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9日星期日

纪录片《Bringing Tibet Home》(把图伯特带回家)

 相关介绍见:http://caamfest.com/2014/films/bringing-tibet-home/

纪录片《Bringing Tibet Home》(把图伯特带回家),由两位年轻的藏人艺术家丹增茨旦(Tenzin Tsetan Choklay) 和丹增热珠(Tenzing Rigdol)于2013年完成。

导演丹增茨旦(Tenzin Tsetan)
影片讲述住在纽约的藏人艺术家丹增热珠的父亲于异国去世,让他意识到父亲也成了无数流亡不得归乡的藏人之一。于是他远赴尼泊尔,与友人从被严密封锁的图伯特日喀则境内秘密运出20吨土壤,带往流亡藏人中心印度达兰萨拉,把故乡之土献给了尊者达赖喇嘛及流亡中的族人。达兰萨拉的学校操场上铺满了故乡之土,在名为“我们的土地,我们的人民”的仪式上,丹增热珠说:“连续三天,让族人同胞踏上我们故乡的土地,感受回家的感觉。”

纪录片《Bringing Tibet Home》的导演丹增茨旦(Tenzin Tsetan Choklay) 生于藏人难民家庭,成长于流亡藏人中心——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在首尔韩国电影艺术学院攻读导演专业,现住纽约,有数部影片完成。

实际上,前不久,我已经看了这部纪录片,是丹增热珠辗转赠送的。有人感叹“回不去的故乡”;我也感叹“回不去的父母,回不去的孩子”,但我还是觉得不能这么悲观。总有一天,流亡者将返回因缘中的应许之地,这是不可能逆转的。

Description

BRINGING TIBET HOME is the poignant debut feature documentary by Tibetan filmmaker Tenzin Tsetan Choklay. In it, New York-based artist and poet Tenzing Rigdol navigates the international borders between China, Nepal and India to smuggle 20 tons of Tibetan soil to use in an installation piece in Dharamshala, India, where the largest community of Tibetans in exile currently reside. Rigdol, inspired by his father’s dying wish to set foot in Tibet one last time, decided that if Tibetan refugees cannot return home, why not bring Tibet to them.

Filmmaker Choklay and artist Rigdol were once classmates in Dharamshala and, like many others of their generation, had never set foot in Tibet. But, for all Tibetans whether born in Tibet or exile, the pull of the motherland runs deep. Rigdol’s journey to transport soil from Shigatse province is peppered with obstacles, hidden dangers and much frustration — mirroring the lives of Tibetans everywhere. Infused with Rigdol’s dreamy longing for his homeland, Choklay has crafted an insightful and extremely touching film about the Tibetan psyche today.

- Sapana Sakya

尊者达赖喇嘛在故乡图伯特之土上写下藏文的“图伯特”。。。



2014年3月7日星期五

【独立录像作品】“王胡子来了!……”




山上的王先生(独立录像作品)

作者:郭珍明

地点:乌鲁木齐

梗概:

那个维吾尔少女,在山上,用汉语和维吾尔语反复呼喊:“王胡子来了!王胡子来了!王胡子来了!……”她的呼喊被风带走。(用汉语喊“王胡子”,用维语喊“来了”)

“王胡子”,即中共将军王震的外号,1949年带军队进入新疆,后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政委。

王震被新疆本地民族称为“杀人王”。他在新疆三年多,杀维吾尔人如麻,甚至发出豪言壮语:“老子杀得新疆五十年出不了一个反革命。”传说维吾尔人吓唬小孩子,只要说“王胡子来了,”孩子就不敢调皮了。

但推特上维吾尔网友 @Uyghurspeaker说:“我们就叫他王震,我是后来从网上才知道他那绰号的。人们说维吾尔人用王胡子吓来唬哭闹的小孩那也是夸张,一般不会用特定的人名,只是说‘你再哭就把你给汉人’”。


(补充一句,我在看这个视频的感受是:是的,王胡子来了,山下已经一片王胡子。。。)

网址:

1、YouTube:现象展览:《波斯坦》-《山上的王先生》by郭珍明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IIRLpzmHgY

2、土豆网:山上的王先生(独立录像作品/郭珍明/乌鲁木齐)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CIeiHl9oxJ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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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诸多文字记录,王震在新疆的血腥令人发指,这篇文章就转载:

“当年如哪个维族村子收留了杀害解放军的叛乱分子,王震马上令人包围整个村子,限令在规定时间交出来,如不交出,解放军会自己先把嫌疑犯干掉,而且按牺牲的解放军5-10倍数额来补偿,有个村子因在抓人时抵抗并杀害解放军结果被大炮轰平。” 
“死一个战士杀10个当地人,戒严后是任何3个维族男人上街杀无赦。其实铁碗政策的副作用也很大,除非能持续100年,禁用维语禁穿维服。将其彻底熔于汉族之中。” 
“王回京汇报工作說: 老子杀得新疆50年出不了一個反革命。” 
“王震在新疆的严厉大规模镇压时间只有几个月,但是也把想杀的和该杀的解决的差不多了,等中央的命令下来,他就收手了,剩下的只不过是大地zhen后的余波,但是效果很明显,影响也很久远,一直到80年代,新疆的吓唬小孩就说:再哭!王胡子来了!” 
“王当时镇压的时候,对一些维族村庄采取了三光政策,把村里男女老幼赶到一处,然后用机关枪扫射,大概类似于今天萨达姆对付库尔德人差不多铁血的政策导致至少50万维族人逃离家园,跋涉到土耳其定居……”

维吾尔人对王震恨之入骨,但新疆许多汉人却对王震崇拜有加,称“在王震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率军进驻新疆在新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最光辉、最动人、最永垂史册的”。

王力雄在《我的西域,你的东土》书中也写了与王震相关的一件事:

“似乎只要有权力,一切都可以恣意妄为,无需顾忌无权民族的感情。典型一事是把王震骨灰撒到天山。新疆本地民族把所有的水视为从神圣的天山流下,穆斯林又特别重视洁净,不仅是物理上的,还包括意念上的洁净。骨灰是不洁的,王震又是异教徒刽子手,把王震骨灰撒在天山等于弄脏了所有穆斯林的水。 ”
“治理新疆这么多年的当局颟顸到如此程度,为了满足王震的愿望,一千多万新疆穆斯林的意愿必须让位,而且还大肆宣传。新疆穆斯林对此的确没办法,水还得照样喝。但是一千多万穆斯林每次喝水时,眼前都会闪过不洁净的阴影,随之非常合理地想到,如果新疆是独立的,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王胡子来了!……”


2014年3月6日星期四

“这是要搞种族隔离吗? ”


见到这些出自各地派出所的通告,有人惊讶地问:“这是要搞种族隔离吗? ” ——实际上,事实上,早就在搞了,没什么可惊讶的。


图1、青海省西宁市兴海路派出所的“民警提示”:

    辖区各小区居民楼院,从即日起凡在我辖区走亲访友的(新疆籍、维族、藏族僧侣)房主必须到派出所进行登记。在检查中如发现未登记者,将追究房主的责任。

兴海路派出所
2014年3月4日



图2、广西省南宁市公安局仙葫派出所的“通知”:

辖区单位、居民:
    为维护辖区治安稳定,如发现辖区有新疆籍人员入住、经商、旅游等,请立即上报仙葫派出所,报警电话:0771-4780211或110,派出所将对上报情况进行排查。

南宁市公安局
仙葫派出所
2014年3月2日


图3、甘肃省环县公安局四合原派出所的“通报”:

    根据环县公安局工作中掌握有两名新疆籍人员窜入我县境内,据掌握此二人的基本情况和特征如下:
    纳斯尔伊敏,身份证号:65324198805252216,长发、身穿黑白色相间的竖条衣服;
    努尔艾合买提,身份证号:65312819880211087X,着灰色长袍、高靴子。
    上述二人开一辆农用车,车身已退色变为砖红色,二人已身无分文,有危险和暴力倾向,望广大群众提高警惕,发现上述二人或者其他新疆籍、西藏籍可疑人员后,及时向派出所报告。

联系电话:15097122586
0934-8865943
0934-8865941

四合原派出所
二零一四年三月四日

茨仁唯色:藏人的呼声终将被世界听见(纽约时报中文网)



藏人的呼声终将被世界听见

文/茨仁唯色

2009年2月27日,正值西藏新年第三天,24岁的僧人扎白走出阿坝格尔登寺院,当街自焚,成为西藏境内自焚运动的第一人。

那年的新年,西藏各地多数藏人是以静默纪念的方式度过的,以纪念2008年3月遭军警镇压下的遇难者。有四人被判死刑,逾千藏人遭扣押,无数人迄今下落不明。

扎白在自焚前写下遗书:如果当局禁止为亡者举行祈福的法会,那么他会自焚。当一场纪念遇难者的祈祷法会被当局强行取消,扎白履行了诺言。

从扎白自焚开始,我记录下每一位自焚者的情况,发布于我的博客。但我无论如何也没有预料到后来会有这么多藏人以身浴火,以致一种新的抗议形式正在出现。这几年来,我的记录常常追不上一个个生命被烈火燃烧的速度。至今,共有131位自焚者,其中只有少数跟扎白一样倖存,但数目无法核对,因为他们皆被当局扣押,全无音讯。

在西藏的历史上,尤其在其当代史上,从未有如此众多的遍及城镇与乡村的藏人焚身明志。事实上,藏人的自焚是2008年3月遍及全藏的群体抗议的延续。那次抗议显示了占领西藏长达六十多年的中国政府仍未赢得西藏民心,藏人仍在反对中国的统治。而中国政府的反应,照样还是暴力镇压,而对藏人的要求——如民族平等,让流亡逾半世纪的达赖喇嘛回国——置若罔闻。

不理解藏人处境的把自焚看成自杀。但死的方法很多,为何要让身体的每个细胞被烈火逐一烧焦?理解的关键恰在于此:自焚者就是要以常人无法承受的极端痛苦,去发出最强烈的抗议。

一度藏人曾前仆后继地在公共场合进行个体抗议——喊口号,撒传单,不怕军警毒打和入狱,问题在于那种个体抗议完全无人知晓,换来的只是毫无声息的人间蒸发。自2008年3月镇压之后,藏地如被占领的战场,关卡重重,工事林立,抗议再也无法形成群体规模。

只要藏人还有进行群体抗议的可能性,哪怕是面对镇压,就不会、也不需要采取自焚的方式。这出于绝望的行为,正如2012年10月4日在那曲县自焚牺牲的网络作家古珠所说“要把和平斗争更加激烈化”。

在监控严密的藏地,无从知悉藏人对自焚的舆论。他们均须听命中央施令——五星红旗必须高挂,尊者达赖喇嘛的肖像只能消失。但我深知藏人都把自焚者视为民族的英雄儿女,在许多藏人家里,都供奉着自焚者的一张张照片。

自焚在2012年11月达到最高峰。那正是中共十八大召开之月,将产生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一个月自焚28人,充分说明了自焚者期望促使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改变西藏政策。

可惜自焚藏人的希望是徒然。事实证明中共新领导人在他们上台就开展“反自焚斗争”,对自焚者家人、亲属、所在乡村及寺院等进行连坐,予以严惩,并课以重金罚款,甚至不准自焚者亲属去拉萨朝圣;目前已有数百藏人为此遭到拘捕和判刑。

的确今天自焚减少了很多。中国当局可能会得意占上风,但言之过早。

中国著名作家鲁迅有一句诗——“于无声处听惊雷”。今天的西藏变成无声处,惊雷必会在明天震动雪域高原乃至整个世界。

茨仁唯色,藏族诗人、记者、博客作者,与王力雄合著《来自图伯特的声音:唯色、王力雄随笔、报道选》。

(转自2014年3月5日纽约时报中文网。英文译文见2014年3月The New York Times)

2014年3月5日星期三

唐丹鸿~以色列特别导游:打破沉默

十五年前的希伯伦老城区。
热闹的商业街变成了只能定居者和旅游者行走的街区。
希伯伦老城如今街景。

以色列特别导游:打破沉默

文/唐丹鸿

编者按:值此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木被捕、昆明发生"恐怖袭击"惨案之际,刋发唐丹鸿這篇《以色列特别导游:打破沉默》或能带給人们一些另类思考。该文虽然述说的是巴以冲突,但巴勒斯坦处境与新疆有某种相似性,可以让人们从另一角度理解“恐怖袭击”发生的土壤和环境,而由此对比一下西藏、新疆的现状,又岂止是以色列定居点和定居者的问题那么简单。

一

“打破沉默”是以色列一个退役军人组织。他们通过采集军人证词、网站、讲座、展览、印刷品等形式,揭露以色列的罪错: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者和政府怎样侵吞巴勒斯坦土地,军方怎样践踏巴勒斯坦人的人权等等。这些退役军人服役的时间,都是在2000年巴勒斯坦第二次大起义(Second Intifada)期间及其后,服役地点在巴勒斯坦第二大城市希伯伦。“打破沉默”成立于2004年,每年都有退役军人加入。按照以色列兵役法18岁服役,男性3年、女性21个月服役期算,这些退役军人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他们组织的活动之一,是“打破沉默之旅”,带人们到希伯伦,实地了解占领的实质。[1]

通过“打破沉默”的网站,可以预约“打破沉默之旅”。“导游”就是那些曾在希伯伦服役的退役军人。这是一份志愿者工作,没有报酬。他们平时有自己的工作或学业,只能抽业余时间带团。由于我的时间问题,几次都不能与英文讲解团时间相合,希伯莱语讲解团比英语团“频繁”得多,就索性预约了希伯莱语讲解团,只好让先生大卫翻译了。报名两个月后,我们的希伯伦之旅成行了。

先贤墓。
希伯伦是三大宗教的共同圣地。这里有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共同先祖亚伯拉罕(易卜拉欣)及家眷子孙的墓:先贤墓(又译:麦比拉洞窟)。亚伯拉罕也是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共同的先知。公元七世纪以后,这里的主要居民是阿拉伯穆斯林,也有少量犹太人混居。随着犹太人的回归,阿犹冲突日甚,1929年希伯伦发生了驱赶杀害犹太人的“希伯伦屠杀”,1948年以色列建国,战争爆发,这里的最后几户犹太人也迁走了。按以巴分治线的划分,希伯伦属巴勒斯坦。

1967年六日战争,以色列占领了包括希伯伦在内的约旦河西岸大片领土,实施军事管治。在那段锡安主义高涨的时期,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属于以色列”,是主流社会的共识。宗教领袖、开国元勋、战斗英雄、作家艺术家、传媒等积极鼓动犹太人“回归”以《圣经》为依据的、他们心目中的疆土。犹太人定居点开始相继在西岸建立。

1968年,有犹太人“回归”希伯伦,由于该地主要人口为巴勒斯坦穆斯林,以色列安全部门未予批准,但他们执意居留下来。1979年,一些定居者来到先贤墓附近犹太人留下的老建筑中居住下来。虽未获政府批准,但受到了军方保护。[2]

军营大门,后景可见定居点的房屋。
一年后,这些定居者中有7人相继被巴勒斯坦人刺杀。作为回应,以色列政府批准了定居者们更高涨的定居动作,在先贤墓、也是穆斯林的易卜拉欣清真寺周围,形成了嵌入巴勒斯坦闹市居民区的犹太定居点。其后,定居者杀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杀定居者,以军镇压巴人保护定居者、以色列官方批准在希伯伦城郊又建了更多定居点、《奥斯陆协议》、巴勒斯坦第二次大起义等,夹杂着领土、宗教和民族主义的冲突愈见错综剧烈……到目前,希伯伦有25万巴勒斯坦人,在希伯伦城郊有8万人的大块犹太定居点;在希伯伦市中心,6万巴勒斯坦居民中,有800名左右的犹太定居者“定居”。以色列以“安全原因”为由,实行严格的隔离政策,并派国防军和警察500人左右,专门保护这800名犹太定居者。“打破沉默”的成员,都是“保护”过这些定居者的军人。我们要参观的,就是这片是非之地[3]。

我们的“导游”,年轻的退役军人的言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将转述一些“打破沉默”者的言说,从中你不但会看见关于以色列的污点,还会看见:一个公民,按以色列法律他也是一名预备役军人,何以打破沉默?他怎样看待“敌人”的权利?怎样审视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军队?怎样看待自己所保护的“人民”、以及自己的人性?

二

“导游”有一张娃娃脸,中等身材。他看见我的第一反应,是赶紧用流利的英语言明,这不是英语解说团,而是针对以色列人的团。“导游”还有一个同伴,她说自己刚退役不久,也加入了“打破沉默”组织,现在跟团实习。我们这个团大约二三十人,除了我,还有一个美国的纪录片摄制组是外国人,其余都是以色列人了。大巴车是租来的,我们的所有费用,就是每人50谢克尔的车费。此前组织者已通过短信告知,早上8点上车,下午4点结束,要自己准备水和干粮。

保护定居点的一个哨楼,定居者上方的牌子上写着:这是曾被巴勒斯坦人偷走的犹太人的土地。
下面引号中的楷体文字,都摘录于我们的希伯伦之旅中,“导游”以及相关人士的话,根据录音翻译整理:

“我叫纳达夫,耶路撒冷出生长大,今年25岁,在海法大学主攻哲学。我曾在国防军Nachal部服役[4]。2008年被派驻希伯伦,然后被派驻拉马拉[5],在占领区的定居点服役一年多后退役。退役后我到‘打破沉默’提供证词,其后也作为‘打破沉默’的志愿者,带团到希伯伦,并在希伯伦采访现役士兵,搜集证词……

我19岁服役,被派到希伯伦后,一方面我被那里暴力的现实所震惊,另一方面我感到羞耻。在希伯伦服役的经历,促使我审视自己在当中的角色和作用,这是我打破沉默的心理动力。我对自己说:就在离我们日常生活20分钟车程以外,这儿有一个现实已经存在了40年,作为士兵所了解的状况与作为平民被告知的状况,存在巨大的差距,却不为以色列人所确切了解……今天我要带给你们的,并非仅仅是我的私人经历,有很多士兵与我类似。这也是以色列社会性的问题,希伯伦的这个现实,是以我们的名义发生的——这个政府是以色列人的选票产生的,定居点的存在和巴勒斯坦人的艰难处境,都发生于我们名下。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每个人都与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有关,并对此负有责任……

希伯伦历史上,阿拉伯人与犹太人混居时,关系一直不错。直到1929年关系扭转,巴犹之间发生了很多暴力冲突,双方都有人被杀。那年的‘希伯伦屠杀’事件,阿拉伯人杀死了67名犹太人,很多犹太人离开了……根据当时人们的证词,施暴的阿拉伯人多来自别处,同时也有很多犹太人被他们的阿拉伯邻居救了下来。我们参观的其中一站,是一个阿拉伯人的家。这个家庭在‘希伯伦大屠杀’中救了很多犹太人 ,后来收到了犹太人郑重呈送的答谢词……1948 年后,希伯伦的犹太人都离开了。

‘希伯伦大屠杀’一直被定居者用作‘回归’希伯伦的口实。1967年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后,有些犹太人要求回先贤墓附近的老犹太区,政府开初不同意,理由是‘如果同意你们回去,那么1948年离开以色列的阿拉伯难民也要求回以色列原籍,怎么办?’这些犹太人接受了政府的说法,不过他们没有停止各种努力。之后,希伯伦城外建起了政府批准的定居点,住在那里的犹太人可以进城去先贤墓祈祷,不能居住。但是1979年情况变了……”

纳达夫在巴鲁克之墓前讲解。
纳达夫细致讲解了1979年,一些犹太定居者怎样派妇女儿童先进城,占据了先贤墓附近的空屋,怎样使用宗教借口,在先贤墓附近老城区住了下来,并得到了军方的默许和关照。

“一年后,有7名定居者相继在老城区被巴勒斯坦人杀了。右翼政府的逻辑是‘你们越想赶走我们,我们越要来更多’,于是先贤墓附近的城中定居点不但得到了政府认可,而且更多定居点得到政府批准建立。如今老城中有800左右定居者居住,希伯伦城外,已经建起了有8万5千定居者的政府批准的定居点……

巴鲁克.戈德斯坦
1994年,情况进一步恶化:一名定居者巴鲁克.戈德斯坦持枪闯入易卜拉欣清真寺,向正在祈祷的巴勒斯坦人扫射,29人被打死,100多人受伤,最后他自己也被愤怒的巴勒斯坦人杀了。以色列官方将巴鲁克.戈德斯坦称作恐怖分子,但右翼势力视他为‘伟大的爱国者和英雄’,将他葬在希伯伦市郊,还试图在墓旁修建纪念馆……”

我们参观的第一站,就是巴鲁克.戈德斯坦的墓,一座杀手之墓,横陈在受难者亲人的视野里。墓上摆着犹太人凭吊死者的小石块,白色耶路撒冷石墓碑上刻的是:“至尊巴鲁克.戈德斯坦医生,为他的以色列人民、为《托拉》、为他的祖国献出了生命。他的双手清洁,他的心纯净,他为上帝的神圣而被杀害……”他扫射的地点,易卜拉欣清真寺,也是葬着亚伯拉罕等祖先的先贤墓,同一建筑中;他扫射的人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他们也是亚伯拉罕(易卜拉欣)的子孙。可以说,在这圣地之上,所有喋血都在共同的先祖眼前。

希伯伦城边,巴鲁克.戈德斯坦的墓。
“戈德斯坦枪杀巴勒斯坦人的事件发生后,左翼人士对拉宾政府施加了很大压力,要求政府撤销定居点,撤回定居者。然而相反,希伯伦老城的巴勒斯坦居民被惩罚了:老城繁华的主街Shuhada,因靠近城中定居点而被以军关闭……

巴勒斯坦狙击手枪击犹太定居者,以色列军方射杀巴勒斯坦人……暴力冲突此起彼伏。以色列的‘隔离’政策越渐强势,隔离原则是:‘越靠近犹太定居点的巴勒斯坦人,行动自由越受限制’……”

街上行人寥寥,纳达夫的解说在一种无奈的寂静中回荡。这条街巴勒斯坦人可以步行,两个巴人小贩游说我们买他们手中的纪念品:织有“解放巴勒斯坦”、“结束占领”等字样的头巾和手袋。小贩对犹太人说希伯莱语,对我说英文。象在世界其它“旅游点”一样,没人愿掏钱买;跟其它旅游点不同的是,他们无法一路跟随,因为很快就到了严禁巴人行走的街区。

“2000年爆发了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我们总是谈论,在这场冲突中有一千多以色列人被杀。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该想一想,有四千多巴勒斯坦人死亡。那时,希伯伦是最暴力的地区, 2002至2003年,希伯伦有22名犹太人被杀,也有数十名巴勒斯坦人被杀……

为了平息犹太人的愤怒,军方实行了更强硬的隔离政策。巴勒斯坦人的果蔬市场、商业街道全被关闭;1500多家巴人商店,有的被以军强令关闭,有的因没有顾客被迫关了。军方将这片繁华的闹市街区划分成:那条街道只许巴勒斯坦人卖东西,但巴人的汽车不能通行;这条街道严禁巴勒斯坦人出现在街面,即使他们临街居住,却不能走出自家的前门,40%的老住户离开了,有6万巴勒斯坦人口居住的希伯伦老城变成了‘鬼城’……”

十五年前的希伯伦老城区。
曾经的闹市变成了“鬼城”。
在正午刺目的阳光下,一片空旷寂静的街区,零星走过三三俩俩定居者,胡须遮盖了半张脸,两鬓垂着古怪的发卷,身上的祈祷披巾显示他们刚刚祷告完。定居者和右翼势力大多是正统犹太教徒。纳达夫告诫我们:有些定居者会上前来与参观者理论,声称这里自古以来属于犹太人,是巴勒斯坦人偷走了犹太人的土地。更有甚者会叱责参观者同情“巴勒斯坦小偷”,大家最好不要搭腔,以免发生冲突。街道两旁房门紧锁,窗户上铁丝网栏生着红锈,以至于我反复问了几次:“房子里到底住没住人?”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巴勒斯坦居民就住在里面,但不许打开临街的门窗。士兵在这些封闭街区的房顶上警戒。纳达夫拿出一叠照片展示,很难想象照片上拥挤的行人、琳琅的店铺、忙碌的摊贩、刚出炉的面包、斑斓的水果就曾在眼前这同一空间。

“禁车、禁行走、禁止开门……我们来想象一下他们的生活:孩子上学、大人上班、急救车、或仅仅想拜访街对面的亲友……一切都变得异常困难烦人。这些巴人居民窗户的防护网,是用来防御定居者对他们的石块攻击的;这个街口,两旁分别有一所巴勒斯坦小学和一所定居者的学堂。巴勒斯坦老师不得不更改作息时间,以避免学生上学和放学时,与对街的犹太学生相遇。国际人权组织的人不得不每天陪伴巴勒斯坦孩子上学,以免他们遭定居者袭击;这条街对面是巴人居民的公共墓园,然而他们扫墓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方便,几步横穿街道;如今他们不得不绕上15公里才能到街对面的公墓……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住在老城的那800名定居者。”

图左是巴勒斯坦居民的房屋,房门不许打开,巴人不能在此街行走。图右是巴勒斯坦人的公墓,巴人去对面的公墓要绕15公里。
纳达夫把我们带到一所巴勒斯坦居民的房子前。“1929年的‘希伯伦屠杀’中,这户阿拉伯人救下了他们的邻居,两个犹太家庭。他们如今还保留着犹太人写给他们的感谢信。定居者们知道,然而无视这段过去,像对待其他巴勒斯坦居民一样,朝这家人吐口水和辱骂。有一部纪录片甚至拍下了,一个女定居者,站在这家屋檐下,咒骂他们‘婊子’的情景……

军营就在定居点旁边。定居者与军方有一种‘戏剧性’的关系,定居者给军方写强硬的信:‘不得允许巴勒斯坦人在这里出现,不得允许巴勒斯坦人在那里行走……’而为了进出定居点方便,定居者曾要求军方同意他们从军营穿过。军方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就在士兵眼前把军营的电箱砸了。当然,如果是巴勒斯坦人,肯定就被士兵射杀了……”

纳达夫苦笑着,特意带我们看了两座空屋。这是两户巴勒斯坦人的私宅,主人在大起义的混乱中搬走了。

“有两家犹太人侵占了空屋。房屋原主起诉到以色列法院,军方告知法院,时值暴乱期间,腾不出手驱逐这些定居者,法院认可了该理由;大起义结束后,房屋原主再次起诉到法院,法院判决定居者搬离。军方又以事态刚平息、不宜再惹事端为由,试图拒绝执行。该理由没被法院接受,负责这个片区的指挥官就私下与两家犹太人协议,先搬走,等风声过了再搬回来。‘风声’过后,他们‘按照协议’搬了回来。法院不认可该协议,强令驱逐他们。执行那天,定居者大人孩子呼天抢地,坚决不走,好像他们才是受害者,其他定居者也跑来声援他们,场面十分夸张。为了驱逐这两家定居者,政府派了两千名警察和士兵。”

一辆轿车经过我们时停了下来。车窗摇下,一个包着头巾、着装保守的中年妇女狠狠地盯着我们看了一会儿,厉声冲纳达夫说了句话,驾车扬长而去。她对纳达夫呵斥的是:“仇以之徒!”我不认识她,但这个参观团的每个以色列人都认识她:右翼党“犹太人之家”在议会中的代表Orit struck议员,住在希伯伦的定居者。沙龙离世后她对媒体发表的言论引起了哗然。她说:“感谢上帝让沙龙死了,在他给以色列带来更多灾难之前死了!”

纪念1967年“解放“希伯伦的壁画。
在定居者的语言中,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历史不存在。
占领者的路标没有阿拉伯文,路牌所指的方向是巴勒斯坦人的公共墓园。
沙龙是定居点的强力推行者。为了强势反应巴勒斯坦人对定居者的一次攻击,他批准修建了希伯伦老城定居点的宗教学校。甚至有人认为,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是由于他强闯阿克萨清真寺引发的。然而,在他转向“以土地换和平”,坚决从加沙撤出后,他被一些拉比和定居者诅咒,祈祷上帝惩罚他。而且他们深信,正是他们的诅咒起了作用,沙龙在撤离加沙后,中风成了植物人。

三

“我在军中所受的训练是同军队作战。而在这里,我却用所学得的武力技术对付巴勒斯坦平民。我们已知这里是个经常发生冲突的地方,按照规定,士兵只能控制和抓捕巴勒斯坦人,无权逮捕定居者,以色列警察才能逮捕定居者。结果就成了:当巴勒斯坦人与定居者发生冲突时,士兵夹在巴犹之间,试图将双方分开。定居者向巴勒斯坦人投掷石块和燃烧瓶,士兵不能逮捕他们。我们让警察来,他们不来;而巴勒斯坦人投掷石块、投燃烧瓶,则遭到了以色列军人逮捕……”
巴勒斯坦居民的房屋。前门不许打开,窗上有防御定居者攻击的防护网,巴勒斯坦住户不能在街面出现。
纳达夫把我们带到一个凹形角落,三面老楼门窗紧闭。他说有一次他在这里临时警戒:“因为这个时段是犹太人祷告的时段,军方规定,即使在巴人可以步行的街区,定居者去先贤墓祈祷的几个小时内,巴勒斯坦人也不许出来。楼里有个男人想出门买东西,被我堵回去了;有个小孩想出来,也被我堵在了楼门口。小孩指着二楼窗户说,呆在家里太闷了,就在楼前这个小坝子里玩玩,其实就在我的眼皮下。他大概7、8岁,跟我嚰叽了半天,你们能否设想一下,你们的孩子,哀求一个士兵……全副武装使我看起来块头很大,我尽量显得和蔼可亲,还挺为自己的亲切态度感觉良好,但没有让他出来玩。

我建议他到房顶去玩,因为房顶有军人警戒,所以楼里居民是可以进入他们自己的房顶的。不过不难体会,他们并不想到房顶来,‘享受’跟以色列士兵你看我、我看你。而我们,则可在任意时候,任意闯开巴人居民的房门,无论屋主是在床上还是在举行婚礼,我们穿过客厅或卧室,上到他们的屋顶,监视街面或者某个片区。有时我们半夜两点突然进入巴人居民家搜查,仅仅是因为夜里巡逻的士兵闲得无聊,或得到军官指示:搜查此屋……

我认为,平民的家不得侵犯,这是我从小所受的教育形成的底线。但是,当你被授予了武器和权力,你的道德感也随之减弱。当我们原有的道德流失的时候,我们的感受并不好,不过,手中的权力会让你继续失去道德感。我们并非批评士兵个人,而是针对这一系统,它使士兵的道德感逐渐丧失。

我初次巡逻时,进到第一户人家搜查,我们把屋里掀得乱糟糟后,我仔细折叠衣物放回衣柜,觉得自己很仁慈;到第二家搜查,就已经不再有耐心收拾。有一次,军官让我带上摄像机,拍摄我们小组搜查和讯问巴勒斯坦居民。我仔细拍摄,以为拍下了重要情报。事后军官却不再过问录像的事。我拿着磁带去找他,问怎么处理?他不以为然地说:‘啊,那是吓唬他们的。’

几次这种巡逻后,就习惯了用刀划开沙发、翻箱倒柜掀抽屉、军官在旁边厉声审问被搜的家庭:‘几口人?姓名?……’,而实际上什么事儿也没有。这就是军事控制的目的,军人巡逻、士兵站在高处的监察哨、半夜闯入搜查、军官指令我们射击某座建筑等等,是要创造一种压迫感,是一种语言,告诉那些不想我们在此存在的人:是我们在掌控这儿!我们不会离开!

我们有个军事术语叫“稻草寡妇”(straw widow),临时占据和控制一所巴勒斯坦人的住宅,用作某种军事目的,无论这所房子里是否住人。如果房主在家,我们有权驱逐他们出去,可能是一天,也可能是一周或一年。”

是大卫强烈建议我随“打破沉默之旅”到希伯伦看看的。他以前参观过一次,那次的导游是另一名退伍军人,那位导游也谈到了他经历的“稻草寡妇”:

“我第一次执行‘稻草寡妇’时,占据了一家居民的房子数天。我小心地坐沙发,小心不弄脏家什,但这样很琐屑累人;第二次“稻草寡妇”时就不管了,随便在沙发上躺坐,穿着大皮靴翘在扶手上,打开冰箱取用主人冰冻的可乐……”

以色列士兵随处可见。
纳达夫和那位退役军人都谈到,尽管希伯伦被分成了巴控区(Hi)和以控区(H2),但实际上以军随时可以进入巴控区实施军事打击。在第二次大起义的那段冲突最激烈的时期,若有巴勒斯坦狙击手从巴控区向以色列士兵或定居者射击,以方即强力反应,长达十多分钟连续不断地向巴控区扫射,扫射的区域里有大片居民房屋。那位退役军人说:

“有一次,半夜我们接到命令,占据巴控区一户居民住宅,因为有情报说附近将有恐怖分子活动。我们占据了那所房子,每个人都很紧张。不久外面传来响动和说话声,我们立刻向那个方向密集开枪,然后撤回了军营。第二天从新闻里得知,被我们打死的是一名巴勒斯坦警察,他当时正在治安巡查。我们感到负罪和沮丧,军官过来拍了拍我们的肩膀,说:‘得了吧,那儿肯定没人是以色列的朋友,谁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无辜?’他的话中话是,那些人都是潜在的恐怖分子。军官的排解让我们释怀,好过多了。”

士兵和定居者。
在希伯伦“打破沉默”之旅中,每个参观者都收到了一本黑色的小册子,里面收录有五十多个士兵的证词。大卫为我翻译了一些,大多是士兵随意殴打和辱骂他们看不顺眼的巴勒斯坦人,特别是殴打扔石头的巴勒斯坦少年。一个士兵说,有一次巡街被一伙少年扔了石头,少年们跑进了楼里。这个巡逻组的士兵就随手揪了旁边一个少年拳打脚踢他,让他跪在地上,并厉声向躲在楼里的其他少年喊话,让扔了石头的孩子自己出来,这个无辜的少年哭了起来,躲在楼里的少年们只好出来了。

还有个士兵作证:有个村子总有人朝村旁公路上过往的车辆扔石头,这是一条连接定居点和以色列的公路。以色列国内安全部(辛贝特)决定调查。该士兵所在的单位受命,半夜临时接管了村里的小学,挨家挨户将17岁至50岁的男性村民一百多人抓进学校,让辛贝特的人逐个审问,搜集线索。实际上很多14、15岁的少年也被抓了。审讯持续了一两天,很多人眼睛被布蒙上,双手反剪铐在背后,是一种很细的塑料手铐,多数士兵故意把手铐勒得很紧,其实毫无必要,主要就是为了让他们难受。慢慢地那些村民的手变成了蓝色,哀求松一松手铐;他们在太阳下晒了数个小时,到处是哀求给点水喝的声音;士兵们不时抽打村民耳光,或者踹上一脚,有人要上厕所,士兵就将倒霉鬼推进厕所,掀到在地打骂。村民们没有任何刺激士兵们的言行,士兵这样做就是为了发泄烦躁,或者仅仅因为村民们是巴勒斯坦人。暴行在这两天里频繁发生,军官只制止了两次。

四

“你可以通过书本、资料、数据等等研究巴以冲突。但我们因无聊而乱搜查;我们羞辱殴打他们;‘稻草寡妇’把居民驱逐出他们的家,一天一周或一年……这些事,没有人谈论。人们不想谈论,不想知道。直到你步行在被关闭了15年的街区,或走进希伯伦南山的巴人村庄Susiya,那里已被军方以‘非法建筑’为由摧毁数次,而且仍继续想毁掉……也许你才会意识到,占领的实际内容是什么?政府对平民的控制意味着什么?

人们必须了解这一切!曾在这里服役的士兵中有人认为。军人们开始互相询问,开始采集证词和照片。2004年我们成立了‘打破沉默’,我们的目的是以清晰的图景和细致的细节,来对以色列社会和国际社会呈现这种军事占领,所呈现的与传媒的通常报道不同,而来自于我们作为军人的亲历亲为。

隔离墙和墙外的巴勒斯坦自治区。
04年我们举办了士兵拍摄的图片全国巡展,并受邀在议会和教育部展览,退役军人在展览中对观众讲述亲身经历。成千上万人来看展览,来听军人用亲身经历告诉他们,这个系统有大问题:不是军人甲、军人乙的个人行为问题,而是整个机制的问题,国防军在国家和社会中所担当的角色,有好的也有坏的方面。

来听军人讲述的人们中,有一些正在服役的现役军人。他们说:嗨,我们知道你们说的‘稻草寡妇’、‘暴力巡逻’是什么。这些士兵来自西岸别的占领区:杰宁、东耶路撒冷、伯利恒等等。他们说,发生在希伯伦的这类事情,也发生在别的占领区,这不是希伯伦一个占领区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系统出了问题。

针对以色列社会,我们意图形成一个议题:占领的道德代价是什么?我们带人们来希伯伦参观,就是这一目的。我们认为有责任,让公民一起目睹和探究这个现实,以便能够改变它。迄今,‘打破沉默’已在占领区采访了900多名现役男女军人,搜集了他们的证词,公布在我们的网站上,也选登在这本黑色小册子里。2010年,利伯曼称‘打破沉默’组织是‘恐怖分子的帮凶’,显示了这十年来,以色列的政治变化并不乐观。”纳达夫提到的利伯曼,是以色列外长,右翼“以色列家园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

隔离墙旁边的一个检查站。
监察哨塔、巡逻兵、一堵沿街而立的隔离墙,阻隔了温柔起伏的山景,也将希伯伦一分为二。《奥斯陆协议》签订后,墙外那片区域(H1)由巴勒斯坦当局自治。我们参观的区域(H2),是傍依易卜拉欣清真寺(先贤墓)而形成的古老城区,被以色列军事控制,定居点就建在当中。我们经过了隔离墙边的检查站,三、四个士兵持枪站在厚厚的路障后面。每天,巴控区的居民去易卜拉欣清真寺祈祷,要通过检查站,回去又再通过一次。纳达夫特意问我是否带了护照,他说:“你持中国护照的话可以过去看看。”当得知我是以色列护照时,大伙儿笑了,说:那你不能过去了。

公路上的巴勒斯坦村民。后景是希伯伦城外有8万5千人居住的大片定居点。 
“铺满了银莲花和仙客来”的山岗已被定居点覆盖。
我们来到了一座橄榄树环绕的、“可以望见山”的房舍。这里曾经有一户殷实的阿拉伯家庭,一幢白石头基座、墙上贴着白色拼花砖的大房子,花园里有考究的石桌椅。我想,主人一家一定常常在树阴下,一边围着水烟罐吸烟,一边欣赏远处“铺满了银莲花和仙客来”的谷地和山坡吧,就像巴勒斯坦作家拉贾.舍哈德在《漫步巴勒斯坦》里描写的那样。那样的风景已经消失了,那曾经花毯般绚烂的山岗,已被数不清的水泥楼厚厚地覆盖,那是以色列政府批准修建的希伯伦城外定居点,住着8万多定居者。高质量的建筑、低廉的房价等一系列优厚政策,还在召唤和吸引更多的犹太人前来定居。

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后,由于住在定居点附近的诸多不便,这座橄榄林中房子的主人黯然离去,将房子租给了一个来自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这个人所持的是蓝色身份证,意味着他能住在耶路撒冷。军方来人告知他限期搬离,否则将吊销他的蓝色身份证,而给他一张绿色身份证,那意味着他只能住在西岸,再也回不到耶路撒冷。这个人只好离开了。军方占据了这所房子,用作审讯犯人。后来房主和人权组织告到了以色列法院,军方才离开。

这所房舍目前是一个国际人权组织的办公室。两位巴勒斯坦大学生哈桑和伊萨,在等我们。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来自以色列的“参观团”,是一些与定居者不同的以色列人,是一些可能的倾听者和对话者。哈桑和伊萨都是人权组织的义工,与“打破沉默”合作,对这些来自以色列的人,讲述他们从出生就成为“被占领者”的体验。

这是一种去街上玩耍,会被定居者侮辱和攻击的经验,也是一种会被士兵驱回乃至逮捕的经验。他们起初不知道,世上还有别的孩子,可以想在街边溜达就去街边、想在空地踢球就去空地、想去找表兄妹玩就一溜烟跑去,他们难以理解,为何家门外的街道不许行走?对面的花园不能过去?曾有十多个12岁以下的孩子,因为在游戏园玩耍而被逮捕,因为那不是他们可以去的游戏园。

这是半夜会被闯进门来的士兵惊醒的童年,这是看见父母被士兵呵斥、看见吓人的军犬而怕得发抖和哭泣过的童年。没有谁规定巴勒斯坦人必须懂希伯莱语,但他们不得不学希伯莱语,特别是对这儿的妇女儿童来说,懂得占领者的语言很重要。因为当士兵搜查、讯问的时候,他们说希伯莱语而不说英语。尽管谁都知道,绝大部分以色列士兵能说英语。而为人父母,最难回答孩子的是:“这是为什么?”

这是一种家门外就是岗哨的体验。从小到大每天进出门,都会看见端着钢枪的士兵,但这些士兵绝不是为保护他而存在的。相反,这些士兵让他宽衣解带全身搜查,有时会用两三个小时问他各种私人问题,会因为他忘记带身份证而拘禁他,会因此罚他一大笔款,会怀疑他心爱的手机是从以色列人那里偷来的……这样的成长经历,很难让他成为一个不参加抗议、不向定居者或占领军扔石头的青少年,当他在同一城市的巴控区、以控区来回,经过检查站,被某士兵认出:“这家伙扔过石头!”他就会被带进监狱。

通过检查站的巴勒斯坦母子。
一个巴勒斯坦村民,这是他今天过的第几个检查站?
就在我们参观前不久,有个巴勒斯坦人在街上遭到一个犹太定居者攻击,定居者拿一罐瓦斯喷进他的眼睛,使他在医院住了两天,也因此误工了好几天,他却无法得到赔偿。当房屋被定居者攻击、或在街上遭遇定居者攻击,巴勒斯坦人一定要拍下录像作证。否则他去警察局报案,或定居者去报了案,没有录像,那就是巴勒斯坦人滋事,相反定居者倒成了无辜者。有录像功能的手机,可让他避免三千谢克尔的罚款,或三个月的监禁。

哈桑从2000年起就没见到祖父了。祖父就住在东耶路撒冷,离希伯伦15分钟车程,那只是对以色列人来说的距离,对他和祖父来说,却是不同颜色的身份证。祖父病后不能下地,哈桑需要申请通行证,才能去耶路撒冷拜访祖父。他去军管当局申请了多次,都被拒绝给予通行证,而且不告知缘由。祖孙、父母、孩子,如果有不同颜色的身份证,意味着他们得分别住在不同区域,如果要见面,需要得到通行证。

名叫伊萨的青年曾在德国学习。对他来说,从德国到法国,比他在这儿出门买只鸡或一瓶可乐回家,容易得多。每天他去大学、去打工或会朋友,至少要经过两个检查站。为此他有时故意不系皮带,省去过检查站时解开又系上皮带的麻烦。在检查站耽搁几个小时是常事。伊萨说:

“我有不少以色列朋友,犹太人朋友,我个人跟以色列人或犹太人没有问题,但确实与定居者无法沟通。我没有行动自由,我不能去耶路撒冷、不能去海边,更不能去特拉维夫,我的日常生活艰难得可怕,不是因为我品行不端,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我是巴勒斯坦人,这些定居点,定居者夺走了我的基本权利。我可以和普通犹太人交谈,就像人与人之间谈话,但我的确不容易跟定居者沟通,他们不想跟我正常说话,他们根本不把我当人看……甚至,我与士兵个人之间也没问题,‘打破沉默’组织的人跟我们是好朋友。但我跟士兵手中的铁家伙、跟军人对待我们的态度、跟半夜搜查、检查站等等有问题,我是跟他们占领着这里,这个系统本身有问题……”

先贤墓/易卜拉欣清真寺前,供定居点使用的蓄水塔。
吟诵《古兰经》的声音从易卜拉欣清真寺、也是先贤墓升起,犹若注满人间无尽的呜咽与泪水……就在我去希伯伦的三天前,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教授和他的四名学生,被中国警方逮捕了。我从未去过“新疆”,但谁不知那“新的疆土”,有再也掩盖不住的骇人血污和累累命债?占领者将早已织好的罗网罩在伊力哈木身上,又能盖住什么呢?

当我在希伯伦听见吟诵《古兰经》的悲痛之声时,也许正是乌鲁木齐一位叫库尔班江.艾比布拉的维吾尔警察,被逮捕的时候,因为他抗议逮捕伊力哈木,宣称辞职。人们甚至不能获得更多这位警察的消息。一位维吾尔人在被中国屏蔽的Twitter上说:“乌鲁木齐公安抓捕维吾尔国保库尔班江的同时,在网上‘辟谣’说是‘有人冒用民警身份发布的虚假信息',看来库尔班江不会得到任何的指控或审判,只能就此人间蒸发……”

在写下这篇文字的一个月里,在被中国人称为“新疆”和“西藏”的那片地方,有决绝赴死袭击警察的抗议者,有被军警折磨而死的抗议者,有自焚的抗议者……他们都被占领者命名为“恐怖分子”;而至少半个多世纪以来,那片“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大地上,占领者对原住民的剥夺、屠杀、侮辱与蔑视,一直没有间断。

写下这篇文字,我想象的读者,某个手握钢枪的士兵或警察能够读到它,想一想退役军人纳达夫的话,他和那些“打破沉默”的人,对平庸之恶与“路西法效应”有清醒的觉察;想一想,那些“打破沉默”的人,所尊重的、所鄙视与不屑的,想一想那以别族的自由与生命、别族的土地和文化为代价的“爱国主义”……想一想,同为军人,捍卫的其实是自己不同的命运。

2014.2.17. 特拉维夫

注释:

[1] “打破沉默”网站:http://www.breakingthesilence.org.il/ 
[2] 资料来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Hebron 以及“打破沉默之旅”导游纳达夫的介绍。
[3]同上。
[4] Nachal是以色列国防军步兵某部名称。
[5] 巴勒斯坦临时首都。

【这篇文章由独立中文笔会网站首发。以上图片皆由作者唐丹鸿拍摄或提供。】

2014年3月4日星期二

王力雄在昆明事件后发的推特(并译英文)

王力雄著《我的西域,你的东土》,写作历时近九年,2007年10月台湾大块文化出版。

王力雄在昆明事件后发的推特


有人问我关于昆明事件的看法,我觉得已经没有多少可说。问题不在事件本身,在事件后面。那其实很早就在发生。我在2007年出版的《我的西域,你的东土》一书中,该说的都说了。在这里陆续做些摘录,当做回答。

什么是“新疆”?最直接的解释是“新的疆土”。但是对维吾尔人,那片土地怎么会是他们“新的疆土”,明明是他们的家园,是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呀!只有对占领者才是“新的疆土”。维吾尔人不愿意听到这个地名,那是帝国扩张的宣示,是殖民者的炫耀,同时是当地民族屈辱与不幸的见证。

新疆——即使对中国也是个尴尬地名。既然各种场合都宣称那里自古属于中国,为什么又会叫做“新的疆土”?御用学者绞尽脑汁,把“新疆”解释成左宗棠所说“故土新归”,却实在牵强,那明明应该叫“故疆”才对,怎么可能叫“新疆”呢?

有位外国记者在报道中写的场面让我难忘:一个七岁的维吾尔儿童每晚把当局规定必须悬挂的中国国旗收回时,都要放在脚下踩一遍。怎样的仇恨才会让孩子做出如此举动呢…的确,从孩子身上最能看出民族仇恨达到的程度。如果连孩子也参与其中,就成了全民同仇敌忾。

巴勒斯坦的暴动场面总能看到孩子的身影,正是反映这一点。我将这种民族主义的充分动员和民族仇恨的广泛延伸称为“巴勒斯坦化”。在我看来,新疆目前正处于“巴勒斯坦化”的过程,虽然表现上不似巴勒斯坦那样外在,但在民族内心中却不断发展。

新疆汉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镇压者的位置。就连兵团那些临时从内地农村招的农工,平时受尽贪官欺压,一旦需要镇压当地民族时却兴致高昂,摩拳擦掌地请战。

新疆当地民族把三四十年代统治新疆的汉人军阀盛世才视为刽子手,从而把在新疆实行强硬政策的中共书记王乐泉称为王世才。然而乌鲁木齐一位汉人计程车司机看见我手拿刚从书店买的《塞外霸主盛世才》,立刻热情地表达对盛的敬佩,夸赞“那时的政策才好”。

继续沿着今日中共的道路加深新疆民族关系敌对,用不了多久,就会彻底失掉转回良性互动的可能,唯有恶性循环,矛盾不断激化,把双方越推越远。而一旦进入那种不可逆的进程,新疆就可能成为下一个中东或车臣。

一位维族青年的话一直让我无法忘怀。当我问他想不想去麦加朝圣的时候,他回答梦寐以求,但是他现在不能去,因为古兰经中有这样的教导,当家园还被敌人占领的时候,不能去麦加朝圣。他没有把话说下去,但已经不言而喻。为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他一定会不遗余力地为把汉人赶出新疆而战斗。

而汉族知识分子——包括一些最高层次的知识精英——则更让我感到震惊。平日他们是一副改革、开明和理性的形象,但是一谈到新疆问题,嘴里竟可以那样轻易地迸出一连串“杀”字。如果靠种族灭绝就能够保住中国对新疆的主权,我想他们可能会眼看几百万维吾尔人被杀不动声色。

如果是政治压迫,只要改变政治,压迫就可以解除,各民族还是可以在一起共建新社会。而若少数民族认为压迫是来自汉民族,政治的改变就不会根本解决问题,只有民族独立才能解除压迫。这对中国的政治转型会非常不利,因为改变政治制度不仅不会使少数民族留下,反而会借转型期的国家控制力衰弱追求独立。

旁观中共的权力运作,眼前常出现那种椅子杂技的场面—椅子一张接一张架起来,上面有人在做倒立、滚翻等技巧…今日中共也达到了这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水平,椅子架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然而平衡不会无限地维持下去,椅子也不可能无限地架高,总会有一个时刻,所有椅子哗啦一下垮掉,架得越高,垮得越狠。

中共执政的半个世纪,人文传承被割断,人文教育被置于无足轻重的边缘,即使是今天受过良好教育的新生代官僚,也多是单一化的技术型人才,有知识而无心灵,崇拜强大蔑视弱小。依仗的只有权力体系和权谋手段,擅长的唯有行政与镇压,动辄挂在嘴边的加大力度、严打、重典等,一时似乎有效,却是饮鸩止渴。

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权力集团无法面对文化、历史、信仰、哲学等更为深入的领域,解决问题的方法诡诈却单薄,只能以应急救火的方式平息事件。而民族问题恰恰首先是人文问题,必须具有人文的灵魂才能找到正确之道……展望未来,也难以指望中共能够突破,因为人文的复兴绝非可以召之即来。

新疆历史上出现过两次“东土耳其斯坦国”,但上个世纪的中国也出现过各种旗号的割据,包括共产党也曾建立过“苏维埃共和国”,并没有导致中国分裂不断。事实上新疆问题的愈演愈烈,和北京在新疆开展的“反分裂斗争”几乎同步,因此有理由认为,新疆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预期的自我实现”。

中共曾针对新疆问题发过一个“七号文件”  ,其中一个关键定性—“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这话在句式上模仿毛泽东所说“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只是把矛头从国际关系转向民族关系,成为中共在新疆实行强硬路线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基础。

为什么镇压加强了,恐怖活动反而增加呢?这种恐怖活动和镇压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一些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可能正是被“预期”造就的。北京没有思索最重要的问题,中共缔造者毛泽东早说过“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造成新疆之恨的缘和故到底是什么?

“七号文件”把“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定为“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这样一种逻辑的结果就是把生活在新疆的汉族和当地民族分成两个集团,并让他们对立起来。因为无论是“分裂主义势力”还是“非法宗教活动”,都是针对当地民族的。

汉族理所当然成为北京治理新疆的依靠力量,而当地民族则成为需要警惕并加以看管的人群。于是就会发生所谓“预期的自我实现”—汉族把当地民族当作防范对象,当地民族最终就会真被推倒敌对一方。少数恐怖分子并不是最大问题,如果新疆的本土民族从整体上成为敌对,才是新疆最大的危险所在。

以发展经济稳定新疆的思路,基本错误就在于,民族问题的本质并非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企图在经济领域解决政治问题,本身已经是一种倒错,何况政治高压还在继续不断地加强,民族问题怎么可能得到解决?

北京标榜给了新疆多少钱,当地民族反问却是新疆被抽走了多少石油?被列为“西部大开发”第一号工程的“西气东输”,就是开采新疆天然气送到中国内地。新疆人质疑是开发西部还是掠夺西部不能说没有理由。只要人心保持对立,民族之间互不信任,经济上所做的一切都免不了会被贴上殖民主义的标签。

占近四成的新疆汉人掌控了大部分新疆的权力、经济和知识资源,他们有足够能量在任何一次新分配和新机遇到来时攫取超过当地民族的利益。新疆经济依赖中国内地,仅一个汉语使用,就使当地民族处于劣势。今天在新疆找工作,不会汉语往往是被淘汰的第一理由。高层次的职位大部分都被汉人占据。

新疆失业严重,当地民族青年经常找不到工作。汉族人还可以去内地打工,当地人只能在家。我在新疆旅行时,常能看到到处是当地民族青年成群而聚,闲聊或打闹。看着那种情景不由得产生一种恐惧,这么多青年无事可做,不能把精力升华释放,同时不断积累仇恨,未来会发生什么危险实在很难预料。

一位维族朋友对我说:“你看,在这种小饭馆里吃饭的99%是维族,99%是自费,而去那些大饭店大吃大喝的99%是汉族,99%是公费!”少数民族的很多失落正是源于这种直观的对比。的确在新疆的高档消费场所,很少看得到当地民族,那里几乎跟中国内地一样,周围都是汉人,说的都是汉语。

如同许多从量变到质变的事物一样,存在一个临界点,没有达到临界点前还有挽回余地,一旦过了临界点,就会落进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那种既没有出路也不知何时结束的民族战争。我无法准确评估新疆离那临界点还有多远,但按照当今政权的路线走下去,无疑越走越近。

似乎只要有权力,一切都可以恣意妄为,无需顾忌无权民族的感情。典型一事是把王震骨灰撒到天山。新疆本地民族把所有的水视为从神圣的天山流下,穆斯林又特别重视洁净,不仅是物理上的,还包括意念上的洁净。骨灰是不洁的,王震又是异教徒刽子手,把王震骨灰撒在天山等于弄脏了所有穆斯林的水。

治理新疆这么多年的当局颟顸到如此程度,为了满足王震的愿望,一千多万新疆穆斯林的意愿必须让位,而且还大肆宣传。新疆穆斯林对此的确没办法,水还得照样喝。但是一千多万穆斯林每次喝水时,眼前都会闪过不洁净的阴影,随之非常合理地想到,如果新疆是独立的,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不让清真寺开办教授古兰经的学校,但是宗教怎么可能不传教?不让在新疆办学,学经者就会去巴基斯坦、阿富汗……最终可能被训练成塔利班,不光接受古兰经的学习,还有圣战思想与恐怖主义训练,最终再返回新疆从事恐怖活动,为新疆争取传教自由。

当人们请愿、抗议甚至闹事的时候,说明他们对解决问题还抱有希望,当他们什么都不再说和做的时候,那不是稳定,而是绝望。邓小平所言“最可怕的是人民群众的鸦雀无声”,乃是至理名言。遗憾的是他的后人没有真正领会。今日当权者甚至为此得意,维吾尔人敢流露一丝不满,立刻就会遭到迎头痛击。

把全部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不是一个好方法,因为萌芽状态并不能真实显露矛盾的性质,很可能许多积极因素也被同时消灭掉。那不是真地消灭了矛盾,只是压抑和加深了矛盾,并且积累起来,早晚会被无法预料的事件引发,从无声中响起惊雷。

如果新疆汉人比例小,只要有发生动乱的风吹草动,势单力孤的汉人就会往中国内地撤;反之,如果汉人移民数倍于当地民族,占有绝对优势,则会使当地民族比较谨慎,不会轻易起事。最容易爆发冲突的就是目前这种汉人与当地民族势均力敌的状况。

汉人数量上是新疆第二大民族,相当一部分在新疆扎了根,甚至在新疆生活了几代,他们在内地一无所有,因此会把新疆当作自己的家园来保卫…这决定了新疆汉人在面对民族冲突时,不会采取克制和退让姿态,而是利用所掌握的武器、财富、技术和中枢位置,以及背后大中国的支援,与当地民族进行战争。

虽然新疆汉人总数比当地穆斯林人口少(二者比例约为7:10),控制的资源却要多得多。尤其新疆驻军几乎全是汉人。所以即使中国内地陷入混乱,一时不能西顾,仅靠新疆汉人自己也不会手软,甚至可能对“分裂主义势力”主动出击。

当维吾尔人打起脱离汉人统治的圣战,其他穆斯林—那些剽悍的高加索人,善战的阿富汗人,富有的阿拉伯人…会不会投入呢?东土人士很清楚只靠自己对付不了中国,因此从来在世界一盘棋中考虑问题。听他们如数家珍地谈论新疆地缘政治、伊斯兰世界和国际社会时,常为他们的广阔视野感叹不已,自愧不如。

那时新疆会同时出现有组织的起事和无组织的闹事、有准备的军事行动和盲目发泄的恐怖袭击,几十万海外维吾尔人会参与,国际穆斯林势力也会介入,汇合在一起,冲突必定愈演愈烈。汉人搞定新疆绝非轻易之事,而仇恨一旦被调动是无止境的,仇杀一旦疯狂,残酷程度难以想象。

当年波黑战争很多情况,包括穆族和塞族的人口、资源比例,塞族与大塞尔维亚的关系,国际社会对穆族的态度等,都和新疆维汉状况相象。还有波黑的克罗地亚和新疆哈萨克。波黑人口只是新疆的三分之一,那场战争足以成为前车之鉴,也是强烈的提醒—新疆会不会在未来变成一个三倍大的新波黑?

一位新疆的乌孜别克族教授对我说,中国将来肯定要出事,中国民主化之日,就是新疆血流成河之时,他一想起那种前景就害怕,因此他一定要把孩子送出国,不能让他们留在新疆。

此書譯成 My West China,Your East Turkestan 正是我的原意,当年曾为此与出版社争论,出版社坚持译成 My West Land,Your East Country,可能是怕敏感吧,虽然出版社在台湾。

Excerpts from “My West China, Your East Turkestan” — My View on the Kunming Incident

By Wang Lixiong, published March 3, 2014

(On the evening of March 1, 2014, several knife-wielding men and at least one woman killed 33 and injured more than 140 in the train station in the southwestern city of Kunming.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blame Uighur separatists for the terrorist attack. — Editor)

People asked how I look at the Kunming incident. I don’t feel I have much more to say. The issue lies not in the incident itself but beyond it, and it has been long in the making. I have said everything in my book My West China; Your East Turkestan (《我的西域; 你的东土》) published in 2007.  I offer the following excerpts from the book to serve as my answer:

What is “Xinjiang?” Its most straightforward meaning is “new territory.” But for the Uighurs, how could the land possibly be their “new territory” when it has been their home and their ancestors’ home for generations. It is only a new territory for the occupiers.

The Uighurs don’t like to hear the name “Xinjiang” because it is itself a proclamation of an empire’s expansion, the bragging of the colonists, and a testimony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humiliation and misfortune.

Even for China, the name “New Territory” is awkward. Everywhere and on every occasion, China claims that Xinjiang has belonged to China ever since ancient times, but why is it called the “new territory?” The government-employed scholars racked their brain, insisting that “new territory” is the “new” in the phrase “the new return of old territories” by Zuo Zongtang’s (左宗棠, best known as General Tsao who led the campaign to reclaim Xinjiang in 1875-1876).  This is far-fetched, because in that case, shouldn’t it be called the “old territory”?

I will never forget a scene once described by a foreign journalist in which, every evening, a seven-year-old Uighur boy unhoisted the Chinese flag, which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required them to fly during the day, and trampled it underfoot. What hatred would make a child do that? Indeed, from children, one can measure most accurately the level of ethnic tension. If even children are taking part in it, then it is a united and unanimous hostility.

That’s why, in Palestinian scenes of violence, we always see children in the midst. I use the term “Palestinization” to describe the full mobilization of a people and the full extent of its hatred. To me, Xinjiang is Palestinizing. It has not boiled to the surface as much, but it has been fermenting in the heart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The indigenous peoples regarded Sheng Shicai (盛世才) , the Han (Chinese) war lord who ruled Xinjiang during the 1930s and 1940s, as an executioner, and they call Wang Lequan (王乐泉), the CCP secretary who carried out heavy-handed policies in Xinjiang, Wang Shicai. But when, in Urumqi, the Han taxi driver saw I was holding a copy of Sheng Shicai, the Lord of the Outer Frontiers, a book I had just bought from a bookstore, he immediately enthused about Sheng. “The policies at his time were truly good,” he exalted.

CCP’s policies in Xinjiang today have been escalating the ethnic tension. Continuing on that path, it will not take long to reach the point of no return where all opportunities for healthy interaction will be lost, and a vicious cycle pushes the two sides farther and farther apart. Once reaching that point of no return, Xinjiang will likely become the next Middle East or Chechnya.

Once, I asked a Uighur youth whether he wanted to make a pilgrimage to Mecca. He said he wanted badly, but he cannot go now because the Koran teaches him that, when your homeland is still under occupation, you cannot make pilgrimages to Mecca. He stopped short there, but the idea was clear. To fulfill his wish, he will fight to drive the Hans out of his homeland.

However, I am more shocked by Han intellectuals, including some elites at the top. On any normal day, they appear to be open-minded, reasonable, and supportive of reform, but as soon as we touches the topic of Xinjiang, the word “kill” streams out of their mouths with such facility. If genocide can keep Xinjiang under China’s sovereignty, I think it is possible that they will be able to stay composed and quiet if millions of Uighurs are killed.

If the oppression is political oppression, once the political system changes, the oppression will be lifted, and I suppose all ethnicities should still be able to live and work together to build a new society. But if the minorities believe that the oppression comes from the Han people, then political change will not solve the problem fundamentally. The only option will be independence.

This is a factor working against China’s political transition, because, instead of helping keep the minorities in China, political change will weaken the Chinese control, and the indigenous peoples will seek independence.

As an observer of the CCP’s power operation, I often see in my mind’s eye a scene you would see in Chinese acrobatics: one chair stacks on another, another and another, with the performer turning upside down one moment and swiveling around the next on top of them. Today, the CCP’s acrobatic skills have also reached such virtuoso levels, stacking chairs to an incredible height. However, the balance will not last forever, and the chairs cannot be stacked to an indefinite height. There will be a moment when all chairs will tumble down. The taller the chairs have been stacked, the harder they will collapse.

Over the CCP’s rule of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the humanistic tradition has been cut off, education of humanities has been marginalized and has become insignificant. Even the new generation of bureaucrats, who are considered to have received a good education, are mere technocrats who have knowledge but no soul and who worship power and look down on the poor and the weak. They rely on nothing else but the power system and the art of power struggle; they are good at nothing but using such administrative power as a means of suppression. They churn out phrases like “step up,” “strike hard,” “punish severely” every time they talk. It seems to work for the moment, but it is drinking poison to quench the thirst.

In the absence of the humanistic spirit, the power group has no capacity to face deeper areas of culture, history, faith, and philosophy. Their solutions tend to be wretched and simplistic, calming down disruptive incidents like a fire engine darting out to distinguish a fire. But the ethnic problem is precisely a humanistic issue and the correct way of solving it is only attainable through a humanistic approach. Looking ahead, it is hard to expect the CCP to make any breakthroughs, because the revival of humanistic values cannot be done in a snap.

Throughout its history, Xinjiang was twice “East Turkestan” (once in 1933 and another time in 1944).  But China in the last century also saw various separatist rules, including the Communist Party’s “Soviet Republic,” resulting in China’s continuous division. In fact, the escalation of the Xinjiang problem almost coincided with Beijing’s “anti-separatism struggle” in Xinjiang. Therefore, we have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Xinjiang issue to a large extent is a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In 2000, the CCP issued Document No. 7 with regard to the Xinjiang issue. This is how it described what is at issue: “The principal danger to Xinjiang’s stability is the separatist force and illegal religious activities.” The syntax resembles Mao Zedong’s edict about Xinjiang [in 1962 when China and USSR turned from “brothers” to enemies]: “the principal danger in Xinjiang comes from the Soviet Union’s modern revisionism.” The difference is the focus has turned fro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 ethnic relations. And this document has since become the CCP’s guidelines and policy foundation for carrying out hardline approaches in Xinjiang.

The crackdown has been strengthened, but terrorist activities have picked up. Why?  Is there a cause-and-effec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It is possible that some terrorist groups and activities are the creations of the CCP’s “prophecies.” The CCP’s own creator Mao Zedong said long ago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hate without a reason,” but Beijing has not pause to consider 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  What are the reasons and causes of ethnic hatred in Xinjiang?

When Document No. 7 insists that “the principal danger to Xinjiang’s stability is the separatist force and illegal religious activities,” it separates the Hans and the indigenous peoples living in Xinjiang into two groups, pitting them against each other, because both the “separatist force” and the “illegal religious activities” are aiming at the indigenous peoples.

Naturally, Beijing has been relying on the Hans living in Xinjiang to carry out its administration, and the indigenous peoples on the other hand have become groups on whom watchful eyes must be kept. Consequently, all the “prophecies” are being self-fulfilled: The Hans are vigilant toward the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he indigenous peoples eventually will be driven to the opposite side. A small number of terrorists are not a big problem; the biggest danger is when the indigenous peoples in Xinjiang as a whole turn against Beijing.

With the idea of stabilizing Xinjiang through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basic mistake is that the essence of the ethnic issue is not economic but political. To begin with, it is upside down to solve a political problem with economical solutions, and how do you expect to solve the ethnic problem when high-strung political suppression continues to ratchet up?

Beijing likes to flaunt how much money it has given Xinjiang, but the indigenous peoples are asking: How much oil have you siphoned away from Xinjiang? The Number One project in China’s “Grand Development of the West” is “the transportation of natural gas from the west to the east.” The Xinjiang residents have legitimate reasons to question wheth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 is in fact a plunder of the west. As long as the hostility exists and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distrust each other, all economic activities can be labeled as colonialism.

Hans are 40% of the Xinjiang population but they have controlled most of the power and the economic and intellectual resources in Xinjiang. They are positioned to grab more benefit than the indigenous peoples in any given new wealth distribution or new opportunities. Xinjiang’s economy depends on the interior of China. The use of Mandarin alone puts the indigenous peoples at a disadvantage. Today, if you are looking for a job in Xinjiang but don’t speak Mandarin, you will be dismissed right away. High-level positions are mostly held by the Hans.

Unemployment in Xinjiang is severe. Young people often can’t find a job. Han residents can go to the interior to work, but the indigenous people can only stay home. When I travelled in Xinjiang, I saw ethnic youth loitering together chatting or carousing. Scenes like that always troubled me because, what would the future hold if so many young people are idling, having no place to make better use of their energy, while hatred keeps growing?

A Uighur friend told me, “Look, 99% of diners in these little restaurants are Uighurs and 99% of them are paying from their own pockets. But 99% of the customers in big restaurants are Hans, and 99% of them are paying bills with public money!” The discontent of ethnic minorities first and foremost came from such visual and straightforward contrasts. Indeed, in expensive venues in Xinjiang, there were hardly any ethnic people. There, it felt just like China’s interior with Hans all around speaking Chinese.

As with any changing circumstances, there is a tipping point. Before reaching that point, there might be room for improvement. But once past the tipping point, the situation will be similar to the kind of ethnic war between the Palestinians and the Israelis that has no solution and no end in sight. I cannot estimate how far we are from that tipping point, but following the path the current regime is walking on, we are fast approaching it.

The CCP seems to believe that, with the grip on power, they can do anything they want without having to care about the feelings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A typical example is that they sprinkled Wang Zhen (王震)’s ashes in the Heavenly Mountains. (Wang Zhen was one of the eight “lords” of the CCP and the first party secretary in Xinjiang.) For the indigenous peoples, all water comes from the sacred Heavenly Mountains (天山). The Muslims have particular concepts of being clean, not just tangibly but also intangibly. Ashes are not clean; on top of that, Wang Zhen was a heretic and a murderer, and to spread his ashes was to foul all of the water for Muslims.

Having ruled Xinjiang for decad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impertinence was such that, to satisfy Wang Zhen’s wish, the will of more than 10 million Muslims living in Xinjiang must be cast aside and the event must be broadcast loudly. Indeed, Xinjiang Muslims couldn’t do anything about it and still had to drink water. But you can imagine every time a Xinjiang Muslim drinks water, how he or she would be irritated by the idea of uncleanness, and how they would think that, if Xinjiang is independent, such a thing would never have happened.

The mosques are not allowed to run schools to teach the Koran. But how can you prohibit a religion from preaching its beliefs? When the students cannot study Koran in Xinjiang, they will have to go to Pakistan, Afghanistan … in the end some of them will be turned into Talibans and get Jihad indoctrination and terrorist training. Finally they will return to Xinjiang to engage in terrorism and fight for the freedom of spreading the Islam.

When people petition, protest, even provoke disturbances, it means they still harbor hopes for solutions. When they cease to say or do anything, it is not stability; it is despair. Deng Xiaping was right when he said, “the most terrifying thing is when the people are stone quiet.” Unfortunately none of his successors really understood him. Today the rulers are rather complacent about the general silence. Any expression of resistance by the Uighurs will be met with head-on blows.

Eliminating conflicts “at the germinating stage” isn’t a good way to deal with conflicts, because the nature of the conflict doesn’t manifest itself in that early stage, while many positive factors can also be eliminated. That’s not really eliminating the friction, but suppresses it or rubs it in deeper. It will pile up and there will be a day when it will be triggered unexpectedly: out of silence thunders crashes down.

If the percentage of Hans in Xinjiang are small, they would retreat to the interior as soon as there are signs of unrest. Conversely, if the Han immigrants outnumber the indigenous peoples with even more advantages than numbers, then the indigenous peoples would shun rashness. But now is a time when conflict is mostly likely because the Hans and the indigenous peoples are closely equally numbered.

Han is the second largest ethnic group in Xinjiang. A considerable portion of them have long put down roots in Xinjiang, and some have lived in Xinjiang for generations already. They don’t have anything in the interior, and they will defend Xinjiang as they would their homeland. This means that, when Hans in Xinjiang are faced with ethnic conflict, they are unlikely to exercise restraint. Instead, they would use the weapons, the fortunes, the technology and the leadership positions they have at their command to fight the indigenous peoples, with the help of the great China behind them.

When the Uighurs begin a Jihad against the Chinese rule, will other Muslims join their cause, such as the Caucasians, the Afghans, and rich Arabs? The separatists know very well that they can’t confront China by themselves, so they have always put their cause in the larger picture of the world. I have heard them talking about Xinjiang’s geopolitics, the world of Islam,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I was surprised by their wide visions.

When the time comes, Xinjiang will simultaneously have organized unrest and random disruptions, prepared armed actions and improvised terror attacks. Overseas Uighurs will get involved, and international Muslims will also intervene. In a convergence like that, the conflict will inevitably escalate. It will not be easy for the Hans to put Xinjiang under control, but on the other hand, once hatred is being mobilized, it will see no end, and the killing will be imaginably frantic and ruthless.

In Xinjiang, an Uzbek professor told me that China is bound to slip into chaos in the future, and the day China democratizes will be the day when Xinjiang will be in a blood bath. Every time he thinks about it, he said, he is scared, and he must send his children abroad, away from Xinjiang.


王力雄Wang Lixiong (王力雄) is a Beijing-based Chinese writer best known for his political prophecy fiction, Yellow Peril, and for his writings on Tibet and China’s western region of Xinjiang. Wang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outspoken dissidents, democracy advocates in China. Between 1980 and 2007 when this book was finished, he made nine trips to Xinjiang and his travels brought him to every part of the region. While traveling in Xinjiang in 1999, he was briefly detained by the Chinese secret police for suspicion of collecting classified information. But his prison time in unexpected ways helped the writing of this book. Wikipedia (in English) has a list of Mr. Wang Lixiong’s works.

Read the complete book My West China; Your East Turkestan here (in Chinese).

(Translation by China Change)

藏历新年初一,纽约时报发表我纪念藏人自焚五周年文章


Tibet’s Enduring Defiance

By TSERING WOESER MARCH 2, 2014

On Feb. 27, 2009, three days into the Tibetan New Year, a 24-year-old monk in his crimson and yellow robe emerged from the confines of the Kirti Monastery into the streets of Ngawa, in a the Tibetan area of southwestern China. There, in the shadow of a 98-foot-tall monument to the gods of longevity, the man burst into flames — thus sparking the first of many self-immolations that spread across the Tibetan regions of China.

The New Year celebrations had been muted, as Tibetans privately remembered those who had suffered in a harsh Chinese crackdown on Tibetans a year earlier — all of those who were murdered, jailed or disappeared. In the March 2008 repression, at least four Tibetans were reportedly executed, more than a thousand illegally detained and countless others went unaccounted for.

Tapey, who like many Tibetans goes by one name, had left a note warning that he would set himself on fire if the prayer ceremony commemorating the victims of the 2008 crackdown was canceled. When the order came down forbidding memorials, Tapey followed through on his threat.

Beginning with the case of Tapey, I set about documenting on my blog the circumstances of each self-immolation. Never could I have anticipated that so many Tibetans would follow his lead and give rise to a new mode of protest. Over the years, I had trouble keeping up with how fast the flames were devouring life after life. All told, 131 Tibetans have attempted suicide by self-immolation. Tapey survived, as have some others. But ascertaining exactly how many lived through the flames is impossible to know; the police take them away, and they remain incommunicado.

Never before have so many Tibetans sacrificed themselves to protest Chinese rule. The self-immolations, which continue to this day, show that even after more than 60 years of Chinese control of our land and livelihoods, Beijing is far from winning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Tibetans and the resistance has not diminished in the least. All the while, Beijing pursues its policy of violent suppression, never heeding Tibetans’ demands for equality for all and the return of our spiritual leader, the Dalai Lama, who has lived in exile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Those who do not understand the plight of the Tibetans see self-immolation simply as suicide. Yet there are so many other ways to die. Why would anyone choose to commit suicide by having every inch of his body charred? This question holds the key to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se desperate acts: Self-immolators seek to protest in the most extraordinary manner by suffering what ordinary people could not possibly bear.

There was a time when wave after wave of Tibetans took to the streets, screamed slogans and distributed leaflets, only to be beaten up and thrown into jail. These mass rallies garnered as much notice as pebbles tossed into a stream. Since Beijing’s 2008 crackdown,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has turned into what looks like an occupied zone, with checkpoint after checkpoint and military installations everywhere. Large protests can no longer even get off the ground.

If Tibetans saw even a sliver of an opportunity to hold demonstrations, then they would not resort to self-immolation. This state of desperation was captured by the writer Gudrub, who declared before perishing in an act of self-immolation in the autonomous region in October 2012, “Our peaceful struggle must be radicalized.”

In the police state that is Tibet, it’s impossible to gauge public reaction to the self-immolations. Most Tibetans keep their heads down and do their best to comply with Beijing’s diktats — from fly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flag to concealing likenesses of the Dalai Lama. But from my experience, it seems the vast majority of Tibetans harbor quiet sympathy for the self-immolators and see them as martyrs. More and more portraits of self-immolators grace shrines in Tibetan homes.

The number of self-immolations peaked at 28 in November 2012, when a new slate of national leaders was installed during the 18th Communist Party Congress in Beijing. It was evident that the self-immolators were hoping that they could spur the new leaders toward a policy shift on Tibet.

But these hopes soon faded. Once the party’s chosen ones assumed their positions, they declared war on self-immolation, with harsh measures against “accessories,” meaning family members and relatives, villagers and even the monastery associated with any self-immolator. Since then, several hundred Tibetans have been arrested and imprisoned; many more have been given stiff fines and even barred from making pilgrimages to holy sites.

Of late, there have been far fewer self-immolations. But it would be wrong to see this as a sign that Beijing has gained the upper hand.

As the early 20th-century writer Lu Xun wrote, “The crack of thunder can be heard where there is silence.” Tibetans might be quiet for now, but the thunder of their voices will someday shake Tibet — and the world.


Tsering Woeser, a Tibetan poet, journalist and blogger, is co-author of ‘‘Voices from Tibet: Selected Essays and Reportage.’’ This article was translated by Violet S. Law from the Chinese.

(http://www.nytimes.com/2014/03/03/opinion/international/tibets-enduring-defiance.html?emc=eta1&_r=1)

2014年3月2日星期日

美国2013年度国别人权报告~2013年西藏人权报告

美国国务院2月27日星期四公布了《2013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其中包括2013年西藏人权报告。以下内容转自美国之音网站。

美国2013年度国别人权报告~2013年西藏人权报告

提要

过去一年,中国政府仍然对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族地区的人权缺乏尊重和保护。政府以维护社会稳定和打击分离主义为名,采用各种手段对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和语言进行了严厉的打压,包括限制中国藏人的言论、宗教、结社、集会和行动的自由。当局一直对达赖喇嘛进行诋毁,并把至少26名藏人自焚的事件归咎于“达赖集团”和“其他境外势力”。

去年其他一些严重违反人权的状况还包括法外处决、酷刑、任意逮捕、法外刑拘和软禁。藏人普遍认为,当局对他们有针对性、有系统地在政治上打压,经济上边缘化,文化上进行同化,以及在教育和就业上歧视。西藏地区许多社区里,解放军和其它保安部队仍然人数众多。对藏人的打压过去一年很严重,在政治和宗教活动以及纪念日的敏感时期更为变本加厉。西藏很多地方的学生、僧侣和普通信众都因为要求自由和人权,表达对达赖喇嘛的支持而被拘留。

中国政府严格控制西藏自治区以及周边藏族地区的信息和人员出入,因此很难准确评估当地违反人权状况的严重程度。当局严格限制外国人进入藏区,同时对那些与外国记者交谈、试图向境外人士提供信息,或者通过手机、电子邮件等互相交流有关抗议活动的信息或表达不满的藏人进行骚扰或拘留。中国政府还拒绝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外交人员希望参观西藏自治区的请求,并多次阻止外国外交人员走访自治区之外的藏区。

藏人自焚

2013年,至少有26名藏人自焚。这个人数比2013年的83人下降很多,但是其中大多数人是普通信众,不是佛教僧侣。而2012年3月之前,所有报告的自焚者都是或者曾经是僧侣。

中国政府对自焚者的朋友、家人、同伴采取惩罚措施。据一些海外人权组织报告,有些藏族自治州政府曾发布通知,要求地方政府惩戒自焚死者的家属,停止发放他们的福利,也要对那些组织或参加死者追悼活动的信众、僧侣、家人和官员进行惩罚。

2013年2月,官方媒体报道当局在青海和甘肃省逮捕了与自焚者有联系的将近90人。

之前,四川省阿坝县中级人民法院以教唆他人自焚的罪名判处一名僧侣死缓。八月份又以杀妻之后点燃尸体为名判处又一名藏人死刑。

人权自由

当局对藏人进行秘密逮捕、任意拘留和刑讯逼供仍十分普遍。被认为是藏传佛教中地位仅次于达赖喇嘛的班禅喇嘛,至今仍下落不明。中国政府自2010年以来就没有公开发表任何有关他的消息。

过去一年有报道说,中国官员对一些在押的藏人实施酷刑,包括电击、毒打,强迫犯人进行重体力劳动等。一些最近释放的犯人由于在监狱中受虐待而落下永久性残疾,或者身体极为虚弱。据一些消息来源说,犯人得不到最基本的生活待遇,被禁止宗教活动,在重病的时候很少得到医疗护理。有时犯人的家属和律师探监也被拒绝。在犯人与他人见面时,都被要求讲普通话,而不是藏语。

根据有关统计,到2013年9月1号为止,被捕或入狱的藏人政治犯有642名,不过观察人士认为实际数字要高得多。还有很多人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从来没有经过法律程序。

言论与新闻自由

藏人在试图与外国记者交谈、向外界传递信息时会受到骚扰,甚至被拘留。在2008年拉萨骚乱之后因“制造传播谣言”而被定罪的59人至今下落不明。2013年11月,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发文说,政府将确保“敌对势力和‘达赖集团’的声音形象听不到、看不到”。消息来源说,西藏僧侣、学生、学者和官员在自己家中甚至都避谈敏感话题。

中国政府继续干扰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的藏语和汉语短波广播。在甘肃南部、青海省和四川省的甘孜自治州等藏人居住区,警察没收或者捣毁被怀疑是接收美国之音藏语节目的卫星接收器。当局还封杀了境外传递西藏消息、批评中国西藏政策的网站。

中国境内的记者一般不报道藏人受到的打压。在北京的藏族作家唯色,由于记录西藏的抗议和自焚的事件,推动西藏人权,过去一年基本上被软禁在家。

在政治敏感期和社会事件发生时,当局还在西藏和周边藏人聚居区减少移动电话和因特网服务。所谓敏感期包括三月份拉萨骚乱周年,七月份达赖喇嘛生日,以及十八大召开期间等。据人权组织报告,去年三月,拉萨当局就曾有系统地针对僧侣们检查手机。

行动自由

所有藏人,特别是佛教僧尼,在西藏自治区和其它藏区的行动受到严格限制。通往城市和寺庙的主要公路设有路障和检查站。身穿袈裟的藏人会受到警察更细致的盘查。在2012年5月拉萨发生两名年轻藏人自焚的事件之后,外来藏人,特别是僧人和尼姑,要持特殊的官方通行证才能进入西藏,后来又要他们到当地政府注册,并向警方通报他们每日的行程。与此同时,藏人为了宗教、教育等原因到印度旅游也仍然遇到巨大的困难和阻力。

社会歧视

尽管藏族人占西藏地区人口的绝大多数,但是中国政府对西藏城市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补贴的政策却让汉族等移民受益。同时,汉族人一直占据了当地的安全、军队、财政、经济、司法和教育等部门的重要职位。藏人对于被排斥在经济和社会主流之外深感不满。仍有藏人表示,在求职时遇到歧视情况,汉族人往往能得到工作和较高的工资。

中国政府指责西藏“亲独立势力”的宣传助长了中国社会歧视藏人的现象。很多藏人僧侣在外出时选择穿普通衣服,以免受到骚扰。有些藏人还遇到出租车不搭载,旅馆不接受的困境。

2014年3月1日星期六

唯色:纪念焚身抗议五周年的扎白


纪念焚身抗议五周年的扎白

文/唯色

五年前,在传统上以牧业为主的阿坝藏区,一簇特殊的火焰对整个西藏高原的影响历久弥深。那是2009年2月27日,正值西藏新年第三天,当一场纪念遇难者的祈祷法会被取消,24岁的阿坝僧人扎白走出寺院,当街自焚,成为西藏境内自焚运动的第一人。

那年的新年与之后数年的新年一样,全藏各地多数藏人是以静默纪念的方式度过的,一句口号暗中流传——“不过新年”。事实上,今年的新年依然痛苦不宁。由于近代历史上强力推行的各种同化,西藏约一半地区既过西藏历算的新年,也过中国历算的新年,但在刚刚结束的中国新年,有两位藏人接踵自焚,这必然导致即将来临的西藏新年戒备森严。

而那年的“不过新年”与2008年3月遍及全藏地的抗议和中国政府的镇压有关。在2008年,无数藏人被杀、被捕、被判刑、被失踪。扎白的家乡——在扎白之后多达35位藏人自焚的阿坝,仅2008年3月16日这天,因当局强迫在著名的格尔登寺大经堂顶悬挂中国国旗,引发数千僧侣与民众抗议游行,结果有二十多人在军警屠杀中命丧街头,包括孕妇、5岁的孩子和16岁的女中学生。

我访问过经历当时抗议与镇压的阿坝僧人,他们回忆:

“遇难者的遗体送到格尔登寺大经堂前,由僧众修法超度亡魂。当时,看到那些血肉模糊的遇难者,彭措(扎白之后的第二位自焚者,格尔登寺僧人)在做法事时,痛哭不止。”

“2008年,藏人被打的打,被抓的抓,被枪杀的枪杀,被致残的致残,许多藏人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对中国政府的意识。”

“2008年唤醒了我们,也改变了我们。”

……

扎白在自焚前写下遗书:如果当局禁止为亡者举行祈福的法会,那么他会自焚 。

那天晚上从互联网上看到扎白自焚的消息,我的震惊有两重:一是为这决绝的自焚;二是为扎白在燃烧时竟然还会被军警开枪射击。传到网上的现场照片可以看到:仆倒在地的扎白周围有多达16个特警和便衣,至少3人手里端着警用防暴枪,一人手握类似警棍的武器。

同寺僧人说扎白的腿和右臂中弹,从此落下残疾。但中国官媒新华社否认他被枪击, 作为政府喉舌的中央电视台还播放过扎白在医院获得治疗的场景。但直到今天,扎白从未能返回家乡与寺院,据说他仍被禁闭在军队的医院,除了母亲和妹妹,禁止其他人去探望。而拍下扎白自焚现场照片并发送外界的格尔登寺僧人江廓,遭判刑6年半,至今仍在狱中。

从扎白自焚开始,我记录下每一位自焚者的情况,发布于我的博客。但我无论如何也没有预料到后来会有这么多藏人以身浴火,以致一种新的抗议形式正在出现。我更没有预料到,我的记录常常追不上一个个生命被烈火燃烧的速度。

初始,即2009年,只有扎白一人自焚抗议,之后的一年暂止,藏人的说法是因为发生了令无数藏人毁灭的玉树大地震。但接着,2011年有14位藏人自焚抗议;2012年有86位藏人自焚抗议;2013年有28位藏人自焚抗议;2014年,即今年,才短短两个月,就有两位藏人自焚抗议,这131位藏人的自焚,可谓人类历史罕见,其惨烈难以描述。而每位自焚藏人在被火焰吞噬之时呐喊的是:“让尊者达赖喇嘛回到西藏”,“祈愿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西藏要自由”,“西藏独立”,“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等等。

而在西藏的历史上,尤其在西藏的当代史上,从未有如此众多的遍及城镇与乡村的藏人焚身明志。一首反对种族隔离、呼吁争取自由的英语歌曲《Biko》流传多年,正可以作为写照。歌中唱到:“你可以吹灭蜡烛,但你吹不灭大火;火焰一旦燃起,风将吹它更高。”

2014年2月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评论,相关内容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广播,转载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