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充满讽刺意味的“纪念日”

不说59年、69年、89年，就说去年2008年，在拉萨、在安多、在康、在卫藏的其他地方，揭竿而起的藏人是什么人？是被中共说成罪恶滔天的“三大领主”，还是被中共声称解放了的“翻身农奴”？

去年三月以后，在拉萨流传着一句讽喻现实的顺口溜：“翻身农奴”起义了，“三大领主”在指责，国家干部在旁观……过去的“三大领主”和如今的国家干部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或者在大会小会上做声讨、批判状，或者默不做声，为的是保住自己的饭碗。

而图片上的这些被逮捕的藏人、被枪杀的藏人，正是普普通通的僧人、农民和牧民，有的年仅十几岁……他们用生命给所谓的“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这个充满讽刺意味的”纪念日“——做了最真实的见证。



一个充满讽刺意味的“纪念日”

文/唯色

再过数日，就到了属于汉文化系统的农历春节。鉴于在部分藏地如安多和康，属于藏文化系统的藏历新年被农历春节取代，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藏人呼吁扭转这一年节错位的现象，强调过藏历新年而不是农历春节，彰显的是一种民族的身份，坚守的是拒不同化的传统。不过，藏历与汉历有时候是会撞车的，比如去年和前年，春节和洛萨即为同一天，而2009年则相差一个月，正好可以放弃农历春节。

只是2009年的洛萨不同于往年洛萨了。在经历了惊世骇俗的2008年之后，广大的图博已不是过去的图博了，所有的博巴也不是过去的博巴了，一切都已发生了真正的转折之变。如果假装无动于衷，以为鲜血可以被冲洗，真相可以被遮蔽；以为罪恶不会被谴责，苦难不会被反思；如果做出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以为生活依然照旧，太阳照常升起，那只是自欺欺人。事实上，藏地民间已经在盛传2009年为遇难藏人哀悼之年的说法，不但口耳相传，连手机短信也在传递“今年即全球藏胞无节无新年”。

与此同时，一桩十分荒谬的事情发生了。最近，在拉萨召开的西藏自治区政协和人大“两会”上，充当“政治花瓶”的委员和代表似乎要很难得地行使一下权利了，据说他们非常坚决地要求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为的是颂扬“昔日的农奴成为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主人”，“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的确很有意义。回溯当年，以驱逐帝国主义势力为借口闯进西藏的中共，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神话，即以1959年为界，西藏被划成“旧西藏”和“新西藏”，西藏人不是“三大领主”就是“翻身农奴”。且不说这神话里潜藏着多么霸权的图谋和用心，事隔五十年后，以解放者自居的中共突然如梦初醒，要设立什么农奴解放纪念日，实在是太不合时宜了。假如在毛泽东时代还说得过去，因为那是认为“民族问题的实质就是阶级斗争”的时代，而如今的中共似乎羞于再提阶级斗争，但一涉及民族问题，便立即本性暴露。

当然谁都明白，之所以要特别设立什么农奴解放纪念日，针对的是去年燃遍藏地至今尚未熄灭的血与火。的确很有意义，不说整整五十年，就说2008年，在多卫康的乡村、牧场和城镇，到底抓捕了多少藏人、枪杀了多少藏人，这虽是严控藏地的官员才清楚的数字，但我们知道的是，这所有的藏人绝大多数都是普普通通的僧人、农民和牧民，以及城镇贫民；他们才是中共总喜欢挂在嘴边的“农奴”，而不是当年“旧西藏”的“三大领主”及其后人，后者反而是如今的既得利益者，以至于去年3月之后，在拉萨流传着一句讽喻现实的顺口溜：“翻身农奴”起义了，“三大领主”在指责，国家干部在旁观……

正如著名学者茨仁夏加所说：“如果中国政府的主张有任何确实根据的地方，你只需要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在五十年后，为什么‘被解放的农奴’要起来反抗他们的解放者？此次的抗议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藏人拒绝解放者的统治，而且显示了长达五十年后，中国政府仍然未能赢得西藏的民心，藏人还是完全反对中国的统治。”既然这个事实已如此昭然若揭，却道貌岸然地设立什么农奴解放纪念日，难道不是对自称解放者的中共以莫大讽刺吗？

2009-1-15，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洛桑森盖：说达赖喇嘛喜欢任用亲信是错的

图1为尊者达赖喇嘛的兄弟姊妹。图2为西藏流亡政府第11届全体议会成员及内阁成员与尊者达赖喇嘛合影。

洛桑森盖：说达赖喇嘛喜欢任用亲信是错的

澳大利亚墨尔本《世纪报》（2007年6月7日星期四）

译者：台湾悬钩子

在麦可•贝克曼（Michael Backman）最近的专栏文章，〈达赖喇嘛的圣袍之下掩藏了什么〉中，（"Behind Dalai Lama's Holy Cloak"）（并由中国政府的英文刊物，《China's Tibet》于2007年6月第十八期再度重刊），他谴责记者没有尽职，不去挑战质疑达赖喇嘛。然而他不但没有树立报人风范，反而以有问题的新闻标准，采用极度错误、以及经过操弄的“铁证”好让他的论点看起来十分耸动，来指控达赖喇嘛植党营私，不尊重民主过程，

贝克曼认为达赖喇嘛主张的是数百万人的更大自治，而这些人现在是“中国公民，假设未来将让他本人来当这个政府的头头”。事实刚好相反。

在198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即宣布了“关于达赖喇嘛回国的五条方针”，敦促达赖喇嘛回归中国，所以他可以享受“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一九五九年以前的待遇不变”。达赖喇嘛拒绝了他的建议，说这个议题不是有关于他自己个人在西藏的政治地位问题，而是六百万藏人的福祉问题。

在1992年，达赖喇嘛坚决地宣布他不会在未来的西藏担任任何政府职务。他将会把传统所赋予的领导权力交给西藏的民选领袖，并且“以个人身份，在政府之外，为人民服务”。

确实，传统上的西藏政府并非平等，也不是很有效率。然而，当达赖喇嘛在1950年即位之时，他本人才十五岁而已，却要面临中共入侵与占领西藏的庞大挑战。在流亡时，美国为了反共，的确曾经支持康巴游击队直到1970年代早期为止。

然而，说达赖喇嘛“本人”由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每月支付美金一万五千美元，则完全是无中生有。当时，就好像现在也是一样，他是由印度政府慷慨接待，以“荣誉佳宾”的身份居留印度。该款项甚至不是西藏流亡政府的预算之一部份。事实上，基金的来源并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而是美国驻印度大使洛仪•亨德森(Loy Henderson)在1951年承诺提供的款项。

1970年代早期，为了贯彻自己对于非暴力信念的支持，达赖喇嘛本人寄了一卷充满感情的录音带给藏人的游击队员，希望他们放下武器。这卷录音带让许多斗士们灰心丧志，有些人甚至自杀了。而在达赖喇嘛送去了这个讯息之后，游击队就解散了。

西藏流亡政府的经费每年大约是两千万美金。每年这笔经费都会在西藏国会经费审查会期里，公开由国会议员辩论，而其分配也是完全公开透明的。与其他的难民团体比起来，西藏流亡政府可以说是最有效率、最成功执行预算的团体，能够把如此有限的经费，有效地用在西藏十三万难民的各种措施之上。然而，外界的印象还是达赖喇嘛似乎很会募款，一募就是千百万美元。

与此印象相反的是，达赖喇嘛出国访问有严格的规定：这些访问不能被用作募款的用途。他的澳大利亚行，就好像他在其他国家的访问一样，邀访他的机构都被指示，只能收取刚好能够支付活动开销的门票费用。更令人感动的是，达赖喇嘛本人是不收一分一文的演讲费的。他的演讲免费，所以更多的人有机会来聆听他的开示。

也许贝克曼文中最不负责任的报导，就是指控达赖喇嘛“明显任人为亲，提拔了自己的家人任职政府高位”，就好像许多亚洲的政治人物一样。

事实如下：为了遵遁他的明确指示，1963年的西藏宪法新增加了一个条款，也在1991年的宪章里采纳，就是达赖喇嘛可以由国会来弹劾。

从1960到1990年，达赖喇嘛享有宪政权利，得以聘任流亡政府的内阁部长、部会首长与国会议员。

结果是，他从来没有聘任任何一位家人作为部长、国会议员或部会首长。只有他的姐夫作了安全部门的部长，而他的一位哥哥担任了一个刚刚草创的部门领袖（藏医学研究所）。事实是，从1978年到1986年，最高的决策机构“全国人民大会”(Gayong Mimang Tsokcheng)，常常在经过讨论之后，推荐达赖喇嘛约聘他的二哥嘉乐顿珠作首相。每一次，达赖喇嘛都拒绝了。

在1991年，达赖喇嘛更把人事的约聘权转移给国会，以作为民主改革的一部份，而西藏的国会是从1960年以来，都是由人民所直接选举出来的。

多少讽刺的是，国会开始选他的家人－－最广为人知的就是他的兄长嘉乐顿珠－－来担任首相。

这位兄长曾经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扮演了寻求美国政府支持的重要角色，也很矛盾的是他对1980年代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国重新恢复磋商与会谈，亦有关键性的作用。

虽然如此，他很受争议，有一部份是因为他独裁的性格。

不令人意外的，嘉乐顿珠没有作满首相的任期就离开了他的工作，有一部份是因为他无法应付流亡的民主环境政体所导致的。

在2000年，达赖喇嘛又主导了另一项改革，要求流亡藏人直接选出一个除了与中国的外交以外，负有完全行政权的首相。

二十七个国家的藏人在同一天投票，大约有80%的人将票投给桑东仁波切教授作为第一任首相。而他接下来并没有聘任任何一位达赖喇嘛的家人为内阁首长。在国会里，只有一位侄子被选为国会议员，而且是四十六位议员当中的一位普通议员，他一度还面临了违反国会规章的纪律惩处。

综上所述，达赖喇嘛的家人在西藏新生的民主系统里，很清楚地不一定就可以平步青云，扶摇直上。

更重要的是，达赖喇嘛本人从来没有聘任任何一位家庭亲属担任要职，即使他在1960-90年代有权利这样做，而真的担当职务的尧西家族（译注：即历代达赖喇嘛家族），也是由国会所选出来的。

如此可证，事实真相与贝克曼指控达赖喇嘛“聘任”亲友担任要职，有很大的差距。

最后，贝克曼建议，假如达赖喇嘛当初“保持安静”，也许那些“被中国折磨、杀死、或者广受压制的藏人能够少一些”，听起来十分天真与伪善。

第一，1960至1972年间，当达赖喇嘛很“安静”，从来没有旅行到印度以外的国家时，西藏就遭到中国的残酷镇压，成千上万的人死亡。

从1973年到1986年，达赖喇嘛作了几次出国旅行，然而镇压还是继续。

从1987年到2007年，当达赖喇嘛常常旅行到国外，好不容易将西藏放到世界的地图之上时，贝克曼却建议他“保持安静”。

贝克曼本人常常发言，还靠写作专栏与书籍来谋生，却建议达赖喇嘛不要为了六百万藏人的福祉发言，这是十分伪善的作法。

就我所知，言论自由乃普世人权。为百万受苦的人发声，特别是批评专制政权，是高贵而勇敢的行为。

靠批判他人来谋生，不是只有少数人才有的特权。

洛桑森盖博士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研究西藏和亚洲的学者。也是二十四位“亚洲年轻领袖”之一。

附：麦可•贝克曼的文章

（这篇译文是在网络上找到的贝克曼原文的译文，据译者说，自己的译文反而在中国被过滤阻挡，所以很多词加了许多奇怪的符号）

http://feed.yeeyan.com/articles/view/firedragoon/5772
达赖的圣洁藏袍下掩藏了什么？

da lai即将于下个月在澳洲再度粉墨登场，澳大利亚的政客们也再一次为是否接见他而左右为难。

而记者们却绝少挑战da lai。

部分原因在于他是如此的可爱迷人。大多数对他的记述都如春风般轻快，就像他常用呵呵的微笑和优雅的比喻来回答一些尴尬的问题一般。但请记住，他主张数百万现在是中国公民的藏人高度自治，而显然他将成为他们的政#&府首脑。那么，为什么不把他看作是一个政治人物？

da lai绝不仅仅是一个宗教领袖，他在1959年开始流@#亡时是西#@%藏地方政#&府的首脑。西#@%藏政#&府当时是由上层贵族以及 僧侣依靠裙带关系组织起来的，他们收税，监禁并迫害@#￥#异#%@议人士，他们同其它政客一样玩弄一切政治阴谋诡计。（da lai的生父便在1946年的一次政变中几乎被杀）

流@#亡政#&府逃往印度后，直到70年代止，每年都从美国中央情报局收取170万美金。

这些资金被用来支付对中国的游击战。而da lai一直宣称奉行非暴力原则，甚至还在1989年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da lai本人自1950年代末直至1974年止也受到中情局的资助，据说每月金额为一万五千美金（每年18万美金）

这笔资金直接支付给da lai个人，但他将这笔资金几乎全部用于流@#亡政#&府的活动，主要用于运作纽约和日内瓦的办事处，以及国际社会中的游说活动。

流@# 亡政#&府的财政状况非常不透明。从结构上说，流@#亡政#&府有七个部门组成，还有若干特别办公室/办事处。政#&府内还有慈 善基金，一个出版公司，在印度和尼泊尔还有若干家酒店，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拥有手工艺品销售公司，这些单位，都归于流@#亡政#&府的财政部名下。

流@#亡政#&府总共经营有24家企业，但在2003年决定退出商业经营，因为这毕竟并不恰当。

若干年前我向da lai政#&府的财政部询问预算的详细情况。得到的回复称流@#亡政#&府每年收入有约两千两百万美元，用于健康，教育，宗教以及文化发展方面的开支。

但最大的一宗花费是仍然是政治活动，大约七百万美元。其次是行政开支，大约四百五十万美元。接近二百万美元用于运作流@#亡政#&府的海外办事处。

同流@#亡政#&府所宣传的预算的用途比照，就可以看出，花在他们所说的事情上的钱看上去相当的少。

各种捐款是如何进入预算的则不得而知。据估算捐款总数每年可达到数百万美元。但da lai的财政部并没有提供捐款的具体数目，也没有透露具体来源。

很多捐款通过驻纽约的西#@%藏基@&金（Tibet Fund）汇往流@#亡政#&府，这个基金是在1981年由流@#亡藏人和美国公民建立的。目前基金已达到百万级规模，每年通过各种活动能够募集到三百万美元。

这个基金的部分资金来源于美国国务院的人口、难民及移民局（US State Department's Bureau for Refugee Programs）

同很多亚洲的政治人物一样，da lai任人唯亲，提拔了很多家人。最近几年，内阁（又称Kashag，也就是流@#亡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的六名成员中，有3名是da lai的亲属。

da lai的一个哥哥是内阁的主席，同时兼任内务大臣（minister of security）。他曾经领导了60年代的西#@%藏武装反攻活动（Tibetan contra movement），而这个活动是由中情局支持的。

da lai的小姨子（sister-in-law）是流@#亡政#&府的规划署（planning council）负责人，以及卫生部（Department of Health）部长。

da lai的妹妹是卫生与教育大臣（health and education minister），而她的丈夫则是外交部部长（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他们的女儿是西#@%藏流@#亡议会的成员，小儿子是da lai私人办公室的高级成员，他的妻子则是教育大臣。

da lai的小舅子（brother-in-law）的第二任妻子是流@#亡政#&府驻北欧的代表，并且负责国际关系事务。所有的这些职位都使得da lai家族能够以流@#亡政#&府的名义控制动辄数百万美元的资金。

da lai现在或许非常有名，但是极少有人真正了解他。比如，与通常的说法相反，da lai并不是一个素食者。他也吃肉。而据他说这是遵照医生建议因为他得了肝炎。我咨询了几位医生但没有一个人认为对于一个肝脏有损伤的人来说食肉是必须的，而食肉甚至可能加重病情。

那么，da lai究竟为生活在西#@%藏的藏人争取到了什么？

如果他的目标是西#@%藏#@&独#@立，或者，按照他近来的说法，是高度的自治，那么，他可以说是可耻地失败鸟。

他使西#@%藏成为全球各处媒体的头条，但这将西#@%藏带往何处？他最大的成就似乎是成为了一个大名人。或许，如果他能够闭嘴的话，被中国迫%&害、处@#决、或者压制的藏人能够少一些。

不管怎么说，da lai（2007年）已经72岁了。他的继任，也就是转世灵童，要在很多年以后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有影响力的人物。对于中国来说，这个问题似乎能够自行解决，同霍华德或是陆克文见不见现在这位da lai，似乎没什么关系。

附：藏人学者洛桑森盖的原文

Claims of the Dalai Lama's Nepotistic Behaviour Wrong
The Age, Melbourne, Australia [Thursday, June 07, 2007 12:09]
By Dr Lobsang Sangay
June 07, 2007

Dr Lobsang Sangay was selected as one of Asia's 200 outstanding young leaders to attend the "Asia 21 Young Leaders Summit", held in Seoul from 17-19 November 2006/File photo

In his recent column ("Behind Dalai Lama's Holy Cloak", 23/5/2007, Re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China’s Tibet, 2007/6, Volume 18), Michael Backman chastised journalists for not challenging the Dalai Lama. In doing so, he resorted to questionable journalistic standards by accusing the Dalai Lama of nepotistic and non-democratic behaviour based on "hard facts" that are either manipulated to sensationalise his case or are downright wrong.

Backman alleges that the Dalai Lama advocates greater autonomy for millions of people who are now "Chinese citizens, presumably with him as head of their government". The fact is just the opposite.

In July 1981, the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General Secretary Hu Yaobang announced "China's Five-point Policy towards the Dalai Lama", urging the Dalai Lama to return so he "will enjoy the same political status and living conditions as he had before 1959". The Dalai Lama rejected the offer and stated that the issue was not his own position in Tibet, but the welfare of 6 million Tibetans.

In 1992, the Dalai Lama categorically declared that he would not hold any official position in the government of future Tibet. Rather, he would hand over his traditional authority to an elected leader of Tibet and "serve the people as an individual outside the government".

It is a fact that the traditional government of Tibet was unegalitarian and inefficient. However, when the Dalai Lama was enthroned to be the leader in 1950, he was merely 15 years old, and faced the daunting task of handling the invasion and occupation of Tibet by Communist China. In exile, as part of an anti-Communist campaign, it is true that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supported the Khampa guerilla resistance force till early 1970s.

However, it is not true that the Dalai Lama was "personally" paid $US15,000 a month by the CIA. As it is the case today, he was kindly hosted by the Indian Government as an "honoured guest". The fund was not even part of the budget of the Tibetan government in exile. In actuality, the main source was not the CIA, but fulfilment of a pledge made by US ambassador to India Loy Henderson in 1951.

On the advocacy of non-violence, the fact is that the Dalai Lama sent an emotional appeal on audio tape to the Tibetan guerillas in early 1970s, telling them to disarm. This message demoralised many of the fighters, and a few even committed suicide. Soon after that message from the Dalai Lama, the camp disbanded.

The budget of the Tibetan government in exile totals approximately $US20 million ($A24 million). It is openly debated in yearly Tibetan parliament budgetary sessions for two weeks, and allocated transparently. Compared with other refugee groups, the Tibetan government in exile is arguably the most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in providing service to 130,000 Tibetan refugees with such limited budget. Still, the general impression is that the Dalai Lama must be raising millions of dollars.

On the contrary, strict rules apply to the Dalai Lama's visits abroad that these cannot be used for fund-raising purposes. During his trip to Australia, as is true everywhere, his organisers are instructed to charge fees only to cover the actual expenses of the event. More impressively, the Dalai Lama does not charge even a penny for speaking fees. He speaks for free so that he will be accessible to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Perhaps the most irresponsible reporting in the column is the accusation that the Dalai Lama "has been remarkably nepotistic, appointing members of his family to many positions of prominence", like many Asian politicians.

The facts are as follows: as per his specific instruction, a provision was introduced in the Tibetan constitution of 1963 and the Charter of 1991 that the Dalai Lama can be impeached by the parliament.

From 1960 to 1990, the Dalai Lama had the sole constitutional power to appoint exiled Tibet's cabinet ministers, heads of departments, and members of parliament.

He never appointed anyone from his family as ministers, parliamentarians or heads of departments. Only his brother-in-law served as the head of the Security Department and his elder brother headed a fledgling start-up (the Tibetan Medicine Institute). As a matter of fact, from 1978 to 1986, the Gayong Mimang Tsokcheng, the highest decision-making body, discussed and consistently recommended that the Dalai Lama appoint his elder brother Gyalo Thondup as the Prime Minister. Each time, the Dalai Lama declined.

In 1991, as part of democratic reforms, the Dalai Lama delegated the power to appoint the cabinet to the parliament, which since 1960 has been directly elected by the people.

Ironically, the parliament began to elect members of his family, and the most high-profile was his elder brother Gyalo as the Prime Minister.

The elder brother played a key role in seeking US Government support in 1950s-60s, and paradoxically he was also instrumental in opening a dialogue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the early 1980s.

Nonetheless, he is controversial partly because of his autocratic personality.

Not surprisingly, Gyalo was eased out without completing his term as the Prime Minister, partly because of his incapability to cope with a democratic-environment-in-exile polity.

In 2000, another reform was instituted by the Dalai Lama, requiring exile Tibetans to directly elect their Prime Minister with full administrative power except in dealing with China.
Tibetans in 27 countries voted on a single day, with more than 80 per cent electing Professor Samdhong Rinpoche as the first Prime Minister. He didn't appoint any member of the Dalai Lama's family to his cabinet. In the parliament, only a nephew was elected as an ordinary member among 46 parliamentarians and he faced disciplinary action for violating parliamentary rules and regulations.

Clearly, the experience of the Dalai Lama's family in the nascent Tibetan democratic system reflects that they don't necessarily get a free ride.

More importantly, the Dalai Lama never appointed his family members to positions of influence, even when he was permitted to do so (1960-90) and those who did were elected by the parliament.

The truth, then, is far removed from Backman's claim that the Dalai Lama "appointed" his family members to positions of prominence.

Finally, Backman's suggestion that had the Dalai Lama "stayed quiet", possibly "fewer Tibetans might have been tortured, killed and generally suppressed by China" sounds comically naive and hypocritical.

Firstly, between 1960 and 1972, when the Dalai Lama was "quiet" and never ventured outside of India, Tibet went through brutal suppression under China, when thousands of people perished.

From 1973 to 1986, the Dalai Lama made limited trips abroad, but suppression continued.

From 1987 to 2007, when the Dalai Lama made the most trips abroad and finally put Tibet in the international map, Backman suggests he keep quiet.

It is hypocritical to suggest the Dalai Lama refrain from speaking out for the welfare of 6 million Tibetans when Backman himself speaks out and writes columns and books to pay his rent and put food on his table.

Last time I checked, free speech is universal. It is noble to speak for millions of suffering people, and especially to speak out against authoritarian regimes.

It is certainly not just the privilege of the few to make a living by criticising others.

Dr Lobsang Sangay is a scholar on Tibet at the law school of Harvard University and is one of the twenty-four Young Leaders of Asia.

让我们供灯燃烛，纪念亡魂

让我们供灯燃烛，纪念亡魂

文/唯色

新年伊始，怀有美好祝愿的节日也纷至沓来。东方，西方；西藏，中国……如果真的是太平盛世，如果真的是阖家团圆，如果真的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那么，我们千百年来延续的节庆佳日，自有我们独特的欢度习俗。

然而，今年不同了。今年的不同，是因为2008年有那么多生灵涂炭，就在图博之地，就在多卫康的乡村、牧场和城镇……白发人送黑发人，甚至更悲惨的是白发人送不了黑发人，而黑发人已经人间蒸发，连尸首也不见，连忌日也不明，连为其超度也不可能；寺院已被关闭，僧侣已被驱逐，冷冷清清的天葬场上，空有无数鹰鹫在盘旋。

那么，就让我们在摄像头监控不到的角落，为我们至今不知其数的亡者们，点燃酥油供灯吧。而在异乡没有酥油供灯的，为我们至今不知其数的亡者们，点燃蜡烛吧。如同去年3月16日，在兰州的西北民族大学，数百名藏人学生展开写有“藏人休戚与共”的标语，在烛光下静坐通宵。3月17日，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学，上百名藏人学生在校园内燃烛静坐，使抗议之火延烧到帝国首都。

我们的文化和传统中，对于亡者的纪念特别重视。许多仪式都是祭祀的仪式，所有献祭都要上供下施所有怨亲债主的灵魂。从“一七”到“七七”，四十九天是亡魂走过中阴的四十九个阶段，需要请喇嘛修法超度，也需要向穷人广布善施。来年同样重要，实则整整一年都应是守祭之年！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要向有资格担当“喇嘛”之名的僧侣致敬！因为惟有喇嘛的修法，才能帮助亡魂走向真理，走向光明，走向好的转世。这不是迷信，而是人类情感中最深沉与最美好的那份怀念之情。共产主义的元老列宁还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对于有着宗教信仰的我们，忘记亡者也就意味着背叛，意味着行尸走肉。一个人，若不纪念自己死去的亲人，那他禽兽不如。一个民族，若不纪念自己死去的同胞，那也禽兽不如。

纪念死者不是哪一个民族特有的品德，汉人同样深深地缅怀自己的遇难同胞。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经历了89年“六四”之痛的汉人写的文章。他在长达二十年的沉默之后，制作了系列短片《一九八九：记忆的呼唤》。他写到：“……枪声击碎了我们所有的梦，那击碎的哪止是个人的梦呢？我们整个民族怀有了一个共同的伤痛，因为怕，因为恐惧，我们甚至不敢去想，不敢去触摸这个伤痛，就这样，这个痛埋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一年又一年。……在一切物欲都被满足的时候，我们自己却越来越觉着失落，我们拥有了物质，却失去了灵魂。”

对生命的尊重，即是对自己的尊重。对亡者的纪念，即是对自己的救赎。唯物主义者的强悍在于他相信枪，相信金钱。然而，他们也认可生老病死、有盛即有衰的规律，即便是自比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毛泽东，也难逃一死。而最荒谬的也是他们，从来视物质高于一切，毛已作古，却为其肉体修建纪念堂，这与秦始皇在地下陪葬无数兵马俑有何区别？当然，唯物主义者也有纪念的权利，那么，有着宗教信仰的藏人也可以有纪念的权利！

所以2009年，是我们的纪念之年。而我们自有我们的方式：供灯燃烛，纪念亡魂；并持诵观世音经咒：嗡嘛呢叭咪吽！

2009-1-8，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什么样的歌是“反动歌曲”？

2006年冬天，在拉萨，最流行的歌曲是《阿妈吉尊白玛》……图1为尊者达赖喇嘛与他的妹妹吉尊白玛啦的合影。图2为阿妈吉尊白玛与西藏儿童村的孩子们在一起。

什么样的歌是“反动歌曲”？

文/ 唯色

“什么样的歌儿是‘反动歌曲’？”几天前，泰晤士报的记者这样问我。

她的疑问跟这个消息有关——前不久，拉萨市公安局副局长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刚抓了59名“煽动民族情绪”的造谣者。其造谣手法是：“从网上非法下载反动歌曲，并以光盘、MP3、MP4等电子产品为载体，出售给区内群众……”

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想起06年初在拉萨发生的一件事，恰跟一首歌有关。如果我告诉她，那首歌就是被查禁的“反动歌曲”，对于生活在“让旺隆巴”（藏语，自由世界）的西方人来说，是不是匪夷所思？那首歌的名字似有两个，一个是“阿妈吉尊白玛”，一个是“阿妈啦”。这么一说，许多藏人都会知道那是一首什么样的歌。

当时我在拉萨。一天正午，朋友激动地把我带到拉萨市电影院跟前销售各种盗版光盘的摊前，让我站在那里，看劣质的VCD机使放在露天货架上沾满尘土的电视机播放一首歌：

“即使是流亡异乡、充满辛酸的孤儿/也有像诸佛一样慈悲的阿妈吉尊白玛/给予我们母亲一样的爱护与温暖/她是世界的母亲，恩重如山的母亲/雪域孩童的一生得到了您的照顾/为了雪域孩童含辛茹苦/我们怎能忘记您，恩深似海的阿妈/所有雪域的孩子向您致敬——阿妈吉尊白玛……

“您来到雪域西藏，是我们雪域藏人的福报/不分昼夜，您为雪域孩童呕心沥血/她是世界的母亲，恩重如山的母亲/雪域孩童的一生得到了您的照顾/为了实现您的心愿和期待/我们雪域的孩子将永志不忘/祈愿您长寿，雪域之母——阿妈吉尊白玛……”

露天电视的画面还算清晰。唱歌的是一个说拉萨话的少年，他站在似是校园里的那种舞台上，介绍自己是从拉萨逃亡到达兰萨拉。他唱得很深情，如同把对亲生母亲的思念，投注在抚育无数流亡孩童求学乃至被尊称为“阿妈啦”的另一位母亲身上，声声呼唤，催人泪下。而那位母亲在歌声中出现了，是一位慈祥的妇人，穿着曲巴（藏语，藏装），两鬓花白，她正是尊者达赖喇嘛的妹妹吉尊白玛。

冬日的阳光把拉萨照耀得温暖无比。挨肩接踵的摊点上此起彼伏地回荡着各种流行歌儿，有藏歌、汉歌、英文歌、印度歌，与熙熙攘攘的人流融汇在一起，显得热闹非凡。在光天化日之下，看到尊者达赖喇嘛妹妹的形象在微笑着，在奔走着，这是多么危险啊。要知道，十多年了（不算文革至59年期间），在拉萨，达赖喇嘛就是“分裂分子”的标识，不能有他的照片，不能有他的声音，包括跟他有关的一切，除非辱骂和批判，那是可以大行其道的。我的周围站满了藏人，我们都在心照不宣地看着画面，百感交集地听着歌声。真奇怪，那么多藏人都知道阿妈吉尊白玛是谁，为何满大街逡巡着的穿制服和不穿制服的特殊人员却不知道？我至少反反复复听了三遍，才意犹未尽地从回族小贩手中买了几张光盘离去。

拉萨公开销售盗版光盘的摊点主要集中在老城区、太阳岛和西郊的天海夜市，卖主基本是回族人，顾客基本是藏人，所以卖的唱片和电影也基本是藏语。全都是盗版光盘，价格低廉，一张在3-5元之间。我曾从他们手上买过藏语版的《猫与老鼠》、《西游记》等，效果不算太差。多年来，这些回族小贩非常清楚藏人喜欢什么样的歌儿，故而投其所好，源源不断。像“阿妈吉尊白玛”的光盘就卖得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几乎是一抢而光，于是回族小贩又去刻盘，又拿来卖。甚至只要路过卖光盘的摊子时多看两眼，他们就会走过来对你低语：我这里有阿妈吉尊白玛。

过去，比如说我，虽然知道尊者所有兄弟姊妹的名讳，最知道的恐怕是尊者的长兄塔泽仁波切和二哥嘉洛顿珠先生，这是因为读过塔泽仁波切的书，听说过嘉洛顿珠先生跟邓小平对话的旧事。但对于吉尊白玛啦，——说实话，自听了那首歌之后，像这样称呼她，我有种说不出口的感觉；我更愿意像那首歌里所唱的那样称她是“阿妈吉尊白玛”，这才顺口，这才亲切，而这可以说是许多藏人的同感吧。以前对她所知甚少，但现在知道了，在印度流亡藏人社区所办的学校或西藏儿童村，几十年来，阿妈吉尊白玛为之付出的心血足以永世流芳。

有一次，我去一个藏餐馆等朋友，见柜台上的电视正放着那首歌。我不是说电视台在播放那首歌，那样的话就更传奇了。而是藏餐馆的服务员正用VCD机一遍遍地放着，围聚在一起学唱着。当时还不到吃饭时间，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围着火炉在喝茶。我惊讶地看着他俩，担心他们会听出什么名堂，可他俩就跟没听见似的无动于衷。他俩是藏人，互相之间正用藏语聊着，怎么就没注意到那首歌颂扬的是尊者达赖喇嘛的妹妹呢？

但没过多久，就听说那首歌“暴露”了，被冠以“反动歌曲”的名义遭到了围追堵截，据说是被退休干部“揭发”的，据说抓了几个卖光盘的回族人，据说回族人交代是一个藏人出钱资助他们刻的，据说……一时间拉萨沸沸扬扬，各种版本的故事在甜茶馆、在转经路、在自己家不胫而走。可那首歌已经在拉萨流传至少三四个月了，应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已经广泛地产生了，甚至差不多做到了家家户户都有一张阿妈吉尊白玛的光盘呢。

我还知道了，那首歌的曲调来自香港某歌星的某流行歌曲，但也不是香港歌星原创，而是日本某歌星原创。也即是说，那多少显得哀婉、伤感的曲调，是从日本进口到香港，再从香港进口到中国大陆，再从中国大陆进口到拉萨，再从拉萨进口到达兰萨拉，再从达兰萨拉重又返归拉萨……在这个说起来很复杂实际上很迅捷的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三种文字的填词：日文、中文和藏文。而那位远在东瀛的原创者，若了解到他写下的那首歌曲的命运，由简单的男怨女爱，转变成了有着流亡之痛、思乡之切、感恩之深的另一首同调不同含义的歌，而且最终成了被禁唱的“反动歌曲”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07年秋天，坐火车离开拉萨时，广播里突然传来我再熟悉不过的旋律，唱歌的当然是香港歌星，我也跟着一起唱，但我唱的是“即使是流亡异乡、充满辛酸的孤儿/也有像诸佛一样慈悲的阿妈吉尊白玛……”

其实那首歌是禁不了的。或者说，往往是被围追堵截的“反动歌曲”才更禁不了，而不“反动”的歌曲反倒不如“反动歌曲”更深入人心，哪怕它电视唱电台唱，哪怕它广场唱火车唱，哪怕它卡拉ok的歌单上印的有，哪怕它手机铃声里设的有，就像把青藏铁路说成“神奇的天路”那个歌，简直臭大街了，纯属自我安慰。

有哪些歌被列入了“反动歌曲”的名单？我数不过来，好好想一想，这些年来，好像我们听过的、会唱的“反动歌曲”还真不少。比如87年流行“我们藏人同胞，是有一样血统的人。多卫康三地的藏人，五个教派的藏人。团结一致啊我们，一起回到西藏。多卫康三地的藏人同胞，团结一致吧。教派各有不同，目的却相同。团结一致啊我们，一起回到西藏……”，听说当时在抗暴事件中被俘的藏人给押在卡车上游街时，男女青年昂着头，不屈服地高声唱着这歌；89年流行“拉萨不是被卖了，印度不是给买了，如意之宝达赖喇嘛不是没有家，高高的布达拉宫里有他的法座……”，听说在自治区社科院的聚会上，藏人干部们喝醉了泣不成声地唱着这歌；90年代初是“无论天空乌云密布，你洁白的身影照亮虔诚的心……”（《曲登嘎布》），90年代末是“是谁驱散了你的羊群，留下你守在最后的家园……”（《深情的弟弟》），去年听说是“在安多和康地，不断传来喇嘛的教诲，独处的我听不到教诲，不见我的喇嘛而悲痛。啊，我的喇嘛，见不到你多么悲痛……”（《悲痛》，又译《感动》）。

还有，安多和康的藏人自己制作的演唱专辑，如《赞普归来》，被当成“反动歌曲”收缴销毁，词曲作者和演唱者因此被捕，有人至今身陷囹圄。08年三月底被拘捕的果洛藏人卓玛吉，是因她在自己办的囊玛歌厅里演唱并允许其他歌手演唱思念达赖喇嘛的歌曲。与她一起被抓的歌手伦珠在自己录制的唱片中唱到：“日月都不在这里了，我们的希望都远去了，这是我们藏人的因缘吗？”而“日月”暗喻的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除了87年的“回到西藏”，这些都是境内的歌。

是的，境外的歌影响更大，但也更易被查禁。我个人最偏爱的那首歌“恰松才”（藏语，磕三个头）或许也在黑名单上，第二段歌词是这样的：“西藏，我的故乡；藏人，我的同胞。/到我生命结束前，我要祈祷三次再离开：/若我重返人间，但愿降生在我的故乡西藏。/哦……摘下狐皮帽，向你磕三个等身长头！”这也是这两年在拉萨民间最流行的歌，只不过饶有趣味的是，退休干部们边打麻将边唱这歌，都是在美国的藏人歌手普布朗杰的粉丝呢。

仔细想一想，多少年来，平均每年都会冒出好些个“反动歌曲”，然后就会被围追堵截，我们都见怪不怪了。而这次一抓就抓了59人，听说大多数是学生，竟被大张旗鼓地说成是“造谣者”，到底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呢？真的是气恼藏人们如此热爱“反动歌曲”，以至于不抓一批不足以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还是到了已经抓不出“藏独分子”的地步，以至于从网上下载些思念尊者、想念家乡的歌儿都成了逆天大罪？还是，那些专吃“反分裂”饭的属于六道轮回中的饿鬼们，又在变着花样给伟大的党制造一些敌人？

我还得讲一个跟歌有关的故事。那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歌，《美丽的仁增旺姆》，却被一直误说成是“西藏民歌”。那可真的称得上是上得了电视出得了家门的歌，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唱。而且多年来，那歌俨然已成著名的御用歌手才旦卓玛的招牌歌曲，在多如牦牛毛的歌手中，靠唱歌把自己从“翻身农奴”唱成副省级的唯独才旦卓玛一人，而她似乎特别偏爱《美丽的仁增旺姆》，几乎每个由官方发行的专辑中都收录了此歌。可是，她是否了解这首歌其实并不是“西藏民歌”？她是否了解创作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实则是谁？虽然词作者是西藏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他的许多诗歌都在民间传唱，属于古老的“西藏民歌”，可是这首歌不同，因为曲作者不是过去时代不知名的艺人，而是一位流亡藏人，名为图登桑珠，早年在达兰萨拉，现在加拿大，一直为西藏民族的事业工作着，按照党的标准，当属“分裂分子”一员。想想看，党在西藏的形象大使才旦卓玛，如此深爱且百唱不厌的歌儿，竟然是反动的流亡藏人所创作，这也够荒诞不经的。

而1970年代那时，有着艺术天赋的图登桑珠还是一个年轻人，虽然饱含流亡者的酸辛，但也正值情窦盛开的年华，仁增旺姆这个出现于仓央嘉措诗歌中的美丽姑娘成为爱情的寄托，这首歌应运而生，旋律格外优美。大概在文革结束不久，这首由图登桑珠自弹自唱的情歌传到刚从浩劫中得以喘息的拉萨。当时的时局是，境内外藏人在被隔绝二十多年之后，第一次可以允许有一些正式的交流，有的人去印度探亲，有的人回拉萨探亲，在相互接触中，流亡藏人所保存的传统文化和创造的有着现代和异域风格的多样文化，深深地吸引了境内藏人。对于饱受“翻身农奴把歌唱”等革命歌曲折磨的境内藏人来说，流亡藏人的歌曲是新颖的，亲和的，打动人心的，因此其受欢迎的程度以及传播速度，犹如中国刚刚改革开放那时，台湾歌星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对中国人的五雷轰顶和入魔般的吸引。

《美丽的仁增旺姆》很快就在拉萨流行了。有趣的是，竟然就被唱了一辈子“共产党来了苦变甜”的才旦卓玛相中了且传唱了。不知有意还是纯属无知，谁都不提其原创者是流亡藏人的背景，反倒用“西藏民歌”的说法予以包装，以至于时间长了，真相湮没，图登桑珠是谁？直到今天，拉萨年轻人组成的摇滚乐队“天杵”还翻唱了这个已经很像民歌的老歌，并且以说唱的方式重新诠释了仁增旺姆，在他们的歌里，美丽的仁增旺姆变了，变得像今天拉萨街头许多爱慕虚荣的女孩一样，需要物质和金钱才能满足。

事实上，这些有着时代烙印的歌曲，其历史、其演变及其遭遇，恰是发生了“翻天覆地”之变的今日西藏的一个缩影。若要做细致地记录和研究的话，那将是一本或几本书的工程，而本篇文章显然挂一漏万，仅仅只是对我个人经历中所了解的“反动歌曲”，做了故事化的描述而已。

最近，从网上闻得又“暴露”了一首跟西藏有关的“反动歌曲”。不过这首歌的来龙去脉倒要让我大大惊讶了，因为这歌并不是西藏的歌曲，唱歌的人也不是西藏人，而是在中国享有成千上万个粉丝的台湾歌手陶喆。说实话，我虽知其名但从没听过他的歌，只因看到这个消息，才特意去Google、百度搜索他的“藏独”歌。很不容易搜索啊，差不多都被删除了，这更让我好奇心倍增，非得找到这个名叫“不一样”的“藏独”歌不可。颇费了一番功夫，终于找到了它，不光有歌可听，还有词可看。原来说得那么吓人的“藏独”歌，其实就这一句话，藏在一大堆话里并不好找： “……达赖喇嘛都是与众不同的伟人/就是人类的heroes。”在达赖喇嘛的前面，有甘地迪士尼老子孔夫子列侬卓别林白兰度跟毕加索爱因斯坦等等若干名字，结果他们全都受累，成了“藏独分子”的盟友。

对于藏人歌手或者歌曲作者来说，被打成“反动歌曲”实则是一种荣誉。但对于生活在台湾那个民主社会的陶喆来说，当他得知他在1999年唱的老歌里出现了达赖喇嘛的名字，他的歌在中国被宣判为“涉及藏独”而必须唱片紧急下架、手机铃声消音，甚至他有可能被封杀时，他会怎么想呢？从网上的消息看，他的唱片公司已经在沮丧地否认是有意传播“藏独歌”了，说是因为不慎，才让流毒给流出去了。

对于我们的尊者达赖喇嘛来说，他多次恳切地讲，他吁求的不是独立而是真正的高度自治，而且多次恳切地讲，虽然中国政府没有诚意，但他对中国人民还是抱有信心。然而，在今日中国，他的名字就等于“藏独”等于“分裂“等于罪大恶极，除了被老谋深算的中共官员“人面兽心”地痛斥着，还被不计其数的中国年轻人——他们也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而且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呢——毫不尊重地谩骂着。唉，尊者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慈悲为怀，不会计较，但藏人们是会计较的，至少会因为锥心刺骨的痛，失去对中国人民的信心。

需要交待的是，我曾经写过一些歌词，正在译成藏文，之后将变成歌。至于歌手是谁，暂时先不说。其中一首歌词如下，算不算是又一首即将出笼的“反动歌曲”呢？说明：歌词中的“益西洛布”，意为如意之宝；“衮顿”，意为在呼唤之时出现于眼前；“贡萨确”，意为至尊；“嘉瓦仁波切”，意为法王。这些称呼都是藏语中对尊者达赖喇嘛的敬称。

在路上
啊，在路上
我热泪盈眶
怀抱人世间最美的花朵
赶在凋零之前
快快奔走
只为献给一位绛红色的老人

他是我们的益西洛布
我们的衮顿
我们的贡萨确
我们的嘉瓦仁波切

在路上
啊，在路上
我热泪盈眶
怀抱一束最美的花朵
献给他，献给他
一缕微笑
将生生世世系得很紧

2009-1-1，北京

（注：致谢卓嘎啦和达瓦才仁啦，为本文翻译几首藏语歌曲的歌词大意。）

本文首发于“民主中国”http://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f/200901/20090112085516.shtml

这两张图片拍摄于三年前的拉萨藏医院门诊部前。





这就是2008年4月被捕的果洛歌手伦珠的唱片。伦珠的现状不知。



这是最近刚刚被发现演唱过所谓“藏独”歌的台湾歌手陶喆。

卡索活佛在磨难中的证悟【转】

看到这篇文章，想起去年三月之后遍及藏地的血与火。我在大事记中的“4月17日”记录了关于隆务寺以及卡索活佛的遭遇：

“在安多热贡（青海省黄南州）同仁县，隆务寺部分僧人由于向当局要求释放早先被拘押的僧人，尽管没有任何抗议行动，完全是和平请愿，却也激怒当局，派来手持武器的军警疯狂殴打和抓捕。

年过七十并在当地颇有名望的卡索活佛去劝阻，头被打伤，且被抓捕。几个藏人妇女眼看活佛遭罪，哭喊道‘我们的活佛要被打死了’，随即拼命去救，结果被抓。附近村民赶来劝阻，也全都被抓，最小的15岁，最大的75岁。75岁的这位老人哀求军警住手，被军警用警棍击倒后抓走。一律被铁丝捆住住双手，有些人被捆得太狠，铁丝嵌进肉里。当时一次就抓了僧俗民众上百人装满四辆卡车。随后大量军警闯入隆武寺，凶狠殴打并抓捕数百僧人，接着搜查僧舍，没收达赖喇嘛的法像和相关光盘，任意毁损物品，并窃取僧人的财物，甚至连茶叶也随手抢走。有消息说在热贡抓捕的僧俗民众甚至有430人。

与卡索活佛一起被抓的还有一位香泽活佛。活佛被打被抓引起藏人极大悲愤，年都乎村的所有村民准备游行请愿，后被堪琴活佛劝阻回去。热贡地区最有名望的夏日仓活佛在面见黄南州官员时激动地说：以后再也不要让我们这些活佛帮你们调解此类事件，我们也决不参与协调工作；如果继续这样，你们干脆把寺院封了算了。民间流传夏日仓活佛已辞去政府里的所有官职以表立场。或许出于担心民愤更大，当局释放了卡索活佛和部分僧俗，但卡索活佛因为伤势严重，已转送青海省医院治疗。

目前，隆务寺仍被大量军警监控，所有佛事被迫停止。当地藏人民众情绪低落、悲愤，连体制内的藏人也很有意见，一些藏人干部在办公室痛哭流涕，并说‘我们每个节庆祭祀的哪些山神护法神哪里去了？今天抓了这么多人，竟然还晴空万里。’许多单位的汉藏关系趋于恶化，相互谩骂时有发生。当地藏人感慨：‘其实身体的伤害，远不及这些事件给体制内外藏人的心理伤害更大；即便事件平息，给体制内外藏人带来的心理伤害也很难愈合。’”

图1、2为2007年拍摄的隆务寺。图2上显示的是至今仍存隆务寺墙上的文革标语。

图3为2008年8月拍摄的隆务寺外的大街，仍有军人巡逻监守。


卡索活佛在磨难中的证悟/佟志


在青海一带备受敬重的卡索活佛，零八年四月十七日因劝阻中共当局镇压当地和平示威的僧人和民众，被武警打伤，需入院治疗。冲突发生后，他所在的隆务寺，一度遭武警包围，有百名僧人被捕，当局的工作组其后进驻，要求僧侣跟达赖喇嘛划清界限，导致不少僧侣出走。现时外界没有卡索活佛的进一步消息，据报他正被当局监控。笔者零七年初秋在隆务寺小住时，曾跟七十七岁的卡索活佛有过一次长谈，他是一位和蔼豁达的长者，在隆务寺奉献了一生，也经历了中共治下的坎坷磨难。


佟：青海同仁县的隆务寺有六百多年历史，是安多藏区地位仅次于塔尔寺和拉卜愣寺的格鲁派佛寺。您怎么来到这佛寺成了活佛的？

卡：这是缘分啊，我生在一个牧民家庭，小时候父母把我过继给了我的养父母，我的养父母家里比较富裕，但是没有孩子，后来听说他们曾向一个活佛问卦，这个孩子将来会怎样？活佛说这个孩子将来你们用不上。我的养父母就问，这个孩子是不是会早死呀？活佛说，他不会早死的，只是你们以后用不上他。我的养父母说，那就没关系，他们特别疼爱我。我六岁的时候，我就被选成了隆务寺老活佛的转世灵童，那时候我糊里胡涂的，从父母的态度来看，感觉是一件好事情。7岁开始我就被送到德钦寺学经，8岁回到了隆务寺,除了被抓起来那一段，以后就一直在这里。

佟：我们的印象中活佛的生活是很优越的。

卡：也不能这么说，过去在家里我的养父母非常宠我，到了寺院里，学经是非常辛苦的，不过我挺喜欢学经。不幸的是好像有意考验我，我十三，十四岁的时候，两个管家连着都死了，只有一个老师一个徒弟和我在一起，那时候经济很困难，经常入不敷出，十六七岁才渐渐好转。

佟：您当时一个小孩子，懂得做活佛意味着什么么？

卡：我的上师夏日仓活佛（注2）是我一辈子最尊敬的人，他从我进寺起就教导我，我的使命是为隆务寺奉献，终生弘扬佛法，一开始也不是很明白，但后来体会越来越深。

佟：解放前和解放后你的生活有什么变化么？

卡：那是政治，我们出家人不管这些。

佟：但全国解放这样一件大事，黄南不会没有动静吧？

卡：我们这里挺平静的，但大家也挺高兴，因为过去马步芳很不好，欺压了藏人，虽然他不干涉宗教，但我们出家人也都很不喜欢他，49年大概是7月份吧，他跑掉了，我们都很高兴，我们的夏日仓活佛，是我们这里最有威望的人，当时解放军刚来青海的时候，他带领我们黄南的头人们，赶了很多牛羊去看望解放军，解放军非常高兴，他也非常高兴，回来就告诉大家，解放军是好人，大家要欢迎他们，他是特别相信共产党的，所以我们大家都听他的，也相信共产党。我记得第一次见到解放军，是在同仁县城，只来了两个，还有一个受伤了胳膊吊着绷带，不过他们在黄南非常安全，大家都像看热闹一样，看到解放军很欢喜。

佟：后来呢？

卡：我们大多数和尚继续干我们出家人的事，我们不管他们，他们也不管我们，但夏日仓活佛对政府的工作非常热心，带大家帮政府做了很多事情。

佟：那你是怎么被抓起来的？

卡：是58年民主改革，把我们抓起来的。

佟：是因为你们违背了当时的政策？有没有跟你们说过民主改革是怎么回事？

卡：在此之间没人说，特别突然，58年阴历3月15日，突然来了好多解放军，大概至少好几百吧，有几十辆车，把隆务寺给围住了，一开始我们非常高兴，因为那时候，外面有时候有土匪，我们想这么多解放军肯定是来保护我们的，我们还准备东西想慰问解放军，结果第二天就发现不对劲了，解放军把大炮机关枪都架起来对着我们寺院，而且我们想出去也不许出去，外面的人想进来也不让进来。而且他们把我们的夏日仓活佛叫出来，说找他到州上开会，他一出来就被带走，再也没有回来，我们就更紧张了。

佟：你们有没有组织一些保卫寺庙的举动？

卡：没有，我们出家人，不能反抗的，到了18号，一个干部拿着喇叭对寺院喊话，反复就是两句话，一句是“你们投降吧”，一句是“不要害怕”，我们很害怕，但是根本就没有抵抗过，就在这时，我看见大经堂上升起了一面红旗，大概是被解放军占领了，解放军都冲了进来，拉枪栓特别响，没有开一枪，因为我们也都没有武器，不过让我们举起手来，把我们集中赶到几个院子里，墙上架了机关枪，站了很多解放军，他们让我们面朝墙站好一排，我当时想肯定是要死了，结果过了半天他们没有开枪，把我们分别关了起来，关了三天，让我们一个个登记。后来开了一个大会，一个干部给我们训话说“我们已经掌握了，你们有反革命组织，你们要低头认罪，不相信毛主席，不相信社会主义，搞迷信绝对没有好下场，如果主动检举揭发，可以宽大处理。”

佟：他们登记是什么意思？

卡：他们登记以后，就给大家，特别是一些家庭出生比较贫困的阿卡（注2）做思想工作，发动徒弟来批斗师傅，发动下级阿卡们来批判活佛，谁如果不批判，谁就是同党就要倒霉，谁如果表现积极，打得狠就算立功表现。

佟：你也被打过么？

卡：打过很多次，不少我的徒弟都打了我，我都有思想准备，前一天干部都会教他们，明天要批判谁，怎么批判，我完全能够理解他们是没有办法，不过我卡索院的徒弟一个也没有下手打我，打我的时候他们都低着头。

佟：怎么发展到要正式逮捕宣判你的？

卡：把我们一些活佛和格西集中起来办学习班，生活对我们上还算比较客气，都是一些公安局和检察院的干部给我们讲课，主要讲，我们不拥护毛主席，搞迷信，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要我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学习的挺认真，但也想不出来我究竟错在哪里？一天一个干部单独把我叫出来问我，“你说我们批判你，批判得对不对呀？”我说，你们批判的确实对，但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也不能承认呀。他很生气地样子，过了几天他又问我，“你想清楚没有，现在承认就算立功表现。”我还没有承认，于是我就被他们抓走了，绑走我的时候，干部还和其他阿卡讲，你们看，这就是和人民政府顽抗到底的下场。

佟：是不是你们寺院和政府产生了什么误会？有没有尝试和政府沟通一下？

卡：看不出有什么误会，我们夏日仓活佛自己就是政府的干部，怎么会没有沟通呢？他是给共产党立下了很大的功劳的，当时西藏（唯色注：应该是卫藏）还没有解放，夏日仓活佛和另外两个青海威望最高的活佛去给西藏带信，另外两个活佛一个跑到印度去了，还有一个到西藏就不干了，只要夏日仓活佛一个人坚持了下来，那时候西藏人（唯色注：应该是卫藏人）特别害怕共产党，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都叫“共产”，都在传“不得了，共产来了。”他到处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要大家不要害怕，说共产党是好人，当时西藏人，都不叫他夏日仓活佛，叫他共产喇嘛。西藏和平解放夏日仓活佛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解放后他当了第一届黄南州的主席。他一直特别相信共产党，直到58年，别的地方，先是从四川开始有传闻，说政府要封寺院抓和尚了，他都批评那些传播消息的人，要大家相信共产党，不要相信谣言，他给一些远处的地方传去他写的条子，要大家听政府的话，相信共产党，谁想到他后来被抓进了监狱里，也是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那些条子说是他组织反动组织，发动群众的证据，真是一点儿不讲道理。

他还是见过毛主席的人呢，有什么用呢？共产党有很多大官还不是倒霉了，那个时候整个国家都疯掉了。

佟：夏日仓活佛后来怎么样了？

卡：他77年在监狱里圆寂了，还有几天就刑满了，监狱里说他发了高血压，但大家都说他是快出狱了，高兴死了。

佟：你被抓起来以后怎样？

卡：那年我29岁，被抓了起来，先在县公安局被关了一个月，然后去西宁关了二十多天，最后以反革命罪被判了二十年，转到了海西劳改农场，我劳动态度比较好，政府对我宽大处理，改判了八年，八年以后，继续让我劳动，修路，挖硫磺矿，但是优待我，给我算工资，一个月四十多块钱。

佟：为什么会判这么重？

卡：我不愿意还俗啊，还俗就没事了，好多次把我捆起来，关禁闭，有一次，两个人把我手绑到后面，绑我右手的人心肠真狠啊，绑的特别紧，绑我左手的人心肠好，我能感觉到，他脸上很凶，但绑我比较松。那次以后我右手就残废了，伸不直，使不上劲。

佟：你一个出家人害怕么？

卡：怕什么？怕死？我不怕死，死了就解脱了，但绑着关禁闭，还有批斗真是很苦呀，我只有在心里念佛，我知道我死不了，但那个日子太难熬了。

佟：在最痛苦的时候您想过解脱的方法么？

卡：没有解脱的方法，只有忍受，我们出家人是不能自杀的，佛经里教训我们，无论受什么样的折磨，都要忍耐，忍辱也是我们的修行，自杀和杀人一样都是罪孽。佛要我们服从，不能反抗，他教导我们“打不报打，骂不报骂”。

佟：你是怎么服从的？

卡：比如讲，公家假如不许我念经我一定服从，否则就是违背了佛的教导，但假如公家不许我信佛，我决不能服从。我也作检讨，我态度很好，承认自己脑子顽固，破不了四旧，立不了四新，管教干部最后都说，他这个人态度好但思想落后，大家要多帮助他。我在劳教的时候，嘴里不能念经，嘴一动就有人检举揭发，我只好在心里念，劳动休息的时候，我就盘腿打坐，后来又有人检举，我那时年轻，狡猾的很，我干脆躺在地上，但心里照念不误。

佟：你当时心里的想法是什么？

卡：那时候我也要和大家一起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背诵他的语录，我们和尚还要辩论呢，但大家对毛主席的话一句都不能怀疑，谁怀疑毛主席就要消灭谁，你说那些人怎么这么迷信啊？

佟：你怎么看那些还俗的活佛和和尚？

卡：班禅大师不是都还俗了么，他们在那个时候是没有办法，不能怪他们。

佟：这不算叛教么？

卡：不能算，他们是被迫的不是主动，不过有个别阿卡，主动去烧佛像，打上师，来作为立功表现，有些过份。

佟：你怎么看待这些人么？

卡：不同的人走不同的路吧，其实这样的人自己也很可怜了。

佟：他们后来怎么了？

卡：他们在60年差不多全饿死了。

佟：算是报应吧！

卡：不是报应，那是众生的苦难呀，60年我生父和养父的两个父亲也都饿死了，那时候集体化，走社会主义道路，牲口都充公了，大家吃食堂，后来食堂吃不饱，但还得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生产队的干部看到晚上谁家冒烟，就来查私藏粮食，就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这里饿死的人相当多，他们做错了什么呀。

佟：佛教讲因果，你并没有作恶，却遭到这样苦难的命运，怎么解释？

卡：有果必有因，即使是佛陀也逃不了报应，有一个故事说迦牟尼佛成佛了以后，大概在线在印度那个地方的琉璃王发兵来攻打他的家乡迦毗罗国，大概是现在尼泊尔，尽管释迦牟尼已经成佛，但他还是顾念自己的亲族，就在琉璃王的必经之路上阻挡，琉璃王很尊重释迦牟尼就退兵了，第二次，琉璃王又发兵，释迦牟尼还是去阻挡，琉璃王第三次发兵，释迦牟尼说，这是不可抗拒的业力，于是不再阻挡，结果释迦族遭到了屠杀，佛陀自己也头痛了三天。为什么是释迦牟尼成佛后，还遭头痛三天果报呢？就因为因果平等，在佛经所记载，无量劫前，释迦牟尼佛曾经投胎转世在一个小村庄的人家，家门前有个很大的鱼池，全村人民眼看鱼儿长大，大伙子把池水放干了捞鱼，大家共同分发一大分，其中有个小男孩不懂事，虽然没有参与吃鱼，但他看到一只的大鱼儿，好奇又好玩的心情，用一支小木棍往大鱼儿的头部连敲三下，只看见大鱼儿在地面痛苦的挣扎一番。这个小男孩成佛以后就是释迦牟尼，他头痛三天，就是他打了大鱼三下的报应，而他的亲族被屠杀就是杀鱼的报应。

佟：你把58年以后的那一段的极左政策也当作业报？

卡：对，那是众生造下的业力积成的大劫难，每一个人都逃脱不了，但像58年这样的灾难在藏地也只有朗达玛（注4）时期有过。

佟：最后你是怎么出来的？

卡：81年落实政策，政府最终彻底宣布我无罪，说是冤假错案，还给我补偿了一笔钱，200块钱，不少活佛和高僧死在监狱里的，补偿更多一些有三百多块钱。我们还算很幸运的，前面说有很多人饿死了，打死了，监狱里也有饿死的，有的地方一些阿卡害怕了，听说要灭佛，就躲到了山上，结果就被当成叛乱分子了，他们就更倒霉一点，不过我们隆务寺没有一个算是叛乱分子的。

佟：你觉得这段日子对你修行有益么？

卡：这段日子，我才真算是悟了一点什么叫无常。

佟：你是什么时候又回到隆务寺的？

卡：79年政府批准隆务寺开放，那时候拨乱反正，共产党有一些干部和我一起给抓到监狱里了，他们也放出来了，他们知道我这个人不错，就推荐我来干，就这样那时我还是戴罪之身，带着一个会计一个出纳，三个人开始筹建寺庙。

佟：你受了这么多磨难，怎么还敢再办庙呢？不怕政策再变么？

卡：释放我时我什么政策也不相信了，好在终于可以念经没人管我了，我就整天关门念经，不过听说可以重建寺院，我还是坐不住了。我当时就是想反正豁出去了，我想起夏日仓上师对我的教导，我是隆务大寺的活佛，要为隆务寺奉献，只要能把隆务寺重建起来，哪怕第二天就又被封掉，我也尽力了，我就是这么想的。

佟：大家都是这么想的么？当时有信心么？

卡：大家都没什么信心，一个老活佛，他62年被强迫还俗了，听说我要重修隆务寺，他来找我，他说，你可千万不敢再办寺庙，政府让你再办寺庙那是圈套，是要引蛇出洞，把我们一网打尽。我说就算是圈套我也要把隆务寺再办起来，哪怕办起一天来就有一天的功德，他最后流眼泪了，从家里拿来了他藏着的一百块大洋，说我没用了，不敢和你一起干，也没脸再回来了，这些钱你拿着修佛塔用。有了一些经费，加上我们自己的钱，我就一个个去请那些被遣返的僧人，原来隆务大寺有两千多个阿卡，后来我们找到坚持没有还俗而且活下来的大概180个人，那时候隆务寺已经全被拆光了，只剩下七间小房子，我们都不够住，只好借住民房，办法会也只能在露天。

后来80年1月13日开始动工重建寺庙，我们一砖一瓦的把隆务寺又建了起来，现在隆务寺政策逐步被落实了，现在你看到的隆务寺，大概恢复了一半的规模。

佟：我听说你还当过人大主任？

卡：是政府让我干的，我也没有办法。84年我当了县人大副主任，帮政府干了很多调解纠纷的事情，大概有五六十起，91年成了黄南州人大副主任，干到2000年才退休。

佟：这样的纠纷为什么要你这种出家人来调解呢？

卡：主要是群众信任我，比如黄南州的群众和海南州的群众发生了草山纠纷，打起来死很多人，哪里的干部去都会让人觉得不公道，是维护自己州的利益，黄南州的干部，海南州不服，海南州的干部，黄南州不服，如果上级一定要用行政命令来规定，大家都不会服气，但我作为隆务寺的寺代表出面，大家都相信我这个出家人，没有私心，没有私利，不会偏袒谁，是为了他们好，就比较好接受。

佟：现在藏区商业越来越普及，一些僧人也做生意，这会不会对修行有影响？

卡：那是当然的，但也使没有办法的事情，本来我们出家人主要靠施主的供养，58年以后说我们这是不劳而获是剥削阶级，我们就不敢了，后来国家号召我们自养，自己劳动，很多地方限制僧人出去作法事，所以为了维持寺庙，做生意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寺庙就有两台车跑运输，还有卖门票，卖纪念品一类的生意，我们就安排，年级（注5）比较高的阿卡，轮流去经营，对他们也算一种锻炼。

佟：你觉得现在传承佛法最大的影响是商业么？

卡：确实做生意的人多了，有些人急功近利，拜佛只为求富贵，心地纯良向善的人少了，会有一些影响，但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那种横扫一切的政治运动，58年的破坏，永远也恢复不了了，人心坏了，佛法也散了，我们的藏经阁全被烧了，各地的寺庙也都是这样，很多典籍都是了不起的文化财富呀，不光是我们出家人，也是整个国家的宝藏。我从83年开始到处搜集，重刻经板，但力量有限，资金也有限，我的主要精力和几乎所有的钱都用在刻经板上，到现在能恢复的大概也就20%左右，大多数的经书已经永远的失传了。

佟：我看到现在很多内地老板来藏区大把钞票布施，把藏区的佛像佛塔修的金碧辉煌，怎么您刻经还会缺乏资金呢？

卡：我们藏地的寺庙和内地不一样，活佛要办事也得用自己的钱，不能用寺院的钱，我的经济在活佛中不算好，我也不会去找那些老板，有的老板爱修佛像，这也有他们的道理，有钱人希望捐钱修佛殿，大家都能看见，很体面，这也算是有功德的事情，不过我觉得如果光修宏伟的佛像，佛殿，让大家膜拜，却不去精修佛法，甚至连佛法都失传了，佛教还剩下什么呢？这可不是件好事。我只能尽我一点力量，我有糖尿病，你看我很瘦，我知道我快要死了，将来怎么样我不知道，如果还能多抢救一些佛典，我也就没有什么挂念了。

《开放》杂志首发

唯色注：注1呢？

注2：据中国大陆官方数据记载：七世夏日仓活佛作为“热贡”地区政教首领，曾先后担任过全国一届政协委员、国家民委委员、西北民委委员、中国佛协理事、青海省佛协副会长。1953年12月，在首届黄南藏族自治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当选为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1956年12月，首届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州长，先后两次当选为省人民代表和省人民政府委员。1958年4月，黄南局部地区发生武装叛乱。由于在平叛过程发生扩大化错误，夏日仓活佛于6月16日被捕。于1978年11月30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于狱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夏日仓活佛的冤案，很快为其平反昭雪。1980年10月4日，经中共青海省委第544次常委会议决定：“夏日仓反革命案原判与事实不符，属于错案，给予平反，与夏案有关的多日吉、扎西之反革命案也予平反。”1980年10月13日，中共黄南州委、州人民政府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悼念这位黄南地区杰出的宗教界爱国人士。

注3：安多藏语中对于出家人的昵称阿卡。

注4：朗达玛（公元838-842在位，后被刺杀）推崇本教的吐蕃贵族大臣策划谋杀了赞普赤祖德赞，推举不喜佛法的赤祖德赞的哥哥朗达玛继任吐蕃赞普，便拉开了毁灭佛教的序幕，朗达玛即位以后，全面实施禁毁佛教的运动。下令毁坏译经院，停止佛经的翻译；断绝对僧人的供养，迫使他们还俗；对不肯还俗的僧人发给弓箭，强迫他们去打猎杀生，违者杀戮无赦；封闭寺庙，并在墙上画僧人饮酒作乐的图像，加以诋毁；沙埋佛像，毁弃经书。被称作“灭法时期”。

注5：藏传佛教的寺庙，同时是藏地传承佛法的学术机构，寺院下设若干扎仓，相当与大学的学院，有的专修显宗，有的专修密宗，有的专修藏医，有系统的教学和学位考试体制，在各扎仓学习的僧人有年级的划分，经过不同的学习阶段，方可通过特定的考试获得格西学位。(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月06日 转载)

茉莉:“伪西藏文学”与帝国叙事

拍于2001年的夏天，是我曾经工作过的西藏自治区文联一角。树上钉的木板上写的警告杀气腾腾，又夹杂错别字，当时给我许多笑意。

要补充的是，当时在文联养鸡养鸭甚至养羊的都是行政上的汉族同志们，而搞业务的同志们喜欢养狗。呵呵，所谓“行政”与“业务”都是单位上的流行说法，一直以来，我比较怵那些“行政”上的同志们，其权力大得很呢。

读到茉莉的这篇文章，让我想起文联，作为西藏文学杂志社多年的编辑，奉命做的那些粉饰之事委实乏善可陈……


茉莉:“伪西藏文学”与帝国叙事

为了解西藏文学，我向曾在西藏工作过的几位藏汉族女作家请教。她们不约而同地告诉我，现在国内的西藏当代文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西藏文学。那么，真正的西藏当代文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我想起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这位杰出的瑞典人在上个世纪初考察了西藏，其探险成果以《横越喜马拉雅山》出版，抹去了欧洲人绘制的西藏地图上"尚未探勘"的几个字。他的作品属于欧洲人的探险文学。像我这样的作者居住在瑞典，却用中文给中文读者写瑞典故事，这种作品不会被人视为瑞典文学，而应该叫做“中国海外文学”。

由此可见，真正的西藏当代文学，应该是继承了传统西藏文学的源流，富有藏民族艺术特色，真实反映当代西藏人的命运、心灵和现实社会关系的作品。它应该主要是用藏语写作的（虽然不排除汉语），应该是广大藏族读者能够阅读的作品。如果按照这个要求，当今中国的西藏文学史中的当代文学，其移花接木的性质就很可疑了。

◎ 汉族军人作品冒名“西藏文学”

西藏是一片弥满神佛文化的土地，其文化充满了东方人文精神。除了文史哲合璧的藏文古典作品之外，还有无比丰富的民间文学。在这个神奇的文化里，产生过巨型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还产生过米拉日巴和仓央嘉措等极富浪漫传奇色彩的伟大诗人。

自1950年起，随着隆隆炮声来到雪域神地来的，是一批激越昂扬的汉族军旅作家，如刘克、徐怀中等人。刘克的短篇小说《央金》描绘藏族底层妇女的苦难命运。徐怀中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据说是“着意展示的是新西藏的建设者们对这片虽然贫脊却前途远大的土地的爱情，对虽然落后却善良勤劳的藏胞的爱情。”

这些高蹈的中国战士作家用生花之笔，给被殖民的异文化“他者”，做了有益于殖民者的“身份确认”。他们笔下的藏文化是一种边缘文化、愚昧文化，他们笔下贫穷落后的藏民，是需要他们用大炮加“爱情”来拯救的。在对被殖民者的文化传统进行扭曲和贬低的时候，他们实施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欺压。

在拉萨的传统政治制度被推翻的同时，几千年源远流长、博大厚重的传统西藏文学，在异族占领时期迹近消失，代之以中共军旅作家的汉语写作。这种外来民族的写作，居然被认为是“开垦了西藏新文学的处女地”。实际上，这是一场文学上的冒名顶替。无论在语言、艺术形式和思想感情上，根据殖民文化的意识形态确立起来的“新西藏文学”，都与西藏本土的传统文学泾渭分明、格格不入。

第一批汉族军旅作家完成了这种“伪西藏文学”的开拓任务，以后半个多世纪，就如唯色所说：“从官方话语或权威体系关于西藏的几乎所有的‘叙事’上来看，莫不皆是介绍西藏、控制西藏，进而企图永远地保有西藏。”早期西方的殖民主义文学，曾是宗主国监视处于边缘的臣属国的一种方式，其形式包括游记、报道、小说等。大量汉族作家的西藏考察作品，也可视为一种文学监视。

◎ “西藏的马丽华”讥讽藏人的信仰

当年我们曾被这样的诗句所吸引：“听说在小小的地球之上/ 有一片大大的高原 / 是谁招呼了一声?/ 人往高处走呵！/ 这一群就这么来了/ 哦兄弟，我们一群/ 是中国最后一代浪漫主义诗人。”

写作此诗的马丽华，被认为是八十年代西藏文学的代表作家。在这首《总是这草原》的诗里，马丽华不诚实地美化了那一代大学生的进藏动机。她说“没有谁在召唤是我自己奔向草原”，仿佛他们真的是一群自由自在的鸟儿，完全是因为“对草原的那份爱”才飞上高原。

真实的情况却是，马丽华于1976年在内地大专毕业，一进藏，便到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任干事。七十年代是汉人进藏的高峰期，大约30万汉人在党的号召下，怀着一腔热血奔赴高原。以致后来胡耀邦很生气，说要撤回进藏干部的百分之八十五。

作为吃皇粮的汉族统治集团的一员，马丽华有充分的闲情逸致，在这片给她灵感的高原上放歌，因而获得一定的文学成就。除了早期的诗歌之外，还有一系列散文集如《藏北游历》、《西行阿里》、《灵魂像风》等，其作品颇受欢迎并风行海内外。她被称为“西藏的马丽华”，但她的写作，主要是以外来者的身份解说西藏，帮助汉人了解认知雪域文化神秘诡异的色彩。

猎奇是人类天性之一，马丽华不否认这一点。但马丽华等“新时期西藏文学”作家，并不是如瑞典探险家那样纯粹是猎奇，他们还站在无神论与大汉族立场上，对西藏人的历史与精神世界评头品足。例如，马丽华曾赞颂当年解放军“势如破竹”地追歼西藏“叛匪”，并一改她优雅的风格，莫明其妙地指责西藏佛教徒中“企图做精神领袖的人，从来就没有什么虔诚超脱可言”。她还表示不赞同西藏传统宗教方式，并如此讥讽西藏人的来世信仰：“你们世世代代拼命抓住的绳子的那一端空无一物……。”

◎ 帝国叙事的疏离与麻醉作用

因此，和马丽华同过事并曾是朋友的西藏女作家唯色，如此评价马丽华说：“马丽华在藏二十多年的经历，并不能成为她在表述西藏时的一种客观而公正的立场。在她的笔下，‘我’与‘你们’是如此截然的分野，其界线又是如此清楚，以致于她终究是一个来自帝国并有着帝国背景的作家。”

在唯色看来，西藏人自己的叙事会更接近事实，但他们丧失了话语权，而那些来自大汉帝国的作家却在大量地、不懈地书写西藏。就如萨义德指出的那样，外来的旅行者、小说家和学者，会忽视帝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冲突，他们会写作一些很有趣的书，配上迷人的照片和异域绘画。这是一种疏离人的、麻醉人的文化活动。

对叙述西藏的汉族作家（也包括共产党培养的一些藏族作家）来说，“疏离”是很容易的事情，只要他们对一些敏感题材装聋作哑就行了。这样，在西藏发生的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如1958年的西藏反右，1959年的藏民起义（中共称之为“叛乱”）、1966年的文革浩劫、1987年和1989年的所谓“西藏骚乱”，这些历史大事件在汉族的“西藏文学”中少见踪影。

具有"麻醉"作用的“西藏文学”就太多了。怀着光荣与梦想而来的汉族作家，迷恋西藏永恒的山川大地之美，借助文学艺术的美感，他们在作品中重建了一个异文化的“他者”，使在现代压力下生活的汉族读者，将异域风光和异族文化视为怀旧、渴望甚至迷恋的对象。这种“重建”，曾经是西方殖民主义文学的特征之一。

这种异域的观察和叙事，也是一种蛮横的权力。因为，他们可以叙述什么，不可以叙述什么，是由大汉帝国决定的。就如唯色批评马丽华的：“她写西藏，却不写西藏的‘事实’，不写西藏人的内心，这是她不可能了解，还是她不愿意了解？还是她想当然地，用自己的种种臆想和判断来取而代之？西藏的‘事实’与西藏人的内心被她这位作家排除在外，那么，即使她再写西藏，也不过是经她重新塑造和整理的西藏，而她没有写的、他人也看不见的西藏，才是真正的西藏。”

◎ 西藏的“星期五们”仍在咿咿呀呀

不懂藏文的马丽华，成了中国藏学出版社的总编辑。这种冒牌的汉语的“西藏文学”，在大汉帝国的淫威下，长期喧宾夺主，以致人们无从了解正牌西藏文学的存在。

那么，西藏人还有自己的当代文学吗？肯定还有，它们主要在与达赖喇嘛一起出逃五十年的流亡者那里。旅居瑞典的中国学者傅正明，就一直以极大的学术热忱，研究流亡西藏的李白与杜甫。与此同时，一些真正的西藏文学也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境内，以地下文学的方式悄悄流传。

在中共官方作为点缀的藏文刊物里，在某些政治上相对宽松的时期，也曾出现过一些优秀作品，例如，“西藏现代诗歌的创立者”端智嘉在80年代创作的藏文新体诗，伦珠朗杰在1995年出版的诗集《蜜蜂乐园》。但比较起占绝对优势的汉语文学，这一类藏文作品被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少有声息。

境内的藏语作家，他们的才华是被禁锢的，他们往往带着恐惧感在写作，这导致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得不以死抗争。在马丽华们叙述的西藏故事里，绝不会提及杰出藏族诗人端智嘉自杀前的遗言：“为了西藏人民我不得不以我的生命作最后一次呼唤。”

真正的西藏文学，不是殖民主义者鲁宾逊们书写的文学，而是土著星期五们书写的文学。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作家库切根据笛福名著重新创作的小说中，土著星期五是被割掉舌头的，但他仍然以他带血的半截舌头在咿咿呀呀，并借助他的素描，真实地表述他的命运和情感。

－－－－－－－－－－－－－－－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08年12月号

亲爱的牛博网被“和谐”了……

从牛博网上下载的照片。

亲爱的牛博网被“和谐”了……

唯色

我的快乐越来越少
今下午，又少了一点
不，不止一点，比一点要多
亲爱的牛博网被“和谐”了
最难忘“钱列宪继续发言”
有一则转述于丹说谭盾的水
在她的身体里激荡
这可是2009年的第一场笑话
有一则解释“伟光正”是罕见的物种
在由“一小撮”成长为“伟光正”的过程中
发生了变异，尤其痛恨“一小撮”
在连岳那儿，看到“不折腾”的N种方言
四川话叫“不骚整”
重庆话叫“不仟翻”
东北话和湖南话我就记不得了

莫之许的妙语连珠不算多
但“无边粪青滚滚来”
“前度粪青今又至”
属最佳两句，过目不忘
冉云飞的每日拱一卒
说实话，我不常点击
还有韩寒、艾未未
还有叫不出名字的一堆都不错
还有那个，福州市的某人
从网上订购我的《杀劫》
被海关驻邮局办事处给扣下
认为“这本书的内容非常反动”
“嗯，我非常生气，”他说。

对了，昨晚看的电影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是牛博中的某博推荐的
好看！宝莱坞与好莱坞的结合
《猜火车》的导演似乎也堕落了
前几个晚间看的电影
《逃北》，也是牛博中的某博介绍的
不好看，太苦了
北朝鲜又把我带回看卖花姑娘的时候
可那是童年，泪腺发达
如今只剩下心的痉挛

想起来蹊跷的是
亲爱的牛博网被关之前
我刚把网址发给一位博巴【1】
我说这是加纳【2】最好的网站
话音才落，竟再也打不开
看来我有点乌鸦嘴啊
友人笑我别拿乌鸦开涮
我也笑我受了加米【3】感染
总把乌鸦当作报凶兆的鸟
可为何如此这般地巧合
让我对牛博的所有博们很怀内疚
让我对办牛博的老罗也有内疚
听说，目前，他的“情绪很稳定”……

2009-1-9，北京

注：
【1】博巴：藏人。
【2】加纳：中国。
【3】加米：汉人。

这也是从牛博网上下载的照片，图说好像是“我就折腾，怎么着”。

Therang Buengu：从华尔街到帕廓街

这篇文章的第一稿是英文，见http://thebrang.blogspot.com/2009/01/from-wall-street-to-barkhor-street.html。作者Therang Buengu（特让苯股）随后将其译成中文。这是一篇饶有意味的文章。

图为2007年的拉萨夏天，没错，那时候可是人满为患啊。祖拉康；纳木错……没一处安静的地方。在通往纳木错的当雄县城，游牧藏人挖来了虫草向汉人游客兜售……

从华尔街到帕廓街

文/Therang Buengu（特让苯股）

一只蝴蝶在地球这边拍动双翅时产生的气流，最终能在地球那边触发暴风雨的说法也许是真的。然而在我曾经的记忆里，纽约华尔街上掀起的各种飓风，还从来没有刮到拉萨的帕廓街上。但这次看来可能会例外了，不管是好是坏。

不过，我想在这里讨论的，倒不是美国股票交易市场华尔街，对近年来蜂拥中国股市炒股的拉萨奈且巴（我们把所有拿政府工资的人泛称“奈且巴”，意思相当于干部）的钱包可能产生的影响。在这一次的华尔街经融危机之前，他们的钱就已经不翼而飞了。大概一年前，这些人在每天的麻将桌上还经常夸耀自己在股市上赚了多少钱，而如今他们在无聊地浸泡在“囊玛”（藏式歌舞厅）时连有关股价都不准讨论了，因为这类话题让他们灰心丧气。近半年多来，上证综合指数一落千丈，他们的钱可能连本代利基本上已经蒸发了。眼见让他们梦想联翩的钱就这么化为泡影不免有些同情，但我刚才说了，不打算议论他们的事，而是想说说如今绵延全球的经济危机，对藏人的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

全球-中国-西藏

有件事现在越来越清晰，那就是华尔街的暴跌对以外销为主的中国经济正在产生巨大的影响，有人预测这将可能触动中国的政治。最近和几个朋友聊天时，其中一位中国学者说他和他的许多同事本以为这次美国为主的经济危机，也如几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会对中国沿海地区的外资企业产生一些影响，中央也可能需要增加一点投资来刺激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也像上次一样，中国又能安全躲过这次的金融风暴，但是，“现在看来，这次可能不太一样，”他说。不过这次将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现在还很难预测。因此，在华尔街揭幕的悲剧，最终会如何在拉萨的帕廓街上演也无从知晓。可以说，如今西藏的命运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与中国联系在一起了，西藏的何去何从是要看中国的选择的。而华尔街的风暴，将会对帕廓街产生怎样的影响，也大致取决于中国将如何面对这一次的全球经济危机。

如果这一次的世界经济风暴把中国拖进严重的经济危机的话，这将对中国的政治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呢？目前，中国学者中对此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有些人认为经济萧条导致失业工人的抗议事件不断增加，不稳定因素蔓延全国；面对这些危机，中共会本能地去使用他最拿手的一招，即加强政治上的控制和武力镇压，中国将有可能开始走回头路，过去三十年的进展会一败涂地。但有些人认为，中共面对危机选择强硬路线是可想而知的，若经济危机一时不能改观的话，走回头路将不再是摆在中共领导人面前的选择，因此，一个时间较长的大的经济危机可能会最终促使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如果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发生在十年、二十年之前的话，中国将会面临巨大的政治和社会挑战，但如今中国的经济已经非常庞大，有能力把这一次的风暴局限在经济领域，也即是说经济挫折不会引发政治地震；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认为可能是中国实现百年梦想的历史机遇，在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陷入经济危机之时，中国走上世界强国之路的机会将终于来临。

毫无疑问，如此巨大的政治变动：中国的政治变得更强硬或逐渐开明化；中国进入动乱或变成世界强国，都将对政治上极其敏感的西藏产生不成比例的巨大影响。但现在谁也无法料知这次经济危机会否导致政治变革。依我看，中国变成世界强国的梦，估计还有另一个漫漫长夜需要熬过，那么，且让我们把讨论的范围局限在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上吧。

两个不同轨道上的两个经济

据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介绍，西藏自治区GDP 增长率在2008年可能达到10.1左右，他预测新的一年里，西藏的GDP可以继续以两位数增长。当然几乎在任何问题上，我想不出与这位官员有可能认同，不过我以为，如果你平时就相信西藏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的话，他的这个估测还是比较实际的。西藏自治区的经济，一直是依赖中央的大量补贴来带动并维持的。进一步地说，北京把大笔经费拨给西藏之后，其中大部分归于西藏各级官员，或投资在为他们而设置的各项服务行业，或投资于为他们记功叫好的各种“形象工程”。这种非自然的经济已经到了令人讽刺的地步，使一位英国的经济学家发现，西藏自治区政府的行政运作本身已变成推动西藏经济发展的引擎。在这种政治化的经济中，政治气候远比经济条件更重要，而在目前西藏的政治环境下，中央当然会继续盲目增加补贴，也因此，尽管中国面临经济萧条，但西藏的GDP 还会继续增长，这是可以预见的。

总体来说，西藏的干部阶层是靠中央补贴生活的。他们在上海股市上赌博的钱，如同高原上的冰川，已经融化得没剩多少，我估计新的一年里，不太会听到他们痛斥中国股市上那些大庄家是如何操作股市的，因为他们工资照拿，不管在股市上丢了多少钱，他们仍然是西藏的贵族阶级。而其余的大多数藏人的经济生活，则一直是在另一个经济轨道上运行的，这些自给自足的藏人的经济轨道与中国的主体经济乃至世界主体经济的轨道，相互交错和相互影响的机会是微不足道的，所以除非有大的自然灾害，大多数藏人即农牧民，可能不太会感受到世界经济风暴的余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与藏人的经济无关。

西藏的经济vs藏人的经济

理解今日西藏境内的经济运作，首先要弄清两个概念。而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往往被误认为是一回事。我们时常从中国的官方媒体听到的所谓“西藏经济”，实则与藏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藏人经济是两码事，而后者很少在中国的公共场合讨论。这两种经济，虽然有时相互交错，有些地方甚至相互重叠，然而，实质上非但不是一种，而且有的时候是针锋相对的。如《西藏日报》在报道西藏经济如何如何增长的时候，从它自己的角度看，倒也并非完全是虚张声势，只是它所说的经济大好形势并不意味着藏人经济利益的提高。换句话说，对西藏的经济有利，不一定对藏人的经济有益。

两种经济交叉和重叠的灰色地带

如前所说，尽管这两种经济基本上是在两个不同的轨道上运行，但它们有时相互交叉甚至重叠。依我看，这些交叉的或重叠的灰色地带，或有可能受这次全球经济风暴影响最大，而旅游业则是其中最明显的一个。近年来，西藏佛教寺院和古城，以及新鲜的空气和碧蓝的天空吸引了刚刚走上富裕之路的成千上万个汉人旅游者。2007年，到西藏自治区的旅游人数达四百多万，创下了历史纪录。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许多藏人在与旅游有关的旅店、饭馆之类的服务行业投资了不少资金，连一些农牧民也渴望通过给汉人旅游者牵马背包等杂工来赚些零钱。

但在去年藏区发生抗议事件之后，当局在当地用武力镇压藏人的同时，动用媒体把藏人的宗教文化乃至藏民族妖魔化，这就把旅游热潮一夜之间化为冰冻。连官方也承认去年到西藏自治区的旅游人数比前一年少了７０％左右。如今拉萨的所有饭店旅馆即使折价招徕游客，生意还是冷冷静静。不过若和旅游业有关的藏人议论，他们大都会告诉你这只是去年动乱造成的暂时现象，一旦西藏的形势恢复到三月抗议之前的气氛，旅游业会很快返回到2007年的水平。

可是，从目前的全球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形势来看，即便今年不发生大的政治事件，旅游业在新的一年里的前景也不可乐观。看来今年的帕廓街上，不太可能像往年一样被汉人旅游者挤得人满为患了。对于藏人来说，西藏旅游业的意外冷却意味着经济和文化利益的复杂性。靠旅游业为生的藏人会感到失望，大多数藏人则可能会松一口气，因为旅游业的清淡或许会使拉萨四川化的速度放慢一点，这也许是这次国际经济所带来的不幸中，一丝值得庆幸之处。

绝大多数西藏的农牧民仍然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但近年来，人数不少的农牧民靠卖虫草和松茸来增加现金收入，对他们来说，这个虫草经济和松茸经济是举足轻重的。但过去一年的虫草生意很不理想。如果世界经济消退，对中国和新加坡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产生较大的冲击，那么新的一年里，虫草的价格可能会继续下跌。至于出产松茸的地区，就得看在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中，日本的家庭主妇们在每日的货币市场上损失了多少钱（由于日本男人忙于公司的工作和晚上的社交活动，日本家庭的储蓄都由家庭主妇掌控，这些主妇每天在货币市场上买卖。由于她们掌控的资金庞大，所以对世界的货币市场能起重要作用），她们是否觉得自己还有足够的钱来继续享受西藏高原的野生蘑菇？而出口西藏野生蘑菇的这些中间人（大多是汉人），会不会因为中国经济萧条，更加无情地敲诈这些捡松茸的可怜的藏人农牧民？从现在的各种迹象来看的确令人担忧，但愿这些农牧民受到的影响不像我现在担心的那么严重，他们实在需要这点额外的现金收入来购买茶和衣料之类的日需品，有很多人甚至完全靠这点收入来维持生活。

另一个可能受到这次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的是西藏的房地产市场，特别是拉萨的房价。在过去几年里，拉萨的房地产价格每年以两位数增加。因可能赚到大钱的诱惑，几乎所有稍有钱的和有关系拿到贷款的拉萨人，不仅给自己买了可供居住的一栋房子，还为投资赚钱买了两三栋，甚至四五栋房子。对于现代房地产生意还一无所知的拉萨人来说，他们仍然根本不相信房价有时不仅走低，甚至还会崩溃。我有点忧虑拉萨的房产主们，即将要上一堂现代经济学从NO.1开始的课了。尽管目前拉萨的房价仍然基本稳定，但如果你问正在想法卖房子的人，他们会告诉你现在很难找到买主。生活在一个成熟的房地产市场的人都知道，供过于求是房价走低的第一个信号。如果这次的国际经济大萧条加上近来西藏政治不稳定等因素，导致拉萨房地产价格大幅度跌落，这将对拉萨的干部阶层从钱包到对经济的信心都会有巨大的打击。

无论这次全球经济危机最终推动中国的政治变化与否，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华尔街的大地震，至少会使拉萨帕廓街上的一部分藏人也能感受到其余震了。

西藏在经济上也不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了。

记忆与纪念，将比枪声更大声！

记忆与纪念，将比枪声更大声！

文/唯色

2009年似乎是以猝不及防的速度降临的。这是因为在刚刚经历的2008年所发生的事情仍然让我们深陷其中。我又一次想起只有在酒后才吐真言的拉萨友人说的一句话：现在彼此问候不要再说“扎西德勒”（吉祥如意）了，我们既不“扎西”也不“德勒”，我们互相之间需要关照的是“瑟瑟其”（千万小心）。

恐惧依然如乌云笼罩在藏人的头上。一周前，拉萨市公安局副局长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刚抓了59名“煽动民族情绪”的造谣者，而所谓的谣言是被指控“从网上非法下载反动歌曲……”一位外媒记者问我“什么样的歌是‘反动歌曲’”？我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如果我说，只要是思念、赞颂达赖喇嘛的歌，即使是非常含蓄的表达，也属于被禁的“反动歌曲”，这对于没有受过极权压迫的西方人来说，是不是匪夷所思呢？

甚至不是在每晚公布通缉令的三、四、五月间，甚至不是在军警持枪巡逻的六、七、八月间，甚至不是在继续安设摄像头的九、十、十一月间，甚至就在昨天，听到在藏地的友人说，每到夜里，听见周围的狗突然狂吠不已，就禁不住害怕，怕自家的门被一群国家机器踢开，怕自己被莫须有的罪名带往黑暗中的囚牢，怕亲人受累、自我人间蒸发……当我一次次听到这样的低声诉说，内心非常难过。

恐惧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姬说：“在一个否认基本人权存在的制度内，恐惧往往成为了一种时尚——害怕坐牢，害怕拷打，害怕死亡，害怕失去朋友、家庭、财产或谋生的手段，害怕贫穷，害怕孤独，害怕失败。最为阴险的恐惧方式是化装为常识、乃至于至理名言，将有助于保存人的自尊与内在的人性高贵的日常的勇敢行为，谴责为愚蠢、鲁莽、没有价值或琐碎无用的。”

对照今日拉萨，生活其中却不愿沉沦的藏人在自己的博客上吐露心声：“拉萨是纯粹的‘愚乐’城市。她‘愚’乐了西藏各党政机关；‘愚’乐了国内国际的政客，而博日（藏人）也在比谁比谁更‘愚’蠢，看上去更快‘乐’些。”换句话说，人们都在装傻，因为只有装傻才能掩饰内心的恐惧，才能逃避内心的痛苦。遇难者已逝矣，伤口也已经结痂，在胡萝卜加大棒的软硬兼施之下，我们应该怎样生活？

我不是盲目赞美西方社会的人。但一位美国总统说过人类历史上最精辟的话，其大意是民主社会有四种自由是不能随意被剥夺的，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身为芸芸众生，身为普通常人，我们本应享有这些最起码的自由，但遗憾的是，如此起码的自由竟比天上的星星还难得到。其实我们要的并不多，我们要的不过是生活的权力、生存的意义，以及对未来的希望，这难道是苛求吗？

在2009年到来的前夕，我收到许多祝福新年快乐、祝愿新年吉祥的手机短信，我知道在这个时刻，世界上各处的人们都在互相祝福和祝愿，此乃人性的美好使然。我也还赠：在新的一年，愿有免于匮乏的自由。其实我还想补充的是，愿人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对于2008年，就此告别或忘却，并非我们应该重新生活的方式，而记忆与纪念，将比枪声更大声！

2009-1-1，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昌珠寺的“荣誉证书”

昌珠寺的“荣誉证书”

唯色

昌珠寺，卫藏最古老的寺院之一，乃镇魔之寺。是图博之王松赞干布时代，钉在女魔身上的12根钉子之一。仰卧的女魔状如图博地形，昌珠寺就钉在她的左肩上。

昌珠寺，如今位于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乃东县昌珠区。所有的旅游手册（中文）上，都说镇寺之宝是一珍珠唐卡，称其如何悠久如何文物，实则假话。真正的珍珠唐卡早在文革初期失踪，偷盗者是当时驻守寺院的军队。如今的珍珠唐卡，固然有珍珠约三万颗，以及红蓝绿紫宝石数粒，皆为文革结束之后，虔诚藏人捐献。

现在我要说的是，昌珠寺的另一稀罕之物。

那是2004年9月，跟几个喇嘛去朝拜昌珠寺。之前也多多去过，拍过被说成是文物的珍珠唐卡。所以那次就没拍，但拍了另一稀罕物——红彤彤的“荣誉证书”。

红彤彤的“荣誉证书”似是出自汉地小作坊之手，一摞摞摆放在燃着火苗的酥油供灯跟前。此乃何意？谁的荣誉？问规尼啦（管理佛殿的僧人），规尼啦嘿嘿笑道，勒几巴（干部）让放在这里的，不是我们，是勒几巴。

那我就更好奇了。想要一本看看，规尼啦嘿嘿笑道，这是卖的哦。他说了一个价钱，但我现在记不得了，不是10元就是5元。好像就是10元。

我说我不买，只想看看。规尼啦递给我，于是就看见了精彩绝伦的内页，竟然用藏中英三种文字写着：

“我来到了世界第三极——西藏第一座佛殿昌珠寺”

并且，用藏中英三种文字落款：“西藏山南地区乃东县县长：占堆”

并且，还盖了大红章。大红章里有字：“占堆之印”。占堆？之印？仰慕了！看来到昌珠寺一游是有荣誉的，原来这“荣誉证书”是占堆县长授予的。

我拿出相机翻拍。终于不禁失笑：“规尼啦，这么难看的东西有人买吗？”

规尼啦郑重地回答：“有，加米（汉人）都爱买，其结（老外）买的没有。”

可是，刚才在“民间藏事”上见一汉女游昌珠寺，生气地惊呼：“到了昌珠寺一看，那么破点大的寺庙，门票竟然要七十，还听闻镇寺之宝珍珠唐卡还是个赝品！ 一下子没了兴趣，等丫头两人拿着导游证免费进去晃了一圈就坐车赶回泽当。”

瞧瞧，人家还是有办法，拿个导游证，就可以免费白逛。我对规尼啦的说法表示怀疑，加米那么精，一个“荣誉证书”骗得了乎？一个“占堆之印”吓得了乎？嘿嘿，做梦吧。

哦，我还要补充一个话题，那钉在女魔身上的12根不移之钉，以及后来陆陆续续钉在女魔身上的无数根不移之钉，从1950年以后，尤其是文革期间，不是被砸成了废墟，就是被抢得空空，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事实，不算久远的历史。

这么说的话，如果没有这些钉子牢牢地钉住女魔，是不是，解脱了束缚的女魔会复活，会再一次兴风作浪，直到今天？毕竟今天重修的寺院都大伤元气，再加上类似的“荣誉证书”之类花点子层出不穷，眼见着钉子生锈，假冒伪劣了。

这么说的话，所谓“翻身得解放”的倒不是百万藏人，而是那个女魔了？

2009-1-6

注：最后一张图片见“民间藏事”http://tibet.woeser.com/?p=1615。

强烈推荐此文：各路资本掘金西藏

读了这篇文章，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对于我来说，我像是看见了密密麻麻的秃鹫正扑在天葬场上贪婪地吞噬着，而横陈在天葬场上的肉体尚未死掉，奄奄一息，那是我们深爱的家园——西藏吗？

这些图片，是2007年夏天，我在经过藏东昌都时，见到鼎鼎有名的“玉龙铜矿”时拍摄的。恰逢几个磕长头到拉萨的藏人，他们冲着从公路上经过的车辆伸出了拇指……可是在乞求着什么呢？是在乞求着贪婪的各路淘金者们放过西藏吗？


各路资本掘金西藏

价值中国推荐 2007-09-11 19:07:42 《证券市场周刊》
http://www.chinavalue.net/Media/Article.aspx?ArticleId=12622&PageId=1

民营资本、上市公司、炒矿者等各路资本纷纷入藏，地质工作者亦变身矿主。“万向系”、西藏矿业、西部矿业、西藏天路等诸多上市公司投身其中

作者:《证券市场周刊》记者 栗新宏/文

　　“到西藏去”，如今已不止是旅游“发烧友”的心声，更是各类“淘金者”的共识。

　　在距拉萨1000多公里，青藏线上入藏的必经之地——青海省格尔木市就足以感觉到它的热度。7月15日，《证券市场周刊》记者在格尔木当地的酒店、商场门前及街道上随处可见京、沪、苏、浙等内地省市的车辆，不足10万人的小城中五六家三星级标准的酒店已客满为患，而商场内随处可见购买防寒服、墨镜等高原装备的内地入藏人士。

　　略作调查，这些外地进藏人士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或是考察项目或因公出差。当天与本刊记者一同驻留同一酒店的一队由10多辆山西牌照的“路虎车队”尤引人注目。原来这是一些山西商人自发组成的团队，既是旅游，更主要是到西藏看看是否有值得投资的项目，重点考察对象是铜、铁等有色金属矿。其中的一位王老板说：“现在去可能已经晚了一大步，我的一个朋友2004年来到西藏，开了一个年产不足十吨的金矿，3年来已赚得8位数。”

　　事实上，从去年西藏铁路通车以来，西藏已成为各路手握重金的资本人士的投资热土。

　　西藏自治区招商引资局副局长多布杰向《证券市场周刊》表示，“现在，除去电话咨询和不正式与官方接触的来藏的，仅亲自且正式接洽考察的投资者每天至少就有上百名，我们已应接不暇了。”

　　据多布杰介绍，纷至沓来的投资者中，既有京、沪、江、浙、四川等地的民间资本，更不乏国内500强企业和国际性大集团。其中，最受资本关注的是矿业，其次是旅游、藏医药等高原特色产业。

　　不容忽视的是，西藏矿藏丰富早在十几年前已成共识，但由于地处高原，气候恶劣，人文地理环境复杂，环保压力与争议强烈，之前并没有得到大规模开发，而且相关政策也不如内地宽松。自去年青藏铁路通车以来，虽多有在西藏因采矿获得暴利的传言，但并没有真正被熟知的已取得巨大收益的矿山。

　　一个私人矿主的西藏创业史

　　当王老板一行人踏入西藏准备淘金时，西藏凯亮矿产技术咨询公司总经理马祥亮已在西藏耕耘了7年。目前他的身份已从最初的地质工作者变成一家矿业公司的老板。

　　2001年，马祥亮作为中凯集团的地质勘探负责人，随中凯工作组到西藏地区进行地质调研及矿产勘查工作。

　　中凯集团是进军西藏采矿行业较早的民营资本之一，2003年在铁、铬铁、铅锌、黄金、铜资源勘查取得一定成果后，中凯集团在西藏注册“西藏中凯矿业有限公司”，并开始矿业开发。2006年公司更名为西藏中凯集团，此时公司掌控的资源量有:铁矿1亿吨以上、铬铁矿50万吨以上、铅锌矿100万吨以上、金矿10吨以上。并已建成投产了嘉黎县龙玛拉铅锌矿山、墨竹工卡中凯选矿厂、昌都地区芒康县色错铜矿。

　　马祥亮告诉《证券市场周刊》，其中，墨竹工卡中凯选矿厂日处理量为1000吨，是目前西藏最大的铅锌冶炼厂，仅今年的利润已达上亿元。

　　另外中凯集团在建的采选联合企业有:安多县依拉山铬铁矿、林周县帮中铜锌矿和申扎县甲岗山钨钼矿等。正在普查地质勘探的第二阶段的矿区有:班戈县日阿铁铜矿、班戈县拉青东铜金矿、双湖特别区加低镍矿等数十个矿区。

　　此时的西藏中凯集团从5年前仅仅一个工作组，十几号个人，已经成长为注册资本5.2亿元，旗下有4家控股公司，总资产达数十亿元的大型集团。

而在一年前，马祥亮也已另立炉灶，成立了西藏凯亮矿产技术咨询公司，主要从事探矿、采矿、选矿、矿产品咨询及加工与销售。

7月21日，在其50多平方米、布置豪华的办公室内，马祥亮告诉记者，在西藏，很多像他这样原本从事地质工作的人，眼看着他们的一个个服务对象，三两年间，用几十万的投入就成为千万甚至亿万富翁，感觉商机巨大，于是就纷纷下海。如今马祥亮也已成为一个小型铅锌矿和一个小型铁矿的实际控制人。

　　一个铬锂大王和三个铜业巨头

　　西藏本地公司对于西藏矿产资源的开发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西藏矿业（000762）是目前西藏最大的综合性矿产企业，公司拥有铬、锂、铜等多种矿产资源。其中，公司拥有中国最大的铬铁矿采选基地西藏罗存萨，其储量约占全国总储量的40%。而资料显示，我国铬铁矿的进口依存度达到80%。

　　另外，公司持有西藏扎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司40%的股权。后者持有的“扎布耶盐湖”项目于2005年8月投产，其中一期项目设计年产碳酸锂5000吨，2005年实际销售量约350吨左右。2007年计划产量为2500吨，未来两年规划形成年产5000吨碳酸锂的生产规模。还有，公司已拥有西藏尼木厅宫铜矿的控制权，已探明的铜矿资源约30万吨，金属铜含量远景储量在200万吨以上。2006年共产300吨铜，计划2010年铜生产规模达到年产5000吨。

　　虽然，西藏矿业资源优势明显，但之前的业绩却并不理想。此前，2005年和2006年每股收益分别为0.14元和0.16元。

　　对此，西藏矿业证券部一位工作人员向《证券市场周刊》介绍，由于运输条件限制，运输成本过高，导致公司始终没有取得大规模发展，因此一直业绩不佳。青藏铁路的建成通车后，运输成本下降20%以上，总成本下降约30%。据公司2006年年报，铬矿石和铬合金毛利率分别为71.87%和29.69%。国元证券有色金属研究员姚春雷预计，西藏矿业2007年的净利润会同比增长243%，由2006年的4078万元增至9940万元，2008年达到1.65亿元。

　　今年7月12日，第三只具有西藏概念的矿业上市公司——西部矿业(601168)登陆A股，上市首日高开高走，之后的一个多月，股价连续飙升，目前股价稳定在55元以上，远远超过13.48元的IPO价格。

　　西部矿业目前主要投产经营铅锌矿，其中铅精矿产量位居全国第二。然而其招股说明书显示，公司2006年来自铅精矿的利润萎缩近六成。之所以受到投资者追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目前公司持有位于西藏东部山区的昌都的玉龙铜矿41.0%的股权，是其第一大股东。

　　玉龙铜矿于1965年被发现，并于1966年开始矿产资源地质勘探工作。有关项目的详查地质报告已于1978年提交，并于1996年就玉龙铜矿项目的II号铜矿矿体编撰勘探地质报告。中国有色金属国际工程研究院已于2003年完成第一阶段运营可行性研究，并于2006年完成项目第一阶段的初步设计。

　　根据《中国有色金属行业年鉴》(2006年)，玉龙铜矿有潜力成为中国最大的铜矿。根据国际权威矿业咨询机构贝里多贝尔的评估，至2006年12月31日，玉龙铜矿矿产资源储量为42165万吨矿石量，其中含约320.02万吨铜。

根据玉龙铜矿现有内外部条件，一期3万吨/年电铜建设计划于2009年底完成，二期建设规模为年产电铜5万吨，最终完成年产电铜10万吨的规模。一期工程预计项目总投资约为15亿元，二期工程预计总投资约30亿元。其中，在玉龙铜矿的第一期项目完成以后，西部矿业的铜精矿产量就快速增加100%以上，并超过2006年排名第二的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公司4.6万吨的产量水平。第二期项目的投产后将接近目前铜业老大江西铜业集团公司，该公司去年年产15.24万吨铜精矿。

西部矿业日前公开表示，公司将利用股市募集资金收购17.0%玉龙铜业股权，以确保公司能够对玉龙铜业这一战略性资源拥有绝对控制权。

　　而就铜资源储量而言，玉龙铜矿也只排在西藏铜矿中的第二位。

　　目前已探明金属储量位居第一位是位于拉萨的墨竹工卡县驱龙铜矿。2006年年初，西藏地勘局地质二队(下称“地勘二队”)与青海省格尔木市藏格钾肥有限公司(下称“藏钾公司”)合资1.198亿元，成立西藏东胜矿业公司，联合开发墨竹工卡县驱龙铜矿。其中藏钾公司持股70%，地勘二队持股30%。藏钾公司成立于1998年，是一家总部设在青海省格尔木市主营钾肥的民营企业。

　　据地勘二队支部书记王先生告诉《证券市场周刊》，目前驱龙铜矿已探明铜资源量达794.88万吨，外围同一矿床铜钼矿资源量超过100万吨，是我国目前探明资源量列第一的铜矿。2007年以来，该公司已投入1.62亿元，继续开展勘查工作，2008年有望正式投产。

　　据王先生介绍，地勘二队与西藏天路(600326)合作开发的冲江铜矿的铜资源实际金属储量，也达到300万吨以上，仅次于驱龙铜矿和玉龙铜矿，是目前西藏已经探明储量的第三大铜矿。目前，该矿正处于详查阶段，同样在2008年有望正式投产见效。全部建成后，会形成年产5万吨的精铜生产能力。

　　届时，在国内排名前位的铜生产企业中，上述三家西藏铜矿，分别位居2-4名。

　　遍地“黄金”

　　据西藏地质勘探局一位副总工程师向《证券市场周刊》介绍，目前西藏最具大规模开采条件的是铬铁、锂、铜和铅锌矿，这些矿种同时也是目前西藏最受资本追逐的矿种。他表示，主要是国家紧缺矿产铬、锂、铜在西藏不仅储量大，而且品位高。另外铅锌矿虽然储量在全国并不居于前列，但地质条件稳定，也适合开采。

　　根据查明矿产资源储量在全国的最新排序，铬、锂和铜储量都居全国第一位，锂远景储量占全世界的一半，铬约占全国总储量的40%，铜矿资源远景储量有望达到3000万吨以上金属量，超过江西，将占全国铜矿资源储量的1/3到1/2。

　　锂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能生产，我国也只能提供给国际需求的5%左右。另外，铬和铜都是我国短缺资源品种，其中铬每年需求量的80%要进口。

　　事实上，除了上述三种金属，西藏还有14种矿产储量位居全国各省(区、市)前9位。其中，工艺水晶和刚玉储量位居全国首位，火山灰储量位居全国第二，菱镁矿储量居全国第三，稀有矿种硼、自然硫和云母储量位居全国第四，砷矿储量居全国第五，陶瓷土储量居全国第六，石膏储量居全国第七，泥炭和晶质石磨储量居全国第八，锑和重晶石储量居全国第九。

　　资料显示，地处全球三个重要的成矿带的西藏，具有很好的成矿条件，截至2005年，西藏已经发现的矿种达101种，发现矿产地1858处，各类物化探异点1300个，探明储量的矿床132个，其中能源矿产25个，金属矿产33个，非金属矿产37个，地热资源4个，矿泉水资源11个。

　　在2004年撰写的《西藏自治区矿产资源对2010年国民经济建设保证程度论证》中，西藏矿产资源的潜在价值在6000亿元以上。上述西藏地质勘探局副总工程师表示，目前西藏矿产资源潜在经济价值已增加到1万亿元以上。

　　对于如此巨大的矿产价值，开发矿产服务西藏已得到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政府的一致认可。

根据《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今后10年，为服务西藏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矿业也将快速发展。“十五”期间西藏的矿业将以12%的速度递增，“十一五”期间预计将达到15%以上。

确立了重点开发铜、铅、锌、锑、金、盐湖锂硼、地热、矿泉水、铁矿等，经过5-10年努力，实现年产值72亿-75亿元，形成昌都地区以玉龙铜矿开发为龙头的矿产资源经济区;西藏中部以青藏铁路为纽带的铜多金属、建材、地热、矿泉水、锑、铁矿开发经济带;日喀则地区的铜多金属矿和现代盐湖锂硼矿为主的矿产资源经济区;阿里地区以黄金(岩金)、盐湖矿产开发的矿产资源经济区;山南地区的铬、金(锑)、铅锌银矿开发的矿产资源经济区。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院信息咨询中心专家曾澜指出，长期以来，由于受到交通运输条件的限制，西藏的矿业发展不具优势，随着青藏铁路的建设开通，西藏的矿业开发将进入一个加快发展时期。

　　“炒矿”一族

　　7月19日，当《证券市场周刊》记者首次踏入拉萨的街头，惊异地发现，拉萨街头到处都是矿业公司的标牌，混杂于国内各个知名品牌的广告牌中。

　　“在拉萨矿业公司都快赶上服装店了。”拉萨市工商局的一位工作人员笑言，“目前，在西藏官方正式统计的矿业公司有300多家，实际上600家都不止。虽然自治区政府自2006年提高矿业公司门槛，矿业公司注册资本最低不得低于3000万元，但矿业公司还是如雨后春笋般地不断冒出。”

　　在西藏的各大报刊和网站上随处都可看到矿权转让的广告。采访期间，记者曾以开矿者的名义接触两家拟转让矿权的矿业公司。

　　其中一家是位于拉萨市墨竹工卡县的铅锌矿，地质资料显示金属储量约有9万吨的铅锌矿，品位只有约6%—7%。矿主要价1.8亿元。而且明确说明他只投入约500万元。

　　另外一家，更为离谱，矿主只有一个矿点的探矿证，地质资料只说明矿区铁矿品位5%，铜品位0.7%，储量不详。要价1000万元。

　　马祥亮告诉《证券市场周刊》，如上述拟转让的两家公司和媒体广告上所有转让矿权的公司，实际都是专门倒矿的。这种事在西藏也非常普遍，目前有超过80%的矿业公司，实际上只投入少量资金发现矿点，简单勘察之后，就转手他人，从中获利。一般中大型的有色金属矿权开价都超过1亿元。

　　据悉，西部矿业为获得玉龙铜矿探矿权，共计投入2.8亿元。在“炒矿”现象远不如西藏的青海，西部矿业曾以2300万元的价格参与青海境内的一处铜矿竞标，结果以微弱的差价输给了一个私人老板。而在几个月后，这位私人老板便以1.2亿元的价格将矿权转手卖给了紫金矿业公司。

　　“炒矿者提供的这些地质资料其实未必真实，目前西藏采矿业尚是一个无序的市场。那些先行拿到探矿或采矿权的炒矿者为了转手卖高价，往往夸大地质储量和美化地质条件，而目前国土资源部门由于历史原因掌握的地质材料有限，不可能一一查实。这是投资人面临的一大风险。”马祥亮说。

　　“三高”原则

　　目前对投资西藏矿产虽然还没什么具体的限制，但实际上那些资金实力小，没有矿产投资经验的企业已难觅机会。

　　马祥亮认为，目前西藏的矿产分两种情况，一是已详细查明地质储量且具备开采条件的矿山，这类矿早就明名花有主;二是地质情况尚未查明，需要巨大投入进行地质勘探的矿，但这些矿风险巨大，不仅要有矿产投资和经营经验，还需巨大的资金做后盾。

上述地勘二队王书记表示，地质队只对一些小型矿山有一定自主权。对于中大型矿的开发，自治区政府对合作对象都会进行严格的选择，要求投资人必须满足“三高”条件，即“高实力、高信誉、高投入”。

一家获得西藏某地大型铜矿的负责人向《证券市场周刊》表示，一般而言自治区政府批准开采大型矿山时倾向于如下两类企业、机构:一是企业实力足够大，并且对方要承诺给自治区带来一定规模的投资。二是优先选择国内企业，最好是西藏自治区内的大型企业。

　　坊间传言，藏钾集团为取得驱龙铜矿的矿权，对自治区政府承诺，未来将给西藏带来不低于15亿元的投资。

　　据《证券市场周刊》了解，2006年以来，中国五矿集团、中国铝业公司、甘肃金川公司、铜陵有色金属公司等国内一些大型矿业公司纷纷来西藏注册公司。其中，中国铝业在2006年3月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在西藏矿产资源领域进行合作的框架协议书》，其中约定双方以金属资源为重点，并开展技术、人才、资金、管理等方面的合作。

　　据了解，“三高原则”不仅吸引了一些国内大型机构，一些满足条件的国外矿业机构也成为招商引资对象。2007年3月，加拿大大陆矿业公司和甘肃金川集团有限公司达成共同开发西藏日喀则地区谢通门县的雄村铜矿协议。金川集团将购入约10%的加拿大大陆矿业公司股权，在矿山建设初期投入为项目总投资额30%的资金，并包销雄村铜矿投产后12年中所生产的全部铜。

　　日喀则的谢通门雄村铜矿，是西藏第一个由外资投入的大型铜(金)矿，该矿铜资源储量约300万吨。自2004年以来，外资已经在谢通门项目上花掉了1.1亿美元，但几乎没有任何收入，因是外资独资，至今未能获得谢通门的采矿权。于是，2007年3月引进金川集团共同开发。

　　资料：

　　“万向系”潜行西藏矿产股

　　除了直接参与勘探、开发，投资参股成熟企业是更为快捷的淘金矿业的方式。其中，“万向系”不仅投入早，而且布局广泛，成为一个代表。

　　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万向系”就开始在二级市场上吸纳西藏矿业(000762)的股份。先是万向系统有限公司进入其十大股东名单，随后是万向租赁、万向财务和万向集团浙江物业纷纷现身。

　　截至2006年12月31日，上述四家“万向系”直接控股企业，加上与其关系密切的杭州和美、顺发恒业、杭州千岛湖万向及排名居前列的几个个人股东，“万向系”在二级市场已经购入超过1200多万股西藏矿业股份。

　　早在2005年年初，在新疆调研一家资源性上市公司的万向财务的投资负责人就告诉《证券市场周刊》，“万向系”从2004年以来就一直对有色金属等稀缺资源十分看好。目前资源丰富的西部是重点投资地区，在新疆和内蒙古已有众多者参与的情况下，西藏是最佳选择。

　　自“万向系”大举买入西藏矿业股份以来，其股价从5元左右，一路上涨到目前的25元之上，给“万向系”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西藏矿业是一家从事铬铁矿、铜矿、金矿、钾盐、锂盐等矿产品开采、加工、销售的综合性企业，主导产品铬铁矿年产10万吨，铬铁合金3万吨，占全国产量的30%。

　　除了西藏矿业，“万向系”也成功地在西藏的另一家矿业上市公司西藏天路(600326)中获利。2006年年报显示，“万向系”旗下的另一家公司万向资源公司在2006年第三季度进入公司十大流通股股东之中，共持有其130.67万股。

　　而在万向资源成为西藏天路流通股股东之前的2006年4月，自治区政府就西藏地勘局地勘二队与西藏天路合作勘查开发尼木县冲江铜矿项目进行了专题研究。2007年4月30日，西藏天路发布公告，证实将与地勘局地勘二队合作开发冲江铜矿。目前，该项目已进入详勘阶段。公告显示，冲江铜矿金属储量约150万吨，预计未来共计需要投入的费用11亿元进行开发。

　　西藏天路的股价从2006年四季度的5元，已经涨到目前的20元左右，而万向资源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减持，目前已从十大流通股股东的名单中消失。万向在二级市场投资西藏矿业类股票，成为淘金西藏的一个成功案例。

为青海湖畔一位孤独逝去的母亲祈祷【转·选】

在藏人文化博客上，看到诗人才旺瑙乳的一篇文章，写的是他与旅居美国的藏人作曲家玛·角巴塔的情谊，而玛·角巴塔留在故乡的老母亲最近去逝了，可以说是在对远方儿子的思念中孤独地离开了今生今世。流亡在异乡的儿子有故乡不得归，有亲人不得见；而留在故乡的母亲则在漫长的思念岁月中孤寂地衰老，孤寂地死去，这是境内外多少藏人彼此相似却没有结束之日的悲剧啊……我虽然没有见过玛·角巴塔啦，但我们是相互有联系的老友了。感谢他的睿智和警醒，至少，比如说就“吐蕃”一词应该修正，以及为何修正的理由，我们很多人都得益于玛·角巴塔啦的宝贵意见。至此，我也有了在中文语境中，对图博的历史、文化等等一切，须抱以敏锐、警觉的自觉意识。

这里选贴才旺瑙乳的文章，向玛·角巴塔啦致以悼念之情，并为已经踏上轮回之途的老人祈祷：嗡嘛呢叭咪吽！十分冒昧的是，在此转帖玛·角巴塔啦81岁的老母亲才让卓玛的遗照，还望见谅。


为青海湖畔一位孤独逝去的母亲祈祷
[ 2009-1-3 20:38:00 | By: 才旺瑙乳 ]
http://caiwangnaoru.tibetcul.com/54145.html

……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不但在我的故乡华锐，在我走过的藏地很多地方，交结过的很多藏人中，相聚时都会唱一首歌，他的词作者是英年早逝的才子端智嘉，作曲是我们华锐才子玛•角巴塔。一首《青海湖》，闪烁在我青春的记忆中。达珍唱过、德乾旺姆唱过，农牧区的那些有名无名的歌手们也唱过……每当有机会，我都会自豪地说：玛•角巴塔是我们华锐人。后来知道他和我们家还有亲戚关系，更是自豪。

那是青春的岁月，很多经历记忆犹新。端智嘉、玛•角巴塔当时在青海省海南州，和我父亲的学生万果三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端智嘉在西北民族学院的时候，我有幸在他的房子里住过一晚上，那时相对于他我还小，我早早上床，只记得他一边喝酒一边写作的背影。不久后他在海南自杀。我和玛•角巴塔未见面前，读过很多他写给我父亲的信，字体很有个性，字里行间充满了激情和独特的见解。后来他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的时候（那时我弟弟在华东师大中文系上学，他们，还有在上海音乐学院上学的拉姆措，经常一起聚会），还不断地给我父亲来信。那个年代，我记得的藏人中，诗人伊丹才让、作曲家玛•角巴塔的文字最有个性。

我第一次见玛•角巴塔，是在一个暑假里的华藏寺（现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县政府所在地）。那次是他要出国，回家乡和亲友们道别。听说我父母到了华藏寺，他前来看望。记得他很胖，甚至自己无法弯腰系鞋带。第二次见他是在兰州，他从华藏寺途径兰州，到我们家拜访我父母。随后就出国了。后来我和万果成为至交，万果给我讲了许多关于玛•角巴塔令人捧腹的故事。遂成为往事。

自从玛•角巴塔出国后，他的母亲独自一人生活在青海湖畔。记得老人家数次来兰州，每次都到我们家来看我父母，她的身边只有一位亲戚小姑娘做保姆。记得她身体很好，说话精干利索。印象中属于女强人一类。

后来关于玛•角巴塔的信息都是断断续续的。

04年我在鲁迅文学院上学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接到了玛•角巴塔的电话，声音熟悉又陌生，是从纽约打来的。夹杂青海方言的普通话，急切又兴奋。那是令人难忘的。随后他又托人带来了他和他的哥们瞿小松（目前中国大陆最有名的音乐大腕）的合影以及瞿小松给他的一封信，其中瞿小松谈到他自己和太太信仰佛教的情况，还有就是与我父亲有关，“去年夏天，我们读了两本书。一是索甲仁波切的《西藏生死之书》（由台湾的郑振瑝译成中文）；二是甘肃天祝县朵什寺第六世寺主活佛多识•洛桑图丹琼排作的《爱心中爆发的智慧》。我俩十多年前开始读汉传佛教的书，受到佛陀智慧的指引。读完上述二本书，深切体会到藏传佛教是最完善、对人类最可能有广泛帮助的佛教体系。”！后来我将这些资料都发在我的博客里：瞿小松夫妇谈藏传佛教

我是个粗心的人，再加工作繁忙，从来没有去记录过一些经历的具体日期。有一次我收到玛•角巴塔的信，说是刚从香港见过了母亲，母亲回国后他就去了台湾，拜访了几位他音乐界的朋友，随后回了纽约。能感到那种伤感！

2008年9月，我和民间非赢利组织Machik驻成都办公室负责人索朗顿珠被美国国务院邀请为国际访问者赴美国。我们是9•11那天从华盛顿坐火车到的纽约，傍晚到，时隔不久，玛•角巴塔就来酒店找我们。他给我和索朗献了印度造的哈达。随后我们三人和翻译Mr.wang一起去了一个大教堂，那儿正在举行悼念活动。我们在教堂里按他们的习惯点了蜡烛（我心里为亡者用佛教徒敬献光明的意思祈祷）表示追悼，并照相留念。回去的路上我们闲散聊天，我注意到，玛•角巴塔健康（比原来瘦了很多）、心态好、幽默。他说，我现在身体非常健康，20年没有感冒过。而且每天的睡眠都特别足。有一次他给朋友打电话，朋友问他，你是谁？他说，我是牛角巴塔。对方很纳闷：我认识玛•角巴塔，不认识牛角巴塔啊。他哈哈大笑。

第三天，他带着我们去参观自由女神像、美国最早的移民局、印第安博物馆、世贸大楼遗址、华尔街、9•11纪念地（世贸大楼正在重建，纪念地设在另外一个地方）、华人街，晚上请我们吃饭。他整天开玩笑，说自己现在状态很好、心情也很好，还不停地打问以前他认识的许多人的近况。向我讲起他接待过的到纽约的朋友，还有他的亲戚。我能感受到他心底里荡漾着的幽深的对故乡的爱和对亲人的思念、热情，以及沉淀下去的伤怀。晚饭后他送我和索朗回到宾馆，给我们送了一些小礼品。听说周吉（他的姑舅妹妹，我在天祝县文化馆工作时的同事）曾经和我同事，第二天他又拿来些小礼品，希望我带给周吉。

道别后，送他到宾馆外，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我的眼角有些湿润。他的年龄也大了，一个人，生活在异国他乡，身边又没有人照顾……

Mr.wang带着我和索朗，从华盛顿开始，横穿美国东部到西部，华盛顿——弗吉尼亚——纽约——密西根——新墨西哥——旧金山。共走了六座城市。我们回到了北京。

人的交往靠的是缘分，我和玛•角巴塔的交往也是如此。

前不久有一天，我弟弟突然在QQ里问我，你收到玛•角巴塔的来信了吗？我说没有啊？他说，角巴塔母亲去世了。我脑子里嗡地一下。弟弟说，我想写一篇博文纪念。我说，我写吧。

随后我将这一噩耗告诉我父母，他们唏嘘不已。他们回忆起她老人家数年前还来我们家的往事，都感慨说，她的晚年是孤独的。他们母子互相见不了面，角巴塔在国外也不容易！我父母让我给天堂寺寺管会的宗周主任打电话，以我们全家的名义让寺僧诵经超度老人家。我随后给宗周发了短信，想必第二天已经念经超度了吧。

据我母亲回忆，玛•角巴塔的母亲叫才让卓玛，现年81岁。我母亲还说：做母亲的体会最深，母子两人见不到面，母亲最孤独了……

随后我弟弟问我：角巴塔的阿妈最后是否去过美国，你知道吗？我说：好像没去过！我弟弟说：这是他最大的梦想！

随后，他传来玛•角巴塔给他的来信：

Tsewang Norbu and Wangchuk Tseten：

我母亲于12月14日（11月17）星期天晚8：50，在安多恰卜恰附近的江喜不幸去世。那个地方出门就可以看到青海湖。

17日早上8点在恰卜恰火葬。

我告诉弟弟：我会祈祷的！青海湖不远。为了所有的母亲和儿子，我的感觉中，青海湖突然盛满了泪水！

按照我们西藏人的习惯，家里有亲人去世，新的一年将不再有年关节日。2009，玛•角巴塔不会有节日了！根据2008年有那么多的天灾人祸，有那么多生命逝去，作为佛教徒的西藏人，也将会有很多人在2009年失去了年关节日。这是我们独特的民族风俗和纪念方式！

为此我们只有祈祷：嗡嘛呢吧咪吽！

惟愿大悲师加持，
凡母众生罪障苦，
今皆成熟于我身，
凡我所修诸乐善，
悉施众生今享乐！


图为诗人才旺瑙乳与玛·角巴塔啦在纽约自由女神像所在的岛上合影。

关于《民间藏事》，唯色致友人信

图为《民间藏事》2009年1月3日截图。

关于《民间藏事》，唯色致友人信

由唯色主编、王力雄策划、扎仁博评论、丹增编辑的中文博客选——《民间藏事》（ http://tibet.woeser.com ）已经开通，内容主要采自中国境内的藏人中文博客，或是非藏人博客中有关西藏的见闻议论。采集不做价值判断。

了解西藏的现实情况，目前在中国官方宣传外，只能靠自己亲临现场，然而克服重重障碍也不过是一条线路，一段时间，难以全面。《民间藏事》把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亲历与观察集中在一起，通过随机化和覆盖面达到某种“统计性准确”，以实现动态、全貌地反映西藏现实状况。

《民间藏事》每日更新，每月做一次综合分析，希望为认知西藏提供一个新视角和新方法。希望关心西藏的朋友对此充分利用，提出建议，推荐博客，点评感兴趣的信息，并为综合分析提供观点。

《民间藏事》的Email: woesertibet@gmail.com

A Letter from Tibet

A new Chinese-language blog “People on Tibet / Minjian Zangshi” (http://tibet.woeser.com) is now available. As a collaboration between Woeser (chief editor), Wang Lixiong (designer), Tarinbo (commentator) and Tenzin (editor), it collects informed discussion on Tibet from blogs by Tibetans and non-Tibetans within China. Our goal is to gather information without being judgmental.

To understand what is really going on in Tibet beyo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ropaganda, one has to witness events in person. But even then there are layers of difficulty to overcome in order to be at just one point in time and place. “People on Tibet” gathers together the experiences and observations of different people at different places and times. It is our hope that the scope of our random sampling will attain a certain degree of statistical accuracy, thereby reflecting the current dynamics of the Tibetan reality.

“People on Tibet” is updated daily, and a general analysis will be added on a monthly basis. While expecting the new blog to provide new perspectives and means for understanding Tibet, we also hope friends concerned with Tibetan affairs will find the site useful, will pass on suggestions, recommend blogs we might have missed, comment on entries attracting your attention, and offer opinions on our general analysis.

To contact People on Tibet, please email us at woesertibet@gmail.com

(Translated by Susan Chen)

Therang Buengu：谁黑了毕华的电脑？

这是Therang Buengu（特让苯股）在他的博客上贴的第二篇文章，谈论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前不久突然落马的中共统战部西藏高官毕华。据说毕华遭惩罚的原因是泄密了，她不好好看着存有西藏文件的电脑，结果被黑客+特务的神秘高手给窃取了，听上去像是好莱坞大片《碟中谍》的翻版……

这张图片从百度上搜索到。据介绍，是08年7月间，毕华率领中国藏学家代表团访问瑞士，向广大的瑞士民众“解疑释惑”、“介绍西藏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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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ang Buengu：谁黑了毕华的电脑？

Who Hacked Bi Hua’s Computer?
By Therang Buengu（特让苯股）
http://thebrang.blogspot.com/2008/12/who-hacked-bi-huas-computer.html
译者：台湾悬钩子


我纳闷了好几天，不知道毕华为什么突然从统战部的重要西藏部门里被解职之后，近来香港媒体的报道让我感到震惊，其中谈到她的去职，是因为她的工作电脑被黑客入侵，并导致关于西藏的机密文件被盗走。

毕华本来是统战部涉藏政策的明日之星。五十三岁的毕华，天津南开大学毕业，是1990年代在保守派强人朱晓明的调教之下，走上了升官之道。她以笔名“华子”在中国官方媒体上写了几篇有关西藏的重要评论文章。但自2002年北京开始与达赖喇嘛的特使进行了最近一轮的对话后，中央就把毕与朱两人调离了统战部。毕华成为北京藏学研究中心的副总干事。最近，她又被调回统战部，还升了官，成为统战部众多部门里负责西藏事务的局长。这是她梦寐以求的工作。

根据香港报纸明报的报道，北京的消息来源声“毕华的工作电脑遭‘黑客’入侵，导致大量中央有关对藏政策的文件被盗走，令中央西藏工作内情外泄。”明报报道中说，事件“震惊中央高层”，据说连胡锦涛都下令彻查此事。

如果你希望从我这篇文章，发现入侵毕华电脑的黑客是谁的话，那你会失望了。我不但不知道入侵毕华电脑的黑客是谁，事实上也不认识任何懂得黑客技术的人，更不用提懂得入侵像毕华那样电脑被保护森严的的人了。但我确实对于负责中国涉藏政策的人之间讳莫如深的文化略知一二：这种文化充斥着对于反华势力－－中国的敌人－－的偏执妄想，即那些人无时不刻想利用西藏来对付他们。而那样的心态也许才是真正的“不速之客”（中文里，hacker被翻译为黑客，字面上的意义为“黑色的客人”。）

也许毕华被留党查看的重要教训，就是中国最大的敌人正是自己的偏执与妄想。

中国共产党从创党开始，就对于秘密非常着迷，还常常因为耽于多疑而瘫痪。别误会我的意思，我知道对于政党而言－－不管是地下的革命组织还是稳定统治国家机器的党－－一定程度的保密是很重要的。但纵贯整个中国现代史，CCP的保密与妄想偏执的强烈程度与广度，已经毁掉了许多人的生活，而且造成无数无辜百姓的死亡。当然，就在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后，党的各种机构与政府的运作也相对变得比较透明，比较没有受以前的沙坑心态所限制。然而统战部却把中国的涉藏政策领导到相反的方向。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建立起来的、名目繁多的与西藏有关的新工作单位之中，不成比例的机构从不同程度地涉及秘密工作任务。看看近日拉萨的东部地区，成立了许多高墙包围的安全相关单位。合在一起，这个地区也许就跟文化大革命时的整个拉萨一样大。在过去二十年内，每个与西藏有关的地区、省级、与国家级的单位，都建立起自己所收集的海外藏人相关信息的机构。曾有一度，我天真的希望透过这么多情资收集，他们至少会更了解达赖喇嘛，更了解国际社会是如何看待西藏与中国的政策的。说不定可以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白痴。

相反的，这些单位变成了中国官僚用来夸大，甚至公然捏造所谓“达赖集团”与西方反华阴谋刻意制造中国动乱的证据的工具。现在此现象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并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这些机构现在需要夸大、捏造外在敌人的威胁，以合理化自己庞大的经费预算，以表现自己在捍卫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角色。

大部份的西方人对于中国在西藏所做的事情、以及中国对于达赖喇嘛与西藏的说法，都感到很困惑。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如果你与在这些机构里的人有近距离的接触，如果你知道他们个人的仕途与豪奢的生活方式－－甚至这些机构之所以能够生存完全仰赖这种思路－－因此这种现象的存在解释起来很简单：他们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行动，而不是为了整体社会在着想。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他们能够仍然能继续这么做下去，尽管这种做法明显地造成族群关系紧张，并且伤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而后者似乎是他们应该非常在意的事情。

只要中国的最高领导班子与统治精英没有面对现实勇气的一天，目前这些负责西藏政策的人，就会继续拥有制造包裹西藏的恐惧泡沫的强烈欲望和实际利益。我感确定，全世界就只有这群人可以面不改色地告诉你：西藏最近所发生的抗议，都是西藏青年大会的所为。而让这些虚构的故事变成听起来具有可信度的就是他们的利益所在。而为了证明他们的正确性，他们不只摧毁别人的生活，他们自己有时候也不小心掉入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个机器的陷阱。

毕华是中国涉藏政策的意外受害者。似乎她也受到西藏四周的恐惧与妄想力量的迫害了。不论她丢失梦寐以求的工作，是否是因为黑客入侵的关系，或只是她的同事妄想出来的－－非常有可能是这两者加起来造成的－－似乎，她也是中国涉藏政策这种偏执妄想的沙坑心态的受害者了。就这样，她也成为另一个遭逢类似命运的人。

根据明报，毕华现在是“留党查看”了。意味着，她毕竟没有完全从党的工作单位解职。毕华是个聪明的女人。她也许有一天会从阴沟里爬出来，再度担任统战部里西藏事务的重要职务是有可能的。在此之前，我更希望她在认真地反省她帮忙创造出来的涉藏政策所造成的后果。

2008-12-30

消失在无人知晓的无边黑幕里……

回顾刚刚过去的2008年，仅仅只是其中三个片断：图1、安多阿坝格尔登寺的转经道上，凡尊者达赖喇嘛的画像被军警毁坏；图2.这张照片是首发，记录的是在6月被军警打伤的康地炉霍的阿尼；图3、在安多阿坝，3月16日有男女老少藏人被军警开枪打死。

消失在无人知晓的无边黑幕里……

文/唯色

在2008年所发生的一切变故尚未完结，由三百六十五个日子构成的2008年已至尾声。仿佛一桩桩变故就发生在昨日，鲜血尚在流淌，硝烟尚未消散，而在血与火中奔涌的热泪、升腾的愤怒，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依然还是非常真切的体验。这是因为，在庞大的黑幕后面进行的阴谋依然发生着。

最近获悉的有，仅在拉萨，就有艾滋病工作者旺堆被判无期徒刑，退休的医护人员益西曲珍被判15年徒刑，还有五位藏人被判刑8至14年不等，罪名都是所谓“里通”境外分裂势力，远比中国官媒上渲染的“打砸抢烧分子”所受到的惩罚更严重。当然，有许多所谓的“打砸抢烧分子”，来不及经历欺世盗名的法律程序，早已丧生于中国军警的武器之下。只有极少数遇难者的尸体，如3月16日在阿坝抗暴事件中遇难的藏人，很幸运地被拍摄下来，其血淋淋的照片迅速地被传播出去，全世界因此目睹中国军警残杀藏人僧俗的真相。

我们不知道，还会有哪些藏人，将是终结2008年那无休无止的屠戮、拘捕、判刑、失踪等等人间罪恶的休止符。其实没有休止符的。没有，一直都没有，自1950年以降就没有停息过。2008年无非是继四十九年之后，再一次在记录这份人间罪恶的名单上，增添了许许多多因之受苦受难的藏人，他们是安多的男人和女人、卫藏的男人和女人、康的男人和女人。但他们真实的名字，只有很少、很少为世人所知。就像6月8日，甘孜州炉霍县三百多名阿尼在去县城请愿的路上，被武警动用特殊武器毒打，当场有三十多个阿尼被打残，而我们并不知道她们真实的名字。

最近我见到几个外国记者，他们刚从安多和康回来。他们说，有关藏人被镇压的数字，中国政府的说辞肯定是假的，明显大大缩水了；而西藏流亡政府的报告也存有夸大的倾向；真实的数字是介于这之间的。这乍听上去似乎有理，但请仔细想一想，他们在广阔藏地的旅行加上采访不过十多二十天，如此匆匆就可能知道全部事实吗？

深陷恐惧的藏人怎敢跟从来不认识的外人敞开心扉？连邻居都不敢信任；连坐在家中都担心外面的摄像头会穿墙而入，又如何敢向外人诉说许多年来，以及这一年来饱受的苦难？也许我们应该做一个针对藏人的随机调查，在其认识的藏人当中，有谁被打死了，有谁被拘捕了，有谁还在狱中，等等。比如我，从3月10日至今，已有十二个相识的朋友遭到拘捕。最早的被捕于3月15日，最晚的被捕于11月底，其中拉卜楞寺的喇嘛久美在这一年被捕两次，至今还在狱中。在我被拘捕的朋友中，两人是女性，三人是僧人，其他人各行各业。八个在拉萨，一个在西宁，一个在夏河，一个在红原，一个在北京。除了一位朋友双亲已故，其余都有家庭，或父母年迈，兄弟姊妹连心，或有相守的丈夫和妻子，以及年幼的儿女……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做这样的统计。还可以做更为详细，更多纪实性的记录。这不会是很快可以完成，务必仔细、确凿、完整，那么，那些消失在无人知晓的无边黑幕里的生命，将为2008年的血与火，提供无人能够抹煞、抵赖的真相。

2008-12-25，圣诞之夜，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以下图片为首发。是拉萨藏人冒着危险于3月25日拍摄的拉萨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