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7日星期日

影响我们的一本书——纪念塔泽仁波切(Taktser Rinpoche)





影响我们的一本书——纪念塔泽仁波切(Taktser Rinpoche)

文/唯色

1、

塔泽仁波切圆寂了。

这个消息,最先是远在他国的Dechen La告诉我的。一时,我只会说“是吗?是吗?”前不久,在网上见到他最近的照片,坐在轮椅上,手举流亡藏人第二代传递的自由火炬。看上去,他的身体十分衰竭,这令我意外而且难过。记忆中,是他在以往岁月里的几张照片:穿袈裟时,是塔尔寺形象威仪的主持;穿俗装时,是卓尔不群的安多男人;当他跟嘉瓦仁波切在一起,他是年长13岁的兄长,慈爱中饱含恭敬。

而他对我,可以说意义非凡,因为他是影响我或者说启蒙我的人。确切地说,是他写的那本书,对我的影响太深了。那本书,我最早看到应是1990年,当时我刚刚回到拉萨,是一个已被汉化得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几无所知的年轻人。那本书,在我以及境内许多藏人当时的阅读范围内,是我们能够读到的第一本译成中文的西藏人写真实西藏的书。从那时起,那本书被我视为珍宝,走到哪里都要带在身边。

那是一本设计简单、印刷粗糙的书,名为《西藏——历史•宗教•人民》,现在,此刻,就在我的手边,又被格外珍视地翻开,并与诸位分享。

2、

记得1998年的元旦之夜,在布达拉宫背后不远处的某个院落,亲人们已安睡,我在灯下翻开读过许多遍的三本书,写下这样的感受:

“……我再度百感交集地闻到了西藏的气息。那是芬芳中的芬芳,梦幻中的梦幻,啜泣中的啜泣。——我的意思是,我人在西藏,却往往只能在那样的书中看见真正的西藏。”

“……显而易见,它们是那遍布雪域的壮美或朴素的建筑中(不少已沦为废墟)难以计数的、又长又窄的、被一根结实而污黑的牛皮绳紧紧捆扎的纸张坚韧、笔迹清晰却似亘古流传下来的所有典籍的精粹、扼要和浓缩;另外,它们尤其是一段重要的过去的记忆。这记忆太多了,太重了,这记忆的比重、体积和价值,随着时间的流逝非但不曾减弱半分,反而像发了酵似的,渐渐地充满了整个有形和无形的空间,当我们——尤其是像我们这些在生命的最初,并未得到过故乡那醇厚而甘甜的乳汁哺育的人——呱呱坠地,就不偏不倚地‘啪’地打在了身体里最柔软的那个地方,随着成长,日渐深刻,一如难以愈合的伤痕。”

那三本书是:塔泽仁波切写的《西藏——历史•宗教•人民》;尊者达赖喇嘛的自传《流亡中的自在》;以及美国人约翰•F•艾夫唐写的《雪域境外流亡记》。当然,我说的都是中文译本。

3、

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说过塔泽仁波切写的那本书。更不知道塔泽仁波切本人是否见到过那本书。甚至,他会不会知道用藏文、梵文和英文(合著者是柯林•特吕布尔)三种文字撰写的原著,英文版被翻译成中文,于1983年8月在拉萨,——是的,在拉萨出版?

中文译者是两个汉人:陈永国和张晓明,当时应该都在西藏社会科学院工作。如今陈在何处,无从打听,不过从网上搜索来看,他翻译过一些藏学著作。至于张,乃是中共涉藏喉舌《中国西藏》杂志的主编。意味深长的是,他们翻译塔泽仁波切的书,目的在于“以备批判”,因此书中注明是“内部资料”,言下之意即不能对外流通。

很难揣度当时西藏官方学界的心思,或许跟自我感觉甚好的中共官员一样,以为被“解放”的西藏人民都对“旧西藏”怀有不共戴天之仇,都对“新西藏”充满感恩戴德之情,为了更好地认清“旧西藏”的本质,需要进一步地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理论水平。总之,西藏社会科学院曾在1980年代翻译出版《西藏研究参考资料》系列书籍,包括国际藏学家的研究论著,他们被认为是“侵略西藏的帝国主义分子”,其著述是“很好的反面教材”;以及流亡藏人的史记或传记,他们被说成是“叛国外逃的反动大农奴主”,“打着西藏学者的幌子,在某些人当中,就具有较大的欺骗性”。

这些书虽然全都注明“内部资料”,但仅在拉萨,我就了解到,凡藏、汉文人学者,几乎人手一本。而且,事实上,如果有关系,还可以去社科院资料室以低廉的价格,买到这些“内部资料”,全都是不可估量的好书,让我如获至宝。无论如何,我要感谢所有的译者和西藏社科院。无论如何,我要感谢上世纪八十年代上、中期,那时候,似乎既可以出版社会主义的“香花”以作宣传,还可以出版各种各样的“毒草”以供“批判”。正是这些“批判资料”,使我逐渐地蜕胎换骨,看来确实具有“欺骗性”。

4、

不止我一个,在一些如我一样用中文写作的藏人当中,塔泽仁波切的那本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我多次在许多文章中看到过或隐或显的痕迹。有的人会一段段地摘录,有的人则学习用书中的视角来阐释。对于如我一样在西藏巨变中成长以及丧失的人来说,当我们或多或少地意识到,渴求着,寻觅时,如塔泽仁波切的那本书——他说他的写作目的“只想表现一个西藏人对西藏的真正理解——恰是“故乡那醇厚而甘甜的乳汁”。

多么难忘遍布书中的那些深邃、真切而伤怀的文字啊。比如:

“……西藏不是圣贤或奇迹的国土。西藏是皈依宗教道路的人民的国土,他们不是痛苦地履行义务,而是充满热情和极大的欢乐遵循这条道路。在这片国土上只要我们希望,我们就能得到观世音的保佑。如果这就是奇迹,那么西藏就是一个充满奇迹的地方,因为观世音总是不断地显圣,引导和帮助我们。”

“……然而,由于某种不幸的原因,使我们宗教努力成为可能的西藏生活状况改变了。其变化悲惨而剧烈,把我们拖进了一个异常的世界中。在那个世界上,一点金银就胜过终生的宗教思想;在那个世界上,政治权术超过了宗教的虔诚;在那个世界上,人的理想、目标和全部生活都集中于这个暂时星球的现实存在上;在那个世界上,上述的观点被认为比通过宗教的彻悟使生命获得解脱更‘通情达理’。……悲剧就在于我们现在仍然有信仰,但我们却无法挽回地生活在一个没有信仰的世界里。”

而且,他依循西藏传统典籍的形式,在每一章之前都加上一节佛经、一段典故、一句遗训、一首谚语,甚至18世纪时来拉萨传教的一位天主教神父的记录、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歌,如同偈语或颂辞,读起来是那么优美,铭记在心。比如第十六章“外强角逐场”的开头即是《玛尼 噶奔》中的经文:

“歇息吧,我忠实的人民;
放心吧,我可爱的雪域。
总有一天我要回来,
以一千个不同的形体
带来帮助和慰藉。”

5、

身为第一代流亡藏人,塔泽仁波切在书中倾诉了对故土的无尽思念和深情:

“……我知道,对于我们这些不得不离开西藏的人来说,不能看到西藏的崇山峻岭,感觉不到家乡的微风,呼吸不到清新的空气是真正的损失。是乡村把我们的思想变得内向。在西藏,我们不仅生活在世界之中,而且和周围的世界融为一体,西藏本身看来就是我们祝福的一部分。”

然而,漫长的流亡岁月,却让许许多多流亡中的藏人空怀对故土的无尽思念和深情。遥想不得不在异国他乡踏上解脱之路的塔泽仁波切,我仿佛看见了他在书中描述的一个美丽的、悲哀的场景:

“传说米拉日巴死去时,天空中的乌云出现了奇妙的情景,神祗们降临到大地上,在人们中行走,哭泣的神落下了眼泪的花朵……”

谨以此文纪念塔泽仁波切!

2008-9-7,北京


20 条评论:

  1. 向塔澤仁波切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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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离开拉萨的时候,我把塔泽仁波切的书《西藏》,大段大段地复印下来。我知道,即使在远离西藏的地方,那些文字,仍然是珍宝。可是,来加拿大的路上,由于碰上911的混乱,我的箱子丢失了一只,而那些复印稿,就在那只箱子里。

    后来,在加拿大的一家图书馆里,我发现了塔泽仁波切的书的英文版。看着温文尔雅的塔泽仁波切和海因里希 •式海勒站在一起凝视着远方,我久久不愿放下,就借了回来,放在枕边,不停地renew借书的日期。

    前些天,我对朋友说,有时间,我要去印第安纳看望阿嘉仁波切。她说,塔泽仁波切也住在那里啊。真的吗?我说,我们尽快地找机会吧!其实,我喜欢塔泽仁波切,不仅仅因为他是衮顿的哥哥,还因为他的书,我已经读了很多年了......

    愿塔泽仁波切早日乘愿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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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深切悼念塔泽仁波切.
    Chopat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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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流轉容顏 - 我所見到的Norbu教授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中旬,我再度造訪位於印地安那州布魯明頓市(Bloomington, Indiana)的西藏文化中心,也就是Norbu教授的家。距離同年夏季的第一次拜訪,時隔數月,那隻我所衷愛的混種牧羊犬Tsering還認得我,幾乎是歇斯底里狂歡般地撇下其他的人客,衝過來撲在我身上又舔又舐,Norbu教授笑著對我說︰「看!Tsering愛上你了。」

    我想先從狗狗談起,這是我開始一段關於人的故事的習慣心情,我總如此認為,狗狗比人更懂得惜情、更天真,或許人類永遠不可能瞭解狗狗的想法,或許人也永遠無法深觸到其他人心底最深的思緒,但是狗狗可以做到我們盼期一生所不敢想望的,就是裸露的感情,或許是固執使然,我總覺得狗狗遠比人可愛。

    撇開進化論、宗教論的說法,雖說一切因適者生存而逃過滅種命運的生物無一不在說謊,但為了生存而說謊確切乎符合進化的主旨;變色龍為逃避天敵的擄掠而扮演欺敵的偽裝,陰溼沼地的豬籠草為了攝取維繫生命的蛋白質、將自身進化成誘引蠅蟲陷入的陷阱,繽紛花朵綻放爭奇鬥艷的姿容、以些微甜蜜的報償誘引蜂蝶來傳佈生命的種籽;於是乎眾生眾相在求生的謊言與貪欲裡流轉生死,在因果相繫的哀樂憂喜裡輪迴無盡。

    Tsering歡欣地撲在我身上又舔又舐的同時我不禁感慨莫名,至少狗狗能夠做到我們(萬物之靈?)所難以做到的,將心底最深的憂歡悲喜直接毫無矯飾地、完完全全表達出來,不管對方接受與否,總是如此天真而誠摯的方式。

    記得小時候讀過的某則傳記:一位眾所欽仰的大文豪接受訪問時,有人問道︰「請問您,在數十年創作生涯裡,您寫過不計其數人性各層面的故事,是否您對人性有著深切地偏好與瞭解?」大文豪答說︰「什麼人性?人是最最齷齪卑鄙的動物,我以身而為人感到莫大的恥辱,而且即使到死我永遠也無從瞭解人性到底是個什麼鬼玩意!」

    為了生存或是繁續後代所編織一生的謊言值得同情,若如變色龍、豬龍草、爭妍鬥艷的花朵們,它們一生只堅守一個「不得不」的謊言,從未因額外的貪婪而多說一句話、多害一個生命…而人呢?僅只為了一時的怯懦、歡愉、自卑、自大、自私、貪婪、愛憎、痴傻、死要面子,流水價般地一個謊言說過一個謊言,無怪乎當初被上帝禁錮的黑盒子一旦開啟,所有的災禍於焉紛至沓來。所幸黑盒子及時關閉,將預知未來的能力禁錮盒中,於焉神的最後威權得以保存,爾後世世代代造孽的人間,遂有愛情、詩、文學和苦難,人類開始學會以各種機巧的言辭流利地說謊,開始離棄、誤解神當初的善意叮囑,種種背棄靈性的謊言與說辭,若瘟疫的傳染速度,一個世代緊接一個世代無可柰何地繁衍不息。

    Norbu教授今年七十六歲,於1987年自印地安那大學退休後,和他的太太、三個兒子、五隻貓、五條狗狗住在布魯明頓大學城。許多認識他的人對不認識的人提到他時,總會加上一句「他是達賴喇嘛的長兄」,然後聽者便會睜大眼睛「喔!」地開始所有好奇的話題。人性總是好笑而一窩蜂的,殷殷熱情的人們,戴著短視昏茫的眼鏡四處逢迎拜拜,殊不知佛家所言諸多繽紛異彩,最後終屬眼翳幻影罷了。

    和Norbu教授前後只見過三次面,看到他沉穩詼諧的灑脫,又看看周遭圍擁眾人熱情地湊熱鬧,個人感慨頗深,想到當初佛陀在靈山會上拈花無語,與會眾人愕然不解,惟有識者破顏微笑,這樣雄闊靜美的時空,恐怕當世再不得見。

    寫這篇文章的緣起說來簡單,因為許多在美國就學的朋友正在翻譯Heinrich Harrer(電影Seven Years in Tibet的故事主角)所撰的Norbu教授個人自傳"Tibet is My Country",眾位朋友已經為這件計劃奮鬥數個月,我個人只負責最後的編輯及潤飾工作,也由於最後總覽的緣故,讓我想更進一步瞭解這部自傳的背後想說的是什麼,除了訴說西藏人數十年來的心聲、除了政治上的觀點之外,問自己到底還能有什麼感觸。很早就想寫這樣一篇純粹個人、非正式文宣的篇章,但苦於心情與現實無法對應,才拖到現在方始下筆。

    寫作的因由不是什麼「夜來忽得一夢」,或是神通乍現、靈光一閃的古怪感應,也不是奉命起草文宣新聞稿等等現實的理由,之所以想寫而經過許久仍未動筆,是預期中所構思的角度尚未釐清而已︰我想以面對一位平凡的老人、一位被妻兒家人所喜愛、養有五隻貓五條狗狗、大半生流亡的西藏人的故事。正如Norbu教授常說的一句話:「我現在的生活只是吃飯睡覺。」這和禪門公案「喫茶去!」頗有詼諧的認同。平凡之中示現真情,有情世間擾攘無盡,容顏流轉今昔,Norbu教授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某天夜裡我窩在Iowa City的租貸小屋裡,喝著冰過的廉價清酒,酒意酣暢、面對電腦螢幕卻寫不出一個字,忽然間我想到Tsering這條漂亮的狗狗,然後想起Norbu教授的家,又想起去年江澤民到DC時的示威現場巧遇Norbu教授,他在被人群包圍照相的空檔走過來和我打招呼,我第一句話就問︰「你有沒有把狗狗帶來?」他聽到高興地笑了,然後不到半個月我再度造訪他布魯明頓的家,Tsering衝過來撲在我身上又舔又舐的情景…想到此處不禁笑了起來。

    某天夜裡,窗外Iowa City飄著微雪,我獨自甄飲著清酒,想著我的狗狗朋友,想起人情世事相續無常,再續一杯冷酒,下筆開始寫這篇文章。

    西藏文化中心佔地九十英畝,除了正屋及入口處的紀念塔,四周被大片草坪與樹林圍擁著。紀念塔甚高,依照傳統舍利塔的形式建造,底下有一小金屬牌,上頭用藏文及英文鏤刻著紀念碑文,敘述數十年來西藏因中國軍隊的入侵,已經有百萬西藏人遭到迫害屠戮。在十二月的冬陽底下,我佇立紀念塔前,閱讀這頁記憶,金屬牌上鏤雕的悲慘史實,以冷毅的聲調告訴每一位訪客,這樁人類史上永不可原諒的亡國滅種事實。

    紀念塔旁那塊草地,原先搭有ㄧ座棚子,去年夏天我來時棚子還在,是用犛牛(yak)的毛所編織而成,非常厚重結實。有時會有人在裡頭講經、修法,夏天時也有一兩個人睡在那裡。我沒到過西藏,但第一次看到如此碩大黝黑的蓬帳,想像到酷寒的西藏高原,一代代的牧人就在移棲的草原上搭起帳蓬,面對積雪的山巒唱著牧歌。

    這樣的情景如今已不復存在,Norbu教授說他於1980年重返西藏,在六周的停留期間,看到故鄉的土地被中國政府蹂躪蹧蹋,絕大部分的宗教聖物、金像等珍貴遺產,被運到中國熔成金塊,僅只為了金錢上的價值。中國人不僅破壞、販賣自己文化的遺產,對於其他受入侵的國家,亦同樣無恥霸道地演出惡行。

    Norbu教授的大兒子Lhundrup說到當年和他父親回到西藏的情景,那年他才十七歲,生平第一次踏上故鄉的土地,Lhundrup說他們白天時訪問團被中共官員監視著,只允許參觀中國政府粉飾過的假象,到了深夜,他父親將他叫醒,帶著他在拉薩市街沿戶敲門,面對久違的鄉人們,聽他們哭泣,聽他們訴說多年來所遭遇的慘事。本來Norbu教授的訪問團是達賴喇嘛的先行隊伍,負責評估日後達賴喇嘛造訪西藏的可能性,但所見所聞無一不令人傷心失望,儘管中國政府喊出多麼動人的謊言,那些深夜面談的鄉人在Norbu教授耳邊哽聲細語︰「絕對不要,萬萬不要相信中國人!」「告訴達賴喇嘛不要回來!」

    十二月的冬陽底下,Tsering伴著我在戶外散步,她喜歡玩一種丟石頭的遊戲,每當我揀起一粒石子在手中拋弄逗她時,她便興奮莫名等待我將石子拋出,然後迅捷地衝上前去張嘴攔截,而且幾乎沒有失誤。去年夏天我第一次來時,每每見到她叼著一粒石子,姍姍走來將石子放在我面前,然後發出焦急的低吼,原先我沒想到她是要和我玩丟接石子的遊戲,當時我還好笑地認為,這條天真可愛的狗狗一定是什麼虔誠的信徒轉世而來,以致還留存著拿石頭獻供的脾性。

    Norbu教授的五條大狗狗以Sengkar最受客人寵愛,因為它兩百磅的身材及渾身雪白的毛色,看起來像一隻白熊,客人們喜歡撫弄它的長毛、和它照相,而我則對Tsering情有獨衷,可能是個性使然,我對狗狗比對人更有興趣,對「較被冷落」的對象抱持較大的愛心,Tsering曾是一隻被拋棄的狗狗,在那次的造訪期間,她除了和我玩不厭丟石子的遊戲之外,整日跟在我身後,連睡覺時還會屢次跑進房裡來探看我醒了沒。

    佛說人身難得,此生不修何時修,但我總覺得狗狗比人可愛,Norbu教授家中的貓狗狗個個有自己的脾性,它們大多小時候被遺棄,不過如今在眾人的呵護下幸福地過活。想到中國人每每自誇自己如何如何了不起,我看也未必。眾生造業終有果報,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永遠不知自我反省悔悟,終有一天會自食惡果。

    Norbu太太是個很有趣的西藏婦人,很愛說話,很愛笑,而且還會烹調很美味的西藏菜。她在布魯明頓市開一家小巧精緻的西藏餐廳,取名Norbu Cafe,餐廳有印度和西藏的料理,我對任何咖哩香料烹調的食物頗有偏好,但對某些辣得嗆鼻的菜則餘悸猶存,上次點過一道「特辣」的餐點,舌根痲痺之餘頻頻向女侍要水滅火。

    Norbu Cafe裡有一幅懸掛牆上的照片我很喜歡,那是兩個西藏小孩的背影,倆人搭著肩面對蒼緲的遠方,看到那幅照片我甚至聯想到那是Norbu和他的胞弟達賴喇嘛小時候。當然這是不可能,因為Norbu幼年時就被認證是高僧塔澤仁波切(Taktser Rinpoche)的轉世,然後被送到古本寺出家修習,後來出任古本寺的住持,當時古本寺是西藏極重要的寺院,有著五千個僧侶在其中修行。小Norbu十三歲的胞弟達賴喇嘛於1939年被認證是十三世達賴喇嘛圖登嘉措(Thupten Gyatso)的轉世,接著全家便移居到拉薩,因此兄弟倆人並沒有多少相處的機會。

    在Norbu教授家中我看過一捲錄影,那是1996年達賴喇嘛二度造訪西藏文化中心,場面盛況空前,達賴喇嘛高坐在法座上頭(那個法壇還在,就在紀念塔右方的大草坪上),年長十三歲的Norbu教授在底下致歡迎辭,當他描述到西藏人種種苦難事蹟時,情不自禁激動地老淚縱橫。致辭完之後Norbu向胞弟達賴喇嘛頂禮跪拜,令我感觸到西藏人對佛教的虔信,他們倆人今生或許是俗世的兄弟,但生生世世卻是兩位聖者的轉世,一位是高僧塔澤仁波切,一位是西藏法王白觀音(Chenrezig)的化身,Norbu致辭中提及他們前世某次相遇的因緣,而今生兩人流亡異邦,在1996年布魯明頓的盛會中重述所有西藏人民的苦難,這一張一張流轉的容顏,關於一個幾近亡國滅種的苦難民族,聞睹之餘不禁令人傷悲萬分。

    還俗的Norbu於1960年和他的太太Kunyang在西雅圖結婚。他太太Kunyang是薩迦(Sakya)家族的成員,1254年元世祖忽必烈汗 (Kublai khan)即位,封薩迦派五祖八思巴(Sakyapa Phagspa)為大寶法王,成為當時西藏佛教的領袖。根據傳統,薩迦家族的長子得成為Sakya Dagchen (Grand Master of the Sakya Tradition),長子必須結婚傳承世襲的地位,其他的孩子則不論男女則依照傳統出家成為僧尼。

    Norbu太太Kunyang後來在印度的一所英語教會學校讀書,並沒有依例出家,她的大哥達欽仁波切(Dagchen Rinpoche)繼任為薩迦派的教主,曾於1986年來台灣參加「世界顯密佛教學議」,並於1987年在台北首傳薩迦派大法「喜金剛」大灌頂。

    一般說來薩迦派傳法甚嚴,對自身學養、修行極重視,年輕一輩的仁波切(Rinpoche)幾乎甚少在外傳法。我在1997年夏天第一次造訪西藏文化中心時,Norbu太太的大哥達欽仁波切正好從西雅圖來此傳法,當日有數十位密教修行者從各州開車來參加法會,那時我並不知道傳法的就是著名的薩迦派法王,雖然自己勉強算得上是半調子藏密佛教修行者(我的師承隸屬西藏最古老的寧瑪派),當時也不曉得機緣難得,僅參加一場皈依的灌頂,第二場他們移到戶外的犛牛帳蓬裡傳法,我卻偷懶躲在文化中心的佛堂裡睡覺,實在可惜之至。

    中國佛教常把仁波切(Rinpoche)翻譯成活佛,我不知這是否適當,或許將之視為轉世自在的聖者較為貼切,在西藏文化中心(也就是Norbu教授的家)遇見過好幾位仁波切(活佛),有的是遭受中國政府迫害入獄後來輾轉流亡到美國,或者像達欽仁波切是薩迦派唯一的傳承教主、像塔澤仁波切Norbu教授這樣自幼出家年長後因為政治因素還俗結婚,西藏人出家的很多很平常,他們對生死、俗世、宗教上的看法並不似一般人執守的荒謬教條,早期中國佛教排斥西藏佛教(密教),無視西藏的佛教千百年來守著最嚴謹的傳承,反之摻合儒、道思想的中國佛教自明、清以降即荒弛式微,卻仍夜郎自大地唯己獨尊,這大概就是中國式傳統的沙文主義心態。後來由於中國入侵西藏,許多高僧流亡北印度,無以數計的人士從各方遠赴北印度修習藏密佛教,爾後西藏佛教方始在西方世界昌盛起來。

    Norbu教授在自傳的後記寫道︰「做為一個轉世的喇嘛,我只被訓練成為一個和尚,沒受過正式的西方教育,要找一份適合的工作一點也不簡單。」他於 1960年和Kunyang結婚後,長子Lhundrup、次子Kunga、小兒子Jigme相繼出世,有了家庭的負擔,他在1961-1965年間曾擔任過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助理館長,負責編目館中所收藏的西藏文物,爾後在1966年全家自紐約巿遷居到印地安那州布魯明頓巿,在印地安那大學烏拉山與阿爾泰山研究學系(Department of Uralic and Altaic Studies)任教,主要教授西藏語文、宗教、僧侶制度和政治組織等課程,後來他於1987年自印地安那大學退休,主持西藏文化中心至今。

    讀到他寫關於家庭的瑣事,感覺他是個平凡、顧家的丈夫和父親,事實上也是如此,在三個兒子相繼出生後,他寫道︰「我們的家庭是多麼地忙碌而且喜樂啊!」當他的母親在1967年到美國和他共住一年,他記述道︰「現在我已結婚,有了自己的孩子,母親能出現在我家屋簷下,將帶給我某種程度的安多式(Amdo, Norbu的家鄉)的居家生活及家庭氣氛,那是我打從童年起就一直想念的,尤其在如今的流亡日子裡。」對於母親的摯愛,他的胞弟達賴喇嘛在自傳裡亦曾經表達過同樣的深切感情,他們履次提到母親的慈悲、母親烹調的食物、母愛種種瑣碎的細節,這些或許和政治無關、和宗教上神聖的名銜無關,只是很摯情地自然流露,母親和兒子之間的孺慕情感。

    上次的拜訪使我較有機會和Norbu太太Kunyang接觸,原因是我們兩人都抽煙。我煙抽得很重,每到一個地方便會四處探看哪裡是抽煙的好所在,一開始到西藏文化中心時,每次煙癮發作只好帶著Tsering那條可愛的狗狗,遠遠溜到外頭的草坪上抽煙解癮,後來嫌每次跑得太遠麻煩,索興搬一張椅子坐在門口抽煙,我常笑自己是得寸進尺不拘小節的個性,竟然如此大方憊懶地在活佛家門口翹著腿抽煙。後來發現Norbu太太她也出來抽煙,頗有點又驚又喜,一來自己抽煙的劣習得到認同,二來聊天時抽煙頗有催化的作用。

    我對她和家人的瑣事很感興趣,和她聊了許多,她說她十七歲時就嫁給Norbu教授,現在三個兒子都已長大成人(她家老二Kunga和我同年),每每我東扯西扯和她說笑,她會大聲笑得很開心,若是Norbu教授在場時,她會頻頻向他重述方才好笑的話。

    我想起某次一個人坐火車旅行途中遇見一對老夫婦也是這樣,老先生木訥坐在一旁,老太太和我說話,說到有趣的事她便側頭搭著丈夫的肩,絮絮叨叨又開心地重複一遍。

    那次去Norbu教授的家他們有聽過我彈一段古典吉它的音樂,沒想到Norbu太太為此大為興奮,她向我熱烈建議我應該搬到布魯明頓市,在她的Norbu Cafe彈吉它。本來我以為她不過是一時高興口頭上說說而已,後來她卻和我提起許多細節,問我如果搬家她要幫我找怎樣價錢的房子,又說她目前正計劃將餐廳擴大…等等,本來以我看破世情的流浪個性,遇到這樣熱情的提議頗有點心動,何況以一個佛教修行者的觀點來說,能夠有這麼不錯的機緣可以就近修習,那也是不錯的事。

    在Norbu教授家中和他的家人一起共進晚餐,吃著西藏的食物,喝著加鹽的奶茶,聽他們一家人高興地聊著種種瑣碎,幾隻貓狗穿梭來去…莫說今昔種種流離的苦難,莫說曾經發生過的諸多慘痛前事,只是一般家庭朋友素淡自然的聚會,這樣一幅溫馨的情景讓我深深感動。佛說諸行無常,有情世間忒無情,無情相續亦有情,諸般流轉容顏,憂歡悲喜輾轉纏綿,人世間多少紛擾,盡付一笑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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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谨向塔泽仁波切致上谦卑的、衷心的敬意。
    同时,在中国的网上,有些人却发出了恶毒的诅咒:
    http://comment2.news.sohu.com/viewcomments.action?id=25944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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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楼上的朋友不必在意一些人的恶毒诅咒。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总有一部分人永远不回懂得,心无善念是对自己最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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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顶礼塔泽仁波切!顶礼达赖喇嘛!我代表汉族佛子衷心祝愿汉藏团结正法长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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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主题:西藏示威必然:班禅是被胡锦涛下令毒死的吗?

    [史海钩沉] 西藏问题由来已久。在1951年以前的清朝和民国时期,西藏的噶厦政府和中共政府一直相安无事。西藏问题如此突出是中共执政后,特别在1959年,这年成为西藏问题的一个转折点。

    这一年,「西藏事件」发生,达赖喇嘛开始逃亡。而仅次于达赖喇嘛的班禅喇嘛,因为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七万言书」,被无休止的批斗、劳改,文化大革命更是被投入监狱长达十年。达赖喇嘛逃出中国后,于60年在印度建立流亡政府。

    近50年来,以北京为首的中共政府和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各执一词,使人们很难分清事实的真伪。要真正了解西藏问题的来龙去脉,就要走进历史,看看究竟什么使双方矛盾持续至今。在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双方如此不能调和。

    一.1949-1959年的西藏

    西藏有着它独特的地缘条件和宗教文化。位于世界屋脊的西藏几乎是与世隔绝,这使它在过去的数千年保存了独立特有的藏传文化。藏族人民普遍信仰藏传佛教,而且极为虔诚,许多人都将宗教信仰放到超越生命的位置上。那些磕头长跪(走一步双手匍匐在地叩拜一次),步行数千里到拉萨朝圣的人就是他们对宗教虔诚的最好证明。当有人破坏他们的信仰时,是西藏人最为痛心疾首和不能容忍的。

    1949年前的西藏和中国历代政府——包括清政府和中华民国和平相处。藏汉之间并无矛盾。由于进藏交通不便,巍峨的雪山阻挡了殖民者的脚步,也阻挡了西方文化对西藏的入侵。藏族人生活平静,那里是一块唯一没有被现代科学和西方文化侵染的净土。

    一直以来,中共把1949年之前的西藏定性为「农奴社会」,而且还是「最反动、最黑暗、最落后、最残酷、最野蛮」的农奴社会,所以「祖祖辈辈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百万农奴日夜盼望「救星毛主席」和「救星共产党」。

    事实上,当时藏民的生活也没有那么悲惨。藏民档珠曲忠解放前是西藏最贫穷的人家之一,她说:「我是中共所说的农奴家庭,我家的六口人拥有围墙院落的二层楼房,楼下是关畜牲的,有四条牛、二十七只羊、二匹骡子,还有四亩半农田,家人在吃穿上没有任何困难。」(摘自王静雯《西藏咏叹调》)

    但随着国民党兵败大陆,进军西藏的日程提到共产党人的时间表上。1950年1月22日毛在访苏跟斯大林会晤时,要求苏联派飞机帮他运部队进攻西藏。斯大林答道:「你们准备进攻,很好,是该制服西藏人了。」斯大林还建议毛向西藏和其他边疆地区移民说:「新疆的汉族人还不到百分之五,应当增加到百分之三十……所有的边疆地区都应当多迁移些汉族人去」。(摘自张戎《毛——鲜为人知的故事》)这后来成了中共对西藏的指导政策。

    1950年10月 7 日,由军官王其美率领的解放军四万余人分八路向康区首府昌都发起进攻,很快就打败了只有八千余人的藏军。两天后攻克昌都,俘获多麦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及其随行人员,打死四千余藏军(出自《维基百科》)。但继续进军西藏,共产党的军队却遇到困难:没有公路和铁路运输,兵力和后勤补给都很困难,士兵不习惯高原气候,藏民善于骑马,英勇善战,地方武装不可小视。这一切都使毛进军西藏的计划受阻。于是毛决定搞谈判,以换取准备时间。

    同样,初次较量失手之后的西藏噶厦政府自知根本不是强大的解放军的对手,也在寻找谈判的机会。1951年4月,曾被共军俘获的阿沛•阿旺晋美率五人代表团前往北京和谈。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于1951年5月23日,同中共政府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一共十七条。协议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驱逐出西藏;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以及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西藏地区的涉外事宜,由中央统一管理。」协议还明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改革。

    从内容上看,这个协定很公正,完全能够保证西藏人民应有的权益。如果上述各项都能保证落实,西藏是不会有问题的。这十七条也仅仅存在于纸面上。毛的目的是用武力彻底征服西藏,只是当时准备还不充分,他需要时间。在此后几年里毛表面上极力安抚达赖和班禅,好言相劝,温柔有加,暗地里却加紧军事步伐。一伺时机成熟,中共就率先将自己亲手签订的条约撕毁。一九五六年初,通往西藏的公路通车,毛开始变脸。他首先在康巴藏区搞「改革」,斗争上层,收缴枪支,实行征税,破坏宗教。那里的五十万藏民立刻反了,到三月底已经拉起一支六万人的队伍,有五万杆枪。其他藏区的「武装叛乱」也如野火一般燃烧蔓延。毛只得动用军队,靠围剿、重炮,甚至空中轰炸,才把反抗镇压下去。这样的几乎全民性的参与造反,以及藏军的强悍善战,使毛得出结论:在西藏「现在还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我们已经等了好几年,现在还必须等待。」出自张戎《毛——鲜为人知的故事》)

    1957 年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狂潮刮到西藏。就像中国其它地区先后出现饿死人情况一样,西藏人民生活也陷入极端贫困之中。时任人大副委员长的十世班禅却吉坚赞曾给北京当局上交「七万言书」指出:「西藏实行人民公社制以后,每个藏民只剩下一身衣、一床被褥、一碗一筷三样私有产品。很多人吃不饱,只能吃牛马饲料食,最后连树叶、树皮、草根、草籽都拿来吃,不少人家死光了。他回西藏时,很多藏民拦着他长跪不起,流泪向他哀呼:勿使众生饥饿,勿使佛教灭亡,勿使我雪域之人灭亡。」

    班禅还写道:「过去西藏虽是被黑暗、野蛮的封建统治的社会,但是粮食并没有那样缺,特别是由于佛教传播极广,不论贵贱任何人,都有济贫施舍的好习惯,讨饭也完全可以为生,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我们也从来没听说过饿死人的情况。」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0年两年中,农牧业产品「收购过头,甚至连香袋内的粮食和糌粑也收了,对翻出隐藏几升粮食和糌粑的人家,也进行斗争……对大多数家户,进行了搜查,把居民自己库存的粮食、肉类、酥油等,差不多都挖光了。」「不少居民的口粮很紧,有的断粮,肉类、酥油、清油等极缺,连灯油也没有。甚至买不到烧柴。人们恐慌着急,叫苦连天。」

    由于大跃进的恶果,藏民开始抵制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不少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对待此类冲突,毛的一贯政策是以暴制暴,靠武力镇压,这就导致矛盾更为激化。

    十世班禅后来在1987年3月28日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上对此描述说:「果洛州在杀死了许多人以后,将尸体从山上滚到山脚埋好已挖好的坑内,然后,军队以『庆祝消灭叛匪』的名义,强逼死者亲属在上面跳舞。随后,又将全部亲属用机枪扫射杀死。如此对康、安多地区的人民实施前所未有的压迫与残害,以及将西藏人十个、二十个地成批屠杀所造成的仇恨依然被西藏人所牢记。」

    中国军队的机密文件《第十一师的总结》中记录了从1952年到 1958年间,该师在安多甘南地区即平息叛乱九百九十六起,消灭一万余西藏人的情况。安多果洛地区,1956年有人口13万余,到1963年只剩6万余人,人口足足减少了50%。(见《中国之春》中文版,1986年6号)

    随着情形不断恶化,终于在1959年3月10日达到顶点。当天,中共当地驻军要达赖喇嘛到军区礼堂看文工团的演出,并规定不准带任何人,只允许一位仆人随从。由于此前很多西藏官员和僧侣贵族被召去开会后失踪,藏民认为中共要劫持达赖喇嘛,于是包围了布达拉宫,不让达赖前行。数千人上走上街头,高呼:「汉人滚回去!」

    中共得到这一消息后,迅速做出反应,将这一事件定义为「藏人暴动」。第二天,毛电令中共驻西藏部队,放达赖喇嘛逃走。(《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87页)如果达赖喇嘛在中共军队镇压中被打死,世界舆论将对毛很不利,特别是在毛想搞好关系的中国周边的佛教国家和印度。十七日夜晚,达赖喇嘛逃出拉萨,奔向印度。他的逃离一经证实,毛就下达作战方针:「全力抓住敌人在拉萨市区,勿使逃走,以便主力到达,然后聚歼。」(出自《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90-91页)

    一直以来毛想靠「一次会战全歼敌人主力」来彻底消灭西藏反抗力量的想法终于得以实现。军队在得到命令后便大开杀戒。在短短的两、三天之内,就有约一万到一万五千人被打死。随后在其它地区的镇反运动中,将各地的藏民毫不留情的镇压掉。西藏军区政治委员会的一份1960年机密文件中,记叙了从公元1959年3月到 1960 年10月间,仅仅在西藏中部卫藏地区就消灭八万七千名西藏人的情况。(出自《中共统治下的西藏人权2002》)

    1959 年事件被中共定义为「暴乱」,而藏民则声称他们是「抗暴」。孰是孰非?如果藏民有暴力行为的话,那么中共的行为则无疑更暴力、更血腥。短时间内打死如此多的藏人,无异于一场屠杀和清洗。这件事成为此后西藏问题持续不断争斗的焦点。以后历年的这个时间,藏人都会纪念1959年被中共杀死的藏族同胞,这也是日后1989年和今天再次发生冲突的原因。

    二. 1959-1976年的西藏

    1959-1962年由于大跃进,三面红旗政策的失误,中国普遍经历了三年最困难时期。这期间,西藏亦未能幸免。十世班禅在这期间在西藏各地考察,亲眼目睹了藏民的悲惨生活,写下了「七万言书」。书中对当时藏人的生活有如下描述:

    「以前作为马驴、牛、黄牛饲料的油渣、麦糠等,也成为人的难得的有养分的香的食物了」。「别说稍微能吃的一切草类,就连不能吃的树皮、树叶、草根、草籽也采集了许多,加工后和那点粮食掺合起来作为猪食一样的稀糊糊给人们吃,就是这也很有限,不能果腹。由于这种藏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们做梦也想不到会有如此严重的饥饿之痛苦,人民群众抵抗不住这种残酷地折磨,群众的体质日益衰弱。所以一些地方感冒等一些小小的传染病就会使达到百分之数的藏民轻易地成批死亡,有些地方也有不少人因为断了粮而直接饿死,因此有些地方,有些全家人死光的现象。」

    不光物质生活条件的恶劣,共产党最拿手的阶级斗争也在西藏开展起来。班禅喇嘛的家里「从我父亲开始一个个都挨斗了」。「被斗者虽然没有特别严重的罪行和过错,也要捏造许多严重的罪行,并予夸大,随心所欲,颠倒是非等,不仅毫无根据,一个比一个更尖锐激烈、更粗暴、更狂妄、更矜夸过火地肆意進行诬陷」。「斗争一开始,大喊、怒吼几下,同时拔发揪须,拳打脚踢,拧肉掐肩,推来掀去,有些人还用大钥匙和棍棒加以毒打,致使被斗者七窍流血,失去知觉而昏倒,四肢断折等,严重受伤,有的甚至在斗争时,当场丧命。」不少人被迫「投河或以武器自杀」。

    可以说在西藏发生的一切对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都不会陌生。所有这些暴行,都是当年全国各地类似情况的翻版。不仅仅班禅,其他稍有地位,甚至曾对共产党和平解放立过大功的人员都遭到批斗、劳改和游街等惩罚。物质上的贫乏,精神上的折磨,藏人都能承受,但最让西藏人不能容忍的莫过于共产党对佛教和藏人心中神圣信仰的践踏。

    与内地「破四旧」行为类似,西藏当时有「三大」运动,第一「大」就是「大破坏」。西藏的一切生活方式都被认为是「落后的、肮脏的和无用的」,要「破坏」。毛最致力于消灭的是宗教,早在与达赖喇嘛见面时,他就讲西藏喇嘛太多,不利于增加劳动力发展生产。如今在西藏的寺院里,班禅喇嘛说:「竟有让喇嘛站一边,尼姑和俗女站一边,强迫他(她)们互相挑选[配偶]」。「各地都掀起了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抛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毁和熔化,对寺庙、佛堂、玛尼墙,佛塔恣意進行了疯象闯入般的破坏。」「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画的佛像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毫无任何道理;由于做了许多疯子也难做出的行为,因而使各阶层人民诧异透顶,心绪混乱至极,极度灰心丧气,眼中流泪,口称:我们的地方搞成了黑地方[西藏俗语中把没有宗教的地方称为黑地方]等而哀号。」(出自张戎《毛——鲜为人知的故事》)

    藏族女作家唯色在出版的《劫杀》一书也记录了中共强迫尼姑和尚进行性交,对于那些稍有不满的僧人即牢刑侍候,被关被杀的僧人不计其数,其惨烈程度令人发指。

    正是由于班禅的「七万言书」记录了实情,逆了龙麟,使他遭受和彭德怀一样的命运——文化大革命中被投入监狱近10年。而有幸逃出国外的达赖喇嘛在印度情况则好得多。他领导的流亡政府一直致力于保护西藏文化和推进藏人的教育事业,受到流亡藏人和中国藏区的藏人拥护和赞扬。在西藏境内,许多人,甚至包括许多藏族共产党干部,也偷偷地把自己的子女辗转送到印度,以便接受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提供的免费初等和高等教育。

    中共的错误政策终于在文革达到高潮,十年浩劫的血雨腥风使西藏变成了一个极其野蛮的地方。中共一方面加紧对藏民进行武力镇压,一方面大肆破坏藏族的文化和人民的宗教信仰,极力诋毁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形象。一群群被中共鼓动起来的红卫兵们,在西藏进行疯狂的打砸抢行动。他们在大大小小无数个批斗会上,将藏人毫无缘由的殴打致死;手持铁锹、镐头冲进寺院,销毁佛像,焚毁经书,砸烂法器,将整个寺院夷为废墟。被红卫兵洗劫后的西藏,惨不忍睹。就像「炮弹摧毁,战争刚结束的样子」。「西藏有大、中、小寺庙两千五百余座,后来仅存七十多座,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七多」。甚至连藏人心中神圣的僧尼人数「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三」,从十一万多人下降到七千人。(摘自张戎《毛——鲜为人知的故事》)

    据西藏流亡政府的统计,从公历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间的三十年间,由于中共的残酷统治,造成了一百二十余万西藏人的丧身。

    三.西藏的经济

    共产党对西藏的统治,不仅表现在镇压藏民,压制信仰,剥夺人身权利上。经济上,中共对西藏的破坏更是让人无法容忍。经历完文化大革命后的西藏人生活已是极为贫困。一九八零年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到西藏视察,痛心地发现,「八零年的藏人生活水准竟还不如三十年前。」「从前在西藏很少有乞丐,而当时仅在拉萨就有近万名乞丐」,中央三次派到西藏访问的代表团,「所到之处都是哭诉所遭遇的苦难」。本来,西藏地域广大,富有资源,养活当地人口是绰绰有余的。在西藏探明的126种矿产中,铀、铜、锂、白硼砂、铁等的储存量居世界首位。独特寒冷的高原气候,造就了高质量的木材,使那里成为中国最大的林区,仅靠出卖自然资源,西藏人就可以过上富裕的生活。

    但就如同大庆一样,按过去四十年的产油量计算,大庆应该是比沙特阿拉伯那些中东国家更富得流油的地方,但事实是大庆人至今连小康都没达到。究其原因乃是中共独吃独占,将所有利益抓在自己手上,当地人根本无法从中得到好处。同样,中共对西藏近乎掠夺的开发和不计后果的开采,彻底破坏了那里的自然资源和脆弱的生态系统。

    据西藏流亡政府统计,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八五年,仅从阿坝运往内地的木材就可环绕地球十三圈,砍伐量高达一亿多立方米。如此巨大的利润全归中央,当地人根本无法分享。另外,在开采矿产资源时,胡乱开挖,废弃矿井不及时回填,随意丢弃有害矿渣,污染水源,汽车肆意碾压草原,破坏草场,外加砍伐巨量森林,任意倾倒核废料,对西藏脆弱生态环境的造成致命打击。中共宣传在建国后中共对西藏投入了多少多少,但是并没有说明从西藏掠夺了多少。50年来中共对西藏总的投入还不及从西藏攫取财富的一小部分;而造成巨大的生态环境破坏,则需要数十年,几代人的代价去恢复。

    有人总结说,「中共统治西藏,使西藏的富人变成了穷人,却没有使西藏的穷人变成富人」。共产党所一贯吹嘘的「西藏的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西藏人民过上了幸福安康的生活。」如果是真的,也是后二十年取得的成绩,应该不包括前三十年的统治。

    四.文革后的西藏

    1976 年,毛终于逝世,他的错误政策亦随着他的死而被抛弃。掌握政权和军权的邓小平开始调整对西藏的政策。他释放了班禅喇嘛,并对来访的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表示:「除了西藏独立,什么都可以谈」。但有一点:「如果达赖回国,必须常驻北京」。这就是说,邓小平许诺给达赖的一切官职都是虚的,达赖回国后不可能和藏民有什么接触。说得更明白一点,他会被软禁在北京。而达赖一旦丧失人身自由,共产党再拒不履行自己对西藏的承诺,对西藏来说无疑是人财两空:丧失了达赖喇嘛,共产党就可以轻而易举的将海外的西藏流亡政府瓦解掉。那时达赖想后悔都晚了,所以双方谈判再次失败。

    中共一直宣传的是达赖喇嘛想搞分裂、想西藏独立;而达赖喇嘛多次明确地表示:西藏追求的不是独立,而是在中国宪法框架下的地区自治。他希望北京当局同意以「一国两制」作为西藏自治的基础,并就自治问题与北京展开了数十年的谈判。但谈判至今没有任何进展,达赖喇嘛无奈的表示:「我有时半开玩笑地说,我不寻求独立已经说了千百遍了,就像念六字真言一样经常在念,他们还是不相信。」(出自达赖对香港《亚洲周刊》记者的采访)

    不是共产党不信,而是在他们的眼里,宁可用武力维持西藏的现状,也比让达赖喇嘛回来治理西藏要好。只要共产党还说了算,他们在西藏的利益就可以不受损失。而达赖喇嘛已经七十三岁了,他的时间不多了。共产党完全可以靠时间来拖延。只要能应付一天,他们就不会让达赖回来。所以中共不断的往达赖身上泼脏水,说达赖要独立,是分裂者,把和谈不能继续的责任全推到达赖身上。

    这种毫无进展的状态持续到一九八九年。这一年,西藏风波再起。1月28日,十世班禅在西藏视察文革灾情时突然病逝。因为死得很突然,西藏人心震动,传闻四起。甚至有说班禅喇嘛是被陪同他返日喀则的胡锦涛下令毒死的。三月五日拉萨爆发了自一九五七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流血冲突,骚乱持续了两日。不久大昭寺升起了一面雪山狮子旗,当几十名僧尼走出大昭寺时,人们跟随她们高呼:「坚决要求严惩迫害宗教人士的凶手!」「处死杀害藏人的武警!」

    然而此事被中共认定为西藏独立的先兆,遂大开杀戒镇压。当时胡锦涛头戴钢盔在拉萨街头指挥着戒严部队。这次镇压后,作为藏族知识份子的僧人遭到大清洗。他们被强迫表态与达赖决裂,不少不接受「新戒律」的僧人被赶出了寺院,仅桑东巴日寺就有二百多名僧人被赶走。(摘自王静雯《西藏咏叹调》)。据估计:「当时约有八十至四百人丧生,而中共政府却声称只有十一人死亡」。另据当在西藏的中国记者唐达先所说:当时的镇压使四百余西藏人被集体屠杀,几千人受伤,叁千余人被逮捕。」(参见《中共统治下的西藏人权》)

    一次次反抗虽然都被镇压,但藏人心中的不满和怒火却没有被扑灭。他们心中所有的仇恨,都一点一点积蓄着,等待着总爆发的一天。

    十世班禅死后,寻找班禅的转世灵童的工作就显得很重要。1995年,位于境外的达赖喇嘛宣布他发现了11世班禅喇嘛。1995年5月14日,一个生于 1989年4月25日的六岁男孩,名字叫根顿-卓基-尼玛的,被正式任命为第11世班禅喇嘛。但是三天以后,根顿-卓基-尼玛和他的家人就神秘的失踪了,至今音讯全无。

    同时,中共官员们声称他们发现了「真正的」班禅喇嘛。一个1990年2月13日出生,名叫佳尘-诺步的男孩,被在庙里册封为十一世班禅。无神论的共产党公开在报纸大肆宣扬他们找到的这个灵童如何神奇。一个一贯声称没有轮回转世的政府,这次煞有介事的介绍起了转世投胎,并信誓旦旦宣称他们找到的才是真正的十世班禅投胎转生之人。尽管人们不相信佳尘-诺步就是真正的班禅,但他仍被共产党像扶植满洲皇帝一样扶上宝座,开始坐床。回顾这位少年班禅的公开言论,身为藏人的他,心却紧靠共产党,屡屡谴责藏人的「破坏行为」,遵循共产党的谆谆教诲。现在,这位灵童已经18周岁,长大成人的他有一张清瘦狭长的脸庞,颇不像十世班禅那样面阔额宽,宝相庄严。

    弹指一挥,时间又过去18年。这期间达赖喇嘛和北京的谈判依然毫无进展。北京政府明知达赖不寻求西藏独立,但依然指责说他是藏独分子,是分裂者。在这种论调下和谈自然不会有任何结果。但是,达赖喇嘛的「和平非暴力」主张赢得西方社会的普遍同情。多国元首接见了他,并授予他众多奖项。由于他与印度圣雄甘地,美国著名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不合作」主张不谋而合,最终在1989年12月10日在挪威奥斯陆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这是个极大的荣誉,代表了全世界对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的肯定。

    消息传来,许多藏人眼含热泪,对天祈祷,有人甚至走上街头高呼庆祝,但他们很快被北京政府再次镇压,许多人被投入监狱。随之而来的新一轮高压管制比以前更为严厉:藏人禁止悬挂达赖喇嘛的画像,甚至在家中收听或观看有达赖喇嘛自传、讲经或教诲的录音、录像带都会被逮捕和监押(1991年伦敦出版《对龙的迎战:西藏人权》33页)。与其说1951年解放军解放了西藏,不如说共产党把西藏人关到囚笼里。在「被解放」的五十年后,西藏比原来的「农奴社会」更没有自由了。

    虽然大的抗议都被镇压,但藏人的示威活动不断进行。据统计,从1987年9月到1992年间,在整个西藏范围内发生的和平示威游行至少有一百五十次(《中共统治下的西藏人权2002》)。无一例外,所有这些抗议活动都被中共镇压下去,消息也被严密的封锁了。50 年了,共产党一直靠暴力压制藏人心中的不满情绪,维持着西藏表面的平静。而要知道这种不满情绪是压制不住的。要真正消解它,必须给藏人以自由,尊重他们的信仰和生活习惯;让他们实现自制,选择自己未来的生活方式。人们可以要求藏人不去向后看,但必须给他们一个可以接受的、不受压迫的未来;可以把以前的血债一笔勾销,但得保证以后这类罪行不会再犯。如果让藏人以后依然生活在一个同以往一样没有希望、没有出路的未来,他们是无论如何不会答应的。

    去年,随着青藏铁路的通车,旅游者和外来投资者的脚步,彻底打破了高原的宁静。越来越多的汉人来到西藏,使藏人成为那些在自己家门口被孤立和边缘化的人。要想生存,必须会汉语,不会汉语便找不到工作。而与那些从温州,四川,云南等地进入西藏的经商人士相比,藏人不论在资金、经验还是在知识、学历上都落后许多。所谓的开发西藏,带动经济发展,实质上带给西藏人更多的则是危机和不确定。面对这个全新的环境,他们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竞争。在残酷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各种西方思想和国内不良习惯的渗透下,迫于生存的压力,藏人也渐渐将传统抛弃,将信仰置于一旁。没有藏民生活方式的西藏,也就不能称之为西藏;失去了佛文化的西藏,也就失去了它本身的魅力。而这恐怕是许多人最不愿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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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唯色,上面那篇文章是我贴的。你有没有塔泽仁波切自传的中文版?要是没有,我发你信箱里。--江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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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你好江琳。曾在网上下载过塔泽仁波切的自传,但前些时候电脑出问题,好多文件丢失了,包括塔泽仁波切的自传。很可惜,因为我仔仔细细地读过,还在有些地方做了笔记。你把自传发我信箱里吧,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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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谢谢江琳.
    Tibet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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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中共最大的失误就是放达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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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江琳,我已把你的文章(西藏示威必然:班禅是被胡锦涛下令毒死的吗?)转到了我的博客上,并贴一篇我的短文,以示支持。



    前噶厦金融总管回忆班禅大师被批斗(朱瑞记录整理)


    六四年,我陪老伴到北京治病,回来时,正赶上召开自治区筹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政协马上让我参加,我是列席。

    当时,针对彭真的讲话(谈的都是反复辟斗争),上层人士都要学习,比如筹委会、政协、佛协,都讨论了彭真同志讲话。

    自治区筹委会几个副主任委员跟张国华、谭冠三、张经武到林芝开会,会议的内容就是反复辟斗争问题,挽救教育班禅,叫他承认错误,大家都要帮助、批评。听说班禅大师没有承认错误,他认为那封请愿书不过是对中央和人民负责,根本没有什么阴谋诡计。

    刚开始,自治区筹委开了一个宴会,宴会上班禅代理主任委员讲了话,然后,代表发言的时候,就批评班禅,说到大班禅、中班禅、小班禅。会上,班禅在中间,张国华等人在两边,我们列席人员在下面。第一个是拉美•索南顿珠(当时是班禅大师的私人秘书)斗班禅,说是后藏有个机械学校,一个技术员嘎杰望布,被关在监狱,后来死了,拉美说,死因是班禅打了辫子,班禅是凶手。后来僧沁也揭发说班禅打击寺庙的极积分子,是哭着批判的。佛协的姜措林活佛也批判了班禅,还有昌都等地的基层积极分子及各地的代表,都批评了班禅。

    大家都谈反复辟的问题,专区的县里的积极分子,把班禅大师从中间的位子拉到了边上,然后又拉到下面的前排,下面的人都轰轰烈烈起来,主席让大家排队讲。

    本来去会场的路上,班禅坐吉普车,有警卫员。后来他的车子换成了卡施六十九即部队的越野车,警卫员变成了看守员。又把班禅拉到了台上,这时有些群众还动手打他。有一次,姜措林上去用劲拉班禅,大师差一点仰面倒下。

    当时,洁吉美(筹委副主任委员)在北京,马上把洁吉美叫来了,经师望久也来了。洁吉美一来西藏,就挨了批斗,斗了一天,公安人员给洁吉美戴上了手扣,逮捕入狱了,后来望久也斗了一天,结束时公安人员也给他戴了手扣带走了。

    恰白•次旦平措发言了。当时会场不大,有的只能听广播,恰白自首组织爱国自由战斗队,配合班禅复辟,承认了错误,当时,其他五六个成员已经逮捕了。

    就这样,筹委七次扩大会议结束了,但班禅问题还没有正式处理,软禁在班禅小楼,有人看守,班禅身边的一些爱国人士也遭遇了厄运。

    当时,自治区政府有个学习小组,政协有个学习小组,佛协有个学习小组,拉萨市还有个学习小组,有时是分开,有时是合起来,也批斗了拉美,常常是四个小组合并斗他,还从日喀则叫来了四个对拉美比较了解的上层人士,一是批斗他配合班禅的复辟斗争,二是批斗他写了一本书《加琛普哪琼屋觉巴》,污蔑共产党。另外也给团岗、顶极活佛等人开了斗争会,这些人后来都降职或撤职了,但没有入狱。

    我当时是政协学习小组组长,有一天统战部有个叫李做民的同志到政协找我,说,反复辟斗争时,你一直不积极,这是为什么呢?

    我说,班禅的情况我不了解,怎么能随便批评呢?

    他说,可能是你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

    的确,我不了解情况,但很多不了解情况的人也批斗了班禅大师。

    人是多么容易被发动起来啊!

    六五年年初,召开了全国人大政协会议,西藏新选了代表和政协委员。

    西藏的代表和政协委员变化很大,班禅大师仅留了政协委员的身份。开会时,大师没有坐飞机,只是坐一辆轿子车,由部队护送到兰州,然后到北京参加政协会,那以后,到一九八二年,班禅大师才回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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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中共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生命:从毛泽东屠杀那些跟随他南征北战,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元帅,就证明了这一切。从邓小平李鹏,让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就证明了这一切。从江泽民毫不手软地追杀法轮功,就证明了这一切。从胡锦涛今日扫荡青藏高原,就证明了这一切。

    中共从来都没有失误,只有精心策划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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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朱瑞,误解了,那篇不是我写的。我转的是关于塔泽仁波切的那篇。--江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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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楼上的这篇《中共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生命:从毛泽东屠杀那些跟随他南征北战,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元帅,就证明了这一切。从邓小平李鹏,让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就证明了这一切。从江泽民毫不手软地追杀法轮功,就证明了这一切。从胡锦涛今日扫荡青藏高原,就证明了这一切。

    中共从来都没有失误,只有精心策划的阴谋。》写的归纳的很精辟,多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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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据环球时报9月8日报道,达赖喇嘛的大哥土登诺布9月6日美国时间下午4点钟因病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家中去世,享年86岁。

    达赖喇嘛兄长晋美土登诺布,即土登晋美诺布(Thupten Jigme Norbu),法号塔泽仁波切,于1922年出生在西藏安多达泽地区,3岁时被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确认为塔泽仁波切的转世灵童,并且领受塔泽仁波切圣号,享有崇高宗教地位,当时达赖喇嘛尚未出生。8岁开始在宗喀巴大师所创立的西藏安多地区塔尔寺(古本寺)中学习佛学经典,27岁开始担任塔尔寺堪布。

    1940年塔泽仁波切抵达西藏首都拉萨后,达赖喇嘛正式担任西藏政教事业的最高领袖职务。

    据悉中共政府曾在安多塔尔寺要求塔泽仁波切前往西藏首都拉萨劝说年仅15岁的弟弟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地位。但他后来反而帮助弟弟逃到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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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江琳:塔泽仁波切的自传,能否也给我发一份?我的邮箱是 honsing.poon@gmail.com。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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