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人倡议：“让我们缅怀逝者，祈福生者！”

藏人倡议：“让我们缅怀逝者，祈福生者！”

安多瓦

在图博（西藏）历史跌宕起伏的演绎中，多康即安多和康，成为图博疆域外延拓展、民族碰撞的特殊区域，形成了民族多元、民俗融汇的现实景象，过汉人的农历春节即为典型案例，以藏人为主体的其他民族都有同时的年俗，除了历史的、政治的因素，还有地理的、环境的以及其他显性的或隐性的因素。过农历春节的民意基础超出我们正常的预估及判定，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习惯”及“传统”的，虽然这样的“习惯”和“传统”是非常规非正统的，是被历史和现实扭曲和变异过的，但不能因此而去否定和批判这样的现实呈现，多康藏人过农历春节与卫藏藏人过藏历洛萨的区别，仅是时间上的错位，而在内容上不存在错位。

近几日正值 “农历春节”。每年此时，多康各地总会呈现盛装打扮的藏人互访拜年的热闹场景，但在今年，这样的氛围却荡然无存。自从去年拉萨3•10事件发生之后，多康各地就再也没有过群体性的带有喜庆和娱乐性质的节庆与活动，2009年的农历春节也自然不会有往年那样的贺岁气氛。当农历春节临近，阿坝、甘孜、果洛、热贡、尖扎、夏河、玛曲等为主的多康各地，开始传播着要求藏人不过年的倡议，其内容大意如下：

“在拉萨3•10事件中，数以千计的同胞被捕入狱，数以千计的同胞惨遭迫害，数以千计的同胞下落不明，我们这些安生苟活的藏人，如果你还良心未泯，如果你愿意同甘共苦，就请做到以下两点：不纵歌欢娱；不燃放爆竹烟花。仅此两点希望大家都能做到，让我们缅怀逝者，祈福生者！”

这一倡议已被藏地各处响应，民众纷纷以为然，参与了这项集体缅怀的庄严活动。据悉今年热贡、尖扎两地的节日气氛异常冷清，各村互访共欢的诸多民俗节目一并取消，祭祀活动中燃放爆竹以迎山神归位的重要环节也被神灵附体的预言师“拉哇”勒令取消。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局在得知这一典型的“公民不服从”的消息后，其应对之策是：要求各单位机构一律在大门前挂横幅、点灯笼，并配送烟花爆竹给这些机构单位以及驻军部队，要求他们在除夕之夜长时间地燃放烟花爆竹；同时增派武警到这些区域，在节日期间全副武装轮班绕城，这些巡逻军警手持冲锋枪，从头到脚都被黑色的物件包裹，其武装形式状如“乌龟”，故被藏人戏称为“黑龟”，藏人家长还用“黑龟来了”来吓唬不听话的孩子。藏人普遍对“黑龟”持有双重的矛盾心理，一是怜悯，二是憎恨；怜悯他们年轻无知沦为镇压工具，憎恨他们耀武扬威杀气腾腾。

总而言之，目前在多康许多区域所能收集到的信息乃是一种“沉潜的、沉默的力量在积蓄”，相信这样的积蓄的力量，是无法用任何行政命令、暴力手段可以控制和损害的。

同时传上一则雷人的消息：

据藏人乡民及僧侣透露，他们有时在凌晨早起转经时，会在一些贴布告的地方看见有人在张贴“反动”传单，更惊奇的是，竟发现那些张贴所谓“反动”传单的人是侦保、国保等安全部门的便衣或警察，这一不可思议之现象在后来的查证访谈中被证实。据一位在安全部门供职的朋友讲，这样的事例在他们内部是司空见惯的，其中包括拼凑含有“敌情”的信息，将其做成布告，而后在深夜凌晨“冒险”张贴，再去上级有关部门反映这一“紧急事件”或“重大敌情”，而决策部门则给职能部门的第一发现人按规定奖励一定的酬劳。最后，这一酬劳即被分配给团队合作者们，这就是国保安全部门分配此“风险利益”的整个流程。

2009-1-29，安多藏地

【转载于博讯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9/01/200901312345.shtml，
参与http://www.canyu.org/n5195c6.aspx】

走向“民族”（或“话蛇添族”）

图：新改名的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的英文网页。请注意网页上改名的公告。


走向“民族”（或“话蛇添族”）


【原文英文】http://www.highpeakspureearth.com/2009/01/going-minzu.html
【作者】High Peaks Pure Earth（藏人）
【译者】台湾悬钩子


今日在日常的英语里使用来自中文的词汇，是相当普通的一件事－－我们谈论feng shui（风水），做做qi gong（气功），或者调养yin and yang（阴阳）。我们需要这些词汇来描写英文的语言与文化中没有的物品或观念－－如losing face（丢脸）。现在，假如中国政府得逞的话，这一串来自中国的外来语名单中，又要增加一个字了。

High Peaks Pure Earth在2008年12月10日收到了一封E-mail，其中非常若无其事地写道:“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备感荣幸地通知你，从2008年11月20日开始，我们大学的英文名字从原来的"the Central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改为"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MUC)。”

对于不会讲中文的外国人来说，老实说这个新名字听起来十分可怕。——Minzu。MUC，那念起来就跟muck（动物大便、肮脏、乱七八糟、恶心、低级）同音！发生了什么事？！而Minzu到底是什么东西？根据英国的谷歌，Minzu是一家“中式吃到饱【1】的餐馆酒吧，位于伯明翰，提供上好的中华美食！”太棒了！所以也许我们需要一点说明文字来让我们明白这个奇怪的发展。

High Peaks Pure Earth的读者也许有兴趣知道这家大学这一次改名，已经是1941年创校以来第三次改名了。1941年它是叫Yan'an Institute of Nationalities（延安民族学院），配合“新中国”的诞生，1951年搬到北京，而在1993年重新命名为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现在它又改名为th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但在中国，这家学府只曾有过两个名字，中央民族学院(Zhongyang Minzu Xueyuan)，以及中央民族大学(Zhongyang Minzu Daxue)。Zhongyang英译了就是Central，Minzu下文再讨论。Xueyuan意谓着Institute或Academy，而Daxue的英译就是University。以博伊（藏文）来讲，这家大学是叫（mi rigs slob grwa），mi rigs是人民之意，而slob grwa意思是学校（不论哪一类）。后来这家学校改成大学时，Chen mo就加上去，就是大的意思。

北京的这家Th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在自己的网站描述自已拥有“高质量、高水平、代表许多族群背景的师资。一万五千名全日制学生之中，有70%是少数族群。学校堪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缩影，是中国唯一一所包括中国全部五十六个民族师生的大学，五十六个民族的多元文化在这里和谐共融。”他们也招收想要学中文的外国学生，假如读者想要了解该大学并到那里读书的话，可以看看这支非常有趣的招生录像带。（http://www.study-in-china.org/school/Beijing/cun/）

这所大学目前也有六百位博巴（藏人）学生在这里读书，是中国首都藏人最高度集中的所在地，他们大部份都是在研究藏学。过去，一些最优秀的学者都曾在MUC教过书，包括东噶•洛桑赤列（Dungkar Lobsang Trinley）、才旦夏茸（Tseten Shabdrung）、毛尔盖•桑木旦（Muge Samten），以及钦饶维色（Kyenrab Woeser）。今日，两位非常有名的博巴学者，来自安多的才让太（Tsering Thar），与来自康区的土登彭措（Thupten Phuntsog）在这里教学，也深受学生爱戴。从这里毕业的著名博巴校友，有端智嘉(Dhondup Gyal)，还有在自由亚洲电台与华府的美国之音的藏语部门工作的大部份人员，都是从这里毕业的！而研究图伯特（西藏）的顶尖中国学者，如杨恩洪与陈庆英都曾在这里学习与教书。

所以，为什么这个学校名字里的Minzu不再被翻译成英文了呢？北京的各主要大学，或可比拟为“中国长春藤”的精英学府，其名字都直接翻译成有点怪的英文，从听起来非常有个性的Peking University（北京大学），到听起来极度荒唐的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北京师范大学【2】）。其他大部份都是十分平常的名字，如Univeris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北京科技大学），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北京外国语大学），China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中国中央美术学院）。

虽然官方没有解释为什么民族大学的英文名字突然改动了－－合理的推测是因为其中相当麻烦又似乎无法翻译的这个词汇“Minzu（民族）”。所以弄到最后，他们的解决方法，就是铁了心不翻译这个名词，好避免掉这个词所带来的种种麻烦。Minzu这个词究竟有着怎样的麻烦？第一，你只要查字典，就知道Minzu的意思是Nationality。看起来并不难翻译。

但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他们独特的“Nationality”观念很难向外界传达。今日在中国所使用的Minzu背后的历史背景，起源于1950年的Minzu Shibie（民族识别）－－中央政府所进行的一项调查，好决定中国境内不同的族群分类。那就是，今日所谓的汉民族与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组成和谐大家庭的初始，有五十五个族群团体都是经由这个调查而被确认并且进入官方语言的。这些Minzu团体统被称为少数民族，翻译成英文则为ethnic minority。

Minority（少数民族）这个词在英文里已经有够多政治不正确的衍生含义，因此近年来中国政府明智地决定在译时要远离这个词。他们大概是想Nationality这个词比较没有争议，然而他们却大大地算计错了。在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几乎没有什么人了解中国心目中的Nationality－－这个词其实跟国家、成为国家的状态(nationhood)，以及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有关的。更要紧的是，它跟护照是有关的。在中国不是这样的。一个出生于拉萨的博巴，他的nationality（英文意义主要是国籍）归类于藏族，但却是中国人。一个在乌鲁木齐出生的维吾尔人，他的nationality为维族，却是中国人。对一个出生在呼和浩特的蒙古人而言，他的nationality是蒙古族，但却是中国人。Nationality这个字眼确实是容易让人感到混淆。

除了让人感到混淆，而且还充满政治义涵。对于汉人而言－－我们别忘了他们构成了92%的人口－－中国政府积极地使用扭曲、负面的方式来煽动他们的民族主义热焰，往往针对的是外国势力。想想1999年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被北约误炸以后，所造成的疯狂场景；想想去年在中国发生的反法热潮，可怜的家乐福超级市场！甚至更疯狂的是，再往前推几年，日本教科书所产生的灾难。在一个没有双重国籍观念的国家里，任何知名人物想要改变国籍（Nationality），就会变成全国公敌，如李连杰（现在是美国人），巩俐（现在是新加坡人），还有那种介于两者之间的，例如在北京出生的章子怡（拥有香港居民证）。

然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里的各个族群的人，民族主义却是严禁的场域。2008年， 中国政府一手镇压博巴对他们的民族情感的表达－－突然之间，每个汉人也都知道图伯特国旗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了（即使国家媒体欲盖弥彰地称之为‘雪山狮子旗 ’）；另一手则举办奥运会，加强他们自己的国家认同与民族骄傲。所以，如果汉人可以允许表达他们的民族主义，为什么其他的族群不能呢？而这个问题的答案， 如果能简单到将Minzu这个字眼硬塞给不知中国奸计的世界，那就好了。

中国为了政治目的，而创造、强迫别人接受新的词汇，这也不是第一回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藏文里的。因为在藏文中有一个词可以指称Tibet(Bod)，而有一个词是用来指称中国（“加那”），而没有一个词可以指称包含图伯特领土的中国。所以中国政府官方使用了这个字krung go，就是中国 (Zhong guo)的直接藏文翻译。虽然这个字眼与概念以前在藏文里不存在，但现在已经存在了。有趣的是，以中文写作的博巴博主们拒绝使用中文里对Tibet的指称－－西藏，因为西藏所指的只是西藏自治区。博主们使用图伯特 (Tubo)，有时候甚至只有中文的博（bo），听起来比较接近藏语里的Bod。博主们也不屑中文描述Tibetan的方式－－藏族（zang zu），因为这两字所隐含的是一个族群（zu这个字跟Minzu里的zu是同样的），反而采用博巴这两个字，而在博盖（藏话）里，其意义就是a Tibetan person的意思。

有时候，某些词汇与概念就是得用原来的语言才能表达，例如“shoah”（希伯来语的“浩劫”之意，指犹太大屠杀）、“apartheid”（南非语，指黑人白人隔离制度），或者“Satyagraha”（印度语，指圣雄甘地的不合作主义）。然而，Minzu却 没有前述这些概念的重要份量－－它只单纯地指涉中国政府所认为、又呈现给世人的那种，包括多个族群的一个快乐大家庭的整体意识形态与观念。一家大学的改 名，看起来好像不是世界末日，但这却是经过精心算计的动作，好先在表面的语言层次上先得到他国的接受，以赢得正当性，而这就是整个偷天换日、偷渡概念的开 端。

所以北京政府未来又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已经有了Minzu Hotel（民族饭店），而隔壁的Cultural Palace of the Minorities（民族文化宫）可以改名为Minzu Cultural Palace。而Nationalities Park（英语字面或可直译为各国人民园，然而实指北京的中华民族园）也许也会改名为Minzu Park等等。下一趟去中国的时候，准备好面对Minzu这个词哦，我们已经警告你了！


附：一位读过这篇文章的国际藏学家的来信：

非常感谢。这一篇写得很棒，但我想还是不够清楚，因为许多人不了解Minzu这个字眼其实是19世纪才发明出来，而且还是由狂热的“驱逐鞑虏”的国民党人从日文里借来的，好对付那些卖国的“非中华”的满州统治者－－但稍后这个词汇却成为中国共产党解释他们有权利统治非中国人的重要概念。为什么？因为为他们说中国是一个包括好几个nationalities的国家，不只是汉人。因此他们称呼它为一个多元民族国家。他们必须这样主张来解释为什么博巴与维吾尔属于中国。因缘巧合之下，"Minzu"的英语翻译，其字眼被党员干部选择为"nationality"大约肇始于1940年代，而就像所有的党八股一样，这个概念接下来就由内部的命令统一定调与僵化了。

但就像你说的，对中国政府来说，这个词汇在英文里有其他含义，不是中国政府的原意－－它还蕴涵了一个也许有自己国家的国民。这个事实似乎一直要到1994年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才领悟到，而第二年他们就发出命令，所有的官方英译（与其他的同源语言）之中，"Minzu"这个词不得再使用"nationalities"的翻译，而必须始用"ethnic"这个字。而原来的State Nationalities Commission（国家民族委员会）也因此而变成了State Ethnic Afffairs Commission。这对中国很有用了，一些西方学者在1990年代早期就很帮忙地解释了，西方国家里也有许多不同的种族群体与族群紧张情形。许多听话的西方学者、作家、生意人与其他赶流行的人，因此好心好意地使用"ethnic"这个词来省得中国还必须解释它复杂历史主张的各种尴尬，彷佛他们也都收到党的命令，讲英文时必须如何如何一样。所以现在中国开始自称自己是个"multiethnic state"（多元族群国家）。学者乌拉丁‧布拉克（Uradyn Bulag）对于这一点写了很深入的文章，并且注意到a nationality（民族）的定义大幅地变更了，不只是中国人强加的名称而已。这些都与费孝通提案所引起的争议有关，他认为"zhonghua minzu"（中华民族）或者中华的大族群可以包涵所有的小族群。现在也还有一个运动是要称呼中国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

所以我想现在Minzu已经变成一个包袱沉重的字眼，指涉这所有的历史，然而这一段历史大部份都已经被中国人忘记，但其他民族（nationality）的人却忘不了，再加上中国官员喜欢这个议题的地方，例如说他们可以彰显自己宽大的民族政策，他们文化上对异文化的宽大容忍，他们对多元性的有容乃大，他们文化史的丰富精彩，等等。

而早从1980年代早期开始，中国官方早就开始有类似的努力了，希望让外国人在称呼中国人时－－意谓着种族的中国人，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为Han Chinese（汉裔中国人）。这是因为后者暗示的是，不是所有的中国人在种族上都是汉人（这样的说法为真），所以可以有所谓的“藏族中国人”、“蒙古族中国人”等等。所以中国官方听到老外不说“汉人”而说“中国人”时，就会非常生气，似乎英文的"Chinese"这个字好似没有数个世纪以来都意谓着汉族人一样。也不意外的是，许多外国人也喜欢遵守这些中国官方的指示，在想要指称“中国人”时，使用"Han"这个词，假装他们对于这些词汇的选择所携带的政治意涵都一无所知一样。

注：

【1】悬钩子译按：台湾叫做“吃到饱”，不知道中国叫什么？就是那种缴一定额度的金钱，然后客人自行取用各式菜色的餐点，不限次数的。唯色按：中国叫自助餐。
【2】悬钩子译按：normal在英文里常用的意义是正常之意，直译就是北京正常大学。

图：从th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的网站上截取的图片。请注意在下图中穿着图伯特服饰的快乐Minzu。

《一个藏人的童年》——西藏文学中一个新的创作方向

图为2007年6月在西宁出版的《一个藏人的童年》（又译《那仓男孩辛酸史》）藏文版，以及作者那仓•努旦洛桑。照片上的书是作者那仓•努旦洛桑先生赠予我的。

《一个藏人的童年》——西藏文学中一个新的创作方向

文/多杰南嘉

对藏人来说2008是不平凡的一年。从2月21日安多热贡（即青海省黄南州同仁县）发生的抗议，到3月14日拉萨的示威和由此引发的遍及全藏区的抗暴运动，再到世界各地藏人抗议中国举办奥运，其间达赖喇嘛特使与北京的三次对话，以及全球藏人特别大会的召开。可以说，2008年是拉开西藏民族运动序幕从而把西藏问题进一步推向世界舞台的一年。就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里，《一个藏人的童年》（又译《那仓男孩辛酸史》），一本描述由于中共的入侵，而使一个西藏安多人家破人亡的传记在印度达兰萨拉再版发行了。由于原版中有很多安多玛曲地方的方言，为了便于其他地区读者的阅读，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快报》负责把书中难懂的方言改写成书面藏文后出版了第二版。

《一个藏人的童年》的作者那仓•努旦洛桑于1948年8月15日出生在西藏安多玛曲地方（现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那仓扎登家。年幼时生活在玛曲地方并与父亲和哥哥一起去拉卜楞寺、塔尔寺、拉萨色拉寺等西藏著名寺院朝拜。1959年11月开始在玉树曲玛莱县民族中学学习。1964年从玉树州民族师范学校毕业。1965年在青海民族学院学习。1965 年10月在曲麻莱县小学任教。 1967年在巴贡小学任教。 1971年任巴贡乡武装干事。1978年任曲麻莱县法院副院长。1984年任县司法局副局长。前后曾在省级和州级党校学习，并在省和中央的司法学校深造。1987年任曲麻莱县副县长。1990年调任玉树州中级人民法院工作。1993年退休，现任青海藏族研究会的常任顾问和理事。

《一个藏人的童年》由五章组成。第一章详细地叙说了作者的童年，特别是母亲的不幸去世所造成的悲哀和痛苦。第二章描述了作者与父亲移居到寺院与哥哥生活并通过帮助寺院厨房打杂而获取剩菜烂羹的悲惨生活。第三章描绘了作者与父亲和哥哥同其他朝圣者到拉萨朝拜达赖喇嘛以及甘丹寺等著名寺院的经过，及在去拉萨路上的所见所闻。第四章描写了中共入侵西藏安多后，以“民主改革”、“消灭封建思想”等借口迫使僧人们摧毁寺院、佛像等残暴行为。为了生存，10岁的作者在父亲的带领下和哥哥以及朋友们一起出逃。然而非常不幸地，父亲在与中共军队的战斗中被打死，他们兄弟俩被捕入狱的悲惨遭遇。第五章描述了在中共的统治下成千上万藏人被逼迫背井离乡，无数人被监禁、屠杀、饿死以至于人吃人肉的凄惨历史。

《一个藏人的童年》一书于2007年6月28日在西藏安多地区西宁市出版发行。截至目前，该书在西藏安多已印刷两次，在印度出版了第二版。一本书在短短的两年内里印刷三次，发行数达37000册，这恐怕在西藏历史上前所未有。很多读者纷纷致信给作者表达《一个藏人的童年》留给他们难以忘怀的印像以及对作者的敬意。这些读者当中既有如作者一样经历过1950年代苦难的老一代人，更有很多仅仅耳闻过这段苦难史的年轻人。有的读者说自己一边流泪一边读此书，有的人由于惊骇和愤怒于中共对藏人法西斯式的残暴迫害而无法继续阅读，往往需要停下来让自己的心情平静后再读。

这部书之所以受到广大读者如此的欢迎和共鸣，是因为作者通过对自己童年的描述如实地记录了藏民族在中共入侵下所遭受的苦难，而这种记录和叙说在当下的西藏是不被允许的。 成长于父辈苦难记忆中的西藏新一代，从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寻找到了一种证实，一种对于自己民族遭受过的和正在遭受的屈辱的证实，同时，也从阅读之中获得了自己为复兴民族而奋斗的信心，因此，说《一个藏人的童年》不仅是一个藏人童年的悲惨史，它更是一部藏民族的苦难史。作者用质朴的语言和细腻的手法描绘了自己童年时期的人物和发生的事件，从而使这部传记达到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藏历第十六个绕迥公鼠年八月十四日的夜晚，由于暴风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雨越下越大，在一道道闪电下时而可以看到纳格仓家帐篷后面的经幡和门前左右的牛马以及悄悄地拥挤在一起的羊群。帐篷里面货堆前的神龛上供奉的一对酥油灯在风中闪烁着，在土灶中燃烧的火苗上歪歪斜斜地支着一个铜锅，火坑里的灰火上放着一个小茶壶。头发花白的纳格仓老奶奶手里拿着念珠坐在锅灶旁不停地在祈祷，“愿三宝保佑，愿贡唐仁波切保佑，保佑她们母子俩生命安全，平安无事。。。。。”老奶奶除了时而咳嗽几声以外一刻也不停地祈祷。到了下半夜，雨依然不停地下着而闪电却变得更猛烈。家里的货堆、土灶、器具，以及躺着的家人在一道道闪电下忽映忽现。”（吉姆措等译）

作者可能是在这么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出生的，但重要的是作者没有以平板的方法陈述自己的出生，却是以形像的语言细节性地绘制了一个画面并让读者一步一步地接近画面，感受其中的气氛。

“突然，随着一声揪人心痛的巨雷声一道闪电劈打在帐篷的附近，雷电使脚下的土地都有点震动的感觉，而一股焦味传入帐篷里。一时间，牛、羊、马以及门口的狗一起鸣嘶哭叫起来。土灶旁的老奶奶由于恐惧大声喊道：‘坚贝央保佑啊，今夜到底怎么了！’”（吉姆措等译）

是的，这不是一个平凡的夜晚，它在孕育一个生命的诞生，痛苦地，揪人心痛地。

“暴雨当中，与雷鸣一起又有一道闪电劈打在帐篷的背面，顿时，帐篷里布满了烟雾和焦味。纳格仓老人抬起头说：‘这个该诅咒的恶天气今夜到底怎么了！’他的话音还没落，从睡在帐篷下方的姑娘身边传来一声细弱的‘啊啊呀呀’的哭泣声。奶奶兴奋地喊道：‘三宝保佑，生下来了，生下来了！’”（吉姆措等译）

一个生命终于在焦虑、痛苦和恐怖之中诞生了，可等待他的未来似乎并不是灿烂的阳光，爷爷纳格仓警惕的语言“小心别让雷电击打这孩子”提示读者这个生命将要遭受的历程。

与出生相反，作者以极为简明、极为克制但极为内在的语言描述了母亲的死。

“夜幕降临时，父亲扶着母亲坐起来。 母亲不时地睁开眼睛注视着父亲并抚摸着睡在父亲旁边的甲白哥的脸。母亲又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泪水从母亲的眼睛中流出，但她停止了说话。不久，母亲仿佛是在父亲的怀里睡着了似的，留下父亲、甲白哥、我和所有的亲人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吉姆措等译）

人生中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恐惧的事莫过于死亡，正是对死亡的认识和态度体现了一个人、一个民族乃至一个文化的性格。像一只鸟，生命划过长空永远地消失在黄昏的尽头，仿佛是进入了永恒的安眠，生存下来的人以死亡一样安宁的神态审视这黄昏最后的一刻。母亲睡着了，在这块土地上母亲的母亲恐怕也是如此地睡着的吧！

在讲述人物时，作者往往立体式地塑造其存在。

“有一天，我们正在河边玩，上牧村一个名叫孝才的老头走过来看我们玩。一会儿他抓来一个小青蛙对我们说，‘好，今天我想看一看你们谁像自己的阿爸一般勇敢。勇敢者把这个青蛙吞进嘴里。’孩子们都朝河岸上跑去，只有我站在那里没跑。我心想，我曾往嘴里放过很多次青蛙，没有任何可怕的。那时他对我说，‘这是谁家的孩子，他很勇敢，像自己的阿爸。你们看啊，他会把青蛙吞进嘴里的’。说着他把青蛙往我嘴里放。他问我，‘你怕吗’？我说，‘我不怕’。他又问我，‘你是谁家的’？我说，‘我是纳格仓家的’。他说，‘原来是他们家的，那肯定是勇敢的了，就像你阿爸一样，我们是亲戚，你是我的侄儿’。‘既然我们是亲戚，你为什么往我嘴里放青蛙呢‘？我问他。他说，‘好厉害的小子！好样的，明天我来接你，你应当到我们家里来。’说完他走了。”（吉姆措等译）

作者没有直观地描述孝才，但一个喜欢恶作剧却又欺软怕硬的老头跃然纸上。

“突然最后面的囚犯组里又吵吵闹闹的，当我们走到近处时，看见那位老头坐在地上，因为囚犯们都分组连在同一条连绳上，所以，其中一个不能走大伙都不能走，这时走过来两个汉人士兵踢了几下老头示意起来走，老头躺在地上说：‘你们把我给杀了吧！我真的走不动了，’汉人士兵又踢了几下，看到老人不动声色，便以枪杆来砸老头的背部和头，无奈之下大伙把老头拉起来后坚持行走，没有走多远老头又倒在地上，老头爬在地说：‘杀了我吧！我真的不能走了，’汉人士兵把老头从连绳上解开，让其他的囚犯继续赶路，汉人士兵把老头拖到路边去了，我们没有走多久听到枪声，我立即回头看了一下但什么都没有见，走在我们旁边的汉人士兵过来把牵著马的阿姐连到连绳上，把马缰绳递给了我，刚才拖老头到路边的两个汉人士兵跟上了大伙，却没有老头的影子，大伙都非常清楚老头被送上西天了。一发子弹把老头送到极乐世界了，又是一个无人善后的尸体扔在这荒野。”（吉姆措等译）。

难怪人们一边阅读一边流泪。看到这样的画面，凡是有人性的人都会流泪哭泣的。

“大概走了一个时辰后，来到一个搭着很多帐篷，还有很多白色房子的地方，把囚犯都赶在两边是白色房子的大路上，囚犯们不敢出声只有唰唰的脚步声，一会儿后，囚犯们走进一个夹在两堵高墙间的矮门，因为囚犯们是用绳子连在一起的，所以很难进入，汉人士兵把囚犯们连打带推强行进入这又窄又矮的门，我和甲白哥走在孟拉木舅舅和丹增叔叔的中间，当走进矮门时是一个更宽敞的大院子，高墙上亮着灯还有汉人哨兵在来回走动，月光下这些都很清楚，到达大院子里后把囚犯们的捆绑和连绳都解开了，而且把我们的带子和靴子带都给收走了，叫大伙站在院子一角，这时汉人哨兵从前面带走一批，当到达院子中间突然一晃就不见了，又带了一批过去，到了院子中间一晃又不见了，我不由地想，好奇怪啊！这究竟在干什么呀？在月光下大院子平平的很清楚呀！怎么把囚犯带到院子中间就消失了呢？这时汉人士兵又从头数到三十时正好把甲白哥和孟拉木舅舅算到这一组给带走了，我抓著甲白哥的手边喊着他的名字边跟过去，一位汉人士兵揪著我的耳朵给拉了回来，丹增叔叔喊道：‘甲白放心好了，我会看管好奴考的，’甲白哥和孟拉木舅舅一组三十名囚犯带到院子中间又消失了，下一组轮到我们了，当把我们带到院子中间时，一位汉人士兵把地上的一块木板拿开了，哦！这原来是一个土坑的盖子，同时一股难闻的臭味飘了出来，士兵把囚犯们推进坑里，坑里传来‘哎呀！嗷呀！’的呻吟，于是一位藏人民兵朝坑里喊道：“这个小孩谁给接一下？” 边说边抓着我的皮袄的一边把我放了下去，坑里不知是谁把我放在地上后说：“哦！好可怜哪！是个小孩。”坑里粪臭味，尿臊气，简直臭气熏天，呻吟连绵，使人感到喘不过气来，原先在坑里的囚犯们好像在半坐半躺睡觉的样子，我们刚来的别说坐的地方就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

这就是曲麻莱县监狱的牢房，其实这里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牢房可言，不如说是牢坑，是集中坑也许更恰当些。”（吉姆措等译）

文学是用语言对一种存在的描绘和再现。作者用藏文形象地描绘和再现了一个深藏在人们记忆和地底下的存在。《一个藏人的童年》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而且是一部植根于藏人传记文化的承先启后的文学作品。

作为一种独特的体裁，传记以其浩瀚的数目和丰富的内容在藏人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据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藏学研究家Kurtis R. Schaeffer的统计，现已发现的传记作品有 1300部之多。这当中有不为世人熟悉的作品，也有如《玛尔巴传》、《米拉日巴传》、《六世达赖喇嘛秘传》、《颇罗鼐传》、《第一世嘉木洋传》等优秀的作品。特别是《米拉日巴传》更是家喻户晓，其中塑造的米拉日巴母亲不仅是文学上的形像，而且成为藏人妇女的典范。

尽管《一个藏人的童年》中的母亲没有《米拉日巴传》中母亲的立体感和典范性，但是贯穿于全书中对母亲的思念和对母爱的歌颂却增强了《一个藏人的童年》的诗意和深度。

“听着达木考姨妈讲的这些故事，我心中产生一种难以言说的悲伤。也许是因为我母亲命中注定要早早去世，或者是因为我命苦，总之，我从小就没能享受到母亲的慈爱。”（吉姆措等译）

无论是因为自己命苦或是天命所定，奴考明白母亲去世了，永远地离开了自己，但他依然无法说服自己停止对母亲的思念。

“村里的孩子们一个个说我的阿妈他的阿妈时，我由于没有自己的阿妈而悄悄地伤心流泪。” （吉姆措等译）

这种执着的思念使奴考从他人的温暖和动物的柔弱中体会到了母爱。

“小时候，我独自依靠在牛毛帐篷的绳子上常常这样想，牛犊有个叫母牛的阿妈，小马驹有个叫母马的阿妈，甚至地上的虫子和天上的小鸟都有自己的阿妈，可我为什么自从懂事起就没有一个抚育我爱我的阿妈呢？失去母亲的痛苦始终没能从我的心灵中消失。” （吉姆措等译）。

“五、六天后，父亲带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回来了。那个女人看到甲白哥和我说：‘真可怜，两个孩子是他们吗？这可能是奴考吧？’她摸着我的头亲了我一下。父亲说：‘甲白，奴考，她是你们俩的阿姨，她将帮我们去拉萨。’我听了后很高兴。看上去她好像二十几岁，穿着一件旧皮袄，但满脸的笑容，喜欢说话，她的名字叫如乃，是阿完地方郎果玛村的人。从那天起，她和我们父子三人一起在往返拉萨的路上共同生活了一年左右。她是一个性格温柔的人，始终像母亲一样照看甲白哥和我。自从我能够识别人的面孔的那一天起就没有领略到母亲的温暖和慈爱，在此一年里，我从“阿妈姨姨”或是阿姨那里得到了母亲的慈祥和温暖。两三个月当中，我对她产生了像亲生母亲一般的深厚感情，夜里当她搂着我睡觉时我悄悄地抱住她的脖子轻轻地呼唤说‘阿妈姨姨’， 她对我说：‘奴考，好孩子，别叫我阿妈，叫我阿姨，好吗？’我说：‘不好，只有晚上我叫你阿妈，白天不叫。’‘好，我的好孩子。’说着她爱抚着我，眼中流出泪水来。我一生无法忘记‘阿妈姨姨’。” （吉姆措等译）

也正是对母爱的渴望，使奴考自己获得了一颗慈爱的心，并增强了自己的道德力量和生存的勇气。

“不知为什么，有一天，一直在寺院的柴火堆里筑有窝的母狗突然死了。阿克索巴把死狗拖到寺院路边后扔进了下面的深沟里。狗窝里剩下两只刚刚睁开眼睛的小狗，它们哭喊着在地上乱爬。我觉得它们很可怜，心想它们两个也像我一样失去了母亲。我给这两只小狗做了一小窝，安慰它们说：‘你们不用怕，在这安心睡觉，你们失去了母亲但我可以照看你们，听到了吗？’我把碗里的饭给它们，但是它们不会自己吃，所以我一个个地喂它们。”（吉姆措等译）

“今天由我和道巴牧放羊羔。我们抓了两个小小的土拨鼠，看上去好像睁开眼睛没几天。我们决定各自照看自己的土拨鼠。到了家里，我在帐篷一个角落挖了一个坑，做了一个小小的窝，把土拨鼠放在里边，每天喂它草。十几天以后，道巴把他的土拨鼠的鼻子用线穿起来，领着它来到了我家。土拨鼠自然是往哪拉，就往哪跑。我对道巴说：‘你这个坏家伙，干吗把它的鼻子用线穿起来？’道巴却说：‘奴考哥哥，把它的鼻子用线穿起来容易管。’我说：‘不应该把这么小的动物的鼻子穿起来，它会疼得受不了。’他说：‘如果不这样的活，长大以后他会跑掉的。’我说：‘它们长大后我们应当把它们送回到它们的父母那儿。无论怎么说，在母亲身边是最幸福的。’一个月以后，我们把它们送回到了抓到它们的地方。之后再去看它们时，两只土拨鼠在它们的父母面前蹦蹦跳跳，很快乐。于是我也觉得很安心。原本它们就是和睦的一家人，我们根本没有理由把它们强行分开。”（吉姆措等译）

作者通过对一个母亲以自己的生命保护怀中婴儿的仔细，甚至近乎冷酷的描写终于完成了对母亲和母爱的最高礼赞。

“我们的队伍到达了一个经常下雪的地方。今天早上雪又开始下起来，父亲说：‘今天我可以和你们一起走。’我骑在他身后的马背上。我们到了一个岩石山口，朝圣的队伍继续前进。突然，前方传来几声枪响。这时，我们看见对面山崖上有十几匹狼。父亲说：‘可能是前面的人想用枪吓跑狼。’　阿姨问：‘路上的狼如果不用人们惊吓，会跑掉吧？’父亲回答说：‘如果是在吃猎物，也许不会跑掉，尤其是狼队不会轻易地离开。’阿姨又问，‘不是不能朝狼队开枪吗？’父亲说：‘白天也许没事。’话音刚落，我们又听到几声枪响，山崖上又出现了二十几匹狼。甲白哥惊慌地说：‘阿爸， 是狼队！’父亲怀疑地说：‘不会是狼队吧？’说着他走向前去。当我们走到山口，右手边的小山沟的山崖下，几个骑马的人和两三个僧人，正在围着山崖观看。这时果洛贝嘎一边挥手，一边朝我们喊道：‘喂，多日考，你快到这边来。’父亲和我走到他们所在的地方，阿姨和甲白哥跟着朝圣的队伍走了。这时山崖上的十几匹狼依然蹲坐在地上不动。到了山崖边我看到山崖下好像有个死人，旁边的雪都被鲜血染红了。父亲从马上下来，走到尸体旁，围绕在山崖的人们当中没有一个从马背上下来的。由于父亲牵着马，所以我从很近的地方看到，原来他们围观的并不是一个死人，而是一个怀里抱着未满周岁婴儿的女人。她头发蓬乱，浑身都是血，身上穿着的双层布袍从腰带以下几乎寸片不剩，她的背部、大腿以及手背上的肉已经全部被狼撕完，身旁的雪地上到处都是被狼群撕咬下来的碎肉片，肋骨之间的肉也被撕完。她的肺部也受到狼群攻击，每呼一口气，肺上伤口的洞中就会往外吱吱冒血。身前身后鲜血淋漓，被血渗透的衣服变得僵硬。她左手紧贴着胸膛紧抱着一个婴儿，右手握着一条镶有银子的腰带。这个女人两眼直直地盯着父亲，奇怪的是她抱在怀里的孩子浑身被血浸透，却没有哭泣，无辜的双眼望着父亲的脸。这时围观的人们当中有人说，‘我们看到时，狼队在撕扯她，她用腰带反击，我们用枪吓跑狼队，走到她旁边，但谁也不敢从马上下来接近她。’当父亲走近她身边时，她已经不能开口说话了，她用手指着怀里的孩子，又把拇指举起来，似乎在哀求我们把孩子带走。父亲从她怀里把孩子接过来，擦去孩子脸上和身上的雪。孩子是个男孩，身上没有半点伤。果洛贝嘎说：‘如果孩子没事，我带走，头人家会抚养他。’父亲把孩子放到贝嘎手里。贝嘎把孩子放进自己皮袄里，跟着僧人们一起走了。那女人目送着他们的背影，脸上浮现一丝笑容。一边流泪，一边向父亲竖起大拇指。留在后面的有五六个人，其中有个人说，‘真可怜，她不可能立刻死去，狼队会回来吃她。’另外一个人说，‘不能留下她，应当等她死后再走。’这时那个女人连抬头看的力量都没有，却一再朝父亲竖起大拇指，再用手指着父亲的枪，顿时在场的人都明白了，我也明白了，女人是在请求父亲结束她的生命。有人说：‘甘珠尔经！怎么能用枪打死她，我们还是等她自己死。’ 另外一个人说：‘还是打死的好，不然狼又会来吃她。’那个女人眼睛里流着泪，又向父亲竖起大拇指。 恭才舅舅说：‘多日考，还是让她尽快咽气的好。’父亲默默地端起枪，将子弹上了膛。 其他人纷纷散开，那女人艰难地抬起头，看着父亲，再次竖起大拇指。突然，父亲把枪放下来：‘赛云， 我下不了手。’说着，他走到那女人的旁边，用布片盖住她的身体。她身上已经不剩什么肉了，肚子里的肠子都已经泄露在地上。我不由自主地心想：‘三宝啊，她这样都不死，是因为担心孩子，真可怜。’这时父亲高声地对那女人说：‘你不用担心孩子，你死了以后，我会把你的头发带到甘丹寺的天葬台。’那女人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又向父亲竖起大拇指。舅舅催促父亲：‘不管怎样，快让她断气，嗡嘛呢叭咪吽，那样要比被狼吃了好得多……’还没等舅舅说完，我们便听到一声枪响，我看过去时，只见那女人的头部已经被子弹击中。人们都开始念嘛呢经。父亲从腰间抽出刀子，把那女人的头发割了一点，装进怀里。我们骑上马，和伙伴们一起上路了。当时我不知道父亲在想什么，但是我看见他的眼睛里流着泪水。

上路没多久，我忍不住回头看时，只见那女人所在的地方，狼群已经簇拥而上。我紧紧地抱住了父亲的腰。一路上怎么也无法忘记那女人的脸和父亲的眼泪。父亲不知道有多少次杀过人盗过马但他没流过眼泪，今天那女人的微笑却使他留出了眼泪。”（吉姆措等译）

也许是因为母亲早年的逝世，《一个藏人的童年》中对母亲的直接描述是有限的，就像作者承认的那样自己常常在梦中梦到与母亲相会的情景，但梦到的也“只是母亲朦朦胧胧的面庞”。正因为这种朦胧，促使作者把对母亲的思念转换到对母爱的追求上。通过不同角度、不同场合和对不同事物的刻画和联想，作者一步一步地将母亲从一个具体的人物升华成了一种精神的存在。对这种精神的渴望是所有孤儿的共性，无论他们失去的是母亲或是祖国，每个藏人都能够从主人公奴考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奴考是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出生的，他又经历了西藏历史上最黑暗最野蛮的岁月。跟着奴考，读者看到的是破坏、饥饿、牢狱、屠杀和死亡，但读者听不到怨天尤人、消极绝望的哭声。与此相反，贯穿全书的是一种向上的、积极的色彩。或许这是作者个人的一种性格，可凡是去过西藏的人都能够感受那种挺拔的、向上的气概。正是这种挺拔而高昂的气概使这个生活在严酷环境下的民族创造了一种坚韧的文化，而这种坚韧的文化又是支持奴考顽强生存的动力，因此这种色彩既是作者个人性格的反映同时也是藏民族性格的反映。

《一个藏人的童年》是西藏文化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血淋淋地记述了中共对藏人的残暴。无论在卫藏，康或者安多，几乎没有一座寺院、没有一户藏人家庭不被中共破坏、摧残或迫害。作者打破沉默，勇敢地将那段黑暗的不为人知的历史公诸于世，从而有力地揭露了中共对西藏人民的法西斯式的罪恶统治。

《一个藏人的童年》更是西藏文学上的一个新方向。它的再版没有像2008 年发生的西藏民族运动一样轰动和引人注目，但它在西藏创作上引起的革命将会像2008年西藏民族运动一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使更多的读者有机会读到《一个藏人的童年》，移居美国的吉姆措女士和达拉嘉先生等人已将其翻译成中文并在寻求出版的途径。希望不久的将来，英文和其他各种文字的《一个藏人的童年》会纷纷面世，并将其搬上银幕使全世界的人民见证藏人所遭受的苦难。

图为《一个藏人的童年》（又译《那仓男孩辛酸史》）的作者那仓•努旦洛桑先生。

为什么要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为什么要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唯色

相信这世上有许多人都不是傻瓜，知道西藏当局想要设立的“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有多么地讽刺。但更讽刺的是，即便招来一片哗然，西藏当局还是自我感觉良好地把日子确定在3月28日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呢？历史告诉我们，在五十年前的那一天，殖民者仗着人多势众以及枪杆子厉害，将藏人的精神领袖逐出家园之后，宣布从此解散藏人自己的政府——噶厦，而噶厦在自己的土地上已经存在了两百零八年，从此将在流亡的岁月里继续为自己的子民承担职责。

既然装扮成解放者的殖民者已经如是宣布了，那么，他就应该理直气壮地不把已被他取而代之的噶厦放在眼里。当然，他在口头上也总是这么很不屑地鄙夷着，就像是一个靠抢掠发财的强盗对待被他抢掠的人那样。不过，往往强盗也很心虚，他很在意外界对他的评价，总是千方百计地要合理化他的抢掠行为。

去年11月在达兰萨拉召开全球藏人特别大会之际，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流亡藏人洛桑森盖，在他提交的讨论提案中有务实的建议。其中一条是：为了纪念境内藏人多年来无畏的牺牲，出于尊敬和人道的援助，“流亡藏人必须设立一个支持与团结的纪念日。”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一个节日是纪念境内与境外的藏人的。现在是我们应该设立这样特别的节日的时候了。就如同犹太人在他们的逾越节晚餐后所说的：‘今年在流亡，明年在耶路撒冷，’我们也可以在纪念日结束时，说出同样的祈愿：‘今年在达兰萨拉，明年在拉萨。’这样的仪式将会给不同的世代带来情感上的连结，也会给境内与境外的藏人带来命运与共的感觉。”

我不知道这个具有鼓舞性的建议是否会被噶厦采纳，但在境内年轻藏人中已经激起反响，悄然流传“今年在达萨，明年在拉萨”。看来西藏当局也注意到此建议将会有的效果，所以很难说不是急匆匆地抢先设立了一个“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就像人大主任列确刚说的：“从现在开始，我区将处于反分裂斗争的高度敏感期。我们一定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密切关注敌情动向，始终保持临战状态，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随时准备应对更加严峻的挑战。”可见他们其实非常看重远在达兰萨拉小镇上的噶厦以及寥寥十几万的流亡藏人，虽然总是声称噶厦与流亡藏人代表不了西藏民族，但那边的任何举措都会被他们视为重大敌情。既然如此，噶厦若设立一个如洛萨森盖提议的纪念日，而两个迥然不同的纪念日将会呈现出怎样的较量，哪一个更经得起岁月和事实的检验，世道自有公论。

耐人寻味的是，自1959年之后，每年的三月历来都是西藏的特殊时段，当局总是如临大敌一般。对于一个真的希望息事宁人的政府来说，在今年三月恰值达赖喇嘛流亡五十周年这一尤其特殊的时段，勿要做出激怒藏人的举措乃是上策，但所谓的“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不但令藏人反感，而且把西藏再次推到举世瞩目的前台。何以西藏当局要让并不稳定的西藏再次变成世界关注的焦点？一位外媒记者说：这些官员应该不这么愚蠢。是的，我说，这也许不是愚蠢与否的问题，而是有意如此；因这么惹事生非，又会使得这些专吃反分裂饭的官员捞到饭吃了。记者感喟：这简直令人作呕。

2009-1-22，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一出藏汉“友好”的戏

一出藏汉“友好”的戏

唯色

刚才打开“中国西藏信息中心”的网页时，看见最新发布的图片http://info.tibet.cn/news/xzxw/shjj/200901/t20090126_449498.htm中有一个我熟悉的人，我不禁笑了。那个人的名字叫岗珠，冲赛康居委会书记，乃拉萨一名人。我之所以发笑，是因为昨晚正好跟友人说起岗珠，而且说起岗珠去慰问在八廓街开发廊的汉人。又在演戏了。多少年来，岗珠书记总是要在春节、洛萨前夕，出现在西藏电视台或拉萨电视台的新闻联播里，扮演给居委会的“困难群众”送一条茶叶、一袋米面、几张百元大钞的“好书记”。

而今年，不但春节比洛萨早一个月，还是2008年震惊世界的西藏事件之后的第一个春节，为了显示藏汉人民有多么地团结友好，岗珠书记这次扮演的是一个新角色：拿着哈达去慰问从武汉到拉萨开发廊已九年的老易夫妇及店员。新华社驻拉萨分社的重要摄影记者跟着，西藏电视台的摄像记者跟着，西藏日报的文字记者跟着……早过了退休年龄的岗珠书记携冲赛康居委会的干部们，走进那挂满美人头的低档发廊，紧紧地握住了老易的双手，再把洁白的哈达挂在了老易老婆的脖子上，闪光灯一阵乱闪。

有意思的是，“中国西藏信息中心”的这篇报道竟没提岗珠是居委会的书记，只说去慰问的是“附近的居委会干部和藏族群众”。只见图片上，岗珠无比慈祥地微笑着，像一个慈祥的藏族老人，他身后穿盛装的藏族浓妆女提着青稞酒壶，憨厚的藏族大哥大姐双手捧着一摞哈达，岗珠似乎变成了报道中的“藏族群众”，这显然会给不知实情的人们一个微妙的信号：普普通通的藏汉人民已经友好了。

而“中国西藏信息中心”的另一篇报道http://info.tibet.cn/news/xzxw/shjj/200901/t20090126_449500.htm上，慰问老易夫妇的岗珠成了“刚组”，而那个刚组被注明是冲赛康居委会的书记。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大年三十下午，易齐兵把位于八廓街的‘发源地造型烫染店’装扮一新，他们一家6口人和4名店员准备在理发店内看春晚，吃年夜饭。令易齐兵没有想到的是，18时许，冲赛康居委会书记刚组带领十多名藏族群众给他们家带来节日慰问品，并向他们拜年……”

实情究竟如何呢？就在昨天即将发生藏汉人民友好的时刻，我的一位友人路过冲赛康附近的那个发廊，看见岗珠携居委会的盛装妇女等人迈进发廊做慰问状，一堆记者又摄像又拍照地簇拥着，同时还来了五个军人把发廊给围住了，腰上挂着电棍似的东西，其中一军人挎着一个长长的黑布袋，谁都知道那里面装的是枪。军人们背着手呈环状站着，不让经过的人们靠近，俨然在保护发廊里正上演的“和谐”话剧。老易的老婆站在凳子上往屋檐下挂红灯笼，不知道是不是出于激动，还从凳子上摔了下来，只好由老易去挂了。友人说，就挂这红灯笼，电视台给重复拍了三遍才算通过。从不算太远处的青年路上，传来汉人过年时敲锣打鼓的音乐声，爆竹烟花即将炸彻拉萨的夜空……

友人还得知，这发廊从下午就不再剪发烫发和染发了，一直在忙碌着迎接“藏族群众”的年夜饭；一干记者也早早就来了，等着万事俱备就开拍。而岗珠等“藏族群众”，可以说是踩着点儿登场的。

谁是导演呢？呵呵，那导演煞费苦心了，让岗珠充当这样一个角色。拉萨人是糊弄不了的，都明白他不是什么“藏族群众”，而是当了几十年冲赛康居委会书记的“红人”。当然，那导演也无需糊弄拉萨人，因为需要糊弄的自是拉萨之外的人，中国人啊西方人啊什么的，让他们以为，如今的拉萨，藏汉民族关系好得很。

真相惟有藏人们自己知道。比如几个月前的一天，住在八廓街上的一位做小生意的藏人在冲赛康附近的汉人商店里买了一个高压锅，回家发现锅内的塑胶圈是坏的，于是他去退高压锅，开店的小老板根本不理他，反倒大声冲着外面站岗的军人喊：“这里有藏独分子！”可怜的这位藏人还没回过神来，就被冲进店里的军人扑上来，拳打脚踢地揪了出去，堵在旁边小巷的角落里被暴打得昏死过去，至今胳臂还抬不起来。

而那些在老城的街道巷子里巡逻的军人，当他们列队走来走去时，遇到与他们年纪差不多的藏人青年，就故意用肩膀去撞，血气方刚的藏人只能忍气吞声地低头让路走开，谁敢不服气，当场就会被说成是“骚乱分子”、“藏独分子”给带走……

最后，需要补充一下岗珠书记的有关背景，是我在记录西藏文化大革命的《杀劫》一书中写到的：

岗珠是冲赛康居委会也是当时整个城关区最有名的积极分子。1966年8月26日的《西藏日报》在报道拉萨的学生红卫兵掀起破“四旧”高潮时，也提到了他：“建工处油漆工人岗珠下班后，还未脱掉工作服，也顾不上回家，怀里揣着刚刚发的《毛主席语录》藏文版，激动地来到‘红卫兵’的宣传地点听宣传。他说：革命小将们做得对，做得好！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我回去后一定发动群众，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开火。”

帕廓转经道上的著名佛塔“嘎林古西”有五百年多的历史，被岗珠带领冲赛康居委会的红卫兵和积极分子们砸毁了。他还抄“牛鬼蛇神”们的家，狠批猛斗那些“牛鬼蛇神”，包括《杀劫》的文革图片中出现的大贵族桑颇•才旺仁增、色迥•旺堆仁青等。

如今的岗珠经常出现在《西藏日报》和西藏电视新闻上，被介绍为“一个长年在基层默默奉献的平凡的好书记”。有人对此议论说：“有些人无论什么时代都是台上的演员。讲阶级斗争的时候很积极，不讲阶级斗争了也很积极。所以他什么时候都很红，都是紧跟时代的风头人物。”

2003年藏历新年前，我在冲赛康居委会办公室见到了岗珠。他不同于其他几个在文革中乘势鹊起却不愿接受采访的积极分子，相反他不但欣然接受采访和拍照，而且讲话紧跟形势，不时穿插“三个代表”、“奔小康”等新词汇。他还着重强调自己是一个“在旧社会做雕刻活的穷木工”，虽然也谈到文革，但有择选和回避，看得出他不是一般的“基层干部”。

采访中，我考虑过是否给岗珠看这些照片，很想了解当他看见那个斗志昂扬的红卫兵正是他的青年写照时有怎样的感受，但转念又想，岗珠至今依然是居委会的书记，恐怕他并不愿意有人如此当面揭自己的老底，虽然那可以找到许多理由搪塞或者推卸，可毕竟不光彩，所以最终还是没给他看这些可能会刺激他的照片。

听说他现在也信佛，私下里也做很多佛事。至于这个“信”意味着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


图为2003年，我在冲赛康居委会给岗珠等人拍摄的。





图为《杀劫》一书中有岗珠的图片，那个气势汹汹的红卫兵就是岗珠。

爆竹！烟花！——炸彻拉萨和拉卜楞！

这是两个博巴在农历春节的除夕，用中文写下的感受。
一个在拉萨，除了感叹号，只有两行字。
一个在拉卜楞，只有一首诗……

* * *

！

今年拉萨的烟花比往年都放的厉害 甚至刺耳刺眼
2月25号 让沉默悼念那些英雄

——消失的证明

* * *

烟花

在千万元的烟花升天时
他们心中想的什么
而我们心中想的什么
谁也不知道
只要自己心里明白
但为什么我看见那些美丽的烟花时
心口就一阵阵疼那？
愿上天用明亮的眼睛
看看这些烟花
那意味着什么
您最清楚
我希望这些烟花
能祭奠那些没见到烟花的人
我希望这些烟花能照亮他们的前程
也能看着这些烟花人
得到一些启发
有些人走了
有些人活者
有些活的比走的还凄惨
而走的那些就是比活的勇敢
在未来
等待我们的是什么
我们等待的是什么
走了才知道
愿所有明白的不明白的
知道等待是什么

2009年元月26凌晨夏河

——贾擦协尕尔

中国春节与西藏洛萨

中国春节与西藏洛萨

·唯色·

关于中国春节与西藏洛萨（新年）的话题，几年来，我们一直在讨论。

前些天，我在给自由亚洲藏语节目的文章中写到：鉴于在部分藏地如安多和康，属于藏文化系统的藏历新年被农历春节取代，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藏人呼吁扭转这一年节错位的现象，强调过藏历新年而不是农历春节，彰显的是一种民族的身份，坚守的是拒不同化的传统。不过，藏历与汉历有时候是会撞车的，比如去年和前年，春节和洛萨即为同一天，而2009年则相差一个月，正好可以放弃农历春节。

今天是中国春节的除夕，在此祝愿所有华人牛年吉祥如意！

与此同时，我要继续唠叨年节错位的话题，其实是把以前相关文章作一集合。

西藏的历算简称藏历，中国的历算通称农历。且不说藏历、农历与现今世界通用的公历并不相同，就藏历与农历相对照也不一样，所体现的是两种独特而完整的文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俗。

对于习惯用公历来表示时间的现代人，在日常生活中，无论藏历还是农历，其作用远不如公历重要，因此藏历与农历的明显区别往往表现在年节上。藏历新年和农历春节在时间与仪式上，其实有着各自不同的推算方法和传统习俗，其中蕴含的是由此得以凝聚和延续的民族认同等意识。

然而，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藏族学者所调查到的：“藏民族传统的藏历年，已经在广大青海藏区渐渐衰落乃至废弃，藏族民众日益转向了、并开始注重起春节的庆贺。”他还说，“随着汉文化势力逐渐向更西部蔓延，作为国家统一文化思想标志的春节庆典……日益影响并取代了青海其它各族相当于年终庆典的民俗活动。由此，春节逐渐下渗进民众的日常生活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霸权’。”

我想起曾经，自己有很多个新年是在藏东康地的道孚和达折多（今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度过的。在我的记忆中，那些新年没有一个是藏历新年，都是农历春节。周围的藏人们似乎习以为常，从除夕到十五，放鞭炮、吃团圆饭、领压岁钱、相互拜年、轮流安排聚餐等等，但这样的新年不是藏历新年。直到回到拉萨，才开始过洛萨，才知道为了迎接洛萨，有种种独具特色，与春节全然不同的习俗……

2006年藏历新年期间，我曾在我的博客上讨论过有关年节错位的话题，一位安多学子的看法是，“其实藏族的民俗力量还是很伟大的，甘青的安多、康巴藏区的年节错位是历史环境、地理环境、气候环境造成的，但其中的年庆氛围是纯藏化的”。话虽这么说，然而毕竟在这些藏地，藏历新年被农历春节替代已是事实。既然明白这是错位，为何就不能逐渐复位呢？

一位汉人朋友发来mail说：“在中国，藏人和维吾尔的民族主义者大都是在民族学院学习过、在中国的政治体系里工作过的；离开他们的文化，土地很久的人”，这句话让我警觉并且反省自己。

对于如我这样一个其实基本上离开“文化，土地很久的人”，需要的是回到“文化，土地”之中，去切实地经历和体验每一个日子，当然如果能够像每一个靠天吃饭的农人和牧人那样去切实地经历和体验每一个日子，那才可以对“文化，土地”发言，但我深知这是非常困难的，毕竟我今生今世已经不可能化身为一个靠天吃饭的农人和牧人了，只能是、今后也必须时时注意的是，——换位思考的角度。这应该是起码的。

不过，之所以纠缠于“节日”这个话题，朋友信中的这句话可谓道出了我的用意：“现代人庆祝节日的象征意义大于实用意义”，确实是这样。换句话说，每个民族以及民族的文化之所以存在，都必然与自己所生存的土壤相适应，正如农历在东亚不限于中国，就安多和康而言，如果农历春节比藏历新年更适合自己的土壤，倒也不存在错位或者复位之说。就像如今在境外的藏人流亡社会，每年的雪顿节已不是传统藏历上的雪顿节，而有了重新的调整与安排，这表明新的雪顿节更适合自己所在的新土壤。

但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此。那么，问题在哪里呢？我想我应该把这句话说出来，——只要是自己决定的，只要是自己内部的民众决定的，就是无可非议的，就是合情合理的。换句话说，当包括卫藏（今西藏自治区的主要藏地）、安多和康（今四川、云南和西藏自治区的藏地或部分藏地）在内的西藏实现了高度自治，无论是过藏历新年也罢，还是过农历春节也罢，甚至以西方人过圣诞节的方式来迎接新年也罢，那都毫无任何不妥，反而呈现出多样化的丰富意义。可是，在如今这样一种并非真正自治的体制下，西藏民族的文化不断被侵袭、被污染、被改变，会体现在每一个具体的细节上，比如年节的错位就是十分明显的例证，而这样的细节随着年年月月的堆砌，结果会是什么样的呢？

是像来自安多热贡的年轻藏人在朝拜大昭寺时，因为被拉萨人视为来自“卡切隆巴”（回族居住的地方）而“没有支配能力地哭了”？还是像达赖喇嘛给一个海外华人讲的寓言：“佛祖释迦牟尼诞生后，有一个婆罗门会看相。他看出释迦牟尼未来会成为拯救人类的导师。但他自己却哭了。他说：佛祖会完成他的伟大事业，但那个时候我已经死了”？

我不知道我表达清楚了没有。

记得2006年的藏历新年和农历春节相差一个月，可是在拉萨的春节除夕之夜，满耳是全城的爆竹频传，满目是全城的火树银花，当时我心里只有这样的疑问：“有多少分布于城中各处的人们正在齐辞旧岁？他们是拉萨本地人，还是五湖四海人？”在这个农历春节的除夕之夜，难道，在拉萨，已经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过春节的移民或短期移民吗？那天晚上，央视春节晚会上零点时分的钟声尚未敲响，拉萨全城的鞭炮声已经震天响。我奔上屋顶四周观望，啊，一道道飞腾的焰火照亮星月无多的拉萨夜空，使得宛如舞台布景的孜布达拉闪闪灭灭。

这着实令人惊诧！

而2008年，虽然藏历洛萨和农历春节是同一天，一个发自藏人的手机短信传遍安多、卫藏和康：“让我们行动起来，放弃农历春节，重温藏历新年。为了给雪域子孙有个交代，从你我做起，从小事做起！”

而今年，藏历洛萨和农历春节复又相差一个月，正好可以放弃农历春节。

并且，在经历了惊世骇俗的2008年之后，广大的藏地已不是过去的藏地了，所有的藏人也不是过去的藏人了，一切都已发生了真正的转折之变。就像一位康地藏人所言：洛萨快到了，但那么多藏人在去年失去了生命，所以不是欢欢喜喜过年的时候，而是我们哭的时候。手机短信也在传递“今年即全球藏胞无节无新年”。

显然，今年的洛萨，将不同于往年的洛萨了！

公历2009年1月25日，中国农历戊子鼠年12月30日，西藏藏历第十七绕迥2135年12月4日
于北京

推荐：自由之歌——我们在一起

这首歌的视频，在http://www.youtube.com/watch?v=DDMKeo1J3cw。可以看出，众歌手都是深受藏人喜爱的流亡歌手。依据视频上的藏文，G.D与我将歌词译成了中文。

在这里推荐这首歌，为的是勿忘2008，勿忘图伯特！

图2是2008年3月16日，在兰州的西北民族大学，数百名藏人学生展开写有“藏人休戚与共”的标语，在烛光下静坐通宵。

* * *

自由之歌——我们在一起！

（中文译者：G.D&唯色）

啊……

雪域日月星辰
远离雪域家园
黑暗笼罩雪域
煎熬雪域儿女

我们在一起
和你在一起
博弥【1】——
不要气馁！

心灵洁白无暇
属于力量源泉
藏人的精神多奇绝！
藏人坚守家园多奇绝！

邪恶的殖民者
使得血红雪白
确颂【2】藏人之泪
融入雅鲁藏布

雪域圣地
被血染红
唉玛【3】——
悲痛的心！

苦难中的藏人
内心虽有痛苦
但胸襟宽广多奇绝！
为和平呐喊多奇绝！

啊……

唉玛霍……！
雪山绵延环绕的净土
一切利乐事业之缘源
丹增嘉措慈悲观世音
愿其足莲恒久驻百劫【4】

我们流亡异乡
同胞生生分离
为了早日团聚
踏着和平脚步

我们在一起
和你在一起
博弥——
不要气馁！

内外所有藏人
同胞血脉相连
长久分离也心连心！
长久分离也心连心！

三世【5】雪域儿女
为自由而奔走
你们每个脚印
书写雪域命运

雪域圣地
被血染红
唉玛——
悲痛的心！

布达拉宫之下
藏人同胞手足
为了团聚祈祷！
为团聚的那一刻祈祷！

啊……！

嘉瓦仁波切茨诺登巴肖！【6】
博嘉诺！【7】

注：
【1】博弥：藏人。
【2】确颂 ：多卫康三区。
【3】唉玛：啊，感叹词。同“唉玛霍”。
【4】尊者达赖喇嘛祈祷文。
【5】三世：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比喻生生世世。
【5】嘉瓦仁波切茨诺登巴肖：祝尊者达赖喇嘛永久驻世。
【6】博嘉诺：西藏胜利。

呵呵，焦先生似是把西藏当成河南省了

在“纵览中国”上看见焦国标先生的文章《西藏语言、文化和汉人移民问题之我见》。感谢焦先生关注我的文字，视我的文字为“了解西藏的重要窗口”。我也理解焦先生所说的与我的分歧，这完全扯不上“也许涉嫌‘政治不正确’，甚至与联合国的一些精神不符”，焦先生幽默了。没错，焦先生的文字犀利且幽默，去年西藏事件期间，焦先生写的《让我来给中南海上堂西藏课》和《再给中南海上堂西藏课》精彩绝伦，当时我都转帖在我的博客上了。

虽然我很想就《西藏语言、文化和汉人移民问题之我见》也写一篇“之我见”，但因正在写作的文字压身，无暇再写其他，只能贴一篇我在2005年3月10日写的文章，以及王力雄的一篇旧文，以示回复。另外，再说一句笼而统之的读后感吧，即焦先生似是把西藏当成河南省了，因为焦先生很幽默地说：“北京有了韩国村，那是进步开放的象征。拉萨有了河南人，也未必就值得褒贬。假如真有一天600万藏族像满族一样消失了，也无须悲伤。为什么？藏血稀释了，并不是被绝灭了。作为民族没有了，可作为血脉仍然存在。就像藏獒与内地土狗杂交，二百代之后，纯种藏獒没了，可血脉并没断绝呀，又不是把藏獒全宰杀吃肉了。”

如果西藏本来就是中国的某某省，什么语言啊文化啊移民啊还真都不是什么问题了，是吧？也就不需要在自治不自治、假自治与高度自治的话题上纠缠不休了，是吧？索性就跟河南省一样，划成西藏省得了，一了百了。

在此转帖焦先生的文章。以及我的旧文（并附英文）。以及王力雄的一篇文章。以上三张图片分别摄于甘孜、拉萨和塔尔寺。


焦国标：西藏语言、文化和汉人移民问题之我见

我没有去过西藏，对西藏问没有任何感性认识，唯色女士的西藏文字是我了解西藏的重要窗口，因而首先向她表示感谢。同时我也感到，唯色在西藏语言、文化和移民问题上表达的思想，与我在这些方面固有的基本观念有不少分歧。因而特借拜读唯色新作“我什么都不怕，就怕他们来‘援藏’！”一文之机，谈谈我的一些相关看法。

首先谈语言问题。我对语言的基本观念很简单，就是普通语言学的观点。普通语言学是什么观点？普通语言学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我再更具象一些说，语言相当于斧头。语言是用于沟通的，斧头用于劈柴的。人在斧头上的伦理是，哪把斧头劈柴最好使我就用哪把斧头。那么，我的在语言上的伦理因而就是，哪种语言最有利于沟通就应该使用哪种语言。对当下藏人而言，藏语和汉语哪个最有利于沟通？自然是汉语。那么在我看来，汉语在藏地越来越普及就不算是负面现象。

这个关系也适用于汉语内部。我“最母的母语”是汉语里的河南话。河南话里保存有很多古词，有的古得跟《诗经》和《尚书》一样。河南话里有很多非常传神的象声词和摹状词，普通话里根本没有。可是随着普通话的普及，河南话里那些特色词、 特有词马上要绝迹了。可以说，当下河南话像藏语一样在趋于式微，甚至可能比藏语式微的速度还快。对此我虽然感到可惜，但我并忍心称之为普通话“入侵”河南话。为什么？因为对于河南后生来说，普通话是比家乡话更好使的一把斧头。为更好地“打柴”，为更好的谋生，我赞成他们放弃家乡话，选择普通话。

对英语和汉语的关系，我也持同样观点。前几年在中央电视台董倩主持的一档节目中谈英语在中国本土对汉语的冲击，我的态度是欢迎。我甚至主张，县镇一级公共场合的指示标志也要中英文双语。为什么？为学童提供一个力所能及的环境。形势比人强，英语的国际普通话化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现实，我们应该适应它，而不是排斥它。母语依恋和所谓民族感情固然是人之常情，但普通语言学的语言定义是更本质的常情，即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而不说语言是最重要的乡恋工具或最重要的民族感情寄托物。因而对任何一种语言抱遗老心态，我都是不以为然的。

中国需要一个共同语，世界也需要一个共同语。德国人和法国人对英语的霸权地位态度截然不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有一次在柏林，我碰到一位看上去很有文化的中年绅士。我以英语向他问路，我不懂德语，他说他是法国人，不懂英语。以他的身份判断，要么是会说英文而故意不说，要么是压根儿不会说英文。他为什么故意不说？或者，他为什么不学英文？我只是瞎猜，是不是缘于法国人对英语的“弱势傲慢”呢？德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则很开放。有一次我在海德堡大学作学术交流，著名汉学家瓦格纳教授现场宣布：“今天使用的第一语言是中文，第二语言是英文，德语属于非法语言。”大家一阵笑。另有一次，是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一位德国学者对我感叹道：“多亏这个世界有英语，帮助我们沟通，否则就太不方便了。”我对此深表赞同。

我再举两个不会英语导致不便的例子。在柏林一个饭局上，我遇到一位车臣的女记者。她的母语是车臣语，外语是俄语。我的母语不用说了，外语是英语。我们俩在语言上没有交集。结果怎样？虽然我们是两个大活人，实际上则等同于两只葫芦。在苏格兰城市格拉斯哥一次国际笔会会议上，有一位古巴诗人，母语是西班牙语，另外还会三、四其他小语种，可就是不会英语。结果，在那次会议上，他是最惨的，跟傻子一样，或者根本就是个哑巴。因而事实证明，英语的霸权地位是我们感恩的对象，不是我们责备的对象。汉语在有关地区的霸权地位，我也持同样态度。至于目前官方在藏地具体推行何种语言政策，我因没有感性认识，暂不多谈。如果在这方面存在问题，那也只是政策偏颇的问题，不等于汉语的强势地位在道义上有问题。

再来谈谈文化问题。我对文化也持工具论的态度。文化像语言一样，也是斧头，哪个好使用哪个，不存在亲疏问题。我不会由于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石斧头而拒绝使用铁斧头。同样，我不会因某种文化是所谓民族的传统文化而排斥明显更“好使”的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是相对的，今天的传统文化五百年前可能是外来文化。藏传佛教今天似乎是最地道的藏文化， 可在唐朝文成公主和尼泊尔樨樽公主时代，佛教却是西藏的外来文化。佛教是这两位公主带到西藏的，此前西藏无佛教。文化也不是亘古不变的，而是不断消失的，无数的民族文化消失在本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基于此，我对任何以保护民族文化之名拒绝外来文化的提法都保持距离，无论其名是保护藏族文化还是保护中华文化。

这里我想引述唯色女士的一个具体提法加以分析。“在十多年前，深夜走在帕廓街上，会听见狗的叫声划破寂静的夜空。如今，街边弥漫着烧烤火腿肠羊肉串的油烟味，小巷里也有‘四川小吃’、‘清真拉面’的饭馆还亮着灯开着门。”唯色是把它当作负面现象写的，我却不认为这些现象负面。如果“寂静的夜空”是最高境界，那最好去高原旷野放牦牛，因为那里的帐篷之夜比帕廓街更寂静。我很感谢北京能吃上新疆的孜然羊肉和杭州的小笼包子，如果在北京也能喝上家乡的胡辣汤就更好了。由此我想，拉萨人有四川小吃、清真拉面可供选择，是值得感谢的，而不应忧虑和厌烦。一座城市，饮食多样化，口福更丰富，有什么不好呢？

最后谈谈移民问题。移民像刮风，高压区自然向低压区流动。一个民族，如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很正常。一个民族，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也很正常。更重要的是，无论王小二过年还是芝麻开花，也都是暂时的、此刻的。风水轮流转。这个二百年你是王小二，他是芝麻，下个二百年就可能他是王小二，你是芝麻。因而近年汉人移民藏地太多，“挤占”了藏人的空间，不值得大惊小怪。三百年前和六百年前，蒙古人和满人不也挤占了汉人的地盘吗？民族没有天然边界，所有的边界都是暂时的。大家共时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能说他要挤死了，你这里松死了，你也不让他来几个人到你这里松活松活。千万别说为你的子孙后代保留生存空间，五十年后子孙后代在哪里还不知道呢，五百年后谁是你的子孙后代更说不准。蒙古人当年为他们子孙抢占的地盘最大，可那地盘如今在哪里？当年驻扎全国的蒙古军队的子孙又在哪里？不要把今天藏地来了汉人移民看成是汉人占藏人的便宜。二百年后这些汉人移民的子孙也是藏人的子孙，为什么？混血了。请看今日的拉丁美洲，哪个是白人的子孙？哪个是黄人的子孙？哪个是黑人的子孙？哪个是印第安人的子孙？全是，全不是，互相是，分不出来了。通过几百年的生殖器大混插，全他奶奶的混在一起了。

北京有了韩国村，那是进步开放的象征。拉萨有了河南人，也未必就值得褒贬。假如真有一天600万藏族像满族一样消失了，也无须悲伤。为什么？藏血稀释了，并不是被绝灭了。作为民族没有了，可作为血脉仍然存在。就像藏獒与内地土狗杂交，二百代之后，纯种藏獒没了，可血脉并没断绝呀，又不是把藏獒全宰杀吃肉了。

上述语言、文化、移民各点，我谈的只是这方面的一般道理，不涉及具体的现实政策。至于具体政策，我无比反感北京对达赖喇嘛的嘴脸和措词。大语言、大文化、大民族的沙文主义，我反对；小语言、小文化、小民族的固步自封主义，我也反对。德国、俄国右翼敌视外国移民我反对，穆斯林原教旨主义看西方人的目光也无比糟糕。如今的拉萨街头，“背着书包的汉人小孩在爬树，打着毛线的汉人老太在散步，这里有一桌四川人在路边打麻将，那里有河南人在喊‘加气加气加液化气’。”在唯色的语境中，这些市井现象是恼人的。我觉得这不够稳妥。以藏族利益的看守人自处，值得敬佩。但是如果遗老气息太浓，甚至带有原教旨主义的味道，可能并不利于藏族同胞。但是无论如何，我仍然再次感谢唯色文章带给我的那些有关藏族的知识和对西藏问题的关切。另外，我的上述看法也许涉嫌“政治不正确”，甚至与联合国的一些精神不符。果如此，我期待着各位的讨论商榷和批评指正。

附：

焦国标：（1963年－）生于河南省杞县，是中国新闻学研究者、作家和异见学者。他获河南大学中国文学学士、古代汉语硕士，又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博士。后任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2003年4月发表诗《致美国兵》，支持美国发动美伊战争。2004年3月发表《讨伐中宣部》一文，指责中宣部实行愚民政策，主张新闻自由。该文最初发表在《开放》杂志上，后来被互联网上广泛转载。2005年3月应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邀到华盛顿做访问学者，计划6个月。同时被北京大学当作“自动离职”单方面除名。校方认为他未经批准擅自出国访问，焦认为是对他写作《讨伐中宣部》的报复。（维基百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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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纪念3月10日：让我们坚守我们的文化！

如今的西藏，正变得越来越不像西藏，以致让远道来的游客大失所望，甚至有这样的说法：“拉萨，成都的克隆”。有一次我数了一下，从布达拉宫背面的雪新村我家走到街口，百米多的距离，见到37个汉人，只有5个藏人。西藏的改变，越来越多的移民显然是重要的原因。


藏人能够阻挡如此汹猛的移民潮吗？答案无疑令人悲哀。我们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却不是这块土地的主人。半个多世纪以来，西藏在强权的控制之下，一种悬殊的力量对比不仅仅体现在军事与经济方面，单就人口数量而论，六百万的藏人如何胜得过超出自己二百倍的汉人呢？因此，以暴力进行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徒添悲壮，却不可能扭转局势。

然而，强权并非不能抵抗。这抵抗的力量其实存在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之中。我在安多一座寺院的壁画上，看见铠甲裹身的正义之军正与敌人奋战，但从武器中发射的却不是燃烧火药的子弹，而是一朵朵美丽的鲜花。这盛开于寺院的鲜花象征着什么呢？——是蕴含着慈悲与智慧的西藏传统文化。
是的，我们的传统文化才是我们唯一的武器。


正如历史上蒙古军的铁蹄踏遍了大半个世界，偌大中国被打得落花流水，重换纪元，但为什么藏民族不但没有被征服、被灭亡，反而成了强悍蒙古人的上师，使蒙古人直到今天都如同我们的兄弟？

我们西藏的传统文化，既然可以调伏当年的蒙古人，又为何不可以调伏今朝的汉人？

汉人历来有着佛教信仰的基础，虽然远不如藏人普及，迷信和功利的因素也多，但毕竟在很多时代佛法盛行，对后世有着巨大和长远的影响。

基于此，我们西藏文化中系统完整的宗教传承、丰富多彩的仪轨形式、底蕴深厚的哲学基础、魅力无穷的艺术境界，会使很多汉人为之折服。事实上，在拉萨经常可以看见进藏打工的汉人去寺院烧香磕头。而汉人的精英层如今也开始有了对这种信仰的需要。

西藏在国际社会已长久地成为热点。被迫离开故乡的藏人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在流亡各国的同时，也把西藏文明带向了世界。“西藏热”或者说“西藏文化热”蔚为风气，甚至成为时尚，乃是流亡藏人的贡献。而这种时尚，又由西方反馈到中国的精英阶层，使他们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也和西藏开始“接轨”。于是在源源不绝的进藏大军中，有这样一些人值得关注，他们对西藏的兴趣是对西藏文化的兴趣，他们对西藏的期望是对西藏文化的期望。

我在西藏结识了很多这样的汉人朋友。其中一位朋友在文章中这样描述初遇西藏文明的心情，那是一种“雷鸣般的震惊和沉默，……是初初遭遇异质文明，既有的知识结构被无情颠覆的自然反应”。另一位朋友在风雪呼啸的珠穆朗玛山上，听见从藏人帐篷里传来的欢笑，不禁感叹：“只要人类还剩下最后一个种族和文明，那就一定是藏人和他们‘天人合一’的古老文明。”

当一个民族的文化，具有一种属于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属于延续的而不是中断的、属于土地的而不是虚空的基本特征时，也就有了一种力量。而这样的力量，能不能足以令外人敬畏并且尊重？能不能足以保护自己甚至与强权抗衡？这实际上与这个民族中的每个人有关。


让我们坚守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不是去接受极权制度下各种专制的高压，而不是去追随现代世界中物质主义的潮流。因为这二者的结合，杀伤力之强，将直捣西藏民族的灵魂。

让我们坚守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不是愚昧，也不是保守，而是一种文化的选择。尤其是藏人的精英，所有的知识分子、专业人才、僧侣乃至官员，都应该担当起表率的职责，并且告诉我们的百姓，不是接受强权的“恩赐”就是好事，不是跟着物质主义奔跑就会幸福，而是要走自己的路。

让我们坚守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这包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穿上在游牧文化中形成的藏人服装，即使对办公室而言不那么方便，但我们还是要穿。我们说起保存了历史记忆的藏人语言，即使面对十二亿汉人不容易沟通，但我们还是要说。我们住藏人的房屋，我们过藏人的节日，我们在我们的家中高悬唐卡，点亮酥油灯，迎请诸佛菩萨和绛红色的喇嘛。虽然我们无力阻挡汉人政府在西藏修铁路、开矿藏、搞他们的各种建设，但至少，我们自己可以不去修盖汉人那种式样的旅馆、饭馆和商店，用赌场、卡拉OK、汉藏妓女去吸引他们的消费者和旅游者。

我们不能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去一味地谄媚迎合。如果汉人要来，对不起，请按照藏人的方式，我们敬畏的他们也应该敬畏，我们尊重的他们也应该尊重，我们遵循的他们也应该遵循。只有这样，他们对西藏才会有敬畏和尊重，而不敢肆无忌惮，不致轻举妄动。所以我们即使制造，也要制造出一个浓浓的西藏文化的氛围。


这确实是一种文化的选择。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我们在实力的对比上是弱势，这是现实。

我们本来可以很大度地去引进外来的模式，接纳新生的事物，在原来的土壤上培植出多样化的生活。但是，既然我们处于弱势，既然我们已经被摧残得所剩无几，所以我们就必须坚守自己文化和传统中的每一样事物，无论多么微小，都要努力使其不致在排山倒海的冲击之下被席卷而去。

其实我们应该充满信心，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历经风雨吹打仍然散发着永恒的光芒。正如我的一位汉人朋友所言：“要医治这个世界的疾病，药方还藏在西藏”，而这个药方恰恰就是我们的文化和传统。倘若我们自己都不珍惜，又怎能医治同样患病的西藏？倘若我们自己都已抛弃，反而亦步亦趋，随机应变，追逐功利，那么整个西藏将处处布满中国内地的克隆模式，而我们最终将成为自己家园的陌生人。

对于我们每个藏人来说，我们不应该变得跟汉人或者其他人一样，虽然今天这个世界正在变成“全球化”的地球村，但要想在这地球村里拥有一席之地，并以独特的个性加入到多元化的群落之中，争取自己的权益，表达自己的声音，展示自己的风采，只有这一个选择：坚守。

若要西藏存在，就必须坚守西藏的文化传统。而这一点，即使在不能摆脱中国统治的情况下，每一个藏人也完全可以做到。不要抱怨环境，不要推脱责任，让我们每个人从自己开始做起——坚守，这就是我们留给未来的希望！

2005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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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雄：以文化的多样化来保持人类文明的平衡

我听到一个藏族人这样说：“我们藏族五百万人，北京的一半不到，中央拨个款，建几个大企业，把全部藏人集中起来都上班，就在一个大城市里生活，不就完了嘛。为什么要在这里放牛放羊，拣牛粪烧牛粪，为什么要这么过呢？”简单地论证，这种设想并不是没有可能实现。深圳不也是从无到有，一个小渔村变成现在几百万人的大城市吗？可以按照建深圳的方式把整个藏族装进一个大城市。然而那意味的是什么呢？人类原来是在这地球上寻找各种可能的生存空间，延伸到各种可能的极限，去找适合自己生存的家园，也发展出适合当地的文明。然而如果大家都下到谷地和平原去建城市，就具体个人的生活而言，不是不可以。但那时整个西藏高原将成为一片无人区，成为人类弃绝之地。这种生产方式的改变，将使生活方式随之改变。如果藏人真地聚到一起，变成一个大城市、大企业，可想而知，超级市场，夜总会，高楼大厦都会起来。美国化的生活方式就会进入每一个藏人的家庭。而一旦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宗教也就可以随之改变，基督教文明就将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传统的藏传佛教则会衰落让位。

对于中国今天的国力来讲，彻底改变五百万藏人的生活应该是能做到的，重建一个深圳就是了。但是应不应该那样做呢？它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将使人类丧失一种非常宝贵和独特的文化。

我对全球化的最大担忧，是在于它可能给文化多样化带来的破坏。如同形成生态平衡的基本要素是生物多样化一样，生物的物种越多，生物链越复杂，生态平衡就越稳定。即使物种中的哪一个出了问题，或生物链发生一定的起伏，都不会对整体的生态平衡起到根本破坏。但是随着生物多样性降低，物种越来越少，生态也就越来越容易失衡。一百条腿的凳子非常稳定，断掉二十条腿都没关系，三条腿的凳子再断一条腿就会倒。而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消失，被美国化一统天下，实际就等于让人类坐上一个只有一条腿的凳子。如果我们明白必须以生物多样化保持生态平衡，我们也应该懂得必须以文化的多样化来保持人类文明的平衡。生物毕竟还不是人类创造的，是大自然的产物，而人类消灭人类文明的多样化，等于是在自己消灭自己。

目前世界的美国化进程还没有暴露出太大问题，只是显得比较单调。在美国旅行，走到哪看的都是同样的快餐店、旅店、连锁店、加油站，一模一样的牌子和标志，车开到每一个小镇都差不多，甚至连阿拉斯加都不例外。真是让人烦。但我反对文化的一元化，并不仅仅是从审美角度希望看到丰富多彩的世界。这当然非常重要，不过还有一点至少同样重要，那就是人类驶向未来的航船总会遇到风浪，一旦有一天发生重大危机，我们一定需要从先人的古老智慧中寻找启迪。不同的文化资源面对不同的问题，可以从自己的角度提供独特的帮助。假如人类那时只剩下美国化，就会失去那些独特的启迪与帮助，就可能让人类在危机中走上不归之路。

2002年12月（全文见http://wlx.sowiki.net/?action=show&id=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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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Memory of this Day in History：Let’s Stick to Our Culture

By Woeser

Tibet today is gradually becoming less like Tibet, which disappoints tourists from afar; there’s even a saying, “Lhasa - Clone of Chengdu.” Once I counted thirty-five Han Chinese and only five Tibetans within a distance of a hundred or so metres between my family home in New Shol Village, behind the Potala, and the nearest street corner.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migrants is obviously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ibet’s changes.

Can Tibetans resist such a heavy wave of migration? The answer, undoubtedly, is pessimistic. We live in our own land but are no longer the masters of this land. During half a century under the rule of the dominating power, Tibet has seen a great disparity in strength that embodies not only the spheres of the economy and military, but also, solely in terms of the population, how can 6,000,000 Tibetans compete with Han Chinese population that’s more than 200 times ours? Therefore, to resist through violence would be no different from throwing eggs at rocks, adding tragedy and heroism in vain, and not changing the situation.

However, there is no dominating power which cannot be resisted. This power of resistance actually exists in our traditional culture. On a mural in a monastery in Amdo, I saw soldiers of justice in armour fighting with enemies, but what they shoot from their weapons is not bullets, it’s bunches of beautiful flowers. What do the blooming flowers symbolize? This i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ibet, suffused with compassion and wisdom.

Since in history the iron hoofs of the Mongolian army trampled a large part of the world, so China – such a big country – was defeated, changing the whole era then, how come Tibetans, instead of being defeated and eliminated, became the religious masters of the Mongolians and have remained their brothers to this day?

If our traditional culture could tame the Mongolians, then why can’t the Chinese of today be tamed?

There has long been a foundation of Buddhist belief among the Han Chinese, though it has not been as popular as in Tibet, besides there are certain factors of superstition, fame and fortune involved. Buddhism, after all, had been prevalent for centuries,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and prolonged influence on their descendants.

Therefore, the systematic and complete Buddhist inheritance, the rich and colourful rituals, the detailed and profound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and its incredibly attractive artistic expression, all this that exists in our traditional culture can inspire many Han Chinese to be filled with admiration and faith. In fact, the migrant Han Chinese in Lhasa are often seen worshipping and making their offerings in monasteries, while the elite among the Han Chinese are beginning to feel a need for this kind of religious belief.

Tibet has long become a hotspot in international circle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Dalai Lama, the Tibetans who were forced to leave their country have brought the Tibetan civilization to the world. “Tibet Fever”, or so to say “Fever for Tibetan Culture” has been widespread, and has even become a vogue, owing to the contribution of exiled Tibetans. This vogue has then fed back to the elite Chinese, connecting them to Tibet while they’ve been adjusting themselves to the outside world. Among the non-stop immigration to Tibet, some migrants deserve to be noticed since their interest in Tibet is because of their interest in Tibetan culture; their expectations of Tibet are because of their expectations of Tibetan culture.

In Tibet, I became friends with many Chinese of this kind. One of my friends wrote of his feelings after encountering Tibetan civiliz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It was like the shock of a thunderstorm, and then silence… It was the natural reaction to everything I knew being abruptly overturned by meeting a different civilization.”

Another friend, during a violent storm on Mount Everest, overhearing the laughter of Tibetans coming from a tent, sighed with emotion and said: “When there is only one stock and one civilization left of humans, that must be the Tibetans and their ancient civilization, oneness of nature and mankind.”

When a culture of a race has a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 a characteristic that belongs to the self but not to others, belongs to its continuation but not its decline, belongs to reality but not to illusion, then there will be strength. Can this strength be sufficiently respected by others? Can this strength be powerful enough to protect us and even to challenge the dominating power? That is actually a concern for every ethnic individual.

Let’s stick to the traditions of our culture rather than accepting the high-handed policies of the totalitarian regime, rather than following the materialistic trends of the modern world. Because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two is so powerful that it can destroy the soul of ethnic Tibet.

Let’s stick to traditional culture neither out of ignorance nor conservatism but as a choice of culture. Especially the elite Tibetans and Tibetan intellectuals, professionals, monks, and officials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and tell our people that accepting “benevolent gifts” from the dominating power isn’t necessarily good, that running after materialism won’t necessarily bring happiness, we should instead go our own way.

Let’s stick to traditions of our culture that include the details of our day-to-day lives as well as aspects of our spiritual lives. We wear traditional Tibetan dress which has been derived from nomad culture. Even if it’s not convenient to work in such clothes, we insist on wearing them to the office. We speak the Tibetan language which preserves the memory of Tibetan history, even if it’s not easy to communicate with 200 million Chinese, but we insist on speaking it. We stay in Tibetan-style houses, we celebrate Tibetan holidays, we hang thangkas, light butterlamps, and invite buddhas, bodhisattvas, and lamas in burgundy robes to our homes. Even if we are powerless to resist railway construction, mining and all kinds of development carried out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t least we can restrain ourselves from building Chinese -style hotels, restaurants, and shops, or attracting customers and tourists to the businesses of gambling, karaoke, and Han and Tibetan prostitutes.

We shouldn’t be lured into making quick profits. If the Han Chinese want to come, sorry, in accordance with Tibetan manners, respect what we respect, honour what we honour, abide by what we abide by. In this way, they would respect and appreciate what is Tibet, instead of being unscrupulous and acting recklessly. So, if we have to create something, we should create a strong atmosphere of Tibetan culture.

This is indeed a cultural choice. We don’t have other options besides it, because we are on the more vulnerable side when compared to actual strength, that is the reality.

We could have been otherwise if we’d been more open-minded in importing foreign modes, accepting new things, and nurturing more diverse ways of life in our indigenous land. However, since we are on the more vulnerable side, and nothing too much has survived after the damage done to us, we have to stick to everything in our culture and tradition. No matter how small these things are, we have to make efforts to ensure that they are not going to be washed away by the overwhelming waves.

In fact, we should be full of confidence, because our cultural tradition remains illuminating after so many hardships and stormy struggles. As one of my Chinese friends has said, “The remedy that can cure the world’s illnesses remains hidden in Tibet.” And that remedy is precisely our culture and tradition. If we ourselves don’t value it, how will it be able to treat sick Tibet? If we ourselves have abandoned it, and act according to the demands of the changing circumstances, chasing fame, wealth and power, then all of Tibet will be full of “clones” of inland China. In this way, we will become strangers to our own land.

As far as all the Tibetans are concerned, we should not become just like Han Chinese or any other people. Although the world today is becoming a global village due to globalization, if we want to have a place in that village, and join the diverse community with our unique characteristics, to strive for our own interests and rights, to express our own opinions and show the charisma of our culture, we have only one choice; stick to our traditions.

If Tibet is to exist, we have to stick to the culture and traditions of Tibet. It is absolutely possible for every Tibetan to do this in the circumstances, even if we cannot get rid of Chinese rule. Don’t complain about the environment, don’t evade responsibilities, let each of us start by ourselves – to insist. That is the hope we can have for the future.

10 March 2005

王力雄：没有结果的谈判有作用

图为与中共会谈的达赖喇嘛特使嘉日·洛珠坚赞先生。

王力雄：没有结果的谈判有作用

最近在网上看到有藏人批评达赖喇嘛代表与北京的谈判，用词之强烈前所未见。如指责达赖喇嘛的谈判代表“唯利是图，像个典型的西方政客”，说他“接受中国的招待，四处参观、旅游，然后说中国有善意”，还对达赖喇嘛表示：“你选错人了，派他们去谈判，没有意义，永远不会有结果。”

虽然我从开始就认为谈判不会有结果，却不认为谈判没有作用。批评谈判代表接受中国的招待显然是过分挑剔，既然想和谈，客随主便是基本礼节。最终没有谈出结果，原因不在于达赖喇嘛选人的对错，而是无论什么人去谈，都不会得到结果。

那么我说谈有作用是在哪里呢？一是我认为对于达赖喇嘛来讲，谈的对象不应该仅局限于北京政府，而是应该扩展到中国未来和全体中国人。历史是发展的，政府不是不变的，这个政府不会永远统治中国。现在谈不通，不等于未来也谈不通。因此现在的谈，包含着为将来进行的准备。长远而言，只有中国理解中间道路，认可了西藏的“真正自治”，才能彻底解决西藏问题。而中间道路的含义和西藏方面的诚意，正是需要通过这种谈向中国的民众和精英传达。

谈的另一重作用是，正因为谈了多年毫无结果，才能让人们最终觉悟，西藏问题是没有希望与专制中国达成解决的。既然老话说“藏人毁于希望”，那么打消不切实际的希望，作用是让藏人免于毁灭，这种作用难道不是很大吗？谈判过程总是要走的，弱势一方如果不把各种和解之路都尝试遍，在承受牺牲和艰难时，就总是会后悔当初错过了和解。不是那么多人都埋怨达赖喇嘛当初没有参加班禅喇嘛的丧礼是错失了解决西藏问题的机会吗？而这个长达六年的无果谈判，正是让藏人都认识到，实际上不存在任何机会。

因此，当藏人决心“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时，前提正是幻想已被证实彻底破灭。这时要做的不是怪罪前面的和谈者，而是应该感谢他们。正是由于他们的忍辱负重和百折不挠，才使得藏人最终能够丢掉幻想，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2008-12-16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绛红色的瓦拉纳西

绛红色的瓦拉纳西

2009年1月8日-14日。
在佛教圣地瓦拉纳西（鹿野苑）。
尊者达赖喇嘛向来自喜马拉雅地区为主的信众，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西方信众和华人信众等两万多名信众，传授佛法法要和殊胜灌顶。法会现场有印度语、俄罗斯语、法语和华语翻译。
藏人团体如西藏青年大会、西藏多麦（安多）社团等，向尊者达赖喇嘛供奉永驻长寿仪轨。

摄影者：朱瑞（见最后一张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