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23日星期二

嘉央诺布:回忆第一位让赞步行者



Remembering the First Rangzen Marcher – Jamyang Norbu

嘉央诺布:回忆第一位让赞步行者
http://www.jamyangnorbu.com/blog/2008/09/17/remembering-the-first-rangzen-marcher(“让赞”,藏语意为“独立”)

译者:台湾悬钩子
http://rosaceae.ti-da.net/e2355317.html


1988年10月的一天晚上,已是深夜时分,我被一通来自美国的电话吵醒。我当时住在日本,教授英文,偶尔为日本时报写书评。之前几年,我在西藏流亡小区的二十年工作才刚刚结束——我本来是西藏话剧团(Tibetan Institute of Performing Arts, TIPA)的团长,为了一两出戏中别人所认为的不敬之处而遭到解雇(还加上一帮暴力的摩洛甘济McLeod Ganj的暴民的帮助 )。

那个着急的声音用藏语问我:“嘉央诺布,嘉央诺布,你听得到我吗?我是图登晋美诺布。”我一时之间不知道这个名字是谁,然后恍然大悟,知道他就是塔泽仁波切,达赖喇嘛的大哥。

“是的,仁波切我听得到。你好吗?”

“嘉央诺布,嘉央诺布,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

“什么事,仁波切?”

“他们放弃了我们的让赞。”

“仁波切,你在说什么?”

“嘉瓦仁波切在这个名叫史特拉斯堡的地方作了一个声明……”(译注1)

然后他告诉我所发生的事情。

我跟达赖喇嘛的家人并不亲近,而我也花了一点时间才明白为什么塔泽仁波切跟我联络。原因大概是因为我之前在《西藏评论》发表的一些文章,我经常性地分析并且谴责西藏政府的政策,认为噶厦降低了西藏独立的重要性,好与中共和解。我最后在那里发表的文章是一篇分成两部份的文章(《在边缘之上》,1986年10月号、11月号),文中警告愈来愈多汉人移民至西藏的危险。我强调唯一处理这个危机的办法,不是安抚北京,而是积极地不鼓励在西藏的贸易、观光与投资,让西藏不稳。在邓小平自由化的早年,是有机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的。当然,噶厦根本忽视我的报告。一两个英国读者指控我,说我破坏了汉藏之间的美好新关系。

“你会怎么做?”仁波切在谈话的最后问我。

我能说什么?我告诉他我不知道;我不处于可以做事的位置上。

我想我的答案让他失望,然而那一次的谈话开启了我们的友谊。我们双方都有一点在情绪上依赖这份友谊。因为那些支持独立的人在流亡小区里变成愈来愈边缘化,而且任何对于中间道路有所怀疑的人,都很容易受到“反对”达赖喇嘛的指控。所以即使是你刚好住在地球的另一端,你也从这种友谊之中寻求力量,不管距离多远,没有放弃让赞的人彼此互相支持。

当时的仁波切早已过了年富力强的年纪,事实上,他是在七十三岁时,靠着劳伦斯‧葛尔斯坦(Lawrence Gerstein)的帮助,创办了国际西藏独立运动,并且领导了几次的独立步行活动,行踪遍及美国与加拿大。我在那些年头里住在达兰萨拉,编辑着西藏新闻《人民》(Mangtso),每次看到仁波切步行的照片,都很令人精神振奋,他很有精神地迈着步伐,反戴着一顶白色的棒球帽,告诉美国: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美国人应该支持西藏。

他似乎总是以笑容做出这样的声明。仁波切不是一个神情严肃咬牙切齿的民族主义者。他对于让赞的信念并不是来自于对中国人民的憎恨,或者某种超级爱国的教条或哲学,而仅仅只是出于他对中国之于西藏真正的意图没有任何幻想。仁波切相信西藏需要独立,不是为了某种高尚的意识形态原因,而是一种基本的条件,因为藏人的生存——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文化、甚至他们的宗教都仰赖独立才能获得保证。仁波切很确定,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我感觉,仁波切的想法之中,对这一点思考的明晰,源自于他在当塔尔寺主持时,在安多遭遇的共产党领袖,这一帮人都是粗鄙、自以为是、狡诈而又喜好杀人的人——他们都是非常野蛮血腥的中国内战的产物、毫无人性的人。仁波切在他的自传《西藏是我的国家》里很准确地描写他们。左翼的宣传家,如埃德加‧史诺,给我们一种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与官员都是理想化的农民改革者,怀抱着道家圣贤的理想,但任何知道一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人就会知道红军之中,有许多人都是前军阀的手下、佣兵、土匪、地头蛇等等。仁波切也目睹了他们如何歼灭塔尔寺附近,鲁沙尔镇(位于今日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县境内)的穆斯林回人。当红军屠杀囊拉(Nangra)、霍莫卡(Hormukha,应写为Hormokha)的安多人,并且开始他们对果洛人的种族歼灭战之时,仁波切人就在安多。

在安多,共产党人并没有试图使用狡计与甜言蜜语来赢得人心。大概是因为他们觉得青海早已是囊中之物,所以不必多费精神。另一方面,他们对卫藏的入侵,结果却相当不确定,所以共产党人慎选他们在拉萨与昌都的代表,确定他们的人选都是表面上看起来很愉快、很有口才的人物。

圣尊达赖喇嘛所遇到、并且有来往的第一批中共官员都是亲切有魅力、处世圆滑的人物,如平措汪杰、或者像刘格平这样死硬的共产主义信徒(译注2),这两位就是向达赖喇嘛传扬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历史与苏联民族政策的人。平措汪杰在他的自传里提到,“达赖喇嘛对学习着共产主义的各种层面非常热心,而我想我对他的思考有所影响。即使到今日,他有时候还说他是一半佛教徒,一半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谨记的是,圣尊当时非常年轻,还在容易受到他人影响的年纪。他长期牢固的信念,认为可以就西藏问题与中国领导人达成某种谅解,大概是受到这种早年的经历所影响。

但塔泽仁波切当时已经成年了,他比圣尊大十三岁,而他与共产党人的交往经验,使他坚信中国对西藏的意图是邪恶的。仁波切自己也能够伪装,他想办法装出对于共产党人的提案有所接受的样子。他们于是决定派他到拉萨去赢取达赖喇嘛的信任。仁波切描述与他接触的共党领袖不可置信的粗糙方法:如果他可以说服达赖喇嘛,让西藏政府放弃抵抗中国军队的入侵的话,他们答应要聘任他为西藏“省长”(chikyap)。他们甚至还暗示他,如果达赖喇嘛太过碍手碍脚的话,他们就会想办法处理掉他,而仁波切说不定也可以自己动手,“……以达到(他当上西藏省长)目的”。

仁波切在人民解放军入侵之前来到拉萨,告诉他弟弟每件事。他的忠告也许就是促成年轻的达赖喇嘛与西藏内阁在昌都沦陷之后,决定离开拉萨。当西藏政府与达赖喇嘛决定暂时在春丕谷(Chumbi valley)的错模(今日西藏自治区日喀则亚东县)住下来,仁波切决定他要继续前往印度。一旦到了印度之后,他的老朋友,帝洛巴仁波切与他连络。他告诉塔泽,他已经透过自由亚洲委员会(一个CIA的附属机构)安排他前往美国。帝洛巴仁波切是地位非常崇高的蒙古喇嘛,曾经经历过斯大林的整肃,并且在1949年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邀请前往任教。而运作此事成功的美国人是一位杰出的东方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当时他是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部门的重要顾问。很讽刺的是,这位帮助蒙古高僧、又间接帮助塔泽仁波切逃离共产党迫害的人,居然会在后来变成麦卡锡参议员反共运动所针对的主要对象,并且面临作为“高级苏维埃间谍”的虚伪指控。

仁波切在美国一开始并不顺利,他的健康不佳,又不会说英语,也没有钱。但他慢慢地学习着英语(在加州柏克莱),甚至在印度政府无法更新他的居留证而美国政府又不给他庇护时,停留在日本寺院几年,期间学会了日语。CIA当时因为西藏的代表与北京签订了十七条协议,而达赖喇嘛也返回了拉萨,对塔泽仁波切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兴趣。最后,大概三年之后,他在美国基督教世界救济会(Church World Service)的朋友,为仁波切取得返回美国的许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向几个学生教授没有学分的藏语课程,因此赚取一点微薄的收入,而他的仆人顿珠嘉赞则必须到工厂里去作工。我从他的自传里得到的印象是,仁波切在他小小的纽约公寓里每天晚上都在“……根据传统的西藏食谱”煮汤(很有可能是汤库thinkhuk,是一种羊肉或牦牛肉与青棵熬煮加盐的美味汤)。

当时,西藏与共产党人正处于蜜月时期,许多商人、喇嘛、寺院、贵族与尧西(译注3)都对中国人带到西藏四处散布的银元十分高兴。他在他的自传里非常坦白地提到,许多试图劝仁波切回家的旧识里,包括他自己的亲戚在内。但仁波切相信这些得来容易的钱财,与共产党人的亲切都只是过渡时期而已,很快对方就会露出真面目。他的弟弟,嘉乐顿珠,稍早曾经在南京的国民党学校里读书,对于共产党人也不太信任,也从中国逃往印度。

当达赖喇嘛在1956年前往印度参加菩提伽耶的庆典时,仁波切立刻飞往印度,与嘉乐顿珠一起,试图劝服弟弟在印度寻求庇护。其他的流亡藏人领袖,如前总理(首席噶伦)鲁康娃,也恳求达赖喇嘛不要回西藏去。但到了最后,达赖喇嘛咨询了国家的护法神。达赖喇嘛在《流亡中的慈悲》中提到,当时神巫对鲁康娃在场十分生气,然而鲁康娃还是拒绝离开。老贵族鲁康娃警告达赖喇嘛,“当人绝望时,他们就寻问众神;而当神绝望时,他们就会说谎。”然而达赖喇嘛还是返回了拉萨。

非常失望的塔泽仁波切飞回纽约。但此时,东藏各地的反抗已经全面爆发,而仁波切与美国国务院保持经常性的连系。他也重新与CIA建立了连系。在接受我的专访时,他说他后来把所有的连络数据都转交给他的弟弟。他并没有明确地说出来,但我假定他觉得嘉乐顿珠对于这种密谋策动比较在行,而且又富有外交手腕,可以充份利用与美国政府的连系来促进西藏的利益。

仁波切也帮忙在塞班岛训练第一批的藏人游击队(包括阿塔、洛泽、嘉洛旺堆等等),他的角色是翻译。仁波切与卡尔梅克的高僧格西旺杰(Geche Wangyal)也帮忙CIA发明了一套电码系统,以指称那些藏语字汇中没有的事物,并且创造了一套有关于现代战争与情报收集的精确书写系统。仁波切与格西旺杰也参与了写作游击战、破坏战等技巧的手册。

仁波切懂多种语言:藏文、蒙文、日文、中文、英文,还有他故乡西宁的方言,显示他作为学者的天赋,也许他也觉得战事与间谍战的种种,与他的本性并不相符,他还是回到了学术界。但也开始为西藏难民组织救济工作,靠着他在美国基督教世界救济会(Church World Service)朋友的帮忙。

仁波切在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开启了藏学研究的计划,也开始在印第安纳大学发展出类似的计划,后者他并且获得了教职。1965年他开始在那里教书,他的一个学生告诉我:“他很容易就可以吸引学生来上他的课。”

这位高僧、格鲁教派最重要寺院之一的主持、达赖喇嘛的长兄,最让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他对于教授佛法或者成立佛法中心并不感兴趣,反而是想让世界知道西藏的文化、历史、土地,以及更重要的,西藏的人民。这个特征在他的书《西藏:历史、宗教、人民》当中特别清楚——这本书他与柯林‧滕布尔(Colin Turnbull)合写(译注4)。这是一本关于西藏历史的美妙百科全书式的记载(特别是民俗史与天文学),他还描写了藏人的生活,夹杂着各种传说、神话,以及仁波切小时候、生活与旅行的个人经历(对历史书而言是相常罕见的)。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玛格莉特‧米德(Margaret Mead),说这本书“独特、善感而美丽”。

也许有人会说这本书多少理想化了藏人的生活方式。但它从来没有走到蓄意欺骗或荒谬的程度,然而它清楚地是一种表达,一种象征,是仁波切对他的人民与他的国家深层与真挚的感情的呈现。我发现这本书很令人着迷,我甚至在德里买了十几本,并且在七零年代早期用在话剧团作为高年级学生的英文教科书,也作为教授他们历史与文化的入门书。这本书也包含一套民俗艺术家,洛桑丹增的画作:描绘着藏人的服饰、家用器皿、农业用具、武器、牧民的营地还有帐篷内部,每一张图都有编号,旁边也有说明。这些图画本身就是文化的资产。虽然现在连平装本都已经绝版,旦我想二手书还可以在Alibris或EBay(译注5)上买到。

前几天一个朋友告诉我,诗人唯色也写了一篇有关塔泽仁波切的文章,还提到她是以中国官方的内部翻译资料,读到仁波切的历史书的。我的朋友从唯色博客那里翻译了这一段话:

“那本书,我最早看到应是1990年,当时我刚刚回到拉萨,是一个已被汉化得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几无所知的年轻人。那本书,在我以及境内许多藏人当时的阅读范围内,是我们能够读到的第一本译成中文的西藏人写真实西藏的书。从那时起,那本书被我视为珍宝,走到哪里都要带在身边。”

当然,仁波切是个很有灵性的人,可能他的灵性非常深邃。他是以僧侣与朱古的身份被教育长大的,而他的书也肯定不是一部世俗的历史。但与其他西藏喇嘛与格西不同的是,塔泽仁波切清楚地看到虽然宗教是西藏生活的重要特征,但只是定义藏人生活、藏人身份的多种特色的其中之一而已。仁波切告诉我,虽然他相信他的弟弟是达赖喇嘛的真转世,但他并不觉得自己在灵性上很特别。在他的历史书里,他坦诚地提到,他作孩子时,面临朱古的测试,他并不认得摆在他面前的各种物品。仁波切尤其是一个很诚实的人。他最讨厌那些到处声称自己拥有特殊的法力修为,事实上没有,却利用佛法作为幌子来获得物质好处的人。他本人拒绝给别人上宗教的课程。事实上,仁波切把藏学课程里的必修的宗教课程转让给另外一位教授去上。

跟仁波切交谈总是很容易。在他面前你不必拘束,在他面前你也从不觉得尴尬,不会不知道是否需要敬礼或磕头或者得到摩顶。你只是跟他握手,说说笑话,告诉他从达兰萨拉传来的最新闲话。他不会像其他有权力的藏人一样高高在上。我在九零年代晚期搬到美国后,更有机会与他见面、与他说话。当然我们谈话的其中一个重要主题是让赞,还有我们如何才能促进那个理想,即使只能发挥很小的作用。


共享让赞的理想与信念的塔泽仁波切、索南旺堆拉、图登次仁拉、拉珍哲彤拉、我自己还有其他人,创办了让赞连盟。仁波切于2001年11月23-24日在印第安纳的布鲁明顿,主持了第一次让赞连盟的计划会议。其中两位(由彼德布朗Peter Brown陪同)也开始了横越二十八州、(加拿大)五省、哥伦比亚特区的让赞之旅,我们旅行了一个月,并且尽可能地连络西藏小区、藏人、友人,来重新点燃一年一年愈亦沉寂虚弱的西藏独立奋斗。仁波切写了一封满怀热忱的支持信,我们分寄给每个小区,好向各地的藏人自我介绍,也介绍我们的任务。

当然仁波切也是有缺点的,也不乏批评他的人。其中一个反对他的批评是他远离了西藏社会,没有留在达兰萨拉为流亡政府工作。这样的指控是有一些道理的,虽然仁波切曾经是西藏图书馆的馆长,也曾经担任达赖喇嘛的驻日代表。但这些都为期很短。我知道他的某些尧西亲戚也因为这样而批评他,就好像我过去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批评一样。

但假如我现在为他辩护的话,我也许会说,他与流亡政府与流亡社会所保持的距离,允许他智识上保持自由,得以继续坚持独立的理想。如果他真的为达兰萨拉政府工作的话,因为要担当高位就意谓着必须与政府政策完全同调,我们也许就会有另外一位失败的协商者:他就会加入嘉乐顿珠、洛迪嘉日等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的长长名单里。然而让赞的奋斗就会因此而失去一个导师,一个同志。

就因为他没有留在达兰萨拉,即使是在美国中西部的旷野里,塔泽仁波切才有办法保持“让赞的火烬”,并且给我们传达他的信念:西藏独立是绝对不容妥协的,而且(就像我之前提到的)是西藏人民、西藏语言、西藏文化、甚至他们的宗教续存的一种基本的条件,一种必要的条件。

在2002年晚期,仁波切好几次中风,行动不便,说话不清。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是一年以前,他似乎已经认不得我了。然而他还是想办法跟我们在一起,今年三月让赞革命在西藏发生之时,全球各地的藏人都在挑战共产中国对西藏的占领。接近仁波切的人告诉我,他似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2008年6月的自由火炬起程典礼上,他也出席了。

仁波切还出席另外一个活动的闭幕典礼,那就是七月四日在费城举行的自由步行运动。我听到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嘎玛嘉措的录音,某个人想让仁波切在该场合上说一两个字。当然仁波切因为中风的关系,说话的能力几乎完全受到影响了,但他十分努力地想要表达什么。只有两个音节,非常模糊,一再地喃喃重复着。听起来非常不清楚,但假如你很努力地聆听,听起来他好像在重复两个音节,“嗯……嗯……让-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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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1:史特拉斯堡宣言:达赖喇嘛于1988年访问欧洲议会时,散发了一份文件,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他在里面提出,由多卫康三区所组成的西藏,应该变成一个自治的政治体,并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结盟。而达赖喇嘛将会以放弃独立的主张来作为回馈。

译注2:1954-55年,达赖喇嘛在北京期间,时任中共统战部副部长的刘格平是陪同者。

译注3:尧西,历代达赖喇嘛的家族。

译注4:Colin Turnbull是英国人类学家,以《丛林人》(The Forest Man)一书闻名。中国大陆翻成柯林‧特吕布尔,台湾亦有译作特恩布尔者。

译注5:Alibris与Ebay都是拍卖二手物品的网站。

8 条评论:

  1. 达赖喇嘛在巴黎给藏人演讲时说:“不要依靠喇嘛,西藏人应该有自己的政府自立。不要依靠达赖喇嘛。喇嘛是喇嘛不易搞政治。像我,中国政府等着我过世。这一点不得不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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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呵呵,藏独分子终于到了风烛残年,其罪恶的藏独事业最终如同过往云烟,悄然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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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我作为一名汉人誓死支持藏人的正义事业!达赖喇嘛万岁!残忍的中国人,你们继续沐浴在胡锦涛的和谐阳光下喝着毒奶吃着毒猪肉过着糜烂下流的生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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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保护伟大的中华民族!
    我不是汉人,但我有很多汉族朋友,我的多数朋友都和我有着同样的见解。广大汉人和其他民族一样,蒙受着政府和贪官们的欺诈,在民族主义的糖衣炮弹下相互憎恨,相互斗争,最终残害自己。
    很多汉人,尤其是年青人,一提“疆独或藏独”就急,怕伤害中华民族。可是三鹿奶粉摧残中华民族的后代,民族主义的勇士们一声不敢啃;住用豪华办公楼和住宅的贪官们以豆腐渣校舍压死了中华民族的后代,民族主义的勇士们也一声不敢啃;还有山西的黑窑的童工奴役;河南艾滋病侵害的无辜孩子们;天安门坦克压成肉酱的青年们,等等等等说不晚的事列,都灭绝中华民族的后代,民族主义的勇士们该说一句话了吧?怕了吧???请保重自己,要保护伟大的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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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王立雄写的天葬,我周围很多人都读过,就是主权解释不严肃,和徐明旭的阴谋与虔诚,各有所长。唯色,你咋看这两本禁书。很多所谓汉人精英都是看这两本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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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徐明旭的《阴谋与虔诚》通篇都是胡说八道,几乎不值一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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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在深夜看完这篇文章,仿佛让我看到划过天边的闪电。我永远是藏族人。支持一切正义的事业。李云和200892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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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圣尊达赖喇嘛所遇到、并且有来往的第一批中共官员都是亲切有魅力、处世圆滑的人物,如平措汪杰、或者像刘格平这样死硬的共产主义信徒(译注2),这两位就是向达赖喇嘛传扬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历史与苏联民族政策的人。平措汪杰在他的自传里提到,“达赖喇嘛对学习着共产主义的各种层面非常热心,而我想我对他的思考有所影响。即使到今日,他有时候还说他是一半佛教徒,一半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谨记的是,圣尊当时非常年轻,还在容易受到他人影响的年纪。他长期牢固的信念,认为可以就西藏问题与中国领导人达成某种谅解,大概是受到这种早年的经历所影响。
    --------------------如果说当时年轻的达赖喇嘛是受到了“圆滑”者如平汪啦的影响,那么如今经历过无数磨难的他还称自己是半个马克思主义者,嘉央诺布先生对此怎么解释?他长期牢固的信念,只是因为和他提倡的佛教理念相符而被他坚持,不然谁会对中共这样卑劣的谈判对手存有希望,即使他们以前留下过多么美好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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