地交谈，他说，只有两个学生，很细心地听他解释，并在记录，而其他五个人一直处于激动状态，什么也听不进去。达赖喇嘛幽默地说，幸好当时有警卫，并且以一张桌子相隔，否则，这些中国学生也许会动手……您是怎么理解这种现象的？

贡：4、5月份时，一些中国学生很情绪化，一方面，我理解他们对中国的希望；另一方面，也说明多年来，在西藏问题上，中国民众没有正常的信息来源，不了解事情的真相。比如3月西藏事件，新华社做了歪曲性的有选择的报道。从长久看，这种愚民手段，对汉人和藏人都没有好处，也明显地增加了不稳定因素。一个和谐的社会是发自内心的，枪杆子和压制手段永远产生不了和谐。既然宣传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就应该为两个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睦相处创造条件。在这里，我必须再次明确，我理解中国民众，也相信有一天，当新闻不再被封锁，当人们的意识回到常识状态的时候，中国民众将会清晰地看到，藏民族曾怎样地被一个政权残酷地蹂躏着。

我们曾真诚地希望以接触会谈的方式来寻求西藏问题的解决。现在，中共又认为没有西藏问题，只有达赖喇嘛问题。如果没有西藏问题，那么，发生在西藏的3月事件是什么？为什么西藏管理得那么严？为何驱逐国外媒体？

朱：3•14事件以后，中共的军队甚至开进了色拉寺、哲蚌寺等寺院，据说在拉萨，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便衣，西藏差不多成了一座大监狱，您觉得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

贡：所谓的3•14事件是中国政府于2008年3月15日规定的名词。我不同意这种说法。难道西藏在3月10日到13日四天的时间里是平静的吗？是的，目前西藏，包括安多，康地，甚至迪庆，都监管得非常严，尤其各寺院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强迫藏人反对达赖喇嘛，事实上，这是在增加不稳定因素，加深藏汉之间的仇恨，给处于白热化的西藏问题，火上浇油。

谁也不知道这种监管和压制会持续多久，到北京的奥运结束？到明天的3月10日？还是更长？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军队、机枪和子弹，控制不了藏人的心。中共明智的做法该是检讨对藏政策，拿出勇气面对现实，与达赖喇嘛代表进行商谈实质问题，拖延决不会给中共带来好处。

完稿于2008-7-27

沉默的维吾尔族/William Schue

【除了最后一张照片，以上其他照片的拍摄者是王力雄和我。转载这篇“沉默的维吾尔族”，认可文章所说的维吾尔族失声的状况，只是不同意文章对维吾尔族内部之所以失声的原因可能是“失去良知”的分析，就此我将根据我的了解写一篇短文。】

沉默的维吾尔族

文/William Schue

发生在昆明的“7·21”公交车爆炸案已经过去一周了。尽管案件还是没有侦破，但很多人都已经把怀疑的矛头对准了维吾尔族的“东突分子”。这给原本已经受到严格管理的维吾尔族人戴上了一道“紧箍咒”。

无论真相如何，这样的怀疑都是有着现实理由的。多年以来，来自中国官方的信息已经把维吾尔族“东突分子”塑造成威胁中国本土安全的头号恐怖主义敌人了，连标榜“民主、自由”的美国都把“东突”列为恐怖组织了。但是，“东突”并不能代表整个维吾尔族，“东突”制造的恐怖主义并不是整个维吾尔族制造的恐怖主义。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东突”的恐怖主义活动和中国官方的渲染已经将整个维吾尔族彻底妖魔化了。几乎每一位普通的维吾尔人都会在乘坐交通工具、入住宾馆旅店等情况下受到特殊“关照”。

我曾对一位维吾尔族朋友说，根据民族自决原则，任何民族都应该由本族人来治理，维吾尔族也不应该归顺于其他民族。但是，他告诉我，绝大多数维吾尔族人并不愿意独立，他们还是对现状比较满意的，赞同分裂的只是维吾尔族的一小部分人。我有些吃惊，因为我已经习惯于接受中国官方对维吾尔族“分裂势力”的指责了。恐怕还有更多的人像我一样迷信着当局所制造的假象，因为几乎所有的公开信息都告诉大家：维吾尔人在闹独立，甚至通过恐怖主义活动去实现这个目标。但是很少有人想过，究竟是小部分维吾尔族人还是所有的维吾尔族人都在闹独立。

关注中国民族问题和新疆政治的人，如果厌倦了中国官方媒体中太过于苍白的正面宣传，一定对偶然冒出来的关于“东突”等恐怖活动的新闻感兴趣。但是很抱歉，这些新闻的永远是在引用中国官方机构透露的信息，永远是将责任归咎于维吾尔人。我们很难看到或听到维吾尔人独立地就这些问题发表见解。

维吾尔族是一个非常容易引起争议、但自身却失声的民族。跟同样处于中国民族问题舞台中心的藏族相比，维吾尔族似乎是一个患有聋哑症的主角。尽管外界对其批评不断，但该族并没有做出什么公开反应，好像根本不知道外界的批评一样。

在国际层面上，维吾尔族几乎无法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9·11”之后，“文化冲突论”横行，以美国为首、主要信奉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各类新教）的西方社会已经在排斥信奉伊斯兰教的各个民族了。所以，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基本上无法得到欧美国家的支持。藏民信奉的藏传佛教，好歹还能吸引一些西方民众的追随。流亡海外的藏民也可以融入西方社会，可以得到西方社会的支持。但维吾尔人又能得到谁的支持呢？尽管欧洲一些国家也能够为维吾尔族的异议人士提供政治庇护，但这更多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并不说明欧洲社会也支持维吾尔族人士的各种诉求。流亡的维吾尔族人士很难融入文化不同的西方社会，西方社会也很少为维吾尔族提出呼吁。

在外国记者的准入条件中，西藏还需要许可证，而新疆则宽松得多。但是，我们在看到外国记者试图蜂拥进入西藏的同时，却很难看到外国记者进入新疆并发出报道。即使是那些被保守人士视为“反华媒体”先锋的BBC和VOA，也难以探求这些恐怖活动的真相，几乎没有引用过维吾尔族人的分析或评论，只是再次引用中国的官方信息。难道说，新疆和维吾尔族就不应该出现在西方舆论的主流舞台？崇尚“言论自由”的西方国家，为什么不去多采访一下本土的维吾尔族民众？

比国际舆论漠视更可怕的是，维吾尔族内部缺乏公开表达言论的人。不管中国官方如何报道和宣传西藏问题，藏民内部还是有一些民间人士（例如唯色女士）将西藏的真实情况告诉外部世界，西藏流亡政府也能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西藏内部情况并向外界传达。拉萨“3·14”事件后，就有不少藏民公开质疑中国中央政府，其他人通过各种技术手段也能获知这些质疑信息。而维吾尔族呢？无论使用多么先进的技术，我们至今还是没有发现能够传达新疆真实情况的维吾尔族人士，流亡在外的维吾尔人也很难知道发生在他们故土的各种情况。尽管热比娅女士不遗余力地在境外为维吾尔族呼吁，但她无法像藏族的唯色女士一样为外界带来任何更实际的信息。

如果说平民的沉默是源于政治上的压力，那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就不该保持沉默了。汉族有一些充满良心的知识分子公开或半公开的表达异见，藏族也有知识分子为本族奔走呼号，但是维吾尔族的知识分子们去了哪里呢？我们不可能相信新疆的高等教育这么多年都没有为维吾尔族培养出一个知识分子。唯一的解释大概是知识分子失去了良知，民族利益已经不如政治压力下的个人利益重要了。

西谚有云：“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在一个法治社会，任何人都应该享有言论自由。受到刑事指控的人，更有获得辩护的权利。但在中国官方通报的多起"东突"恐怖主义案件上，我们更多的感觉到当事人是被送到了失去辩护权的政治审判台，而非依法组建并保障辩护权的法庭。犯罪嫌疑人、本族人都没能为他们做出公开的辩解。

一个善治的国家不应该存在沉默的群体的。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很多地区的民主政治正在不断发展，但是新疆却是中国政治的一块特殊领地。其主要领导人已经连任四届，可谓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神话。跟中国其他地区发展经济的追求不同，政治和社会稳定才是新疆地区的首要政治目标。跟二三十年前一样，“稳定压倒一切”依旧是这里最重要的政治原则。所有的话语权都集中在当权者手中，被统治者只是刀俎上的鱼肉，任人宰割而毫无怨言。

即使真的有一些维吾尔人从事恐怖活动，也没有人去公开反思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狗急了才会跳墙，恐怖主义分子也是别无选择了。“9·11”之后，西方社会也在不断反思造成恐怖主义的原因，反思西方国家在伊斯兰世界的政治政策和经济政策。但中国当局更多的是简单地归因于“分裂分子”极端地践行其政治理念，根本就没有从社会政策、经济政策等方面进行考虑。

当弱者的力量难以抵挡强者时，缺乏话语权才是导致恐怖主义的原因。历史上存在“东突厥斯坦”这个国家也好，现在新疆存在恐怖主义也罢，这些都不是问题的重点。问题的重点在于，这些被称为“恐怖主义分子”的群体是否具有足够的话语权，是否能够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观点由是否被公众了解。如果他们不再沉默，更多的公众会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会更深入地去思考恐怖主义问题。中国中央政府如果能够以人文的态度去思考新疆的恐怖主义问题、以务实的态度跟新疆的"分裂势力"对话，新疆的问题才最终能够解决，中国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才会缓解。

鲁迅先生曾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沉默的维吾尔族，最后可能也只有这两种选择。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7月30日 来稿)

嘉央诺布：赤脚专家

【藏人画家贡嘎嘉措的作品。】

BAREFOOT EXPERTS – Jamyang Norbu
Phayul[Wednesday, June 11, 2008 20:40]

文/嘉央诺布
译/台湾悬钩子

事实很少的地方，专家特别多。－－Donald R. Gannon

文化大革命梦想出来的许多未经深思熟虑（也常造成大灾难）的计划之一，“赤脚医生”制度（藏语： amchi kangjema）是广受许多西方毛泽东思想信徒与名人朝圣者如莎莉麦克琳(Shirley MacLaine)所欣赏的。

只有PRC在七零年代晚期开放以后，中国政府才承认这个系统有严重的错误。整个制度在1981年取消。许多个案中，由往往不识字的农夫充当、没有医疗训练的“医生”（也缺乏医疗器具与药品），其医病行为对病人造成更多伤害与痛苦，远远超过任何好处。南华早报的驻北京记者白克尔(Jasper Becker)注意到，即使是在九零年代，中国乡下地区的人民，对于整个官方医疗系统失去信心，甚至转向传统“巫医”求助。

今年三月的革命事件爆发后，国际媒体发现自己没办法获得西藏内部在进行什么事情的详细信息，也无法依赖平常使用的评论人与专家。所以他们只好寻求少数（并且分散）曾以西藏为主题写作的学者与作家、运动人士、非政府组织职员、藏人政治与小区领袖，来解释，并且补充西藏究竟在发生什么事。其中的一些人，也许是个人的脾气、政治的便宜、以及学院的自大，对我来说，以乎刻意创造出怀疑与误解，而如果你对于本议题的基本事实有点了解的话，事实上都非常单纯。他们做的事，造成更多损害，超过任何好处；因此我说他们是“赤脚专家”。

这篇文章并非对这些专家与其说法的详细分析，只是一种初步的概观，检视其中一些比较极端的说法，并且简略地试图了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发言人，凯特•桑德斯（Kate Saunders）在BBC的世界广播（March 14）说，藏人企求的是“有意义的自治”。这是拉萨抗议的第四天，根据唯色的纪录，当天僧人与俗人在拉萨与拉卜愣寺呼喊口号，要求西藏独立，挥舞着西藏国旗－－并且被人民武装警察（武警）给毒打、并且被军队开枪射击。

哥伦比亚大学的罗伯•巴聂特，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March 31, 2008) ）的访问中，亦提供西藏抗议者在口号里所要求的事情是什么，一个非比寻常的解释。“一大部份乡下的人口说了：‘西藏过去是独立的国家。我们重申这种信念。然而那不意味我们现在要求再度独立。’”

巴聂特曾经在西藏的乡村地区从事政治意见调查？他真的认为，西藏人将自己置于这种可能会从背后被射杀、被监禁、被刑求的境地，只为了向中国武警表达一个这样细致委婉的讯息？藏族的乡下人真的有办法说出这种柯林顿式的三角论证法与分段式？

巴聂特更进一步忠告我们：“我们必须忘记，中国人怀抱着任何恶意，或着他们试图毁灭西藏的想法。”这个，他暗示着，是流亡藏人正在散播的文宣说法，然后他进一步分析：“我们必须小心，不要混淆流亡政治－－他们要求反中国这，反中国那－－与内部政治，后者是很实际、很复杂、更加成熟的。”

伦敦政经学院的安竹·费雪(Andrew Fischer)也在卫报上的文章〈强硬无法有益任何人〉("Hard Lines Helps No One.")作出类似于巴聂特的说法：“在接下来的文宣战里，西藏本身再度迷失在两个极端的强硬派中，一个是流亡的西藏民族主义者，另外一个是北京的强硬派。”

注意，这两个人都对于将流亡藏人呈现为反中国人士，强硬派民主主义者（与北京的强硬派等量齐观），不留下一点怀疑的空间；然后把生活在西藏内部的藏人当成无助的难民，夹在两块顽固的铁板：流亡藏人与中国当权者，之间。

但是，“强硬派的民族主义者”、不妥协的“反中国”流亡藏人究竟在哪里？达赖喇嘛与他的流亡政府，已经无条件把西藏的主权让给中国了。达赖喇嘛重复地说，西藏留在中国内部是一件好事，因为中国经济正在起飞。总理桑东仁波切甚至欢迎西藏的新铁路，他说这会给西藏人民带来经济繁荣。最近尊者在五月十八日泰晤士报的专访，甚至还说：“我迫不及待想成为中国公民。”

我们必须说清楚的是，达赖喇嘛与西藏流亡政府，控制了流亡藏人的各种组织：政治、行政、文化、宗教，还有大部份西方的支持团体。许多自称自治的组织，事实上都不是如此。西藏流亡政府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结构，对于西方来的援助款与政府资源，有独断的经费控制权。而西藏政府在过去四到五年里，积极地反对流亡藏人说出他们对于西藏独立的感觉，甚至还阻止他们在印度与海外从事和平的示威抗议活动。

只有极少数的组织是独立的，并且拥有与达赖喇嘛不一样的目标。其中最大的一个是“西藏青年议会”。而最明显可见，至少在西方如此的，则是“学生支持自由西藏”。然而这两个组织对于西藏政府的政策，没有参与权，也无法影响达赖喇嘛的决定。这些组织都言明非暴力，而且也不会用任何种族歧视与仇恨异族的方式反对中国人。他们只是反对中国在西藏的统治而已。对于曾经参加过这两个组织的抗议活动的人，或者参加过其它流亡藏人所办的活动的人，都晓得他们的口号十分古意、温和：“ Shame on China” “China go Home”. Shame Shame…China Shame. Stop the Killings… in Tibet. Free the People…In Tibet. Long Live the Dalai Lama."

这里丝毫没有那种你在迦萨（走廊）类似集会里听到的：“Death to the Zionist Pigs” （犹太复国猪死掉吧！）“Wipe the Jews of the Face of the Earth” （将犹太人从地球表面上翦除！）之类的口号。当然，也没有自杀炸弹犯或恐怖份子。我会很有兴趣了解，费雪与巴聂特是否支持巴勒斯坦人“独立家园”的主张，及其原因。

称呼这些藏人是“死硬派民族主义者”不但颠倒事实，而且引起一种忧虑，是否有一种潜藏、下意识的暗示正在被散播之中。对于那些还记得九零年代的事情的人，“死硬派民族主义”之类的名词，立刻就带来南斯拉夫内战的形象：米洛塞维奇、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种族清洗与被谋杀的婴儿。费雪也试图把奥运火炬抗议运动说成一种邪恶的迪克•钱尼／新保守主义，由藏族强硬派操弄的活动，把反对中国在西藏的政策，“转变成攻击中国、攻击中国人……好像伊拉克战争变成美国境内是否爱国的指标一样。”

这些当然都是典型的责骂受害者的作法。中国也曾经是此种作法的收受者。日本在1937年入侵中国的时候，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嘲笑日本是大侵略者，而中国是被踩在地上的受害者的这种看法。西方的许多人，特别是英国人，觉得一个落后、腐败、像中国一样的国家，需要被一个有活力、现代化、进步的日本“教训一下”。

另外一个赤脚专家，帕特里克•法兰屈在《纽约时报》里写道，西藏境内的藏人，被煽动起来抗议，因为他们幻想着美国在支持他们，这种幻觉又因为美国国会颁发金质奖章给达赖喇嘛而更加加强。法兰屈声称，他知道这件事，是因为一位藏人亲口告诉他－－是谁他没有讲。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么藏人为什么不在金奖颁发之后立刻发动抗议？美国国会在2006年9月14日宣布要颁奖给达赖喇嘛。而他本人则在2007年10月17日亲自受奖。为什么藏人要等十七个月，或至少五个月，才开始发出抗议？肯定的是，藏人们对该奖的兴奋早已消散了。法兰屈刻意忽略了三月十日开始的抗议活动－－这一天是申张西藏主权的象征大日，而且与金质奖章、美国支持都无关。但这点小暇疵不影响法兰屈建立西方的煽动与鼓励，就是造成西藏暴动主因的论述。他的意思就是说，美国人不要来捣乱，藏人就会接受中国统治－－这对各方而言，都是最佳的解决之道。

安竹•费雪也认为在政治上操弄藏人的来源，乃是西方，并且声称“有一种真正的危险，就因为（某团体？）在西方设下的不妥协政治目的，藏人在西藏处于险境。”

帕特里克•法兰屈试图窄化这个所谓的西方操弄，直指特定组织：“北京攻击‘达赖集团’时，所指涉的是让中国领袖访问西方国家时，每天都在丢脸的各种团体。以华府为基地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现在主导全球的意见，比达赖喇嘛在北印度的政府，都更加有力有效。欧洲与美国的亲西藏组织，就是摇撼西藏流亡政府的狗身的尾巴。”

法兰屈是在八零年代晚期加入西藏运动的，当时西方的支持团体，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ICT）从事各种反对中国的运动。但自从达赖喇嘛大力主张他的中间道路政策之后，当时的活动都已经中止了。而比尔•柯林顿将人权议题与贸易脱钩、实行与中国“建设性的交往”(constructive engagement)后，也是ICT的主任，洛迪嘉日，超级热忱地拥抱的主张。所有抵制中国的运动与经济杯葛都因此嚘然中止了（可以参考我的书，Shadow Tibet里的“Going For Broke”一文）。这些日子以来，西藏流亡政府与ICT根本不组织抗议，甚至还尽力阻止别的团体进行这种活动。

而大部份的西方支持团体，或者还幸存的一些，现在小心地遵从着桑东仁波切的指令，反对抗议游行与示威。纽约市每年举行的三月十日集会，现在变成纯然的藏人聚会。而今年在旧金山的反奥运火炬集会，有许多非藏人的支持者，但没有人是从过去的支持团体来的。事实上，在这个场合里，我只遇到一位旧日的运动人士，“支持西藏一百委员会”（ Committee of 100 for Tibet ）的弗雷得•薛柏森（Fred Shepardson），而他特别跟我指明这一点。

事实是，法兰屈与其它人，对于目前藏人活动的现况已经完全不了解了。如果他们从其知识分子的高台走下来，观察或（老天有眼）参与一下一两场示威，他们就会清楚地了解ICT与其它支持团体已经不再有影响力了。藏人与藏人主导的团体，包括社团组织在内，已经接手这些抗议活动。而活动人士的组成也渐渐改变，从西藏新来的人，不只是构成这些团体的参与者，甚至开始担任主导的位置（并且开始创办新的团体），所以流亡／西藏（sarjor/nyingjor）的分别，正在快速地消失之中。

我们的赤脚专家们大致上在所有的案例中，都很愿意在无罪证之前，先假设中国政权乃是清白无辜的。安竹·费雪更进一步告诉我们，为什么应该这样做。“我们需要了解中国共产党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意见，包括了一些有力的声音，赞同与达赖喇嘛协商，甚至赞同西藏自治。我们必须支持这些声音。然而，如果民族主义的愤怒转到他们头上的话，他们很轻易就会被吓坏，或者被强迫保持沉默。”

这是“反革者 v. 强硬派”、“温和派 v. 强硬派”的另外版本，这是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很能够让幼稚汉学家着迷的脚本。但就因为政党都是由人类所组成，你会预期任何政治组织，即使是集权式的，像是纳綷党或中国共产党，在党内亦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与政策主张。但问题是，这些小差别，在这种CCP封闭、非民主的结构里，是否有任何意义？或者只是像鲁迅对于中国掌权精英的评语：“过去的当权者想要复辟。现在在当权的想要维持现状。还没有当权的则呼求改革。情况大体就是如此。”

无论如何，中国内部，谁是温和派、亲达赖喇嘛、亲西藏自治的党领导人？我很确定费雪无法给我们名单。同样的论证也在1930年代出现于英国，当时亲纳綷的英格兰人认为，攻击希特勒与批评德国重新武装，都是于事无补的，这样不只会削弱“温和”的纳綷党人，让他们无法与英国协商，也会让柏林的强硬派占上风。

这一点将我们带领到费雪的另外一个理论，“（媒体）很少提及的事实是，达赖喇嘛与藏传佛教在中国很受欢迎。而据我所知，达赖喇嘛很清楚知道这一点的影响力，并且了解这个管道是解决西藏议题的重点……达赖喇嘛正在中国内部有效地与北京进行舆论战，而不是在西方。现在的奥运抗议对此战役没有任何帮助。”这是非常有害的垃圾，而且带有严重的幻想色彩。然而我们在此没有空间详加讨论费雪的理论。那些想知道更多的人，可以读我的〈从囊帕拉回头看〉(Looking Back From Nangpala)后半部，其中我试图将这种谬论一次解决。（悬钩子按：这篇文章主要是说，满州皇帝不只是佛教徒，还是藏传佛教的佛教徒，然而十三世达赖喇嘛在1906年到北京去时被清廷羞辱，回西藏的途中还被清兵追捕，其意图可能就是要谋杀他。连藏传佛教徒的政权都这样了，何况无神论的现代北京政权？）

所有赤脚专家隐含、却想传达给西方读者的讯息，就是国际的各种抗议、制造麻烦，藏人正在给自己、与他们的同胞，带来他们抗议本身要反对的压迫与苦难。赤脚专家似乎要忠告我们的是，我们该做的合理事情，是保持沉默，是放弃。中国的崛起是无可避免的，他们似乎这样说。看看《新闻周刊》与《时代》杂志的封面故事，看看其它流行的新闻杂志，都在告诉我们：中国是下一个强权，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未来属于中国，等等。你们，我的藏人朋友们，正在阻碍自由贸易、全球化、以及我个人的研究计划、我的终身教职、以及我的学生下次要到安多去做研究的签证问题。而为什么专家们会作出这种事情，请读香港大学卡尔森•荷兹写在《远东经济评论》的〈汉学家都已经被中国收买了吗？〉(“Have China Scholars All Been Bought” )以及普林斯顿的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发表于《纽约书评杂志》里的〈吊灯里的巨蟒〉。

我想声明的是，我不只是单单挑出这些少数人来批评。我将来还会写新文章，讨论另外一类的西藏／中国“专家”，他们专门重复中国共产党的文宣，并且以反刍北京真理部的文宣、漂白中国在西藏的罪行，而建立起成功的事业。跟他们比较起来，我们的赤脚医生们，假如并不是客观学术的最高代表，至少他们的失败还有各种理由。

帕特里克•法兰屈在我评论他的书《西藏、西藏：迷失土地的个人史》之前，是我的朋友（请看我的评论：　"The Incredible Weariness of Hope"　）。他在九零年代早期，是个热忱的西藏支持者，也是英国为基地的自由西藏运动主任。除了他这本西藏的书外，他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而我认为他所写的《自由或死亡：印度从独立到分裂的旅程》是印度现代史中最有洞见的一部之一。我也希望在将来读他的奈波尔传。

如果有任何人可以声称自己是八零与九零年代的西藏支持运动的大将，那就是罗比‧巴聂特。他在1989年创立了西藏信息网（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TIN），并且快速成为有关西藏各种详加研究的实际材料的宝贵资源。创造出正确、独立、有质量的口碑后，有一度，TIN在西藏运动里获得了几乎是偶像级的地位。

我不认识安竹•费雪，但有位我所尊敬的人告诉我，他在西藏作的发展研究，是非常扎实，而且有用的学术成果。

所以这些专家们、西藏之友究竟什么了？还有一个更大的解释。不只是中国的崛起成为经济龙头，就好像我先前提到的，美国与西方在人权议题上的退却，全世界民主制度的弱化，最重要的是，达赖喇嘛与西藏领袖的政治与道德的投降，自由西藏运动的崩溃。你如何期待小兵继续坚守岗位，如果将军们自己都在对中国臣服的渴望中跌倒？

然后，就是情报收集的失败，在此例子中也许更加有关。所谓的西方专家学者，长期以来对于了解中国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是非常恶名昭彰地无知无觉的。只说一个例子就好：在六零与七零年代，所有汉学界的大人物、常常旅行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住在北京的外交官，都对于死了几百万人的大饥荒完全一无所知。而少数唯一发现这个灾难的专家，是一对夫妻档，米莉安与伊凡•伦敦（Miriam and Ivan London），这两位本来是研究苏联的专家。在1971年，他们在香港定居，然后在翻译者的协助之下，访问了从大陆来的最近难民。他们写出了第一份中国大饥荒的正确报导。当然，他们被全世界的专业汉学家大大地批评了一顿。

我总是认为伦敦夫妇可以清楚地审视中国，因为他们维持了批评的距离。他们没有各种意识形态、学术、财政、情感、甚至浪漫的中国情怀－－这些都是那些汉学家像骆驼一样到处携带的包袱。

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今年分析西藏事件的各种文章里，写得最好的，就是某位拥有同样距离的人。这个人没有在从事西藏或中国研究，而是东欧与共产主义的专家，也是以《古拉格：一部历史》一书得到普利兹奖的作者，那就是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者，安•艾波旁（Anne Applebaum）写在三月十八日专栏里的文章（"Live from Lhasa"），她识别出，西藏的事件代表了各个“受困国家”更广泛反应的一种展现：维吾尔、蒙古人、西藏人，起来反对的是一个古老帝国、外来政权的暴政，而这个政权长期以来就专门压迫周围的弱小国家。艾波旁甚至将独立的国家，如北韩与缅甸都放在这一个分类里，因此，更正确地，把金正日与缅甸军事政府放在北京的代理独裁者的位置上。好像要证实艾波旁的更广的理论，路透社不久之后就报导，东土耳其斯坦后来也爆发了主要的示威运动。而奥运火炬通过首尔时，北韩的难民也举行了抗议，甚至有一个人试图自焚，以抗议中国的作法。

艾波旁的结论就是，如果中国领导人“……不担忧的话，他们应该开始这样做。毕竟，过去两世纪以来，历史上有许多强大、稳定的帝国，被自己所统治的人民所推翻，被其所代理的小国削弱，被臣属小国的民族愿望给压倒。为什么二十一世纪就会不同？我昨天看着一个模糊的行动电话录像带，看着画面上拉萨街头的催泪瓦斯，我不禁好奇－－也许不是这十年，这一代或这世纪－－然而西藏，与其僧人终究会得到他们报复的机会。”

在自己的土地上的——《旁观者》

这些照片的拍摄者是友人五之。她在信中写到：

“照片拍摄于理塘的赛马节，藏人正在专注地观看比赛。这个看似普通的场景（却深深地触动了我），让我联想到在中国统治下的西藏，藏人只是自己文化和土地的旁观者，静静地观看着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表演，却始终没有参与的权利。”

而我打开《旁观者》，第一张照片就让我涌上眼泪……

王力雄：帝国遗产的命运

【历史地图上的西藏与中国。】


帝国遗产的命运

文/王力雄


帝国遗产

十九世纪中到二十世纪中的中国，一直是身受帝国主义之害的形象。近代中国人牢牢记住了那段屈辱，却很少有人去想中国也曾是一个帝国，在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进行过巨大的疆土扩张，虽有过被其他帝国打败和瓜分的屈辱，但至今仍继承相当一部分帝国的遗产，包括西藏在内。

不过，曾经欺侮过中国的西方列国继承的帝国遗产更多。今日世界的很多国家都由西方当年的殖民者后裔建立，为什么西方人今日却在西藏问题上自视为正义化身？很多中国人对此忿忿不平。

一些西方人以时间来解释，殖民时代已经过去，西方当年的错误不能作为中国今天的理由。的确，时间必须作为一个因素，否则任何根据都会在无限追溯中无从立身。

不巧的是，中国和西方世界几乎在每一步上都有时间错位。中华帝国腐朽的年代，正是西方列强最为凶悍之时；西方的殖民行为获得合法性，除了时间因素，更主要的是靠有效统治，中华帝国时间虽长，却只求万方来朝的心理满足，放任“诸藩”自成一体；当西方的出现使中国明白“朝贡体系”只是虚荣，必须实现有效统治才能符合主权体系，保住疆土，一连串的国难和战争又阻碍了这种进程；而当世界进入非殖民化时代，民族独立建国成为主流，西方国家纷纷从殖民地撤出时，中国却以前所未有的强势进军西藏，导致达赖喇嘛带领数万藏民流亡他国，完成了对西藏的全面占领；随后当民主、信仰自由和文化多元在西方成为文明进步的基本原则时，中国却在西藏开展了砸毁寺庙、禁绝宗教的文化革命；今天，当人权高于主权在西方世界成为普世价值观时，中国仍然以主权为至高无上，为此而肆无忌惮地侵害人权。

不难理解，首先是这种时间错位，使得每一步都与潮流相逆的中国在西藏问题上总是被西方指责。不过中国人仍然可以反问，凭什么只能由西方确定时间标准？凭什么要把西方当作原点判断中国的错位？从中共执政算起，至今中国已有效统治西藏半个多世纪，而今天的法国也存在科西嘉问题，英国存在北爱尔兰问题，加拿大存在魁北克问题，西班牙存在巴斯克问题……为什么只有中国承受在西藏问题上的指责？

这就涉及到第二个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西方国家对于所保留的帝国遗产，已经用民主方式赋予了合法性。如科西嘉岛百分之八十的居民表决愿意留在法国，比法国本土居民希望保留科西嘉岛的比例还高百分之二十（不少法国人认为科西嘉岛是负担，不如让它独立）；而1921年英国同意爱尔兰独立后，英爱条约规定北爱尔兰自主决定加入爱尔兰或是留在英国，结果多数北爱尔兰人选择留在英国。西班牙的巴斯克、加拿大的魁北克等，都是经过民众公决而否定了独立。因此，西方民主国家虽然也存在民族问题，但只是少数人在进行独立活动。然而对西藏问题就不能这样说了，因为至少中国从来没给过西藏人民进行自我选择的机会。

且不说在实行一党专制的政体下，不可能少数民族进行民主选择的权利，更糟的是即使实行了民主，中国也没有让多数西藏人选择留在中国的把握。也就是说，那时中国不但不能利用民主让帝国的遗产合法化，反而可能会因为多数藏人表达独立愿望而更加丧失合法性。这是很多中国人难以接受的，反对民主的力量也会以此作为拒绝中国实行民主的理由。

这让西藏问题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同时也让中国的民主转型变得茫然。然而中国是否可以不走民主之路，不理睬西方指责，只要坚定地守护帝国遗产，坚持几百年不动摇，最终让时间消磨掉藏人追求独立的决心，也让时间冲刷掉世界对西藏问题的记忆呢？不妨将此作为一种摆在面前的选择——中国人若是宁愿付出不要民主的代价，最终实现这种国家统一的大计，保证疆土永存，是不是值得？能不能做到？

是否值得的问题，见仁见智，这里就不多论，只从中国爱国主义者可能所做的宁可不要民主也不能丧失主权的选择出发，让我们来看结果将可能怎样？会不会达到目的？

这需要先回顾一下中国以往如何继承和守护帝国的遗产。

人造的“中华民族”

二十世纪初推翻清帝国的革命，最初鼓吹的是“驱逐靼虏”的大汉族主义。随着中华民国接管帝国，口号便改成了“五族共和”。然而帝国境内并非只有汉满蒙回藏五族，僮、彝、苗等族的人口数量也不少，为何不在共和之列？由此可知所谓的五族，更多指的是领土——满是东北，蒙是蒙古，回是新疆和西北，藏是西藏，这几个地区正是清帝国扩张疆土所留下的遗产。这种对领土的界定反映出中国主权意识的觉醒。

然而当时的中国开始向主权体系转型，却缺乏有效贯彻主权的能力。同时，帝国境内的其他民族也同样开始主权意识觉醒的过程，也要在世界主权体系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中华民国在内忧外患、自身难保的飘摇年代，上述几个地区中，蒙古一多半面积变成了独立的蒙古国；西藏切断了与中国的宗藩关系，保持了四十年的实际独立；新疆则两次建立东土耳其斯坦国家；东北也有十四年的时间沦为满洲国。中华帝国名存实亡，连中国本土也免不了被日本侵占。

那时中国的“救亡图存”要同时解决两重任务，一是抗击帝国主义的外部侵略，二是避免中华帝国的内部分裂。对前者，民族主义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但是对后者，民族主义却会带来诸多不利。于是便提出这样的任务——如何既让民族主义可以为帝国所用，又能避免帝国管辖的其他民族产生自身的民族主义呢？为了解决这个悖论，“中华民族”的概念便应运被推上台面。

“中华民族”概念的演变不赘，它最终定格于极其实用的目标和相当粗糙的意识形态。制造这个概念的意图在于，如果帝国境内的所有民族都认同共属“中华民族”，因而放弃本民族的立场和追求，整合在统一的“中华民族”中，民族主义就可以被用来调动整个中国一致对外，却不必担心导致内部的民族分裂。

这当然是一厢情愿，民族是立足于文化积淀和历史传承之上的，不是可以人为制造。不妨看一个细节，当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听到日本进攻中国时，在场的人看到他“脸上闪耀着愉快的神情”（ 查尔斯•贝尔，《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作为藏民族的领袖，十三世达赖喇嘛绝没有为“中华民族”的命运担忧，有的只是藏民族可以因此免受威胁的宽慰。

当毛泽东接管中国，他接受了蒙古国的独立，把解放台湾停留于口号，却对西藏进行了彻底占领，实现了远超过清帝国达到的主权控制。不过，毛时代并不那么需要“中华民族”的概念，他有更有效的手段——阶级斗争。当时中共的民族问题纲领归纳为一句话“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不管哪个民族，都分为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各民族被压迫阶级属于同一个阵营，不该被民族不同所区分，各民族的压迫阶级则一概是敌人。按照这种逻辑，民族是不重要的（马克思说“工人无祖国”，何况民族），闹民族性是干扰阶级斗争，强调民族特点是混淆大是大非。任何矛盾只能以阶级观点处理和解决。“亲不亲，阶级分”，而不能以民族分。既然同属一个阶级，民族自治就不是必要，以人口最多的汉人充当各族人民的领导，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到了邓小平时代，阶级斗争已经在中国搞得天怒人怨，难以为继。中共转向以发展经济为中心，采取对西方的开放，也要求必须放弃阶级斗争，否则怎么和资本主义世界合作。这时，传统的任务有一次以新的形式提出，在打开国门之时，如何防止西方民主制度对中共专制制度形成挑战，民族主义再一次被当作武器。而“中华民族”的重新被祭起，目的仍然在于让民族主义充当只对外不对内的专制工具。

招牌已经破碎

中共政权对言论的控制和对信息的垄断，并且以国家机器制造铺天盖地的宣传，使得民族主义在今日中国变成最强的意识形态。在百度中文搜索引擎上输入“中华民族”，可以得到一千七百二十万个匹配条目，略见一斑。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可避免遭遇的摩擦，成为培育民族情绪的养料。尽管在其他很多方面，中国国民和政权并不一致，但是在遇到对外矛盾时，大都会站到和政权一致的立场上。

然而民族主义是双刃的，并非只供单方面利用。政权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不会局限于政权的鸟笼，单纯充当政权工具，而是自然会为每个民族所用，用以凝聚本族人民、调动本族意志，甚至成为追求民族独立的动力。以为人为制造“中华民族”可以避免这种后果，只是当权者的黄粱之梦，在以血缘、文化和历史为根基的民族挺身之时，“中华民族”必然如同纸板布景那样一触即垮。

其实，鼓吹和推行中华民族的概念，不但难以实现整合其他民族的目标，反而成为刺激民族对立的重要原因。因为中华民族的本质在于围绕汉族而形成的大一统，是对其他民族异质性的否定。为了换取其他民族认同中华民族，当局大量使用小恩小惠对进行笼络，从而引起汉人不满和吃亏心态，以及实施法制方面的失衡；同时，当局又处处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警惕，严防其他民族有自立可能，政治上进行压制，文化上进行同化，从而导致少数民族的日益对立和远离；而在经济上，中华民族的一体化性质使得民族差异无法体现，少数民族无法得到自我保护的权利，结果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总是居于优势，其他民族在经济发展中得不到应有份额，反而要付出生态资源方面的巨大代价，以及在自己的家乡日益边缘化。

这次发生在藏区的广泛对抗，出现藏人针对汉人的暴力行为，清楚地表现了藏民族对中华民族的不认同。而当局的反应，也同样把中华民族抛在了一边，将事件中的藏汉对立性质无限放大，激发了汉族民众对藏人群体的敌视，从而形成了煽动民族仇恨的效果。之所以如此，在于中共政权唯一可以调动的意识形态仅剩民族主义，它迫切需要利用中国民众在国际瞩目的西藏问题上为自己抵挡国际社会批评。虽然它的确做到了让国内外汉人站到自己一边，然而这样的民族主义实际已经变成种族主义，在中国社会内部形成了以血缘划分的汉人和藏人对立。长期精心营造的中华民族招牌，在这次事件中被轻易打碎。

这是此次西藏事件最让人担心之处——当“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剥掉“民族大家庭”的外衣，回归到大汉族主义的本质，在国内是欺压弱势民族的种族主义，在国际是对抗全球民主社会的极端民族主义。历史上同时具有对内种族主义和对外极端民族主义的，是人们记忆犹新的法西斯强权。那是不是预示着中国的明天呢？

法西斯是对世界的威胁，也会是中国的灾难。当年的世界联合消灭法西斯，今日世界会接受一个新法西斯的崛起吗？展望中国的未来，不免产生这样的猜测，此次西藏事件会不会成为一个转折，把中国推上未来两种制度的决战？而中国将在那场决战中丧失掉帝国的遗产？

2008-5，北京
首发于“人与人权”

抓特务与民族问题

6月21日，北京奥运火炬在拉萨传递，如临大敌。

抓特务与民族问题

文/唯色

一个在童年时代经常听到的故事，最近在我的身边发生了。我的童年处在文革期间，是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毛泽东说过，阶级斗争不但要年年讲，还要月月讲，天天讲。生活在这种氛围中，每个人的头脑里都绷着阶级斗争的弦。小孩子也不例外，我从小耳熟能详各种抓特务的故事。而我的童年是在西藏东部的康地度过的，阶级斗争往往与“叛乱分子”相关。是的，当时说“叛乱分子”，现在说“分裂分子”，不论“叛乱分子”还是“分裂分子”，一概全是藏人，都跟境外有关。我记得，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遇见一个穿破烂藏装的男人举止奇怪，联想到老师讲过“叛乱分子”被空投到丛山牧场搞破坏，认定那人是特务现身，又激动又有点害怕地跟踪那人，还拦住一个干部模样的叔叔，向他举报那人是特务，可是干部叔叔说他不是特务是疯子，我平生唯一一次抓特务的行动就这么可笑地结束了。

如今回想往事，暗自惊讶那么年幼的自己，竟被毛泽东的红色革命完全洗脑，不但一无所知发生在藏地家园的那些真实的历史际会和现实境况，还不以跟踪和告密为耻，反倒认为此乃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光荣职责，这其实是与我同时代的许多境内藏人共有的成长经历。不过在这里，我要说的是，在文革结束三十二年的今天，从各个方面来看，中国似乎已经远离当年，但请注意，那个深深地扎根在中国土壤中的红色专制，从来没有改变过。具体到民族问题上，正如毛泽东所言：“民族问题，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也就是说，只要是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那根弦就还得绷紧；只要是民族问题，阶级斗争就还得讲个没完。

什么是民族问题呢？是不是，只要你是藏族，你就是民族问题，也就是阶级斗争问题？因此，权力者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对你进行阶级斗争，是这样吗？看来就是这样。且不说这么多年来有难以计数的真实事例为证，最近几个月来，当局因为遍及藏地的事变而对藏地实施的红色恐怖，显然把整个藏民族当成了一个问题，而藏民族的每个人，从在位高官到牧人农夫，从藏地汉地到境外各地，也都成了问题。

所以，我的好友，被流亡藏人的父母生在英国的德庆边巴啦，虽然她在中国的所有手续都合乎中国法律，虽然她没有做过任何违反中国法律的事情，但从她到北京的那天起，她已经被贴上了“特务”的标签。将近两年，给她贴标签的某些权力机构处心积虑地搜寻“特务”的证据，明着盘查，暗地里跟踪或搜查，然而证据何在？不过有无证据并不重要，对于专制权力来说，他说你是什么人，你就是什么人！就在奥运会举行前夕，德庆啦被突然强行驱逐出境，而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向驻京外媒宣布：德庆边巴系民族分裂组织“藏青会”的骨干成员！

眼看我从小就听过抓特务的故事变成了现实，眼看中国的报纸和网络纷纷报道，许多中国人为之惊讶、愤怒，但对于了解德庆边巴啦的朋友们来说，这件无比荒谬的事再次证明了，在这个国家，身为藏人就是问题！借用毛的话来说：民族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抓特务的问题。

2008-7-14，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任何转载请注明。）

斗拉杰：我们藏人的西藏

这是一位藏人在我博客上留下的文章。为此，我找到了这幅最早的西藏人自己绘制的西藏地图，对照前一个帖子上的西藏地图，可以看出何其相似。


我的西藏，不是盘亘于教科书中荒蛮偏僻暗生尘渍的名词;我的西藏，亦不是浮游于洪流之外边缘闭塞弃如敝屐的动词；我的西藏，更不是横陈于莽原雪野一任猎奇者搜游玩味的形容词。不，这是被你们强行赋意的西藏！我的西藏，是横贯至今，力透纸背，负载着苦难默默行进的人们，是远离文字与言说，用精神标高的土地，是人类苦难的集结地，这才是我的西藏。

喜马拉雅的海拔不是征服自然标张为主人的高度，而是人类所能承受苦难的力度，是远牧的先民与自然契合的尺度。那昔日沉眠于洋底的大陆架，在经历强劲的撞击而一跃为世界的脊背时，这史上最为厚重的基座，便注定要托起最能堪负苦难的生灵。于洪荒之始，有牦牛用肩胛抵开岁月艰涩的诗篇，有羚羊用脖颈揭去生命柔美的章节，当生命的灵动逐鹿于这一方土地时，便于猎猎的风雪中擎起最为坚韧的旗帜，这为众多飞禽走兽所无法企及的土地，是为寥寥能承受苦难之重的生命所铺陈的。

于是，在辽久的神话中那与罗刹结合的灵猴的子孙，在命运的掌纹间，冥冥中开始了载荷苦难的跋涉、饱尝艰辛的征程。在每一方荒原沃野、在每一处苔藓峭岩，都能觅得他们飘摇的身影，而那沉郁肃穆的表情，须得多少次在暴戾的风雪中孑然而居、在炙灼的烈日下逐草远牧，才能积蕴沉淀最终升华涅槃的面孔啊！

从这里逶迤而去润泽中原厚土、滋养东亚文明的长江与黄河，只是一系列芜杂的水系，只有源头不事铺张、静湍细流的承受冰原雪野的输血之后，才能在苦难的磨砺中顿挫出如此汹涌澎湃、势不可挡的东亚文明。而在河源滩头的落日下，远牧先民的剪影则与这一方土地上的生命共同默享着苦难所带来的快慰，于是，饱尝自然之艰辛的先民便对每一个生命敬畏有加，而那稳健的山神与灵逸的湖神，则是先民融通于自然的人格，是对自然膜拜景仰的印记。

雍布拉康是六大氏族用肩头荷起的王朝的侧影，自此，那与孤鹰为伴、雄驹为友的先民，在风侵雪袭下，开始了对时间的征伐；那从神话的穹顶巍然而下的王系，在这片苦难所拔高的土地上，开始了对空间的拓殖。于是有雄踞于山头的布达拉，这帝国的王座，是所有血性之脉动的固化物，是坚毅如雪狮般静憩的图腾。

骤然而起的帝国，从白头的冰原雪野走下，于历史的烟尘间蹄音阵阵，踏去一段岁月巍峨，纵时光杳逝，不曾凝滞的音节，依旧游走于牧者为之颤栗的喉头，那饱蘸沧桑与雄性之吟唱，继而沉淀为史上最为浩繁的《格萨尔》，唯有饱砺风雪、惯经寒霜的尚武之血气，才能凝结出这坚毅如磬石般凝重的字句，每一个词，都力钧生命征伐之重。

南亚次大陆的暖风飘然而至，远牧的先民便毅然接受圣者的灌顶，而蒙诸佛的垂悯。唯知现世苦难之重，才会将噙浸慈悲的眼目远投彼岸，而对芸芸众生心怀忧怜。那弃离俗尘修隐寺宇的僧人，眉宇间隐见度尽世间苦厄之重志，经卷间掩藏与抒写的，不仅仅是对彼岸之求索与肯定，而且擎起了现世的洞见与实行。苦修的米拉日巴是精神的最高音，是这片土地上不息的生命用以拔高自身的终极坐标，那在轮回间悲悯入世的大德，是这片土地上可以用生命顶礼的道德巅峰。

这，才是我的西藏，是所有未曾置身过其中的人所无法触摸的西藏，是所有图博特人纠结在一起的生命之绳，那于恒久的天宇下猎猎飘摇的经幡，是这片土地上所有亡魂与生者存在过的力证!

卓玛加《骚动的喜马拉雅山》·第一章

卓玛加所著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国际笔会西藏流亡作家协会出版），许多人想读到这本书。为此，我在我的博客上予以连载。

第一章 论西藏的历史地理的概念

我们非常有必要来解释“西藏”的概念，多少年来大多数人把“西藏”一词不断用狭义的概念，企图缩小西藏的整体范围，从而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为了让人们便于清楚西藏的整体概念所包含的范围，以及我将在下面各章节中提到的“西藏人”一词的正确性,或“西藏”的地形范围和“西藏人”所包括的民族，我们将用历史地理的观念来加以解释。

历史地理学是一门传统的交叉性学科，它指在地球表层上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按照时间顺序串连起来，并加以整理，讲述过去的历史事件作为现在的经验，又尽可能的指导未来的一门学科。它又是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包括地理政治学、沙漠历史地理、疆土的扩大和缩小，城堡的遗址、河道的变迁、农业历史地理、人口历史地理、行政区划的变动、动植物的变化等。

我们着重用地缘政治学的观点来解释西藏的概念，西藏按照自然地理的划分包括整个青藏高原，这是由于它的气候、降水、植被以及地形的共同特征所决定的，又可以把青藏高原称为西藏高原。按照人文地理学的划分它不仅包括青藏高原，还包括河西走廊西南、四川盆地以西及云贵高原的西北、喜马拉雅山南麓和拉达克地区。这是由于它的文化的共同性为主，地理环境的相似性组合而成的。按照地理政治学来说，西藏包括卫藏地区、安多地区、康地区三大部分组合而成。它不是一个民族的名称，而是藏人为主体包括其它蒙古人、汉人等的地理政治区域的名称。更确切地说，它是一个国家的名称。中国政府一直以来所谓的“西藏”仅仅指卫藏地区，这样做的目的是混淆概念或偷换概念，从而分散西藏人的势力，达到自己长期控制西藏的目的。

正确地了解“西藏”一词的概念是具有重大的意义，“西藏”在汉语中，唐代称“吐蕃”，宋代称“西蕃”、元代称 “卫藏阿里三围” ，不包括西藏的安多和康地区。明朝所称的“卫藏”是包括在“西藏”一词中。清朝在1663年称西藏就是包括卫藏和安多、康三区的总称。中国侵占西藏之后，把名词缩小到拉萨地区。而真正的西藏包括了今天所谓的西藏自治区、青海，以及甘肃、四川、云南、拉达克地区。

汉语中的“藏人”与“西藏人”这两个名词的概念是不同的。“藏人”是居住在卫藏、安多、康，也就是现今所谓的西藏自治区、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地区的藏民族。而“西藏人”是指卫藏、安多、康地区: 即整个青藏高原及河西走廊西南、四川盆地西北、云贵高原的西北、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地区所居住的民族，它包括藏人、蒙古人、汉人、回人等。同时，由于西藏人中绝大多数都是藏人，因而长期以来英语一词“Tibet”在外国人的观念中形成了两个含义，其一是“西藏人”、其二是“藏人”即全西藏各民族的人都是Tibet，又单独称藏人为“Tibetan”。因此，今天的国家不是由单一的民族国家组成的，至少西藏是这样的。类似于这样的国家也较多，如印度国内的主要民族是印度斯坦，人们习惯上称“印度”和“印度人”。这个“印度人”的含义既包括该国内的印度斯坦族人，也包括泰卢固族、孟加拉国国族、锡克族等。又如英国国内的主要民族是英格兰人，占全国人口80%以上。此外，还有苏格兰人、威尔土人、爱尔兰人等。但世界各国包括英国自己均常称该国为“England”，称该国全体人为“English”，汉语译成“英国”和“英国人”。所以，作为西藏来说，人们必须要明确客观存在所包括的势力范围以及名称的通用性。如果仅仅把西藏看作是卫藏地区，那么，就相当于人们把中国看作北京地区或把美国看作华盛顿地区一样可笑。中国政府一再把西藏解释为卫藏地区，也有它的目的。一旦有一天西藏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它就把西藏分成两部分，就像外蒙和内蒙。西藏东北的安多地区以及相关区域就可能永远成为中国的殖民地，将会永远失去自由。

为了让西藏人明白我在各章节中所用的“西藏”一词是整个藏区的国家名称，“西藏人”是指西藏国家境内的各民族。同时，西藏国家是一个典型的缓冲国，它是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缓冲国，更重要的是西藏国是一个和平区。一个和平的、中立的佛教国家。任何人把西藏按照中国人的解释去理解，那将是把西藏划分为两个地区，即西部西藏和东部西藏。

我相信中国政府把“西藏”一词解释为卫藏地区，不了解我们的外国人可能相信，但我们西藏人和了解我们西藏的外国人绝不相信中国政府的解释。西藏的真正主人，不是美国人、英国人，更不是中国人，而是我们西藏人自己。难道中国人已经忘记“名从主人”的原则是国际上已经普遍公认的原则吗？

在这儿有位中国学者告诉我，西藏人把中国也有时称为支那。“支那”一词来自梵语，大约中国南宋时期，西藏人开始使用。“支那”指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宋代，到元朝将西藏归属于中国版图后，梵语“中国”的概念包括了西藏，这是我那位中国学者的推理。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整个13 ─ 14世纪是蒙古帝国的时代，元朝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也是整个蒙古帝国最后的一部分，而不应该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那么，西藏称中国为支那，就不包括西藏。同样，藏文中对中国和西藏分得相当清楚，中国称“甲那”，西藏称“刚疆（岗迥）”，是两个独立的政治地域的名词。

在这里由于篇章所限，我不再详细解释西藏到底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争议，我只想给人们解释西藏所包括的地区（卫藏、安多、康）。要想真正了解西藏政治的人，请参看西藏历史学家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荷兰人范普拉赫先生的《西藏的地位》等。要知道，明白西藏所包括的地域范围以及了解西藏是否以前是一个完整的独立国，后被中国殖民化，有助于全体西藏人更加了解我们自己。正如世界著名（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中所说的那句至理名言“我未知我，何知此地域”。所以，当我们了解自己之后，才能有权了解属于自己的地域。事实上，这个了解是一个伟大精神下所要诞生的强大的团结之力。促使我们又一次认识了自己，开始了解世界。那么，我们的希望不再是梦想。我记得中国的邓小平先生曾对一位西方领导人说过这么一句话“有人想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把西藏拿过去，我看他们没有这本事”。那时，我们很单纯，我们也坚信没有人把西藏拿走。今天，我们这代在被殖民地成长的西藏人，同样，坚信另外一个真理，西藏永远是属于西藏人，如果中国认为拿走西藏需要本事，我们这代西藏人就有这本事，我们的下一代也有这个本事。因为西藏人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打不死的老虎，只有不愿打老虎的人。我们西藏一代又一代人身上凝聚的力量，中国政府无法用枪支来对付，双方选择理智的谈判是我们西藏人的希望，也是中国政府及公民的希望。这个美好和平希望的关键在于中国政府，而不在我们这个殖民地的婴儿。

我们所说的西藏地域的概念中，任何关于西藏历史地理概念的存在性和对未来西藏事业的设计性的概念，都必须表明它们能使那些持怀疑态度的西藏人和不承认西藏的一切事务的中国人感到完全满意，这是我们西藏人的责任，即集体行动的支持者负有不可能做到的举证责任。尤其是团结一致的精神，将会良好地克服一切不利于我们的态度处于被动状态，并进一步地看到一种正确的决策迎来伟大事业。

(未完待续）

我的英文诗集 << Tibet’s True Heart >>

这是我的英文诗集，以及译者Mr.A.E.Clark为诗集做的网站题图、诗集中的地图。
有关诗集的网站是：http://www.raggedbanner.com
感谢Mr.A.E.Clark！感谢WA！

"For fifty years, Tibet has been a largely silent world, one where no Tibetan speaks out openly. But in 2003 the Tibetan poet Woeser stepped forward from the shadows with Notes on Tibet, a set of uniquely frank essays on modern life which, though quickly suppressed, were followed by major works of poetry, reportage, history, and cyberjournalism. She found herself compelled to move from Lhasa to Beijing, where, under constant harassment by the authorities, she has continued, as if without fear, to produce work that is honest, lyrical, and daring.
"This collection of her poems, translated with great care and elegance by A. E. Clark, allows outsiders for the first time to hear a Tibetan voice speaking eloquently from inside Tibet about such forbidden subjects as imprisonment, injustice, and Tibetan history, as well as about life, love, memory, faith, and loss. She brings a passionate engagement and a keen sensibility to the felt experience of contemporary Tibetan life."

Robert Barnett
Director, Modern Tibetan Studies Program, Columbia University
Author, Lhasa: Streets with Memories


CONTENTSPreface
Acknowledgments

Remembering a Battered Buddha
One Kind of Emotion
Let me Write a Poem
On the Road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December
Panchen Lama
Scream
Witness to a Turn of Fate
Pallor of a Land of Snow
I Saw a Fish Flying in the Sky
Dergé
A Mala that Was Meant to Be
Embodiments
Way to Go
A Vow
Spinning Wheels
Lhasa Nights
Serves You Right!
Golden Season
Tsangyang Gyatso
Jotting Down Last Night’s Dream
Tibet’s Secret
Tears: A Final Song
When an Iron Bird Flew Past Shédrak Mountain
Strange Light
A Quick Note in the Small Hours
Dreamshadow
A Sheet of Paper Can Become a Knife
After a Few Years
Return to Lhasa
Showers of 1990
You Must Remember This
Parents
Roaming the Infinite Night
Nightfall on June 2nd
The Other Side
The Illness of Tibet
Come Home
Positioning
Of Mixed Race
The Past
Translator’s Notes
Geographical Note
Maps:
•Provincial & Traditional Boundaries
•Locations Mentioned in the Text
•Central Lhasa
References


Remembering a Battered Buddha

Twenty days since I left Lhasa
But still I see that statue of the Buddha with its face bashed in.
It was on a street vendor’s stand in front of the Tromsikhang neighborhood office.
I noticed it from a distance.
I’d gone to Tromsikhang Market to buy droma,
But at the sight a sudden grief assailed me.
I drew closer—couldn’t help it—to this thing so crushed:
It seemed alive, leaning against a shelf in agony,
The face hammered, an arm hacked off, the whole figure chopped off at the waist.
Hurting so bad, leaning against a rack of the goods
That surrounded it: soy sauce, bean jam, salad dressing, and roll after roll of toilet paper,
All introduced into our life long ago from inland China.
Around its neck an ornament, once exquisite, inlaid with colored stones,
And at its chest a wondrous beast with lion head and body of man,
Stacked on a fragmentary chorten.
In what sacred shrine or pious home were these things once venerated?
Hurting so bad and leaning against the rack of merchandise,
It emanated the calm of still waters, but pain stabbed into my marrow:
As I looked on in grief, I sensed a story being played out
That had both a present and a past.
I was moved by the shadowy fate that had brought us together,
As if melted snow from the high peaks had filled my being.
Hugging his knees, the peddler made a pitch:
“Come on, buy it! Don’t the old buddha look grand?”
“When did it get beat up like this?” I asked.
“Cultural Revolution, obviously!” he glanced up, “Had to b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ow much?” I wanted to buy it, to take it home,
But this peddler from Jiangxi wouldn’t budge from three thousand.
So with reluctance and regret, and many an afterthought,
I left that broken buddha streaming rays of pain.
I only took some pictures,
So when I miss it I can turn on my computer and have a look.
Friends say it may have been a brand-new buddha, wrecked thus
To fetch a higher price, and the link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a fiction.
Maybe so; but the hurt remains.
I wrote these lines to try to let it go.

May 14, 2007
Beijing


On the Road

On the road with edgy mind,
I’ll flee the chaos of this floating world,
Pick a place to settle,
Find choice words
To tell this passing turn of the Wheel.
On the road one meets by chance
Men and women of immense dignity;
One’s natural pride is humbled.
The ruins that overspread Tibet with shadows dark as night
Have a nobility not found in ordinary men.
Among those encounters:
One dear to me, long−lost,
Brilliant, uncompromising,
Neglected.
I, too, am pure and honest;
Mine, too, a sincere and gentle heart;
I wish as seasons change I could change with them.
No need for gifts to one another;
We are the gifts.
On the road, an elder of my people says:
“Golden flowers bloomed on golden mountain;
While golden flowers bloomed, he did not come;
And when he came, the flowers had died.
Silver flowers bloomed on silver mountain;
While silver flowers bloomed, he did not come;
And when he came, the flowers had died.”
On the road, walking alone.
An old book without a map,
A pen, not much to eat,
Ballads from a foreign land:
These will suffice. On the road,
I see a black horse
Who does not bow his head to graze but shakes his hooves,
Vexed that he can’t run free.
Yet also, deep in meditation caves among the vast mountains,
The hidden forms of men.
What sort of heart will honor and revere them?
On the road, a pious mudra’s not complex,
But it ill suits a tainted brow.
A string of special mantras is not hard,
But they’re jarring, from lips stained with lies.
On the road,
I clutch a flower not of this world,
Hurrying before it dies, searching in all directions,
That I may present it to an old man in a deep red robe.
A wish−fulfilling jewel,
A wisp of a smile:
These bind the generations tight.
May 1995
Lhasa


Lhasa Nights

O Lhasa, dreamlike nights!
A certain lotus may have never bloomed,
Sometimes a wineglass shatters at a tap,
Yet there are people, just a few—who blessed
Them with such spirit?—to whom this movable feast
Seems Paradise for banishment self−chosen.
If (imperceptibly) they weep, it’s only
For a kinsman whom they couldn’t keep.
O Lhasa, nights of woe!
A certain bluebird may have never chirped,
And sometimes garments are begrimed with dust,
Yet there are people, just a few—who spread
That plague?—who see bright fleeting Time as but
A pool wherein the posturing ego sinks.
Illusions countless, ever so seductive,
Can’t lure a reincarnate kinsman back.
O Lhasa, nights like nowhere else!
A love there is that never came to pass,
And certain bloodlines gradually mixed,
Yet there’s a man, perhaps just one—what kind
Of lightning bolt?—who makes a stifling fate
Serve as the hinge of reconciliation.
Upon the endless wheel of birth and death
I wish you would forever be my kin!

1996
Lhasa


A Sheet of Paper Can Become a Knife

A sheet of paper can become a knife
—A rather sharp one, too.
I was only turning the page
When the ring finger of my right hand got sliced at the knuckle.
Though small, the sudden wound oozed blood,
A thread as fine as silk, and stung a little.
Startling transformation,
From paper into knife:
There must have been some mistake, or
Some kind of turning point.
This ordinary paper… a chill of awe.

October 16, 2007
Beijing

玛曲人创作的笑话

（以上图片，是我于2008年6月15日拍摄，地点是甘肃省甘南州玛曲县。）

玛曲人创作的笑话

唯色

3月10日起，在拉萨，藏人从和平游行被镇压渐变成以暴抗暴之后，烈火也在安多和康燃烧。3月16日，玛曲的上千民众跟随寺院僧众上街抗议，当局急派军警镇压，开枪射杀12名藏人，抓捕无数。随后增派军队，包围各乡镇和寺院，进行大搜查和大抓捕。据悉玛曲县驻扎了1万多军人，数量和当地居民相当。其中有部分军人穿不带军衔的武警服装，被认为是解放军伪装。听说第一批抵达玛曲的军人，因为高原反应已被换下。而调防接手的军人不吃牛羊肉，每天需往玛曲运送猪肉。如此大量的军人，是驻扎到北京奥运结束或驻扎到明年3月10日之后，谁也不知道。

我经过玛曲时是6月中旬。已经三个多月了，进出玛曲的路口依然关卡重重，军警密布。过往车辆，无论大车小车摩托车一概检查，绝不轻易放过。过往人员，若是外地的须得登记身份证，若是本地的除了登记身份证，还须必备类似出入证那样的特殊证件。我亲眼看见，枪不离手的士兵对外地人的态度比较客气，但对本地人，尤其是本地藏人，不论汉语流利的干部还是藏袍加身的牧人，一概凛然以待，似乎他们个个都是潜伏的恐怖分子，须得提高警惕。

当时正值挖虫草的季节，对于藏地许多地方的藏人，一年来的主要收入是靠虫草。但是，每挖到一根虫草都不容易，爬山涉水，风餐露宿，我见过一个康地少女一天才挖到一根虫草的幸福样子。去年一根好虫草在当地可以买到70元，而今年的价格下降一半，是因为收购虫草的人大大减少。即使这样，藏人们还得上山挖虫草，能卖多少是多少。但不幸的是，他们挖到的虫草竟被把守关卡的军警发现就没收。在枪口下，失去虫草的藏人们不敢怒，更不敢言。

最近，听到两个在玛曲流传的笑话，一个笑话是说，在军警把守的关卡前，设置的有道路减速带，而玛曲的小伙子都喜欢狂野地骑摩托，车技都很高。有次，一个年轻牧人风驰电掣地骑来，到了减速带那里紧急刹车并掉头，当他身体倾斜时，从穿藏袍的怀里掉出一个东西，滚落在地。见此情景，高度紧张的军官大喊“卧倒”，所有士兵也一下匍伏地上。这时，牧人跳下摩托，捡起地上的东西，高高举起晃了晃，——原来是一个圆圆的馍馍！军人们如释重负，多少有点尴尬站起来，大家相视而笑。还有一个笑话是说，时间长了，这些当兵的也渐渐跟总爱在县城晃悠的年轻牧人们熟悉了。有次，还携手举行了篮球比赛，结果是0：18，牧人们赢了。牧人们得胜而归，当兵的却被军官列队训斥。有个牧人回头看，见军官从第一个士兵开始，用拳头狠狠地捶打士兵的肚子，嘴上还说：“你们给我丢脸，你们给我丢脸”，每揍一拳，士兵就啪地立正一次，就像中国电影里日本兵动辄立正听令那样。

听说这两个笑话传遍安多，藏人们闻之都快乐地笑，并不追究是否属实。因为谁都知道，这必是玛曲藏人，为了从每日的红色恐怖中摆脱出来而进行的集体创作，有点精神胜利法的意味，更有点苦中寻乐的意味，既虚构现实来自我安慰，也符合藏人们总是抱有希望的天性。

2008-7-10，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任何转载请注明。）

向卓玛加顶礼！

向卓玛加顶礼！

•唯色•

必须要写他，不然心不安。西藏的历史将会记载他，他才是真正的西藏之声。如果需要启蒙，他的毕生就是真正的启蒙。他用他的古希腊思想家般的写作和他的绝不屈服的民族精神，以及正在艰难度过的十年半监牢生涯，证明了他对藏人尤其是受中国文化教育的藏人所作的卓越启蒙，但是许许多多藏人并不知道他。那么让我来介绍他，但也只能是简略地介绍，因为知道得太少。这个安多农民的儿子，这个为了了解中国对于历史地理的研究状况，更为了了解西藏自己的历史地理研究已不自主的某种变异，曾在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的地下室苦学三年的藏人，我听说一位历史地理学教授感念于这个贫寒藏人的勤奋，允许因英文欠佳而没考上研究生的卓玛加当旁听生和实习生。听说他在读青海师范学校之前才开始学习中文。我还听说过他的一个故事：寒假，北大的学生都回家了，他没钱买车票，仍在地下室啃书本。书本不能果腹，他只能以馒头充饥，安多老家的好友在藏历新年初一给他打电话，饥饿中的卓玛加说，昨晚，他沐浴了身体，点燃了梵香，然后在尊者达赖喇嘛的照片跟前磕了三个头，禁不住泪流满面，以至哭泣了一夜。

有一份对他的很短但似乎已经详尽的介绍说：卓玛加，1976年出生在西藏安多阿柔地区﹝今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祁连县﹞的一个村落，父亲名喀增，母亲名卓玛，在五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1995年中学毕业，考入青海师范大学，毕业后在祁连县的某所中学任教，后去北京大学某研究所学习。2003年踏上流亡之路，在西藏流亡政府开设的成人学校专修英文。在此期间，他完成了《骚动的喜马拉雅山》一书。2004年5月，他返回西藏，在拉萨市的一所中学教历史。2005年3月9日，因他撰写《骚动的喜马拉雅山》，并正在写作有关西藏历史地理的新书，而被逮捕。11月30日，由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秘密审判，以“煽动和颠覆国家罪”判他十年半的有期徒刑，被关押在离拉萨不远的一个政治犯监狱。2007年7月，据说他被转到西宁劳改农场，并患有重病。

在读到让卓玛加深陷囹圄的书稿《骚动的喜马拉雅山》时，在读到用中文写成的57章、18万多字的这部书稿时，在读到分别论述各个不同的主题，如西藏的历史地理的概念、西藏三区的统一战线、主权、民主的诞生、中国政治体制、西藏的自治权、殖民主义者、民族主义、共产主义下的西藏人、被拯救的记忆、罪恶的政治、宽恕中的战斗、活佛的职责、西藏的危机和前进、一代新的西藏人等等时，每一章的题目及其蕴含的思想和情感都令我惊讶，而他的中文更是强化着我的惊讶。青年时才学习中文的卓玛加，最多十年，他的中文表达已经出神入化、很有功力了。并且，让这样一部沉甸甸的著作读来却毫不说教，是很不容易的。我读着，忍不住对从网络传给我书稿的友人说，我没想到他的中文水平这么杰出，他的文字有一种古典思想家的风格，而他炽烈的激情使他如同一位伟大的古典诗人在悲壮地吟诵伟大的西藏诗篇！这部必将铭刻于历史的西藏诗篇，被往昔自主之光照耀，更被今日沦亡之痛击中，但竟然，还被未来自救、救他的希望鼓舞，这才是最为宝贵的!

例如，在“西藏的危机和前进”中，最后一段这样写到：

……在当前的困难时期，我们不去努力地追忆过去的历史，困难的压力足够将西藏人置于死地，又不把现在的时机看成基础的话，无法形成一股大气。或者无法正规的按照自已的思维方式来构筑自已的社会，又不把即将出现的事物创造动力的话，显然是在堕落和悠闲之中无意识地自杀。这种现象我已在西藏人中看到了。不过还好，堕落和悠闲的人不是整体的西藏人，而是一小部分相当微弱的人群。换句话来说，那些健康的西藏人已明白了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没有明白的只是那些得了小儿麻痹症的人，我们正在派一批治疗队去治疗他们的疾病。另外还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西藏人有一种不健康的心态，他们认为西藏的未来是一种渺茫的，并且误认为这种渺茫是客观的，西藏的存在也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最后痕迹，这就是我们对自己的未来产生怀疑和失望的根源。但是，真正讲来，是一种主观的、片面的判断产生的错误信念。在这儿我们需要反思，因为反思能揭示出事物的本性，也是人的精神生活中值得可用性的一种认识事物的方式。一个真实的，重新振作起来的西藏必然是在西藏人的反思中酿造的，而不是在冲动和流言的敦促下盲然地诞生。多做一次认真的反思，意味着别人对我们的蒙骗行为的频率趋向降低。我们对自已的认识和其它事物的正确了解正在向客观的方向努力地发展着。终究有一天会看见一切应该看到的景象。到那时，我们解决问题会更加方便。西藏将会为整个公民的觉悟而疯狂，整个公民因参加西藏的未来事业而获得应有的权力……

又例如，在“致西藏同胞的一封信”中，有一段这样写到：

……众多的西藏人看到了一股强劲的潮流，西藏人越来越明白西藏的主人是谁。中国是否把西藏归还或获得自由，已不是中国所决定的，而是正在成长中的年轻的西藏人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做出最后的判断，并且这种强劲的潮流一代比一代强。无论如何实现这种自由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中国政府躲避和掩护自己而所导致的各种理由，不是说国际社会所看透，而是新一代的西藏人根本不相信它的理由是一个真实的理由。并且每个西藏人相互之间思想的交流，正在潜意识地揭穿中国政府的谎言。从而使每个人把西藏问题定为自己的切身问题来对待，这点西藏任何地方的卡车司机和放牧的人都记在心里，相互交流，并一再地告诉自己的人团结。所以，我们不要怕，也不要流泪，我们一定会成功的。你们——亲爱的西藏同胞们 ——我的亲人们。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们一定会辉煌。你们知道3月10日是什么节日吗？是西藏独立日。成千上万的西藏人一定要记着这个特殊的日子，尽管我们一再地失败，但失败之中包含着最大的成功性。难道不是吗？

我们的血管之中流动着民族奔腾的最后一滴血。我们的骨肉之中膨胀着民族复兴的骨气，我们的心灵深处守护着民族失去的家园。这一切即将点燃于我们的土地，照耀于我们的土地。苍天将为我们而作证，佛陀将为我们而祝福，我们将为我们以及全人类而奋斗。

面对卓玛加，我们藏人中不计其数的单语、双语甚至更多语种的文字工作者应该惭愧，应该向他致敬。当我读罢《骚动的喜马拉雅山》，我被深深地感染、感动、感慨。虽然他可能只有一两张照片公诸于世，是那种证件上的照片，使他含着微笑的容颜是如此清晰：——面颊瘦削，双目细长，黑发卷曲；衣着也很简单，从衣领那，露出了戴在颈子上的“松堆”（金刚结），应该是尊者达赖喇嘛加持过的“松堆”。我记住了他；如果有幸见到他，我将向他顶礼！我要向卓玛加顶礼，他完全是西藏典籍中传颂的菩萨示现，悲悯的、忿怒的两种静猛之相在他的文字中轮番示现，充满自救、救他的力量！无法想象他是如何写下这些文字的，他孤独地写着，孤独地走着，孤独地在狱中活着……我要向卓玛加顶礼，因为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境内的藏人，用殖民者的语言，从历史和现实，尤其是现实中的方方面面，来告诉我们被殖民的真相、被殖民的出路。而我们这么多的文字工作者，如果在这样的时候什么都不写、什么都不说，如果不为这个特殊的时候至少做一些避免遗忘的记录，那还算是什么作家呢？

因言获罪的卓玛加如今在哪里？有的消息说他还在拉萨附近的那个监狱，有的消息说他刚刚被迁到青海某地的监狱，而在他入狱的消息费尽周折才为外界所知时，囚禁他的这个政府竟然公开撒谎说，他们从来没有抓过一个叫卓玛加的安多藏人，但是甘肃省的监狱中有一个叫卓玛加的犯人，是小偷。这就是他们的说法。

《骚动的喜马拉雅山》（The Restless Himalayas），2007年10月，由国际笔会西藏流亡作家协会出版发行（tibpen@yahoo.com, pentibetcentre@yahoo.com），并译为藏文。

2008-2-8，北京

——“民主中国”首发
（http://www.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5493）。

注：卓玛加又写为“卓玛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