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生态移民村”的“嘛呢石”

这篇给RFA藏语节目的文章，写于去年8月-12月我从北京回到拉萨期间，记录的是在途经格尔木时去探访“曲麻莱县三江源生态移民村的见闻，过去的台球桌而今被写上经文、改成嘛呢石安放在经幡丛中，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八月中，坐朋友的车回拉萨，在格尔木这座历史短暂的人造城市住了一夜。

五年前，我在此停留过，为的是访问住在城郊戈壁滩上的族人们。说“住”不够准确，他们是“被搬迁”的移民，约有二三百户人家，都是从被称为“黄河第一县”的玉树州曲麻莱县迁过来的，被安排在建造得如同兵营的移民村中。这么多藏人，过去是放牧牛羊的牧人，现在却被强行融入到所谓现代化的环境中，语言、饮食、生活方式都会发生剧变，更遑论在这个环境中没有一席之地的宗教信仰，可想而知这样的“融入”会是多么的被动与痛苦。

我一直忘不了与这些藏人移民的一段伤感的对话。我问道：“你们搬到这里，家乡的山神也跟着搬过来吗？”穿着廉价西装的他们低下头说：“怎么会？我们把我们的神灵抛弃了，我们把我们的牛羊抛弃了，就为了每个月的500元。”

其实并不是为了这点钱，这些藏人便抛弃了祖先的家园和故乡的神灵。2003年，中国政府坚持认为西藏高原的草原退化，是藏人牧民延续了数千年的游牧生活造成，由此启动从未有过的浩大工程——将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地区的牧民迁移到城镇边缘。一种好听的说法是给草原喘息的机会，但结果可能会使藏人文化中很重要的游牧文化遭致覆灭。

据报道，这项名为“三江源生态移民工程”计划移民16129户，89358人，涉及青海十多个市县和自治州。当然，这么多的移民全都是藏人牧民，被描述为“离开马背和羊群”，变成了“居住在城市边缘的‘外来者’”。

而当时，在新建不久的移民村，我尤感荒凉的是，这里甚至没有一座可供藏人们履行佛事的“嘛呢拉康”或佛塔，也没有长住的僧人可以用佛法来帮助这些移民变得空虚的内心。

所以再次进入移民村，我注意到，在曾经空旷的戈壁滩上出现了一座座状如帐篷的经幡群，庞大而且连绵，正被傍晚的风吹得哗啦啦地招展。紧挨着经幡群的，是一幢绛红色的房子，可能里面竖着巨大的转经筒，可以让转经的人们得到安慰。再往对面看去，与一排排移民房屋仅隔一条路的空地上，建起了有着寺院风格的建筑。

我拦住过路的一位男子，得知他在这里住了六年，仍不习惯。每年每户才得5千元，完全不够。他偶尔能找到在工地上挖土搬砖的粗活，一天才挣二三十元。“寺院有了安心多了”，他望着隐入夜色的那片绛红色的房屋说。“我们自己捐钱找钱修的，现在就担心政府会不会批准，可能同意吧，不知道不知道。”他把可能性都说了，让人满怀同情。

我还去了一户家中，穿藏装的女人带着三个孩子，他们都在上学，会说汉语，穿得也像城里的汉人孩子，只是脖子里挂着喇嘛给的护身符。女人说自己的丈夫会开车，但还是买不起肉和酥油，只能买人造黄油打茶喝。

离开移民村时，我又去看了看那大片经幡群，却惊讶地发现，在经幡下放置的大块、大块的嘛呢石，并不是真的石头，而是台球桌被倒置，桌面被刻上巨大的六字真言。我当即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知所措的移民们陷入困境，只得靠喝酒、赌博、打台球来混日子，但现在，台球桌居然变成了嘛呢石，这可能与来此传法的喇嘛们的开示有关，更与这些不得不抛弃家园与神灵的藏人们的信仰有关，而这才是最重要的，预示着重新的生机与不可消灭的延续。

写于2012-9-27，拉萨

（本文为RFA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延伸阅读：

在格尔木见到“生态移民”（文/唯色）http://map.woeser.com/?action=show&id=367

王力雄：格尔木的新藏人http://map.woeser.com/?action=show&id=123

魏书记说：“破获18起自焚案件”

中新社2013年1月24日报道：甘肃甘南官员：破获18起自焚案件

这位“甘南官员”，即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委书记魏建荣，称去年“10月份以来，在境外达赖集团的直接策反下，甘南集中发生了21起自焚事件……发生的21起案件中，目前已破获18起，有5起案件移送法院进行审理，逮捕参与组织策划自焚事件的人员16人……当地政府成功处置了这些事件，没有伤害当地大多数人的感情。”

甘南州委书记魏建荣。

在网上搜了一下魏建荣的简历，完全是公安出身：大学就读中国刑警学院；之后在公安部五局（即公安部刑事侦查局）、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工作长达24年。调任兰州市委副书记才半年，就调任甘南州委副书记（两个月）、州委书记（2011年9月至今）。他在甘南州的“政绩”可观，虽然在他任州委书记期间，甘南州发生了22起自焚事件、1件服毒欲自焚事件，但是在他的领导下，一下子就“破获18起自焚案件”，远超过其他藏区如四川阿坝州、青海同仁州的官员，是一个铁血鹰派官员。

甘肃省藏区即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辖一市七县），从2002年3月3日女中学生才让吉自焚，迄今11个月内，共有23位藏人自焚：玛曲县1人、夏河县12人、合作市5人、碌曲县5人（服毒欲自焚的牺牲者久谢杰也算在其中）。既然甘南州委书记魏建荣称已“破获18起自焚案件”，我们希望知道是哪18起，我们也希望知道魏建荣们是如何构陷藏人，如何连坐无辜。请公诸于世！

暗无天日！可怜我族人！

当上甘南州委书记一年五个月的魏建荣，很有可能像阿坝州委书记侍俊那样很快升任要职（2012年2月升任四川省省长助理、公安厅厅长）。很悲哀，藏区各地的官员为了顶戴花翎如此冷血，如此嗜血……他们那炫目的顶戴花翎浸染着无数藏人的鲜血。

一位推友问我：“是否有统计，至今有多少人因‘策划煽动自焚’被捕。我恐惧每一个自焚的藏人背后，有2、3人遭拘捕，陷囹圄。”我回复是：“我重新做的自焚藏人档案（将完成）包括了这方面的情况，实际上每个自焚藏人背后不止2、3人被连坐，多达七八人或十多人被连坐，有些人因此失踪。”

比如甘南州碌曲县双岔乡洛措村牧民才让南加，2012年11月29日下午在双岔乡政府前自焚，当场牺牲。12月22日，双岔乡多松多寺44岁僧人格桑桑珠被指控涉嫌勾结分裂分子，遭军警从寺院抓捕，此后下落不明。另有七位洛措村村民被指控对外泄露才让南加自焚身亡事件并与境外有联系，遭军警拘捕，他们是：尼玛、拉木多吉、多吉顿珠、格桑嘉、格桑索南、格桑南真和索南吉（女）。其中包括自焚藏人亲属。

又比如甘南州碌曲县阿拉乡吾乎扎村牧民贡保才让，2012年11月26日下午在阿拉乡丁果寺经堂大殿前自焚，当场牺牲。在他自焚十天后，他的祖父与父亲被安全局抓走，至今无音讯。

卑鄙的连坐！如果现在还有“满门抄斩”的古老中国传统，这些自焚藏人的亲人和朋友会被魏建荣等官员满门抄斩。

2013年1月30日  

西藏文化人和国际藏学家谈西藏问题的起源与性质（访谈）

图伯特三区全景图。 西藏文化人和国际藏学家谈西藏问题的起源与性质

作者: 桑杰嘉 朱瑞

当代西藏问题的源头，应该是从1949年开始的：从这时起，中共军队开始入侵西藏。因此，毫无疑问，1949年的入侵，才是当代西藏问题的源头。从西藏人的角度看，中共政权本来就是非法的。因为有目共睹，世界上的合法政府都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但中国共产党政权不是这样。当然，中共政府会说他们发展了经济，但同时，他们对人权的侵犯也非常严重。对于西藏，中共政府一贯宣传他们的“建设”和“发展”， 其实这非常可笑，他们给予西藏的和从西藏掠夺的根本不成比例，他们给西藏民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害和人权灾难。

桑杰嘉  朱瑞采访/整理 美籍华人学者李江琳女士在《洗不干净的血手——发生在藏区的国家罪行》一文中，这样论断当代西藏问题的起源：“藏区的‘民主改革’是西藏问题的源头……1955-1956年的时间点，是了解和理解西藏问题的关键点……就是西藏问题的真正源头。”并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中表示：“现在的西藏问题，不是1951年产生的，而是从1956年开始，在西藏周边的藏区进行暴力土改以后产生的。” 我们认为这样阐释当代西藏问题的起源，不仅从学术上来说很有问题，而且不符合史实，甚至对藏人造成了损害。因为李江琳女士近年来致力于研究西藏当代史，在流亡藏人社区走访了很多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并撰文多篇批评中共在图伯特的罪恶。李女士的这篇文章，也用大量中共发布的数据揭露了中共的罪行。正因为如此，李女士如此阐释当代西藏问题的源头，对于由于信息不畅，本来就对西藏问题缺乏了解的汉人读者来说，更具有一定的误导性。关于当代西藏问题的起源和性质，藏人和国际藏学界普遍认为，是从1949年开始的中国对图伯特（西藏）的侵略。为了呈现藏人和国际藏学家的观点，我们特别就此问题对一些藏人和国际藏学家进行了采访，以下是录音整理。 拉桑次仁（Lhasang Tsering)：毕业于WYNBERG ALLEN SCHOOL，曾赴穆斯塘，准备参加四水六岗与中共解放军作战，然而，穆斯塘基地被迫辙消。后在流亡政府任职。前西藏青年会会长。现为流亡社区著名异议人士。 作为藏人，我当然以1949年为当代西藏问题的源头。因为，这是中国对西藏三区入侵的开始，虽然在这以前共产党也来过西藏，但是，1949年是中国共产党开始执政，从这时起，就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入侵了。 西藏的独立，不要说几千年的历史，仅从语言的角度研究，也非常清楚，藏语是与汉语完全不同的语言和文字，为什么这个语言一直保存了下来？说明西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这是没有争议的。其实，有关西藏独立的情况，且不说藏人的观点，仅从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发明的“解放”一词，就足以说明西藏是个独立的国家。而在武力下强迫我们签订的《十七条协议》，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位汉人学者将当代西藏的起源和关键点说成是由于1956年“民改”，让我深感遗憾。没有想到，这些汉人学者，已退步到可以随意改写史实的程度。 虽然中共是我们的敌人，但是，我们一直尊重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现在，中国境内也有人反对这个中共政权，中国当局为了抓住统治权，就把大部分钱花在了“维稳”上。中国人应该认真考虑，一个正常的国家，应该把钱花在改善人们的生活上的，而不是跟邻国对立，跟世界对立，还有，跟他自己的人民对立。当然，中国人的反抗与西藏人的反抗完全不同，无论从国际法还是从文明的角度看，中国对西藏都是入侵，是违背文明价值的。 虽然现在我们提倡中间道路，也就是要求在中国的框架下自治，但是，我认为跟中共政府没有任何理可讲，另外，我也不会把我的孩子交给一个屠杀了我父母的政权。解决西藏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西藏作为联合国的和平区域而存在。 我反对中间道路，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无望的共产政府。 才旺仁增（Tsering Rigzin）， 出生于印度，曾就读于美国，现任西藏青年会会长。 当代西藏问题的源头，应该是从1949年开始的：从这时起，中国军队开始入侵西藏。汉人学者的这种1956年“民改论”，是一种编造，完全不符合事实。这在本质上，也是中国当局的观点。这样的人，也只能算是所谓的学者。虽然我得知这种说法时并不吃惊，但无论是我个人还是青年会，都会坚决反对这个说法的。毫无疑问，1949年的入侵，才是当代西藏问题的源头。 从我们的角度看，中共政权本来就是非法的。因为有目共睹，世界上的合法政府都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但中国共产党政权不是这样。当然，中国当局会说他们发展了经济，但同时，他们对人权的侵犯也非常严重。对于西藏，中国政府一贯宣传他们的“建设”和“发展”， 其实这非常可笑，他们给予西藏的和从西藏掠夺的根本不成比例，他们的“建设”和“发展”，本质上是为了消灭西藏民族。 从青年会成立时起，我们就坚持西藏独立的立场。这并不是我们奢求，原因很简单：1949年中国侵略前，西藏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争取的是西藏的历史地位。另外，经过十多轮藏中谈判，西藏问题也没有任何进展。中共统治西藏五十多年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不恢复独立，藏民族是没有别的出路的，所以，我个人无论是从前还是将来，都会坚持独立的立场。我们可以与中国作友好邻居，但是，由中国统治，是绝对行不通的。虽然西藏流亡政府寻求中间道路，但流亡社会是一个民主社会，因此其他声音，也是允许存在的。 丹增尊珠（Tenzin Tsundue）：出生于印度，著名西藏诗人，作家，活动家。著有英文诗集《穿越边界》,散文诗《转圣地：一个故事和11首诗》，杂文集《Semshook》等。 当代的西藏问题，当然是从1949年开始。其实，这个历史问题，还可以回溯到更早些时候，早至1911年。为什么呢？因为现代中国的开始是1911年。当时中华民国希望继承满清的所有权利，也尝试过征服西藏，但那时的中国没有像后来这样强大，它本身才刚刚开始，所以没来得及对西藏和其他邻国，造成更大的威胁。 有汉人学者提出当代西藏问题的源头是1956年开始的“民改”，这只能代表一部分汉人的观点，或者她个人的观点。西藏人是永远不会承认这个观点的，这是无法接受的。因为，中国入侵西藏是从1949年开始的。提出这样的“民改论”，说实话，让我感到恐惧，这种提法是以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为基础的。如果说当代西藏问题的产生在于中共的“民主改革”，那么，从1949年到1956年这段历史怎么解释？就被抹掉了吗？那些死去的人呢？ 在中国历史上，1911年的辛亥革命很重要，那是一场中国人的革命。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统治整个中国，是第二次中国人的革命。二者在中国历史上，是很重要的两件事，中国人民觉得是革命的胜利，是进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寄希望成立的，是中国人的一个党，中国人民也曾寄希望于这个党能公平地对待工人、农民，以及社会各阶层，寄希望这个党带领他们走向繁荣富强，这是中国人的期望，从大的方向说，是中国人认可的党和政权。 但是，中国人的革命不能强加给西藏。我们一直都在抗议中国对西藏的图谋，直到今天。也许我们西藏也需要变革，或者说革命，但应该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而不是中国强加我们的，我们也不会接受这种强加的东西。中共在西藏所做的一切，完全是强加给藏人的，是对西藏的压迫。没有藏人承认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我们也将继续抗议他们强加给我们的东西。 桑杰嘉（Sangjey kep），出生于安多，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1999年流亡印度。现任职流亡政府外交部，《西藏通讯》主编。 作为一个藏人，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当代西藏问题起源于1949年，特别对安多和康区的入侵，这是起点，在藏人中是没有任何争议的。1956年的“民主改革”，只是中共占领西藏后，采取的一个更极端的政策，“民主改革”导致了西藏人的强烈反抗，也死去了很多藏人，但这不是西藏问题的起源，和当代西藏问题的产生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是一个中国境内的学者或者普通华人说出这样的观点，还可以原谅，因为他们有很多信息方面的堵塞。但是，一个生活在西方和自由国家的学者提出这样的理论，让我非常吃惊。这就是把当代西藏问题的性质，即中共入侵西藏的史实，完全篡改了。尤其对当前许多刚接触西藏问题的汉人，这是非常严重的误导，因为他们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我作为一个藏人，对李女士这样阐释西藏问题的起源，感到难过。避开1949年中共入侵西藏的这个起点来谈当代西藏问题，是很有中国官方意味的。很明显，这就否定了西藏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是把中共对西藏的一个政策上错误，偷换成了西藏问题的本质。 而且我也不同意李女士说的：中共在中国的建政与在西藏的建政一样。事实上，中共政权在西藏的建政和在中国的建政是完全不同的。中共政权在中国的统治，是作为中国的一个政党进行执政，而对西藏是侵略占领。作为一个政府，虽然也有中国人反对它的合法性，但总体来说，尤其是在中共建政早期，还是被不少中国人认可的，但是，在西藏，从1949年开始，根本就没有藏人承认这个政府，它完全是一个侵略者的政权，目的也很明确，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占领，进而消灭西藏民族。 巴瓦·格桑坚参（Kelsang Gyaltsen），出生于康区巴塘，毕业于四川省藏文学校、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曾工作于甘孜州政协、统战部，1999年流亡印度，现为西藏人民议会议员。 当代西藏问题，当然是从1949年中国入侵西藏开始。众所周知，历史上直至1949年，西藏是个独立的国家，这部分无需争议。1949年中国入侵西藏，1950年底在昌都战役中，西藏军队被打败，1951年被迫签定了《十七条协议》，到1959年西藏抗议全面爆发，达赖喇嘛尊者和噶厦政府流亡，这一切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对西藏的入侵。当代西藏问题的起点，当然是从1949年开始。 中共在西藏的建政，完全是以一个殖民者通过同化消灭另一个民族的方式进行的。而中共在中国本土的建政，虽然也对中国文化有摧残，但是，还是延袭了一些中国文化，与在西藏所采用的方式有着根本的不同。在西藏，是一个外来民族的文化要取代藏民族的文化，要毁灭西藏文化，殖民西藏，这是根本的区别。 1956年只是中共公开撕毁《十七条》，开始对西藏的传统文化和政权制度进行破坏的起点，并不是西藏问题的起点。中共自己的历史里，也对“民主改革”有很多争论。他们讲过，不要再提民主改革了，因为民主改革对西藏文化的破坏是非常大的。不过，中国现在又开始把所谓的民主改革定为正确的政策了。因此，我认为民主改革只能说是中共殖民化西藏的一部分。 有的汉人学者提出1956年的“民主改革”是西藏问题的起点，这就回避了西藏当代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我认为，研究西藏当代史，从1949年开始更符合史实。如果避开昌都战役、《十七条》，那就是不完整的西藏现代史。 在藏中和谈中，中国政府一直要求流亡政府方面承认历史上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点，达赖喇嘛尊者和流亡政府从来也没有承认过。但是，基于汉藏两个民族长远的利益，未来是要在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下跟中国接触的，但这是另外的事情。 话再说回来，从1949年中国入侵西藏，到五六年搞“民主改革”、五九“平叛”，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等等，整体上构成了当代西藏问题，缺一不可。 多吉次丹（Dorjee Tsetan），出生于印度，现为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达兰萨拉分会主席。 西藏和中国，毫无疑问，是两个分别独立的国家。而当代西藏问题的产生，就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入侵，所谓的“民主改革”和文化大革命等，都是后来的事情。总之，当代西藏问题，是从1949年中国侵略西藏开始产生的。 我感到奇怪，或者说吃惊：居然有汉人学者，把当代西藏问题的起源定为1956年的“民主改革”。持这种观点，只有两种可能：要么这个人根本不了解西藏问题，要么，故意改写西藏历史，改变西藏问题的本质。这一点，作为藏人，我们是绝对不会接受的。 中共在西藏的建政，就是一种殖民统治。虽然在中国，看上去也有相同的对底层民众的压迫，但性质是不同的。比如在中国，民众可以为保护环境发表言论，但是在西藏，即便要求保护环境，也会遭到严重打压。另外，在西藏，种族歧视，汉人对藏人的歧视，也是非常严重的。中国的法律，很多时候，在西藏是不能实施的。 我不是专家、学者，但是作为年轻一代的自由西藏活动者，我支持西藏争取独立。这与西藏问题的产生是有直接联系的，因为在历史上西藏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自1949年起被另一个国家所侵略，占领至今。另外，中共政权在西藏的统治，也是非常残酷的，在这种情况下与中国当局进行对话，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并且，我们一再被中共所欺騙。这也是为什么，我坚持西藏独立的立场。 中国一直想迫使达赖喇嘛尊者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尊者从来也没有承认这个，也无法承认，因为历史事实不能改变。我们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协会现在正在筹备一个纪念西藏独立一百周年的活动，纪念1913年2月13日，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就中国图谋西藏的企图，严正声明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的日子，目前，所有的NGO都在筹备这个纪念活动。 艾略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 ）博士，精通藏语和汉语，美国印地安那大学中欧亚研究系西藏学副教授。 把“民主改革”说成当代西藏问题的源头是不行的。毫无疑问，当代西藏问题是从1949年开始的，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图伯特并没有受到热烈欢迎，图伯特人还进行了武装抵抗。当时在图伯特人的眼里，就已经清楚了中国对他们的恶行。也就是说，在1956年之前，图伯特人已经有了抵抗。而1956年的民主改革，是中国的一个政策问题。当代西藏问题在这之前就产生了，从中国一入侵图伯特就开始了。 如果把西藏问题的起源定为1956年“民主改革”，那么，怎么解释图伯特人在1950年的抵抗呢？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重申了图伯特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时，图伯特人就有了图伯特国民感。到什么程度呢，图伯特的各阶层都有了这个国民感，例如根顿群培这些学者，都表达过这种国民感、民族感。 中共在西藏的建政，与在中国建政相比，有很大的区别。不但是西藏，也可以说在蒙古和新疆都有这个问题。不过，西藏是特别敏感的。虽然1951年签定了“十七条”，那个“条”，实质上应该是条约的“条”，当时，从拉萨去北京谈判的人不了解这个汉语的技巧，以为是一个条约。但是中国政府写成了条件的“条”， 他们是故意的。 按照共产主义理论，必须有一个巩固的中央集权。这样的话，中国共产党政权在“十七条”中所承诺的给予图伯特人的自治，就很难实现了。中共在中国搞了土地改革，那么到了1956年，中国说西藏方面撕毁了“十七条”，就开始在图伯特搞土地改革。那时，图伯特人要求实现民族统一，把康、安多和卫藏统一在一个区域内。中共“民主改革”开始时，尚没有西藏自治区，只有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1956年的民主改革，是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统治之下发生的，也影响到了拉萨、日喀则等地区。 在中国，土地很少，人口很多，人们都需要工作，需要吃的；而图伯特的情况完全相反，土地很多，人口很少。利用土地之名搞革命不行，中共只有另找理由，所以就搞了“民主改革”，特别是搞阶级斗争。在中国，他们说地主是你的压迫者，有不少中国人就相信了；但是在图伯特，使用这个矛盾却不灵。西藏没有地主，他们就把寺院说成地主，说是压迫你们的阶级敌人。但是在西藏，一般情况下，每个家庭都有出家人，图伯特人尊重喇嘛，而且，这些出家人完全不像中国说的那样剥削人，寺院的物质和经济，也根本不是中国所污蔑的那样。所以，中共用同样的说法，在图伯特就挑拨不起来阶级斗争，相反，很多人说，我们跟寺院没有矛盾，这些外来人是在毁灭我们的寺院，破坏我们的传统社会，我们跟这些外来人才有矛盾。这就产生了民族矛盾，你可以从班禅喇嘛、降边嘉措等人的书中看到这些。 这个冲突越来越严重。图伯特人的民族感、国民感就会被激发出来，当然这个国民感、民族感是早就有了的，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更比“民主改革”还早。所以，“民主改革”是这个冲突发展的一个阶段。现在我们也知道了，1956年起在康，1958年在安多，屠杀了那么多的藏人，这些人不是“阶级敌人”，都是普通人啊，被杀了那么多！这是中国的政策有问题，但是他们不承认，说是这些藏人有问题。 总之，无论是60年代、70年代、还是80年代的“自治”，都不是图伯特人期望的那种自治。图伯特人要求的自治，是除了外交和国防之外，一切权力都该在他们自己的手里。但是，中国共产党政权，是要掌握所有的权力的，这就发生了冲突，图伯特人说，这不是真正的自治，境内这样说，境外达兰萨拉这边也这样说，说他们要真正的自治。不过，实现真正的自治的话，就改变了中国共产党政权最基本的原则。 关于图伯特是否应该独立，我认为图伯特人民应该有自决权，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在流亡社会里，有不少人，如是你问他们，走中间道路行不行，他们都会说赞成，说这是释加牟尼的佛法。那么，究竟什么是中间道路呢？就是说图伯特要作为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如果你换一个角度再问他们：图伯特应该是中国的一部分吗？很多支持中间道路的人就会起来反对了。 这个问题有一点奇怪，他们赞成的不是逻辑，而是说要按照达赖喇嘛尊者的主张去做。只因为是达赖喇嘛尊者要的，他们就接受。这里有点儿个人崇拜的问题。当然，达赖喇嘛尊者是仁者，藏人对达赖喇嘛的尊崇，与毛泽东、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完全不同。不过，对待中间道路和独立的主张，也需要一颗诚实的心，需要好好思考。 ——转自民主中国http://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32561

《外交政策》发布我父亲的西藏文革照片15张

美国《外交政策》 网站，1月23日发表了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珍贵照片15张，是从2006年台湾大块文化出版的《杀劫》一书中发布的300多张西藏文革照片中挑选的。

编辑以“When Tibet Loved China”为题介绍了这15张照片，不过学者Dibyesh Anand在脸书上对这个标题有异议：“inappropriate headline but amazing/painful/interesting pictures of Chinese occupied Tibet during Cultural Revolution”，“As we know, the headline is not totally incorrect because a number of Tibetans did get caught in the mad excitement of cultural revolution.”

我理解标题有着反讽的意思。编辑回信说“标题确实有着反讽的意思——也意味着藏人（跟全国人民大同小异）被洗脑的，全心全意热爱毛主席”。不过我不认为这么简单。我给编辑回信说：“事实上，我在书中也记录了藏人是出于恐惧去“热爱”毛主席的。不是全心全意地热爱毛主席……”当然，这些分析和争议都不影响我们欣赏这些珍贵的历史照片，我这么认为~~

In the wake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 failed crop-production campaign that led to the death of tens of millions of people between 1958 and 1961, Chairman Mao Zedong retreated, and spent the next five years licking his wounds and plotting revenge against the cadres who had criticized his policies. When he returned to the national stage in 1966, it was to launch the decade-long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hich he managed to convince the whole nation to replace right and wrong with pro- and anti-Mao (some things that were anti-Mao: tradition, religion, elders). The campaign convulsed the entire nation, from Beijing to Shanghai and even to the Tibetan capital of Lhasa, conquered (or, as Beijing says, "liberated") in 1950.

The Tibetan writer and novelist Tsering Woeser was born into this madness in 1966; her father, Tsering Dorjee, was an officer in China's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something of an amateur photographer. As Tibetans -- like the rest of their countrymen -- burned old books, tortured their religious leaders, and attacked (and sometimes murdered) their parents, Woeser's father was there to witness it.

After her father died, Woeser published the photos in Taiwan in 2006, in a book titled Forbidden Memory: Tib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his introduction to the book, Wang Lixiong, Woeser's husband and a prominent writer and scholar, notes: "In the face of the worl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s an embarrassment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ibet is also an embarrassment, s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ibet has become doubly taboo."

Today, Tibet is once again in flames, literally: nearly 100 Tibetans have self-immolated since 2009, protesting against Chinese rule. This installment ofFP's Once Upon a Time series shows the Land of Snows from a long-forgotten period, when Tibet's enemy wasn't China, but itsel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wept up most of the people in Tibet in its endless marches, campaigns, and struggles. This 1966 photo shows more than 50,000 people celebrating the 17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Lhasa.

Tibetans burn Buddhist holy scriptures. It's unclear, says Woeser, who are the fire-starters and who are the onlookers.

"Struggle sessions" featured a crowd criticizing an individual for behavior that was seen as going against Mao or his teachings. In this photo, Tibetans denounce 26-year-old Samding Dorje Pakmo, at that time Tibet's most famous female living Buddha, in her courtyard.

Men drag the monk Rempu Rimpoche through the streets of Lhasa.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nded in 1976, Rempu fled to India. In 2006, Woeser confirmed that the then-80-year-old monk was still alive, and living in New York.

There are still some people who remember this woman, writes Woeser. She came from a family of wealth and power, but gave it all up to become a nun. The poster, written in Tibetan, accuses her of being a "counter-revolutionary."

Mass meetings extolling Mao and the virtu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ok place nearly every day.

Four Tibetan woman chant slogans from The Collected Sayings of Chairman Mao, more commonly known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Mao's Little Red Book.

Students called themselves "Red Guards"-- defenders of Mao's revolutionary thought. The sign reads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 Red Guard Rebel Main Headquarters." The serfs line references a 1959 Mao poem about heroes and sacrifice.

The sign reads: "Warmly support the center's decision regarding the creation of a military control commission in Tibet." (Tibet is spelled incorrectly.)

This photo, the cover of the book, shows children standing under a sign in front of a temple that reads, "We want to be the masters of a new world."

Woeser doesn't know who painted the sign, or what kind of work the young children carrying shovels were being sent to do. The sign reads: "Firmly cut out the Dalai [Lama], the main source of this fedualistic, serf-owning class!"

In this photo, Red Guards carry slogans, one of which says in Tibetan: "Turn every store, every residential community, into a garrison for propagating Mao Zedong thought!"

Children in Tibet wave Mao's Little Red Book.

Gun practice, under the mountains.

刘导演要求“晒一页”，现在晒了两页，不会又抡政治大棒吧？

46集电视连续剧《西藏秘密》。

涉藏高官们当顾问的主旋律涉藏电视连续剧《西藏秘密》在CCTV8播完了，激起无数藏人的反感。仅在新浪微博上，迄今十多天了，各种恶评不绝如缕。

江洛金·次旺云丹。

那个46集的荒唐戏，我几次看，几次看不下去。大到历史上的种种事件，小到各色人物的举手投足，几乎无一不出错，无一不谬误，被藏人们反感并吐槽是很自然的事。制片人兼藏人，也就是那个扮演“藏人说藏事”的制片人江洛金·次旺云丹，可能是无颜了吧，平日里甚爱在微博上显摆，这时候却避而不现身了。

而编剧兼导演刘德濒（百度了一下，据说他是“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著名编剧”），看得出他很是气恼，可能都被气得脸红脖子粗了，因为他表示还要写第二部，很是坚定地说：“一定写，让叫嚣分裂祖国的跳梁小丑们无处藏身”，这个政治帽子扣得吓人啊！这个政治大棒抡得狠毒啊！

刘导演已经将这条抡政治大棒的微博删了，幸好提前做了截图。

不过在这之前，他还很是得意，称他拍此剧的参考读物是哈勒名著《西藏七年》的中国译本。要知道，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在中国的形象不但是“藏独分子”的盟友，还被渲染成“纳粹分子”，1997年好莱坞依其书拍的同名电影，在全世界影响太大，一直让党恨得咬牙。

刘导演其实是个聪明人，他只是选择性地从汉译本中挑了一页，即228页，胜券在握地说：“这是哈雷《西藏奇遇》的书稿，关注达赖‘圣物’的朋友可以看。达赖老师当年亲身经历，想一想吧？”很显然，他这是想借用哈勒的口来反驳藏人对此剧的批评，意思是，连哈勒都说过圣物是达赖喇嘛的粪便呢。

中国汉译版《西藏七年》。

刘导演还在微博上晒了那本书的目录。是的，《西藏奇遇》即《西藏七年》的中国译本，1986年6月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叫袁士朴。我用Google搜出他是济南大学的英语教授，曾当过该校外办主任，现如今可能退休了吧。

然而很有意思的是，恰恰在这一点，或者说，不止这一点，刘导演又露馅了，又出大洋相了。没错，这简直可以算得上是闹国际笑话。

台湾汉译版《西藏七年》。

出于对海因里希·哈勒的基本了解，我意识到中国的译本有问题。说来很巧，我的书架上就有《西藏七年》的汉译本，却是1997年台湾大块出版社出版的《西藏七年与少年达赖》，译者刁筱华，台湾人，曾在美国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英美文学研究所做研究，现专事翻译与写作。

我立即将台湾译本与中国译本的其中两页做了对照，果然出入很大，有添油加醋的，也有删减的。而这时候，刘导演摆出了耍无赖的架势，吆喝道：“也晒一页出来，让俺学习，求台湾译文和英文原著。”

好吧，既然刘德濒导演突然间好学起来，要学习哈勒《西藏七年》的台湾译本与英文译本——呵呵，刘导演，不，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刘副教授又露馅了，奥地利人海因里希·哈勒写的《西藏七年》是德文，而英文是他这本书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之一种。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追根究底找原著吧。

说来又巧了，我正好有朋友在德国，是专攻语言的高手。朋友一听兴致勃勃，立即找到哈勒德文原著，细细一对照，惊诧得几欲拍案而起：“偶滴神啊，土共枪手太不要脸了，竟把‘遗物’全译成了‘粪便’！“

德文版《西藏七年》。

很快，朋友，对，朋友叫司徒秀，将《西藏七年》原著德文版的两段译成中文，并与两种汉译版的相关译文做了比较，呈示如下：

页1——

中国译本《西藏奇遇》P228：“这里的居民在得病之后宁肯求神拜佛也不肯从藏医学校里买点草药来治病。他们所求的那些‘神医’多半让病人喝些用酥油糌粑掺和着喇嘛们自己的大便制成的粥状‘仙药’，或者用木刻的驱鬼辟邪的‘神印’蘸着‘神水’在患者的病位压上几下。这后一种方法除了从病人身上搜刮点钱财之外是造不成什么伤害的。属于达赖喇嘛的东西简直价值千金，没有任何一种药物能比它更为珍贵。几乎所有的阔家富户都珍藏着这种‘灵丹妙药’，他们常常向我展示用丝带缝起来的被视作至宝的十三世达赖的粪便。擦绒先生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宠臣，所以他保存的这种脏物也就最多。擦绒父子都曾在国外受过教育，可是竟然荒唐到这种地步。”。

台湾译本《西藏七年与少年达赖》第十章P181：“我们发现，西藏人较信任巫医及灵媒，对医学院僧侣的协助反而不那么信任。喇嘛经常用他们的唾沫来涂抹病人。糌粑、酥油及某圣者的尿，会用来合制成一种粥状的东西，喂给病人吃。再就是圣水里浸泡神符，继之涂抹于患处，反正也不会有任何害处。效力最奇的治疗药，当然非达赖喇嘛的物品莫属。所有贵族都曾傲然向我展示，仔细缝在小丝袋里的十三世达赖喇嘛遗物，擦绒既是十三世达赖喇嘛过去的亲信，自拥有许多属于他个人的用品。令我吃惊的是，擦绒与他那在印度受过教育的儿子，竟迷信到重视这些遗物的程度。”

Ärzte, Gesundbeter und Wahrsager (§ 45, P272)

Aber mehr als den Mönchen der Medizinschulen, die ähnlich wie unsere Heilpraktiker arbeiten, vertraut das Volk dem Handauflegen und Gesundbeten. Häufig bestreichen die Lamas ihre Patienten mit ihrem heiligen Speichel; oder es werden Tsampa und Butter mit dem Urin der heiligen Männer zu einem Brei verrührt und den Kranken eingegeben. Harmloser sind die aus Holz geschnitzten Gebetsstempel, die in Weihwasser getaucht und auf die schmerzende Stelle gedrückt werden. Besonders beliebt als Amulette gegen Krankheit und Gefahr sind kleine Götterfiguren, die die Lamas aus Lehm pressen. Aber nichts steht als Heilmittel höher im Wert als ein Gegenstand aus dem Besitz des Dalai Lama. Fast jeder Adelige zeigte mir stolz Reliquien vom 13. Dalai Lama, sorgfältig in kleine Seidensäckchen eingenäht. Tsarong, als sein ehemaliger Günstling, besa? viele Gegenst?nde, die dem Dalai Lama zum pers?nlichen Gebrauch gedient hatten, und ich wunderte mich immer, da? Tsarong und sein in Indien erzogener Sohn, aufgeklärte und fortschrittliche Männer, an diesem Aberglauben festhielten.

原著德文版第45章，第272页：医生、祈祷健康的人和占卜者

藏医学院的僧人同我们民间传统医师的疗法相似，可人们却更愿意去相信按手礼和祈祷的效用。这时，喇嘛通常会用他们神圣的唾液涂抹病人，或者把他们圣洁的尿液掺入藏粑或酥油制成糊，给病人食用。用药不那么狠的，就把木头刻成的佛印用圣水浸润后贴压在伤痛处，而特别受欢迎的，则是一些喇嘛用粘土做成的小神像，被当作消灾祛病的护身符来用。但是，没有哪样偏方能够比达赖喇嘛曾经用过的物件更为灵验了。每遇到一个贵族，他们几乎都会骄傲地向我展示一些精心地缝在小丝袋里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圣物。曾是达赖喇嘛生前宠臣的擦绒也有许多这样的私人物品。可常常让我纳闷的却是，擦绒和他在印度受过教育的儿子，这些开明而进步的男子，为什么会抱住这种迷信不放。

页2——

中国译本《西藏奇遇》P364：“我知道，从今以后，天安门所发出的强烈光芒将照亮布达拉宫的金顶，在随风抖动这的经幡旁边会飘扬着‘镰刀与锤子’的红旗。不可否认，这是一面改朝换代的旗帜，是一面引导中国走向统一的旗帜。我不禁暗暗向神灵祈祷，祝愿这片沉睡了千年的土地在共产党的号角声中苏醒过来，从而进入先进民族的行列。”

台湾译本《西藏七年与少年达赖》第十七章P288：“我知道，布达拉宫的生活，有毛泽东的阴影在，是不可能平静的。不再有美丽幡旗，而是红旗，红旗上的锄与镰刀随风浮沉，向世界昭示着它的统治权。或许欣然僧佛，恒常的观世音菩萨，能熬过此无情政权，就像他曾熬过如许多中国侵略一样。我只能希望，这世上最宁静的国度能不必受太多苦，不要被这激烈的变局给压垮了。”

Dunkle Wolken über dem Potala (§82, P446f)

… Der Schatten Mao Tsetungs würde drohend über dem Potala stehen. Statt der friedlichen Gebetswimpel würden die roten Fahnen mit Hammer und Sichel im Winde wehen – Anspruch auf die Weltherrschaft und Symbol einer neuen Ära in Asien. Vielleicht würde Tschenresi, der ewige Gott der Gnade, auch dieses Regime überdauern, wie schon so manche Einfalle der Chinesen. Ich konnte nur hoffen, daß das friedlichste Volk der Erde nicht durch allzu viele Verfolgungen würde gehen müssen und durch all die Neuerungen nicht zu sehr aus der Bahn geworfen werde! Mochte seine Klugheit ihm helfen, sich zu behaupten!

原著德文版第82章，第446-447页：布达拉上空的乌云

毛泽东的阴影将恐吓着，笼罩在布达拉的上空，锤子与镰刀的红旗将取代那些和平的经幡在风中飘扬──昭示着对世界的统治权，象征着一个新纪元在亚洲的开始。或许，那慈悲永恒的观自在菩萨也会像以往面对一些中国的入侵那样，经受住这个政权。而我只能但愿这个世界上最最和平的族群，不会因遭受太多的迫害而不得不出走，不会因为太多的革新而迷失了方向！愿他们的智慧能够帮助他们坚持下去！

——喂，刘德濒导演，您听好了，您要求“晒一页”，现在我们不仅晒了一页，还晒了两页，那么您意下如何？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不会又挥起别的政治大棒吧？我们怕怕哦。当然，如果你继续好学，执意要求晒《西藏七年》英文译本的话，这就更容易做到了，且请放心。

2013/1/24

22日又有藏人自焚；境内自焚藏人人数升至101人！

昨天，1月22日，又传来藏人以自焚抗议中共的惨烈消息。是安多博拉（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博拉乡）牧民，26岁的贡去乎杰布（又写贡觉嘉）。他于中午时分在当地博拉寺自焚，当场牺牲。他是今年以来自焚的第3位藏人，是2009年以来自焚的第101位境内藏人！

从境内藏地传出他的身份证照片：名字是贡去乎杰布，住在甘肃省夏河县博拉乡吾乎扎村加拉自然村11号，生于1987年1月8日。还有一张他生前照片，26岁的他看上去像个卷发少年。据境内藏人介绍，他的父亲多吉次丹已经去世，他有母亲仁钦措、哥哥帕巴次仁、妹妹宁姆吉，他与妻子卡姆塔生有一岁零十个月的男孩。

贡去乎杰布自焚后，被军警强行带走，至今未交还他的遗体给家人。当地百姓要求当局交出他的遗体，并要为他举行祈福法会和哀悼仪式。据自由亚洲报道，目前当地局势紧张。

而在18日自焚牺牲的藏人，经确认，名叫珠确（Dumchok ），27岁，为红原县瓦切乡第二大队牧民，父亲名叫角布，母亲名叫央措。他与怀有身孕的妻子热巴有两个女儿：5岁的大女儿贡确曲珍，3岁的小女儿乃确堪卓。他是在下午3点多，在瓦切乡派出所附近的团结广场的派出所前自焚的，并呼喊着“请不要恐惧”。他的遗体被当局军警强行带走。当地寺院麦洼寺为首的各寺院僧众赶到他家，为他举行了超度祈福法会。珠确的父亲角布大胆地告诉藏人：自己的儿子是为西藏民族的自由和正义事业而自焚的，身为父亲虽然痛苦，但不感到遗憾。

自焚牺牲的贡去乎杰布是2009年以来，以自焚抗议中共的第104位藏人（境内藏人101人，流亡藏人3人）！仅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就有22位藏人自焚，除一人是在拉萨打工时自焚、一人是女中学生，其他20人全都是牧民。其中12人是夏河县人。其中4人是夏河县博拉乡人。

在中共当局对各藏区实行严厉制裁藏人自焚的诸多措施之时，仍有藏人不惧高压，以身浴火，表达决绝抗议。

在十八大之后的近两个月内，先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依法办理藏区自焚案件的意见》”，严厉表示要对自焚藏人及相关藏人“追究法律责任”。随后，各藏区当局纷纷“侦破煽动教唆胁迫自焚杀人案“，并咬定是“达赖集团策划”，声称要对自焚藏人及其亲友施以各种严厉惩罚。

但早就说过，以所谓挖出“黑手”为借口而对藏地藏人僧俗进行如此严厉制裁，相信不会制止住自焚抗议事件，而只会制造出更多的反抗事件。显然，事实对此做出印证。

震撼的心，除了向自焚烈士顶礼再三，没有更多的语言可以表白。

正如 <西藏来函：铭记烈士格桑金巴>中所写的：“这些藏人英烈们以自焚的方式，用了不起的勇气、决心及觉悟精神，不仅向全世界发出了自由与和平的呼吁，也向我们敲响了神界的大鼓，震聋发聩。包括格桑金巴在内的近一百名西藏烈士们的行动，在这个世间，已经树立起非暴力、自由、人权、平等的丰碑，它会永世长存！”

以下，是104位自焚藏人简况——

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3年1月22日，在境内藏地有101位藏人自焚，在境外有3位流亡藏人自焚，共104位藏人自焚，包括15位女性，已知其中87人牺牲（境内86人，境外1人）。

目前找到并已经披露的大概有31位自焚藏人（境内30人，境外1人）专门留下的遗言、写下的遗书或录音的遗嘱，这都是至为宝贵的证据。而每位自焚藏人，在自焚之时发出的心声是最响亮的遗言，包括“让尊者达赖喇嘛回到西藏”、“祈愿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西藏要自由”、“西藏独立”、“民族平等”等等。

1、自焚时间以及自焚地点：

2009年1起自焚：2009年2月27日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发生第1起。

2011年14起自焚（境内藏地12起，境外2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8起、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道孚县和甘孜县3起、在西藏自治区昌都县1起。并且，2011年11月在印度新德里1起、在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2012年1-12月，86起自焚（境内藏地85起，境外1起）：
1月4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1起。
2月6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1起，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1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3月11起——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1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2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2起。并且，3月在印度新德里1起。
4月4起——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2起（注：这两起自焚迄今未被藏人行政中央承认，原因不明），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2起。
5月3起——在拉萨大昭寺前2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6月4起——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1起，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2起，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1起。
7月2起——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1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1起。
8月7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6起，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府合作市1起。
9月2起——在北京住建部门口1起，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1起。
10月10起——在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那曲县1起，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5起，在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2起。
11月28起——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9起、泽库县3起；在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县1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若尔盖县2起；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1起；在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1起；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夏河县3起、碌曲县3起。
12月5起——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碌曲县1起；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1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

2013年1月，3起自焚：
1月3起——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1起。

2、自焚者籍贯（包括3位流亡藏人的籍贯，其中两位原籍在境内康地，在以下记录之内；另一位出生在印度流亡藏人社区的，不在以下记录之内）：

按照图伯特传统地理：安多81人，康18人，嘉戎3人，羌塘1人，卫藏1人。而安多藏区中，安多阿坝自焚藏人最多，为30人；其次是安多拉卜让12人和安多热贡11人。

其籍贯按照今中国行政区划——
四川省藏区49人：阿坝州阿坝县30人、壤塘县4人、马尔康县3人、若尔盖县3人、红原县1人；甘孜州甘孜县2人、道孚县3人、康定县2人、色达县1人；
青海省藏区24人：果洛州甘德县1人、班玛县1人；玉树州称多县2人、玉树县2人；海西州天峻县1人；黄南州同仁县11人、尖扎县1人、泽库县4人；海东地区循化县1人；
甘肃省藏区22人：甘南州玛曲县1人、夏河县12人、合作市5人、碌曲县4人；
西藏自治区8人：昌都地区昌都县2人；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1人；拉萨市当雄县1人；那曲地区比如县4人。

3、自焚者性别、年龄及身份：

男性89人，女性15人。

最年长的为64岁，最年轻的是16岁。

僧尼：2位朱古（Rinpoche，活佛），26位普通僧人，5位尼师。这当中大多为格鲁派僧人，1位原为噶举派僧人，2位是宁玛派僧尼；需要说明的是，在安多壤塘自焚的4位藏人，属觉囊派所在地区。

农牧民：53位。有些人曾有出家为僧的经历，但多人属被当局工作组驱除出寺，也有人属还俗离寺。其中数人是儿女的父亲或母亲。有一位是著名仁波切的外祖父。

其他：2位女中学生；4位男学生；2位在拉萨的打工者；1位在康区的打工者；3位生意人；1位网络作家；1位唐卡画师；1位出租车司机。1位退休干部。其中数人是儿女的父亲或母亲。

还有两位是年轻的流亡藏人，尚不知其职业。

4、自焚者状况：

104位自焚的境内、境外藏人中，已知87人牺牲（境内86人，境外1人），其中62人当场牺牲，23人被军警强行带走之后身亡，1人在印度新德里医院重伤不治而亡，1人在寺院治疗六个多月后绝食牺牲。

另有14人被军警带走，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们是：
2009年2月27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扎白；
2011年9月26日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格桑（尕尔让）和洛桑贡确（贡确旦巴）；
2011年10月3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格桑旺久（尕尔让旺修）；
2012年2月8日自焚的玉树州称多县拉布寺僧人索南热央；
2012年2月13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嘉措；
2012年5月27日自焚的在拉萨打工的阿坝人达吉；
2012年6月27日自焚的玉树妇女德吉曲宗；
2012年9月29日自焚的昌都嘎玛区农民永仲；
2012年10月25日自焚的那曲比如小生意人丹增；
2012年11月7日自焚的阿坝俄休寺僧人桑珠和多吉嘉；
2012年11月26日自焚的色达学生旺嘉；
2012年12月2日自焚的夏河牧民松底嘉。

两位境外的流亡藏人在自焚后获得救治，已伤愈。

两位境内藏人（甘孜寺僧人达瓦次仁和隆务寺僧人加央华旦）在自焚后，先是被藏人僧俗送到医院，后又从医院接回寺院，由藏人们自己照顾、救治，出于担心自焚者被军警从医院强行带走，一去不归。据悉，目前达瓦次仁在艰难恢复中，但落下残疾，生活困难。加央华旦本来在恢复中，但他决意赴死，绝食一周多，于自焚六个多月后牺牲。

——唯色记录。

自由亚洲电台：藏人面临的护照困境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翻译：更桑东智（@johnlee1021）

时间：2013-01-20

按照新的审批程序，中国当局几乎不再给藏人签发旅行文件。

RFA
图左：有关更改藏人护照申请护照程序的西藏自治区文件；图右：中国针对所有公民申请护照程序的政府文件。

据消息人士透露，由于将近一年前西藏自治区（TAR）当局实施了严格的旅行管制，几乎任何藏人都得不到可以出国旅行的护照。

按照2012年4月西藏自治区当局颁行的护照审批办法，想要出国旅行的藏人必须完成极为严苛的——有些甚至是歧视性的——审批程序，而这些程序的实施，明显是由于北京方面试图压制藏人出国旅行。

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RFA's Tibetan Service）得到的一份西藏自治区的政府文件记录了这些审批办法。在2012年1月，很多藏人去印度参加时轮（Kalachakra）法会后，西藏自治区当局实施了新的护照审批办法。这次时轮法会由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主持，中国领导人污蔑他是一个“分裂分子”。

这一变化是在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发生了质疑中国统治的自焚抗议之后，中国当局强化安保措施的一部分。

流亡西藏驻台湾办公室的研究人员索朗多吉（Sonam Dorjee）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从去年的二三月以来，就没有给藏人签发过新的中国护照，这个变化对西藏境内的藏人是一个沉重打击。”

另一个不愿透露名字并在西藏境内有关系的消息来源说，他只知道在中国政府当官的藏人可以得到中国当局签发的护照。

这位消息人士说：“在西藏自治区没有任何藏人个人能拿到新的中国护照，除了少数藏人官员因公派原因能够拿到护照，而这些人回来之后还要上交护照。”

与汉人不同，藏人要想得到护照需要面临“非常复杂和困难的程序”，索朗多吉说。“为了让申请得到通过，他们可能需要等上好几年，过程中或许还得进行种种贿赂。”

“对于绝大多数没有官方关系的藏人而言，他们根本拿不上护照，”索朗多吉说。

矛盾

他说，西藏自治区的护照审批办法与中国政府颁发的有关规定存在矛盾，中国政府的规定要求有关部门在申请人提出申请后的15天之内签发护照，如果申请未获通过，则要求在6天内通知申请人并说明原因。

“在同一个国家应该对所有的公民实施同样的规定和程序，但是在中国，事实并非如此，”多吉说。

首先，藏人们要将他们的护照申请递交给居住地的地方政府官员。这些申请文件要经过村、乡（区）、县的各级审核，最终才能送到西藏自治区公安局。

“即便是通过了漫长的审核过程，申请人还被要求签署一份文件，保证在出国之后不会从事任何‘非法活动’和‘危害国家’的活动，”多吉说。

藏人当中即使最终拿到护照并出国旅行，但必须在返回以后的七天之内将旅行文件送交有关当局。

他们还必须向当地警方报告并接受询问——而对于汉人则没有这样的要求，他们的护照有效期通常是5到10年，并且无需在从国外返回后交还护照。

多吉说：“这说明尽管大家都被认为是中国公民，但是西藏自治区的护照申请人并未拥有中国赋予其他申请人的同样权利。”

困境

那些已经拥有护照的藏人也同样面临困境。

观察人士贡布（Gonpo）说，由于中国当局从去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实施电子护照计划，西藏自治区的藏人必须上交他们的护照，哪怕护照还没有到期，并且要接受彻底调查和甄别。

他说，很多拥有护照的藏人在从尼泊尔回到西藏时，因更换电子护照而被滞留在边境。

一位在一月的第一周从西藏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藏人商人说，一年前在印度参加时轮法会的藏人们的护照均被当局收缴，至今也没能拿回来。

他说，“所有参加了时轮法会回去的人，护照都被没收，当时保证会换发新的护照，但据我所知，这些人从来就没有得到新护照。”

那些往返于拉萨和尼泊尔之间的藏人商人也担心他们的护照会被收缴。

一位住在尼泊尔的藏人居民说，事实上，持中国护照前往尼泊尔的藏人人数近期明显下降，已经影响到了藏人在尼泊尔的生意。

有大约20000名西藏难民住在尼泊尔，北京方面已经要求加德满都限制他们的活动。

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报道。藏语翻译多吉达珠（Dorjee Damdul）。英文编写帕拉梅瓦朗•潘努都瑞（Parameswaran Ponnudurai）。

Tibetans Face Passport Dilemma

2013-01-20

Chinese authorities are hardly issuing travel documents to Tibetans under new procedures.

RFA 

A copy of the cover of the TAR document (L) with revised passport application procedures for Tibetans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ocument (L) with application procedures for all citizens.

Hardly any Tibetan has been issued with an international passport since Chinese authorities introduced tough travel rules nearly a year ago in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TAR), according to sources.

Under the April 2012 procedures issued by the TAR authorities, prospective Tibetan travelers are subject to arduous—and what some call discriminatory—procedures in an apparent attempt by Beijing to clamp down on their travels abroad.

The procedures, contained in an official TAR document obtained by RFA's Tibetan Service, were introduced after many Tibetans attended the "Kalachakra" religious gathering in India in January 2012 presided by exiled Tibetan spiritual leader the Dalai Lama, who is reviled by Chinese leaders as a separatist.

The move was also part of tightened security measures following self-immolation protests by Tibetans questioning Chinese rule in the TAR and Tibetan-populated areas.   

“Since February or March of last year, there has been no issuing of new Chinese passport to Tibetans and those in the TAR were hit hard by the move," Office of Tibet in Taiwan researcher Sonam Dorjee told RFA's Tibetan service.

Another source, with contacts in Tibet and speaking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 said he was only aware of Tibetan officials being issued passports by Chinese authorities.

"No new Chinese passports have been issued to Tibetan individuals in TAR, except for a few Tibetan officials who received the passports for official purpose and which they need to hand back upon their return," the source said.

Unlike Chinese nationals, Tibetans face a "very complicated and difficult process" to obtain passports, Dorjee said. "They may have to wait for years for their applications to be processed and may have to pay bribes along the way."

"For most Tibetans with no official connections, they cannot get a passport at all," Dorjee said.

Contradiction

This is a contradiction of the law a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nder national regulations, require the authorities to issue passports within 15 days after an application is made and to notify unsuccessful applicants within six days with the reasons why their applications were denied, he said.

“There should be one set of regulations and procedure for all the citizens of the nation but for China, it is not the case," Dorjee said.

Tibetans have to first submit their passport applications to local government offices in the areas they resided. The documents will be scrutinized at the village, district and county levels and then finally by the TAR police bureau.

"Even after the lengthy process, the applicant is required to sign a document guaranteeing to the effect that he would not engage in any "illegal activities" or activities that are "harmful to the nation" while abroad, Dorjee said. 

Even if Tibetans are able to obtain passports and get to travel abroad, they have to surrender the travel document to the authorities within seven days on their return home.

They also have to report to the local police and subject themselves to interrogations—requirements not imposed on Chinese nationals whose passports are usually valid for five to 10 years and not collected back on their return from abroad. 

“It shows that even though all are considered Chinese citizens, TAR passport applicants do not have the same rights as guaranteed in China for other applicants," Dorjee said.

Quandary

Tibetans already with passports are also in a quandary.

When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began implementing a nationwide electronic passport scheme last year, Tibetans in TAR had to surrender their passports even before expiration and were subject to thorough investigation and screening procedures, according to Tibetan watcher Gonpo.

Many Tibetans with passports wanting to re-enter Tibet from Nepal were stranded in the border due to the change to electronic passports, he said.

A Tibetan businessman who arrived in the Nepali capital Kathmandu in the first week of January from Tibet said many Tibetans who had attended the Kalachakra festival in India a year ago had their passports seized by the authorities and have not got them back. 

"Passports for all Kalachakra returnees are confiscated with the assurances that new passports will be issued, but to my knowledge no new passports have ever been issued to them," he said.

Tibetan businessmen shuttling between the TAR capital Lhasa and Nepal are also concerned their passports would be confiscated.

In fact, the number of Tibetans travelling to Nepal with Chinese passports is significantly down in recent days, impacting Tibetan businesses in Nepal, said a Tibetan resident in Nepal.

There are about 20,000 Tibetan refugees in Nepal, and Beijing has urged Kathmandu to restrict their activities.

Reported by RFA's Tibetan Service. Translated by Dorjee Damdul. Written in English by Parameswaran Ponnudur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